分析法学派（共12篇）
分析法学派 篇1
摘要：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 其理论和实践都是比较成功的。当前, 我国面临着税收过重、负担不公、经济效益低下、政府开支过大、第三部门发育不足等问题, 这就需要借鉴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当前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税收和政府支出, 减少政府的干预,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供给学派,我国经济现状,有益启示
一、供给学派
1. 供给学派的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一直奉行以凯恩斯强调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 它对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 由于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过度强调消费, 导致美国出现经济滞胀。这一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并予以解决的。此时, 供给学派应运而生, 他们重拾萨伊定律, 认为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 强调供给在供需关系中的首要地位。供给学派认为应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重点从消费转向供给, 他们认为:要素供给是前提, 供给效率是枢纽和关键, 而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是结果。
2. 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主要的经济政策主张是:第一, 大幅度地、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 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第二, 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 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 从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第三, 供给学派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 主张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 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第四, 缩小政府开支, 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 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这其中, 减税是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二、当前我国需要借鉴供给学派理论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较快的时期。但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经济总量很大, 但是经济质量较差, 我国国民储蓄多, 但投资少
当前, 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位,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主要的工业产品均供过于求, 但是, 供过于求的多是低附加值产品, 而大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有效供给却显得不足。一个相对突出的问题是众多的产品质量低劣,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表现为假冒伪劣多、消费者投诉多、事故多等现象。据统计,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已经超过20万亿元, 但投资却不足。私人企业投资增长缓慢, 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热情, 不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
2. 我国税收过重、负担不公、监管较松
现今税费率过高已为各方 (包括税务部门) 公认, 普遍的看法是, 如果完全依法纳税, 中国企业大部分将陷入亏损。另外, 我国还存在着税收监管不力, 处罚太轻的现象, 对于偷、漏税上千万的也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 不少富人都没有按照规定交税。
3. 政府干预过多, 缺位、越位、不到位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制约
从某种意义上看, 中国政府是一个建设型政府。政府首长忙着搞项目, 争投资, 下任务。但对于政府应该做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却积极性不高。政府手中的权力不愿意下放, 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4. 我国经济效益低下, 资源浪费严重
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依靠耗费大量资源来加快经济发展, 经济总量虽然在不断扩大, 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我国目前资源利用率低20%~30%, 单位产品耗能高40%。
三、供给学派理论对我国的有益启示
我们不难看出, 税收过重、负担不均、经济效益差、劳动者积极性不高、政府开支过大等问题在威胁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我们有必要采取减税等措施, 具体来说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减少税收, 刺激投资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企业所得税的改革, 要统一税法, 公平税负。对企业所得税的课税要素进行全面规定, 以期为所有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透明的税收环境。此外,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我国应把政府和企业的“时间税”、“行贿税”降到最低。国外有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改革时, 把政府强行占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时间的干预方式称为“时间税”, 另外把企业向公共部门官员行贿以获取直接的私人收益的行为称为“行贿税”。如果把行贿税在企业平均销售利润中的比例作为参数, 企业利润中行贿税的比例从10%到30%不等。因此, 我们应采取措施把两者降到最低, 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发展后劲。
2. 减少政府干预,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过去我们只注重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的作用, 政府要作为投资主体把投资搞上去, 以此完成GDP的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财政政策, 还是在多搞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我们要注意, 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一些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包括对企业技术改造的项目的投入, 不应该由政府自己做, 而是要由企业自己投入。投资主体一定要改变, 要由政府投资置换到企业, 不断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 使得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资金的支持。
3. 减少政府开支, 降低行政成本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必须降低成本。我们要在思想上认识到, 节制政府能耗, 不只是为了节约经济成本, 更是为了体恤民力尤其是体恤人的生命和健康, 是为了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方针政策。在具体措施落实过程中, 必须强化人大对一切公共部门的监督和制约, 首要的是财政上的监督和制约。另外, 公共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共部门的职能范围、公共部门的定价、公共支出的效益分析, 这些都应该列入人大的职权范畴。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人大权威, 尤其是人大决定公共服务价格的权威, 是建立节约型政府在体制上的主要突破口。
参考文献
[1]金鑫, 徐晓萍.中国问题报告 (第三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金鑫, 徐晓萍.中国问题报告 (第三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马琳琳.供给学派与中国经济现状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马琳琳.供给学派与中国经济现状研究.东南大学学报
分析法学派 篇2
精神分析学说，其实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又称心理分析论，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该理论是在治疗精神障碍的实践中产生的，后来成为一种强调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理论，有时称为“深层心理学”。
创立者为奥地利心理学家S.弗洛伊德。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早期精神分析理论也称弗洛伊德主义。为了有所区别，该理论在弗洛伊德之后的发展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或新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学派是弗洛伊德在毕生的精神医疗实践中，对人的病态心理经过无数次的总结、多年的累积而逐渐形成的。主要着重于精神分析和治疗，并由此提出了人的心理和人格的新的独特的解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人的本能的、情欲的、自然性的一面，它首次阐述了无意识的作用，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在行为中的作用，开辟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它重视人格的研究、重视心理应用。
2.产生原因
奥地利的弗洛伊德（Freud,S.）是位精神病医生，他从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发展起来了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同时也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学说。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含着两个主要的部分：意识和无意识。意识是能够觉察得到的心理活动；无意识包含人的本能冲动，以及出生以后被压抑的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因为社会行为规范不允许满足，而被压抑到内心深处，意识不能将其唤起。
它不同于觉察不到的通常意义上的无意识，为区别起见，后来经常将其叫做潜意识。后来，弗洛伊德又提出前意识的概念，认为前意识是介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一种中间心理状态。它是那些此时此刻虽然意识不到，但在集中注意认真回忆搜索的情况下，可以回忆起来的经验。弗洛伊德还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并认为三者发展平衡，就是一个健全的人格，否则就会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潜意识动机的作用，以及儿童期经验对人的心理及人格的影响，由于弗洛伊德的强调和重视，才为心理学界认识，对心理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乃至整个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基本内容
精神层次理论
该理论是阐述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的意识层次包括意识，下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好像深浅不同的地壳层次而存在，故称之为精神层次。
人的心理活动有些是能够被自己觉察到的，只要我们集中注意力，就会发觉内心不断有一个个观念、意象或情感流过，这种能够被自己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叫做意识。而一些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或生命力却在不知不觉的潜在境界里发生，因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本人的理智，无法进入意识被个体所觉察，这种潜伏着的无法被觉察的思想、观念、欲望等心理活动被称之为潜意识。
下意识乃界于意识与潜意识的层次中间，一些不愉快或痛苦的感觉、觉、意念、回忆常被压存在下意识这个层次、一般情况下不会被个体所觉察，但当个体的控制能力松懈时比如醉酒、催眠状态或梦境中，偶尔会暂时出现在意识层次里、让个体觉察到。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
自我其德文原意即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性本能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两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生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与个体生存本能，其目的是保持种族的繁衍与个体的生存。弗洛伊德是泛性论者，在他的眼里，性欲有着广义的含意，是指人们一切追求快乐的欲望，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当这种能量（弗洛伊德称之为力必多）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
弗洛伊德将人的性心理发展划分为５个阶段：
①口欲期；②肛门期；③性蕾欲期；④潜伏期；⑤生殖期。刚生下来的婴儿就懂得吸乳，乳头摩擦口唇粘膜引起快感，叫做口欲期性欲。１岁半以后学会自己大小便，粪块摩擦直肠肛门粘膜产生快感，叫做肛门期性欲。儿童到３岁以后懂得了两性的区别，开始对异性父母眷恋，对同性父母嫉恨，这一阶段叫性蕾欲期，其间充满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儿童会体验到俄底普斯（Oedipus）情结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情结，这种感情更具性的意义，不过还只是心理上的性爱而非生理上的性爱。只有经过潜伏期到达青春期性腺成熟才有成年的性欲。成年人成熟的性欲以生殖器性交为最高满是形式，以生育繁衍后代为目的，这就进入了生殖期。
弗洛伊德认为成人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前三个发展阶段已基本形成，所以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早年期创伤性经历和压抑的情结。
弗洛伊德在后期对提出了死亡本能即桑纳托斯（thanatos），它是促使人类返回生命前非生命状态的力量。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生命的最后稳定状态，生命只有在这时才不再需要为满足生理欲望而斗争。只有在此时，生命不再有焦虑和抑郁，所以所有生命的最终目标是死亡。死亡本能派生出攻击、被坏、战争等一切毁灭行为。当它转向机体内部时，导致个体的自责，甚至自伤自杀，当它转向外部世界时，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仇恨、谋杀等。释梦理论
弗洛伊德是一个心理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严格的因果关系，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梦也不例外，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欲望的满足，在睡眠时，超我的检查松懈，潜意识中的欲望绕过抵抗，并以伪装的方式，乘机闯入意识而形成梦，可见梦是对清醒时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欲望的一种委婉表达。梦是通向潜意识的一条秘密通道。通过对梦的分析可以窥见人的内部心理，探究其潜意识中的欲望和冲突。通过释梦可以治疗神经症。心理防御机制理论
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的一种防卫功能，很多时候，超我与原我之间，原我与现实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和冲突，这时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这时自我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以某种方式，调整一个冲突双方的关系，使超我的监察可以接受，同时原我的欲望又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从而缓和焦虑，消除痛苦，这就是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它包括压抑、否认、投射，退化、隔离、抵消转化、合理化、补偿、升华、幽默、反向形成等各种形式。人类在正常和病态情况下都在不自觉地运用，运用得当，可减轻痛苦，帮助度过心理难关，防止精神崩溃，运用过度就会表现出焦虑抑郁等病态心理症状。
压抑——当一个人的某种观念、情感或冲动不能被超我接受时，就被潜抑到无意识中去，以使个体不再因之而产生焦虑、痛苦，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主动遗忘和抑制。如很多人宁愿相信自己能中六合彩而不愿想像自己出街时遇车祸的危险，其实后一种的概率远比前者大，这是一种压抑机制的不自觉运用，因为当人意识到每次出街都要面临车祸的威胁时就会感到焦虑，人为了避免焦虑故意将其遗忘。
否认——指有意或无意地拒绝承认那些不愉快的现实以保护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如有的人听到亲人突然死亡的消息，短期内否认有此事以减免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
投射――指个体将自己不能容忍的冲动、欲望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以免除自责的痛苦，如一个人性张力过大，做梦时都梦见另一个人与异性在发生性行为，这是自我为了逃避超我的责难，又要满足自我的需要，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从而得到一种解脱的心理机制。退行――当人受到挫折无法应付时，即放弃已经学会的成熟态度和行为模式，使用以往较幼稚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叫退行。如某些性变态病人就是如此，成年人遇到性的挫折无法满足时就用幼年性欲的方式来表达非常态的满足，例如在异性面前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等。
隔离――将一些不快的事实或情感分隔于意识之外，以免引起精神上的不愉快，这种机制叫隔离，如人们来月经很多人都说成“来例假”人死了叫“仙逝”“归天”，这样说起来可以避免尴尬或悲哀。
抵消――以象征性的行为来抵消已往发生的痛苦事件，如强迫症病人固定的仪式动作常是用来抵消无意识中乱伦感情和其他痛苦体验。
转化――指精神上的痛苦，焦虑转化为躯体症状表现出来，从而避开了心理焦虑和痛苦，如歇斯底里病人的内心焦虑或心理冲突往往以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如瘫痪、失音、抽搐，晕厥、痉挛性斜颈等等，病者自己对此完全不知觉，转化的动机完全是潜意识的，是病者意识不能承认的。
补偿――是指个体利用某种方法来弥补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从而掩盖自己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这种作用。
合理化――是个体遭受挫折时用利于自己的理由来为自己辨解，将面临的窘境加以文饰，以隐满自己的真实动机，从而为自己进行解脱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升华――指被压抑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或欲望用符合社会要求的建设性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用跳舞，绘画，文学等形式来替代性本能冲动的发泄。幽默――是指以幽默的语言或行为来应付紧张的情境或表达潜意识的欲望。通过幽默来表达攻击性或性欲望，可以不必担心自我或超我的抵制，在人类的幽默中关于性爱，死亡、淘汰，攻击等话题是最受人欢迎的，它们包含着大量的受压抑的思想。
反向形式――自认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心欲望或冲动会引起自我和超我的抵制，表现出来会被社会惩罚或引起内心焦虑，故朝相反的途径释放导致反向形成。如有些恐人症的病人内心是渴望接解异性的，但却偏偏表现出对异性恐惧。
4.基本原理
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在于治疗者的解释协助病人能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病情有所领悟和了解，特别是压抑的欲望，隐藏的动机，或者不能接触的情结，通过自知力的获得，了解自己的内心，洞察自己适应困难的反应模式，能进而改善心理行为为及时处理困难的方式，间接接触精神症状，并促进自己的人格成熟。
所谓知难行易，能懂得自己的心理，随着也就能自己去操纵自己的行为，消除困难。可是要去体会自己内心隐藏的动机，面对潜意识境界的情结，或者了解自己心理与行为上的缺点，并非容易，往往会遭遇到心理上的阻抗，阻碍对自知力的形成，称为阻抗现象。它通常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正面的反驳治疗者的解释，拒绝说明，不愿听取，甚至停止治疗。所以如何适时且适当的供给指导解释，并能较好的处理病人的阻抗作用，乃是治疗上的技巧。
假如病人的病情乃因内心有说不出的痛苦或矛盾，不能表达的症结，或不可满足的欲望。而一直闷在心里受折磨，治疗的要点乃在协助病人能透露其矛盾，表达其苦恼，发泄被压抑的情感，以便取得心理上的舒畅。这样的情况治疗的技巧乃能以批判的态度，以同情心体会病人的心里情况与处境，听取苦恼，是病人能宣泄，表露内心的感觉与情欲。
虽然分析的治疗，乃在促进病人对自己心理的了解，获得认知上的自知力但是自知力不止于认知上的了解，而需连带的影响情感上的变化。所以不只是理智上的了解，而是情感上的体会及行为上的表现。精神分析的理论特别强调情感与欲望是行为的主要原动力，如何纠正更改感觉，情绪和情感乃是治疗的焦点。
分析性心理治疗，其重点不止在于解除精神症状，而只在于改进病人对于现实的心理适应方式，包括对内如何处理自己的欲望要求，调节超我的适当控制，以较有效的方式来应付外界之现实的要求。即治疗的范围要包括内在的精神，人际关系，现实的适应。其最终目标乃在促进自我性格的成熟。因此治疗的目的要与病人协商，依病人的需要与治疗动机而调节治疗的期间与范围。
5.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与步骤1，心理活动的探讨2，综合了解心理3，指导解释4，工作修通 适应症对于因受特别情结或心理挫折而呈现“神经官能症”或“环境适应障碍”的病人有用，同时也可运用对人的深透性了解的特征，来补助各种其他方式的心理治疗，及我们日常对各种精神病患者的医护工作。
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的较量 篇3
【关键词】自然法学派 实证法学派 期待可能性 实质正义
一、影片所反映的问题
从控辩双方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对法官执行自己国家的不正义的法律时判决其有罪是否符合公平与正义?二是国际法庭是否对个人有管辖权?三是法律是否应该溯及既往?因为在大多数的国家刑法是不溯及既往的,如果要对战犯进行审判,在其实行行为之前应该有法律认定其为犯罪。而在1945年8月8日,在新成立的联合国的影响下,美苏英法四国签署了“伦敦四国协定”,一致决定建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战争罪犯。但审判德国纳粹领导人仍然难以找到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依据伦敦协定审判战争罪犯可能引起这样的说法,即认为本法律是一个新的法律,而被告进行为本法律所谴责为犯罪的各项活动时,这一法律尚未生效。上述问题之所以存在则是由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共存所造成的。
在法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主要有两大学派的对立: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虽然自然法学派经历了古代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近代自然法学派和现代自然法学派,其内容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其基本主张还是相同的。
自然法学派基本主张是:自然法的本质就是正确的理性;自然法是正义的基础,凡是正义的才是善的和理性的,正确的理性指明了善与恶,规定了正当的行为与非正当行为的界限,因而为正义奠定了基础,作为人类行为规则的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即正确的理性。因而非正义的法律是无效的,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自然法是唯一绝对有效的法律,它高于人定法,人定法不得违背自然法,否则将不是法律,即“恶法非法”。
实证法学派则认为只有实证法才是法律,所谓实证法,就是国家确立的法律规范。基于这个观点,被统治者认可的现行制定法、程序和习惯才是有效的法律,而一般的或普遍的法律原则、概念和理论等应然层面上的东西,则毫无实际的法律效力。纳粹分子正是运用了这种理论创造了“恶法亦法”的论断。
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如果根据不同的法学派则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从自然法观念来看,当纳粹德国制定的实定法违反了自然法上的正义、公正等价值和原则时,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应坚决拒绝这些恶法的执行,否则就是不义。因此对这些法官进行判决有罪便是符合公平正义的。既然自然法是永恒存在的,就不存在所谓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管辖权的问题了。相反,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除了实定法本身外,并不存在符合所谓正义原则的自然法,正义意味着忠实地履行实定法。进而,纽伦堡法庭根本没有案件管辖权。
由此可见,根据不同的法律哲学理念对本案可做出完全相反的两种判决。显然海伍德法官坚持自然法的观念对被告进行审判;而恩斯特•简宁认为国际法庭对其没有管辖权显然是坚持了实证主义法学的观念。当然对于本案自然法学战胜了实证法学。其实在法学流派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法学一般是占据上风的。但笔者认为,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都有其缺点:自然法学过于抽象,缺乏灵活性,属于形而上学,与现实联系较少;而实证主义则过于追求形式和表象,完全否认价值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两者相结合,这样便是使具体与抽象、概括与具体相结合,对于解决法律问题大有裨益!
二、关于影片中法律问题中的思考
1、有无期待可能性
影片结束,对于被告都做出了判决,我们暂且不管判的是轻是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判决时是否应考虑当时法官的处境,也可以说有否期待可能性使法官不去执行这种不义之法。那些被纳粹适用为法律的不义之法,法官去执行它,等待他的将是国际法庭的审判,要么对这些法律拒绝采用,那他将沦为德国法制下的罪人。笔者不禁去想我们是否对法官施加了太大压力?
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它们分别占据道德标尺的两端,以一个看不见的指针为界。在富勒看来,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它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为出发点。而义务的道德则以人类所能达至的最低点为出发点的。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至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原则。如果有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上取得成就,人们就会称赞他;如果失败了,人们不会谴责他,而只是感到惋惜。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了義务的道德,就必定会受到谴责与惩罚。因此我们不能随便移动道德标尺上的指针,而应为两者确定合适的位置。因此在德国法官当时的处境下我们是否应强加给他们一种愿望的道德而要求他们不应去执行国家的法律呢?是否因为他们是法官就应该使他们的义务增加到这种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应该对法官提出这么高的标准。
2、如何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
纽伦堡审判很显然是运用了自然法学理论,但同时也进一步推动自然法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自然法的思想是制定符合理性的正义法律,那么制定出正义的法律之后呢?如果正义的法律得不到正义的执行其结果还是非正义。这就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避免有法不依和随意改变法律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于保障实质正义的有效方法是发挥程序的价值。在法律的确立、实行及变更程序上确实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具体来说,首先加强民主,让人民参与立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严格遵守程序,树立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公民人权的基本理念。
这部影片堪称经典,它不仅记录了历史,封存了人们对于那段恐怖而黑暗的时代的记忆,同时又让人们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去审慎那段历史。纽伦堡审判不仅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且对于法律学术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志明.《法律与权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
[2]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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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学派 篇4
从系统角度看, 科学学派是自组织系统。应用耗散结构理论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科学学派的成长机制, 为科学学派的成长规律和发展特点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依据, 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
1 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著名的统计物理学家I. 普利高津于1969年在理论物理和生物学国际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概念。这是普利高津学派20多年从事非平衡热力学和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研究的成果。1971年普利高津等人写成著作《结构、稳定和涨落的热力学理论》, 比较详细地阐明了耗散结构的热力学理论, 并将它应用到流体力学、化学和生物学等方面,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71—1977年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包括用非线性数学对分岔的讨论, 从随机过程的角度说明涨落和耗散结构的联系, 以及耗散结构在化学和生物学等方面的应用。1977年普利高津等人所著《非平衡系统中的自组织》一书就是这些成果的总结。1980年以来, 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用非平衡统计方法考察耗散结构形成的过程和机制, 讨论非线性系统的特性和规律, 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在社会经济系统等方面的应用等[1]。 普利高津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后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其理论要点为:在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中 (无论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系统) , 如果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一特定阈值时, 系统内部的量变可能引起质变, 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和分子后, 会自动产生一种自组织现象, 组成系统的各子系统会形成一种互相协调的作用, 从而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的结构。这种非平衡下的新的有序结构, 普利高津等人把它称为耗散结构。
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维持有四个基本条件:首先, 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远离平衡态是指系统内部各个区域的物质和能量分布是极不平衡的, 差距很大。系统只有处于远离平衡态, 才能形成秩序, 才能形成动态特征。其次, 系统的开放性。在一个孤立系统中, 物质的高能区总是要向低能区转化, 直至趋于平衡, 而一旦达到平衡态, 系统有序性也就转化为无序性了。因此系统只有处在开放时才从外部补充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即输入负熵, 以抵消内部产生的熵增, 才能使系统由无序转为有序。第三, 系统内不同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机制。非线性机制是指事物要素之间以立体网络形式相互作用的机制。耗散结构是一种空间有序结构, 这种结构只有在构成系统的所有要素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如果只存在个别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系统就会瓦解, 而不可能形成空间有序结构。第四, 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是通过随机的涨落来实现的。在耗散结构里, 不稳定之后出观的宏观有序是由增涨最快的涨落决定的, 因此, 这个新型的有序可以叫作“通过涨落的有序”。涨落在不同的条件下起着迥然不同的作用。对于近平衡区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 正是这种涨落会引起系统运动轨道的混乱, 导致无序。而对于耗散结构来说, 涨落却成了促使系统从不稳定状态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序状态的积极因素, 是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结构的杠杆[2]。
2 关于科学学派
科学学派能够在科学社会中脱颖而出, 就在于学派具有清晰可辩的“双核”。这里“双核”就是所谓的学派精神和核心人物, 它是一个学派能与其他学派、其他科学组织形式区别开来的特征所在, 是科学学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核心人物的学术成就、研究思想决定了学派的研究方向, 作为学派的领军人物, 学派领袖不仅要具备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能为本学派指明研究工作的方向, 他还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胆略, 能够以“探险家的激情”带领自己的学术团队深入到未知领域, 以百折不挠和甘冒风险的精神开拓前进[3]。学派精神更是学派的内在气质, 相互尊重、平等相容的精神气质, 营造了宽容的学术研究环境;敢于超越、勇于创新是科学的本性之一, 学派的这一精神为培育创新成果,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造就创新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秉承严谨务实、求真求实的态度去进行科学研究, 有助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 也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真诚信任、团结合作的和谐环境有利于培育学术团队, 更有利于学派成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和长远发展。另外, 每一个学派都是由一大批研究纲领的信奉者、学派核心人物的追随者所组成的。同时, 这些追随者中一定要有相当数量可见度较高的“将才”, 这是科学学派能在科学社会中凸现出来的根本保证[4]。由此可见, 相当数量的成员, 是形成这一科学共同体的有力保证, 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成员聚集在其周围, 共同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最后, 是共同范式作用下的无形学院成员, 这些成员主要指那些不在学派基地工作的科学家, 学派的成员以其是否接受学派的范式为标志, 就这些成员来说, 他们不必一定是学派领袖的学生, 也不一定和学派领袖或其他成员经常见面交流, 但共同的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只要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的研究方法一致, 就能在共同的范式作用下, 彼此增进交流, 共同进步, 为科学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来说, 影响学派形成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学术自由, 另一方面是争论与合作。学术自由是科学学派得以形成的前提, 争论与合作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可知, 科学学派是在共同范式作用下, 由核心人物, 重要成员, 无形学院成员在学派特有精神气质的带动下、争论与交流的内部机制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共同体。
3 基于耗散结构的科学学派成长条件的构建
3.1 “开放性”是科学学派的根本机制
由耗散结构理论可知, 系统只有充分地开放, 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充分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获得足够的负熵, 才能从无序转变为有序、从低级的有序发展为更高级的有序。因此, 科学学派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自组织结构, 就必须对外部环境开放[5]。
这种开放性一方面表现在科学活动要有自由的物质基础, 这意味着社会能为科学学派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 如仪器设备、资金、活动基地等。有了这些条件, 科学学派才能自如地进行创造活动, 参与科学交流。否则, 其社会运行无疑是步履维艰。玻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能够被尊为“物理学界的麦加”, 与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玻尔在创建理论物理研究所时, 在购买建筑用的地皮方面, 市政当局一次又一次给予优待。卡尔斯伯基金则提供了相当的资助, 实业家贝尔勒姆募集了一大笔私人捐款。在国外订货方面, 英国的仪器公司也在外汇兑换率方面给予优待[6]。正是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 日后为哥本哈根学派立下汗马功劳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终于落成。这说明只有充分的保持开放性, 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 是保证科学学派形成的前提。
另一方面, 要有自由的精神文化环境, 意味着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 这种文化环境倡导容纳不同观点、学派的宽容精神, 倡导由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规范构成的科学精神气质;学术争论也应该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自由探讨来解决[7]。自由探讨、不拘一格的研究方式是开放性的一般特征。
3.2 “远离平衡态”是科学学派的动力机制
一个具有内动力和充满活力的科学学派, 必定是一个有差异的、非均匀的、非平衡的系统。因为在平衡态下, 系统内部混乱度最大, 无序性最高, 组织最简单, 信息量最小。而且, 系统一旦进入这种“死”结构的平衡态, 便维持这种状态不变, 很难取得前进和发展。这种从表面上看来的平衡, 实际上会对科学学派的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 使学派内部变得死气沉沉, 缺乏竞争, 陷入一种状态低迷的局面。所以, 要努力创造一种“活”的远离平衡态的动态平衡是科学学派力求达到的目标。
要想远离平衡态, 就要敢于挑战新的科学理论。新理论的进入会使原有的科学理论陷入一种不平衡的非有序状态, 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 这里的平衡态是指已经形成的知识系统, 或已经确立了的概念、理论, 它们成为稳定的知识背景中的一部分。要懂得舍弃目前的平静状态,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理论纲领, 为学派注入新鲜血液, 成为学派发展的动力。
此外, 学派领袖的高瞻远瞩以及成员的强烈好奇心是学派处于非平衡态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 学派能形成有前景的目标。库恩所说的当一批科学工作者被吸引并接受相同的科学观念 “专门探讨一些共同的目标”,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 引出类似教训”的时候, 是指一个学派的目标已经形成的时候。在从非平衡走向平衡的过程中, 各自目标逐渐完善[8]。
3.3 “非线性相干效应”是科学学派的保障机制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 开放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必须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只有这样, 才可能使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干效应, 即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数量相加, 而是相互制约、相互融合, 系统整体功能实现倍增, 使系统由无序变成有序, 产生耗散结构。因此, 在非平衡状态下, 使科学学派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并使系统重新稳定到新的耗散结构上的使命, 必然由系统内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来完成。
非线性作用机制是科学学派信息增值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在学派内部, 相干性表现为充分地讨论、多次争论、取长补短、智力上协作互补等许多方面。
科学学派是围绕着科学中奇特的构想和新的方向把人们联合起来而形成的集团。他们的观点不同, 甚至相反, 因此争论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争论是科学知识系统中学科内部旧理论与新理论及新旧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表现。科学上的学术争论, 既是对科学研究对象内在矛盾本性的反映, 也是对科学活动创造性和探索性本质、以及科学自身的有条理怀疑主义规范的反映。
另外, 这种非线性作用机制还表现在科学合作上, 合作研究的根本优点就在于“形成了智力上的互补, 而产生了系统要素的协同效应, 从而发挥了集体的智慧的效能, 极大地促进了研究的深入”。科学发展到当代, 并且随着科学的体制化, 合作研究已愈来愈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有效形式。因此, 科学学派要加强合作, 在合作中相互提高, 以取得超过自身能力的重大成果。
3.4 “随机涨落”是科学学派的发展机制
所谓涨落, 是指系统的某个变量或某种行为对平均值的偏离。普利高津分析了随机涨落在耗散结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提出了“涨落导致有序”的观点, 指出偶然的随机涨落为耗散结构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科学学派的发展机制中存在着两种涨落, 一种是在平衡态和近平衡态外的涨落起破坏作用, 但并不能构成对平衡态的真正威胁, 这种涨落会被吸引, 最后消失。而另一种远离平衡态、在分支点之后的结构, 涨落就是由不稳定到达稳定的杠杆, 通过涨落达到新的结构。
科学学派的发展、成熟可以看作是通过涨落来完成的, 每一个已经形成的重要科学学派都有其最为繁荣发展的一段时期, 在这样的时期中, 他们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 当既定纲领完成后, 将开始下一阶段的发展, 在这个交替的时期, 科学学派显示出衍生性、传承性的特征。具体考察各个领域里科学学派的“家谱”, 那么定会发现有趣的科学学派繁衍之树。科学学派的繁衍是指众多子学派从母学派中不断脱胎而出。这主要表现为学派组织形态的移植, 学派精神的继承、发扬光大。科学学派的繁衍主要是通过学术带头人这个中介实现的。科学学派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创造性共同体, 它培养了大批杰出的科学家, 而一旦条件成熟, 那些出类拔萃的科学家能独当一面时, 他们就能成为新学派的种子, 使得更多的子学派破土而出。哥本哈根学派则是玻尔这颗“种子”在丹麦生根发芽的结果;哥本哈根学派又通过伽莫夫、莫特、克莱茵、朗道等人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更多的学派。
参考文献
[1]黄润荣, 任光耀.耗散结构与协同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1—2.
[2]湛垦华.普列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326—329.
[3]吴致远, 梁国钊.科学学派领袖素质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04 (6) :33.
[4]李伦, 孙广华.科学学派:现代科研集体的理性模型[J].科学学研究, 2000 (1) :14.
[5]孙冰, 李柏洲.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耗散结构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06 (9) :244.
[6]戈革.尼尔斯-玻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206.
[7]李伦.试论科学学派的社会运行[J].科学学研究, 1999 (1) :10.
分析法学派 篇5
简要分析了精神分析学派关于心理发展的`理论,并结合儿童早期教育实践,提出了早期教育应遵循心理发展的理论,以避免儿童形成不良的早期经验,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展.
作 者：姚鲲鹏 赵翠英 作者单位：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科部,广西,柳州,545004刊 名：柳州师专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UZHOU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19(4)分类号：B844.1关键词：精神分析 心理发展 儿童早期教育
简析功能学派 篇6
关键词：功能学派；文化；产生过程；主要理论；主要缺陷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53-02
一、功能学派的概念与产生过程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功能学派（Functionalism School）这一概念最早是人们根据英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发表的实地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1927年发表的作品《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等作品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中，马林诺夫斯基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是他对功能主义理论的较为全面系统地概况总结，他在书中写道：“科学的人类学应当知道它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审慎严谨的文化论。这个文化论应当包括比较社会学，统一所有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认为，科学的人类学是对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作功能上的分析，要“根据经验的定律”或遵从“功能关系的定律”而进行的。因此，功能学派是指将人类社会的每一种文化都看作是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系统，并且试图寻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和一般规律，强调整体论的研究方法的一种派别。其中，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如前所述的马林诺夫斯基和英国的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功能学派的观点，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法律制度、道德准则、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都是活生生的、有组织严密的部分构成，都有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和实际功用的作用，即都有相应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他文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甚至相互影响渗透，并且都是整体中密切不可分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对于社会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功能学派较为关注时下的社会现实，并且从社会文化系统运行的整体性功能来解释社会文化制度、关系及行为。
（二）功能学派的产生过程
1.功能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与适应殖民扩张和实现海外统治的需要，对异族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以制定相应的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对策。因此，他们对整个世界范畴内的文化研究给予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新发展，也为功能学派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位于欧洲的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受到了民族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开始摇摇欲坠，陷入危机。因此英国政府当局希望人类学家能够提出适合各地情况的办法以维持其殖民统治，以挽救危局。于是在当时，实地调查研究开始流行，自然科学界、思想界等各个学术界都呼吁实证的知识和经验调查，并且在实证的基础上重视比较的方法和事物的功能研究。这也为后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功能主义理论准备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
2.功能学派的产生过程
1914年至1918年，时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职讲师马林诺夫斯基跟随到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和美拉尼西亚去的蒙德人类学考察队进行实地调查与田野作业。为了得到更为真实与确切的第一手资料，马林诺夫斯基还曾时常独自一人进行田野调查，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在这其中的1915年5月，他还曾到新几内亚东北方的超卜连群岛，参与该岛居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超卜连群岛，马林诺夫斯基梳理了在考察其他岛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自身所遵从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逐渐创立一套全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所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相应证据来进行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表达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了土著居民的意见以及对自身的观察；但是，这些图表的书写并非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注与学科上的考察。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观察者本人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社会活动，并且适当地与自身的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居民生活中繁琐却又重要的习俗与规范。
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1920年他带着田野调查的成果回到英国，并且以此为基础，在1922年完成出版了其实地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关注，被认为是开辟了人类学与文化研究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人类文化的方法，同时这本著作也标志着功能学派的诞生。在1906年，另一位英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印度安达曼群岛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他出版了被誉为功能派标杆之作的《安达曼群岛》，使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巩固了功能学派的地位。
二、功能学派的主要理论
第一，从文化结构方面来说，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中有组织的一种静态和相对稳定的体系，组成这种体系的各个文化要素，比如器物工具、家庭组织、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宗教巫术以及语言文字才具有一定的功能，而各个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受文化功能关系定律的支配和控制。同时，为了强调文化的手段性功能，功能学派还提出了“文化迫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真正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独立活动的，”他永远是某一集团，更加确切地说是数个集团如家庭、邻里、同事、城市和主权国家中的一分子，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得以生存。因此，文化的产生使得每一个个体转变为有组织的团体，也就要求每个人必须遵守法律秩序、道德规范，必须服从于社会传统习惯，而使之不断地衍续和向前推进。这就是“文化的手段迫力”。
第二，功能学派认为文化的基本内容通常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即“已改造的环境”，诸如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等都是；二是精神方面，即“已经变更的人类有机体”，包括各种知识、风俗习惯、宗教巫术、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组织方式等。功能学派认为，在组成文化的基本因素当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物质文化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决定了工作的效率”，“物质文化是塑造或者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习惯的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然而，“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没有用的”，“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同时，功能学派特别强调社会制度在文化结构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真正要素”，因为在人类活动的社会体系之中，本身就包括对物质文化的应用，“并不是偶然堆积而成，而是有组织的，完善配制的，及永久的”，因此，在功能学派看来，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即有什么样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真正组合部分。
第三，在方法论方面，功能学派提出了整体性的田野作业。在此之前，虽然有相关学科的学者已经开始了田野作业研究。但是，当时的田野作业方法比较简单，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成熟的体系。研究人员在社区中调查往往依赖口译者，对被研究者的访谈十分简短，而且主要选择的是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当地人作为访谈的对象。田野作业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也通常不是研究人员所著述的主要内容，许多学者的研究依据仅仅是去了解被调查社区的相关资料信息。然而，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田野作业与以往的研究做法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并且与社区中几乎所有成员都成了熟人，对社区成员的生活规律和细节都做了十分深入的了解。这种深入田间地头般调查的田野作业方式，后来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甚至法学等学科进行调查研究范式，一直影响到后世。可以说，这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对人类社会文化研究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
三、功能学派的主要缺陷
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以事物的“功能”与“意义”作为研究的主题，认为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都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并强调文化功能的差异性质，以“维持社会整体延续”的观点，无疑是有独到见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同时，功能学派从实地调研和考察开始，以实用为最终目的，强调用知识为人类社会服务，力图把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用来帮助解决社会和文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但是，在学术上，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也具有一些缺陷。
第一，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几乎用静止的、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了文化“功能”的不可改变的性质。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将砍下人头和食人肉癖说成是从功能上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不懂得文化功能的平衡往往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只有解决了文化功能的不平衡问题，文化功能才能得到不断发展，文化本身才能得到持续进步，社会也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向前运行的这一真理。而功能学派坚持所谓“文化功能”的绝对平衡性质，并且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和破坏，连当时欧美比较先进的教育方式也不准传入较为落后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的地区，从而使功能学派的理论产生了封闭保守、维护落后的弊端，这在学术上和实践中都是十分不可取的，也是应当加以摈弃的。
第二，功能学派过于强调社会或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忽视了社会中个人的自身能动性；过于强调社会或者文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没有看到某些文化和思维现象所具有的自身独特体系和象征价值；过于崇尚和追求社会稳定性和一体化的研究，而对社会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不加考虑。另外，功能学派因为过于强调自己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所以对人类社会本身的某些文化背景知识问题未能够在研究中加以考虑，等等。
参考文献：
[1][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夏建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3][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群岛[M].梁粤，译.梁永佳，校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分析法学派 篇7
一、环境因素:从“不可见”到“弥散”
在这一部分, 笔者想就组织研究中环境因素从不受关注, 到被发现, 并逐渐受到重视, 最后与组织内部环境无缝衔接, 共同构成集体行动的环境和领域的过程作以简单的梳理。
韦伯对科层制组织的研究虽然是在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巨大转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 并在某种程度上将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形成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但其关注的焦点在于科层制组织本身, 认为组织的效率与组织结构有直接的关系, 而不受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科层制作为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率的组织方式而存在, 并以此为自身确立了合法性, 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总体上不依赖于外部环境。既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取消科层结构, 也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降低自己的效率。韦伯对科层制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组织社会学, 也奠定了传统组织研究的三个假设:理性行动者、高度整合的实体以及与环境之间清晰的边界。后来的许多理论发展和突破都源于对这三个组织假设的反思。笔者认为这是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第一个阶段———环境还没有被发现的阶段, 即“不可见”阶段。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人际关系的经验研究中, 环境开始以某种反射形式间接出现 (费埃德伯格, 2005) 。费埃德伯格认为:“这些研究集中在组织的内部过程上面, 但研究者的临床式的、准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使得他们没能将其研究的组织看作是抽象的实体, 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此时, 环境因素作为个人在组织之外的社会特征的体现而存在和发挥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 每个人因为参与了更多的公共生活, 其身份角色相较于传统共同体内的身份角色更为多样。“他们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职业种类, 以及不同的宗教团体, 因而他们的行为, 将这些根本不同的社会影响转变为组织环境。”因此, 这一阶段的环境因素是组织成员的个人特质被带进组织过程、反射到组织行动中形成的一种影响因素, 这时的环境因素是间接的。另外, 区别于后来客观化外部环境的一点是, 这时的环境因素虽然给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 但能通过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变化进行调试, 因此并没有给组织带来需要改变自身结构的压力。笔者认为, 这是对环境因素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环境因素角色的下一次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传统为主流的一系列理论流派, 包括权变理论、资源依附理论、种群生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这一时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环境与组织发生分离, 环境是外在于个人的因素的集合, 并将客观的要求强加在组织之上。对于这种强制, 组织别无选择, 只能去适应。笔者想结合新制度主义的观点, 来具体分析这一时期环境的特点。
新制度主义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拉开了大幕。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组织越来越相似?”而文章是迈耶和罗恩合作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在这篇文章中, 两人试图解释自己发现的一个社会事实:现代社会中组织结构的趋同性。按照传统的效率逻辑, 组织的结构应该与其生产和商品结构相适应。但是现代社会中既使生产完全不同商品的组织在结构上也越来越相似了。这些现象效率逻辑是解释不了的, 因此二人从韦伯那里发现了组织的第二个逻辑:合法性。而合法性机制表现的就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正式结构不尽是社会组织中的关系网络的产物。在现代社会, 理性化的正式结构的要素不仅深深根植于对广泛的社会现实的理解, 而且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现实。现代组织的很多职位、政策、项目和程序都受到公众舆论、重要任务的观点、通过教育系统继承的合法性知识、社会特权、法律以及法院粗心或谨慎做出的判决的强化。诸如此类的正式结构要素是强有力的制度规则的表现形式, 制度规则的功能就如同高度理性化的神话, 制约着形态各异组织。” (梅耶和罗恩, 1977)
组织在效率和合法性的双重逻辑下谋求生存和发展, 通过分出或创造一部分结构要素来应对要求合法性, 以求得资源和稳定性, 提高组织生存的可能性。国家和专业组织对塑造组织环境起到主要的作用, 组织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强制和规范压力, 适应客观化环境的要求, 形成了在结构上的趋同。
这里的环境要素主要指诸如技术, 社会经济条件, 组织所处的领域、部门以及社会规范等较明确的客观性的东西。环境因素成为独立的存在, 能够以提供激励或惩罚来强迫组织接受自己的要求, 其对组织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重塑组织结构、影响组织绩效, 还是关乎组织存亡的关键性因素。因此, 这是环境因素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文化学派的观点可以代表对环境因素的第四阶段的理解。到这一阶段, 环境已经涵盖了广义上的文化要素, 包括价值观、信念、基本认知、观念、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等。这些文化要素存在于组织成员身上, 随他们社会化的过程被内化, 还能够通过更为宽泛的组织文化和社会文化, 对组织过程和组织绩效施加影响。包含了文化内容的环境因素已经不单单是外在于组织, 通过激励和惩罚的压力对组织施加影响的力量, 它本身既内在于组织, 又外在于组织, 既通过对组织中行动者影响构成组织的内部环境, 又构成组织生存的大环境。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 普特南论述了一个地方的结社传统对于地区政府制度绩效的影响。通过“三个意大利”的对比, 清晰地展现了结社传统,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 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形成、结构和绩效等的影响, 即一个地区的文化对组织形态 (或者说集体行动) 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塑造了组织中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 还体现在构成了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大环境, 而这个大环境并不是靠单个人或单个组织的努力就能改变的, 一个社区的整体信任状况是长期历史发展和社区经验的结果。
组织内部的行动者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者没有区别。组织作为这种行动者集体行动的场所, 其与传统意义上外部环境之间的界限在最大程度上消失了, 组织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通过文化要素形成流通和交流, 相互影响, 相互建构。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组织内部成员也成为了组织环境的一部分。
二、决策分析学派中的环境
在这部分, 笔者想论证的是法国决策分析学派通过将文化作为一种能力, 提高了自己在相对宏观问题上的解释力, 但正是由于它将文化作为一种能力内化进个人, 或个人化的集体、组织和系统, 使它对文化的分析存在缺陷。
法国决策分析学派挑战了传统组织分析的三种假定, 即理性的行动者、高度整合的实体以及与环境之间有清晰的边界, 将组织看做人类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而非特殊的形式, “如何理解存在于人类集体行动之中的组织维度, 实际上相当于把组织———既是社会的目标, 也是研究的目标———从根本上加以普遍化。”这种将组织加以普遍化的过程, 使组织成为构成行动的一种环境抑或领域, 而非集体行动的唯一环境或领域。虽然组织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它仍然同其他领域和环境一样, 只是在为人们的行动 (主要指集体行动) 提供场所。为了超越上述环境因素研究的第三阶段 (即环境作为客体的阶段) , 决策分析学派对环境因素进行了重构。
“环境特征不能被单独构想出来, 独立于组织成员行动的诸种条件之外, 可以这么说, 正式通过这些条件, 环境特征得以构成, 抑或是得以展现出来。……为了理解环境的展现, 人们必须重构互动的诸种具体过程, 这种互动发生于在其各种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组织成员及与其相应的在环境的各种具体部门发挥作用的伙伴之间。……的确, 组织的成员, 并不与一个抽象的环境相互作用, 而是在于优先数量的真实的人进行互动, 这些人变成了他们拥有特殊地位的回应者。通过权力和交换的更持久的关系, 与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些同伴逐渐将环境的各部分完全都个人化了, 在于组织交往的时候, ‘代表着’他们环境的组成部分, 于此同时, 成为组织的‘中继者’或‘代言人’。” (《权力与规则》)
这样, 环境与组织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并能通过具体的互动达成相互建构。但是环境也因此变成了即时的、能够完全被个人化的东西, 沦为策略性行动的工具。。
这种将环境即时化、个人化的结果, 就是将文化排除在了所需要考虑的环境之外。因为文化与即时、个人化正相对立, 像前述普特南对意大利政府绩效的分析研究在决策分析学派的理论框架内不能得到完全的解读。克罗齐耶在《科层现象》中指出, 法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体关系和群体关系的观念和科层制的特征不谋而合, 从而使得科层制在法国稳固发展并形成了具有法国特色的科层制。这一分析已经将文化和历史纳入了个体行动者, 但是一旦进入决策分析的过程, 历史和文化特征就被微观层次的权力分析取代了, 文化作为宏观的背景因素被搁置了, 而这样一来, 文化就成为不可分析的了。
决策分析学派清楚地认识到了“组织现象的自主性”, “决策方法是一种将行动者的决策看作是理性决策的方法。‘非理性’的结果和‘诸种反功能’来源于诸种游戏的结构, 这类游戏的结构造就此类决策并对其进行规制。” (《行动者与系统》)
组织现象的自主性的根源在于存在着诸种限制性的游戏结构, 这些游戏结构的存在是为了在实现集体目标时获得最低限度的合作, 并于此同时维持他们作为相对独立的成员的自主性。这种游戏结构的形成受到各种特征的影响, 但它们也是“个体人际关系能力及文化能力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说, 是经由家庭和社会培养得来的能力, 在集体行动的结构内部, 个体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之中, 获得了这些能力, 甚至创造了这些能力” (《行动者与系统》) 。
为了避免决定论, 决策分析学派质疑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推论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 在因果链的初端, 是某一特定文化世界的文化特征、态度、标准和价值;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在个体踏入世界时被接受和内在化, 随后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观察方法, 引导着个体对行动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决策分析学派为了在这种决定论中拯救行动者的自主性和变化的可能性, 认为被置于行为条件中的个体并不是被动地实现这些态度和价值观, 人类行为是克服困难的积极过程, 即使游戏规则和存在于个人中的态度和价值观念限制了选择领域, 但是总还是存在好几种策略可供选择。而在几种策略之中进行选择, 就是行为的自由余地。
笔者认为, 决策分析学派下一步的推论使它不能建立完整的文化分析:决策分析学派认为, 从规则和个人观念及价值观的限制下拯救出来的自由余地, 行动者在其中的活动是根据个人的强项和能力决定的。
“文化在此已不再是价值观的世界, 也不是具体化的、不可触摸的标准世界。到最后, 正是这些价值观和标准, 指导着所观察到的不同行为并使之秩序化, 并因此让人们能够理解。因为文化是由全部精神生活的元素以及感情、认知、智力、人际关系等部分所构成的, 所以文化是个体在建立和体验与他人关系以及与他人交流过程中习得、运用、转换的手段与能力、价值观、标准和态度是其组成部分, 但它们的地位会有所变化。在此, 它们不过是构成个体和集体能力的元素而已, 这些元素通过它的构成, 对个人和集体的策略产生影响, 但绝不对这些策略其决定性的作用。” (《行动者与系统》)
这种对于文化的独特解读和界定, 使研究不同游戏的文化建构成为可能, 也提供了在组织决策分析中进行文化研究的一种路径。更重要的是, 还通过将这种文化能力分为个体的理性能力和与他人交流的能力, 尤其是后者, 使决策分析学派能够超越面对面的互动情景, 研究相对宏观的问题。运用这种逻辑, 普特南对三个意大利状况的分析, 可以解释为具有不同关系能力的系统之间的对比:具有更高社会资本的社会, 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更高, 互惠规范更加完善, 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更高, 集体或系统能力也更高;而社会资本缺乏的社会, 人们之间的交流能力更低, 集体或系统能力也较低。
但是这种将文化作为一种能力, 通过个体能力、集体能力、组织能力能对文化环境的具象化和概念化, 并认为其影响主要在于限制的做法, 并不能完全表达文化的意涵。我们可以反问这种文化能力是否受限于更大的文化环境, 而这种更大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影响这些能力的, 决策分析学派是否愿意分析集体能力或系统能力形成的历史根源等等。
笔者认为, 决策分析学派对行动领域和实践的关注, 在组织研究中消除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因为仅仅将文化视作一种能力, 以及对组织环境进行的“即时”、“个人化”的重构, 使其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研究组织现象, 而不能对该“特定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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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学派 篇8
一、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理论基础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初由弗洛伊德基于其人格结构理论提出。他将人格结构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三部分。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带有浓厚的生物性色彩, 他最重视的是处于心灵最底层的“伊底”, 代表人作为生物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 受“唯乐原则”控制、盲目地满足本能欲望, 没有理性。代表着人的理性的是受到社会道德规则内化的“超我”, 被“至善原则”支配。在弗洛伊德看来, “自我”是被动的、等待指令的、不具有能量的, 是“本我”与“超我”的协调者。一方面, 由于生物性决定, 受“唯乐原则”操控, 要满足“伊底”的欲望和冲动;另一方面, 又要将其纳入社会道德所接受的行为活动中。所以, 若平衡机制良好, 人就拥有健康的人格;若平衡机制失调, 就会引发心理冲突, 产生心理异常。
弗洛伊德基于人格结构理论阐释儿童游戏, 他认为“自我”的平衡机制, 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游戏中获得的。[2]笔者将其观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游戏动机、游戏本质、游戏发生周期、游戏与工作关系、游戏在治疗中的运用。弗洛伊德奠定了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基调, 其后继者也从不同侧重点对他的游戏理论进行了继承、修正与完善。
二、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发展线索
(一) 游戏的动机———“唯乐原则”
1. 弗洛伊德:游戏的发生受“唯乐原则”的驱使
弗洛伊德认为, 过去经典游戏理论的观点都没有突出游戏的“愉快成分”。他认为, 游戏和其他的心理事件一样, 都受“唯乐原则”的驱使。[3]“唯乐原则”体现在游戏上, 一方面表现为创造出安全、虚构的环境满足儿童在现实中不能达到的愿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强迫重复”, 是对创伤事件的“掌握”, 发泄消极情绪。[4]例如, 儿童常常在游戏中愿意主动重现痛苦经历:扮演医生为娃娃打针, 扮演妖魔鬼怪, 等等。在此过程中, 儿童通过对痛苦经历的重现, 以积极主动的身份不断重复、演练、最终宣泄消极情绪, “掌握”痛苦经历从而获得压力的释放与安全感。所以, “掌握”也是“唯乐原则”不同形式的表现。
2. 埃里克森:“掌握”理论的积极发展———在游戏中解决发展危机
埃里克森修正弗洛伊德消极倾向的“自我”, 强调“自我”的积极主动因素。与弗洛伊德将人格发展限定在儿童期不同, 他提出“毕生发展观”, 强调来自社会的要求和自我对发展危机的解决。“掌握”理论由此发展为对人格每个发展阶段危机的解除。基于积极的“自我”, 他提出游戏可以帮助“自我”对生物性和社会因素进行协调和整合。[5]在人格发展的八大阶段, 游戏也可以帮助“自我”解决每个阶段的主要危机, 帮助儿童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不断发展。例如婴儿在与父母带有游戏性的互动中获得安全感。在游戏中, 儿童可以不为自己的失败、过错负责, 从而获得成就感、自信和自主感, 克服自己的羞怯疑虑。
在人格发展阶段中,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探讨的重点。此阶段对应埃里克森3~6岁的“主动性—内疚”危机阶段。他同意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 即男孩因为对母亲的爱所以对父亲表现出敌意, 女孩则因为对父亲的爱所以嫉妒母亲。[6]儿童的这种行为必然失败并引起儿童的焦虑。成人需要理解儿童的这种发展危机, 并用某种方式将其合理化, 以帮助儿童获得主动性。游戏则为儿童创造了这样一个虚构的环境, 通过对同性父母的自居的角色扮演来化解危机。在角色游戏中, 儿童逐渐获得性别角色意识。
因此, 埃里克森也格外注重学前期, 又将其称作“游戏年龄”。[7]在此阶段, 游戏作为儿童的生活方式, 是化解人格发展危机最有效、最自然的方式。积极的“自我”在游戏中获得充分机会而得以完善。
3. 蒙尼格:消极继承———游戏为攻击性驱力的宣泄提供合法途径
蒙尼格对弗洛伊德的游戏思想进行了消极的继承, 将“宣泄”局限在攻击性、破坏性驱力上。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攻击性, 游戏使这种攻击性驱力得到释放, 并处于社会允许的范围。例如, 儿童可以在游戏中撕纸、奔跑、击打玩具等, 以释放攻击性驱力。他虽然为暴力游戏找到了理论依据, 但是研究证明这种宣泄只会加强攻击性行为而不会减弱。
(二) 对游戏本质的认识———虚构性与角色游戏
1. 游戏的虚构性
有研究者将弗洛伊德的游戏理论称为20世纪虚拟论、游戏论的最大代表, 其游戏论可概括为愿望满足论和想象论:游戏是人借助想象来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8]弗洛伊德认为, “游戏的儿童行为, 同一个赋予想象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他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 或者更确切地说, 他按照使他中意的新方式, 重新安排他的天地里的一切”。[9]弗洛伊德认为, 统治儿童期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成人, 做大人能做的事情。[10]但是由于能力不足, 还不能完全像成人一样活动。所以, 游戏从现实中抽离出一个想象的世界, 在这里, 儿童可以在想象中成为成人, 做成人的事情, 满足儿童的愿望。
2. 角色游戏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观点主要围绕“想象”“虚构”等词, 将游戏看作是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 使人在游戏世界得到“伊底”与“超我”的平衡, 获得健康人格。所以, 象征性游戏、特别是角色游戏也成为精神分析学派游戏探讨的核心类型。埃里克森指出在“游戏期”, 游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儿童扮演独角戏或陷入白日梦, 在此过程中, 他们能够演出或梦到这一阶段的冲突并加以解决;二是寻求同伴共同游戏, 演出个人或相互之间的生命危机。[11]
精神分析学派不赞同传统心理学的观点:儿童扮演角色出于模仿本能。弗洛伊德认为, 儿童在扮演中显现了对角色的情感倾向和选择性。佩勒系统阐释了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佩勒认为儿童对角色的选择, 往往基于他们对某个人 (角色原型) 的爱、尊敬、嫉妒或愤怒的感情。[12]通过游戏, 儿童“成为”他们喜爱的成人, 通过模仿害怕的事物消除恐惧或者使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 从而获得快乐。
(三) 游戏发生周期———儿童期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认为, 真正的游戏发生在儿童期。成人时期游戏被其他创造性活动代替, 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游戏。换言之, 儿童游戏是身心统一的想象活动, 而成人游戏则是纯粹的精神游戏。
同时, 埃里克森也认为儿童游戏以玩具为载体, 而成人游戏更多是关于艺术、创造与生活。埃里克森指出在青年阶段, 游戏失去了其作为一种主要发展功能的重要性, 青年意识到将游戏作为对早期生活问题的手段是幼稚的。埃里克森将幻想中的角色扮演看作是青年解决统一性的适当手段, 也是幼儿期游戏的合法延伸。[13]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注意到成人创造性活动中的游戏性, 但是仍将真正的游戏限定在儿童期。
(四) 游戏与工作的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 “游戏”的对立面是“现实”而非“工作”。安娜·弗洛伊德发展了这一基本观点。她提出了六条发现线索, 其中一条是:从关注自己的身体到关注玩具, 从喜爱游戏到参加工作。[14]她阐释婴儿从玩自己和母亲的身体开始, 到过渡到客体, 到玩柔软玩具, 到开始社交活动, 最后发展至为了施行一项长期计划, 可以为了从最后的结果中获得快乐, 而忍受挫折, 能依据现实的要求在升华中获得快乐。这时, 儿童的游戏能力就发展成为工作的能力。[15]同时, 她认为游戏并不完全被工作取代, 游戏与工作相互交互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精神分析学派将游戏和工作看作一个发展、过渡的连续体。当人们从工作中获得快乐时, 工作中仍存在游戏性体验。
(五) 游戏在治疗中的运用
精神分析学派与学院派心理学不同, 它发端于精神病学, 建立在临床医学实践的基础上。[16]所以, 其游戏理论也带有浓厚的医学色彩, 并发展出游戏治疗。弗洛伊德首次尝试将游戏运用到小汉斯的治疗中, 此后, 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等人将精神分析系统运用到儿童上, 发展儿童精神分析, 并与成人相区别, 将游戏运用到儿童精神治疗中, 形成了专门的游戏治疗技术。
关于游戏在治疗中的作用, 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都继承发展了弗洛伊德在治疗中对游戏的观点:将游戏看作是症状化行为, 并很自然地将游戏运用到他的分析中。[17]但是, 他们都只将游戏看作一种手段, 游戏自身并无任何治疗功能。与前者不同, 温尼科特对游戏的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第一, 他注意到游戏的本体价值———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手段, 游戏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所以, 他认为分析师不能只注意使用游戏内容, 还应当看到游戏中的儿童, 把游戏看成其本身, 并发明潦草画线游戏。第二, 将游戏的质量等同于创造性生活, 并突破弗洛伊德认为的创造性只属于成人的局限。温尼科特认为, 在游戏中儿童或成人才能自由地创造, 自体才能被发现和加强, 将游戏视为治疗的最终成就。[18]第三, 突破精神分析的范畴, 将游戏推入更广阔的空间———游戏属于健康。认识到游戏对儿童成长与身心发展的需要, 帮助儿童建立一种积极的社会态度。他将游戏视为一种体验, 一种创造性、时空连续性的体现, 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19]由此, 温尼科特还总结了包括全神贯注、内部真实、信任、愉快因素在内的游戏特征。
三、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对学前游戏理论建构的启示
通过在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对以“游戏”或“幼儿游戏”或“儿童游戏”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查阅和分析发现, 目前学前游戏的核心问题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游戏本体论。主要探讨游戏的定义、动机、本质、特征及游戏精神等。第二, 游戏与儿童发展。主要从儿童的身体发展、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情感发展、个性发展等领域挖掘游戏的发展价值;游戏中不同性别、年龄儿童的行为特征;游戏治疗。第三, 游戏与教学、课程的关系。主要将游戏引入教育环境, 探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与实践, 包括教学游戏化、游戏与课程的融入、整合, 教学中游戏精神的体现等。第四, 游戏的组织与指导。主要探讨教育情境中成人 (家长或教师) 对儿童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第五, 游戏环境的创设。包括游戏物理环境与游戏心理环境的创设。第六, 游戏研究的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是对以往游戏研究的文献梳理与分析, 旨在发现游戏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和核心问题。
从上面框架可以看出, 学前游戏主要从心理学和教育学两大视角对儿童游戏进行分析。精神分析学派源于精神病学, 并作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心理学派, 它对游戏的阐释主要基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所以,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对学前游戏理论框架最大的贡献还是在儿童发展与游戏治疗上。在阐释上述两方面内容时, 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游戏本体论的相关观点。从一些分析学家的观点中也能对游戏与教学、课程的关系、游戏组织与指导、游戏环境创设作出一些理念上的启示。
(一) 游戏与儿童发展
1. 游戏的情感发展价值
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人们关注到游戏中的“情感成分”, 关注游戏对儿童情绪、情感发展的作用。一方面, 游戏可以帮助儿童释放内在驱力, 消除紧张感和焦虑。另一方面, 游戏给儿童提供安全的心理环境和“愉快性体验”, 使儿童在游戏中排除消极情绪、获得积极体验。
2. 游戏中获得健康人格
新精神分析学派发现游戏可以帮助儿童解决每个发展阶段的危机, 在游戏中, 儿童获得安全感、自主感、主动感, 从而完成每一阶段的任务, 从而形成健康人格。
3. 游戏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
经过精神分析学派的不断发展, 温尼科特突破创造性只属于成人的局限, 从游戏中的儿童身上发现了创造性, 发现了游戏的创造性发展价值。
4. 游戏治疗
游戏治疗也是精神分析学派不同于其他心理学派的最大特点之一, 它将游戏扩展到了医学临床实践中。对问题儿童和特殊儿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游戏本身就具有价值, 游戏本身就是治疗, 可以帮助儿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预见未来发展的新问题。
(二) 游戏本体论的探讨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阐释了游戏为什么发生、游戏的特征、游戏的本质等问题。精神分析学派发现了游戏“愉快性体验”、虚构性的本质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典游戏理论对游戏生物性本质的认识。并且, 其理论给予了儿童游戏很高的发展地位。第一, 将游戏看做儿童的内在需要, 与人格发展密不可分。第二, 将游戏看做是儿童的基本生活方式, 儿童通过游戏表达自己。第三, 发现了游戏虚构性的重要特征, 为角色游戏找到重要地位。第四, 将成人游戏与儿童游戏区分开, 虽然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来看, 其实无论是成人的精神游戏还是儿童游戏, 从广义上都可称之为游戏。但是精神分析学派对成人游戏与儿童游戏的区分, 让人们看到儿童发展的独特需要。
(三) 其他核心问题域启示
第一, 学前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论与实践构建。虽然精神分析学派并没有阐释游戏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 但是它将游戏看做儿童的基本生存方式和儿童期最重要的活动, 重视“游戏性体验”。这个理念对学前教育建构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与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二, 成人在游戏中的作用与指导。在游戏治疗中, 精神分析学家提到游戏有助于成人与儿童建立情感关系, 同时成人可以通过游戏了解儿童的发展状况与问题, 并鼓励成人与儿童一起游戏。第三, 创设安全的游戏心理环境。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观点主要是基于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临床实践上。所以, 游戏的环境创设与玩具选择只是作为游戏治疗的一个部分, 并没有系统阐述。但从其基本观点可以看出, 需要给儿童创设一个自由、稳定、安全的游戏环境, 使儿童在游戏中能够宣泄压力, 进行治疗。虽然安全的心理环境不是针对教育情境下游戏环境提出的, 但是亦产生一定启示:成人应给儿童提供安全的心理环境, 使儿童获得安全感与熟悉感, 以更好地、更富有创造性地进行游戏活动。
(四) 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的局限性
第一, 精神分析学派将成人游戏与儿童游戏过分分裂开, 某种程度上仍把游戏看做问题解决的幼稚期行为, 否认了游戏对儿童毕生发展的作用。过多注重于游戏的物质化形式, 虽然注意到了游戏性精神, 但是并没有完全将此作为游戏的核心, 以致将儿童游戏与成人游戏分裂, 将游戏精神与形式剥离开来。第二, 未探讨游戏在教育中, 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的作用。由于精神分析学派关注的是精神分析与治疗, 游戏也主要是在儿童发展与精神治疗的领域探讨, 未触及游戏的教育价值。
摘要：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主要阐述了游戏的动机、本质、发生周期、游戏与工作关系、游戏治疗等问题。涉及学前游戏理论中儿童与游戏发展、游戏本体论这两大核心问题域, 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地位、成人在游戏中的角色、游戏环境的创设方面作出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派,游戏理论,学前游戏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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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学派 篇9
关键词：描写语言学,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差异
自20世纪以来, 对语言各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新的语言学流派涌现出来, 相应地也形成了一系列的语言学理论。这个时期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等。其中, 结构主义又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本文主要是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着手, 对该学派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与布拉格和伦敦学派之间的差异做一个必要的论述。
1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描写语言学, 也被称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是上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占主要地位的一个语言学流派。这一流派的创立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印第安语土著语言的一项长期调查。当时人们发现, 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正在迅速消亡, 应该让语言学家在这些语言消失之前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系统地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便促成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诞生。
在对印第安语的长期研究和调查中, 语言学家萨丕尔和鲍阿斯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先驱。鲍阿斯, 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创始人, 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的专门教育, 也正是得益于这一点, 他才没有受到欧洲语言学传统的束缚。他提出, 描写一种语言应该根据它自己的结构, 而不是其他语言的结构和框架。语言学家应该从被调查的语言事实出发去看待自己调查的对象, 要对语言做客观的描写。鲍阿斯大胆主张重新探讨描写语言的新方法, 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共同编写了《美州印第安语手册》, 在这本书中, 鲍阿斯描绘了描写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本书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也是鲍阿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萨丕尔则在实践中特别注意对语言结构的描写, 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详细论述了语言的定义、成分、语法过程和结构分类, 探索了语言的历史演变、语言与文化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等。
随后,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提出了语言的“刺激——反应”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等概念, 以及直接成分分析法等等, 最终奠定了他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的地位。《语言论》一书的出版发行也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此后, 一大批美国语言学家, 如哈里斯和霍凯特等, 对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最终使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除了时代背景的需求以外, 这一学派的产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就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 它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和语言的分析方法上, 都为描写语言学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2 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差异
2.1 产生背景
1926年, 捷克的语言学家马泰休斯号召了一批在语言研究上志同道合的学者,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成立了一个语言学会, 并在1952 年以地址命名该学会, 称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捷克语言学家, 以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为代表, 主要受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一支是俄罗斯语言学家, 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为代表, 受俄罗斯语言学的影响。因此, 布拉格学派是一群有着共同思想的学者带着目的, 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
与布拉格学派相比,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创立则是由一定的外界偶然性因素催生出来的。正如在描写语言学形成背景中所提到的那样,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来源于19 世纪末美国的描写人类学。欧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陆以后, 当地土著居民被迫到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生活, 土著人口急剧减少, 他们的语言文化也就可能逐渐消亡。为了保留这些快要消亡的语言和文化, 人类学家开始记录原始土著居民的语言。描写语言学就是从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生长发育起来的。因此, 虽说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实践基础, 但它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 其产生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2.2 发展方式
布拉格学派是语言学家自发地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语言学会, 所以其发展形式也有很强的系统性, 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主要是在美国语言学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成立了以布龙菲尔德为发起人的“美国语言学会”, 但是该学会是由美国各流派的语言学家共同组成的, 并不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专门学会。事实上,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学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师生授受关系, 前代学者对后代学者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无意识的。但是, 后来的很多语言学研究者都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力要甚于布拉格学派。
2.3 学派思想
两个学派虽然都属于结构主义学派, 但是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布拉格学派在用结构分析语言的同时, 十分重视语言的功能, 所以布拉格语言学派, 也被称为功能学派。而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也就少不了对语义的重视, 例如, 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的音位学研究。音位是能够分辨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与研究语音自然属性的语音学相比, 音位学研究的是语音的社会属性。此外, 布拉格学派还认为, 应该以语言功能作为主要依据, 来描写语言的特点、确定和划分语言的类别与结构、解释语言的变化规律等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则主张从形式的角度研究语言, 不注重语言的语义和功能。虽然, 美国描写语言学在语言形式描写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 描写语言学者过于强调客观性、经验性和可验证性, 把意义置于不适当的次要地位, 不涉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也否定语义在句法描写中的作用。
3 伦敦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差异
3.1 产生背景
美国描写语言学是人类学家为了记录即将消失的印地安土著语言而产生的, 因此有着客观性、实用性和科学性等特点, 遵从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而伦敦语言学家的研究则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英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的语言与文化, 研究目的是让语言在新的文明条件下成为有效的交际工具。
3.2 研究方法
伦敦学派的句法研究通常被称为系统语法, 主张把非语言因素纳入语言研究, 对语境进行分类并分析其构成, 它的特点是注意选择关系, 根据语言的内部规则和语言所在的社会因素, 来选择词句和说话方式。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具有普遍性的, 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也就是说, 他们更重视语言的共性研究。他们注重语言本身的描写, 注重形式的分析, 强调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 以布龙菲尔德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为代表。
3.3 学派思想
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 弗斯, 对语义学的定义就完全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 他认为语义学是对出现在典型语言环境中的话语进行分类的问题。这或多或少是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言环境观点的影响。总之, 他们非常重视语义, 而且主张语义不仅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还应包括语境的意义。伦敦学派以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研究重点, 主张从社会角度去考察语言, 并首次把语义纳入语境中进行研究, 这对语用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些主张与纯结构主义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具有根本区别, 这种区别类似于描写语言学与布拉格学派的思想差异。
4 结论
通过以上对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产生和发展历程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以其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 20世纪的语言学都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们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是, 与其他两个学派——布拉格学派与伦敦学派对比,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产生背景、发展方式、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学派思想等仍有所不同。一方面, 美国描写语言学在某些语言分析的问题上更加客观, 更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 就理论上而言, 美国描写语言学过分重视形式, 而轻视了语言的意义, 同样显示出了其片面性。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即它们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之, 我们应该全面地、公正地评价美国描写语言学, 去粗取精, 力争推动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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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统·学派·师承 篇10
令人欣喜的是，在屈辱自卑、急功近利心态下步趋西方教育学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自主创造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自信。不仅如此，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其规模之庞大、问题之复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上任何国度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教育学者纵横驰骋、大展雄风，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必奢谈什么理论创新，即便能全面、有效而深刻地呈现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状态，就已经不仅是对于中国，也是对于世界教育学术的伟大贡献。
只是，学派的造就不能仅凭勇气和自信，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学统”和“师承”是形成“学派”的必要前提。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复杂：继往方能开来，返本始可开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学统、学派和师承的关联尤为密切。可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是从中断古代学术传统开始的，它一面不断移植花样翻新的外来理论，一面又不断地从事否定和自我否定。从赫尔巴特教育学到实用主义教育学再到凯洛夫教育学，这段不断输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当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教育理论分别被贴上“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之后，教育和理论的“创造”就只能以荒漠化了的文化流沙为基础了。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和教育学，不得不来一次新的“彻底否定”，从“恢复”(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学)和新一轮的“引进”(先是引进前苏联教育学，很快又以美国教育学取而代之)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教育学也逐步走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日益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本士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传统”等既相互歧异又彼此呼应的流行话语为代表，中国的教育学者似乎已开始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只有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呈现之时，方可产生。然而，在中国教育现实之中、在中国教育学者灵魂深处，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悖论：“理论是外国的，现实(或历史)却是中国的”(叶澜先生语，或简捷地称之为“中话西说”);“大学里讲的是进步主义，中小学课堂里奉行的却是赫尔巴特主义”(陈信泰先生语);“‘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各行其是”(笔者谬见，‘长袍马褂’喻指种种复归传统的努力，‘西服革履’喻指一切与世界最新教育理论接轨的冲动)……在这一深刻的文化(也是精神)分裂之中，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在文化迷宫之中左冲右突、找寻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也是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她既造就了众多的学术人才，也创作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相对较长，研究阵容比较强大，拥有教育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外教育史研究发展均衡，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大学史、学术史、蒙学史等)有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视建构本土理论，学缘结构比较多元，学术影响力、辐射力强，涌现出了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果说建立中国教育学派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要履行好这一学术责任，需要我们具有文化承担意识：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方向感。其中，尊重学统和重视师承又是最基本的。学统是承载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知识统系，它通过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来凝聚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价值理想。例如，以孔子为宗师、以六艺(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之道为根本价值追求，就既是儒学的道统，也是儒学的学统。学派则是学统的分化形式，我们既可以在时间之维上把儒学分成原始儒学、汉儒、宋明儒、清儒和现代新儒家，也可以在空间之维上把汉儒分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把宋儒分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以分化形式出现的儒学流派，在同宗孔子、六经和仁义之道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学统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载体，既是知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是知识、思维和价值的有机统一体，是孕育学派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离开了学统的承续，学术研究将丧失其重要的文化源泉，学派的造就自然也是空话。
中国现代学术所以会中断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把学术视为单一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了的知识，其典型表现是把“学术”解释为“科学和技术”)，一种可以与文化相隔绝的抽象物件。于是，在形形色色功利主义(包括国家功利主义、集团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驱策下，那些“横空出世”的理论既可裁断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又可强制我们的生活和实际。知识与价值、制度与精神的背离，遂成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声名显赫的“古史辨派”拯救的是知识(指陈“道统”的虚构性)，抛弃的却是文化价值(“道统”虚构者的真实价值体验和真诚文化承担)。单一的知识可能只要有聪明和勤奋就够了，深厚的文化则关联着学术的智慧和境界，未可等闲视之。
中断了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能否重新接续古老的中国学统?对此，不少反思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专家学者持悲观态度。理由是：在现代，学统的承续既无体制保障(指“政统”“道统”和“学统”相互支撑的古代架构)，又乏师承基础(就连自觉以返本开新自任的现代新儒家也难逃“中话西说”的路数，且脉搏微弱、时断时续)。笔者却并不那么悲观。宋儒张载曾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气概，去接续“孟子殁后，千有余载不传”的儒者绝学。另一位宋代大儒陆九渊，则自称学无师承、“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虽说绵延相续的师承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便利，但在需要“继绝”之际，以遥远的古代圣贤为师并非没有可能。当下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们提倡经典研读(对于成人而言)和经典诵读(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其深意在此，不可不察。只是不可再犯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奢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要造就中国教育学派，接续学统是其文化基础，注重师承则是其知识前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阳明学派的形成与流布为中心结构而成。论及明代心学发展大势，《明儒学案》说：“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入精微”意味着心学路数和统绪的形成;“而后大”则既标示出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成熟(以“心即理”为基础，以“致良知”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基本法门)，也揭示出阳明心学通过特定师承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多家、多派、多变中广为传布于明中后期，令“大江南北如痴如狂”的繁荣景象。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如果说白沙之学是一粒种子，那么，阳明之学就是那粒种子所生发成的参天大树，阳明后学则为环绕在那棵大树周围的广袤森林。学有渊源的师承，可以使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更高的起点上，持续不断地展开学术思考，积土成山，蔚成大宗。
中国教育史学迄今尚无声名显赫的学派出现，既与学统中断有关，也与师承乏力相随。前段时间，为了了解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专门以郭齐家教授为对象，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谈。访谈中，郭先生颇多感慨。感慨之一，就是我们的师承问题。他谈论说：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与合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了以五大教授(邱椿、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和陈景磐)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我们这些后来者每论及此，常引以为自豪，这确实也值得自豪。但要知道，这种强大，数量意义要高于质量意义。这是因为，五大教授走到一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学术群体，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就个人而言，他们每个人(尤其是邱、瞿、邵)都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并后的聚合力与摩擦力相互抵消了，难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学术权威和学术分工有机配合的学术团队。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老先生们的学术形象严重受损，其学术权威也被消解大半，后学晚辈避之犹恐不及，不参与批斗他们已属难得，更不用说自觉的师承意识了。我本人1960年教育系本科毕业后，先是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一年后转入教育史教研室。正正经经的教育史学科知识，是在此后一年多一边备课、一边从事本科教学中积累起来的。紧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在大批判中歪打正着地学了一点儿教育史。我1982年重新走上讲台，就是以那点儿有限的积累来讲授中国教育史的。此时，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此后，尽管我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弥补学术积累上的不足，但主要还是以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为中心，为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做了一点儿基础性工作。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略胜一筹，但大体状况与我相似。当我们有了自觉的师承意识之时，老先生们或已步入仙境，或已年老体迈。所以，让我们站在老先生们的肩膀上引领后学更上层楼，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好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积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希望你们能高瞻远瞩、找准方向，具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和师承意识，把教育史研究做得更好。
(笔者注：以上所引，是郭先生在我们访谈交流中的大意，并不全是他的原话)
说老实话，面对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待，我总觉得自己心虚得很。在与同仁、学生们的交谈中，我常说自己是“半吊子”。这绝非自谦之辞。由于学术境遇比上一代学者要好得多，我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专业研究能力自然有所改观，但离邱椿、瞿菊农先生那代人学兼古今、知通中西的学术境界，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虽说要古今兼通，但从朗读“毛主席万岁”开始启蒙第一课、又在长期的“西倾”心态中读书应考，实在没有多少传统文化修养可言;虽说要中西兼学，但长期困守国内、主要透过书本看世界，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西学根底。如此眼高手低、一瓶子不满半甁子晃荡，不是半吊子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解除了学术研究中过多的政治干扰之后，我们这代人与前两代学者相比，面临着更多难以克服的诱惑：由功利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金钱诱惑，由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权力诱惑……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自暴自弃。古人云：“知不知，上也。”能自觉到自己的不足勉而弥补之，能意识到外在的诱惑起而抗拒之，本身就足以构成积累和进步的起点。更何况，中国教育史学迄今虽无显赫学派出现，但从新中国该学科的发展来说，“南派”(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和“北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确已形成过自己的特点：南派重文献梳理，北派重理论概括;南派重跟进国际潮流，北派重适应本土实际。而后起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在最近30年，经过“陈学恂——田正平——周谷平、肖朗”等的持续努力，沿着“现代化史”研究进路不断扩展和深化，成绩相当可观。近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史和学术史等有自家追求的研究领域业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起点，步步为营，循序以进，通过不断修正、扩展和提升，未尝不可以有更大作为。
斯多亚学派幸福论 篇11
关键词：美德 幸福 道德观念
一、美德即是善
斯多亚学派关于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完善的或健康的理性所追求的美德是惟一真正意义上的善，而本能的冲动所指向的自然利益只是“更为可取的”、“中性”事物。斯多亚学派认为，每一种存在物的最初冲动是追求自我保存和自我满足，因此，每一种存在物都会追求那些最适合于其自然的事物，而那些事物也只有相对于它来说才有价值。所以，至善只能存在于符合其自然的事物之中。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符合其自然的事物只能是与宇宙的法则或普遍的理性一致的事物；而对于一个有意识或有理性的事物来说，符合其自然的事物只能是出自对于普遍法则的正确认识的事物，也就是说只能是合理性的行动或正确认识指导下的行动。一句话，合理性地生活，与世界发展根本道路的一致，便是美德。因此，斯多亚学派的道德原则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只有美德才是善，而幸福就在于美德。在斯多亚学派看来，幸福与美德是一致的，善和有用是与责任和理性是一致的。不依赖于美德的善事不存在的，包含在美德之中的和以美德为目的的恶也是不存在的。
斯多亚学派主张，幸福或福祉完全是由美德这一人类自然的终极目标构成的：只要有美德，就一定能得到幸福；幸福不需要别的东西；并且，因为美德是绝对的，所以幸福也没有程度的不同。斯多亚学派也承认，幸福不仅仅是“符合美德的灵魂行动”，而且还需要足够数量的财产、健康和其他的“善”。“幸福”总是和“有用”“有利”、“有益”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构成幸福的美德对于有德者来说是有利的。
在斯多亚哲学体系中，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一个内在部分。宇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神圣的天意预先设定的必然的因果链条，而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各种外部环境则是普遍自然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它们作为命运注定的事情是人们无法更改、必然会发生的。人们首先应该正确地认识宇宙的规律和世界的秩序，然后自觉地高兴地接受命运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按照自然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我们不懈追求的幸福。所以，斯多亚学派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认为有德者的幸福与其说是积极地，不如说是消极的。斯多亚学派关于贤哲冷漠一切不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物的思想，充分证明他们特别重视的是不受困扰、绝对自信和独立自主这样一些心灵品质。
既然幸福仅仅在于心灵的独立和平静，而这种独立和平静只能由心灵的品质造成，不能由外部环境及其改变造成，那么当然只有美德才是惟一对人有利的，外部环境及其改变对于人来说是既无利亦无害的。因此，斯多亚学派一方面承认幸福与“有利”、“有益”、“有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主张幸福就在于美德，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既然美德是惟一对人有利或有用的，幸福就在于美德，那么当然只有美德才是善了。
总起来说，自然注定了一个人只能并且应该依赖在他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去获得幸福，这也就是说只能通过美德去获得幸福。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依靠在人的能力范围以外的东西去获得幸福，这也就是说不能依靠自然利益去获得幸福、不能依靠运气去获得幸福。自然的利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在遇到它们时，人们才能得到它们，而美德则是一个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可以选择的。自然的利益对于美德来说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因为它们时实现美德的手段，而非因为它们是因其自身而为美德所必需的东西。所以，只有美德才是“善”，自然的利益只是“更加可取的”；美德能够带来心灵的平静，自然的利益只能带来身体的好处。
二、幸福的获得
美德首先是一种“知识”或“技艺”。每一种具体的美德都是通过知识来界定的。因此，获得美德也就是获得构成美德的知识。由于美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为了获得属于某一种具体美德的知识，就必须获得构成整个美德的知识。而幸福就在于美德，所以，幸福的获得就在于获得构成整个美德的知识。
有德者是用理智去把握构成美德的知识的，但是他必须把感性知觉材料作为获得知识的预备阶段。认识“善”就是去发现一种与我们通过归纳和内省而形成的“符合自然”这一根本观念完全一致的行为准则，还有人类的特殊本性——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他具有理解并参与自然的普遍行动的能力。道德知识的前提是对于重复行动的“观察”和“比较”。
我们看到了某些令我们惊讶的慷慨、仁慈或勇敢的行动。我们开始羡慕这些行动，似乎它们是完善的。其实它们隐含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被它们的光彩夺目的外表掩盖了，而我们忽视了这些错误。自然吩咐我们强化值得赞美的行动。于是我们从这些行动推导出了不寻常的善的理念。一个有德的人，在他的一切行动中都永远与自身保持一致，他的善不是由于策略，而是由于品质的指引，因而他不仅能够正确地行动，而且不可能不正确地行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美德已臻于完善。
按照这一说法，我们关于美德的一般概念是由于观察而不断改进的。我们逐渐地学会将孤立的半勇敢行动与一贯勇敢者的行动区别开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的道德观念是和他们的经验相关的呢？是不是说有着不同经验的人道德观念也不同呢？斯多亚学派试图避开这一难题，因此，他们树立了贤哲以作模范，并详细地描述了贤哲的品质及其行为。模仿贤哲或实际的好人，虽然不能保证我们获得美德，但是肯定能够使我们走上获得美德的正确道路。
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关于价值的一般概念的。自然的作用在于赋予人以形成这种概念的手段和进行类比推理的能力。但是，美德或关于真正善的事物的知识并不是这些手段和能力的必然结果。为了认识真正善的事物，我们就必须去思考完成德行所要求的东西，并想一想为什么在某一方面做得很好的人在其他方面却做不到。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才能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时间都做得很好。
参考文献：
[1]王来法.前期斯多亞学派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E.Zeller.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学派[M],1892.
战后繁荣导致学派丛生 篇12
有人形容说, 如果泰罗和法约尔的古典理论只是管理学的萌芽, 到二战后则已发展成为一片茂密的丛林。各种各样的管理学派尤如雨后春笋, 滋生蔓延, 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盘根错节, 林立丛生。被称为管理界游侠的孔茨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管理理论丛林”。据他的归纳, 当时共有11个主要学派, 除前面叙述过的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派外, 按形成的先后顺序主要还有以下几大派别: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同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的理论, 在历史渊源和理论内容上互相影响, 互相渗透, 又各有所长。
孔茨认为, 如果“管理理论丛林”继续存在, 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 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为此, 他于1962年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主持举行了一次讨论会, 把一批管理学中具有不同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著名学者和来自工商界、教育界和政府的具有洞察力和实际经验的管理工作者召集在一起,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虽未能统一观点, 但这次会议和孔茨关于管理丛林的分析, 引起了人们对于管理原则、普遍性、语义和其他急迫问题的新的兴趣。管理学家开始探求统一的管理理论, 企图用系统的、权变的方法把管理理论统一起来, 建立一套一般的管理原理。可是, 尽管管理学家们做出了种种努力, 不但未能使管理理论走出丛林, 反而却导致了“丛林”更加茂盛。孔茨自己也为此做了许多努力, 始终未能解决。后来又诞生了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等众多新型理论。
可以肯定, 将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还会有新的管理理论和技术出现, 以适应新的需要。正如百年管理的作者克雷纳指出的: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 而无终结的答案。但新的出现不等于旧的要淘汰, 而只是弥补旧的不足, 丰富了管理理论的宝库。好比数学一样, 出现了微积分, 不等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法则就过时了一样。因此, 在21世纪的今天, 重温泰罗制和各种管理流派仍有现实意义。这里参照有关资料, 对主要管理学派作一简要介绍。
研究人与组织协作关系的社会系统学派
泰罗研究了企业里人与工具的关系, 提出了科学管理学说, 成为科学管理之父;梅奥研究了企业里人与人的关系, 创立了人际关系学说, 并引发了行为科学的研究, 形成了行为科学学派;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 Irving Barnard, 1886~1961) , 则研究了企业里人与组织的关系, 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 成为近代管理理论奠基人之一。
20世纪30年代末, 正处于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初期, 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的兴起, 使管理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管理问题, 注意协调好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但在巴纳德看来, 人际关系学说研究的重点只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强调的是行为个体相互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研究行为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而如果将组织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要使系统运转有效, 则必然涉及到个人与组织间的协调问题。例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协调, 这也符合系统论的基本观点, 即系统之间的协调。它不仅包括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 也包括各个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协调。而当时的管理实践中也暴露出了某些单纯以人际关系学说为理论指导而不能解释的管理问题。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系统学派得以产生, 并将协调组织中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作为其研究的主导方向。以巴纳德组织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的观点也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对管理思想的发展, 特别是组织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它的一些管理理论学派都和它有着深刻的联系。
社会系统学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 是西方出现较早的一个管理理论学派。它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管理, 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 进而把企业组织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看成是一种协作系统。因此, 后人把社会系统学派也叫社会协作系统学派。
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巴纳德
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 1886年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 1909年读完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进入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AT&T) 统计部工作, 1915年被提升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商业工程师, 1927年后任规模庞大的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多年。巴纳德的职业生涯, 对他创立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巴纳德曾熟读过伯雷托、韦伯、勒温等人的著作, 并受到对系统思想很有研究的生物学家亨得森的影响。巴纳德经常和亨得森讨论系统思想问题, 并结合社会学和系统论的思想来考虑经营问题, 对建立社会系统理论关系很大。因故没有取得学士学位的巴纳德, 后来因在研究组织和管理性质及理论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7个名誉博士称号, 弥补了他的“心灵创伤”。到他1961年去世时, 已在管理学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了。
成名后的巴纳德经常到大学演讲。曾应哈佛校长洛维尔的邀请去波士顿进行的八次演讲影响最大。他在此基础上, 于1938年出版了《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 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从而成为社会系统学派的开山鼻祖。哈佛大学的众多知名教授, 都对这本书以及巴纳德思想中的哲学内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管理学界称该书为美国管理文献中的经典著作。该书开创了组织管理理论研究, 揭示了管理过程的基本原理, 经后人进一步发展, 形成管理学领域的组织管理流派, 对当代管理学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对组织和管理理论的—系列基本问题都提出了与传统组织和管理理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应从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管理的问题。后来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由于他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 把各类组织都作为协作的社会系统来研究, 后人就把他开创的管理理论体系称作社会系统学派。
在现代管理学领域, 切斯特·巴纳德是个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他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 犹如法约尔和泰罗对古典管理学的贡献。有人认为, 管理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即古典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当代管理学。泰罗和法约尔是古典管理学的代表, 巴纳德则是第二个时期现代管理学的代表, 而第三个时期的代表属于德鲁克。巴纳德的贡献, 主要是理论上的贡献, 尤其是组织理论上的创新。而德鲁克的贡献, 主要是管理艺术上和文化上的贡献, 尤其是对管理实践的洞察。所以, 巴纳德是“现代管理理论之父”, 而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
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要点
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的理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和库尔特·科弗卡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等。
社会系统学派认为, 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就是一个社会系统, 它是人们在意见、力量、愿望以及思想等方面的一种合作关系。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系统, 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人员的作用就是要围绕着物质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因素去适应总的合作系统。使各种冲突的力量、各种不同的需要和目的得以维持成一种恰当的平衡。其理论要点如下:
1.关于组织的描述
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协作系统, 即一种人的相互关系系统。这个系统的存在取决于三个条件:
(1) 协作效果, 即组织的目标是否顺利达成;
(2) 协作效率, 即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协作成员损失最小而心理满足最高;
(3) 组织目标和环境相适应。
具有协作效率的系统, 一定具有协作效果, 但有协作效果的系统不一定具有协作效率, 而正是系统的协作效率吸引着人们去选择加入某个系统并为之做出贡献。否则就会跳槽而去。
一个协作系统里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应相一致。一个组织或企业要生存发展, 必须把企业的要求同个人的需要结合起来, 即同时满足效果与效率原则。只有这样, 组织的发展才具有生命力。如果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存在不一致, 又得不到解决, 这个组织必定短命。
组织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愿意为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而进行协作活动。个人对是否参加组织的活动可以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要受到个人动机的影响。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就是通过改变个人动机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从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为了影响个人的动机和行为, 管理人员就必须研究组织成员的个人特征。在对组织成员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管理人员应该意识到:
(1) 职工既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其行为的个性、直觉和主观方面) , 又是在特定组织中扮演有限的角色的组织成员 (其行为的理性、客观、非个性化的方面) 。
(2) 管理人员的权限取决于指挥下属的命令是否为下属所接受, 如果命令不被服从, 权限也就不存在了。
(3) 个人具有自由意志, 但他的行为又受到遗传、社会和环境中各种力量的影响。因此, 管理人员一方面要让下属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时又必须看到,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所以不要盲目地对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进行指责, 而是要通过改变环境条件, 提供恰当的刺激手段来影响和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
巴纳德在分析正式组织与个人的协调关系时, 还注意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2.组织存在的三要素
巴纳德认为, 作为正式组织的协作系统, 不论其规模大小或级别高低, 都包含了以下3个基本要素。
一是协作的意愿。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 组织成员愿意提供协作条件的劳动和服务是组织程序所不可少的, 协作的意愿意味着个人自我克制、交出对自己的控制权, 个人行为的非个人化, 其结果是个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意愿, 就不可能对组织有持续的个人努力, 就不可能将不同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协调组织活动。
但是, 不同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的强度是不同的, 同一成员在不同时期的协作意愿也是不断改变的。个人协作意愿强度的高低, 取决于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其尺度通常是由个人主观所决定, 而不是客观的。比如有人重视金钱, 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更重视威望。所以组织为了获得和提高成员的协作意愿, 一方面要提供必要的金钱、威望、权力等各种客观的刺激;另一方面要运用说服力来影响成员的主观态度, 培养他们的协作精神, 号召他们忠于组织、相信组织目标等。
二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是达到协作意愿的必要前提。没有共同的目标, 组织成员就不知道要求他们提供何种努力, 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从协作劳动的结果中得到何种满足, 从而不会进行协作活动。
由于组织成员对共同目标 (即组织的目标) 的接受程度影响到对组织提供的服务, 同时由于个人之所以愿意为组织目标作出贡献, 并不是因为组织目标就是个人目标, 而是因为意识到实现组织目标有助于实现他的个人目标。因此, 管理人员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 就是帮助组织成员加深这种认识, 并努力避免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不一致或理解上的背离。
三是信息的沟通。组织的共同目标和不同成员的协作意愿只有通过信息沟通才能相互联系, 形成动态的过程。没有信息沟通, 不同成员对组织的目标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认识和普遍的接受;没有信息沟通, 组织就无法了解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及其强度, 也无法将不同成员的努力形成协作劳动。因此, 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是以信息沟通为条件的。为了有效地进行信息沟通, 巴纳德列出了几个必须遵守的原则:
(1) 信息的沟通渠道要被组织成员所了解;
(2) 每个组织成员要有一个正式的信息沟通线路;
(3) 必须依照正式的路线沟通信息, 不要在沟通过程中跳过某些层次, 以免产生矛盾和误解;
(4) 信息沟通的路线必须尽可能直接而便捷;
(5) 作为信息沟通中心的各级管理人员必须称职;
(6) 组织工作期间信息沟通的路线不能中断;
(7) 每一信息沟通都必须具有权威性。
3.经理人员的职能
经理人员在组织中的作用, 就是在信息沟通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 并通过信息沟通来协调组织成员的协作活动, 以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 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经理人员的职能主要有3项:
(1) 建立和维持一个信息沟通系统。组织活动的复杂性亦即协调不同成员劳动的重要性, 决定了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式信息沟通系统, 即经理人员 (或管理人员) 组织。这项工作包括:确定和阐明经理人员的职务, 以及找到适合的人担任这一职务。
(2) 从不同的组织成员那里获得必要的服务。包括:招募和选聘合适的工作人员, 维持组织的诱因, 以保证协作系统的生命力。
(3) 规定组织的共同目标。阐明各个部门的具体目标, 对各种不同权力和责任加以安排, 以使组织成员知道他们怎样为所追求目标做出贡献, 并努力协调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共同目标之间的矛盾。
巴纳德认为, 经理人员的上述职能是由协作系统组织的本质、特性和过程决定的。
巴纳德强调指出, 管理者要想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最重要的是取得部属的同意、支持和合作。管理艺术就是把内部平衡与外部适应和谐地综合起来。经理人员作为企业组织的领导核心必须具有权威。他认为, 权威存在于组织之中, 权威就是存在于正式组织内部的一种秩序、一种信息交流对话系统, 即“权威的脉络”。
社会系统学派的贡献与不足
社会系统学派主要以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为基础。巴纳德的理论既吸收了古典组织理论的合理成分, 又融合了人际关系理论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观点, 围绕“协作系统”和“决策”等新概念, 对“沟通”、“动机”、“决策”、“目标”和“组织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专题研究, 首次提出了构成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 建立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本框架, 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虽然组织理论并非全部的管理理论, 但它对管理理论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并对其他学派的形成 (如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 有很大影响。后来的许多学者, 如德鲁克、孔茨、明茨伯格、西蒙、利克特等人, 都极大地受益于巴纳德, 并在不同方向上有所发展。
巴纳德的理论很有开创性。如关于经理的职能, 不是前人采用的静态的、叙述的方式加以说明, 而是采用分析性和动态性的方式, 从组织的要素来进行分析。归结为提供信息交流的体系、促成个人付出必要的努力和规定组织的目标, 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联系起来。这更为生动也更符合实际, 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再如他强调管理在于一个组织或企业的内部平衡与外部适应的思想也有独到之处;还把正式组织的要求同个人的需要连接起来, 这也是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关于经理人员是系统协调控制中心的观点也是前所未有的;关于经理的权威在于下属“接受”这种“权威接受论”的观点, 很新颖而有启发性。
社会系统学派强调要准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指出人是有其独立性和个人需求的, 企业要平等对待员工, 经理要把行使权力当成是与员工信息对话。组织与组织成员必须同时实现各自的目标, 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种把人置于管理的第一位, 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抓住了管理科学的本质, 也体现了现代企业人性化管理的特点。
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中关于组织的三个组成要素论述, 把“财”和“物”排除在外, 据此提出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也没有关于财和物的管理职能。这显然是个不足之处。即从泰罗的见物不见人变成了见人不见物, 同样具有片面性。因此, 巴纳德对组织要素的划分受到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和质疑。
社会系统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产生了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这一学派是二战后由英国的特里斯特等人通过对英国的达勃姆媒矿“长壁采煤法”现场作业组织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经过研究认为, 许多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只把组织看成一个社会系统, 而没有看到它同时又是一个技术系统, 而技术系统对社会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只有使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两者协调起来, 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保这两个系统相互协调。这一学派首次把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综合起来考虑, 填补了管理理论的一个空白, 也是对社会系统学派的完善和补充。其大部分著作都集中于研究科学技术对个人、对群体行为方式, 以及对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的影响, 因此, 特别注重于工业工程、人—机工程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长壁采煤法的某些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意义》、《社会技术系统的特性》等等。这个学派虽然也没有包括管理的全部理论, 但重视技术系统的研究对管理实践很有意义。
重视职能分析的管理过程学派
管理过程学派又称管理职能学派,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会长的哈罗德·孔茨 (Harold Koontz, 1908-1984) 和西里尔·奥唐奈里奇创立的。代表作是两人合著的《管理学原理》 (1955年出版, 曾多次修订再版) 。这一学派是在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故尊亨利·法约尔为鼻祖。他们仔细研究了法约尔提出的管理五大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在此基础上, 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 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按这五项管理职能对管理活动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 最终得以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其早期代表人物还有美国管理学家亚历山大·丘奇 (Alexander H.Church, 1866~1936年) 和詹姆斯·穆尼 (James D·Mooney, 1884~1957年) , 他们也进行过管理职能的研究。其主要论点如下。
七条基本前提
该学派认为, 无论组织的性质多么不同 (如经济组织、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军事组织等) , 组织所处的环境有多么不同, 但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却是相同的, 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因此, 管理过程学派也称管理职能学派。他们指出, 管理是在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过程同管理职能是分不开的。因此, 他们把职能作为研究的对象, 先把管理的工作划分为若干职能, 然后对这些职能进行研究, 阐明每项职能的性质、特点和重要性, 论述实现这些职能的原则和方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 应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面加以理论概括并有助于建立起系统的管理理论, 用以指导管理的实践。
还认为, 虽然各种企业和组织的管理环境都不同, 但管理则是一种普遍而实际的过程, 同组织的类型或组织中的层次无关。管理知识中有一个纯属管理的核心部分, 如直线或参谋制、部门化、管理幅度、管理评价、管理控制技术等, 是普遍适用于各种组织和组织中的各个层次的。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 就成为基本管理理论。
为了建构管理学理论, 管理过程学派提出了七条基本的理论前提。
第一, 管理过程可以通过分析管理人员的职能从理论上进行剖析。
第二, 可以根据企业的实践经验, 总结出一些基本管理原理, 对认识和改进管理工作起借鉴和启示的作用。
第三, 可以围绕基本管理原理展开研究, 以确定其实际效用, 增大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和适用范围。
第四, 基本管理原理只要没有被证明为不正确或被修正, 就可以为形成有用的管理理论提供理论要素。
第五, 管理是一种如医学和工程学那样, 可以依靠原理的启发而加以改进的技能。
第六, 管理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原理一样, 是可靠的。
第七, 管理理论也从其他学科 (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等) 吸取一些有关的知识, 这是为了使管理理论易于理解和掌握。
在研究中, 管理过程学派把管理人员的工作划分成一些职能, 对每项职能提出一些基本问题, 然后加以分析和归类。再对这些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并从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中探求管理的基本规律, 详细分析这些管理职能, 阐述每项职能的特点和目的、结构、要素、过程、技术和方法等等。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
五项管理职能
孔茨关于管理五项职能, 即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的阐述非常精辟, 也很深入具体。这里择要如下:
1.关于计划职能
孔茨认为, 这是五种管理职能中最基本的职能, 其他四种管理职能都必须反映计划职能的要求。计划职能的主要目标是, 应付不确定性和变化带来的问题, 把注意力集中于企业的目标, 使经营更为经济合理, 便于控制。同时还阐述了计划的目的任务、目标、策略、政策、程序、规则、规划、预算等内容和要求。
2.关于组织职能
孔茨指出, 组织就是设计和维持一种职务结构, 以便人们能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有效地工作。他强调, 组织结构必须反映企业的目标和计划, 管理人员可利用的职权, 企业所处的经济、技术、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伦理条件, 同时必须配备恰当的人员。组织中所设的部门, 可以按不同需要划分。有以下几类划分方式:按时间划分 (轮班制) ;按生产、销售、财务等职能划分;按地区或产品划分 (如产品事业部) ;还有按顾客划分、市场渠道划分、工艺或设备划分、矩阵组织或临时划分部门等。
还强调授权是组织中的重要问题, 并列出了有效授权若干原则。同时指出, 为了使组织职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必须克服组织工作中的一些常见的错误和缺陷, 如各部门和各层次的职权关系不明确, 不向下级授权或授权没有节制, 职权界限混乱, 权责不相称, 多头领导, 组织机构重叠等等。
为了健全组织工作, 孔茨提出了十五条基本原则, 即:目标一致原则、效率原则、管理幅度原则、分级原则、授权原则、职责绝对性原则、权力和责任对等原则、统一指挥原则、职权一管理层次原则、分工原则、职能明确性原则、检查部门与业务部门分设的原则、平衡原则、灵活性原则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并逐一作了解释。这些组织设计的原则今天仍为大家所遵循。
3.关于人事职能
这项职能包括对职工的选择、雇用、考评、储备、培养和其他一些有关职工的工作。孔茨提出了对各类人员的选拔考评办法。
对职工进行选择可采用四种测验方法:智力测验、熟练和适应性测验、职业测验和性格测验。
对职工的考评, 一般采用个人品质和工作特征的标准来评价职工、特别是管理人员。其中包括的项目有:与人友好共事的能力、领导能力、分析能力、勤奋、判断力、首创精神、业务知识、完成任务的能力、生产成果或节约费用情况、计划和指令的执行情况等。此外, 还可按目标的实现情况对职工进行考评。这主要用于目标管理中。
对管理人员进行考评的方法, 即将管理的职务进行分类, 然后用一系列的问题来说明每一种职能。这些问题要能反映管理工作各种职能范围内最主要的基本原则。
孔茨强调, 在对管理人员考评的基础上, 要做好管理人员的储存工作。可以用一种储存图, 就是一份组织图, 来表示和计算整个企业所需的管理人员数及在职人员提升的可能性。从而拟订出培训、安排和提升管理人员的长远计划和近期安排。
我们以此来对照今天的人事管理工作, 也不外乎这些内容。
4.关于指挥 (即领导) 职能
孔茨认为, 指挥就是引导下级人员有效地领会和出色地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强调组织系统中指挥和领导工作应坚持三个重要原则:即指明目标、协调目标和统一指挥。
孔茨指出, 授权则是指挥和领导的一种重要方法。激励是指挥与领导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激励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从需要出发, 引起欲望或所追求的目标, 促使内心紧张导致实现目标的行动, 最后使欲望得到满足。以往的管理学家提出了各种激励理论, 如古典管理理论中的胡萝卜和大棒,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弗鲁姆的期望机率理论, 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等。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表明, 必须以一种系统的和随机应变的观点来看待激励。因为激励问题是很复杂的, 因个人的品德和情况而异。如果不考虑这些变量而应用某种激励方法, 就可能失败。
领导能力一般可解释为影响力, 或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艺术或过程, 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领导能力 (艺术) 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了解人们在不同时间与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激励因素的能力;二是鼓舞人们士气的能力;三是按照某种方式去营造一种环境, 以便使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些也同领导方式有关。
信息交流也是指挥与领导职能中的一项重要要素。信息交流必须明确、完整, 并利用非正式组织来补充正式组织的信息交流渠道。
5.关于控制职能
控制职能就是按照计划标准衡量计划的完成情况并纠正计划执行中的偏差, 以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 控制职能可能导致确立新的目标、提出新的计划、改变组织机构、改变人员配备或在指挥和领导方法上作出重大的改变等。
控制职能可归纳出以下一些主要原则:
◎保证实现计划设定的目标。控制的任务是发现偏离于计划的误差, 并采取措施纠正这些偏差, 从而确保计划的顺利执行和目标的实现。
◎控制要针对未来。控制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在前馈、而不是在反馈的基础上, 以便在偏差出现之前就及时察觉并予以防止。
◎控制的职责要明确。实行控制的首要职责应由执行该计划的管理人员来承担。
◎控制要讲求经济效益。在选用控制技术和方法时, 要注意用最小的代价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应尽可能采取直接控制方式。最直接方式就是尽可能保证有高质量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质量越高, 对间接控制的需要就越少。
◎控制必须反映计划的要求。计划越是明确、全面、完整, 控制越是能反映计划的要求, 控制也就越有效。
◎控制必须有适当的组织来保证。组织机构越是明确、全面和完整, 设计的控制技术越是能反映组织机构中的岗位责任制, 控制就越有效。
◎控制必须采用适合具体人员的技术和信息。控制技术和信息是管理人员赖以进行控制的手段。但是, 各种控制技术和信息对不同的管理人员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控制必须有客观的、精确的和适合的标准, 用以衡量一个计划方案完成的情况。
◎控制必须抓住关键, 突出重点, 以避免分散精力。
◎控制必须主要集中于例外情况。管理人员在控制中应当只关心一些重要的偏差, 即特别好和特别坏的情况。就关键点控制来讲, 管理人员必须观察关键点上所发生偏差的大小。
◎控制必须灵活。不能把控制工作死板地同某个无用的计划联系在一起, 以免在整个计划失策或发生突然改变时, 控制也跟着失效。发现偏差后必须及时采取行动, 予以纠正。当发现偏离于计划的误差以后, 必须采取行动, 通过适当的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事工作和指挥工作来予以纠正, 才能证明控制是正确而有效的。
贡献与不足
管理过程学派继承了法约尔的理论, 并把法约尔的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 从而成为管理各学派中最为系统、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派。许多管理学原理教科书都是按照管理的职能编写的。管理过程学派确定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 为训练管理人员提供了基础。把管理的任务和非管理的任务 (如财务、生产以及市场交易) 加以明显地区分, 能使经理集中于经理人员的基本工作上。管理的原则如同灯塔—样, 能使人们在管理活动中辨明方向。
当然, 管理过程学派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人认为, 管理过程学派所归纳的五项管理职能有局限性, 不能适用所有的组织。对静态的、稳定的生产环境较为合适, 而对动态多变的生产环境难以应用。如果在专业性组织中应用时, 这些原则便需要修改, 其适用性须视情况而定。还有的认为, 该学派所归纳的五项职能并不包括所有的管理行为。经理角色学派代表人物明茨伯格批评五项职能“完全没有描绘出经理的实际工作, 只不过描绘出了经理工作的某些模糊的目标”。经验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彼得·德鲁克则批评说, 在管理者日常管理中, 一定是先有了目标和组织, 然后进行管理, 而不是先有一套典型的职能, 能够到处运用到不同的组织中去。如果按预先规定的一套典型职能来工作, 就无异于先给病人吃药, 然后再诊断他得了什么病, 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些批评虽有一定道理, 但远不能掩盖该学派的理论光芒, 至今它仍是最具理论指导性的管理学派。
注重实践的经验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又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案例学派, 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种管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管理学教授彼得·F·德鲁克 (Peer·F·Drucker, 又译:杜拉克, 1909~2005) , 美国管理学家欧内斯特·戴尔 (Ernest Dale) 和威廉·纽曼 (William Newman) , 还有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艾尔弗雷德·斯隆 (Alfred P.Sloan) 。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特别是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 他们重点分析许多成功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 然后加以抽象和概括、总结, 找出他们成功经验中具有共性的东西, 加以系统化、理论化, 然后向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在他们看来, 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理论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实际需要, 只有经验主义学说将这二者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因其重视实践经验故被称之为经验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内容
经验主义学派主张采取比较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 而不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戴尔在1960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 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 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戴尔认为,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 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的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才能。
他们认为, 成功的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 管理学就是研究管理的经验。通过研究管理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就能理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就自然的学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他们把实践放在第一位, 以适用为主要目的。
经验主义学派归纳、总结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
1.阐述了管理的性质
经验主义学派给出的管理定义是:管理是努力把一个人群或团体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引导、领导和控制。一个好的管理者就是能使团体以最少的资源和人力耗费达到其目的的管理者。认为管理是研究对人进行管理的技能和知识的一个独立领域。管理是特殊的工作, 因而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2.归纳了管理的任务
经验主义学派归纳的管理任务主要有三项:
(1) 获得经济成果。
(2) 使企业具有生产性, 并使工作人员有成就感。
(3) 妥善处理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和承担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3.总结了管理的职责
经验主义学派认为, 任何管理者共同的管理职责是:
(1) 树立目标。决定企业要达到的目标和为此需要做的工作, 并把它传达给实现目标的有关人员。
(2) 进行组织工作。就是把工作进行分类并划分成一些较小的活动, 以便进行管理, 建立组织机构, 选拔人员等。
(3) 进行鼓励和联系工作。要利用表扬、奖金、报酬、提拔等手段来鼓励大家做好工作。
(4) 对企业的成果进行分析, 并确定考核和评价工作的标准, 对企业的所有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
(5) 为职工创造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而作为企业主要领导的经理, 有两项别人不能替代的职责:
(1) 造成一个“生产统一体”, 有效调动企业各种资源, 尤其是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2) 做出每一项决策或采取某一行动时, 一定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起来。
4.概括了组织结构的5种形式
经验主义学派非常重视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德鲁克认为, 当今世界上管理组织的新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
(1) 集权的职能性结构。
(2) 分权的联邦式结构, 称为“事业部制”。
(3) 规划——目标结构, 即矩阵结构。
(4) 模拟性分权管理结构。
(5) 系统结构。
德鲁克强调, 在上述5种组织结构中, 不能决定哪一种组织结构是最佳的, 应根据各企业的生产性质、特殊条件和管理人员的特点来确定自己的组织结构, 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
经验主义学派还为组织结构设计提出了以下规范要求:
(1) 明确性。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管理部门、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明确的位置。
(2) 经济性。用于控制、监督、引导人们取得成绩的力量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良好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使人自我控制、自我激励。
(3) 远景性。组织结构应该引导每个管理部门和每个人的远景。
(4) 整体性。一个组织应该使自己的每个任务适应于整体的任务。
(5) 有效性。组织结构必须能使组织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能把这些决策转化为工作成就。
(6) 稳定性。一个组织要有充分的稳定性, 同时也要有适应性。
(7) 永存性。能不断自我更新完善。
5. 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思想
德鲁克最早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思路。他指出, “目标管理”就是一个组织中的上级和下级管理人员共同制定一个目标;该目标应同每个人的工作成果相联系, 通过确立目标, 规定他的主要职责范围;并用这些目标作为经营一个单位和评价每一成员贡献的标准。目标管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 目标的组成。企业中的目标可分为战略性目标、策略性目标, 以及方案和任务。
(2) 目标管理成功的六个先决条件:
☆高层管理人员的参加;
☆下级人员必须积极参加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有充分的情报资料;
☆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有控制权;
☆对由于实行目标管理而带来的风险要予以激励;
☆对职工要有信心。
(3) 目标管理分三个阶段:一是确定目标阶段, 二是目标管理的具体实施阶段, 三是检查和评价工作绩效阶段。
贡献与缺陷
经验主义学派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一是强调了管理的实践性, 反映了管理科学的特点。其重视案例研究的做法, 已为现在的MBA教学普遍采用。实际上, 这种观点和做法类似我国常用的学习推广典型经验的做法。只是他们总结概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企业的成功经验。二是概括总结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反映了当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尽管他们否认管理普遍原则的存在, 但关于组织结构的五种模式和设计原则等很有普遍性, 至今仍适用;三是提出了目标管理的完整思想, 具有深远影响。虽然目标管理一开始就遭到戴明等人的激烈批评, 仍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由于经验主义学派反对学院式的研究, 只承认管理经验而否认管理理论的存在, 以至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内容也比较庞杂, 使无经验的初学者无所适从, 因而受到了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 始终未被主流学界认可。许多学者认为, 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运用到将来的管理中。研究管理丛林的孔茨指出:“未来情况与过去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过多地依赖于过去的经验, 肯定是危险的。其理由很简单, 一种在过去认为是‘正确’的方法, 可能远不适合于未来情况”。这也许是经验主义学派的要害所在。正如我们过去推广某个单位先进经验时, 往往习惯于一刀切, 照抄照搬, 不因时因地制宜, 甚至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到处修梯田, 搞形式主义, 因而大都收效甚微。经验主义学派自己也认为, “管理的技巧、能力、经验不能移植并应用到其他机构中去”。
视企业为有机整体的系统管理学派
系统管理学派亦称系统学派, 是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管理学派。主要是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范畴及一般原理, 全面分析组织管理活动的一种理论。侧重以系统观点考察组织结构及管理基本职能。其理论基础是一般系统论。
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组织结构的日趋复杂,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管理课题, 即如何从企业整体出发, 处理好企业内部各单位或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保证整体的有效运转?由此诞生了系统理论学派, 以适应解决组织整体效率问题的需要。
系统管理理论的发展同一般系统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等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般系统论认为,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它不断地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而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以后, 一些管理学者把它应用于工商企业的管理, 从而形成了系统管理学派。
在管理中运用系统观念的并非只有系统管理学派。当时系统科学和理论比较盛行, 倡导系统管理的人士十分广泛, 对管理学派影响很大。系统科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般系统论;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系统技术理论, 即信息论、控制论和运筹学的形成与发展;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基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并向更加广泛的实践领域发展。出现了像系统工程方法论、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理论和泛系统理论等一般系统工程方法, 涉及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在60年代前后的管理文献中, “系统科学”、“系统理论”、“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系统方法”等词语比比皆是。前述的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最早提出了协作系统的概念, 指出管理的职能就在于保持组织同外部环境的平衡。管理科学学派也把系统分析作为一种基本方法用于解决某些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复杂管理问题的决策。被誉为管理理论之母的玛丽·帕克·芙丽特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明确地提出了管理的整体性思想, 指出管理必须着眼于整体内部的协调。但是, 应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并形成为一个学派, 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该学派把企业组织看成是一个完整系统, 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 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
这一理论是美国管理学家弗理蒙特·卡斯特 (F·Kast) 、罗森茨威克 (J E Rosenzing) 和约翰逊 (R A Johnson) 等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弗理蒙特·卡斯特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他于1963年与约翰逊和罗森茨威克三人合写了《系统理论和管理》, 1970年与罗森茨威克两人合写了《组织与管理——一种系统学说》中, 这两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系统管理理论。
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
以往的管理理论, 都偏重于解决某一个方面问题, 或生产技术过程, 或人际关系, 或一般的组织结构问题。系统管理学派则认为, 要进行成功有效的管理, 就要从企业整体出发, 进行系统分析, 找出关键所在。其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是:
(1) 企业组织是由五个不同的分系统构成的整体, 这五个分系统包括:目标与价值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社会心理分系统、组织结构分系统、管理分系统。这五个分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作用, 不可分割, 从而构成一个整体。
组织系统的局部最优不等于整体最优, 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确保组织中各部分能得到相互的协调和有机的整合, 以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
企业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 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 在管理方面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地自动调节, 及时作出反应, 以适应环境和自身的需要。一个组织的成败, 取决于其管理者能否及时察觉环境的变化, 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
(2) 企业是由人、物资、机器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的目标下组成的一体化系统。它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受到这些组成要素的影响。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中, 人是主体, 其他要素则是被动的。管理人员需力求保持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平衡、相对稳定、一定的连续性, 以便适应情况的变化, 达到预期目标。
同时, 企业还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企业预定目标的实现, 不仅取决于内部条件, 还取决于企业外部条件, 如资源、市场、社会技术水平、法律制度等, 它只有在与外部条件的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
(3) 运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管理的基本职能, 可以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 投入的是物资、劳动力和各种信息, 产出的是各种产品 (或服务) 。运用系统观点使管理人员不至于只重视某些与自己有关的特殊职能而忽视了大目标, 也不至于忽视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可以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
(4) 主要采用模型分析方法, 分析企业实际情况, 找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地表述企业系统特有的各主要因素间的依存关系。建立“动态”程序设计系统。用电子计算机对这个动态系统进行运算, 并将运算结果同企业实际行为的试验数据进行比较。依据比较结果修改模型, 以保证动态模型与企业行为尽可能的一致。运用模型来确定各个参数最适宜的变化幅度, 以便改变企业的行为, 并把这些变化从计算机语言变成管理者会使用的工具。
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学派认为, 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是系统理论的三个主要方面, 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 系统观点。系统管理学派是用系统观点来考察工商企业及其管理的。认为:整体是主要的, 而其各个部分是次要的;系统中许多部分的结合是它们相互联系的条件;系统中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部分围绕着实现整个系统的目标而发挥作用;系统中各个部分的性质和职能由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所决定, 其行为则受到整体的制约;整体是一种力的系统、结构或综合体, 是作为一个单元来行事的;一切都应以整体作为前提条件, 然后演变出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通过新陈代谢而使自己不断地更新:整体保持不变和统一, 而其组成部分则不断改变。
从以上观点出发, 所谓系统就是由两个以上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所组成的, 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管理学派认为, 工商企业就是一个由相互联系而共同工作的各个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 以便达到一定的目标。工商企业是一个人造的系统, 它同周围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 并具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 能够不断地自行调节, 以适应环境和本身的需要。
(2) 系统分析。所谓系统分析就是对一个系统内的基本问题用逻辑的思维推理, 科学分析计算的方法, 在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条件下, 找出各种可行的备选方案, 加以分析比较, 进而选出一种最优的方案。或者说, 系统分析就是以系统的整体最优为目标, 对系统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是一个有目的、有步骤的探索性分析过程, 以便给决策者提供直接判断和决定最优方案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系统分析要求有严格的逻辑性。也就是说, 在拟定方案以前, 先要确定方案的目的、实现的场所、人员和方法等, 然后搜集资料, 拟定对比方案, 最后对于建立的各种分析模型进行分析比较, 选出可实施的方案。在进行系统分析时, 应首先紧密围绕建立系统的目标;其次, 应从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 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既要考虑当前利益, 又要考虑长远利益;还要做到抓住关键问题,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3) 系统管理。就是把企业组织作为系统来经营管理。把信息、能源、材料和人员等各类资源, 结合成一个为达到一定目标的整体系统。把企业中的各个子系统和有关部门, 以及计划、组织、控制和信息联系等各项职能, 都围绕系统及其目标充分发挥作用。
在系统管理中, 有四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创建系统的决策、系统的设计、系统的运转和控制以及系统运转结果的检查和评价。还有四个特点:一是以目标为中心, 始终强调系统的客观成就和客观效果;二是以整个系统为中心, 强调整个系统的最优化而不是子系统的最优化;三是以责任为中心, 分配给每个管理人员一定的任务, 而且要能衡量其投入和产出;四是以人为中心, 每个员工都被安排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并根据其业绩支付报酬。
系统理论特别强调企业组织的开放性、整体性和层次性观念。其创始人卡斯特认为, 企业系统的边界是可渗透的, 可以有选择地输入和有选择地吸收, 不仅要适应环境, 还要影响环境。更重要的是, 企业应有意识地去改造环境。
贡献与不足
系统管理学派最大的贡献是, 在管理中应用系统管理和系统分析, 体现了管理哲学的改变, 提高了管理人员对影响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各种相关因素的洞察力。使人们从整体的观点出发, 更清楚地认识到组织的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 也使人们注意到任何社会组织都具有开放系统的性质, 从而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分析组织的内部因素, 解决组织内部的问题, 还必须了解组织的外部环境因素, 注意解决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 为人们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组织的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思路和方法。
另外, 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与效益。企业领导人有了系统观点, 就更易增强全局观念, 在企业各部门的需要和企业整体的需要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正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了系统观点, 也不至于只注意部门的特殊职能而忽略了企业的总目标。还可以认清本企业在更大的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 系统管理理论并未提出具体的管理行为和管理职能, 其方法过于抽象, 因而很难用系统的一般原理和模式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对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实用性不强。因此, “系统热”在20世纪60年代风行一时后渐渐地冷落下去。就连系统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 在他们的后期著作《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和权变方法》中, 也把系统管理同权变管理结合起来了。但系统管理理论是通过对组织的研究来分析管理行为, 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管理理论。后来, 福莱斯特等人创立的系统动态学是系统管理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并且把系统管理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但这已区别于系统管理学派了。
强调量化的管理科学学派
管理科学学派又称为数量管理学派、计量管理学派, 也有称其为运筹学。始于1939年, 二战以后才正式形成为一个学派。从其名称看来, 似乎它是关于管理的科学。其实, 它主要不是探求有关管理的原理和原则, 而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 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 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 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其主要特点:一是采用量化方法进行决策, 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主观经验成分。二是以经济效果作为评价标准。三是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
主要思想是认为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程序, 求出最优答案, 以达到企业的目标。
主要方法是应用各种数学模型, 有盈亏平衡模型、排队论、决策理论模型、库存模型、线性规划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网络模型等。
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 (1975) , 书中以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 通过科学的计量方法, 将管理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其他代表作有:韦斯特·丘奇曼、拉塞尔·阿考夫、伦纳德·阿诺夫三人合著的《运筹学入门》;爱德华·鲍曼和罗伯特·费特两人合著的《生产管理分析》, 以及许多关于线性规划、决策模型、培训决策法、对策论等方面的书籍。
管理科学学派开拓了管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使管理从以往定性的描述走向了定量的预测阶段。还将系统论的观点, 运筹学、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 引进到管理领域, 为现代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解决各项生产、经营问题。具有以下三个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 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 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 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 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 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 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其作用在于通过科学方法, 减少决策风险, 提高决策质量, 保证投入的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 管理科学理论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它是泰罗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 都是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 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 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