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派

科学学派（共9篇）

科学学派 篇1

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 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靠人才, 而学派是练就人才的大熔炉。在我国学术界, 近代学派的发展可谓是凤毛麟角, 廖若星辰, 主要集中在地质学科和数学学科。从总体上看, 科学学派的发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存在大量急需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从理论上分析科学学派的形成条件、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从系统角度看, 科学学派是自组织系统。应用耗散结构理论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科学学派的成长机制, 为科学学派的成长规律和发展特点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依据, 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

1 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著名的统计物理学家I. 普利高津于1969年在理论物理和生物学国际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概念。这是普利高津学派20多年从事非平衡热力学和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研究的成果。1971年普利高津等人写成著作《结构、稳定和涨落的热力学理论》, 比较详细地阐明了耗散结构的热力学理论, 并将它应用到流体力学、化学和生物学等方面,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71—1977年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包括用非线性数学对分岔的讨论, 从随机过程的角度说明涨落和耗散结构的联系, 以及耗散结构在化学和生物学等方面的应用。1977年普利高津等人所著《非平衡系统中的自组织》一书就是这些成果的总结。1980年以来, 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用非平衡统计方法考察耗散结构形成的过程和机制, 讨论非线性系统的特性和规律, 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在社会经济系统等方面的应用等[1]。 普利高津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后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其理论要点为:在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中 (无论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系统) , 如果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一特定阈值时, 系统内部的量变可能引起质变, 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和分子后, 会自动产生一种自组织现象, 组成系统的各子系统会形成一种互相协调的作用, 从而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的结构。这种非平衡下的新的有序结构, 普利高津等人把它称为耗散结构。

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维持有四个基本条件:首先, 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远离平衡态是指系统内部各个区域的物质和能量分布是极不平衡的, 差距很大。系统只有处于远离平衡态, 才能形成秩序, 才能形成动态特征。其次, 系统的开放性。在一个孤立系统中, 物质的高能区总是要向低能区转化, 直至趋于平衡, 而一旦达到平衡态, 系统有序性也就转化为无序性了。因此系统只有处在开放时才从外部补充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即输入负熵, 以抵消内部产生的熵增, 才能使系统由无序转为有序。第三, 系统内不同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机制。非线性机制是指事物要素之间以立体网络形式相互作用的机制。耗散结构是一种空间有序结构, 这种结构只有在构成系统的所有要素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如果只存在个别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系统就会瓦解, 而不可能形成空间有序结构。第四, 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是通过随机的涨落来实现的。在耗散结构里, 不稳定之后出观的宏观有序是由增涨最快的涨落决定的, 因此, 这个新型的有序可以叫作“通过涨落的有序”。涨落在不同的条件下起着迥然不同的作用。对于近平衡区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 正是这种涨落会引起系统运动轨道的混乱, 导致无序。而对于耗散结构来说, 涨落却成了促使系统从不稳定状态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序状态的积极因素, 是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结构的杠杆[2]。

2 关于科学学派

科学学派能够在科学社会中脱颖而出, 就在于学派具有清晰可辩的“双核”。这里“双核”就是所谓的学派精神和核心人物, 它是一个学派能与其他学派、其他科学组织形式区别开来的特征所在, 是科学学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核心人物的学术成就、研究思想决定了学派的研究方向, 作为学派的领军人物, 学派领袖不仅要具备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能为本学派指明研究工作的方向, 他还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胆略, 能够以“探险家的激情”带领自己的学术团队深入到未知领域, 以百折不挠和甘冒风险的精神开拓前进[3]。学派精神更是学派的内在气质, 相互尊重、平等相容的精神气质, 营造了宽容的学术研究环境;敢于超越、勇于创新是科学的本性之一, 学派的这一精神为培育创新成果,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造就创新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秉承严谨务实、求真求实的态度去进行科学研究, 有助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 也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真诚信任、团结合作的和谐环境有利于培育学术团队, 更有利于学派成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和长远发展。另外, 每一个学派都是由一大批研究纲领的信奉者、学派核心人物的追随者所组成的。同时, 这些追随者中一定要有相当数量可见度较高的“将才”, 这是科学学派能在科学社会中凸现出来的根本保证[4]。由此可见, 相当数量的成员, 是形成这一科学共同体的有力保证, 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成员聚集在其周围, 共同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最后, 是共同范式作用下的无形学院成员, 这些成员主要指那些不在学派基地工作的科学家, 学派的成员以其是否接受学派的范式为标志, 就这些成员来说, 他们不必一定是学派领袖的学生, 也不一定和学派领袖或其他成员经常见面交流, 但共同的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只要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的研究方法一致, 就能在共同的范式作用下, 彼此增进交流, 共同进步, 为科学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来说, 影响学派形成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学术自由, 另一方面是争论与合作。学术自由是科学学派得以形成的前提, 争论与合作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可知, 科学学派是在共同范式作用下, 由核心人物, 重要成员, 无形学院成员在学派特有精神气质的带动下、争论与交流的内部机制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共同体。

3 基于耗散结构的科学学派成长条件的构建

3.1 “开放性”是科学学派的根本机制

由耗散结构理论可知, 系统只有充分地开放, 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充分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获得足够的负熵, 才能从无序转变为有序、从低级的有序发展为更高级的有序。因此, 科学学派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自组织结构, 就必须对外部环境开放[5]。

这种开放性一方面表现在科学活动要有自由的物质基础, 这意味着社会能为科学学派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 如仪器设备、资金、活动基地等。有了这些条件, 科学学派才能自如地进行创造活动, 参与科学交流。否则, 其社会运行无疑是步履维艰。玻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能够被尊为“物理学界的麦加”, 与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玻尔在创建理论物理研究所时, 在购买建筑用的地皮方面, 市政当局一次又一次给予优待。卡尔斯伯基金则提供了相当的资助, 实业家贝尔勒姆募集了一大笔私人捐款。在国外订货方面, 英国的仪器公司也在外汇兑换率方面给予优待[6]。正是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 日后为哥本哈根学派立下汗马功劳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终于落成。这说明只有充分的保持开放性, 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 是保证科学学派形成的前提。

另一方面, 要有自由的精神文化环境, 意味着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 这种文化环境倡导容纳不同观点、学派的宽容精神, 倡导由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规范构成的科学精神气质;学术争论也应该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自由探讨来解决[7]。自由探讨、不拘一格的研究方式是开放性的一般特征。

3.2 “远离平衡态”是科学学派的动力机制

一个具有内动力和充满活力的科学学派, 必定是一个有差异的、非均匀的、非平衡的系统。因为在平衡态下, 系统内部混乱度最大, 无序性最高, 组织最简单, 信息量最小。而且, 系统一旦进入这种“死”结构的平衡态, 便维持这种状态不变, 很难取得前进和发展。这种从表面上看来的平衡, 实际上会对科学学派的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 使学派内部变得死气沉沉, 缺乏竞争, 陷入一种状态低迷的局面。所以, 要努力创造一种“活”的远离平衡态的动态平衡是科学学派力求达到的目标。

要想远离平衡态, 就要敢于挑战新的科学理论。新理论的进入会使原有的科学理论陷入一种不平衡的非有序状态, 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 这里的平衡态是指已经形成的知识系统, 或已经确立了的概念、理论, 它们成为稳定的知识背景中的一部分。要懂得舍弃目前的平静状态,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理论纲领, 为学派注入新鲜血液, 成为学派发展的动力。

此外, 学派领袖的高瞻远瞩以及成员的强烈好奇心是学派处于非平衡态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 学派能形成有前景的目标。库恩所说的当一批科学工作者被吸引并接受相同的科学观念 “专门探讨一些共同的目标”,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 引出类似教训”的时候, 是指一个学派的目标已经形成的时候。在从非平衡走向平衡的过程中, 各自目标逐渐完善[8]。

3.3 “非线性相干效应”是科学学派的保障机制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 开放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必须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只有这样, 才可能使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干效应, 即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数量相加, 而是相互制约、相互融合, 系统整体功能实现倍增, 使系统由无序变成有序, 产生耗散结构。因此, 在非平衡状态下, 使科学学派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并使系统重新稳定到新的耗散结构上的使命, 必然由系统内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来完成。

非线性作用机制是科学学派信息增值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在学派内部, 相干性表现为充分地讨论、多次争论、取长补短、智力上协作互补等许多方面。

科学学派是围绕着科学中奇特的构想和新的方向把人们联合起来而形成的集团。他们的观点不同, 甚至相反, 因此争论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争论是科学知识系统中学科内部旧理论与新理论及新旧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表现。科学上的学术争论, 既是对科学研究对象内在矛盾本性的反映, 也是对科学活动创造性和探索性本质、以及科学自身的有条理怀疑主义规范的反映。

另外, 这种非线性作用机制还表现在科学合作上, 合作研究的根本优点就在于“形成了智力上的互补, 而产生了系统要素的协同效应, 从而发挥了集体的智慧的效能, 极大地促进了研究的深入”。科学发展到当代, 并且随着科学的体制化, 合作研究已愈来愈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有效形式。因此, 科学学派要加强合作, 在合作中相互提高, 以取得超过自身能力的重大成果。

3.4 “随机涨落”是科学学派的发展机制

所谓涨落, 是指系统的某个变量或某种行为对平均值的偏离。普利高津分析了随机涨落在耗散结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提出了“涨落导致有序”的观点, 指出偶然的随机涨落为耗散结构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科学学派的发展机制中存在着两种涨落, 一种是在平衡态和近平衡态外的涨落起破坏作用, 但并不能构成对平衡态的真正威胁, 这种涨落会被吸引, 最后消失。而另一种远离平衡态、在分支点之后的结构, 涨落就是由不稳定到达稳定的杠杆, 通过涨落达到新的结构。

科学学派的发展、成熟可以看作是通过涨落来完成的, 每一个已经形成的重要科学学派都有其最为繁荣发展的一段时期, 在这样的时期中, 他们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 当既定纲领完成后, 将开始下一阶段的发展, 在这个交替的时期, 科学学派显示出衍生性、传承性的特征。具体考察各个领域里科学学派的“家谱”, 那么定会发现有趣的科学学派繁衍之树。科学学派的繁衍是指众多子学派从母学派中不断脱胎而出。这主要表现为学派组织形态的移植, 学派精神的继承、发扬光大。科学学派的繁衍主要是通过学术带头人这个中介实现的。科学学派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创造性共同体, 它培养了大批杰出的科学家, 而一旦条件成熟, 那些出类拔萃的科学家能独当一面时, 他们就能成为新学派的种子, 使得更多的子学派破土而出。哥本哈根学派则是玻尔这颗“种子”在丹麦生根发芽的结果;哥本哈根学派又通过伽莫夫、莫特、克莱茵、朗道等人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更多的学派。

参考文献

[1]黄润荣, 任光耀.耗散结构与协同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1—2.

[2]湛垦华.普列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326—329.

[3]吴致远, 梁国钊.科学学派领袖素质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04 (6) :33.

[4]李伦, 孙广华.科学学派:现代科研集体的理性模型[J].科学学研究, 2000 (1) :14.

[5]孙冰, 李柏洲.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系统的耗散结构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06 (9) :244.

[6]戈革.尼尔斯-玻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206.

[7]李伦.试论科学学派的社会运行[J].科学学研究, 1999 (1) :10.

[8]库恩.再论范式[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 1981 (2)

科学学派 篇2

【摘要】：本文首次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通过科学化范畴对维也纳学派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维也纳学派在文化价值观上是科学主义，在科学认识论上是逻辑经验主义，科学主义比逻辑经验主义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本文的突出之点是，通过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系统分析，得出科学化是科学主义实现机制的重要结论，从而深化了对科学主义的研究。在文化的价值结构和文化发展逻辑方面文章也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并以此为方法论运用于本文主题的研究之中。

【关键词】：维也纳学派 科学化 科学主义 文化价值论

一、问题的提出

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以逻辑经验主义著称于世。维也纳学派所以被冠以逻辑经验主义之名，是因为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是以经验――逻辑为框架基础的，如M.怀特所说，是“经验的传统与逻辑的传统的结合”，或者形象地比之为“两个家族的联姻”。[1]这一特有的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以往人们对维也纳学派的研究主要是从科学观，或更宽泛一点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的。这当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但同时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一概定不能说明维也纳学派何以对经验和逻辑的结合倾注了如此巨大的热情。

进言之，这种概定缺乏某种背景性的深度，使人看不清维也纳学派在构筑逻辑经验大厦时的动因。

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对维也纳学派作出新的描述。这个角度应该是文化价值观。

从文化价值观的视野看，一个文化流派的文化活动大体上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价值认定、价值描述和价值论证、以及价值推广。价值认定，是对某一文化对象的价值认定，指文化活动中对某种文化形式或要素的推崇和选择，它反映了该文化流派对某种文化形式或要素的特殊重视，体现了该学派的文化倾向性，因而是该学派进行文化创造的轴心。文化流派的本质即在于此。所谓价值描述与论证，是指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它形成了关于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识理论，构成了该文化流派进行价值认定的认识基础，同时也为该流派进行价值推广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所谓价值推广，则是按照价值认定所选择的文化方向和价值论证所提供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中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推广活动。推广的范围越大，该文化流派影响越大;推广的最大范围，是该流派在文化创造活动中所达到的极限标志。价值推广，是体现文化流派功用能量的方面。

根据上述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对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应当以它的价值取向为基础作出总体的概定，并以其价值观为轴心展开它的全部文化内涵。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也注意了维也纳学派的价值取向，例如M.怀特曾指出逻辑经验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对待以前的哲学的历史之否定的、战斗的、批判的甚至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它对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传统学科的敌视，以及对于逻辑和科学之肯定的、崇拜的态度。”([1]，p.207)人们也根据这种态度对维也纳学派作过维也纳学派是科学主义性质的概定。但是从整体上说，人们仍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描述上。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研究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关于维也纳学派对科学价值的认定，关于这种认定与价值形式之间的说明以及价值推广都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无意作全面性的研究，只希望从价值推广的角度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性质进行某种说明。本文认为，维也纳学派对科学价值的推广过程就是推进科学化的过程。维也纳学派并没有专门提出和论述科学化这一范畴。但是，科学化确实是维也纳学派在实际研究活动中进行价值推广的中心范畴。本文意图即是将这一点凸现出来，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尝试进行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二、科学化的概定及其由来

何谓科学化?科学化这一范畴的本质在于，它首先是一个价值范畴。具体地说，所谓科学化就是使科学价值无条件的上升;使科学这一价值形式在文化领域不断的扩张，因而也就是使科学价值最大限度的普适化。从对科学价值的扩展来看，科学化无疑是科学主义某种程度的实现。

科学化作为维也纳学派科学主义实现的途径，具体地表现在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中。科学化是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一种现象，是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向其它文化形式渗透并通过这一渗透使其它文化形式的性貌发生改变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是维也纳学派试图以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为范型，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组和再构，从而使它们的特征发生某种准科学的变化。借用军事学的范畴说，科学化实际是维也纳学派率领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向其它文化形式的“侵略和占领”。

这种科学的“侵略和占领”从认识论的层面看有它实现的具体途径，即它主要是通过科学方法论向其它文化领域进军和渗透的。科学化意味着某种认识方法的推广运用，是科学认识方法整理功能的具体体现。这一推广运用的过程，既是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同化和整合的过程，也是科学价值上升的过程。所以，科学化虽然从本质上说是价值范畴，但鉴于其实现的途径和结果，它同时又是认识论和文化学的范畴。认识科学化范畴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科学化的始作俑者，应该说并不是维也纳学派。至少在维也纳学派之前，孔德就已经以实证主义的理论形态和科学的社会学确定了科学化的方向。孔德一方面沿着世界观的方向把哲学科学化。他以实证范畴为标准，把知识、科学限定在经验现象领域，获得了各个现象领域的知识综合。实证哲学就是“实证综合”。换言之，“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是同等的东西。哲学的科学化在孔德这里，是一种哲学与科学的同一化。另一方面，孔德又使科学化沿着横向的方向进行，企图把自然科学以外的文化领域科学化。孔德的社会学即此表现。他仿照物理学的方法，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以科学的实证方法运用于社会研究，得到了所谓的科学社会学。孔德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上为维也纳学派开辟了道路：一方面他确立了科学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遗留了两方面的问题，为维也纳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首先，哲学的科学化不够。在哲学内容方面对形而上学清洗不够，像上帝一类无法实证的词语仍然存在;就哲学的存在和地位而言，虽然哲学与科学同是实证知识，化向了科学一类，但哲学仍与科学处于并列地位，不像后来维也纳学派所做的那样，把哲学实际化掉了。其次，科学化的基础不牢，根据不足。科学化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最高价值地位的论证与辩护;二是科学本身的规定，包括科学本质的规定、科学命题与科学方法的确定以及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等等。这两方面孔德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也都留下了不足。就前者看，孔德对科学地位主要作了历史的和类比的论证，所谓人类智力像人的成长一样，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阶段的学说就是这样的论证。就后者看，孔德抓住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实证，但实证本身在孔德这里却含义模糊，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相对”等多种含义，这就使科学本身不那么确定，因而难以按照严格的标准将其它对象或领域同化。

维也纳学派在解决孔德遗留的两个基本问题方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科学化的进程方面，维也纳学派几乎将哲学化掉，化为科学的一个方面，一种活动。在文化的其它领域，它也全力渗透、同化，结果也蔚然可观。在科学化的基础问题上，维也纳学派特别是波普给科学的价值以本体论的地位，使它成为与世界一、二并列的世界三;同时，它也确定了科学的规范方法与划界标准，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问题，为科学化的发展确定了前提，提供了直接运作的基础。

三、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化方面的推进

1.哲学的科学化

1929年由纽拉特执笔、卡尔纳普和汉恩作为编者署名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宣言发表。它意味着维也纳学派的问世。“宣言中所强调的三个论点是：把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除;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逻辑和数学的真命题具有重言式的性质。”[2]宣言的执笔者纽拉特径直把“统一科学”作为自己的“政纲”，并试图给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2]，p.142)这些都意味着维也纳学派从诞生起就把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创造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或者说科学化了的世界现。世界观的科学化意味着科学价值的最高体现。

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科学化首先表现在以科学的标准对哲学内容进行清洗，把不符合科学标准的内容清洗出去，从而在哲学的内容上实现科学化。他们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证实方法引伸为证实原则。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反之，就是无意义的命题。一切有认识意义的命题，或者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分析命题，或者是求助于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凡不在这一范围的命题都无意义，因而都应当拒斥。卡尔纳普认为，传统哲学所讲的“本原”、“本质”、“理念”、“绝对”、“自在之物”等都是一些不能进行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概念，由这些概念组成的哲学命题必然是无意义的，属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应当摒弃。“拒斥形而上学”，程度不同地成为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心声。

哲学的科学化其次表现在哲学的性质上。维也纳学派认为，任何陈述只要有所断言，就必定具有经验性质，就属于经验科学。这样，给哲学留下的就不是陈述、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哲学的所辖范围大大缩小。由此决定，哲学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哲学不研究命题的真理性，而只研究命题的真正意义。命题的真理性关涉经验，由科学回答;哲学只澄清命题的意义，通过逻辑分析看命题是否有意义。哲学的任务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艾耶尔还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科学的对象是特殊的事物，科学一般使用的是对象语言;哲学是以科学的命题为对象，使用的是元语言。“哲学命题从性质上说不是事实的命题，而是语言的命题”。[3]这种元语言必然使哲学涉及到意义和证实问题，涉及到对命题意义的分析。这样，哲学就是分析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分析”，([3], p.65)哲学的对象只能是语言。至此，哲学的世界观性质基本丧失，成为一种语言分析学。科学将曾经是哲学的功能特性据为已有。

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科学化还表现在哲学的地位方面。哲学曾经是高踞于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价值的上升，到孔德这里，科学与哲学已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到维也纳学派这里，哲学已成为为科学服务的授义活动，如石里克所说：“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4]哲学已沦为科学的仆人。哲学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科学的一种附属活动。它几乎被科学“化”掉了。用维也纳学派在自己宣言中的话说：“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2], p.14)

2.数学的科学化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军也深入到数学领域。这一进军不仅在数学领域高扬了科学主义的旗帜，而且还产生了数理逻辑、符号语言等颇具现代文化意味的学科。

数学科学化的典型表现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罗素被维也纳学派认为是自己所创造的“科学世界观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它两位是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罗素在提升科学价值、奠定逻辑实证主义基础的同时，特别着力于数学的科学化。数学科学化目标的出现，是以非欧几何的出现为背景的。由于非欧几何的诞生，欧氏几何不再是唯一可靠的真理，数学失去了它的基础可靠性和唯一绝对性，于是人们重新开始对数学基础进行理性再建和逻辑重构，即进行科学化的处理。在这一努力中人们发现，数学的逻辑相容性可以归结为实数理论的逻辑相容性，后者又可以归结为集合论的逻辑相容性。只要集合论是绝对可靠的支撑点，则整个数学大厦就有了绝对可靠的基础。但是，19世纪末集合论中相继出现的布拉里、福蒂最大序数悖论、康托最大基数悖论表明，数学的基础部分仍是险象环生，数学的科学化面临严重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1900至19，罗素写作《数学原理》，试图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罗素分两步将数学科学化。首先，他按照康德的两分法，把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并断定分析命题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因而是绝对可靠的。它们的集合可以成为数学的稳固基础。对科学的分析性理解再次成为数学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他又和康德的做法相反，力图“说明整个纯粹数学是从纯乎是逻辑的前提推出来的，并且只使用以逻辑术语说明的概念”。[5]这样，数学大厦的理性再建似乎完成，数学经过逻辑的梳妆打扮再次科学化，成为真理的化身。

但是，这一科学化的进军最后并未奏起凯歌。因为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截然两分的观点，或者说对科学的分析性与综合性的两分式理解很难站得住。即使这一观点能够成立，把数学归结为逻辑的作法也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因此，虽然在罗素的努力下数学领域为维也纳学派所称颂的科学性大大增强了，科学在升值中显示了新魅力，在莱布尼茨、布尔、弗雷格之后;一个完全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公理系统也脱颖而出，但就数学科学化的原有目标来看，罗素仍然宿愿来偿。

3.语言的科学化

语言的科学化进程与哲学的科学化密切相关。维也纳学派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形而上学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误用语言的结果。造成这类现象的基本原因在于，日常语言是含糊不清的，容易引起含混和歧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语言进行科学化处理。

对语言的科学化处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分析的方向;二是经验的方向。分析的方向是人工语言的方向。这一方向与数学领域的科学化处理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方面。弗雷格与罗素的符号逻辑属这一方向的工作。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被认为是人工语言的典范之作。

从经验的方向对语言进行科学化处理的可以维也纳学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为例。卡尔纳普设想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按照个人经验选择最基本的语言词汇，注重描述直接给予的经验或现象。卡尔纳普认为这些经验无需证明，因而可以作为科学中其它一切陈述的基础陈述。[6]但是，卡尔纳普后来发现，这种科学化处理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科学中有些词汇并不指称直接经验，像倾向性概念、理论性概念即是这种情形。同时，个人的直接经验缺乏公共性，无法与他人交流。于是，卡尔纳普提出了第二套方案。这套方案是按公共经验选择最基本的词汇。它把物理量值的词汇作为最基本的词汇，通过它定义一切其它词汇;或者把其它科学中的语言、概念都译成物理语言，由此解决语言的公共性问题。这一方案实际是把物理学语言作为统一的科学语言。语言的科学化即语言的物理学化。这套方案虽然在语言的公共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如卡尔纳普所说：“具有主体间的可交流性”，且“原则上都能被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观察到”，[7]但由于它存在着牵强附会的语言转换与翻译问题，因而在科学化的方向上不久便却步不前。

语言领域的科学化虽然不能进行到底，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指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这些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看，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四、关于科学化基础的论证

1.科学价值地位的本体论论证

科学价值的确定属科学化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给科学化以本体论论证的是波普。波普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具有两面性，因而对他有两方面的判断。本文认为，就波普的科学主义取向而言，就他的方法论仍然不出逻辑一经验的基本框架而言，波普仍属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波普在思想史上第一次给科学以本体的地位，把自主的科学理论与物质、精神置于平列的位置。波普提出，整个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世界1、2、3。世界1是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客体及其各种现象。世界2是人的精神状态。世界3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是具有思想内容的世界，它客观化于世界之中。世界3既具有实在性，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世界3中，尤其科学具有自主性。科学知识属于世界3，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客观论的世界。波普强调“客观知识的世界，是这些人类创造的世界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世界，同时是一个基本上自主的世界”。[8]“世界3的自主性、世界3对世界2甚至世界1的反馈作用，是知识发展最重要的事实”。([8], p.128)三个世界论实际是对这种重要事实的概括，其实质是把科学知识的外化形式提到本体的地位。这是第一次确立科学知识的本体地位，是对科学地位的本体性的确认。

2.科学自身规定性的确认

科学化以科学自身的明确存在为前提。科学以纯粹的形态存在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清晰的，才有可能以自己去同化其它。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科学的自我确认是科学化的前提。这一确认是以划界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维也纳学派基本上是以规范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科学的划界问题。至于具体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并不统一。

逻辑实证主义以可证实性作为划界标准之一。这一标准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它的可证实条件，或者说，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凡是原则上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也是科学的;凡原则上不可证实的，就是无意义的，即其真假无法断定，因而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意义标准在此意义上即科学标准。由于这一标准使得归纳认识的不可靠性也附于数学和逻辑之上，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命题进行了分类，在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科学划界标准：句子S在认识上有意义，当且仅当(1)S是分析的或矛盾的，或(2)S在原则上是可以由经验证据检验的。

维也纳学派中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了另外的划界标准：可证伪性。这以波普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9]之所以是这样，首先是因为只有确立证伪原则，承认科学包含某种错误，从而能被证伪，才能说明科学发展的基本事实，才能解释知识的增长、科学的前进与革命。其次也因为只有确定了证伪原则才能正确地说明科学活动的主体――人与科学的关系，揭示科学的人性方面。第三，证伪有其自然本体的根源。现代科学表明，自然界的发展有某种方向性，也有对这一方向的不断摇摆偏移。换言之，自然界也在不断地“犯错误”，科学的证伪特性是自然界“错误”的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基础。

虽然维也纳学派的学者们对科学特征的描绘是多么不同甚至似乎截然相反，但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认为科学确实存在一个一般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别开来，也正是以这种区别为基础，科学才确立了自身的优越性，才有可能去同化和整合其它文化形式。

3.科学规范方法论的确定

科学规范方法论的确定是科学化的直接基础。维也纳学派是用科学方法论去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没有科学规范方法论，就失去了同化其它文化形式的依据，科学化就无从谈起。

维也纳学派认为，存在着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尽管他们对这种方法的认识有某种差别。逻辑实证主义把规范的科学方法理解为归纳逻辑。这一逻辑的基本点是“由可以作为证据的观察陈述与假说的逻辑关系得出一个假说的确认程度或概率”。[10]为观察支持的概率越大，真理性就越强。在观察陈述与假说的这种逻辑概率范围内，假说被证明是科学的，如赖欣巴赫所说“归纳推论并非用来发现理论，而是通过观察事实来证明理论是正确的”。[11]同时，“一切知识都是概率性知识，只能以假定的意义被确认”。([11], p.190)

批判理性主义则把规范的科学方法理解为假说演绎法或“试错法”。波普认为，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构造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从中推演出某些预见，并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它们。评判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潜在完美性的标准，应当是它的可检验性和非概然性。这里的可检验性与非概然性意味着一个理论倘是科学的就必须是逼近实在的、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可证伪度也就愈大，真实性概率也就愈低。所以可证伪度是科学理论的方法论标准。科学，就是猜测和反驳的结果。

撇开上述两者的具体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第一，逻辑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强调观察陈述对理论加以确认的归纳逻辑关系;批判理性主义强调基本陈述对理论加以证伪的演绎逻辑关系。两者都是对科学方法的“逻辑重建”。第二，经验主义。两者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以经验或观察陈述的可靠性为基础。只有可靠的观察陈述，理论才真正能够被证实。同样，证伪同证实一样也要靠经验事实。一件可证伪一个理论的事实必然也同时证实相反的理论。如H.L布朗所说：“只有可用以证伪的假说得到确认，才可能有真正的证伪，因而不管证实与证伪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不对称性，每一证伪事例都需要得到确认，在任何情况下证伪都不可能比确证更有力、更关键”。[12]所以，总起来看，维也纳学派的规范方法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的。

维也纳学派还认为他们的规范方法论是不变的、统一的、普适的。如逻辑经验主义者谢弗勒所说：“在理论的历史变化的下面……有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把每个科学时代同在它前面的时代以及将要到来的时代统一起来。这种不变性不仅包括形式演绎的准则，也包括使假说面对经验的检验和经受比较的评价的那些标准。”[13]

正因为科学方法具有这种规范性和统一性，所以维也纳学派才有理由将这些方法推广到文化领域的一切学科，为科学化奠定实际运作的现实基础。

五、对科学化的评价和思考

在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行描述分析后，我们最后对科学化本身作一番简单的评价和思考。

科学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科学化是科学主义文化思潮向科学性文化现实转换的机制。科学主义的典型形态从价值观方面说是关于科学的一种文化崇拜;从认识论角度说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从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看，是企图以科学范型整合同化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科学主义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把自己的价值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文化价值形态，实现的途径是科学化。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的描述和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表明，科学化是深入进行科学主义研究的重要范畴。深化对科学主义的认识，必须通过对科学主义流派科学化尝试的分析而获取。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科学主义乃至当代文化思潮发展中的地位，可以从中窥探。

科学化范畴对于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还有其特殊意义。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实践表明，科学化是涵盖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范畴，是它的首要特征。维也纳学派首先是科学主义的典型流派，尔后才是其它某种东西。它在文化价值观上是科学主义，在科学认识论上是逻辑经验主义。即便是逻辑经验主义特点本身也直接受制于科学主义。维也纳学派所以对逻辑和经验如此青睐，是因为逻辑和经验是科学的基本要素。推崇科学，不能不对科学的基本要素另眼相看。这是维也纳学派的内在倾向与发展动因。本文通过科学化研究揭示这一点，也是试图深化对维也纳学派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维也纳学派的历史地位。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是科学价值的泛化活动。撇开其问题的一面暂且不说，它是以科学为目标的价值活动，因而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维也纳学派以科学为价值取向是富于现代性的。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相继经历了神话、哲学、宗教、文学兴盛发展的时期。到了近现代，人类文化的创造主要聚焦于科学。科学，不论是发展的速度，还是它在人类文化创造中所占的比重抑或是现实影响，在整个文化领域都是首屈一指。丹皮尔对19世纪就作了科学世纪的断言。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这一大趋势的。科学化作为一种价值活动，对科学性文化的出现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没有这样一种价值驱动，科学向哲学、数学、语言等领域的进军是难以想象的。科学化进程还产生了一批科学性的文化成果。哲学的科学化导致了分析哲学等科学性哲学形态的出现，它们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结构和风貌。数学的科学化推动了新的公理系统的出现，孕育了数理逻辑等现代数学分支。语言的科学化产生了新的语言学，它所致力构造的人工语言为计算机语言奠定了基础，如此等等。作为科学化的一个结果，对科学自身的认识也深化了。维也纳学派在以科学为范型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过程中无疑要对范型本身进行合理性研究和论证，这无形之中加深了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对科学规定性与方法论的刻画，即属于这一范围。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文化特征上带有新的一轮文化绝对主义运动的特点。它的目标设置与方法论就其根本点来说是不合理的，因而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最后成功。历史上曾不只一次出现的以哲学、宗教或某种学说为形式的文化绝对主义运动，最终结果都程度不同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空间上尽一切可能让科学扩展到人类文化的其它领域，在时间上试图把科学的最高价值地位永恒化，这一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哲学、数学和语言学的发展都已证明它们不可能完全被科学化。维也纳学派在整体倾向上所摒弃的形而上学(哲学)正以某种新的形式回归。数学逻辑大厦圆满构造的企图已为哥德尔定理判为不可能。人工语言也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人们已经试图通过人类文化的丰富内涵来重新审视语言之网。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的活动所以不能最终奏效，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文化设计的最终归宿是反文化的。这虽然不一定是他们的初衷，但却是自身文化逻辑发展的结果。文化的价值推广如果达到或企图达到文化垄断或独占的地步，价值推广中如果把某种文化形式的最高价值地位绝对化，则将走向人类文化创造本性的反面。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文化绝对主义给予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可以对它的作用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但对它们的文化本性和归宿应有冷静的判断。

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进程的研究可以启发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的创造作更为深入的思考。整体地看，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程，既是科学这一文化价值的上升和实现过程，也是它向反面转化、不断遇到问题，走向自己现实边界的过程。它既有自己的成功和辉煌，也有自己无法实现根本目标的无奈。像历史上某些文化形式的价值推广一样，科学化既是文化形式扩张的某种实现，也是一种人类文化征服之梦的某种幻灭。所以，将来的人类或许可以像对待哲学、宗教、科学一样再次推崇其一新的文化形式，但是人们通过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历史结果可以懂得：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不仅拥有自己的魅力，而且拥有自己的极限。人类在限制和过程中表现自己，文化也在同样的境遇中发展自身。人类文化如同人类一样，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每一种文化形式都会以其特殊性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至于每一种形式在什么时候占据何种地位，则视历史条件而定。人们早已强烈地意识到，漫游中的黑格尔绝对精神在近现代一直垂青于科学。科学一度好像是绝对精神的化身，而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似乎是这一绝对精神的回音。然而，曾几何时，随着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受遏和科学主义锐势的下落，绝对精神好像又要在人类文化的这一方天飘然离去。人们似乎感觉到：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从不太遥远的地方在向人类招手。

参考文献：

[1] 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7页。

[2]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46-147页。

[3] A.J.Ayer, Language,Truth And Logic, Middlesex, Pelican Books Ltd, 1987, p.69.

[4]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

[5] 伯特兰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5页。

[6] Ruldof Carnap,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The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America, V.Ⅱ ，1973, p.26.

[7] Paul Arthur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Ruldof Carna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51.

[8] 波普：《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9] 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10]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1] 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8页。

[12] Harold I. Brown, Perception, Theory and Commit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75.

科学学派 篇3

一、从科学的基本特征看语言学的科学性

学派创立须对语言学科学性有足够的认识。一门学科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首先要有客观的研究对象、系统的学理。自然辩证法中,作为科学的理论有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内容的客观真理性及本身的可证伪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理论,过去的理论逐渐被目前的理论所修正,目前的理论在未来会被进一步完善。其次是结构上的逻辑性。理论需要可以操作、多次重复验证核查保证其有效性和说服力 ;再次是功能上需要具备科学预见性。即通过该理论可预测事物在未来发展的走向。据此,语言学首先应该是一门科学,它有客观的研究对象——语言。它必须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切入角度,例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等,均有各自成熟的研究方法,如描写分析、结构分析等。这点我们将在下一点着重讨论。

二、自然科学精神在语言学流派建立中的地位

一个科学的语言学理论是怎么形成的?传统研究语言学多从主观的角度进行。而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在科学哲学的影响下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研究范式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初期。在索绪尔的推动下,历史比较语言学过渡向以结构描写为方法的现代的语言学。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启示下语言具有哲学的、物理的和生理的特点得到更深入的探索。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 , 乔姆斯基创建了转换生成语法,语言学研究从描写语言符号系统内部成分的结构主义转向了解释语言的运作机制和认知的研究。至此语言学研究不再单纯而保守,受到了数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有力推动,与不同自然学科的联姻让它研究拥有了开阔的视野。

事实上,从弗雷格起,语言哲学早就走入了对形式的深刻思考,而当代语言学研究不同的语言学派或多或少都有形式化的理论表达成分。美国著名逻辑学家蒙太古第一次把元数学系统而广泛地应用于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语用方面的研究 , 建立了蒙太古语法。他严密的代数运算就是一种试图从逻辑角度来对语言进行精密化、形式化研究的典范。再以布龙菲尔德为例 , 他根据俄国学者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提出人类的语言过程就是由一系列刺激和反应构成的 :即S-r…s-R,S表示实际刺激 ;R表示实际反应 ;r表示语言替代性反应 ;s表示语言替代性刺激。其《语言研究导论》、《语言论》就是立足心理学来阐释语言的。当然,乔姆斯基更是语言学科学化的缔造者,他站在生物的基本立场上,从语言的角度把对人类认知活动的探索推向了学科的前沿,他坚持人脑初始状态应该包括一切语言共同具有的特点——普遍语法。他的“天赋假设”认为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能力之一是语言能力,即提供了一个对语言材料进行初步分析所需的感觉系统以及一个很精细的确定某一种语法的图示。至此生物学和语言学互相吸收 , 更促进了生物语言学的发展。

三、对中国特色语言学派建立的启示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语言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是可以遵从严格的经验科学的科学研究精神的。同时,语言学还在研究方法上,也能够跳出模糊的描述,注重经验科学的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而这些与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精神是完全契合的,因此了解自然辩证法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变得极为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二十一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引发了诸如生物科学、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日新月异 , 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渗透到语言研究之中。通过上文对当代语言学研究与数学和生物学的结合能够发现 , 如果能够提出更有新意的理论,并用可信服的研究成果和应用成果加以验证 , 当代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可以实现跨越 , 成为联系两个视界的纽带。要建立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流派,我们不能再满足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定性研究方法 , 而应该借用、掌握自然科学诸如数学、逻辑、生物、心理学的某些研究方法,用创造性思维打通中国语言学研究与世界的联系。以神经语言研究为例,结合汉语语料,对语言和大脑神经及其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纵深研究,不失为开拓学科的建设道路的好方法。当然,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为语言学学科的建设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参照的同时 , 也为研究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及观念上的挑战,呼唤中国特色语言学派的出现,也即呼唤不拘泥传统、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

摘要：以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为视角,通过对语言科学性和自然科学精神在语言学发展中的地位进行溯源和分析后认为,语言学研究应本着经验科学的基本精神,重视语言学本身的科学性,结合自然科学的领域的最新成果,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的可操作性、可验证性,可为中国语言学学派的建立给予新的启示。

兼山学派考 篇4

兼山学派考

兼山学派由程颐晚年弟子郭忠孝开创.该学派由郭忠孝传至其子郭雍,郭雍传谢谔、蒋行简,谢谔传欧阳朴、孟程、左揆、曾震、曾机、曾雩、黎立武,曾震传其子克己、克允、克觉、克家.学派中心由洛阳到湖北长阳,后又到江西.在<中庸>诠释学中,该学派自称得程颐晚年定论,不同于游、杨以及朱熹之说了,在易学上也有独到的见解.“兼山学派”在宋元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作 者：孙劲松 Sun Jinsong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刊 名：中州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年，卷(期)：“”(5)分类号：B244.99关键词：兼山学派 郭忠孝 郭雍

科学学派 篇5

关键词：描写语言学,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差异

自20世纪以来, 对语言各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新的语言学流派涌现出来, 相应地也形成了一系列的语言学理论。这个时期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等。其中, 结构主义又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本文主要是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着手, 对该学派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与布拉格和伦敦学派之间的差异做一个必要的论述。

1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描写语言学, 也被称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是上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占主要地位的一个语言学流派。这一流派的创立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印第安语土著语言的一项长期调查。当时人们发现, 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正在迅速消亡, 应该让语言学家在这些语言消失之前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系统地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便促成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诞生。

在对印第安语的长期研究和调查中, 语言学家萨丕尔和鲍阿斯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先驱。鲍阿斯, 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创始人, 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的专门教育, 也正是得益于这一点, 他才没有受到欧洲语言学传统的束缚。他提出, 描写一种语言应该根据它自己的结构, 而不是其他语言的结构和框架。语言学家应该从被调查的语言事实出发去看待自己调查的对象, 要对语言做客观的描写。鲍阿斯大胆主张重新探讨描写语言的新方法, 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共同编写了《美州印第安语手册》, 在这本书中, 鲍阿斯描绘了描写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本书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也是鲍阿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萨丕尔则在实践中特别注意对语言结构的描写, 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详细论述了语言的定义、成分、语法过程和结构分类, 探索了语言的历史演变、语言与文化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等。

随后,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提出了语言的“刺激——反应”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等概念, 以及直接成分分析法等等, 最终奠定了他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的地位。《语言论》一书的出版发行也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此后, 一大批美国语言学家, 如哈里斯和霍凯特等, 对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最终使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除了时代背景的需求以外, 这一学派的产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就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 它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和语言的分析方法上, 都为描写语言学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2 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差异

2.1 产生背景

1926年, 捷克的语言学家马泰休斯号召了一批在语言研究上志同道合的学者,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成立了一个语言学会, 并在1952 年以地址命名该学会, 称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捷克语言学家, 以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为代表, 主要受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一支是俄罗斯语言学家, 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为代表, 受俄罗斯语言学的影响。因此, 布拉格学派是一群有着共同思想的学者带着目的, 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

与布拉格学派相比,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创立则是由一定的外界偶然性因素催生出来的。正如在描写语言学形成背景中所提到的那样,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来源于19 世纪末美国的描写人类学。欧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陆以后, 当地土著居民被迫到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生活, 土著人口急剧减少, 他们的语言文化也就可能逐渐消亡。为了保留这些快要消亡的语言和文化, 人类学家开始记录原始土著居民的语言。描写语言学就是从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生长发育起来的。因此, 虽说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实践基础, 但它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 其产生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2.2 发展方式

布拉格学派是语言学家自发地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语言学会, 所以其发展形式也有很强的系统性, 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主要是在美国语言学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成立了以布龙菲尔德为发起人的“美国语言学会”, 但是该学会是由美国各流派的语言学家共同组成的, 并不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专门学会。事实上,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学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师生授受关系, 前代学者对后代学者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无意识的。但是, 后来的很多语言学研究者都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力要甚于布拉格学派。

2.3 学派思想

两个学派虽然都属于结构主义学派, 但是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布拉格学派在用结构分析语言的同时, 十分重视语言的功能, 所以布拉格语言学派, 也被称为功能学派。而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也就少不了对语义的重视, 例如, 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的音位学研究。音位是能够分辨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与研究语音自然属性的语音学相比, 音位学研究的是语音的社会属性。此外, 布拉格学派还认为, 应该以语言功能作为主要依据, 来描写语言的特点、确定和划分语言的类别与结构、解释语言的变化规律等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则主张从形式的角度研究语言, 不注重语言的语义和功能。虽然, 美国描写语言学在语言形式描写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 描写语言学者过于强调客观性、经验性和可验证性, 把意义置于不适当的次要地位, 不涉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也否定语义在句法描写中的作用。

3 伦敦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差异

3.1 产生背景

美国描写语言学是人类学家为了记录即将消失的印地安土著语言而产生的, 因此有着客观性、实用性和科学性等特点, 遵从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而伦敦语言学家的研究则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英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的语言与文化, 研究目的是让语言在新的文明条件下成为有效的交际工具。

3.2 研究方法

伦敦学派的句法研究通常被称为系统语法, 主张把非语言因素纳入语言研究, 对语境进行分类并分析其构成, 它的特点是注意选择关系, 根据语言的内部规则和语言所在的社会因素, 来选择词句和说话方式。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具有普遍性的, 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也就是说, 他们更重视语言的共性研究。他们注重语言本身的描写, 注重形式的分析, 强调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 以布龙菲尔德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为代表。

3.3 学派思想

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 弗斯, 对语义学的定义就完全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 他认为语义学是对出现在典型语言环境中的话语进行分类的问题。这或多或少是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言环境观点的影响。总之, 他们非常重视语义, 而且主张语义不仅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还应包括语境的意义。伦敦学派以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研究重点, 主张从社会角度去考察语言, 并首次把语义纳入语境中进行研究, 这对语用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些主张与纯结构主义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具有根本区别, 这种区别类似于描写语言学与布拉格学派的思想差异。

4 结论

通过以上对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产生和发展历程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以其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 20世纪的语言学都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们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是, 与其他两个学派——布拉格学派与伦敦学派对比,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产生背景、发展方式、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学派思想等仍有所不同。一方面, 美国描写语言学在某些语言分析的问题上更加客观, 更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 就理论上而言, 美国描写语言学过分重视形式, 而轻视了语言的意义, 同样显示出了其片面性。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即它们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之, 我们应该全面地、公正地评价美国描写语言学, 去粗取精, 力争推动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平.句法分析: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到转換生成语法学派[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 (4) :1.

[2]陈平.描写与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 1 (987) :1.

[3]陈霞.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与伦敦学派的比较[J].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4 (6) :26-29.

[4]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5]郝根, 左英.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评价[J].语言学资料, 1963.

[6]林芸, 雷卿.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伦敦语言学派比较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2 (9) :57-60.

[7]唐菊媛.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比较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 2013 (48) :136-137.

[8]吴琦.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伦敦语言学派之比较分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8 (9) :54.

[9]熊兵.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回顾与反思[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8) :50-53.

学统·学派·师承 篇6

令人欣喜的是，在屈辱自卑、急功近利心态下步趋西方教育学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自主创造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自信。不仅如此，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其规模之庞大、问题之复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上任何国度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教育学者纵横驰骋、大展雄风，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必奢谈什么理论创新，即便能全面、有效而深刻地呈现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状态，就已经不仅是对于中国，也是对于世界教育学术的伟大贡献。

只是，学派的造就不能仅凭勇气和自信，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学统”和“师承”是形成“学派”的必要前提。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复杂：继往方能开来，返本始可开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学统、学派和师承的关联尤为密切。可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是从中断古代学术传统开始的，它一面不断移植花样翻新的外来理论，一面又不断地从事否定和自我否定。从赫尔巴特教育学到实用主义教育学再到凯洛夫教育学，这段不断输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当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教育理论分别被贴上“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之后，教育和理论的“创造”就只能以荒漠化了的文化流沙为基础了。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和教育学，不得不来一次新的“彻底否定”，从“恢复”(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学)和新一轮的“引进”(先是引进前苏联教育学，很快又以美国教育学取而代之)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教育学也逐步走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日益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本士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传统”等既相互歧异又彼此呼应的流行话语为代表，中国的教育学者似乎已开始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只有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呈现之时，方可产生。然而，在中国教育现实之中、在中国教育学者灵魂深处，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悖论：“理论是外国的，现实(或历史)却是中国的”(叶澜先生语，或简捷地称之为“中话西说”);“大学里讲的是进步主义，中小学课堂里奉行的却是赫尔巴特主义”(陈信泰先生语);“‘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各行其是”(笔者谬见，‘长袍马褂’喻指种种复归传统的努力，‘西服革履’喻指一切与世界最新教育理论接轨的冲动)……在这一深刻的文化(也是精神)分裂之中，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在文化迷宫之中左冲右突、找寻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也是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她既造就了众多的学术人才，也创作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相对较长，研究阵容比较强大，拥有教育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外教育史研究发展均衡，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大学史、学术史、蒙学史等)有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视建构本土理论，学缘结构比较多元，学术影响力、辐射力强，涌现出了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果说建立中国教育学派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要履行好这一学术责任，需要我们具有文化承担意识：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方向感。其中，尊重学统和重视师承又是最基本的。学统是承载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知识统系，它通过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来凝聚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价值理想。例如，以孔子为宗师、以六艺(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之道为根本价值追求，就既是儒学的道统，也是儒学的学统。学派则是学统的分化形式，我们既可以在时间之维上把儒学分成原始儒学、汉儒、宋明儒、清儒和现代新儒家，也可以在空间之维上把汉儒分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把宋儒分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以分化形式出现的儒学流派，在同宗孔子、六经和仁义之道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学统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载体，既是知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是知识、思维和价值的有机统一体，是孕育学派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离开了学统的承续，学术研究将丧失其重要的文化源泉，学派的造就自然也是空话。

中国现代学术所以会中断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把学术视为单一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了的知识，其典型表现是把“学术”解释为“科学和技术”)，一种可以与文化相隔绝的抽象物件。于是，在形形色色功利主义(包括国家功利主义、集团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驱策下，那些“横空出世”的理论既可裁断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又可强制我们的生活和实际。知识与价值、制度与精神的背离，遂成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声名显赫的“古史辨派”拯救的是知识(指陈“道统”的虚构性)，抛弃的却是文化价值(“道统”虚构者的真实价值体验和真诚文化承担)。单一的知识可能只要有聪明和勤奋就够了，深厚的文化则关联着学术的智慧和境界，未可等闲视之。

中断了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能否重新接续古老的中国学统?对此，不少反思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专家学者持悲观态度。理由是：在现代，学统的承续既无体制保障(指“政统”“道统”和“学统”相互支撑的古代架构)，又乏师承基础(就连自觉以返本开新自任的现代新儒家也难逃“中话西说”的路数，且脉搏微弱、时断时续)。笔者却并不那么悲观。宋儒张载曾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气概，去接续“孟子殁后，千有余载不传”的儒者绝学。另一位宋代大儒陆九渊，则自称学无师承、“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虽说绵延相续的师承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便利，但在需要“继绝”之际，以遥远的古代圣贤为师并非没有可能。当下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们提倡经典研读(对于成人而言)和经典诵读(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其深意在此，不可不察。只是不可再犯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奢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要造就中国教育学派，接续学统是其文化基础，注重师承则是其知识前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阳明学派的形成与流布为中心结构而成。论及明代心学发展大势，《明儒学案》说：“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入精微”意味着心学路数和统绪的形成;“而后大”则既标示出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成熟(以“心即理”为基础，以“致良知”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基本法门)，也揭示出阳明心学通过特定师承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多家、多派、多变中广为传布于明中后期，令“大江南北如痴如狂”的繁荣景象。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如果说白沙之学是一粒种子，那么，阳明之学就是那粒种子所生发成的参天大树，阳明后学则为环绕在那棵大树周围的广袤森林。学有渊源的师承，可以使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更高的起点上，持续不断地展开学术思考，积土成山，蔚成大宗。

中国教育史学迄今尚无声名显赫的学派出现，既与学统中断有关，也与师承乏力相随。前段时间，为了了解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专门以郭齐家教授为对象，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谈。访谈中，郭先生颇多感慨。感慨之一，就是我们的师承问题。他谈论说：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与合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了以五大教授(邱椿、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和陈景磐)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我们这些后来者每论及此，常引以为自豪，这确实也值得自豪。但要知道，这种强大，数量意义要高于质量意义。这是因为，五大教授走到一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学术群体，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就个人而言，他们每个人(尤其是邱、瞿、邵)都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并后的聚合力与摩擦力相互抵消了，难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学术权威和学术分工有机配合的学术团队。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老先生们的学术形象严重受损，其学术权威也被消解大半，后学晚辈避之犹恐不及，不参与批斗他们已属难得，更不用说自觉的师承意识了。我本人1960年教育系本科毕业后，先是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一年后转入教育史教研室。正正经经的教育史学科知识，是在此后一年多一边备课、一边从事本科教学中积累起来的。紧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在大批判中歪打正着地学了一点儿教育史。我1982年重新走上讲台，就是以那点儿有限的积累来讲授中国教育史的。此时，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此后，尽管我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弥补学术积累上的不足，但主要还是以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为中心，为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做了一点儿基础性工作。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略胜一筹，但大体状况与我相似。当我们有了自觉的师承意识之时，老先生们或已步入仙境，或已年老体迈。所以，让我们站在老先生们的肩膀上引领后学更上层楼，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好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积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希望你们能高瞻远瞩、找准方向，具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和师承意识，把教育史研究做得更好。

(笔者注：以上所引，是郭先生在我们访谈交流中的大意，并不全是他的原话)

说老实话，面对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待，我总觉得自己心虚得很。在与同仁、学生们的交谈中，我常说自己是“半吊子”。这绝非自谦之辞。由于学术境遇比上一代学者要好得多，我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专业研究能力自然有所改观，但离邱椿、瞿菊农先生那代人学兼古今、知通中西的学术境界，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虽说要古今兼通，但从朗读“毛主席万岁”开始启蒙第一课、又在长期的“西倾”心态中读书应考，实在没有多少传统文化修养可言;虽说要中西兼学，但长期困守国内、主要透过书本看世界，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西学根底。如此眼高手低、一瓶子不满半甁子晃荡，不是半吊子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解除了学术研究中过多的政治干扰之后，我们这代人与前两代学者相比，面临着更多难以克服的诱惑：由功利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金钱诱惑，由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权力诱惑……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自暴自弃。古人云：“知不知，上也。”能自觉到自己的不足勉而弥补之，能意识到外在的诱惑起而抗拒之，本身就足以构成积累和进步的起点。更何况，中国教育史学迄今虽无显赫学派出现，但从新中国该学科的发展来说，“南派”(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和“北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确已形成过自己的特点：南派重文献梳理，北派重理论概括;南派重跟进国际潮流，北派重适应本土实际。而后起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在最近30年，经过“陈学恂——田正平——周谷平、肖朗”等的持续努力，沿着“现代化史”研究进路不断扩展和深化，成绩相当可观。近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史和学术史等有自家追求的研究领域业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起点，步步为营，循序以进，通过不断修正、扩展和提升，未尝不可以有更大作为。

战后繁荣导致学派丛生 篇7

有人形容说, 如果泰罗和法约尔的古典理论只是管理学的萌芽, 到二战后则已发展成为一片茂密的丛林。各种各样的管理学派尤如雨后春笋, 滋生蔓延, 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盘根错节, 林立丛生。被称为管理界游侠的孔茨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管理理论丛林”。据他的归纳, 当时共有11个主要学派, 除前面叙述过的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派外, 按形成的先后顺序主要还有以下几大派别: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同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的理论, 在历史渊源和理论内容上互相影响, 互相渗透, 又各有所长。

孔茨认为, 如果“管理理论丛林”继续存在, 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 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为此, 他于1962年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主持举行了一次讨论会, 把一批管理学中具有不同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著名学者和来自工商界、教育界和政府的具有洞察力和实际经验的管理工作者召集在一起,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虽未能统一观点, 但这次会议和孔茨关于管理丛林的分析, 引起了人们对于管理原则、普遍性、语义和其他急迫问题的新的兴趣。管理学家开始探求统一的管理理论, 企图用系统的、权变的方法把管理理论统一起来, 建立一套一般的管理原理。可是, 尽管管理学家们做出了种种努力, 不但未能使管理理论走出丛林, 反而却导致了“丛林”更加茂盛。孔茨自己也为此做了许多努力, 始终未能解决。后来又诞生了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等众多新型理论。

可以肯定, 将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还会有新的管理理论和技术出现, 以适应新的需要。正如百年管理的作者克雷纳指出的: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 而无终结的答案。但新的出现不等于旧的要淘汰, 而只是弥补旧的不足, 丰富了管理理论的宝库。好比数学一样, 出现了微积分, 不等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法则就过时了一样。因此, 在21世纪的今天, 重温泰罗制和各种管理流派仍有现实意义。这里参照有关资料, 对主要管理学派作一简要介绍。

研究人与组织协作关系的社会系统学派

泰罗研究了企业里人与工具的关系, 提出了科学管理学说, 成为科学管理之父;梅奥研究了企业里人与人的关系, 创立了人际关系学说, 并引发了行为科学的研究, 形成了行为科学学派;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 Irving Barnard, 1886~1961) , 则研究了企业里人与组织的关系, 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 成为近代管理理论奠基人之一。

20世纪30年代末, 正处于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初期, 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的兴起, 使管理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管理问题, 注意协调好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但在巴纳德看来, 人际关系学说研究的重点只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强调的是行为个体相互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研究行为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而如果将组织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要使系统运转有效, 则必然涉及到个人与组织间的协调问题。例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协调, 这也符合系统论的基本观点, 即系统之间的协调。它不仅包括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 也包括各个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协调。而当时的管理实践中也暴露出了某些单纯以人际关系学说为理论指导而不能解释的管理问题。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系统学派得以产生, 并将协调组织中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作为其研究的主导方向。以巴纳德组织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的观点也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对管理思想的发展, 特别是组织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它的一些管理理论学派都和它有着深刻的联系。

社会系统学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 是西方出现较早的一个管理理论学派。它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管理, 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 进而把企业组织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看成是一种协作系统。因此, 后人把社会系统学派也叫社会协作系统学派。

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巴纳德

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 1886年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 1909年读完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进入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AT&T) 统计部工作, 1915年被提升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商业工程师, 1927年后任规模庞大的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多年。巴纳德的职业生涯, 对他创立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巴纳德曾熟读过伯雷托、韦伯、勒温等人的著作, 并受到对系统思想很有研究的生物学家亨得森的影响。巴纳德经常和亨得森讨论系统思想问题, 并结合社会学和系统论的思想来考虑经营问题, 对建立社会系统理论关系很大。因故没有取得学士学位的巴纳德, 后来因在研究组织和管理性质及理论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7个名誉博士称号, 弥补了他的“心灵创伤”。到他1961年去世时, 已在管理学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了。

成名后的巴纳德经常到大学演讲。曾应哈佛校长洛维尔的邀请去波士顿进行的八次演讲影响最大。他在此基础上, 于1938年出版了《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 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从而成为社会系统学派的开山鼻祖。哈佛大学的众多知名教授, 都对这本书以及巴纳德思想中的哲学内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管理学界称该书为美国管理文献中的经典著作。该书开创了组织管理理论研究, 揭示了管理过程的基本原理, 经后人进一步发展, 形成管理学领域的组织管理流派, 对当代管理学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对组织和管理理论的—系列基本问题都提出了与传统组织和管理理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应从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管理的问题。后来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由于他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 把各类组织都作为协作的社会系统来研究, 后人就把他开创的管理理论体系称作社会系统学派。

在现代管理学领域, 切斯特·巴纳德是个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他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 犹如法约尔和泰罗对古典管理学的贡献。有人认为, 管理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即古典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当代管理学。泰罗和法约尔是古典管理学的代表, 巴纳德则是第二个时期现代管理学的代表, 而第三个时期的代表属于德鲁克。巴纳德的贡献, 主要是理论上的贡献, 尤其是组织理论上的创新。而德鲁克的贡献, 主要是管理艺术上和文化上的贡献, 尤其是对管理实践的洞察。所以, 巴纳德是“现代管理理论之父”, 而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

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要点

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的理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和库尔特·科弗卡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等。

社会系统学派认为, 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就是一个社会系统, 它是人们在意见、力量、愿望以及思想等方面的一种合作关系。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系统, 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人员的作用就是要围绕着物质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因素去适应总的合作系统。使各种冲突的力量、各种不同的需要和目的得以维持成一种恰当的平衡。其理论要点如下:

1.关于组织的描述

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协作系统, 即一种人的相互关系系统。这个系统的存在取决于三个条件:

(1) 协作效果, 即组织的目标是否顺利达成;

(2) 协作效率, 即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协作成员损失最小而心理满足最高;

(3) 组织目标和环境相适应。

具有协作效率的系统, 一定具有协作效果, 但有协作效果的系统不一定具有协作效率, 而正是系统的协作效率吸引着人们去选择加入某个系统并为之做出贡献。否则就会跳槽而去。

一个协作系统里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应相一致。一个组织或企业要生存发展, 必须把企业的要求同个人的需要结合起来, 即同时满足效果与效率原则。只有这样, 组织的发展才具有生命力。如果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存在不一致, 又得不到解决, 这个组织必定短命。

组织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愿意为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而进行协作活动。个人对是否参加组织的活动可以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要受到个人动机的影响。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就是通过改变个人动机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从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为了影响个人的动机和行为, 管理人员就必须研究组织成员的个人特征。在对组织成员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管理人员应该意识到:

(1) 职工既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其行为的个性、直觉和主观方面) , 又是在特定组织中扮演有限的角色的组织成员 (其行为的理性、客观、非个性化的方面) 。

(2) 管理人员的权限取决于指挥下属的命令是否为下属所接受, 如果命令不被服从, 权限也就不存在了。

(3) 个人具有自由意志, 但他的行为又受到遗传、社会和环境中各种力量的影响。因此, 管理人员一方面要让下属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时又必须看到,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所以不要盲目地对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进行指责, 而是要通过改变环境条件, 提供恰当的刺激手段来影响和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

巴纳德在分析正式组织与个人的协调关系时, 还注意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2.组织存在的三要素

巴纳德认为, 作为正式组织的协作系统, 不论其规模大小或级别高低, 都包含了以下3个基本要素。

一是协作的意愿。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 组织成员愿意提供协作条件的劳动和服务是组织程序所不可少的, 协作的意愿意味着个人自我克制、交出对自己的控制权, 个人行为的非个人化, 其结果是个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意愿, 就不可能对组织有持续的个人努力, 就不可能将不同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协调组织活动。

但是, 不同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的强度是不同的, 同一成员在不同时期的协作意愿也是不断改变的。个人协作意愿强度的高低, 取决于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其尺度通常是由个人主观所决定, 而不是客观的。比如有人重视金钱, 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更重视威望。所以组织为了获得和提高成员的协作意愿, 一方面要提供必要的金钱、威望、权力等各种客观的刺激;另一方面要运用说服力来影响成员的主观态度, 培养他们的协作精神, 号召他们忠于组织、相信组织目标等。

二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是达到协作意愿的必要前提。没有共同的目标, 组织成员就不知道要求他们提供何种努力, 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从协作劳动的结果中得到何种满足, 从而不会进行协作活动。

由于组织成员对共同目标 (即组织的目标) 的接受程度影响到对组织提供的服务, 同时由于个人之所以愿意为组织目标作出贡献, 并不是因为组织目标就是个人目标, 而是因为意识到实现组织目标有助于实现他的个人目标。因此, 管理人员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 就是帮助组织成员加深这种认识, 并努力避免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不一致或理解上的背离。

三是信息的沟通。组织的共同目标和不同成员的协作意愿只有通过信息沟通才能相互联系, 形成动态的过程。没有信息沟通, 不同成员对组织的目标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认识和普遍的接受;没有信息沟通, 组织就无法了解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及其强度, 也无法将不同成员的努力形成协作劳动。因此, 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是以信息沟通为条件的。为了有效地进行信息沟通, 巴纳德列出了几个必须遵守的原则:

(1) 信息的沟通渠道要被组织成员所了解;

(2) 每个组织成员要有一个正式的信息沟通线路;

(3) 必须依照正式的路线沟通信息, 不要在沟通过程中跳过某些层次, 以免产生矛盾和误解;

(4) 信息沟通的路线必须尽可能直接而便捷;

(5) 作为信息沟通中心的各级管理人员必须称职;

(6) 组织工作期间信息沟通的路线不能中断;

(7) 每一信息沟通都必须具有权威性。

3.经理人员的职能

经理人员在组织中的作用, 就是在信息沟通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 并通过信息沟通来协调组织成员的协作活动, 以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 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经理人员的职能主要有3项:

(1) 建立和维持一个信息沟通系统。组织活动的复杂性亦即协调不同成员劳动的重要性, 决定了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式信息沟通系统, 即经理人员 (或管理人员) 组织。这项工作包括:确定和阐明经理人员的职务, 以及找到适合的人担任这一职务。

(2) 从不同的组织成员那里获得必要的服务。包括:招募和选聘合适的工作人员, 维持组织的诱因, 以保证协作系统的生命力。

(3) 规定组织的共同目标。阐明各个部门的具体目标, 对各种不同权力和责任加以安排, 以使组织成员知道他们怎样为所追求目标做出贡献, 并努力协调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共同目标之间的矛盾。

巴纳德认为, 经理人员的上述职能是由协作系统组织的本质、特性和过程决定的。

巴纳德强调指出, 管理者要想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最重要的是取得部属的同意、支持和合作。管理艺术就是把内部平衡与外部适应和谐地综合起来。经理人员作为企业组织的领导核心必须具有权威。他认为, 权威存在于组织之中, 权威就是存在于正式组织内部的一种秩序、一种信息交流对话系统, 即“权威的脉络”。

社会系统学派的贡献与不足

社会系统学派主要以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为基础。巴纳德的理论既吸收了古典组织理论的合理成分, 又融合了人际关系理论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观点, 围绕“协作系统”和“决策”等新概念, 对“沟通”、“动机”、“决策”、“目标”和“组织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专题研究, 首次提出了构成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 建立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本框架, 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虽然组织理论并非全部的管理理论, 但它对管理理论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并对其他学派的形成 (如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 有很大影响。后来的许多学者, 如德鲁克、孔茨、明茨伯格、西蒙、利克特等人, 都极大地受益于巴纳德, 并在不同方向上有所发展。

巴纳德的理论很有开创性。如关于经理的职能, 不是前人采用的静态的、叙述的方式加以说明, 而是采用分析性和动态性的方式, 从组织的要素来进行分析。归结为提供信息交流的体系、促成个人付出必要的努力和规定组织的目标, 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联系起来。这更为生动也更符合实际, 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再如他强调管理在于一个组织或企业的内部平衡与外部适应的思想也有独到之处;还把正式组织的要求同个人的需要连接起来, 这也是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关于经理人员是系统协调控制中心的观点也是前所未有的;关于经理的权威在于下属“接受”这种“权威接受论”的观点, 很新颖而有启发性。

社会系统学派强调要准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指出人是有其独立性和个人需求的, 企业要平等对待员工, 经理要把行使权力当成是与员工信息对话。组织与组织成员必须同时实现各自的目标, 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种把人置于管理的第一位, 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抓住了管理科学的本质, 也体现了现代企业人性化管理的特点。

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中关于组织的三个组成要素论述, 把“财”和“物”排除在外, 据此提出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也没有关于财和物的管理职能。这显然是个不足之处。即从泰罗的见物不见人变成了见人不见物, 同样具有片面性。因此, 巴纳德对组织要素的划分受到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和质疑。

社会系统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产生了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这一学派是二战后由英国的特里斯特等人通过对英国的达勃姆媒矿“长壁采煤法”现场作业组织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经过研究认为, 许多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只把组织看成一个社会系统, 而没有看到它同时又是一个技术系统, 而技术系统对社会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只有使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两者协调起来, 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保这两个系统相互协调。这一学派首次把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综合起来考虑, 填补了管理理论的一个空白, 也是对社会系统学派的完善和补充。其大部分著作都集中于研究科学技术对个人、对群体行为方式, 以及对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的影响, 因此, 特别注重于工业工程、人—机工程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长壁采煤法的某些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意义》、《社会技术系统的特性》等等。这个学派虽然也没有包括管理的全部理论, 但重视技术系统的研究对管理实践很有意义。

重视职能分析的管理过程学派

管理过程学派又称管理职能学派,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会长的哈罗德·孔茨 (Harold Koontz, 1908-1984) 和西里尔·奥唐奈里奇创立的。代表作是两人合著的《管理学原理》 (1955年出版, 曾多次修订再版) 。这一学派是在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故尊亨利·法约尔为鼻祖。他们仔细研究了法约尔提出的管理五大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在此基础上, 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 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按这五项管理职能对管理活动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 最终得以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其早期代表人物还有美国管理学家亚历山大·丘奇 (Alexander H.Church, 1866~1936年) 和詹姆斯·穆尼 (James D·Mooney, 1884~1957年) , 他们也进行过管理职能的研究。其主要论点如下。

七条基本前提

该学派认为, 无论组织的性质多么不同 (如经济组织、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军事组织等) , 组织所处的环境有多么不同, 但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却是相同的, 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因此, 管理过程学派也称管理职能学派。他们指出, 管理是在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过程同管理职能是分不开的。因此, 他们把职能作为研究的对象, 先把管理的工作划分为若干职能, 然后对这些职能进行研究, 阐明每项职能的性质、特点和重要性, 论述实现这些职能的原则和方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 应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面加以理论概括并有助于建立起系统的管理理论, 用以指导管理的实践。

还认为, 虽然各种企业和组织的管理环境都不同, 但管理则是一种普遍而实际的过程, 同组织的类型或组织中的层次无关。管理知识中有一个纯属管理的核心部分, 如直线或参谋制、部门化、管理幅度、管理评价、管理控制技术等, 是普遍适用于各种组织和组织中的各个层次的。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 就成为基本管理理论。

为了建构管理学理论, 管理过程学派提出了七条基本的理论前提。

第一, 管理过程可以通过分析管理人员的职能从理论上进行剖析。

第二, 可以根据企业的实践经验, 总结出一些基本管理原理, 对认识和改进管理工作起借鉴和启示的作用。

第三, 可以围绕基本管理原理展开研究, 以确定其实际效用, 增大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和适用范围。

第四, 基本管理原理只要没有被证明为不正确或被修正, 就可以为形成有用的管理理论提供理论要素。

第五, 管理是一种如医学和工程学那样, 可以依靠原理的启发而加以改进的技能。

第六, 管理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原理一样, 是可靠的。

第七, 管理理论也从其他学科 (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等) 吸取一些有关的知识, 这是为了使管理理论易于理解和掌握。

在研究中, 管理过程学派把管理人员的工作划分成一些职能, 对每项职能提出一些基本问题, 然后加以分析和归类。再对这些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并从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中探求管理的基本规律, 详细分析这些管理职能, 阐述每项职能的特点和目的、结构、要素、过程、技术和方法等等。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

五项管理职能

孔茨关于管理五项职能, 即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的阐述非常精辟, 也很深入具体。这里择要如下:

1.关于计划职能

孔茨认为, 这是五种管理职能中最基本的职能, 其他四种管理职能都必须反映计划职能的要求。计划职能的主要目标是, 应付不确定性和变化带来的问题, 把注意力集中于企业的目标, 使经营更为经济合理, 便于控制。同时还阐述了计划的目的任务、目标、策略、政策、程序、规则、规划、预算等内容和要求。

2.关于组织职能

孔茨指出, 组织就是设计和维持一种职务结构, 以便人们能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有效地工作。他强调, 组织结构必须反映企业的目标和计划, 管理人员可利用的职权, 企业所处的经济、技术、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伦理条件, 同时必须配备恰当的人员。组织中所设的部门, 可以按不同需要划分。有以下几类划分方式:按时间划分 (轮班制) ;按生产、销售、财务等职能划分;按地区或产品划分 (如产品事业部) ;还有按顾客划分、市场渠道划分、工艺或设备划分、矩阵组织或临时划分部门等。

还强调授权是组织中的重要问题, 并列出了有效授权若干原则。同时指出, 为了使组织职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必须克服组织工作中的一些常见的错误和缺陷, 如各部门和各层次的职权关系不明确, 不向下级授权或授权没有节制, 职权界限混乱, 权责不相称, 多头领导, 组织机构重叠等等。

为了健全组织工作, 孔茨提出了十五条基本原则, 即:目标一致原则、效率原则、管理幅度原则、分级原则、授权原则、职责绝对性原则、权力和责任对等原则、统一指挥原则、职权一管理层次原则、分工原则、职能明确性原则、检查部门与业务部门分设的原则、平衡原则、灵活性原则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并逐一作了解释。这些组织设计的原则今天仍为大家所遵循。

3.关于人事职能

这项职能包括对职工的选择、雇用、考评、储备、培养和其他一些有关职工的工作。孔茨提出了对各类人员的选拔考评办法。

对职工进行选择可采用四种测验方法:智力测验、熟练和适应性测验、职业测验和性格测验。

对职工的考评, 一般采用个人品质和工作特征的标准来评价职工、特别是管理人员。其中包括的项目有:与人友好共事的能力、领导能力、分析能力、勤奋、判断力、首创精神、业务知识、完成任务的能力、生产成果或节约费用情况、计划和指令的执行情况等。此外, 还可按目标的实现情况对职工进行考评。这主要用于目标管理中。

对管理人员进行考评的方法, 即将管理的职务进行分类, 然后用一系列的问题来说明每一种职能。这些问题要能反映管理工作各种职能范围内最主要的基本原则。

孔茨强调, 在对管理人员考评的基础上, 要做好管理人员的储存工作。可以用一种储存图, 就是一份组织图, 来表示和计算整个企业所需的管理人员数及在职人员提升的可能性。从而拟订出培训、安排和提升管理人员的长远计划和近期安排。

我们以此来对照今天的人事管理工作, 也不外乎这些内容。

4.关于指挥 (即领导) 职能

孔茨认为, 指挥就是引导下级人员有效地领会和出色地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强调组织系统中指挥和领导工作应坚持三个重要原则:即指明目标、协调目标和统一指挥。

孔茨指出, 授权则是指挥和领导的一种重要方法。激励是指挥与领导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激励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从需要出发, 引起欲望或所追求的目标, 促使内心紧张导致实现目标的行动, 最后使欲望得到满足。以往的管理学家提出了各种激励理论, 如古典管理理论中的胡萝卜和大棒,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弗鲁姆的期望机率理论, 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等。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表明, 必须以一种系统的和随机应变的观点来看待激励。因为激励问题是很复杂的, 因个人的品德和情况而异。如果不考虑这些变量而应用某种激励方法, 就可能失败。

领导能力一般可解释为影响力, 或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艺术或过程, 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领导能力 (艺术) 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了解人们在不同时间与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激励因素的能力;二是鼓舞人们士气的能力;三是按照某种方式去营造一种环境, 以便使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些也同领导方式有关。

信息交流也是指挥与领导职能中的一项重要要素。信息交流必须明确、完整, 并利用非正式组织来补充正式组织的信息交流渠道。

5.关于控制职能

控制职能就是按照计划标准衡量计划的完成情况并纠正计划执行中的偏差, 以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 控制职能可能导致确立新的目标、提出新的计划、改变组织机构、改变人员配备或在指挥和领导方法上作出重大的改变等。

控制职能可归纳出以下一些主要原则:

◎保证实现计划设定的目标。控制的任务是发现偏离于计划的误差, 并采取措施纠正这些偏差, 从而确保计划的顺利执行和目标的实现。

◎控制要针对未来。控制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在前馈、而不是在反馈的基础上, 以便在偏差出现之前就及时察觉并予以防止。

◎控制的职责要明确。实行控制的首要职责应由执行该计划的管理人员来承担。

◎控制要讲求经济效益。在选用控制技术和方法时, 要注意用最小的代价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应尽可能采取直接控制方式。最直接方式就是尽可能保证有高质量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质量越高, 对间接控制的需要就越少。

◎控制必须反映计划的要求。计划越是明确、全面、完整, 控制越是能反映计划的要求, 控制也就越有效。

◎控制必须有适当的组织来保证。组织机构越是明确、全面和完整, 设计的控制技术越是能反映组织机构中的岗位责任制, 控制就越有效。

◎控制必须采用适合具体人员的技术和信息。控制技术和信息是管理人员赖以进行控制的手段。但是, 各种控制技术和信息对不同的管理人员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控制必须有客观的、精确的和适合的标准, 用以衡量一个计划方案完成的情况。

◎控制必须抓住关键, 突出重点, 以避免分散精力。

◎控制必须主要集中于例外情况。管理人员在控制中应当只关心一些重要的偏差, 即特别好和特别坏的情况。就关键点控制来讲, 管理人员必须观察关键点上所发生偏差的大小。

◎控制必须灵活。不能把控制工作死板地同某个无用的计划联系在一起, 以免在整个计划失策或发生突然改变时, 控制也跟着失效。发现偏差后必须及时采取行动, 予以纠正。当发现偏离于计划的误差以后, 必须采取行动, 通过适当的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事工作和指挥工作来予以纠正, 才能证明控制是正确而有效的。

贡献与不足

管理过程学派继承了法约尔的理论, 并把法约尔的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 从而成为管理各学派中最为系统、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派。许多管理学原理教科书都是按照管理的职能编写的。管理过程学派确定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 为训练管理人员提供了基础。把管理的任务和非管理的任务 (如财务、生产以及市场交易) 加以明显地区分, 能使经理集中于经理人员的基本工作上。管理的原则如同灯塔—样, 能使人们在管理活动中辨明方向。

当然, 管理过程学派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人认为, 管理过程学派所归纳的五项管理职能有局限性, 不能适用所有的组织。对静态的、稳定的生产环境较为合适, 而对动态多变的生产环境难以应用。如果在专业性组织中应用时, 这些原则便需要修改, 其适用性须视情况而定。还有的认为, 该学派所归纳的五项职能并不包括所有的管理行为。经理角色学派代表人物明茨伯格批评五项职能“完全没有描绘出经理的实际工作, 只不过描绘出了经理工作的某些模糊的目标”。经验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彼得·德鲁克则批评说, 在管理者日常管理中, 一定是先有了目标和组织, 然后进行管理, 而不是先有一套典型的职能, 能够到处运用到不同的组织中去。如果按预先规定的一套典型职能来工作, 就无异于先给病人吃药, 然后再诊断他得了什么病, 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些批评虽有一定道理, 但远不能掩盖该学派的理论光芒, 至今它仍是最具理论指导性的管理学派。

注重实践的经验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又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案例学派, 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种管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管理学教授彼得·F·德鲁克 (Peer·F·Drucker, 又译:杜拉克, 1909~2005) , 美国管理学家欧内斯特·戴尔 (Ernest Dale) 和威廉·纽曼 (William Newman) , 还有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艾尔弗雷德·斯隆 (Alfred P.Sloan) 。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特别是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 他们重点分析许多成功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 然后加以抽象和概括、总结, 找出他们成功经验中具有共性的东西, 加以系统化、理论化, 然后向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在他们看来, 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理论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实际需要, 只有经验主义学说将这二者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因其重视实践经验故被称之为经验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内容

经验主义学派主张采取比较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 而不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戴尔在1960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 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 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戴尔认为,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 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的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才能。

他们认为, 成功的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 管理学就是研究管理的经验。通过研究管理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就能理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就自然的学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他们把实践放在第一位, 以适用为主要目的。

经验主义学派归纳、总结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

1.阐述了管理的性质

经验主义学派给出的管理定义是:管理是努力把一个人群或团体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引导、领导和控制。一个好的管理者就是能使团体以最少的资源和人力耗费达到其目的的管理者。认为管理是研究对人进行管理的技能和知识的一个独立领域。管理是特殊的工作, 因而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2.归纳了管理的任务

经验主义学派归纳的管理任务主要有三项:

(1) 获得经济成果。

(2) 使企业具有生产性, 并使工作人员有成就感。

(3) 妥善处理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和承担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3.总结了管理的职责

经验主义学派认为, 任何管理者共同的管理职责是:

(1) 树立目标。决定企业要达到的目标和为此需要做的工作, 并把它传达给实现目标的有关人员。

(2) 进行组织工作。就是把工作进行分类并划分成一些较小的活动, 以便进行管理, 建立组织机构, 选拔人员等。

(3) 进行鼓励和联系工作。要利用表扬、奖金、报酬、提拔等手段来鼓励大家做好工作。

(4) 对企业的成果进行分析, 并确定考核和评价工作的标准, 对企业的所有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

(5) 为职工创造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而作为企业主要领导的经理, 有两项别人不能替代的职责:

(1) 造成一个“生产统一体”, 有效调动企业各种资源, 尤其是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2) 做出每一项决策或采取某一行动时, 一定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起来。

4.概括了组织结构的5种形式

经验主义学派非常重视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德鲁克认为, 当今世界上管理组织的新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

(1) 集权的职能性结构。

(2) 分权的联邦式结构, 称为“事业部制”。

(3) 规划——目标结构, 即矩阵结构。

(4) 模拟性分权管理结构。

(5) 系统结构。

德鲁克强调, 在上述5种组织结构中, 不能决定哪一种组织结构是最佳的, 应根据各企业的生产性质、特殊条件和管理人员的特点来确定自己的组织结构, 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

经验主义学派还为组织结构设计提出了以下规范要求:

(1) 明确性。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管理部门、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明确的位置。

(2) 经济性。用于控制、监督、引导人们取得成绩的力量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良好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使人自我控制、自我激励。

(3) 远景性。组织结构应该引导每个管理部门和每个人的远景。

(4) 整体性。一个组织应该使自己的每个任务适应于整体的任务。

(5) 有效性。组织结构必须能使组织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能把这些决策转化为工作成就。

(6) 稳定性。一个组织要有充分的稳定性, 同时也要有适应性。

(7) 永存性。能不断自我更新完善。

5. 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思想

德鲁克最早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思路。他指出, “目标管理”就是一个组织中的上级和下级管理人员共同制定一个目标;该目标应同每个人的工作成果相联系, 通过确立目标, 规定他的主要职责范围;并用这些目标作为经营一个单位和评价每一成员贡献的标准。目标管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 目标的组成。企业中的目标可分为战略性目标、策略性目标, 以及方案和任务。

(2) 目标管理成功的六个先决条件:

☆高层管理人员的参加;

☆下级人员必须积极参加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有充分的情报资料;

☆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有控制权;

☆对由于实行目标管理而带来的风险要予以激励;

☆对职工要有信心。

(3) 目标管理分三个阶段:一是确定目标阶段, 二是目标管理的具体实施阶段, 三是检查和评价工作绩效阶段。

贡献与缺陷

经验主义学派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一是强调了管理的实践性, 反映了管理科学的特点。其重视案例研究的做法, 已为现在的MBA教学普遍采用。实际上, 这种观点和做法类似我国常用的学习推广典型经验的做法。只是他们总结概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企业的成功经验。二是概括总结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反映了当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尽管他们否认管理普遍原则的存在, 但关于组织结构的五种模式和设计原则等很有普遍性, 至今仍适用;三是提出了目标管理的完整思想, 具有深远影响。虽然目标管理一开始就遭到戴明等人的激烈批评, 仍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由于经验主义学派反对学院式的研究, 只承认管理经验而否认管理理论的存在, 以至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内容也比较庞杂, 使无经验的初学者无所适从, 因而受到了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 始终未被主流学界认可。许多学者认为, 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运用到将来的管理中。研究管理丛林的孔茨指出:“未来情况与过去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过多地依赖于过去的经验, 肯定是危险的。其理由很简单, 一种在过去认为是‘正确’的方法, 可能远不适合于未来情况”。这也许是经验主义学派的要害所在。正如我们过去推广某个单位先进经验时, 往往习惯于一刀切, 照抄照搬, 不因时因地制宜, 甚至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到处修梯田, 搞形式主义, 因而大都收效甚微。经验主义学派自己也认为, “管理的技巧、能力、经验不能移植并应用到其他机构中去”。

视企业为有机整体的系统管理学派

系统管理学派亦称系统学派, 是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管理学派。主要是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范畴及一般原理, 全面分析组织管理活动的一种理论。侧重以系统观点考察组织结构及管理基本职能。其理论基础是一般系统论。

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组织结构的日趋复杂,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管理课题, 即如何从企业整体出发, 处理好企业内部各单位或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保证整体的有效运转?由此诞生了系统理论学派, 以适应解决组织整体效率问题的需要。

系统管理理论的发展同一般系统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等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般系统论认为,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它不断地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而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以后, 一些管理学者把它应用于工商企业的管理, 从而形成了系统管理学派。

在管理中运用系统观念的并非只有系统管理学派。当时系统科学和理论比较盛行, 倡导系统管理的人士十分广泛, 对管理学派影响很大。系统科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般系统论;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系统技术理论, 即信息论、控制论和运筹学的形成与发展;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基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并向更加广泛的实践领域发展。出现了像系统工程方法论、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理论和泛系统理论等一般系统工程方法, 涉及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在60年代前后的管理文献中, “系统科学”、“系统理论”、“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系统方法”等词语比比皆是。前述的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最早提出了协作系统的概念, 指出管理的职能就在于保持组织同外部环境的平衡。管理科学学派也把系统分析作为一种基本方法用于解决某些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复杂管理问题的决策。被誉为管理理论之母的玛丽·帕克·芙丽特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明确地提出了管理的整体性思想, 指出管理必须着眼于整体内部的协调。但是, 应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并形成为一个学派, 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该学派把企业组织看成是一个完整系统, 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 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

这一理论是美国管理学家弗理蒙特·卡斯特 (F·Kast) 、罗森茨威克 (J E Rosenzing) 和约翰逊 (R A Johnson) 等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弗理蒙特·卡斯特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他于1963年与约翰逊和罗森茨威克三人合写了《系统理论和管理》, 1970年与罗森茨威克两人合写了《组织与管理——一种系统学说》中, 这两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系统管理理论。

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

以往的管理理论, 都偏重于解决某一个方面问题, 或生产技术过程, 或人际关系, 或一般的组织结构问题。系统管理学派则认为, 要进行成功有效的管理, 就要从企业整体出发, 进行系统分析, 找出关键所在。其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是:

(1) 企业组织是由五个不同的分系统构成的整体, 这五个分系统包括:目标与价值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社会心理分系统、组织结构分系统、管理分系统。这五个分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作用, 不可分割, 从而构成一个整体。

组织系统的局部最优不等于整体最优, 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确保组织中各部分能得到相互的协调和有机的整合, 以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

企业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 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 在管理方面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地自动调节, 及时作出反应, 以适应环境和自身的需要。一个组织的成败, 取决于其管理者能否及时察觉环境的变化, 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

(2) 企业是由人、物资、机器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的目标下组成的一体化系统。它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受到这些组成要素的影响。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中, 人是主体, 其他要素则是被动的。管理人员需力求保持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平衡、相对稳定、一定的连续性, 以便适应情况的变化, 达到预期目标。

同时, 企业还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企业预定目标的实现, 不仅取决于内部条件, 还取决于企业外部条件, 如资源、市场、社会技术水平、法律制度等, 它只有在与外部条件的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

(3) 运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管理的基本职能, 可以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 投入的是物资、劳动力和各种信息, 产出的是各种产品 (或服务) 。运用系统观点使管理人员不至于只重视某些与自己有关的特殊职能而忽视了大目标, 也不至于忽视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可以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

(4) 主要采用模型分析方法, 分析企业实际情况, 找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地表述企业系统特有的各主要因素间的依存关系。建立“动态”程序设计系统。用电子计算机对这个动态系统进行运算, 并将运算结果同企业实际行为的试验数据进行比较。依据比较结果修改模型, 以保证动态模型与企业行为尽可能的一致。运用模型来确定各个参数最适宜的变化幅度, 以便改变企业的行为, 并把这些变化从计算机语言变成管理者会使用的工具。

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学派认为, 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是系统理论的三个主要方面, 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 系统观点。系统管理学派是用系统观点来考察工商企业及其管理的。认为:整体是主要的, 而其各个部分是次要的;系统中许多部分的结合是它们相互联系的条件;系统中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部分围绕着实现整个系统的目标而发挥作用;系统中各个部分的性质和职能由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所决定, 其行为则受到整体的制约;整体是一种力的系统、结构或综合体, 是作为一个单元来行事的;一切都应以整体作为前提条件, 然后演变出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通过新陈代谢而使自己不断地更新:整体保持不变和统一, 而其组成部分则不断改变。

从以上观点出发, 所谓系统就是由两个以上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所组成的, 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管理学派认为, 工商企业就是一个由相互联系而共同工作的各个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 以便达到一定的目标。工商企业是一个人造的系统, 它同周围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 并具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 能够不断地自行调节, 以适应环境和本身的需要。

(2) 系统分析。所谓系统分析就是对一个系统内的基本问题用逻辑的思维推理, 科学分析计算的方法, 在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条件下, 找出各种可行的备选方案, 加以分析比较, 进而选出一种最优的方案。或者说, 系统分析就是以系统的整体最优为目标, 对系统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是一个有目的、有步骤的探索性分析过程, 以便给决策者提供直接判断和决定最优方案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系统分析要求有严格的逻辑性。也就是说, 在拟定方案以前, 先要确定方案的目的、实现的场所、人员和方法等, 然后搜集资料, 拟定对比方案, 最后对于建立的各种分析模型进行分析比较, 选出可实施的方案。在进行系统分析时, 应首先紧密围绕建立系统的目标;其次, 应从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 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既要考虑当前利益, 又要考虑长远利益;还要做到抓住关键问题,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3) 系统管理。就是把企业组织作为系统来经营管理。把信息、能源、材料和人员等各类资源, 结合成一个为达到一定目标的整体系统。把企业中的各个子系统和有关部门, 以及计划、组织、控制和信息联系等各项职能, 都围绕系统及其目标充分发挥作用。

在系统管理中, 有四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创建系统的决策、系统的设计、系统的运转和控制以及系统运转结果的检查和评价。还有四个特点:一是以目标为中心, 始终强调系统的客观成就和客观效果;二是以整个系统为中心, 强调整个系统的最优化而不是子系统的最优化;三是以责任为中心, 分配给每个管理人员一定的任务, 而且要能衡量其投入和产出;四是以人为中心, 每个员工都被安排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并根据其业绩支付报酬。

系统理论特别强调企业组织的开放性、整体性和层次性观念。其创始人卡斯特认为, 企业系统的边界是可渗透的, 可以有选择地输入和有选择地吸收, 不仅要适应环境, 还要影响环境。更重要的是, 企业应有意识地去改造环境。

贡献与不足

系统管理学派最大的贡献是, 在管理中应用系统管理和系统分析, 体现了管理哲学的改变, 提高了管理人员对影响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各种相关因素的洞察力。使人们从整体的观点出发, 更清楚地认识到组织的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 也使人们注意到任何社会组织都具有开放系统的性质, 从而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分析组织的内部因素, 解决组织内部的问题, 还必须了解组织的外部环境因素, 注意解决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 为人们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组织的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思路和方法。

另外, 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与效益。企业领导人有了系统观点, 就更易增强全局观念, 在企业各部门的需要和企业整体的需要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正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了系统观点, 也不至于只注意部门的特殊职能而忽略了企业的总目标。还可以认清本企业在更大的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 系统管理理论并未提出具体的管理行为和管理职能, 其方法过于抽象, 因而很难用系统的一般原理和模式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对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实用性不强。因此, “系统热”在20世纪60年代风行一时后渐渐地冷落下去。就连系统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 在他们的后期著作《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和权变方法》中, 也把系统管理同权变管理结合起来了。但系统管理理论是通过对组织的研究来分析管理行为, 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管理理论。后来, 福莱斯特等人创立的系统动态学是系统管理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并且把系统管理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但这已区别于系统管理学派了。

强调量化的管理科学学派

管理科学学派又称为数量管理学派、计量管理学派, 也有称其为运筹学。始于1939年, 二战以后才正式形成为一个学派。从其名称看来, 似乎它是关于管理的科学。其实, 它主要不是探求有关管理的原理和原则, 而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 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 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 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其主要特点:一是采用量化方法进行决策, 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主观经验成分。二是以经济效果作为评价标准。三是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

主要思想是认为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程序, 求出最优答案, 以达到企业的目标。

主要方法是应用各种数学模型, 有盈亏平衡模型、排队论、决策理论模型、库存模型、线性规划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网络模型等。

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 (1975) , 书中以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 通过科学的计量方法, 将管理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其他代表作有:韦斯特·丘奇曼、拉塞尔·阿考夫、伦纳德·阿诺夫三人合著的《运筹学入门》;爱德华·鲍曼和罗伯特·费特两人合著的《生产管理分析》, 以及许多关于线性规划、决策模型、培训决策法、对策论等方面的书籍。

管理科学学派开拓了管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使管理从以往定性的描述走向了定量的预测阶段。还将系统论的观点, 运筹学、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 引进到管理领域, 为现代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解决各项生产、经营问题。具有以下三个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 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 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 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 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 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 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其作用在于通过科学方法, 减少决策风险, 提高决策质量, 保证投入的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 管理科学理论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它是泰罗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 都是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 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 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的效果。

古典管理学派的欧陆代表 篇8

首创管理职能的亨利·法约尔

亨利·法约尔 (Henri Fayol, 1841~1925) 出生于法国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是欧洲一位杰出的经营管理思想家。法约尔从1888年担任煤铁联营公司总经理开始, 出于自身工作需要, 注意研究作为总经理应该如何管理好企业, 管理究竟应该管什么?也就是研究管理职能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自身实践, 他于1916年75岁时发表了划时代的名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这一代表作。其中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五大职能和14条原则。

法约尔把企业的全部活动归纳为六个方面:即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法约尔认为, 前五项活动是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 没有这些业务就不存在企业。但没有管理活动, 这些业务都不能很好开展。因为开展这些业务需要制定企业的总体计划, 建立组织, 协调各方面的行动, 这就需要独立于上述活动之外的另一种活动, 即管理活动。法约尔强调了管理活动在企业中的普遍性。指出, 在开展各项业务活动中都不可缺少“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具体工作, 法约尔将其定义为管理的五大职能, 也称管理五要素。

法约尔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法约尔认为, 管理就是要抓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五项工作, 并对每项职能提出了具体内容和要求, 可简述如下:

计划是管理的第一要素。法约尔指出, 计划工作就是行动计划, 包括计划目标, 行动路线, 实施阶段及所使用的手段, 还包括对未来的思考和预期, 并强调计划工作要有统一性、连续性、灵活性和精确性等等。

组织就是确定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必须做到:内部命令和指示的统一, 职责的明确, 配备和培养合适的管理人员。使其以最有效的方式从事基本活动, 为企业的经营提供所有必要的原料、设备、资本、人员。良好的组织机构可以保证计划得到更好的制定和执行。

指挥就是调动下级认真完成本职工作。要通过指挥使组织真正运转起来。各级管理人员要依靠指挥能力, 即运用领导艺术以推动组织业务, 减少无效耗费的功能, 并淘汰无工作能力的人。

协调是管理活动不可缺少的职能。其目的在于让组织成员团结一致, 使组织的活动和努力得到统一与和谐。为此组织内部必须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法约尔认为, 召开会议是保证统一领导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强调首脑必须经常了解企业的全部活动。

控制是充分发挥其他职能作用的保证。目的在于检验管理中的其他四种职能在实际发挥作用时是否得当。法约尔认为控制就是证实各项工作与所定计划是否相符合, 与下达的指示及确定的原则是否一致。

法约尔指出, 这五项职能实际就是管理工作的整个过程, 企业管理者就是按此顺序进行管理。

法约尔提出的十四条管理原则包括:

★劳动分工。可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准确性, 从而提高效率。

★权力和责任。凡有权力行使就有责任。

★纪律。没有纪律,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兴旺繁荣。

★统一指挥。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有适应双重指挥的社会组织。双重指挥经常是冲突的根源。

★建立完善组织。以此来实现一个社会团体的统一领导。

★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必须和一切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行为进行持久的斗争。

★人员的报酬。应该有合理的报酬, 尽量使企业和所属人员都满意, 以鼓励各级人员的劳动热情。

★集中。要根据企业的情况, 决定集中化的最适宜程度, 以尽可能地发挥所有人员的才干。

★等级制度。即从上到下的领导系列。各级领导应允许各自的下属使用这种最短通路直接联系, 等级原则就得到了捍卫。人们称这种方式为“法约尔跳板”。

★秩序。每个人都应在他事先选择好的位置上, 也适用于物品和场地方面。

★公平。产生于善意和公正。企业领导应努力使公平感深入人心。

★人员的稳定。不稳定往往是企业不景气的原因与结果, 所以, 要努力保持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人员的相对稳定性, 合理补充人力资源, 掌握好人员稳定的尺度。

★首创精神。这是人类活动最有力的刺激物之一。应尽可能地鼓励和发展这种能力。能这样做的才是高明的领导。

★人员的团结。这是一个企业的巨大的力量。

法约尔的14项管理原则可以普遍应用, 也可以灵活应用。如何应用是一门艺术, 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掌握好尺度是管理者的一种主要能力。

此外, 法约尔还提出了8条领导作风, 要求企业领导做到以下几点:

★对自己的职工要有深入的了解。

★淘汰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对企业与职工之间定的协定很了解。

★做出榜样。

★对社会组织进行定期检查, 在检查工作中要使用一览表。

★要把主要助手们召集起来, 参加酝酿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搞好工作的会议。

★不要在工作细节上耗费精力。

★要使职工保持团结一致、积极工作、勇于创新和忘我工作的精神。

许多学者指出, 法约尔提出的这些管理的职能和原则, 对企业而言是“为和不为”的问题, 而不是“能和不能”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企业维系长期的有效竞争的平台, 有之未必然, 无之必不然。

法约尔对管理科学的贡献

法约尔关于管理职能的论述, 开创了先河。此前还没有人这样系统论述过管理活动。从此以后, 管理的职能和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企业的管理者开始思考怎样进行有效的管理, 许多学者也围绕这一主题, 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而形成了管理职能学派, 也叫管理过程学派, 并把法约尔尊为该学派的开山鼻祖。可见法约尔的贡献之大。管理过程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 (H.Koontz)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威廉·纽曼 (William H.Newman) 等。他们一致认为, 不管什么组织, 企业、政府、宗教、军队等, 其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都是相同的。而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就管理职能而言, 各种论说虽有差别, 但都离不开法约尔的基础。如孔茨把管理职能划分为“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和控制”五大职能, 而把法约尔提出的协调职能看成为整个管理过程, 是有效地应用了这五种职能的结果。还有的提出管理由计划、实行和监督三个阶段组成的, 等等。这些都是对法约尔理论的阐述。管理过程学派的形成极大地丰富了法约尔的理论体系, 使之更联系实际, 也更具有适用性, 因而成为最系统也最受欢迎的管理学派。

法约尔自己身体力行, 把他领导的公司从接手时濒临破产边缘扭转过来, 并治理得欣欣向荣。到他1918年退休时, 公司财务状况十分良好, 已达到不可动摇的地位, 而且造就了一支素质优秀的员工团队。为表彰他在矿业管理上的成绩, 他获得了国家勋章。该公司至今仍是法国中部最大的采矿和冶金集团的一部分。他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他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法约尔不但第一个对管理职能和原则作了界定, 而且还提出了两大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一是管理的普遍性。他认为, 不光是企业, 凡是社会组织, 包括政府机构, 都存在管理活动, 都适用管理五大要素。而且管理活动随企业的大小和个人所处的地位而变化。企业越大, 高层领导的管理活动越多。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 管理活动愈加重要。这引起了人们特别是领导者对管理工作的重视。二是管理的可传授性。法约尔认为, 管理能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可以通过教育进行传授的。而且每个人即使从事技术工作, 也应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因此他提倡普及管理教育。从中小学起就应传授一定的管理知识, 大学应有专门的管理课程。他把上述管理职能和原则具体化形成了一套可以传授的管理理论, 从而推动了管理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又是一大贡献。他本人为了宣传其管理理论, 不仅在国家军事学院讲学, 还创立了中央管理学院。法约尔1918年退休后, 担任“法约尔行政管理学研究中心”主要领导, 专门致力于普及自己的管理理论工作, 直到于1925年以84岁高龄辞世时为止。他早期对泰罗的科学管理不以为然, 但后来认为他们两人的著作是相互补充的。

法约尔作为一个管理学的哲理家, 他在本国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思想史上留下的影响并不逊于泰罗给美国留下的影响。法约尔20世纪初的论述, 今天依旧散发着理论的光芒, 仍不觉得过时。可惜的是, 在当时, 法约尔的理论虽无质疑之声但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他的代表作发表之时, 正是法国推行泰罗制高潮之际, 因而对本土的管理学说反而冷淡了。当人们广泛地阅读法约尔的管理著作时, 他已是古稀老人了。法约尔逝世后, 由他创办的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同推广泰罗主义的组织合并为法国组织全国委员会, 从而使古典管理理论中的两大主流学说在法国合流。法约尔主义才开始广为传播。而《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的英译本直到1929年才问世, 迟至1949年其思想才在美国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当时的中国更是鲜有人知。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其在管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现在人们公认, 法约尔主义是继泰罗制之后管理发展史上的第二座丰碑!

法约尔理论的不足之处

当然, 法约尔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不少管理学家认为, 其五项管理职能不全面, 不能概括所有的管理活动, 也不是普遍适用。法约尔自己也深知:“在管理事务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我们很少能够在同一状况下两次使用同一个原理;必须考虑到变化中的环境”。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甚至认为, 达到企业的目标需要进行什么活动的问题太显而易见, 似乎用不着特别去提。还有人指出, 法约尔的14条管理原则, 内容相当庞杂, 也过于僵硬, 以至于有时实际管理工作者无法遵守。这些原则绝大部分内容是与组织有关的, 但只是考察了组织的内在因素, 而忽视了组织同它周围环境的关系, 是个很大的缺陷。法约尔时代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了,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产生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法约尔管理理论, 今天看来存在上述局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理论的光芒。今天, 对所有企业的领导层和管理层而言, 这些管理职能和原则仍起着指导作用。所有行政部门的领导者也应该很好加以学习和应用。

“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博学多才, 在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哲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被西方公认为是与卡尔·马克思和法国的爱米尔·杜尔凯姆同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青年时曾在军队服役过, 对军事组织有所了解。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 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 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 而且广泛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深入地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从而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 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这是对泰罗和法约尔理论的一种补充, 对后世的管理学家, 尤其是组织理论学家有重大影响, 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理想官僚组织

韦伯针对各种社会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 潜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如何才更有效。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 设计了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 也就是非人格化的、效率取向的、程序优先的典型的官僚机构。这里的“官僚”不是汉语中的贬义词, 而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其主要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建立一个井然有序且具有完整的权责相互对应的组织, 各种职务和职位按等级制度的体系来进行划分, 每一级的人员都必须接受其上级的控制和监督, 下级服从上级。

二是各级管理人员必须是称职的。要经过考试和培训, 选拔任用能力与职务相当的专业人员担任各级领导, 而且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

三是必须按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不能滥用职权。理想组织必须摒弃那种靠世袭和个人迷信或权威获取的权力。

四是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职权范围、责任要求、纪律约束、任免升迁、薪酬奖惩、监督考核等都要明确规定, 照章办事。

这些原则对任何组织都适用,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

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结构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 也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组织形式, 因为它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正式化和权力集中化, 确实能给组织带来高效率。能在技能和效率的基础上, 使组织内人们的行为理性化, 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种组织形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 不管是工厂、学校、机关、医院或是军队, 都可以见到官僚集权组织的某些特征。

韦伯组织理论的现实意义

现在回顾韦伯的组织管理理论, 就像是针对今天的现状而言的。在我们周围, 各种组织中不称职、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不按规定办事……等等现象, 比比皆是。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习惯于封建家长制, 说一不二、称王称霸,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卖官买官、贪赃枉法, 形同黑社会;至于任人唯亲、个人迷信等更是屡见不鲜。还有第四点关于组织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明确规定职权范围、责任要求, 监督考核等论述, 也很有现实针对性。尤其对行政机关来说, 这一点显得更重要。在机关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部机关各个司局和处室, 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 也没有要求每年应该完成哪几项任务;提拔了司长、处长, 也从来不告知应该怎么当, 有什么责权?都是凭各人的想当然, 自行其是。年终也没有认真规范的考核。与韦伯的要求大相径庭。这样的行政机关当然不可能有高效率, 只会产生真正的官僚主义。现在重提韦伯的理想官僚制, 非但不过时, 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但是, 完全理想化的纯理性的事, 现实中往往很难办到。因为即使十分公正, 也不可能每个岗位都选拔完全称职的人, 而且上级也不可能事事都比下级高明, 完全否定上下级之间的人格感情关系也不现实。这样, 强调建立等级系统和加强统一指挥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强调按规章制度办事, 也会让一些不求进取的人钻孔子, 进而扼杀创造性。这种官僚组织结构自身的缺陷就可能导致产生真正的官僚主义。何况现实生活中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客观存在, 更使理想的官僚机构背道而驰。因此韦伯的组织理论遭到了许多批评, 以至今天人们把官僚制度、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作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 韦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的这种理想组织形式, 仍是人们所期望和追求的, 其原则今天仍是适用的。一些批评者的质疑实际上都是韦伯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至今尚无一个更好的组织模式可以替代官僚制。包括所谓扁平化组织、虚拟组织、学习型组织、网络组织等等, 只不过是个新名词而已, 都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可惜韦伯英年早逝, 在世时未能充分宣传他的组织理论。当时也未被德国人所重视。在1920年6月4日韦伯56岁逝世时, 他的主要著作《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尚未写完。后来是由生前唯一崇拜他的夫人玛丽安娜整理后才正式发表的。不过只要是金子总是会闪光的。后来的学者越来越发现他的伟大之处, 研究探讨他的文章车载斗量。社会实践证明, 韦伯的组织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大家称他是惟一可与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 并被理所当然地戴上了“组织理论之父”的桂冠。

科学管理古典三杰

略谈布拉格学派 篇9

一、布拉格学派的兴起和发展

布拉格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其中以“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组织形式存在是从1926年到1953年。尽管其组织形式存在还不到三十年, 但期间布拉格学者们在语言理论方面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对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一) 准备时期 (1922-1925年)

1920年, 俄国学者雅各布森移居捷克, 由于对原“莫斯科语言小组”学者缺乏联系不满, 在1925年应马泰修斯之邀, 与马泰修斯的助手特伦卡博士制订了创立布拉格语言小组的计划。同年10月马泰修斯邀请雅各布森等五名学者聚会。会上, 首先由马泰修斯作了题为《语言研究中的新潮流和趋势》的报告。他列举了语言研究新的方法, 并把报告的主要论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以作为准备成立的语言小组的思想基础[2]。之后布拉格学派的会议就固定沿用了这种报告加讨论的形式。这次聚会的圆满成功为之后布拉格学派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 经典时期 (1926-1939年)

1926年10月6日, 布拉格学派举行第一次聚会, 此次参会者共六人, 首先由德国语言学者Henrik Becker做题为《欧洲的语言精神》的报告, 之后就报告精神进行组内讨论, 这次聚会标志着布拉格学派的成立。1928年, 布拉格学会在参加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时把音位学的观点第一次公之于世引起很大的反响。1929年, 布拉格学会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文学家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论纲”, 系统阐明了其语言理论和方法论观点。在1932年的海牙语音科学会议上, 人们正式提出了“布拉格学派”这一称呼[3]。

鲜明的国际性是经典时期布拉格学派的显著特点:与西欧的语言学者保持密切联系, 也与前苏联语言学界有较深的关系。雅柯布逊、特鲁别茨科伊和卡尔采夫斯基这三位侨居国外的语言学家也加入布拉格学派。前两位是这一学派代表人物, 学派的成就与他们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后一位是索绪尔的学生, 这表明了日内瓦派与布拉格派的密切联系。布拉格学者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在学派顶峰时期, 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影响广泛, 一些非布拉格学会成员的语言学者因其理论与学派观点接近, 也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学派刊物《布拉格语言小组论丛》的开始和结束正好界定了布拉格学派的经典时期, 即该学派最有朝气、最有成就的时期。

(三) 后经典时期 (1940—1948年)

后经典时期布拉格学派的学术活动不再活跃, 理论见解上也不像之前那般新锐和富有朝气。对学派发展更不利的是, 部分布拉格学派学者的观点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和质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由于国家机构调整的原因, 布拉格学派被解散。至此, 布拉格学派从有组织的理论研究转入零散的个人小组研究。

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成就

(一) 音位理论

布拉格学派最突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音学和音位学。其相关理论集中体现在特鲁别茨柯依所著的《音位学原理》一书中。这本专著耗尽特鲁别茨柯依一生的心血, 是该学派最杰出的作品, 主要成就在于确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他将音位学从之前的语音学中独立出来并与语音学予以区别———语音学是关于言语的声音的学科;音位学, 是关于语言的声音的科学。进而明确了音位的定义:从语音对立和特征出发, 认为音位是某种语言中最小的具有辨义对立特征的语音单位;提出了划分音位的“替换原则”;分析了语音特征, 即元音、辅音和非音质特征。

(二) 结构功能语言观

布拉格派学者对语言的基本看法可概括为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 可称作结构功能语言观。马泰休斯提倡应从语言功能入手去研究语言形式;从讲话人的角度去考察语言, “说话人先想到要表达什么, 然后才去寻找适宜的形式”[4]。简单来说就是功能语言观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 担负各种功能的职责, 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

(三) 句法功能

句法功能也被称作句子功能展示成分, 即用信息论的原理来分析话语或文句, 测量一句话的各个部分对全句意义的贡献[5]。在传统的形式切分即语法切分的基础上, 马泰休斯提出增加句子的实际切分。实际切分是一种功能交际切分, 即从功能角度分析句子的方法。与形式切分的基本要素—主语和谓语所不同的是, 实际切分的基本要素是表达的出发点和表达的核心, 即主位和述位。主位指说话人要叙述的对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说话人和受话人已知的或不言而喻的信息;述位表示受话者所不知道的新信息。

除了以上理论成就外, 布拉格派学者还在系统和共时研究、语言联盟理论、语言分析的普遍理论体系、标记和无标记理论等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并且将最新的语言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

三、布拉格学派的余音及现状

(一) 学派余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布拉格学派又开始活跃。在1960年, Josef Vachek编辑的《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辞典》出版。1964年, 《布拉格语言学论丛》在布拉格创刊。之后, Vachek编撰的《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读本》及其著作《布拉格语言学派》在美国出版问世。由于特伦卡等学者们的坚持和努力, 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在捷克本土得以恢复。雅各布森等布拉格学者到美国后, 通过在几所著名高校如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的教学, 使布拉格学派的思想理论在美国生根发芽并继续发扬光大, 并对美国的语言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布拉格学派的现状

1. Jan Firbas小组:

Jan Firbas是布拉格学派学者Josef Vachek (1909—) 的弟子, 而Vachek是布拉格学会会长马泰休斯的弟子。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 以Firbas为中心形成的语言小组研究“功能句子观”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简称FSP) , 该小组的研究成果经常发表在刊物《Brno英语研究》上。Petr Sgall小组:Petr Sgall (1926—) 也是布拉格学派成员的学生。他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生成描述” (functional generative approach) 。以他为中心的小组经过多年研究, 提出了一个以“依存句法”为基础的描写框架。

1966年到二十一世纪初, 结合这两个小组的“功能句子观”与“功能生成方法”理论研究, 从本质上看, 他们研究的都是表达手段与表达需要之间的关系, 继承了学派以马泰休斯、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传统[6]。

2.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 功能主义语言理论继续发展。

时至今日,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已在国际语言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根据布拉格学者关于语言的功能学说提出了“三大纯理功能”。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观无论从功能学说方面, 还是主位理论方面, 抑或是语境思想方面都有对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四、结语

在语言的功能结构研究方面, 布拉格学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影响, 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财富。笔者在这里纵向把握布拉格学派的历史及成就, 最期盼的是从该学派的成长过程中学习他们在学术理论方面的积极发现, 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对之前理论的批判、包容的精神, 也学习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国的语言学界应在广大先辈们的理论基础上提倡合作与发展, 全方位地发展我们的语言研究尤其是汉语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永峰.经典重温: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历史与现实[J].山东外语教学, 2005 (1) .

[2][3]钱军.布拉格学派历史研究[J].外语学刊, 1995 (1) .

[4][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