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派（共10篇）
马克思主义学派 篇1
欧内斯特·戴尔是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经验主义学派又被称为经理主义, 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经验主义学派认为, 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都不能充分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 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便在一定的情况下, 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企业管理者。
经验主义学派往往主张采取比较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 而不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戴尔在他的著作中故意不用“原则”这个词。他在196O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 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他在该书中主要研究了美国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等四家大公司的一些“伟大的组织者” (皮埃尔·杜邦、艾尔弗雷德·斯隆等人) 成功的管理经验。戴尔认为,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 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他认为, 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的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才能。
思想理论
戴尔认为, 要掌握成功的企业和“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就要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组织, 发现并描述各种不同组织结构的“基本类似点”。把这些“基本类似点”搜集起来并予以分析, 就可以得出某些一般结论, 应用于其他类似或可比较的情况, 作为一种对发展趋势作预测的手段。比较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试图确定一般结论可以适用的领域。比较方法不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用少数定理来说明所有的组织的全部问题, 而至多只是在某些范围有限的问题上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例如分权化对管理费用的影响, “专权管理”或个人控制对管理潜力发展的影响, “平等主义”或委员会组织对高层管理效率的影响等。通过比较得出一般结论的方法可以采用演绎法 (从假设出发, 到实际情况中去检验) , 也可以采用归纳法 (从具体情况的观察人手中去检验, 得出一般性结论) , 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从以上各种方法得出的范围有限的一般性结论还要经过实际的检验。用这种方式就可能得出某些指导方针。如果再考虑到各种组织之间的差异并针对具体情况作些修正, 这种指导方针有可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作出预测。
为了使组织的比较研究有效, 必须在研究中满足某些必要条件。这些重要的却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必要条件包括:
首先, 建立一个要领的框架。研究者必须选择在不同情况下进行观察的各种变数。这些变数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可以通过各种职能来对组织进行研究。组织为了取得成绩, 必须行使一些什么职能和职权, 履行一些什么职责?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分类方法。
例如按切斯特·巴纳德提出的经理人员工作的过程来划分:做工作的地点、做工作的时间、做工作的人、工作的对象、工作的方法或程序。
如苏逊教授在1951年出版的《经理人员行为》一书中就对不同公司中的十二位主要经理人员作了这样的分析比较, 用定量方法衡量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有关的成果, 也可以像埃里契·弗洛姆1947年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所做的那样用归类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主要经理人员进行比较。他把经理人员分成以下五类:容忍型、榨取型、销售型、贮藏型和生产型。按这种分类法对经理人员进行研究, 有可能了解他们领导的组织结构的类型。例如, 可以通过对不同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检验控制幅度随着管理等级的上升而愈来愈小的假设。
接着, 注意事物的可比较性。在对不同组织的类似点进行描述和比较时, 也必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 其间的差异可能很大, 以致比较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在两个进行比较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基本类似点的情况下, 比较才有价值。这可以举以下例子来说明。有一家公司在进行一项劳资之间的集体合同谈判时, 工会代表以其他公司为例, 要求对怀孕的女工给予工资补贴, 而资方代表不同意, 谈判几乎破裂。但以后有人对本公司的职工队伍进行了分析, 才发现本公司一共只有五个女工, 而且全部超过了60岁。所以根本不存在上述问题, 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还有, 要明确地表述目标。只有明确地表述了所研究的组织的目标和目的以后, 才能对它们进行比较并评价其效果。这种目标可能是利润最大化、权力、士气、职工幸福或以上各项的结合。一般来讲, 目标明确的人比目标不明确的人易于成功。有的人成功地实现了他确定的目标, 却被一些并不明确表述自己的目标的人所攻击。例如, 有的管理人员取得较好的组织效率, 却受到某些组织“工程师”的攻击。原来这些组织“工程师”所追求的并不是组织的效率, 而是组织图上的整齐美观, 成为对称形、金字塔形或“扁平形”。如果偏离了这种“对称性”, 就被看成是异端。但他们却不把自己的这种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又如有些人际关系学者对正式组织理论进行攻击, 认为它们使组织成员感到压抑、不愉快、烦恼。但他们也不把自己的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其实, 任何组织都需要对“投入”和“产出”进行平衡, 这就必须有一定的正式组织。不加区别地对正式组织进行攻击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 比较和结论必须恰当。对组织进行的比较和得出的结论必须符合于原来提出的假设和条件。如果得出的结论带有限制性或不能令人信服, 那也不足为怪。因为, 可能随着资料的增加和分析的深入, 会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扩大适用的范围。戴尔认为, 如果具备了以上一些必要条件, 比较方法可能总结出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 并应用于其他企业。他并指出, 比较方法可应用于对各种机构、职能、思想意识进行研究和分析。
例如, 可在公司内部或行业内部进行比较研究, 可对同一公司的不同阶段和类似的公司进行历史的比较或横向的比较。也可以在不同行业的不同公司之间进行比较, 但较困难一些。更困难的是对不同领域 (工商业、军事、政府、教会等) 的活动进行比较。另一种类型的比较是对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的组织的各种不同职能 (预测、计划、人事、协调、控制、信息联系等) 进行比较。最后, 还可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进行比较。
马克思主义学派 篇2
关健词:教学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
摘要:学习理论是教学过程得以展开的重要理论基础。学习心理学如何应用于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是教学设计人员所关心的问题。本文依据不同学习理论对学习的解释，分析教学在处理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时的不同方式。由此推出，以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教学发生了重心的转移，由原先的主客对立、科学定向的思维方式转向关注此在在此的主体间性，关注师生的生命意义。
一般认为，教学是教育目的规范下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教育活动。它关注学生对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与个性品质的发展。教学过程的展开依赖于对学生学习过程的了解，因而学习理论成为教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教学人员关心的是，学习心理学如何应用于教学实施，即，教学怎样结合学习心理学知识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可能性和学习效率。然而，由于学习心理学家对学习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教学要么侧重外显行为的变化与知识的掌握，要么注重学生个性化意义的自主建构。所以困扰教学人员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对学习的解释。本文结合行为主义、认知学派、建构主义对学习的不同解释，谈谈学习理论对教学的理解。
一、行为主义与教学
(一)对学习的解释:学习就是通过强化建立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
行为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对教学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流派，强调行为的条件作用，通过改变环境使学习者的行为精确化。“它的理论目标在于预见和控制行为”。
行为主义者把刺激一反应作为行为的基本单位，学习就是通过强化建立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这样，练习或操练成了学习的同义词。新行为主义者则把强化作为促进学习的主要杠杆，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理论将学习等同于可观察业绩的形成或频率所发生的变化。如果其中某个行为得到了强化，该行为在这种情境中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不断强化的结果会形成在该情境中采用该行为的一种趋势，即形成了情境与反应的联系，有机体在该情境中会倾向于做出这种行为，这就是有机体的学习。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刺激呈现之后，能够表现出一个恰当的反应，学习就算是发生了，关键的因素是刺激、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学习动力来自于外部强化。人们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形成联系，并使之得到强化与维持，教学的艺术就在于如何安排强化。
行为主义者对学习者和环境都很重视，个体只有在与环境进行刺激反应的过程中，学习才会发生，因此他们认为要给予学习者各种刺激或反馈。(二)对教学的启示
根据这类观点，教学的目标是要导致各种理想的刺激一反应的联结;教学目标应该用行为的方式来陈述，且越精确、越具体越好。在对教学内容的分析上，由于行为主义者坚信复杂行为是由简单行为构成的，因而主张把教学目标和内容分解成很小的单元，按照逻辑程序排列，一步一步地通过强化手段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最终达到预期的目标。学习由教师控制和负责，学习程序是固定的，知识的获得是快捷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学设计专家可以改编程序，加人适当的反馈信息，使每个学生都在掌握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有成功的体验。对教学对象的分析，行为主义者也重视学习者的准备状态，把它看作是一类特殊的刺激，主张对学习者作出评估以确定教学应该在哪一个地方开始。但是他们基本上无视学习者的意识对学习的作用。因此，在行为主义者看来，教学策略选择的关键是在于如何安排特定环境中的刺激及其后果的反馈。教学评价主要看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强调具体、标准化的评价指标。
二、认知学派与教学(一)对学习的解释:学习就是获得符号性的表征或结构
行为主义心理学因用动物硒实验结果来推断人类学习，把学习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机械而招致不少批评。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习理论开始从行为模式转向依赖于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模式。认知心理家探讨学习的角度与行为主义者相反，转向学习者内部思维过程的认识。他们认为，学习过程不是简单地在强化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结，而是由有机体积极主动地形成新的完形或认知结构。认知心理学家试图探讨学习者内部心理结构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如何变化的。学习的实质就是获得符号性的表征或结构，并应用这些表征或结构的过程。认知理论致力于将学生学习的过程概念化，想要弄清楚信息是如何接收、组织、贮存和提取的。知识获得被看成是一种心理活动，其中包括了学习者的内在编码和组织工作。学习结果的检验靠最终的外在的作业和考试。
记忆在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学习的结果取决于信息是否在记忆中用一种精心组织和意义的方式贮存起来。遗忘是因为干扰、丢失和缺乏线索等原因，难以从记忆中提取信息。依据认知理论，迁移同信息如何贮存在记忆中直接有关，当学习者知道在不同的情境中如何运用知识，那么就发生了迁移。(二)对教学的启示
认知学派强调心理结构，通常被认为适宜于解释较为复杂的学习方式(推理、问题解决、信息加工)。但与行为主义比较起来，两种理论的实际教学目标还是相同的，即，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学习者传递知识，使学习者获得一套与教育者所要求的形式或抽象的概念。在对教学内容的分析上，加涅提出了学习层级说，认为知识是有层次结构的，教学要从基本概念、子技能的学习出发，逐级向上，逐渐学习到高级的知识技能。在进行教学进程的设计时，首先要对学习的内容进行任务分析，逐级找到应该提前掌握的知识，而后分析学生既有的水平，确定合适的起点，设计出向学生传递知识的方案。在展开教学时，让学生从低级的基本的知技能出发，逐级向上爬，直到最终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殉选择突出信息的有效加工策略。在制定教学策略时，认知主义者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等作为影响学习的重要因素。另外的关键要素还包括学习者注意、编码、转换、复诵、贮存和提取信息，学习者的信念、思想、态度、价值观等都会影响信息加工过程。教学评价主要看学习者知识的获得、技能的形成，在学校教育教学评价中体现为学习者是否能够回忆或再现知识系列，以及对复杂问题的解决情况。
三、建构主义与教学
(一)对学习的解释:学习就是个体认知图式的建构
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对学习的理解是基于对世界的客观性认识基础上的，知识的意义独立于个体学习者，认为学习的结果在于获得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行式或表征，从而获得知识并运用知识来解决一般领域或具体领域的问题。许多当代认知理论家对这种客观主义假设提出了质疑，并用建构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学习过程。严格地说，建构主义并不是一种像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人本主义那样具有明确界定的学习理论，只能算一种理论思潮，其本身流派甚多，各派之间相互存在差异。川因此在对建构主义学习观点的归纳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在这里，主要把建构主义对学习的本质的理解进行归纳。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的实质就是个体认知图式的建构，这种建构是通过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内化、建构新的知识经验。建构主义者重新审视了学习者与客观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反对行为主义机械的反映论，同时对认知主义的客观经验主义不满。认为个体的知识即不是预成于内也不是完全来自经验，而是来自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活动中。建构主义将学习看成依据经验来创造意义，在活动中不断地修正自己内部的心理结构，当新的经验改变了学习者现有的心理结构时，建构学习就发生了。学习就是产生一个意义联系，知识的意义依赖于个体学习者，所有学习者获得的意义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强调个人独特的认知过程，建构不同的网状知识结构。学习动力来自于内部动机，学习由学习者自己控制和负责，学习程度是灵活多样的，对知识意义的深刻理解需要反复多次完成，学习重在深层理解和问题解决，学习结果的检验靠自我评价，靠学习过程的表现，靠真实问题的解决。学习赖于个体与环境的活动，两者之间的具体互动创造了知识，学习具有情境性和社会性。(二)对教学的启示
建构主义者认为，学习目的只是为学习者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或内部情境，由学习者自己确定，学习目的的形成与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真实任务有关。教学的目标无法从外部确定，只能根据真实任务促进学习者个体意义的建构，实现对信息的理解和精细加工。
建构主义强调，知识并非对现实的正确表征，而只是一种解释或假设;知识也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而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扬弃。教科书只是一种文本，在被学习者接受之前毫无意义。学习者是以自己的经验和信念为背景来分析、判断文本的合理性，并靠自己的建构来完成对教学内容的接受。因而在确定教学内容上，建构主义对传统教学设计提出了挑战，主张为学习者提供真实的情境。只有在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境中，才能使学习变得较为有效。情境创设是教学设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分析教学对象方面，建构主义主张把学习者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注重对学习者原有知识经验的分析，重视学习者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倾听他们现在的想法，洞察这些想法的由来，并以此为据，引导学习者丰富或调整自己的理解，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建构主义者所倡导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是，帮助学习者积极地探究复杂的主题或环境，并且像某一个领域的专家那样来思考问题。知识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学习的情境以及学习者带人这一情境的经验有密切关系。所以，要鼓励学习者建构自己的理解，然后通过社会协商证明各种见解的合理性。不要事先规定要学习的内容，而是从多种来源获取信息。建构主义者采用的一些具体的策略包括:在真实的情境中确定任务，运用认知学徒方法(对学习者怎样达到专家水平业绩进行示范和辅导)，交流多种观点(合作性学习以提出、分享不同的见解)，社会协商(争辩、讨论和提供证据)，运用真实的事例，反思，以及对建构过程提供可靠指导。
关于教学评价，建构主义主张过程性评价，强调对学习者成长过程的真实记录，注重对真实问题的解决。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争论 篇3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论战。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针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流派提出了自身的主张和见解。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深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传统。然而,由于国家主义存在着束缚个人自由的弊端,所以,出现了一批与之针锋相对的学者,他们倡导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抗衡,人称奥地利学派。这一思想源头,后来发展为对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新奥地利学派,一批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云集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米塞斯(Ludwig E. von Mises)、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波普尔(Karl Popper)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引领着20世纪的的学术潮流。
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发展观上,是演化的而不是建构的;在认识论上,是经验的而不是唯理的。以波普尔为例,他系统考察了历史决定论,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这种建构理论的对立面,坚定地主张“零星社会工程”。这种社会观,同哈耶克主张的“自发秩序”具有很多相同点。对他们珍视的个人自由而言,因为社会工程是“零星”的和“自发”的,所以,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个人自由才不会被抹杀,人性才有自由伸张的空间。
而国家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则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在发展观上主张建构论,在认识论上主张理性主义。国家主义者大多同黑格尔哲学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认为历史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个人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波普尔语),在实践中,这种认识必然会抹杀个人的作用,极端一点,则必将扼杀个人自由。
管理学中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其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演化主义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管理学领域的继续。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者,主张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演化主义的发展观,他们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主要有以下表现。
认识论方面,经验学派注重企业经理人的管理经验,关注他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行为,认为决定组织绩效的关键在于“组织者”。戴尔对管理者个人的关注,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其全貌,在此不再赘述。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坚信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地推进知识的增长,以归纳法作为增进知识的基本方法,而对演绎法保持足够的警惕。具体说来,就是要学伽利略,而不是学牛顿。要通过像测量大小不同的铁球落地时间那样的琐事扩展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演绎出一个普遍原则后再把它推广到可观测的领域中。学牛顿的危险在于,有了一个宏大的体系,当现实与这个体系不符合时,就会强迫现实向理论屈服,一旦经验不足以满足理论假设,就会向先验靠拢。戴尔在推崇经验比较方法时特别强调,“比较方法并不打算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囊括一切,用少数简要公式解释所有的组织,而至多只是在一些有限的组织问题上得出一般结论”。
然而,这种强调归纳的经验主义方法论,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无情奚落,有人曾经尖刻地讽刺归纳方法说:“一只每天都被喂饱的猪,绝对不可能由此经验归纳出终有一天会被宰杀。”这个批评虽然不雅,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验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经验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缺憾。
与经验主义者相对应的理性主义者,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在管理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发端于古典时期的泰罗和韦伯,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几乎是万能的,是“完全的”。在当代,继承泰罗衣钵的流派为数理学派,其成员多为运筹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管理、组织、计划或决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那么它就能用数学符号和关系来表示。”理性主义学派在管理学的逻辑建构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其中的数学学派尤其热衷于模型构建,将管理完全等同于数理逻辑,只要具备自变量和相应规则,那么因变量就是确定无疑的,管理者个人的直觉和个人的情感在管理中没有价值,进一步推论就是管理者的功能类似于计算机,并且可以被计算机所替代。西蒙开创的决策理论学派修正了数理学派的绝对化偏差,针对古典管理者的“完全理性”观,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重视研究管理中的“非逻辑因素”。然而,西蒙仍然试图尽可能扩大理性的领地,并且“严重倾向于模型构造和数学”。这种理性扩大化的倾向,有可能会导致忽视管理者、组织成员个人的直觉和经验,过于关注决策程序和决策条件。
发展观方面,经验学派坚持演化主义。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认为,社会发展是“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同样,戴尔主张,管理学理论也是来源于经理人的实际管理行为,即针对不规范、不成文、不正式的经验,通过运用一定的方法,总结出在特定环境下成功者的共同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虽然可能不如建构主义者的原则符合逻辑,可能没有美感,但却更加切中实际,有利于解决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戴尔在《伟大的组织者》中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得出的管理理论,虽然“不会立即建立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但也许可以建立起当前有用而最终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某些部分”。
在管理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管理过程学派,既不同于经验学派,又不同于数理学派。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采取的是明显的建构主义方法,与后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特别注重现实经验总结而反对纯粹数理分析。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创立的宏观管理学体系,立足于自己几十年的管理经验,而其构建理论的做法则显然属于建构主义。这个学派发展到二战之后,建构色彩日益浓厚,经验色彩逐渐变淡。由此,管理过程学派在体系日益完善和精微化的同时,也与经理人的管理实际渐行渐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验学派否定普遍主义、否定建构主义的做法,貌似偏激,实属必要。在学术上,没有偏激则没有深刻。经验学派面对其他学派的不妥协态度,有力地校正着数理学派的“机械化”偏失,打挫着过程学派的普适化扩张,使这些学派不得不正视来自经验学派的挑战而收敛自己的理论阵地,使其更为切合实际。而数理学派和过程学派对经验学派的反驳,也在时时提醒着经验归纳的局限,促使经验学派发展出带有一定普适性的准则。
经验学派在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代表争论的双方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真正有价值的争论,会促进学派之间的互相吸收融合。戴尔同管理过程学派虽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过程学派的经验总结成分,他是服膺并且接受的。所以,戴尔在他的著作中对法约尔以后的过程学派第二三代学者大加鞭挞,但对法约尔本人则很少批评,原因无他,概出于对经验总结的尊重。更有意思的是,戴尔对于管理有无普遍性问题可以和过程学派的厄威克在文章中针尖对麦芒,但不妨碍他们两个人在运用比较法研究管理经验中的密切合作。两人合写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就是一个例证。反过来,经验学派对过程学派的批评,促使着过程学派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开始把宏观管理学体系视做一个开放系统,并且日益重视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所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演化主义与建构主义,双方并非不兼容,相反,双方的有效融合,形成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必要的张力”,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般认为,管理学诞生于泰罗时期的科学管理运动,正因为泰罗把管理由经验变为了科学,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管理者,大都是工程师出身,这其中包括泰罗、法约尔、皮埃尔·杜邦、斯隆等人,在某种意义上,工程师教育训练了他们的逻辑理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恰恰满足了当时大型工商企业组织对管理进行系统化的现实需要。
工程师的专业训练,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有序化、合理化,使之符合“科学”的标准。既然管理是科学,那么就有自身的体系和结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法约尔构建了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法约尔对管理学体系的建构,显然并不排斥经验,或者说,法约尔坚持的是经验建构主义,这就为后来该体系的完善预留了空间。同法约尔的经验建构主义不同,马克斯·韦伯的体系显然是理性建构主义的,这种理论由于坚持“工具理性”,而容易演变为日益封闭的系统。
在管理学诞生时期,建构主义发展观,有利于管理学体系的及时建立,从而建立该学科的理论基础,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时至今天,古典管理时期建构起来的管理学学科体系(无论是法约尔的体系还是韦伯的官僚制)尚未被完全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后人所做的只是对法约尔、韦伯等人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如果说建构主义者一开始就追求建立宏伟的管理学大厦,那么反建构主义者追求的则是一点一滴的改进和完善。反建构主义同经验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就是柏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重视一个社会的宗教和传统,反对激烈的变革。
由于反建构主义者往往只关注经验,反对盲目“推广”经验,所以,就有可能囿于经验而在知识领域难以迅速打开局面,创立新体系。与之相对应,建构主义由于往往片面相信人的理性,而将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的传统和习俗丢弃,所以往往导致建立的理论成为“想象之知”,而不能成为和现实紧密联系的“熟知之知”。因之,反建构主义的贡献不在于自身的理论体系,因为反建构主义者本身就反对逻辑体系的构建。相反,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建构主义的有力矫正。建构主义同反建构主义,恰好构成理论发展中相反相成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局面。正因为有了反建构主义(包括戴尔代表的经验学派)的批判,管理学才逐渐矫正了过于理论化的倾向;同样,正因为有了建构主义(包括经验理性的建构主义和数理逻辑的建构主义),管理学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
正如孔茨所言,管理学各学派犹如一个理论的“丛林”,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关注侧重点以至研究结论,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如果将认识论和发展观分别作为纵横坐标轴,那么就可以大致勾画出如下的二维坐标系,各个主要学派在这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大致如上图。
马克思主义学派 篇4
一、形式主义研究方法
形式主义是由乔姆斯基开创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是形式主义发展的主线。形式主义把语言看作是一整套结构体系, 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内在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所有东西都是互相依存的。在这个系统里, 语言成分的意义由其与其他语言成分的关系来决定。因此形式主义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内部寻找解释语言现象的答案, 从而建立一种能表现人类普遍的语言知识的形式化的理论模型。对语言采取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语言学派主要有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转换生成语言学派。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指20世纪30—50年代在欧美形成和发展的语言学流派, 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1857—1913年) 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阐述的语言学理论为代表以及受这种理论影响而进行的语言理论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强调系统性, 主张区分语言 (即语言的系统) 和言语 (即语言的实际现象) , 其基本思想是“真正实际存在的不是某种个别的语言的实际现象, 而是作为系统的语言;语言的每一成分只是由于它跟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而存在;系统不是成分的机械总和, 而是规定成分的。系统的框架或结构是由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基于这种原则, 结构语言学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一种结构, 语言要素的性质决定于系统中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的系统性表现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两种纵横交错的关系上;语言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 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研究, 认为语言学应该是描写性而非规范性的。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统一的、自足的符号系统, 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自然语言中那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概括地来说, “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 以语言共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 其目的在于用抽象、概括的方法对语言的各种系统的结构进行客观、精确的描写”。因此, 有些学者认为“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同时也是现代形式主义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主要包括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尽管各个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语言理论, 研究也各有其侧重, 但总的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 这些学派都继承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 美国语言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该理论对语言的形式主义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的理论历经五个发展阶段:古典理论时期 (或称“第一语言模式”) 旨在使语言科学化, 标志性著作是《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和《句法结构》;标准理论时期论述语义应当如何在语言理论中进行研究, 引入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概念, 认为意义属于深层结构, 语音表征对应于表层结构, 代表作是《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语言与心智》;扩展的标准理论时期集中讨论语言普遍现象和普遍语法的问题;修正的扩展标准理论主要讨论管辖和约束, 也称为“管辖与约束”理论;最近的一个阶段是始于1992年的最简方案和最简探索标志着生成语法理论进入了新的阶段。乔姆斯基所定义的语言是人类语言器官所呈现的某种状态, 一般称为内在化语言, 生成语法是在高度抽象化和理想化的条件下对这一内在性语言的本质、来源和使用的描写与刻画。语言是心智的功能和组成部分, 对语言的研究就是对心理的研究。
二、功能主义研究方法
功能主义研究是从伦敦学派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包括社会语言学、语篇分析、话语分析、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其真正形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思潮则肇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并日渐成为与形式主义相对峙的一种学术范式。功能主义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 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是一种实际交际功能的手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虑语言本体与语言使用的关系, 即语言系统 (或“语言能力”) 与语篇 (或“语言表现”) 的关系;二是考虑语言使用与语言使用的各类语境的关系。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重点而言, 它关心的是意义的表达和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使用和所起的作用。早在三十余年前, 韩礼德就明确指出, 对语言形式 (如词汇语法) 的研究可以只停留在语言内部, 但如果要研究包括语义在内的整个语言系统, 就必须到语言之外去寻找判定意义是否相同的意识形态标准。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就不是独立于外物的了。
随着乔姆斯基把语言的形式主义研究推向顶点, 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发现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不足, 意识到功能的重要作用。吕叔湘在《语言研究》创刊号的题词中指出:“语言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本身, 也要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 研究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这就要求打破原有的三个理论框架:“第一, 把语言看作纯一系统的框架;第二, 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自足、封闭系统的框架;第三, 把语言看作是从音位到句子的层级系统的框架。”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到了70年代末, 系统功能语言学应运而生。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强调“语言环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和“语言系统” (system) 的重要性。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伦敦学派的语言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创立起来的。韩礼德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把语言看作“社会符号” (social semiotic) , 是一个在社会情景中用于表达不同功能对语义进行选择的多层次网络系统。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人如何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运用语言进行意义的交流。因此, 他提出了语言具有三大功能:表义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这一理论框架包括几个重要概念:功能、系统、层次和语境。他认为在语言学研究的众多方法中有两种最主要的。一是从外部 (即社会文化的支配与影响) 出发来研究语言。另一种是从内部 (即心理认知的机制和运作方式) 出发来研究语言。两种方法都用来解释语言的本质和基本特征的, 不同点在于如何看待系统和行为的关系。语言是社会功能的系统, 这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语言, 语言的各种社会功能在使用中得以实现;语言系统中的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可以从功能的角度解释。韩礼德把语言看作一个包含三个层次即语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音系系统的符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兴起和繁荣的直接结果就是, 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语篇分析和言语交际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形式主义注重语言的形式、结构、成分和成分的分布, 对语言进行形式描写和描写的形式化, 考虑语言的心理性。而功能主义注重分析语言的功能、不同层次上的成分的语义功能, 认为功能决定形式, 考虑语言的社会性。语言学家发现仅仅对语言结构进行形式化描写是不够的, 从语言传递信息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结构也有其不足。韩礼德认为, 着眼于生物体之间 (inter-organism) 的社会学视角 (如功能主义的研究) 与着眼于生物体内部 (intra-organism) 的心理学视角 (如形式主义的研究) 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的, 而是互补的, 如果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将更有利于语言研究的健康发展。韩礼德的观点表明, 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可以互补的。从不同的方法和角度来研究语言只会使我们对语言的本质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因此, 在今后的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应注重增进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沟通和交流。
参考文献
[1]刘润清, 封宗信.语言学理论与流派[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3]朱永生, 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4]席留生.现代语言学: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述评[J].学术界, 2009, (7) :254-258.
马克思主义学派 篇5
(1)国势学派为统计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起了一个至今仍为世界公认的名词“统计学”(statistics)，并提出了至今仍为统计学者所采用的一些术语，如“统计数字资料”、“数字对比”等。国势学派建立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显著事项”，它事实上是建立统计指标和使统计对象数量化的重要前提；
(2)国势学派在研究各国的显著事项时，主要是系统地运用对比的方法来研究各国实力和强弱，统计图表实际上也是“对比”思想的形象化的产物。
政治算术学派对统计学的贡献：
（1）格朗特对统计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若干统计方法的提出。
（2）配第的贡献则在于把统计方法引入到比人口统计更为宽广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并对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性质上的阐述。配第认为所使用的“计量”方法是很不寻常的方法，赋予了统计学发展史的一个全新的思路，即实证的思路，而实证的结果则通过数字的形式给予表述。配第初步构建了政治算术学派的理论体系，为近代统计学奠定了初步基础。因此，19世纪中叶的克尼斯、瓦格纳就声称政治算术才是“真正的统计学”。
概率论早期的代表人物对统计学的贡献
1、费马与帕斯卡在统计方面的贡献：一起奠定了概率论的理论基础，为概率统计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两人被誉为概率论的创立者。
2、雅各布·贝努里的大数定理雅各布·贝努里是 “大数定律”的最早揭示者。雅各布在数量统计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他创立了大数定理中最早的一个定理——伯努利大数定理；证明了大数定理的局部情况，对概率论及其在统计学，特别是抽样法的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雅各布的巨著《推测法》，是概率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3、亚伯拉罕·得·莫瓦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论题上：（1）概率加法与乘法运算的一般法则；（2）二项分布法则；（3）概率母函数；（4）关于赌徒破产持续时间问题的新的与一般解答；（5）二项分布的极限形式。
马克思主义学派 篇6
关键词：犬儒学派,庄子,自然主义
犬儒学派和庄子作为生活在社会动荡时代里的智者, 都为各自时代的人们设计了自处之道。借用杜德雷的话说, 犬儒学派和庄子都是布道人, 他们所布之道是, 不管世道怎么个变法, 日子总得过下去。但两者毕竟生活时代相距近一个世纪, 正如一个学者指出的, 任何一个学派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建构有三个条件:一是时代的需要 (即社会根源) ;二是立足的传统 (即文化根源) ;三是个人性格和志趣。这三者的综合统一往往形成学派或者思想家思想建构的起点和基础。据此, 犬儒学派与庄子思想就有了异同之处。
一、异曲:不同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
1、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不同社会根源
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 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以及社会的大变迁是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社会根源。犬儒学派即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 又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古希腊在公元前八到公元前三世纪处于剧变之中。战争使城邦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社会苦难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也导致了古希腊的城邦危机:自由公民的没落、国家范围的扩大导致了城邦公民集体理想的破灭。同时, 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审与处死以及柏拉图出走西西里等一系列事件中, 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 感受到了民主制度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这些都使希腊哲学家把“伦理问题” (人的社会生活规范和理想) 提到重要地位, 从而给这时期希腊思想带来了某种个人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色彩, 而犬儒学派则是这股力量的代表之一。而庄子所处的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转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旧有的宗法世族统治开始动摇, 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使得西周以来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较大的调整, “井田制”也逐步走向瓦解。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 政治局面的错综复杂, 军事斗争的层出不穷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同时在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中也急需要理论的指导以求增强统治的应变能力;由于这时政治空隙比较多, 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了官府, 摆脱原来的依附性服务地位。因此, 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异彩纷呈, 庄子思想便是“百家争鸣”其中之一。这些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加剧的历史时期, 当政治暴力可以随意摧残个人生命而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的时候, 就容易使人转入内在精神世界, 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 必然激发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从而催生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2、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不同文化根源
公元前八至公元前三世纪出现了对世界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三个文化中心, 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古典时代的希腊便是其中之二。雅斯贝尔斯曾说, 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 都进行了思想的突破性发展, 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 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 也是犬儒学派和庄子思想形成的文化根源。雅典的民主政治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 而这个时期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 也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 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与希腊的民主政治并行的, 是古希腊社会的学术自由。在这种民主政治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 希腊出现了学派蜂起、百宗争立的文化繁荣的局面, 涌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 他们为后世各个流派的思想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源泉。从崇尚自然或本性来看, 犬儒学派虽受过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影响, 但犬儒学派主要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伦理学, 犬儒学派的奠基人安提斯泰尼的学说就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方面, 他发挥了苏格拉底重视德行的思想并常以道德医师自命, 这些伦理学原则后来被这个学派所发挥并身体力行。同样的, 春秋战国时期虽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 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 但这样的时代却造就了儒道墨法等百家的蜂起, 正如孟子所概括的, “圣王不作, 诸侯放恣, 处士横议”。生活在“百家争鸣”时代的庄子则吸收各家各派的思想, 特别是老子的“事天”思想和儒家道德思想。班固曾这样地概括庄子思想, “及放者 (指庄周—引者) 为之, 则欲绝去礼学, 兼弃仁义, 日独任清虚, 可以为治。”可以说, 这个时期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术环境为犬儒学派和庄子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 一个思想体系的建构也与思想家个人性格和志趣有关, 因为面对同样的现实选择, 不同的人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而面对不同的现实选择, 不同的人又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选择, 而犬儒学派和庄子在面对大体相似的生活现实, 理性自觉地选择了相同的自处之道。
二、同工:自然主义思想与虚无主义的价值归宿
1、社会观:排斥人类文明
在犬儒学派看来, 就积极的人生而言, 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的独立和昂扬的个性。他们提出了“德行本身就是幸福”, 因为美德对于幸福就足够了, 而美德则意味着行动, 它既不需要许多学问, 也不需要过多的雄辩。如果科学研究与此相无关, 就没有任何价值, 如在安提斯泰尼看来, 一切精致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 因为凡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 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第欧根尼也认为, 人类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文明结果, 并非人类一概都需要, 相反, 正是社会文明造就了腐败和罪恶, 它是人类不幸的根源, 因此他反对智者主张的素朴社会进化论, 认为“原始人以智慧征服自然并不是通向文明的社会, 只是通向罪恶和堕落。”假如没有这些视为必需的文明成果, 一个人会更加安逸地享受生活的乐趣。犬儒学派把这种思想原则贯彻到社会层面上, 则鄙视技艺、学识、数学与自然科学;批判一系列文明形式, 拒斥人类社会的各种公共生活方式以及摒弃一切人间的享受, 甚至把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准上, 即一件外套, 一根拐杖, 一个装少量食物的破袋子 (安提斯泰尼) 。庄子则从“道性自然”出发, 认为人类的原始状态是无心计和无知识的, 因而过着无忧无虑的和平生活, 但自从黄帝、尧、舜等来到人间, 这种生活环境就被破坏了。君主的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 引起了人类私欲的膨胀和对权势的争夺, 使人心更加败坏, “民之于利甚勤, 子有杀父, 臣有杀君, 正昼为盗, 日中穴阫”, 和谐遭到了破坏, 人类也遭受了文明的羁绊。因此, 君主是真正的大盗大贼。对于圣人, 庄子认为“黄帝尚不能全德……。尧不慈, 舜不孝, 禹偏枯, 汤放其主, 武王伐纣, ……, 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性情, 其行为乃甚可羞也”, 而孔子也是“鲁国之巧伪人”。同样, 庄子也举田成子的例子来说明圣人学说不过是“窃国大盗”的工具。在庄子看来, 文明是人的意识行为而非自然所故有, 文明违背了自然道性, 文明越发展, 离自然道性也就越远, 人们的文明程度越深, 受自然的惩罚就越重, 这样的文明制度不但不是自然状态的改进, 而是对自然状态的污染和毁灭。所以庄子提出“绝圣弃知”的主张:“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2、自由观:崇尚精神自由
犬儒学派和庄子通过对自然和现实必然性的超越走向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犬儒学派认为, 社会上的自由与奴役的对立是毫无意义, 因为有智慧的人是天生的主人, 即使身处被奴役的情况下也是自由的, 如狄奥根尼追求的是从欲望之下解放出来的精神自由, 他相信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 但他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来去无牵挂。“自足”是犬儒学派的精神追求, 即在理性指导下的自我满足、独立无待。在他们看来, 美德对于幸福就已足够, 对一个人而言, 惟一的善 (他的思想或精神财富) 就是专属于他的东西, 其他的一切如财产、健康、荣誉等在本质上都不是善的。因此, 犬儒学派有些人弃绝宫室, 有些人栖身于大桶中。这种自由是对苏格拉底身心两分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自由”的延伸, 但犬儒学派表达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白。正如皮特森所说, 无论在个人自由的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 犬儒主义总体上完全忠于个人自由的观念与实践。因此, 犬儒主义算是西方迄今为止个人自由的最极端版本。可以用“逍遥游”来概括庄子的自由观。庄子最担心的是精神之死而不是形体之死, 这也是庄子与宗教观念不同的地方。庄子在《外篇·田子方》明确说:“哀莫大于心死, 而人死亦次之”。他认为, 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 到处充满危险。所以在诸侯混战和天下大乱的时代里, 庄子不愿去做官, 因为在他看来, 人一旦受缚于名利、权势、毁誉, 就会使自然清洁的精神蒙垢, 仁义道德更是给精神戴上了一具枷锁, 所以人生应是追求自由。要真正地达到自由, 就要无条件的, 即“无待”, 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变”, 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 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 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于是, “鱼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术”则成为了庄子对自己生存方式所作出的最终选择。
3、人生观:远离世俗, 回归自然状态
犬儒学派和庄子不但是“顺应自然论”的倡导者, 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犬儒学派尊重自然而贬抑习俗和法律, 认为理想的生活应是极端简朴和原始的, 即是回归“自然”状态。他们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 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合自然的和无足轻重的;号召人们克己自制, 独善其身, 不依赖于社会;主张只有抛弃文明和文化, 自愿满足于最少的天然需求, 才能做到道德上的言行一致。在他们看来, “吃苦是善”, 因此他们通过衣不蔽体、四处乞讨和聊以维生来表明对文明秩序的鄙视。这是一种禁欲主义乃至苦行主义, 如安提斯泰尼和狄奥根尼将世界国家作为理想国家一样, 主张不要政府, 不要私有财产, 不要婚姻, 不要确定的宗教, 但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苦行主义者, 他只是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 他只是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 正如他所说的, “宁可成为一个疯子也不追求感官的快乐”。因此, 犬儒学派对统治者采取一种有意疏远的姿态, 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安提斯泰尼的一个比喻里:“政治像火, 距离近了会被灼伤, 距离远了又会挨冻。”庄子在《外篇·马蹄》中指出人性即“素朴”, 其内容就是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同这种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便是社会的法度、礼义、规范, 这些对立的东西是对自然本性的桎梏。于是庄子主张, 既然人性属自然, 同自然没有差别, 那么人就应该回归自然, 消除对回归自然本性的干扰, 保持内心中的宁宁安泰, 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他要求回到“浑沌”世界, 即所谓的“至德之世”:“夫至德之世, 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异, 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 其德不离, 同乎无欲, 是谓素朴, 素朴而民性得矣。”又说:“至德之世, 不尚贤, 不使能;上如标枝, 民如野鹿。”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因此, 庄子临终有言:“吾以天地为棺椁, 以日月为连璧, 以星辰为珠玑, 以万物为赍送”。庄子崇尚无欲无求, 犬儒学派也不追求感官上的享受。从这种意义上讲, 这二者都具有禁欲主义色彩。但犬儒学派和庄子对他们理想社会的描述, 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 而应理解为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状态, 包含着打破现状、要求前进的合理内核。
4、价值观:虚无主义
有学者指出, 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 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 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这三者, 庄子是集于一身的。在这个意义上讲, 庄子算得上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和犬儒学派以各自的立场和思想为基点, 不但怀疑现实, 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从而把怀疑精神推倒了极端;他们不相信一切价值, 或对当下的政治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意识, 或有意与政治家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和对峙;但是他们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因此用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的方式表达对现实不满和妥协的文化立场和处世态度。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分析犬儒主义, 他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其背后则是一种理想主义或说价值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所导致“犬儒式”的生活态度就具有了两面性:对现实不满, 但又拒绝参与社会世界, 加上缺乏替代性的选择, 这种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就很可能转化为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 这一点也表现在生死观上。庄子曾指出:“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 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 死生大事不过是气聚气散而已, 一切都顺其自然。犬儒学派也像庄子一样, 将死看作自然而然的事, 只不过是通过“自杀”来表现:“第欧根尼是犬儒中自杀的第一人, 他平静地躺在自己的外套里死去了, 生命获得了解脱。后来的一些犬儒如梅特罗克勒斯活到高龄, 自我窒息而死。德莫那克斯快接近百岁, 绝食而死, 柏里格利诺斯, 自焚而死。”这是一种追求自由的理想幻灭后的无奈的悲鸣,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娱和自欺。他们思想中的消极和颓废的一面, 成为不少弱者的精神安慰剂, 也为后世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
有学者指出, 全球或地方的政治、性别、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印。和层面上, 都可能带有犬儒主义的元素或充满着犬儒主义的氛围, 而中国也正处在犬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人们不但不是更昂扬有力, 反而普遍感受更无力、更无助、更没有希望、更没有安全感、更犬儒。因此, 纪杰克在1989年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著作中非常关切犬儒主义的问题, 他宣称:今天的敌人不是什么基础主义者, 而就是犬儒 (现代语境的而非历史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犬儒主义是某种意义上人类精神的道德示范, 用爱比克泰德的话说就是“保持在我控制之下的事物”, “真正的犬儒主义者道德纯洁, 有高度的忍耐精神, 具有对于这个人类实施监督的王者身份。”虽然犬儒学派和庄子都持自然主义的立场, 但由于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想体系, 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存在着差别, 所以尽管他们面对大体相同的时代变局和时代需要, 但他们所感受到的问题和作出的回应态度也是存在区别的, 这体现在犬儒学派虽把个人主义作为他们体系核心, 但其在本质上仍是道德哲学 (政治哲学范畴) , 而庄子哲学则是生命哲学 (个体哲学) , 这种差异就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烙
参考文献
[1]王长华:《春秋战国人士与政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1]王长华:《春秋战国人士与政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3]叶秀山、王树人、姚介厚:《西方哲学史》 (第二卷) [M].南京: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3]叶秀山、王树人、姚介厚:《西方哲学史》 (第二卷) [M].南京: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4]陈鼓:《庄子今注今译》[M].《杂篇·庚桑楚》、《杂篇·盗跖》、《外篇·箧》、《外篇·马蹄》、《外篇·天地》、《杂篇·列御寇》、《外篇·知北游》.北京:中华书局, 2006.[4]陈鼓:《庄子今注今译》[M].《杂篇·庚桑楚》、《杂篇·盗跖》、《外篇·箧》、《外篇·马蹄》、《外篇·天地》、《杂篇·列御寇》、《外篇·知北游》.北京:中华书局, 2006.
[5]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第一卷)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5]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第一卷)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6]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6]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马克思主义学派 篇7
(一) 兴起背景及发展脉络
梅纽因曾说:“如果一定要我用20世纪做个总结, 我会说, 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 但是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和理想。”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正是在20世纪这个大环境之下, 具体来说, 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似乎终于过去, 不仅意味着百废待兴, 更意味着“滞涨”所宣告惨败的凯恩斯主义应该由一个更为新鲜适用的主义所代替。新自由主义把握了良机, 从而得到了自身的复兴。
“1927年, 奥地利的米瑟斯出版《自由主义》一书, 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 否定社会主义, 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这同一时期, 米瑟斯和哈耶克还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 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论战, 论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具有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以这场大辩论为标志, 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
哈耶克与1944所作《通往奴役之路》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 1947年11月贝伦山学社的建立则是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关键转折点。在70年代左右, 通过讲座和信报, 也由于“滞涨”使得凯恩斯主义不能自圆其说, 人们的关注点从旧式的经济思想上转移, 新自由主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占据主流。而在80年代, 新自由主义由理论、学术跃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 甚至成为一股国际性思潮。
(二) 产生流派及其主要观点
1. 伦敦学派及哈耶克。
伦敦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兴起的学派, 以哈耶克、坎南为代表人物。“哈耶克一贯主张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 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始终与效率无缘;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 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 才不会有人控制我们的权利, 我们才能以个人身份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 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 还是属于独裁者的, 谁行使这个管理权, 谁就有权控制我们。他认为公有制、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 他甚至主张, 即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给予私人银行, 而不能让政府垄断。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2]。”
2. 其他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
(1) 现代货币学派
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现代货币学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 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 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坚持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 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2) 理性预期学派
20世纪60年代末, 理性预期学派从现代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E·卢卡斯, 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 即在个人和企业进行理性预期条件下,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而“理性预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 人是理性的, 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该学派主张“政府无效论”, 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 要保持经济稳定, 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
(3) 新制度经济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四个方面, 即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罗纳德·科斯。该学派认为, 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那么无论产权归谁, 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只要企业产权落实到自然人, 也就是私人, 其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业, 因此, 私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率比公有制企业高[2]。”
(4) 供给学派
该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一个美国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费尔德斯坦, 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因此只在美国的影响较大。
(三) 目前研究与存在问题
新自由主义在当下的研究是比较混乱的。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也不统一, 甚至是同一个学者, 也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 仅都认同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继承人;国内的现状具体表现为罗湘的广义与狭义说;傅殷才把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构成的学说称为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左大培认为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大辩论, 主要包括:美国的芝加哥集团、英国的以伦敦经济学院为中心的集团、奥地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集团、拉丁语国家集团、德国的弗莱堡学派[3]。”
除去定义的混乱之外, 学者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研究也十分混乱, 在此不一一例证,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批评者会把新自由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划上狭隘等号。
(四) 未来发展方向
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政策主张的诸多消极后果包括: (1) 消费需求不足, 阻碍经济增长; (2) 导致泡沫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新的危机; (3) 加剧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两极化[4]。
因此, 正确认识何为新自由主义, 达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和答案;对新自由主义做出客观正确且因地制宜 (区分开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的评价和总结;对新自由主义已经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弥补;提出更加完善的新自由主义完善理论, 是我所认为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哈耶克自由观概述
(一) 渊源与哲学基础
1.渊源。哈耶克的思想受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家的影响极深。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缘起于他的学术经历和对这些启蒙运动哲学道德家的学习认知。其一是路德维希·米瑟斯, 主张“终极的知识源自认知”的知识论, 对哈耶克的研究方法影响极深;其二是亚当·斯密, 其在经济领域“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给了哈耶克以启发, 哈耶克认为这“形象地揭示了自生秩序的内在特征”;其三是大卫·休谟, 其主张的普通的人性科学, 反理性主义的道德学说对哈耶克之后提出的自由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四是卡尔·门格尔, “其货币起源理论经常被当作是自生秩序理论的典范, 从无数个人主观理解的概念出发, 最后形成社会性的制度的见解为哈耶克的研究领域过渡到社会政治领域提供了思路, 将苏格兰的传统推进一步, 从而启发了哈耶克[5]。”
2.哲学基础。哈耶克的自由观大致基于三个哲学理论基础, 其一是“个人主义”, 哈耶克沿袭了米瑟斯的主观主义哲学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个人主义”, 探讨其“真与伪”, 主张真个人主义因其特征而使得社会自由得以保障, 使得社会宽容度提升;其二是“无知观”, “无知表述的是个体对自身的了解, 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 但是一种相对的无知, 即社会中每个个体都拥有对社会的分立的知识, 每个个体的分立的知识构成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 且无知的涵义不仅表现在每个个体对其他个体拥有的知识的无知, 也表现在对整个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无知[5]”;其三是进化论的理性, 一种“有限理性”, 即立宪民主社会的特殊主题是公共理性能够实现的社会文化条件不是私人理性, 社会制度不应是刻意设计的结果, 即非先验理性所设计。
(二) 自由理论内容
1.哈耶克自由概念。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对自由的定义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 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
他将自由大概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基于能力之上的自由;二是政治自由, 三是意志自由。哈耶克还创造性得提出自由的核心概念是免于强制的一种状态, 亦即哈耶克分类的三种自由类型中的政治自由和意志自由往往是传统政治国家公民所缺少的自由[6]。”
(三) 法治与宪政下的自由观
哈耶克认为, 自由要靠法治来保障, 法治是自由的基石。其对混淆“公法”与“私法”进行了批判, 并对欧陆国家所产生的“法治衰微”现象进行思考总结, 并由此提出“私法”应该大于“公法”的理想模式, 以及用“公法”的形式来实施私法的宪政设计。
“哈耶克也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 这和否定性定义中的和平和公正一样。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 是要求消除一切妨碍个人努力的人为障碍, 而不是要求社会或国家提供具体的福利。它并不排除必要的集体行动, 或至少不排除使某些服务得到保障的更为有效的方式, 但它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因此也必须受法律之下平等的自由这项基本原则的约束[7]。”
(四) 社会理论下的自由观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社会理论也进行了阐释, 以社会秩序分类学及知识论的基础作为其研究的起点展开探讨, 大致可包括自发秩序、正当规则 (即正义) 和社会秩序。
自发秩序是一种经济秩序, “‘自生自发秩序原则’, 可以被视为经济学的第一原则。布坎南晚近更是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是经济学的惟一原则[8]。”
关于正义问题, 哈耶克不主张将正义同诸多繁复的价值和形而上的善联系在一起, 而认为“正义涉及人的行为和所遵循规则的正义性, 正当的行为就是正义, 否则就是不正义, 伦理问题的实质就成为规则的正义性问题, 而规则的正义与否与正义的否定性涵义有关[5]。”
哈耶克指出, 社会秩序是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形成的。但人们在不断改进规则, 即规则并不是完全自生自发的, 它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自生自发的产物, 包括习俗和道德, 另一部分制度和法律规则, 则具有不可避免的刻意设计的特性。
三、简要评价
(一) 对于哈耶克自由观的思考
哈耶克作为一位探讨自由的学者, 恐怕最为担忧的是自己“否定的自由”变为对自由本身的束缚、扭曲甚至威胁。定义自由不易, 维持自由更是难上加难, 哈耶克解构了以往的自由与理性, 用自己的知识论方法论重构了另一座自由方碑。他的自由观并不仅仅在哲学领域脱颖而出, 更是在政治经济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 政治。
哈耶克关于自由与法治的辨析引出他所设想的宪政设计, 对于现当代建设法治国家仍有其现实意义。对于国外 (如美国) 的权力分立性质的政体, 哈耶克的“三权五层”宪法新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而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启示, “哈耶克对社会内部规则的强调和关于法律主要来源于内部规则的认识, 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维度的观察视角。在哈耶克看来, 法律主要不是来源于国家立法权的运作结果, 而应该是出自许多个人组成的群体在其日常生活中的交互行为[9]。”
每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种理论也都不是万能的, 哈耶克的思想中免不了有其不再适用于现下, 各自国情, 以及偏颇之处, 在实际应用中仍然要实践, 纠错, 再实践。
2. 经济。
哈耶克可以算得上是集“古典”与“新”的大成者, 他不仅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精华思想, 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另外一个领域———经济领域中, 并着重分析了三方面:以古典主义为基础, 将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出发点;从知识和信息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反证其合理性。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哈耶克的理论显示出了它一定的局限性。他片面强调市场的重要性, 忽略了政府的强制性作用。自商品市场形成发展以来, 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从中国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到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 再到现下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政策拉动的经济增长和美国每年的就业新政, 如果刻意忽略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 将是极为偏激的。
3. 文化。
哈耶克在哲学领域的造诣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自由主义思想的探究中, 着重对于传统的继承, 着重对于个体的重视,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及核心的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其撕去理性面纱, 重新解读与构建了重要理论如个人主义的真伪辨析, 无知观, 有限理性等。
但哈耶克的思想时代局限性仍然很明显, 比如“真个人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不安, “他一再强调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划清界限, 但是最终没有超越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的批评[5]。”
再比如哈耶克对于贫富差距也没有做出过多的“平等”论述, 相反, 哈耶克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收入差别和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也拒绝为“平等”做出努力, 这不论对国家福利还是社会保障都是不可忽视的忽视。
因此, 当我们在今天谈论哈耶克时, 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辩证看待。
四、总结
经过对大背景“新自由主义”和哈耶克自由论的简单综述, 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做了一次古典范式的回归, 他所阐述的自由的两条理路, 肯定的, 否定的, 相伴出现, 相互对比。哈耶克对于“否定的”自由的坚持同时也是对“肯定的”自由的否定, 因为后者混淆了自由原本的意义。
因此, 让我引用一段罗文·吉布森的话作为结语:“重思未来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明天永远是一个活动的靶子。这意味着, 当我们完成了对未来的重思之后, 还要从头再来。”
参考文献
[1]梅荣政.新自由主义的谱系、流变及影响[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5.
[2]何秉孟.再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J]当代经济研究, 2015.
[3]林光彬, 张蔚.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与研究新思路[J]教学与研究, 2005.
[4]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双月刊) , 2003.
[5]张黎.哈耶克自由思想研究[D]2009.
[6]陶晓鸥.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研究[D]2013.
[7][美]佛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冯克利,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300.
[8]邓正来.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86.
马克思主义学派 篇8
(一) 水与钻石悖论是古典经济学上的经典案例
水与钻石悖论, 又称价值悖论, 为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案例, 虽然此问题并非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最早提出, 但正是他提出后, 此悖论成为经济学界的一段公案。斯密在书中说到:“没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换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很少的东西就可以换到水。相反, 钻石没有什么用处, 但可以用它换来大量的货品”。 (1)
具体到水与钻石悖论上, 按照斯密的理论, 水对人的意义是举足轻重的, 人的生命都依靠水来维持, 而反观钻石, 则属于奢侈品, 人离开钻石一样能很好生活, 并非必备品, 因此说钻石基本没有什么用处。然而现实情况是, 水的“价值”很低, 有些地方甚至是免费的, 而钻石的“价值”非常高, 有些甚至价值连城。可见斯密概念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应对某一物品上, 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即有很高使用价值的一些物品没有或仅有很低的交换价值, 而有很高交换价值的一些物品可能几乎没有什么使用价值。这一矛盾,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来看, 困扰了边际效用学派兴起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长达百年之久。
(二) 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解答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 斯密和李嘉图都用了劳动价值论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 即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生产耗费的劳动量。其中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 将商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劳动不能大规模增加其数量的商品, 另一类是劳动可以无限增加其数量的商品。他认为前类商品“有罕见的雕像和图画, 稀有的书籍和古钱, 以及只能在数量极为有限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所酿制的特殊葡萄酒等, 这类商品的价值单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 只随希望得到它们的人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 (2) 可见李嘉图也间接为水与钻石悖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即钻石由很强的稀少性, 追逐的人多了, 因此价值也就上升了, 并非完全由生产钻石的劳动量来决定。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此解答仍然不太满意, 他们不知道为何会出现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重分离, 认为仅仅用稀少性不能很好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 即“是因为人们潜入水中费力将珍珠取出, 所以珍珠才有价值 (即交换价值取决于人劳动) , 还是因为珍珠有价值, 人们才潜入水中寻找珍珠? (即交换价值取决于其对人类的效用的满足) ”。
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反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学说, 他认为价格也即价值, 取决于供求本身, 而不是劳动量。水和钻石交换价值的巨大差异也即是其各自供求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当然, 萨伊的解答也没有令后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感到满意, 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也同样如此, 直到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三) 边际效用学派对此问题的解答
在当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 对边际革命十分推崇, 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他们认为边际效用学派很好的解决了水和钻石悖论, 使得百年的古典经济学悖论得以化解。
边际学派中, 无论是以重视心理分析方法来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门格尔和庞巴维克, 还是以数学方法进行论证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和瑞士洛桑学派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帕累托, 他们虽然所用的方法不同, 然其边际分析的本质是不变的。他们认为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购买最后一单位该产品所产生的效用, 即最后单位的效用决定产品的价值和价格。
回到水和钻石悖论的问题本身来说, 边际学派认为水的价值取决于人们消费最后单位的水的价值, 也即边际价值。水无疑有很大的总效用, 人类离开水将无法生存, 然而水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拥有量是很大的, 而维持人生存的必要需水量是有限的, 因此人们在满足必要用水后, 还有很多多余的水量, 可以满足人类次一点的需求, 如牲畜饮水和农田灌溉, 如果还有多余水量, 则可以满足人类再次要的需求, 如洗菜做饭, 冲洗衣物等等, 如果还有富余的水, 将会满足人类更次要的需求, 如游泳池, 人工喷泉等等, 以此类推, 如果该地区的水量足够大, 则使得人类的需求得以满足到饱和状态。在此情况下, 人们消费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为零, 那么水的价值或价格也将为零。反观钻石, 钻石又称金刚石, 在地球上十分稀少, 南非一钻石矿的开采报告称, 每吨原矿中平均只能开采到不到一克拉的钻石, 其数量远非水可以比拟, 导致了人们消费钻石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非常大, 因此钻石的价值或价格十分昂贵。如果改变条件, 比如说处于沙漠这样的极端情况下, 几乎没有水源, 因此身上仅携带的一瓶水的效用将会非常大, 因为其仅仅只能满足生存的需要, 根本不可能去想什么灌溉农作物, 洗菜做饭, 冲洗脏物等等其他次要用途, 因此, 在此极端情况下, 人们消费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将会非常巨大, 远远大于钻石的效用, 这一类极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因此, 边际学派自认为其给出了古典经济学水和钻石悖论的最终解答。这一边际分析方法随即被广泛运用在经济分析中, 被不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开创了经济学说史的新局面, 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 经济学自有了广泛的边际分析法后, 从此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
(四) 当代部分经济学者对边际学派解释的批评
对某一经济学派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批评自古有之, 如同劳动价值论一样, 以边际分析法来解释水和钻石悖论, 并非得到了所有经济学者的赞同。
当今一些学者认为斯密的这一所谓悖论完全是自找的麻烦, 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悖论。他们认为, 首先, 边际学派把计量单位不同之物等量齐观, 用所谓的消费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来偷换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水的计量体积单位是毫升, 升, 立方米, 同样也有计量水质量的, 如千克, 吨等;而钻石的计量单位仅限于毫克, 克, 克拉等重量单位, 一般较少以体积来计量。这里就需要明确, 消费最后一单位水, 单位是什么, 用什么来统一, 可以假定都是一克的水和一克的钻石, 自然在一般情况下, 一克钻石远远昂贵于一克水, 但是, 如果消费最后一单位水不是克, 而是千万吨呢?要知道地球上水的总质量是钻石的总质量所无法比拟的, 那也就不见得一千万吨的水会比一克拉的钻石价格便宜了。其次, 斯密把使用价值赋予了一个无交换价值的自然物品。虽然说由于环境污染, 当下很多自然水已无法直接饮用, 但在斯密当时, 工业并不发达, 水源污染少, 可以说水对于人类得需求而言是充分饱和的。而钻石虽然偶尔能在露天拾到, 然最主要获取钻石的途径依然是大规模开矿, 故而两者的对比是十分困难的。
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理解该悖论的内涵
(一) 价格不是价值, 生产费用论也并不构成价值本身
在当下西方主流经济学中, 价值 (VALUE) 和价格 (PRICE) 并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的明确概念区分。实际上,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市场价格是解释价值最好的工具, 即因该商品市场价格高, 故而价值也高, 同理价值高的商品必然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下, 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服务市场, 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 无论是租金市场还是智慧市场 (包含企业家才能与创新才能) , 皆能实现稳定且均衡的价格和数量, 因此, 这一价格也好, 价值也罢, 即为完美市场经济下的一般均衡价格。对此一般均衡价格, 绝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这就是内在完美的价值。
而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价值和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价格是对现实运行的经济或抽象经济中商品的交换比率, 在长期稳定下, 市场价格表现为市场均衡价格。而价值是解释市场均衡价格为何会是这一价格的, 这不是简单的同义重复, 而是对所以然的解释。即为何市场上不同商品的价格会不同, 价格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因此, 不能以市场本身来解释不同商品价格的不同。以人经济活动为依托的商品价值的本质, 只能由人的劳动来解释, 是人类辛勤的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本质。
(二) 计量不同的商品何以有一样的计价体系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不同的商品之间很难统一单位, 也即很难比较出每单位的边际效用的大小, 似乎这一点能构成对边际学派攻击的重伤。
然而, 情况并非如此。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 自来水也罢, 瓶装矿泉水也好, 都是人们天天必备的生活必需品, 离开了就几乎不可能生存, 而钻石属于奢侈品, 能用钻石作为装饰品的人十分稀少, 拥有哪怕是几克拉钻石, 皆被认为是拥有较大财富, 属于上流阶层的一个标志。因此, 水和钻石不能因为计量方法的不同就武断下此结论。如果单位不同不可比较, 那么几乎任何两个商品皆难以比较了, 甚至是面包和蛋糕这样非常相近的商品。可见, 说“不见得一千万吨的水会比一克拉的钻石便宜了”, 这无疑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在当今社会中, 特别是城镇中, 水皆有其市场标价, 当然钻石无疑有其市场标价了, 在中国, 一般居民消费一年的自来水用量, 不过千元, 而这远不及购买一克拉钻石的花费, 且每个居民皆对自来水的消费比较随便而对够买钻石却十分谨慎, 非高收入者不能买。请问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何以忽视这一明显的社会经济现实?如果以各自商品的计量单位不同, 所以价值就不可比, 那么市场经济下的广泛价格体系还有何意义?
(三) 正确理解该悖论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 水和钻石的悖论, 意义重大。其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人类改造自己的客观世界的重大意义, 以及经济交换所具有的重要特点。
水诚然是人类最重要的物品, 然而并不一定构成商品的必要条件, 只是在当下社会, 人们逐渐在大城市居住,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水质污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因此才出现自来水厂与水质净化设施等等。这里就涉及到最关键的一点, 即价值由什么来衡量, 这么多种类的不同商品的本质是什么。商品固然有效用, 不是商品的东西, 对很多对人也是有效用的。比如最常见的, 含有氧气的空气, 对于每个人而言, 空气和水都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水已经成为了商品, 但绝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还不是商品。当然, 空气商品的例子也是有的, 在日本的超市中, 有富士山附近的新鲜空气出售, 该商品满足客人需求的出发点在于, 当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新鲜空气成为了大城市生活之人所无法就地获得的物品, 因此, 特殊的富士山空气出售到大城市就有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可能, 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意义下, 空气也成为了一种商品。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使用价值是物品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客观属性, 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的物品, 不一定有价值, 价值的产生源于劳动, 劳动是物品能成为商品的最关键因素。同时, 价值与商品也依托于市场经济。在原始的物物交换下, 交换比例取决于交换者劳动量和劳动强度, 但在资本出现后的资本社会, 各方所有权者皆参与总价值的分配, 但价值在各所有者中的分配并不能说明价值的本源就不是唯一由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因此该悖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 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价值的内涵与外延, 反击以主观效用和客观生产费用论来决定价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确解释价值规律和其所依托的市场经济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该悖论的有效解释
(一) 水与钻石的使用价值与价值
水诚然有对人类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水对于人类而言固然是有使用价值的, 即能满足人类的需要。钻石对于人类而言, 同样是有使用价值的, 斯密所谓的对人类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的说法, 笔者认为仅仅只是对于人类的生理必备需求而言的, 诚然钻石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是可有可无的, 然而不能说钻石就没有使用价值, 钻石不仅可以作为装饰品与奢侈消费品, 在工业化发达的今天, 由于钻石的坚硬性质, 其还能作为非常好的钻探探头, 不仅钻探力量大, 且耐磨不易损, 这也是钻石使用价值的表现。笔者认为以武断的方式判断水和钻石的使用价值谁大谁小, 是不妥的, 他们都是对于人类而言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正如古语所谓, 尺有所长, 寸有所短, 绝非如斯密所言的“钻石没有什么用处”。
价值是以市场交换为前提的, 而价值的本质在于商品中所凝结的无差别人类劳动, 故而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水的价值和钻石的价值。
先看水的价值。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用于交换的商品。那时水质没有污染, 水源也是干净的, 可以直接饮用。其劳动仅限于取水的劳动, 各家各户取水的劳动也没有用于劳务交换, 可以说属于个人劳动, 并非社会劳动, 水这种东西在当时几乎只有使用价值而无市场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与价值。主要的变化是在社会进入了工业化发展时期和城市化发展时期, 由于工业的污水排放, 水质和水源皆出现了污染, 直接取的水无法满足人类的正常生理需要, 因此才产生了自来水厂及其中的净化水措施, 乃至于修筑水库与引水渠工程。因此水的这一商品化趋势更明显地发生在中大城镇中, 而在偏远且水源丰富的农村, 只要水源没有受到工业或其他污染, 水都不是商品, 皆不存在价值。在城市, 水虽然成为了商品, 但自来水公司的供水效率比较高, 净化自来水与处理污水的能力也非常强大, 辅之于当下桶装饮用水的产业化生产, 效率进一步提高。对于民众而言, 生产水的效率非常高, 注定了即使水成为了商品, 几乎人人都可以消费。极端情况下, 比如在沙漠上或因严重污染而无干净水源的地方, 水的价格非常昂贵, 水的昂贵并非是缺水的缘故, 一定是生产干净饮用水的效率非常低下的原因。正如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谭立东先生所说的那样, 在沙漠地区, 实际不是完全没有水的, 甚至很多沙漠地区反而有十分丰富的地下水, 但在沙漠, 取水的效率很低, 因此水的价值非常高。如果在沙漠里如果可以发明大规模的取水设备时, 可以预见, 水的价值会大幅度下降。
(总第462期) Times那么现在来看钻石的价值, 钻石作为一种稀有结晶体, 在地球上分布十分稀少, 开采难度更是十分巨大。从最初的地质勘探到最后的进入消费者环节, 钻石产业有六大环节, 即勘探、开采、分选、加工、分级、销售。勘探是寻找可供开采, 钻石矿丰富的原矿;开采即为开采原石;分选即对开采出的原石进行分类筛选;加工即对筛选出来的钻石进行打磨加工;分级即对加工好的钻石, 根据其品相进行分级定价;最后进入市场的销售环节。根据业内人士推断, 一吨钻石原矿也无法提炼出一克拉的钻石, 而生产一克拉的钻石需要经过200多万劳动者的辛苦劳动, 可见因其所蕴含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十分繁重, 且该产业链的难度大, 生产效率也低, 因此其价值非常昂贵。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钻石的生产效率一直难以提升。今天的钻石主产地南非, 即使采用了最先进的挖掘开采与分选机械其效率依然不高。此外钻石不仅有奢侈品的特征, 还是很重要的工业品, 随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钻探的需求日益增大, 钻石作为最佳钻头的材料无法满足人类对钻头的广泛需求, 随之产生了各种钻石替代品, 部分替代品甚至成为了比钻石价格略微低的奢侈品, 比如合成碳硅石与瑞士钻石。
(二) 边际效用学派与马歇尔解释解释的严重错误
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说史上第二次综合的完成者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 关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论述如下:“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 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用货币表示它们的价值, 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 (3) 这一论述已经表明马歇尔将价格与价值相混淆。随后, 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决定于供给与需求, 即他所言的“一把剪刀的两个刀锋”。其需求理论正是建立在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的, 而其供给理论, 是建立在生产费用理论的。
实际上, 边际效用学派对该悖论的解释也是边际效用论与生产费用论的结合, 只是边际学派将供给一方尽量简化, 仅仅简化为水的供给量大, 钻石的供给量小, 而突出需求一方, 而马歇尔用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论解释了供给一方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仅此而已。因此, 两者对该问题解释的本质是一致的。
边际学派也好, 马歇尔也罢, 回避价值的本质, 以市场自证市场, 又将市场的地位近乎神话, 将经济学引入一种主观决定论与市场存在即有效正确之论。边际效用说掩盖了价值决定的本质, 虽然说以边际效用说解释价值有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意识形态的因素, 然而这一影响却使得自边际学派兴起后的西方主流基础理论经济学, 特别是价值论, 长期停留在130年前的老认识上。
边际学派所描述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客观存在于消费者的选择和心理感受上的, 人们购买的某种商品不会过度, 更不会不惜超过饱和状态;社会上钱相对少的穷人必然将钱用在维持其生存最重要的基本方面, 随着工资的增加, 工人才能逐步实现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直到较高的工资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然而, 主观的边际效用论并非是市场上商品价值的源泉, 主观有很强的随意性、盲目性和趋从性, 主观评价也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干扰。此外, 边际学派声称的饱和状态, 即一个人有钱到所有商品皆能到其边际效用为零的程度, 即为人类的终极美好状态, 但是130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的是, 社会无论贫富, 不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达到总效用的饱和状态, 反而是不幸福之感越发强烈。可以说人类存在边际效用理论所描述的现象,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价值就由其来决定。
四、结束语
自1870年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来算, 至今过去130多年时间了, 这一所谓价值悖论的“边际佳话”也成为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案例。然而时至今日, 对这一经典案例的解释依然停留在漏洞百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共证价值上, 这无疑是一种以市场自证市场的循环论证,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自边际学派后的130多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而言, 任何一家学说决不能不拜边际效用学派这个码头。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部分也以此为基础, 宏观经济学部分, 无论是新旧凯恩斯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 皆有边际效用和边际分析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模式。由于边际分析法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 使得很多其他十分有潜力又深刻的经济分析法无法施展自己应该有的空间, 如分工理论和再生产理论。笔者对于经济学界视边际效用论为唯一价值依据, 分析分析发为最主要分析手段的现实状况表示惋惜。
反观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其严格区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 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生产的社会条件, 很好的解释清楚了水和钻石悖论的内涵与外延, 以此强有力反击了边际效用价值说的主管先验与随意性, 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排斥, 使得其不顾边际效用理论的严重问题, 执意坚持这样的观点。
水和钻石争议以边际效用说的“解决”后, 理论经济学在思想空间上不是更开阔, 而是更狭窄, 其分析工具不是更多样, 而是更单调, 近六十年来, 经济学的创新也仅仅主要集中在应用经济学的层面上, 理论经济学的创新陷于枯竭, 让人感到非常的痛惜。笔者真诚希望有志于学习研究经济学的同仁们, 能进一步打开自己的思维空间, 以更远的角度和更高的深度来理解经济学, 开创一条理论经济学分析方法, 思维模式的新思路, 发扬如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和再生产理论这些古典经济学的闪光篇章。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4页
(2)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8页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1页
[1] (奥)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 商务印书馆, 1964
[2]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 (美) 斯坦利L.布鲁著《经济思想史》,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马克思主义学派 篇9
一、“萨格勒布学派”兴起时期 (1929~1936年)
“萨格勒布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 受过苏联培训、参与过苏联影片的创作的波兰人Sergei Tagatz来到南斯拉夫后, 制作了很多以动画形式表现的广告、商标、故事片的预告片以及科教片。之后从柏林移居南斯拉夫的犹太人Maar兄弟为躲避纳粹, 变卖资产, 到萨格勒布开了一家电影公司——马尔汤影片公司, 为南斯拉夫动画带了活力, 该公司一直生意兴隆, 直到1936年广告片衰微后才宣告结束。[1]
二、“萨格勒布学派”发展时期 (1950~1952年)
1941年四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期间的南斯拉夫无条件地禁止任何形式的动画创作。1950年, 讽刺周刊《Kerempuh》的漫画家Vladimir Delac, Borivoj Dovnikovic等人开始制作克罗地亚隶属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第一部独立动画电影。南斯拉夫第一部动画电影《大会》创作于二战后的1949年。《大会》尽情嘲讽了苏联新闻部长针对“铁托民族主义”的不悦, 纪念南斯拉夫的脱离苏联阵营成为名的嘲讽动画经典。在此成功的基础上, 1951年, 克罗地亚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动画电影公司杜加电影公司 (也叫做彩虹电影公司) 。Kerempuh的成员聚集到了杜加电影公司并被吸收, 培养了100多名新的动画工作者, 他们一口气生产出5部黑白的动画, 这是克罗地亚持续地专门生产动画电影的开始。然而不幸的是, 1952年因为经济的大倒退, 动画业已如奢侈品般不合时宜, 杜加电影公司被取消了。之后, 杜加公司被腾空用作他用, 前南斯拉夫动画业陷入沉寂。此时, 一位喜爱动画的营造建筑师Nikola Kostelac适时出现了, 他挽救了一批散落在“杜加电影公司”的分镜头稿, 把这些资料带到“左拉电影公司” (Zora Film) 就这样, 前“杜加电影公司”的几位员工受邀回到岗位上。当时Kostelac, Aleksandar Marks等人就窝在Kostelac的公寓一角创作, 摄影机、设备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 他们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摸索出了一套绘制、着色的程序, 制作了南斯拉夫第一部彩色卡通片——《ittle Red Riding Hood》, 可惜并未与世人见面。
三、“萨格勒布学派”10年辉煌期 (1953~1963年)
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 由于南斯拉夫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经济取得大幅进展, 曾在“杜加电影公司”受过培训的员工们开始心急于回到动画。当时萨格勒布新开了一家英语书店, 这些工作人员接触到美国联合制片公司 (UPA) 介绍和Bob Cannon的书《Gerald Mc Boing Boing》, 他们开始急于知道那些美丽的动画是如何做出的。受这些新思想的启迪, 一群资深漫画家开始制作他们自己的广告影片。1953~1963年是南斯拉夫经济大发展的十年。1953年, 克罗地亚工会的电影工作者建立了一个电影公司——萨格勒布电影公司。1954–1955年间, 他们共制作了十三部广告影片, 长度不等, 从30秒到一分钟, 其中十一部是彩色影片。
1956年,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动画部成立了。公司在政府强大的资金后盾支持下, 吸收了很多原来“彩虹电影公司”的动画师。同时, 一大批年轻人才也慕名而来, 萨格勒布这个城市成为南斯拉夫动画制作中心,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也成为一个品牌开始大量制作动画片。他们夜以继日地制作出得《Playful Robot》在Pula电影节中还是赢得了大奖,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进而建立了萨格勒布动画片厂。[2]萨格勒布动画片厂的最初两年是朝气蓬勃的, 制片经理给予不同创作部门足够的空间, 并鼓励竞争。但不久动画部门宣布解散, 整个机构被并入萨格勒布电影制片厂。1958年的春天, 南斯拉夫卡通艺术家们在奥伯豪森收获了他们的第一次成功。他们继而加入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特殊的动画电影计划, 在戛纳电影节的帮助下, 他们重拾广告片, 也正是此时, 历史学家Georges Sadoul提出了“萨格勒布学派”说法。
1962年由萨格勒布电影公司出品的动画片《代用品》获得了第34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萨格勒布学派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从此, 萨格勒布动画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和灵魂, 它开始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国际动画舞台上, 这群工作在同一个电影制片厂、对同一种媒体有着相似的理解、作品风格相近的电影人将自己鲜活跳跃的艺术灵魂注入到每一部作品当中, 他们制作的动画片受到了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代用品》之后, 《A Game》《Tup Tup》《Dream Doll》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提名。1963年, 南斯拉夫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个阶段的南斯拉夫动画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幽默题材、现实题材、和实验动画。
四、“萨格勒布学派”动荡时期 (60-70年代)
60年代中后期开始, 南斯拉夫政治和经济的波动, 使得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动画受到了影响。1964年, 片场的危机也逐渐过去了, 制片厂开始倾向于喜剧动画的创作, 萨格勒布动画中的故事性开始减弱。这段时期涌现了不少极具趣味性的作品, 如Dovnikovic的《without Title》、Zaninovic的《The Trumpet》等。值得注意的是, 1965年是整个南斯拉夫电影史上极具突破性的一年。Mimica在《Prometheus》中使用了电影语言刺穿了官僚主义。Serbie Aleksandar Petrovic在《Three》中阐述了战争主题, 说明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困境。Purisa Djordjevic的《Girl》用梦魇和现实展现了党派间的争斗。1966年, 人们流行读卡夫卡的作品。萨格勒布的动画此时出现了许多类似题材的动画。Mark和Justrisa的《Fly》寻求的是一种人与宇宙的平衡。其中, 苍蝇越长越大, 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的恐怖场景使它成为萨格勒布学派最值得纪念的动画。
1968年, 这种无叙事性的风气最后止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意外事件, 即“布拉格之春”事件,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南斯拉夫外有苏联强权政治威胁, 内有尖锐的民族矛盾, 使得萨格勒布动画也开始将视野转向政治事件。Draigc的《Passing Days》是对隐私侵犯的强烈抨击。Grgic和Stalter的《Scabies》证明了巨人式的镇压背后的可怕后果。这些卡通片中的奇迹是他们展示的一件事, 但是却代表了一类现象, 展现了南斯拉夫人民面对自由的反应。这些动画绝不是一种娱乐性的产物, 他们包裹这一种对强权政治坚决抵抗的信念。他们开始实行一种联合生产制度, 即卡通片在做出来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的市场购买, 除此之外, 工作室在自己制作一些广告片。《Professor Balthasar》系列是最成功的销售案例之一。1972年, 政府为落实文化复苏政策, 当年的动画片产量略有回升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1974年, 动画片的创作遭到了大规模的干预与控制, 艺术家与政府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 动画片的生产数量明显下降。南斯拉夫动画创作的中心由萨格勒布转移到了斯科普里 (Skopje, 南斯拉夫东南部城市) 、卢尔布雅那 (Ljubljana, 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 和诺维萨德 (Novi Sad) 。萨格勒布在南斯拉夫动画领域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
五、“萨格勒布学派”衰落时期 (1980~1991年) 及今天的“萨格勒布学派”
1980年5月4日, 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人民的领袖铁托逝世, 经济危机爆发, 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3]1982年, 与艺术有关的活动被迫停滞, 当年第五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的大奖赛冠军空缺。1990年到1995年之间, 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因民族对立引发战争。1991年, 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两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 南斯拉夫的动画制作也随即全部停止。10年的动荡, 民不聊生, 很多艺术家开始到国外寻求发展和稳定的环境。曾经辉煌的萨格勒布动画也很快地衰落了。
1995年,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进行重组, 但是克罗地亚独立以后,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萨格勒布电影公司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公司管理方式迥然不同, 新的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负责制作生产和发行电影于一身, 而动画只是公司的一个小的方向。设有一个总经理 (Dragan Svaco) 和一个艺术总监 (Josko Marusic) 。艺术家们不再像社会主义时期一样可以不考虑影片的商业价值和市场, 如今公司根据动画创作者所参与影片的预算支付相应的报酬。同时, 创作者们还能从影片的赢利中获得20%的分红。新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许更有利于公司在当今全球性的商业竞争中生存, 但同时也意味着曾经以追求动画艺术性而著称的萨格勒布学派精神最终要成为历史了。
萨格勒布动画电影的新一代人中, 仍旧有很多导演、动画师为萨格勒布学派增添着国际声誉, 他们仍旧恪守着萨格勒布动画最初的艺术信仰, 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期待萨格勒布学派会再次收获一个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杜·伏科蒂克.《动画电影剧作》世界电影, 1987.6, 第72页.
[2]薛燕平.《主流动画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7, 第1版.
学统·学派·师承 篇10
令人欣喜的是，在屈辱自卑、急功近利心态下步趋西方教育学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自主创造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自信。不仅如此，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其规模之庞大、问题之复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上任何国度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教育学者纵横驰骋、大展雄风，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必奢谈什么理论创新，即便能全面、有效而深刻地呈现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状态，就已经不仅是对于中国，也是对于世界教育学术的伟大贡献。
只是，学派的造就不能仅凭勇气和自信，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学统”和“师承”是形成“学派”的必要前提。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复杂：继往方能开来，返本始可开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学统、学派和师承的关联尤为密切。可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是从中断古代学术传统开始的，它一面不断移植花样翻新的外来理论，一面又不断地从事否定和自我否定。从赫尔巴特教育学到实用主义教育学再到凯洛夫教育学，这段不断输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当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教育理论分别被贴上“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之后，教育和理论的“创造”就只能以荒漠化了的文化流沙为基础了。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和教育学，不得不来一次新的“彻底否定”，从“恢复”(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学)和新一轮的“引进”(先是引进前苏联教育学，很快又以美国教育学取而代之)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教育学也逐步走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日益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本士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传统”等既相互歧异又彼此呼应的流行话语为代表，中国的教育学者似乎已开始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只有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呈现之时，方可产生。然而，在中国教育现实之中、在中国教育学者灵魂深处，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悖论：“理论是外国的，现实(或历史)却是中国的”(叶澜先生语，或简捷地称之为“中话西说”);“大学里讲的是进步主义，中小学课堂里奉行的却是赫尔巴特主义”(陈信泰先生语);“‘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各行其是”(笔者谬见，‘长袍马褂’喻指种种复归传统的努力，‘西服革履’喻指一切与世界最新教育理论接轨的冲动)……在这一深刻的文化(也是精神)分裂之中，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在文化迷宫之中左冲右突、找寻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也是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她既造就了众多的学术人才，也创作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相对较长，研究阵容比较强大，拥有教育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外教育史研究发展均衡，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大学史、学术史、蒙学史等)有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视建构本土理论，学缘结构比较多元，学术影响力、辐射力强，涌现出了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果说建立中国教育学派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要履行好这一学术责任，需要我们具有文化承担意识：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方向感。其中，尊重学统和重视师承又是最基本的。学统是承载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知识统系，它通过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来凝聚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价值理想。例如，以孔子为宗师、以六艺(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之道为根本价值追求，就既是儒学的道统，也是儒学的学统。学派则是学统的分化形式，我们既可以在时间之维上把儒学分成原始儒学、汉儒、宋明儒、清儒和现代新儒家，也可以在空间之维上把汉儒分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把宋儒分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以分化形式出现的儒学流派，在同宗孔子、六经和仁义之道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学统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载体，既是知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是知识、思维和价值的有机统一体，是孕育学派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离开了学统的承续，学术研究将丧失其重要的文化源泉，学派的造就自然也是空话。
中国现代学术所以会中断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把学术视为单一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了的知识，其典型表现是把“学术”解释为“科学和技术”)，一种可以与文化相隔绝的抽象物件。于是，在形形色色功利主义(包括国家功利主义、集团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驱策下，那些“横空出世”的理论既可裁断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又可强制我们的生活和实际。知识与价值、制度与精神的背离，遂成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声名显赫的“古史辨派”拯救的是知识(指陈“道统”的虚构性)，抛弃的却是文化价值(“道统”虚构者的真实价值体验和真诚文化承担)。单一的知识可能只要有聪明和勤奋就够了，深厚的文化则关联着学术的智慧和境界，未可等闲视之。
中断了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能否重新接续古老的中国学统?对此，不少反思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专家学者持悲观态度。理由是：在现代，学统的承续既无体制保障(指“政统”“道统”和“学统”相互支撑的古代架构)，又乏师承基础(就连自觉以返本开新自任的现代新儒家也难逃“中话西说”的路数，且脉搏微弱、时断时续)。笔者却并不那么悲观。宋儒张载曾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气概，去接续“孟子殁后，千有余载不传”的儒者绝学。另一位宋代大儒陆九渊，则自称学无师承、“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虽说绵延相续的师承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便利，但在需要“继绝”之际，以遥远的古代圣贤为师并非没有可能。当下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们提倡经典研读(对于成人而言)和经典诵读(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其深意在此，不可不察。只是不可再犯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奢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要造就中国教育学派，接续学统是其文化基础，注重师承则是其知识前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阳明学派的形成与流布为中心结构而成。论及明代心学发展大势，《明儒学案》说：“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入精微”意味着心学路数和统绪的形成;“而后大”则既标示出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成熟(以“心即理”为基础，以“致良知”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基本法门)，也揭示出阳明心学通过特定师承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多家、多派、多变中广为传布于明中后期，令“大江南北如痴如狂”的繁荣景象。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如果说白沙之学是一粒种子，那么，阳明之学就是那粒种子所生发成的参天大树，阳明后学则为环绕在那棵大树周围的广袤森林。学有渊源的师承，可以使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更高的起点上，持续不断地展开学术思考，积土成山，蔚成大宗。
中国教育史学迄今尚无声名显赫的学派出现，既与学统中断有关，也与师承乏力相随。前段时间，为了了解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专门以郭齐家教授为对象，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谈。访谈中，郭先生颇多感慨。感慨之一，就是我们的师承问题。他谈论说：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与合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了以五大教授(邱椿、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和陈景磐)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我们这些后来者每论及此，常引以为自豪，这确实也值得自豪。但要知道，这种强大，数量意义要高于质量意义。这是因为，五大教授走到一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学术群体，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就个人而言，他们每个人(尤其是邱、瞿、邵)都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并后的聚合力与摩擦力相互抵消了，难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学术权威和学术分工有机配合的学术团队。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老先生们的学术形象严重受损，其学术权威也被消解大半，后学晚辈避之犹恐不及，不参与批斗他们已属难得，更不用说自觉的师承意识了。我本人1960年教育系本科毕业后，先是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一年后转入教育史教研室。正正经经的教育史学科知识，是在此后一年多一边备课、一边从事本科教学中积累起来的。紧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在大批判中歪打正着地学了一点儿教育史。我1982年重新走上讲台，就是以那点儿有限的积累来讲授中国教育史的。此时，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此后，尽管我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弥补学术积累上的不足，但主要还是以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为中心，为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做了一点儿基础性工作。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略胜一筹，但大体状况与我相似。当我们有了自觉的师承意识之时，老先生们或已步入仙境，或已年老体迈。所以，让我们站在老先生们的肩膀上引领后学更上层楼，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好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积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希望你们能高瞻远瞩、找准方向，具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和师承意识，把教育史研究做得更好。
(笔者注：以上所引，是郭先生在我们访谈交流中的大意，并不全是他的原话)
说老实话，面对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待，我总觉得自己心虚得很。在与同仁、学生们的交谈中，我常说自己是“半吊子”。这绝非自谦之辞。由于学术境遇比上一代学者要好得多，我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专业研究能力自然有所改观，但离邱椿、瞿菊农先生那代人学兼古今、知通中西的学术境界，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虽说要古今兼通，但从朗读“毛主席万岁”开始启蒙第一课、又在长期的“西倾”心态中读书应考，实在没有多少传统文化修养可言;虽说要中西兼学，但长期困守国内、主要透过书本看世界，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西学根底。如此眼高手低、一瓶子不满半甁子晃荡，不是半吊子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解除了学术研究中过多的政治干扰之后，我们这代人与前两代学者相比，面临着更多难以克服的诱惑：由功利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金钱诱惑，由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权力诱惑……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自暴自弃。古人云：“知不知，上也。”能自觉到自己的不足勉而弥补之，能意识到外在的诱惑起而抗拒之，本身就足以构成积累和进步的起点。更何况，中国教育史学迄今虽无显赫学派出现，但从新中国该学科的发展来说，“南派”(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和“北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确已形成过自己的特点：南派重文献梳理，北派重理论概括;南派重跟进国际潮流，北派重适应本土实际。而后起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在最近30年，经过“陈学恂——田正平——周谷平、肖朗”等的持续努力，沿着“现代化史”研究进路不断扩展和深化，成绩相当可观。近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史和学术史等有自家追求的研究领域业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起点，步步为营，循序以进，通过不断修正、扩展和提升，未尝不可以有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