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学派

行为学派（通用11篇）

行为学派 篇1

摘要：在诸多学习理论中, 较具代表性的理论有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认知学派的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每一种理论都是精粹, 每一种理论都闪着独特的光芒。

关键词：学习理论,行为学派,教育,实践

理论是实用的, 它可以教人寻找温暖。在实践中, 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学习理论有助于他们学习活动的开展;若教育者有效运用这些理论, 会体会到这些理论的魅力所在。在诸多学习理论中, 较具代表性的理论有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认知学派的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每一种理论都是精粹, 每一种理论都闪着独特的光芒。今天, 我想从教育者的角度将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与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阐述该理论的指导意义。

一、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

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认为, 学习的实质在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关系。在学习情境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刺激, 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 一定的刺激和相应的反应联系起来, 学习就发生了。至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系形式, 行为学习的各派有不同的理论, 主要有联结说和工具说两类。

1. 联结说。

联结说认为, 学习, 就其本质来说是刺激与反应的联结, 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是尝试与错误。意指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随着尝试次数的增加, 错误的反应逐渐减少, 正确的反应逐渐增加。另外, 要使错误反应逐渐消失, 正确反应逐步稳固, 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练习, 二是效果, 三是准备。

2. 工具说。

工具说认为, 学习, 就其本质来说, 是有机体在情境中活动时, 由于其自发性的反应带来的结果而导致反应强度的增加。在这一过程中, 操作反应发出之后的强化刺激物的呈现十分重要, 强化在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教育问题及其对策

教育过程十分复杂, 教育现象种类繁多。现就出现在教育者身上的问题进行分类描述, 并以行为学派学习理论为依据提出相应的对策。

1. 急于求成型及其对策。

在考试时, 学生经常面临一些新问题, 在有限的时间内, 有些学生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题步骤和答案, 导致解题失败。对于这种情况, 教育者是抱怨学生的失败, 还是理解学生的失败?有些教育者可能会说:失败还能理解?确实, 在现实中, 很多家长以及有些老师看到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 会不加分析地批评学生, 有些家长甚至会用打骂这种过激的方式。我想, 我们对于学生考试失败, 首先要冷静分析, 是常见题目出了错误还是鲜见题目出了错误, 若是鲜见题目出了错误, 我们应该表示理解。然后,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找出问题所在, 然后通过不断练习直至掌握为止。往往曾经失败过的题目会在学生脑海中留有更深的印象, 及时更正有助于知识、技能的牢固掌握。举个浅显的例子:我们未学过驾驶“汽车”这一交通工具, 当我们面前有一辆汽车时, 若我们试着操作, 由于汽车复杂的操作系统, 我们一定不会成功, 并且结果可想而知。若想熟练驾驶这种新的交通工具, 我们需要多次练习, 并且练习过程中会不断犯错, 不断纠错, 直至最后熟练掌握, 成功驾驭。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认为, 学生的学习是一个尝试的过程, 尝试越少则错误越多, 尝试越多则错误越少。若学生面临的是新问题, 是他以往没有或很少解决过的问题, 教育者应该理解学生的失败, 而不是不关心过程只注重结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要关注学习过程中知识和技能的练习频率, 而非仅仅关注学习结果的优劣。学习不能一蹴而就, 学习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 不断练习, 不断熟练的过程。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能让教育者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学生的学习, 理解其行为, 无论成功与失败。有助于教师形成良好的教育心态, 良好的教育理念。

2. 简单冷漠型及其对策。

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具有个体差异性, 有些学生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 积极性, 而有的学生不够积极主动。例如:学校举办知识竞赛, 班上学习平平的学生举手要求参加, 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却未举手, 这时, 作为教师的你是选择这位积极举手但成绩平平的学生参加知识竞赛还是选择未举手的但成绩优异的学生?这是我们在教育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我在当班主任期间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学校组织班级参加歌咏比赛, 谁参加呢?唱歌水平好的学生未举手, 而歌唱水平一般的两位学生却高高举起了手, 她们说想挑战自己, 锻炼自己。片刻迟疑后, 在公平理念的驱使下, 我决定让毛遂自荐的学生代表班级参加比赛, 最后, 尽管她们努力表现, 但参赛成绩一般。作为班主任, 我为她们的积极进取而高兴, 我从她们的喜悦当中感觉到她们的满足。对于教育中常遇到的这种现象, 老师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再来看个例子, 奥运冠军刘翔在《我是刘翔》这本书中, 回忆他小学时毛遂自荐当班干部, 最终失败的事情。刘翔这样写到:毫无疑问, 我的这次“毛遂自荐”行动最终以惨败而告终, 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回想起来, 这毕竟是一件小事, 老师那样做也很自然。但不知为什么, 从那次事件之后, 我就开始对学习慢慢失去了兴趣, 或者说, 失去了一种动力。可见那时对能当一名班干部的荣誉感, 在小学生心目中还是挺重要的。有时我在想, 老师那次如果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付出……。这段话道出了刘翔的遗憾。我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也被深深触动,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多事情不可能从头再来。所以对于积极主动的学生, 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需要, 给他们机会, 而不是简单冷漠的对待。行为学派学习理论中的准备律理论指出:个体对于刺激正准备反应, 让其反应则感满足;对于某一刺激若不预备反应而被外界强使之反应, 则产生烦恼。依据这个理论, 当学生对于知识竞赛或技能比赛已做好参加的心理准备, 老师应予以支持, 否则, 学生会产生消极情绪, 阻碍学生进一步发展。

3. 淡薄结果型及其对策。

学生在学习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有些老师会给予表扬或奖励, 激励学生继续努力, 而有的老师则选择平静视之, 担心表扬使学生产生骄傲心理。那么, 当学生取得较好的成绩, 老师应该表扬还是应该淡定看待结果?教育者的看法不一。我的看法是, 该表扬时就表扬。我的方法是, 对于学生的进步不吝啬赞美之词或奖励, 让她们从我的赞许里发现她们的进步, 她们的优点, 找到自信, 让她们顺着我的赞赏不断前进。我发现学生需要肯定, 需要表扬, 需要激励, 当我表扬或奖励他们时, 他们更加自信, 更加努力。记得有个学生钢琴考级获得好成绩时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我, 我很高兴, 怎么表达我的感受呢?最后我决定送她一本笔记本, 在笔记本的扉页上, 我写到:天高任鸟飞, 海阔凭鱼跃。学生收到我的礼物后, 十分开心。在教育实践中, 我深深体会到:适度的表扬或奖励有助于学生的进步。依据行为学派学习理论, 当刺激引起反应时, 若是伴随着一种满足或奖励的状态, 则刺激与反应的联结就加强, 用表扬或奖励来巩固良好的行为是十分有效的。因此, 当学生通过努力取得进步, 获得好成绩时, 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 适当的表扬或奖励会强化学生的良好行为, 使他们不断进步。

综上所述, 行为学派学习理论强调:学生的学习离不开练习, 熟能生巧;学生的行为需要必要的强化;学生的心向准备是前进的基础。行为学派学习理论是朴素而实用的理论, 来源于实践, 反过来指导实践工作,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理论是思考的根本, 是实践的精髓。

参考文献

[1]李维.小学儿童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12.

行为学派 篇2

皮亚杰学派与格式塔学派均持有整体论的观点,但二者又有根本的不同.格式塔是静止的整体论,皮亚杰坚持动态的发展的.整体论.本文试图对皮亚杰与格式塔整体论作一比较,重点探讨皮亚杰对整体观的创造性发展.

作 者：倪宁 于萍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云南,昆明,650092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EDUCATION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3)分类号：B84-06关键词：发生认识论 格式塔 整体观

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的较量 篇3

【关键词】自然法学派 实证法学派 期待可能性 实质正义

一、影片所反映的问题

从控辩双方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对法官执行自己国家的不正义的法律时判决其有罪是否符合公平与正义?二是国际法庭是否对个人有管辖权?三是法律是否应该溯及既往?因为在大多数的国家刑法是不溯及既往的,如果要对战犯进行审判,在其实行行为之前应该有法律认定其为犯罪。而在1945年8月8日,在新成立的联合国的影响下,美苏英法四国签署了“伦敦四国协定”,一致决定建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战争罪犯。但审判德国纳粹领导人仍然难以找到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依据伦敦协定审判战争罪犯可能引起这样的说法,即认为本法律是一个新的法律,而被告进行为本法律所谴责为犯罪的各项活动时,这一法律尚未生效。上述问题之所以存在则是由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共存所造成的。

在法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主要有两大学派的对立: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虽然自然法学派经历了古代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近代自然法学派和现代自然法学派,其内容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其基本主张还是相同的。

自然法学派基本主张是:自然法的本质就是正确的理性;自然法是正义的基础,凡是正义的才是善的和理性的,正确的理性指明了善与恶,规定了正当的行为与非正当行为的界限,因而为正义奠定了基础,作为人类行为规则的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即正确的理性。因而非正义的法律是无效的,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自然法是唯一绝对有效的法律,它高于人定法,人定法不得违背自然法,否则将不是法律,即“恶法非法”。

实证法学派则认为只有实证法才是法律,所谓实证法,就是国家确立的法律规范。基于这个观点,被统治者认可的现行制定法、程序和习惯才是有效的法律,而一般的或普遍的法律原则、概念和理论等应然层面上的东西,则毫无实际的法律效力。纳粹分子正是运用了这种理论创造了“恶法亦法”的论断。

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如果根据不同的法学派则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从自然法观念来看,当纳粹德国制定的实定法违反了自然法上的正义、公正等价值和原则时,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应坚决拒绝这些恶法的执行,否则就是不义。因此对这些法官进行判决有罪便是符合公平正义的。既然自然法是永恒存在的,就不存在所谓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管辖权的问题了。相反,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除了实定法本身外,并不存在符合所谓正义原则的自然法,正义意味着忠实地履行实定法。进而,纽伦堡法庭根本没有案件管辖权。

由此可见,根据不同的法律哲学理念对本案可做出完全相反的两种判决。显然海伍德法官坚持自然法的观念对被告进行审判;而恩斯特•简宁认为国际法庭对其没有管辖权显然是坚持了实证主义法学的观念。当然对于本案自然法学战胜了实证法学。其实在法学流派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法学一般是占据上风的。但笔者认为,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都有其缺点:自然法学过于抽象,缺乏灵活性,属于形而上学,与现实联系较少;而实证主义则过于追求形式和表象,完全否认价值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两者相结合,这样便是使具体与抽象、概括与具体相结合,对于解决法律问题大有裨益!

二、关于影片中法律问题中的思考

1、有无期待可能性

影片结束,对于被告都做出了判决,我们暂且不管判的是轻是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判决时是否应考虑当时法官的处境,也可以说有否期待可能性使法官不去执行这种不义之法。那些被纳粹适用为法律的不义之法,法官去执行它,等待他的将是国际法庭的审判,要么对这些法律拒绝采用,那他将沦为德国法制下的罪人。笔者不禁去想我们是否对法官施加了太大压力?

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它们分别占据道德标尺的两端,以一个看不见的指针为界。在富勒看来,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它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为出发点。而义务的道德则以人类所能达至的最低点为出发点的。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至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原则。如果有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上取得成就,人们就会称赞他;如果失败了,人们不会谴责他,而只是感到惋惜。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了義务的道德,就必定会受到谴责与惩罚。因此我们不能随便移动道德标尺上的指针,而应为两者确定合适的位置。因此在德国法官当时的处境下我们是否应强加给他们一种愿望的道德而要求他们不应去执行国家的法律呢?是否因为他们是法官就应该使他们的义务增加到这种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应该对法官提出这么高的标准。

2、如何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

纽伦堡审判很显然是运用了自然法学理论,但同时也进一步推动自然法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自然法的思想是制定符合理性的正义法律,那么制定出正义的法律之后呢?如果正义的法律得不到正义的执行其结果还是非正义。这就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避免有法不依和随意改变法律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于保障实质正义的有效方法是发挥程序的价值。在法律的确立、实行及变更程序上确实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具体来说,首先加强民主,让人民参与立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严格遵守程序,树立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公民人权的基本理念。

这部影片堪称经典,它不仅记录了历史,封存了人们对于那段恐怖而黑暗的时代的记忆,同时又让人们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去审慎那段历史。纽伦堡审判不仅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且对于法律学术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志明.《法律与权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

[2]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6页.

作者简介:

行为学派 篇4

一、“萨格勒布学派”兴起时期 (1929~1936年)

“萨格勒布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 受过苏联培训、参与过苏联影片的创作的波兰人Sergei Tagatz来到南斯拉夫后, 制作了很多以动画形式表现的广告、商标、故事片的预告片以及科教片。之后从柏林移居南斯拉夫的犹太人Maar兄弟为躲避纳粹, 变卖资产, 到萨格勒布开了一家电影公司——马尔汤影片公司, 为南斯拉夫动画带了活力, 该公司一直生意兴隆, 直到1936年广告片衰微后才宣告结束。[1]

二、“萨格勒布学派”发展时期 (1950~1952年)

1941年四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期间的南斯拉夫无条件地禁止任何形式的动画创作。1950年, 讽刺周刊《Kerempuh》的漫画家Vladimir Delac, Borivoj Dovnikovic等人开始制作克罗地亚隶属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第一部独立动画电影。南斯拉夫第一部动画电影《大会》创作于二战后的1949年。《大会》尽情嘲讽了苏联新闻部长针对“铁托民族主义”的不悦, 纪念南斯拉夫的脱离苏联阵营成为名的嘲讽动画经典。在此成功的基础上, 1951年, 克罗地亚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动画电影公司杜加电影公司 (也叫做彩虹电影公司) 。Kerempuh的成员聚集到了杜加电影公司并被吸收, 培养了100多名新的动画工作者, 他们一口气生产出5部黑白的动画, 这是克罗地亚持续地专门生产动画电影的开始。然而不幸的是, 1952年因为经济的大倒退, 动画业已如奢侈品般不合时宜, 杜加电影公司被取消了。之后, 杜加公司被腾空用作他用, 前南斯拉夫动画业陷入沉寂。此时, 一位喜爱动画的营造建筑师Nikola Kostelac适时出现了, 他挽救了一批散落在“杜加电影公司”的分镜头稿, 把这些资料带到“左拉电影公司” (Zora Film) 就这样, 前“杜加电影公司”的几位员工受邀回到岗位上。当时Kostelac, Aleksandar Marks等人就窝在Kostelac的公寓一角创作, 摄影机、设备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 他们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摸索出了一套绘制、着色的程序, 制作了南斯拉夫第一部彩色卡通片——《ittle Red Riding Hood》, 可惜并未与世人见面。

三、“萨格勒布学派”10年辉煌期 (1953~1963年)

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 由于南斯拉夫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经济取得大幅进展, 曾在“杜加电影公司”受过培训的员工们开始心急于回到动画。当时萨格勒布新开了一家英语书店, 这些工作人员接触到美国联合制片公司 (UPA) 介绍和Bob Cannon的书《Gerald Mc Boing Boing》, 他们开始急于知道那些美丽的动画是如何做出的。受这些新思想的启迪, 一群资深漫画家开始制作他们自己的广告影片。1953~1963年是南斯拉夫经济大发展的十年。1953年, 克罗地亚工会的电影工作者建立了一个电影公司——萨格勒布电影公司。1954–1955年间, 他们共制作了十三部广告影片, 长度不等, 从30秒到一分钟, 其中十一部是彩色影片。

1956年,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动画部成立了。公司在政府强大的资金后盾支持下, 吸收了很多原来“彩虹电影公司”的动画师。同时, 一大批年轻人才也慕名而来, 萨格勒布这个城市成为南斯拉夫动画制作中心,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也成为一个品牌开始大量制作动画片。他们夜以继日地制作出得《Playful Robot》在Pula电影节中还是赢得了大奖,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进而建立了萨格勒布动画片厂。[2]萨格勒布动画片厂的最初两年是朝气蓬勃的, 制片经理给予不同创作部门足够的空间, 并鼓励竞争。但不久动画部门宣布解散, 整个机构被并入萨格勒布电影制片厂。1958年的春天, 南斯拉夫卡通艺术家们在奥伯豪森收获了他们的第一次成功。他们继而加入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特殊的动画电影计划, 在戛纳电影节的帮助下, 他们重拾广告片, 也正是此时, 历史学家Georges Sadoul提出了“萨格勒布学派”说法。

1962年由萨格勒布电影公司出品的动画片《代用品》获得了第34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萨格勒布学派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从此, 萨格勒布动画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和灵魂, 它开始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国际动画舞台上, 这群工作在同一个电影制片厂、对同一种媒体有着相似的理解、作品风格相近的电影人将自己鲜活跳跃的艺术灵魂注入到每一部作品当中, 他们制作的动画片受到了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代用品》之后, 《A Game》《Tup Tup》《Dream Doll》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提名。1963年, 南斯拉夫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个阶段的南斯拉夫动画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幽默题材、现实题材、和实验动画。

四、“萨格勒布学派”动荡时期 (60-70年代)

60年代中后期开始, 南斯拉夫政治和经济的波动, 使得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动画受到了影响。1964年, 片场的危机也逐渐过去了, 制片厂开始倾向于喜剧动画的创作, 萨格勒布动画中的故事性开始减弱。这段时期涌现了不少极具趣味性的作品, 如Dovnikovic的《without Title》、Zaninovic的《The Trumpet》等。值得注意的是, 1965年是整个南斯拉夫电影史上极具突破性的一年。Mimica在《Prometheus》中使用了电影语言刺穿了官僚主义。Serbie Aleksandar Petrovic在《Three》中阐述了战争主题, 说明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困境。Purisa Djordjevic的《Girl》用梦魇和现实展现了党派间的争斗。1966年, 人们流行读卡夫卡的作品。萨格勒布的动画此时出现了许多类似题材的动画。Mark和Justrisa的《Fly》寻求的是一种人与宇宙的平衡。其中, 苍蝇越长越大, 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的恐怖场景使它成为萨格勒布学派最值得纪念的动画。

1968年, 这种无叙事性的风气最后止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意外事件, 即“布拉格之春”事件,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南斯拉夫外有苏联强权政治威胁, 内有尖锐的民族矛盾, 使得萨格勒布动画也开始将视野转向政治事件。Draigc的《Passing Days》是对隐私侵犯的强烈抨击。Grgic和Stalter的《Scabies》证明了巨人式的镇压背后的可怕后果。这些卡通片中的奇迹是他们展示的一件事, 但是却代表了一类现象, 展现了南斯拉夫人民面对自由的反应。这些动画绝不是一种娱乐性的产物, 他们包裹这一种对强权政治坚决抵抗的信念。他们开始实行一种联合生产制度, 即卡通片在做出来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的市场购买, 除此之外, 工作室在自己制作一些广告片。《Professor Balthasar》系列是最成功的销售案例之一。1972年, 政府为落实文化复苏政策, 当年的动画片产量略有回升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1974年, 动画片的创作遭到了大规模的干预与控制, 艺术家与政府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 动画片的生产数量明显下降。南斯拉夫动画创作的中心由萨格勒布转移到了斯科普里 (Skopje, 南斯拉夫东南部城市) 、卢尔布雅那 (Ljubljana, 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 和诺维萨德 (Novi Sad) 。萨格勒布在南斯拉夫动画领域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

五、“萨格勒布学派”衰落时期 (1980~1991年) 及今天的“萨格勒布学派”

1980年5月4日, 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人民的领袖铁托逝世, 经济危机爆发, 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3]1982年, 与艺术有关的活动被迫停滞, 当年第五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的大奖赛冠军空缺。1990年到1995年之间, 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因民族对立引发战争。1991年, 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两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 南斯拉夫的动画制作也随即全部停止。10年的动荡, 民不聊生, 很多艺术家开始到国外寻求发展和稳定的环境。曾经辉煌的萨格勒布动画也很快地衰落了。

1995年,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进行重组, 但是克罗地亚独立以后,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萨格勒布电影公司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公司管理方式迥然不同, 新的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负责制作生产和发行电影于一身, 而动画只是公司的一个小的方向。设有一个总经理 (Dragan Svaco) 和一个艺术总监 (Josko Marusic) 。艺术家们不再像社会主义时期一样可以不考虑影片的商业价值和市场, 如今公司根据动画创作者所参与影片的预算支付相应的报酬。同时, 创作者们还能从影片的赢利中获得20%的分红。新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许更有利于公司在当今全球性的商业竞争中生存, 但同时也意味着曾经以追求动画艺术性而著称的萨格勒布学派精神最终要成为历史了。

萨格勒布动画电影的新一代人中, 仍旧有很多导演、动画师为萨格勒布学派增添着国际声誉, 他们仍旧恪守着萨格勒布动画最初的艺术信仰, 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期待萨格勒布学派会再次收获一个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杜·伏科蒂克.《动画电影剧作》世界电影, 1987.6, 第72页.

[2]薛燕平.《主流动画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7, 第1版.

简析功能学派 篇5

关键词：功能学派；文化；产生过程；主要理论；主要缺陷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53-02

一、功能学派的概念与产生过程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功能学派（Functionalism School）这一概念最早是人们根据英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发表的实地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1927年发表的作品《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等作品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中，马林诺夫斯基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是他对功能主义理论的较为全面系统地概况总结，他在书中写道：“科学的人类学应当知道它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审慎严谨的文化论。这个文化论应当包括比较社会学，统一所有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认为，科学的人类学是对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作功能上的分析，要“根据经验的定律”或遵从“功能关系的定律”而进行的。因此，功能学派是指将人类社会的每一种文化都看作是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系统，并且试图寻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和一般规律，强调整体论的研究方法的一种派别。其中，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如前所述的马林诺夫斯基和英国的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功能学派的观点，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法律制度、道德准则、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都是活生生的、有组织严密的部分构成，都有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和实际功用的作用，即都有相应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他文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甚至相互影响渗透，并且都是整体中密切不可分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对于社会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功能学派较为关注时下的社会现实，并且从社会文化系统运行的整体性功能来解释社会文化制度、关系及行为。

（二）功能学派的产生过程

1.功能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与适应殖民扩张和实现海外统治的需要，对异族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以制定相应的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对策。因此，他们对整个世界范畴内的文化研究给予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新发展，也为功能学派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位于欧洲的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受到了民族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开始摇摇欲坠，陷入危机。因此英国政府当局希望人类学家能够提出适合各地情况的办法以维持其殖民统治，以挽救危局。于是在当时，实地调查研究开始流行，自然科学界、思想界等各个学术界都呼吁实证的知识和经验调查，并且在实证的基础上重视比较的方法和事物的功能研究。这也为后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功能主义理论准备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

2.功能学派的产生过程

1914年至1918年，时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职讲师马林诺夫斯基跟随到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和美拉尼西亚去的蒙德人类学考察队进行实地调查与田野作业。为了得到更为真实与确切的第一手资料，马林诺夫斯基还曾时常独自一人进行田野调查，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在这其中的1915年5月，他还曾到新几内亚东北方的超卜连群岛，参与该岛居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超卜连群岛，马林诺夫斯基梳理了在考察其他岛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自身所遵从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逐渐创立一套全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所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相应证据来进行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表达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了土著居民的意见以及对自身的观察；但是，这些图表的书写并非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注与学科上的考察。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观察者本人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社会活动，并且适当地与自身的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居民生活中繁琐却又重要的习俗与规范。

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1920年他带着田野调查的成果回到英国，并且以此为基础，在1922年完成出版了其实地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关注，被认为是开辟了人类学与文化研究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人类文化的方法，同时这本著作也标志着功能学派的诞生。在1906年，另一位英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印度安达曼群岛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他出版了被誉为功能派标杆之作的《安达曼群岛》，使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巩固了功能学派的地位。

二、功能学派的主要理论

第一，从文化结构方面来说，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中有组织的一种静态和相对稳定的体系，组成这种体系的各个文化要素，比如器物工具、家庭组织、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宗教巫术以及语言文字才具有一定的功能，而各个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受文化功能关系定律的支配和控制。同时，为了强调文化的手段性功能，功能学派还提出了“文化迫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真正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独立活动的，”他永远是某一集团，更加确切地说是数个集团如家庭、邻里、同事、城市和主权国家中的一分子，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得以生存。因此，文化的产生使得每一个个体转变为有组织的团体，也就要求每个人必须遵守法律秩序、道德规范，必须服从于社会传统习惯，而使之不断地衍续和向前推进。这就是“文化的手段迫力”。

第二，功能学派认为文化的基本内容通常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即“已改造的环境”，诸如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等都是；二是精神方面，即“已经变更的人类有机体”，包括各种知识、风俗习惯、宗教巫术、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组织方式等。功能学派认为，在组成文化的基本因素当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物质文化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决定了工作的效率”，“物质文化是塑造或者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习惯的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然而，“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没有用的”，“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同时，功能学派特别强调社会制度在文化结构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真正要素”，因为在人类活动的社会体系之中，本身就包括对物质文化的应用，“并不是偶然堆积而成，而是有组织的，完善配制的，及永久的”，因此，在功能学派看来，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即有什么样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真正组合部分。

第三，在方法论方面，功能学派提出了整体性的田野作业。在此之前，虽然有相关学科的学者已经开始了田野作业研究。但是，当时的田野作业方法比较简单，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成熟的体系。研究人员在社区中调查往往依赖口译者，对被研究者的访谈十分简短，而且主要选择的是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当地人作为访谈的对象。田野作业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也通常不是研究人员所著述的主要内容，许多学者的研究依据仅仅是去了解被调查社区的相关资料信息。然而，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田野作业与以往的研究做法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并且与社区中几乎所有成员都成了熟人，对社区成员的生活规律和细节都做了十分深入的了解。这种深入田间地头般调查的田野作业方式，后来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甚至法学等学科进行调查研究范式，一直影响到后世。可以说，这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对人类社会文化研究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

三、功能学派的主要缺陷

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以事物的“功能”与“意义”作为研究的主题，认为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都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并强调文化功能的差异性质，以“维持社会整体延续”的观点，无疑是有独到见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同时，功能学派从实地调研和考察开始，以实用为最终目的，强调用知识为人类社会服务，力图把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用来帮助解决社会和文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但是，在学术上，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也具有一些缺陷。

第一，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几乎用静止的、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了文化“功能”的不可改变的性质。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将砍下人头和食人肉癖说成是从功能上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不懂得文化功能的平衡往往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只有解决了文化功能的不平衡问题，文化功能才能得到不断发展，文化本身才能得到持续进步，社会也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向前运行的这一真理。而功能学派坚持所谓“文化功能”的绝对平衡性质，并且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和破坏，连当时欧美比较先进的教育方式也不准传入较为落后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的地区，从而使功能学派的理论产生了封闭保守、维护落后的弊端，这在学术上和实践中都是十分不可取的，也是应当加以摈弃的。

第二，功能学派过于强调社会或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忽视了社会中个人的自身能动性；过于强调社会或者文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没有看到某些文化和思维现象所具有的自身独特体系和象征价值；过于崇尚和追求社会稳定性和一体化的研究，而对社会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不加考虑。另外，功能学派因为过于强调自己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所以对人类社会本身的某些文化背景知识问题未能够在研究中加以考虑，等等。

参考文献：

[1][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夏建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3][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群岛[M].梁粤，译.梁永佳，校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学统·学派·师承 篇6

令人欣喜的是，在屈辱自卑、急功近利心态下步趋西方教育学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自主创造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自信。不仅如此，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其规模之庞大、问题之复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上任何国度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教育学者纵横驰骋、大展雄风，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必奢谈什么理论创新，即便能全面、有效而深刻地呈现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状态，就已经不仅是对于中国，也是对于世界教育学术的伟大贡献。

只是，学派的造就不能仅凭勇气和自信，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学统”和“师承”是形成“学派”的必要前提。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复杂：继往方能开来，返本始可开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学统、学派和师承的关联尤为密切。可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是从中断古代学术传统开始的，它一面不断移植花样翻新的外来理论，一面又不断地从事否定和自我否定。从赫尔巴特教育学到实用主义教育学再到凯洛夫教育学，这段不断输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当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教育理论分别被贴上“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之后，教育和理论的“创造”就只能以荒漠化了的文化流沙为基础了。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和教育学，不得不来一次新的“彻底否定”，从“恢复”(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学)和新一轮的“引进”(先是引进前苏联教育学，很快又以美国教育学取而代之)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教育学也逐步走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日益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本士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传统”等既相互歧异又彼此呼应的流行话语为代表，中国的教育学者似乎已开始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只有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呈现之时，方可产生。然而，在中国教育现实之中、在中国教育学者灵魂深处，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悖论：“理论是外国的，现实(或历史)却是中国的”(叶澜先生语，或简捷地称之为“中话西说”);“大学里讲的是进步主义，中小学课堂里奉行的却是赫尔巴特主义”(陈信泰先生语);“‘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各行其是”(笔者谬见，‘长袍马褂’喻指种种复归传统的努力，‘西服革履’喻指一切与世界最新教育理论接轨的冲动)……在这一深刻的文化(也是精神)分裂之中，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在文化迷宫之中左冲右突、找寻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也是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她既造就了众多的学术人才，也创作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相对较长，研究阵容比较强大，拥有教育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外教育史研究发展均衡，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大学史、学术史、蒙学史等)有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视建构本土理论，学缘结构比较多元，学术影响力、辐射力强，涌现出了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果说建立中国教育学派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要履行好这一学术责任，需要我们具有文化承担意识：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方向感。其中，尊重学统和重视师承又是最基本的。学统是承载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知识统系，它通过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来凝聚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价值理想。例如，以孔子为宗师、以六艺(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之道为根本价值追求，就既是儒学的道统，也是儒学的学统。学派则是学统的分化形式，我们既可以在时间之维上把儒学分成原始儒学、汉儒、宋明儒、清儒和现代新儒家，也可以在空间之维上把汉儒分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把宋儒分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以分化形式出现的儒学流派，在同宗孔子、六经和仁义之道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学统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载体，既是知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是知识、思维和价值的有机统一体，是孕育学派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离开了学统的承续，学术研究将丧失其重要的文化源泉，学派的造就自然也是空话。

中国现代学术所以会中断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把学术视为单一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了的知识，其典型表现是把“学术”解释为“科学和技术”)，一种可以与文化相隔绝的抽象物件。于是，在形形色色功利主义(包括国家功利主义、集团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驱策下，那些“横空出世”的理论既可裁断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又可强制我们的生活和实际。知识与价值、制度与精神的背离，遂成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声名显赫的“古史辨派”拯救的是知识(指陈“道统”的虚构性)，抛弃的却是文化价值(“道统”虚构者的真实价值体验和真诚文化承担)。单一的知识可能只要有聪明和勤奋就够了，深厚的文化则关联着学术的智慧和境界，未可等闲视之。

中断了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能否重新接续古老的中国学统?对此，不少反思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专家学者持悲观态度。理由是：在现代，学统的承续既无体制保障(指“政统”“道统”和“学统”相互支撑的古代架构)，又乏师承基础(就连自觉以返本开新自任的现代新儒家也难逃“中话西说”的路数，且脉搏微弱、时断时续)。笔者却并不那么悲观。宋儒张载曾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气概，去接续“孟子殁后，千有余载不传”的儒者绝学。另一位宋代大儒陆九渊，则自称学无师承、“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虽说绵延相续的师承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便利，但在需要“继绝”之际，以遥远的古代圣贤为师并非没有可能。当下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们提倡经典研读(对于成人而言)和经典诵读(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其深意在此，不可不察。只是不可再犯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奢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要造就中国教育学派，接续学统是其文化基础，注重师承则是其知识前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阳明学派的形成与流布为中心结构而成。论及明代心学发展大势，《明儒学案》说：“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入精微”意味着心学路数和统绪的形成;“而后大”则既标示出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成熟(以“心即理”为基础，以“致良知”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基本法门)，也揭示出阳明心学通过特定师承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多家、多派、多变中广为传布于明中后期，令“大江南北如痴如狂”的繁荣景象。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如果说白沙之学是一粒种子，那么，阳明之学就是那粒种子所生发成的参天大树，阳明后学则为环绕在那棵大树周围的广袤森林。学有渊源的师承，可以使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更高的起点上，持续不断地展开学术思考，积土成山，蔚成大宗。

中国教育史学迄今尚无声名显赫的学派出现，既与学统中断有关，也与师承乏力相随。前段时间，为了了解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专门以郭齐家教授为对象，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谈。访谈中，郭先生颇多感慨。感慨之一，就是我们的师承问题。他谈论说：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与合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了以五大教授(邱椿、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和陈景磐)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我们这些后来者每论及此，常引以为自豪，这确实也值得自豪。但要知道，这种强大，数量意义要高于质量意义。这是因为，五大教授走到一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学术群体，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就个人而言，他们每个人(尤其是邱、瞿、邵)都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并后的聚合力与摩擦力相互抵消了，难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学术权威和学术分工有机配合的学术团队。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老先生们的学术形象严重受损，其学术权威也被消解大半，后学晚辈避之犹恐不及，不参与批斗他们已属难得，更不用说自觉的师承意识了。我本人1960年教育系本科毕业后，先是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一年后转入教育史教研室。正正经经的教育史学科知识，是在此后一年多一边备课、一边从事本科教学中积累起来的。紧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在大批判中歪打正着地学了一点儿教育史。我1982年重新走上讲台，就是以那点儿有限的积累来讲授中国教育史的。此时，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此后，尽管我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弥补学术积累上的不足，但主要还是以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为中心，为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做了一点儿基础性工作。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略胜一筹，但大体状况与我相似。当我们有了自觉的师承意识之时，老先生们或已步入仙境，或已年老体迈。所以，让我们站在老先生们的肩膀上引领后学更上层楼，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好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积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希望你们能高瞻远瞩、找准方向，具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和师承意识，把教育史研究做得更好。

(笔者注：以上所引，是郭先生在我们访谈交流中的大意，并不全是他的原话)

说老实话，面对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待，我总觉得自己心虚得很。在与同仁、学生们的交谈中，我常说自己是“半吊子”。这绝非自谦之辞。由于学术境遇比上一代学者要好得多，我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专业研究能力自然有所改观，但离邱椿、瞿菊农先生那代人学兼古今、知通中西的学术境界，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虽说要古今兼通，但从朗读“毛主席万岁”开始启蒙第一课、又在长期的“西倾”心态中读书应考，实在没有多少传统文化修养可言;虽说要中西兼学，但长期困守国内、主要透过书本看世界，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西学根底。如此眼高手低、一瓶子不满半甁子晃荡，不是半吊子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解除了学术研究中过多的政治干扰之后，我们这代人与前两代学者相比，面临着更多难以克服的诱惑：由功利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金钱诱惑，由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权力诱惑……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自暴自弃。古人云：“知不知，上也。”能自觉到自己的不足勉而弥补之，能意识到外在的诱惑起而抗拒之，本身就足以构成积累和进步的起点。更何况，中国教育史学迄今虽无显赫学派出现，但从新中国该学科的发展来说，“南派”(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和“北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确已形成过自己的特点：南派重文献梳理，北派重理论概括;南派重跟进国际潮流，北派重适应本土实际。而后起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在最近30年，经过“陈学恂——田正平——周谷平、肖朗”等的持续努力，沿着“现代化史”研究进路不断扩展和深化，成绩相当可观。近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史和学术史等有自家追求的研究领域业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起点，步步为营，循序以进，通过不断修正、扩展和提升，未尝不可以有更大作为。

行为学派 篇7

一、两条路径

学界一般把1978年看成传播学引入中国的元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几乎同时被引介到中国。但是在传播学引入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传播学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发展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出现了厚经验而轻批判的现象。从表面来看,二者的差异在于传播学引介初期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学术著作引介数量和理论引介人员上的差异,造成经验学派的弘扬和批判学派的失语。但是李彬、刘海龙、胡翼青等研究者发现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刘海龙在《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一文中提到赵月枝教授谈到的一段关于赫伯特·席勒的往事:“就在施拉姆计划访华的同时,赫伯特·席勒也在策划他的中国之行。”[1]只是倡导经验与功能范式,被称为美国传播学“鼻祖”与“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最终于1982年春来华访问,而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范式的赫伯特·席勒则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

徐耀魁在《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回忆了施拉姆来华期间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访问与座谈的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可以反映施拉姆对中国的传播学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座谈会上,施拉姆谈到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西方国家,传播学受到其它学科的重视。第二,施拉姆介绍了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和美国比较著名传播学研究所。第三,施拉姆预测了未来传播学如何发展并特别提到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两篇文章并认为这是传播学的经典之作。[2]从整体上看,施拉姆延续了经验学派的风格,他所推崇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都倾向于功能性的研究,所推荐的两本书目也主要讨论的是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施拉姆来华对中国传播研究取向有重要的影响,徐耀魁谈到:“我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对象是施拉姆学派,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离不开施拉姆划定的圈子。研究者所写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对施拉姆学说的转述或阐释”[3]

但是,施拉姆访华与赫伯特·席勒的未能成行并非是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厚经验而轻批判的惟一原因,通过研究同时期著作,刘海龙和胡翼青两位学者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对批判学派的引介不仅时间早,而且数量多。[4]虽然赫伯特·席勒未能来到中国,但是他的著作以及其它批判学派的著作在当时的传播学引介中却未缺席。

因此,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批判学派的引介和经验学派并无太大差异,但是笔者假设,在其后的西方理论与中国语境的结合过程中,两个学派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而这两条道路的选择也直接影响了其后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不同境遇。可以这么说,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在中国的引介有着相似的开始却走向了不同的路径,形成不同的结局。

(一)相似的开始

1982年,借施拉姆访华的东风,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在京举行,是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在其内部刊物上刊登了名为《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的会议纪要并提出了被认为是奠定传播学研究基本原则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而在徐耀魁、黄林在《国际新闻界》上发表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一文中,把怎样对待传播学的路径表述为“了解、介绍、分析、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创建中国的传播学”。[5]尽管表述略有不一,但是这个过程与“十六字方针”的原则是一致的。“十六字方针”既是一个共时的四个层面的要求,也是一个历时的有计划地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过程(尽管系统了解的目标贯穿传播学引入的各个阶段)。按照“十六字方针”的规划,西方传播学,不管是批判学派还是经验学派,应该经历一个理论引介、研究、吸收直至自主创造的过程。

批判学派在引介初期并不落后于经验学派,尽管在传播学传入中国第一个十年之后,两大学派不再均衡,经验学派获得优势地位,而批判学派渐趋沉寂。刘海龙把批判学派的境遇叫做传播学引进过程中的“失踪”,而胡翼青则把这种境遇称为“夭折”。

但是如同二位学者所论述的,“失踪”与“夭折”也并非批判学派的真实境遇,和经验学派一样,批判学派的引介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林珊、张黎、王志兴、陈力丹、郭庆光、李彬等学者以不同篇幅在不同阶段翻译或介绍过批判学派的著作,台湾学者冯建三、张锦华等学者关于批判学派的专著也传到大陆。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例,在经验学派的著作陆续进入中国的同时(关于批判学派的文章甚至要更早),林珊就翻译并介绍了《新闻工具与美帝国》、《美国的全球电子侵略》(赫伯特·席勒)、《洛克菲勒对新闻工具的统治》、《美国新闻界巨头和他们的权势》等二十几篇关于批判学派的文章。更有戏剧性的是在1982年徐耀魁、黄林在《国际新闻界》发表《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一文的间隙,发表了陈复庵摘译的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一书的一章《娱乐:巩固现状的支柱》。

而在赵月枝、曹晋等学者的推动下,爱德华·赫尔曼与诺姆·乔姆斯基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达拉斯·斯麦兹的《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与加拿大》、丹·席勒的《传播思想史:回归劳动》等著作先后在国内出版,而两位学者也有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等多部著作和论文在国内出版和发表。

因此,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在理论引介上有着相似的道路,二者之后的不同或许有更多其它方面的原因。

(二)不同的路径

传播学的传入及其“本土化”以至“自主性”的发展过程都是以传播学学科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并未分别注意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而实际上,二者在中国语境下都未曾按照“十六字方针”所计划的路径前行,而是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1. 研究历程的差异

总的来说,经验学派的研究历程经历了理论引介、回归传统、本土检验、质疑反思等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而批判学派在回归传统、本土检验以及质疑反思三个阶段均与批判学派存在差异。

20 世纪90 年代,余也鲁、孙旭培等学者期望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研究“华夏传播学”,并于1997年和2001年出版《华夏传播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系列)等成果。余、孙等前辈的尝试令人尊敬,但是综观这一阶段的成果,还是不免陷入用中国传统历史例证和充实西方传播学学术框架的尴尬境地,而且这个学术框架源自于经验—功能主义,并无太多批判色彩。

其后经验学派的本土化经历了理论检验的过程,西方的传播理论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如议程设置假说、知沟假说、沉默的螺旋假说、涵化与第三人效果等理论假说在中国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检验。这些理论检验打破了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结合中国的情况提出了问题。但是,本土化本身也是把中国问题当成区别于西方国家问题及其理论的他者,检验也是围绕西方的话语中心而展开。黄旦认为,“中国大陆传播学‘本土化’打一开始,所遵循的就是把中国作为问题,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不断显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从心理上似乎要跳出他者的支配,潜在则是向他者说明‘我的’不同”。[6]

而批判学派却并未曾向经验学派一样经历回归传统以及本土检验的过程,而是一方面学院派式的引介,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现实的失语,出现功能化和工具化的转向。而且在西方传播学传入中国的十年之后,批判学派标签下的理论差异开始体现在引介过程中,有的理论如文化研究经历了引介、例证甚至应用的过程,而有些理论如霸权(文化领导权)等还停留在理论引介、概念分析的阶段。

2. 范式反思的差异

经验学派引介之后的本土焦虑一直如影随形,从回归过去到检验现实都是不断对范式进行反思的结果。“本土化”与“自主性”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经验学派展开。相比之下,对批判学派及其理论的反思则更加含蓄而温和,但是传播学界批判与反思的思潮最终指向批判学派。

2011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第三个十年,《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围绕“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主题发表多篇论文进行讨论,更多年轻学者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自主性”之间展开反思。这种反思最终在2012年和2013年由以经验学派的为主的反思而直指批判学派。胡翼青、李彬等学者发表《谁是批判学派:对传播研究范式二元框架的批判》以及《批判学派与中国》等文章,对批判学派及其由来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与此同时,批判学派的主体性和内部差异也引起学界的反思。在胡翼青、吴雷的《谁是批判学派———对传播研究范式二元框架的批判》一文中指出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二元对立的标签之下“终结了不同批判思想之间的差异并消灭了他们的主体性”,[7]批判学派是被贴标签、被书写和缺乏主体的概念。而且,在批判学派这个大的标签之下,还包含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等各个流派,各种批判理论的历史语境和现实价值也需要被重新思考。

那么,沿着这股充满新知与未知的思潮继续思考下去,在实然层面,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引介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二、三个问题

(一)批判学派的“失声”与“喧哗”

批判学派引入的第一个十年之后,遭遇了“失踪”与“夭折”,刘海龙、胡翼青、李彬等学者分别对此作出了解释。除了几位学者的解释之外,媒介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媒介技术的扩散过程也影响了批判学派的研究。

1988 年,传播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施拉姆(时译为宣伟伯)和余也鲁合作出版了《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著作也是边讲传播,边讲新的传媒技术的实践,人们对新的传播技术还未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也谈不上批判。莱文森的媒介演进理论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启迪,在《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之变迁》一文中,莱文森以电影为例探讨了人们应用技术的三个阶段,开始是作为玩具欣赏技术本身,其次是用技术来服务现实,再次是超越现实走向艺术。[8]在媒介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的过程中,80年代的中国尚处于对“技术”本身的欣赏上,还没有把媒介的普及当做普通的生活环境来对待,因此体验成为主题词,还谈不上对技术的负面作用的反思。

在技术普及的过程中,过多的批判会延缓技术普及的进程以及媒介经济发展的进程。陈力丹认为不能把批判学派直接用于分析我国传播现状,“我们需要批判学派提供一些思路、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同时需要更多地考虑中国特殊国情……我国的大众媒介化程度并不高,如果予以强烈的否定,有可能扼杀媒介未来的市场化发展。”[9]

在李彬《批判学派与中国》一文中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化高歌猛进以及各路思潮风起云涌,广义的批判学派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尤以西方哲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较为活跃。”[10]在这里,“广义批判学派”提法能够带来很多启示,这其实是一种跨越学科边界与框架的思考。在传播学视域下批判学派“失声”的同时,批判思想却在多个领域内相当活跃,世纪末的“左”、“右”之争更是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场景。

(二)批判研究的功能化

同样,在批判学派标签下的一些理论,比如政治经济学派视域下的“制造共识”,在中国语境下面临着功能性的转向。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中揭示了大众传媒对“共识”、“共同体”的塑造,但是这个命题的批判层面在国内语境中的进一步探索似乎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讨论“如何塑造共同体”、“如何塑造集体记忆”、“如何凝聚共识”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面临同样的境地,霸权是指统治者通过制造文化领导权来让被统治者服从和认同自己的权威,可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霸权理论变成了传媒应该如何帮助统治者实现文化领导权,如何形成对权威的认同,因为我们感觉葛兰西所提到“文化领导权”的坏处在我国的语境下已经消失,而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探索如何加强文化领导权。那么,引入霸权的意义何在,仅仅是让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还有这样一种理论吗?

在此种语境下,功能性的研究遮蔽了原来更为犀利的批判意识。而原本在经验—功能范式之下的传播理论,也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着简单移植、庸俗化和朝向“工具理性”的问题。陈力丹曾经在《主动议程设置并非议程设置的本意》一文中提到议程设置“叙述的是新闻自由条件下各种不同的传媒无意中影响公共议程的一种传播功能,它应该是一种客观的传播效果。”“议程设置不是传媒自身主观的传播功能”[11]打着西方传播理论的名义实现“操纵舆论”的目的既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读,也是对媒介伦理的伤害。

与经验学派相反的是,批判学派似乎直接回避了当下现实,或者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影射现实,这并非是因为批判理论本身不需要“实践感”或者要与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我们仍然处于东方/ 西方,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的简单二元对立中,在这种思维下,西方批判学者对资本主义体系下媒介传播符号与权力的批判恰恰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种思维是简单而粗暴的。

那么批判理论真的不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吗?并非如此,中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也存在很多共同的问题。西方理论有其产生的社会与历史根源,与中国语境肯定有不同之处。而在“西方”这个大标签之下,语境也有所不同,英美之间会有差异,德法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只是囿于学术生产的意识形态压力,很多学者放弃了对批判理论本土化乃至自主化的想象力。还有学者用政治吸纳、行政吸纳等词汇研究社会治理过程,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理论的母题其实是霸权,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批判理论功能化。

其实,批判理论并非不能功能化,西方许多经验学派的研究最终朝向了批判,比如随着“培养”理论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走向“主流化”的研究时,其实带上了批判的意味。而批判学派也可以用来服务于功能与建构,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学术生态能多些理解与宽容。批判学派功能化,究其本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跳出这个迷局仍需要勇气、魄力与想象力。

(三)价值理性工具化

批判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理性的,因此在批判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思考批判理论“有什么用”(工具理性)似乎违背了批判的精神与价值。但是批判学派的理论的确有一部分被当做分析工具并不断解释着当下中国的现实。

以批判学派标签之下的文化研究学派为例,这条研究路径不仅没有“夭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欣欣向荣。近二十年来,有大量的论文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如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的“规避与对抗”等解释着各种热点,这也是价值理性工具化的一种表现。祝建华在讨论大众传播研究的陷阱和误区时提及:“如果研究论文只是用了一些理论术语包装起来的新闻特写、时事评论或者工作总结,那社会还需要养活我们这种研究人员干什么?”[12]同样,用文化研究的理论术语去包装各类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也是陷入了传播研究的“误区”与“陷阱”之中。

其实在文化研究的标签之下,不同学者之间的差异也被忽略了,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早期二者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一致的,后来的学者如菲斯克等人对大众文化持乐观的态度,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这种解释多多少少应和了统治者的需要,有意或无意间扮演了“规训”与“召唤”的角色。

在谈及传播研究范式与权力的关系时,胡翼青借助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点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和权力的关系,其一是与现有权力高度一致,其二是与现有权力不太一致,其三是对现有权力持彻底批判和否定态度。[13]

纵观批判学派之下各个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融合过程,也是与权力一致的知识繁荣,与权力不太一致或彻底批判与否定的知识进展较为沉寂。西方很多批判学者的理论也不是广泛撒播,而是“呐喊多,回应少”,批判本身就暗含着不被权力所乐见的基因。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批判多一些宽容。

三、一种进路:超越二元对立,回归现实问题

中国的批判学派究竟会走向何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回想一下经验学派在中国的历程,从理论引介、回归传统到本土检验,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批判与质疑。但是谈到中国批判学派的发展路径,笔者有些悲观地预测,其中有很多环节还必须走经验学派的老路,我们不能置西方批判理论的研究于不顾,而单纯思考中国问题,而是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去思考问题。而正是有了对经验学派引介的批判,批判学派才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另外,发展批判学派还要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坚持批判的理念要摒弃中西对立的简单二元思维,发掘哪些是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共有的批判?哪些是在不同语境中特有的批判?哪些批判可以被解构和吸纳?哪些批判需要沿袭与尊重?哪些可以继续批判,而哪些又可以走向建构?

坚持批判的理念还要走出“批判—经验”的二元对立,如胡翼青所说,批判是经验的他者,或者更进一步说,批判与经验都是范式革命和范式转移中的关键步骤,只批判不建构或只建构不批判同样可怕。只是具体到学术生产的个人,他们或长于批判或长于建构,比如麦克卢汉曾经说:“我不解释,我只探索”时,他实际上是在批判旧的范式,而波兹曼、莱文森等学者不仅延续了这种批判,还建构了这种批判。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不仅应当合作,还需要对话和辩论。如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学派应持续对经验学派的质疑作出回应,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得到了很大的完善,这需要进一步的辩论和思考。但在我国,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似乎成为自说自话的游戏,在学术争论中一旦拉出“学派之争”的大旗,辩论就戛然而止,却不知学派只有在互相挑战、回应与融合中才能共同进步,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只能让学派“死水一潭”。

在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更应该在交往、对话、甚至激辩中保持其理论的活跃。方法论的融合,在阿多诺时期已经用过。阿多诺写的《论流行音乐》非常犀利和深刻,但吉安德隆的《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也同样精彩,批判学派的应然层面应该是“活的知识”,为此,批判理论本身就需要来自多方批判和质疑,秉承批判理想的学者也应该发扬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不断回应正在发生的历史。

发展批判学派还应关注传播学研究主体的生存困境,给予批判学派研究者一定的话语空间,学术离不开政治,但是学术与政治也有各自的空间,应该减少一些行政对学术的干预。自196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14],介绍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然而真正根植于西方、批判资产阶级的批判学派却没出现其中,大概也是因为“批判资产阶级”等字眼仅仅是规避政治风险的挡箭牌而已。传播学引入3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主体面临的生态困境如影随形,反思这种生态困境、释放学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仍是当下传播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批判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但是并非所有的批判都会走向建构,也没有必要让所有的批判走向建构。因此超越批判主义有两种可能的进路,一种是从批判的方法论走向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既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创造一个新世界;一种是在超越批判主义之后陷入另外一种批判主义。或许另外一种批判主义依然是批判的对象,如同朋克音乐在反抗靡费的同时创造了新的靡费,但这种尝试是可贵的,至少它代表了一种超越现在,面向未来的精神。

摘要：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其实有着两种不同的引进路径,而且批判学派内部不同理论范式的引进也遭遇了不同的境遇。本文拟对照经验学派的西学东渐史讨论批判学派的引入过程及遇到的问题,为批判学派的本土化发展和自主性创造提供借鉴。

古典管理学派的欧陆代表 篇8

首创管理职能的亨利·法约尔

亨利·法约尔 (Henri Fayol, 1841~1925) 出生于法国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是欧洲一位杰出的经营管理思想家。法约尔从1888年担任煤铁联营公司总经理开始, 出于自身工作需要, 注意研究作为总经理应该如何管理好企业, 管理究竟应该管什么?也就是研究管理职能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自身实践, 他于1916年75岁时发表了划时代的名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这一代表作。其中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五大职能和14条原则。

法约尔把企业的全部活动归纳为六个方面:即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法约尔认为, 前五项活动是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 没有这些业务就不存在企业。但没有管理活动, 这些业务都不能很好开展。因为开展这些业务需要制定企业的总体计划, 建立组织, 协调各方面的行动, 这就需要独立于上述活动之外的另一种活动, 即管理活动。法约尔强调了管理活动在企业中的普遍性。指出, 在开展各项业务活动中都不可缺少“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具体工作, 法约尔将其定义为管理的五大职能, 也称管理五要素。

法约尔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法约尔认为, 管理就是要抓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五项工作, 并对每项职能提出了具体内容和要求, 可简述如下:

计划是管理的第一要素。法约尔指出, 计划工作就是行动计划, 包括计划目标, 行动路线, 实施阶段及所使用的手段, 还包括对未来的思考和预期, 并强调计划工作要有统一性、连续性、灵活性和精确性等等。

组织就是确定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必须做到:内部命令和指示的统一, 职责的明确, 配备和培养合适的管理人员。使其以最有效的方式从事基本活动, 为企业的经营提供所有必要的原料、设备、资本、人员。良好的组织机构可以保证计划得到更好的制定和执行。

指挥就是调动下级认真完成本职工作。要通过指挥使组织真正运转起来。各级管理人员要依靠指挥能力, 即运用领导艺术以推动组织业务, 减少无效耗费的功能, 并淘汰无工作能力的人。

协调是管理活动不可缺少的职能。其目的在于让组织成员团结一致, 使组织的活动和努力得到统一与和谐。为此组织内部必须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法约尔认为, 召开会议是保证统一领导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强调首脑必须经常了解企业的全部活动。

控制是充分发挥其他职能作用的保证。目的在于检验管理中的其他四种职能在实际发挥作用时是否得当。法约尔认为控制就是证实各项工作与所定计划是否相符合, 与下达的指示及确定的原则是否一致。

法约尔指出, 这五项职能实际就是管理工作的整个过程, 企业管理者就是按此顺序进行管理。

法约尔提出的十四条管理原则包括:

★劳动分工。可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准确性, 从而提高效率。

★权力和责任。凡有权力行使就有责任。

★纪律。没有纪律,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兴旺繁荣。

★统一指挥。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有适应双重指挥的社会组织。双重指挥经常是冲突的根源。

★建立完善组织。以此来实现一个社会团体的统一领导。

★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必须和一切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行为进行持久的斗争。

★人员的报酬。应该有合理的报酬, 尽量使企业和所属人员都满意, 以鼓励各级人员的劳动热情。

★集中。要根据企业的情况, 决定集中化的最适宜程度, 以尽可能地发挥所有人员的才干。

★等级制度。即从上到下的领导系列。各级领导应允许各自的下属使用这种最短通路直接联系, 等级原则就得到了捍卫。人们称这种方式为“法约尔跳板”。

★秩序。每个人都应在他事先选择好的位置上, 也适用于物品和场地方面。

★公平。产生于善意和公正。企业领导应努力使公平感深入人心。

★人员的稳定。不稳定往往是企业不景气的原因与结果, 所以, 要努力保持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人员的相对稳定性, 合理补充人力资源, 掌握好人员稳定的尺度。

★首创精神。这是人类活动最有力的刺激物之一。应尽可能地鼓励和发展这种能力。能这样做的才是高明的领导。

★人员的团结。这是一个企业的巨大的力量。

法约尔的14项管理原则可以普遍应用, 也可以灵活应用。如何应用是一门艺术, 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掌握好尺度是管理者的一种主要能力。

此外, 法约尔还提出了8条领导作风, 要求企业领导做到以下几点:

★对自己的职工要有深入的了解。

★淘汰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对企业与职工之间定的协定很了解。

★做出榜样。

★对社会组织进行定期检查, 在检查工作中要使用一览表。

★要把主要助手们召集起来, 参加酝酿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搞好工作的会议。

★不要在工作细节上耗费精力。

★要使职工保持团结一致、积极工作、勇于创新和忘我工作的精神。

许多学者指出, 法约尔提出的这些管理的职能和原则, 对企业而言是“为和不为”的问题, 而不是“能和不能”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企业维系长期的有效竞争的平台, 有之未必然, 无之必不然。

法约尔对管理科学的贡献

法约尔关于管理职能的论述, 开创了先河。此前还没有人这样系统论述过管理活动。从此以后, 管理的职能和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企业的管理者开始思考怎样进行有效的管理, 许多学者也围绕这一主题, 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而形成了管理职能学派, 也叫管理过程学派, 并把法约尔尊为该学派的开山鼻祖。可见法约尔的贡献之大。管理过程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 (H.Koontz)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威廉·纽曼 (William H.Newman) 等。他们一致认为, 不管什么组织, 企业、政府、宗教、军队等, 其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都是相同的。而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就管理职能而言, 各种论说虽有差别, 但都离不开法约尔的基础。如孔茨把管理职能划分为“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和控制”五大职能, 而把法约尔提出的协调职能看成为整个管理过程, 是有效地应用了这五种职能的结果。还有的提出管理由计划、实行和监督三个阶段组成的, 等等。这些都是对法约尔理论的阐述。管理过程学派的形成极大地丰富了法约尔的理论体系, 使之更联系实际, 也更具有适用性, 因而成为最系统也最受欢迎的管理学派。

法约尔自己身体力行, 把他领导的公司从接手时濒临破产边缘扭转过来, 并治理得欣欣向荣。到他1918年退休时, 公司财务状况十分良好, 已达到不可动摇的地位, 而且造就了一支素质优秀的员工团队。为表彰他在矿业管理上的成绩, 他获得了国家勋章。该公司至今仍是法国中部最大的采矿和冶金集团的一部分。他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他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法约尔不但第一个对管理职能和原则作了界定, 而且还提出了两大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一是管理的普遍性。他认为, 不光是企业, 凡是社会组织, 包括政府机构, 都存在管理活动, 都适用管理五大要素。而且管理活动随企业的大小和个人所处的地位而变化。企业越大, 高层领导的管理活动越多。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 管理活动愈加重要。这引起了人们特别是领导者对管理工作的重视。二是管理的可传授性。法约尔认为, 管理能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可以通过教育进行传授的。而且每个人即使从事技术工作, 也应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因此他提倡普及管理教育。从中小学起就应传授一定的管理知识, 大学应有专门的管理课程。他把上述管理职能和原则具体化形成了一套可以传授的管理理论, 从而推动了管理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又是一大贡献。他本人为了宣传其管理理论, 不仅在国家军事学院讲学, 还创立了中央管理学院。法约尔1918年退休后, 担任“法约尔行政管理学研究中心”主要领导, 专门致力于普及自己的管理理论工作, 直到于1925年以84岁高龄辞世时为止。他早期对泰罗的科学管理不以为然, 但后来认为他们两人的著作是相互补充的。

法约尔作为一个管理学的哲理家, 他在本国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思想史上留下的影响并不逊于泰罗给美国留下的影响。法约尔20世纪初的论述, 今天依旧散发着理论的光芒, 仍不觉得过时。可惜的是, 在当时, 法约尔的理论虽无质疑之声但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他的代表作发表之时, 正是法国推行泰罗制高潮之际, 因而对本土的管理学说反而冷淡了。当人们广泛地阅读法约尔的管理著作时, 他已是古稀老人了。法约尔逝世后, 由他创办的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同推广泰罗主义的组织合并为法国组织全国委员会, 从而使古典管理理论中的两大主流学说在法国合流。法约尔主义才开始广为传播。而《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的英译本直到1929年才问世, 迟至1949年其思想才在美国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当时的中国更是鲜有人知。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其在管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现在人们公认, 法约尔主义是继泰罗制之后管理发展史上的第二座丰碑!

法约尔理论的不足之处

当然, 法约尔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不少管理学家认为, 其五项管理职能不全面, 不能概括所有的管理活动, 也不是普遍适用。法约尔自己也深知:“在管理事务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我们很少能够在同一状况下两次使用同一个原理;必须考虑到变化中的环境”。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甚至认为, 达到企业的目标需要进行什么活动的问题太显而易见, 似乎用不着特别去提。还有人指出, 法约尔的14条管理原则, 内容相当庞杂, 也过于僵硬, 以至于有时实际管理工作者无法遵守。这些原则绝大部分内容是与组织有关的, 但只是考察了组织的内在因素, 而忽视了组织同它周围环境的关系, 是个很大的缺陷。法约尔时代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了,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产生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法约尔管理理论, 今天看来存在上述局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理论的光芒。今天, 对所有企业的领导层和管理层而言, 这些管理职能和原则仍起着指导作用。所有行政部门的领导者也应该很好加以学习和应用。

“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博学多才, 在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哲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被西方公认为是与卡尔·马克思和法国的爱米尔·杜尔凯姆同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青年时曾在军队服役过, 对军事组织有所了解。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 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 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 而且广泛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深入地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从而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 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这是对泰罗和法约尔理论的一种补充, 对后世的管理学家, 尤其是组织理论学家有重大影响, 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理想官僚组织

韦伯针对各种社会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 潜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如何才更有效。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 设计了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 也就是非人格化的、效率取向的、程序优先的典型的官僚机构。这里的“官僚”不是汉语中的贬义词, 而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其主要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建立一个井然有序且具有完整的权责相互对应的组织, 各种职务和职位按等级制度的体系来进行划分, 每一级的人员都必须接受其上级的控制和监督, 下级服从上级。

二是各级管理人员必须是称职的。要经过考试和培训, 选拔任用能力与职务相当的专业人员担任各级领导, 而且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

三是必须按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不能滥用职权。理想组织必须摒弃那种靠世袭和个人迷信或权威获取的权力。

四是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职权范围、责任要求、纪律约束、任免升迁、薪酬奖惩、监督考核等都要明确规定, 照章办事。

这些原则对任何组织都适用,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

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结构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 也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组织形式, 因为它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正式化和权力集中化, 确实能给组织带来高效率。能在技能和效率的基础上, 使组织内人们的行为理性化, 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种组织形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 不管是工厂、学校、机关、医院或是军队, 都可以见到官僚集权组织的某些特征。

韦伯组织理论的现实意义

现在回顾韦伯的组织管理理论, 就像是针对今天的现状而言的。在我们周围, 各种组织中不称职、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不按规定办事……等等现象, 比比皆是。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习惯于封建家长制, 说一不二、称王称霸,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卖官买官、贪赃枉法, 形同黑社会;至于任人唯亲、个人迷信等更是屡见不鲜。还有第四点关于组织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明确规定职权范围、责任要求, 监督考核等论述, 也很有现实针对性。尤其对行政机关来说, 这一点显得更重要。在机关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部机关各个司局和处室, 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 也没有要求每年应该完成哪几项任务;提拔了司长、处长, 也从来不告知应该怎么当, 有什么责权?都是凭各人的想当然, 自行其是。年终也没有认真规范的考核。与韦伯的要求大相径庭。这样的行政机关当然不可能有高效率, 只会产生真正的官僚主义。现在重提韦伯的理想官僚制, 非但不过时, 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但是, 完全理想化的纯理性的事, 现实中往往很难办到。因为即使十分公正, 也不可能每个岗位都选拔完全称职的人, 而且上级也不可能事事都比下级高明, 完全否定上下级之间的人格感情关系也不现实。这样, 强调建立等级系统和加强统一指挥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强调按规章制度办事, 也会让一些不求进取的人钻孔子, 进而扼杀创造性。这种官僚组织结构自身的缺陷就可能导致产生真正的官僚主义。何况现实生活中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客观存在, 更使理想的官僚机构背道而驰。因此韦伯的组织理论遭到了许多批评, 以至今天人们把官僚制度、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作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 韦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的这种理想组织形式, 仍是人们所期望和追求的, 其原则今天仍是适用的。一些批评者的质疑实际上都是韦伯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至今尚无一个更好的组织模式可以替代官僚制。包括所谓扁平化组织、虚拟组织、学习型组织、网络组织等等, 只不过是个新名词而已, 都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可惜韦伯英年早逝, 在世时未能充分宣传他的组织理论。当时也未被德国人所重视。在1920年6月4日韦伯56岁逝世时, 他的主要著作《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尚未写完。后来是由生前唯一崇拜他的夫人玛丽安娜整理后才正式发表的。不过只要是金子总是会闪光的。后来的学者越来越发现他的伟大之处, 研究探讨他的文章车载斗量。社会实践证明, 韦伯的组织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大家称他是惟一可与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 并被理所当然地戴上了“组织理论之父”的桂冠。

科学管理古典三杰

传播学的三大学派 篇9

关键词：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能在自己学科基础上研究传播现象,并产生各自的研究成果,因此关于传播学学派的划分只是一种就其起源、主流特征的学术划分,很难泾渭分明。此前我国学者曾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学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欧洲批判学派。基于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对社会结构的显著影响,现在通常把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一、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

这个学派常被简称为“经验学派”,又称“经验主义学派”、“行政学派”、“管理学派”等。它与主要以思辨为特征的研究流派相对应,代表了美国主流的传播学研究,重点在于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它起源于美国,在北美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由于美国的学术影响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1]

(一)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奠基者

经验-功能学派的主要奠基者有两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图1)和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0-1976)(图2)。

一战期间协约国对同盟国宣传的有效性引起了官方和社会对宣传问题的关注,拉斯韦尔以此为课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他在该研究中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同时,“他关于政治传播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2]1948年,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行为的“5W”经典过程模式,并将传播学分解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五大研究领域,开拓了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方向。

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播发展起来。在洛克菲勒资助下,拉扎斯菲尔德开始研究广播的社会效果。研究中他提出和运用了后来为传播学普遍运用的“焦点访谈”方法,以及一系列资料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以此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1944年,他出版了《人民的选择》一书,该书从1940年总统大选时媒体对选民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影响,提出了“舆论领袖”和“二级传播”的概念和思想,扭转了媒体强大效果论。他的研究,充分利用了社会调查统计和社会心理学的手段,为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学科视角。

拉斯韦尔(特别在他的后期)和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典型的结构功能-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对经验-功能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有人批评他们更关注媒介自身的运作,热衷于分析静止结构的传媒,忽视对动态过程的关注,视野显得并不开阔。他们的追随者后来也谈道:他们“将传播学的侧重点压缩成一种个人主义的、短期效果的样式。因此,他们关闭了许多最近刚刚被学者们重新打开的研究领域。”[3]

除了这两位,其他一些学者也对这个学派的发展有所影响。例如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和库尔特·莱文。

霍夫兰在二战后期领导了美国陆军的实验,评估影片对新兵士气的影响,提出了信源对说服效果的影响以及效果过程中的“休眠效应”,并总结出一系列增强说服效果的传播技巧。他将说服和实验引入传播学研究,开创了有关个人态度变化的微观层次的学术传统。

莱文在实验中发现,家庭主妇是家庭消费新食品的“把关人”,如果一个家庭主妇不打算烹饪牛下水的话,那么她的家庭就不会食用它们,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仅适合于食品系统,而且适合于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流通。”[4]这一“把关人”思想后来为新闻学者怀特(David White,1917-1993)所扩展。

(二)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特点

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

1. 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实证”这个词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等意思。在实证方法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看来,实证的就是科学的和可以验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方法的程序设计应具有客观和可重复,以便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验证理论的手段,从而使得理论有效;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冥思苦想,而是致力于收集大量的经验材料;通过不断重复的“假设-验证”式的经验研究,进行理论的建构和完善。

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征。研究者们力图从外部环境的变量出发,揭示事实和行为的原因或规律;依赖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精确和客观理念,研究渗透着人的主观意识的社会现象和事实。

这一方法论有其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效的,但其机械性显而易见。首先,社会现象和行为并不都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来把握,面对复杂的意识活动,经验的方法显得无力。其次,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技术本身存在局限,前者概率意义上的有效和信度,很难说明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多变,后者特定环境下的结论与社会实际环境存在差距。第三,经验性质的研究所获取的材料可以解释微观事实或现象,但无法在历史的宏观角度上考察社会。最后,经验性质的研究所推崇的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是一种虚妄,科学研究主体的影响难以避免。

对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的传播进行研究,单一的经验研究方法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一点在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成果中非常明显。

2. 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

功能意味着对某种需要的满足。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因而,它的要旨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这种研究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或网民某种共同的传播特征或心理,以便充分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因而它的功能主义价值取向预设现存社会的合理性。

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霍夫兰的说服研究等等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着重效果取向的传播研究。不过,不要误以为美国就只有经验研究而没有批判的传播观点,同样,欧洲也不是只有批判的传播观点。

二、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

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大众化报纸进入成熟时期,广播、电视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电子信息战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成为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一)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奠基者

1948年,申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图3)的《通信的数学理论》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在这篇文章里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传播:“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5]他认为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为此他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申农之后,法国工程师和数学家莫尔斯(Abraham Moles,1920-1992)进一步提出了通信生态理论,为研究社会传播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同样也在1948年,申农的老师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图4)发表了论文《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这篇文章和他1950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图3 申农

维纳认为,“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

系统论最早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提出,他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是具有确定的特性和功能的有机整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1917-1984)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论。

“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

关注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他们循着“三论”的传播思想,专注于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认为“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7]这类研究起源于加拿大,所以这一派又称成为多伦多学派。

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技术主义范式”更是显现出勃勃生机,例如近年关于web2.0和web3.0、个人接收终端功能的研究。

(二)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观点

这一学派的第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又译伊尼斯)(图5),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8]在他1950年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中,他提出,一个社会主流媒介的时空偏向与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时间偏向的媒介易于长久保存却不便远距离运输,利于树立权威,从而形成等级性社会体制;空间偏向的媒介便于远距离传送但长久保存性差的,有利于远距离管理和控制,从而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性不强的社会体制。在他1951年的专著《传播的偏向》中,他认为某一种媒介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文字时代打破了口语时代“年长者垄断知识”的局面;印刷术时代培育了人类的理性思维方式,催生了理性主义的诞生;而电子时代则击碎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彻底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些论述的启示是:媒介技术并非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

英尼斯之后,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 Luhan,1911-1980)(图6)、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53-)(图7)和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图8)依次成为媒介形态研究的代表人物。

图6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20世纪60年代因在《理解媒介》等几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试图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9]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比如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的延伸、电视是感知系统的延伸等。一般人将媒介看作是物理的或技术的,而他认为媒介的形态一定意义上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这便是他的“媒介即讯息”观点。他将媒介看作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它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的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他却高瞻远瞩地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电子传媒的普及将整个地球的时空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10]

梅罗维茨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在《消失的地域》(1985年)中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11]

这些研究开拓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丰富内涵的同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的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要理解媒介技术,不能局限于技术本身,“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12]

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莱文森在《软边缘》(1997)中承认“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强调,“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13]这样的表述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

在我国传播学界颇有名气的论著《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的作者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图9),以及他的学生、《媒介环境学》的作者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图10),他们在观点上也属于技术学派。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创新,需要超越单一的技术视野。美国新闻教育家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1934-2006)关于传播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思想,从人文批判的角度考察媒介形态和媒介的表达方式,克服了这个学派有时表现出来的技术至上的倾向。他认为,人们对传播的认识通常定位于信息在空间的传递和发布过程,达到对距离和接受者的控制;但媒介技术和表现方式本身,又表现为一种仪式。“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媒介或媒介的表达方式成为一种“神圣典礼”。他以看报纸这种行为为例,写道:“当我们审视报纸时,传播的仪式观着眼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它更多地不是把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14]现在看电视、上网,除了获取信息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仪式”,这类传播行为已经在不经意中改变着社会结构。

三、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是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由若干流派构成,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人员、观念划分的界限,但他们都共同承认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每个族群、民族、国家千百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的使用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因此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研究对象的整体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这个学派多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为研究思路,故有“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称谓,又因多持批判立场而被称为“传播学批判学派”。

这个松散的“学派”大致包括以下学派及一些不具某个流派典型特征的著名学者。

(一)法兰克福学派

起源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又称“社会批判学派”,其主体机构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由富商资助,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独立于政府和大学,开展社会问题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在学术立场和研究思路上与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有着根本分歧,它继承了德国哲学思辨的传统,集中研究商业化体制下的文化工业以及资本的文化统治本质,属于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该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操纵、欺骗和辩护功能,这三大功能体现在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图11)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上,力图揭示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本质。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964)、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1936),是其中的代表作。

图1 1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德文版封面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被认为是该派第二代旗手,他的一系列著作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传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981)(图12)论证了关于传播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图1 2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文版封面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弥漫着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气息,他们对现代工业文化的深刻批判,表现出他们要担当文化救赎的使命,但这种批评仅囿于观念领域而导致实践方面的缺失。

(二)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由此逐渐形成英国文化学派。文化学派以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为手段,揭示大众传媒的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和相对的主动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学派成为传播学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有影响的重要学派。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图13)于1973年写的《编码/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四个阶段的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同时,他还提出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有三种方式,即:优先式解读、妥协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分别以此与文本制作者对文本赋予的意义进行“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图1 4 史麦兹

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它社会权力关系。[15]

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源于1966年在莱斯特大学成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1946-)和戈尔丁(Peter Golding,1947-)发表的《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1973)一文,被视为该派的纲领。这一学派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的开创者当属加拿大学者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1907-1992)(图14)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1919-2000)。史麦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传媒制度下,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媒介所生产的商品不是新闻和广播电视节目,而是“受众”这一特殊商品,即观众就被当作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一理论在他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1977)一文中得到充分阐释。

席勒被看作是美国的传播批判学派,他认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美国当权者利用媒介对内安抚国内公众,对外实行文化霸权。他的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和《思想管理者》(Mind Managers,1973),引发学术界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关注。20世纪80、90年代,他在《谁知道: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Culture,Inc.: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等论著中,批判了新信息技术与权力扩张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媒介只是为跨国大公司出售产品、服务的工具;也是政府用以维护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搞全球霸权的工具。

(三)结构主义派别

这个学派很松散,一般指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语言的象征表现功能理论的学者,主要是法国学者,代表性人物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图15)、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图16)以及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等。

阿尔都塞认为,媒介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因为概念和词句在不断的复制和重组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

巴特通过对符号的研究提出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的封面照片作为例子: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正在敬礼,仰望着一面三色法国国旗。如果这张照片放在抽屉里不值一提,编排到杂志封面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所有子民,不论肤色,都在其旗帜下忠心耿耿。巴特将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称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福柯认为,任何权力(这里的“权力”不是中国意义的看得见的党政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获得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图1 5 巴特

布尔迪厄1996年提出“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用以分析电视的传播行为。他认为,电视新闻场比其他的场域更容易受外部力量的作用,甚至比政治场更容易受市场、受众的控制。电视中的社会新闻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反常的事件或名人那里,同时占用公众的时间,将公众行使民主权利所应该知道的严肃信息排斥出人们的视野。电视讨论中存在一系列隐藏的审查机制,像采访对象的选择、时间的分配、讨论者的确定,甚至事先程序的策划等,都使得自由交流变得困难。借助电视的力量,一些学术“快思手”得到了无法从同行那里得到的认可。同时,电视以扩大观众为由,降低了进入某些场(例如学术场)的入场权,干预了这些场域的自治。

梵·迪克对“新闻”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他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感受到(甚至新闻作品的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他在研究了诸多记者的采写过程后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16]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

该学派以颇为深刻和犀利的理论给人带来多方面的启发,但这个学派分散、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学术的特征,揭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的路径。他们相当程度上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东西,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具有虚无主义倾向。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和其它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通常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远不像学派这个名字所示的那样统一,就是学派本身的划分和称谓也很难统一。但关注点和方法上的明显差异,构成了学派间明晰的界限。

上述传播学研究的三个学派中,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企图对传播现象做出精致的量化解释;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17]和控制。

三个学派特点的简单比较如下:

图1 7 三个学派比较

在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说明当代社会传播的特征,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因此,传播学不同学派的交融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也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

这种融合本就是传播学起源的根本,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曾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是一片空白,一切都有待建设。”[18]相邻的学科,比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理论不断介入才在空白之地建成了现在的传播学大厦。直到今天,传播学依然是一座开放式的大厦,不断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传播中不断涌现的现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属于传播学领域的新理论。

斯多亚学派幸福论 篇10

关键词：美德 幸福 道德观念

一、美德即是善

斯多亚学派关于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完善的或健康的理性所追求的美德是惟一真正意义上的善，而本能的冲动所指向的自然利益只是“更为可取的”、“中性”事物。斯多亚学派认为，每一种存在物的最初冲动是追求自我保存和自我满足，因此，每一种存在物都会追求那些最适合于其自然的事物，而那些事物也只有相对于它来说才有价值。所以，至善只能存在于符合其自然的事物之中。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符合其自然的事物只能是与宇宙的法则或普遍的理性一致的事物；而对于一个有意识或有理性的事物来说，符合其自然的事物只能是出自对于普遍法则的正确认识的事物，也就是说只能是合理性的行动或正确认识指导下的行动。一句话，合理性地生活，与世界发展根本道路的一致，便是美德。因此，斯多亚学派的道德原则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只有美德才是善，而幸福就在于美德。在斯多亚学派看来，幸福与美德是一致的，善和有用是与责任和理性是一致的。不依赖于美德的善事不存在的，包含在美德之中的和以美德为目的的恶也是不存在的。

斯多亚学派主张，幸福或福祉完全是由美德这一人类自然的终极目标构成的：只要有美德，就一定能得到幸福；幸福不需要别的东西；并且，因为美德是绝对的，所以幸福也没有程度的不同。斯多亚学派也承认，幸福不仅仅是“符合美德的灵魂行动”，而且还需要足够数量的财产、健康和其他的“善”。“幸福”总是和“有用”“有利”、“有益”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构成幸福的美德对于有德者来说是有利的。

在斯多亚哲学体系中，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一个内在部分。宇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神圣的天意预先设定的必然的因果链条，而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各种外部环境则是普遍自然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它们作为命运注定的事情是人们无法更改、必然会发生的。人们首先应该正确地认识宇宙的规律和世界的秩序，然后自觉地高兴地接受命运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按照自然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我们不懈追求的幸福。所以，斯多亚学派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认为有德者的幸福与其说是积极地，不如说是消极的。斯多亚学派关于贤哲冷漠一切不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物的思想，充分证明他们特别重视的是不受困扰、绝对自信和独立自主这样一些心灵品质。

既然幸福仅仅在于心灵的独立和平静，而这种独立和平静只能由心灵的品质造成，不能由外部环境及其改变造成，那么当然只有美德才是惟一对人有利的，外部环境及其改变对于人来说是既无利亦无害的。因此，斯多亚学派一方面承认幸福与“有利”、“有益”、“有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主张幸福就在于美德，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既然美德是惟一对人有利或有用的，幸福就在于美德，那么当然只有美德才是善了。

总起来说，自然注定了一个人只能并且应该依赖在他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去获得幸福，这也就是说只能通过美德去获得幸福。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依靠在人的能力范围以外的东西去获得幸福，这也就是说不能依靠自然利益去获得幸福、不能依靠运气去获得幸福。自然的利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在遇到它们时，人们才能得到它们，而美德则是一个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可以选择的。自然的利益对于美德来说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因为它们时实现美德的手段，而非因为它们是因其自身而为美德所必需的东西。所以，只有美德才是“善”，自然的利益只是“更加可取的”；美德能够带来心灵的平静，自然的利益只能带来身体的好处。

二、幸福的获得

美德首先是一种“知识”或“技艺”。每一种具体的美德都是通过知识来界定的。因此，获得美德也就是获得构成美德的知识。由于美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为了获得属于某一种具体美德的知识，就必须获得构成整个美德的知识。而幸福就在于美德，所以，幸福的获得就在于获得构成整个美德的知识。

有德者是用理智去把握构成美德的知识的，但是他必须把感性知觉材料作为获得知识的预备阶段。认识“善”就是去发现一种与我们通过归纳和内省而形成的“符合自然”这一根本观念完全一致的行为准则，还有人类的特殊本性——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他具有理解并参与自然的普遍行动的能力。道德知识的前提是对于重复行动的“观察”和“比较”。

我们看到了某些令我们惊讶的慷慨、仁慈或勇敢的行动。我们开始羡慕这些行动，似乎它们是完善的。其实它们隐含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被它们的光彩夺目的外表掩盖了，而我们忽视了这些错误。自然吩咐我们强化值得赞美的行动。于是我们从这些行动推导出了不寻常的善的理念。一个有德的人，在他的一切行动中都永远与自身保持一致，他的善不是由于策略，而是由于品质的指引，因而他不仅能够正确地行动，而且不可能不正确地行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美德已臻于完善。

按照这一说法，我们关于美德的一般概念是由于观察而不断改进的。我们逐渐地学会将孤立的半勇敢行动与一贯勇敢者的行动区别开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的道德观念是和他们的经验相关的呢？是不是说有着不同经验的人道德观念也不同呢？斯多亚学派试图避开这一难题，因此，他们树立了贤哲以作模范，并详细地描述了贤哲的品质及其行为。模仿贤哲或实际的好人，虽然不能保证我们获得美德，但是肯定能够使我们走上获得美德的正确道路。

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关于价值的一般概念的。自然的作用在于赋予人以形成这种概念的手段和进行类比推理的能力。但是，美德或关于真正善的事物的知识并不是这些手段和能力的必然结果。为了认识真正善的事物，我们就必须去思考完成德行所要求的东西，并想一想为什么在某一方面做得很好的人在其他方面却做不到。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才能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时间都做得很好。

参考文献：

[1]王来法.前期斯多亞学派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E.Zeller.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学派[M],1892.

钢琴演奏学派的文化思考 篇11

一、德奥钢琴演奏学派

德奥钢琴演奏学派原本是一个最古老的钢琴学派, 有着历史悠久的音乐传统, 它的钢琴演奏技术经验对于其他学派都有着直接影响。该学派的缘起应该归功于车尔尼、李斯特、莱舍蒂茨基等人早期钢琴演奏与教学的实践活动, 他们不仅建立了具有博大精深演奏美学传统的德奥钢琴学派, 而且还为欧洲其他国家钢琴演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学派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自身发展, 以及与欧洲其他国家钢琴艺术的融合, 使德奥钢琴演奏学派的国际声望与日俱增。该学派的钢琴家自20世纪以来, 始终敏感地关注当代其他国家钢琴演奏艺术的发展动态, 在与其他钢琴演奏学派的交流活动中相互学习、互通有无, 他们以兼收并蓄、取精用弘的学术态度去发展自己的演奏美学观念, 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寻求演奏美学的共性基础。该学派的钢琴家在忠实于音乐作品原创精神的基础上, 努力使自己的演奏艺术能够有二度创作的新鲜感, 从而使该学派钢琴演奏家的音乐才华向更高层次上超越。

二、俄国钢琴演奏学派

俄国钢琴演奏学派最早缘起于几位西欧钢琴家在圣彼得堡的早期教学活动, 而对于传统演奏美学则完全得益于安东·鲁宾斯坦、李斯特、莱舍蒂茨基等人的影响, 他们在钢琴演奏与教学上的理念被深刻地融入到传统的音乐表演美学观念之中。特别是西洛迪把李斯特的钢琴演奏技术精华引进了俄国, 使该学派的发展能够以李斯特的浪漫主义演奏美学为主, 因而避免了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必须经过从古钢琴演以后来者居上, 并且在20世纪取得了快速超越其他钢琴演奏学派的辉煌成就。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有许多国内钢琴家开始大量外流, 致使该学派的钢琴演奏法和钢琴教学法传遍了世界各地。俄国钢琴家在与其他学派钢琴家的交流活动中逐渐改变了传统演奏模式, 特别是随着国际钢琴比赛评价标准的导向, 使俄国钢琴家也开始追求大声快速地演奏, 这就使原本以崇尚歌唱性音色和音质层次分明为特色的俄国钢琴学派, 逐步丧失了传统的演奏美学观念。然而, 该学派那种独特的技术训练模式, 仍然让俄国学派的钢琴家在世界舞台上出尽了风头, 最终使俄国钢琴学派的演奏风格伴随着卓越技巧而得以传承与延续。

三、法国钢琴演奏学派

法国钢琴演奏学派原本是孤立于李斯特学派和莱舍蒂茨基学派之外而自成的学派体系, 它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之初则开始发生了改变, 并且在20世纪中叶使传统“珍珠般”的演奏方法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这除了音乐作品对钢琴演奏家的技术要求日益增长以外,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钢琴学派之间的交流活动。特别是俄国学派使法国钢琴家见识了运用全身力量的演奏方法, 为此, 法国钢琴家桑贡以生理解剖学的视角并参考俄国钢琴教学体系提出了系统化的技术训练方法。法国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作为各学派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 让许多法国钢琴家有机会接触到了各种钢琴学派的演奏方法。随着各钢琴学派之间的不断交流, 促使法国新一代钢琴家改变了传统的手指演奏方式。

四、波兰钢琴演奏学派

波兰钢琴演奏学派也是由李斯特、莱舍蒂茨基打下了学派体系的基础, 并且直接融合了德奥、法国、俄国等钢琴学派的演奏美学元素, 逐渐成为了令人瞩目的钢琴演奏学派。该学派以纯正诠释肖邦钢琴作品而著称于世, 他们在与欧洲同行们的交流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钢琴演奏家不能仅限于演奏本民族的钢琴作品, 而是应该掌握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钢琴作品, 为此, 许多波兰钢琴演奏家开始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大胆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演奏美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