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学派

劳动关系学派（精选10篇）

劳动关系学派 篇1

一、前言

虽然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在曾经的20年里迅速发展, 可是具有创作性的理论、理论的学派这两个被认为是学科的首要代表却始终没有产生。我国的学者说出了很多的主意, ;就如创造拥有中国独特特点的国际关系的理论, 创造中国的学派等等, 可是按照这个规则来比较的话, 到今天依旧没有能够被叫做学派的具有自己创造的理论。理论最中心问题的不足就是造成这些的一个十分要紧的原因。因此现在一定要弄明白理论的核心问题, 才有机会成立被叫做中国学派的具有独自创造性的理论。

二、理论与理论的核心问题

理论是知识、观念、道理依据的体系, 也是系统清醒的认识。对于国际关系这一课程的成立, 主体的理论界有着对理论的两种不一样的看法。一是“硬科学”派, 以为理论一定要有能够检验证明的假设, 一定能够表达明白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强调了理论拥有的事实可以证明的特点;另一个是“软科学”派, 以为理论是一种严密谨慎、互相联系、系统的观念, 强调理论的拥有一定规则的特点。即使这两种看法虽然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却都认为理论是一个包括普遍适应制定的题目, 具有想法的系统。如果理论被看成一个系统, 理论的构建就应该来自一个中心。系统渐渐产生的过程中最开始有的部分, 就应该是系统的核心, 核心产生以后, 经过不断地向外扩展, 系统才能慢慢的完成。按照拉卡托斯的说明:“系统的中心被叫做理论的“硬核”, 硬核是一种理论, 不同于另外一种理论的基本的记号, 是理论精髓的显现。”

理论硬核的产生, 最开始来自理论的中心的问题。波普尔着重说了三个十分要紧的方面:一, “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科学的呈现是根据问题的出现, 科学理论创造的新观点来自于说出新的问题。二, 产生具有自己创造的理论的问题, 有着特殊的环境, 也就是他所说的“问题情境”。问题和它有联系的猜想和假设都或许拥有一般意义, 但是问题的产生或者呈现就要凭借所对应的情形。三, 问题的突出芍药是因为原来的理论和实际现状的不对应的状况。每一种理论都有它自己不能处理的问题, 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 就有机会出现新的理论。在国际有联系的学界, 主要的理论学者采纳并遵守这一规则。

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核心理论问题的缺失

对比英、美两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展的异同, 就能看出国际政治理论的重心问题, 主宰了一个在特殊情况下动作体系的探索过程。假如这种问题满足三个要求, 就会有机会成立具有自己创造的理论。一, 理论的重心问题是非常特别的。它开始于一个特别的动作体系, 在某个特殊的历史进展时段所应对的事实问题, 也是开始在空间、时间上特殊的一个聚集点。二, 理论十分重要的中心问题是拥有学术意思的。这不但是一个特别动作体系对它的详细状况的表达说明, 而且还会升级至国际社会应对的普通的问题。三, 核心问题一定要拥有预测能力, 它不可以仅仅是对历史的大略回想和归纳, 而是应该代表人类进展的要求和向前发展的思想, 适宜整个世界体系进展的方向。我国学者在我国的国际政治探索的问题上, 保持着成立中国学派的思想。可大多数是在思考思想根源、方式对国际政治的感染, 几乎无法认识到核心理论问题十分紧要的意思, 所以出现一个理论的硬核是十分难的, 更别说形成一个中国的学派。

四、建构“中国学派”的路径分析

在成立“中国学派”的进程中, 我们能够模仿西方理论的建设构想法子, 因为他们的理论在学理性这一面还是相当完整的, 有着他们自己严谨的知识结构, 因而在知识的新发现上得到了一定的成绩。从西方理论进展的知识结构来看, 它们组成了两个特点, 一是知识结构在进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探索的主要内容, 就是学科首要探索的内容;二是知识结构的进展把出现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当做路径。就如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言, 美国理论在进展的时候把‘霸权的护持’当做一个重要的中心问题, 环绕着这个问题的重心, 出现了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等十分重要的理论。详细到我们成立“中国学派”的过程中, 只要我们想成立自己的理论学派, 就一定要有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 但是理论问题的重心就是要有对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的事实状态的抽象思想方式。

五、建构“中国学派”应该拥有的学术素养

由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 成立“中国学派”是时代进步的需求, 并且也是对中国进展的理论归纳。成立“中国学派”的进程中, 我们要渐渐地按照事实的进展状况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考虑的方法, 任何事都要按照事实出发, 而且渐渐地从我们的优秀文化的传统中得到精髓。成立“中国学派”是一个系统的规划, 只有得到整个国际关系学人的共同付出才有成功的机会, 在成立的进程中, 要求我们国际关系学的人要拥有一定的学术素质教养, 详细体现在下面几点中:

第一, 在科学进展的历史中, 具有创造的精神是促使学科向前进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并且西方的理论在进化的过程中就是连续创造出新观点的结果。

第二, 连续培育一种学术同一体系的思想。

第三, 应该有一种学科间对比模仿的思想。

六、总结

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最近几年以来做了不少十分有意义的有经验的探索。所以, 我国渐渐地知道关键的问题是和平的进入国际社会。成立“中国学派”的心生渐渐地变强, 而且我们在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为正在和平兴起、拥有五千年的一个大国, 我国的理论独特的改进, 也是对世界的知识宝库的做出了功劳。只要我们把自己发展的实际经验当做考虑的出发点, 把自己的最好的的观点当做考虑的前提, 把探索发达科学的方法当做考虑的依据, 成立“中国学派”的心愿一定可以实现。对核心问题有了自我认识, 我们才会知道理论的目的所在, 这是成立中国学派的一定要具有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布赞, 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73-77.

[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02-430.

[3]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争论 篇2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论战。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针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流派提出了自身的主张和见解。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深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传统。然而,由于国家主义存在着束缚个人自由的弊端,所以,出现了一批与之针锋相对的学者,他们倡导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抗衡,人称奥地利学派。这一思想源头,后来发展为对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新奥地利学派,一批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云集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米塞斯(Ludwig E. von Mises)、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波普尔(Karl Popper)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引领着20世纪的的学术潮流。

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发展观上,是演化的而不是建构的;在认识论上,是经验的而不是唯理的。以波普尔为例,他系统考察了历史决定论,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这种建构理论的对立面,坚定地主张“零星社会工程”。这种社会观,同哈耶克主张的“自发秩序”具有很多相同点。对他们珍视的个人自由而言,因为社会工程是“零星”的和“自发”的,所以,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个人自由才不会被抹杀,人性才有自由伸张的空间。

而国家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则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在发展观上主张建构论,在认识论上主张理性主义。国家主义者大多同黑格尔哲学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认为历史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个人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波普尔语),在实践中,这种认识必然会抹杀个人的作用,极端一点,则必将扼杀个人自由。

管理学中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其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演化主义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管理学领域的继续。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者,主张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演化主义的发展观,他们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主要有以下表现。

认识论方面,经验学派注重企业经理人的管理经验,关注他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行为,认为决定组织绩效的关键在于“组织者”。戴尔对管理者个人的关注,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其全貌,在此不再赘述。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坚信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地推进知识的增长,以归纳法作为增进知识的基本方法,而对演绎法保持足够的警惕。具体说来,就是要学伽利略,而不是学牛顿。要通过像测量大小不同的铁球落地时间那样的琐事扩展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演绎出一个普遍原则后再把它推广到可观测的领域中。学牛顿的危险在于,有了一个宏大的体系,当现实与这个体系不符合时,就会强迫现实向理论屈服,一旦经验不足以满足理论假设,就会向先验靠拢。戴尔在推崇经验比较方法时特别强调,“比较方法并不打算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囊括一切,用少数简要公式解释所有的组织,而至多只是在一些有限的组织问题上得出一般结论”。

然而,这种强调归纳的经验主义方法论,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无情奚落,有人曾经尖刻地讽刺归纳方法说:“一只每天都被喂饱的猪,绝对不可能由此经验归纳出终有一天会被宰杀。”这个批评虽然不雅,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验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经验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缺憾。

与经验主义者相对应的理性主义者,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在管理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发端于古典时期的泰罗和韦伯,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几乎是万能的,是“完全的”。在当代,继承泰罗衣钵的流派为数理学派,其成员多为运筹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管理、组织、计划或决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那么它就能用数学符号和关系来表示。”理性主义学派在管理学的逻辑建构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其中的数学学派尤其热衷于模型构建,将管理完全等同于数理逻辑,只要具备自变量和相应规则,那么因变量就是确定无疑的,管理者个人的直觉和个人的情感在管理中没有价值,进一步推论就是管理者的功能类似于计算机,并且可以被计算机所替代。西蒙开创的决策理论学派修正了数理学派的绝对化偏差,针对古典管理者的“完全理性”观,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重视研究管理中的“非逻辑因素”。然而,西蒙仍然试图尽可能扩大理性的领地,并且“严重倾向于模型构造和数学”。这种理性扩大化的倾向,有可能会导致忽视管理者、组织成员个人的直觉和经验,过于关注决策程序和决策条件。

发展观方面,经验学派坚持演化主义。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认为,社会发展是“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同样,戴尔主张,管理学理论也是来源于经理人的实际管理行为,即针对不规范、不成文、不正式的经验,通过运用一定的方法,总结出在特定环境下成功者的共同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虽然可能不如建构主义者的原则符合逻辑,可能没有美感,但却更加切中实际,有利于解决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戴尔在《伟大的组织者》中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得出的管理理论,虽然“不会立即建立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但也许可以建立起当前有用而最终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某些部分”。

在管理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管理过程学派,既不同于经验学派,又不同于数理学派。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采取的是明显的建构主义方法,与后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特别注重现实经验总结而反对纯粹数理分析。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创立的宏观管理学体系,立足于自己几十年的管理经验,而其构建理论的做法则显然属于建构主义。这个学派发展到二战之后,建构色彩日益浓厚,经验色彩逐渐变淡。由此,管理过程学派在体系日益完善和精微化的同时,也与经理人的管理实际渐行渐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验学派否定普遍主义、否定建构主义的做法,貌似偏激,实属必要。在学术上,没有偏激则没有深刻。经验学派面对其他学派的不妥协态度,有力地校正着数理学派的“机械化”偏失,打挫着过程学派的普适化扩张,使这些学派不得不正视来自经验学派的挑战而收敛自己的理论阵地,使其更为切合实际。而数理学派和过程学派对经验学派的反驳,也在时时提醒着经验归纳的局限,促使经验学派发展出带有一定普适性的准则。

经验学派在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代表争论的双方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真正有价值的争论,会促进学派之间的互相吸收融合。戴尔同管理过程学派虽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过程学派的经验总结成分,他是服膺并且接受的。所以,戴尔在他的著作中对法约尔以后的过程学派第二三代学者大加鞭挞,但对法约尔本人则很少批评,原因无他,概出于对经验总结的尊重。更有意思的是,戴尔对于管理有无普遍性问题可以和过程学派的厄威克在文章中针尖对麦芒,但不妨碍他们两个人在运用比较法研究管理经验中的密切合作。两人合写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就是一个例证。反过来,经验学派对过程学派的批评,促使着过程学派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开始把宏观管理学体系视做一个开放系统,并且日益重视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所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演化主义与建构主义,双方并非不兼容,相反,双方的有效融合,形成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必要的张力”,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般认为,管理学诞生于泰罗时期的科学管理运动,正因为泰罗把管理由经验变为了科学,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管理者,大都是工程师出身,这其中包括泰罗、法约尔、皮埃尔·杜邦、斯隆等人,在某种意义上,工程师教育训练了他们的逻辑理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恰恰满足了当时大型工商企业组织对管理进行系统化的现实需要。

工程师的专业训练,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有序化、合理化,使之符合“科学”的标准。既然管理是科学,那么就有自身的体系和结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法约尔构建了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法约尔对管理学体系的建构,显然并不排斥经验,或者说,法约尔坚持的是经验建构主义,这就为后来该体系的完善预留了空间。同法约尔的经验建构主义不同,马克斯·韦伯的体系显然是理性建构主义的,这种理论由于坚持“工具理性”,而容易演变为日益封闭的系统。

在管理学诞生时期,建构主义发展观,有利于管理学体系的及时建立,从而建立该学科的理论基础,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时至今天,古典管理时期建构起来的管理学学科体系(无论是法约尔的体系还是韦伯的官僚制)尚未被完全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后人所做的只是对法约尔、韦伯等人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如果说建构主义者一开始就追求建立宏伟的管理学大厦,那么反建构主义者追求的则是一点一滴的改进和完善。反建构主义同经验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就是柏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重视一个社会的宗教和传统,反对激烈的变革。

由于反建构主义者往往只关注经验,反对盲目“推广”经验,所以,就有可能囿于经验而在知识领域难以迅速打开局面,创立新体系。与之相对应,建构主义由于往往片面相信人的理性,而将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的传统和习俗丢弃,所以往往导致建立的理论成为“想象之知”,而不能成为和现实紧密联系的“熟知之知”。因之,反建构主义的贡献不在于自身的理论体系,因为反建构主义者本身就反对逻辑体系的构建。相反,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建构主义的有力矫正。建构主义同反建构主义,恰好构成理论发展中相反相成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局面。正因为有了反建构主义(包括戴尔代表的经验学派)的批判,管理学才逐渐矫正了过于理论化的倾向;同样,正因为有了建构主义(包括经验理性的建构主义和数理逻辑的建构主义),管理学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

正如孔茨所言,管理学各学派犹如一个理论的“丛林”,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关注侧重点以至研究结论,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如果将认识论和发展观分别作为纵横坐标轴,那么就可以大致勾画出如下的二维坐标系,各个主要学派在这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大致如上图。

劳动关系学派 篇3

(一) 水与钻石悖论是古典经济学上的经典案例

水与钻石悖论, 又称价值悖论, 为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案例, 虽然此问题并非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最早提出, 但正是他提出后, 此悖论成为经济学界的一段公案。斯密在书中说到:“没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换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很少的东西就可以换到水。相反, 钻石没有什么用处, 但可以用它换来大量的货品”。 (1)

具体到水与钻石悖论上, 按照斯密的理论, 水对人的意义是举足轻重的, 人的生命都依靠水来维持, 而反观钻石, 则属于奢侈品, 人离开钻石一样能很好生活, 并非必备品, 因此说钻石基本没有什么用处。然而现实情况是, 水的“价值”很低, 有些地方甚至是免费的, 而钻石的“价值”非常高, 有些甚至价值连城。可见斯密概念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应对某一物品上, 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即有很高使用价值的一些物品没有或仅有很低的交换价值, 而有很高交换价值的一些物品可能几乎没有什么使用价值。这一矛盾,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来看, 困扰了边际效用学派兴起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长达百年之久。

(二) 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解答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 斯密和李嘉图都用了劳动价值论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 即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生产耗费的劳动量。其中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 将商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劳动不能大规模增加其数量的商品, 另一类是劳动可以无限增加其数量的商品。他认为前类商品“有罕见的雕像和图画, 稀有的书籍和古钱, 以及只能在数量极为有限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所酿制的特殊葡萄酒等, 这类商品的价值单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 只随希望得到它们的人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 (2) 可见李嘉图也间接为水与钻石悖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即钻石由很强的稀少性, 追逐的人多了, 因此价值也就上升了, 并非完全由生产钻石的劳动量来决定。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此解答仍然不太满意, 他们不知道为何会出现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重分离, 认为仅仅用稀少性不能很好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 即“是因为人们潜入水中费力将珍珠取出, 所以珍珠才有价值 (即交换价值取决于人劳动) , 还是因为珍珠有价值, 人们才潜入水中寻找珍珠? (即交换价值取决于其对人类的效用的满足) ”。

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反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学说, 他认为价格也即价值, 取决于供求本身, 而不是劳动量。水和钻石交换价值的巨大差异也即是其各自供求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当然, 萨伊的解答也没有令后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感到满意, 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也同样如此, 直到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三) 边际效用学派对此问题的解答

在当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 对边际革命十分推崇, 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他们认为边际效用学派很好的解决了水和钻石悖论, 使得百年的古典经济学悖论得以化解。

边际学派中, 无论是以重视心理分析方法来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门格尔和庞巴维克, 还是以数学方法进行论证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和瑞士洛桑学派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帕累托, 他们虽然所用的方法不同, 然其边际分析的本质是不变的。他们认为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购买最后一单位该产品所产生的效用, 即最后单位的效用决定产品的价值和价格。

回到水和钻石悖论的问题本身来说, 边际学派认为水的价值取决于人们消费最后单位的水的价值, 也即边际价值。水无疑有很大的总效用, 人类离开水将无法生存, 然而水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拥有量是很大的, 而维持人生存的必要需水量是有限的, 因此人们在满足必要用水后, 还有很多多余的水量, 可以满足人类次一点的需求, 如牲畜饮水和农田灌溉, 如果还有多余水量, 则可以满足人类再次要的需求, 如洗菜做饭, 冲洗衣物等等, 如果还有富余的水, 将会满足人类更次要的需求, 如游泳池, 人工喷泉等等, 以此类推, 如果该地区的水量足够大, 则使得人类的需求得以满足到饱和状态。在此情况下, 人们消费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为零, 那么水的价值或价格也将为零。反观钻石, 钻石又称金刚石, 在地球上十分稀少, 南非一钻石矿的开采报告称, 每吨原矿中平均只能开采到不到一克拉的钻石, 其数量远非水可以比拟, 导致了人们消费钻石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非常大, 因此钻石的价值或价格十分昂贵。如果改变条件, 比如说处于沙漠这样的极端情况下, 几乎没有水源, 因此身上仅携带的一瓶水的效用将会非常大, 因为其仅仅只能满足生存的需要, 根本不可能去想什么灌溉农作物, 洗菜做饭, 冲洗脏物等等其他次要用途, 因此, 在此极端情况下, 人们消费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将会非常巨大, 远远大于钻石的效用, 这一类极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因此, 边际学派自认为其给出了古典经济学水和钻石悖论的最终解答。这一边际分析方法随即被广泛运用在经济分析中, 被不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开创了经济学说史的新局面, 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 经济学自有了广泛的边际分析法后, 从此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

(四) 当代部分经济学者对边际学派解释的批评

对某一经济学派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批评自古有之, 如同劳动价值论一样, 以边际分析法来解释水和钻石悖论, 并非得到了所有经济学者的赞同。

当今一些学者认为斯密的这一所谓悖论完全是自找的麻烦, 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悖论。他们认为, 首先, 边际学派把计量单位不同之物等量齐观, 用所谓的消费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来偷换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水的计量体积单位是毫升, 升, 立方米, 同样也有计量水质量的, 如千克, 吨等;而钻石的计量单位仅限于毫克, 克, 克拉等重量单位, 一般较少以体积来计量。这里就需要明确, 消费最后一单位水, 单位是什么, 用什么来统一, 可以假定都是一克的水和一克的钻石, 自然在一般情况下, 一克钻石远远昂贵于一克水, 但是, 如果消费最后一单位水不是克, 而是千万吨呢?要知道地球上水的总质量是钻石的总质量所无法比拟的, 那也就不见得一千万吨的水会比一克拉的钻石价格便宜了。其次, 斯密把使用价值赋予了一个无交换价值的自然物品。虽然说由于环境污染, 当下很多自然水已无法直接饮用, 但在斯密当时, 工业并不发达, 水源污染少, 可以说水对于人类得需求而言是充分饱和的。而钻石虽然偶尔能在露天拾到, 然最主要获取钻石的途径依然是大规模开矿, 故而两者的对比是十分困难的。

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理解该悖论的内涵

(一) 价格不是价值, 生产费用论也并不构成价值本身

在当下西方主流经济学中, 价值 (VALUE) 和价格 (PRICE) 并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的明确概念区分。实际上,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市场价格是解释价值最好的工具, 即因该商品市场价格高, 故而价值也高, 同理价值高的商品必然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下, 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服务市场, 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 无论是租金市场还是智慧市场 (包含企业家才能与创新才能) , 皆能实现稳定且均衡的价格和数量, 因此, 这一价格也好, 价值也罢, 即为完美市场经济下的一般均衡价格。对此一般均衡价格, 绝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这就是内在完美的价值。

而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价值和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价格是对现实运行的经济或抽象经济中商品的交换比率, 在长期稳定下, 市场价格表现为市场均衡价格。而价值是解释市场均衡价格为何会是这一价格的, 这不是简单的同义重复, 而是对所以然的解释。即为何市场上不同商品的价格会不同, 价格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因此, 不能以市场本身来解释不同商品价格的不同。以人经济活动为依托的商品价值的本质, 只能由人的劳动来解释, 是人类辛勤的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本质。

(二) 计量不同的商品何以有一样的计价体系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不同的商品之间很难统一单位, 也即很难比较出每单位的边际效用的大小, 似乎这一点能构成对边际学派攻击的重伤。

然而, 情况并非如此。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 自来水也罢, 瓶装矿泉水也好, 都是人们天天必备的生活必需品, 离开了就几乎不可能生存, 而钻石属于奢侈品, 能用钻石作为装饰品的人十分稀少, 拥有哪怕是几克拉钻石, 皆被认为是拥有较大财富, 属于上流阶层的一个标志。因此, 水和钻石不能因为计量方法的不同就武断下此结论。如果单位不同不可比较, 那么几乎任何两个商品皆难以比较了, 甚至是面包和蛋糕这样非常相近的商品。可见, 说“不见得一千万吨的水会比一克拉的钻石便宜了”, 这无疑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在当今社会中, 特别是城镇中, 水皆有其市场标价, 当然钻石无疑有其市场标价了, 在中国, 一般居民消费一年的自来水用量, 不过千元, 而这远不及购买一克拉钻石的花费, 且每个居民皆对自来水的消费比较随便而对够买钻石却十分谨慎, 非高收入者不能买。请问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何以忽视这一明显的社会经济现实?如果以各自商品的计量单位不同, 所以价值就不可比, 那么市场经济下的广泛价格体系还有何意义?

(三) 正确理解该悖论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 水和钻石的悖论, 意义重大。其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人类改造自己的客观世界的重大意义, 以及经济交换所具有的重要特点。

水诚然是人类最重要的物品, 然而并不一定构成商品的必要条件, 只是在当下社会, 人们逐渐在大城市居住,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水质污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因此才出现自来水厂与水质净化设施等等。这里就涉及到最关键的一点, 即价值由什么来衡量, 这么多种类的不同商品的本质是什么。商品固然有效用, 不是商品的东西, 对很多对人也是有效用的。比如最常见的, 含有氧气的空气, 对于每个人而言, 空气和水都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水已经成为了商品, 但绝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还不是商品。当然, 空气商品的例子也是有的, 在日本的超市中, 有富士山附近的新鲜空气出售, 该商品满足客人需求的出发点在于, 当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新鲜空气成为了大城市生活之人所无法就地获得的物品, 因此, 特殊的富士山空气出售到大城市就有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可能, 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意义下, 空气也成为了一种商品。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使用价值是物品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客观属性, 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的物品, 不一定有价值, 价值的产生源于劳动, 劳动是物品能成为商品的最关键因素。同时, 价值与商品也依托于市场经济。在原始的物物交换下, 交换比例取决于交换者劳动量和劳动强度, 但在资本出现后的资本社会, 各方所有权者皆参与总价值的分配, 但价值在各所有者中的分配并不能说明价值的本源就不是唯一由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因此该悖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 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价值的内涵与外延, 反击以主观效用和客观生产费用论来决定价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确解释价值规律和其所依托的市场经济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该悖论的有效解释

(一) 水与钻石的使用价值与价值

水诚然有对人类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水对于人类而言固然是有使用价值的, 即能满足人类的需要。钻石对于人类而言, 同样是有使用价值的, 斯密所谓的对人类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的说法, 笔者认为仅仅只是对于人类的生理必备需求而言的, 诚然钻石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是可有可无的, 然而不能说钻石就没有使用价值, 钻石不仅可以作为装饰品与奢侈消费品, 在工业化发达的今天, 由于钻石的坚硬性质, 其还能作为非常好的钻探探头, 不仅钻探力量大, 且耐磨不易损, 这也是钻石使用价值的表现。笔者认为以武断的方式判断水和钻石的使用价值谁大谁小, 是不妥的, 他们都是对于人类而言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正如古语所谓, 尺有所长, 寸有所短, 绝非如斯密所言的“钻石没有什么用处”。

价值是以市场交换为前提的, 而价值的本质在于商品中所凝结的无差别人类劳动, 故而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水的价值和钻石的价值。

先看水的价值。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用于交换的商品。那时水质没有污染, 水源也是干净的, 可以直接饮用。其劳动仅限于取水的劳动, 各家各户取水的劳动也没有用于劳务交换, 可以说属于个人劳动, 并非社会劳动, 水这种东西在当时几乎只有使用价值而无市场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与价值。主要的变化是在社会进入了工业化发展时期和城市化发展时期, 由于工业的污水排放, 水质和水源皆出现了污染, 直接取的水无法满足人类的正常生理需要, 因此才产生了自来水厂及其中的净化水措施, 乃至于修筑水库与引水渠工程。因此水的这一商品化趋势更明显地发生在中大城镇中, 而在偏远且水源丰富的农村, 只要水源没有受到工业或其他污染, 水都不是商品, 皆不存在价值。在城市, 水虽然成为了商品, 但自来水公司的供水效率比较高, 净化自来水与处理污水的能力也非常强大, 辅之于当下桶装饮用水的产业化生产, 效率进一步提高。对于民众而言, 生产水的效率非常高, 注定了即使水成为了商品, 几乎人人都可以消费。极端情况下, 比如在沙漠上或因严重污染而无干净水源的地方, 水的价格非常昂贵, 水的昂贵并非是缺水的缘故, 一定是生产干净饮用水的效率非常低下的原因。正如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谭立东先生所说的那样, 在沙漠地区, 实际不是完全没有水的, 甚至很多沙漠地区反而有十分丰富的地下水, 但在沙漠, 取水的效率很低, 因此水的价值非常高。如果在沙漠里如果可以发明大规模的取水设备时, 可以预见, 水的价值会大幅度下降。

(总第462期) Times那么现在来看钻石的价值, 钻石作为一种稀有结晶体, 在地球上分布十分稀少, 开采难度更是十分巨大。从最初的地质勘探到最后的进入消费者环节, 钻石产业有六大环节, 即勘探、开采、分选、加工、分级、销售。勘探是寻找可供开采, 钻石矿丰富的原矿;开采即为开采原石;分选即对开采出的原石进行分类筛选;加工即对筛选出来的钻石进行打磨加工;分级即对加工好的钻石, 根据其品相进行分级定价;最后进入市场的销售环节。根据业内人士推断, 一吨钻石原矿也无法提炼出一克拉的钻石, 而生产一克拉的钻石需要经过200多万劳动者的辛苦劳动, 可见因其所蕴含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十分繁重, 且该产业链的难度大, 生产效率也低, 因此其价值非常昂贵。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钻石的生产效率一直难以提升。今天的钻石主产地南非, 即使采用了最先进的挖掘开采与分选机械其效率依然不高。此外钻石不仅有奢侈品的特征, 还是很重要的工业品, 随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钻探的需求日益增大, 钻石作为最佳钻头的材料无法满足人类对钻头的广泛需求, 随之产生了各种钻石替代品, 部分替代品甚至成为了比钻石价格略微低的奢侈品, 比如合成碳硅石与瑞士钻石。

(二) 边际效用学派与马歇尔解释解释的严重错误

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说史上第二次综合的完成者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 关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论述如下:“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 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用货币表示它们的价值, 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 (3) 这一论述已经表明马歇尔将价格与价值相混淆。随后, 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决定于供给与需求, 即他所言的“一把剪刀的两个刀锋”。其需求理论正是建立在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的, 而其供给理论, 是建立在生产费用理论的。

实际上, 边际效用学派对该悖论的解释也是边际效用论与生产费用论的结合, 只是边际学派将供给一方尽量简化, 仅仅简化为水的供给量大, 钻石的供给量小, 而突出需求一方, 而马歇尔用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论解释了供给一方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仅此而已。因此, 两者对该问题解释的本质是一致的。

边际学派也好, 马歇尔也罢, 回避价值的本质, 以市场自证市场, 又将市场的地位近乎神话, 将经济学引入一种主观决定论与市场存在即有效正确之论。边际效用说掩盖了价值决定的本质, 虽然说以边际效用说解释价值有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意识形态的因素, 然而这一影响却使得自边际学派兴起后的西方主流基础理论经济学, 特别是价值论, 长期停留在130年前的老认识上。

边际学派所描述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客观存在于消费者的选择和心理感受上的, 人们购买的某种商品不会过度, 更不会不惜超过饱和状态;社会上钱相对少的穷人必然将钱用在维持其生存最重要的基本方面, 随着工资的增加, 工人才能逐步实现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直到较高的工资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然而, 主观的边际效用论并非是市场上商品价值的源泉, 主观有很强的随意性、盲目性和趋从性, 主观评价也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干扰。此外, 边际学派声称的饱和状态, 即一个人有钱到所有商品皆能到其边际效用为零的程度, 即为人类的终极美好状态, 但是130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的是, 社会无论贫富, 不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达到总效用的饱和状态, 反而是不幸福之感越发强烈。可以说人类存在边际效用理论所描述的现象,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价值就由其来决定。

四、结束语

自1870年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来算, 至今过去130多年时间了, 这一所谓价值悖论的“边际佳话”也成为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案例。然而时至今日, 对这一经典案例的解释依然停留在漏洞百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共证价值上, 这无疑是一种以市场自证市场的循环论证,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自边际学派后的130多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而言, 任何一家学说决不能不拜边际效用学派这个码头。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部分也以此为基础, 宏观经济学部分, 无论是新旧凯恩斯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 皆有边际效用和边际分析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模式。由于边际分析法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 使得很多其他十分有潜力又深刻的经济分析法无法施展自己应该有的空间, 如分工理论和再生产理论。笔者对于经济学界视边际效用论为唯一价值依据, 分析分析发为最主要分析手段的现实状况表示惋惜。

反观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其严格区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 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生产的社会条件, 很好的解释清楚了水和钻石悖论的内涵与外延, 以此强有力反击了边际效用价值说的主管先验与随意性, 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排斥, 使得其不顾边际效用理论的严重问题, 执意坚持这样的观点。

水和钻石争议以边际效用说的“解决”后, 理论经济学在思想空间上不是更开阔, 而是更狭窄, 其分析工具不是更多样, 而是更单调, 近六十年来, 经济学的创新也仅仅主要集中在应用经济学的层面上, 理论经济学的创新陷于枯竭, 让人感到非常的痛惜。笔者真诚希望有志于学习研究经济学的同仁们, 能进一步打开自己的思维空间, 以更远的角度和更高的深度来理解经济学, 开创一条理论经济学分析方法, 思维模式的新思路, 发扬如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和再生产理论这些古典经济学的闪光篇章。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4页

(2)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8页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1页

[1] (奥)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 商务印书馆, 1964

[2]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 (美) 斯坦利L.布鲁著《经济思想史》,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劳动关系学派 篇4

一、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的理论基础比较

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在犯罪观和刑罚观等方面之所以存在重大差异，根源在于两大学派的理论基础不同。若不对这一根源进行探究，对于其他问题的探讨也不具有理论意义。两大学派的理论基础在以下几个方面差别较大：

首先，两大学派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论不同。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受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潮影响，西方的法律概念学说基本上处于哲学化时期，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就是在这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随后实证主义的思潮使整个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人们对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进行反思，并将实证的方法引入刑法学、犯罪学的研究中，可以说，刑事实证学派完成了有思辨方法到实证方法的转变。

其次，两大学派对于“人”的假设不同。刑事古典学派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该派主张人有从理性出发明白社会中的是非善恶、徒善远恶，，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社会规范和社会道义，即理性人的假设；近代学派认为理性人假设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虚构的神话，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生理、心理等个人和社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是根据社会实践经验、内心体验和个人偏好出发的经验人。

再次，两大学派的价值观不同。刑事古典学派认为，意志自由、理性是人性的基础，因此，人任何时候都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主要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由此形成了刑事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世界观。而近代学派由于否定人的意志自由，重点关注的是具有反社会人格的犯罪人对社会的严重威胁，自然而然地将保护的重点放在被犯罪所侵害的社会上。

最后，两大学派对于刑法的评价对象的认定不同。刑事古典学派基于客观主义立场，认为每个罪犯都是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犯罪行为是由其主观意思发动的，因此，行为和结果形成的社会危害性应成为刑法评价的对象。而刑事实证学派基于主观主义立场，认为犯罪是行为性格中反社会性的征表，行为人的内在个性是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行为人本身应成为刑法的对象。该派著名学者李斯特提出了“应受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这一著名论断。

二、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犯罪观之比较

第一，犯罪原因上的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差异。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只要达到一定年龄且精神、智力正常的人都有自由意志，犯罪是具有自由意志和辨别是非善恶能力的人，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衡量利害得失的基础上自我选择的结果。如康德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具有意志的有理性的东西都是自由的，并且依从自由观念而行动。”新派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意志，认为自由意志是人们内心的幻想。菲利指出：“我们不能承认自由意志。因为如果自由意志仅为我们内心存在的幻想，则并非人类心里存在的实际功能。”人的任何行为均系人格与人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犯罪人犯罪绝非出于自愿，犯罪是由行为人的性格和环境所生的必然的现象。

第二，犯罪分类上的行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的差异。由于刑事古典学派关注的焦点是犯罪行为、刑罚与已然之罪，不重视对犯罪人的考察，所以，刑事古典学派对犯罪的分类基本上是立足于犯罪行为的特征或者犯罪所侵犯的客体类型。近代学派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对活生生的犯罪人的研究，所以其对犯罪的分类立足于犯罪人的特征，或者说，新派所关注的是罪犯的分类而非犯罪的分类。

第三，犯罪对策上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差异。刑事古典学派中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甚少提及犯罪对策问题，在他们看来，犯罪不过是理性人的自由选择因此,刑罚只是对犯罪的报应，除此之外不应当追求任何目的。而刑事古典学派中的贝卡利亚、边沁、费尔巴哈等人则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刑罚应当追求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预防犯罪。总的来说，旧派在犯罪对策问题上主张以刑罚为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的一般预防主义。而新派在犯罪对策问题上主张社会防卫论和特殊预防主义

三、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刑罚观之比较

第一，两大学派在刑罚根据上的对立十分明显。刑事古典学派分为报应论和功利论两大阵营。报应论者认为，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在于报应的正义性，而功利论者则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报应论者认为，只有事先明文规定什么是犯罪以及犯罪所受的刑罚，依法进行定罪和适用刑罚才是正当的；而功利论者认为，只有做到了罪刑法定，才具有防止犯罪的前提。报应论者认为只有对刑之以外的行为及其损害结果予以追究，才是公正的；而功利论者则认为，只有刑之以外的行为及其结果有可能造成损害，才有预防的必要。

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具有防卫社会的目的，应当针对行为者的反社会性格或人身危险性大小而科处各种防卫处分，以达社会防卫的目的。龙勃罗棱指出：“犯罪是必然的，社会根治犯罪亦为必要，而惩治犯罪不再对社会作恶，亦为必要。只有这样，刑罚才有功利可言，并断言除自然的必要与自卫的权利以外，刑罚再无别的根据。野兽食人，不必问其是否生性使然。所以，只要看见野兽吃人，就可以将其毙之。禁锢疯人，亦同此自卫原则。刑罚必从自卫立论，方无可反对之余地。”?菲利指出：“我们坚信，科学真理的成就将把刑事司法变成一种自然功能，用以保护社会免受犯罪这种疾病的侵害，铲除所有今天尚存在的复仇、憎恶和惩罚等未开化时代的遗痕。”李斯特也认为刑罚不是对犯罪行为的事后报复，也不是对他人的恐吓，而是对那些危险状态的体现者采取的预防措施。

第二，两大学派对于刑罚的机能的认识不同。刑事古典学派基于一般预防的立场，认为刑罚的作用主要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有效运行，刑罚对于罪犯的作用主要是威吓，刑罚是对犯罪的要价。费尔巴哈基于心理强制说认为，在法律中规定刑罚的目的，在于警告可能成为犯罪者的社会上的人不要实施犯罪行为。即通过制定刑法,确立对犯罪人实施刑罚处罚的一般原则，对一般人加以心理的强制，使之不敢实施犯罪。同时，为了防止犯罪，必须对犯罪科处刑罚，使犯人知道刑罚所加的痛苦比由于停止犯罪所产生的不快感更大。因此，刑事古典学派的一般预防主义如果被过分张扬，则有趋于严峻刑罚的势头。

回看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19世纪中叶后，它们在刑法学理论上互相对峙，互比雄长，但从刑法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与其说两派是对峙的关系，不如说两派是继承的关系，即新派是对旧派的继承、阐扬和突破。试想，如果没有旧派在刑法学理论上的奠基性和建构性工作，何来新派对旧派的批判与反动？如果没有旧派的深拒固守甚至片面偏执，又何来新派的猛攻猛打与纵深发展？二者在学术的关系上是一种继承、超越的关系。两派的片面与固守并不妨碍刑法学的进步与繁荣，这种互补的片面正是西方刑法学长盛不衰的真实原因！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德】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意】菲利著.实证派犯罪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3}刘麒生译.郎伯罗梭氏犯罪学［M］，商务印书馆，1938

劳动关系学派 篇5

关键词：描写语言学,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差异

自20世纪以来, 对语言各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新的语言学流派涌现出来, 相应地也形成了一系列的语言学理论。这个时期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等。其中, 结构主义又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本文主要是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着手, 对该学派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与布拉格和伦敦学派之间的差异做一个必要的论述。

1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描写语言学, 也被称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是上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占主要地位的一个语言学流派。这一流派的创立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印第安语土著语言的一项长期调查。当时人们发现, 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正在迅速消亡, 应该让语言学家在这些语言消失之前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系统地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便促成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诞生。

在对印第安语的长期研究和调查中, 语言学家萨丕尔和鲍阿斯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先驱。鲍阿斯, 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创始人, 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的专门教育, 也正是得益于这一点, 他才没有受到欧洲语言学传统的束缚。他提出, 描写一种语言应该根据它自己的结构, 而不是其他语言的结构和框架。语言学家应该从被调查的语言事实出发去看待自己调查的对象, 要对语言做客观的描写。鲍阿斯大胆主张重新探讨描写语言的新方法, 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共同编写了《美州印第安语手册》, 在这本书中, 鲍阿斯描绘了描写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本书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也是鲍阿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萨丕尔则在实践中特别注意对语言结构的描写, 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详细论述了语言的定义、成分、语法过程和结构分类, 探索了语言的历史演变、语言与文化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等。

随后,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提出了语言的“刺激——反应”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等概念, 以及直接成分分析法等等, 最终奠定了他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的地位。《语言论》一书的出版发行也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此后, 一大批美国语言学家, 如哈里斯和霍凯特等, 对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最终使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除了时代背景的需求以外, 这一学派的产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就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 它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和语言的分析方法上, 都为描写语言学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2 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差异

2.1 产生背景

1926年, 捷克的语言学家马泰休斯号召了一批在语言研究上志同道合的学者,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成立了一个语言学会, 并在1952 年以地址命名该学会, 称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捷克语言学家, 以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为代表, 主要受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一支是俄罗斯语言学家, 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为代表, 受俄罗斯语言学的影响。因此, 布拉格学派是一群有着共同思想的学者带着目的, 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

与布拉格学派相比,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创立则是由一定的外界偶然性因素催生出来的。正如在描写语言学形成背景中所提到的那样,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来源于19 世纪末美国的描写人类学。欧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陆以后, 当地土著居民被迫到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生活, 土著人口急剧减少, 他们的语言文化也就可能逐渐消亡。为了保留这些快要消亡的语言和文化, 人类学家开始记录原始土著居民的语言。描写语言学就是从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生长发育起来的。因此, 虽说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实践基础, 但它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 其产生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2.2 发展方式

布拉格学派是语言学家自发地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语言学会, 所以其发展形式也有很强的系统性, 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主要是在美国语言学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成立了以布龙菲尔德为发起人的“美国语言学会”, 但是该学会是由美国各流派的语言学家共同组成的, 并不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专门学会。事实上,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学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师生授受关系, 前代学者对后代学者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无意识的。但是, 后来的很多语言学研究者都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力要甚于布拉格学派。

2.3 学派思想

两个学派虽然都属于结构主义学派, 但是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布拉格学派在用结构分析语言的同时, 十分重视语言的功能, 所以布拉格语言学派, 也被称为功能学派。而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也就少不了对语义的重视, 例如, 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的音位学研究。音位是能够分辨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与研究语音自然属性的语音学相比, 音位学研究的是语音的社会属性。此外, 布拉格学派还认为, 应该以语言功能作为主要依据, 来描写语言的特点、确定和划分语言的类别与结构、解释语言的变化规律等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则主张从形式的角度研究语言, 不注重语言的语义和功能。虽然, 美国描写语言学在语言形式描写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 描写语言学者过于强调客观性、经验性和可验证性, 把意义置于不适当的次要地位, 不涉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也否定语义在句法描写中的作用。

3 伦敦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差异

3.1 产生背景

美国描写语言学是人类学家为了记录即将消失的印地安土著语言而产生的, 因此有着客观性、实用性和科学性等特点, 遵从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而伦敦语言学家的研究则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英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的语言与文化, 研究目的是让语言在新的文明条件下成为有效的交际工具。

3.2 研究方法

伦敦学派的句法研究通常被称为系统语法, 主张把非语言因素纳入语言研究, 对语境进行分类并分析其构成, 它的特点是注意选择关系, 根据语言的内部规则和语言所在的社会因素, 来选择词句和说话方式。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具有普遍性的, 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也就是说, 他们更重视语言的共性研究。他们注重语言本身的描写, 注重形式的分析, 强调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 以布龙菲尔德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为代表。

3.3 学派思想

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 弗斯, 对语义学的定义就完全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 他认为语义学是对出现在典型语言环境中的话语进行分类的问题。这或多或少是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言环境观点的影响。总之, 他们非常重视语义, 而且主张语义不仅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还应包括语境的意义。伦敦学派以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研究重点, 主张从社会角度去考察语言, 并首次把语义纳入语境中进行研究, 这对语用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些主张与纯结构主义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具有根本区别, 这种区别类似于描写语言学与布拉格学派的思想差异。

4 结论

通过以上对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产生和发展历程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以其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 20世纪的语言学都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们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是, 与其他两个学派——布拉格学派与伦敦学派对比,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产生背景、发展方式、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学派思想等仍有所不同。一方面, 美国描写语言学在某些语言分析的问题上更加客观, 更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 就理论上而言, 美国描写语言学过分重视形式, 而轻视了语言的意义, 同样显示出了其片面性。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即它们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之, 我们应该全面地、公正地评价美国描写语言学, 去粗取精, 力争推动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平.句法分析: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到转換生成语法学派[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 (4) :1.

[2]陈平.描写与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 1 (987) :1.

[3]陈霞.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与伦敦学派的比较[J].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4 (6) :26-29.

[4]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5]郝根, 左英.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评价[J].语言学资料, 1963.

[6]林芸, 雷卿.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伦敦语言学派比较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2 (9) :57-60.

[7]唐菊媛.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比较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 2013 (48) :136-137.

[8]吴琦.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伦敦语言学派之比较分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8 (9) :54.

[9]熊兵.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回顾与反思[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8) :50-53.

学统·学派·师承 篇6

令人欣喜的是，在屈辱自卑、急功近利心态下步趋西方教育学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自主创造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自信。不仅如此，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其规模之庞大、问题之复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上任何国度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教育学者纵横驰骋、大展雄风，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必奢谈什么理论创新，即便能全面、有效而深刻地呈现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状态，就已经不仅是对于中国，也是对于世界教育学术的伟大贡献。

只是，学派的造就不能仅凭勇气和自信，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学统”和“师承”是形成“学派”的必要前提。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复杂：继往方能开来，返本始可开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学统、学派和师承的关联尤为密切。可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是从中断古代学术传统开始的，它一面不断移植花样翻新的外来理论，一面又不断地从事否定和自我否定。从赫尔巴特教育学到实用主义教育学再到凯洛夫教育学，这段不断输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当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教育理论分别被贴上“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之后，教育和理论的“创造”就只能以荒漠化了的文化流沙为基础了。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和教育学，不得不来一次新的“彻底否定”，从“恢复”(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学)和新一轮的“引进”(先是引进前苏联教育学，很快又以美国教育学取而代之)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教育学也逐步走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日益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本士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传统”等既相互歧异又彼此呼应的流行话语为代表，中国的教育学者似乎已开始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只有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呈现之时，方可产生。然而，在中国教育现实之中、在中国教育学者灵魂深处，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悖论：“理论是外国的，现实(或历史)却是中国的”(叶澜先生语，或简捷地称之为“中话西说”);“大学里讲的是进步主义，中小学课堂里奉行的却是赫尔巴特主义”(陈信泰先生语);“‘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各行其是”(笔者谬见，‘长袍马褂’喻指种种复归传统的努力，‘西服革履’喻指一切与世界最新教育理论接轨的冲动)……在这一深刻的文化(也是精神)分裂之中，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在文化迷宫之中左冲右突、找寻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也是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她既造就了众多的学术人才，也创作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相对较长，研究阵容比较强大，拥有教育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外教育史研究发展均衡，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大学史、学术史、蒙学史等)有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视建构本土理论，学缘结构比较多元，学术影响力、辐射力强，涌现出了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果说建立中国教育学派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要履行好这一学术责任，需要我们具有文化承担意识：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方向感。其中，尊重学统和重视师承又是最基本的。学统是承载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知识统系，它通过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来凝聚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价值理想。例如，以孔子为宗师、以六艺(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之道为根本价值追求，就既是儒学的道统，也是儒学的学统。学派则是学统的分化形式，我们既可以在时间之维上把儒学分成原始儒学、汉儒、宋明儒、清儒和现代新儒家，也可以在空间之维上把汉儒分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把宋儒分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以分化形式出现的儒学流派，在同宗孔子、六经和仁义之道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学统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载体，既是知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是知识、思维和价值的有机统一体，是孕育学派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离开了学统的承续，学术研究将丧失其重要的文化源泉，学派的造就自然也是空话。

中国现代学术所以会中断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把学术视为单一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了的知识，其典型表现是把“学术”解释为“科学和技术”)，一种可以与文化相隔绝的抽象物件。于是，在形形色色功利主义(包括国家功利主义、集团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驱策下，那些“横空出世”的理论既可裁断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又可强制我们的生活和实际。知识与价值、制度与精神的背离，遂成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声名显赫的“古史辨派”拯救的是知识(指陈“道统”的虚构性)，抛弃的却是文化价值(“道统”虚构者的真实价值体验和真诚文化承担)。单一的知识可能只要有聪明和勤奋就够了，深厚的文化则关联着学术的智慧和境界，未可等闲视之。

中断了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能否重新接续古老的中国学统?对此，不少反思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专家学者持悲观态度。理由是：在现代，学统的承续既无体制保障(指“政统”“道统”和“学统”相互支撑的古代架构)，又乏师承基础(就连自觉以返本开新自任的现代新儒家也难逃“中话西说”的路数，且脉搏微弱、时断时续)。笔者却并不那么悲观。宋儒张载曾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气概，去接续“孟子殁后，千有余载不传”的儒者绝学。另一位宋代大儒陆九渊，则自称学无师承、“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虽说绵延相续的师承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便利，但在需要“继绝”之际，以遥远的古代圣贤为师并非没有可能。当下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们提倡经典研读(对于成人而言)和经典诵读(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其深意在此，不可不察。只是不可再犯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奢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要造就中国教育学派，接续学统是其文化基础，注重师承则是其知识前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阳明学派的形成与流布为中心结构而成。论及明代心学发展大势，《明儒学案》说：“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入精微”意味着心学路数和统绪的形成;“而后大”则既标示出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成熟(以“心即理”为基础，以“致良知”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基本法门)，也揭示出阳明心学通过特定师承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多家、多派、多变中广为传布于明中后期，令“大江南北如痴如狂”的繁荣景象。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如果说白沙之学是一粒种子，那么，阳明之学就是那粒种子所生发成的参天大树，阳明后学则为环绕在那棵大树周围的广袤森林。学有渊源的师承，可以使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更高的起点上，持续不断地展开学术思考，积土成山，蔚成大宗。

中国教育史学迄今尚无声名显赫的学派出现，既与学统中断有关，也与师承乏力相随。前段时间，为了了解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专门以郭齐家教授为对象，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谈。访谈中，郭先生颇多感慨。感慨之一，就是我们的师承问题。他谈论说：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与合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了以五大教授(邱椿、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和陈景磐)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我们这些后来者每论及此，常引以为自豪，这确实也值得自豪。但要知道，这种强大，数量意义要高于质量意义。这是因为，五大教授走到一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学术群体，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就个人而言，他们每个人(尤其是邱、瞿、邵)都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并后的聚合力与摩擦力相互抵消了，难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学术权威和学术分工有机配合的学术团队。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老先生们的学术形象严重受损，其学术权威也被消解大半，后学晚辈避之犹恐不及，不参与批斗他们已属难得，更不用说自觉的师承意识了。我本人1960年教育系本科毕业后，先是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一年后转入教育史教研室。正正经经的教育史学科知识，是在此后一年多一边备课、一边从事本科教学中积累起来的。紧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在大批判中歪打正着地学了一点儿教育史。我1982年重新走上讲台，就是以那点儿有限的积累来讲授中国教育史的。此时，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此后，尽管我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弥补学术积累上的不足，但主要还是以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为中心，为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做了一点儿基础性工作。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略胜一筹，但大体状况与我相似。当我们有了自觉的师承意识之时，老先生们或已步入仙境，或已年老体迈。所以，让我们站在老先生们的肩膀上引领后学更上层楼，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好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积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希望你们能高瞻远瞩、找准方向，具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和师承意识，把教育史研究做得更好。

(笔者注：以上所引，是郭先生在我们访谈交流中的大意，并不全是他的原话)

说老实话，面对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待，我总觉得自己心虚得很。在与同仁、学生们的交谈中，我常说自己是“半吊子”。这绝非自谦之辞。由于学术境遇比上一代学者要好得多，我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专业研究能力自然有所改观，但离邱椿、瞿菊农先生那代人学兼古今、知通中西的学术境界，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虽说要古今兼通，但从朗读“毛主席万岁”开始启蒙第一课、又在长期的“西倾”心态中读书应考，实在没有多少传统文化修养可言;虽说要中西兼学，但长期困守国内、主要透过书本看世界，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西学根底。如此眼高手低、一瓶子不满半甁子晃荡，不是半吊子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解除了学术研究中过多的政治干扰之后，我们这代人与前两代学者相比，面临着更多难以克服的诱惑：由功利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金钱诱惑，由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权力诱惑……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自暴自弃。古人云：“知不知，上也。”能自觉到自己的不足勉而弥补之，能意识到外在的诱惑起而抗拒之，本身就足以构成积累和进步的起点。更何况，中国教育史学迄今虽无显赫学派出现，但从新中国该学科的发展来说，“南派”(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和“北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确已形成过自己的特点：南派重文献梳理，北派重理论概括;南派重跟进国际潮流，北派重适应本土实际。而后起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在最近30年，经过“陈学恂——田正平——周谷平、肖朗”等的持续努力，沿着“现代化史”研究进路不断扩展和深化，成绩相当可观。近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史和学术史等有自家追求的研究领域业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起点，步步为营，循序以进，通过不断修正、扩展和提升，未尝不可以有更大作为。

战后繁荣导致学派丛生 篇7

有人形容说, 如果泰罗和法约尔的古典理论只是管理学的萌芽, 到二战后则已发展成为一片茂密的丛林。各种各样的管理学派尤如雨后春笋, 滋生蔓延, 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盘根错节, 林立丛生。被称为管理界游侠的孔茨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管理理论丛林”。据他的归纳, 当时共有11个主要学派, 除前面叙述过的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派外, 按形成的先后顺序主要还有以下几大派别: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同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的理论, 在历史渊源和理论内容上互相影响, 互相渗透, 又各有所长。

孔茨认为, 如果“管理理论丛林”继续存在, 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 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为此, 他于1962年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主持举行了一次讨论会, 把一批管理学中具有不同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著名学者和来自工商界、教育界和政府的具有洞察力和实际经验的管理工作者召集在一起,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虽未能统一观点, 但这次会议和孔茨关于管理丛林的分析, 引起了人们对于管理原则、普遍性、语义和其他急迫问题的新的兴趣。管理学家开始探求统一的管理理论, 企图用系统的、权变的方法把管理理论统一起来, 建立一套一般的管理原理。可是, 尽管管理学家们做出了种种努力, 不但未能使管理理论走出丛林, 反而却导致了“丛林”更加茂盛。孔茨自己也为此做了许多努力, 始终未能解决。后来又诞生了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等众多新型理论。

可以肯定, 将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还会有新的管理理论和技术出现, 以适应新的需要。正如百年管理的作者克雷纳指出的: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 而无终结的答案。但新的出现不等于旧的要淘汰, 而只是弥补旧的不足, 丰富了管理理论的宝库。好比数学一样, 出现了微积分, 不等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法则就过时了一样。因此, 在21世纪的今天, 重温泰罗制和各种管理流派仍有现实意义。这里参照有关资料, 对主要管理学派作一简要介绍。

研究人与组织协作关系的社会系统学派

泰罗研究了企业里人与工具的关系, 提出了科学管理学说, 成为科学管理之父;梅奥研究了企业里人与人的关系, 创立了人际关系学说, 并引发了行为科学的研究, 形成了行为科学学派;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 Irving Barnard, 1886~1961) , 则研究了企业里人与组织的关系, 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 成为近代管理理论奠基人之一。

20世纪30年代末, 正处于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初期, 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的兴起, 使管理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管理问题, 注意协调好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但在巴纳德看来, 人际关系学说研究的重点只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强调的是行为个体相互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研究行为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而如果将组织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要使系统运转有效, 则必然涉及到个人与组织间的协调问题。例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协调, 这也符合系统论的基本观点, 即系统之间的协调。它不仅包括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 也包括各个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协调。而当时的管理实践中也暴露出了某些单纯以人际关系学说为理论指导而不能解释的管理问题。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系统学派得以产生, 并将协调组织中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作为其研究的主导方向。以巴纳德组织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的观点也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对管理思想的发展, 特别是组织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它的一些管理理论学派都和它有着深刻的联系。

社会系统学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 是西方出现较早的一个管理理论学派。它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管理, 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 进而把企业组织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看成是一种协作系统。因此, 后人把社会系统学派也叫社会协作系统学派。

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巴纳德

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 1886年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 1909年读完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进入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AT&T) 统计部工作, 1915年被提升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商业工程师, 1927年后任规模庞大的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多年。巴纳德的职业生涯, 对他创立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巴纳德曾熟读过伯雷托、韦伯、勒温等人的著作, 并受到对系统思想很有研究的生物学家亨得森的影响。巴纳德经常和亨得森讨论系统思想问题, 并结合社会学和系统论的思想来考虑经营问题, 对建立社会系统理论关系很大。因故没有取得学士学位的巴纳德, 后来因在研究组织和管理性质及理论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7个名誉博士称号, 弥补了他的“心灵创伤”。到他1961年去世时, 已在管理学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了。

成名后的巴纳德经常到大学演讲。曾应哈佛校长洛维尔的邀请去波士顿进行的八次演讲影响最大。他在此基础上, 于1938年出版了《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 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从而成为社会系统学派的开山鼻祖。哈佛大学的众多知名教授, 都对这本书以及巴纳德思想中的哲学内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管理学界称该书为美国管理文献中的经典著作。该书开创了组织管理理论研究, 揭示了管理过程的基本原理, 经后人进一步发展, 形成管理学领域的组织管理流派, 对当代管理学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对组织和管理理论的—系列基本问题都提出了与传统组织和管理理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应从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管理的问题。后来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由于他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 把各类组织都作为协作的社会系统来研究, 后人就把他开创的管理理论体系称作社会系统学派。

在现代管理学领域, 切斯特·巴纳德是个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他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 犹如法约尔和泰罗对古典管理学的贡献。有人认为, 管理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即古典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当代管理学。泰罗和法约尔是古典管理学的代表, 巴纳德则是第二个时期现代管理学的代表, 而第三个时期的代表属于德鲁克。巴纳德的贡献, 主要是理论上的贡献, 尤其是组织理论上的创新。而德鲁克的贡献, 主要是管理艺术上和文化上的贡献, 尤其是对管理实践的洞察。所以, 巴纳德是“现代管理理论之父”, 而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

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要点

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的理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和库尔特·科弗卡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等。

社会系统学派认为, 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就是一个社会系统, 它是人们在意见、力量、愿望以及思想等方面的一种合作关系。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系统, 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人员的作用就是要围绕着物质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因素去适应总的合作系统。使各种冲突的力量、各种不同的需要和目的得以维持成一种恰当的平衡。其理论要点如下:

1.关于组织的描述

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协作系统, 即一种人的相互关系系统。这个系统的存在取决于三个条件:

(1) 协作效果, 即组织的目标是否顺利达成;

(2) 协作效率, 即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协作成员损失最小而心理满足最高;

(3) 组织目标和环境相适应。

具有协作效率的系统, 一定具有协作效果, 但有协作效果的系统不一定具有协作效率, 而正是系统的协作效率吸引着人们去选择加入某个系统并为之做出贡献。否则就会跳槽而去。

一个协作系统里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应相一致。一个组织或企业要生存发展, 必须把企业的要求同个人的需要结合起来, 即同时满足效果与效率原则。只有这样, 组织的发展才具有生命力。如果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存在不一致, 又得不到解决, 这个组织必定短命。

组织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愿意为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而进行协作活动。个人对是否参加组织的活动可以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要受到个人动机的影响。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就是通过改变个人动机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从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为了影响个人的动机和行为, 管理人员就必须研究组织成员的个人特征。在对组织成员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管理人员应该意识到:

(1) 职工既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其行为的个性、直觉和主观方面) , 又是在特定组织中扮演有限的角色的组织成员 (其行为的理性、客观、非个性化的方面) 。

(2) 管理人员的权限取决于指挥下属的命令是否为下属所接受, 如果命令不被服从, 权限也就不存在了。

(3) 个人具有自由意志, 但他的行为又受到遗传、社会和环境中各种力量的影响。因此, 管理人员一方面要让下属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时又必须看到,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所以不要盲目地对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进行指责, 而是要通过改变环境条件, 提供恰当的刺激手段来影响和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

巴纳德在分析正式组织与个人的协调关系时, 还注意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2.组织存在的三要素

巴纳德认为, 作为正式组织的协作系统, 不论其规模大小或级别高低, 都包含了以下3个基本要素。

一是协作的意愿。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 组织成员愿意提供协作条件的劳动和服务是组织程序所不可少的, 协作的意愿意味着个人自我克制、交出对自己的控制权, 个人行为的非个人化, 其结果是个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意愿, 就不可能对组织有持续的个人努力, 就不可能将不同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协调组织活动。

但是, 不同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的强度是不同的, 同一成员在不同时期的协作意愿也是不断改变的。个人协作意愿强度的高低, 取决于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其尺度通常是由个人主观所决定, 而不是客观的。比如有人重视金钱, 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更重视威望。所以组织为了获得和提高成员的协作意愿, 一方面要提供必要的金钱、威望、权力等各种客观的刺激;另一方面要运用说服力来影响成员的主观态度, 培养他们的协作精神, 号召他们忠于组织、相信组织目标等。

二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是达到协作意愿的必要前提。没有共同的目标, 组织成员就不知道要求他们提供何种努力, 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从协作劳动的结果中得到何种满足, 从而不会进行协作活动。

由于组织成员对共同目标 (即组织的目标) 的接受程度影响到对组织提供的服务, 同时由于个人之所以愿意为组织目标作出贡献, 并不是因为组织目标就是个人目标, 而是因为意识到实现组织目标有助于实现他的个人目标。因此, 管理人员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 就是帮助组织成员加深这种认识, 并努力避免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不一致或理解上的背离。

三是信息的沟通。组织的共同目标和不同成员的协作意愿只有通过信息沟通才能相互联系, 形成动态的过程。没有信息沟通, 不同成员对组织的目标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认识和普遍的接受;没有信息沟通, 组织就无法了解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及其强度, 也无法将不同成员的努力形成协作劳动。因此, 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是以信息沟通为条件的。为了有效地进行信息沟通, 巴纳德列出了几个必须遵守的原则:

(1) 信息的沟通渠道要被组织成员所了解;

(2) 每个组织成员要有一个正式的信息沟通线路;

(3) 必须依照正式的路线沟通信息, 不要在沟通过程中跳过某些层次, 以免产生矛盾和误解;

(4) 信息沟通的路线必须尽可能直接而便捷;

(5) 作为信息沟通中心的各级管理人员必须称职;

(6) 组织工作期间信息沟通的路线不能中断;

(7) 每一信息沟通都必须具有权威性。

3.经理人员的职能

经理人员在组织中的作用, 就是在信息沟通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 并通过信息沟通来协调组织成员的协作活动, 以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 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经理人员的职能主要有3项:

(1) 建立和维持一个信息沟通系统。组织活动的复杂性亦即协调不同成员劳动的重要性, 决定了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式信息沟通系统, 即经理人员 (或管理人员) 组织。这项工作包括:确定和阐明经理人员的职务, 以及找到适合的人担任这一职务。

(2) 从不同的组织成员那里获得必要的服务。包括:招募和选聘合适的工作人员, 维持组织的诱因, 以保证协作系统的生命力。

(3) 规定组织的共同目标。阐明各个部门的具体目标, 对各种不同权力和责任加以安排, 以使组织成员知道他们怎样为所追求目标做出贡献, 并努力协调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共同目标之间的矛盾。

巴纳德认为, 经理人员的上述职能是由协作系统组织的本质、特性和过程决定的。

巴纳德强调指出, 管理者要想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最重要的是取得部属的同意、支持和合作。管理艺术就是把内部平衡与外部适应和谐地综合起来。经理人员作为企业组织的领导核心必须具有权威。他认为, 权威存在于组织之中, 权威就是存在于正式组织内部的一种秩序、一种信息交流对话系统, 即“权威的脉络”。

社会系统学派的贡献与不足

社会系统学派主要以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为基础。巴纳德的理论既吸收了古典组织理论的合理成分, 又融合了人际关系理论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观点, 围绕“协作系统”和“决策”等新概念, 对“沟通”、“动机”、“决策”、“目标”和“组织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专题研究, 首次提出了构成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 建立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本框架, 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虽然组织理论并非全部的管理理论, 但它对管理理论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并对其他学派的形成 (如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 有很大影响。后来的许多学者, 如德鲁克、孔茨、明茨伯格、西蒙、利克特等人, 都极大地受益于巴纳德, 并在不同方向上有所发展。

巴纳德的理论很有开创性。如关于经理的职能, 不是前人采用的静态的、叙述的方式加以说明, 而是采用分析性和动态性的方式, 从组织的要素来进行分析。归结为提供信息交流的体系、促成个人付出必要的努力和规定组织的目标, 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联系起来。这更为生动也更符合实际, 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再如他强调管理在于一个组织或企业的内部平衡与外部适应的思想也有独到之处;还把正式组织的要求同个人的需要连接起来, 这也是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关于经理人员是系统协调控制中心的观点也是前所未有的;关于经理的权威在于下属“接受”这种“权威接受论”的观点, 很新颖而有启发性。

社会系统学派强调要准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指出人是有其独立性和个人需求的, 企业要平等对待员工, 经理要把行使权力当成是与员工信息对话。组织与组织成员必须同时实现各自的目标, 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种把人置于管理的第一位, 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抓住了管理科学的本质, 也体现了现代企业人性化管理的特点。

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中关于组织的三个组成要素论述, 把“财”和“物”排除在外, 据此提出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也没有关于财和物的管理职能。这显然是个不足之处。即从泰罗的见物不见人变成了见人不见物, 同样具有片面性。因此, 巴纳德对组织要素的划分受到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和质疑。

社会系统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产生了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这一学派是二战后由英国的特里斯特等人通过对英国的达勃姆媒矿“长壁采煤法”现场作业组织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经过研究认为, 许多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只把组织看成一个社会系统, 而没有看到它同时又是一个技术系统, 而技术系统对社会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只有使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两者协调起来, 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保这两个系统相互协调。这一学派首次把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综合起来考虑, 填补了管理理论的一个空白, 也是对社会系统学派的完善和补充。其大部分著作都集中于研究科学技术对个人、对群体行为方式, 以及对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的影响, 因此, 特别注重于工业工程、人—机工程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长壁采煤法的某些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意义》、《社会技术系统的特性》等等。这个学派虽然也没有包括管理的全部理论, 但重视技术系统的研究对管理实践很有意义。

重视职能分析的管理过程学派

管理过程学派又称管理职能学派,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会长的哈罗德·孔茨 (Harold Koontz, 1908-1984) 和西里尔·奥唐奈里奇创立的。代表作是两人合著的《管理学原理》 (1955年出版, 曾多次修订再版) 。这一学派是在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故尊亨利·法约尔为鼻祖。他们仔细研究了法约尔提出的管理五大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在此基础上, 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 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按这五项管理职能对管理活动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 最终得以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其早期代表人物还有美国管理学家亚历山大·丘奇 (Alexander H.Church, 1866~1936年) 和詹姆斯·穆尼 (James D·Mooney, 1884~1957年) , 他们也进行过管理职能的研究。其主要论点如下。

七条基本前提

该学派认为, 无论组织的性质多么不同 (如经济组织、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军事组织等) , 组织所处的环境有多么不同, 但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却是相同的, 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因此, 管理过程学派也称管理职能学派。他们指出, 管理是在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过程同管理职能是分不开的。因此, 他们把职能作为研究的对象, 先把管理的工作划分为若干职能, 然后对这些职能进行研究, 阐明每项职能的性质、特点和重要性, 论述实现这些职能的原则和方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 应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面加以理论概括并有助于建立起系统的管理理论, 用以指导管理的实践。

还认为, 虽然各种企业和组织的管理环境都不同, 但管理则是一种普遍而实际的过程, 同组织的类型或组织中的层次无关。管理知识中有一个纯属管理的核心部分, 如直线或参谋制、部门化、管理幅度、管理评价、管理控制技术等, 是普遍适用于各种组织和组织中的各个层次的。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 就成为基本管理理论。

为了建构管理学理论, 管理过程学派提出了七条基本的理论前提。

第一, 管理过程可以通过分析管理人员的职能从理论上进行剖析。

第二, 可以根据企业的实践经验, 总结出一些基本管理原理, 对认识和改进管理工作起借鉴和启示的作用。

第三, 可以围绕基本管理原理展开研究, 以确定其实际效用, 增大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和适用范围。

第四, 基本管理原理只要没有被证明为不正确或被修正, 就可以为形成有用的管理理论提供理论要素。

第五, 管理是一种如医学和工程学那样, 可以依靠原理的启发而加以改进的技能。

第六, 管理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原理一样, 是可靠的。

第七, 管理理论也从其他学科 (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等) 吸取一些有关的知识, 这是为了使管理理论易于理解和掌握。

在研究中, 管理过程学派把管理人员的工作划分成一些职能, 对每项职能提出一些基本问题, 然后加以分析和归类。再对这些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并从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中探求管理的基本规律, 详细分析这些管理职能, 阐述每项职能的特点和目的、结构、要素、过程、技术和方法等等。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

五项管理职能

孔茨关于管理五项职能, 即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的阐述非常精辟, 也很深入具体。这里择要如下:

1.关于计划职能

孔茨认为, 这是五种管理职能中最基本的职能, 其他四种管理职能都必须反映计划职能的要求。计划职能的主要目标是, 应付不确定性和变化带来的问题, 把注意力集中于企业的目标, 使经营更为经济合理, 便于控制。同时还阐述了计划的目的任务、目标、策略、政策、程序、规则、规划、预算等内容和要求。

2.关于组织职能

孔茨指出, 组织就是设计和维持一种职务结构, 以便人们能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有效地工作。他强调, 组织结构必须反映企业的目标和计划, 管理人员可利用的职权, 企业所处的经济、技术、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伦理条件, 同时必须配备恰当的人员。组织中所设的部门, 可以按不同需要划分。有以下几类划分方式:按时间划分 (轮班制) ;按生产、销售、财务等职能划分;按地区或产品划分 (如产品事业部) ;还有按顾客划分、市场渠道划分、工艺或设备划分、矩阵组织或临时划分部门等。

还强调授权是组织中的重要问题, 并列出了有效授权若干原则。同时指出, 为了使组织职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必须克服组织工作中的一些常见的错误和缺陷, 如各部门和各层次的职权关系不明确, 不向下级授权或授权没有节制, 职权界限混乱, 权责不相称, 多头领导, 组织机构重叠等等。

为了健全组织工作, 孔茨提出了十五条基本原则, 即:目标一致原则、效率原则、管理幅度原则、分级原则、授权原则、职责绝对性原则、权力和责任对等原则、统一指挥原则、职权一管理层次原则、分工原则、职能明确性原则、检查部门与业务部门分设的原则、平衡原则、灵活性原则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并逐一作了解释。这些组织设计的原则今天仍为大家所遵循。

3.关于人事职能

这项职能包括对职工的选择、雇用、考评、储备、培养和其他一些有关职工的工作。孔茨提出了对各类人员的选拔考评办法。

对职工进行选择可采用四种测验方法:智力测验、熟练和适应性测验、职业测验和性格测验。

对职工的考评, 一般采用个人品质和工作特征的标准来评价职工、特别是管理人员。其中包括的项目有:与人友好共事的能力、领导能力、分析能力、勤奋、判断力、首创精神、业务知识、完成任务的能力、生产成果或节约费用情况、计划和指令的执行情况等。此外, 还可按目标的实现情况对职工进行考评。这主要用于目标管理中。

对管理人员进行考评的方法, 即将管理的职务进行分类, 然后用一系列的问题来说明每一种职能。这些问题要能反映管理工作各种职能范围内最主要的基本原则。

孔茨强调, 在对管理人员考评的基础上, 要做好管理人员的储存工作。可以用一种储存图, 就是一份组织图, 来表示和计算整个企业所需的管理人员数及在职人员提升的可能性。从而拟订出培训、安排和提升管理人员的长远计划和近期安排。

我们以此来对照今天的人事管理工作, 也不外乎这些内容。

4.关于指挥 (即领导) 职能

孔茨认为, 指挥就是引导下级人员有效地领会和出色地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强调组织系统中指挥和领导工作应坚持三个重要原则:即指明目标、协调目标和统一指挥。

孔茨指出, 授权则是指挥和领导的一种重要方法。激励是指挥与领导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激励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从需要出发, 引起欲望或所追求的目标, 促使内心紧张导致实现目标的行动, 最后使欲望得到满足。以往的管理学家提出了各种激励理论, 如古典管理理论中的胡萝卜和大棒,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弗鲁姆的期望机率理论, 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等。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表明, 必须以一种系统的和随机应变的观点来看待激励。因为激励问题是很复杂的, 因个人的品德和情况而异。如果不考虑这些变量而应用某种激励方法, 就可能失败。

领导能力一般可解释为影响力, 或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艺术或过程, 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领导能力 (艺术) 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了解人们在不同时间与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激励因素的能力;二是鼓舞人们士气的能力;三是按照某种方式去营造一种环境, 以便使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些也同领导方式有关。

信息交流也是指挥与领导职能中的一项重要要素。信息交流必须明确、完整, 并利用非正式组织来补充正式组织的信息交流渠道。

5.关于控制职能

控制职能就是按照计划标准衡量计划的完成情况并纠正计划执行中的偏差, 以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 控制职能可能导致确立新的目标、提出新的计划、改变组织机构、改变人员配备或在指挥和领导方法上作出重大的改变等。

控制职能可归纳出以下一些主要原则:

◎保证实现计划设定的目标。控制的任务是发现偏离于计划的误差, 并采取措施纠正这些偏差, 从而确保计划的顺利执行和目标的实现。

◎控制要针对未来。控制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在前馈、而不是在反馈的基础上, 以便在偏差出现之前就及时察觉并予以防止。

◎控制的职责要明确。实行控制的首要职责应由执行该计划的管理人员来承担。

◎控制要讲求经济效益。在选用控制技术和方法时, 要注意用最小的代价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应尽可能采取直接控制方式。最直接方式就是尽可能保证有高质量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质量越高, 对间接控制的需要就越少。

◎控制必须反映计划的要求。计划越是明确、全面、完整, 控制越是能反映计划的要求, 控制也就越有效。

◎控制必须有适当的组织来保证。组织机构越是明确、全面和完整, 设计的控制技术越是能反映组织机构中的岗位责任制, 控制就越有效。

◎控制必须采用适合具体人员的技术和信息。控制技术和信息是管理人员赖以进行控制的手段。但是, 各种控制技术和信息对不同的管理人员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控制必须有客观的、精确的和适合的标准, 用以衡量一个计划方案完成的情况。

◎控制必须抓住关键, 突出重点, 以避免分散精力。

◎控制必须主要集中于例外情况。管理人员在控制中应当只关心一些重要的偏差, 即特别好和特别坏的情况。就关键点控制来讲, 管理人员必须观察关键点上所发生偏差的大小。

◎控制必须灵活。不能把控制工作死板地同某个无用的计划联系在一起, 以免在整个计划失策或发生突然改变时, 控制也跟着失效。发现偏差后必须及时采取行动, 予以纠正。当发现偏离于计划的误差以后, 必须采取行动, 通过适当的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事工作和指挥工作来予以纠正, 才能证明控制是正确而有效的。

贡献与不足

管理过程学派继承了法约尔的理论, 并把法约尔的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 从而成为管理各学派中最为系统、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派。许多管理学原理教科书都是按照管理的职能编写的。管理过程学派确定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 为训练管理人员提供了基础。把管理的任务和非管理的任务 (如财务、生产以及市场交易) 加以明显地区分, 能使经理集中于经理人员的基本工作上。管理的原则如同灯塔—样, 能使人们在管理活动中辨明方向。

当然, 管理过程学派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人认为, 管理过程学派所归纳的五项管理职能有局限性, 不能适用所有的组织。对静态的、稳定的生产环境较为合适, 而对动态多变的生产环境难以应用。如果在专业性组织中应用时, 这些原则便需要修改, 其适用性须视情况而定。还有的认为, 该学派所归纳的五项职能并不包括所有的管理行为。经理角色学派代表人物明茨伯格批评五项职能“完全没有描绘出经理的实际工作, 只不过描绘出了经理工作的某些模糊的目标”。经验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彼得·德鲁克则批评说, 在管理者日常管理中, 一定是先有了目标和组织, 然后进行管理, 而不是先有一套典型的职能, 能够到处运用到不同的组织中去。如果按预先规定的一套典型职能来工作, 就无异于先给病人吃药, 然后再诊断他得了什么病, 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些批评虽有一定道理, 但远不能掩盖该学派的理论光芒, 至今它仍是最具理论指导性的管理学派。

注重实践的经验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又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案例学派, 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种管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管理学教授彼得·F·德鲁克 (Peer·F·Drucker, 又译:杜拉克, 1909~2005) , 美国管理学家欧内斯特·戴尔 (Ernest Dale) 和威廉·纽曼 (William Newman) , 还有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艾尔弗雷德·斯隆 (Alfred P.Sloan) 。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特别是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 他们重点分析许多成功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 然后加以抽象和概括、总结, 找出他们成功经验中具有共性的东西, 加以系统化、理论化, 然后向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在他们看来, 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理论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实际需要, 只有经验主义学说将这二者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因其重视实践经验故被称之为经验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内容

经验主义学派主张采取比较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 而不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戴尔在1960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 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 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戴尔认为,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 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的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才能。

他们认为, 成功的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 管理学就是研究管理的经验。通过研究管理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就能理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就自然的学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他们把实践放在第一位, 以适用为主要目的。

经验主义学派归纳、总结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

1.阐述了管理的性质

经验主义学派给出的管理定义是:管理是努力把一个人群或团体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引导、领导和控制。一个好的管理者就是能使团体以最少的资源和人力耗费达到其目的的管理者。认为管理是研究对人进行管理的技能和知识的一个独立领域。管理是特殊的工作, 因而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2.归纳了管理的任务

经验主义学派归纳的管理任务主要有三项:

(1) 获得经济成果。

(2) 使企业具有生产性, 并使工作人员有成就感。

(3) 妥善处理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和承担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3.总结了管理的职责

经验主义学派认为, 任何管理者共同的管理职责是:

(1) 树立目标。决定企业要达到的目标和为此需要做的工作, 并把它传达给实现目标的有关人员。

(2) 进行组织工作。就是把工作进行分类并划分成一些较小的活动, 以便进行管理, 建立组织机构, 选拔人员等。

(3) 进行鼓励和联系工作。要利用表扬、奖金、报酬、提拔等手段来鼓励大家做好工作。

(4) 对企业的成果进行分析, 并确定考核和评价工作的标准, 对企业的所有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

(5) 为职工创造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而作为企业主要领导的经理, 有两项别人不能替代的职责:

(1) 造成一个“生产统一体”, 有效调动企业各种资源, 尤其是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2) 做出每一项决策或采取某一行动时, 一定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起来。

4.概括了组织结构的5种形式

经验主义学派非常重视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德鲁克认为, 当今世界上管理组织的新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

(1) 集权的职能性结构。

(2) 分权的联邦式结构, 称为“事业部制”。

(3) 规划——目标结构, 即矩阵结构。

(4) 模拟性分权管理结构。

(5) 系统结构。

德鲁克强调, 在上述5种组织结构中, 不能决定哪一种组织结构是最佳的, 应根据各企业的生产性质、特殊条件和管理人员的特点来确定自己的组织结构, 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

经验主义学派还为组织结构设计提出了以下规范要求:

(1) 明确性。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管理部门、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明确的位置。

(2) 经济性。用于控制、监督、引导人们取得成绩的力量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良好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使人自我控制、自我激励。

(3) 远景性。组织结构应该引导每个管理部门和每个人的远景。

(4) 整体性。一个组织应该使自己的每个任务适应于整体的任务。

(5) 有效性。组织结构必须能使组织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能把这些决策转化为工作成就。

(6) 稳定性。一个组织要有充分的稳定性, 同时也要有适应性。

(7) 永存性。能不断自我更新完善。

5. 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思想

德鲁克最早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思路。他指出, “目标管理”就是一个组织中的上级和下级管理人员共同制定一个目标;该目标应同每个人的工作成果相联系, 通过确立目标, 规定他的主要职责范围;并用这些目标作为经营一个单位和评价每一成员贡献的标准。目标管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 目标的组成。企业中的目标可分为战略性目标、策略性目标, 以及方案和任务。

(2) 目标管理成功的六个先决条件:

☆高层管理人员的参加;

☆下级人员必须积极参加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有充分的情报资料;

☆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有控制权;

☆对由于实行目标管理而带来的风险要予以激励;

☆对职工要有信心。

(3) 目标管理分三个阶段:一是确定目标阶段, 二是目标管理的具体实施阶段, 三是检查和评价工作绩效阶段。

贡献与缺陷

经验主义学派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一是强调了管理的实践性, 反映了管理科学的特点。其重视案例研究的做法, 已为现在的MBA教学普遍采用。实际上, 这种观点和做法类似我国常用的学习推广典型经验的做法。只是他们总结概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企业的成功经验。二是概括总结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反映了当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尽管他们否认管理普遍原则的存在, 但关于组织结构的五种模式和设计原则等很有普遍性, 至今仍适用;三是提出了目标管理的完整思想, 具有深远影响。虽然目标管理一开始就遭到戴明等人的激烈批评, 仍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由于经验主义学派反对学院式的研究, 只承认管理经验而否认管理理论的存在, 以至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内容也比较庞杂, 使无经验的初学者无所适从, 因而受到了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 始终未被主流学界认可。许多学者认为, 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运用到将来的管理中。研究管理丛林的孔茨指出:“未来情况与过去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过多地依赖于过去的经验, 肯定是危险的。其理由很简单, 一种在过去认为是‘正确’的方法, 可能远不适合于未来情况”。这也许是经验主义学派的要害所在。正如我们过去推广某个单位先进经验时, 往往习惯于一刀切, 照抄照搬, 不因时因地制宜, 甚至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到处修梯田, 搞形式主义, 因而大都收效甚微。经验主义学派自己也认为, “管理的技巧、能力、经验不能移植并应用到其他机构中去”。

视企业为有机整体的系统管理学派

系统管理学派亦称系统学派, 是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管理学派。主要是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范畴及一般原理, 全面分析组织管理活动的一种理论。侧重以系统观点考察组织结构及管理基本职能。其理论基础是一般系统论。

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组织结构的日趋复杂,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管理课题, 即如何从企业整体出发, 处理好企业内部各单位或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保证整体的有效运转?由此诞生了系统理论学派, 以适应解决组织整体效率问题的需要。

系统管理理论的发展同一般系统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等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般系统论认为,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它不断地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而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以后, 一些管理学者把它应用于工商企业的管理, 从而形成了系统管理学派。

在管理中运用系统观念的并非只有系统管理学派。当时系统科学和理论比较盛行, 倡导系统管理的人士十分广泛, 对管理学派影响很大。系统科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般系统论;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系统技术理论, 即信息论、控制论和运筹学的形成与发展;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基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并向更加广泛的实践领域发展。出现了像系统工程方法论、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理论和泛系统理论等一般系统工程方法, 涉及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在60年代前后的管理文献中, “系统科学”、“系统理论”、“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系统方法”等词语比比皆是。前述的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最早提出了协作系统的概念, 指出管理的职能就在于保持组织同外部环境的平衡。管理科学学派也把系统分析作为一种基本方法用于解决某些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复杂管理问题的决策。被誉为管理理论之母的玛丽·帕克·芙丽特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明确地提出了管理的整体性思想, 指出管理必须着眼于整体内部的协调。但是, 应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并形成为一个学派, 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该学派把企业组织看成是一个完整系统, 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 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

这一理论是美国管理学家弗理蒙特·卡斯特 (F·Kast) 、罗森茨威克 (J E Rosenzing) 和约翰逊 (R A Johnson) 等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弗理蒙特·卡斯特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他于1963年与约翰逊和罗森茨威克三人合写了《系统理论和管理》, 1970年与罗森茨威克两人合写了《组织与管理——一种系统学说》中, 这两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系统管理理论。

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

以往的管理理论, 都偏重于解决某一个方面问题, 或生产技术过程, 或人际关系, 或一般的组织结构问题。系统管理学派则认为, 要进行成功有效的管理, 就要从企业整体出发, 进行系统分析, 找出关键所在。其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是:

(1) 企业组织是由五个不同的分系统构成的整体, 这五个分系统包括:目标与价值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社会心理分系统、组织结构分系统、管理分系统。这五个分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作用, 不可分割, 从而构成一个整体。

组织系统的局部最优不等于整体最优, 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确保组织中各部分能得到相互的协调和有机的整合, 以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

企业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 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 在管理方面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地自动调节, 及时作出反应, 以适应环境和自身的需要。一个组织的成败, 取决于其管理者能否及时察觉环境的变化, 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

(2) 企业是由人、物资、机器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的目标下组成的一体化系统。它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受到这些组成要素的影响。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中, 人是主体, 其他要素则是被动的。管理人员需力求保持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平衡、相对稳定、一定的连续性, 以便适应情况的变化, 达到预期目标。

同时, 企业还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企业预定目标的实现, 不仅取决于内部条件, 还取决于企业外部条件, 如资源、市场、社会技术水平、法律制度等, 它只有在与外部条件的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

(3) 运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管理的基本职能, 可以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 投入的是物资、劳动力和各种信息, 产出的是各种产品 (或服务) 。运用系统观点使管理人员不至于只重视某些与自己有关的特殊职能而忽视了大目标, 也不至于忽视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可以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

(4) 主要采用模型分析方法, 分析企业实际情况, 找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地表述企业系统特有的各主要因素间的依存关系。建立“动态”程序设计系统。用电子计算机对这个动态系统进行运算, 并将运算结果同企业实际行为的试验数据进行比较。依据比较结果修改模型, 以保证动态模型与企业行为尽可能的一致。运用模型来确定各个参数最适宜的变化幅度, 以便改变企业的行为, 并把这些变化从计算机语言变成管理者会使用的工具。

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学派认为, 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是系统理论的三个主要方面, 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 系统观点。系统管理学派是用系统观点来考察工商企业及其管理的。认为:整体是主要的, 而其各个部分是次要的;系统中许多部分的结合是它们相互联系的条件;系统中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部分围绕着实现整个系统的目标而发挥作用;系统中各个部分的性质和职能由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所决定, 其行为则受到整体的制约;整体是一种力的系统、结构或综合体, 是作为一个单元来行事的;一切都应以整体作为前提条件, 然后演变出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通过新陈代谢而使自己不断地更新:整体保持不变和统一, 而其组成部分则不断改变。

从以上观点出发, 所谓系统就是由两个以上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所组成的, 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管理学派认为, 工商企业就是一个由相互联系而共同工作的各个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 以便达到一定的目标。工商企业是一个人造的系统, 它同周围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 并具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 能够不断地自行调节, 以适应环境和本身的需要。

(2) 系统分析。所谓系统分析就是对一个系统内的基本问题用逻辑的思维推理, 科学分析计算的方法, 在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条件下, 找出各种可行的备选方案, 加以分析比较, 进而选出一种最优的方案。或者说, 系统分析就是以系统的整体最优为目标, 对系统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是一个有目的、有步骤的探索性分析过程, 以便给决策者提供直接判断和决定最优方案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系统分析要求有严格的逻辑性。也就是说, 在拟定方案以前, 先要确定方案的目的、实现的场所、人员和方法等, 然后搜集资料, 拟定对比方案, 最后对于建立的各种分析模型进行分析比较, 选出可实施的方案。在进行系统分析时, 应首先紧密围绕建立系统的目标;其次, 应从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 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既要考虑当前利益, 又要考虑长远利益;还要做到抓住关键问题,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3) 系统管理。就是把企业组织作为系统来经营管理。把信息、能源、材料和人员等各类资源, 结合成一个为达到一定目标的整体系统。把企业中的各个子系统和有关部门, 以及计划、组织、控制和信息联系等各项职能, 都围绕系统及其目标充分发挥作用。

在系统管理中, 有四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创建系统的决策、系统的设计、系统的运转和控制以及系统运转结果的检查和评价。还有四个特点:一是以目标为中心, 始终强调系统的客观成就和客观效果;二是以整个系统为中心, 强调整个系统的最优化而不是子系统的最优化;三是以责任为中心, 分配给每个管理人员一定的任务, 而且要能衡量其投入和产出;四是以人为中心, 每个员工都被安排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并根据其业绩支付报酬。

系统理论特别强调企业组织的开放性、整体性和层次性观念。其创始人卡斯特认为, 企业系统的边界是可渗透的, 可以有选择地输入和有选择地吸收, 不仅要适应环境, 还要影响环境。更重要的是, 企业应有意识地去改造环境。

贡献与不足

系统管理学派最大的贡献是, 在管理中应用系统管理和系统分析, 体现了管理哲学的改变, 提高了管理人员对影响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各种相关因素的洞察力。使人们从整体的观点出发, 更清楚地认识到组织的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 也使人们注意到任何社会组织都具有开放系统的性质, 从而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分析组织的内部因素, 解决组织内部的问题, 还必须了解组织的外部环境因素, 注意解决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 为人们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组织的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思路和方法。

另外, 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与效益。企业领导人有了系统观点, 就更易增强全局观念, 在企业各部门的需要和企业整体的需要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正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了系统观点, 也不至于只注意部门的特殊职能而忽略了企业的总目标。还可以认清本企业在更大的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 系统管理理论并未提出具体的管理行为和管理职能, 其方法过于抽象, 因而很难用系统的一般原理和模式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对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实用性不强。因此, “系统热”在20世纪60年代风行一时后渐渐地冷落下去。就连系统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 在他们的后期著作《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和权变方法》中, 也把系统管理同权变管理结合起来了。但系统管理理论是通过对组织的研究来分析管理行为, 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管理理论。后来, 福莱斯特等人创立的系统动态学是系统管理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并且把系统管理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但这已区别于系统管理学派了。

强调量化的管理科学学派

管理科学学派又称为数量管理学派、计量管理学派, 也有称其为运筹学。始于1939年, 二战以后才正式形成为一个学派。从其名称看来, 似乎它是关于管理的科学。其实, 它主要不是探求有关管理的原理和原则, 而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 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 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 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其主要特点:一是采用量化方法进行决策, 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主观经验成分。二是以经济效果作为评价标准。三是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

主要思想是认为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程序, 求出最优答案, 以达到企业的目标。

主要方法是应用各种数学模型, 有盈亏平衡模型、排队论、决策理论模型、库存模型、线性规划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网络模型等。

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 (1975) , 书中以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 通过科学的计量方法, 将管理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其他代表作有:韦斯特·丘奇曼、拉塞尔·阿考夫、伦纳德·阿诺夫三人合著的《运筹学入门》;爱德华·鲍曼和罗伯特·费特两人合著的《生产管理分析》, 以及许多关于线性规划、决策模型、培训决策法、对策论等方面的书籍。

管理科学学派开拓了管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使管理从以往定性的描述走向了定量的预测阶段。还将系统论的观点, 运筹学、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 引进到管理领域, 为现代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解决各项生产、经营问题。具有以下三个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 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 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 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 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 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 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其作用在于通过科学方法, 减少决策风险, 提高决策质量, 保证投入的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 管理科学理论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它是泰罗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 都是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 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 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的效果。

古典管理学派的欧陆代表 篇8

首创管理职能的亨利·法约尔

亨利·法约尔 (Henri Fayol, 1841~1925) 出生于法国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是欧洲一位杰出的经营管理思想家。法约尔从1888年担任煤铁联营公司总经理开始, 出于自身工作需要, 注意研究作为总经理应该如何管理好企业, 管理究竟应该管什么?也就是研究管理职能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自身实践, 他于1916年75岁时发表了划时代的名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这一代表作。其中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五大职能和14条原则。

法约尔把企业的全部活动归纳为六个方面:即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法约尔认为, 前五项活动是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 没有这些业务就不存在企业。但没有管理活动, 这些业务都不能很好开展。因为开展这些业务需要制定企业的总体计划, 建立组织, 协调各方面的行动, 这就需要独立于上述活动之外的另一种活动, 即管理活动。法约尔强调了管理活动在企业中的普遍性。指出, 在开展各项业务活动中都不可缺少“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具体工作, 法约尔将其定义为管理的五大职能, 也称管理五要素。

法约尔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法约尔认为, 管理就是要抓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五项工作, 并对每项职能提出了具体内容和要求, 可简述如下:

计划是管理的第一要素。法约尔指出, 计划工作就是行动计划, 包括计划目标, 行动路线, 实施阶段及所使用的手段, 还包括对未来的思考和预期, 并强调计划工作要有统一性、连续性、灵活性和精确性等等。

组织就是确定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必须做到:内部命令和指示的统一, 职责的明确, 配备和培养合适的管理人员。使其以最有效的方式从事基本活动, 为企业的经营提供所有必要的原料、设备、资本、人员。良好的组织机构可以保证计划得到更好的制定和执行。

指挥就是调动下级认真完成本职工作。要通过指挥使组织真正运转起来。各级管理人员要依靠指挥能力, 即运用领导艺术以推动组织业务, 减少无效耗费的功能, 并淘汰无工作能力的人。

协调是管理活动不可缺少的职能。其目的在于让组织成员团结一致, 使组织的活动和努力得到统一与和谐。为此组织内部必须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法约尔认为, 召开会议是保证统一领导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强调首脑必须经常了解企业的全部活动。

控制是充分发挥其他职能作用的保证。目的在于检验管理中的其他四种职能在实际发挥作用时是否得当。法约尔认为控制就是证实各项工作与所定计划是否相符合, 与下达的指示及确定的原则是否一致。

法约尔指出, 这五项职能实际就是管理工作的整个过程, 企业管理者就是按此顺序进行管理。

法约尔提出的十四条管理原则包括:

★劳动分工。可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准确性, 从而提高效率。

★权力和责任。凡有权力行使就有责任。

★纪律。没有纪律,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兴旺繁荣。

★统一指挥。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有适应双重指挥的社会组织。双重指挥经常是冲突的根源。

★建立完善组织。以此来实现一个社会团体的统一领导。

★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必须和一切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行为进行持久的斗争。

★人员的报酬。应该有合理的报酬, 尽量使企业和所属人员都满意, 以鼓励各级人员的劳动热情。

★集中。要根据企业的情况, 决定集中化的最适宜程度, 以尽可能地发挥所有人员的才干。

★等级制度。即从上到下的领导系列。各级领导应允许各自的下属使用这种最短通路直接联系, 等级原则就得到了捍卫。人们称这种方式为“法约尔跳板”。

★秩序。每个人都应在他事先选择好的位置上, 也适用于物品和场地方面。

★公平。产生于善意和公正。企业领导应努力使公平感深入人心。

★人员的稳定。不稳定往往是企业不景气的原因与结果, 所以, 要努力保持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人员的相对稳定性, 合理补充人力资源, 掌握好人员稳定的尺度。

★首创精神。这是人类活动最有力的刺激物之一。应尽可能地鼓励和发展这种能力。能这样做的才是高明的领导。

★人员的团结。这是一个企业的巨大的力量。

法约尔的14项管理原则可以普遍应用, 也可以灵活应用。如何应用是一门艺术, 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掌握好尺度是管理者的一种主要能力。

此外, 法约尔还提出了8条领导作风, 要求企业领导做到以下几点:

★对自己的职工要有深入的了解。

★淘汰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对企业与职工之间定的协定很了解。

★做出榜样。

★对社会组织进行定期检查, 在检查工作中要使用一览表。

★要把主要助手们召集起来, 参加酝酿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搞好工作的会议。

★不要在工作细节上耗费精力。

★要使职工保持团结一致、积极工作、勇于创新和忘我工作的精神。

许多学者指出, 法约尔提出的这些管理的职能和原则, 对企业而言是“为和不为”的问题, 而不是“能和不能”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企业维系长期的有效竞争的平台, 有之未必然, 无之必不然。

法约尔对管理科学的贡献

法约尔关于管理职能的论述, 开创了先河。此前还没有人这样系统论述过管理活动。从此以后, 管理的职能和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企业的管理者开始思考怎样进行有效的管理, 许多学者也围绕这一主题, 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而形成了管理职能学派, 也叫管理过程学派, 并把法约尔尊为该学派的开山鼻祖。可见法约尔的贡献之大。管理过程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 (H.Koontz)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威廉·纽曼 (William H.Newman) 等。他们一致认为, 不管什么组织, 企业、政府、宗教、军队等, 其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都是相同的。而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就管理职能而言, 各种论说虽有差别, 但都离不开法约尔的基础。如孔茨把管理职能划分为“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和控制”五大职能, 而把法约尔提出的协调职能看成为整个管理过程, 是有效地应用了这五种职能的结果。还有的提出管理由计划、实行和监督三个阶段组成的, 等等。这些都是对法约尔理论的阐述。管理过程学派的形成极大地丰富了法约尔的理论体系, 使之更联系实际, 也更具有适用性, 因而成为最系统也最受欢迎的管理学派。

法约尔自己身体力行, 把他领导的公司从接手时濒临破产边缘扭转过来, 并治理得欣欣向荣。到他1918年退休时, 公司财务状况十分良好, 已达到不可动摇的地位, 而且造就了一支素质优秀的员工团队。为表彰他在矿业管理上的成绩, 他获得了国家勋章。该公司至今仍是法国中部最大的采矿和冶金集团的一部分。他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他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法约尔不但第一个对管理职能和原则作了界定, 而且还提出了两大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一是管理的普遍性。他认为, 不光是企业, 凡是社会组织, 包括政府机构, 都存在管理活动, 都适用管理五大要素。而且管理活动随企业的大小和个人所处的地位而变化。企业越大, 高层领导的管理活动越多。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 管理活动愈加重要。这引起了人们特别是领导者对管理工作的重视。二是管理的可传授性。法约尔认为, 管理能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可以通过教育进行传授的。而且每个人即使从事技术工作, 也应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因此他提倡普及管理教育。从中小学起就应传授一定的管理知识, 大学应有专门的管理课程。他把上述管理职能和原则具体化形成了一套可以传授的管理理论, 从而推动了管理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又是一大贡献。他本人为了宣传其管理理论, 不仅在国家军事学院讲学, 还创立了中央管理学院。法约尔1918年退休后, 担任“法约尔行政管理学研究中心”主要领导, 专门致力于普及自己的管理理论工作, 直到于1925年以84岁高龄辞世时为止。他早期对泰罗的科学管理不以为然, 但后来认为他们两人的著作是相互补充的。

法约尔作为一个管理学的哲理家, 他在本国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思想史上留下的影响并不逊于泰罗给美国留下的影响。法约尔20世纪初的论述, 今天依旧散发着理论的光芒, 仍不觉得过时。可惜的是, 在当时, 法约尔的理论虽无质疑之声但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他的代表作发表之时, 正是法国推行泰罗制高潮之际, 因而对本土的管理学说反而冷淡了。当人们广泛地阅读法约尔的管理著作时, 他已是古稀老人了。法约尔逝世后, 由他创办的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同推广泰罗主义的组织合并为法国组织全国委员会, 从而使古典管理理论中的两大主流学说在法国合流。法约尔主义才开始广为传播。而《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的英译本直到1929年才问世, 迟至1949年其思想才在美国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当时的中国更是鲜有人知。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其在管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现在人们公认, 法约尔主义是继泰罗制之后管理发展史上的第二座丰碑!

法约尔理论的不足之处

当然, 法约尔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不少管理学家认为, 其五项管理职能不全面, 不能概括所有的管理活动, 也不是普遍适用。法约尔自己也深知:“在管理事务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我们很少能够在同一状况下两次使用同一个原理;必须考虑到变化中的环境”。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甚至认为, 达到企业的目标需要进行什么活动的问题太显而易见, 似乎用不着特别去提。还有人指出, 法约尔的14条管理原则, 内容相当庞杂, 也过于僵硬, 以至于有时实际管理工作者无法遵守。这些原则绝大部分内容是与组织有关的, 但只是考察了组织的内在因素, 而忽视了组织同它周围环境的关系, 是个很大的缺陷。法约尔时代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了,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产生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法约尔管理理论, 今天看来存在上述局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理论的光芒。今天, 对所有企业的领导层和管理层而言, 这些管理职能和原则仍起着指导作用。所有行政部门的领导者也应该很好加以学习和应用。

“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博学多才, 在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哲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被西方公认为是与卡尔·马克思和法国的爱米尔·杜尔凯姆同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青年时曾在军队服役过, 对军事组织有所了解。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 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 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 而且广泛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深入地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从而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 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这是对泰罗和法约尔理论的一种补充, 对后世的管理学家, 尤其是组织理论学家有重大影响, 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理想官僚组织

韦伯针对各种社会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 潜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如何才更有效。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 设计了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 也就是非人格化的、效率取向的、程序优先的典型的官僚机构。这里的“官僚”不是汉语中的贬义词, 而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其主要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建立一个井然有序且具有完整的权责相互对应的组织, 各种职务和职位按等级制度的体系来进行划分, 每一级的人员都必须接受其上级的控制和监督, 下级服从上级。

二是各级管理人员必须是称职的。要经过考试和培训, 选拔任用能力与职务相当的专业人员担任各级领导, 而且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

三是必须按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不能滥用职权。理想组织必须摒弃那种靠世袭和个人迷信或权威获取的权力。

四是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职权范围、责任要求、纪律约束、任免升迁、薪酬奖惩、监督考核等都要明确规定, 照章办事。

这些原则对任何组织都适用,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

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结构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 也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组织形式, 因为它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正式化和权力集中化, 确实能给组织带来高效率。能在技能和效率的基础上, 使组织内人们的行为理性化, 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种组织形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 不管是工厂、学校、机关、医院或是军队, 都可以见到官僚集权组织的某些特征。

韦伯组织理论的现实意义

现在回顾韦伯的组织管理理论, 就像是针对今天的现状而言的。在我们周围, 各种组织中不称职、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不按规定办事……等等现象, 比比皆是。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习惯于封建家长制, 说一不二、称王称霸,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卖官买官、贪赃枉法, 形同黑社会;至于任人唯亲、个人迷信等更是屡见不鲜。还有第四点关于组织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明确规定职权范围、责任要求, 监督考核等论述, 也很有现实针对性。尤其对行政机关来说, 这一点显得更重要。在机关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部机关各个司局和处室, 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 也没有要求每年应该完成哪几项任务;提拔了司长、处长, 也从来不告知应该怎么当, 有什么责权?都是凭各人的想当然, 自行其是。年终也没有认真规范的考核。与韦伯的要求大相径庭。这样的行政机关当然不可能有高效率, 只会产生真正的官僚主义。现在重提韦伯的理想官僚制, 非但不过时, 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但是, 完全理想化的纯理性的事, 现实中往往很难办到。因为即使十分公正, 也不可能每个岗位都选拔完全称职的人, 而且上级也不可能事事都比下级高明, 完全否定上下级之间的人格感情关系也不现实。这样, 强调建立等级系统和加强统一指挥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强调按规章制度办事, 也会让一些不求进取的人钻孔子, 进而扼杀创造性。这种官僚组织结构自身的缺陷就可能导致产生真正的官僚主义。何况现实生活中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客观存在, 更使理想的官僚机构背道而驰。因此韦伯的组织理论遭到了许多批评, 以至今天人们把官僚制度、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作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 韦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的这种理想组织形式, 仍是人们所期望和追求的, 其原则今天仍是适用的。一些批评者的质疑实际上都是韦伯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至今尚无一个更好的组织模式可以替代官僚制。包括所谓扁平化组织、虚拟组织、学习型组织、网络组织等等, 只不过是个新名词而已, 都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可惜韦伯英年早逝, 在世时未能充分宣传他的组织理论。当时也未被德国人所重视。在1920年6月4日韦伯56岁逝世时, 他的主要著作《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尚未写完。后来是由生前唯一崇拜他的夫人玛丽安娜整理后才正式发表的。不过只要是金子总是会闪光的。后来的学者越来越发现他的伟大之处, 研究探讨他的文章车载斗量。社会实践证明, 韦伯的组织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大家称他是惟一可与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 并被理所当然地戴上了“组织理论之父”的桂冠。

科学管理古典三杰

解开广阳学派之谜 篇9

刘献廷，字继庄，清朝顺治康熙年间人。原籍江苏吴县，祖父为宫廷太医，全家就住到了北京大兴县。此地秦汉时属广阳郡，又曾立为广阳国，刘献廷以“广阳子”为号，由来于此。少年时候，他就很聪明，喜爱看书，每至彻夜不眠。父母将灯火拿走，不让他看，他就“燃香”以代灯光，继续学习。他胸怀大志，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不涉及。

他有独到的哲学见解，认为“人”之所以被说成“天地之心”是因为“人心之知”能做天地所不能做的事；天地间自有规律存在，“人心之知”是可以认识并掌握它们的。曾有人专门撰文称刘献廷为大思想家。天文历法方面，刘献廷很不满意旧历法的疏漏，说是“不合天行”，还亲自参加过增定《明史稿》历法志部分的写作，受到当时学者们的重视。

刘献廷的革新思想在舆地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十分重视我国丰富的地理典籍，然而又洞悉其严重不足：浩繁的著作只是记载疆域建置、山川古迹和人物风俗，并没有写出“天地之故”，即自然界的变化及其原因。他在物候学方面也有细致的观察和可贵的见解。他还遍历祖国各地山川，注重实地调查，绘制舆地图等。

刘献廷学习过许多种文字：梵文、拉丁文、阿拉伯文以及蒙文、满文等。由于他懂得多种语言，又喜好周游各地，在这基础上经过彼此参照、深入钻研，创定新韵谱。他还打算以它为基准进一步谱上全国各地的土音，由方言推见各地人民的性情风俗。后来梁启超搞注音字母时还采用过他的成绩。

另外在医学、文学等方面，刘献廷也都有卓越的成就。清代学者王源说他“负绝世之学”、“抱天人之略”；近代学者向达也称他“淹贯百氏，不名一家”。

遗憾的是，刘献廷的生平事迹尚有隐而未明之处，加上他四十几岁壮年死去，计划中不少著述都未能完成，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极少。清代乾隆时学者全祖望对刘的著述难以觅得，已经深为感叹了，难怪梁启超要以“谜的人物”相称。

解放后，讨论《红楼梦》问题时，曾有许多文章引用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初中国社会内部已出现一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兴思潮。邓拓《燕山夜话》中又有“广阳学派”一篇专文介绍。于是，广阳学派之名始为世人所知。这个命名当然是有其科学道理的，因为以刘献廷为代表的广阳学派确实自成体系、自有特点：

首先，他们治学的目的十分明确。他们说：“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乃是“为他日经济天下”。刘被聘为《明史》、《一统志》编纂时，评价同事“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还批评那些知古不知今的学者，纵使博极群书，也只能算“半个学者”。至于抱残守阙、寻章摘句，更是“雕虫小技，壮夫耻为”。全祖望也强调他们所学是“主于经世”，“深恶雕虫之技”。

其次是他们治学很注意广博和精到。他们说：“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所以从象纬律历、边塞财赋到释道之言都留心钻研。他们的成就包括许多方面，这和学贯古今、知识广博是分不开的。同时又认为“物理无穷，人知有限”，所以“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这真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

再说治学方法也很有可取之处。他们很注意讨论问题取长补短，增进见识。无论在书房还是在旅途，他们时或露坐在蕉阴下，时或鹄立于船头上，讨论时制，品谈诗文人物，甚至边陲形势、军令之类也每有涉及。他们“人各有长”，先是相约在各自专长方面努力钻研作些准备，隔些时候会面就“快聚一二日”，彼此探讨学问。

而广阳学派的产生也是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明清之际，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着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另方面从外部又传来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影响，恰似两个石块碰击迸发出火光一样，广阳学派就是这种条件下闪现出来的一簇耀眼的火花。

广阳学派是应当重视的。但是这一学派的组成情况，也就是人物关系如何，至今仍然是个谜。要解此谜，当然先须了解刘献廷的学侣情况。曾有人说刘献廷的门人弟子“上自王公，下至士庶，以千百计。”而从《广阳杂记》来看，刘的交游是极为广泛的，与他论学的人也很多。例如关系甚密又卓有成就的即有数人：

梁份(1641—1729年)字质人，江西南丰人，是一位实测的地理学家。他曾有万里之行，经过实地考察，写成《西陲今略》，刘献廷认为是“有用之奇书”，还特地化了几十天时间日夜不停地亲手抄录一部。

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安徽宣城人。刘献廷在京时，梅入都与游，讨论历算。刘曾说：“我友梅定九，中华算学无有过之者”；梅也在著作中记载了两人彼此合契的情形。梅的算学成就很大，其《历算全书》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钞》并称为清初“三大奇书”。

王锡阐(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他博览众书，喜好文艺，对历象学尤有研究。他认为明朝大统历不够详当，崇祯间的历法仍未尽善，所以“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见”著成《晓庵新法》。刘在《广阳杂记》中多次提到。王死后，刘仍是一直惦念这位亡友。

但《广阳杂记》条目杂乱，所记友侣虽也有数十百人却总是有限(刘交友广泛，曾一日亲自手录友人姓氏仅近年于京所交就得三百余人，难怪人说“以千百计”)，可见解广阳学派之谜，单凭《广阳杂记》这把钥匙是不够的。

现在，《广阳诗集》作为《清人别集丛刊》之一，已经和刘献廷选的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合刊出版。这对于研究明清思想学术文化史是有所裨益的。要研究广阳学派，《广阳诗集》更是一份可贵的原始资料。以前，王勤撰《刘继庄先生年谱初稿》时，曾经引用过《广阳诗集》中有关材料，并因此而使作品增色不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广阳诗集》的有关材料，这部年谱是无法做成的。

《广阳诗集》分上下两卷。上卷八十八篇：古乐府九篇、禽言二篇，五言古诗四十篇及七言古诗三十七篇。下卷百八十二篇，其中五言律诗四十七篇；五言长律七篇；七言律诗八十二篇；五绝十四篇及七绝三十二篇。合计诗篇二百七十。这部集子集中地反映了刘献廷诗歌方面的造诣。清代学者杨宾曾论及刘诗主陶渊明、杜甫，而以杜为多。沈德潜《国朝诗别裁》说：刘献廷，“韵语其余事也，然豪气飚驰，逸情云上，读其诗可以想见其人”。《广阳诗集》中不少作品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境界，使人回味无穷。如《采木谣》就是对压迫劳动人民以满足其奢侈生活的统治者所作的强烈讽刺和深刻鞭挞：“……使君驱命如羊群，上山采木何纷纭！孤儿鲜弟昆，婺女乏子孙，夜半持斧随人，痛哭安得归旧门？萧条百里无完村。伛楼上山冈，持斧来公堂，使君方宴客，击鼓吹笙簧。或为鸳鸯床，流苏暖丽欢红妆；或为儿女箱，绮罗绣香衣裳；或为锦屏画潇湘，洞房艳艳生辉光。清晨唤民聚，盛怒常诩诩：前木短小为尔侮，尔等骨肉当臭腐；吾欲，巨木为堂庑，小者如楹大如柱。小民听语心煦煦，吾曹何罪罚此土！山木已尽何所取？存者惟此山之。山有毒蛇，山有猛虎，大儿前日已折股，小儿啼泣持弓弩：驱毒蛇，逐猛虎，蛇虎食我身，使君怒及父与母……”读之使人感到有白香山新乐府之风。

略谈布拉格学派 篇10

一、布拉格学派的兴起和发展

布拉格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其中以“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组织形式存在是从1926年到1953年。尽管其组织形式存在还不到三十年, 但期间布拉格学者们在语言理论方面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对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一) 准备时期 (1922-1925年)

1920年, 俄国学者雅各布森移居捷克, 由于对原“莫斯科语言小组”学者缺乏联系不满, 在1925年应马泰修斯之邀, 与马泰修斯的助手特伦卡博士制订了创立布拉格语言小组的计划。同年10月马泰修斯邀请雅各布森等五名学者聚会。会上, 首先由马泰修斯作了题为《语言研究中的新潮流和趋势》的报告。他列举了语言研究新的方法, 并把报告的主要论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以作为准备成立的语言小组的思想基础[2]。之后布拉格学派的会议就固定沿用了这种报告加讨论的形式。这次聚会的圆满成功为之后布拉格学派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 经典时期 (1926-1939年)

1926年10月6日, 布拉格学派举行第一次聚会, 此次参会者共六人, 首先由德国语言学者Henrik Becker做题为《欧洲的语言精神》的报告, 之后就报告精神进行组内讨论, 这次聚会标志着布拉格学派的成立。1928年, 布拉格学会在参加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时把音位学的观点第一次公之于世引起很大的反响。1929年, 布拉格学会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文学家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论纲”, 系统阐明了其语言理论和方法论观点。在1932年的海牙语音科学会议上, 人们正式提出了“布拉格学派”这一称呼[3]。

鲜明的国际性是经典时期布拉格学派的显著特点:与西欧的语言学者保持密切联系, 也与前苏联语言学界有较深的关系。雅柯布逊、特鲁别茨科伊和卡尔采夫斯基这三位侨居国外的语言学家也加入布拉格学派。前两位是这一学派代表人物, 学派的成就与他们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后一位是索绪尔的学生, 这表明了日内瓦派与布拉格派的密切联系。布拉格学者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在学派顶峰时期, 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影响广泛, 一些非布拉格学会成员的语言学者因其理论与学派观点接近, 也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学派刊物《布拉格语言小组论丛》的开始和结束正好界定了布拉格学派的经典时期, 即该学派最有朝气、最有成就的时期。

(三) 后经典时期 (1940—1948年)

后经典时期布拉格学派的学术活动不再活跃, 理论见解上也不像之前那般新锐和富有朝气。对学派发展更不利的是, 部分布拉格学派学者的观点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和质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由于国家机构调整的原因, 布拉格学派被解散。至此, 布拉格学派从有组织的理论研究转入零散的个人小组研究。

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成就

(一) 音位理论

布拉格学派最突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音学和音位学。其相关理论集中体现在特鲁别茨柯依所著的《音位学原理》一书中。这本专著耗尽特鲁别茨柯依一生的心血, 是该学派最杰出的作品, 主要成就在于确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他将音位学从之前的语音学中独立出来并与语音学予以区别———语音学是关于言语的声音的学科;音位学, 是关于语言的声音的科学。进而明确了音位的定义:从语音对立和特征出发, 认为音位是某种语言中最小的具有辨义对立特征的语音单位;提出了划分音位的“替换原则”;分析了语音特征, 即元音、辅音和非音质特征。

(二) 结构功能语言观

布拉格派学者对语言的基本看法可概括为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 可称作结构功能语言观。马泰休斯提倡应从语言功能入手去研究语言形式;从讲话人的角度去考察语言, “说话人先想到要表达什么, 然后才去寻找适宜的形式”[4]。简单来说就是功能语言观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 担负各种功能的职责, 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

(三) 句法功能

句法功能也被称作句子功能展示成分, 即用信息论的原理来分析话语或文句, 测量一句话的各个部分对全句意义的贡献[5]。在传统的形式切分即语法切分的基础上, 马泰休斯提出增加句子的实际切分。实际切分是一种功能交际切分, 即从功能角度分析句子的方法。与形式切分的基本要素—主语和谓语所不同的是, 实际切分的基本要素是表达的出发点和表达的核心, 即主位和述位。主位指说话人要叙述的对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说话人和受话人已知的或不言而喻的信息;述位表示受话者所不知道的新信息。

除了以上理论成就外, 布拉格派学者还在系统和共时研究、语言联盟理论、语言分析的普遍理论体系、标记和无标记理论等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并且将最新的语言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

三、布拉格学派的余音及现状

(一) 学派余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布拉格学派又开始活跃。在1960年, Josef Vachek编辑的《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辞典》出版。1964年, 《布拉格语言学论丛》在布拉格创刊。之后, Vachek编撰的《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读本》及其著作《布拉格语言学派》在美国出版问世。由于特伦卡等学者们的坚持和努力, 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在捷克本土得以恢复。雅各布森等布拉格学者到美国后, 通过在几所著名高校如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的教学, 使布拉格学派的思想理论在美国生根发芽并继续发扬光大, 并对美国的语言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布拉格学派的现状

1. Jan Firbas小组:

Jan Firbas是布拉格学派学者Josef Vachek (1909—) 的弟子, 而Vachek是布拉格学会会长马泰休斯的弟子。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 以Firbas为中心形成的语言小组研究“功能句子观”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简称FSP) , 该小组的研究成果经常发表在刊物《Brno英语研究》上。Petr Sgall小组:Petr Sgall (1926—) 也是布拉格学派成员的学生。他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生成描述” (functional generative approach) 。以他为中心的小组经过多年研究, 提出了一个以“依存句法”为基础的描写框架。

1966年到二十一世纪初, 结合这两个小组的“功能句子观”与“功能生成方法”理论研究, 从本质上看, 他们研究的都是表达手段与表达需要之间的关系, 继承了学派以马泰休斯、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传统[6]。

2.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 功能主义语言理论继续发展。

时至今日,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已在国际语言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根据布拉格学者关于语言的功能学说提出了“三大纯理功能”。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观无论从功能学说方面, 还是主位理论方面, 抑或是语境思想方面都有对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四、结语

在语言的功能结构研究方面, 布拉格学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影响, 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财富。笔者在这里纵向把握布拉格学派的历史及成就, 最期盼的是从该学派的成长过程中学习他们在学术理论方面的积极发现, 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对之前理论的批判、包容的精神, 也学习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国的语言学界应在广大先辈们的理论基础上提倡合作与发展, 全方位地发展我们的语言研究尤其是汉语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永峰.经典重温: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历史与现实[J].山东外语教学, 2005 (1) .

[2][3]钱军.布拉格学派历史研究[J].外语学刊, 1995 (1) .

[4][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