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精选11篇）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1

欧内斯特·戴尔是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经验主义学派又被称为经理主义, 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经验主义学派认为, 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都不能充分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 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便在一定的情况下, 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企业管理者。

经验主义学派往往主张采取比较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 而不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戴尔在他的著作中故意不用“原则”这个词。他在196O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 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他在该书中主要研究了美国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等四家大公司的一些“伟大的组织者” (皮埃尔·杜邦、艾尔弗雷德·斯隆等人) 成功的管理经验。戴尔认为,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 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他认为, 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的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才能。

思想理论

戴尔认为, 要掌握成功的企业和“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就要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组织, 发现并描述各种不同组织结构的“基本类似点”。把这些“基本类似点”搜集起来并予以分析, 就可以得出某些一般结论, 应用于其他类似或可比较的情况, 作为一种对发展趋势作预测的手段。比较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试图确定一般结论可以适用的领域。比较方法不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用少数定理来说明所有的组织的全部问题, 而至多只是在某些范围有限的问题上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例如分权化对管理费用的影响, “专权管理”或个人控制对管理潜力发展的影响, “平等主义”或委员会组织对高层管理效率的影响等。通过比较得出一般结论的方法可以采用演绎法 (从假设出发, 到实际情况中去检验) , 也可以采用归纳法 (从具体情况的观察人手中去检验, 得出一般性结论) , 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从以上各种方法得出的范围有限的一般性结论还要经过实际的检验。用这种方式就可能得出某些指导方针。如果再考虑到各种组织之间的差异并针对具体情况作些修正, 这种指导方针有可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作出预测。

为了使组织的比较研究有效, 必须在研究中满足某些必要条件。这些重要的却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必要条件包括:

首先, 建立一个要领的框架。研究者必须选择在不同情况下进行观察的各种变数。这些变数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可以通过各种职能来对组织进行研究。组织为了取得成绩, 必须行使一些什么职能和职权, 履行一些什么职责?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分类方法。

例如按切斯特·巴纳德提出的经理人员工作的过程来划分:做工作的地点、做工作的时间、做工作的人、工作的对象、工作的方法或程序。

如苏逊教授在1951年出版的《经理人员行为》一书中就对不同公司中的十二位主要经理人员作了这样的分析比较, 用定量方法衡量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有关的成果, 也可以像埃里契·弗洛姆1947年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所做的那样用归类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主要经理人员进行比较。他把经理人员分成以下五类:容忍型、榨取型、销售型、贮藏型和生产型。按这种分类法对经理人员进行研究, 有可能了解他们领导的组织结构的类型。例如, 可以通过对不同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检验控制幅度随着管理等级的上升而愈来愈小的假设。

接着, 注意事物的可比较性。在对不同组织的类似点进行描述和比较时, 也必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 其间的差异可能很大, 以致比较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在两个进行比较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基本类似点的情况下, 比较才有价值。这可以举以下例子来说明。有一家公司在进行一项劳资之间的集体合同谈判时, 工会代表以其他公司为例, 要求对怀孕的女工给予工资补贴, 而资方代表不同意, 谈判几乎破裂。但以后有人对本公司的职工队伍进行了分析, 才发现本公司一共只有五个女工, 而且全部超过了60岁。所以根本不存在上述问题, 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还有, 要明确地表述目标。只有明确地表述了所研究的组织的目标和目的以后, 才能对它们进行比较并评价其效果。这种目标可能是利润最大化、权力、士气、职工幸福或以上各项的结合。一般来讲, 目标明确的人比目标不明确的人易于成功。有的人成功地实现了他确定的目标, 却被一些并不明确表述自己的目标的人所攻击。例如, 有的管理人员取得较好的组织效率, 却受到某些组织“工程师”的攻击。原来这些组织“工程师”所追求的并不是组织的效率, 而是组织图上的整齐美观, 成为对称形、金字塔形或“扁平形”。如果偏离了这种“对称性”, 就被看成是异端。但他们却不把自己的这种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又如有些人际关系学者对正式组织理论进行攻击, 认为它们使组织成员感到压抑、不愉快、烦恼。但他们也不把自己的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其实, 任何组织都需要对“投入”和“产出”进行平衡, 这就必须有一定的正式组织。不加区别地对正式组织进行攻击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 比较和结论必须恰当。对组织进行的比较和得出的结论必须符合于原来提出的假设和条件。如果得出的结论带有限制性或不能令人信服, 那也不足为怪。因为, 可能随着资料的增加和分析的深入, 会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扩大适用的范围。戴尔认为, 如果具备了以上一些必要条件, 比较方法可能总结出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 并应用于其他企业。他并指出, 比较方法可应用于对各种机构、职能、思想意识进行研究和分析。

例如, 可在公司内部或行业内部进行比较研究, 可对同一公司的不同阶段和类似的公司进行历史的比较或横向的比较。也可以在不同行业的不同公司之间进行比较, 但较困难一些。更困难的是对不同领域 (工商业、军事、政府、教会等) 的活动进行比较。另一种类型的比较是对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的组织的各种不同职能 (预测、计划、人事、协调、控制、信息联系等) 进行比较。最后, 还可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进行比较。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2

关健词:教学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

摘要:学习理论是教学过程得以展开的重要理论基础。学习心理学如何应用于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是教学设计人员所关心的问题。本文依据不同学习理论对学习的解释，分析教学在处理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时的不同方式。由此推出，以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教学发生了重心的转移，由原先的主客对立、科学定向的思维方式转向关注此在在此的主体间性，关注师生的生命意义。

一般认为，教学是教育目的规范下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教育活动。它关注学生对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与个性品质的发展。教学过程的展开依赖于对学生学习过程的了解，因而学习理论成为教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教学人员关心的是，学习心理学如何应用于教学实施，即，教学怎样结合学习心理学知识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可能性和学习效率。然而，由于学习心理学家对学习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教学要么侧重外显行为的变化与知识的掌握，要么注重学生个性化意义的自主建构。所以困扰教学人员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对学习的解释。本文结合行为主义、认知学派、建构主义对学习的不同解释，谈谈学习理论对教学的理解。

一、行为主义与教学

(一)对学习的解释:学习就是通过强化建立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

行为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对教学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流派，强调行为的条件作用，通过改变环境使学习者的行为精确化。“它的理论目标在于预见和控制行为”。

行为主义者把刺激一反应作为行为的基本单位，学习就是通过强化建立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这样，练习或操练成了学习的同义词。新行为主义者则把强化作为促进学习的主要杠杆，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理论将学习等同于可观察业绩的形成或频率所发生的变化。如果其中某个行为得到了强化，该行为在这种情境中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不断强化的结果会形成在该情境中采用该行为的一种趋势，即形成了情境与反应的联系，有机体在该情境中会倾向于做出这种行为，这就是有机体的学习。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刺激呈现之后，能够表现出一个恰当的反应，学习就算是发生了，关键的因素是刺激、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学习动力来自于外部强化。人们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形成联系，并使之得到强化与维持，教学的艺术就在于如何安排强化。

行为主义者对学习者和环境都很重视，个体只有在与环境进行刺激反应的过程中，学习才会发生，因此他们认为要给予学习者各种刺激或反馈。(二)对教学的启示

根据这类观点，教学的目标是要导致各种理想的刺激一反应的联结;教学目标应该用行为的方式来陈述，且越精确、越具体越好。在对教学内容的分析上，由于行为主义者坚信复杂行为是由简单行为构成的，因而主张把教学目标和内容分解成很小的单元，按照逻辑程序排列，一步一步地通过强化手段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最终达到预期的目标。学习由教师控制和负责，学习程序是固定的，知识的获得是快捷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学设计专家可以改编程序，加人适当的反馈信息，使每个学生都在掌握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有成功的体验。对教学对象的分析，行为主义者也重视学习者的准备状态，把它看作是一类特殊的刺激，主张对学习者作出评估以确定教学应该在哪一个地方开始。但是他们基本上无视学习者的意识对学习的作用。因此，在行为主义者看来，教学策略选择的关键是在于如何安排特定环境中的刺激及其后果的反馈。教学评价主要看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强调具体、标准化的评价指标。

二、认知学派与教学(一)对学习的解释:学习就是获得符号性的表征或结构

行为主义心理学因用动物硒实验结果来推断人类学习，把学习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机械而招致不少批评。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习理论开始从行为模式转向依赖于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模式。认知心理家探讨学习的角度与行为主义者相反，转向学习者内部思维过程的认识。他们认为，学习过程不是简单地在强化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结，而是由有机体积极主动地形成新的完形或认知结构。认知心理学家试图探讨学习者内部心理结构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如何变化的。学习的实质就是获得符号性的表征或结构，并应用这些表征或结构的过程。认知理论致力于将学生学习的过程概念化，想要弄清楚信息是如何接收、组织、贮存和提取的。知识获得被看成是一种心理活动，其中包括了学习者的内在编码和组织工作。学习结果的检验靠最终的外在的作业和考试。

记忆在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学习的结果取决于信息是否在记忆中用一种精心组织和意义的方式贮存起来。遗忘是因为干扰、丢失和缺乏线索等原因，难以从记忆中提取信息。依据认知理论，迁移同信息如何贮存在记忆中直接有关，当学习者知道在不同的情境中如何运用知识，那么就发生了迁移。(二)对教学的启示

认知学派强调心理结构，通常被认为适宜于解释较为复杂的学习方式(推理、问题解决、信息加工)。但与行为主义比较起来，两种理论的实际教学目标还是相同的，即，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学习者传递知识，使学习者获得一套与教育者所要求的形式或抽象的概念。在对教学内容的分析上，加涅提出了学习层级说，认为知识是有层次结构的，教学要从基本概念、子技能的学习出发，逐级向上，逐渐学习到高级的知识技能。在进行教学进程的设计时，首先要对学习的内容进行任务分析，逐级找到应该提前掌握的知识，而后分析学生既有的水平，确定合适的起点，设计出向学生传递知识的方案。在展开教学时，让学生从低级的基本的知技能出发，逐级向上爬，直到最终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殉选择突出信息的有效加工策略。在制定教学策略时，认知主义者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等作为影响学习的重要因素。另外的关键要素还包括学习者注意、编码、转换、复诵、贮存和提取信息，学习者的信念、思想、态度、价值观等都会影响信息加工过程。教学评价主要看学习者知识的获得、技能的形成，在学校教育教学评价中体现为学习者是否能够回忆或再现知识系列，以及对复杂问题的解决情况。

三、建构主义与教学

(一)对学习的解释:学习就是个体认知图式的建构

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对学习的理解是基于对世界的客观性认识基础上的，知识的意义独立于个体学习者，认为学习的结果在于获得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行式或表征，从而获得知识并运用知识来解决一般领域或具体领域的问题。许多当代认知理论家对这种客观主义假设提出了质疑，并用建构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学习过程。严格地说，建构主义并不是一种像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人本主义那样具有明确界定的学习理论，只能算一种理论思潮，其本身流派甚多，各派之间相互存在差异。川因此在对建构主义学习观点的归纳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在这里，主要把建构主义对学习的本质的理解进行归纳。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的实质就是个体认知图式的建构，这种建构是通过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内化、建构新的知识经验。建构主义者重新审视了学习者与客观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反对行为主义机械的反映论，同时对认知主义的客观经验主义不满。认为个体的知识即不是预成于内也不是完全来自经验，而是来自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活动中。建构主义将学习看成依据经验来创造意义，在活动中不断地修正自己内部的心理结构，当新的经验改变了学习者现有的心理结构时，建构学习就发生了。学习就是产生一个意义联系，知识的意义依赖于个体学习者，所有学习者获得的意义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强调个人独特的认知过程，建构不同的网状知识结构。学习动力来自于内部动机，学习由学习者自己控制和负责，学习程度是灵活多样的，对知识意义的深刻理解需要反复多次完成，学习重在深层理解和问题解决，学习结果的检验靠自我评价，靠学习过程的表现，靠真实问题的解决。学习赖于个体与环境的活动，两者之间的具体互动创造了知识，学习具有情境性和社会性。(二)对教学的启示

建构主义者认为，学习目的只是为学习者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或内部情境，由学习者自己确定，学习目的的形成与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真实任务有关。教学的目标无法从外部确定，只能根据真实任务促进学习者个体意义的建构，实现对信息的理解和精细加工。

建构主义强调，知识并非对现实的正确表征，而只是一种解释或假设;知识也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而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扬弃。教科书只是一种文本，在被学习者接受之前毫无意义。学习者是以自己的经验和信念为背景来分析、判断文本的合理性，并靠自己的建构来完成对教学内容的接受。因而在确定教学内容上，建构主义对传统教学设计提出了挑战，主张为学习者提供真实的情境。只有在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境中，才能使学习变得较为有效。情境创设是教学设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分析教学对象方面，建构主义主张把学习者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注重对学习者原有知识经验的分析，重视学习者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倾听他们现在的想法，洞察这些想法的由来，并以此为据，引导学习者丰富或调整自己的理解，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建构主义者所倡导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是，帮助学习者积极地探究复杂的主题或环境，并且像某一个领域的专家那样来思考问题。知识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学习的情境以及学习者带人这一情境的经验有密切关系。所以，要鼓励学习者建构自己的理解，然后通过社会协商证明各种见解的合理性。不要事先规定要学习的内容，而是从多种来源获取信息。建构主义者采用的一些具体的策略包括:在真实的情境中确定任务，运用认知学徒方法(对学习者怎样达到专家水平业绩进行示范和辅导)，交流多种观点(合作性学习以提出、分享不同的见解)，社会协商(争辩、讨论和提供证据)，运用真实的事例，反思，以及对建构过程提供可靠指导。

关于教学评价，建构主义主张过程性评价，强调对学习者成长过程的真实记录，注重对真实问题的解决。

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中的规范概念 篇3

[关键词]建构主义规范概念研究方法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111－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文化和认同重新回归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再度兴起，文化和规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近十多年来，在对规范问题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规范作用方面的不同认识，曾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然而，对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方面存在的差异却缺乏必要的探究。尽管有些文章也涉及到两个学派在规范方面存在的某些差异，但他们对这些差异怎样对它们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产生影响并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事实上，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规范含义的理解是不同的，这种认识差异对它们的理论建构和规范研究的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就它们涉及的规范概念与其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之间存在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个学术传统和研究风格迥异的理论流派的认识。

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的规范含义

规范和规范问题一直是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关注的核心内容。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都把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看作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承认规范、价值和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相信国际体系是通过不同的政治实践围绕行为体之间共享的、主体间的理解建构而成的。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国际社会定义的核心，就是强调共同利益观念和共同价值以及受法律和道德规则约束的共同意识，也就是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维度。他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从而形成一个社会，在此意义上，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它们一起在共同制度下运作，那么一个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亚历山大·温特也指出，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这种观念结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结构，其本质是知识或观念的分配。这种观念结构有时是通过规范、规则或制度的形式为行为体所共有的，它不仅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也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建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认为，规范可以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为；规范往往也限制了人们可以选择的行动范畴，因而约束了人们的行动。因此，关于适当行为的共有观念、期望、信念等因素使世界有了结构、秩序和稳定。

尽管两派学者都强调规范、观念和认同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对于规范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目前学界对规范的定义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坚持对规范进行狭义界定的研究者，他们所作的界定通常是一种直觉定义，即主张将规范与规则等其他行为准则区分开来，认为规范是指“根据权利和义务界定的行为准则”，它包含了应然和共同道德评判的伦理内容，而规则是指“对行动所作的规定或禁止”。虽然英国学派学者没有对规范作过明确的界定，但他们所涉及的规范基本上是这种狭义意义上的规范，因为他们所说的规范是指行为标准或道德评价标准。另一类是主张对规范进行广义定义的建构主义学者，他们具有相当的根据假设通过演绎推理对规范进行界定的性质，认为规范本身包含了规则等其他形式的行为准则。这种对规范的界定方式，它不再简单地按照权利和义务特点来划分和认识规范，而是把规范从广义上分为“限制性的”和“构成性的”两大类。彼得·卡赞斯坦认为，规范是指“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的共同期望”，不同的规范所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限制性规范涉及确定合适行为的标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它们的行为；而构成性规范表明了行为体的认同，也规定了行为体的利益。规范既可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也可通过界定产生社会认同的集体行为标准直接地发挥作用。马莎·芬尼莫尔接受把规范划分为限制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的做法，但对规范概念作了另一种界定。她认为，“对于规范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即具有给定身份的行为体适当行为的准则”。她指出，政治学中建构主义称之为规范的概念与社会学称之为“制度”的概念实际上是同样的行为准则。根据社会学理论，“规范”和“制度”的一个不同之处是聚合性问题：规范指的是单独的行为准则，而制度强调的是诸多行为准则的组合汇集与相互关联(即一组实践活动和准则)。根据这一定义，规范不仅包括规则，而且还包括制度。所谓制度，实际上也是规范的一种组合和表现形式。

根据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观点，政治生活中涉及的规范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然法则”(natural laws)，它是客观的、并能够通过经验予以检验证实的社会行为模式；另一类是“规范性法规”(normative laws)，它指禁止或限制人们行为方式的规则。实证主义者所涉及的规范主要指前者，而传统人文主义者(humanists)所讲的规范主要指后者。从上述对规范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建构主义使用的规范概念是与英国学派所涉及的规范不同的。英国学派所说的规范是一种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规范，即判断人类活动对错、好坏的一种行为标准。而建构主义所说的规范则是一种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规范，即它既涉及行为体“适当”或“合适”行为的准则问题，又被看成是存在于主体间的一种社会实在。“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创造了行为模式——社会科学试图解释的那种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可能是社会实在——规范与理解——和主流范式强调的物质实在的结果”。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涉及的规范虽然是主体间持有的行为准则，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因而并不包含对规范进行道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内涵。马莎·芬尼莫尔对此曾明确地指出，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考察规范对国家行为产生的作用，也就是侧重于考察构成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怎样构成、创造、修正了行为体和利益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这本

书主要想从经验上证明：社会规范事实上确实影响了国家的行为，并阐明影响的方式。她强调，我们“说社会规范在国际上起作用并不是对这些规范的伦理和道德进行价值判断”。

总之，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规范含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英国学派是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来界定规范内涵的，而建构主义则主要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定义规范含义的。两派学者对规范概念的不同界定，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规范的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

规范研究的不同方式及其特点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类型总是与研究方法的选择分不开。而研究方法的选择又与研究对象或论题的性质有关。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规范概念的不同界定，自然会对其理论建构和规范研究的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英国学派研究世界政治方式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强调规范和价值。根据政治领域流行的规范性假定来理解国家间世界，是英国学派理论关注的中心。在这派学者看来，人类世界是由有意义的行为标准的规范构成的，而规范是建立在赋予这个世界以明显特征的基本行为标准的基础之上。价值是规范研究的主题，国际社会的重要价值包括和平、安全、独立、秩序、正义、人权、环境保护等等。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处理对外事务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这类或哪类的规范性难题，不可避免地要对各种现象、事件和实践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根本不存在价值中立之类的东西，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总是有一个价值判断和规范假定问题。任何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必须考察和评论带有价值判断的假设，把道义问题和政治问题视为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不应当排除价值判断的假设。当人们从事于某个政治主题研究时，最重要的是要考察作为这个政治主题一部分的伦理和政治假定，并清晰地阐明其伦理内涵。而且，这些规范和价值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存在，它们是在现代主权国家的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大多数问题是在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有关国际社会和治国方略的道德。国际伦理是在国际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由国务活动家在特定时间内设计出来的道德标准，它主要用于规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行为，具体反映在治国方略的实践之中。因此，要理解国际关系的实践伦理，学者就必须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深入国家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当时所处的情景和角色中去，通过分析他们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和想法，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否则，规范研究就会脱离严重国际政治的现实而失去任何价值。也就是说，英国学派研究规范的方式是阐释性的，它包括观察、辨别、质疑、判断和阐述，目的旨在理解和阐释国家领导人在从事某种政治行为时所做出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

在英国学派的传统中，国际社会规范基础的途径是通过伦理维度来表达的，这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对国际政治中人权规范的研究之中。这种伦理维度的明显特点就是它的道德世界的二元性，即在政治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个人道德领域，它假定跨越国界的人类道德责任的观念是建立在对善的生活和社会连带原则的个人道德的理解之上。鉴于政治涉及的内容表现为对国际关系中正义的自由主义理解，所以国际关系是由政治和个人的道德价值所支撑的。马丁·怀特(MartinWight)曾对国际社会传统与被描述为责任伦理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过系统论述。他认为，理性主义传统坚持“双重道德标准”，即以仁爱为原则的个人道德和以正义为原则的政治道德，伦理的有效性在于维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他指出，政治道德具有近似和暂时的特点，它的基础是理性主义的人性论。“政治是从一个暂时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永恒运动。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具体处理方式中反复出现的接近于实现正义的状况。因此理性主义的政治家总是面临现实与期望之间的道德紧张”。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所有治国方略和政治行动的模式都是妥协，而指导妥协的原则是选择次恶。政治是一个追求次优和在“两个坏的”解决方式之间不断进行选择的领域。“理性主义对待政治道德的典型态度，就是坚持唯一可能的道德选择是‘坏的和更坏的解决方式之间的选择。”选择次恶是政治道德的原则，但它在政治上并不意味着存在一套适用的检验标准，怎样在特定形势下适用这个原则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而判断是经常变化的。因为确定次恶需要对难以判定和偶然的形势作出评估，而这样的评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实践伦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进行道德哲学的纯理论思考或阐述国际伦理的一般理论，而是探究国家领导人处理内外政策时所适用的规范标准，其核心是政治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形势下的道德选择问题。在英国学派看来，这涉及到如何平衡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的问题。政治家在处理外交事务和重大国际问题时必须尽量兼顾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人类责任三者之间的平衡，把政治审慎与道德义务结合起来。理性主义的伦理内涵在于：国家不仅受到审慎和权宜之计规则的约束，而且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和法律原则的制约。可见，国际社会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对国际政治性质的认识，而且也体现了它关于国际法、国际义务和国际伦理的一种基本观念，是对人类政治行为的一种规定。

实际上，国际社会理论既是一个有关国际关系怎样起作用的经验事实，又是一个有关在国际关系中应该怎样做的规范性主张。这种两重性被英国学派视为国际秩序问题的基本特征，同时它也是英国学派的社会和秩序观念的一些来源。马丁·怀特关于国际思想三大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区分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区分，三大传统根据各自对国际政治性质的认识，分别提出了一套国际行为规则和国际伦理原则。这种双重性特征在赫德利·布尔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布尔一方面认为秩序是国际关系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它植根于国家的实践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有关国家关系的思想之中。但另一方面，他又把秩序看成是规范的，认为任何一种秩序如果要得以维持和获得，国际社会就必须要有一定的规范和制度。英国学派内部关于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有关多元主义“薄”的道德观和社会连带主义“厚”的道德观的争论。

虽然考察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建构作用也是建构主义关注的主要内容，但是他们涉及的规范并不具有英国学派那样鲜明的伦理内涵和人文关怀。尽管建构主义的规范定义也包含了“应然”和共同价值评判的实质(因为规范涉及适当国家行为的准则问题)，但由于他们将规范看作本质上是主体间的一种社会实在，它是客观的和中立的，因此为了使其研究可操作化，他们主张将规范与它所要解释的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分离开来。也就是说，规范的客观实在性，构成了建构主义对规范进行实证研究的可能基础。于是，他们试图明确界定建构身份的条件，设定可以证伪的科学假设，通过对规范的经验研究来发现新的国际规范与国家利益和行为

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进而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规范本身的演化，即国际规范从兴起、扩散到内化的生命周期，关注规范的形成、社会化机制等内容。前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彼得·卡赞斯坦等人的著作之中。彼得·卡赞斯坦侧重从文化规范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要素是如何塑造日本安全政治的不同方面，进而影响国家行为的。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形成的制度化规范(如日本的精英们对重经济增长、轻军备的集体认同，以及这些精英们采用多数一致原则的程序规范)，塑造了日本的集体个性并影响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利益集团。它们使确定行为体认同和行为标准的内容具体化。进而，制度化的规范塑造了政治行为体在这个充满不确定选择的世界上所追求的利益。制度化规范在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创造出稳定和一致性，而如果制度化规范的存在，这种稳定和一致性也不会存在。

马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斯金克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则是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的另一类典型例子。她们认为，国际规范的作用可以用规范的生命周期来表示，它包括规范兴起、规范普及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行为体、行为动机和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在“规范兴起”阶段，其主要机制是规范倡导者的劝服。规范倡导者——个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利用有效的组织平台，力图说服关键的国家(规范主导国家)接受规范。一旦规范倡导者说服了关键国家，并使它们接受新的规范并成为规范的领导者，这时，规范达到了临界点或倾斜点。在“规范普及”阶段，其主要机制是社会化。当规范一旦达到倾斜点之后，效仿机制开始发生作用，规范主导国家试图通过社会化过程使其他国家变成规范的追随者，而其他国家接受规范的主要动机是它们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因处于国际“伙伴压力”作用下，出于增强合法性以及领导人希望加强自尊感觉等动机的考虑，其他国家开始模仿、学习规范的倡导国，从而导致规范的迅速扩散。在“规范内化”阶段，国家接受规范的动机是遵从，习惯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机制。在规范迅速普及的最高阶段，规范得到广泛的接受，以至于行为体将规范完全内化，使规范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时，对规范的遵守就成为自动的行为。不过，她们同时也认识到，规范的经验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虽然这类研究认为规范是行为的原因，但这一论断实际上没有做出多少解释。人们遵从规范有着许多理由，学者在研究中对于行为体遵从规范的动机有着不同的见解。

由此可见，建构主义并不是关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规范理论，而是关于世界实际是什么样的科学理论，亦即它是一种有关规范的解释性理论。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对规范的研究是解释性的，它包括用科学方法对规范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目的在于解释国际规范怎样影响了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国家行为。因此，建构主义本质上并不涉及国际关系应该怎样做的规范性主张，而且也不考虑规范所隐含的价值内涵和道德主张(因为科学理论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以及国际规范遭受侵蚀的危险。显然，建构主义研究规范的方式和特点，是与英国学派根本不同的。因为英国学派并不寻求建立与检验以建构国际关系的科学规律为目的之假说，也不试图对国际关系进行科学的解释，而是努力去理解它、阐释它。

结语

上述分析表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所涉及的规范概念，与其理论建构和规范研究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不过，研究者所处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环境的不同，无疑也是导致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研究上不同的重要原因。例如，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美国学者寻求把国际关系学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坚持采用经验不断累积的定量方法论和使用科学哲学的概念在所谓中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国际问题，确信科学可以找到解决各个问题的关键钥匙；而且大学教育也非常重视定量分析和统计方法的训练。因此许多美国学者倾向于将实证主义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而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植根于传统的哲学、历史和法律的研究之中，大学教育非常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许多从事国际关系教学的学者最初接受的是历史训练，他们强调历史知识作为当代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价值。因此英国学者一般主张采用传统方法而不是使用量化数据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然而，造成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研究上不同的根本原因，本质上来自于英美学者对社会科学的不同解释以及他们有关知识生产的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因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论视角和研究旨趣，或者说研究者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有不同理解，就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来建构理论”。

虽然英美学者都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是他们对社会科学的解释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学者普遍相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统一的，认为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存在着客观规律。尽管有些学者也承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重要差异，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发现这些规律的可能。因此，他们力主社会科学可以采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论，通过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经过科学验证而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客观知识。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曾反驳了一些人认为建构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批评，指出虽然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类别不同于自然类别，社会现象主要是由人的观念建构起来的，而自然类别是自行组织的、物质的实体，其因果性力量是由内在的、独立于心智的结构建构起来的，但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以观念为核心的社会类别仍然具有客观性性质这一论断。因为社会类别在不同程度上植根于物质，它是自行组织的现象，这种自行组织能力决定了其客观存在的特征。他认为建构主义虽然承认像国家和国家体系这类社会类别不能独立于建构社会类别的集合体话语的，但却通常可以独立于试图解释这些类别的个人话语的，是实在的(本体论)和可知的(认识论)，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我们仍然相信任何社会理论或国际政治理论都可以用科学实在论方式进行解释。为此，他们注重科学方法，强调理论的超历史特征、价值中立性以及经验实证性，倾向于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界定规范概念和研究国际规范。

而英国学者大都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对于自然事实，人们可以采取发现规律和说明因果关系的实证主义方法，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没有办法发现规律，因为类似自然界那样的规律在社会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其意义。在社会世界中存在一个由行动者通过其实践活动建立起来的意义网络，这种意义网络是社会独有的特征，这个东西是自然界没有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只有通过这一意义网络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采取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论。在这派学者看来，国际关系是一个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规范性领域，它具有其自身特殊的语言、规范和价值，如权力与法律、秩序和正义、主权和人权等，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来自于人们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念，比如对国家在法律和和道德方面权利与义务的对立认识。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阐明规律或靠法则预测人类的行为而获得理解，使用非规范性的科学方法无法解读这个涉及诸多人类道德和伦理问题的规范性领域，而只有用人文科学的方法，用直觉、判断和有感情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准确把握国际关系的社会世界，理解行为体在决定采取外交方略时经常面临的相互矛盾的政治价值与目标等难题，解释国际关系实践者的思想和行为。所以英国式的研究思路与美国流行的研究思路相反，他们注重基于人类理解、判断、规范和历史的传统方法的重要性，强调理论的思辨性、历史性以及理论必然具有的价值内涵，倾向于从历史、法律和哲学的路径来研究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研究宗旨，就是力图建立一种“探索国家体系的本质、外交的前提与观念、外交政策的原则、国际关系和战争的伦理”的国际政治理论。

由此可见，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所涉及的规范概念的不同，英美学者所处的不同学术传统和环境，以及两国学者对社会科学的不同解释和他们有关知识生产的不同的认识论立场，是导致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研究上出现差异的基本原因。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4

一、两条路径

学界一般把1978年看成传播学引入中国的元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几乎同时被引介到中国。但是在传播学引入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传播学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发展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出现了厚经验而轻批判的现象。从表面来看,二者的差异在于传播学引介初期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学术著作引介数量和理论引介人员上的差异,造成经验学派的弘扬和批判学派的失语。但是李彬、刘海龙、胡翼青等研究者发现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刘海龙在《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一文中提到赵月枝教授谈到的一段关于赫伯特·席勒的往事:“就在施拉姆计划访华的同时,赫伯特·席勒也在策划他的中国之行。”[1]只是倡导经验与功能范式,被称为美国传播学“鼻祖”与“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最终于1982年春来华访问,而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范式的赫伯特·席勒则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

徐耀魁在《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回忆了施拉姆来华期间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访问与座谈的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可以反映施拉姆对中国的传播学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座谈会上,施拉姆谈到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西方国家,传播学受到其它学科的重视。第二,施拉姆介绍了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和美国比较著名传播学研究所。第三,施拉姆预测了未来传播学如何发展并特别提到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两篇文章并认为这是传播学的经典之作。[2]从整体上看,施拉姆延续了经验学派的风格,他所推崇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都倾向于功能性的研究,所推荐的两本书目也主要讨论的是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施拉姆来华对中国传播研究取向有重要的影响,徐耀魁谈到:“我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对象是施拉姆学派,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离不开施拉姆划定的圈子。研究者所写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对施拉姆学说的转述或阐释”[3]

但是,施拉姆访华与赫伯特·席勒的未能成行并非是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厚经验而轻批判的惟一原因,通过研究同时期著作,刘海龙和胡翼青两位学者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对批判学派的引介不仅时间早,而且数量多。[4]虽然赫伯特·席勒未能来到中国,但是他的著作以及其它批判学派的著作在当时的传播学引介中却未缺席。

因此,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批判学派的引介和经验学派并无太大差异,但是笔者假设,在其后的西方理论与中国语境的结合过程中,两个学派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而这两条道路的选择也直接影响了其后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不同境遇。可以这么说,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在中国的引介有着相似的开始却走向了不同的路径,形成不同的结局。

(一)相似的开始

1982年,借施拉姆访华的东风,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在京举行,是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在其内部刊物上刊登了名为《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的会议纪要并提出了被认为是奠定传播学研究基本原则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而在徐耀魁、黄林在《国际新闻界》上发表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一文中,把怎样对待传播学的路径表述为“了解、介绍、分析、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创建中国的传播学”。[5]尽管表述略有不一,但是这个过程与“十六字方针”的原则是一致的。“十六字方针”既是一个共时的四个层面的要求,也是一个历时的有计划地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过程(尽管系统了解的目标贯穿传播学引入的各个阶段)。按照“十六字方针”的规划,西方传播学,不管是批判学派还是经验学派,应该经历一个理论引介、研究、吸收直至自主创造的过程。

批判学派在引介初期并不落后于经验学派,尽管在传播学传入中国第一个十年之后,两大学派不再均衡,经验学派获得优势地位,而批判学派渐趋沉寂。刘海龙把批判学派的境遇叫做传播学引进过程中的“失踪”,而胡翼青则把这种境遇称为“夭折”。

但是如同二位学者所论述的,“失踪”与“夭折”也并非批判学派的真实境遇,和经验学派一样,批判学派的引介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林珊、张黎、王志兴、陈力丹、郭庆光、李彬等学者以不同篇幅在不同阶段翻译或介绍过批判学派的著作,台湾学者冯建三、张锦华等学者关于批判学派的专著也传到大陆。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例,在经验学派的著作陆续进入中国的同时(关于批判学派的文章甚至要更早),林珊就翻译并介绍了《新闻工具与美帝国》、《美国的全球电子侵略》(赫伯特·席勒)、《洛克菲勒对新闻工具的统治》、《美国新闻界巨头和他们的权势》等二十几篇关于批判学派的文章。更有戏剧性的是在1982年徐耀魁、黄林在《国际新闻界》发表《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一文的间隙,发表了陈复庵摘译的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一书的一章《娱乐:巩固现状的支柱》。

而在赵月枝、曹晋等学者的推动下,爱德华·赫尔曼与诺姆·乔姆斯基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达拉斯·斯麦兹的《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与加拿大》、丹·席勒的《传播思想史:回归劳动》等著作先后在国内出版,而两位学者也有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等多部著作和论文在国内出版和发表。

因此,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在理论引介上有着相似的道路,二者之后的不同或许有更多其它方面的原因。

(二)不同的路径

传播学的传入及其“本土化”以至“自主性”的发展过程都是以传播学学科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并未分别注意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而实际上,二者在中国语境下都未曾按照“十六字方针”所计划的路径前行,而是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1. 研究历程的差异

总的来说,经验学派的研究历程经历了理论引介、回归传统、本土检验、质疑反思等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而批判学派在回归传统、本土检验以及质疑反思三个阶段均与批判学派存在差异。

20 世纪90 年代,余也鲁、孙旭培等学者期望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研究“华夏传播学”,并于1997年和2001年出版《华夏传播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系列)等成果。余、孙等前辈的尝试令人尊敬,但是综观这一阶段的成果,还是不免陷入用中国传统历史例证和充实西方传播学学术框架的尴尬境地,而且这个学术框架源自于经验—功能主义,并无太多批判色彩。

其后经验学派的本土化经历了理论检验的过程,西方的传播理论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如议程设置假说、知沟假说、沉默的螺旋假说、涵化与第三人效果等理论假说在中国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检验。这些理论检验打破了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结合中国的情况提出了问题。但是,本土化本身也是把中国问题当成区别于西方国家问题及其理论的他者,检验也是围绕西方的话语中心而展开。黄旦认为,“中国大陆传播学‘本土化’打一开始,所遵循的就是把中国作为问题,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不断显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从心理上似乎要跳出他者的支配,潜在则是向他者说明‘我的’不同”。[6]

而批判学派却并未曾向经验学派一样经历回归传统以及本土检验的过程,而是一方面学院派式的引介,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现实的失语,出现功能化和工具化的转向。而且在西方传播学传入中国的十年之后,批判学派标签下的理论差异开始体现在引介过程中,有的理论如文化研究经历了引介、例证甚至应用的过程,而有些理论如霸权(文化领导权)等还停留在理论引介、概念分析的阶段。

2. 范式反思的差异

经验学派引介之后的本土焦虑一直如影随形,从回归过去到检验现实都是不断对范式进行反思的结果。“本土化”与“自主性”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经验学派展开。相比之下,对批判学派及其理论的反思则更加含蓄而温和,但是传播学界批判与反思的思潮最终指向批判学派。

2011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第三个十年,《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围绕“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主题发表多篇论文进行讨论,更多年轻学者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自主性”之间展开反思。这种反思最终在2012年和2013年由以经验学派的为主的反思而直指批判学派。胡翼青、李彬等学者发表《谁是批判学派:对传播研究范式二元框架的批判》以及《批判学派与中国》等文章,对批判学派及其由来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与此同时,批判学派的主体性和内部差异也引起学界的反思。在胡翼青、吴雷的《谁是批判学派———对传播研究范式二元框架的批判》一文中指出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二元对立的标签之下“终结了不同批判思想之间的差异并消灭了他们的主体性”,[7]批判学派是被贴标签、被书写和缺乏主体的概念。而且,在批判学派这个大的标签之下,还包含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等各个流派,各种批判理论的历史语境和现实价值也需要被重新思考。

那么,沿着这股充满新知与未知的思潮继续思考下去,在实然层面,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引介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二、三个问题

(一)批判学派的“失声”与“喧哗”

批判学派引入的第一个十年之后,遭遇了“失踪”与“夭折”,刘海龙、胡翼青、李彬等学者分别对此作出了解释。除了几位学者的解释之外,媒介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媒介技术的扩散过程也影响了批判学派的研究。

1988 年,传播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施拉姆(时译为宣伟伯)和余也鲁合作出版了《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著作也是边讲传播,边讲新的传媒技术的实践,人们对新的传播技术还未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也谈不上批判。莱文森的媒介演进理论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启迪,在《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之变迁》一文中,莱文森以电影为例探讨了人们应用技术的三个阶段,开始是作为玩具欣赏技术本身,其次是用技术来服务现实,再次是超越现实走向艺术。[8]在媒介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的过程中,80年代的中国尚处于对“技术”本身的欣赏上,还没有把媒介的普及当做普通的生活环境来对待,因此体验成为主题词,还谈不上对技术的负面作用的反思。

在技术普及的过程中,过多的批判会延缓技术普及的进程以及媒介经济发展的进程。陈力丹认为不能把批判学派直接用于分析我国传播现状,“我们需要批判学派提供一些思路、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同时需要更多地考虑中国特殊国情……我国的大众媒介化程度并不高,如果予以强烈的否定,有可能扼杀媒介未来的市场化发展。”[9]

在李彬《批判学派与中国》一文中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化高歌猛进以及各路思潮风起云涌,广义的批判学派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尤以西方哲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较为活跃。”[10]在这里,“广义批判学派”提法能够带来很多启示,这其实是一种跨越学科边界与框架的思考。在传播学视域下批判学派“失声”的同时,批判思想却在多个领域内相当活跃,世纪末的“左”、“右”之争更是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场景。

(二)批判研究的功能化

同样,在批判学派标签下的一些理论,比如政治经济学派视域下的“制造共识”,在中国语境下面临着功能性的转向。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中揭示了大众传媒对“共识”、“共同体”的塑造,但是这个命题的批判层面在国内语境中的进一步探索似乎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讨论“如何塑造共同体”、“如何塑造集体记忆”、“如何凝聚共识”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面临同样的境地,霸权是指统治者通过制造文化领导权来让被统治者服从和认同自己的权威,可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霸权理论变成了传媒应该如何帮助统治者实现文化领导权,如何形成对权威的认同,因为我们感觉葛兰西所提到“文化领导权”的坏处在我国的语境下已经消失,而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探索如何加强文化领导权。那么,引入霸权的意义何在,仅仅是让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还有这样一种理论吗?

在此种语境下,功能性的研究遮蔽了原来更为犀利的批判意识。而原本在经验—功能范式之下的传播理论,也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着简单移植、庸俗化和朝向“工具理性”的问题。陈力丹曾经在《主动议程设置并非议程设置的本意》一文中提到议程设置“叙述的是新闻自由条件下各种不同的传媒无意中影响公共议程的一种传播功能,它应该是一种客观的传播效果。”“议程设置不是传媒自身主观的传播功能”[11]打着西方传播理论的名义实现“操纵舆论”的目的既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读,也是对媒介伦理的伤害。

与经验学派相反的是,批判学派似乎直接回避了当下现实,或者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影射现实,这并非是因为批判理论本身不需要“实践感”或者要与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我们仍然处于东方/ 西方,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的简单二元对立中,在这种思维下,西方批判学者对资本主义体系下媒介传播符号与权力的批判恰恰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种思维是简单而粗暴的。

那么批判理论真的不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吗?并非如此,中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也存在很多共同的问题。西方理论有其产生的社会与历史根源,与中国语境肯定有不同之处。而在“西方”这个大标签之下,语境也有所不同,英美之间会有差异,德法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只是囿于学术生产的意识形态压力,很多学者放弃了对批判理论本土化乃至自主化的想象力。还有学者用政治吸纳、行政吸纳等词汇研究社会治理过程,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理论的母题其实是霸权,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批判理论功能化。

其实,批判理论并非不能功能化,西方许多经验学派的研究最终朝向了批判,比如随着“培养”理论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走向“主流化”的研究时,其实带上了批判的意味。而批判学派也可以用来服务于功能与建构,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学术生态能多些理解与宽容。批判学派功能化,究其本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跳出这个迷局仍需要勇气、魄力与想象力。

(三)价值理性工具化

批判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理性的,因此在批判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思考批判理论“有什么用”(工具理性)似乎违背了批判的精神与价值。但是批判学派的理论的确有一部分被当做分析工具并不断解释着当下中国的现实。

以批判学派标签之下的文化研究学派为例,这条研究路径不仅没有“夭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欣欣向荣。近二十年来,有大量的论文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如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的“规避与对抗”等解释着各种热点,这也是价值理性工具化的一种表现。祝建华在讨论大众传播研究的陷阱和误区时提及:“如果研究论文只是用了一些理论术语包装起来的新闻特写、时事评论或者工作总结,那社会还需要养活我们这种研究人员干什么?”[12]同样,用文化研究的理论术语去包装各类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也是陷入了传播研究的“误区”与“陷阱”之中。

其实在文化研究的标签之下,不同学者之间的差异也被忽略了,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早期二者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一致的,后来的学者如菲斯克等人对大众文化持乐观的态度,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这种解释多多少少应和了统治者的需要,有意或无意间扮演了“规训”与“召唤”的角色。

在谈及传播研究范式与权力的关系时,胡翼青借助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点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和权力的关系,其一是与现有权力高度一致,其二是与现有权力不太一致,其三是对现有权力持彻底批判和否定态度。[13]

纵观批判学派之下各个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融合过程,也是与权力一致的知识繁荣,与权力不太一致或彻底批判与否定的知识进展较为沉寂。西方很多批判学者的理论也不是广泛撒播,而是“呐喊多,回应少”,批判本身就暗含着不被权力所乐见的基因。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批判多一些宽容。

三、一种进路:超越二元对立,回归现实问题

中国的批判学派究竟会走向何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回想一下经验学派在中国的历程,从理论引介、回归传统到本土检验,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批判与质疑。但是谈到中国批判学派的发展路径,笔者有些悲观地预测,其中有很多环节还必须走经验学派的老路,我们不能置西方批判理论的研究于不顾,而单纯思考中国问题,而是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去思考问题。而正是有了对经验学派引介的批判,批判学派才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另外,发展批判学派还要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坚持批判的理念要摒弃中西对立的简单二元思维,发掘哪些是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共有的批判?哪些是在不同语境中特有的批判?哪些批判可以被解构和吸纳?哪些批判需要沿袭与尊重?哪些可以继续批判,而哪些又可以走向建构?

坚持批判的理念还要走出“批判—经验”的二元对立,如胡翼青所说,批判是经验的他者,或者更进一步说,批判与经验都是范式革命和范式转移中的关键步骤,只批判不建构或只建构不批判同样可怕。只是具体到学术生产的个人,他们或长于批判或长于建构,比如麦克卢汉曾经说:“我不解释,我只探索”时,他实际上是在批判旧的范式,而波兹曼、莱文森等学者不仅延续了这种批判,还建构了这种批判。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不仅应当合作,还需要对话和辩论。如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学派应持续对经验学派的质疑作出回应,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得到了很大的完善,这需要进一步的辩论和思考。但在我国,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似乎成为自说自话的游戏,在学术争论中一旦拉出“学派之争”的大旗,辩论就戛然而止,却不知学派只有在互相挑战、回应与融合中才能共同进步,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只能让学派“死水一潭”。

在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更应该在交往、对话、甚至激辩中保持其理论的活跃。方法论的融合,在阿多诺时期已经用过。阿多诺写的《论流行音乐》非常犀利和深刻,但吉安德隆的《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也同样精彩,批判学派的应然层面应该是“活的知识”,为此,批判理论本身就需要来自多方批判和质疑,秉承批判理想的学者也应该发扬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不断回应正在发生的历史。

发展批判学派还应关注传播学研究主体的生存困境,给予批判学派研究者一定的话语空间,学术离不开政治,但是学术与政治也有各自的空间,应该减少一些行政对学术的干预。自196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14],介绍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然而真正根植于西方、批判资产阶级的批判学派却没出现其中,大概也是因为“批判资产阶级”等字眼仅仅是规避政治风险的挡箭牌而已。传播学引入3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主体面临的生态困境如影随形,反思这种生态困境、释放学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仍是当下传播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批判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但是并非所有的批判都会走向建构,也没有必要让所有的批判走向建构。因此超越批判主义有两种可能的进路,一种是从批判的方法论走向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既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创造一个新世界;一种是在超越批判主义之后陷入另外一种批判主义。或许另外一种批判主义依然是批判的对象,如同朋克音乐在反抗靡费的同时创造了新的靡费,但这种尝试是可贵的,至少它代表了一种超越现在,面向未来的精神。

摘要：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其实有着两种不同的引进路径,而且批判学派内部不同理论范式的引进也遭遇了不同的境遇。本文拟对照经验学派的西学东渐史讨论批判学派的引入过程及遇到的问题,为批判学派的本土化发展和自主性创造提供借鉴。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5

(1)国势学派为统计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起了一个至今仍为世界公认的名词“统计学”(statistics)，并提出了至今仍为统计学者所采用的一些术语，如“统计数字资料”、“数字对比”等。国势学派建立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显著事项”，它事实上是建立统计指标和使统计对象数量化的重要前提；

(2)国势学派在研究各国的显著事项时，主要是系统地运用对比的方法来研究各国实力和强弱，统计图表实际上也是“对比”思想的形象化的产物。

政治算术学派对统计学的贡献：

（1）格朗特对统计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若干统计方法的提出。

（2）配第的贡献则在于把统计方法引入到比人口统计更为宽广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并对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性质上的阐述。配第认为所使用的“计量”方法是很不寻常的方法，赋予了统计学发展史的一个全新的思路，即实证的思路，而实证的结果则通过数字的形式给予表述。配第初步构建了政治算术学派的理论体系，为近代统计学奠定了初步基础。因此，19世纪中叶的克尼斯、瓦格纳就声称政治算术才是“真正的统计学”。

概率论早期的代表人物对统计学的贡献

1、费马与帕斯卡在统计方面的贡献：一起奠定了概率论的理论基础，为概率统计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两人被誉为概率论的创立者。

2、雅各布·贝努里的大数定理雅各布·贝努里是 “大数定律”的最早揭示者。雅各布在数量统计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他创立了大数定理中最早的一个定理——伯努利大数定理；证明了大数定理的局部情况，对概率论及其在统计学，特别是抽样法的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雅各布的巨著《推测法》，是概率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3、亚伯拉罕·得·莫瓦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论题上：（1）概率加法与乘法运算的一般法则；（2）二项分布法则；（3）概率母函数；（4）关于赌徒破产持续时间问题的新的与一般解答；（5）二项分布的极限形式。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6

关键词：庄子学派；犬儒学派；相似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164-02

公元前4至3世纪，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在经历重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哲学流派：古希腊的犬儒派与古代中国的庄子学派。犬儒学派和庄子作为生活在社会动荡时代里的智者，都为各自时代的人们设计了自处之道。前者以愤世嫉俗、行为乖张为特征，后者以“离世异俗”思想抗争为特征。虽然尚无直接文化接触与交流，这两大哲学流派却在出现的社会背景、政治社会观、伦理生活观上都存在诸多相似性，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一、庄子与犬儒学派简要介绍

一般认为，古希腊的犬儒派出现于公元前4 世纪，是所谓的“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时断时续，一直存在到罗马帝国晚期。但犬儒生活方式的创立、基本思想主张的提出和处世特征的形成却主要是在早期阶段的三位代表人物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和克拉底活动之时。第欧根尼是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灵魂人物。犬儒学派的基本思想主张是提倡生活简朴、回归自然，节制自己的欲望，想狗一样的活着。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饰的等等。他强调禁欲主义的自我满足，鼓励放弃舒适环境。

庄子，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

二、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相似点浅析

（一）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社会背景相似：社会转型时期动荡复杂的社会环境。

公元前3至4世纪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动荡复杂，未定于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提供了犬儒派与庄子学派得以产生的土壤和环境。由于社会大变革，当时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交织缠绕着种种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进而催生了文化繁荣，思想争鸣的局面。犬儒学派即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又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战争使城邦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社会苦难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也导致了古希腊的城邦危机：自由公民的没落、国家范围的扩大导致了城邦公民集体理想的破灭。同时，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审与处死以及柏拉图出走西西里等一系列事件中，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感受到了民主制度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这些都使希腊哲学家把“伦理问题” 提到重要地位，从而给这时期希腊思想带来了某种个人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色彩，而犬儒学派则是这股力量的代表之一。而庄子所处的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转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有的宗法世族统治开始动摇，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使得西周以来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较大的调整，“井田制”也逐步走向瓦解。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政治局面的错综复杂，军事斗争的层出不穷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同时在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中也急需要理论的指导以求增强统治的应变能力；由于这时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了官府，摆脱原来的依附性服务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异彩纷呈，庄子思想便是“百家争鸣”其中之一。这些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加剧的历史时期，当政治暴力可以随意摧残个人生命而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的时候，就容易使人转入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必然激发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从而催生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二）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在生活态度上相似：“自然地生活”。

就个人的社会生活安排来说，犬儒派与庄子学派都提出要“自然地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在现实中表现为：生活简朴、甘于清贫、愤世嫉俗、淡泊名利、反对世俗制度、对身外之物漠不关心，顺其自然地生活。

犬儒派奉行苦行，衣着简单，手持长棍，背着破皮袋靠乞讨为生。白天常常在体育场、大街上、市场里与人交谈或辩论，晚上则睡在大街上或神庙里。他们“对一切外在的，特殊目的、需要和享乐漠然无动于衷”①《第欧根尼·拉尔修》中记载了关于他的一则逸事：“有一天第欧根尼在洗菜，阿里斯底波从旁经过；他向他喊道：‘如果你知道亲自洗菜你就不用尾随国王们了。阿里斯底波很合适地答道：‘如果你知道与人们来往，你就不用去洗菜了”②。这也说明犬儒们甘于遵从自然的生活，而不去追逐金钱、官职和地位的生活态度。

庄子一生清贫，生活简单，以织草鞋为生，艰难度日“庄子家贫，故往贷于监河侯”③，“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④。实际上，庄子并非没有机会为官，只因他按照自己自然的方式生活，放弃了做官的机会。

庄子在《齐物论》中有段精辟的论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⑤这段精辟的论说充分地体现出庄子相对主义的哲学特点。在庄子看来，在不同的情势下事物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是非。反映出庄子对名利的淡泊。

（三）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在政治社会观上相似：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

犬儒派与庄子学派都彻底批判否定现行的政治制度，抨击骄横傲慢的统治者，嘲讽那些四处奔走经营、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的人。

犬儒派藐视一切权威，无论是城邦的政治制度，还是那些威严赫赫的君主、伟人，无一能逃脱他们的抨击。对希腊人引以为自豪的城邦民主选举制，安提斯泰尼就不无讽刺地建议雅典人投票决定驴即马，有人说这不太荒谬了吗？第欧根尼有一句名言：“重估一切现存价值”。他认为，文明的主要价值如“高贵的门第、声誉和一切显赫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浮夸的罪恶装饰品”，金钱是一切罪恶的渊源。“自然”比“文明”更为真确，所以应该返归自然，遵从自然，抑制一切人为的欲望追求，以简陋俭朴的生活刻苦磨练自己。

庄子不仅否定现行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大加斥责。田成子杀齐君得齐国南面称孤道寡，俨然一副君王模样，而柳下跖聚众起义却被称为盗贼。庄子对此极为愤慨，发出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⑥的怒骂。对于那些趋炎附势，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卑躬屈膝的人，庄子极度鄙视与厌恶。在《庄子·外篇·马蹄》中：“夫赫胥氏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⑦这几句话充分体现了庄子的反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切返归自然的政治主张。

三、庄子学派犬儒学派差异点浅析

虽然犬儒学派与庄子学派有诸多的相似性，然而也明显存在着诸多差异。

（一）犬儒派与庄子学派都主张“自然地生活”，但是二者对于“自然”的理解却存在歧义。

犬儒派理解的“自然”有着两层意思：“ 一是外部环境，一是个人自然生存本能”⑧，犬儒的相对主义否定外在的一切标准、一切习俗、主张一种自然的状态所以，犬儒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努力适应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泰然处之地生活。但是，随着犬儒学派的不断发展，他们对自然地理解日益庸俗化和浅显。后来的犬儒学派把“自然的活着”理解为像动物一样活着，像狗一样活着。《第欧根尼·拉尔修》里记载：一次吃饭时，一个客人丢给第欧根尼一块骨头，他就像狗一样奔上去，并且摇头摆尾。犬儒派另外的一位代表人物克拉底甚至与同为犬儒的伴侣希巴尔其娅在公共场合交合。这些都反映出后起的犬儒们逐渐的对“自然”的曲解，视“自然”为“动物”。

庄子笔下的自然观是合乎万物自身规律的本然状态。庄子最欣赏的是自然之乐，甚至主张与自然界的动物共处而同游。“自然地生活”就是一种万物能够顺其本性和内在规律而活动，保持事物的本真面目。这一生活方式的主旨是要尊重事物的内在规律，反对人为的干涉和破坏。“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⑨以“道”来体现自然的转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华，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白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⑩“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B11。在社会生活中，庄子主张按照人的自然的规律生活。“自然地生活”这一生活方式是一种超脱的智慧，顺其自然、无为不争的生活。与犬儒学派消极、颓废甚至低俗的“动物式的自然生活”观相比，庄子学派崇尚的“自然地生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犬儒派与庄子学派都愤世嫉俗，安贫乐道，但二者生活态度以及表现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犬儒派奉行苦行主义与禁欲主义，抛弃一切财产，以乞讨为生。长发，赤足，身穿破烂不堪的短外套，肩上背一个破袋子，手里拖一根木棒或拐杖。白天在大街上、体育场，一切有人群的地方游荡，主动找人交谈或辩论，不时把严厉的斥责、不失幽默的嘲笑抛向路人。“晚上，他们则露宿街头。生活中往往表现得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希望用这种极端乖张的行为来表示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自己的主张。出于对一切知识理论的否定，他们有意识不去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些乞丐哲学家的道德说教主要表现在他们粗鄙的诡词之中，表现在轶闻之中。他们的道德说教中很少有严肃的探究。”B12庄子学派也主张过简朴清贫的生活，但庄子学派并非像犬儒派一样奉行苦行主义，抛弃一切财产，乞食为生。“庄子学派也没有脱离家庭，独身而居，而是娶妻生子，相依为命，尽享天伦之乐。与犬儒派对现实不满的表现方式不同，庄子学派主要是著书立说，表达思想，与社会相背但相容。不像犬儒派，四面出击，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以他们不仅没有遭到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统治阶级的责难，反而受到世人的尊重。”B13庄子学派的思想源远流长，其生活的智慧常为落魄知识分子所推崇。

四、结语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传统决定了二者处世态度的不同。犬儒派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走到了尽头，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而庄子学派的思想以及道家思想却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思想智慧，源远流长。这都是与他们的异同点密切相关的。

注释：

①黑格尔著.贺麟译.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第欧根尼·拉尔修

③庄子·外物

④庄子·山木

⑤庄子·齐物论

⑥庄子·列御寇

⑦庄子·外篇·马蹄 孙通海译.中华书局.

⑧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⑨庄子·外篇·秋水.中华书局.

⑩庄子·外篇·田子方.中华书局.

B11庄子·至乐

B12[德]文德尔班著.詹文杰译.古代哲学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B13杨巨平.犬儒派与庄子学派处世观辨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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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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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叶方兴.自然的生活——犬儒派与庄子学派的伦理思想的一个共同点研究[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

[8]文德尔班著.詹文杰译.古代哲学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9]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0]章雪富.斯多亚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7

一、形式主义研究方法

形式主义是由乔姆斯基开创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是形式主义发展的主线。形式主义把语言看作是一整套结构体系, 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内在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所有东西都是互相依存的。在这个系统里, 语言成分的意义由其与其他语言成分的关系来决定。因此形式主义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内部寻找解释语言现象的答案, 从而建立一种能表现人类普遍的语言知识的形式化的理论模型。对语言采取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语言学派主要有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转换生成语言学派。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指20世纪30—50年代在欧美形成和发展的语言学流派, 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1857—1913年) 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阐述的语言学理论为代表以及受这种理论影响而进行的语言理论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强调系统性, 主张区分语言 (即语言的系统) 和言语 (即语言的实际现象) , 其基本思想是“真正实际存在的不是某种个别的语言的实际现象, 而是作为系统的语言;语言的每一成分只是由于它跟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而存在;系统不是成分的机械总和, 而是规定成分的。系统的框架或结构是由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基于这种原则, 结构语言学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一种结构, 语言要素的性质决定于系统中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的系统性表现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两种纵横交错的关系上;语言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 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研究, 认为语言学应该是描写性而非规范性的。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统一的、自足的符号系统, 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自然语言中那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概括地来说, “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 以语言共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 其目的在于用抽象、概括的方法对语言的各种系统的结构进行客观、精确的描写”。因此, 有些学者认为“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同时也是现代形式主义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主要包括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尽管各个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语言理论, 研究也各有其侧重, 但总的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 这些学派都继承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 美国语言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该理论对语言的形式主义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的理论历经五个发展阶段:古典理论时期 (或称“第一语言模式”) 旨在使语言科学化, 标志性著作是《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和《句法结构》;标准理论时期论述语义应当如何在语言理论中进行研究, 引入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概念, 认为意义属于深层结构, 语音表征对应于表层结构, 代表作是《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语言与心智》;扩展的标准理论时期集中讨论语言普遍现象和普遍语法的问题;修正的扩展标准理论主要讨论管辖和约束, 也称为“管辖与约束”理论;最近的一个阶段是始于1992年的最简方案和最简探索标志着生成语法理论进入了新的阶段。乔姆斯基所定义的语言是人类语言器官所呈现的某种状态, 一般称为内在化语言, 生成语法是在高度抽象化和理想化的条件下对这一内在性语言的本质、来源和使用的描写与刻画。语言是心智的功能和组成部分, 对语言的研究就是对心理的研究。

二、功能主义研究方法

功能主义研究是从伦敦学派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包括社会语言学、语篇分析、话语分析、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其真正形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思潮则肇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并日渐成为与形式主义相对峙的一种学术范式。功能主义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 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是一种实际交际功能的手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虑语言本体与语言使用的关系, 即语言系统 (或“语言能力”) 与语篇 (或“语言表现”) 的关系;二是考虑语言使用与语言使用的各类语境的关系。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重点而言, 它关心的是意义的表达和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使用和所起的作用。早在三十余年前, 韩礼德就明确指出, 对语言形式 (如词汇语法) 的研究可以只停留在语言内部, 但如果要研究包括语义在内的整个语言系统, 就必须到语言之外去寻找判定意义是否相同的意识形态标准。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就不是独立于外物的了。

随着乔姆斯基把语言的形式主义研究推向顶点, 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发现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不足, 意识到功能的重要作用。吕叔湘在《语言研究》创刊号的题词中指出:“语言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本身, 也要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 研究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这就要求打破原有的三个理论框架:“第一, 把语言看作纯一系统的框架;第二, 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自足、封闭系统的框架;第三, 把语言看作是从音位到句子的层级系统的框架。”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到了70年代末, 系统功能语言学应运而生。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强调“语言环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和“语言系统” (system) 的重要性。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伦敦学派的语言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创立起来的。韩礼德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把语言看作“社会符号” (social semiotic) , 是一个在社会情景中用于表达不同功能对语义进行选择的多层次网络系统。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人如何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运用语言进行意义的交流。因此, 他提出了语言具有三大功能:表义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这一理论框架包括几个重要概念:功能、系统、层次和语境。他认为在语言学研究的众多方法中有两种最主要的。一是从外部 (即社会文化的支配与影响) 出发来研究语言。另一种是从内部 (即心理认知的机制和运作方式) 出发来研究语言。两种方法都用来解释语言的本质和基本特征的, 不同点在于如何看待系统和行为的关系。语言是社会功能的系统, 这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语言, 语言的各种社会功能在使用中得以实现;语言系统中的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可以从功能的角度解释。韩礼德把语言看作一个包含三个层次即语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音系系统的符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兴起和繁荣的直接结果就是, 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语篇分析和言语交际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形式主义注重语言的形式、结构、成分和成分的分布, 对语言进行形式描写和描写的形式化, 考虑语言的心理性。而功能主义注重分析语言的功能、不同层次上的成分的语义功能, 认为功能决定形式, 考虑语言的社会性。语言学家发现仅仅对语言结构进行形式化描写是不够的, 从语言传递信息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结构也有其不足。韩礼德认为, 着眼于生物体之间 (inter-organism) 的社会学视角 (如功能主义的研究) 与着眼于生物体内部 (intra-organism) 的心理学视角 (如形式主义的研究) 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的, 而是互补的, 如果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将更有利于语言研究的健康发展。韩礼德的观点表明, 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可以互补的。从不同的方法和角度来研究语言只会使我们对语言的本质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因此, 在今后的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应注重增进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沟通和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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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席留生.现代语言学: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述评[J].学术界, 2009, (7) :254-258.

奥地利学派与经济学人本主义 篇8

一、当代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方法论

在当代的经济学方法当中, 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 即:人, 从本质上来讲, 是一部刺激-反应机器。而这一假设又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效用函数这样一个基础假设之上的。从这个角度上讲, 人类不过是一台精于计算的机器, 我们所进行的选择行为仅仅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限制下进行数学计算的结果。一个人在一个市场上偶然发现一些目标价格, 之后他在这些价格的基础之上权衡着自己的选择。这种研究方法出自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认为, 在一个总体系统内, 一件特定的事情发生了, 是因为另外的某件事情发生了。从长期上看, 这一切都是因为“全事件” (Total Event) 正在发生。自然主义把人类包括在“全事件”当中, 这一观点被普遍应用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之中, 它假设人类行为产生于一种自然的因果关系。

自然主义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个体的意志处于自然主义者的研究范围之外。反过来讲, 作为道德的或者是不道德的行为的观念也已被抛弃, 最多可以说某个人的行为是在某种特定形式下经过好的或者是坏的计算, 而且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 人本主义同自然主义在某些方面是相对立的, 所以, 也是同现存于主流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相对立的。人本主义认为人类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超越自然法则的个体, 但行为主义不承认这种超越。因此, 主流经济学研究错失了很多人类的重要属性, 从而提供了一些对于人类研究来说并不充分的解释。人类个体构成的多样性导致了对于自然世界不同刺激的不同反应。然而, 把经济学的讨论限定在这样的刺激-反应中, 意味着人类本身更加有趣的方面被忽略了。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 这种有趣的经济现象通常是由企业家行为造成的。而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在强调人类此种行为的重要性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学者有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等。门格尔为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门格尔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一起促成了所谓的边际革命。对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而言, 商品的效用决定了商品的最终市场价格, 进而效用指挥着市场中的种种选择行为。效用同人类心理被商品激发出来的某种感觉一致, 这意味着市场过程需要个人偏好起作用, 但并不一定符合他个人的意愿。但是对于门格尔来讲, 他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源自于他对经济财货构成的独到理解。在门格尔看来, 一种经济财货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它具备的“财货特征”的多少, 但是这种财货特征并非与生俱来的, 它需要人类运用自身不断积累的知识在不断的实践行为中才能发现, 这种知识和行为的目的在于使用财货的某一有用特性从而达成一个具体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 行为个体和他的意愿就显得十分重要。

人类行为学 (Praxeology) 属于奥地利学派的独特的方法论, 最先把这个词应用于奥地利学派方法的是门格尔的学生米塞斯。他不仅是该方法论的主要创立者和详细阐述者, 同时也是将其最充分和最成功地应用于构筑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人类行为学是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方法, 也是早期古典学派的一个分支的基本方法。米塞斯对于人类行为的关注在其经济分析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而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彻底的主观主义经济学者, 同时米塞斯等人也不愿意把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数学以及经验主义妥协。奥地利学派认为, 人类行为学的基础是:个人从事有特定目的的行为。此外, 人的行为还意味着, 有意地选择特定手段, 去达到其目标。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些目标对他来说必定有价值, 这些价值支配他进行选择。正如柯兹纳在讨论市场过程以及企业家在其中的作用时谈到:对于奥地利学者来说, 人们相互之间的知识在某一给定时点上是充满差异性的, 市场过程可以提供一组系统的力量, 存在于企业家的警觉之中, 这组力量会减少相互之间的那种无知的程度。知识并非完美, 但是无知也并非不可征服。均衡从来不曾达到, 但市场确实显示出其趋向均衡的强大趋势。市场协调不应该通过假设来混入经济学, 但是它也不应该通过引入不确定性的概念而被简单地拒绝。

在柯兹纳的著作中, 他还提出一种对于具有自我决定能力的经济人的理解。经济人既不是全知全能的, 也不是完全无知的。他借助手边所掌握的知识和资源来达到他所期望的结果。成功企业家的努力与奋斗是不可被事先预料到的。因此, 如果目标是为了理解市场的属性以及市场如何变化的, 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严格的均衡分析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误导。这样的观点符合奥地利学派一向反对数学及计量经济学的传统。奥地利学派认为计量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盲目模仿自然科学, 从而把复杂和不同质的历史事实当作可重复的、同质的实验室资料。奥地利学派认为计量经济学是把每个事件的质的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数字, 然后错上加错, 把这些数量关系看作人类历史中的不变关系。米塞斯一再强调, 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不变的数量关系的经验发现。与自然科学明显不同, 计量经济学无法在人类历史中找出一个不变的关系。人的意志、知识和价值观总是在变化的, 且人与人不同。很难想象计量经济学能够在某一天找到一个不变关系。

三、经济学人本主义

尽管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看起来切实可行, 但它也并不是无懈可击,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者理论派别都只是在某些方面具有侧重性, 相对的在其他的一些方面难免有一些疏漏。奥地利学派的分析虽然强调或者说完善了对个体行为的考察, 但仍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奥地利学派是在不对人们选择的结果进行评判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同时, 该学派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人们达到某种结果的更有效率的程度上。但从另一方面看, 经济学人本主义的出现是为了恢复一种旧有的、可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传统。这一学说产生并发展于经院学派的道德哲学观。

经济学人本主义希望把人类学研究并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中。人类行为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来说是起到基础性作用的, 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将会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 从道德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个体。行为人被视为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自由个体。这种自主性表明行为个人最终要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同时认识到与这种选择相关的内在的道德问题。经济学人本主义认为善良的行为反映的应该是一种依据可能是最高道德价值标准的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学人本主义者关注制度结构, 从而最大可能地考虑到行为个体的整合, 这种整合最可能在行为人承担其行为造成后果的时候发生。

把经济学人本主义同其他研究方法区分开来的是它强调人类选择的复杂性。功利主义选择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它的决定论本质, 它提供一种关于选择的粗浅的描述, 但这几乎等于可供人们挑选的选择根本不存在。根据这种方法, 行为人或多或少的是一架根据环境条件机械地、被动地做出反应的机器。而奥地利学派始终坚持更为现实的人类行为假设, 他们倾向于从已经被接纳了的超然于人类行为的种种假设当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 如果人类超出了与他们的决定相关的自然属性, 那么道德立即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学人本主义承认这一现实, 并且针对什么是行为人以及行为人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 进一步寻求理解人类行为和经济学。当理解了每个人是根据其自我意识做出行动的时候, 就可以理解人类行为的真正属性。

四、结论

在当今数学方法和经验分析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研究中, 奥地利学派仍然坚持自身独特的分析方法, 在批判日益严重的数学化倾向的同时, 也应该更加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经济学人本主义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补充, 呼吁关注人类行为中的道德因素。在大多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当中, 道德标准通常是一种隐含的假设, 而一旦功利主义思想占了上风, 它就被抛弃了。正因为如此, 人本主义方法将会进一步参与经济学的研究, 为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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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 埃德温.多兰.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3]Israel M Kirzner.The Meaning of the Market Process[M].London:Routledge, 1992.

[4]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d ed[M].Chicago:Contemporary Books, 1966.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9

(一) 兴起背景及发展脉络

梅纽因曾说:“如果一定要我用20世纪做个总结, 我会说, 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 但是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和理想。”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正是在20世纪这个大环境之下, 具体来说, 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似乎终于过去, 不仅意味着百废待兴, 更意味着“滞涨”所宣告惨败的凯恩斯主义应该由一个更为新鲜适用的主义所代替。新自由主义把握了良机, 从而得到了自身的复兴。

“1927年, 奥地利的米瑟斯出版《自由主义》一书, 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 否定社会主义, 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这同一时期, 米瑟斯和哈耶克还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 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论战, 论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具有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以这场大辩论为标志, 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

哈耶克与1944所作《通往奴役之路》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 1947年11月贝伦山学社的建立则是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关键转折点。在70年代左右, 通过讲座和信报, 也由于“滞涨”使得凯恩斯主义不能自圆其说, 人们的关注点从旧式的经济思想上转移, 新自由主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占据主流。而在80年代, 新自由主义由理论、学术跃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 甚至成为一股国际性思潮。

(二) 产生流派及其主要观点

1. 伦敦学派及哈耶克。

伦敦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兴起的学派, 以哈耶克、坎南为代表人物。“哈耶克一贯主张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 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始终与效率无缘;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 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 才不会有人控制我们的权利, 我们才能以个人身份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 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 还是属于独裁者的, 谁行使这个管理权, 谁就有权控制我们。他认为公有制、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 他甚至主张, 即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给予私人银行, 而不能让政府垄断。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2]。”

2. 其他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

(1) 现代货币学派

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现代货币学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 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 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坚持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 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2) 理性预期学派

20世纪60年代末, 理性预期学派从现代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E·卢卡斯, 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 即在个人和企业进行理性预期条件下,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而“理性预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 人是理性的, 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该学派主张“政府无效论”, 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 要保持经济稳定, 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

(3) 新制度经济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四个方面, 即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罗纳德·科斯。该学派认为, 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那么无论产权归谁, 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只要企业产权落实到自然人, 也就是私人, 其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业, 因此, 私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率比公有制企业高[2]。”

(4) 供给学派

该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一个美国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费尔德斯坦, 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因此只在美国的影响较大。

(三) 目前研究与存在问题

新自由主义在当下的研究是比较混乱的。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也不统一, 甚至是同一个学者, 也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 仅都认同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继承人;国内的现状具体表现为罗湘的广义与狭义说;傅殷才把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构成的学说称为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左大培认为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大辩论, 主要包括:美国的芝加哥集团、英国的以伦敦经济学院为中心的集团、奥地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集团、拉丁语国家集团、德国的弗莱堡学派[3]。”

除去定义的混乱之外, 学者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研究也十分混乱, 在此不一一例证,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批评者会把新自由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划上狭隘等号。

(四) 未来发展方向

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政策主张的诸多消极后果包括: (1) 消费需求不足, 阻碍经济增长; (2) 导致泡沫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新的危机; (3) 加剧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两极化[4]。

因此, 正确认识何为新自由主义, 达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和答案;对新自由主义做出客观正确且因地制宜 (区分开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的评价和总结;对新自由主义已经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弥补;提出更加完善的新自由主义完善理论, 是我所认为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哈耶克自由观概述

(一) 渊源与哲学基础

1.渊源。哈耶克的思想受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家的影响极深。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缘起于他的学术经历和对这些启蒙运动哲学道德家的学习认知。其一是路德维希·米瑟斯, 主张“终极的知识源自认知”的知识论, 对哈耶克的研究方法影响极深;其二是亚当·斯密, 其在经济领域“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给了哈耶克以启发, 哈耶克认为这“形象地揭示了自生秩序的内在特征”;其三是大卫·休谟, 其主张的普通的人性科学, 反理性主义的道德学说对哈耶克之后提出的自由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四是卡尔·门格尔, “其货币起源理论经常被当作是自生秩序理论的典范, 从无数个人主观理解的概念出发, 最后形成社会性的制度的见解为哈耶克的研究领域过渡到社会政治领域提供了思路, 将苏格兰的传统推进一步, 从而启发了哈耶克[5]。”

2.哲学基础。哈耶克的自由观大致基于三个哲学理论基础, 其一是“个人主义”, 哈耶克沿袭了米瑟斯的主观主义哲学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个人主义”, 探讨其“真与伪”, 主张真个人主义因其特征而使得社会自由得以保障, 使得社会宽容度提升;其二是“无知观”, “无知表述的是个体对自身的了解, 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 但是一种相对的无知, 即社会中每个个体都拥有对社会的分立的知识, 每个个体的分立的知识构成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 且无知的涵义不仅表现在每个个体对其他个体拥有的知识的无知, 也表现在对整个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无知[5]”;其三是进化论的理性, 一种“有限理性”, 即立宪民主社会的特殊主题是公共理性能够实现的社会文化条件不是私人理性, 社会制度不应是刻意设计的结果, 即非先验理性所设计。

(二) 自由理论内容

1.哈耶克自由概念。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对自由的定义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 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

他将自由大概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基于能力之上的自由;二是政治自由, 三是意志自由。哈耶克还创造性得提出自由的核心概念是免于强制的一种状态, 亦即哈耶克分类的三种自由类型中的政治自由和意志自由往往是传统政治国家公民所缺少的自由[6]。”

(三) 法治与宪政下的自由观

哈耶克认为, 自由要靠法治来保障, 法治是自由的基石。其对混淆“公法”与“私法”进行了批判, 并对欧陆国家所产生的“法治衰微”现象进行思考总结, 并由此提出“私法”应该大于“公法”的理想模式, 以及用“公法”的形式来实施私法的宪政设计。

“哈耶克也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 这和否定性定义中的和平和公正一样。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 是要求消除一切妨碍个人努力的人为障碍, 而不是要求社会或国家提供具体的福利。它并不排除必要的集体行动, 或至少不排除使某些服务得到保障的更为有效的方式, 但它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因此也必须受法律之下平等的自由这项基本原则的约束[7]。”

(四) 社会理论下的自由观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社会理论也进行了阐释, 以社会秩序分类学及知识论的基础作为其研究的起点展开探讨, 大致可包括自发秩序、正当规则 (即正义) 和社会秩序。

自发秩序是一种经济秩序, “‘自生自发秩序原则’, 可以被视为经济学的第一原则。布坎南晚近更是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是经济学的惟一原则[8]。”

关于正义问题, 哈耶克不主张将正义同诸多繁复的价值和形而上的善联系在一起, 而认为“正义涉及人的行为和所遵循规则的正义性, 正当的行为就是正义, 否则就是不正义, 伦理问题的实质就成为规则的正义性问题, 而规则的正义与否与正义的否定性涵义有关[5]。”

哈耶克指出, 社会秩序是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形成的。但人们在不断改进规则, 即规则并不是完全自生自发的, 它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自生自发的产物, 包括习俗和道德, 另一部分制度和法律规则, 则具有不可避免的刻意设计的特性。

三、简要评价

(一) 对于哈耶克自由观的思考

哈耶克作为一位探讨自由的学者, 恐怕最为担忧的是自己“否定的自由”变为对自由本身的束缚、扭曲甚至威胁。定义自由不易, 维持自由更是难上加难, 哈耶克解构了以往的自由与理性, 用自己的知识论方法论重构了另一座自由方碑。他的自由观并不仅仅在哲学领域脱颖而出, 更是在政治经济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 政治。

哈耶克关于自由与法治的辨析引出他所设想的宪政设计, 对于现当代建设法治国家仍有其现实意义。对于国外 (如美国) 的权力分立性质的政体, 哈耶克的“三权五层”宪法新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而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启示, “哈耶克对社会内部规则的强调和关于法律主要来源于内部规则的认识, 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维度的观察视角。在哈耶克看来, 法律主要不是来源于国家立法权的运作结果, 而应该是出自许多个人组成的群体在其日常生活中的交互行为[9]。”

每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种理论也都不是万能的, 哈耶克的思想中免不了有其不再适用于现下, 各自国情, 以及偏颇之处, 在实际应用中仍然要实践, 纠错, 再实践。

2. 经济。

哈耶克可以算得上是集“古典”与“新”的大成者, 他不仅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精华思想, 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另外一个领域———经济领域中, 并着重分析了三方面:以古典主义为基础, 将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出发点;从知识和信息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反证其合理性。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哈耶克的理论显示出了它一定的局限性。他片面强调市场的重要性, 忽略了政府的强制性作用。自商品市场形成发展以来, 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从中国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到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 再到现下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政策拉动的经济增长和美国每年的就业新政, 如果刻意忽略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 将是极为偏激的。

3. 文化。

哈耶克在哲学领域的造诣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自由主义思想的探究中, 着重对于传统的继承, 着重对于个体的重视,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及核心的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其撕去理性面纱, 重新解读与构建了重要理论如个人主义的真伪辨析, 无知观, 有限理性等。

但哈耶克的思想时代局限性仍然很明显, 比如“真个人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不安, “他一再强调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划清界限, 但是最终没有超越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的批评[5]。”

再比如哈耶克对于贫富差距也没有做出过多的“平等”论述, 相反, 哈耶克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收入差别和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也拒绝为“平等”做出努力, 这不论对国家福利还是社会保障都是不可忽视的忽视。

因此, 当我们在今天谈论哈耶克时, 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辩证看待。

四、总结

经过对大背景“新自由主义”和哈耶克自由论的简单综述, 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做了一次古典范式的回归, 他所阐述的自由的两条理路, 肯定的, 否定的, 相伴出现, 相互对比。哈耶克对于“否定的”自由的坚持同时也是对“肯定的”自由的否定, 因为后者混淆了自由原本的意义。

因此, 让我引用一段罗文·吉布森的话作为结语:“重思未来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明天永远是一个活动的靶子。这意味着, 当我们完成了对未来的重思之后, 还要从头再来。”

参考文献

[1]梅荣政.新自由主义的谱系、流变及影响[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5.

[2]何秉孟.再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J]当代经济研究, 2015.

[3]林光彬, 张蔚.新自由主义研究综述与研究新思路[J]教学与研究, 2005.

[4]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双月刊) , 2003.

[5]张黎.哈耶克自由思想研究[D]2009.

[6]陶晓鸥.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研究[D]2013.

[7][美]佛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冯克利,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300.

[8]邓正来.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86.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10

一、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对全球生态危机原因分析

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资本的逐利性,认为这才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第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必然会使用凯恩斯主义去刺激消费。这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并造成极大浪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销售、消费等都实现了全球化,那全球污染和全球生态危机迟早也会实现全球化,到那时将无一幸免。第二,资本的无限逐利性以及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必然会对资源进行掠夺,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将会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3)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全球生态危机导致了一系列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不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强烈对抗。所以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提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是一个和谐统一的过程,生动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和谐关系。因此,本文就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萨拉·萨卡等著名生态学者对全球生态危机原因分析略作简述。

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皆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解决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这些扩大需求的政策误导消费者可以无限去追求物质满足,这又必然导致异化消费。而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4),这种异化消费并不能构成真正的需求,只是一种欲望沟壑的填补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是,资本主义浪费性过度生产和大众过度性消费,加之有限的生态承载力无法支撑无限的生产扩张、经济增长和消费欲望,必然导致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每一个企业都是以生产最大化和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将会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便使自己作为强者永立世界市场之上。”(5)高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下的企业管理,首先关注的主要是用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并不是关于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也不是关于如何保证产品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而使劳动过程变得更加愉快。”(6)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说明资本主义具有两重矛盾:第一重矛盾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第二重矛盾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运动。如果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那么,在资本逻辑下必然对自然资源无休止地掠夺下去也就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按照奥康纳的观点,生态危机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7)他还指出,“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由自身所导致的。”(8)

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说明了全球资源是有限的和经济增长是存在极限的。萨卡指出:“任何关于一个美好社会的想法,都应该建立在对我们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那些自然给予我们的和那些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有充分的认识的基础上。”(9)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资源的再生率与人类开发率之间要保持何种关系和我们人类自身在一定时期的创造能力,而只有将自己的创造力和生态自我再生率考量进去,人类开发时才能时刻有据可循,长期保持在增长极限以下。这就是萨卡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分析,其增长极限思维极具闪光点。

因此,我们需要向生态社会主义寻求帮助,去寻找全球生态危机的治理举措,解决人类当前困境。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自我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会导致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10)

二、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制度建构及不足

第一,本·阿格尔希望阻止工业的无限增长和阻碍人们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改组生产和消费以抑制指数型增长,“以使消费者能告诉生产者‘生产多少就足够’过一种像样的物质幸福生活了”。(11)再者,就是进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这仍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的修补性政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基本矛盾并不会消失。

第二,安德烈·高兹分析得出全球生态危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的诱导下产生的,尤其是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大肆占据尽可能多的生态资源这一目的对生态的破坏是灾难性的。因此,高兹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理性,主张生态理性和推行文化革命,进行公民自治。这虽然为我们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打开了一扇窗,但是,他要求从文化视角解决生态问题,以生态理性来代替经济理性,这与现实人们对自身物质需求的满足不符,带有“乌托邦”色彩。

第三,詹姆斯·奥康纳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堕落本性,只为简单地通过剥削工人、掠夺资源而追逐利润,进而导致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因此,奥康纳试图“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12),从而建立了劳动、社会、自然相一体的生态社会主义历史观。另外,将自然的本真作为自然的终极目的性,也就是自然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不是人类肆意攫取的对象。最后,他将自然、文化、社会劳动引入社会生产中,尝试建立自然的、文化的生产方式,改变单一追逐利润的模式。但是,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认识不足,将其单纯地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再者,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构建缺乏现实可行性和现实的路径。

第四,萨拉·萨卡找到了增长极限和社会道德因素对生态的反作用。因此,在经济上,人类必须树立极限增长范式,实施收缩经济战略;在其他方面,摒弃生态资本主义,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社会道德及生态价值观的建设。但是,萨卡的生态思想坚持以“生态”为中心,将生态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实施经济收缩战略,忽视了经济作为主要矛盾这一问题,因而陷入了空想。

三、新时期全球生态危机应对策略探析

首先,实现社会制度与道德观念双重变革,才能消除两极分化、改变贫富差距的现状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实现生态的良性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极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必须进行“红绿结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因为“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13)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必须树立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生态生存权利,寻求生态道德观构建方法并加大对生态道德观的宣传力度。

其次,对跨国资本无止境追逐利润的管控。资本通过空间生产和旧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生态危机转嫁,这绝对不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必须对全球资本进行管控。

第三,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决不以邻为壑的生态观。每一个国家的周边都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它们共同构成全球生态这一整体,决不可对周边进行资源掠夺式开发。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或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生存及发展需要又不得不接受,这就必然陷入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两难境地。因此,发达国家在将污染性企业迁至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必须将污染防治技术交给所在国,履行自己必要的社会责任。

第四,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但不管是生存需求还是发展需要皆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将“感性欲望”改造成“理性需求”。根据萨卡的描述,“资源是有限的,增长是存在极限的”。所以,每个公民在消费时必须将自己作为“理性生态人”(“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学所反映的价值观将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我们将这种‘人’称为‘理性生态人’”(14)),十分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过一种生态化、有节制的生活。

第五,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步伐无法停止,也不会停止,这就必须要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阿格尔和萨卡的经济收缩策略不符合人类向前发展的目标,这是严重脱离现实的。而且萨卡反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这对社会进步也是不利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经济发展这一核心任务不动摇,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推进全球化向良性方向发展,为绿色的、可持续的未来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公正的全球市场大空间。

四、结论

经验主义学派论文 篇11

一、“萨格勒布学派”兴起时期 (1929~1936年)

“萨格勒布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 受过苏联培训、参与过苏联影片的创作的波兰人Sergei Tagatz来到南斯拉夫后, 制作了很多以动画形式表现的广告、商标、故事片的预告片以及科教片。之后从柏林移居南斯拉夫的犹太人Maar兄弟为躲避纳粹, 变卖资产, 到萨格勒布开了一家电影公司——马尔汤影片公司, 为南斯拉夫动画带了活力, 该公司一直生意兴隆, 直到1936年广告片衰微后才宣告结束。[1]

二、“萨格勒布学派”发展时期 (1950~1952年)

1941年四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期间的南斯拉夫无条件地禁止任何形式的动画创作。1950年, 讽刺周刊《Kerempuh》的漫画家Vladimir Delac, Borivoj Dovnikovic等人开始制作克罗地亚隶属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第一部独立动画电影。南斯拉夫第一部动画电影《大会》创作于二战后的1949年。《大会》尽情嘲讽了苏联新闻部长针对“铁托民族主义”的不悦, 纪念南斯拉夫的脱离苏联阵营成为名的嘲讽动画经典。在此成功的基础上, 1951年, 克罗地亚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动画电影公司杜加电影公司 (也叫做彩虹电影公司) 。Kerempuh的成员聚集到了杜加电影公司并被吸收, 培养了100多名新的动画工作者, 他们一口气生产出5部黑白的动画, 这是克罗地亚持续地专门生产动画电影的开始。然而不幸的是, 1952年因为经济的大倒退, 动画业已如奢侈品般不合时宜, 杜加电影公司被取消了。之后, 杜加公司被腾空用作他用, 前南斯拉夫动画业陷入沉寂。此时, 一位喜爱动画的营造建筑师Nikola Kostelac适时出现了, 他挽救了一批散落在“杜加电影公司”的分镜头稿, 把这些资料带到“左拉电影公司” (Zora Film) 就这样, 前“杜加电影公司”的几位员工受邀回到岗位上。当时Kostelac, Aleksandar Marks等人就窝在Kostelac的公寓一角创作, 摄影机、设备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 他们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摸索出了一套绘制、着色的程序, 制作了南斯拉夫第一部彩色卡通片——《ittle Red Riding Hood》, 可惜并未与世人见面。

三、“萨格勒布学派”10年辉煌期 (1953~1963年)

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 由于南斯拉夫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经济取得大幅进展, 曾在“杜加电影公司”受过培训的员工们开始心急于回到动画。当时萨格勒布新开了一家英语书店, 这些工作人员接触到美国联合制片公司 (UPA) 介绍和Bob Cannon的书《Gerald Mc Boing Boing》, 他们开始急于知道那些美丽的动画是如何做出的。受这些新思想的启迪, 一群资深漫画家开始制作他们自己的广告影片。1953~1963年是南斯拉夫经济大发展的十年。1953年, 克罗地亚工会的电影工作者建立了一个电影公司——萨格勒布电影公司。1954–1955年间, 他们共制作了十三部广告影片, 长度不等, 从30秒到一分钟, 其中十一部是彩色影片。

1956年,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动画部成立了。公司在政府强大的资金后盾支持下, 吸收了很多原来“彩虹电影公司”的动画师。同时, 一大批年轻人才也慕名而来, 萨格勒布这个城市成为南斯拉夫动画制作中心,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也成为一个品牌开始大量制作动画片。他们夜以继日地制作出得《Playful Robot》在Pula电影节中还是赢得了大奖,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进而建立了萨格勒布动画片厂。[2]萨格勒布动画片厂的最初两年是朝气蓬勃的, 制片经理给予不同创作部门足够的空间, 并鼓励竞争。但不久动画部门宣布解散, 整个机构被并入萨格勒布电影制片厂。1958年的春天, 南斯拉夫卡通艺术家们在奥伯豪森收获了他们的第一次成功。他们继而加入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特殊的动画电影计划, 在戛纳电影节的帮助下, 他们重拾广告片, 也正是此时, 历史学家Georges Sadoul提出了“萨格勒布学派”说法。

1962年由萨格勒布电影公司出品的动画片《代用品》获得了第34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萨格勒布学派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从此, 萨格勒布动画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和灵魂, 它开始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国际动画舞台上, 这群工作在同一个电影制片厂、对同一种媒体有着相似的理解、作品风格相近的电影人将自己鲜活跳跃的艺术灵魂注入到每一部作品当中, 他们制作的动画片受到了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代用品》之后, 《A Game》《Tup Tup》《Dream Doll》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提名。1963年, 南斯拉夫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个阶段的南斯拉夫动画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幽默题材、现实题材、和实验动画。

四、“萨格勒布学派”动荡时期 (60-70年代)

60年代中后期开始, 南斯拉夫政治和经济的波动, 使得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动画受到了影响。1964年, 片场的危机也逐渐过去了, 制片厂开始倾向于喜剧动画的创作, 萨格勒布动画中的故事性开始减弱。这段时期涌现了不少极具趣味性的作品, 如Dovnikovic的《without Title》、Zaninovic的《The Trumpet》等。值得注意的是, 1965年是整个南斯拉夫电影史上极具突破性的一年。Mimica在《Prometheus》中使用了电影语言刺穿了官僚主义。Serbie Aleksandar Petrovic在《Three》中阐述了战争主题, 说明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困境。Purisa Djordjevic的《Girl》用梦魇和现实展现了党派间的争斗。1966年, 人们流行读卡夫卡的作品。萨格勒布的动画此时出现了许多类似题材的动画。Mark和Justrisa的《Fly》寻求的是一种人与宇宙的平衡。其中, 苍蝇越长越大, 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的恐怖场景使它成为萨格勒布学派最值得纪念的动画。

1968年, 这种无叙事性的风气最后止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意外事件, 即“布拉格之春”事件,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南斯拉夫外有苏联强权政治威胁, 内有尖锐的民族矛盾, 使得萨格勒布动画也开始将视野转向政治事件。Draigc的《Passing Days》是对隐私侵犯的强烈抨击。Grgic和Stalter的《Scabies》证明了巨人式的镇压背后的可怕后果。这些卡通片中的奇迹是他们展示的一件事, 但是却代表了一类现象, 展现了南斯拉夫人民面对自由的反应。这些动画绝不是一种娱乐性的产物, 他们包裹这一种对强权政治坚决抵抗的信念。他们开始实行一种联合生产制度, 即卡通片在做出来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的市场购买, 除此之外, 工作室在自己制作一些广告片。《Professor Balthasar》系列是最成功的销售案例之一。1972年, 政府为落实文化复苏政策, 当年的动画片产量略有回升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1974年, 动画片的创作遭到了大规模的干预与控制, 艺术家与政府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 动画片的生产数量明显下降。南斯拉夫动画创作的中心由萨格勒布转移到了斯科普里 (Skopje, 南斯拉夫东南部城市) 、卢尔布雅那 (Ljubljana, 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 和诺维萨德 (Novi Sad) 。萨格勒布在南斯拉夫动画领域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

五、“萨格勒布学派”衰落时期 (1980~1991年) 及今天的“萨格勒布学派”

1980年5月4日, 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人民的领袖铁托逝世, 经济危机爆发, 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3]1982年, 与艺术有关的活动被迫停滞, 当年第五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的大奖赛冠军空缺。1990年到1995年之间, 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因民族对立引发战争。1991年, 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两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 南斯拉夫的动画制作也随即全部停止。10年的动荡, 民不聊生, 很多艺术家开始到国外寻求发展和稳定的环境。曾经辉煌的萨格勒布动画也很快地衰落了。

1995年,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进行重组, 但是克罗地亚独立以后,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萨格勒布电影公司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公司管理方式迥然不同, 新的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负责制作生产和发行电影于一身, 而动画只是公司的一个小的方向。设有一个总经理 (Dragan Svaco) 和一个艺术总监 (Josko Marusic) 。艺术家们不再像社会主义时期一样可以不考虑影片的商业价值和市场, 如今公司根据动画创作者所参与影片的预算支付相应的报酬。同时, 创作者们还能从影片的赢利中获得20%的分红。新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许更有利于公司在当今全球性的商业竞争中生存, 但同时也意味着曾经以追求动画艺术性而著称的萨格勒布学派精神最终要成为历史了。

萨格勒布动画电影的新一代人中, 仍旧有很多导演、动画师为萨格勒布学派增添着国际声誉, 他们仍旧恪守着萨格勒布动画最初的艺术信仰, 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期待萨格勒布学派会再次收获一个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杜·伏科蒂克.《动画电影剧作》世界电影, 1987.6, 第72页.

[2]薛燕平.《主流动画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7,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