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会中心主义

股东会中心主义（共11篇）

股东会中心主义 篇1

一、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务院《关于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再次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国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两个纲领性文件都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市场对资本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都会本着资本效益效率最大化选择企业,无论该企业是国有资本控股还是非国有资本控股,这样才能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的相互融合。但从目前混改推进的过程来看,形势并不令人乐观,一方面是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不敢混的诸多顾虑,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不愿混的不情愿。而且从已混的国有控股或非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来看,也普遍存在混而不合的问题。作者在本文中提出,混改本质上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必须选择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匹配的董事中心治理模式来解决我国目前普遍存在控制股东控制权滥用、公司缺乏独立性与少数股东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描述和分析了混改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揭示了国有企业不愿混和非国有企业不敢混背后种种顾虑与担心。本文第二部分对不敢混与不愿混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揭示了问题症结所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讨论解决问题的出路,即以董事中心治理模式取代现行股东中心治理模式。

二、混改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敢混与不愿混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实现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但就在十八大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初,就有人放言:“混合下去只有两个结果,要不就是国有的侵吞民有资产,要不就是民有侵吞国有资产”。[1]尽管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却也道出了目前混改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民营企业不敢混,国有企业不愿混。虽然不敢混与不愿混背后的顾虑与担心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主要顾虑基本相同,就是担心权益得不到保障,利益受到侵犯。民营企业不敢混主要是担心话语权的问题,因为能够参股的国有企业一般是三级、四级子公司,无话语权就无法实现资本增值保值。国企不想混,企业管理者有身份顾虑,有行政级别,混合后,失去身份,不适应,也不愿意。[2]非公有制经济担心混改“馅饼”变成“陷阱”,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民营企业家担心,在国家相对控股或绝对控股、党管干部的体制下,混合后一旦发生纠纷,法规往往抵不住文件,政策稳定性令人担忧。已混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普遍存在国有股比例过高,一股独大,民营资本股比例偏低。二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管理制度使得企业领导人无法成为职业经理人,从而难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2]实证研究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同样存在“隧道”行为(国有控股股东或控制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而且,党管干部体制强化了国有控股股东或控制权人的此种不法行为,“政治联系导致国有企业高管有机会与能力基于自身、政府以及从属母公司的利益而实施隧道行为”。[3]三是担心行政干预。国有资本政资、政企不分,外部过度介入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方面企业决策因为逐级上报,层层审批,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企业还要应付各种行政检查。[4]

非国有企业不敢混、国有企业不愿意混的说法也得到学者实证研究的支持。学者对辽宁省103家民营企业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6.6%的企业家表示不会考虑参与国企混改,因为担心权益得不到保障。有95位占97.2%的民营企业家对参与国企混改缺失话语权所造成的切身利益损失表示深深的担心。[5]而学者对湖北100家国有企业问卷调查发现,在混改后,65%的国有企业存在被制约担心,还有对人权、事权和财权的掌控;40%的国有企业担心国有资产会流失、自身利益无法保障;55%的国有企业认为找不到合适企业进行混合,35%的国有企业认为混合后管理会变混乱,30%的国有企业认为混合后影响企业决策权。[6]

三、不敢混与不愿混根源于股东中心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混改信心不足,不敢混或不愿混,并非仅仅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歧视和不信任,根本原因在于现行股东中心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这种不信任不只是存在于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而是普遍存在于所有股份制企业。这种不信任,本质上是对当下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水平的不信任,是整个资本市场信用弱的表现。根据北京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报告(2015年)》显示,2014年中国2514家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整体偏低,以100分为满分计算,最大值61.31分,最小值24.12分,平均值为44.62分,及格率只有0.16%。国有控股上市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略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但差别不大。[7]《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报告(2015年)》还显示,2014年1008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国有绝对控股(股比超过50%)有297家,占比高达29.46%;国有相对控股(股比在30%~50%)的有419家,占41.57%;国有股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不到30%的292家,占28.97%。在这1008家公司中,董事会独立董事占比达到2/3的公司有3家,占0.3%;达到一半但不到2/3的公司有32家,占3.17%;达到1/3但不到一半的公司有964家,占95.64%,达不到规定的1/3的公司有9家,占0.89%。平均占比只有36.36%。[8]

尽管我国一直在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上在努力,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截至2015年1月底,我国上市公司总量达到2635家,市值高达38.54亿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平均持股比例在36%,而国有控股公司占当年上市公司数量比例高达38%。[9]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现行法律框架所确立股东中心治理模式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股独大、控制股东控制权滥用、少数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增加了问题解决难度。因为,在我国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股权非常集中、股东(大)会普遍为控制股东控制权的情况下,股东中心的制度安排实际从法律上强化了控制股东对公司的不受制衡的控制权。[10]股东中心治理模式无法解决一股独大条件下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权人对控制权的滥用,公司独立性和少数股东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一致命缺陷不仅存在于国有控股或控制的公司,也普遍存在于非国有控股或控制的公司。在这种情形下,谋求公司控股地位或控制地位就成为非国有股东或国有股东保障自己权益的不二选择,当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放弃控股地位或控制地位时,就不可能在股份制公司中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混改就无法顺利推进。

四、混改的必由之路:从股东中心到董事中心

只有董事中心治理模式才能够实现两权分立,有效遏制控制权或控股权的滥用,维护公司独立性和公平保障少数股东的权益。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董事会独立于所有股东和管理团队是保证公司独立性、公平保障所有股东权益的必要充分条件。要确保董事会独立性,就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董事会拥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能够公平、公正维护公司的长远价值和公平维护所有股东的权益;二是无论哪个股东提名或推荐的董事,所有董事都要承担对公司信赖义务,为公司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某个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事。这一方面要求董事会构成中将股东代表董事和执行董事降低到最低限度,董事会大多数成员必须是独立股东和管理团队的外部独立董事,在涉及任何存在股东利益、管理团队利益与公司利益产生冲突情况下,必须是由全部为独立董事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代表公司或代表公司和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和对董事会的执行团队都必须独立于任何一方股东,在存在任何与公司利益冲突的其他利益时,都必须为公司最大利益服务,把公司利益置于任何其他利益之上。

董事会中心就意味公司终极控制权从传统控制股东转移到独立董事会,董事会取代控制股东成为公司内部权力结构核心,公司治理模式将由董事中心取代股东中心。从英美国家董事中心(director primacy)治理模式来看,董事中心治理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董事会享有广泛负责所有经营管理决策的权利,包括公司日常运营,经理报酬和利润分配,提出主要决定的动议,包括修订公司章程、企业出售、解散和兼并。(2)股东不享有上述权利。股东权力限制在对主要决定的表决上和任免董事上。因此,董事并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处于股东直接监督和控制下的代理人。(3)最重要的,董事与股东权力分配实际上是不受相反协定约束的,即不能通过合同约定加以改变。美国公司法已经长时期牢牢确立了企业不能剥夺董事会权力的基本原则。虽然公司立法规定董事会的经营管理权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加以限制,但公司立法只对闭锁公司有明确规定。(4)董事会的权力主要受董事会信赖义务(或信义义务)约束。这就让法院可以在事后诉讼中来填补公司治理空白,换句话说,法院不是合同确定董事会权力的边界。[11]

在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下,股东(大)会只保留选举或罢免董事的权力,对董事的选任,成为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主要途径和手段,由独立于股东和管理团队的多数外部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这样安排不仅可以有效平衡兼顾大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关系与利益,也能够有效平衡兼顾股东与管理团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与利益,是最适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最佳治理模式。对此,美国著名学者布莱尔的“团队生产”理论作了比较好的诠释。该理论认为,股份制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活力就在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将各种要素整合到公司,实现价值最大化。因此,公司独立人格、实体屏蔽,能够阻止股东随意支配公司财产和经营活动,实现团队生产与合作,发挥市场不可替代效率最大化,布莱尔认为公司能够让所有资源贡献者形成一个团队,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12]因此,现代公司是团队生产组织者。传统生产技术简单条件下依靠的是企业家个人英雄主义,而技术复杂条件下社会大生产依靠的是团队合作。在简单生产条件下,企业家个人之间合作的合伙、合作股份制、独资企业就可担当,而在复杂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必须依靠团队合作。因此,现代公司是克服传统独资、合伙局限性,解决团队生产组织的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13]

布莱尔所说的“团队”主要是指职业经理团队,资本只有配置到称职专业的职业经理团队管理的公司才能实现其投资目的。作为团队生产组织者,把公司股东或投资者称为公司所有者(owner of corporation)是不合适的,他们只是财务资本的贡献者。这就是说,作为财务资本贡献者任何一方股东都不能把公司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这是因为:(1)现代公司制度除了通常意义上股东或投资者所贡献的财务资本外,还有企业家和劳动者贡献的人力资本,他们也是非财务资本投资者,他们的专用性投资也是构成了公司所拥有的重要资源。(2)因为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所具有实体屏蔽功能,即将财务资本贡献者出资形成资产与投资者个人资产及负债分割(asset-partitioning)产生资本锁定(locking in capital)的作用,即组织财务资本贡献者抽回出资资产的可能性,才让现代企业家———职业经理团队和劳动者等才愿意对其专业和技能进行专用性投资,使团队生产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其他参与者专用性投资反过来推动了对整个股东利益的保护。也就是说,因为公司能够让组织者锁定财务资本,才能让企业能够进行长期投资,高度专用化投资,同时也有助于保护更广范围的企业参与者,依赖于企业持续存在和公司财务可行而进行的专用化投资。因此,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其能够锁定资本的能力,保护了非财务出资者资产(nonfinancial contributor asset)的利益,也保护了财务投资者利益(financial investors)。[15]

当公司从私人所有财产演变成团队生产组织者时,公司控制权从控制股东转移到独立于股东与管理团队的董事会,董事会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成为一个能够有助于协调公司各种相互冲突利益的机制,并对外代表公司也就是必然的选择。按照布莱尔“团队生产”理论,在现代公司制度中,控制权从财务资本贡献者转移到独立于股东和经理的董事会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在凝聚专业管理团队以及与供应商和顾客建立稳定关系上更为有利,为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的积累创造了便利,而组织能力积累是唯一最终要带来长期可持续盈利和成长为支配性大企业的重要因素。二是把控制权交给董事会解决了团队生产问题,因为它可以让所有当事人相信,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专断地决策,牺牲他人为自己谋利,决策会更公平。三是决策权力集中,提高了决策效率(合伙人一致决议和公司分散股东都会影响决策的效率和质量)。四是限制各类个人参与者,如总裁,或主要财务投资者的可能对公司的控制。五是把决策权委付给一小撮群体有助于推动向所有参与者确保财务投资者不那么容易把资产从企业抽走,一旦其他参与者也对该企业进行了投资,他们就不会允许经理用企业资产牟取个人的好处。因此,个人团队成员交出放弃了某些他们可能不得不用于遏制其他成员的能力。这让他们同其他人以更可信赖的方式打交道。[16]简单地说,公司控制权从股东转移到职业化的董事会,独立于所有出资人和管理团队董事会是现代公司走向社会化的前提,走向社会化的必然选择。走向社会不仅体现在资本的社会化,不允许任何一个投资者控制公司,同时能够让公司吸引到更具有创造性、更专业化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拥有者),各种专业人才加入公司管理团队,最大限度实现公司财富最大化。

混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国有企业与家族企业的公司化、股份化,也就是去所有制化。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认为,应强化“混合制”概念,淡化“所有制”概念,强化“国有资本”概念,淡化“国有企业”的概念。[17]对于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而言,任何一方都不能把混合所有制企业称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因此混改本质上是国有资本实现政资分离、国企实现政企分开,国有出资人实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即行使股东权利)的职能转变,让资本市场在国有资本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深化改革过程。对于非国有资本而言,混改就是非国有资本去家族化、民营企业去私有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立,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家庭财富管理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就要求国有资本出资人与非国有资本出资人,无论是国有股东、还是非国有股东,都应该把维护公司独立性,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出资人权益,实现出资人利益最大化的唯一路径选择。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混改要重实质,轻形式。混改的本质是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本上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活力,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混改必须国有资产管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公司化与股份化改制、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与健全与以职业经理人制度取代党管干部用人制度等综合配套、整体推进,不能为混而混,混而不合。把混改搞成了官商合办的政绩工程。

第二,混改要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取代股东中心治理模式。让独立和强有力的董事会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只有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才能保障公司独立性,保障少数股东的权益,实现公司经营管理专业化,确保公司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让职业经理团队为公司利益最大化、为所有股东创造价值。

第三,要从股东中心治理模式转化到董事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因此,笔者建议,今后公司法修改应做到:(1)弱化股东(大)会的职能,将股东(大)会职能收敛到董事选任上,强化董事会职能,相应的法律规制的重心从规范股东行为转向以董事信赖义务为核心的董事行为的规范上。(2)将双层董事会制度由强制性安排改革为任意性安排,允许公司自行决定是采取单层董事会制度,还是双层董事会制度。(3)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对于挂牌或上市公司,董事会必须是由外部董事占多数独立董事构成。

股东会中心主义 篇2

在委托人的委托书上的合法权益内，委托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委托事项。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用到委托书。那么你有了解过委托书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股东会股东授权委托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股东会股东授权委托书1

委托人姓名：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电话：邮编：

受委托人姓名：性别：，工作单位：

地址：，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邮编：

委托人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委托人与XXXXX(单位、个人)的XXXX业务中，作为委托人的取货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即：全权收取委托人有权从XXXXX(单位、个人)收取的.全部货物。

委托人：

受委托人：

兹有我，__(姓名)，为__(公司名称及性质)的以下署名股东，在此任命和指定__(姓名)为我的事实和合法授权代理人，为我和以

年月日

股东会股东授权委托书2

委托人：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受托人：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委托事项：

1、代为单独或几种股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

2、代为单独或集中股权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及其他议案;

3、代为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股东质询权和建议权;

4、代为行使表决权，对股东大会每一审议和表决事项代为投票;

5、其他与召开股东大会有关的事项。

委托期限：

委托权限：

特别说明：

委托人：(按手印)

受托人：(按手印)

日期：

日期：

股东会股东授权委托书3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XXXX股份有限公司XXX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本授权书不作特别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本公司愿意对受托人行使的表决权和签署的相关文件承担全部责任。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相关文件签署完毕后止。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股权凭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兹证明：

先生/女士在我单位任 职务，系我单位法人代表。

特此证明。

我本人授权我公司员工___携带身份证(证件号：___)前来贵行办理___事项，授权代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相关的业务，代理人的一切行为均为代表本单位，与本人的行为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本单位承担代理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

代为调查、提供证据;代为出庭;自行和解;接受调解;代为签署有关文书;转委托;提起上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撤诉;申请执行。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附注：

法定代表人资料：

公司名称xxx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人作为委托人，由xxx委托(公司名称公司董事)代表本人出席定于××年××月××日召开的第××届董 事会第××次会议，并授权其表决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

姓名：

性别：

电话：

身份证号码：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聘请 律师事务所律师 为 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 止。

(附身份证复印件)

股东会股东授权委托书4

兹授权委托________先生代表本公司出席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本授权书不作特别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本公司愿意对受托人行使的表决权和签署的相关文件承担全部责任。

委托权限：_________________参与调解和签署和解协议;参加法庭开庭;调查、提交有关证据;代书和代收法律文书;代为承认和放弃诉讼请求;代为变更诉讼请求、撤诉、提起反诉等。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_________________自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相关文件签署完毕后止。

委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权凭证号：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_

若以上相关联系人员变动，我单位将及时向贵行提供变动信息。若贵行未收到本单位变动授权书，本授权书一直有效。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

股东会及股东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篇3

成长型企业经常发生股东会会议不合法、侵犯股东权益的情形。比如某公司召开股东会，四名股东中三名股东参加。股东会作出免去未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担任的董事之职的决议，但未说明原因。会议没有专人记录，三个股东各自作了会议记录，却都没有签名。被免职的股东提出异议，认为股东会的决议及结果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而三位股东声称占公司70%股权的表决已超过公司法规定的最高要求，而且三人至今也不否认其决定，因此，这次股东会的表决合法有效。

解决这一争议过程中，有两点必须明确，那就是：第一，股东会的程序是否合法；第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只要有一点不合法，股东会的决议就是无效的。

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股东会会议记录是股东之间发生争议时查阅的重要证据。而本案参加股东会的三个股东都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程序，以致使会议的真实情况及会议的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因此，本次股东会的决议无效。

其次，公司法规定，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本案股东会解除董事职务时没有说明原因，属于无故解除，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决议的内容也是无效的。

那么，股东如何防范和救济这种风险呢？

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千差万别，认定其是否侵犯股东权利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股东会会议的程序是否合法，却有着法定的标准。现在，许多股东不大重视股东会程序的合法性，任意召开股东会。如果股东会程序违法，要么侵犯了自己权利却一无所知或者束以待毙，要么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反而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股东应当特别重视股东会程序的合法性。

由于股东会是股东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的权力机关，规范的程序是股东表达真实意思并保证股东会决议公平公正的基础。为此，法律明确规定了股东会及其决议的程序。

这些程序主要包括：（1）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2）股东会会议必须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3）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4）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5）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主持；（6）公司章程的其他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与公司法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的股东会会议同样是无效的。

如果发生了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情形怎么办呢？这时，股东可以通过如下途径进行救济：第一，召开临时股东会。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就已经决议的事项进行重新审议表决；第二，如果不能召集临时股东会，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如果造成股东损失的，还可以请求赔偿。

股东会中心主义 篇4

近年来,一个新名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逐渐兴起——股东积极主义,这种源于美国华尔街的股东行为投资策略,其运行机制是股东购入股价严重低估的公司的大量股票,迫使标的公司以较高溢价实施回购,或是通过递交股东提案、行使投票权、私下协商、行使股东诉权等方式改变公司经营方针,改善公司治理,改善公司业绩。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先天不足,相比于国外资本市场,我国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正处于起步阶段,与此相关的研究目前也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使得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使其发生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当中不可避免的课题。

为了研究股东积极主义发生的一般性条件,本文选择方大集团为案例企业,拟对其股东积极主义行为的实施条件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以谋求总结出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实施条件的一般性结论,为丰富公司治理理论提供可鉴视角。

一、公司介绍与案例简介

(一)公司简介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1年12月28日,集团总部位于深圳市,在深圳、北京、上海、沈阳、南昌、东莞、成都等地建有大型现代化生产基地,在国内外3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是我国知名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节能环保领域的“领头羊”。

公司发行的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票及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票分别于1995年11月及1996年4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现注册资本为756 909 905元,法定代表人熊建明。

(二)公司股权相关情况介绍

资料来源:据方大集团官网2014年第一季度十大流通股东数据整理,2014年8月。

(三)相关财务数据及股票市场表现

方大集团近五年来在股利分配政策上都分配了股利,但只有两年发放的是现金股利,具体情况(见表2)。

除此之外,方大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囤积了大量的土地储备,且估价可观(见表3)。

资料来源:和讯网,2014年8月。

下图显示了方大集团在盈利能力方面与行业、市场的对比情况,其中方大集团个股为最下方的折线。

(四)方大集团的股东积极主义———提出临时议案

资料来源:根据新浪财经《方大集团25亿投城市更新项目》,2014年1月;益盟财经网《A股土地储备较大的上市公司》,2013年11月;《方大集团隐形价值的初步估计》,2013年4月。

资料来源:和讯网,2014年8月。

2014年3月21日,方大集团董事会换届选举前夕,集团股东黄炬培联合另一股东王雪共同向方大集团董事会提交了包括《关于修改〈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在201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等在内的一系列提案。3月25日,方大集团的公告中显示,由黄炬培联合王雪提交的议案由于不符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了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决定。

而在方大集团做出公开公告之前,黄炬培迅速做出反应,在媒体上公开发布《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黄炬培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通知》,意在通过代理投票权的征集在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支持之前其向公司提交的被拒绝审议的提案。黄炬培表示,“方大集团资产质量较好,但经营情况一直不太好,我们认为不排除公司存在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可能性。”之前提交的临时提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切实提高和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改变方大集团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二、方大集团股东积极主义发生条件分析

方大集团作为老牌上市公司,可以说,股权分置改革大大稀释了大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在众多中小股东不同的利益诉求前,企业管理层也无法做到利益的均衡。除此之外,方大集团一直以来不尽如人意的资本市场表现等因素也是促使黄炬培、王雪两位中小股东奋力一搏的缘由。下文将这些因素归集于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解读。

(一)内部条件分析

1. 股权高度分散。

在方大集团的前十大股东中,本文发现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盛久投资有限公司都是公司关联实体,实际控制人都为方大集团法人熊建明,其中盛久投资有限公司为熊建明100%持股,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则表现为熊建明持股85%,其子熊希持有15%的股份。故而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熊建明持股比例为13.74%,即使如此,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较低,对企业形成的控制有限,在经营管理中所面临的阻力较大。

此外,通过本文表1发现,前十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也没有超过50%,且前十位股东的赫芬达尔指数也只达到了1.48%,远远小于1,说明方大集团的股权是高度分散的。而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稀释了大股东的话语权,同时也增加了中小股东成功实施积极主义的迫切性和成功实施的希望,在股权分散的前提下,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与积极性也会更高。

2. 股东积极主义实施方的股份比例接近大股东。

本次方大集团的股东积极主义实施方为黄炬培与申银万国的王雪,根据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3月31日,两方共持有方大集团的股份比例为7.7%,而实际控制人熊建明所能支配的股份比例为13.74%(其中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9.09%,盛久投资有限公司4.65%)。实施方与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比例相差不大,而且方大集团本身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小股东,如果能说服取得他们中的一部分的代理投票权,那么此次股东积极主义是极有可能成功的。

3. 分红不足。

从上页表2中可以看出,方大集团近五年来都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但其中只有两年是给股东派发的现金股利,而且派发的现金股利的量偏小,而方大集团一直以来的现金流是充分的,这对于追求短期收益的投资者来说,方大集团的分红政策显然不能使得他们满意。

(二)外部条件分析

1. 大宗的企业土地储备升值。

作为1995年上市的老牌上市公司,方大集团囤积了大宗的自有地块,而且方大集团历史上在全国各地设厂经营,获得了许多优质工业土地,这些土地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升值。本文表3中位于深圳市大沙河的自有地块和方大城、科技中心大厦等土地目前都处于部分出租部分自用的状态,将会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租金收入,而沈阳LED项目用地随着项目停产,一旦该地块用于投资房地产,同样会有较高的价值。庞大的土地储备价值,成为方大集团一个释放利好的标志。

2. 资本市场绩效表现一般。

上页图显示了行为期方大集团的盈利能力与行业、市场比较情况,图中位于最下面的蓝色折线便是方大集团个股的盈利能力表现,虽然方大集团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但无论相对于市场还是同行业来说,盈利能力都还不及。且方大集团作为行业领导者,订单储备量也较高,但盈利能力的表现与其实际地位不符。这使得投资者怀疑公司管理层存在刻意隐藏利润或者是通过关联交易来转移利润进而侵损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实施后,方大股价一路看涨,截至8月,方大集团股票已从3元涨至8元左右,说明之前方大的股票一直被低估。

三、积极主义实施条件的总结:基于方大集团个案得到的启示

从方大集团的案例可以看出,充分的现金流或优质的大宗土地储备是吸引股东积极主义的必要条件,意味着企业的实际价值和增值潜力,而一般的业绩和股价表现也为股东实施积极主义行为提供了空间,通过管理的提升可以促使股价提升或分红增加。从股东方来看,股权分散和大股东控制权薄弱,以及股东个体能力都是积极主义成功的关键。

对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来说,股东要实施股东积极主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中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企业核心资产指标显示利好

充分的现金流、良好的资产负债率、毛利率或资产负债表上优质的大宗土地储备、订单储备是公司吸引投资者注意的必要条件,这些财务指标无不在向外界显示出利好或者未来短期内有利可图的信息。一方面,企业需要融资来支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特别是短期行为明显的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把资本投入到收益大、回收期短的企业中去。

(二)股权结构分散

显示利好的现金流、土地储备、订单储备等虽然能够引起投资者的注意,然而这并不是使得股东实施积极主义的充要条件。对于自然人股东来说,自身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都有限,所占有的股份总额较小,难以对企业形成有效地影响;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同一基金管理人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该规定使得大部分机构投资人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该公司的10%。

因而无论是自然人股东还是机构股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分散的股权的存在,投资者占有的股份比例能对企业形成一定的控制时,才会主动去积极争取实施股东积极主义。

(三)释放企业价值被低估或管理层经营不善的信号

基于经济学上“经济人”的理论假设,投资者的目的在于使得投资产生利益,所以当他们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也往往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当同时具有上述的两项一般条件之后,如若公司股票表现达到了符合公司实际价值的预期值,也能从分红中获得可观的股利,那么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的热情也会减少。

而当股价表现一般时,投资者取得的利益没有达到预期,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机构投资者这时会介入公司治理中,实施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时候的企业价值被低估或者由于管理层决策失误经营不善,只有自己争取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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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与董事长的决斗 篇5

逼宫董事长

2008年3月的一天早晨，春雨过后、空气清新。但是在正洪会计师事务所会议室里，紧张的空气让每一个人都透不过气来——一次非正常股东大会正在进行。

说它非正常，是因为会议的召集人并不是董事长曲刚，而是赵永民联合其他七名股东所召集。接到股东会议的通知后，董事长曲刚就意识到这可能是场鸿门宴……

几个股东依次发言，矛头直指曲刚在担任董事长期间的种种恶习，会议俨然成了批斗会，各个义愤填膺。曲刚几次想打断股东们的发言，但还是忍住了，他想看看这些股东们到底要做什么。

半小时后，主持人股东赵永民开始作总结性发言：“必须免除曲刚的董事长职务，否则这个事务所搞不好!同意罢免他董事长职务的，请举手!”

“股东们很激动，我自己感觉，颠覆的形势正在出现，这种场合没办法呆下去了，干脆退出。”表决之前，曲刚以接电话为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可是，下面怎么办呢?

他还没有想出对策，赵永民带其他股东已来到办公室，将手上的一份决议递给曲刚，曲刚没有接。赵永民就把决议放到桌子上，随后长出一口气说：“根据大多数股东的意见，你的董事长职务已经罢免!”说完，几个人转身离开。

“那意思就是我反正已经形成决议了，你同意也是，不同意也是!”曲刚没想到这几个股东会这么绝，血一下涌到头顶，一把抓起决议书，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绝地反击

但是，10分钟后，他起身又捡起决议，仔细看了一遍。这才发现，虽然决议中的九名股东(事务所共10名股东，曲刚虽也是股东，但事实上弃权)有8人签了同意，但是，一个叫戴琼的股东签的是反对意见!

戴琼的反对让曲刚看到了希望，也给了他绝地反击的机会。他马上给戴琼打电话在办公室碰头商量。

“我认为，本没有什么原则的冲突，只是经营理念不同，这个事务所并没有到要换董事长的程度。”戴琼说。

两个人很快有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反败为胜的发现。

原来，按照《公司法》规定：罢免董事长这样的事情，必须要经过2/3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才能生效。赵永民之所以认为罢免决议有效，是因为目前正洪事务所有10名股东，其中8人同意罢免曲刚，所占比例是80％，比规定的66.6％多出13个百分点。

“但这是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应该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表决权，也就是说应该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所以那个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此时的曲刚兴奋不已。

当时，曲刚占有公司29.44％的股份，戴琼占有公司11.76％的股份，如果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表决权，即按一股一票表决的话，曲刚和戴琼占有公司41.2％的股份，赵永民和另外七名股东仅占有58.8％的股份，而离2/3(66.6％)还差7.8个百分点。

二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和其他股东纠缠，直接起诉到法院，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曲刚在公司的地位。随后，曲刚和戴琼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股东会决议应该按照“一股一票”行使表决权，而不是“一人一票”。他们请求法院判决股东会决议违法，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

可是，就在他们法院起诉后的第二天，赵永民又有了新的动作。

“罢免”股东资格

赵永民等七名股东，再次召开会议，同样以“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以七票罢免了曲刚的股东资格，同时被罢免股东资格的还有戴琼。

曲刚知道自己被罢免了股东资格以后，忍不住笑了：“这些老同志还真是不懂得法律，股东资格怎么可以罢免呢。股东只有把股权转让给别人以后，股东资格才消失。”

那么，赵永民真的一点也不懂法?其实不是。赵永民说：“是因为这二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过公司的股东，罢免只是走一种形式。”

赵永民这一招也的确厉害，如果说曲刚和戴琼真的不是股东，那么二人就根本没有资格向法院起诉。可是，如果赵永民的这种说法成立，“不是股东”的曲刚又怎么会成为公司董事长呢?要了解其中的缘由，还得从正洪公司非常有戏剧性的合并说起。

草率重组是祸根

正洪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2001年，成立之后效益还是不错的。但是，身为正洪事务所董事长的赵永民并不满足于现状，希望做大做强。

就在赵永民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瑞中税务师事务所所长曲刚，由于经营业务的局限也在寻找合作伙伴。

共同的目标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主管单位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徐翔对他们很支持：“如果把‘两师’结合起来，就既能从事审计业务，也能从事税务咨询业务，这样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这样的初衷，促成了这件事情。”谈起往事，徐翔也觉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

两个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企业，两个互不熟悉的董事长，在主管秘书长的撮合之下，走到了一起。

很快，正洪公司和瑞中税务师事务所签订重组合并协议书，启用正洪公司的名号，注销瑞中税务师事务所。

当时，瑞中税务师事务只有曲刚和戴琼成为正洪事务所的股东，曲刚还是最大的股东。

但是，在由谁担任重组后的正洪事务所董事长问题上，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曲刚是志在必得。赵永民一开始也是寸步不让，但是，当曲刚提出自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如果不能掌控公司，对于自己不是很公平之后，赵永民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居然同意了。这让曲刚觉得里面有什么蹊跷，心里反倒有些不安。不过，他后来一想，自己只要成为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公司最大股东，就可以牢牢控制公司，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随后，正洪所到工商局备案，确认了曲刚股东、董事长、法人代表的身份。

两个月以后，正洪会计师事务所的所有人搬到了瑞中税务师事务所所在的大厦办公。

这个草率重组的严重后果，双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公司恶斗

重组后两个公司的人，从一开始就进行博弈，小到办公设施的分配，大到权力的归属。这种博弈以曲刚和赵永民为代表。

而成为董事长的曲刚，很快就实际控制了重组后的公司。正洪事务所原来的股东对他的做法看不惯，曲刚根本就不理会。赵永民多次劝阻曲刚都不欢而散。“他把我当成一个给他打工的了!”曾经也是董事长的赵永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

随着矛盾升级，一个更大的问题暴露出来。赵永民发现：身为董事长的曲刚始终没有把出资款打进公司指定账户。“同时任大股东、董事长、法人代表，结果一分钱不出，空手套白狼，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身为正洪事务所前董事长的赵永民追悔莫急。

另外，和曲刚一样，戴琼的出资款也没有到位。

正洪所的原有股东，对这次重组都后悔不已：重组以后，因为股东的

内斗，公司的业务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而股东们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曲刚不能胜任公司的领导人，所以，赵永民决定重新夺回公司的控制权……

股东资格波澜而起

而曲刚马上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赵永民等股东免除自己股东资格的决议无效。

实际上曲刚的股东资格已经在工商局进行了备案，股东会议是无权罢免股东的资格的。但是，如果曲刚始终没有一分钱人资的话，最后的结果就很难说了。曲刚也很清楚这一点。

就在本案进入庭审后，曲刚出示了一份向正洪公司出资100万元人民币的报告。

“虽然入资晚了，但是毕竟也入资了，所以我们是具备股东资格的。”有了这份入资证明，曲刚很得意。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曲刚向正洪所入资的证明，时间恰恰是曲刚向法院递交起诉书的那天。

“阴谋，无耻!”赵永民气愤地说。

那么，从法理上看，股东没有按时出资影响股东资格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林认为：曲刚在开庭前把钱交了，那么所违反的是期限性的义务，股东身份并不会因此而产生影响。

《章程》定成败!

法院认定曲刚和戴琼具备公司的股东资格，有资格起诉。于是，原被告双方的争论就进入到本案核心内容：罢免董事长，股东是按“一股一票”表决，还是按“一人一票”表决?

在庭审中，赵永民拿出了公司章程，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股东按照“一人一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而且《章程》上还有曲刚的签字!

曲刚也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所有公司股东都应按出资额行使表决权，自己公司怎么会做出“一人一票”的章程规定呢?

《章程》是不是假的?他仔细看了签字，的确是自己签的。曲刚努力回忆：“当时，赵永民把章程拿过来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看了一下，没有逐条细看，印象中对章程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深，只要成为董事长，其他就都觉得不重要了。”

公司章程被业内人士称为公司的宪法，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份关系到股东切身利益的章程，曲刚仅仅是简单看了一下而已。

曲刚必须为这个疏忽付出惨重代价。

《公司法》第43条明确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条是2006年修改后的《公司法》所新增添的，很多经商的人，都忽略了这一条!

《章程》何来?

这个时候的曲刚真是气愤不已，没有想到赵永民会在公司章程里做这样的手脚，“真是用心险恶”!

当初《章程》为何会如此制定?原来，合并之初曲刚一心要成为董事长，这让赵永民很担心公司被曲刚控制。但是，曲刚是公司最大的股东，理论上又不能不让他担任。和其他股东商量时，大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按照人数来行使股东表决权，因为曲刚那边只有两个股东加入，而他们这边有八个人，这样就可以绝对控制公司。

没有想到，曲刚对章程几乎看都没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的赵永民感到很庆幸，幸亏自己在当初合作的时候留了一手，否则的话，自己会任人宰割。

尴尬境地

2008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正洪事务所章程中，一人一票行使表决权规定有效，股东会议作出免除董事长曲刚的决议有效。

而曲刚和戴琼虽然是公司的股东，却已经没有了在公司的立足之地。两人想出来重新做税务师事务所，但是原来的公司已经注销，要想重新获得这种资格又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能不能办下资格来都是未知数……

曲刚还另有难处：100万的出资款已经投入公司，没有人愿意去购买他的股权，而外人更不会去买。实际上，曲刚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股东会中心主义 篇6

关键词：股东积极主义,大机构股东,盈余管理,回归分析

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中的盈余管理行为是一种普遍现象。Healy and Wahlen (1999) [1]认为, 当管理层在财务报告中主观性修改公司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中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状况, 加剧股东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利益相关方不能真实把握公司业绩, 甚至影响到以财务报表为基础的合同性事项结果。美国审计总署的一个报告显示, 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 几乎有10%的上市公司因为财会违规行为进行财务报告重述, 从而带来了10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缩水。Dalton (2003) [2]归纳了229个实证研究文献后发现, 其中大部分为研究股权结构对会计业绩的影响, 以及控股股东监督行为对会计业绩的影响。尽管先前的研究论证了加强监督的好处, 但它没有考虑到潜在负面影响, 特别是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愈来愈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回应股东积极主义和越来越多的公众审查, 其目的是显示其管理能力和足够好的公司业绩。Schnatterly (2008) [3]研究结果发现, 大机构股东具有不同于一般投资者的专业优势、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 大机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有着显著性影响, 尤其是限制形象性管理行为的能力。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股东提案和大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是如何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大机构投资者股票持有量能否限制和监督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股东提案的多样性和针对性能否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何种影响?

1 盈余管理

公司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经营业绩与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方式。在现代企业中, 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 投资者即公司所有者依据公司管理层提供信息, 尤其是公司的财务报告, 来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和决定代理成本的大小。Davidson (2001) [4]认为, 某些会计学原则通常要求做出商业判断行为, 或是运用方法进行不同的评估, 这就让管理者有机会使财务报告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整理和披露。Jensen (2001) 和Levitt (1998) 将盈余管理称作普遍存在但未被挑战过的制度, 它导致公司利润被腐蚀掉。因为管理者总在“偷工减料”, 并且财务报告反映的是“管理者的欲求而非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

公司因盈余管理行为将面临严重惩罚, 并可能导致之后的财务重述, 那么为什么公司管理者还要这样做?Zahra (2005) [5]认为压力与机遇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执行者是同生的。

公司管理层面临实现或超越预期财务目标的重大压力, 获得偶然性薪酬或保住工作机会, 这些都刺激其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首先, 高级管理者需要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下来实现或超越预期财务目标, 以及财务分析师的期望值。其次, 公司需要利用盈余管理行为, 调整部分财务指标来满足债务合同以及私人的债务合同条款, 还有在资本市场以较低利率筹集资本的目的。最后, 公司管理层可能会利用其信息优势来改变公司的盈利值, 因为如果未能实现预期财务目标, 那么与其业绩相关的薪酬和福利可能会受到损失。

2 提出假设

2.1 股东提案和盈余管理

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股东积极主义在企业管理机构改革和企业业绩改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Brav, 2008;Karpoff, 1996;Ryan&Scheider, 2000) 。Neubaum (2006) [6]认为高强度、积极主动的公共活动会威胁管理者的声誉和职业立场。在以上例子中, 管理层可能会有强烈盈余管理欲望来改善公司形象和管理者的形象, 从而降低其负面影响。因此, 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加大了公司所面临的公共审查力度, 公司管理层可能迫于压力, 会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来显示体现他们的管理质量。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股东提案数量与公司盈余管理正相关。

2.2 大机构股东与盈余管理

在机构投资者之间, 大机构股东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可能较大, 从而保护他们的大规模资金投资。Dharwadkar (2008) [7]认为着眼于长期利益的大机构投资, 可能通过激励机制来限制管理者短期行为, 鼓励其关注公司长期盈利。

Yeo (2002) [8]发现大机构股东持有的股份和会计利润信息含量之间成正比例关系。因此, 大机构投资者的控股量越高, 监督企业的动机就越强, 更有可能以两种方式限制企业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第一, 提高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被人发现的风险;第二, 通过降低企业短期业绩的压力。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大机构股东的控股比例与公司盈余管理负相关。

2.3 独立审计委员会

不同的公司管理机制可以相互独立或互相替换, 那么探究在其他管理机制存在下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独立审计委员会, 一方面限制大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限制股东积极主义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例如一个拥有强大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从大股东监督中获益, 可能会比拥有不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获利更少。虽然股东提案可能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 但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可以限制管理层盈余管理的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会减弱股东提案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假设3b: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会减弱大机构股东控股比例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3 数据采集与定义变量

本文在2009~2012年标准普尔500、中盘股400以及小盘股600的企业中抽取样本。所有变量的数据来自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美国公司高级经理人薪资数据库以及机构性服务公司。本文采用滞后设计, 利用345家公司的1305个公司年度观察报告为本文提供了缺失的数据。研究采取面板数据分析, 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 进行回归分析。

3.1 因变量

借鉴之前的研究经验,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 (1991) 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这个模式与其他同类型模式相比更有效和稳定。当公司的业绩的期望值和实际值有差距时, 这个模式能让人们直观地了解对盈余管理行为的评估。利润根据账面盈余和经营现金流量有差异测定出来 (由于现金流量更客观, 不容易被操纵) 。期望收益是通过对公司的总资产、收入、财产、工厂和设备、应收账款进行总体回归计算而得出的。

3.2 自变量

(1) 股东提案。本文采用每年公司公布的委托书上股东提案总数来衡量股东积极主义的作用。引用的提案反映了股东的不同要求。

(2) 大机构股东。Schnatterly (2008) 研究认为, 大机构股东在公司所占股份能够让其有信息优势和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本文也采用大机构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机构投资者行为。

(3) 独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数据源自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如果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组成, 变量则赋值为1, 否则变量为0。

3.3 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机构股东服务公司的公司排名, 赋值的范围从0~1 0 0, 大概区分了6 1个不同的标准, 大致涵盖四种不同类型, 如董事会、审计、反并购和管理层薪资水平/执行所有权。Davidson (2004) 发现盈余管理行为与管理者的更换有关, 因为新任执行官为了提高业绩会面临更大的压力。Brandes (2006) [9]认为根据代理理论, 激励措施可以帮助解决代理问题, 但管理者持股比例可以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同时, 可以通过囊括管理者所有权和绩效薪酬的比重 (期权和红利) 控制激励措施, 因为如果他们公司没有达到季度利润预测的话, 这部分薪酬就会受损。可以进一步控制公司规模 (自然对数) 、公司业绩 (股本回报) 、公司成长性 (账面市值比) 和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比例, 因为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最后, 必须考虑公司成长与利润操控之间内在关系的可能性, 因为快速增长的公司更可能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运作。从而, 对于衰落公司来说, 获得公司业绩要比搞好公司运营少些挑战, 所以本文控制预期增长率这一变量。

4 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发现研究期间样本公司股东提案数量共672条建议。虽然其中有30.8%的提案来源不明, 但是个体投资者提案占总提案数量的31.1%, 工会养老基金提案占总提案数量的16.2%, 投资公司提案占总提案数量的9.7%, 宗教团体与社会责任投资者提案占总提案数量的6.3%, 以及公共养老基金提案占总提案数量的5.8%。股东的所有建议中获得投票的不到四分之一。

4.2 回归分析

从表1中进行的时间序列回归发现, 公司成长性与盈余管理成正相关 (β=-0.006, p<0.001) , 但是公司规模却与盈余管理成负相关 (β=-0.013, p<0.001) 。有管理者更换现象的公司更有可能出现盈余管理 (β=-0.014, p<0.01) 。具有更高企业管理能力等级的公司不太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β=-0.0001, p<0.05) 。但是独立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程度联系性不强。Klein (2002) 实证分析发现, 独立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同时她也发现完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性的关系。尽管本文的结果与Klein的发现一致, 但是笔者没有发现完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对盈余管理的显著影响。本文注意到, 这可能与估量独立审计委员会的严格方法有关。

对模型 (1) 回归分析发现, 股东提案数量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 (β=0.004, p<0.05) 。大机构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 (β=-0.012, p<0.01) 。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

在模型 (2) 中, 加入了审计委员会与大机构投资者和股东提案交互项。但实证分析发现, 两个交互项的作用不显著。这可能由于样本中82%的公司都有独立的审计委员会。

为了验证假设3, 本文对样本数据划分为具有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和没有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两个样本, 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就股东积极主义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相关性而言, 有完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样本分析结果为 (β=0.001, p>0.10) , 而没有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样本分析结果为 (β=0.009, p<0.05) , 表明独立审计委员的存在会减弱股东提案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验证了假设3a的成立。就大机构持股与盈余管理之间相关性而言, 有完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样本分析结果为 (β=-0.006, p>0.10) , 而没有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样本分析结果为 (β=-0.019, p<0.05) , 这表明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会减弱大机构股东控股比例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验证了假设3b的成立。

5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股东提案、大机构投资者监督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首先, 发现股东积极主义、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导致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 这是与其意愿相背离的。其次, 发现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 使用其信息优势、专业性知识和能力, 监督管理层经营行为, 参与公司治理活动, 从而降低了管理者盈余管理的程度。最后发现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存在, 将减弱股东积极主义、大机构控股行为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作用。

6 可借鉴性

(1) 采用股东提案数量来衡量整体股东的积极主义。股东提案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活动的期望大小, 但我国目前这方面数据缺失, 主要因为股东积极主义性不高, 一股独大和最大股东与管理者相同等, 使得国内研究者并不关注股东提案带来的影响作用。

(2) 大机构股东的持股行为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这也说明我国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政策的积极意义。

(3) 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存在, 主要是独立董事的存在, 对股东积极主义、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而我国独立董事能否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有待考证。

注:***、**、*分别代表0.1%、1%和5%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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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 篇7

一、判决无效的情形

一般的思路有三种, 一是认为股东签名被伪造, 导致股东的股权被转让与法律规定相悖而无效; 二是适用合同法第48 条, 认为伪造股东签名的人属于无权代理而无效; 三是适用民法通则第55 条, 认定为意思表示不真实, 那就属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所以该股权转让当然就属无效了。

这种处理结果与法律是不相符的, 原因在于: 此处并不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 因为被伪造签名的股东并没有意思表示, 没有签名, 就个人意志的体现。此处亦不是无权代理, 因为在无权代理中, 如果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不予追认, 则其效果是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但在行为人与第三人之间仍发生效力。而在未经他人同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若是该被伪造签名的股东不同意, 即不追认, 就不可能在出卖自己股权的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

二、判决有效的情形

思路通常为: 将股权被处分人与他人之间达成的事后调解协议视为该股东对前述行为的追认, 从而适用合同法第48 条的规定认为该股权转让行为有效。

法官的处理与法律是不相符的, 原因在于: 在我国合同法中哪些情形处于属于效力待定, 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 如果不属于规定情形, 则不得得出相应的结论。事后达成的调节协议是新合同的产生, 其与前述伪造股东签名私自处分行为应该认为为两个独立的行为,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么对于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 我们正确的处理思路应该是:

首先要区分决议的内容是涉及公司事务还是个人事务。若是决议的内容与股东个人事务无关, 亦不至于剥夺股东的表决权, 即该股东参不参与表决不影响决议通过, 部分股东伪造其他股东签名对部分事项进行变更形成一个书面决议, 实践中此类伪造股东签名的决议目的大多是为了应付工商登记, 使登记方认为确有开会的事实, 属于微小瑕疵可忽略, 不影响决议的结果, 法官应考虑缔结成本, 直接驳回诉讼请求更为恰当。

若是想通过伪造签名达到是决议通过的表决权比例, 而该决议的内容涉及的是公司事务, 如增减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等事项, 此时该伪造签名的行为可被认为是违反程序性规定, 属于可撤销的情形。但法官可综合考虑撤销决议对结果是否有实质改变意义, 谨慎否定决议效力, 尊重公司的经营判断法则, 不应过多干预, 如此伪造签名的决议已经通过实施给公司带来巨大利益, 撤销不仅没有意义更有违于公司设立的本意, 毕竟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若是想通过伪造签名想达到的目的是剥夺股东对重大事项的表决权, 与股东切身利益有关, 如解除其任职资格、剥夺其认购新股或分红权利、处分股东股权或者转让自身股份剥夺股东优先认购权, 笔者认为, 这些情形都属于重大程序瑕疵, 这些行为基于没有该股东的意思表示而不成立;或者另外一种路径是直接认定其无效, 因为任何处分私权的行为都必须经过本人同意, 股东会决议的事项应多为公司经营事项, 除非股东同意, 否则不得在股东会上处分股东私权, 这种决议不是股东会应当商议的事项。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22 条虽较之以前有所进步, 肯定了股东会决议瑕疵救济, 但是仍不够彻底和完善。笼统地将股东会程序违法律违章纳入决议可撤销范围, 也没有确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独立瑕疵地位, 过于粗糙且不够严谨, 必将引发许多显失公平的案件。

因为瑕疵不仅有内容瑕疵与程序瑕疵之分, 即使同是程序瑕疵也有轻重之别, 对实体权益之影响更是程度不同, 如在德国法中, 程序瑕疵会细分为重大程序瑕疵和微小程序瑕疵, 前者认定为无效, 而后者则属于可撤销。对于重大的程序瑕疵我国法律还是属于可撤销的情形, 其显然与法理讨论的结果不一致。

另外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应该成为独立的瑕疵类型, 单独救济才方显公平, 避免审判实践中的矛盾和混乱。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区别股东会决议之瑕疵类型和适用范围, 有理有据的甄别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状态, 构建完善的股东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 协调与平衡各方权益, 促进公司这个利益集合体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姣娇.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探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7.

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简析 篇8

一、从公司发展的历史看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从公司发展的历史来看, 早期的公司多为业主式公司。所谓业主式公司是指公司股东人数较少, 股东一般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公司。这类公司在现代主要表现为有限责任公司, 其极端形式为一人公司。业主式公司一般是股东直接控制公司, 股东可被视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从业主式公司模型出发, 形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在此定位下, 董事会不拥有独立于股东大会的法定权力, 其执行公司业务决策须完全依照公司章程授权和股东大会决议。

另一种公司模型以现代股份公司为代表。随着经济的发展, 股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 股东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诸如股东会议召集成本增加、很多股东只是为了炒作股票以赚取差价而并不关心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事事都由股东会批准会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多数股东并不是经营专家等问题。上述因素导致股东会在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中地位的下降, 董事会逐渐成为公司经营管理中心, 其权利为法律授予, 股东会既不能授予也不能撤销董事会的法定职权或超越董事会直接控制公司的立法理念得以确立。因此在这种公司模型基础上形成了董事会中心主义。

而在美国, 由于董事长一般兼任CEO, 公司管理高度专业化, 公司运作的信息和公司控制权逐步集中在经理层的手中, 从而诞生了经理中心主义, 董事会的中心地位受到经理人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 股东会和董事会蜕变为一种监督机构, 其决策职能受到弱化。因此, 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不再重要, 而股东会与经理层的关系取而代之成为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在过去20年来, 美国的资本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各种机构投资者持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逐步提高到1997年的48%, 这使得美国出现了“管理人资本主义”向“投资人资本主义”的转变。因此股东会中心主义又有回归的趋势。

二、从公司类型看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作为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的不同模式, 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形成与公司规模和公司股权结构具有密切关系, 因此可以进一步认为, 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是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 但是发展趋势的判断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公司, 例如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公司。而各国公司法的具体规定证明了这一点。即在这两类公司中, 由于只有一名或数名股东, 不仅股东会的权威是得到强调的, 而且股东通过章程的形式对董事会的权利进行限制的可能性也更大。例如, 中国《公司法》第34条和第98条分别是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权范围包括了财务账簿, 这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没有的;在知情的方式上,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还具有文件的复制权, 这也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没有的。

三、从公司所处的特定环境看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考虑到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之间的联系, 笔者通过对美、德、日等国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关系的具体分析, 发现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概括为“弱股东, 强管理层”及“强股东、弱管理层”两种基本形式。

(一) 弱股东、强管理层模式——以美国公司为例

从公司法规定的角度, 美国公司董事会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 其权力很大, 公司的股东会处于弱化状态。根据美国修正标准公司法第8.01 (b) 节对董事会权利的规定:“公司的所有权力都应当由公司董事会行使, 或者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下行使, 公司所有的商事活动和商业事务都应当在董事会的指导下进行管理, 但公司章程和股东的协议对此作了限制性规定的除外。”

在美国公司实践中, 董事长一般兼任公司的执行总裁 (CEO) 。因此董事会, 尤其是内部董事对管理层的独立性较差, 管理层控制着公司的运营,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股东会的控制和约束, 成为一个自我存在的实体。这形成了美国独具特色的弱股东、强管理层的公司治理模式。

(二) 强股东、弱管理层模式——以德国公司为例

德国公司法规定了双层委员会制度。公司内部设立监事会和董事会。监事会具有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审查年度报表、对重大事项行使同意权、独立的经营管理权、董事任命权等项职权。而董事会在监事会的监督下行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德国公司董事会的地位较低, 由监事会任命。

在公司实践中, 德国公司的所有权具有高度集中、相互持股和银行的间接融资占主要地位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司的经营权市场和资本市场不够开放, 银行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监管中心的作用。德国银行作为大股东或者股东的受托人, 对公司行使实际的控制权, 形成了主银行治理机制。在此模式下, 银行对公司的控制紧密, 股东会处于强势地位, 管理层受股东会的支配。

四、从具体公司的运作看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根据每一个具体公司中董事会的角色以及其与董事会、管理层的关系, 全美董事联合会依据自身对公司治理的目标的定义将董事会分为四种类型。 (1) 底线董事会, 这类董事会仅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的程序要求而存在; (2) 形式董事会, 这类董事会仅具有象征意义或名义上的作用, 是比较典型的“橡皮图章”机构; (3) 监督董事会, 这类董事会检查计划、政策、战略的制定、执行情况, 评价经理人的业绩; (4) 决策董事会, 这类董事会参与公司战略目标、计划的制定, 并在授权经理人员实施公司战略的时候按照自身的偏好进行干预。现实中, 由于董事、管理者的能力不同, 其在公司中所处的实际地位是不同的。对于管理者能力突出的公司, 董事会乃至股东会的地位都有被弱化的趋势, 形成了底线董事会和形式董事会;而对于董事长和董事德高望重的公司, 董事会处于公司的核心, 形成了监督董事会的决策董事会, 股东会同样可能被弱化。只有在既存在大股东, 大股东又有能力控制公司经营的情况下, 股东和股东会的地位才会凸显。

五、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小结

从公司发展的历史、公司的不同类型、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以及具体公司形态运作实践等角度对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的考察,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是由公司类型、公司规模、公司股权结构以及股东本身的状况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不同类型的公司其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差异性, 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1]吕慧娟.浅析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界, 法制与社会, 2009

[2]刘敏.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分野, 高等函授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12

股东会中心主义 篇9

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及可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

股东会和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核心以及业务核心, 其决议与股东在分配股利等问题上的利益关系联系非常密切。公司有独立的意志形成机构, 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方式都是将多方主体的意思进行吸收并最终形成单一的集体意志的制度, 其内容和程序都必须要严格遵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如果在内容或程序上存在瑕疵, 就不应当认可为正当性的团体意思, 如果仅仅采用行为无效或可撤销的一般性规定, 会导致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并会对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造成影响, 也不符合商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各国公司立法对于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瑕疵以及救济方式也都专门进行了规定, 同时通过各种限制来缓解因滥用此种诉讼所带来的不利影响。②

我国《公司法》对于决议无效和可撤销的具体原因规定的过于笼统, 因而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的主要有:违反利润分配的方法和原则, 违法处分公司财产的, 股东会对会议通知中未通知的事项做出表决的等;程序上的瑕疵主要是指召集程序上的瑕疵, 如召集的股东会的召集人不具备合法身份、不享有表决权的股东行使表决权以及决议过程的不公正等。如果股东在这类问题上想采取其他方式解决, 瑕疵决议也可以采用其他非诉的方法处理, 经全体股东同意之后, 决议程序瑕疵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对于无效的决议也可以采取撤回或追认效力的方式除去瑕疵。③在公司实践中, 公司内部各项事务种类繁多、千变万化, 决议无效及可撤销的情况也层出不穷, 而立法仅以如此简要的理由进行概括规定, 不仅不利于公司追求利益目标的实现, 也不利于维护股东权益, 更无法有效防止个别股东滥用这一规则干扰公司正常的经营计划并以此获得非法利益。

二、构建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可撤销诉讼制度

我国《公司法》将决议无效的事由仅仅规定为:“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总体来讲这一规定不够明确细致,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的不统一, 另外, 此规定将公司决议无效的事由仅局限在违反实体法方面, 程序法方面的规定还有待补充, 在实践中, 如果实践中确实出现了这类公司法决议, 确实难以区分其到底是实体违法还是程序违法, 就容易出现选择适用上的问题, 因为一旦认定为属于程序上的瑕疵, 那么作为原告方就再不能通过决议无效之诉对其权利进行救济, 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原告的部分程序利益, 因而, 立法应当将严重的程序性违法归为决议无效, 同时, 为了实现公司意思自治并保障交易的安全, 对于如何认定程序违法达到严重的程度, 应当赋予法官部分自由裁量权。

多数国家在决议无效及可撤销之诉中对于原告股东的资格譬如持股比例、持股时间、是否享有表决权等方面没有做出限制, 只要求原告具有股东资格即可, 有些国家还规定了除股东之外, 董事和监事也可以提起该种诉讼, 但是在诉讼中股东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原告。为了维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稳定性, 维持公司的正常的经营运作秩序, 应当对提起该种诉讼的股东权利做出适当合理的限制:首先, 对于那些出席股东会或董事会并且对决议投赞成票的股东, 就要取消其提起决议可撤销之诉的资格, 因为这些股东既然已投了赞成票, 没有必要给予其提起撤销决议之诉的资格;其次, 对于那些未能够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董事, 可以认定他们放弃了在会议中可以行使的相关权利, 但是也有例外, 就是会议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召集或表决的、没有按照要求和指定的时间进行公告的, 导致部分股东未能按时出席的, 此时该股东就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股东提起撤销决议瑕疵之诉很有可能会对公司正常运营、预期实现的利润以及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影响, 必须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防范股东滥诉的机制。为了防止个别股东为谋取不当利益而滥诉, 我国《公司法》第22条就规定, 当股东提起撤销公司决议之诉的, 应公司的请求, 法院可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但此项规定过于笼统, 在实践中针对复杂多样的各种决议类型去规定相应的担保数额存在困难,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性规定或配套的司法解释, 对于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非常不利。④因而, 此项规定给决议瑕疵之诉设置了一个相对较高的门槛, 不利于该诉讼制度发挥有效作用, 从完善立法角度出发, 还应明确公司要有确切证据证明股东提起诉讼时是恶意的, 才可以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注释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三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86.

2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85.

3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282

大股东溢价　小股东折价 篇10

江淮动力(000816)，7月24日到8月22日，由重庆东银集团(也是迪马股份的大股东)向11440万流通股东发出要约收购，收购价6．05元。在此前一个月，该股股价还在7．30元左右，由于要约收购价是以前30日的平均价再打9折，为了“做低”收购价，6月下旬到7月下旬股价就从7元多向6元多下移；进入要约收购期，横盘在收购价附近一个月；收购期一结束，立即哗哗大跌，如今仅5．30元，比要约收购前的7．30元下跌近3成。

成商集团(600828)，8月4日到9月2日，迪康集团(也是迪康药业的大股东)向5108．4万股流通股发出要约收购公告，收购价7．04元。同样，此前一个月股价在8元左右，7月初到8月初便从8元向7元下移：经过一个月收购期横盘后又一路下跌，如今仅5元出头，同收购前的8元才目比，下跌近4成。

现在轮到亚星客车(600213)了。12月11日，格林科尔发布要约收购摘要公告，说如果证监会无异议，12月30日起将向该公司的6000万股流通股进行要约收购，收购价5．01元。而2003年8月在格林科尔董事会正式同意收购亚星客车时，后者的股价还在7．50元一线，又是为了“做低”收购价，11月到12月，股价急速从7元到6元、再到5元下滑，最后竟创下公司上市以来的最低价5元，跌去33％。眼看要约收购期将近，以后又将是一个月横盘，再以后呢?只有天知道!

要约收购从本质上是收购人极其看好目标公司，收了30％还不够还要加大控制权，因而引发大股东同小股东竞价，出价自然应比市场平均价为高。因此，国际上大凡要约收购公司，股价必涨无疑，可在我们这里恰好相反。关于要约收购价格，《证券法》并未作具体限制，在此之前的《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限定的是，30天平均价和收购人购买该股票支付的最高价，二者取高者定价，并无打9折的说法。而2002年12月起施行的《要约收购》文本却这样规定：对流通股东，为“收购人在最近六个月内购买被收购公司挂牌交易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及被收购公司挂牌交易股票在收购要约报告书摘要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百分之九十”；对非流通股东，为“收购人在收购要约报告书公告前六个月购买被收购公司非挂牌交易股份所支付的最高价，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这就是说，只要收购人在6个月内没有买过流通股，要约收购价就可按30天平均价打9折。本来是别人看好我投资的公司，愿出大价钱来买，结果却让我“割肉”以9折价出让，小股民自然不情愿了。这就是所有要约收购均雷声大、雨点小，溅不起一点浪花的根本原因。

小股东折价，大股东拿的却是溢价。如成商集团收购价为净资产加价10％，亚星客车的收购价为净资产加价15％，等等。再一次折射出中国股市的不公平，自然也就出现了同国际收购市场上截然不同的行情。

问题还在于，说是所有的收购人6个月内均未买过目标公司的股票，其市场表现为什么大同小异，均呈现出“跌、盘、再跌”的股价三部曲?有的公司，如成商集团，每股收益仅5、6分钱，每股净资产仅2元出头，作为一家极普通的地区商业股，7．04元的要约收购价本该卖给他了，可为什么一个月内几乎无人“预售”，一个月后忍受股价大跌才“悔之晚矣”，是小股民不识时务活该，还是有人在操纵股价?再看那些收购人，看似财大气粗，几个亿几个亿地存在银行里，实则只要花费数百万便可鸣金收兵。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敢吃要约收购“螃蟹”的，都是资本市场的老手，从南钢的复星集团，到江淮的迪马集团，到成商的迪康集团、再到亚星客车的格林科尔，哪一个手中没有几家上市公司?

股东会中心主义 篇11

股东质询权是对这两大制度的有效补充, 其是指在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就表决事项向董事会提出质询, 答询人应就质询事项进行说明。质询权使股东能够充足资讯, 以避免盲目表决, 对于保护股东利益、预防资本多数决滥用, 救济股东大会形骸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公司法》第98条与150条对质询权制度进行了设计, 但与国外公司法相比, 并未涉及到质询权的主体、范围、答询义务、法律救济等重要问题, 与真正意义上的质询权存在较大差距。鉴于此, 笔者通过比较借鉴德日公司法质询权的相关规定, 来完善我国公司法之质询权。

1 质询权的主体与范围

《德国股份法》规定, 应给予每一位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向董事会询问公司业务的权力。笔者认为, 要明确质询权主体, 首先应明确质询权的性质。早日本学者对于质询权的性质有三种观点: (1) 质询权源自股东适当行使的必要; (2) 质询权源自股东的社员权; (3) 质询权源自表决权, 这也是多数说。我国有学者认为, 质询权源自于股东的出席权, 而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权利是股东 (无论是有表决权股东还是无表决权股东) 固有权的一种。笔者赞同质询权源自出席权, 因为在表决权说下, 无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将被排除在质询权主体之外。而观之各国立法实践, 即使是主张表决权说的德国, 也在1937年股份法的立法理由书中肯定了无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的质询权。因此质询权主体应包括优先股股东在内的所有有出席股东大会权利的股东。又由于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代其出席股东大会, 因此代理人与股东同样能够享有质询权。

质询权的行使范围涉及到股东可以对哪些事项提起质询, 我国《公司法》对质询权的范围并未作出具体规定, 这样的立法是不科学的, 如若允许股东无限制对任何内容都可以提起质询, 会使得会期无限地延长, 决议难产, 且易导致质询权滥用。观之各国立法实践, 普遍认为质询范围应为与股东大会议题有关的事项。如《德国股份法》规定质询事项应当在“对股东大会议题作出实际判断所必需”的范围内。此处的实际判断, 应当做限制性的解释, 即“质询权的内容应与股东大会的议题和议案直接相关, 并且为充分理解议案的内容、正确形成自己应有的赞成与否决的意思所必需。至于其他内容的质询, 则不在质询权行使之列。”

2 答询义务

因公司的治理机构与权力构造不同, 各国关于答询义务人的设置也不尽相同。在德国“双层制”下, 董事会由监事会任免, 董事会的全体成员集体代表公司, 因而《德国股份法》第131条规定, 答询义务人为董事会这一集体, 监事会不承担答询义务。日本采取的是“单层制”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的代表人为董事代表, 且实行监察人制度。其答询义务人为个别董事或监事。我国《公司法》的答询义务人规定的更为广泛, 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笔者认为, 股东质询权的价值在于缓解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那么答询义务人理应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 让承担监督职能的监事会承担答询义务并无合理依据, 更勿论仅仅是董事会附属的其他公司高管。我国公司法上由董事而非董事会为答询义务人的设置也不合理, 这容易使得各个董事之间相互推诿, 因此应当如德国法, 将董事会整体作为单一的答询义务人, 再由董事会授权董事代表来具体答询。

3 质询权的法律救济

无权利无救济, 如果股东质询权受到侵害却得不到救济, 那么再完善的质询权制度也只能流于空谈。被拒绝答询的股东可向公司住所地的州法院提起强制质询咨询程序, 法院对质询以及对董事会拒绝答询进行合法性审查, 但审查内容不包括答询是否妥当。但德国学者认为该条规定并不具有实践意义, 因为股东在此情况下可以直接按股份法243条提请撤销相关决议。

我国的质询权救济制度仍处于缺失状态。学界认为: (1) 如果将答询义务视为董监高的执业义务, 那么违反答询义务就属于违反了董监高的善管义务, 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若造成公司利益损害的, 股东可以提起派生诉讼, 若造成股东利益损害的, 股东可直接提起诉讼。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对于能否将违反答询义务归于违反善管义务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这一做法尚值得商榷。 (2) 质询权受损的股东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给付之诉, 要求法院判决公司提供其在股东大会上拒绝提供的信息, 一如《德国股份法》第132条所规定的“信息强制提供程序”。然而, 这种做法尽管可以满足股东的知情权, 但是却不能改变已经做出的决议, 这也是为何《德国股份法》132条在实践中并无多大意义。质询权的目的即在于为表决权的行使提供充足信息, 如果决议做出后才获得这些信息, 那么质询权设置的价值无疑大打折扣。 (3) 《公司法》第22条规定了决议瑕疵诉讼制度, 赋予了股东及相关当事人就内容或程序上存在瑕疵的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提起诉讼的权利。质询遭拒的股东可以决议程序存在瑕疵为由, 提起决议撤销之诉。但《公司法》第22条规定的程序瑕疵仅包括召集程序瑕疵和表决方式瑕疵, 违反答询义务显然不能归于召集程序瑕疵, 而表决方式瑕疵一般认为包括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不足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法定出席数;表决时赞成票达不到法律或章程所定的数额;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和董事参与表决;代理人欠缺委托书和委托书授权不明等。质询权受损害显然并不包含在其中, 这说明《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对程序瑕疵列举存在周延性上的不足。笔者认为, 我国公司法也应当借鉴德国、日本对质询权救济的做法, 将决议程序瑕疵覆盖到决议的各个环节, 包括质询权受损, 但答询义务人违反答询义务构成股东大会决议方法的瑕疵, 属于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事由。

参考文献

[1]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李维安.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与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3]钱玉林.论股东质询权[J].比较法研究, 200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