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性研究（精选9篇）
有用性研究 篇1
1 引言
近些年, 由于电子商务与Web2.0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用户创作的网络口碑 (online word-of-mouth, 包括社区、博客、微博和社交网站等形式) 已经成为消费者在选择、购买商品或服务时的重要信息源 (Duan, et al., 2008) 。在线评论 (online review) 是网络口碑的一种重要形式, 一般指潜在或实际消费者在电子商务或第三方评论等网站上发表商品或服务的正面或负面观点 (Chen&Xie, 2008) 。在线评论是消费者网络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 根据国际著名市场研究公司Jupiter Research的调查, 超过75%的消费者在线购买商品之前, 会参考在线评论信息。特别是在当今信息过载的环境下, 有价值的在线评论可以帮助消费者减少购买的不确定性, 做出更好的购买决策, 提高消费者对在线评论网站的感知有用性和粘性, 因此, 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Mudambi将在线评论有用性定义为在线评论在消费者决策过程的感知价值 (Mudambi&Schuff, 2010) , 即消费者对其他互联网用户提交的评论对自己购买决策是否有帮助的一种主观感知。目前已有许多文献对什么样的评论是有用评论做了研究, 并给出了一些影响在线评论有用性的特征, 本文将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 在线评论有用性研究现状分析
本文对现有研究中所选择的影响评论有用性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发现这些特征可以分为3类:评论特征、评论者特征和评论阅读者即消费者特征。
2.1 评论特征
评论特征包括评论长度、评论星级、评论的语义特征、评论可读性、评论的写作风格和评论及时性等, 其中, 评论长度和评论星级是使用的最多的两个特征。
评论长度通常以评论包含的字数来度量, 评论越长, 评论中包含的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越多, 则阅读该评论时, 越能降低消费者对于商品或服务的不确定性, 因此评论越有用, 而大多数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Mudambi&Schuff, 2010;郝媛媛等, 2010;Ghose&Ipeirotis, 2011;Pan&Zhang, 2011;彭岚等, 2011;Korfiatis, et al., 2012;殷国鹏等, 2012;王平&代宝, 2012;严建援等, 2012;Siering&Muntermann, 2013;廖成林等, 2013) , 且对搜索型商品而言, 评论长度的作用更明显 (Mudambi&Schuff, 2010;Pan&Zhang, 2011;王平&代宝, 2012;Siering&Muntermann, 2013) 。但Baek等 (2013) 的研究表明虽然评论字数越多, 评论有用性越高, 但这一效应的边际值在下降。而Racherl和Friske (2012) 的研究则不支持评论长度与评论有用性间的正相关关系, 他将这一结果解释为当消费者面对大量在线评论带来的信息过载问题时, 他们不愿意去阅读那些长评论, 而更喜欢那些短小切题的评论。殷国鹏 (2012) 和Gan等 (2012) 从认知负荷理论出发, 提出当消费者阅读在线评论时, 由于工作记忆的容量有限, 尽管在一定范围内, 丰富的评论信息会有助于消费者的决策, 但是, 一旦评论信息的处理需求达到工作记忆的上限, 那么就会造成消费者的认知超载从而使得人们难以较好地进行决策, 因而, 当在线评论长度超过一定范围时, 与消费者对其有用性评价之间是负相关关系。Schindler和Bickart (2012) 的实验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评论星级是评论者在提交评论时, 以星级形式给予商品或服务的一个总体评价, 它是评论极性的一种表现。一星 (极低等级) 反映对商品或服务极端负面的评价, 五星 (极高等级) 反映极端正面的评价, 三星则反映了中立的态度。目前的研究对于评论星级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方向的观点不一, 但总体有3种观点。 (1) 确认倾向会使得消费者去寻找证据来确认其对商品或服务的初始态度, 即买或者不买, 所以极端评论比中性评论更有用 (Forman, et al., 2008;Cao, et al., 2011;Ghose&Ipeirotis, 2011) 。因为很多消费者是想要购买商品才去阅读评论的, 对商品抱有一种正向的倾向, 所以星级高的评论比星级低的评论更有用, 特别是对体验商品而言 (Pan&Zhang, 2011;Korfiatis, et al., 2012) 。 (2) 消费者存在一种负向倾向, 特别是在面对大量的正面信息的情况下。而在线评论中正向评论的数量要大于中性和负向评论的数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星级低的评论更有用 (Racherla&Friske, 2012;廖成林等, 2013) 。 (3) 中立评价和双边信息会提高信息来源的可信性。对于体验商品, 由于个人经验和品味在评价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极端评价的可信性会受到质疑, 所以中性评论相对于极端评论更有用 (Mudambi&Schuff, 2010;殷国鹏等, 2012;Siering&Muntermann, 2013) 。殷国鹏 (2012) 和Baek等 (2013) 研究了单条评论的星级和产品平均星级间的差异与评论有用性间的关系, 由于消费者从众心理的存在, 所以这一差异越大, 评论有用性越低。评论的语义特征包括评论中正/负向的情感, 主/客观表述以及商品信息等, 这些特征的提取需要借助人工标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挖掘等方法。郝媛媛等 (2010) 利用文本分类的方法标注评论中的正负情感和主客观特征, 研究表明评论的平均正向情感倾向、正负情感混杂度、评论客观表达的倾向和评论中主/客观混杂度对评论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Baek等 (2013) 认为评论中包含的负向词汇数越多, 则评论有用性越低。Ghose和Ipeirotis (2011) 认为评论的主观性越强, 有用性越低, 主/客观混杂度越高, 有用性越高。严建援等 (2012) 的研究表明评论的客观性越强, 则评论越有用。王平和代宝 (2012) 区分了不同商品类型对评论主客观性的调节作用, 认为对于体验型商品, 主观性评论更有用, 而对于搜索型商品, 客观性评论更有用。Schindler和Bickart (2012) 认为评论中正向情感倾向会对评论有用性产生正向的影响, 但如果太多, 会使消费者质疑评论者的动机, 进而降低有用性;评论中包含的商品描述信息越多, 则有用性越高。Connors等 (2011) 和Schlosser (2011) 的研究表明包含正负双面信息的评论比单面信息的评论更有用。Li等 (2011) 通过实验研究认为包含商品属性等具体内容的评论比包含主观感受的抽象评论更有用。Siering和Muntermann (2013) 使用自动内容分析方法, 标识出评论中有关商品质量、评论情感和评论不确定性的语义信息, 结果表明评论中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越多, 正向情感越多, 评论不确定性越低, 则评论越有用。Cao等 (2011) 使用隐语义分析方法从评论文本中提取出表征评论语义的隐因子, 研究表明评论的语义特征对评论有用性有影响。
评论的可读性越高, 消费者就越容易理解评论中的内容, 因而评论的有用性就越高。Korfiatis等 (2012) 以及Ghose和Ipeirotis (2011) 使用了The Automated Readability Index、The Gunning–Fog index、The Coleman–Liau index和The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等指标来表征评论的可读性, 并且证明了评论的可读性与评论有用性间存在正向关系。评论的写作风格, 即在撰写评论时对词语的选择、句子的长度、拼写和语法错误等会影响评论的可读性, 进而也会对评论的有用性产生影响。Kim等 (2006) 和Liu等 (2008) 研究了评论中包含的各种词性的词汇数量, 如名词数、动词数和形容词数等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Cao等 (2011) 对评论中句子的数量和平均长度、各种长度的词汇数量、以及标题、摘要、优点、缺点中包含的词汇数量等特征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评论中包含的由4个字母组成的词汇数和缺点中包含的词汇数与评论有用性呈正相关的关系, 而标题中包含的词汇数与评论有用性呈负相关的关系。郝媛媛等 (2010) 的研究表明句子的平均长度也会对评论有用性存在影响。Schindler和Bickart (2012) 通过实验表明评论中包含方言、俗语、重复、拼写和语法错误等问题会对评论的有用性带来负面的影响。
从信息质量角度出发, 及时性是评论信息质量的重要维度, 进而会对评论有用性产生影响, 因而许多研究将评论发表天数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研究模型中 (Pan&Zhang, 2011;Racherla&Friske, 2012;严建援等, 2012;殷国鹏, 2012;殷国鹏等, 2012) 。还有一些文献直接研究了评论发表天数和评论有用性间的关系, Liu等 (2008) 和Cao等 (2011) 的研究表明评论发表天数与评论有用性呈负向关系, 即越及时的评论越有用, 但郝媛媛等 (2010) 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因而对于评论及时性与评论有用性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2.2 评论者特征
评论者特征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披露、名声可信度和专业知识或经验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评论者的真名、昵称、照片、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的披露会使消费者更加了解信息源特征, 从而提高评论的可信度和感知有用性 (Forman, et al., 2008;Ghose&Ipeirotis, 2011;Schindler&Bickart, 2012) , 但Racherla和Friske (2012) 以及Baek等 (2013) 的研究却表明个人信息的披露对评论的有用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名声可信度是指信息来源具有社会地位或专家形象, 评论者的名声可信度越高, 则相应的在线评论的可信度或有用性越高。一些研究使用评论者在网站中的排名作为名声可信度的度量 (Ghose&Ipeirotis, 2011;王平&代宝, 2012;Baek, et al., 2013;廖成林等, 2013) , 而另一些研究使用评论者的中心度, 即链接到评论者的用户数量来度量评论者的名声可信度 (Racherla&Friske, 2012;殷国鹏, 2012;殷国鹏等, 2012) 。这些研究均证明了评论者的名声可信度对评论的有用性有正向的影响。评论者的历史评论数或收到消费者有用投票的评论数会影响消费者对于评论者专业知识水平的判断, 专业知识水平高的评论者发表的评论更易于被消费者接受, 并给出较高的有用性评价 (Liu, et al.2008;彭岚等, 2011;Ghose&Ipeirotis, 2011;Racherla&Friske, 2012;殷国鹏等, 2012) 。Connors等 (2011) 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证明评论文本中包含有评论者对自身专业知识水平的描述会提高评论的有用性。王平和代宝 (2012) 以及廖成林等 (2013) 的研究表明评论者是否购买过该商品是影响评论有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殷国鹏等 (2012) 从在线评论网站的社会化特征出发, 认为评论者的社会性因素会影响评论的有用性, 并用评论者参与的群组数量作为对其社会性的度量。Pan和Zhang (2011) 认为评论者的创新性会使其成为社区中的意见领袖, 因而他们的评论会被消费者认为是有用评论, 但创新性过高的评论者会因其与普通消费者的异嗜性而降低其评论的有用性。
2.3 评论阅读者特征
评论阅读者, 即消费者, 有关商品的先验知识水平会影响其搜索信息、评估信息和进行决策的过程, 因而知识水平或经验不同的消费者其感知的评论有用性水平也不同 (Connors, et al., 2011;彭岚等, 2011) 。Connors等 (2011) 的研究认为知识水平高的消费者会认为包含有较多商品信息的评论更为有用。
3 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当前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 目前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采用了二手数据法, 从在线评论网站上抓取评论数据并将网站上提供的评论有用投票数占评论总投票数的百分比作为对评论有用性的度量, 但这种度量是有偏差的。 (1) 网站中的很多在线评论都没有获得任何投票, 特别是一些较新的评论, 而过去的研究都只选择了累计投票数达到一定数量以上的评论作为样本, 这就使得样本数据仅仅代表了投票的消费者的意见, 而忽略了那些阅读了评论但没有投票的消费者的意见, 样本的选取存在偏差。 (2) Hu等 (2009) 通过抓取40 000条来自Amazon的在线评论表明, 每条评论被认为有用的概率在70%~74%之间, 也就是说有用性这一因变量本身就是服从一个有偏分布的。这两方面的偏差都会使得最终的研究结果存在偏差。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该采用包括实验研究、问卷调查等在内的更多样的研究方法, 且可以把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 如先利用实验研究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然后再利用二手数据进行验证。
(2) 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选择了商品作为研究对象, 而仅有Racherla和Friske (2012) 的研究选择了服务作为研究对象, 因此, 未来需要对有关服务的在线评论的有用性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3) 现有的研究很少考虑评论阅读者也就是消费者的特征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除了消费者所拥有的先验知识外, 消费者的涉入度也会影响其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感知。在制定购买决策时, 消费者的涉入度不同, 其决策行为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是不同的, 高涉入度商品的购买决策要比低涉入度商品更为负责。因此, 未来应研究消费者的涉入度对评论有用性的调节作用。
4 结语
对在线评论的有用性进行研究是电子商务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对现有的该领域内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给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希望能够为今后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W Duan, B Gu, A B Whinston.Do Online Reviews Matter?——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anel Data[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8, 45 (4) :1007-1016.
[2]C Forman, A Ghose, B Wiesenfeld.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iews and Sales:The Role of Reviewer Identity Disclosure in Electronic Markets[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8, 19 (3) :291-313.
[3]S M Mudambi, D Schuff.What Makes a Helpful Online Review?A Study of Customer Reviews on Amazon.com[J].MIS Quarterly, 2010, 34 (1) :185-200.
[4]郝媛媛, 叶强, 李一军.基于影评数据的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 2010, 13 (8) :78-8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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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政治教学的有用性 篇2
关键词：政治教学；有用性；道德情操
从事政治教学的八年来，不管是初中的思想品德还是高中的思想政治的教学，自身觉得做得不是很好，我的一个学生在政治课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学好政治是为了以后当官有假话可以编。所以我一直都在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开设这一学科，它不像语文那么生动，也不如物理、化学那么实用，很多人也认为政治就是“假大空”，所以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这么下来，学生失去了学习政治的兴趣，政治学科也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么，学习政治到底有什么用呢？我在此阐述一些自己浅薄的观点：
首先，思想政治的学习有助于培养一个人好的道德情操，而好的道德品质是一个人所必需的。无论是学习还是就业，人们都很重视这一点。如果品质不好，那么什么事都做不好。比如，七年级思想品德就教学生要做自尊自信自强的人，要懂得尊重他人等，老师除了要把课本中的理论灌输给学生，还应该用这些知识去指导、去检验学生的日常行为，而不是让学生简单地背过考试会答就完了。
其次，通过学习，我们可以掌握一些经济学、政治学知识、了解一些时政热点等，例如，价值规律、国家的经济制度、国家性质、公民的政治参与等。懂得了价值规律，市场主体才能制定出合适的营销策略；懂得了公民如何参与政治生活，我们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理智地处理，找哪个部门解决，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解决。
最后，学习政治可以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我们辩证地看待问题。例如哲学，好多学生刚接触时觉得特别晦涩难懂，真正入门之后，才知道哲学是非常有用的，哲学中包含很多科学的思维方法，让我们看问题不再片面，不再钻牛角尖，学会了辩证地看待人和物。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论，来校正和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样才能与时代的步伐相一致，否则，很有可能犯错误，危害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所以说，学好思想政治很重要。人不能没有思想，无论治理国家，还是提高自身修养，都要学好政治。
作者簡介：王微，女，1984年8月出生，毕业院校：廊坊师范学院，学历：本科，工作单位：蠡县大百尺中学。
综合收益的薪酬契约有用性研究 篇3
一、会计信息契约有用性
1. 会计的契约本质。
基于契约理论的观点, 会计和审计是作为企业契约的监督工具而产生的, 因此, 会计的目标就是降低企业 (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 的契约成本 (包括签约成本和监督成本等) (Watts和Zimmerman, 1986) 。无论有关“财产权”的文献还是有关订约的文献都表明, 会计在制定契约的条款以及在监督这些条款的实施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契约的角度看, 会计是一种契约工具。公司与内部和外部签订一系列契约, 这些契约通常使用会计数据。在这里, 公司充当有效契约的媒介, 而会计则是契约安排的一部分。Watts和Zimmerman (1990) 指出, 会计选择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们构成公司契约安排的一部分, 这些安排包括投资、生产、资本结构以及薪酬计划等等。作为一种契约安排, 会计信息在限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当中发挥了作用。由于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 管理人员存在着将外部债权人和股东的财富转移给他们自己的可能性, 会计政策选择可以帮助管理人员报告比真实情况更好的一种结果。为了限制管理层的这种行为, 在合同设计之前就应考虑管理层的自利行为, 如果设计妥当, 契约安排应该能够削弱管理层自利行为的动机。会计数据常常被用于各种契约 (债务契约、管理人员报酬计划、公司章程及细则等) 。
有效契约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公司的制度安排, 这些安排包括贷款协议、管理层薪酬以及公司章程及细则等等。会计同薪酬计划、债务契约和其他治理机制一起构成了管理公司的制度安排, 这些制度安排就是公司有效的契约安排。会计作为契约安排的一个组成部分, 会计控制、会计体系以及用于计算契约安排当中使用的会计方法应该是有效率的。
2. 会计信息的薪酬契约有用性。
财务会计信息是公司会计和外部报告系统的产物, 经审计的信息报告了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财务会计系统为公司治理提供直接有用的信息。有关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所起作用的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目标是揭示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是如何减少由于管理层和外部投资者的分离而导致的代理问题。公司治理机制包含多方面内容, 如产品市场, 与股东投票权相关的公司控制机制, 公司内外的劳动力市场, 董事会以及公司外部债权人、公司法律制度以及基于公司业绩制订的管理层薪酬激励计划等等。Bal (1989) 指出, 会计在机构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会计为建立和形成非市场合同提供信息资源。他认为, 会计使得分配决策权力、计量业绩、对业绩作出奖惩成为可能。
薪酬计划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古典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研究了如何在薪酬设计中保持风险和激励的平衡。忽略模型的复杂性, 代理理论在薪酬计划设计中的基本内涵是易于理解的, 即在风险和激励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薪酬计划的设计意在诱导风险规避和风险厌恶的个人努力工作同时尽可能地减少转嫁给他们的风险。
那么, 会计信息在薪酬契约当中发挥何等作用呢?大量的关于会计信息如何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研究都涉及会计信息在管理层薪酬契约当中的应用。一方面, 公司通常使用会计数据计量业绩并据此安排奖惩。管理层薪酬合同不仅定义了管理人员在公司中的职责, 也规范了管理人员的薪酬, 这些薪酬包括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的补偿。而在计量业绩时, 会计盈余或客户满意度可能是有用的指标, 这些指标之所以有用, 是因为通过这些指标可以观察到代理人采取了哪些行动和决策。另一方面, 管理层被赋予选择计量公司业绩的会计方法的决策权。这些决策权使得具有专业知识的管理层可以通过选择会计方法来使得公司价值最大化。对管理层薪酬的实证研究源于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公开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数据, 以及成功使用委托人-代理人模型解释公司业绩指标与理想的薪酬契约之间的关系。
Bushman (2001) 指出, 会计在薪酬契约中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个方面的研究要归于Holmstrom (1979) 的“信息原理”, 这个原理说明任何能够提供管理层行为的信息的业绩指标都应该被包括在合同当中。第二类是将合同视为外生的, 据此检验由合同产生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三类检验了基于会计数据定制的薪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3. 会计信息估值有用性与契约有用性比较。
估值有用性认为, 会计信息的作用是为投资者提供信息, 进而帮助投资者对公司股票进行估值并作出投资决策。其前提是假定管理当局是诚实经营的, 并且投资者是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 权益定价是财务报告的主要用途。估值有用的信息观表明, 会计信息的估值作用是向投资者传递有助于判断收益的信号。估值有用的计量观则更加关注会计信息是如何决定股票价格的。会计信息的估值有用性表明, 只有对估值有用的信息才是有用的。
在检验会计信息估值有用性时, 不论是相对估值有用性还是增量估值有用性, 都使用价值相关性研究检验会计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因此, 估值有用性主要从市场层面检验会计信息在投资者决策中的作用。
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强调会计信息的作用是保证契约的有效性。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观是对会计信息估值有用观的重要补充。会计信息估值有用观认为, 如果会计信息同股票价格缺乏关联, 那么会计信息就是无用的。而实际上, 即使会计信息与股价没有关联, 它们仍然能在企业契约形成中发挥作用。会计信息契约有用观更加强调会计信息在契约形成中的作用, 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耦合, 会计在企业契约耦合体中发挥控制作用, 并为企业参与者如股东、经理、债权人、职工、政府和其他外部使用人同企业之间签订各种契约提供信息, 支持企业进行各项缔约活动, 进而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问题。它强调会计信息的治理作用。契约有用性主要是从企业层面解释会计信息的作用。
可以看出, 估值有用性和契约有用性是从不同视角诠释会计信息的作用, 两者适用层面不同、内涵假设不同、检验方法不同, 同时互为补充。如果单纯从一个方面研究会计信息有用性可能会导致有偏的结论。以综合收益信息为例, 从估值有用的角度看, 投资者通常要求更多更相关的信息以利于他们做出决策, 然而从契约有用的角度看, 管理层则倾向于更加可控的较窄定义的收益。对于综合收益信息的提供, 投资者和管理层本身的需求就存在差异。正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所明确指出的“应该认识到综合收益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不同方面对使用者有用”。现有研究综合收益有用性的文献大多从估值有用的角度展开, 检验综合收益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 忽视了综合收益在契约中的作用。本文将结合综合收益的特征, 分析综合收益信息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
二、综合收益的内涵与本质特征
1. 综合收益的内涵。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对综合收益、综合收益构成要素进行了规范的定义:综合收益是指一个企业在一定期间由源于非业主的交易、事项及情况所引起的业主权益 (净资产) 之变动。它包括一定期间内除业主投资与分派业主款之外所有的业主权益变动。综合收益包括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四个要素。从综合收益概念来看, 其反映的是一种总括收益观, 有时亦称作损益满计观。按照总括收益观, 影响所有者权益变动的项目 (不包括业主投资和分配业主款) 属于当期业绩组成部分。当期全部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都应包含在综合收益里。
综合收益比净利润涵盖的内容更丰富。净利润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 而综合收益除包括企业经营活动中创造的经营成果以外, 还包括企业部分资产和负债项目相关的公允价值变动或被投资企业总体价值变动, 这些项目被称作综合收益。以我国为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的规定, 目前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项目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以及其他项目。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反映的是合并报表中由于使用不同汇率导致的折算差额。这些价值变动影响企业当期所有者权益, 在相关资产或负债被处置、套期保值过程结束时 (即实现时) 转入当期损益。综合收益与净利润两者的关系用公式可以表示为:综合收益=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是报告期内对除业主投资与分配业主款之外的所有业主权益变动。综合收益概念区分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 业主投资和分配业主款属于所有者权益当中的价值分配项目, 除此以外所有者权益变动属于当期的价值创造, 即当期综合收益。综合收益按照企业净资产变动进行定义, 体现的是资产负债观下收益的内涵。
2. 综合收益的本质特征。
综合收益弥补了传统收益确认的缺陷, 从企业净资产变化的角度报告企业当期收益。综合收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会加大综合收益的波动性。综合收益中的其他综合收益属于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其是否实现取决于未来市场情况以及公司处置相关资产和负债的时间。这种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可能会随市场变化产生波动, 因此, 同净利润相比, 综合收益的波动性更大。
(2) 公允价值计量会影响综合收益的可靠性。综合收益是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 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指出,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 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那么如何确定公允价值呢?公允价值计量的一般方法包括市价法、类似项目法和估价技术法。市价法是指将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作为公允价值;类似项目法是指在找不到计量项目的市场价格时, 使用类似项目市场价格作为替代的一种方法;估价技术法是指前两种方法都不可取时, 使用一定的计价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来看, 综合收益当中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以及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都需要对公允价值进行估计。由于涉及管理层估计, 不论是无偏估计差错还是出于管理层报告动机导致的偏误, 都会降低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 为公允价值计量的综合收益带来更多“噪音”, 影响综合收益的可靠性。
(3) 其他综合收益是相关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或企业价值变动的结果, 具有不可控性。前面已经讨论过, 综合收益是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和负债的结果, 以我国记入其他综合收益中的项目为例,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完全取决于外币与本币的汇率变动, 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现金流量套期工具等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取决于市场供求的因素,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则取决于被投资单位的业绩。可以看出, 同记入净利润的项目不同,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更多的时候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具有不可控性。
(4) 综合收益尚未反映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 影响报表使用人的决策。综合收益是从企业净资产变动的角度反映当期业绩, 它包括报告期内企业部分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导致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当前资产负债表中的项目并没有全部采取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还有一些项目使用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历史成本等模式计量, 因此, 综合收益无法反映企业当期全部资产和负债项目公允价值的变动。而未能反映的这部分价值变动或许恰恰是企业对其资产和负债项目实施有效管理的一部分, 这就会导致综合收益的波动性进一步加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尽管综合收益突破了传统会计收益计量模式, 但是公允价值的引入也为收益计量带来新的问题。综合收益的以上特征会影响综合收益信息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
三、综合收益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
通过分析综合收益的本质特征可知, 综合收益中包含的其他综合收益, 代表的是管理层受托经管企业的相关资产的价值变动。尽管纳入综合收益的部分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取决于市场情况, 管理层无法对其进行控制, 但是这部分价值变动可以反映出管理层是否拥有对受托资产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例, 如果管理层作出决策投资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并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尽管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取决于市场行情, 但作出投资决策的管理层对购买此项资产负有责任, 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层的判断, 如果这部分金融资产价值上升, 表明管理层的决策正确, 而当这部分金融资产价值下降时, 表明管理层决策失误, 管理层应即时处置这部分资产以减少企业的损失。从这点来看, 利用综合收益信息可以判断管理层的经管责任, 并将综合收益与管理层薪酬进行配比。
但是, 以下这些因素会影响综合收益在管理层薪酬契约中的作用:
第一, 综合收益只是企业拥有的部分资产和负债项目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由于并非全部资产和负债项目都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管理层对全部资产和负债实施有效管理的努力并未完全反映在综合收益当中。从这点来看, 综合收益不是管理层当期业绩的完整计量, 以综合收益作为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制订标准是有偏的。
第二, 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具有前瞻性, 其能否实现还是未知数。从可靠性的角度看, 如果管理层薪酬以当期综合收益为基准进行确定, 实际上就是将管理层当期薪酬同未来期间的业绩挂钩, 将尚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作为衡量管理层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部分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能否转化成未来期间实现的收益,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综合收益信息相比, 企业当期净利润或现金流量都是已实现的业绩指标, 可靠性更高, 因此其与管理层薪酬具有更强的配比性。
第三, 在薪酬计划的确认中, 只有能反映管理层业绩且“噪音”较低的业绩指标才具有较高的比重。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借助公允价值估值技术进行确定, 其较大的波动性和较低的持续性会给业绩计量带来“噪音”, 进而影响其契约有用性。
现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现金流量套期工具利得 (或损失) 的确定为例进行说明。现金流量套期, 是指对现金流量变动风险进行的套期, 此类现金流量变动源于与已确认资产或负债、很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有关的某类特定风险。而套期工具是指企业为进行套期而指定的、其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预期可抵销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衍生工具。衍生工具包括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 以及具有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特征的工具。那么,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如何确定呢?一是如果存在交易活跃的市场, 那么活跃市场中的公开市场报价就是该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二是如果该衍生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 但与其类似的衍生金融工具存在活跃市场, 那么该衍生金融工具根据与其类似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价格进行调整后确定;三是如果类似衍生金融工具亦不存在活跃市场, 则使用一定的计价模型进行估计。以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中的利率互换为例, 由于目前我国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尚不活跃, 利率互换公允价值估计则只能借助于估值技术。
估计公允价值需要使用收益曲线并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在这里需要估计未来期间适用的利率, 用于对互换进行估计和贴现。有两方面因素影响利率互换公允价值的确定。首先, 未来期间利率变化可能具有较大波动性, 导致对未来期间利率估计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其次, 由于利率互换的价值受互换协议生效日和现金流交换期间的影响, 因此其价值变动对互换的期间敏感, 而在此期间, 套期的程度和有效性都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此, 利率互换的公允价值变动很可能带来更多的“噪音”并且持续性较低, 进而影响其在管理层薪酬确定中的作用。
Banker和Datar (1989) 的研究结论表明, 越能反映管理层业绩且“噪音”越低的业绩指标在薪酬计划中越具有高的比重。因此, 如果薪酬委员会意识到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取决于一系列的假设, 它们是否能实现还有待于未来结果, 那么在制定管理层薪酬时, 就应该给予较低权重。
同理, 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项目, 尽管其公允价值确定不需要估值技术, 但是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取决于市场供求等因素, 导致与此相关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和较低的持续性, 影响了这些项目在管理层薪酬契约中的有用性。
第四, 契约理论表明, 管理层更倾向于较窄定义的并且他们可以控制的收益作为业绩计量的标准。其他综合收益包含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产生于管理层不能控制的市场因素, 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取决于股票市场趋势,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则取决于被投资单位的业绩, 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则完全取决于外币与本币的汇率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具有不可控性。而对于管理层来讲, 由于他们的薪酬大部分取决于公司短期的业绩,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能够控制的收益作为其业绩计量的标准。
综上所述, 尽管综合收益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经营风险和管理层经营业绩, 但是进一步分析,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业绩存在较高的“噪音”, 其他综合收益受管理层不可控制的市场因素影响, 其能否实现还是未知数, 因此使用综合收益与管理层当期薪酬挂钩缺乏配比性。
四、总结
本文从会计信息契约有用性的角度出发, 从理论上分析了综合收益的本质特征, 以及这些特征对综合收益信息契约有用性的影响。本文认为, 综合收益信息估值有用性仅仅是从综合收益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联角度检验综合收益信息决策有用性, 综合收益信息契约有用性则是指综合收益是否在契约中有用。综合收益估值有用是从投资者角度出发, 检验综合收益在投资决策中是否有用。综合收益中包含大量未实现的损益, 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投资者判断公司未来业绩进而做出价值判断。然而, 从契约的角度看, 公允价值计量的业绩是否能够实现还取决于未来市场情况, 这一特性会导致综合收益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此外, 管理层亦更加偏好他们可以控制的业绩, 这些因素会降低综合收益信息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别有用心的“研究” 篇4
《东亚同文书院 大旅行研究》(以下简称:《东亚同文书院》)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在2001年1月出版发行的。我是在半年后纪念“八·一五”战胜日本法西斯五十六周年和“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的日子里,在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它的。仔细阅读过后,我实在是感到惊讶!虽然我知道日本右翼思潮的书籍早已登陆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日本文库,可那毕竟是日本原版赠送交换的几本,属于国家间的正常文化学术交流。而这本日本人写的书,不用母语而用汉语,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由中国出版社为之出版,不是几本而是3000本!
据这本书介绍,作者薄井由是一位从16岁起就长期在我国留学,出书时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日本青年学者,这本书本来是她的学位论文。一位日本学者跑到中国来研究日本,来研究其大量历史资料早都收藏在日本,且1945年后就迁回日本的一所日本学校,不辞劳苦地又到回日本去收集资料,再回中国的大学来作文章本身就是很少见很奇怪的事情。(中国人也曾跑到日本去研究敦煌,那是因为日本人弄去了许多中国的敦煌文献。)
《东亚同文书院》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三部分:前言和引言部分、大旅行研究部分、对大旅行的评价部分。其中最令我们奇怪的是序、前言和引言以及评价部分。作者在表示了令我们不能苟同的观点、动机和目的之外,更像是夹带着私货,实在值得我们怀疑。
这样一本书选择在今年出版,大概还有东亚同文书院百年纪念的意思。它在这样一个敏感年份登陆中国,令人怀疑是从内部钻了我们的空子。东亚同文书院是一所什么学校?
所谓东亚同文书院后来也称东亚同文学校,是日本上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开办的培养日本专门人才的日本学校,于1900年5月在中国南京成立(当时称南京同文书院)。同年8月迁移至上海,1901年8月改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而解散。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专业学校(不是中小学基础教育)开办到别国,本身就是世界上鲜有的历史现象,是世界强权政治的产物。更何况该校在四十多年里在华培养的四千九百多名日本学生,大多数进入日本外交界、新闻界、实业界和金融界(少数进入学术界)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机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期间,一些人还直接走上了侵略战场。
东亚同文书院的创始人荒尾精,是日本最早的侵华间谍机关汉口“乐善堂”的创始人,是日本侵华间谍的鼻祖,由他一手在上海建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侵华经济情报机关和间谍学校。
东亚同文书院的第一任院长根津一,是乐善堂的老牌间谍、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直接参加了甲午战争的策划并参战。以他为首的几乎全部日清研究所的人员都走上了侵华战争的战场。就是这样一位侵华元凶充任同文书院的首任院长时,在“兴学要旨”中把中国列为日本的保护国。根津一从担任日清贸易研究所所长到同文书院院长,前后长达三十年。
从公开的表现看,东亚同文学校在校内的教育方式与别的任何学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唯其校外的教育方式即“大旅行”——长期组织每届学生在中国各地“大旅行”,走遍中国深入腹地,并撰写调查报告,是其最大的特点,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独具特色。历年大旅行所积累形成的对中国各地情况的调查报告——“大旅行报告书”,成为该校一项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无疑会成为日中两国都会重视的宝贵历史文献。“大旅行研究”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如果从纯学术出发,本无可非议。关键是要看是不是尊重事实,抱着什么动机和目的,以及作出什么样的结论。
东亚同文学校在中国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中国许多人并不知道。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舆论长期以来并没有把它认定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的侵略工具。虽然如此,鉴于东亚同文书院建立的背景和长期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尤其创始人和大量毕业生直接参与了侵华活动,甚至在几次侵华战争中直接走上战场的事实,无论到何时,也不应当给它多高的评价。
虽然“大旅行报告书”很重要,但毕竟只是东亚同文书院历史的一角,对于判断其性质来说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可解之谜;虽然它的资料很宝贵,但如果抱着为东亚同文书院恢复名誉的目的去研究,恐怕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大旅行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昭然若揭,因为这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请看最后的“结语·对大旅行的评价”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改变了一切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如上所说的看法就成了日本学术界的主流,不但同文书院,就连他们的成绩,如出版过的书籍都一下子变得无人理睬了。然而评价一个事情、事物,必须要考虑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东亚同文书院四十多年不间断地举行大旅行。……而且他们还能把这些旅行的成果——调查报告书汇集后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等不少书籍……受到有关单位、部门、公司、学者的称赞和高度评价。……去大旅行最主要的目的绝不是侦察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物,也不是完成调查项目,而是年轻人特有的浪漫,对于大陆、历史、冒险、艰难的憧憬。
实际上,调查报告书每年一本都交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也有可能在军事上被利用,但我已经阅读了目前我所能看到的有关东亚同文书院的全部材料,并采访了几位毕业生。我确信东亚同文书院是很纯粹的教育机关……也正因为书院的影响力大,经过战争发生、结束等世态变化,最后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有人说东亚同文书院是个培养奸细的日军走狗似的机关,那么可以说当时在日本没有正当的教育机关存在。被批判的不是被日军利用了的学校,而应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国家。
现在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的功绩已被埋没在批判之中,我感到非常遗憾。再过几年就到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可以更公平地、更正确地、更客观地重新评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及大旅行成果的集大成调查报告书等史料。
不难看出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和目的,一是认为东亚同文书院被说成“是个培养奸细的日军走狗似的机关”,因此“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的功绩已被埋没在批判之中”;二是要“更公平地、更正确地、更客观地重新评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及大旅行成果的集大成调查报告书等史料。”
且不说上述文字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因为篇幅有限,这里只想提醒此书作者:你阅读研究了收藏在日本的大量的大旅行报告书,你该知道其中1939年那本是叫《靖亚行》吧?作为历史学者你该知道,明治天皇的“教育赦语”是什么?你该知道战时日本“一亿人的昭和”、“一亿人的玉碎”这样的国家口号以及“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国家目标?在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控制下,许多学者、作家、记者被驱赶上侵略中国的战场,当时日本有几个文人不是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甚至家庭妇女人人去缝“千人针”,中小学生都要进行军国主义的“裸体操运动”,何有“纯粹的教育机关”,何为“正当的教育机关”?是“大旅行研究”,还是推销右翼思潮?
《东亚同文书院》挂名为大旅行研究,但在“引言”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部分里,离开大旅行研究说了很多,更像是夹带的私货;抛开历史的定评,“乐善堂”、荒尾精、根津一等等,都被她改变了味儿:
……1878年,在上海英国租界,岸田吟香开设了乐善堂分店,贩卖“精水”(硫酸锌)眼药水……真正目的是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和“开发中国”。为了“振兴中日贸易”,在《横滨新报》上介绍上海经济情况,其中曾将有关中日贸易等方面的详细资料提交给日本政府。……出于对日本及亚洲未来的忧虑,痛感“中日提携”的必要,于是决定尽快培养人才,培养、帮助“胸怀大志”到大陆的年轻人。
荒尾精是明治维新以后开拓新的中日关系的先驱者……到上海后不久便认识了岸田吟香,并在其全力支持下,在汉口开设了乐善堂分店,表面上是贩卖眼药、书籍及生活用品的商店,实际任务是调查中国国情,这个店从中国官府获得了大量情报,后来从中国各地聚集了三十多个日本人,以荒尾为盟主,从事有组织的调查活动。1888年汉口乐善堂的堂员们一起制定了下面几个活动方针:
第一,为对付俄罗斯利用西伯利亚铁道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而谋求防卫对策。第二,清朝已腐败,以我国为敌国,不理解“共同防卫”的大义。我们需要帮助汉民族及其革命运动,在以后的十年中断然进行中国改造,实现“中日提携”。第三,为了培养人才,在上海设立学校。第四,为了防卫俄罗斯东侵,派遣浦敬一敦促伊犁将军刘锦棠发兵。
1889年,荒尾回国以后……写了长篇报告,向参谋本部提供了中国的详细情况。……最后具体提出了对清贸易振兴方案,主张设立“日清贸易商会。”
1890年荒尾精在上海设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根津一也热情协作。根津一,…… 1879年考入陆军炮兵科。后来认识荒尾精,两个人马上意气相投成了终身朋友。……1892年他编纂发行了《清国通商总览》,提高了研究所的声望。
作为历史学者,作者的上述文字,显然回避或遮掩了汉口乐善堂、荒尾精和根津一的严重的侵华间谍事实,等于拒绝了公认的历史评价。这里提醒一句:在日本所谓“指控为战犯”说法,也常常是玩弄语言文字游戏。作者显然“忘记了”近卫笃麾有一次广岛演说谈到了东亚同文会的宗旨:“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同种之外,又系同文之民,且同奉孔孟之教,所以在双方交情之间,颇多便利,远非其他人种所可企及。固然,目前的中国,英则以长江一带为势力区域;德则据有胶州湾;俄略北清;法则谋据南清。但叶落归根,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
看过以上文字,有理由认为《东亚同文书院》的作者并非无知,而是明知而故犯,是借机在中国公开散布以否认侵略否认战争罪犯为特点的典型的右翼思潮。《东亚同文书院》具有极大的伪装性和欺骗性
与某些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右翼思潮的书籍软件偷渡中国不同,《东亚同文书院》登陆中国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读者容易接受这种错误的导向,错以为它的内容经过了审查是正确的,糊里糊涂地接受里面暗藏的私货。
此外,一位中国学者为《东亚同文书院》所作的“前言”也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沐浴欧风美雨,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甲午一役,老大中华被打得头破血流,脸面丢尽。此时日本一些人士认为中日同是亚洲国家,应该互相提携,共同对抗欧美。为了与中国真正合作,培养熟悉了解中国的青年一代,日本必须将大学办到中国来,只有让日本学生在中国学习,才能更好理解中国。这一想法的背后目的是什么,还应深入进行研究……
这就不免要令人怀疑,办这样的学校,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如果不是间谍学校,如果不是中国正处于弱国的地位、有可能让这样一所学校办在自己的国土上吗?因此就一般人看来,东亚同文书院只能是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一所大学。但是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用一篇硕士论文是不够的,必须有更专门更深入的研究……
要想研究东亚同文书院,恐怕不是一篇硕士论文所能完成的,即使是研究大旅行的详细情况也不是一篇硕士论文所能胜任的。……因为它在中日关系史上一个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更尤其是要对其下断语,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更加必须。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它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先头……
这位学者正是此书作者的导师,看得出这本书的选题和研究方向就是他指导出来的。这位先生最后还郑重其事地引用“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它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先头”的名言,大概自以为说得很聪明,却浑然不觉其实已有先入之见;他或许都没有感觉到已经被这位学生打了一记耳光,因为这位学生的结论还没等研究完毕就已经先作出来了。请问:这一记能够打醒你吗?
关于这本以一个外国历史学者的身份,打出学术研究的招牌的书的伪装性和欺骗性,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有用性研究 篇5
一、假设的提出
假设一:评论客观性
H1:在线评论的主观性倾向对评论有用性存在影响。
H1-1:在线评论中各语句的平均主观表达倾向对评论有用性有正向影响。
H1-2:在线评论中各语句的主观表达倾向标准差对评论有用性有负向影响。
H1-3:评论标题的平均主观表达倾向对评论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二:评论的正负情感
H2-1:评论的正向情感倾向对评论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
H2-2:评论的正向情感倾向标准差 (反应正向句和负向句的混杂程度) 对评论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
H2-3:标题的平均正向情感倾向对评论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三:评论的偏差
H3:评论与平均商品评价的偏差对评论有用性存在负向影响。
假设四:其他因素
H4:评论发表的时间对评论有用性存在负向影响。
H5:评论可读性对评论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
二、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模型
基于以上假设,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建立各个文本特征因素与评论有用性之间的线性关系 (见模型1) 。
下标kr代表第k本图书第r条评论, 各变量的解释见下表1。
三、研究数据
本文从www.amazon.cn上选择小说、文学、艺术、传记等12种体验享乐类图书, 使用Java程序分别抓取每类排行前20图书的全部评论页面。然后, 通过网页解析提取出每个页面的全部评论的数据, 提取的评论信息包括:评论标题、评论评分、评论文本、评论的有用性投票和评论发表时间。由于卓越网上有用性投票存在质量不高的情况, 如:评论有用性投票为0/0、1/1, 评论有用性=认为有用的票数/总投票数, 投票总数太少无法充分体现有用性的大小。所以本文剔除有用性投票总数小于5的评论, 最终筛选剩余评论1911条。
有些评论特征可以直接从评论数据中提取。评论的正向情感倾向反应评论者对产品认可的程度, 本文拟采用评论评分作为情感倾向的替代指标, 因为这是消费者给出的最原始的数据, 最能真实的反应消费者的态度。评论与平均商品评价的偏差Rating Diff, 通过评论评分与平均商品评分的差表示, 差值越大代表评论者越脱离公众的平均看法。
而有些评论特征无法直接获取, 本文使用文本挖掘工具Ling Pipe的Sentiment Analysis功能识别文本特征。其过程是:新建一个分类器, 用已经人工标注好类别的文本训练这个分类器, 然后使用测试样本对分类器的分类效果进行评估, 接下来就可以用训练好的分类器来对其余未知类别的文本进行分类和情感分析。本文采用的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是从评论数据中随机抽取400条, 然后人工标注每条评论中每个句子的主观表达倾向和正负情感倾向。客观句的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是从图书介绍中随机抽取的1000个句子。基于以上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训练主客观分类器和正负情感倾向分类器, 最终得到的主客观分类器的准确率为88.6%, 正负情感倾向分类器的准确率为76.3%, 说明分类器的分类效果良好。
使用上述分类器计算评论的平均主观表达倾向概率、主观表达倾向概率的标准差和正向情感倾向的标准差。计算公式如下:
Sub Pro (i) 是评论内容中第i句的主观表达倾向, Pos Pro (i) 是评论内容中第i句的正向情感倾向, n是评论内容句子的数目。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评论评分Rating和评论标题的平均正向情感倾向Title Avg Pos都可以反映评论内容的情感倾向, 两个变量的意思相近。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这两个变量存在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411, 将这两个变量同时放到模型中会造成多重共线性, 其中一个变量的系数将会不显著, 所以任选其中一个变量放入模型分别进行回归。使用SPSS对数据进行回归, 得到的模型拟合结果是:
注:“-”代表回归系数不显著
模型的估计结果对前面假设的支持情况见下表2:
注:Y表示假设显著成立, N表示假设不成立, 包括假设关系相反或者不显著
评论的平均句长对评论有用性没有显著影响, 这与Ghose和中国学者郝媛媛的研究成果都不相同。Ghose等针对视听播放器和数码相机的研究结果认为, 平均句长对评论的有用性存在负向影响, 理由是平均句子长度越短, 阅读起来越方便、越容易理解。郝媛媛针对电影评论的研究结果认为, 平均句长对评论的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 因为句子越长包含的信息就越丰富。综合以上两位学者的结论, 平均句子长度的长、短, 各有各的优点, 所以对评论的有用性没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以图书评论为研究对象, 将在线评论有用性的研究拓展到图书领域。本文除了借鉴其他相关研究中正负情感倾向、主客观表达倾向、评论发表时长因素外, 还考察了“评论观点与大众对商品平均评价的偏差”这一文本特征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 并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负向影响关系。
通过建立在线评论的有用性影响因素模型, 根据模型预测评论的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彻底摆脱评论有用性投票需要长时间积累这一弊端, 做到即时筛选有效的、有价值的评论信息, 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决策制定的效率。本文得到的重要结论包括:1、在线评论越趋于正向有用性越高;2、在线评论采用主观的表达方式, 可以提高评论的有用性;3、评论的观点过于偏离平均商品评价, 评论的有用性将会降低;4、新发表的评论的有用性相对较大。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F值显著, 说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成立。R2和R2调整的分别为0.14和0.136, 与Ghose的研究成果 (针对音频和数码相机的模型R2分别为0.07、0.1) 相比, 模型的拟合度仍有所提高。假设H1-1, H1-3得到支持, 即:评论内容越主观, 评论的感知有用性越大, 这一结论与Ghose和Ipeirotis研究结果一致。[3]商家提供的产品介绍信息可以使消费者了解产品的客观信息, 消除消费者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客观的产品评论提供给消费者的信息量被减少, 客观评论的感知有用性被降低。相反, 主观评论中包含消费者体验产品后的个人看法, 为消费者提供了产品客观信息之外的个人经验, 信息量相对较多, 所以主观评论的感知有用性大于客观评论。
正面评论的有用性高于负面评论, 这与情感一致性理论一致, 正面评论更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更容易被消费者关注, 在消费者心中的权重相对较大。本文针对小说、文学、艺术、旅游等12类图书进行研究, 这些类图书偏向于体验享乐型。而对于体验型商品, 负面信息的影响会被削弱。综合这两方面原因, 评论越趋于正向, 越被认为有用。
评论与平均商品评价的偏差对评论有用性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即评论中的观点越脱离公众对商品的平均评价, 评论的有用性越小。消费者阅读评论是为了能够正确理解客观事实, 从而听从或参考他人的意见, [4]这是一种从众的行为。评论观点与大众的平均观点偏差越大, 越脱离公众的看法, 评论的内容可能过于偏激或者是不理性, 其说服力和可信性就会受到质疑, 评论的有用性会受到负面影响。
评论发表的时间对评论有用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这与假设H4刚好相反, 虽然说评论发表的越晚, 被关注和被投票的可能性会降低。但是同时也说明评论的内容很新, 新发表的评论反应的是最新的产品信息, 而早发表的评论时效性较差。因此评论发表的时间越晚, 评论内容越具有参考价值, 评论的有用性会越大。
摘要：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商品评论, 如何快速的挑选、识别有价值的信息, 已经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网上图书评论数据为研究对象, 运用文本挖掘、情感分析、统计学方法, 从评论的文本特征出发, 构建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模型。基于此模型, 可以预测商品评论的有用性, 帮助消费者筛选有价值的评论, 提高消费者信息搜索的效率。
关键词：图书领域,在线评论,网络口碑,有用性,文本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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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u, N., Pavlou, P.A., and Zhang, J.Can online reviews reveala product's true quality?Empirical findings and analyticalmodeling of online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InProceedings of the 7th ACM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commerce (EC'06) (2006) , pp.324-330.
[1]李敏乐, 在线评论对消费者从众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_神经科学视角[D].浙江:浙江大学, 2009.
有用性研究 篇6
(一)国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了全面收益报告,因此国外学者对全面收益有用性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但就全面收益是否比净收益更好地传递出公司有价值的信息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观点。Dhaliwal,Subramanyam,Trezevant(1999)研究发现,SFAS130要求披露全面收益与股票收益及市场价值没有强相关性,全面收益在预测未来现金流量及净收益方面也不如净收益信息有用。更进一步地讲,全面收益中唯一可以增强全面收益与市场回报相关性的是可供销售证券利得或损失。Dhaliwal(1999)等的结论并没有支持全面收益比净收益更好地衡量公司业绩这一论断。与此相反,Biddle,Choi(2003)发现证据证实狭义的收益在契约运用中是有用的,而广义的收益在投资决策运用中更有效,因此全面收益项目的披露是有用的。即传统净收益指标对考评经理层业绩更有效,而全面收益对报酬率的解释度更强。O‘Hanlon,Pope(1999)发现,对美国公司而言除一般意义上的净利润外其他项目都是没有价值相关性的。Cahan,Courtenay,Gronewoller,Upton(2000)发现,对新西兰公司而言全面收益的累计量有信息价值而单个项目没有信息价值。Hirst,Hopkins(1998)和Maines,Mc Daniel(2000)在一个实验行为的环境下检验了SFAS130的有用性。Hirst,Hopkins(1998)发现,SFAS130市场化的证券项目的披露帮助购买方分析师更精确地估计公司的股票价格。银行分析家的风险和价值评价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Kanagaretnam,Mathieu,Shehata(2005)用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的加拿大公司1998年至2002年的数据,证明了股票收益与按照SFAS130要求披露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的相关关系及全面收益预测未来业绩的功能,并且与净收益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其他全面收益的所有项目与公司业绩(概括为市场收益)具有相关性。
(二)国内研究 我国会计准则中尚未提出全面收益的概念,学术界对全面收益的研究主要是概念的阐述和可行性、必要性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对全面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从实证层面进行研究。张鹏(2004)通过对2001年至2003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回归分析,检验了其他全面收益信息是否增加了收益信息整体的价值相关性。结果表明,增加了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的全面收益信息较传统净收益提供了对公司报酬率更强的解释度,但各个项目的情况差异较大。朱焰兵(2005)用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会计收益代替全面收益与我国会计准则下的收益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两者在资本市场上对股价和报酬率的不同影响程度,判断两者信息含量的差异。研究结果结论表明,在与收益的相关度上,全面收益没有表现出比我国会计收益更强的解释力度,即全面收益并没有比我国会计准则下的会计收益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总的来讲,国内上述关于全面收益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旧的会计准则体系下,不具备全面收益所要求的公允价值计量环境。而本文的实证研究是建立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是对新会计准颁布实施后全面收益信息的有用性的全面实证检验,目的是想了解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是否增加了全面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由于新会计准则于2007年率先在上市公司实施,为研究新准则实施后全面收益的有用性,本文选取2006、2007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实证研究的样本。鉴于金融企业业务的特殊性,为保证样本公司数据的可比性,将金融企业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此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ST类的上市公司存在恶意炒作的情况,为了尽量避免样本公司股价背离价值的现象,本文将在2006、2007年度间ST类上市公司样本剔除,最终形成由300家上市公司组成的样本,以考察全面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需要说明的是,300家样本公司中有一些公司没有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因此视其为零。因为投资者在关注此类信息时一般也会视其为零。本文中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来自于巨潮资讯网站,交易日股价来自新浪财经和搜狐财经网站,数据分析主要由Excel和SPSS软件完成。
(二)研究变量选取和解释本文借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做法,将全面收益分为净收益(即原会计准则下利润表中的净利润)和其他全面收益两部分。考虑到实务操作性,这里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包括以下内容:(1)资产减值损失。《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中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中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规定出租人应当至少与每年年度终了,对未担保余值进行复核。有证据表明未担保余值已经减少的,应当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将由此引起租赁投资净额的减少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会计准则第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规定,未探明矿区权益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而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资产如果在期末的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回收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这些项目并不符合实现原则,只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才计入净利润,其更符合其他全面收益的概念,因此应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范畴。(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新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在利润表中增加一个项目“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来核算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中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初始计量按照取得成本计量,在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时,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并将二者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属于未实现的收益,尽管在利润表中反映,但应该属于其他全面收益的范畴。(3)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应遵循下列规定:(1)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2)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按照本条(1)、(2)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并入后的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很显然,这是绕过收益表而直接在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下列示的已确认未实现的收益项目,应属于其他全面收益的范畴。(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并单独反映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这一项目与SFAS130所规范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中的可销售证券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涵义相似,属于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应归类为其他全面收益项目。(5)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的,对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投资企业应按持股比例相应反映,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这一项目属于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引起了净资产的变动,应纳入全面收益的范畴。(6)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而某些绕过利润表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符合全面收益的概念,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则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及其变化也应当属于企业在报告期内除业主投资和对业主分配之外的净资产的变动,可将其纳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范围。本问中涉及的所有变量定义及解释见(表1)。
(三)回归模型 本文借鉴了加拿大Kanagaretnam,Mathieu,Shehata(2005)研究做法,对全面收益信息决策相关性的考察拟通过对上市公司股价收益率与收益信息之间的回归分析来进行。为反映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全面收益的影响,本文中的解释变量即全面收益各项目的数值均为2006、2007两年的数值差额。同时为消除股本大小的影响,在计算时均除以样本公司当年的股份数得到每股数值。首先考察传统净收益信息与股价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其次再将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分别引入回归模型,以观察其他全面收益信息与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因此设计了如下回归模型,见(表2)。
注:式中a,b,b1是回归系数,e是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全面收益整体与股价收益率的相关性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方程1的回归结果看,传统净收益中的每股收益(EPS)与股价收益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方程1的调整的R2系数为0.012,表明方程总体显著性程度较高。这一结论与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表3)中的方程2将其他全面收益(OCI)引入收益信息对收益率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解释变量OCI的引入使收益信息整体对被解释变量R的相关性、解释度都有所提高(相关性提高了7个百分点,拟合度提高了1.9个百分点),并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EPS和OCI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显著性水平分别为5%和1%。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增加了其他全面收益总额的全面收益信息较传统净收益信息提供了对股价收益率更强的解释度。
注:“***”表示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各全面收益项目与股价收益率的相关性分析 下面进一步考察每个其他全面收益项目与股价收益率的相关性。方程3将资产减值损失(LAI)引入收益信息对收益率的回归模型。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LAI的引入使收益信息整体与收益率的相关系数略有提高,但回归模型整体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LAI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其反向变动于收益率。这与理论解释相符合。因为资产减值损失这一项目是费用项目,是利润的抵减项。其数额越大,意味着企业按全面收益概念确认的利润数额越少,从而会影响投资者决策,导致收益率降低。但LAI的回归系数未通过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LAI与收益率的相关关系不十分显著。方程4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GFV)引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加入GFV后,收益信息总体对股价收益率的相关性、解释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相关性提高了5.8个百分点,拟合度提高了1.5个百分点),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EPS的回归系数略有减小,而GFV的回归系数较大,为2.043,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这表明解释变量GFV与股价收益率具有较强的价值相关性,提高了收益信息整体的决策有用性。方程5引入了解释变量外币报表折算差额(FED),结果显示收益信息整体对收益率的相关系数略有提高,但拟合度和显著性水平均有所降低。EPS的回归系数未有太大变化,FED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未通过t检验。与张鹏(2004)的结论一致,外币报表折算差额(FED)这一项目没有增加传统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笔者认为,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只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汇率折算报表中的不同项目,同时又要保持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所有者权益恒等而产生的项目,并不具备更多的信息价值。方程6的结果所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差额(SFA)的引入使收益信息整体对被解释变量(R)的相关性、解释度都有所提高(相关性提高了6.8个百分点,拟合度提高了1.9个百分点),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EPS的回归系数未有太大变化,SFA的回归系数为0.069,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这表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差额这一项目增加了传统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这一结论与Kanagaretnam,Mathieu,Shehata(2005)的研究结论相似。Kanagaretnam,Mathieu,Shehata(2005)的研究表明,可销售证券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与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方程7与方程8分别将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EOOE)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EIT)引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加入EOOE与EIT后,收益信息整体对收益率的相关性未有太大变化,解释度和显著性程度都有所下降。EOOE与EI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与0.047,均未通过t检验。说明解释变量EOOE与EIT与股价收益率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未增强传统净收益的价值相关性。EOOE项目是权益法下投资单位对被投资单位由于非净损益原因变动后按投资比例确认的未实现损益,考虑到目前证券市场上投机者居多,其更关心所投资单位短期内的业绩,对EOOE这类短期内不能实现的收益关注度较低。而EIT项目的情况与EOOE类似,且其发生频率较低,投资者对其反映系数较低。
(三)公共价值变动损益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传统净收益指标表现出了与股价收益率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增加了其他全面收益总额的全面收益信息较传统净收益信息提供了对股价收益率更强的解释度。但其他全面收益中的各个项目对股价收益率的解释度差别较大。只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GFV)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差额(SFA)这两个项目显示出了对股价收益率较强的价值相关性,其他项目均没有明显改善收益信息的决策相关性。笔者认为,GFV与SFA这两个项目之所以表现出对股价收益率较强的相关性,很大程度上是受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影响。首先,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进。其中比较大的也是较受人们关注的一个变动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我国原企业会计准则中只规定实际成本,即历史成本一种计量属性。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扩展了计量属性的规定,增加了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四种计量属性。并对部分资产,在满足可靠性的前提下,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这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GFV)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差额(SFA)这两个项目不仅仅是和公允价值计量密切相关,其产生从根本上源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其次,新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列报作了较大调整。关于利润表,不仅结构上有所调整,还增加了一些项目,如“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并新增了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差额”按要求需在其中单独列示。这些变动必然会引起报表信息使用者的关注,从而会影响投资者决策。综合以上分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GFV)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差额(SFA)增强了传统净收益的决策相关性。而这两个项目受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影响程度很大。因此,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面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四、结论
综合上述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传统净收益指标表现出了与股价收益率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增加了其他全面收益总额的全面收益信息较传统净收益信息提供了对股价收益率更强的解释度。但其他全面收益中的各个项目差别较大。只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GFV)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差额(SFA)这两个项目显示出了对股价收益率较强的价值相关性。其他项目均没有明显改善收益信息的决策相关性。第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全面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也即增加了全面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同时也反映出资本市场能够较好地理解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的价值指示作用。此次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由传统的以成本为基础的会计计量转为更加全面的公允价值计量能增加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由于本研究中的全面收益只是根据FASB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5号中对全面收益的定义,在传统净收益的基础上增加了反映企业由于非资本性交易而发生的净资产变动且在现行准则体系下即有的项目,因此还不能够完全反映理论意义上的全面收益信息,这就有待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会计准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赵宇龙:《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来自上海股市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1998年第7期。
[2]陈晓、陈小悦、刘钊:《A股盈余报告的有用性研究——来自上海、深圳股市的实证证据》,《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Kanagaretnam,Mathieu,Shehat“a Usefulnes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Reporting in Canada:Evidence from Adoption of SFAS130”2005.
论会计信息有用性 篇7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 市场中的企业实质上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结合和法律虚构 (1) 。更确切地说, 市场里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一般认为, 会计信息无论对于企业契约的形成和执行, 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中国来说, 从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来看, 立法和行政机构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会计盈余指标对公司从招股上市到摘牌退出的全过程进行评价和监督。这包括:上市资格的认定、上市发行价的确定、配股及增发应满足的条件、股票交易的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摘牌等。会计盈余在上市公司、投资者及监管层的决策行为中, 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信息观、计价观和契约观
历史上, 对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曾出现了三种观点:信息观、计价观和契约观。
(一) 信息观
1968年, Ball和Brown在《会计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会计利润数字的经验性评价》一文, 自此一场大的会计革命就此发生了 (2) 。从而, 信息观成为会计研究的主要观点。信息观认为在市场不完全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 任何会计方法都不能得到企业的“真实收益”, 会计信息的作用是向投资者传递某种有助于判断和估计经济收益的“信号”而非经济收益本身。在信息观下, 会计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会计信息含量或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而不考虑市场是如何将信息转换到股票价格中。因此, 其研究路线是以“会计信息──股票价格”的思路展开的。在信息观下, 研究者通常使用事项研究的方法来探查会计盈余的信号功能及特征。
(二) 计价观
与信息观共存的另一种观点是计价观。在历史上, 计价观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信息观以前的古典计价观, 持有这种观点的会计学者主张会计应该能够准确地计量企业每一项资产、负债和权益, 从而得到企业的“真实价值”。长期以来这种观点占据统治地位,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 古典的计价观遭遇到信息观挑战后迅速衰落。现代计价观从投资者的股价行为出发, 以公司价值理论为基础, 认为会计信息的作用在于投资者对公司进行估值时会以相应的会计数据作为模型的变量, 从而使得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计价观的研究目的除了要回答信息观所关注的“会计信息是否有用”这一问题之外, 更为关注会计信息是如何决定股价的, 从而打开了股票价格这个“黑匣子”, 建立了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 其研究路线是以“会计信息──估值模型──股票内在价值──股票价格”的思路展开的。
(三) 契约观
瓦茨和齐默尔曼针对会计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缺陷, 将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引入了会计研究, 以契约成本为核心概念, 构建了现代的实证会计理论。他们以契约观赋予会计数据以新的内涵, 认为会计数据经常被用于各种契约的谈判、制定、履行及其监督, 同时会计又是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契约常常包括对各方行为的限制, 而这些限制是以某些会计数据为条件的, 因此产生了计算和报告这些数据的需要”。契约的签订、履行、变更都会发生成本, 这些就是所谓的契约成本。按照瓦茨的观点, 会计在企业中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会计是企业组织安排的一部分, 即会计在分配决策权利、提供激励机制和限制管理者决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会计是企业和外部集团契约安排的一部分。如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 会计在这些契约中的作用是降低契约成本。这两种作用概括起来讲, 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会计是企业契约安排的一部分。契约的参与者在实现自己所持产权的过程中必须获得相应的信息,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会计信息, 各自利益的要求差异体现的会计信息需求当然不一致, 所以在契约中有必要对会计信息的处理进行规范。会计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治理作用和估值作用
(一) 治理作用
在信息观和计价观看来, 若会计数据与股价变动或者股价的水平没有关联, 那么会计数据就是无用的;而在契约观看来, 即使会计数据与股价没有联系, 它仍然有用, 因为它在企业制定的各种契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否则, 就无法解释一些没有股价效应的非实质性会计政策的变更所产生的影响。
缔结企业契约, 首先需要对投入企业的资源和产生的收益进行计量。投资者向企业投入自己拥有的资源, 企业才能得以成立与运转, 而对他们投入资源的计量, 则是企业契约安排所有权的重要基础。企业到底实现了多少收益, 按照企业契约的规定, 各利益主体又能得到多少收益, 都需要依靠会计对企业收益进行计量。另外, 企业经营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其他利益主体无法直接确定经理是否履行了应有的责任, 是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于是, 他们必然会要求经营者向他们披露会计信息。在签订企业的契约时系统地运用会计数据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债务契约、报酬计划等。企业契约的缔结, 只是企业存在的开始, 实际上, 缔结是为了执行。执行契约的人无论是企业管理当局还是企业的一般生产者, 都有着各种各样与缔约方不一致的动机, 并且常常有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这就需要激励与监督。如何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安排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依赖会计信息。
企业契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这个过程中, 某些利益主体可能退出企业契约, 而另外一些目前与企业无关的主体可能要加入到企业契约中来。无论是股东还是经营者、员工等其他利益主体的变更都意味着企业契约经常面临重新的谈判。在企业契约的再次谈判中, 会计作为共同知识将会大大便于企业契约的谈判。
所以, 会计在企业契约的谈判、缔结、执行、监督和财务的业绩评价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讲, 如果没有会计, 企业契约的谈判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会计的契约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 这些作用都是和公司治理相关的, 也就是会计的治理作用。
(二) 估值作用
那么从传统的信息观和计价观看来, 会计的作用是向利益相关人提供有利于决策的信息。外部利益相关人通过经过审计的会计信息来评价公司价值, 进而作出相关的决策。这使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 提高了市场效率。
(三) 治理作用和估值作用的联系
会计信息是公司会计与对外报告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它用公开披露的、经过审计的、定量的数据来度量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会计系统不但向公司治理系统直接输入信息, 同时通过信息作用于股价, 从而间接地作用于公司治理系统。比如通过外部股东的“用脚投票”, 经理人市场等。
参考文献
[1]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 经济研究, 1996, (6) .
漫谈新闻信息的有用性 篇8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看待新闻信息的有用性, 传媒人员又该如何增强新闻信息的有用性呢?
有用与无用
新闻信息的有用性, 至少分别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通过新闻事实的报道, 让人们了解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了解、认识了一个新鲜事物、新鲜动态或新鲜经验;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报道、解读或对问题的深刻揭示, 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产生了影响作用;对有违法纪、法规或不公、不正行为与现象, 进行了舆论监督, 维护了公平正义, 保护了国家或群众的利益;通过对人物、故事或现场情景的再表现, 给人一种精神美、情景美的美感享受或思想感动;服务类信息使人获得了收益;告诉人们一个未曾了解又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
无用或基本无用的新闻信息, 一般分别有如下表现:报道选题不“贴近”或主题不明确, 缺少针对性;虽然抓了问题, 但缺少深入的解读分析, 使人不得要领;事实不新鲜, 已过时效;空话、废话、概念话太多, 文风令人生厌;科技、财经新闻不通俗, 让人看不懂;服务类信息写得不专业、不明白或不及时, 让人没法用或用不上。
有用与无用, 虽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关系到媒体功能、作用的发挥, 关系到受众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对受众的服务质量的高低。现今, 一些媒体发行量低或节目收视、收听率低, 有用的新闻信息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大用”与“小用”
如今, 几乎任何一家报、台都是新闻与服务类信息并存。而不同的新闻信息所产生的作用也会大小不等与不同。因此, 任何一家报、台都会遇到如何认识不同新闻信息的各自作用以及如何处理其关系的问题。所以, 对此进行探讨, 是很有必要的。
什么样的新闻信息可称为具有大作用呢?一般来说, 产生一定影响、较大影响、重大影响的新闻及帮助不少人获得效益或获取知识的信息, 都应该称为有大作用的新闻信息。还有一种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力、重大冲击力并“影响历史进程”、“推动历史前进”的新闻报道, 则应该称为特大作用了。
“小作用”应当包括: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新闻报道和一条可用的并能获取一定收益与知识的服务类信息。
不过, 大与小是相对的。一条普通的财经信息对国家可能没大用处, 但却让百姓由此增加了一笔不小的财富。那么, 这条信息对那位百姓的家庭经济来说, 能说不具有大作用吗?
由此可以看出, “大用”与“小用”、新闻与信息都有着不同的用途, 有着不同的使用者、受益者。因此, 我们在处理它们的关系上, 自然是都要抓好, 因为新闻事业本来就有多种功能。但不同的媒体有着不同的侧重, 比如党报和服务类报纸就会有根本的不同, 必须正确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但是, 无论何种何类新闻媒体, 无论是以主流新闻报道为主, 还是以服务类新闻信息为主;无论是采发哪种新闻信息, 无论发挥着哪种作用, 都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一部分, 都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用脑与用心
探讨有用性的目的, 是为了增强有用性。那么, 怎么来增强新闻信息的有用性呢?下面按照报、台传媒中的两大类新闻信息, 即主流新闻报道和服务类新闻信息继续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做主流新闻报道, 除了坚持真实性外, 更多的是讲究新鲜性、指导性、深刻性、针对性、贴近性, 追求冲击力、影响力, 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因此, 采发主流新闻, 主要用的是政治头脑及其思想见解。《中国记者》1995年第11期《不可拘于一格》一文, 就介绍了一个靠动脑“多想一想”, 使短消息起到大作用的典型事例。
1979年9月, 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时, 河南进京演出了一出豫剧《唐知县审诰命》。“以丑角行当表演刚直不阿的正面人物”, 本来就“是戏剧的一大创造”, 加上演员牛得草把剧中“人物外部形象的‘丑’和内在品质的美, 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使得七品知县唐成这个人物既可笑, 又十分可敬可爱, 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戏中知县高堂上那一“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题款, 更是受到群众喜爱。9月5日这天中午, 当新华社编辑李耐因听说这一情况并做了一些了解后, 头脑中闪现了一个想法:群众为何热烈地欢迎这出戏, 重要的还是因为反映了呼声, 产生了共鸣。因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 平反‘左’的错误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 需要一批敢于坚持真理、勇于负责的干部, 这才是这出戏受群众欢迎的现实背景。”因此, 需要通过介绍这出戏, 反映群众对我们党的干部的期望。于是,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 很快编写出了体现上述思想的戏剧新闻, 并在当天下午向全国播发, 很快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反响,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也成了人们流行的口头语。
一条戏剧演出短消息, 何以成了当时极具针对性和导向性的主流新闻, 何以蕴含着这么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如此大的影响力, 其作者的政治头脑及其独特的思想见解, 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做政治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政治头脑不同, 做服务类新闻信息, 则是一项服务性很强的工作, 特别需要用心去做。因为, 服务类新闻信息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专业性强、工作任务繁琐, 而且又讲究实用、及时, 很需要新闻从业者以良好的服务心态, 用耐心、细心、专心、精心去做。另外, 从采写制作者与受众的关系看, 也是前者为后者服务, 而不是相反。你做的报道、节目只有得到受众的喜爱, 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人家才会乐意读、看、听你的报道与节目, 所以必须尽心服务。
中外会计准则信息有用性实证分析 篇9
自1992年上海真空B股上市起, 我国开始允许部分企业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 (人民币特种股票, 即B股) , 至今己经历了10年的t付间。截止2002年5月31日, 沪深两市共有110家公司发行了B股。我国B股市场自创立以来, 在筹集外汇资金、促进企业改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B股股票的发行, 我国的股票市场相应地被分割为针对境内投资者的A股市场与针对境内外投资者的B股市场。与这种特殊的市场分割相适应, 发行B股的公司在信息披露和审计方面也有相应的特殊要求。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规定:公司在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中, 除应当提供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外, 还可以提供按国际会计准则或者境外主要募集行为发生地会计准则调整的财务报告。如果按两种会计准财提供的财务报告存在重要差异, 应当在财务报告中加以说明。由于两种准则的差异, 以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盈余数字必然会和以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盈余数字有所不同。因此, 可以通过研究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财务报告的反应, 来验证按照现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西方实证会计理论认为, 如果市场是有效的,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盈余反应系数会随着盈余质量的提高而提高。所谓盈余质量, 简而言之, 就是会计盈余信号中相对于经济收益或现金流量而言包含多少“噪音”。即会计信息的质量越高, 对投资者的决策越有用。根据这一思路, 对于同时发行A, B股的公司而言, 本文通过研究两种不同的盈余数字对投资者决策产生的不同影响, 选取2007年上市公司的为样本得以比较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差异。
二、文献回顾
针对不同准则的差异研究, 最常见的思路是通过研究不同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差异来进行的。在我国会计界, 研究者多通过B股公司境内外报告的会计差异展开研究。这其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B股公司的会计盈余差异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考察境内外报告的会计盈余数字的差异程度和变化趋势, 并具体分析产生会计盈余差异的各项目的各个会计准则或会计处理方法, 而没有涉及报酬数据。其中最早进行这一研究的是李树华 (1997) , 该研究以1996年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沪深两市76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比较这些样本公司的境内外报告, 发现境内外报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并具体分析了产生了这些差异的原因, 主要是:会计准则差异 (备抵项目、折旧、借款费用、长期投资) ;特殊政策规定 (汇率并轨、应付福利费和公益金、房改遗留问题) 造成的差异;审计职业判断差异 (销售收入的确认和费用的确认、长期投资和合并报表) 以及审计执业质量和对财务报告重要性认识的差异。另一具有表性的是李东平 (2000) , 他通过研究我国B股市场建立以来, B股公司境内外报告的净利润差异的演变过程和趋势, 进而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发现B股公司境内外报告的净利润差异从总体上来讲在逐年下降, 但只在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实行以后, 差异的下降才通过了Wilcoxon检验和Median检验。同时, 作者还探讨了我国《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 发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在主要项目上己经非常接近国际会计准则或惯例的要求, 比原来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更为稳健。另外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当前我国外汇制度改革、福利制度改革和资产评估制度等非会计制度因素对净利润差异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其影响的下降幅度也是相当明显的, 作者认为这可能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另一类研究则是以B股公司的会计盈余差异为自变量, 考察按照不同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估价相关性, 特别是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调整后的会计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增量。国外和港台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Haw, Qi和Wu (1998) 发现按中国会计准则报告的利润与B股公司报酬率显著相关, 而按国际会计准则调整的盈余则不是统计显著的。因而, 国际会计准则下的利润对B股投资者没有信息增量。Bao和Chow (1999) 则以股票价格为因变量, 考察了B股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两套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与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盈余和账面净资产相比, 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盈余和账面净资产对B股公司股票价格具有更大的解释能力。而迄今为止, 国内还未有这方面的实证性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国际会计准则不是一套详尽具体的规则, 而是一系列概括性的基本原则和原理, 其赋予公司更大的会计选择空间, 公司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更为合理的会if一政策, 向信息使用者传递更加相关的会计信息, 它的报告和实施要求主体具有较高水平的职业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能力, 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机制作保障。从信息观的角度出发, 所传递的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将会改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回报的期望, 从而引发投资者的买卖决策, 引起相关价格的变动。因此, 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最终集中反映为股票价格和会计盈余相关性的增强, 对投资者而言则更具决策有用性。本文特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数字比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数字更具决策有用性
(二)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2007年沪市同时发行A、B股的上市公司共45家为研究样本。 (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CCER金融数据库) 在模型的设计上, 笔者主要借鉴Amir等 (1993) 的研究方法, 从三个不同的角度, 运用不同的分析模型分别对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全面的评价并加以比较。
(三) 模型构建
对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数字的信息含量, 首先应用事件研究法, 测试年报公布前后A股市场上的投资者对会计盈余的反应, 建立以下的分析模型:模型1:CARj=a0+a1 (EPSjt-EPSjt-1) /Pjt-1) +ε… (1) 。
事件研究法通常用于测量某一可辨别事件的影响效果, 其有效性体现于这样的事实:如果市场是理性的, 那么事件是否对投资者产生影响将立即通过价格反映出来, 并可以通过对较短时间内价格的变化进行分析来加以测量。在模型1中, 笔者选取2007年年报公布日的前后5个交易日作为研究的时窗。对公司非正常报酬率的计算采用市场指数法进行计算, 即以市场指数计算市场平均报酬率, 然后以此对公司的实际报酬率直接进行调整得出非正常报酬率。其中, 沪市A股选用上证指数, 沪市B股选用上证B股指数。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RETmt= (indext-indext-1) /indext-1 (t=-5, -4…4, 5)
RETjt= (pricet-pricet-1) /pricet-1 (t=-5, -4…4, 5)
ARjt=RETjt-RETmt;CARj=∑ARjt
UEj= (EPSjt-EPSjt-1) /Pjt-1
其中, 对股票j而言:indext为距其年报公布日t交易日的相应收盘指数;pricet为t交易日该股票的收盘价;RETmt为t交易日的市场平均报酬率;RETjt为t交易日的实际报酬率;ARjt为t交易日该股票的非预期报酬率;CARj为这一研究时窗内该股票的累积非预期报酬率;EPSjt为J公司t年的每股收益;EPSjt-1为J公司t-1年的每股收益;Pjt-1为t-1年年报摘要公告日次日的收盘价。
事件研究法关注的是某一可辨别事件发生前后某些因索的变化情况, 因此一般选取一个较小的时窗研究会计盈余数据的信息含量。但是, 会计盈余数据的信息含量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布日前后这一时窗内。早在1968年, Ball和Brown通过研究非正常盈余与非预期报酬之间的关系证明会计盈余数据是一系列非预期事件的集合 (Summary) , 在以年度为时窗的研究区间内均有不同程度的价值相关性。这些影响力覆盖整个会计期的事件在公司价值 (或报酬) 中都得以体现, 显然可以用市场的实际报酬率作为衡量标准。但是Easton和Harris (1991) 认为仅用会计盈余数字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事件集合, 他们基于账面价值计价观和盈余计价观建立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模型, 这一模型以盈利水平和盈利变化作为解释变量, 以市场的实际报酬率作为因变量。根据这一报酬模型, 结合本文的研究, 笔者采用关联研究法, 以年作为研究时窗, 得到以下的模型:模型2: (Pjt-Pjt-1) /Pjt-1=b0+b1 (EPSjt/Pjt-1) +b2 (EPSjt-EPSjt-1) /Pjt-1+ε1… (2) 。
其中, Pjt为J公司t年年报摘要公告日的收盘价, 其余不作说明的变量取值与模型1中的相同。用股价去除盈余水平及盈余变化, 目的是对其进行标准化, 使之与报酬变量保持一致。但由于会计在报告经济事件的影响力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即市场在前期观察的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事件可能会影响到当期会计盈余, 而市场当期观察的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事件却可能不会在当期的会计盈余中得以体现。因此, 在报酬模型中, 如果股票市场能预期会计盈余的任何成分, 并将这种预期反应在期初的股价上, 那么报酬模型将使盈余系数的估计为零。这意味着会计信息不能提供新的信息影响股票报酬, 但是股价作为盈余信息的累积反应, 仍然可以通过研究股价和盈余的关系, 来评价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此基础之上, Ohlson (1995) 根据净盈余理论和股价无关论, 研究公司的市场价值与会计盈余、公司账面价值、股价之间的关系, 认为当期会计盈余与未来会计盈余相关联, 未来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相关联。从而得到一个基于净资产和会计盈余的计价模型, 这一模型不但弥补了报酬模型的缺点, 而且将股价与会计盈余和净资产相联系, 是对资产负债表观和损益表观的综合。因此, 笔者在本文的研究中也使川了以下的价格模型:模型3:Pjt=c0+c1BVjt+c2EPSjt+ε2… (3) 。
其中, BVjt为l公司t年末每股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其余不作说明的变量取值与模型1及模型2中的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回归分析
本文用SPSS12.0对数据进行了全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 (表1) 、 (表2) 、 (表3) 。
(二) 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的回归分析结果,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在以上的模型中均得到较小的的决定系数, 除模型二外, 其余大多不超过10%。笔者认为, 并不能因此断定回归的拟合效果不好。这是因为从模型本身出发, 前两个模型均研究报酬率与会计盈余的关系, “那些研究美国市场的文献表明, 典型的报酬率—盈余模型的R, 通常在2%～5%之间, 很少能够超过10%。相类似的是, 我国报酬率—盈余模型的R, 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赵宇龙, 2000) 。原因是上述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如在报酬模型中, 对同一个样本公司而言正盈余可能会导致报酬率的提高, 比起前一年的盈余其盈余变化为负, 这可能会导致报酬率的降低, 两个方面的作用相互抵消, 从而影响了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另外, 由于会计的历史成本原则、会计分期假设和权责发生制原则、谨慎原则、会计程序和方法的可选择性、管理人员对会计盈余的蓄意操纵等会计盈余信息本身的缺陷都会使公司年报中的会计盈余数据不能较好地说明和反映企业未来的业绩走向和相应的股价行为。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样本容量较大 (N>30) }付, 拟合优度R2可以较低, 需要配合F检验一起对模型进行检验, 即认为合理的经济解释是重要的, 而不能片面强调拟合优度。因此, 本文在对A, B股会计盈余决策有用性的比较分析中仅将R, 作为一个参考标准。观察以上各表中的系数值, 发现在以上的3个模型中, 对同一个变量前的系数, 两市A股的其绝对值均大于B股, 说明A股市场对会计盈余数字的反应要比B股市场对会计盈余数字的反应更大, 换言之, 自变量在A股市场的解释能力要比在B股市场上来得强。根据以上的分析, 证实了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存在差异, 但从整体上看, 不管是在较短的时窗或较长的时窗 (一年) 内,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都比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盈余更具相关性, 即假设不成立。这也说明了当前我国的会计准则建设仍应该以国际协调为主, 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同时, 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 坚持中国特色, 而不应全盘照搬国际会计准则。
(三) 结论分析
之所以会得到以上的结论,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从会计本身的属性出发进行考察。会计作为一个“价值运动的信息系统” (吴水澎1996) , 主要运用货币计量的方法与技术, 揭示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方面, 并予以客观评价, 最终把加工后的数量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 它作为一门方法的科学, 毫无疑义地具有技术性。它同生产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对于不同的社会形态来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如果有, 也只是会计技术水平的不同而己。因此, 会计的技术属性是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基础和动力。另外,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 会计系统要受到与本系统之外的其它系统发生能量交换, 同时作为子系统, 它还要受到社会环境这个大系统的制约, 因此会计的演变和发展与会计环境, C, 息相关, 具有社会性。即在不同的社会形态背景下, 从头在如何使用会计技术方法上会受到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教育等因素在内的会计环境的影响。会计的社会属性要求会计尽量适应本国的环境和利害关系, 具有国家化倾向, 因此, 我国的会计准则建设也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将会计准则国际化与国家化相结合。其次, 从我国证券市场所处的特定阶段着手进行分析。对于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来说, 会计信息质量最主要的特征是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性通常是指与决策有关的特性, 正如SFAC No.2所述, 会计信息只有具备“导致差别”的能力, 才能确定它与某一决策相关;可靠性则会计信息应能如实表述所要反映的对象, 即所表述的应是意欲表述的, 尤其要做到不偏不倚地表述经济活动地过程和结果, 避免倾向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需要 (葛家澎, 2001) 。毫无疑问, 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总是要求既有可靠性, 又有相关性, 但两者有时也可能出现矛盾。比如历史成本信息依据可验证的实际交易数据, 具有高度的可靠性, 然而在价格变动情况下却不能反映正确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或者无法提供有关的现行价值而可能与使用者的具体决策不相关。这时就面临着对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取舍。会计信息应当具有相关性, 但相关性要由可靠性来落实, 相关的信息若不可靠, 等于不相关。另外, 会计信息总是只能满足多数使用者的一般的决策需要, 而不可能满足每个使用者具体的决策需要, 因此不能一味地强调相关性。所以, 笔者认为可靠性是相关性的基础之一, 如果两者出现矛盾, 应该首先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
正如笔者在前文的研究假设中提到的那样, 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以公允价值概念为基础的, 这样的会计准则一定会为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估计时留有一定余地, 赋予会计人员更多的职业判断尽可能向投资者传达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成果等更为相关的信息。它是以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能力作为基础, 并以一定的机制作保障。但如果这一准则的执行主体职业判断或职业道德不高, 则可能会出现公司选择不合理的会计政策传递不相关甚至不可靠的会计信息, 或者是利用会计处理方法选择性的增大人为操纵会计信息以误导、欺骗投资者, 这时如果缺乏一定的机制保障, 则这种选择性较大的准则可能导致相对不相关、不可靠的会计信息, 最终表现为股票价格和会计盈余相关性的降低。我国目前还处于转型经济阶段, 由于在很多的机制建设还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 表现在中介机构 (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 的业务素质等还未能达到国际会计准则所要求的水平。另外, 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够完善, 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对内幕交易的限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处罚等各个方面仍需进一步健全和发展。在这一特定环境下, 不难理解为什么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相关性较低但可靠性较高的会计盈余对投资者而言更具决策有用性。
五、思考与建议
(一) 问题思考
首先, 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多重目标, 使得在根据其制定会计准则时, 未能充分掌握每类用户的需求差异, 尤其是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需要, 而仅是将国际会计惯例中为投资者和债权人设计的会计概念和会计体系借鉴过来, 形成了当前我国会计准则中多重目标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由此造成会计准则与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协调, 满足不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 需要相应地转变会计准则制定目的和方式, 准则制定过程需要公开化, 制定者应站在公正立场保持独立性, 不倾向于某一利益集团, 准则应具有广泛的认同度, 能反映市场参与各方相关要求, 即在准则制定过程中保持超然性、独立性, 建立起真正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并能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国际化的会计准则体系。其次, 应当看到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 强调会计准则本身内容的国际化, 强调会计准则应当与国际惯例相协调固然重要, 但确保会计准则的有效贯彻与执行同样十分重要, 两者缺一不可所以, 要真正实现会计准则的国际化, 要使所制定的会计准则发挥其应有作用, 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标准执行机制十分重要, 它是会计标准国际化进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之一。一方面政府除了加快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工作之外, 应当花大力气加强会计监管工作, 严格按照《会计法》以及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 强化会计报表的审计、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和《会计法》的执法检查, 对于会计信息失真严重的企业和责任人应当严肃查处, 严厉处罚, 以真正起到惩戒作用, 确保会计准则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大力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发展会计职业。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适应, 我国的会计文化重制度控制而轻职业主义, 将会计作为一种职业发展, 并非仅因为会计工作需要较强的专业技能, 更重要的在于需要职业精神, 包括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 这些必然要求会计人员有较高的素质。因此, 政府应该加大会计职业的培育力度, 促进会计人员职业行为的发展, 特别是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职业判断能力, 增强公司会计政策的适宜性。另外, 还应该强化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除强调传统的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外, 还需将职业主义纳入职业道德范畴, 强化会计人员对职业主义的认识。
(二) 相关建议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 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市场市场经济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推行会计准则国际化并非要求上市公司都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而应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坚持中国特色。但要强调的是, 人们在会计准则中所看到的有些特色, 并不是按照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所设计出的, 而是过去传统计划经济的特色, 这些特色恰恰是需要我们改进的, 不能说强调会计准则要适应中国特色, 就把一些需要改革的、实际上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环境的东西继续保留下去。坚持会计准则国际化与国家化相结合, 一方面这是由准则的执行主体会计人员的素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惩戒机制, 使得超前引入要求更多职业判断的国际会计准则有可能导致更加不相关的会计信息。因此, 必然要求对会计估计提供更详细的指导, 对会计人员在职业判断能力和道德水平方面的要求相应较低, 与此相适应的监管体系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调节, 要求以合规为基础。我国会计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 是否能够满足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以及是否能够与其他相配套的环境变化相适应。当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大体上与这一监管型的体系是相适应的, 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改进之处。当然, 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严重、会计准则没有得到有效贯彻的原因比较复杂, 尤其是不少企业行为不规范, 产权约束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 市场交易本身虚假或者不真实, 从而导致了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准则说到底通常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及传统的反映,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 强化会计准则的执行机制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 除了应当加快制定和完善会计标准, 加强会计监管之外, 还应当加快步伐, 完善市场环境, 规范企业行为, 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换。
摘要：本文选取了2007年沪市共45家同时发行A、B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进行了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会计准则提供的信息有用性高于国际会计准则。
关键词：盈余反映系数,决策有用性,事件研究法
参考文献
[1]胡志勇、陈国祥:《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差异因素的实证分析》, 《证券市场导报》2000年8月。
[2]李东平:《B股公司境内外报告将利润之差异研究》,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0年第2期。
[3]刘峰、李少波:《会计理论研究对我国会计准则制订的影响》, 《当代财经》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