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测量（精选7篇）
CT测量 篇1
临床上对于颞下颌关节形态的观察主要分为多排螺旋CT(MSCT)影像测量以及解剖测量,其中CT影像测量能够在薄层短时间内通过一次扫描来获取颞下颌关节的所有容积数据,再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后即可观察关节窝顶骨质的厚度、髁状突形态以及关节盘是否发生变化,可很好地研究颞下颌关节的形态[1]。而传统的解剖学测量颞下颌关节结构形态的精确度高,但对于颞下颌关节的破坏性较大,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精确度高且损伤小的颞下颌关节测量方式[2]。此次研究我们选取10例尸体,其中通过CT扫描颅骨颞下颌关节,之后对颅骨进行解剖学测量,比较两次测量的结果,旨在分析颞下颌关节CT影像测量与解剖测量的相关性,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选取10例具有完整头颅的男性尸体进行颞下颌关节测量(来自XX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进行CT测量的为试验组,常规测量的为对照组,其中8例具有完整牙列且牙齿无明显磨耗,1例颅骨的上、下颌牙咬错位,1例全口牙缺失。所有尸体的年龄、死因不详。
方法:根据不同处理方式对尸体进行测量:(1)试验组:测量前将尸体仰卧于检查床上,头颅向前、中线居中,眶耳平面与地面垂直;采用美国GE公司生产的螺旋CT扫描机对尸体头颅的颅中窝颞下颌关节窝顶上方到下颌骨乙状切迹平面进行扫描(电压120 k V,电流220 m A,层厚3 mm,间隔3 mm)。然后进行三维重建,获得标本的三维图像,然后对关节盘厚度(分别计算内、中、外各1/3的前、中、后带厚度)、关节窝内外径、髁状突关节面水平倾斜角、髁状突颈最小面积以及髁状突头最大面积进行测量。(2)对照组:测量前除去尸体头颅上的软组织,打开颞下颌关节的关节囊,取出整个双侧关节盘,随即对关节盘厚度进行测量。之后用棉线固定上、下颌正中位使头顶朝上,眶耳平面平行于水平面,接着用石膏将下颌骨固定,然后分离上下颌,石膏完全固定后进行修整,使双侧下颌升支后方的石膏形成一个垂直于地面和下颌骨矢状面的横断面。采用角度-多功能测角器,游标卡尺等对关节盘厚度(在关节盘的内、中、外各1/3中线上最厚处,最薄处以及最厚处进行标记,测量厚度作为内、中、外各1/3前、中、后带的厚度)、关节窝内外径、髁状突关节面水平倾斜角进行测量,髁状突头最大面积、髁状突颈最小面积采用填蜡法测量。所有测量均重复3次,取平均值。
观察指标:观察两种测量方法的关节盘厚度、关节窝内外径、髁状突关节面水平倾斜角、髁状突颈最小面积以及髁状突头最大面积。
统计学方法:此次研究的所有数据资料均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种测量方法数据对比:对比两种测量方法的关节盘厚度、关节窝内外径、髁状突关节面水平倾斜角、髁状突颈最小面积以及髁状突头最大面积数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试验组两种测量方式相关性分析:对两种测量方式的各个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两组测量方式的关节盘厚度(r=0.996 3;P<0.01)、关节窝内外径(r=0.957 6;P<0.01)、髁状突关节面水平倾斜角(r=0.978 8;P<0.01)、髁状突颈面积(r=0.952 4;P<0.01)呈直线相关。
讨论
颞下颌关节作为人体最复杂和精细的关节,在日常生活中负责语言交流、咀嚼食物等生理功能,导致此部位发生疾病的概率较高,因此对颞下颌关节的形态和功能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有助于治疗颞下颌关节部位的疾病[3]。CT作为一种新型影像学检查手段,可以有效地观察关节盘变形、移位等,从而可以获取颞下颌关节全部有效数据,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测量。
综上所述,颞下颌关节CT影像测量具有和常规测量一样的准确性,且与常规测量手段呈直线相关,因此其在临床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探讨颞下颌关节CT影像测量与解剖测量的相关性。方法:选取10例具有完整头颅的男性尸体进行颞下颌关节测量,行CT测量为试验组,常规测量为对照组,比较相关参数。结果:两种测量方法的关节盘厚度、关节窝内外径、髁状突关节面水平倾斜角、髁状突颈最小面积及髁状突头最大面积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呈直线相关(P<0.01)。结论:颞下颌关节CT影像测量具有和常规测量一样的准确性,且与常规测量手段呈直线相关。
关键词：颞下颌关节,CT,解剖
参考文献
[1]周超,顾非,王炜.影像学测量在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治疗与评价中的应用[J].中国医药导报,2014,11(13):157-160.
[2]胡卫东,申云霞,杨立明,等.颞下颌关节相关角度测量的磁共振影像分析[J].医学影像学杂志,2013,23(4):503-506.
[3]王瑞永,马绪臣,张万林,等.健康成人颞下颌关节间隙许勒位片和锥形束CT测量比较分析[J].现代口腔医学杂志,2010,24(1):11-13.
CT测量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50例51髋, 男31例, 女19例;年龄51~75岁, 平均62岁。股骨颈骨折头下型35例, 股骨头无菌性坏死Ⅲ~Ⅳ期6例, 成人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CroweⅠ型5例, 髋关节骨性关节炎2例, 类风湿性关节炎2例, 其中双侧全髋关节同时置换1例。患者均为初次置换, 根据患者年龄、骨骼质量等因素分别采用骨水泥全髋、混合全髋、生物全髋。术前利用三维CT测量的前倾角和外展角数据, 并与正常值比较, 换算出假体臼缘与骨臼缘的距离, 帮助准确植入假体。所有病例随访5年, 无假体脱位及骨溶解和假体撞击, 表明髋臼假体定位准确。
1.2 方法
所有病例术前均做患髋CT并三维重建, 测量前倾角和外展角的大小。并将髋臼上位点、下位点 (髋臼横韧带) 、前位点、后位点命名为D、C、A、B点 (见图1) , 以髋臼横韧带和前位点为标准, 切除关节盂唇, 假体下缘平髋臼横韧带 (C) 、前缘平髋臼前缘 (A) , 换算出假体上缘、后缘与对应的骨臼上缘 (D) 、后缘 (B) 的距离, 帮助准确植入假体。通过髋臼缘的上下D、C点确定臼杯40°的外展角, 通过髋臼前后A、B点确定臼杯15°的前倾角。髋臼外展角为α°时, 40°外展的假体缘与D点之间的距离为d=|α-40|mm (见图2) 同样, 髋臼前倾角为β°时, 15°前倾的假体后缘与B点之间的距离为d1=|β-15|mm (见图3) [1]。
典型病例为一71岁男性患者, 左侧股骨头坏死。术前髋臼外展角为43°, 前倾角为18°。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髋臼假体外展角为36.8°, 前倾角为17° (见图4~5) 。
2 结果
所有患者术后的臼杯外展角平均为42° (35°~45°) , 臼杯前倾角平均为18° (10°~20°) 。本组病例随访5年, 所有51髋均未见术后脱位, 无骨溶解和假体撞击。
3 讨论
全髋置换术后脱位因素较多, 如术者技术熟练程度、手术操作因素 (如内收肌挛缩的处理、臀中肌张力的维持、正常旋转中心的恢复、偏心距的变化等) 、患者本身因素、假体设计因素等。髋关节臼杯位置不良是影响髋关节活动范围、假体磨损、假体包容、假体脱位和松动的主要因素。所以, 术中应该尽量准确定位假体位置。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前测量与计划是重要的前期工作, 有利于重建髋关节结构[2]。通过CT数据确定假体上缘、后缘与对应的骨臼上缘、后缘的距离d、d1。对臼发育正常或臼形状基本正常的病例则无需特别处理, 可以直接利用d、d1值指导假体位置的安放。若d值较大, 比如大于1 cm, 则表明假体将包容不良, 髋臼较浅或发育不良, 此时, 应将假臼上下缘同时整体向骨臼内陷至少0.5 cm, 假体上缘0.5 cm的外露而不包容是可以接受的, 否则需行自体股骨头结构性植骨增加包容并重建关节旋转中心[3]。若能保持假体完整骨包容而同时满足假体角度要求为最理想状态。d1值也同样处理。当骨臼周围骨质增生时, 应将增生骨质凿除, 避免误导假体放置。因外缘突出的骨赘会影响判断, 而难以确定真正的髋臼上外侧缘, 从而误导术者参照术前CT测量进行定位使髋臼的位置太过水平或垂直。为了避免外侧骨赘导致的臼杯定位错误, 可以评估臼杯边缘相对于下方髋臼切迹的位置来辅助判断。相对于下方的髋臼切迹, 如果假体裸露 (臼杯置入太过垂直) 或骨质裸露 (臼杯放置太过水平) , 提示臼杯的外展角存在异常[4]。
应用C点 (髋臼横韧带) 可判断患者本来的髋臼前倾角, 使髋臼假体下缘平行韧带, 此时的前倾角即为该患者的个体化前倾角, 结合d、d1值个体化地确定臼杯的位置。术者也可以通过臼假体与横韧带的相对位置来评价臼假体深度和高度。术中与术前计算的d、d1值相印证。应用这一韧带作为解剖标志指导臼杯的安装, 首先需要充分显露髋臼, 能够清楚地直视韧带。然后平行韧带用髋臼锉确定方向依次打磨髋臼, 直至髋臼锉差不多与横韧带相吻合, 恰位于韧带内。目的是通过韧带确定髋臼杯的位置, 使其与患者个体原始的前倾角和外展角相匹配, 此时结合印证术前测量的d、d1值, 这时的臼杯位置可以很好地恢复髋关节的旋转中心。同时需注意偏心距的重建与旋转中心的重建有明显相关性[5]。
通过患者特异性的骨形态特征, 个体化CT测量值, 确定个体化的置臼区域和角度, 可以更加准确的进行髋臼假体定位, 减少因定位不当导致的假体并发症, 从而提高全髋置换术的临床成功率与假体长期生存率。
参考文献
[1]Ha YC, Yoo JJ, Lee YK, et al.Acetabular component positioning using anatomic landmarks of the acetabulum[J].Clin Orthop Relat Res, 2012 (470) :3515-3523.
[2]金今, 陈宾, 李其一, 等.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前的模板测量与术后评估[J].实用骨科杂志, 2005, 11 (5) :398-401.
[3]陈艺新, 赵滨, 栾波, 等.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全髋置换术探讨[J].实用骨科杂志, 2009, 15 (6) :420-421.
[4]Sotereanos NG, Miller MC, Smith B, et al.Using intraoperative pelvic landmarks for acetabular component placement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J].J Arthroplasty, 2006, 21 (6) :832-840.
CT测量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0-08~2011-10华北油田总医院收治的胸腔积液患者26例中,男18例,女8例;平均年龄(63.4±14.2)岁。其中双侧胸腔积液6例,行64层螺旋CT扫描并利用AW 4.4工作站进行CTVR图像后处理。
1.2 仪器与方法
采用GE LightSpeed VCT(64层螺旋CT)。扫描范围:自肺尖上1cm至膈下2cm。扫描参数:管电压120k V,管电流100m A,机架转速0.6s/转,准直器宽度40mm(0.625mm×64),standard模式,扫描层厚5.0mm,以0.625mm层厚、0.625mm间隔重组图像,并将图像数据重组后传输至工作站。
1.3 图像后处理
利用AW 4.4工作站3D工具中的色刷工具勾画胸腔积液边缘并提取VR图像,由2位经验丰富的专业医师采用双盲法分别测量后取平均值,然后利用显示工具中的体积测量工具,自动测量胸腔积液体积(V),利用距离测量工具测出胸腔积液最大左右径(l)、最大上下径(h)和最大前后径(d)。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5软件,对胸腔积液体积(V)与胸腔积液最大左右径(l)、最大上下径(h)、最大前后径(d)行直线相关及回归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胸腔积液CT各测量值与VR技术测得积液体积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利用64层螺旋CT检出26例胸腔积液(图1),其中双侧胸腔积液6例,然后利用AW 4.4工作站CTVR技术获得胸腔积液VR图像(图2),利用体积测量软件,自动测量胸腔积液体积为(543.66±643.81)cm3(图3),利用距离测量工具测出胸腔积液最大左右径为(9.71±1.71)cm、最大上下径为(4.17±3.72)cm、最大前后径为(19.39±4.16)cm(图4~6)。
利用CTVR技术测得胸腔积液体积(V)与最大左右径(l)、最大上下径(h)、最大前后径(d)呈正相关(r=0.39、0.54、0.91,P<0.05、P<0.01)。V与d相关性较高,相应直线回归方程为:V=158.16×d-116.01。
3 讨论
胸腔积液量的估算通常需依赖影像学方法。传统的X线平片胸腔积液估算方法:(1)少量胸腔积液(侧肋隔角变钝)。(2)中量胸腔积液(积液上缘在第4肋前端平面以上,第2肋前端平面以下)。(3)大量胸腔积液(积液上缘达第2肋前端以上)。CT胸腔积液估算方法:少量、中等量游离性积液表现为后胸壁下弧形窄带状或新月形液体密度影;大量积液则整个胸腔为液体样密度影占据[3]。因此,有必要利用多层螺旋CTVR对胸腔积液进行精确测量。目前常利用多层螺旋CT和超声进行相关体积测量[1,4],但超声测量胸腔积液不够精确,而利用多层螺旋CTVR技术进行测量,由于胸腔积液与周围组织密度差很小,图像处理与测量过程繁琐、花费时间长,不利于推广使用。因此,寻找一种简便而准确的胸腔积液体积测量方法尤为重要。
精确测量胸腔积液量的临床意义在于:(1)利用精确测量胸腔积液量,可以准确了解胸腔积液的增长速度,从而有助于临床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2)有助于临床对胸腔积液治疗方式的选择;(3)有助于临床对治疗胸腔积液的效果评价,尤其对胸腔积液吸收的定量评价;(4)为胸腔积液相关科研提供了一种定量评价手段[5,6,7]。
本研究首先利用64层螺旋CT检出有胸腔积液的病例,然后利用AW 4.4工作站CTVR技术获得胸腔积液VR图像,并自动测量胸腔积液体积(V),将胸腔积液体积(V)与胸腔积液各径线进行相关分析,最后计算出回归方程。本次研究的测量误差来源主要是利用AW 4.4工作站3D工具中的色刷工具勾画胸腔积液边缘时产生的误差,为了减少误差,由2位经验丰富的专业医师分别测量后取平均值。本研究结果发现,胸腔积液体积(V)与最大前后径(d)相关性最高(r=0.91,P<0.01)。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只要测出胸腔积液的最大前后径(d)就可以利用回归方程求出胸腔积液量,这种方法简单方便。
总之,通过利用多层螺旋CTVR对胸腔积液精确测量的研究,以及胸腔积液的CT简易估算方法的推导,可以进一步拓宽多层螺旋CT三维重建技术的应用范围,并有利于胸腔积液相关性疾病的确诊和治疗方法的合理选择,从而提高患者术后生存率。
参考文献
[1]Muzumdar H,Adam HM.Pleural effusion.Pediatr Rev,2012,33(1):45-47.
[2]von Falck C,Meier S,J rdens S,et al.Semiautomated segmentation of pleural effusions in MDCT datasets.Acad Radiol,2010,17(7):841-848.
[3]吴恩惠.医学影像学.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18-119.
[4]Howard A,Jackson A,Howard C,et al.Estimating the volume of chronic pleural effusions using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J Cardiothorac Vasc Anesth,2011,25(2):229-232.
[5]Swiderek J,Morcos S,Donthireddy V,et al.Prospective study to determine the volume of pleural fluid required to diagnose malignancy.Chest,2010,137(1):68-73.
[6]Roy M,Ellis S.Radiological diagnosis and follow-up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Postgrad Med J,2010,86(1021):663-674.
CT测量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模拟人体体模
欧洲体模(European Spine Phan-tom,ESP)ESP-154[2];校准体模:QCT Phantom体模(美国Image Analysis,Inc.制造,序列号G2208)。
1.2 CT扫描方法
采用日本东芝16排Aquilion16螺旋CT扫描机。扫描参数:管电压120kV,管电流50~350mA,机架旋转时间0.5s/r,层厚1×16mm,PF 0.938。扫描方式:螺旋扫描。床高73cm,扫描长度10cm,视野(FOV)40cm,重建矩阵512×512。重建算法:FC 03(标准算法),FC 30(骨算法)。重建间距0.8mm。将欧洲体模置于模拟体模上(图1)。从50mA开始至350mA结束,每递增10mA按上述扫描参数扫描1次,共31次。记录CT扫描机上每一次扫描所产生的100mm长度的辐射剂量乘积(DLP,单位mGy·cm)。用标准算法(FC 03)和骨算法(FC 30)分两组重建欧洲体模影像容积数据,分别命名为FC 03和FC 30。
1.3 骨密度测量
在骨密度工作站上用骨密度分析软件QCT PRO™3D脊柱BMD应用模块(4.0Mindways Software,Inc.)。对重建后的两组容积数据进行BMD分析测量。方法:将重建的FC 03组和FC 30组各31组容积数据传至安装BMD工作站,在工作站上点击3D脊柱BMD应用模块图标,在打开Patient information界面输入试验编号、试验日期等匹配信息,点击confirm match进入Extraction界面;在Extraction界面中设置脊柱影像上决定用于骨密度分析的区域和获得的模感兴趣区(ROI)。此时在椎体旁出现一个圆形光标,同时在模的周围出现矩形模框光标。将ROI置于轴面椎体影像的中央松质骨区域;将矩形光标包含住全部校准模。接着在Rotation和ROI界面中的轴面、冠状面、矢状面的多平面重组(MPR)影像上确定欧洲模体中L1~L3的ROI位置,确认椎体。在Results显示各椎体的BMD和3个椎体总的平均BMD值。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软件分析,两组中平均BMD值与毫安秒的相关性以及平均毫安秒与DLP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两组平均BMD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每组平均BMD值与欧洲体模标准平均BMD值比较采用单个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标准算法(FC 03)组平均BMD值为115.22±0.42mg/cm³,骨算法(FC 30)组平均BMD值为116.73±0.69mg/cm³。FC 03组和骨算法FC 30组的欧洲体模重建影像平均BMD值与毫安秒的相关性分析见图2。FC 03组平均BMD值与毫安秒呈正相关(r=0.401,P<0.05);FC 30组平均BMD值与毫安秒无相关性(r=0.216,P>0.05)。两组平均毫安秒与DLP呈正相关(r=0.999,P<0.01),平均毫安秒与DLP相关性分析见图3。FC 03组与FC 30组平均BMD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089,P<0.01)。FC 03组与欧洲脊柱体模标准平均BMD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220,P<0.01);FC 30组与欧洲脊柱体模标准平均BMD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06,P=0.616)。
3 讨论
QCT利用CT断层影像,排除了影像重叠所造成的组织叠加,可以将ROI设置在椎体的松质骨区域,使骨密度值更加精确。近年来,多排螺旋CT已经在临床广泛应用,QCT的测量方法也有所改变,出现了体积(volumetric)CT等测量方法[3,4]。它可以利用多排螺旋CT扫描获得的容积数据进行MPR,在轴面、冠状面和矢状面同时设定ROI,这样可使定位更加准确,测量精度更高。由于QCT采用的是X线扫描,所以CT扫描的技术参数可对骨密度的测量产生影响。临床常规螺旋CT扫描,主流厂家均普遍将管电压恒定设置在120k V,只通过改变毫安秒来调整X线剂量。因此需要研究扫描技术参数毫安秒的变化对BMD的影响。重建算法是产生重建影像的基础,影响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在影像重建过程中涉及两步重建算法:卷积和后投影。根据卷积的不同算法,有3种常见的加权方法,即标准、骨算法和平滑算法。卷积算法不同会影响影像密度变化频率的敏感性[5]。根据结果,FC 03组毫安秒与平均BMD呈弱相关(r=0.401,P<0.05)。FC 30组毫安秒与平均BMD无相关性(r=0.216,P>0.05)。由于FC 30组采用骨算法重建,这种卷积算法滤除了CT衰减信号中的部分含软组织成分的低频信号,保留了含骨骼成分的中高频信号,消除了低频信号(如脂肪)的影响,从而使毫安秒的变化不影响平均BMD值。毫安秒代表X线的剂量,其增加必然导致辐射剂量的增加[6]。毫安秒与DLP呈高度相关(r=0.999,P<0.01)。两组重建方法平均BMD值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1),表明两种重建方法对BMD值的测量产生不同影响。此次实验采用的是欧洲脊柱体模,是欧洲共同体确认的验证QCT标准和质量控制的标准体模。模体中有3个代表L1、L2、L3脊椎的嵌入体,内含不同密度的羟磷酸钙[Ca5(PH4)3OH],分别是50、100、200mg/cm³,标准平均BMD值为116.67mg/cm³。本研究结果发现,FC 03组平均BMD值为115.22±0.42mg/cm³,与欧洲脊柱体模标准平均BMD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220,P<0.01);FC 30组平均BMD值为116.73±0.69mg/cm³,与欧洲脊柱体模标准平均BMD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06,P=0.616)。FC 30组平均BMD值接近于欧洲体模标准平均BMD值,表明采用骨算法重建的骨密度值更能反映脊柱真实的骨密度值。
由以上研究结果分析,QCT扫描重建参数对BMD值有影响。标准算法重建的影像,因含有更多影响BMD测量的因素,导致BMD测量误差更大。骨算法重建的影像除去了影响因素,使其测量准确率更高。因此,在制订扫描协议时应充分考虑重建算法对骨密度测量的影响。
参考文献
[1]Engelke K,Adams JE,Armbrecht G,et al.Clinical use of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peripheral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in the management of osteoporosis in adults:the2007ISCD Official Positions.J Clin Densitom,2008,11(1):123-162.
[2]Kalender WA,Felsenberg D,Genant HK,et al.The European Spine Phantom——a tool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in spinal bone mineral measurement by DXA and QCT.Eur J Radiol,1995,20(2):83-92.
[3]林强,姚金朋,余卫.定量CT在骨密度测量中的应用.中华放射学杂志,2009,43(2):219-221.
[4]Bauer JS,Henning TD,Müeller D,et al.Volumetric quantitative CT of the spine and hip derived from contrast-enhanced MDCT:conversion factors.Am J Roentgenol,2007,188(5):1294-1301.
[5]余晓锷,卢广文.CT设备原理、结构与质量保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69-74.
CT测量 篇5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最为常见的房性心律失常,其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很高,因此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大量研究对于起源于肺静脉的房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肺静脉和心房组织连接处的心肌袖的异位兴奋点是心房颤动的主要触发因素之一,临床通过射频消融隔离肺静脉与心房的电连接可使肺静脉触发性房颤消失。因此在射频消融治疗之前详细地了解肺静脉的解剖和肺静脉与左心房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1]。本研究采用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MSCT)影像学检查对正常人群的肺静脉解剖形态进行研究,同时对MSCT与临床已应用及预应用的检测肺静脉形态的其他方法进行比较,包括肺静脉造影、MRI、ICE等。分析并探讨MSCT在临床射频消融隔离肺静脉治疗前、后对肺静脉形态进行常规检查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5年～2006年在中国医科大学就诊患者,因某种原因接受MSCT检查,随机选择经MSCT检查证实无心脏及肺部疾病的正常成年人80例。其中,男56例,平均年龄(48.0±11.2)岁;女24例,平均年龄(46.0±9.8)岁。所有入选者均无碘剂过敏史,无起搏器安置或人工瓣膜置换,无严重心肺功能不全,可屏气20s。对于笔者随机选取的样本特征进行分析,分别选取性别及年龄作为可能影响因素,计算F值,所得均P>0.05,认为在年龄及性别两个水平上无统计学差异,见表1。
注:覮样本均为成年人,按我国第2届老年学和老年病学会的意见,60岁以上为老年组
1.2 多层螺旋CT肺静脉造影方法
1.2.1 仪器
西门子SOMATOM Sensation 64六十四层CT采集成像系统,心电门控扫描系统,二维、三维及仿真内镜等成像重建图像后处理系统,Philip公司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等。
1.2.2 方法
(1)在检查前,常规测量患者体重以确定造影剂用量,并作心电图检查。对心率>70次/min者,检查前30 min可给予药物倍他乐克12.5～25.0mg舌下含服以控制心率,并给予吸氧,使心率控制在70次/min以下。患者仰卧,两上肢上举,正确放置电极,确认已接受到心电图信号。训练患者的呼吸,使其能配合检查。(2)采用西门子SOMATOM Sensation 64六十四层螺旋CT进行扫描。首先采用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进行肺静脉平扫,自心底部(以气管隆突为标志)至膈下覆盖全心,为肺静脉增强扫描作较精确定位。增强扫描采用团注跟踪触发方法:经肘静脉以2.5～3.5 m L/s的流速注入造影剂欧乃派克(给药剂量1.5～2.0 m L/kg),在注射开始4 s后进行同层低剂量跟踪扫描。扫描时间为12～15 s。进行回顾性心电门控肺静脉造影,层厚0.4 mm。螺距根据患者心率自动选择,扫描期间嘱患者屏住呼吸。(3)原始数据后处理与影像学可评估肺静脉的筛选: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重建方法,在心动周期的R波后选择适宜相位窗进行心脏横断面CT图像重建,并以每个相位窗的心脏横断面CT原始图像为基础,对肺静脉及左心房进行二维、三维图像重建,如最大密度投影(MIP)、曲面重建(MPR)、容积再现(VR)及仿真内窥镜(VE)等。重建方法:增强后二次重建0.75 mm层厚图像,导入InSpace,选用骨折模式,阈值170 Hu,在MRP横段和冠状切面上点选左室、左房、与左房相连的肺静脉主干及其亚段以上分支,提取肺静脉图像,多角度旋转,确认并记录各肺静脉引流属支。
1.3 数据采集及分析
肺静脉测量:由1、2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进行二维与三维重建及图像分析,充分暴露左房及肺静脉,取肺静脉与左心房移行处为测量值,多角度旋转,以最大值为准,作为肺静脉开口直径实测值。同时对肺静脉各支开口数目进行评估,见图1。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其中均值为,均值间比较采用t检验,对样本特征进行方差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肺静脉开口直径
测量的左上肺静脉(LSPV)及左下肺静脉(LIPV)共77例(另外3例为上下共干),分别为(19.00±5.58)和(15.10±4.56)mm;测量的右上肺静脉(RSPV)及右下肺静脉(RIPV)各64例(另16例为右肺静脉开口变异),计算均值分别为(18.06±5.80)和(15.34±4.65)mm,由测量值得出同侧上肺静脉开口直径均值与下肺静脉相比较大,P<0.05,差异有显著性。左、右肺静脉直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
注:1)左侧上肺静脉与下肺静脉均值比较;2)右侧上肺静脉与下肺静脉均值比较。
2.2 肺静脉开口数目的变异
在所研究的80例样本中,笔者所测得的左肺静脉为通常的两支的77例(96.25%),变异3例(3.75%),均为左上、下肺静脉共干;右肺静脉为通常的两支的64例(80.00%),变异16例(20.00%),其中右肺静脉分三支开口于左房14例,多为右肺中叶静脉单独开口于左心房,见图2,极少数右肺静脉四支开口于左房,共2例,见图3。右肺静脉开口数目的变异率明显高于左肺静脉开口数目的变异率,P<0.05,见表3。
注:覮P值为左侧及右侧肺静脉开口变异率的比较。
3 讨论
3.1 肺静脉的形态及临床意义
正常情况下,肺静脉的数目通常为4条,右上、下肺静脉入左心房中下部,相应的左上、下肺静脉则开口于左房侧上部[2]。MAROM[3]等研究发现,14.00%者左肺静脉上、下共干,单一开口于左心房;28.00%者右肺静脉于左心房有3～5个开口。MAROM等研究的左肺静脉共干的变异率明显高于本研究,其右肺静脉变异率与本研究所测的结果相近。
组织学研究表明,左心房心肌组织延伸入肺静脉壁外层,形成肌袖。最初人们认为肺静脉肌袖是类似于节流阀功能的括约肌,并能导致急性肺水肿[4]。近年来,国内及国外有较多的学者[5,6]对肺静脉的组织学及电生理特性进行研究,表明大多数房颤均为源自肺静脉肌袖的异位搏动病灶所触发,并且肺静脉肌袖在房颤的发展及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射频消融治疗房颤提供理论基础。国内外临床上对于肺静脉灶性早搏诱发房颤的治疗,大都采取积极的根治手段即导管消融术治疗。
最近国外有报道,左肺静脉的变异在房颤及非房颤的人群中无差异,但是右肺中静脉分支单独开口于心房者的房颤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肺静脉引流模式[1,3]。36.00%的房颤患者中发现肺静脉解剖的变异,并且在这些反常的肺静脉中异位兴奋点的数目增多[1]。HAISSAGUERRE[7]等经电生理研究证实,右上肺静脉的心肌袖排列复杂,传导的各向异性程度以及远近端肺静脉的有效不应期(ERP)的差异都比左上肺静脉大,存在阻抗的不匹配,也认为右上肺静脉解剖的高变异可能与房颤发生相关。由于反常肺静脉中的异位兴奋点可能在治疗中被忽略,因此,这个发现可大大提高了射频消融治疗房颤的成功率。笔者认为在射频消融治疗前后更好的了解肺静脉的解剖及变异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通过MSCT影像学检查对正常人群的肺静脉解剖形态进行研究,初步对肺静脉各支的入口直径进行测量,并对肺静脉数目的变异进行统计。通过对肺静脉口直径的测量,可在术前选择适合口径的导管,使手术时间缩短,减少辐射。
3.2 肺静脉的形态的测量
随着对肺静脉在房颤中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及临床射频消融技术的开展,迫切需要对肺静脉的形态特征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一直以来人们尝试着多种方法对肺静脉进行评估,并试图找到一种更快速、简便、价低、无创的检查方法。包括有多普勒超声(ICE)、核磁共振(MRI)、选择性肺静脉造影等。本研究选取的80例无心、肺疾患的正常人群,通过MSCT肺静脉造影分别测得的左、右肺静脉开口直径,国内外尚缺少此类研究。既往一些学者[7,8,9,10,11]通过其它不同的方法对肺静脉的形态进行研究测量。本组就肺静脉的开口直径的测量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类似,其中存在的微小差距可能与不同的影像技术方法、不同的测量技术、角度及潜在的疾病有关。因此,笔者认为MSCT肺静脉造影可真实地反映肺静脉的形态。
超声也可用于评价肺静脉及其与左心房的关系,但它对肺静脉和左心房的整体显示不理想,可重复性较差。磁共振成像对肺静脉及其与左心房关系的显示与MSCT相比仍有一定差距。CHEN等[12]用穿间隔的方法对左心房和肺静脉进行选择性造影,清楚地显示肺静脉的结构,精确地沿肺静脉进行标测,克服了肺动脉造影不能清楚地显示肺静脉的边界及下肺静脉与其他结构重叠的缺点。但它属于有创性检查方法,而且检查费用较高。因此,对于在介入治疗前、治疗后肺静脉形态的评价而言,上述均不是理想的影像学方法。
MSCT肺静脉造影的横断面成像避免了影像的重叠,成功重建出左房后壁以及各肺静脉及其近端分支,可获取直观的纯肺静脉树图像,具有较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并且可以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测量出各肺静脉的开口直径。通过MSCT三维图像后处理技术,可实现了对异常引流肺静脉及其周围关系的逼真再现,对介入手术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13]。因此,笔者认为MSCT肺静脉造影可作为房颤射频消融肺静脉电隔离术前的常规影像学检查手段。与心血管造影相比,此方法经济、少创、检查时间短、接受X线辐射少,其不足之处是不能获得心血管功能、血氧及血流动力学数据[14,15,16],国内外学者对其不足之处的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笔者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包括:在肺静脉口处测量肺静脉直径的方法仍需统一,以增加精确度;目前的临床资料大多数为疾病人群,笔者不提倡对非来院就诊的需MSCT检查以排除其他疾病的正常人群进行该项检查。更大样本的研究有待完成,其应包括不同种族、不同的地区等,确定肺静脉引流模式的临床意义。
充分的了解肺静脉的形态,获得特有的信息对于介入心脏医生是必须的[17]。通过MSCT肺静脉造影可对肺静脉各支的开口直径及数目进行较准确检测。对于房颤患者进行射频消融前使用MSCT检查、指导定位,是安全可靠的,可提高射频消融成功率,降低复发率,MSCT肺静脉造影对射频消融肺静脉电隔离术治疗房颤前、后具有较高的诊断学价值。
CT测量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60 例正常成人平卧位T2～5CT平扫影像资料, 男女各30 例, 年龄20～55 岁;身高:男160～185 cm, 女155～175 cm, CT层厚2 mm, 层间距1 mm。排除以下资料:T2～5椎体、椎管畸形;上胸椎退变 (关节突增生、黄韧带骨化、椎体边缘骨赘形成) 致椎体或椎管边界不清。每个节段选择一个层面, 该层面椎体、椎管边界、肋横突关节显示清晰。
1.2 测量方法
作4条直线:a) 直线1 (L1) :经一侧肋横突关节外侧缘并与同侧椎体皮质相切, 交皮肤于点A;b) 直线2 (L2) :平行L1且与椎管相切, 交皮肤于点B, L1 L2距离为d1, 点B到中线的距离为d2, 平行套管可切除图1网格区, 面积S1;c) 直线3 (L3) :过A点且与腹侧椎管相切, 交椎体皮质于点C, 沿L3方向可切除图1白色区, 面积S2;d) 直线4 (L4) :平行L3, 相距4 mm, 交腹侧椎管于点D, 可切除图1黑色区, 面积S3 (统一弯头刮匙弯头宽4 mm, 弯头刮匙为90°即直角弯时, 图1黑色区可被切除) 。椎管横径dEF为两椎弓根内侧皮质间距离;过D点垂线交EF于G, 减压横径为dEG, 见图2。每个层面选择3个位置:a) 位置1 (L1、L2之间) , 见图1;b) 位置2 (d1不变, L2仍与椎管相切, d2增加3 cm) , 见图3;c) 位置3 (d1不变, L2仍与椎管相切, d2增加5 cm) , 见图4。所有测量均在计算机上完成, 利用本院影像归档和通讯系统, 长度、面积精度分别达0.01 mm, 0.01 mm2。每个指标测量两次, 取平均值。
平行L1、L2可切除网格区, 面积S1;沿L3斜向可切除白色区, 面积S2;利用刮匙 (直角弯) 等器械可切除黑色区, 面积S3;椎体减压率Rv= (S1+S2+S3) /S0 (S0为椎体总面积) ;d1套管内径;d2套管距中线距离
椎管横径dEF, 减压横径dEG, 椎管减压率Rc=dEG/dEF
1.3 测量指标
a) 操作距离dAC:A、C两点间长度;b) 切除肋骨长度drib:L1与肋骨背侧缘交点H到肋骨头前缘的距离;c) 套管内径d1:L1、L2间距;d) 套管到中线的距离d2:B点到中线的距离;e) 胸膜挤压距离d3:L1与胸膜相切的平行线间距离。计算:a) 椎体减压率Rv= (S1+S2+S3) /S0 (S0为椎体总面积) ;b) 椎管减压率Rc=dEG/dEF。
L1与肋骨背侧缘交于点H, 切除肋骨长度 drib即点H与肋骨头前缘连线长度;L1与胸膜相切的平行线间距离即胸膜挤压距离d3
L1与肩胛骨内侧缘相交, 提示部分患者术中套管外移受限
1.4 统计学分析
按性别、节段、套管位置分组, 利用统计软件SPSS 17.0分析。独立样本均数间比较采用independent t-test;多个样本均数间两两比较采用one-way ANOVA LSD t-test,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同一节段, 相同位置Rv、Rc, 男女比较统计学均无明显差异, P值均大于0.05;遂将男女合并, 见表1;
男女合并后, 同一节段的位置1与2、1与3、2与3比较, Rv、Rc统计学均有明显差异, P值均小于0.01;
在位置2和3, 各个节段drib、dAC、d1、d2、d3, 见表2。
3 讨 论
上胸椎椎体切除手术入路主要有颈前路、劈胸骨入路、胸腔镜入路、前后联合入路。由于胸骨阻挡及胸椎生理后凸, 颈前路T2以下暴露不足;劈胸骨入路受胸腔大血管阻挡, T4以下显露困难, 手术损伤大, 操作难度高;胸腔镜手术需塌陷一侧肺脏, 部分老年人因合并肺脏疾病或体质差不能耐受, 此外胸腔镜是二维视野, 学习曲线明显, 不利于广泛开展;前后联合入路手术操作更难, 并发症更多。美国脊柱肿瘤研究协会[4]一致认为上胸椎 (T2～5) 椎体切除优先选择后 (外侧) 入路。
Larson改进并推广的肋横突切除术是一种经典的胸椎后外侧手术入路。步入20世纪90年代, 内镜及微创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 脊柱微创手术越来越受重视。不同于前入路直接减压, 骨块易向后移位损伤脊髓;后入路利用蛋壳技术[5]可将突入椎管的骨组织推向前方掏空的椎体, 间接完成脊髓减压, 手术操作更加安全;借助内镜图像放大作用, 术者可进行更细致的操作, 进一步降低了胸膜、脊髓损伤的概率。此外患者采用俯卧位, 术中无需重置体位, 可一次性完成减压、重建、经皮内固定, 该手术方式应用前景广阔。Maciejczak[6], Kim[7]先后尝试微创手术治疗脊柱转移性肿瘤, 胸腰椎爆裂性骨折, 临床疗效满意。Kim发现术中将套管向外推挤有利于椎体、椎管减压, 但同时手术操作距离增加, 肋骨切除增多, 手术创伤更大。术中套管位置变化对椎体、椎管减压程度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中, 结合其他脊柱微创手术经验, 我们假定上胸椎椎体切除术中套管可外移3～5 cm。
测量数据显示:a) 同一节段相同位置, 椎体、椎管减压率男女间无显著差异;b) 同一节段两两位置间椎体、椎管减压率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值均小于0.01, 说明套管外移越多, 椎体及椎管减压率越大。套管外移5 cm, 椎体、椎管减压率分别为88%～90%、73%～75%;但同时需切除更多肋骨、胸膜挤压更明显、操作距离更远, 分别为50.42～62.90 mm、1.67～5.53 mm、124.35～140.37 mm。由于胸膜紧贴肋骨, 切除肋骨需仔细剥离胸膜, 套管外移5 cm切除肋骨长、胸膜挤压多、操作距离远, 胸膜、脊髓损伤的概率增大。测量中我们还发现部分病人受肩胛骨阻挡 (L1与肩胛骨相交, 见图4) , 套管外移范围小于5 cm。据此, 我们认为术中套管外移3 cm最佳, 手术创伤较小, 操作方便, 胸膜、脊髓损伤概率相对低。Ogden[8]曾比较三种微创胸椎体切除手术入路, 切口分别距中线3、6、9 cm, 后认为:T6～12椎体切除, 切口距中线6 cm最佳, 椎体、椎管减压率分别达81.5%、90.45%;可文中未涉及上胸椎 (T2～5) , 亦未提及套管、刮匙等器械规格。本研究统一采用4 mm刮匙;套管撑开内径依个体解剖差异, 介于11.60～13.52 mm (Kim[7]报道术中套管可撑开22 mm) ;套管外移3 cm后, 距中线67.73～84.47 mm。若配备其他规格的刮匙, 高速磨钻等器械, 预计减压效果更加理想。
由于本研究基于CT图像模拟手术, 手术器械抽象为直线, 器械厚度对操作的影响无法评估, 研究结果与尸体或临床的一致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摘要：目的 研究后外侧微创入路上胸椎 (T25) 单节段椎体切除术中套管位置变化对椎体、椎管减压程度的影响。方法 收集60例成人上胸椎 (T25) CT影像资料, 男女各30例。每个节段选择一个层面, 用2条平行线代表套管, 模拟椎体切除。每个层面选择3个位置:a) 套管经一侧肋横突关节外侧缘, 并与同侧椎体皮质相切;b) 套管外移3 cm;c) 套管外移5 cm。比较各节段不同位置间椎体、椎管减压程度的差异。结果 同一节段, 相同位置, 男女椎体、椎管减压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但位置1与2, 1与3, 2与3, 椎体、椎管减压率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1;套管外移5 cm, 切除肋骨长度、胸膜挤压距离、操作距离增加, 分别为50.4262.90 mm、1.675.53 mm、124.35140.37mm。结论 后外侧微创入路上胸椎 (T25) 单节段椎体切除, 套管位置对椎体、椎管减压程度影响明显;术中套管外移3 cm最佳, 手术创伤较小, 操作方便, 胸膜、脊髓损伤概率相对低。
关键词：微创,椎体切除,胸椎,测量
参考文献
[1]Chandir S, Hussain H, Salahuddin N, et al.Extrapul-monary tuberculosis: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194cases at a tertiary care hospital in Karachi, Pakistan[J].J Pak Med Assoc, 2010, 60 (2) :105-109.
[2]Taghva A, Li KW, Liu JC, et al.Minimally invasivecircumferential spinal decompression and stabiliza-tion for symptomatic metastatic spine tumor techni-cal case report[J].Neurosurgery, 2010, 66 (3) :620-622.
[3]杨非, 徐启武.胸椎相关骨性结构的外科解剖学观察[J].安徽医学, 2008, 29 (4) :401-404.
[4]Polly DW Jr, Chou D, Sembrano JN, et al.An analy-sis of decision making and treatment in thoracolum-bar metastases[J].Spine, 2009, 34 (22 Suppl) :118-127.
[5]张永刚.什么叫“蛋壳”技术[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 2006, 16 (3) :224.
[6]Maciejczak A, Barnas P, Dudziak P, et al.Posteriorkeyhole corpectomy with percutaneous pedicle screwstabilization in th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lumbarburst fractures[J].Neurosurgery, 2007, 60 (4 Suppl2) :232-242.
[7]Kim DH, O′Toole JE, Ogden AT, et al.Minimally in-vasive posterolateral thoracic corpectomy:cadavericfeasibility study and report of four clinical cases[J].Neurosurgery, 2009, 64 (4) :746-753.
CT测量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由两名精神科主治医师用长谷川痴呆量表(HDS)和简易智力状态检查表(MMSE)检出认知功能障碍者74例,所有HDS评分文盲<16分,小学<20分,中学及中学以上<24分,其他无认知障碍33例作为对照组。有抑郁倾向者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加以剔除,排除感染、中毒、脑外伤、代谢性疾病所致的痴呆。用Hackinski缺血指数表区分血管性痴呆(VD)及阿尔茨海默病(AD)。其中,VD组男17例,女25例,年龄56～89岁,平均(69.30±8.28)岁,平均受教育(5±1.67)年;AD组男11例,女21例,年龄57～83岁,平均(69.62±7.71)岁,平均受教育(5±1.22)年;对照组男17例,女16例,年龄58～84岁,平均(69.27±5.33)岁,平均受教育(5±1.32)年。3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径线的测量:
对107位老人行头颅CT检查。采用GE公司螺旋CT机,电压120 kV,电流250 mA,以眦耳线为基线,10 mm厚度扫描。扫描径线分别为:侧脑室体部层面测量额顶叶深度和脑沟宽径、环池翼部层面测量环池宽径、三脑室宽径最宽处测量其宽径、海马间径处测量鞍上池宽径。以上数据均由一名影像专业医师用CT机上的专业软件直接测量,这些径线反映了脑萎缩的程度。
1.2.2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1.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中计量资料以undefined表示,2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AD组和VD组头颅CT扫描各径线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AD组和VD组小脑沟条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AD组和VD组MMSE总分及定向力和语言因子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AD组各项因子分及MMSE总分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VD组除识记、语言因子分外,其他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AD组比较,*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与VD组比较,*P<0.05
3 讨论
老年期痴呆的鉴别诊断特别是早期鉴别AD和VD,对疾病的治疗和预后十分关键[1]。目前对AD与VD的鉴别,多依靠临床痴呆病史和各种量表的检查,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随着CT、磁共振等先进、准确的影像学检查方法的普及,它们将对AD与VD的诊断与鉴别发挥重要的作用。
3.1 在脑萎缩程度上,AD与VD有着显著区别,并且VD与无智能障碍的老年人亦表现出一定区别[2,3],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全部有关大脑萎缩的测量径线中,AD患者脑萎缩程度均明显重于VD,表现为:①大脑皮层的萎缩,主要表现为脑沟、脑裂增宽。AD的发病基础是由于大脑皮层的功能障碍而出现的痴呆,皮层萎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本研究中AD组患者额顶叶深度、脑沟宽径、外侧裂池宽径、外侧裂池前后径均高于VD组,皮层萎缩明显。②脑室系统的扩大。在CT检查中,侧脑室、三脑室宽度的测量值AD组均重于VD组及对照组。表明AD除有皮层萎缩外,皮质下白质、脑室周围白质也发生了广泛病理改变,从而引起了脑室系统的扩大,这也和褚以德等[4]、杨洪川等[5]研究结果相似。
3.2 本研究中,反映小脑萎缩的小脑沟条数VD组均较另两组多。AD病变主要累及双侧顶叶、颞叶和额叶皮层,较少累及基底节和丘脑:而VD病变部位与血管的走向分布一致,单侧病灶多见,可累及基底节和丘脑,同时常有病变对对侧小脑代谢减低的交叉性小脑失联络[6],这一点或许可用于AD和VD的鉴别诊断上。
3.3 老年性痴呆的智能损害程度与皮层及髓质萎缩程度成正相关。本研究发现,VD组MMSE部分因子评分与对照组的差异不明显,而AD组所有MMSE因子与对照组差异明显。这些反映了AD存在广泛的脑功能障碍,脑的萎缩显著而广泛;而VD则以缺血区相对应的功能障碍为主,皮层的萎缩是次要的,因此观察MMSE因子得分情况可以帮助鉴别AD与VD。
总之,AD和VD的临床症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影像学显示脑萎缩的部位有较大程度的差异[7],MMSE因子分是否全面下降也具有较高的鉴别意义。本文提示,头颅CT检查结合神经心理测评对老年人群初筛有无认知功能障碍,并早期鉴别AD和VD,仍不失为一种简便快捷的方法。由于本研究观察例数有限,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参考文献
[1]孙长友,王丹,李云峰.喹硫平对老年期痴呆患者精神与行为症状的疗效[J].实用老年医学,2009,23(1):62-64.
[2]范吉平,田平武.血管性痴呆的诊断标准临床特征、发病机制及检测方法[J].脑与神经病杂志,1999,7(1):56-59.
[3]王瑞民,田嘉禾,贾建军,等.阿尔茨海默病与血管性痴呆的18F-FDG PET脑显像[J].中华核医学杂志,2004,24(1):31-32.
[4]褚以德,朱爱琴,孙成英,等.西宁地区老年期痴呆41例CT测量径线比较[J].临床荟萃,2001,16(8):339-340.
[5]杨洪川,朱明伟,马志忠.老年期痴呆104例的临床研究[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3):162.
[6]李德鹏,马云川,刘力.PET显像在阿尔茨海默病(AD)诊断与研究中的应用[J].CT理论与应用研究,2006,15(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