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杀人事件

时尚杀人事件（精选5篇）

时尚杀人事件 篇1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239分钟,69个明暗不一的人物,那时的杨德昌便开始置行业常规于不顾,用两部长片的容量来细致地描绘60年代台湾的记忆。看似冗长的剧情、庞大的角色系统、精准鲜明的时代特色实,则是为人物心理的层层变化聚沙成塔,为最后少年的杀人作铺垫,想真诚地为小四的暴怒和小明的堕落找寻社会病因。杀人仅是影片的一个情节,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因为促成杀人的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被害人本身都是凶手,这些才是这部影片的冲击力之来源。

一、历史对青春的注脚

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所展现的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把这么多不一样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在那样一个物质精神生活都极为匮乏的时代中生存成长,任性的考验远超过其他时代。这种奇特的环境,更凸显了台湾人的特性和存在的一些问题”,[1]透过电影栩栩如生地重演了那个时代。成长的压抑、集体的苦闷、威权的荒谬,反映出每一颗好强却又脆弱的人心。

伟大的电影从不因为惧怕冗长而牺牲细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伟大正是在于它对历史细节刻画上的细致。例如,影片开头和结尾均由老式的收音机里报出的联考录取名单播报、台湾日式民居的陈设、城市里混杂着多省人的乡音、街头昏黄的路灯和时不时驶过的坦克,所有的琐碎的细节看似无关,但都成为联系电影以及台湾城市记忆的触角。历史不再难寻,寻觅60年代的台湾记忆也不再是难事,因为它被永远地保留在杨德昌的胶片里,文火慢炖的唤醒观众关于一个特定时空的回忆。

60年代的台湾,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后,随国民党来到此地的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共同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下,长期的战乱流离后人们思想压迫、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像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像的增强,把60年代的台北称为一个奇异的时空。[2]

60年代的历史想象,从影片开头父亲为小四的升学奔走,到影片结束时旧收音机播报联考录取名单,那个时代残酷的秩序被反复提醒。这是历史大迁徙后国民政府为少年们所设定的社会规则,而与此同时孤岛上的成年人却生活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高压的双重牢笼中,他们因处于“反攻大陆”的神话中紧张地戒严。但影片中还有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中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的表现,特别是国外文化对台北和年轻一代的影响。

现代文化与传统的文化在那个年代是共存的。比如小四父母怀念着当年大学时在上海滩的舞会;最终用来杀死小明的工具是日本刀;迁台后所居住的房子是日本殖民时的旧宅。对未知处境的迷茫、对“何处是家”的犹疑,构成了导演杨德昌摄像机镜头下要捕捉的那个饱蘸人文情怀的60年代台湾悲情城市。

在沉郁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导演杨德昌同时还回眸了自己的青春,少年小四一步步对世界幻灭的脚步在影片中被细针密线的还原并解析。时代的动荡映射到人们的内心,青春与历史终狭路相逢,青春不曾夺路而逃,历史也寸步未让,最终,只能两败俱伤。

二、视听语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观众看到的是极具陌生化效果和控制力的影像。导演杨德昌用幽暗的色彩与影调,全景、中远景和长镜头及环境占据大半画面的构图方式制造出自己的一套“叙说程序”。影片中杨德昌坚持其一贯拒绝滥情怀旧的态度,一方面通过镜头宏观的远距离的观照事物,尽量尊重事件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用全景和中远景本身的大信息量与其叙事相匹配,展现出历史时代宏观立体的面貌。环境常常以阴影的状态出现,人似乎被环境包裹,变得渺小近乎被吞噬,这些镜头语言正是对人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思索及体现。[3]

家国记忆是杨德昌电影中挥之不去的母题,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他用少年小四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更像是一次自传式对历史的回眸,既达到了对台湾社会的写实,也与记忆刻意保持距离感。故杨德昌在影片中大量运用静止镜头,即便是在雨夜最激烈的那一场对山东的砍杀,也几乎没有镜头运动和人物特写。摄像机总是不动声色地对事件进行观望,这种镜头语言正是导演杨德昌要刻意为之的“陌生化”效果:少年小四所观望的世界,就像少年小四时常躺卧在唯一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榻榻米中仰视的模样。

除此之外,影片中极少空镜头,导演刻意为之的陌生化效果为不引导观众造成情绪渲染,也不表白自己的立场与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安于叙事,也刻意地制造“陌生化效果”,平稳的展示一幕幕的“真实”,一刀刀地从历史中找寻切口从而剥开生活的各个侧面,从而给事件本身细水长流般堆积情感的张力。

影片中对造型感做了相当的考究,注重利用人们在城市的生存环境,采用了“框架性构图”来割裂空间、房间、墙、门、帷幕……使得观影者能够感受片中的人物被压抑和想发泄不得的焦虑。

在声音处理上,首先导演运用声画统一结构达到声音写实的效果。在影片中只用音响不用音乐,各种音源可见,如牯岭街少年合唱团。其次,片中有关人物语言涉及不同层次,语言设置的丰富性映射出台湾特定的社会环境。

这场青春的躁动由小四与小猫的窥视开始,以小猫在磁带上的录音结束。“从视觉意象到听觉意象的决定性调整既是根本性的,也同样是悖论性的。”这源于存在真相呈现的复杂与困难,同时也展现了杨德昌对于视觉的不信任。由此不难理解小四在结尾时对片场导演的愤怒,“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因为电影恰恰用光影制造被当作真实的假象,来极力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但对视觉有限性的反思最终走向听觉。小四最后正是听到小明的话,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一厢情愿的盲目,随之而来的是其生存世界的坍塌。因此听比看更具真实性的同时,也会带来创伤性的后果。[4]经由《牯岭街》,杨德昌在关于历史的重建中最大地的接近这种真实。

三、黑暗与光明

影片中反复渗透的意象就是明与暗,黑暗成为与恶如影随形的意象,但凡是表现人性或社会阴暗面,屏幕上的光明就被驱逐。例如,从开头与眷村少年在学校里的斗殴,到发生在台球室复仇时突如其来的停电,再到影片后半部对小四父亲的审讯和影片结尾少年小四的行凶,无不在黑暗中发生并完成。即便在白天发生,导演也会运用室内光影从而使画面效果仍旧以昏暗为主体。“黑暗”,在影片里与“恶”形影相伴。

作为“黑暗”的对立,“光明”更成了要找寻的东西,因此女主角名字是“小明”。小四从片场所抢到的“手电筒”成为少年的眼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例如,出门时将其别在腰间,夜晚在榻榻米中偷偷用它照亮日记本中收藏着的小明的照片,在山东被砍杀的夜晚,又是它让少年在漆黑中得以看到真切的血腥。他决定复仇的时候将手电筒放回了剧场,他再不需要光明了,他愿堕入无尽黑暗。

明暗并不是善恶的对应,在光明的投射下可以看到人性的善恶共存。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得杀人案件成了事件,让道德追问陷入悖论。在杨德昌镜头中,少年小四等人在片中秉持的道德要求与纯真梦想,都一再为迈向利益世故的社会所摧毁,成为时代的祭品。少年杀人,人人都是恐怖分子的主体再现,小四只是被推向暴力极端的牺牲品而已。

“男孩遇见女孩,男孩爱上女孩,男孩杀了女孩,男孩变成男人”,这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编剧对故事的概括。在这个道德法律奔溃接近瓦解的历史下,男孩的成长却是建立在宁为玉碎的结果之上,但碎的是“心头之玉”。

摘要：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取材于少年茅武的真实事件,导演杨德昌则是台湾新电影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影片中描绘出一幅台湾都会居民生活的压抑和沉闷的图景,用视听语言展现一个事件从而牵扯出一个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社会,来重现事件的“杀人环境”。

关键词：历史,青春,视听,黑暗与光明

参考文献

[1]焦雄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EB/OL].http://yule.sohu.com/20070702/n250868581.shtml,2007-07-02.

[2]许珍.历史的切片与残酷人生——看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J].福建艺术,2004(5):50-51.

[3]何李新,何敬卫.《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身份、知识分子与视听[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0(5):44.

[4]黄建业.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溯旧的感性与“共犯”架构[EB/OL].http://ent.qq.com/a/20070702/000134.htm,2007-07-02.

时尚杀人事件 篇2

任何悲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应该说每个人的神经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在生活中受到一定的压抑、一定的打击，而不能排遣出来，日积月累积淀起来，埋在自己的心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而承载不了时，就可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的。四川大学的杀人案的悲剧，是老师的悲剧，是学生的悲剧，也是教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然而最根本的是个人对于生命意义与价值理解的悲剧……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的生活空间和领域，促进和提高了人类生活的便利性和生命的成就感，为改善人的生命质量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可是技术理性带来的并不都是美好与幸福。

人类在享受自身发明创造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人们都生活在追求成功的沉重压力之中，而成功并不一定使他们有幸福感，相反，面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面对瞬息万变及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不少人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从而陷入深刻的和自然疏离、和社会疏离及和上帝疏离、和人自身疏离的困境焦虑之中。

并且，当一些人成了弗洛姆所说的“贪婪的消费者”，成了“物品的奴仆”，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置于纯物质性金钱财富这种无常之有，无尽之有的基础上时，无疑会更加痛感生活的艰辛、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痛苦，产生一种灵与肉撕裂分离的碎片感，心灵的空虚感。

另外，我们放眼观望四周，人人被社会和文化裹胁着忙这忙那。我们追求名利，我们风潮逐浪头，追明星赶消费求时髦，没完没了，以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殊不知这是在茫茫人潮茫茫社会中迷失了自我。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需要爱的程度比其它任何事都来得多，只是我们都忘了，我们急于追求其它的目标，比如事业、金钱和财富，我们专注地追逐休闲、娱乐，而忘了生命中更重要的事。

然而，我要说，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生命价值的执着，才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之生命独特性的特征。

正是人的不断超越的精神力量，才使人的生命去追求意义，向往理想，谋求自我价值的不断提升。

那么，何谓生命之“意义”、生命之“价值”呢?

狄尔泰认为，意义就是生命的体验，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碍，创造属人世界中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

而对于“价值”，我国当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曾经说过：“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中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可见，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感觉到的“对象的意义”，归根到底是人所体验到的生命自身的意义;而人所追求的生命的价值又是和生命本质力量的全部丰富性的生成一起生成的。

因此，生命的真谛，就在于它明确的目的性，正是这种目的性，摒弃了生物本能的冲动，在生存与生活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意义”，超越生命的有限，趋于精神的永恒。

然而，正如上面所言，一些人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理解上迷失了方向，其中尤为突出的即为当代的大学生，四川大学的杀人事件已将一些大学生在错误的航道上越走越远的事实证明。

当今的大学生同以往各个时代的大学生相比,知识丰富,眼界开阔,却缺少些激情和动力。,很多大学生思维方法简单,思想不成熟,甚至幼稚,在现实中往往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

1) 自我意识

大学生正处在向成熟转变阶段，他们开始独立面对困难，独立面对快乐，独立面对社会，在各种矛盾的碰撞中，在与各种复杂问题的交战中，他们开始走向成熟稳健。

但一些当代大学生由传统的政治化、道德化的价值倾向转变为以经济为基础的功利实用倾向，开始全面重新审视并高度重视自我价值，崇尚价值主体的自我化，有时会强调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来决定其的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

2)理想追求

当代大学生注重与自己实际利益关系密切的理想目标的实现，尊重和服从国家利益，但他们并不希望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他们愿意为社会，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但也要看自己从中有无实惠;他们憧憬未来，勾画蓝图，但首先要考虑自己置身其中的价值体现。

3)学习观、职业观

就业的压力，使得许多大学生开始摆脱传统教育的束缚，开始由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向自身能力的培养，努力提高知识技能、提高综合素质，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目标。不同利益关系的出现给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追求提供了众多的选择方向，追求职业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成为求职大学生的首要目标。

4)交际观、爱情观、消费观

以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为支持的网络打破了传统的人际交往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走向了跨时空、跨地域的网络沟通时代，这一方面促进了当代大学生交往的便捷性，但这又使人际交往变得虚拟化。

一些大学生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神圣爱情观和责任婚姻观，呈现出“物质化”趋势，“游戏化”味道。

一些大学生炫耀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和冲动消费，注重身份，讲究情调，从而导致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蔓延。

矛盾和误区还有很多，但最突出的个人至上、金钱至上、享乐至上、功利至上已成这一代很多年轻人的风向标。

信仰所谓“现实”利益，过度关注自我价值的人，纠缠在“小我”的得失、悲欢中不能自拔更别说所谓的社会责任感。而自杀既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结果，也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典型表现。

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当人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因其有了这样的愿望与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为艰难的处境下、在最痛苦的状态里生存下去，从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严。因此，德育工作者应教会学生“向死”而思生，挑战苦难而获取欢乐，使人生活得充实而精彩。现如今首先要做的便是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意义价值观。其中最有效的方法：

1 ) 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

2 )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3 ) 优化家庭教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氛围

4 ) 加强法制建设，规范价值观的形成

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制到意义。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说：“人是不会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的生活的，总要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之为‘人’的本质，应该说就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价值性实体。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失去意义的引导，成为‘无意义的存在’，那就与动物的生存没有两样，这是人们不堪忍受的。”

因此，人的精神性生命之美虽然源初于物质性生命中所实际获得的自由，但精神性生命中的自由却又高于已获得的这种自由。正是人的不断超越的精神力量，才使人的生命去追求意义，向往理想，谋求自我价值的不断提升。

最后，虔诚期望：悲剧不再发生，也不可能发生。

极乐岛杀人事件 篇3

剧情简介

1986年，一个孤岛上的17位岛民无影无踪的消失 史上最刺激的犯罪悬疑片即将登场 1986年，疑问重重的杀人事件 1986年，亚运会在韩国开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木浦海边一个人头被发现。经过调查发现该人头的身份为附近极乐岛的一个居民。于是刑警们开始全面调查案件，虽然他们发现了看似这起杀人事件的血迹，但是却没有找到一具尸体。 一个月前的极乐岛…… 赌博现场的杀人事件，这只是一个开始 极乐岛有17个岛民，他们不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但没想到的是这里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事件。金老人70大寿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电工的尸体被人们发现。一起赌博的德秀(全明焕饰)成为了第一嫌疑人，但他的行踪似乎又与这起杀人事件没有必然联系。 刚刚找到看似与杀人事件有关联的一张纸条 接着又发生了连环杀人案 整个岛陷入了混乱的状况，因为所有的岛民都有可能是杀人凶手或者是将要被害的人。第一次遇上杀人事件的岛民们开始迫切的希望找出真正凶手，他们从赌博现场的齐宇成(朴海日饰)开始调查，但不幸却在接连的发生。这时一个叫春培(成志娄饰)的人偶然发现了看似与事情关联的纸条，并开始展开调查，但从此以后他也开始卷入了血案中……与17名岛民息息相关的杀人事件中到底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纸条里蕴涵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关于影片

事件焦点1 ：20年前的岛上传说变身影片《极乐岛杀人事件》 电影《极乐岛杀人事件》是根据导演金汉民在80年代后期听过的故事为基础拍的。听村里的人说某岛上12个岛民突然失踪，只留下了杀人痕迹却找不到一具尸体。据说该岛的独特地理位置，暴雨和风暴常年相伴。喜欢推理剧的金汉民导演根据传说的故事和韩国实际存在的一些岛的特点，把故事加工后成就了剧本《极乐岛杀人事件》。

事件焦点2 ：从《杀人的回忆》、《血之泪》，再到《极乐岛杀人事件》，典型的韩国式惊悚片 在韩国的惊悚片中像影片《杀人的回忆》和《血之泪》一样成功的影片并不多。两部作品都是以韩国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直接或者间接的来描述的。影片《极乐岛杀人事件》也同样具备了韩国式的特定时代背景。 电影《极乐岛杀人事件》的时代背景是1986年韩国经济增长飞快，首次举办亚运会之年，同时也是因为政治腐败，政权的道德性受到质疑的时期。而影片特定的场所“岛”，是一个无法享受到交通便利和通信便利的孤岛，在86年的社会背景下影片融入了悬疑和恐怖的两种风格。影片通过特定的社会背景和17名岛民的遇难，揭示了罪犯的意图和向大家启示了某种含义。

事件焦点3：解开错重复杂的关系，享受推理的乐趣，一切尽在《极乐岛杀人事件》中 随着像《达芬奇密码》一样的推理小说成为人们追捧的焦点，韩国很多优秀的出版社再次刮起了推理小说热。这样的现象在韩国电影界也是随处可见。《杀人的回忆》、《老男孩》、《犯罪的再构成》、《血之泪》等都是让大家能够享受到推理的魅力之作。以往传统的古典推理剧一般都是在密室里发生的杀人事件，根据大大小小的线索展开调查的过程，而把这样一个公式用现代的方式解释后成就的就是影片《极乐岛杀人事件》，充满紧张感和悬念的大脑游戏，一定可以刺激年轻观众们的推理心理。

事件焦点4：《杀人的回忆》以后历时4年再次挑战惊悚片，实力派演员朴海日的最新力作《极乐岛杀人事件》 出道后的6年时间里演员朴海日出演过完全不同的各种角色，而在这些角色中他都能够很好的表现出角色的特点。当他出演的电影《汉江怪物》突破1300万观众时他的演艺事业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每部作品他都表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尤其在《杀人的回忆》中他的表现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影片里的表情演技使影片一直赋有悬念，始终让大家有种神秘感。 出演《极乐岛杀人事件》的朴海日说：“每一个场面都会让人对下一个场面产生好奇心，整个故事充满了悬念和紧张感，故事非常有魅力。”朴海日对这部影片也是非常充满自信，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为了不辜负观众们的期待，朴海日在出道6年的时间里时刻挑战自我，努力演好每一个角色。让我们期待朴海日在影片《极乐岛事件》中的又一次突破和优秀表现。

事件焦点5 ：实力派演员齐聚一堂 有着多年演戏经验的朴海日、成志娄、朴元尚、崔珠峰、安内尚等，还有韩流明星朴率美，个性演员金仁文齐聚在电影《极乐岛杀人事件》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线。他们一致认为该电影刺激又有趣，剧本写得很好。他们在影片中分别扮演了保健所长、女老师、里长等岛里的各个角色，这些角色各自有自己的阴谋，演员们很好的演绎了极乐岛的每个角色。凭对剧本的信任，他们封闭在岛内全身心的投入到拍摄中，力争带给观众一部可看性很强的电影。

幕后花絮

不可忽视的主人公——极乐岛 因为天气的原因交通和通信完全不可用的，与世隔绝的岛“极乐岛”，该岛在影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也是影片里的绝对主角。制作组几经周折终于在全罗南道找到了符合“极乐岛”特点的岛“可居岛”。制作组把可居岛确定为了主要拍摄地。然后影片里的烈女传布景地则设在了庆尚南道的“欲知岛”，影片深入发展的场面，里长家则设在了南海的“佳仁浦村”，在那里制作组把整个一居民家给租了下来，事情发展的重要场所山洞里的戏则设在了庆尚南道古城的尚竹岩。除了这些地方制作组还在釜山、坡州等地设立了布景地，这样他们在全国共设立了5处布景地，来完美的展现了影片中的极乐岛世界。 因为大部分拍摄是在岛上完成的，所以难免不了天气的反复无常。制作组一边观察着天气的变化一边一步一步的拍戏，整个团队齐心协力克服着种种难关完成了拍摄任务。而大自然给予的自然风景是CG或布景无法去相比的，生动的景象将带给大家一个完美的视觉享受。 所有工作人员打造的那时那景色，1980年代的真实感觉 第五共和国末期，1986年以岛为背景的电影，《极乐岛杀人事件》很好的传达了当时的风貌。故事展开是从亚运会的金牌榜消息开始，然后影片里相继出现了接受防御训练的岛民、当时的最高人气节目《幽默1号》等，虽然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不过在影片《极乐岛杀人事件》中人们还是可以尽情的去感受那个年代的感觉。 除了这些制作组还在美术、服饰、道具等各个方面都力求那个年代的气息。尤其是服饰方面有民防卫服、海兵队军服、复古的工作服等再现了80年代共和国时的风格。制作组的不懈努力可以说为观众提供了感受80年代的绝好机会。 韩国的实力派演员都被关在了岛上？！

5个月的同居同乐岛生活 朴海日、成志娄、朴元尚、崔珠峰、安内尚等实力派演员大举登陆到了“极乐岛世界”，这些演员在岛上拍摄5个月的戏，可以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和信任。在岛内气候恶劣时演员们和工作人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组织玩踢毽子、钓鱼、运动会等等。演员朴海日在用餐时间还帮着刷碗等，整个剧组的氛围非常和谐。演员们的团结和努力也打造出了《极乐岛杀人事件》的最佳品质效果。

票房情况

《极乐岛杀人事件》上映后，仅在28日一天就在首尔创下了10万4000名观影人数的好成绩，全国观众人数更是达到了35万名，连续3周蝉联韩国周末票房排行榜冠军，总票

留守女童杀人事件真相 篇4

随着近几年湘南陶瓷产业的部分萎缩，一部分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谋生。

12岁女童小雯（化名）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四天前，小雯在放学路上，将自己放了毒药的可乐递给了同学小霞、小林（均系化名），二人喝下后中毒身亡。

目前，小雯已在监护人、老师的陪同下，向警方供述投毒杀人事实。同时，通过对投毒工具等DNA、指纹等鉴定，小雯作案证据链也已被证实。

她们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小雯和小霞，是界牌镇某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都来自贫困的低保家庭。小雯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5年前离家出走，留下她和两个妹妹，与85岁的爷爷、74岁的奶奶共同生活。

在办案民警和周边邻居眼里，由于复杂的家庭原因，爷爷奶奶并不太疼爱小雯这个可能“没有血缘的孩子”。除了上学，小雯还要承担做饭、洗衣、照顾妹妹等家务。

小霞和小林是一对亲姐妹，小霞13岁，小林7岁。59岁的父亲老汤是个职业农民，在村里务农养家，每个星期到镇上见女儿们一次。村小撤点并校后，为了让孩子念书，47岁的母亲带着小姐妹租了一个简单的杂屋，在镇上读书、生活。

然而，母亲是个智障患者。在老汤眼里，她总是把自己和两个女儿“照顾得乌七八糟”。三个孩子，不同的家庭境况，同样的惨淡光景。在班主任肖老师的印象中，小雯和小霞成绩一直是倒数一二名，都穿得脏兮兮的，与其他孩子交流很少。其中，小雯尤其沉默自闭，肖老师曾试图通过聊天等方式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但“非常艰难”。贫困、差生、家庭缺陷——近乎相同的“标签”，让小雯和小霞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提前买“毒鼠强” 12岁，正是爱打闹、爱玩笑的年纪。一起放学回家的路上，三个孩子小矛盾很多。吵闹打架了，小霞和小林会回家告诉母亲。智障的母亲想不出其他方法保护孩子，只好数次去小雯家絮絮叨叨告状。小雯因此遭到爷爷奶奶责骂，埋下了怨恨的祸根。“如果不是她们告状，她妈妈就不会来。爷爷奶奶总是骂我，次数都多得数不清了，我恨她们。”小雯供述。

大约一个月前的一天，三个孩子放学回家路上经过一户民居，见到了院子里的一辆玩具儿童车。心生好奇的小雯去踢院门，把门轴踢坏了。此时户主发现了她们，小霞“告状”说是小雯踢坏了门，使她遭到户主责问。

“心里觉得不舒服，就想买老鼠药给她们吃。”小雯对警方供述。20多天前，恰逢界牌镇赶集。小雯从奶奶口袋里拿了5块钱，走进一家农资店，花3元钱买了一包“灭鼠先锋”（主要成分为毒鼠强）。此后近一个月，鼠药一直放在小雯的书包里。

触发悲剧的，是一场孩子间的打闹。6月9日，三个孩子在学校玩耍，小雯将7岁的小林踢倒在地。当天下午，两姐妹的母亲到学校接孩子时，身为姐姐的小霞告状，于是两姐妹的母亲掐了小雯的耳朵。

“她掐我的耳朵，我好痛好痛。”在录口供过程中，小雯告诉肖老师，那一刻她内心的怨恨更深了。无处倾吐内心的委屈，小雯怨恨更深。周遭也没有人察觉到，她对“好朋友”的这种复杂情绪。

第二天中午午饭后，小雯一个人来到学校小卖部，买了一瓶可乐，然后来到学校幼儿园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将鼠药放了进去。

放学路上，小霞、小林喝下了小雯递来的掺毒可乐。姐姐喝得多，几分钟后倒地身亡。妹妹喝得少，又过了几分钟，出现手脚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被村民发现，送往医院不治身亡。小霞倒地之后，小雯如往常一般回家了。

编造两个谎言 记者在衡阳县公安局见到了皮肤黝黑、身材瘦弱的小雯。

她沉默地坐着，穿着崭新的T恤、牛仔裤和鞋子，正低头专心致志玩着一幅卡通贴纸。那是办案民警答应她的“心愿”——对于自闭的小雯，民警们采取了温和方式。而在此之前，据办案民警所述，这是一个“问她几岁了，可能隔十分钟才会小声回答的孩子”。

审讯中，每当提起离家出走的妈妈，小雯总是反应很激烈。肖燕燕告诉记者，她说“不要提我妈妈，我恨她”。小雯被公安机关锁定为嫌疑人后，一位女警一直陪着她。在小雯的口述中，离家出走的妈妈“已经死了”。

记者目睹了女警与小雯的一番对话。在长达几十分钟的对话里，小雯一直低头玩着卡通贴纸，目光不与任何人接触，只是摇头和点头。女警每问一个问题，都需要思考很久，避开“杀人”“投毒”这样的字眼，以免刺激她的情绪。

当女警问“你想回家吗？想不想爷爷奶奶，爸爸和妹妹？”小雯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而这时小雯已在公安局和拘留所待了好几天。在县公安局协助调查、被看管拘留，是小雯第一次来到县城。女警一直陪着她接受调查审讯，替她安排在拘留所的食宿。

过早承担家庭的部分担子，让小雯成长为一个有些早熟，甚至在办案民警看来都“很沉稳、有心机”的孩子。

此前有媒体报道，当地流传两种说法，一是小霞、小林姐妹因不堪饥饿，吃下垃圾堆里的食物中毒身亡；二是小姐妹被两名男子哄到山里，喝下有毒可乐中毒身亡。

据警方取证调查及小雯本人供述，两种说法都是小雯编造的谎言。

怨恨需要家庭和社会来帮忙纾解 12岁的女童，内心有着无法纾解的怨恨，当她付诸行动，悲剧已无可挽回。

记者14日获悉，事发后，界牌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安排专人24小时陪同安抚受害人家属，看望并送上慰问金。由于受害人家境困难，政府号召全体干部职工、界牌境内社会人士、企业捐款，短短几天，已收到捐款3万余元。对受害人父母今后的生活，政府表态，“将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最大关怀”。

然而，这样的人间惨剧，给学校、邻居乃至界牌这个小镇几乎所有人带来的震撼、痛惜与思考，仍未散去。

这是谁的悲剧？谁该为此负责？

小雯已被公安机关抓获，供述投毒全过程。卖鼠药的农资店店主已被警方控制。案件调查处理正在进一步有序开展。

答案却远未止于此。

界牌镇曾进行统计，全镇0至5岁的留守儿童有381人。5岁以上的留守儿童，从学校了解，大约有近两千人。

根据全国妇联5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我国目前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人，占全国儿童总数约两成。一定程度上而言，和小雯一样，农村留守儿童中一些孩子也面临着父母不在身边、缺乏沟通交流的尴尬境况。他们比其他的孩子，更需要来自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心理关怀和疏导。

如果曾有人倾听、纾解过小雯内心发酵的怨恨，一闪而过的念头或许就不会发酵成危险的情绪和行动。

如果曾有人发现她书包里放了多天的鼠药，尚未实施的危险行动，或许就会被遏止。

悲剧敲响警钟。很多农村留守儿童，需要家庭和全社会共同编织一个巨大的安全网，有能力且合格履行义务的监护人、拥有健全心理干预机制的学校、提供切实帮扶与救助的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是网中的经纬线。

北川中学少年杀人事件 篇5

2009年12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该刊评出的2009年十大新闻。人们注意到，在这十大新闻中间，除了始于墨西哥的甲流爆发之外，没有涉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条目。

即便美国经济危机成为“十大新闻”的头一条，但其中也鲜有提到这次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过程中发挥重要力量的新兴国家的贡献。

18天后，由新华社《环球》杂志联合埃及《十月》杂志、印度《喧嚣》杂志和俄罗斯生意人报业集团评选的环球十大新闻出炉。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周锡生说，此举“意在率先发出‘新兴力量’的声音”。“‘新兴力量’有必要发出我们自己对同一新闻、同一事物的看法，这对还原世界舆论多元化，搭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平衡的国际舆论新体系，既有紧迫性，又具有现实性。”

制造声音

在2009年12月26日召开的环球国际(2009冬季)论坛上，埃及《十月》杂志执行总编辑侯赛因(Ahmed Mohamed Hussein)提到了他几天前观看电影《明日帝国》的感受。“媒体的角色不仅可以提升公众对某些事件的群体意识，还可以在国家之间、不同的政党派别之间引起争论、发动战争。媒体是一把双刃剑，而我们在这相聚是为了强化它具有建设性的一面，并将它作为加强埃及、中国、俄罗斯、印度媒体领域之间合作的工具。”侯赛因说。

“在发达国家的视野中，发展中国家只是一个小小的棋子，任由摆布，任由评说。如今，代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声音出现了。它以新的视角，向世界表明自己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和对国际新闻的理解，在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国际舆论格局中构建了新的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使3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肖恩.麦克布赖德提出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口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世界上首次从新兴国家的角度评选出的国际新闻。对于十大新闻的评选组织形式而言，这只是一小步，对于新兴国家争取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努力而言，这却是一大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说。

正在发生的变化让程曼丽想起了上世纪60至80年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那场论争。

196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国际了解”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闻和信息传播不均衡、不平等的问题。197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上，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要求。之后的第18届、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以及其后数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多次提出这一要求。

不难想象的是，这一要求很快转化为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交锋。这场交锋持续数年，最终以美国、英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停止缴付费用，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陷入财政困境而告终。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对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斗争有一段比较悲观的评论：这场论争的结局，最终还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发展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大幅度提高、经济上未能翻身的情况下，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就只能是个梦想。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判断没有错；让我更加感到欣慰的是，这个梦想这么快就变成现实了!”程曼丽说。

抱团

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国家在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努力正显示出生机和力量。一方面，20国集团的力量正在上升，并有可能取代八国集团；另一方面，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四国”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四国领导人也于2009年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进行了首度会晤，并呼吁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日益成为全球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与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不相匹配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仍然处于劣势地位，西方媒体把持话语权的国际舆论格局没有改变。”《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胡俊凯介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华社社长李从军提议，《环球》杂志应该联合国外知名期刊共同评选年度国际新闻。

于是，从2009年初起，《环球》杂志就决定联合新兴市场国家知名媒体，“回顾和梳理年度最重要的人和事，以此向世界表明新兴国家对当今世界发展的视角和理解，打造能在国际上发出更大声音的舆论新平台”。

《环球》杂志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埃及《十月》杂志、印度《喧嚣》周刊和俄罗斯生意人报业集团的热情响应。四个国家的四家主流媒體由此共同成为了首次“新兴声音：十大环球新闻”评选活动的发起方。

根据四方商定，2009年7月，环球杂志社成立了联合评选项目工作组。11月底，合作四方分别组成了20人(埃及实际提出22名评委)的评选委员会。其中，中方的20位评委由多年从事外事外交工作的社会知名人士、权威的国际问题专家、著名传媒学者和主流国际报道媒体的负责人组成。

根据协议，合作四方互换了评委名单。12月中旬，联合评选项目工作组向合作各方评委提供了34条候选条目。由合作四方各自的评委会投票初选出前十位条目。12月21日，所有的投票结果汇集到评选项目工作组，工作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汇总，排列出前十位的条目。24日，工作组将排列结果通报给了各合作方。26日，在环球国际(2009冬季)论坛上，四方联合发布了最终评选结果。

榜单

“新兴声音：2009十大环球新闻”评选的结果是：一，甲型H1N1流感肆虐全球，各国公共卫生体系面临考验(68票)；二，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全面调整对外战略(67票)；三，索马里海盗卷土重来，国际社会联手加大打击力度(59票)；四，全球协力应对金融危机，新兴国家表现出色(51票)；五，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任重道远(49票)；六，杰克逊遽然去世，亿万歌迷痛悼流行之王(46票)；七，朝核危机波澜再起，六方会谈一波三折(44票)；八，G20三开金融峰会，新兴力量声音增强(42票)；九，俄罗斯、乌克兰能源矛盾激化，“断气”风波震惊世界；十，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两党体制”初显端倪(39票)。

“这个评选结果是现实的，欧洲人对于自己区域内发生的事件更感兴趣，就像中国人对于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发生的事情更有兴趣一样。”俄罗斯《生意人报》总编辑穆尔萨利耶夫说。

正如穆尔萨利耶夫所言，中方评审团成员、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介绍，从四家媒体评选的情况来看，发生在本国所在地区的事件特别受到关注，得票也比较多。比如，印度提出了恐怖主义和枪击事件；俄罗斯提到的格鲁吉亚正式退出独联体；中国评选排名比较靠前的是日本民主党的上台执政，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在中国评委这里获得了最高的票数。不过，“四国评委评选出来的前十大新闻当中，重合的部分还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主要是排序的不同”。

大概是因为对国际流行乐坛的变化兴趣不大，任晓表示，“不知道为什么杰克逊的去世居然排名这么靠前，可能是我个人有点偏见吧。”

有意思的是，在互联网上，网民选出的2009年第一大国际新闻正好是杰克逊的去世。此外，中国网民也很关注世纪日全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新闻事件。

新的开始

“早在几千年前人类文明的黎明时，古代丝绸之路已经将我们这四个国家连接在了一起。这些国家都拥有古老而辉煌的文明，而我们渴望通过媒体的丝绸之路延伸根深蒂固的合作情谊。”埃及《十月》杂志执行总编辑侯赛因说。

“我希望这次调查将为一次真正而富于生命力的媒体合作提供良好的开端，而此后这种合作将会涉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侯赛因希望此次合作将形成“新兴国家国际媒体合作协会”，他也希望这个协会的总部设在开罗。

正是出于做大“新兴声音”影响力的考虑，侯赛因提议，应该建构以下几项合作机制：一，致力于增加参与国家的数量，从而使合作可以涵盖更多的新兴国家；二，成立专门的机构用于培训参与国家的媒体从业人员，成立专门的项目促进媒体人士的访问交流和信息资源交换；三，在大众媒介领域，加强对成员国家事件和活动的新闻报道，提升媒体报道的技能和手段，以此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同时还可以促进世界媒体的理论发展，将新闻的参与性延伸至可读、可听、可视的大众电子宣传工具；四，在不同的领域，例如政治、经济领域中开始更广阔和牢固的合作。

“印度媒体几乎对任何一件中国推销的廉价出口商品施加压力，却没有反省是什么阻碍了印度企业创办相似的产业。印度媒体对于报道中国时的盲点需要有所改进。危言耸听的人或关于中印关系的负面新闻常常阻碍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这是可悲的。两国在许多领域都有着巨大而长足的发展，因此媒体的职责是更加关注这种成长，而不是放大传统的、歪曲事实的大众观点。”

“印度媒体应该更多地报道北京，这样可以使印度人民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今中国对印度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不能支付这笔报道费用的媒体应该寻找与中国通讯社、报纸和杂志的联系和合作。如果说《华盛顿邮报》和《印度斯坦时报》、《印度金融记录报》和《纽约时报》可以建立联系，那还有什么可以阻止《环球》杂志和一家印度杂志之间寻求相似的联系呢?”在12月26日的论坛上，印度《喧嚣》杂志财经版副总编辑尚塔努(Shantanu Guha Ray)在致辞时以破为立，情绪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