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精选11篇）

哈贝马斯 篇1

一、权利的两种理论路径

(一) 自由主义理论视野中权利

自由主义权利观认为权利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 其本质在于强调个人的消极自由, 而外在干预的空缺便是自由的理想状态。

在自由主义理论的视野中, 人的主体权利乃是“道德性自我决定的表达”, 主观权利的正当性是以道德论证为基础的。①自由主义依赖于普遍道德意义上的人权, 认为法律并不依赖于人民的意志, 道德规范才是其依赖的根本。康德的道德自由主义理论是“法律的内容来自于实践理性的道德自我规定, 权利的本质是道德的, 是个人道德自律的权利”。②根据康德的理论, 人的主体权利是人以其本性而享有的权利。

(二) 共和主义理论视野中权利

“共和主义认为, 公民的地位不能按照消极自由的模式来确定, 因为消极自由是私人所享有的。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政治交往权, 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③共和主义权利观强调的是个体对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体现的现实意义。卢梭认为“在政治实践中, 每个人都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私利和个人独立性要求, 转向社会集体福利和政治自主性。”④

在自由主义中, 法律的价值在于阻止他人对自己权利的干涉, 在于划定个人自由活动的领域。而在共和主义理论中, 法律强制人们摆脱利己主义的行为模式, 充分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法律被自由主义认为是权利的产物并且仅在保护权利的限度内才具有正当性, 而共和主义认为法律创造并保护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 并保障人们免予陷入受奴役的境地。⑤

二、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概述

(一) 权利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权利与法律和道德息息相关。卢梭认为尽管人的权利以法律来规定, 但是究其根本却是存在于道德之中。哈贝马斯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同源的, 即都产生于交往实践这一过程, 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独立等复杂关系, 道德和法律都在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 都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合法调节, 多个行动如何借助于经过辩护的规范而得到彼此协调, 行动冲突如何可能在主体间承认的规范性原则的背景下以共识的方法加以解决”⑥这一问题。

1.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法律是人的自由选择, 具有外在强制性, 调节的是人的外在关系;道德涉及的是人的纯粹的自由意志, 不具有外在强制性, 而是一种内在的自律性, 其调节的是人的内在关系。

2.道德与法律的相互渗透, 具有互补性

涉及每个人基本权利的道德规范应该通过民主的立法实践进入到法律之中, 成为法律的内容, “一个法律在道德意义上只有当它能被每一个人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的约束, 才是有效的。”⑦同时, 法律也受到道德的约束, 法律不能违背道德。在哈贝马斯看来, 道德意识的发展对法律的合法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是, 法律不是对道德的消极限制, 而是道德规范调节功能的补充。⑧

在哈贝马斯看来, 对于比较简单的社会 (如古代社会) , 其社会整合是由道德以及自然形成的制度 (如习俗和惯例) 来完成的。但是, 在现代化过程中, 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来调控整个社会。⑨哈贝马斯主张权利是由法律规定, 而并非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二) 人权与人民主权相互统一

权利是人的身份的反映, 但人的身份有两种:作为个体的人 (私人自主) 和作为集体的人 (公共自主) , 从而权利也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 人权和人民主权, 作为权利载体的法律也因此分为私法和公法。⑩前述提到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共和主义理论中, 自由主义和康德强调人权, 康德认为“每个人都自在的都是目的, 而不是手段, 理想的社会是目的王国, 没有一个人把别人当作工作”, 立法权应该交给统一起来的人民, 而并非指定的主权者;而共和主义和卢梭则强调人民主权, 在政治实践中, 每个人都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私利和个人独立性要求, 转向社会集体福利和政治自主性, 法律秩序和合法性是共同的集体意志。○11

在哈贝马斯看来, 人权和人民主权是同一法律信念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实现形式, 两者的内在关系在于:“人权本身就是交往自由公共使用的公民实践所必须的条件在法律上的制度化。使人民主权的实践在法律上成为可能的人权, 不是外在强加于人民主权实践的约束。”○12

三、商谈原则:权利理论的构建

为了解释和论证道德和法律, 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商谈原则:“只有这些行为规范才是有效的, 即这些行为规范是能为所有可能相关者作为理性商谈之参与者所同意的。”○13哈贝马斯认为决定规范的所有当事人以平等的地位参加、进行实践的商谈, 最后, 只有所有的参加者同意的规范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东西。

根据法律形式和商谈原则, 我们可以抽象地引入因为规定了人的地位而产生的法律体系的五个基本权利范畴。第1项权利, 即公民享受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 这一权利体现了商谈原则的平等要求, 为自主地调节个人之间的关系, 每个人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第2项权利, 即法律话语的参与者只能是国家合法的公民, 而不是所有的人, 法律的有效性只针对那些受法律管辖的公民。第3项权利, 每个人享有受法律平等对待的权利, 并在法律面前为自己申诉的权利。上述三项权利是商谈原则具体运用到法律条文的体现。然而第4项权利把公民从法律的消极接受者变成法律的作者, 要求赋予公民参与公共舆论和政治意志形成的权利。最后一项权利不属于公民的个人自律和公共自律本身, 而是为前4项权利提供现实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从商谈原则来说, 社会和经济权利不是保障人们物质性的生活条件, 而是保护私人和公共交往不受外在不平等社会现实威胁。○14从哈贝马斯对基本权利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 他是以商谈原则为基准, 并将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这种消极权利和共和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参与权”这种积极权利结合在一起。

哈贝马斯认为, 理性的意志形成于商谈之中, 而并非形成于个人主体之中或者是人民的宏观主体之中。依照其提出的商谈原则, 规范的合法性依赖于所有相关者的一致同意。因此, 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内在关联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权利体系准确地陈述了一些条件, 在这些条件下, 法律合法产生所必需的交往形式能够被加以法制化。”○15

四、总结与评价:哈贝马斯权利理论的得与失

对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简要的分析, 笔者认为:

第一, 哈贝马斯论证了现代社会权利产生的源泉, 把权利作为主体之间相互赋予的一种法律关系。这种理论避免了自然权利论和权利国赋论带来的弊端, 为思考权利的生成基础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第二, 权利的合法性涉及权利产生的起点, 同时涉及权利的赋予和发展的途径。这样可以摆脱自由主义诉诸个人或团体博弈的权利诉求进路, 也可以摆脱权利发展的困境。

第三, 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将权利及其规范的产生寄希望于具有合法身份地位的全部社会成员, 理性交往并通过互惠合作和协商建构。然而, 在现今的绝大多数社会中, 很难具备如此理想的社会背景。哈贝马斯在构建权利体系时缺乏对不同社会、国家具体情境的考虑, 对其不能过于理想地期待和要求。

参考文献

[10]张向东.理性生活方式的重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130-131.

[11]熊艳红.卢梭社会政治思想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 2006:22.

[12]周小玲.哈贝马斯法律观中的人权和人民主权[J].消费导刊, 2008 (2) :27页.

[13]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259.

[14]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三联书店, 2003:112.

[15]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J].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229-231.

哈贝马斯 篇2

哈贝马斯与政治合法性

其他当代政治哲学家主要关心正义问题,与其不同,哈贝马斯最关心的问题中合法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政治合法性,一个方面是法律的合法性,另一个方面是国国家的.合法性,而两者的合法性都来自人民的同意

作 者：姚大志 YAO Da-zhi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刊 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TONGJI UNIVERSITY JOURNAL(SOCIAL SCIENCE SECTION)年，卷(期)：200516(3)分类号：B516.6关键词：哈贝马斯 政治哲学 合法性

浅谈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启示 篇3

关键词：法的价值；哈贝马斯；商谈理论

在现代社会，法律是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维护社会整合的最后机制，这一点毫无疑义。关键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以及这样的法律怎样实现。一般认为，法律“应当”蕴含秩序、正义、自由等价值。

一个理想的法律，应当充分体现这些价值；一个良好的法治，应当充分发挥这些价值。于是我们反思，当下的法治应如何建设才能真实触摸到法律应有的秩序、正义和自由？本文从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更具体地表现为商谈理论——出发，试图为理解这一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一、商谈——人类的内在需要

人际交往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唯有通过语言的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织为社会，才能成为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人性的语言交往本质决定了商谈而非独白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它的可行性。哈贝马斯开发了语言媒介这种整合社会的资源，而这种团结属性的资源是现代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只有通过“沟通”或“商谈”才能不断地将人从内在的自然世界解放出来，才能使人本身得到不断的完善，才能使生活世界能够驾驭制度世界。基于人的本性，人需要表达、沟通和互动，它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更体现在从小到一个公司的治理、大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合法性——法治建设的首要问题

马克斯·韦伯首先系统地提出了统治合法性的概念，使合法性内涵扩大化。对于法治建设来说，合法性应当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不求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服从。

合法性并不等同于合法律性，合法律性实际上说的是法的形式合法性，也即法由具有政治权威的国家制定并保证实施。法律仅具备形式合法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法的实质合法性，就是人民的接受、认可或者叫与公民的道德良知相符合。哈贝马斯强调：“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只有那些可能受到规则影响的所有人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可能同意的那些规则才是有效的”。他认为，解决法律合法性危机需借助于交往理性，只有程序主义法范式才能保障法律的合法性。所谓的程序主义法范式，意指“所有利害相关的人们，借助人们语言交往的有效性和达成特定规范共识的可能性，通过平等、自由条件下的理性协商与话语论证，通过意志协调达成规则共识，从而形成作为法律的规则”。在这种沟通程序中，公民不再是法律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了法律的创制者。对于自我创造和同意的法律，公民不会感到受压迫和被强制，因而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认可、接受和履行，由此，程序主义法获得了实质的合法性。

三、商谈民主——法治过程的公共参与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社会最广泛的民主制度的实现机制，由于不可能人人都参与国家管理，因此需要选出代表，组成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代议制民主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能够公正无私地行使权力，为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行事。然而，人民民主的实现机制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异化的现象：人民选出的代表，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代了选民利益最大化，作为其行动的目标。因此我们看到了各种掌权者滥用权力、“监管俘获”及贪污腐败等现象，法律成为立法者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因而公民的自由、权利与法律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实在法往往会成为自由的枷锁和权利的桎梏”，造成了“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紧张和对立。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思考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相互关系，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即把两者都置于主体互动和人际商谈的基础上，通过权利互赋和自我立法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当公民需要确认、赋予或保护某种主权权利时，他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的民主立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愿望和要求。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个好的立法来自商谈论基础上的民主立法过程。这种立法过程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通过公共领域的良性互动和理想商谈情景下的理性商谈过程，公民能够在民主的自我立法过程当中实现权利自赋。哈贝马斯是这样来定义公共领域的：“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也即，公共领域是指观点、意见得以交流的网络和沟通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空间。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通过商谈而形成的规则，其正当性不在于规则是否符合某种实质标准，而在于商谈参与者遵循合理的商谈程序，商谈结果的可接受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谈程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合理的商谈程序离不开一个好的公共领域，而一个好的公共领域应尽量满足“理想话语情境”的各项条件。它们主要包括：①充分开放，公共领域对于每个人保持开放，而且议题、程序以及其他相关的事项都应保持开放；②人人平等，即所有参与者一律平等，商谈中惟一的力量是那些令人信服的理由；③真诚表达，参与者应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④自由沟通，即商谈中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或建议，但是所有主张、要求或建议都必须接受批判的检验，而受到批判的主张者应提供理由为自己辩护，只有那些理由充分的主张、要求或建议才具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人们的认可。

若严格依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完美的公共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公共领域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中作用。事实上，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极其敏感而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公共领域”，典型的例子就是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

四、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的基础在于承认语言在公共交往中的核心作用，它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就法治建设而言，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

1.商谈理论暗示了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达成法律价值共识的可能性

本文开头提出了理想的法治所应具有的秩序、正义和自由等法律价值，但并没有解释为何是这些价值，而不是其他的价值，也没有解释怎样达成这些价值。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范式”的理论恰恰可以作为实现法的价值共识的程序性要求。法的价值存在于人们对法律的主观认识当中，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可以将以个体道德良知为基础的价值认知形成理性的意志，在“寻求达成理解的语言所留下的印迹中”发现理性的诉求，从而达成规范的共识。

2.法治建设要求商谈的制度化

商谈目的的達成取决于合理、正当的商谈程序，在法治社会中首先要确立的也应当是一种“程序民主”，而这种程序需要相关制度的建立予以保障。就我国而言，首先所要做的是完善基于主体间性的公共领域，使其在社会整合和政治参与及社会批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释放公民政治法律参与的空间。

五、结语

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篇4

哈贝马斯开始建立交往行为理论的目的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 改变其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倾向。哈贝马斯创立交往行为理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主要有三方面, 一方面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方面是M.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另一方面是西方的语言哲学, 特别是奥斯汀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

(一) 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

1. 合理性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协调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且经济模式存在着结构上的障碍, 无法解决各种矛盾。政府的介入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了政治的倾向, 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分化, 这就使国家不再代表一个阶级的政权, 还要考虑到劳动者的利益。而政府对经济系统的干预使其丧失了自主性,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由周期性变为持久性。

2. 合法性危机

由于, 国家对经济的不断调控, 经济的发展失去了自主性, 那么, 同样也使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危机。政府的介入很难搞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之间利益的平衡关系, 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的关系, 政府必须抓重点, 这样就不能使社会各方面都同时满足需求, 政府的这种做法使群众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群众得不到相应的满足便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政府便失去了百姓对他的支持和信任。因此,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政治合法化危机。

3. 文化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文化危机是社会的动机危机, 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干预所造成的。人们在生存和发展中,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分裂,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去了平衡, 人格被操控, 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自由, 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方式渐渐应用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因此使政府与群众之间互相的不信任, 使其矛盾加剧。

(二) 影响哈贝马斯创立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因素

1.“语言学转向”的盛行

哈贝马斯既继承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主旋律, 又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在他看来这种重建的批判理论, 是为了适应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背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就是‘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变的过程。语言问题变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主要就是通过语言为桥梁的交往社会学。

因此, 正在盛行的语言学转向正好为哈贝马斯的理论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2. 对M﹒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的超越

哈贝马斯曾说过:“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 M﹒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3]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具合理性的形成和扩大的一个过程。韦伯推崇理性, 但同时也看到全面的理性问题。理性使西方现代社会处于道德与价值的矛盾之中。在经济结构和行政管理机构中, 受到了目的合理性行为的支配, 但是却导致了自由的丧失、异化现象的出现。哈贝马斯认为, 出现这样的现象是韦伯没有把语言学与传统的意识哲学相联系的结果。因此, 哈贝马斯看来, 要想摆脱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要把人的“生活世界”和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结合在一起, 超越传统的意识哲学。

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涵

(一)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

交往行为是首先把语言作为桥梁与世界互相发生的关系, 并且互相理解, 互相接受, 在矛盾中协调一致的一种行为。哈贝马斯认为, 合理性的交往和主体之间的理解更加具有价值。因为它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和人类的解放目标相同。

(二) 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双层理论结构

社会的合理化包括两个概念:一是生活世界合理化, 二是系统合理化。交往行为的基础和环境是生活世界和系统的过程。

系统主要是指社会的物质再生产用以维持自身的生存能力的机制。如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系统与生活世界在价值方面协调人们的行为规范是不同的, 系统是用以影响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 更能从功能的方面影响并且调节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哈贝马斯把系统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等的部落社会, 第二阶段是阶级部落社会, 第三阶段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 第四个阶段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 二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已经日渐成为人们潜在的意识形态, 从而使系统对生活世界开始了侵蚀, 即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三)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现代文明社会病因的根本。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社会出现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这样, 生活世界就被所谓的金钱和权利所控制, 生活世界中原本的价值观和生活世界存在的意义就已丧失。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工具理性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提高了经济效益的同时, 人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不论是市场还是行政机构都以工具理性作为标准, 这样, 科学技术应该是与社会生产与发展、人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相适应的, 应该有利于人类的人格形成, 但是, 在其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的主宰, 使自由被操控, 人格被扭曲, 系统与生活世界逐渐分离。

(四) 交往理性的重建

要想解决生活世界殖民化, 拯救现代社会, 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的途径就是使生活世界与系统重新协调发展, 实现社会的合理化以及交往理性的重建。首先, 要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问题的根源在于生活世界, 即用语言组织起来的话语世界。只有通过普通的语言改变社会舆论结构, 才能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才能使不同的人在自由的语言环境中自由诚实的探讨一个问题并且达成共识。其次, 重视道德规范。在普遍的语言共识的基础上, 通过这种道德规范来协调个人对社会相一致。最后, 要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来实现重建生活世界。人类要使系统与生活世界相互平衡。哈贝马斯说的真正的合理性并不是韦伯的最优化手段实现的既定目标, 而是内在于交往之中的, 所以他认为整个社会只能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 只有通过交往理性才能达到社会的整合和人格重塑, 要把生活世界也建立在理性交流上,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社会合理化, 加强人们的团结和协调, 满足人格形成的需要。

三、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启示

(一) 对交往行为理论评析

哈贝马斯强调了交往行为的基础——语言的重要性, 强调在实现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 都需要重建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起到了决定的作用。他主张用互相理解、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价值观、信仰、生活传统、风俗习惯, 人际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交往理性的话语民主和平等是文化交流、社会交往得以顺利进行的准则。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并没有为批判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也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面目和病因, 但是, 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人文的关怀, 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是值得肯定的。他吸收了哲学、社会学的思想并且重建了传统的批判理论, 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想、新的概念。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同时达成共识, 以取得社会的和谐。

(二)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的不断进步, 那么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也日益集中起来, 并且逐渐凸现出来。如何协调社会的各阶层的矛盾是当前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我国要不断加大舆论的开放程度, 积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建设, 并不断鼓励人民参政议政, 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制定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社会行为, 保障“生活世界”的有序进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我国的精神明文建设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克服道德的衰退, 抑制拜金主义的盛行, 不断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 培养公民的个人修养。这样, 我国的社会才能有序健康的发展。同时, 也为我国的对外交往提供了历史借鉴, 虽然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 但是却遵循共同的交流原则, 尊重互相的平等的话语权, 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 扬长避短, 这样才能彼此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我国的对外交往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指导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同时, 也暴露了现实存在的不足, 并且提出重建交往理性和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尽管哈贝马斯的理论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 但是他为我们提供的现实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摘要：20世纪80年代, 哈贝马斯开始研究交往行为理论, 对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行了改造以及改变了它的悲观主义的文化倾向, 适应了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大环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在现代社会对国家之间的这种密切的交往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我国的经济建设, 社会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性,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生活世界,系统

参考文献

[1][英]P.威尔比.《哈贝马斯和现代国家的话语》[M].1979年, 第3期, 第667页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规范的建构 篇5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规范的建构

哈贝马斯把道德规范视为一种主体间性结构,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规范进行建构:一是在先验层面上,渗透重建后的理性即交往理性于道德规范之中,矫正其中的强制性关系和被扭曲部分;二是在现实层面上,通过相互作用建立理想的主体间性结构,依据角色结构的发展促使个体道德资质的.形成,凭借原则提供道德依据和资源.哈贝马斯对道德规范的如此建构,确保了道德规范的可论证性和实践有效性,使道德问题重新诉诸一种更完善化的理性观念,最终使道德自我与相关他者实现内在的统一.

作 者：赵前苗 ZHAO Qian-miao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300071刊 名：道德与文明 PKU CSSCI英文刊名：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年，卷(期)：“”(5)分类号：B82-02关键词：哈贝马斯 道德规范 交往理性 相互作用 角色 原则

哈贝马斯 篇6

关键词：交往行为；启示；平等互动；目的行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366-02

一、简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1.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类型

哈贝斯交往行为理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分别是：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目的行为又可以称为工具行为或者策略行为，它遵循的原则是以丰厚的经验知识作为基础的技术。很多人在自己有所行为之前都会有一定目标，而在很多人心中是以成功为目标取向的，不管该目标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它只是关联于目标，根本不在乎实质性的东西。但是在哈贝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目的行为是一种合理性的确定，所以目的行为又可以被称作工具理性的选择。社会群体成员把遵循共同的价值规范作为取向的这一行为称作规范调节行为，这种行为与它行为所依照的共同价值群体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该行为表明所有成员的规范都要统一，使得一个群体中的所有的共同意见都能够达到一致的协商，这充分表现出了公正性和正当性。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一部戏，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戏剧行为就是关联到整个群体，需要每一个人都互动参与到其中，相互之间构成观众，也就是需要很多的角色来配合好，才能将一部戏拍好。这样更加充分体现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谓的交往即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信息等的相互交换，是多个数量的主体之间一种正常的生活活动。同时，通过交往，人们能够获得心灵上的某种需求，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传达个人本意。交往行为涉及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与人交往需要做到真实，真诚。

2.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

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生活世界包括三种不同的解释性范式并且满足了社会整合的三种需求：第一是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方面的解释范式；第二是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方面的解释范式；第三是关于个性人格或自我及其存在方面的解释范式。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脱节，即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和系统双层社会结构模式为基础，以交往合理性为中心范畴，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端和困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西方社会出现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殖民化”。

3.哈马贝斯交往行为的实质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明确了人们的交往行为实际上就是交往主体之间为取得一致、达成共识、彼此默契的相互理解过程。其中，交往主体在整个交谈过程中要遵循共同的语言交往规则，凭借共同的背景知识和语言媒介，进行语言对话或交谈。交往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是交往主体间为达到“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达成共识、取得一致”的相互作用过程。

二、交往与价值观教育的内在联系

1.交往存在于价值观教育过程中

一般说的价值观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反复实践逐渐形成的对于是非、利益、善恶的系统观点或评判原则。因此价值观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要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社会所要求的主流价值观只有靠教育者从外部灌输给受教育者，再通过受教育者的不断内化，才能使受教育者形成并坚定树立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既有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教育与引导，也有受教育者给教育者的反馈，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只有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的互动交流中慢慢实现。而交往作为两人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交流信息而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必然存在于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

2.交往是价值观教育的本身

价值观教育本身就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传递各种思想观念的交往过程。有的心理学家把交往看作交流、沟通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不同，所以本身存在的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交往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价值观教育的发展，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通过交往将独立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使价值观得到交换，这对教育有很大的意义，而这也是教育的关键所在。交往是人基本的生活生产方式，而教育作为人们获得生产活动知识和技能的途径，可以看作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共同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研究课题等为中介，进行的交往活动。教育是人类在生活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交往行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环节的价值观教育，不是单纯地上思想政治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大学生就可以了，而是在与大学生的真诚交往中自然地传递各种思想观念和理论知识，在潜移默化中使大学生接受、认知并且认同。

三、交往行为理论对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1.价值观教育工作要在交往中开展

在日常的师生交往中很明确地表现出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过程开展。在我们国家的教育的初期，很多时候都是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传授各种知识，学生就在下面拼命地把老师说过的知识点给记下来，很多学生都认为老师说的东西就像真理一样，是无法改变的，这就使师生之间的沟通变成了单向的沟通。要改变现状，使师生的交流变成一种双向的相互沟通，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变师生关系原本不理想的状态，使师生之间产生一种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的良性关系，实现教学互动，从而使价值观在教育教学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教师作为教育者，将承担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心理等各方面的辅导和培养，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或者是情感为基调，引导学生完善自我。同时，学生作为被教育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反映对帮助教师进行教学反思，使教师在教学水平、自我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获得参考和比对。

2.交往活动的主体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在哈贝马斯看来，“相互关系”只限制于主体之间的某种特定的联系，这并不包含主客体之间具有主、被动区别的另一种性质的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只有当教师（教育者）与学生（被教育者）两者在地位上实现对等，同为主体地位，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交往”。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价值观教育才能够被有效实现。要强调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互为交往中的主体，因此在构建教育理论体系时不能仅仅以“主体——主体”的模式，而要注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具体的教学中，由于教育者主导课程和教学进程，采用单向式的传授知识方式，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名无实，并未能体现出来，使教和学相分离。因此，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把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视为主体，更要强调在教育过程中主体间的交往互动。在价值观教育“双主体”观中引入“交往”的概念，使交往成为教育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真正实现了教与学的统一，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交往中实现价值观教育。

3.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语言表达

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已不再只是偏重于社会政治生活，而是越来越多地朝着文化、经济和个人的生活等领域转移，这无疑会使得价值观教育的有关对话语境变得更加宽泛。所以，针对在价值观教育的对象上的差异性，引导被教育者在其实际生活中学会明辨是非，形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就必须要采用符合现实社会现状和个体差异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个体受教育的质量也是不同的，自己本身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例如同一个知识，有的人花几分钟就可以完全吃透，而有的人需要花上半天的时间，甚至是几天的时间来消耗该知识点。这充分说明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所以在价值观教育的开展中，对不同的个体应该采取不同层次的语言表达，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达到预期的目标。再者就是重视语言表达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唯物辩证主义的角度看来：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事物在发展的工程中，也总是有正反两面，在不断的曲折前进，现实生活亦是如此，常常会出现矛盾统一的情况，例如“善”与“恶”、“丑”与“美”、“大”与“小”等。所谓的价值观教育，既旨在培养和塑造学生的内在组成，因此需要对高校学生的生活进行相对完整地展现，实现对真实世界的高度仿真和还原。同时教育者在给大学生展示一些正面的、崇高的社会美德时，也不要掩盖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一些不道德行为，引导大学生去正确判断在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行为，使崇高的道德标准在其不断的判断和自我评价中逐渐形成。

4.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进行平等互动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指出要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使交往双方有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要站在受教育者的角度看问题，多替受教育者着想，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达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对话，是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四、总结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明确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教育者不应该以一种压迫的方式去逼迫受教育者学习或者接受一个观点，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去教育去交换一种思想。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即是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实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学生监督和促进教师的自我完善，以教师引导学生成长和发展，最终实现教、学主体的共赢，展现和优化价值观教育的意义。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现实中缺乏孕育之土壤，但是哈马贝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谐关系上的，他在交往过程中主张用真诚的对话去解决社会中的矛盾。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让人们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之上达成共识，获得一致，建立和谐的社会。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可是人际关系却日益浅薄，道德素质日渐下滑，人们对价值观的认识也变得非常的模糊，因此我们要注重交往的实质性，让社会更加的和谐。

参考文献：

[1]王姣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课堂教学行为研究的启示[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9，（6）.

[2]余文龙.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启示[J].长沙大学学报，2006，（16）.

[3]张静.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J].青年文学家，2009，（16）.

[4]杨红梅.论马克思主义交往视阈中的德育[J].中国电力教育，2011，（31）.

试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意义 篇7

关键词：哈贝马斯,生活世界,交往理论,意义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对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重大的改进。他哲学研究的特点是拒绝纯思辨的形而上学, 强调经验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因此他把“带有实践意向的社会理论”建构作为自己哲学的理想。哈贝马斯被认为是一位原创性很强的理论家, 所谓“原创性很强”是指哈贝马斯对既有理论成果的创新性贡献。他的生活世界理论就是这种创新的代表之一,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论克服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抽象性和纯粹的语言性, 把生活世界与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结合起来, 尤其强调了语言的交往活动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基础构成意义, 把人们的交往活动视为生活世界得以存在的根基, 这与其他学者强调于语言的建构意义是不同的, 在比较中看, 哈贝马斯赋予交往活动的根基性建构意义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和深刻性。

1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理解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摒弃了了胡塞尔的先验主义, 但又保留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特别是主体间性思想。他把生活世界看做是人的存在境遇, 是先于命题和理论的经验性前提, 它具有主体之间的“共享性”。他概括说:“生活世界是由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 这些背景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 但永远不会存在什么存疑。这样一种生活世界背景是明确参与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通过解释, 交往共同体的成员把客观世界及其主体间共有的社会世界与个人以及 (其他集体) 的主观世界区分开来。世界概念以及相关的有效性要求构成了形式因素, 交往行为者可以用它们把各种需要整合的语境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明确的生活世界协调起来。”[1]哈贝马斯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主要是服务于其交往理论的, 所以它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文化背景, 主要是主体间性的背景知识和信息, 因为这种背景通过日常语言来表现, 所以他的生活世界概念本质上是指话语世界。他说:“我首先引入生活世界概念, 用来作为沟通过程的相关概念”, “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2]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本意。一、生活世界表现为文化、社会、个性的结合。文化是交往者的知识背景;社会是交往者的秩序性组织;个性是交往行为者所具有的语言沟通和理解的能力。二、生活世界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沉积, 是一个包含知识、信息、语言、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备忘录, 它具有“去中心化”的性质, 是交往行为的一个参照系, 并能够承受批判和修正, 从而协调各种力量间的平衡关系。三、生活世界作为文化系统具有自组织协调功能。它要求能包容不同的有效性标准, 从而保证立场的多样化。能保持反思的活力, 防止教条主义。最后要能保证交往行为的灵活性, 使行为目的可以局部突破沟通命令的制约性, 从而保持文化系统的活力和宽容度。

2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理论意义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是对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构和发展, 其价值取向是摈弃主体意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性观, 回归现实生活本身, 以一个说话者和至少一个听者构成的互为主体关系为基础的语言行为作为出发点, 使理性成为现实的交往能力, 并使之合理化。

因此与前人的“生活世界”理论相比, 他的理论蕴含了很多原创性品质。具体表现为:一、对生活世界概念的界说更加明确具体。把它理解为一种建立在人们语言交往活动基础上的可经验的、可理解的、可书写的具体存在。对生活世界这种理解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概念化和抽象性的弊端, 使之回归到人的日常生活基础之上。二、始终站在批判现实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生活世界的问题, 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病理学诊断法”的优良传统, 深刻的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及其真相。表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品质。三、把生活世界合理化和现实社会的变革统一起来, 寻求社会改良的理论基础和可能性。他提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理论来批判工具理性和系统 (指国家、社会法律、经济的机制) 对生活世界的入侵, 认为这种入侵导致了生活世界秩序的紊乱, 异化的普遍滋生和蔓延, 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失落。从他的批判中可以感受到对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强烈诉求, 因此他的生活世界合理化理论包含着社会变革的积极思想。而且他对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思考也极具启示意义, 说明他的思考已经触及了社会上层建筑这个政治话题, 这一点是现代西方哲学所避之不及的。这些正好奠定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合理化理论的现实批判性品质。四、把语言的社会功能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结合起来, 企图在人们的主体间性中建立一种心灵沟通和商谈的可能性, 从而达到社会自身的完善和改良。他把语言活动而不是语言本身视为生活世界的基础, 相比其他学者是一种进步, 因为这样才能为生活世界的改造提供可能性的条件。

总体来看,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和交往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理论具有很多的现实性和批判性, 不愧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他在哲学研究方法方面也很值得称道, 其精于思辨, 又兼顾实证主义的风格, 理性思考和生活经验并重的理路, 都为他的哲学添彩不少, 这些都能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哈贝马斯 篇8

关键词：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科技观

一、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率和效能增加和扩大舒适生活品的潜能, 把浪费变为需要, 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些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程度”。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灵魂, 把个人束缚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 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求中得以稳定的。”发达工业社会就是通过人们对这种虚假需求而达到对社会控制的目的。而且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 作为私人空间也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 大量的生产和大量的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 从而达到个人同他人社会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直接一致化, 这种一致化超过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功能。于是, 人们丧失了对现实的不满, 失去了反抗的精神。但实际上, “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只是顺从肯定, 从而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科学技术“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的需求, 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 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

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指出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技术理性的概念, 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 而且技术本身就是 (对自然和人) 统治, 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权益, 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就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 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 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

从上述可以看出, 马尔库塞的观点是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 认为意识形态主要功能就是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 是一种虚假的认识。他指出:“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功能, 它们不仅是生产力, 而且也是意识形态。”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 才履行意识形态的功能。

二、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同

马尔库塞认为科技掩盖社会弊端, 遏制社会剧变, 发达工业社会按照它的组织方式, 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 独立意识、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人们只关心自己的虚假的要求的满足情况, 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宣传等方式使这种虚假的需求变成人真正的需求,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 成为人实施统治的工具。马尔库塞最后的结论就是, “事实上,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这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 他悲哀地说, 现在“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 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 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 社会控制已经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 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 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软弱无力了。”

哈贝马斯认为:“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它就能很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丧失了政治意识的人民群众, 只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崇尚“技术统治论”, 发展科学技术, 生产足够数量的物质财富, 就认为是合法的不再考虑政治效应。技术控制并不诉诸暴力, 它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的。“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 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他认为, 科学技术力量, 作为理性的产物, 披上“合理”的外衣, 掩饰着劳动和相互作用中的各种不合理和不合法因素, 使现代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含糊起来了, 人们整体的生活实践在不知不觉中被工具性劳动代替了。

三、科学技术观的认识局限与解决途径

马尔库塞只用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来分析当代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化, 所以在认为现有技术不再具有解放的潜力后, 提出了一种在性质上不同于现有技术的新技术来取代现有技术, 即通过废除现有技术行使新技术, 从而使人获得解放的设想。根据马尔库塞的分析, 在当代西方发达社会, 技术和统治也就是合理性和压迫融合在了一起, 因此, 离开技术和科学的本身来谈解放是不可思议的。这样, 就需要一种新的科学观念, 根据这种新的科学观念得出一种新的技术, 这种技术不是去支配自然, 而是使自然的潜能得到释放和保护, 这种技术不包含对人的压迫, 而是包含着解放的潜能。马尔库塞不仅始终注意所形成的不同理论, 而且也注意原则上不同的科学方法。人们赖以把自然当作新的经验客体的那种先验框架, 不再是工具活动的功能范围了。一种能使自然的潜能释放出来和保护的观点, 代替了可能的技术支配的观点: (宇宙中) “存在着两种统治:压迫的统治和解放的统治, 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只有当至少一种可选择的设计是可思议的时候现代科学才被理解成为一种历史的唯一的设计。此外, 一种可选择的新科学, 又必须包含新技术的定义。”

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尔库塞的这种见解。他按劳动和相互作用在社会诸系统中是否起主要作用, 把社会诸系统划分为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两方面, 他认为, 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既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 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 社会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系统都是一个合理化问题, 他用劳动和相互作用区分的框架重新解释马尔库塞对技术发展的前景的估计, 特别是用这一框架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论述了传统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与制度框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后, 哈贝马斯提出, 在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两种趋势, 第一, 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 (资本主义) 制度的稳定性;第二, (科学) 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对这种经济生活的干预, 使得政治不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 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这使统治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靠的是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哈贝马斯认为, 由于制度进步的制度化,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在社会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用技术发展的逻辑来加以解决。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 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服从于功能性需要的政治, 则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哈贝马斯还认为, 晚期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后果是科技合理性正扩大为生活方式。他说:“马尔库塞用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的表述掩盖问题的困难, 可以从范畴上精确地加以确定。这就是说: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 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 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

哈贝马斯是从技术发展的理性化的双向过程看的, 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的扩展表现为对人的统治的加强不同, 并不是技术越进步, 就越是对人的控制的加强。

总之,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均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二者都对发达工业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尤其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有分歧, 他们都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消极的现象, 对科学技术采取了否定性和激进的批判态度。这种对科技进行伦理批判的直接结果, 不仅导致了反科学技术的观念, 全面拒绝科学技术, 而且导致了社会发展的悲观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 因而, 这种批判并不能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指明方向。但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科技观进行系统全面的剖析, 为人们研究、考察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9, 9, 8, 7-8.

[2]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38-39.

[3]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M].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 (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604.

[4]薛民.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功能理论评析[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2) :38.

[5]张成岗.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后技术理性”建构——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的现代诠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 (7) :43-47.

哈贝马斯 篇9

哈贝马斯认为, 兴趣本身必然包含着“适用于自己的知识范畴”, 这就决定它对认识具有指导作用, 所以他把兴趣视为“认识的组成要素”, 是内在于认识之中的———横亘在认识的“基底”中。哈贝马斯所说的兴趣既不是指个人的特殊嗜好, 又不是指群体的利益动机, 而是人类先天的普遍的认识取向或知识构成的心理意向。他在《知识与人类兴趣》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的三种认识兴趣———“技术兴趣”、“实践兴趣”、“解放兴趣”。

“技术兴趣”指向于对环境的控制和管理, 是通过合规律 (规则) 的行为而对环境加以控制的人类的基本兴趣。它发生在二元对立的主体与客体之间, 强调主体对客体的预测和掌控, 其核心是“控制”。技术的认识兴趣旨在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 扩大人类在自然界的活动领域, 并且利用和改造自然。“实践兴趣”是建立在对意义的“一致性解释”的基础上, 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理解环境的人类的基本兴趣。它发生在主体与主体之间, 它把世界视为主体, 并强调对意义的“一致性解释”和理解, 强调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 强调集体审议和公开辩论, 体现了平等对话的关系, 其核心是理解。实践的认识兴趣旨在理解“文本”的内涵, 体悟历史文化的精神, 它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交往需求。“解放兴趣”是人类对“解放”和“权利赋予”的基本兴趣, 这种兴趣使人类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可靠的、批判性洞察而从事自主的行动。解放兴趣所指向的是主体的诞生, 其核心是“自我反思”。“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兴趣决定的”。[1]也就是说, 解放的认识兴趣着眼于批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宰制和扭曲现象, 其实质在实现反思本身。

2. 认识兴趣理论对课程的影响

从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关系的向度可以把世界各国的课程理论归为四大类:常规性课程理论、描述性课程理论、实践性课程理论和纯粹课程理论。[2]从课程理论的发展史看, 常规性课程理论和描述性课程理论所追求的是“技术理性”———控制实践;纯粹课程理论所追求的是“解放理性”———反思、批判实践。

2.1 课程———控制实践

创造性、“技术兴趣”外在于目标, 是结果取向的, 其总是指向于某种结果或产物, 而这种结果或产物总是隐含在行动之前的观念或目标之中。受“技术理性”支配, 课程研究的目的是提供课程开发的“处方”———普适性的程序和规则。以“技术兴趣”为向导的课程体现在常规性课程和描述性课程上。常规性课程就是通过对某个或某些学校课程实践中的日常问题的探究解决, 归纳出课程开发的一般模式和原则, 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各样的课程文件, 然后将这些一般模式、原则、课程文件类推于其他学校的课程实践中的一种课程理论。该课程理论以泰勒主导的“目标模式”课程为代表。泰勒认为, 教育是一种改变人的行为模式的过程, 教育目标是使学生的行为发生所需要的变化。为了达到所需要的行为结果, 课程是按照其“目标模式”的程序“确定教育目标———选择学习经验———组织学习经验———评价教育计划”设置的。“泰勒原理”力图有效控制课程开发过程, 使课程开发过程成为一种理性化、科学化的过程。因此, 其课程范式重目标、重效率、重行为控制, 指向于获得知识与技能, 着眼于控制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教师的教学过程, 体现了“技术兴趣”的本质———控制实践。

描述性课程也认为课程领域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 通过运用客观规律, 对课程行为进行正确解释和预测, 最终达到对课程实践的有效控制, 它也同样追求“技术理性”, 描述性课程以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为代表。布鲁纳“结构课程观”强调学习者通过对学科基本结构的掌握而进行发现、探究学习。布鲁纳以尊重知识领域的独立性、反映学科的内在逻辑为前提, 这和泰勒的课程观一样, 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课程目标的先定性, 强调了课程目标的确定性、教育过程的可控制性, 并致力于对课程行为、课程实践的有效控制。“技术兴趣”对课程的影响是产生了“控制实践”的课程。它对课程开发的贡献在于它反映了课程开发这个特殊领域的基本规律或规则。但“控制实践”课程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 在课程的实施中, 教师充当“司机”的角色, 学生只是“旅客”, 被动地顺着预定的“跑道”被向前承载。其特点是:课程注重目标的实现和结果, 课程开发过程中的创造性不见了;每一具体学校实践的特殊性容易被忽视;教师在课程开发过程中的主体性、创造性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学生是被控制的对象, 他们在课程开发中、在教育过程中被置于客体地位, 主体性受到压抑。其课程评价没有师生的评价参与, 是目标取向的、与教学过程相分离的, 忽视了课程开发过程的复杂性和非线性。

2.2 课程———反思、批判实践

哈贝马斯认为, 在这三种兴趣中, “解放兴趣”是最基本、最“纯粹”的兴趣。在他看来, “解放”意味着“从外在于个体的存在中获得独立”, 是一种自主的状态而不是放任的状态。只有通过自我反思的行为 (即自我回归自身的行为) , “解放”才是可能的。

“解放实践”对课程的影响是课程通过反思实现人的解放。以“解放兴趣”为导向的课程体现在概念重构主义课程范式上。该课程范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理论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以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为理论基础, 着眼于个体自我意识的提升与存在经验的发展, 即“存在现象学”课程论。第二种倾向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解释学、知识社会学为理论基础, 着眼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社会公正的建立, 即批判课程论。“存在现象学”课程论是通过对个体“存在经验”的关注和意识水平的提升而指向人的自由解放, 它认为课程是“具体存在的个体”的“活生生的经验”或“存在经验”, 课程更主要的是“自我知识”而不只是外在于个体的文化知识, 并强调个体对其“自我履历”进行“概念重建”的能力, 个体通过“概念重建”提升意识, 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批判课程论是通过社会批判而指向社会公正和人的解放, 把课程的本质概括为一种社会的“反思性实践”, 课程就是行动与反思的统一。该理论认为课程开发过程不是简单地选择并组织课程内容的过程, 而是不断反思、批判文化知识并由此创生、构建意义的过程。

以“解放兴趣”为取向的概念重构主义课程范式, 其课程目标追求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公正, 这意味着教师与学生能够自主地从事课程创造, 能够在不断地自我反思、批判性理解的过程中达到自由与解放, 从而使教师和学生真正成为课程的主体:师生作为课程的主体, 学科、个体经验、问题作为课程的相对起点, 体验、理解、交往等作为主体的主要存在方式, 对课程不断进行意义赋予与重构、批判和超越。因此, 课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意义创造的过程。“反思、批判实践”课程的评价不再与课程的建构相分离, 它将贯穿于课程建构的始终。作为教学情境中的当事者———教师和学生, 在评价中充分地体现了主体性的地位, 从外部评价的压制中解放了出来。这种主体取向的评价模式尊重每个成员在评价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和多元化价值, 主张以质性评价取代量化评价。但其评价的难点在于没有一套理想的固定标准和准则作为普遍的参照点。

3. 从“认知兴趣”看课程的发展

受哈贝马斯的“认知兴趣”的影响, 课程的发展经历了由“控制实践”到“反思、批判实践”;由关注目标到关注过程;由重视学科知识的传授到重视人的发展;由静态课程开发到动态课程开发;由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由线性到非线性等, 这些体现了课程理论受“认知兴趣”的影响, 在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向前发展。

从“认知兴趣”对课程发展的影响, 我们可以逐渐认识课程的本质:课程的本质是发展人的, 是为人而设计的、由人而为的、属于人的实践活动, 它关涉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 是“未完成”且具有无限潜能的人。[3]哲学人类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认为, “人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人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人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 进而为课程的构建提供了多种可能。因此, 概念重构课程理论和后现代课程理论流派都把课程视为具有不确定的、情景性、价值负载的文本, 提出了课程学习的多元方法。多元化的课程本质, 促进课程构建的多样化。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柯希给多元主义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多元主义不是抛弃原则和基本真理, 而是接受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的一种能力, 即理解他人如何克服缺陷、充分理解、减少片面性看法的一种能力, 是扩大为自己设身处地地去理解的一种状态。”故当今课程多元共存的格局, 并不是课程理论发展的杂乱无序。相反, 每一种课程理论都有各自的生存土壤, 都在完成各自的课程使命, 课程理论多元性的发展格局拓展并深化了课程的本质, “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 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一”即是一切, 并不是说一切都可以被吸纳入“一”之中, 而是说“多”可以被追溯到“一”, 并进而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因此, 多元格局的课程理论是对课程本真的逼近, 预示着课程今后的发展方向。我们期待着课程领域对概念构建主义课程和后现代课程的超越, 拓展更为合理的课程建构性理论和实践的空间。

摘要：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哈贝马斯虽非教育专家, 但他的交往理论、新理性精神等极富建设性的思想对教育界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对课程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的哲学思想, 是他的认知兴趣理论。

关键词：哈贝马斯,认知兴趣,课程发展,影响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著.李黎, 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129-133.

[2]张华, 石伟平.课程流派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前言.2.

哈贝马斯 篇10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理论,ERP实验

一、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概述

哈贝马斯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对交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理论家。他将交往问题作为社会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影响深远。交往行为理论以语言为媒介，以主体间的诚实对话为主要形式，旨在通过主体间无任何强制性的“恰当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以实现生命价值。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交往理性，理论基石是“主体间性”和“恰当的对话”。交往理性，是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概念，它承认人在生活中是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语言进行彼此的交流。主体主要视为语言交往的主体，是“主体间性”的主体，而非一个仅仅面对客观世界的主体，“主客体”关系变为了“主体间性”关系。交往行为是指主体间遵循着有效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通过无任何强制性的诚实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的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关注的重心应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最重要的途径是“恰当的对话”，哈贝马斯特别指出这种主体间的语言交往应符合三个原则：真实性、真诚性、规范性。在这三个前提下，语言交往才不是虚假的骗局，才符合大家共同遵循的规范，才具有它的严肃性和认真性。惟其如此，交往才可以进行，共识才能达成，理性才得以保持，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才能被摧毁，和谐一致的、其乐融融的团结社会才能形成。同时，哈贝马斯把现代社会划分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两个层次，系统世界包括社会运行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过程，它遵循的是权力和金钱的逻辑;生活世界则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个方面，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行为是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是交往行为，人们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相互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并促进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遵循这一逻辑，其目的在于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在交往理论中，哈贝马斯强调对话双方作为交往主体存在，而消解了人被当做工具的客体属性，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回归。这一理论对我们当前的实践教育具有深刻的启示，高校应探索并建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互为平等交往主体的新型实践教育模式。

二、ERP实验的特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发展纲要》)中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同时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要深化教学改革，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

根据《发展纲要》精神，学生学习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极其重要的一环。对经济管理类专业来说，传统的实践教学模式是学生必须深入企业实践。但近年来，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以及企业的残酷竞争，使得大学生很难接受实习。即使参加实习学生也很难得到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训练，实习学生往往成了企业业务繁忙时期的简单“帮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计算机辅助、电子仿真等手段的不断涌现，很多高校建立了经济管理类实验室，以模拟企业的运作环境，提供学生仿真式、体验式的实践场地，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就是ERP(企业资源计划)实验室或ERP实验平台。

ERP是对企业的所有资源通过企业流程再造进行整合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管理水平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当前，各高校纷纷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用ERP软件建设ERP实验室或ERP实验平台，仿真模拟企业的生产经营。ERP实验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基础知识的实验和学习，主要是对ERP所涉及的不同专业的知识和软件进行专业性的学习，如财务会计、市场营销、生产制造、人力资源、金融、税收、企业管理、信息管理等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相应财务软件的操作，比较专业，单一性较强。第二层次为沙盘推演，即由不同专业的学生组建一个行业中的不同公司，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下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各公司初始设立的资本额相同，经过几年的经营之后，公司则呈现出不同的业绩或成长性，以此评价经营业绩，这一层次是纯手工模拟。第三层次则是对企业信息化的模拟，各实验小组(公司)利用ERP软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数据进行处理，实现公司的无纸化、信息化管理。这一层次要求较高，既要有理论知识的整合，又要求对软件功能进行熟练驾驭，对不同功能的基础数据进行科学、合理、规范的设计，对不同部门所涉及的软件功能进行协调，以实现信息数据的无障碍处理和传输，最关键的是需通过软件的设计和规范来实现企业的管理制度、控制手段、经营理念的渗透和执行。

从ERP实验内容的层次和递进性可以看出，ERP实验具有以下特点：

1．综合性、复杂性。

ERP实验除第一层次的专业基础实验是以专业、班级为单位进行外，第二、三层次都是不同专业共同进行的跨专业综合实验，综合性强、难度高。这可以从实验平台的构建、实验内容的设计、实验工作的组织几个方面来分析。ERP实验平台的构建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管理复杂，不是哪一个专业实验室可以承担或兼任的。它是以专业实验室为基础，同时建立ERP沙盘实验室、模拟市场实验室、ERP综合实验室或ERP信息化实验室，以学校的实验示范中心为龙头，协调相关专业院系，根据学校经济管理实验资源的已占有情形，进行统一规划、科学布局，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综合利用资源，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从实验内容的设计来看，ERP实验不是哪一个专业老师可以独立完成的，需要多个专业多个学科知识的协调整合，根据实验目标进行优化。高质量的ERP实验内容设计一定是跨专业优秀团队进行良好沟通和交往的结晶。ERP实验工作的组织涉及范围广、专业类别多，参与的老师、学生均来自不同的专业和单位，时间、空间上的组织难度都很大，需要进行充分的协调、良好的沟通，才能有效组织ERP实验。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在ERP实验建设、准备和实施的不同阶段，其综合性、复杂性决定了各参与主体必须基于平等的原则(即“主体间性为中心”)，通过科学的规划组织，充分协调，逐步消除差异，以实现ERP实验从硬件建设到内容设计再到组织实施的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

2．自主性。

ERP实验是针对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开设的、综合性较强的实验，学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自主性较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希望或是被要求参与ERP实验的学生必须自主进行ERP知识和技能的准备;二是ERP实验从沙盘推演到信息化实验，各参与团队都是在同样的公司规模、同类产品市场上展开竞争，除了初始数据、每年的市场规模数据，各团队需要自主制定本公司的发展战略。在信息化实验阶段，企业规章制度、控制手段如何体现在ERP软件初始数据的设计和数据的传递流程上等均由各参与团队自行设计、自行实施。老师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再起主导作用，而只是答疑解惑的咨询顾问;老师的意见不再主宰实验结果，该结果必须由团队的智慧加上老师的点拨得出;师和生之间、生和生之间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根据公司经营的具体情况，通过“充分对话”，分析公司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寻求最优的决策方案。

3．生活性和差异性。

ERP实验是对现有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全真模拟、全程体验，实验内容和实验模式都是基于客观的生活世界，是师和生之间对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是生和生之间不同知识的融合。如果师和生之间还停留在理论教学的“教”与“管”模式，处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教师占主导地位，学生被动接受，则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很难激发学生去积极发现问题、认真分析问题和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生和生之间因为专业知识的差异性，需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进行平等而充分的交流、讨论，充分发挥不同成员的专业所长，实现团队的业绩最优。ERP实验的仿真性、体验式决定了其生活性，老师的先验性和学生的差异性也决定了实验的执行、实验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师和生之间、生和生之间的平等对待，通过充分对话、充分沟通，使参与的每一位学生能在老师的积极引导下，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在企业模拟、市场竞争中尽职尽责，明确未来岗位的责任，认识到团队的重要作用。

三、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看ERP实验

1．基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建设ERP实验平台。

ERP实验平台建设涉及的范围广。它既要对原有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实验室进行整合，还必须建立新的实验室;既需要实验中心的统一规划，更需要各专业院系的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既需要资金、资源的优化整合，更需要技术、知识的优化整合。ERP实验平台的建设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远远比单一的专业实验室复杂得多。如果在ERP实验平台建设过程中，示范中心和参与院系之间、领导和下属之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其对客体“有效性需求”的忽视，则每个参与单位和个人都会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过分强调个体差异性而忽视整体效益。示范中心在ERP实验平台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树立主体观念，强化主体意识，确定各参与单位和自己均属于交往行为中的主体。各参与单位和个人在平等的状态下，应打破行政制约、打破资历优越的传统观念、打破先验主导，进行充分的交往和沟通，达成共识，实现真诚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建设好ERP实验平台。

2．基于“生活世界”理念科学设计ERP实验，为学生营造理性交往的环境。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生活的整个世界分为自然存在的客观世界、社会交往的社会世界和情感意志的主观世界三种类型。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组成。根据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他所说的生活世界理解为个人社会行为的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交往活动。生活世界是行为主体进行交往的先决条件。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社会性主体才能从事学习，因而学习不是孤立的纯粹的个人行为。主体必须进入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结构，走进交往系统，融入到文化氛围中去，在社会中学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理性结构。”

ERP实验的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仿真模拟来体验专业所对应岗位的工作职责，将长期所学的理论知识、形成的主观意识以及对社会世界的认识，通过实验过程以及与同学老师的互动、沟通、合作，形成对未来职业的信念，明确要求，坚定信心。所以，ERP实验内容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学生在此实验中的需求，一方面，按不同层次的实验目的合理设计每一层次的实验内容，力求每一层次的实验内容都能模拟社会世界中的现实企业，充分考虑业务的全面性、合理性;另一方面，必须基于学生只有理论、缺乏实践的事实，设计内容由浅入深，引导学生逐步将社会世界现实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如可以选择某一典型企业，将该企业所有业务、数据进行加工成实验不同阶段的内容。

3．基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原则开展ERP实验。

“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青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塑造学生的主体性心理结构是教育的关键所在。实践是人类自觉自我的一切行为，实践只有在自觉的意识下才是人性的、人格的。实践教学应该是学生本体的自我自觉行为，只有在平等的关系中，学生作为实践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才会激发参与的兴趣、唤醒自身的潜能、全身心投入到实践活动当中，相互借鉴、相互启发，激活各自的知识结构，整合知识、彰显观点，在激烈的争辩中、在问题的探究过程中进行自我反思，打破自身的思维定式，获得知识的升华。

ERP实验教学是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全真模拟，虽然情境的真实性有所不足，但是业务的发生处理、岗位的职责、不同岗位之间的合作、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都是企业的基本模式，实验效果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实验者的真诚参与，而实验者的兴趣、发挥空间直接关系到参与的真诚性。如果实验指导老师和学生之间或学生与学生之间处于“主体圮客体”关系，则信息的传递是单一的，老师的霸权或某些学生的霸权会直接影响实验交往的合理完成。只有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师生之间或生生之间都是主体，“主体圮主体”进行真诚对话，才能使主体之间相互包容、相互接受，从而实现相互理解、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样，平等的交往才会激发内在的求知精神、才会有观点的碰撞、才会有思想的火花，对问题的分析更加透彻、对问题的处理更加合理，从而实现圆满合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平等性和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如老师在知识和经验上的先知性、学生之间的知识差异和能力差异等。倡导主体性、主张主体之间的平等合理的交往，是避免ERP实验走入工具理性的泥沼。差异性和个性在实验交往过程中可以以平等对话来引导实验的有序进行、引导弱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不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交叉和融合，最终实现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唐静, 朱智广.和谐实践教育模式新探——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2

[2].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哈贝马斯 篇11

关键词：公共领域,话语移植,本土建构

进入Web2.0时代以后, 以论坛、博客、微博等为代表的SNS型或准SNS型网络应用大量涌现, 网络社会化的倾向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网民选择加入不同的网络社区, 彼此之间交流互动不仅借助新媒体平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 甚至趋向于实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交融。这一现象引发了大量的反思, 各种探讨、批评、预测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逐一展开。其中, 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作为工具, 从新闻、传播、政治、社会等角度分析当前的网络舆论的作用和影响成为学术热点。

和众多其他引入中国的学术词汇一样, “公共领域”也是泊来品, 它以及其所指代的思想内涵进入我国学术领域的方式被概括为话语移植。话语移植固有的跨文化交流特性决定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和中国学术语境之间存在着匹配难题, 具体表现为对它在中国的适用性、适用度的反复追问。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则是学术共同体的努力, 是依据本土经验的创造性运用。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本土适应、发展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译介输入、套用借用、本土建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它与中国学术语境之间的匹配难题得以解决。

尽管早在哈贝马斯之前, 汉娜·阿伦特对“公共领域 (public realm/sphere) ”的分析就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 也影响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的思考。但是,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一词受到各个领域的普遍关注, 还要归功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并不是阿伦特思考的核心, 她从解决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入手, 将公共领域中的“行动 (action) ”看作人之为人的条件之一。在她的政治哲学思考中, 公共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将个人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 (the common world) 。[1]哈贝马斯则致力反思西方社会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 其“公共领域”的含义指涉历史、政治、文化、新闻媒体等诸多领域。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 哈贝马斯正式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 对“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2]进行分析。因德语中的Bürgerlich一词兼具“资产阶级 (bourgeois) ”、“市民阶层 (citizen) ”和“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 ”诸义, 英文译者勉强将之译为“资产阶级”。[3]德语Bürgerlich一词内涵的复杂性既让哈贝马斯的论述充满了复杂的张力, 也为一些读者提供了文本依据, 将“市民社会”视为“公共领域”的基础, 思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 引发一代学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重新思考。托马斯·博格 (Thomas Burger) 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译为英文。英文版出版后, 哈贝马斯三十年前思考的问题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 无论学术讨论, 还是日常交流, “公共领域”都成为高频词汇。[4]

在此背景下, “公共领域”理论传入中国。1995年, 汪晖在《读书》杂志上概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一词的内涵及美国学者利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学的情况。[5]1998年9月, 曹卫东、刘城北等人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译成中文, 1999年1月, 该书中译本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前, 曹卫东曾撰文《从“公私文明”到“大公无私”》于《读书》杂志介绍《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写作背景、历史效果、受到的学术批判和挑战。并于1999年另撰文《走进“公共领域”》专门介绍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6]上述国内学者为哈贝马斯及其“公共领域”进入中国架起了桥梁, 其中以曹卫东为首的译者更是功不可没。此一时期, 对“公共领域”的研究集中在译介方面, 在翻译的基础上转述、概括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通过上述学者的努力, “公共领域”这一范畴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接受。其中, 部分学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基本界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沟通领域, 并运用它来剖析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公共领域”由此被移植到中国的学术领域, 并逐渐成为一个影响巨大、跨学科的学术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 在国内一些学者借用这一范畴的内涵、框架分析、批评中国社会状况之前, 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已经用它研究中国问题, 当时研究焦点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市民社会吗?”。[7]回答这一问题时, 学者们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公共领域的问题。无论是罗威廉对晚清汉口的城市研究, 还是玛丽·兰金对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国家权力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都把公共领域或近似公共领域的社会机制的出现作为支持其观点的依据。他们以及他们的批评者魏斐德都默认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7]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观念是由他们想要解答的问题决定的, 或者说取决于他们的提问方式。在哈贝马斯那里,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 借用它们来解析中国的社会现象, 在逻辑上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于是, “中国曾经存在过公共领域吗?”和“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市民社会吗”这两个问题之间就形成一种循环论证, 或者说, 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互为因果。这种抽离文化、历史语境和现实情境的话语运用本身就是话语移植的一种表现, 在话语和其适用环境的匹配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西方学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 罗威廉为自己所做的修正与辩解[7]以及黄宗智具有创见的分析与发展[7]都表明学术话语的跨文化移用存在着诸多弊端, 创造性地参照、批评、改造才是合理的移植途径。

西方学者学术实践中的警醒并没引起紧随其后的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 早期国内的公共领域研究并没有规避、修正业已出现的弊端, 而是采纳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 沿袭其研究理路, 分析中国晚清至民国时期区域性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发展情况。哈贝马斯笔下带有特定文化历史内涵的公共领域概念被缩减为更具代表性的模型, 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出现的社会现象被视为这种模型的样本。公共领域的内涵被设定为官私之间并无交集的社会领域。国内较早涉及公共领域应用研究的王笛就认为:“‘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是既非个人又非官方而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领域。……虽然关于公共领域问题存在各种争论, 但是在晚清, 处于‘私’与‘官’之间的公共事业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勿庸怀疑的事实。本文将借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 揭示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事业及其组织的扩张与意义。”他列举带有公益性质的以民间组织、官民合办组织、新兴传媒报刊为例, 指出这些组织在当时社会结构中处于民间与官方 (国家权力) 二者之间, 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交往中介的角色, 具有公共性的特征, 完成了社会赋予公共性的任务, 大体符合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 由此推定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公共领域”。[8]将长江上游的上海作为研究地点的周青松是这样看待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是指由私人构成的不受官方控制的私人有机体, 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通讯、交通、出版、新闻、杂志等非官方组织或机构, 是介于个人和官方之间的社会领域。这个领域坚持自我调整的地位, 但同时却诉求公共权力来公断和调停其内发的冲突。”[9]正因为历史学者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涉及到新闻、出版、报刊、杂志等媒体, 媒体公共领域日益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从数量上看, 已经超过了对公民社会的关注。一些学者把近现代报刊杂志作为中国媒体公共领域的雏形, 或是建构公共领域的重要途径。《申报》、《民报》、《大公报》、《时务报》、《生活周刊》等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报刊被视为建构早期公共领域的重要场所。其中, 有人将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大众生活》的信箱栏目作为“中国近代报刊公共领域形成的首次成功尝试”。[10]基于学养、史识, 一些历史学者在利用“公共领域”为工具进行研究时, 本土特色越来越明显。在这方面, 方平、许纪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方平将传统意见表达模式分为帝王官吏模式、在野精英模式和民众反抗模式三种, 他认为通过民办报刊上的新闻报道、社论时评又增加了代言模式, 在代言模式上又生发出灌输模式。通过报章代言—灌输模式所表达的社会舆论其性质属于“公众舆论”, 是“公共领域实现‘自我理解’的产物”, 成为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重要依据。[11]。“代言—灌输模式”是颇具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概念, 是分析中国本土的问题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地运用。许纪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明确提出可以跨文化地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现象, 并认为“中国的经验不是对欧洲的简单重复和模仿, 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公共领域, 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移植而来的外来理念或结构, 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 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等。”[12]在方平、许纪霖等学者的努力下, 中国本土元素不断加入公共领域这一外来学术话语中, 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套用、借用逐渐向创造性地应用转移。

在关注媒体公共领域时, 研究者仍然会涉及到公民社会的问题, 但是, 在受关注程度上, 公民社会越来越不如媒体公共领域。新媒体的出现让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正是对新媒体的解读过程中, 中国学者接继并发展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网络公共领域概念。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基于它而形成的互动平台日益成为网民发表见解、讨论公共事物的虚拟空间。一些学者敏锐地捕捉到在我国特定的传播环境中互联网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陈洁指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BBS给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带来了新的曙光。[13]苏晋京发文讨论网络革命和国内公共领域发育的问题。认为网络信息的特性“对现实的公共领域具有解构作用”, 网络的发展, “将构建起新的虚拟公共领域”, 网络中的“电子广场”和虚拟社区具有“类似于巴赫金的杂语概念所指称那种无中心话语优势或去中心话语优势”, 为自由平等的对话和讨论创造了条件, “具有自由批判的特征, 以致公共领域的重新崛起”。[14]尽管一度有人置疑这种观点, 认为“网络媒体的繁荣不能宣告公共领域的形成”, 中国建构公共领域还需要具备其它相应的条件。[15]但是, 更多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几乎淹没了反对、质疑的声音。2000年以后, 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逐年递增。博客、SNS社区、微博等新型网络应用普及以后, 与网络公共领域相关的研究更是呈爆炸性增长的趋势, 批评、反思、建议等不同立场的文章大量见诸学术期刊。网络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术概念被我国学界所接受。

与国内热烈地讨论网络公共领域的情形不同, 国外学界对互联网和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不多见, 即便有, 也多倾向于阐述互联网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如珍尼弗·斯特罗姆盖瑞 (Jennifer Stromer-Galley) 对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选举投票行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就明显带有制度反思、制度设计的特征。[16]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博曼 (James Bohman) 曾撰文分析互联网和公共领域的关系, 在区分传统交流和网络交流的差别后, 他认为互联网上的公众是一种“弱化的公众 (‘weak’publics) ”, 只有当这些网民参与到传统的制度化决议程序时才可能成为“强化的公众 (‘strong’publics) ”, 届时, 才可能借助现代科技创造出一种分布式公共领域 (“distributive”public sphere) 。[17]他眼中的网络公共领域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 还是一种未来的理想。总体上看, 西方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互联网公共领域, 涉及者也并没有把它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代表形态。个中原因不难推想:各方政治势力借助各种形式的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 对西方民众而言, 互联网并不是他们表达公共意见、讨论公共事物的首先或主要途径, 学术界自然也不会对这一问题多加探讨。

我国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都和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西方经验对互联网与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反思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正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 不能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其独特的发展历史隔离开, 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2]也就是说要把学术话语和它的生存情境、具体语境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我国学界对新媒体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索, 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探索,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哈贝马斯并没有预见到网络社区的发展, 自然也不会讨论虚拟社区的公共性问题, 更不会讨论网络公共领域。他对媒体公共领域的见解仍基于西方大众传媒的现实, 并非源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网络公共领域的提出, 是中国学者针对本土新媒体发展和社会现实, 创造性地运用国外学术话语, 构建对本土问题的理解。这种方式正是黄宗智当初采用的研究理路, 其间的差别在于黄宗智提出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来取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18]而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者保留了公共领域的概念, 并对它进行了拓展。这种拓展是以当前我国媒体发展的现实情况为基础的, 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对我国的学者而言, 网络公共领域的概念不止是一个汉语词汇, 还是对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现状的反思和期许, 是基于中国地方性经验的一种理论建构, 因此, 国内学者提出并大量讨论网络公共领域, 实质上是在发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是对移植而来的学术话语的一种本土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