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三螺旋模型（精选6篇）
改进三螺旋模型 篇1
摘要：文章提出以德尔菲法对三螺旋模型予以改进, 以增强其适用性。并以此改进模型为指导, 以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为例, 分析大学、产业与政府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分工与合作, 建立起人才培养的三螺旋模式。
关键词：三螺旋模型,德尔菲法,景德镇,创意产业
1 文献综述及三螺旋改进模型的提出
埃茨科瓦茨和雷德斯道夫于1995年首次提出三螺旋模型。他们认为, 创新系统的进化深刻反映了大学、产业与政府三者关系的不同制度安排与路径选择。国家制度不同, 其创新系统也必然不同, 大学、产业与政府三者关系的演进体现了创新系统的高下之分。第一类是国家社会主义模式, 政府通过行政体系和计划体制来掌控其他机构的创新资源, 产业和大学被看作是相对弱小的机构范围。第二类是自由放任的模式, 政府、大学与产业三者彼此分隔, 相互间具有高度确定的边界。第三类最发达的模式是重叠模式, 即三螺旋模型, 在这里, 大学、产业与政府三者的制度领域部分重叠、功能渗透, 彼此联系与支持, 产生一个创新的基础结构[1]。
三螺旋模型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2002年以后逐渐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 但是整体研究还不够。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三螺旋”为主题关键词检索, 2003年相关论文为1篇, 2004年为1篇, 2006年为4篇, 2007年为6篇, 2008年为7篇, 2009年1至5月为7篇。从文章研究的涉及面看, 学者们主要围绕知识创新、产学研结合、创业型大学建设等有限的几个方面, 研究面还有待拓展, 如:资武成[2] (2009) 等4篇文章都是研究三螺旋模式所要求的产学研结合问题;刘元芳[3] (2007) 等7篇文章都是阐述三螺旋模式指导下的创业型大学的建设构想。
国内对三螺旋模型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不足, 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大于客观, 判断多取决个人臆断, 比如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方面, 哪些职能是独立属于政府、产业与大学的, 哪些职能是需要两两配合渗透的, 哪些职能是需要三者重叠渗透的, 这些问题不搞清楚, 研究成果必然脱离实际, 不能为实际工作中的分工合作提供指导。
因此, 为了推进三螺旋理论的深入, 本文认为, 应适当借鉴德尔菲法 (Delphi Method) 对三螺旋模型予以改进, 以专家组的反复评判消弭个人的主观偏差, 为创新职能的合理分工协作打下基础。改进方法为, 先列举出某创新工作所需要的各项职能, 然后由专家反复多轮次评价, 在此过程中专家可以对所列职能或遗漏或重合之处进行增删修正, 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从而建立起在创新工作中大学、产业与政府的职能分工与合作的三螺旋模型。改进模型如下:
本文认为, 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也必须以三螺旋改进模型为指导开展研究, 这一点是由创意产业人才的多重创新特质所决定的。下面将以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为例试作探讨。
2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创新性素质与技能要求
创意产业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 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 是区域产业创新的重点领域。从检索结果看, 目前从三螺旋理论角度研究创意产业的只有王如东[4] (2008) 1篇文章, 研究很不够。
“创意产业”这一新术语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背景和语境。新术语、新行业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对旧术语、旧行业的反思与批评, 反映了对旧行业发展思维与理论范式的调整与反拨。创意产业的创新根本点在于它强调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 通过行业跨越, 寻找新的增长点, 推动全社会创造性发展, 促进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 知识密集、内容密集、高整合性是它的产业特征。在创意产品的开发上, 凯夫斯认为, 创意产品不是单一要素的产品, 它的完成需要多种技能, 注重技巧的纵向区分与融合;在创意产品的市场推广上, 具有需求的不确定性, 要求技术、经济和文化的交融。因此, 创意产业人才必须是宽门径的复合型人才, 既要具备创意开发技能, 又要懂市场、懂艺术[5]。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所要求的技能与素质初步列举如下:
(1) 独特的性格特征:一是富于想象, 头脑灵活, 乐于接受挑战;二是敢于创新, 不循规蹈矩, 不墨守成规;三是年轻, 有创意的激情冲动。
(2) 高度的审美能力, 持续不断的组织学习能力, 创造性思维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 独立的判断能力。因为创意工作既需要合作, 又需要分工。
(3) 一般性的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及与产业整合知识。因为只有具备了企业经营管理知识, 才能掌握创意企业经营与商品市场的一般规律。
(4) 品牌创新与市场运作的知识与能力。因为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 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更重要, 而拥有市场的重要途径就是拥有强势品牌。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必须进行有效的品牌经营。
(5) 相当的人文背景知识、人文素质、文化品位和文化底蕴, 具有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观, 掌握一定的人文方法。
(6) 一定的文化产品鉴赏能力, 以及对文化市场的敏感度。
(7) 具备相当的文化产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例如, 在景德镇从事陶瓷文化旅游业必须具备一般性的旅游产业的专业素养, 从事陶瓷收藏业则必须具备文物专业素养。
(8) 具备良好的艺术创意思想与创意技能。
(9) 具备创意产业领域所应具备的经营管理与销售的创意思想和创意素质, 观念具有高度的流畅性与多样性, 市场思维灵活, 认识新颖。
(10) 具有一定的陶瓷专业技术素质, 具备陶瓷制作与陶瓷工艺的一般知识, 能掌握陶瓷商品的特殊规律。
(11) 具备陶瓷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般知识。因为陶瓷文化创意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与积淀, 这是许多陶瓷产品具有很高附加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12) 具备一定的社会知识与社会实践能力、人际处理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与职业道德。
(13) 具备相当的信息化、电脑多媒体、互联网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因为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 通常与新技术相结合, 具有时尚性。
(14) 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 尤其是知识产权知识。因为创意产品来自创造力, 属于智力财产, 只有在产权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良好的回报。
(15) 具备知识技能的适时更新能力, 能根据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 在实践中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 保持知识与技能的前沿性。
上述每一项技能与素养都要求得到培养, 因此它们分别代表了每一项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职能, 初选职能共为15项。
3 模型分析
针对各项职能, 本文课题组聘请15位专家根据德尔菲法对每一项职能的分工归属进行多轮次评价, 结果如表1所示。某项职能若被认为应属于大学, 则在对应的大学空格中画“√”, 其它类推。在“合计”列, 若某项职能有一个“√”, 则对应数字为“1”, 表示该项职能是独立职能;类推, 若某项职能共有两个“√”, 则对应数字为“2”, 表示该项职能是两层重叠职能;若有三个“√”, 表示该职能为大学、产业与政府的三层重叠职能。
然后, 我们可以根据表1绘制出人才培养职能分工与合作的三螺旋图, 反映更直观 (如图2) 。
根据这个三螺旋图, 我们可以直观考察景德镇的人才培养问题, 直接建立起所需的人才培养的三螺旋模式。
4 人才培养三螺旋模式
人才培养三螺旋模式的特点在于大学、政府、产业各司其职, 职责分明, 既有各自的独立职能, 又有需要协作渗透的两层重叠职能与三层重叠职能。
(1) 大学、产业与政府 (包括行业组织) 的职能定位
1) 大学是创意产业的智力源泉与开发基地, 是行业人才培养的直接责任者与实施者。景德镇地方高校与职业院校应根据上述分析开展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剖析本地区高校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等方面的缺陷与创新着力点, 探索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教学途径,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建立起应用型职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条件的可以设立创意专业, 其课程应包括人文课程、审美课程、艺术课程、设计课程、经营管理课程、陶瓷制造课程、知识产权课程等, 以发展全面的专业素养。另外, 学校应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与实习, 建设实习基地, 支持学生社团与组织活动, 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与情商。
2) 企业是产业主体, 是创意产业人才成长的实践平台。首先, 企业自身应创造活跃的创意环境, 鼓励创新、激励创意。其次, 企业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与在职学习, 如函授、进修等, 使员工能够持续知识更新。再次, 企业应与高校合作, 为大学生实习与员工培训提供成本合理的途径。另外, 企业还应积极参与政府组织与行业组织, 参加他们组织的员工学习与培训以及信息交流与探讨, 以行业规模摊薄培训支出, 减轻自己的财务负担。
3) 行业组织也是产业的重要机构, 是产业代言人与利益维护者。首先, 行会应适当扮演教育培训机构的角色, 开展公共性的人才培训, 促进业界的知识更新与技术发展。其次, 行会应适度扮演监督机构的角色, 监督企业的培训投入与职业道德。再次, 行会还应适当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通过制定职业资格标准, 引导创意产业人力资源的发展方向, 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
4) 政府是创意产业人才成长的外在环境保障, 是公共物品的供给者, 带来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福利保障。首先, 政府应以政策法规为引导, 创造良好的创意氛围, 规范人格塑造, 强化职业道德, 并通过制定合理产业政策鼓励大学生投身于创意产业的创业活动。其次, 还应以政策引导社会资源向教育领域流动, 确保教育经费投入。再次, 还应组织人才调研, 制订行业人才培养的政策、战略和举措并组织实施, 以价格、人事政策等手段调节人力资源在部门与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2) 合作机制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 两层重叠职能与三层重叠职能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人格、情操、道德意识等内容, 另一类是各种知识、技能与文化素养等内容。前者是精神修养层面, 不是某一个部门所能为, 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培育, 要从小抓起;后者主要是后天学习所得, 由于多元技能知识的完善与更新需要多渠道获取, 因此也需要全社会参与。
笔者在景德镇调查发现, 合作机制的缺失是创意产业人才队伍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高校的理论教学缺乏实践基地;企业则缺乏高端智识的指导, 不能及时总结经验与准确预测;政府与行业组织不具备相应的师资。各类主体各自为战, 造成资源浪费, 教育产能低下。因此, 各类主体应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 建立深层次的合作机制。企业应以实践基地为依托提供实践资料, 提出初步的人才需求设想;地方高校应探索更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教学途径, 探索如何将实践教学及第二课堂教学与陶瓷文化创意相结合, 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与就业技能, 同时为企业承担部分培训任务, 真正建立应用型、职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政府与行业组织则应该充分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 节约社会成本, 花小钱办大事, 不花钱也办事, 共同促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HENRY ETZKOWITZ, MAGNUS KLOFSTEN.The innovating re-gion:toward a theory of knowledge-based regional development[J].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5, 35 (3) :243-255.
[2]资武成.基于三螺旋理论的产学研创新集群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3) :5-7.
[3]刘元芳.基于创新三螺旋理论的我国创业型大学的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 (11) :106-108.
[4]王如东.基于三螺旋的创意城市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 2008 (5) :78-79.
[5]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67.
改进三螺旋模型 篇2
19世纪中后期至今, 大学在经历了两次学术革命后, 正发生着从“研究型”向“创业型”的变革, 创业型大学除了研究和教学之外, 还承担着第三种使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创业型大学的构建已成为国际大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这种新兴的大学模式正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有关资料显示, 鉴别、创造知识产权并使其商业化已成为各大学的制度性目标。创业型大学已经展示其独有的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
2005年, 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中, 杨玉良 (现国务院学位办主任) 发表了“如果复旦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按照现在提出来的概念, 就是创业型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复旦最好的榜样”的讲话。他认为“创业型大学”是大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官、产、学三螺旋理论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是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兹、和荷兰学者罗伊特·雷德斯多夫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有关企业、政府和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利用生物学中有关三螺旋的原理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企业、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相互依存、互动发展的关系。该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我国也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三螺旋理论的出现有助于我们理解高等学校运作中的众多的复杂理念和相互关系, 为我国大学向创业型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 三螺旋模型理论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 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表现为一种创新性的三螺旋模型 (Triple Helix) 。三螺旋理论提出了一种非线性螺旋形的创新模式, 大学、产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通过结构制度等的安排与设计实现三方密切合作、相互作用, 以加强资源分享与讯息沟通, 提高整体效率。同时, 三螺旋合作模式表现为大学、产业、政府在机构上彼此独立在范围上互有重叠 (如图1.1) 。
在三螺旋模型中, 大学、产业和政府的触角可以伸向属于另一方的领域, 使旧有的边界日渐消失, 范围不断重叠并相互渗透, 各种功能有机结合, 融为一体, 形成一种如DNA三位螺旋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相互依赖, 共同发展, 实现跨边界的协同合作。政府拥有决策权力, 可利用决策过程来干预或调控大学及产业的运作;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技能的来源, 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产业的市场力量, 则通过消费、声望和品质来影响政府与大学的经营绩效。这种新型的三方相互渗透关系是推动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的重要因素, 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 各参与者相互作用, 从而推动创新系统螺旋上升, 促使创业活动深入发展。
“创业型”大学在知识经济的新角色是“三螺旋模型”理论的核心之一。亨利·埃茨科维兹在《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一书中, 对“创业型”大学这样定义: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及其组成人员对从知识中收获资金的兴趣日益增强。这种兴趣和愿望又加速模糊了学术机构与公司的界限, 公司这种组织对知识的兴趣总是与经济应用和回报紧密相连的。由此可以看出, “创业型”大学是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关系发展的原动力。高校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转到创业和商业化操作中。“创业型”大学通过为企业做咨询和直接创建新企业等形式服务于产业, 通过政府重大研究项目, 特别是一些军事相关项目等服务于政府。所以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与转化的关键, 还是知识空间、趋同空间和创新空间得以形成的关键。
(三) 创业型大学的衡量标准
“创业型”大学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和扩展了原有的教学职能、研究职能和服务职能, 包括研究成果的转化、创办衍生公司等, 并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
国外学者伯顿·克拉克和埃茨科维茨对“创业型”大学的衡量标准分析具有代表性。伯顿·克拉克从高等教育内部入手, 分析了欧洲5所大学的发展变化, 总结了20世纪晚期欧洲大学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创业反应, 对“创业型”大学做出了确切的特征描述: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强与外界联系、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强有力的学术核心和“创业型”的校园文化。伯顿·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能够说明那些立足自身适应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的现代大学的特性, 尤其能够说明这种大学的优势”。
被誉为“三螺旋之父”的埃茨科维茨将创业型大学定义为,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型大学。他在著作《三螺旋》一书中总结的“创业型”大学五项标准, 可谓是欧美“创业型”大学的普遍衡量标准:
1. 知识资本化:
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不仅为了学科的发展, 也是为了知识商业化的应用;知识资本化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 使作为发展和传播知识机构的大学在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相互依存性:
创业型大学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 创业型大学与产业、政府彼此互动密切, 相互作用, 相互依存。大学须从策略的角度来发展与产业、政府等潜在合作者的关系。
3. 相对独立性:
创业型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 并非从属于另一个机构的产物, 即既不在政府掌握之下, 又不在产业控制之下, 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两者相互作用, 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合作计划。
4. 混合形成性:
是互相依存和彼此独立原则间衍生紧张关系的解决依据, 同时也是实现这两种目标的混合组织产生的动力。创业型大学既要与其它机构相互依存, 又要保持自身独立。只有生成一些混合组织形式 (如研发中心、孵化器、科技园等) 才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5. 自我反应性:
当大学与产业、政府的关系发生变化时, 大学的内部结构也会持续不断的更新, 形成知识、功能与组织结构的共同演化。
(四) 我国创业型大学的构建模式
三螺旋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了大学在创新体系中更高的功能要求, 要求大学蜕变为“创业型”大学。的确, 国外少数著名大学已经成为了“创业型”大学。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是“创业型”大学的典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是亚太地区“创业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等著名大学也提出了要创建“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战略。基于三螺旋理论, “创业型”大学成为了未来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 “三螺旋”理论起源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成熟, 学术能够自由、自主发展, 且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 科技和经济实力都比较深厚。这些为“创业型”大学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我国高校受政府影响比较大, 自主发展程度低, 且科研能力也较弱, 有科技实力的“研究型”大学不多, 部分大学还只能算是教学型大学。所以, “三螺旋”模型并不能简单直接在中国套用, 经研究笔者认为, 我国“创业型”大学在构建时可以尝试以下的思路。
1. 转变观念
与传统的大学相比, “创业型”大学对大学使命有新的描述:其一, 在教学上鼓励师生到企业参加实习或参与合作研究, 并试图在校园中营造一种自主创业的文化氛围, 以影响、改造人们的思想, 使他们对自主创业产生认同感。其二, 在科研上更多地考虑科研选题来自大学的外部, 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 构建更多的组织机制, 如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专利办公室、科技园等, 以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在产业中的转移、扩散和应用。其三, 强调如何利用自身的科技资源优势积极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所以, 我国大学应该用全球化思维, 逐步接受企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政府的地方利益最大化原则。接受知识的公有性向专有性、无私性向私有性转变, 积极推动知识的商品化、市场化。
2. 提高学术创新能力
目前国内对“创业型”大学的相关研究中, 多关注“创业”而忽视“创新”, 即忽视了提升高校创业必须的知识技术创造能力, 使得高校缺乏高效服务社会的能量来源——强有力的科研实力, 从而造成创业行为成为无源之水, 难以为继。所以, 大学领导人需要平衡大学功能及教育目的以促进创新。正如斯坦福大学虽然在创业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 但始终坚持把教学和科研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务, 确保教学和科研的核心地位。
我国大学的创新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高校自身的创新, 体现在学术上的科学研究能力大幅增强;二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 体现在教学水平上。即首先在原有大学基础上引入创新精神来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使其朝“研究型”大学发展;然后以雄厚的知识储存和科研能力为基础进行创业。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 大学教学工作需要深度思考这种社会变动下的教育目的, 注重知识的生产与应用, 以激发学生的潜能与创新精神, 培育学生成为专业的知识工作者。
3. 建立合理的教师激励、管理制度
大学教师需要在如何平衡追求大学机构卓越与满足个人需求之间的冲突。为了响应多元的社会需求, 教师工作时间与压力在与日俱增, 应该适当将教师工作的内容进行弹性调整以维持大学教师的专业自主性, 从而增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能。
以克拉克五个个案中的芬兰大学为例, “弹性工作负担” (flexible work load) 方案是该校推动企业型大学的重大改革之一, 教师可和院系主管商议其在教学、研究、服务与其它责任间的工作时间分配, 并逐年调整其工作组合内容, 结合该校特有的院系“整笔经费预算” (lump-sum budgeting) 制度, 教师在充分自主与责任要求中发挥螺旋式交互而上的作用, 造就学校转型为创业业型大学的辉煌成果。
其次, 大学须建立完善的支持体系及激励性的奖酬制度, 以促动教师发挥企业精神的创新作为。学校管理层应结合行政运作进行策略性的资源配置, 通过建立校园完善的资源供应配套设施、给主要研究人员配置适量的协助教师和行政及技术人员等支持系统, 以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和提高教师的工作质量;出台创新教学与卓越研究成果经费补助办法、智慧财产与专利权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制度等, 以激发教师在教学与研究创新的不断追求。此外, 合理化的规范机制也不可或缺, 建立教师评估制度以淘汰不胜任的教师, 或限制产学两栖或官学两栖教师的校外服务时间以解决双方的利益冲突, 才能充分发挥学校的整体效益。
4. 加强领导核心建设
首先, 改变高校高层领导选拔制度中的行政性、内定性、封闭性、偏学术、偏背景性, 保证具有前瞻性、创新能力、丰富经验的高素质人选成功当选;确保高层领导选拔过程中的民主性及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其次, 精简校级管理机构, 强调行政部门的服务意识, 改变因人设岗、机构臃肿、官满为患、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现状;增强管理者为学校发展、为全体教工、学生谋福利的意识, 提高管理者的学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教代会在行政决策上的作用。
再次, 从校长开始, 自上而下, 平衡校内各方关系, 促进各类团队的协调合作与创新能力的发挥;同时加强与校外关系的互动, 积极拓展外围业务。
5. 创业文化建设
创业型大学的构建, 离不开创业文化的宣传与培育。创业型大学领导人首先应不断地和全体教职员工沟通理念与价值观, 并塑造共同愿景, 以促动创新作为。例如荷兰Twente大学由1980年代起建立新的组织价值观, 认为大学不再只是“文化机构”, 而将其定位为“公共服务机构”, 据此基础积极推动新使命与价值观的落实而成功转型。
学校应通过举办各种具体的活动活跃校园中创业文化的氛围, 让成员深刻体会创业所带来的好处。如:举办工作坊或研讨会提供培养创业精神的训练机会, 在讨论中完成将知识产业化的提案, 让非企业背景的教职员工了解将创业理念与学术结合的优点, 及其产生收益的外溢效果。这样一来, 在价值观的改变与实务运作的转化中, 在信息与资源的分享下, 发展跨学科学术团队与创业管理团队, 校园的创业团队精神文化便逐渐成形。
6. 找准自身定位, 合理推进大学创业
(1) “研究型”大学与政府或产业界的合作。一般高校更多的是承担那些为政府或企业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科研任务, 接受由政府或企业委托的短平快性质的研究和转化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与产业界合作时, 应该以优秀研究项目或课题为纽带, 加强高新前沿技术领域的合作。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越来越重视与产业界在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 计算机与微电子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我国也应努力在这些领域有所突破, 在高新技术领域与产业界开展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从而使“研究型”大学在为产业界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和人才支撑的同时, 也使自身的科研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2) 校办企业。对于我国的校办企业, 首先, 应尽快完成高校全资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在高校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高校企业改制过程中, 要积极推进高校企业的社会化进程, 引进社会企业作为高校企业的股东, 促进高校企业股东多元化, 以此建立高校企业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 避免因企业经营问题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推动高校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参与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其次, 创办和发展高校校办科技企业, 要以转化科技成果为主要任务, 以孵化小型科技企业为工作重点, 以转化具有本校学科特色和优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特别是以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化过程中还需不断技术投入、社会企业一时难以转化的科技成果为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Leydesdorff, Loet.Th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riple Helix Relations among Universities, Industries, and Govern2ments[C].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riple Helix Conference.Copenhagen.November2002.
[2]李建.在建设创新型大学中不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J].中国高等教育, 2005, (22) :7-8.
[3]Loet Leydesdorff.The Triple Helix Model and the Study of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Systems[J].In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42, No.1, (2005) :12-27.
[4]Clark, B.R. (1998)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M].Oxford, England:Pergamon Press.
改进三螺旋模型 篇3
1 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全民创业活动蔚然成风,创业教育逐渐成为高校追捧的对象,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创新教育是指为了使人能够创新,以培养人的创新素质、提高人的创新能力而开展的一种教育形式[1]。高校创业教育往往由创新文化与创业能力两部分组成。创新文化是软实力,烘托创新氛围,引导人创新思维;而创业能力却是硬实力,如商业机会识别和把握、风险控制、融资、管理等能力。创业文化与创业能力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由培育创新文化逐步发展为凝练创业能力。创业能力形成源自基于创业文化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创业理论知识掌握和创业实践中形成的技巧和能力。高校创业教育主要是指创业能力教育的问题,如创业理论知识学习、创业实操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
现阶段,高校创业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例如,涉及各个创新教育主体积极性不高与协同力度较差、扶持政策滞后、创业教学内容的横向与纵向协同密度低、创新成果转化协同保障机制缺乏、创业文化培育与宣传不理想等问题。协同是解决资源从分散、封闭、各自为战到集聚、开放、融合增效的有效途径[3]。因此,运用三螺旋理论加以修正,构建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模型,相互借力,通力合作,以深度整合高校、企业、政府三方资源,提升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绩效。
2 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模型构建
20世纪90年代H.Etzkonwitz等[4]首次提出三螺旋理论以诠释知识经济社会中大学、企业、政府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大学、企业和政府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均是创新的重要主体[5]。在高校创业教育协调创新过程中,结合三螺旋理论,修正三螺旋模式,三个圆形中的高校、企业与政府是三螺旋结构的主体,不再表现为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是以高校为核心、政府为主导、企业为支撑。高校、企业与政府三方重叠之处是三螺旋结构的核心单元即混合型跨组织,也是高校创业教育新型组织,汇集了高校、企业与政府三方资源。高校、企业与政府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着“互动”和“自反”的关系,是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的基础。“互动”是指高校、企业和政府在协同创新中彼此融合、互动协同,又相互重叠与交叉;“自反”表现为三方各自具有独立身份,同时又突出了其他两类主体的特性。在同一时间内,每个主体履行自身创新职责的同时,也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形成一个以高校为核心、政府为主导和企业为支撑的三方合力的作用格局,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为重叠部分即混合型跨组织,随着时间的变化,三方合力有所微调,引起混合型跨组织发生改变,进而形成螺旋式动态变化发展趋势。见图1。
2.1 高校在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
高校是创新教育协同创新知识源的主要提供者以及各类创新人员的培养者与输送者。高校与政府之间突破了简单的隶属关系,权力下放,扩大了高校自主权,构成新型契约关系。政府委托高校行使创业教育权力,辅助于政策、财政、各类教育资源的支持,同时评价创业教育活动整个过程。高校具有的功能包括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攻关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各层次人才支持等。因此,高校应积极主动地争取校内外诸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以期提高创业教育效率[6]。
2.2 企业在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的支撑作用
企业是技术应用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者、创新成果转化的推动者。企业希望通过高校发挥创业教育的作用,获取人才、技术等支持,实现降本增效。企业愿意配合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形成主次分明,通过高校资助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参与与支持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活动,并以高利润回报、创建孵化基金等形式反馈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等混合型跨组织。同时,企业也通过税收形式、就业机会、公益活动等回馈政府。企业责任表现为技术市场拓展、科研成果转化、创业导师支撑、技术需求供给等。
2.3 政府在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从国家层面制定各项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政策,如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政府主导制定规划、提供政策资源和公共服务,引导企业和高校加入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活动,鼓励各类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知识共享。政府重视混合型跨组织,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通过权力管理、制订规则、资源配置等手段,协调高校、企业、政府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引导创新合作顺利开展。政府职能包括融资平台搭建、助力技术成果转化、创业资金提供、创业文化倡导、优惠政策支持等。
2.4 混合型跨组织即创业教育组织(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
创业教育组织是高校、企业、政府三方主体形成耦合作用关系的结果[7]。该模型中,高校、企业、政府三方相互交叉,交迭部分产生混合型跨组织,表现形式可以为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等。混合型跨组织在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过程中主要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聚集了信息、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承载政府对创业教育支持的各项政策,企业对创业教育支持的实践活动,通过混合型跨组织创新平台,形成了高校、企业、政府三方之间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化创业教育。
3 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
3.1 创新思想导向机制
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的顺利进行,关键在于思想认识的转变,在三螺旋中,政府、企业愿意不愿意配合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高效的思想导向机制[8]。1)从战略层面协同。高校、企业、政府各主体机构充分意识到三方的目标重叠,从思想意识层面达成愿景协同。通过基于共同愿景下达成的为高校、企业、政府均有推动作用的创业教育项目推进协同改革和发展,进而视为协同效应形成的牵引动力,三方的主体应准确识别彼此的定位并达成有效的创业教育项目合作。2)以思想政治教育统领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大学生是创新教育的受体,创新人才培养是创业教育的目标。不只是培育大学生创业能力、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而且也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优良的创业基本品德素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创业观。3)树立正确创业教育理念。由于高校在三螺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与企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高校需要转变教育理念,综合评估社会需求,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生就业难已成共识,但要反思为什么就业难,无外乎就是大学生缺失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高校、企业、政府三方主体在三螺旋中总是处于动态性平衡,高校根据国家政策、企业需求,革新教育理念,更新与充实教学内容,包括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与新技术的运用,围绕着以大学生为中心,以政校企合作为契机,建立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等,引导大学生创业。
3.2 组织保障协同机制
三螺旋中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关系中涉及到高校、企业、政府等。三方主体构成一种混合型跨组织关系,可以通过建立正式的合作研究中心或联盟等协同组织(如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形式实现,从而提升三方协同的层次。组织协同也是以创业教育项目和任务为中心,实施目标完成后进行成果评估,明确协同效应的绩效。协同组织的成立有助于提升执行力,增加归属感,促进过程协同,实现个体目标间的螺旋推进。协同机制强调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协同关系,实现创业教育最优化。三螺旋中需要建立具有重叠、交叉功能的双方或三方混合型跨组织,如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大学生创业园等,设置若干机构,制订相关规章制度,明确机构工作职责,为协调各方行动、信息、资源提供组织制度保障。高校、企业的创业教育协同创新制度要以政府的政策、制度为依据而展开,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和调整。政策保障是保障机制内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他各项工作开展的依据。混合型跨组织应该建立一套固定的制度体系,将保障创业教育的发展列入高校、企业、政府三方合作共赢的发展规划之中,如创业教育的师资保障、经费保障、校企合作、实训、经营等政策[9]。此外,还需要建立与完善激励约束制度与考核评价制度。
组织制度落实依赖科学的管理。混合型跨组织为了适应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目标任务的开展,必须对组织内各部门进行职能定位,加强管理制度的协同[10]。
3.3 文化协同创新机制
三螺旋中,文化协同是一种隐性保障。政府、高校、企业三者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组织文化,文化认同相似度越高,越有利于相互信任,增强彼此之间沟通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反之亦然,信任程度较差,文化认同相似度低,文化协同创新无处谈起。高校、企业、政府三方处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大力营造创业教育新文化,内容包括开展探索式学习与协作式学习、积极培育创业精神、树立众创时代的创业观、营造公平竞争与善治的氛围、培育和谐、进取、开拓、拼搏、历险、自强等积极向上的心态等。勿容置疑,高校、企业、政府三方衍生的混合型跨组织成员构成成分复杂,地域、民族、风俗习惯、文化层次、性格、年龄、性别等存在差异,造成文化的认同程度不一,优势与劣势并存;因此,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过程必须重视文化协同的作用。文化协同与信任息息相关,只有彼此相互信任,才能够产生好感,乐于交流与沟通,实现知识共享共知。这就要求发挥混合型跨组织协同的作用,充分考虑各方主体利益与得失,搭建无障碍互动平台,平等、和谐、自由轻松、舒畅地沟通交流,增强彼此的信任,凝聚力与团体意识逐渐强化,进一步实现文化协同,激发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校注重、大力弘扬组织成员的协同、合作、平等、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创造、合作共进,大胆反对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倡导组织管理人性化,进而有效地激发集体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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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三螺旋模型 篇4
我校于2005 年开始招收职师本科, 在上述三者之间关系处理上也走过不少的弯路, 甚至一度在三类课程学时、学分安排上相关教师观点分歧极大。 因为职师本科专业由传统本科、应用本科发展而来, 为了培养职业教育教师, 自然会按照教师培养的要求加入一些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课程。 由于学生的学制、总学分不变, 自然要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取舍或缩减部分课程。 公共课是全校统一的没法改, 所以只能调整专业课程。 这样就造成了教师教育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在学时、学分安排上的“冲突”。 这种“冲突”和“摩擦”促进了对课程体系的探索研究, 进一步认识到这三类课程并非完全独立的竞争关系 (如图1 所示) , 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关系 (如图2 所示) 。 我们借助“三螺旋”理论对课程体系进行了自觉整合与重构, 建立了以“五秀”能力训练模型为纽带的“三螺旋”式课程体系与推进机制, 较好地解决了学时、学分紧张与冲突的问题, 有效地提高了课程体系的融合度、有机度, 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益。
一、体系解读
隐喻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互为因果, 始终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关系。 为此, 美国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里查德·列万廷引入了“三螺旋”模型概念。 1995 年, 美国学者Etzkowitz和荷兰学者Leydeorff提出了 “ 大学———产业 ———政府” 关系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型, 认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三大主体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交叉和重叠正是构成新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动力源泉。 从1996 年起, 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三螺旋”国际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三螺旋”理论的发展。
在职师培养的课程体系中, 公共课、教师教育课和专业课作为职师培养的三大课程主体,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复杂性也符合“三螺旋”的表述环境, 借助“三螺旋”理论建立的课程体系具有很强的整合性和发展性。
(一) 体系目标
依据“三螺旋”理论, 以能力训练为纽带, 整合课程内容与课程实施环节, 在不增加学习时数的前提下, 可有效提高职师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形成一套特色鲜明、效果明显的课程体系。
(二) 中职教师能力结构分析
教师能力, 又称教师胜任力、教师专业能力, 是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体现。 教师能力不仅是教师技能的表现, 也是教师综合素质, 包括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集中展现。 对教师能力进行研究, 了解教师能力结构构成要素, 探索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发现教师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有利于教师教育的人才培养, 有利于明确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方向, 也有利于教师自身的职业发展。 因此, 许多教师教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研究者从教师能力标准、教师能力评价、教师能力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各类教师能力及其结构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各自的教师能力结构模型。 如宁虹教授提出了教师能力标准理论模型, 该模型由教师“教”的理论、“教”的意识和“教”的行为三方面构成, 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教师能力构成的基本机制, 教师的“教”就是教师的专业。 心理学者李孝忠提出的教师能力模型认为, 教师能力由一般能力和从事教育工作所需要的特殊能力即教育能力组成。 罗树华、李洪珍在《教师能力学》一书中将教师能力归纳为教师的基础能力、 职业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三部分。北师大心理研究所林崇德等人则提出了“教师教学监控能力”的概念, 并认为“教学监控能力”是教师最重要的能力。 “教学监控能力”包括教师对教学活动的事先计划和安排; 对自身教学活动进行的有意识的监察、评价和反馈;对自身教学活动进行的调节、校正和有意识的自我控制等三个方面。
随着我国近年职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职业教育教师能力结构分析与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张金生在《职业技术教育教师能力结构探讨》一文中就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所应具有的能力结构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 教师职业能力主要体现在教学监控能力、教学认知能力和教学操作能力三方面。 李斌宁在《浅谈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能力的开发》一文中对各种能力的关系进行梳理后建立了教师能力关系图, 如图3所示。
(三) “五秀”能力训练与评价模型
我们认为, 教师教育的本质是教师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课程开发也应借助一些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方法和技术。 因此, 我们在职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及评价等方面试图寻求以职业教育的方法和技术解决中职教师教育与中职教育实践脱节的问题。 能力本位是职业教育的显著特征, 而职业分析法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技术。
我们依据职业分析结果, 在参考有关文献的基础上, 对中职教师能力结构进行了模型化归纳与处理, 提出了中职教师“五秀”能力训练与评价的结构模型, 如下页图4 所示。
该模型分内隐与外显两部分, 内隐部分是脑秀与人秀。 两者不能独立存在, 只能通过“口秀”、“字秀”和“手秀”等方式加以表现。 模型中的“秀”有英语“show”之义, 有展示、呈现、表现之义, 可以是动词;有希望表达优秀程度之义, 也可以是形容词, 代表一种价值和期望。
“脑秀”是指人的创新能力、决策能力、设计能力和学习能力的综合表现, 是提出新思想, 获得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方案的能力。
“人秀”则是为人处事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在态度、情感、品格基础上形成的理解、合作、信任能力所达到的程度。
“手秀”是指人的执行力, 即能根据方案组织和利用各种资源达成组织目标或生产出指定产品的能力。“字秀”和“口秀”分别指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能力。
“字秀”和“口秀”既是专业技术沟通的需要, 也是自身发展和提高的需要。 词不达意就不会有正确的交流和沟通。 俗语说, 想得好还要做得好, 做得好还要说得好, 这也说明了言语表达的重要。 想得好是“脑秀”, 做得好是“手秀”, 写得好是“字秀”, 说得好是“口秀”。
在所有能力表现中, “脑秀”、“人秀”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能力表现, 是其他“三秀”的参与者、调控者, 同时也需要通过其他“三秀”表现出来。 人的能力是不断发展的, 因此其结构不是静止的, 而是在教育、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中不断递进与螺旋式上升的。
基于“五秀”模型的教学结构如图5 所示。 “五秀”模型下的教学结构以学生表现为核心,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重点在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检阅, 即分别从“脑秀”、“人秀”、“手秀”、 “字秀”、“口秀”五个方面进行展示与评价。 因此, 这样的教学, 评价成为课堂的最重要的教学环节, 评价是否及时、是否公平公正、是否科学有效成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因子。
教师教育课程、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的能力发展相互缠绕相互合作, 犹如三螺旋体, 为职师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职师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体系特点
“五秀”模型告诉我们, 中职教师能力不仅主要表现在这五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发展也可通过“五秀”的展示过程, 达到能力训练与评价的目的, 具有比较好的可操作性。 课程体系中各门课程都有自身知识、能力、方法等不同的目标, 但表现形式仍然不会脱离“五秀”框架。 因此, 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置、课程教学与课程评价等环节上均可依据模型进行。
(一) 人才培养方案中突出了能力目标
职师本科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中职教学服务, 为中职学校培养既能教、又能做、还能与企业良好沟通合作的多能型人才。 中职学校必须以中职教师的“能”, 引领学生的“能”, 从而推动学生成为社会的“能”人, 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因此, 职业教育的能力本位特征必须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突显出来。 我们依据“五秀”模型分别从教师、技师和人师三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五秀”目标。 在教师方面, “脑秀”主要体现的是研究教学问题, 制定教学设计、教学决策方面的能力要求;“手秀”主要体现的是安排教学进程、执行教学方案的能力要求;“字秀”主要是撰写教学方案、教研论文、报告等方面的能力要求;“口秀”体现的是灵活运用教学语言开展有效的课堂教学的能力要求;“人秀”则是诚实守信、友爱学生, 以专业能力与学生形成良好沟通合作, 成为学生信赖的人生引路人的能力要求。 在技师方面, “脑秀”是专业的策划、咨询、设计等方面的能力与要求;“手秀”是根据设计实现产品化的能力与要求;“字秀”是专业技术文档写作的能力与要求;“口秀”是专业技术术语口头表达的能力与要求;“人秀”是专业沟通与专业工作中职业品质表现的能力和要求。 在人师方面, 主要表现的是德育思想、情感、态度、方法和技术的能力与要求。
“五秀”不仅可作为教师培养的具体标准, 也可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评价考核标准。
( 二) 将 “ 五秀” 蕴藏于课程大纲、 课程教学过程中, 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参照“五秀”模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活动, 可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和评价学生的“五秀”表现。 根据“五秀”模型改造后的课堂与传统课堂相比, 可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将学生的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统一到课堂活动中来。由于课堂教学是活的, 是全体学生共同参与的团体活动,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活动内容和学习参照, 因此学生学习目的明确, 动力充足, 可有效提高课堂的学习效果。
(三) 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 解放了教师和学生
传统的教学方式下, 教师的主要精力在传授知识上, 目标单一, 教学枯燥, 很难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五秀”模型建立的螺旋体系课程, 改变了教学中的师生角色。 教师不再是唯一的演讲者, 学生也不再只是观众 (听众) 的角色。 教师更多的是教学活动的导演者和主持人, 学生则更多的是活动参与者与体验者。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有效地加强了沟通与合作, 学生在做中学, 说中演, 体验着, 学习着, 教师不再是活动的中心, 很多时候成为观察者, 有效引导和评价学生的学习活动。 也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改变, 教师的主要精力可用于思考教学问题、促进教学思想的提高和学生能力的展示与评价上, 抓住了教学的两头, 中间的大头由学生在课堂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学生也由于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体验、 锻炼和展示, 其能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发展。
(四) 实现了能力发展不断线
由于“五秀”模型贯穿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到课堂教学等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职师本科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可全程接受“五秀”能力训练。 学生的“五秀”水平也从低到高, 从简单到复杂, 犹如螺旋体不断成长壮大, 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职师本科的培养目标。
三、体系依据
基于“五秀”模型的“三螺旋”型课程体系的构建,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一) 符合建构主义教育思想
建构主义认为, 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个体经验主动建构的过程, 是个体在已有经验与环境 (包括教育等特定情境) 的相互作用下形成新经验的过程。 因此,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课堂应为学生提供情境、体验、活动、对话和交往的机会, 师生关系是平等的、交往的、对话的。 以“五秀”模型建立的螺旋型课程体系正符合建构主义的主张和课堂要求。
(二) 符合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思想
教师教育本质上是职业教育, 依据职业教育的原理构建的能力模型体系符合职业教育的原理, 同时也满足了职业学校教师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与要求, 特别是教育教学能力、 专业技能和企业沟通技能的要求。 “五秀”模型下课程体系的构建在实践上也是对能力本位职业教育思想的落实, 将中职教师能力发展纳入教育的全过程中。
(三) 符合职师本科教育实践的需要
基于“五秀“模型建立的课程体系, 以能力训练为纽带, 贯穿于职师教育的全过程, 不仅解决了公共课、专业课和教师教育课程之间的矛盾, 满足了学时、学分不变的要求, 而且有了“五秀”作为所有课程的共同元素, 加强了课程体系的有机联系, 提高了各类教师间的教学教研合作水平, 改善了课堂结构, 教学质量大为提高, 实现了教师和学生的多益局面。 学生毕业后由于具备较好的“五秀”能力特征, 在择业、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这样的毕业生也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与好评。 实施该课程体系后, 我校职师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明显提升。
四、体系运行要求
为发挥课程体系的功能, 不至于在实践中流于形式, 根据我们的经验, 须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 要统一教师思想。 按照“三螺旋”理论, 交叉与重叠是系统关系的重要特征, 协同则是系统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机制。 “五秀”模型思想贯穿于所有课程, 是各类课程之间的交叉点和重叠点, 也是不同课程之间联系的纽带。 该课程体系功能的发挥有赖于所有的任课教师, 即公共课、专业课和教师教育课教师的有效合作和协同。由于高校的管理体系, 这些教师往往分属于不同的教学单位, 这就要求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 建立职师教学联动机制, 以职教学院牵头, 相关教学单位协助, 做好任课教师的培训与教学交流工作, 让所有任课教师的教学理念都统一到“五秀”模型上, 将“五秀”模型贯穿于教师的教学实践中。
其次, 要加强基于“五秀”模型的隐性课程建设, 打造全方位、立体式明隐结合的课程体系。 仅依靠教学计划中的显性课程, 不足以完成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训练, 必须重视和加强学生课外活动的项目设计, 以科研、教研、比赛等形式开展学生“五秀”方面的训练, 形成全方位的“五秀”展示制度与文化, 充分发挥学生课外活动等隐性课程的作用, 加强学生能力方面的实践与训练, 为专业培养目标服务。
再次, 要加强“五秀”模型下的教研支持, 鼓励教师探索课堂教学新模式。 基于“五秀”模型的课程教学, 需要教师有敢于改革和探索的勇气, 需要为教师提供必要的教研经费支持, 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和专业成长, 满足教师的职业期望, 让教师在新教学模式下拥有持久的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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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三螺旋模型 篇5
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在农业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 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解决“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二是在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突破10000元的严峻形势下, 提高农民收入, 保证农村的繁荣稳定。然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很低, 农业产出的增加, 并不会必然地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谷贱伤农”这一小农经济时代的难题, 在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今天, 影响更为突出, 增加农业产出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 这两项战略目标的协同实现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国外的研究表明, 建立一个合理高效的农业服务体系对增加农业产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2]国内的研究则表明, 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业服务体系主体单一, 效率较低, 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产出增长的瓶颈。[3]同时, 从2004年至2009年, 中央政府连续六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我国各地农民的收入虽然有所增加, 但城乡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现实的情况是, 我国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 随着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 农民收入的增长更深地依赖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农业产业化通过推动农业分工和农业技术进步带来了农业产出的增长, 但农业经营风险也在同步增加。
本文通过考察我国农业服务的现实困境, 分析了农民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以三螺旋模型分析政府、企业与农民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在农业服务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三个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证明, 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通过三种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 可以形成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能够有效地增强我国农业公共服务的能力, 提高农业产出水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 以参与农业公共服务为契机, 在政府的支持和产业带动下, 农民合作社也能够迅速发展, 比较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利益,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二、我国农业服务的现实困境
1.农业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表现突出
农业税费改革以后, 我国政府对农业服务的投入稳定增长, 农业服务投入不足的问题正在逐步缓解, 但农业服务的效率问题则日显突出。
我国农业服务的主要方式是将国家财政资金通过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 由基层政府部门和乡镇站所向农户提供服务。由于分散的农户关于农业服务的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也由于政府部门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 这些公共机构往往依据自己掌握的农村情况来决定农业公共服务的内容, 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对农业服务的真实需要, 结果导致农业公共服务供需之间的脱节, 变成了政府输出什么, 农民就消费什么;输出多少, 农民就消费多少。由于农业公共服务的主体单一, 缺乏竞争, 一些政府部门或乡镇站 (所) 在提供农业服务时, 过于注重部门和单位利益:当一项农业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收费来改善部门效益时, 这些部门就以行政垄断的方式提供服务, 其结果是服务的收费高、质量差。当某种公共服务难以收费时, 这些服务项目就可能成为空白, 出现公共服务的缺位。此外, 有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农业公共服务时, 往往从自己的偏好出发, 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大量修建公共设施、楼堂馆所、农贸市场、歌舞剧院等, 名为建设新农村, 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质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极为低下, 浪费了大量资金, 而一些地方领导则可能因为这些“硬件”建设而升迁, 甚至还可以因为此类建设而获得灰色收入。
2.龙头企业提供农业服务的难点
在我国各地的农业产业化过程中, 一些企业为了获得稳定的原材料, 提高产品质量, 往往会通过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经营管理、市场信息、加工运输、灾害预防等方面为合约农户提供农业服务, 龙头企业逐渐成我国农业服务的一个重要主体。
但是, 面对分散的农户, 龙头企业的农业服务成本非常高, 而且往往效果不佳, 仍然难以保证企业对原材料数量和质量的稳定需要, 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益。对农户来说, 由于龙头企业是为市场提供竞争性产品, 为了利润最大化, 有时会与农户之间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 利用优势地位过分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研究证明, 企业在农产品交易费用、农业生产剩余分配、保护农民利益, 以及更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不具有优势。
“企业+农户”模式提供的部分农业服务虽然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增加农业产出, 但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则仍然存在许多问题。2008年波及全国的奶粉质量事件, 就暴露出这种模式中企业与奶农之间的许多深层问题。
3.第三部门先天不足、困难重重
理论界从治理理论的视角提出应当引入行业协会等第三部门来提供农业服务。但在现实中, 我国涉及到农业服务的第三部门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农业服务的第三部门数量少。由于我国建立民间组织的政策障碍多, 门槛高, 民间组织难以从社会上获得足够的资源, 我国农村地区农业服务方面的第三部门的发展非常缓慢。二是目前已经建立的许多行业协会往往是由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机构转变而来, 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机构的气息, 这些机构经费困难, 缺乏活力, 能够提供的农业服务非常少。三是目前的农业服务方面的第三部门通常由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组成, 如涉农企业、乡镇站所的工作人员等, 而不是由公共服务的需求者构成, 由农民建立或由农民参与的第三部门比较少。这些问题决定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第三部门目前仍然难以在农业服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的农业服务体系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 无法将国家对农业服务的供给同农民真实的服务需求结合起来。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事业, 但农民并没有参与农业公共服务, 没有成为农业公共服务的主体, 他们对于农业服务的需求和偏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 这是目前我国农业公共服务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农业公共服务的三螺旋模型分析
三螺旋理论由雷德斯道夫和埃茨科瓦创立, 用于分析大学、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农业服务体系的三个主体:政府、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与“官产学”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逻辑相似性, 本文运用三螺旋结构模型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国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三者在农业服务方面的作用。与原有的三螺旋相比, 主体有所变化, 但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仍然是成立的。
如图1所示, 政府、产业、农民合作社三者在提供农业公共服务时并不是孤立地各自发挥作用, 而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跨越彼此的边界。三重螺旋线将农业公共服务的产品供给交叉区域分为4个部分:
1.政府—产业关系分析
如区域1所示, 政府和产业在提供某些农业服务时存在交集, 表示政府和企业除了各自单独提供农业服务外, 也可以合作提供一部分农业服务。农业“纯”公共服务, 如大型骨干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气象、农业区划、全国性的水土保持工程, 以及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 由政府组织提供, 而一些“准”公共服务如良种推广、农业种植技术培训、农产品供求信息发布等服务, 则可以采用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鼓励龙头企业提供服务。部分农业服务也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或直接提交私人生产, 然后再由政府购买。这种混合提供农业服务的方式既能够调动产业组织为农户服务的积极性, 弥补政府提供农业“准”公共服务的不足, 也有利于农业服务水平整体的提高。
政府和企业在提供农业服务的过程中, 相互渗透, 跨越了彼此的边界:对于政府来说, 通过设立公共风险资本, 对重点农业加工企业进行投资或者实行贷款贴息、购买部分农业公共服务, 延长了农业企业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发挥产业带动和辐射作用, 促进和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提供就业门路, 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容量, 富裕一方百姓, 加速小城镇建设。
2.政府—合作社关系分析
区域2为政府和合作社的重叠部分, 表示一些区域范围受益的农业服务可以由政府与合作社联合提供。面对分散的家庭型的农业结构, 如果由政府单独提供这些服务, 不仅成本高昂, 而且效率较低。以“政府+合作社”的方式提供这一类农业服务, 有利于: (1) 贯彻落实政府的农业政策。通过合作组织贯彻政府的农业政策, 如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科技推广、农业补贴、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可以降低政策实施的成本, 减少时滞, 从而提高政府调控农业的能力; (2) 加强与农民的沟通、联系和服务。合作社代表农民的利益, 反映农民的愿望, 合作社将农民的利益和愿望集中起来及时地与政府进行沟通, 能够增强政府的回应速度和能力; (3) 促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增加了农民收入, 发展了地方经济, 从而缓解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 使基层政府能从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 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集中抓好村民自治、精神文明、环境整治、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工作。合作社扮演提供具体农业公共服务的角色, 而基层政府 (包括村委会) 扮演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角色。
3.合作社—产业组织关系分析
区域3为合作社和产业组织的重叠部分, 表示部分农业服务可以由企业与合作社合作提供。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基础。龙头企业为了寻找数量、质量稳定的原料供给者, 与分散的、相对陌生的农户一一谈判, 要付出较大的搜寻成本;农民合作社需要避免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 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需求方将其农产品销售出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企业与合作社会将相互合作。农业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可以通过合作社向农户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而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的经营、组织化的生产, 向龙头公司提供可靠的初级农产品,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企业与单个农户交易经常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产品质量问题,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在某些情况下, 农产品加工企业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农民合作社, 本身就成为合作社的一分子而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并组织农民进行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 使其发挥了合作社为农户服务的功能;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 随着不断发展, 一些合作社将从单纯服务于农民社员或作为龙头原材料供应者, 转型为加工生产型企业。例如, 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较快发展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 将传统农业合作社主要负责销售社员初级产品转向对社员的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 使农民获得了农产品加工的增加值, 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我国一些经济实力强、农户专业化生产初具规模的地区, 也出现了农民合作社自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形式。
4.政府—产业—合作社的三重螺旋关系分析
区域4为政府-产业-合作社三重螺旋的重叠部分, 表明由于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三螺旋的每条螺线的作用被放大, 即每个主体在农业服务中原有的作用增强。政府机构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社的联系, 通过企业的收费服务和合作社对农户愿望的表达, 获得农民对于农业服务的真实需求, 从而克服政府农业服务供给与农户需要不相匹配等政府失灵;企业通过与合作社的联系, 节省了与分散的农户的交易成本, 服务效率提高;合作社承担了政府委托的服务职能, 掌握了更多的资源, 可以向社员提供更为丰富的服务。
同时,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三种组织还能够在农业服务中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每一种组织的创新都能为另外两种组织带来新的发展, 形成螺旋推动上升的关系:政府职能的转变, 可以为企业和合作社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将推动新的农业分工, 加深农业产出化, 并向合作社提出新的服务需求, 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合作社的发展, 可以为企业节省更多的费用, 也能够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
多年来, 我国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采取了许多措施, 但效果并不明显。以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契机, 合作社可以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 拓展功能, 获得资源, 为农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 逐步发展壮大。而合作事业的发展, 既完善了农业服务体系, 实现了农业服务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提高了服务效率, 有助于增加农业产出, 又能够保护农户的利益, 使农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农业产出增长的收益。
四、结论
第一, 政府、企业与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 共同提供农业服务时, 通过恰当的角色定位, 可以发挥每一种组织自身的优势, 而克服另外两种组织的劣势, 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完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一项具体的农业服务的特性,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 如“政府+企业”, “政府+合作社”, “企业+合作社”, 以及“政府+企业+合作社”等方式, 提供最合理的服务, 能够满足农业服务的多样化要求。
第二,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 通过相互的联系和作用, 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而以参与农业服务为契机, 合作社能够发展自身的事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后, 又将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即合作社参与农业服务, 既能够提高农业服务的效率, 又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 保护农民利益, 从而使农业产出增长与农民收入增加协同实现。
摘要：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低, 我国农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战略目标, 即增加农业产出与提高农民收入, 二者的协同实现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文以三螺旋模型研究政府、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相互关系。分析证明, 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构建农业服务体系, 使政府、产业与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优势互补, 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既能够形成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 提高我国农业的产出水平, 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维护农民利益, 提高农民收入。
关键词：农业公共服务,农民合作社,三螺旋模型
参考文献
[1]E.S.Savas.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M].NewYork:Chatham House, 2000.
[2]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4:infrastruction for development:executive summary foreign government document[M].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994.
长螺旋钻机螺旋钻具的结构改进 篇6
1.存在问题
为了保证长螺旋钻机在施工过程中的作业效率,通常要根据施工特点选择钻具:一是根据土质的硬度选择锥形螺旋钻头或齿形钻头;二是根据土质的输送性能选择长螺旋或短螺旋钻杆,三是根据钻孔深度选用相应长度的钻杆。
上述钻具的钻头形式、钻杆结构、钻杆长度一经制造后就无法变更。当地层结构和钻孔深度发生变化时,只有针对新的地质条件和钻孔深度,另行购买与之相匹配的螺旋钻头和钻杆。如此增大了钻具资金投入和库存量,影响使用单位经济效益。
2.改进方法
为解决螺旋钻具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在长螺旋钻机钻杆开发过程中,设计出1种新型可调节钻具。该螺旋钻具主要由基础螺旋钻杆1、中间螺旋钻杆2、涨销3、螺栓4、防松垫圈5、引导钻头6、压板7等零部件组成,如图1a所示。
(1)组合钻杆
基础螺旋钻杆1、中间螺旋钻杆2构成组合钻杆。基础螺旋钻杆1和中间螺旋钻杆2的中心管均采用无缝钢管制成。基础螺旋钻杆1与钻机的动力头连接,由动力头输出动力驱动基础螺旋钻杆1旋转。
基础螺旋钻杆1下端为内六方孔,中间螺旋钻杆2上端为六棱柱,基础螺旋钻杆1内六方孔平面和中间螺旋钻杆六棱柱平面上各设有半圆形凹槽,将中间螺旋钻杆六棱柱插入基础螺旋钻杆1内六方孔中,两个凹槽相对后形成圆孔。将涨销3插入圆孔中,再将螺栓4垫上防松垫圈5,并将螺栓4拧入涨销3并拧紧,即可实现基础螺旋钻杆1与中间螺旋钻杆2的锁紧,如图1b所示。
钻孔作业时,不仅可根据土质的可输送性能选择长螺旋或短螺旋钻杆,还可根据实际钻孔深度,选用不同长度的中间螺旋钻杆。或增、减钻杆的根数,以适应钻孔深度的需求。
(2)引导钻头
引导钻头分为斗齿钻头和截齿(矿用硬质合金组合刀具)钻头2种,安装斗齿的钻头结构如图2所示。斗齿5对称焊接在支撑叶片4下端面上,导渣叶片2为1片,较支撑叶片薄。这种结构的优点有2点:一是便于与中间螺旋钻杆的螺旋叶片衔接;二是可将钻出的土壤疏导至中间螺旋钻杆的螺旋叶片上。为了确保在安装引导钻头时导渣叶片与中间螺旋钻杆叶片准确衔接,在引导钻头上端部设计有定位销。
引导钻头6和中间螺旋钻杆2的连接结构,与基础螺旋钻杆1和中间螺旋钻杆2的连接结构相同。
(3)钻孔直径调整装置
将螺旋钻具总成组装完成后安装到钻机上,即可进行钻孔作业。钻孔之前,可通过引导钻头上的截齿和钻杆外侧的2片压板来调整钻孔直径。
在引导钻头的支撑叶片侧面焊接相应长度的截齿,需要钻较大的直径孔时,焊接长的截齿;需要钻直径较小的孔时,焊接短的截齿。
在基础螺旋钻杆外侧设置2片压板,2个压板对称布置,在钻杆轴线上相差半个螺旋截距。压板一侧固定有转轴4,转轴4上、下端设有凸缘,凸缘分别穿入螺旋叶片外侧轴套3的圆孔中,压板可绕轴套3摆动,并通过螺栓2固定,如图3所示。
钻较大直径孔时,压板向外张开并用螺栓固定;钻较小直径孔时,压板向内收拢并用螺栓固定。此外,该压板还可起到清理钻孔上口侧壁作用,能使孔壁表面光滑。
3.改进效果
可调节组合钻具具有以下优点:一是结构简单、易于更换。二是通过增减中间螺旋钻杆的数量,可适应不同的钻孔深度。三是改变压板的摆动角度,更换引导钻头边部截齿长度,可适应不同钻孔直径的需要。四是能保证施工孔壁的圆滑整洁,避免塌孔。五是通过更换不同结构的引导钻头,能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地质条件需求,可节省施工成本,提高施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