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螺旋创新（精选7篇）
三螺旋创新 篇1
摘要：协同创新是当前产业发展的热点,一般认为从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非线性创新模式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协同创新作为非线性创新模式的代表,通过灵活有效的运行、扩散和激励机制,促进当前三螺旋结构的科普文化产业发展。
关键词：科普文化产业,三螺旋结构,协同创新,创新机制
1 问题提出
科普文化产业作为兼具多重特色的一种特殊产业,因其创意性和主观性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一个聚焦点。从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来看,与创意产业以及科学普及的创作、生产和消费等情况基本趋合。与其他产业一样,也以能否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扩散,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优势,作为衡量科普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高低和潜力大小的标准之一。科普文化产业与其集聚地之间具有一定的共生关系,企业之间的交往会影响该区域的生产要素链和市场的形成,这一过程促进区域生产制度在地理上形成聚集,早期带来的丰厚利润效应也会刺激聚集的形成,聚集趋势以及获得的相应的高回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提高了科普文化产业的创造性,这是科普文化产业的集聚属性。从亨利·埃茨科维兹根据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过程等方面,提出的“三螺旋”理论,到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的“钻石模型”理论,都将产业发展中的要素主体置于协同创新的平台进行研究和描述。在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发现,在创新活动中,这些要素和主体作为创新的组织者、主体和参与者的角色都不是固定的,均以动态的结构呈现。无论是三螺旋结构还是钻石模型,都是将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信息、市场要素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置于网络状的公共的创新平台 ( 界面) 进行研究讨论。综合以往的研究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特殊性,影响科普文化产业发展的“企 ( 事) 业 - 媒介- 政府”三螺旋主体,在当前的产业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协同创新效应是当前需要进行探索的问题[1]。
2 科普文化产业三螺旋主体功能
目前,国内对于科普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门类划分、性质定位和公共文化属性及其发展等方面。对科普文化产业的界定可以从文化产业的视角定义,劳汉生[2]认为“满足人们的科普文化需要、科普文化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产业”。任福君等[3]认为,科普产业是以满足科普市场需求为前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向国家、社会和公众提供科普产品和科普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科普不仅具有文化属性,科普产业与文化产业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科普文化产业是基于科普和文化产业发展结合,在市场运作的前提下,区别于科普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一种创意产业。
传统产业发展的“产学研”模式,也是政府牵头,将企业和媒介置于具体的项目中进行合作开展,这种二维平面的合作,参与主体数量少、线性合作关系单一,产业发展的空间和效益有限,且这三者之间没有相对稳定的关系,不能形成产学研的循环合作,创新效率较低[4]。政府干预的程度太高或太低,都不利于创新环境的形成和创新活动的开展。近年来,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从企业“单打独斗”,转向研究企业与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而技术创新理论的“网络化范式”、“非线性范式”的兴起,更加强调创新是一种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5]。埃茨科维兹的三螺旋理论提出,三个主体之间不存在主次及先后次序,而是呈现三位一体的螺旋状发展,在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协同合作。
2. 1 企事业主体功能
企业主体在任何理论模型中是始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存在。从当前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真正能划分到科普文化产业范畴的企业不多,有些是从其他相关的产业中“变身”而来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弱,加上科普文化产业的创新多属于创意产品,技术难度不高,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各企业之间模仿“借鉴”等行为比比皆是。科普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具有市场的生成性,而非政府的构建,在产业集聚的前提下,各个节点在协同作用中结网创新,企事业单位间自发成立产业联盟和创新平台成为一种趋势。
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可以通过自发组织建立科普文化产业的行业联盟和创新服务平台,为企 ( 事) 业主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放弃以价格争夺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方式,形成各具特色和竞争力的产品开发能力,不盲目跟风,加强自身的质量管理,自觉维护市场的生态。在产业发展中,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建立适合科普文化企业发展的服务体系,一方面能够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动态的调整;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中实现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形成了创新网络的雏形,也促进了产业创新环境的发展[6]。
2. 2 媒介主体功能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电视、报纸和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影响趋势渐弱,科普文化的发展,是以科学普及和传播为主要途径。在科学普及传播和公共科学服务中,大众媒体、社团组织和研究机构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与其他产业不同,科普文化产业的媒介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大学和研究机构,比如大众媒体、社会组织、公益性科普研究和服务机构等都是属于媒介主体。这些机构中,一部分是作为政府部门功能的延展而产生的,一部分是以中介服务公司的方式而存在,占主要的还是作为科普研究和传播的机构,作为信息流通和公众参与的公共平台,这些或自发组织的或隶属政府部门的机构,一方面作为科普文化产业中的主体承担了信息流通、研究开发和组织宣传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作为科学文化传播的独立部门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7]。
从以上的层面来说,媒介的关注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科普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例如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中介机构的切入点和公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科普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只有这样,媒介才能抓住和引导市场的需求,从而在产业链中实现长足发展。
2. 3 政府主体功能
目前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是,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职能,已经由以往的直接干预,转换成宏观调控、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建立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等“守夜人”的角色,甚至原来承担的部分管理服务功能,也逐渐由研究机构和企业等其他主体所承接。我国的科普事业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而建立,因此我国的科普文化产业发展初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公益性,会获得政府大力的支持,从而形成科普文化产业聚集效应。从宏观上说,政府拥有充分的人财物组织调控能力,能够将其他主体在发展初期的创新风险降至最低,能够有效地运用“看得见的手”维护生态平衡的市场秩序,政府拥有诸多其他主体无法代替的优势,例如政府背景的公共创新机构仍然具有最佳的公信力; 地方财政投入建设,可以克服企业无法承担的财力和创新风险问题; 能够促成企业与平台之间迅速建立创新网络联系等等[8]。
所以,政府作为科普文化产业主导者的角色内涵会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所改变,即从管理性功能转向服务性功能,通过完善创新生态、优化市场环境为研究机构、产业、社会等多方合作参与科普文化产业提供保障[9]。从组织实施科普活动,到主导促进科普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政府的角色不仅仅在于职能的转变,而是更重要的是以政策的调控和政府的信誉度,去营造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社会氛围,吸引社会资本和人财物资源的投入。所以,政府作为科普文化产业的主导者,其主要职责就体现在制定战略规划、立法和政策方面[10]。
3 科普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
学界对于“协同创新”的定义基本可以归纳为,创新资源和要素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集聚,打破了创新主体间相对独立的状态,以网络状的形式在彼此间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共享,以及相互间无壁垒的深度合作。创新的目的在于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样,也以绩效进行衡量。科普文化产业创新绩效可以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的观点,将创新产品的数量、效益、专利数量和产值率作为创新绩效的要素进行评估。非线性创新模式的三螺旋理论强调创新是一种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企业自主与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媒介之间相互开展活动,政府运用公共资源,为企业和媒介提供公共创新的平台,而不是直接干预创新活动。
3. 1 科普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效应
科普文化产业的创新一般存在三种方式,即线性创新、网络创新和协同创新。线性创新观点将创新过程归纳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设计→批量制造→市场销售” 的单向的、线性推进的过程[11]。约瑟夫·熊彼特 ( J. A. Schumpeter) 在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时,指出创新不是独立产生的,是在一定的网络区域内,按照随机性和趋向性出现的。因此,以创新为核心的科普文化产业,其协同创新网络效益尤为显著。以网络形式呈现的主体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合作关系,以及媒介所带来的网络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合作形成科普文化产业新的创新网络,并且消除和减少了各种信息流通的壁垒,使得网络内外的信息、知识和创意都能及时扩散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将创新绩效评估分为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环境与管理以及创新的经济效益5个要素,其中,2013年广东的创新能力对应效用值分别为43. 66、40. 38、60. 54、49. 38、64. 58 ( 见图1) ,在国内排位均处于前列。创新带来的技术自给率提高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对外技术依存度。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从2008至2013年稳居全国第二。
因科普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其知识外溢的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产业,产业的外部经济效应更加明显。在协同创新网络中,各主体间产生关系链接的过程,也是相互学习的过程。Hakansson在1987年指出,网络关系的形成,是指资源在参与活动的行为主体之间流动过程中而建立的联系。科普文化产业主体利用协同网络内的资源、资金、信息等要素进行互补,其总效益大于协同之前各个主体之间的个别效益之和,即实现1 + 1 + 1 > 3的协同效应。而政府提供或牵头建立的非营利性定位的公共创新平台,为众多的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提供选择多样、价格相对低廉的技术和信息服务,能够抑制企业的盲从和“抄袭”的心理。因此,处于协同创新网络中的企业主体,能够适应市场机制和社会信任机制不完善的特定环境,进而成为创新网络发展的核心支架[12]。
3. 2 三螺旋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
协同创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创新,也不是局限于企业内部的要素分享机制。企业与其他主体结成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创新,其创新的运行机制涵盖了创新的整个过程和全部要素活动,扩散机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较大,激励机制则影响着创新动力及持续时间,因此对于创新优势和企业竞争力的获得尤为关键。
( 1) 运行机制。创新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提高主体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一种行为活动,是以创新为目的的各主体运用相应的专业技术,在外部环境的配合下,将产业链中的人、财、物等资源进行充分调配的系统工程。创新运行的过程涵盖了决策、实施、反馈和实现几个过程。协同创新的决策主要是指以政府的政策和规划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将科技发展的成果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从而实现科技与市场需求相互刺激和促进的过程; 其中,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的需求是切入点。协同创新的实施是指各主体间在协同创新网络中,将人财物和技术的资源组织为优化配置的状态,实施开展创新活动的过程。协同创新的反馈与实施是相辅相成的过程,在实施创新活动中通过反馈达到主体间配合的最佳状态。协同创新的实现,是企事业主体利用实施产生的结果,将新的产品或者新技术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的行为过程。它们之间的运行机制如图2所示,是一个单向操作、不断反馈的运行过程。
( 2) 扩散机制。协同创新的扩散一般表现为知识 ( 技术、创意思想等) 在拥有共同目标的各独立的创新主体之间的分享、交流和协作。创新扩散一般需要通过几个要素之间的作用来实现: 供应主体和需求主体、创新成果的特性、扩散媒介及方式等等 ( 如图3) 。科普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扩散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创新成果在组织机构 ( 企业) 内部的扩散,通常表现为创新成果 ( 创意) 应用范围的扩大化和深入化,有可能激发进一步的创新,但概率较低; 另一种是在主体之间的扩散,这种扩散的范围和程度高于前一种,对于产业的影响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产业各主体之间的扩散,易形成扩散成效的叠加,对与创新的影响也较大,激发再次创新的概率高于前一种。
科普文化产业协同创新主体主要是企业和媒介中的研发机构,一方面要不断加强企业内部的资金、人才和知识的储备,为创新的扩散机制提供原动力;另一方面媒介要及时跟踪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动态,建立对前沿信息和技术的搜索数据库,促进国内外科研成果 的转化, 实现信息 技术扩散 效应的叠加[13]。
( 3) 激励机制。激励是协同创新活动的动力和源泉,决定了创新产品的产值率和效率。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活动的激励来源于市场的反应、产权的保护和政府的政策激励,尤其以知识产权的保护最为明显。不确定性是制约创新的因素之一,在市场环境下,创新所带来的高回报率和高收益吸引力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确定因素对创新主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市场通过竞争压力促使进入市场的主体必须进行创新,否则会被淘汰出局,同时,市场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筛选出能带领企业长远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知识产权的保护强调了主体对于先进技术和信息的专属拥有权,涉及了与经济利益最直接的关系,因此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一种激励机制。政府应该根据创新的特征及贡献程度,按照市场规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员从事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动。基于目前的经验来看,政府激励主要在于战略规划和财税优惠措施,以及针对创新活动的风险投资机构。
4 小结
从系统创新的角度来说,协同创新还具有诸多的功能,在此不一一列举。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组织都要具备“新陈代谢”的功能才能发展持久,协同创新系统也不例外,由于创新网络的活力较强,其对于主体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功能也会更强,通过对协调创新机制的研究,有利于科普文化产业中个体的创新汇集成为整体的创新,形成新的创新力,从而推动创新发展进入更高的层次。
三螺旋创新 篇2
一、多维构建能力链, 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能力链是“三螺旋模式”的基础链, 需要企业从信息、文化、人才等多个方面着手进行推动建立。企业要建立信息与控制优势, 保证企业在行业、产品、意识上保持信息通透;文化上要营造创新环境以适应更高的创新需求;引进与培养创新型人才, 保证企业创新的人力资源需求, 建立三管齐下的创新机制。
(一) 形成结构洞优势的创新能力
结构洞是指在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存在直接联系, 但其他单位之间没有相互直接联系, 其他单位无直接联系以及联系中断的现象, 看上去好像网络结构中形成了洞穴, 这种结构上的洞穴就是结构洞[1]。结构洞占据者具有突出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它利用结构洞能够获得更多更新、更为全面的信息以及控制有价值信息在网络中的流动, 这样就相当于拥有了更多社会资源和对资源的调动能力, 有利于对不同资源的整合。因此, 结构洞出现在不同位置, 对企业创新能力所产生的作用力也是不同的。
在高新技术企业外部, 企业应该建立尽可能多的社会网络结构洞, 占据结构洞中心位置, 提升企业在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并对结构洞进行动态维护, 不断占据新的网络结构洞。企业可从三个方面创建外部结构洞优势: (1) 占据企业与消费者在社交网络中的结构洞。以共享、用户参与为特征的web2.0模式的兴起, 使其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参与的机会, 以及不同用户之间的交互与信息的共享。企业应该利用社交网络积极地与消费者对话, 找到与消费者的结构洞, 从而有利的把握消费者网络, 拥有更大的自主性, 形成创新优势。 (2) 关注竞争对手的异质信息整合。在这个以速度带动节奏的时代, 作为以创新为主体的企业, 要想保持动态持续的竞争力, 必须以专注的视角关注竞争对手的动态信息和异质资源, 并积极融合消化竞争对手的异质知识资源, 与本企业创新点得到有效融合[2], 进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3) 关注行政管理组织的异质信息整合。企业外部除了竞争对手、客户等机构网络, 还包含行业协会、政府机构和证券投资机构等人际网络结构, 这些社会网络资源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企业拥有了较高的中介中心性, 企业便在外部建立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 获取更多的动态异质信息资源, 服务于自身发展;同时通过控制优势, 阻止竞争对手之间异质资源交流, 干预有效信息的流动方向, 使自身资源优势进一步拉大, 以便更好服务于企业创新。
然而, 在高新技术企业内部, 结构洞的形成会阻碍有效信息在企业中的实时交流, 限制创新能力的形成。企业可以从组织扁平化、搭建信息桥和引导非正式组织间的交流等方面消除内部结构洞对创新能力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INSEAD副教授Martin Gargiulo观点“创新更多地来自于那些对不同部门和领域都有了解的人”[3]。企业结构洞的占据者应为结构洞两边搭建信息桥, 有效促进信息在结构洞成员间的实时交流, 弥补结构洞带来的不利影响[4]。
(二) 营造发挥创新能力的文化环境
作为创新型企业, 仅仅获得信息与控制优势只是提升自我创新能力的第一步, 在企业还要构建一个益于创新的文化环境[5]。
企业创新能力开发最大的障碍就是企业员工在既定的机制里容易产生同质化的思想意识, 使企业逐渐失去创新性。个性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存在形式, 崇尚个性体现了企业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个性的文化氛围有助于企业员工发动创新思维, 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文化有了包容性, 企业员工没有了因创新失败受挫的顾虑, 会更愿意提出创新和实施创新[6]。另外, 在企业文化中要建立有付出就会有丰厚回报的信念, 不只是制度, 而是将这种文化作为显性文化反馈到员工之中, 让员工参与产品生产和体验, 让员工每个阶段的工作成果都有精神回报。所以, 个性、包容、以及提升员工参与感、成就感与满足感的企业文化应该成为创新型企业构建其企业文化的方向。
(三) 打造创新人才队伍
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人才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都是十分宝贵的, 很多竞争活动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 企业要想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和更宽阔, 就必须花大力气开发创新人才, 创造创新优势。高新技术企业成功的关键就是打造创新人才队伍, 包括外部人才引进和内部人才培养。
人才引进计划被很多国家和企业提上战略的高度, 可见人才引进的重要性。作为中国企业的新星小米公司, 在几年的时间里推出了miui系统、小米手机、小米电视/盒子、小米平板等一系列创新产品;在几年时间里推出成本定价、抢购模式、社会化营销等基于网络的集中全新营销模式;在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小米手机/平板与小米路由的互通互联控制传输, 小米路由与小米电视/盒子的互通互联控制传输, 小米手机/平板与小米电视/盒子的互通互联控制传输, 并基本完成产品血管脉络的构建[7]。这些快速的、高质量的、深入人心与市场的创新活动就是来自于小米公司对每款产品、每项业务都能不惜血本找牛人强人的策略, 也就是引进顶尖的行业人才来执掌, 保证核心团队没有短板。
企业除了引进人才之外还要注重内部人才的培养。在企业内部要建立内部人才培养机制, 实现培养的常态化、制度化和有效性。企业内部培养的人才, 能够更了解企业的发展现状、熟悉企业产品或服务内容, 更适合企业的发展需要, 并且企业培养起来的人才对本企业有更多的依赖性和责任感, 能够更好地发挥人才的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因此, 企业培养一批有素质、有技术的人才群体, 能够帮助企业不断变革创新。
二、着力搭建创新链, 加强企业协同创新能力
创新链是“三螺旋模式”的实施工具。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小, 人才少, 可以从协同创新的角度构建创新链, 实施自主创新。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 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 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8]。协同创新是整合科技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增强创新效果的重要途径, 已经成为下一轮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和风向标, 成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全新组织模式。
创新链要以国家意志指导或者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为着力点。其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组织形式, 现主要存在于以国家意志与机制安排的方面;由于它有利于加快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 有利于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 而成为当今科技创新的新范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当代创新已突破传统的线性和链式模式, 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网络化、开放性的特征, 并逐步演变为以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9]。基于企业的协同创新, 不同于基于国家意志的协同创新, 没有后者那么大的波及范围与强大效果。基于企业的协同创新, 就是企业依据自己的创新项目, 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展开的合作性研究, 旨在使创新产品或服务更好更快地作用于市场而换取利润。
加强科技协同创新工作是搭建创新链的主体工程, 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新技术企业应与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不同职能、不同主体积极协作, 合力推进科技协同创新工作首先, 组建不同形式的科技协同创新联盟。企业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特点, 跨行业完成技术创新, 形成产业合力。因此企业可以借助政府的政策支持、高校的人才和学科支持、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 组建不同形式的联盟体系, 完成创新飞跃。其次, 企业内部在机构设置上应设立单独的部门负责科技协同创新工作。例如可以设立协同开发部, 下设协调组和专家技术组;协调组负责与政府、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部门或主体联络协作项目的经费、人员构成、协作任务等事宜, 专家技术组则负责协作项目研发过程中的相关科研工作。再次, 争取多渠道财政支持, 针对协同筹备、合作研发、推广应用、成果产业化等多个环节给予持续稳定的支持, 充分发挥资金的引导和放大效应。最后, 建立以项目细分为主导的绩效考评制度, 对科技协同创新的绩效考评进行宏观设计、微观追踪加强项目引导、质量监控和评价监督等工作。
三、积极促成专利链, 推动企业创新成果共赢
专利链是“三螺旋模式”的外围突破力量。目前, 我国虽然是知识产权大国但不是强国, 发明专利所占比例仍较小, 而且绝大多数的发明专利由于不具备必要专利的属性而难以被吸纳转化为技术标准。就中国高新产业发展现状而言, 很少有单个企业能够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 因此企业间需要进行技术上的合作。专利联盟模式正好体现了企业在技术上的合作形式, 也成为“三螺旋模式”中专利链的建构主体。
专利联盟是企业之间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 以一组相关的专利技术为纽带达成的联盟, 联盟内部的企业实现专利的交叉许可, 或者相互优惠使用彼此的专利技术[10]。这代表某一领域先进技术的多个专利拥有者通过交叉许可组建成专利联盟, 有效弥补了我国单个企业现有创新实力不足的现状, 使企业拥有技术标准制定机会、实现创新要素共享机会、获得创新机制建立机会, 从而促成新的创新优势。
在创建企业专利联盟的时候, 一方面, 需要在创新联盟中建立一个核心创新企业做主导或者以行业协会做主导, 多个创新骨干通力协作, 其他创新企业协同执行的专利联盟模式;另一方面, 专利联盟在专利产生过程中就要进行合作, 完成技术上的深度联盟, 并且在自我创新提升、协同创新建立的基础之上逐步推进, 以保证联盟的牢固性和持续性。
四、“三螺旋模式”的建构关系
能力链基础地位的稳固、完善, 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源动力。企业中有在信息、文化、人才等多方面管理中不断提升, 才能保障企业科技创新的坚实地位, 产生共赢吸引效应, 促使创新链、专利链的形成。创新链、专利链的构建应围绕能力链的发展而展开, 又体现能力链的带动性。
创新链是能力链的进一步扩展。企业首先只有具备了创新的自我成长实力, 才能在协同创新中得到优质合作伙伴的青睐, 具备协同创新成员的条件。另外, 企业创新活动是一种高成本、高水平的企业活动, 协同创新一方面使企业摆脱了经济实力、创新能力不足的限制, 另一方面使企业走出了自我创新的小范围禁锢, 更符合我国大部分创新企业的发展现状。现在中国的高新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 高新企业的产业规模、技术积淀、人才储备和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所以企业在完成创新的活动中要积极的寻求合作伙伴, 为创新活动寻求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技术人力支持, 虽然协同创新会使企业支付一定的经济报酬, 但却为企业实现创新的及时性和优越性提供了保证[11]。同时, 协同创新使企业与其他研究机构拥有了技术、知识、人力等互通互助的机会, 能够使企业在合作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异质知识和技术, 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人员的知识领域和创新能力。
专利链是创新链的一个递进形式, 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深入, 建立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利益共分的机制。专利联盟在创新协作方面涉及的合作范围更加的广阔, 它跨行业、跨区域, 引入了更多的研究企业和机构, 是一个开放性和开阔性的创新。协同创新是一项创新的协同合作, 而专利联盟则实现了一组创新的合作, 这对我国企业以捆绑式的方式与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竞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也为在国际上产生更多的中国技术标准带来了机会。专利联盟比协同创新更加的复杂和开阔, 但是协同创新的合作形式、成功经验、形成机理却能为专利联盟的组建带来较多的经验和启示, 并且能有效地弥补专利联盟一些合作机理的缺失。
五、综述
总之,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的“三螺旋模式”体现了能力链、创新链和专利链三者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多重互动作用。该模式强调了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形成一个螺旋状的联系模式, 这种缠绕在一起的螺旋由能力链、创新链和专利链三个基本方面构成。能力链承担着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 创新链是知识和技术的源泉, 专利链则是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三个方面保持原有作用的同时, 每一个又表现出另外两个的一些能力, 三者交叉、结合, 角色互换多样, 多边和双边沟通灵活, 由此形成持续的创新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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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创新 篇3
在当今社会, 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到来, 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表现为一种创新性的三螺旋模型。为此, 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亨利·埃茨科威兹教授和阿姆斯特丹科技发展学院的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教授, 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有关企业、大学和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关系理论的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理论。即大学—产业—政府是创新创业的主体力量, 这三个主体力量以经济发展的需求为纽带而连接起来, 透过组织结构性的安排、制度性的设计等机制, 三种力量交叉影响, 最终形成抱成一团又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的新关系, 以此达到三者资源的共享与信息的充分沟通, 实现各自效应的最大化。在三螺旋模型中, 大学、产业和政府的边界日渐消失, 范围不断重叠, 触角可以伸向属于另一方的领域, 并相互渗透, 各种功能有机结合, 融为一体, 最终形成一种如DNA三位螺旋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种新型的三方相互渗透关系是推动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的重要因素, 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 各参与者相互作用, 从而推动创新系统螺旋上升, 促使创业活动深入发展。
二、当前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需要。
2. 大学生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深化和具体化。
3.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有效方法。
4. 缓解就业压力的最佳途径。
三、基于三螺旋模型理论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措施
1. 高校是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主导。 (1) 高校要转变教学观念。高校要鼓励师生到企业参加实习或参与合作研究, 设立相应的实践课题项目, 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在校园文化建设上, 营造一种自主创业的文化氛围, 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以影响、改造人们的思想, 使他们对自主创业产生认同感。在科研上更多地考虑科研选题来自大学的外部, 强调基础研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 (2) 建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建立创新创业模块课程体系, 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课程教学的延伸, 设置相应的教学学分, 建立并完善创新创业模块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课程内容方面应该是跨学科、系统性、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课题式课程。在教学方法方面应采取和课程内容相适应的课题式、情景式、体验式以及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 (3) 建立学院创新创业基金。积极与企业联系, 建立创新创业基金, 用于资助学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和创业计划, 支持并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有影响的课外学术科技竞赛, 表彰在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 奖励优秀的学生科技学术成果。 (4) 设立大学科技园。以大学科技园等孵化器为平台开展社会实践和创业实践。孵化器是为了实现大学的教育使命和促进经济发展使命等应运而生的。大学科技园是以大学或大学群落为依托, 通过集成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 采用政府资金等多元化的资本运作方式, 以实现大学科技成果向企业和社会有效转化为核心功能的科技园区。大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科技园进行实习, 输送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同时科技园也可以鼓励有创新成果的学生进行创业实践, 进行成果转化。
2. 政府市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保障。 (1) 制定优惠扶持政策。创新创业有风险, 需要鼓励和扶持, 尤其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简化创业行政手续, 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如, 最大限度地放宽创业政策, 减少大学生创业的政策风险;规范行政行为, 限制行政权力, 让社会每个成员享有公平的竞争和获取利益的机会, 使大学生能够在平等宽松的政策环境下把握机会实现创业;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 加大信息、技术、市场和资金等政策的支持力度。完善有利于毕业生就业和创业的政策框架体系, 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 推进毕业生就业市场与各类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联网贯通, 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毕业生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切实的政策扶持, 使得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能够有效开展并取得成功。 (2) 政府应发挥内核区的服务功能, 完善创业的政策体系。一个企业的创办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 鉴于政府是契约关系的来源这一独特的身份, 因此, 良好的社会环境尤其需要靠政府来营造。政府应该通过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对学生的创新行为进行鼓励和保护, 制定鼓励冒险、分散风险的风险投资制度, 为自主创新提供金融支持体系等方式来降低创新创业者的风险。同时, 要鼓励创新、推动创业, 政府还应该规范市场行为, 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则健全、运转有序的市场体系, 确保经济环境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运作。
3. 产业是推行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基础。 (1) 产业应促进新知识的传播和共享, 加强大学生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企业既是知识创造的重要力量, 也是知识应用的主要场所。企业秉持主动创新的理念, 积极创建独立或合作的研发机构开展创新活动, 这种自主创新的意识和理念势必带动全社会的创新行动, 从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促进大学生从事机会型创业。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通过将现有科研成果商业化, 使信息和资源得到更好的传递和交换, 促进大学生学到新知识、获得新信息并应用于创业中。企业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创业的实战场所, 给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模拟演练机会, 促使大学生在创业实战过程中产生各种创意, 促进大学生寻找和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商业机会, 从而不断提升大学生从事机会型创业的技能。 (2) 提供人力资源支持。一方面, 企业应当应大学邀请或定期选派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高校做报告、开设学术讲座, 或开展专题研究, 或兼任教师, 参与并指导课程教学改革、创业实践、就业指导等各项工作。另一方面, 在校企合作的前提下, 企业提供学生到企业实践的机会, 并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指导, 使学生能够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企业生产、管理实践相结合, 培养学生在实践中不断锻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熟悉企业经营管理流程。 (3) 提供资金扶持大学生创业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利用自己的科技知识或已有的科技成果创办公司是一条重要的创业途径。但大学生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 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在这两方面的优势扶持大学生。大学生和企业可以寻找对双方有利的途径, 如学生以高技术成果入股, 企业以资金入股等。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创业型大学创业能力提升的助推器。企业特别是风险投资企业, 可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支持、风险资金支持、关键技术支持等方式保障创业型大学创业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三螺旋创新 篇4
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Model)也称TH理论,是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Henry Etzkowitz)在深入研究“斯坦福大学—硅谷科技园”“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等创新奇迹的基础上提出的区域创新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当纽约州立大学的亨利·埃兹科维茨博士在荷兰参加国际会议时,遇见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洛埃特·雷迭斯多夫(Loet Leydesdoff)博士。两人在埃兹科维茨提交的关于大学-产业双螺旋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提出大学-产业-政府三方相互作用的三螺旋模式。1995年,两人合著了《大学和全球知识经济: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同年,他们又发表“三重螺旋———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实验室”一文,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三螺旋是指把大学、产业、政府比作三个螺旋,他们在创新过程中既保存自身的功能,又彼此密切合作、相互协调,共同推动知识的生产、转化、应用以及升级,使创新系统在三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不断提升[1]。
从概念来看,三螺旋的主体由三个组织构成:大学,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一些知识生产机构;产业,包括高科技创业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政府,涵盖地方性、区域性、国家层面以及跨国层面等不同层次。这三个组织除了履行传统职能外,各组织之间在互动中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职能,如大学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开展基础研究的职能外,还可以扮演企业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研发成果组建新的公司;政府也可以通过资助项目和改善经营环境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也可以扮演大学的角色,常常开展具有和大学一样高水平的培训和研究[2]。
从理论来看,三螺旋主要强调大学、企业和政府的协同创新关系,强调三个组织靠功能互补来相互作用,形成创新动力。其中,公共与私立、科学与技术、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流动方式。第一种是知识在参与者各自的内部交流和变化;第二种是两两产生互动,一方对其他某方施加的影响;第三种是三方功能重叠形成的混合型,共同推动创新螺旋上升。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努力达到第三种重叠模式。(见图1)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官产学”三螺旋模型,它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都具有很强的“互动自反”效应。“互动”就是通过官产学三方互动,产生三方网络和混合型组织;“自反”则是每一参与者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兼而扮演其他参与者的角色、能力和作用[3]。
从机制来看,三螺旋更突出官产学协同创新。三螺旋理论认为官产学创新系统是由缠绕在一起的三个螺旋,通过契约合作关系形成的一个螺旋状的联动模式。这三个螺旋,一个是由区域或国家政府及其机构组成的行政链,拥有政策支持、宏观调配和资源供给功能;一个是若干组织化的公司组成的生产链,拥有扑捉市场信息和资金运作功能;一个是由学术和研究部门组成的科技链,拥有科技创新功能。在创新合作过程中,大学、产业或政府基于对其他主体资源的依赖性,通过广泛互动,交换发明成果、资金、市场信息和政策等,使三方优势资源集中在同一组织框架中,从而互惠互利,形成资源互补效应和创新协同效应。这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不断进行要素的交换与互补过程,进而产生的互动与合作关系,最终实现子系统多方共赢的自组织创新就是协作机制。另外,在三螺旋创新系统中,官、产、学处于平等地位,并不特别强调哪一方为主,大学、产业和政府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导性组织。当某一根螺旋线替代另一根成为主驱动力时,而原来起核心作用的螺旋线则变成支撑机构,与另一个螺旋线共同协助主螺旋线,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又自发形成了同步机制[4]。
三螺旋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创新主体和合作模式、创新机制等都进行了体现三螺旋发展规律的阐述。“大学(研究机构)-政府-企业”三个创新主体在合作模式和创新机制中相互交叠、渗透,促使每个主体本身的功能和结构都得到了调整,并呈现三螺旋上升状态,驱动了整个区域“产学研”创新流的功能增强[5]。因此,三螺旋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三螺旋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大学、企业和政府在区域创新中统合起来,并打破传统边界,在边界切面上建立起新协同创新的三螺旋空间,最终形成了知识领域、生产领域和政策领域的集聚,从而创造“1+1+1>3”的更高价值。国外在科技园区的建设中,很好地实践了三螺旋创新理论。
二、国外大学科技园“官产学”协同创新模式
科技园是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创新网络,大学、企业、政府都是这个网络的创新节点,通过协同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从而推动三方相互作用、螺旋上升,以达到整个网络所在地域和空间上的发展和增值。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历史较短,但作为知识社会和技术创新的产物,它以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和区域形态,为科技、经济乃至知识发展的相互结合寻找到一条富有生命力的新途径,成为20世纪科技产业化领域最重要的创举之一。美国的斯坦福工业园区(现在的硅谷)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大批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具有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公司和企业,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受美国大学科技园创新模式的启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也陆续探索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大学科技园,用以推动当地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截至2015年底,加入世界科技园协会的会员有406个,涉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万家入园企业(见图2),其中来自中国的成员有34个。这些科技园在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相互作用中,按各螺旋发挥作用的大小,逐渐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官产学”三螺旋协同创新模式:大学主导型、产业(企业)推动型、政府引导型。
资料来源:世界科技园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Parks)
(一)大学主导型(University-led)———以美国斯坦福科技园为例
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k Terman)教授倡导并兴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由高校创办的高新技术科技园区———斯坦福科技园,用于创办企业和科研开发。园区成立后,斯坦福大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措施,如1953年斯坦福成立了大学荣誉合作研究项目,主要为在园区工作的员工提供高等继续教育培训,鼓励本校教师和毕业生在园区内创业。1970年斯坦福又成立了技术授权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专门负责管理斯坦福的知识产权资产,如统一为学校内各项科研成果申请专利并把这些专利授权给企业界,或者支持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成立创业公司,实现科学技术商业化等。此外,斯坦福还在硅谷成立了众多研究中心,作为官产学合作的实践基地。如斯坦福集成系统中心,由斯坦福大学、美国联邦政府和硅谷20家企业于1981年合作建成。该中心在政府政策支持下,配以充足的经费和国际一流的研究设备与仪器,校企人员共同合作,致力于高科技项目的研发与成果转化,共同创造先进技术。园区还在1987年建立了公司审批制度和支付租金制度,对科研、开发和轻工业、制造业优先批准并允许长久存在,这促成园区聚集了近万家高科技公司,如Apple、Adobe、HP和Google等。斯坦福科技园还为创业者提供高风险高利润的机遇,为他们创业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的支持等。
如今,园区已经发展成为一条绵延150公里的高科技产业带,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摇篮。斯坦福大学为硅谷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技术来源和智力支撑,同时又借着硅谷的优势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人才,在促进科技不断创新、成果不断转化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取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6]。美国斯坦福科技园最成功的经验是,由斯坦福大学兴建并主导,政府推动,企业群支持的“官产学”交互协同创新,形成了极具特点的硅谷模式:第一,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协同创新的主导者。斯坦福大学和研究机构鼓励有发明专利的师生自主创业,并吸纳电子、计算机、微信息处理等高技术产业入驻,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人才培养、企业运营联合起来,积极引领官、产、学合作,使各参与主体的优势和能力在创新中得到充分发挥。如斯坦福大学主要支持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学科建设和发展,不仅培养了大量世界顶级人才,而且还为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发明成果和高科技人才,使斯坦福科技园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中心[7]。此外,斯坦福大学一直为园区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斯坦福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远程教育网络,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园区企业实时转播,使企业的员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改进[8]。第二,产业是协同创新的支持者。一方面,园区内的企业、公司多为技术密集型和跨国型企业,需要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如果依赖公司内部研发,创新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因此,它们自愿积极参与到官、产、学合作中来,充当技术购买者角色。正是企业对合作的需求为斯坦福科研成果转化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园区内的企业还为斯坦福大学提供研究经费和实践基地。如HP、Cisco、Sun和Google等都是斯坦福大学的稳定赞助商,HP曾在2001年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9];园区的企业还欢迎斯坦福大学教授带领学生到公司任职并从事公司的科研项目,这不仅提高了学校师生对科研开发的兴趣,也为学校带来了许多前沿又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增强了学校在国家乃至世界的实力。第三,政府是协同创新的推动者。美国联邦政府1980年就通过法案使校企合作在政策和法律上给予保障,通过《拜杜法案》,允许美国高校把研究成果的专利权以独家许可或非独家许可的形式授予企业,美国政府还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对校企合作中的各个环节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进行了规范,更好地保护合作的积极性[10]。
(二)产业(企业)推动型(Corporate-pushed)———以英国剑桥科学园为例
在英国,最富盛名的就是1975年建成的第一所大学科技园———剑桥科学园,它是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在离剑桥市中心3英里的城市西北角规划出24英亩土地,建立的科学园,用来为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在形成了以剑桥大学为圆心、20英里半径范围内的区域,创造了著名的“剑桥现象”,即园区内3500多家主要从事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支持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创造37万多个就业机会,增加的总经济附加值达到122亿英镑,形成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创新集群[11]。剑桥科学园最大的特点是:从1992年开始,因大学在知识积聚、发明专利、科研人才方面优势显著,政府在政策、资金、制度上提供支持,使部分实力强大的私人企业开始投资大学科学园的建设与运营,更加专业化管理大学科学园;同时企业集群现象带动剑桥大学从传统的人文领域转向科技领域发展。如剑桥大学专门建立了剑桥企业有限公司(Cambridge Enterprise Limited,CE),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OTL功能一样,负责剑桥大学内部的科技成果转化,帮助发明人申请专利、寻找技术购买者、技术成果商业化运作等,CE还会为有创业想法的师生提供咨询、指导、资金、场所等资源支持。
剑桥科学园最初是由剑桥大学创建并拥有的,后来得到政府的参与支持,现在私人企业以及产业集群在科学园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企业是协同创新的主推者。3500多家从事高新技术和信息服务的产业集群,根据市场信息和需求变化,带动科学园及园区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不受政府、社会的干预,从事科技成果商业化。另外,受英国政府鼓励科技园由私人企业、大学、政府联合创办政策的影响,剑桥科学园在经营管理上甚至允许私人企业加入,由职业经理人担当,这使得缺乏捕捉市场信心能力和企业经营运作能力的大学教授与研究生们能够专注于研究工作本身及发明创造。第二,大学成为协同创新的力量源泉。在科学园“创新与创业”文化的影响下,经剑桥大学一群具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不断投入到科技商业化实践中去,使得剑桥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革,从过去培养神职人员和政治官员的人文教育向追求高科技创新的研究型大学转变,积极参与官、产、学合作,甚至为激励科技成果和科研人员投入产业界,剑桥大学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如宽松的教师兼职条件与知识产权的宽容政策支持教师参与创业,实行短期聘用制,为不愿离开剑桥而又需等待再聘机会的教师提供进入企业界的可能。剑桥大学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技术成果向园区转移的政策,而且十分重视技术发明人的经济回报。学校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归教师所有,这项措施效果显著地激励教师和学生积极转化科技成果、参与创办企业。第三,政府是园区发展的拥护者。英国政府为推动科学园建设,先后制定了一些鼓励政策,给予资金支持,扶持高科技类型的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截至2008年,加入英国科学园协会的大学科学园达70多个[12]。
(三)政府引导型(Government-pulled)———以日本筑波科学城为例
素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因被日本政府发展成为大学科学城而闻名。它位于日本茨城县南部,离东京东北约50千米。从1963年政府决定兴建到1980年建成筑波科学城,历时17年。此后,经过30余年的发展,筑波科学城已集中了31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和2所大学,还有260多所私人研究所和2万多名研究人员,代表了日本最尖端科学研发水平。其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建筑、物理科学、生物、农业、环境、安全等,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创造性突破,培养出了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近40%的公共研究设施和发展资金都投在了筑波。如今筑波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科学中心和知识中心,是世界上主要为政府和企业建立合作的重要研究基地,特别是在防震系统、公路研究、高能物理学等领域科技成果显著。
筑波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科技园区,其形成与发展,完全靠政府行政指令。如从最初的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由政府决策,连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都由政府从东京迁来,各种设施都需经行政审批配备,私人研究机构和企业也由政府计划控制。一切都按计划办事,一切都由政府包办,形成极具代表性的筑波模式:第一,政府是园区协同创新的建设者、主导者。首先,政府为园区的建设及与三方合作给予法律、政策和经济上的保障。政府为筑波科学城专门制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律,如《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通过立法手段,对房地产租赁、设备折旧、税收、信贷、外资引进等给予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日本政府还修改了《产业技术强化法》用来促进创新,并为科技园建设提供贷款担保,为入驻企业提供搬迁费和R&D经费补贴等;1987年12月还通过了研究交流促进法,允许私人企业使用国家院所的设施,允许国家院所与私人企业间进行人才交流及专利共享等,这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日本大学科技园的发展[11]。其次,在科技园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资金投入占主导地位。30多年时间里,筑波科学城累计获得了政府高达2.5兆日元的投资。全国国立科研机构大约40%的科研人员和每年40%的科研经费预算都集中在这里。2007年安倍晋三提出了《创新25》,即优先实施重点化战略,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效率等[11]。再次,东京的相应主管部门对园区内的各类研究机构和教育设施以及其他产业和公司进行垂直领导和指挥。第二,大学和企业在协同创新中联动作用较弱。由于政府主导,创新的主体是国有及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国有研究机构享有充裕的政府财政拨款,所研发的科技成果由政府支配。而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也因研究成果直接为企业所用,几乎不需要通过市场完成成果转化,因而缺乏明显的创业导向,导致各主体间尚未形成或形成的协同创新机制不够顺畅[14]。
综上,不论何种类型的大学科技园,它们在“官产学”协同创新过程中既有共同之处,如履行自身的传统职能,也有明显的差异性(见表1)。日本筑波科学城在政府主导下,有雄厚的资源和制度保障,能够在短时期内见成效。但政府的过度干预,会使三方主体缺乏相应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容易导致自给自足的闭塞循环。美国斯坦福大学首创的大学(科研)-产业-政府三位一体的硅谷发展模式,形成了浑然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协同创新网络。高校和研究机构、企业及中介服务机构、政府各司其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共同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经济效益显著,创业与研发氛围浓烈。但高校和企业易发生利益摩擦,出现职能不清、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英国剑桥科学园是在企业群主导下,通过市场竞争使科研成果定向,是以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创造产出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但是,他们容易发生同行业恶性竞争,风险成本较高。
三、不同主体驱动的科技园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三螺旋理论虽然同样适用于中国,但由于发展阶段及历史原因,“三螺旋”中各“螺旋”在中国发展程度和协同作用都存在一些问题[15](见表2)。因此,借鉴国外大学不同主体驱动的科技园成功经验,来促进我国科技园建设中“官产学”协同创新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螺旋模式,对于增强国家、产业及大学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提高三主体自身的创新能力和职能效用。从表2可见,目前中国“官产学”主体都存在着自身发展不足的问题,如“R&D投入不足、成果转化率低、法规、政策不完善等”。因此,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模式,政府首先应重视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在资源投入、宏观调控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大学可学习美国斯坦福科技园模式,积极推动科技园建设,特别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将优势资源集中在高科技领域,设立类似CE或OTL部门,协助教授或研发人员申请发明专利和成果转化,向科技园输送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成果,鼓励教师和学生技术创新和创办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物质支持。参考英国剑桥科学园模式,在园区内形成产业集群,利用企业的优势促进科技园建设,如吸纳企业入驻和风险投资,发挥企业专业科学管理能力、捕捉市场信心能力和资金运作能力,激励其自主创新或与大学合作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等。
2.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官产学”创新合作网络。三螺旋理论还强调政府、产业和大学三主体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影响、协同和制约的机能。针对中国“官产学”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政府、企业、大学在科技园建设中应设立动力机制,从国外大学科技园模式与三螺旋协同创新机制来看,政府一直是“官产学”合作中合作意愿最高的主体,因为大学科技园的搭建符合政府建设区域创新系统的要求,必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因此,一要政府主导,通过政策、资源和制度的引导和规范消除大学和企业对参与合作的顾虑和障碍,为协作创新尽可能提供便利和保障,进而增强三者合作的积极性和动力[16]。二要利益驱动,通过分工设计和制度制定使各方利益实现均衡和最大化。其次,建立组织协同机制,如管理网络平台,用来实现信息收集与发布、为资源需求者和拥有者提供信息交换、最大程度使各主体间信息对称等;利用网络平台还可以使各项工作能按照流程设计有序开展,降低管理成本。再次,建立同步发展机制,不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大学主导或企业主导,三主体都需要相互作用,彼此协作,保持动态平衡,因此,除了利益均沾外还要资源共享,如建立共享收益分配原则、资源使用补偿制度、共享合作制度等。
三螺旋创新 篇5
19世纪中后期至今, 大学在经历了两次学术革命后, 正发生着从“研究型”向“创业型”的变革, 创业型大学除了研究和教学之外, 还承担着第三种使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创业型大学的构建已成为国际大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这种新兴的大学模式正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有关资料显示, 鉴别、创造知识产权并使其商业化已成为各大学的制度性目标。创业型大学已经展示其独有的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
2005年, 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中, 杨玉良 (现国务院学位办主任) 发表了“如果复旦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按照现在提出来的概念, 就是创业型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复旦最好的榜样”的讲话。他认为“创业型大学”是大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官、产、学三螺旋理论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是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兹、和荷兰学者罗伊特·雷德斯多夫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有关企业、政府和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利用生物学中有关三螺旋的原理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企业、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相互依存、互动发展的关系。该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我国也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三螺旋理论的出现有助于我们理解高等学校运作中的众多的复杂理念和相互关系, 为我国大学向创业型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 三螺旋模型理论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 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表现为一种创新性的三螺旋模型 (Triple Helix) 。三螺旋理论提出了一种非线性螺旋形的创新模式, 大学、产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通过结构制度等的安排与设计实现三方密切合作、相互作用, 以加强资源分享与讯息沟通, 提高整体效率。同时, 三螺旋合作模式表现为大学、产业、政府在机构上彼此独立在范围上互有重叠 (如图1.1) 。
在三螺旋模型中, 大学、产业和政府的触角可以伸向属于另一方的领域, 使旧有的边界日渐消失, 范围不断重叠并相互渗透, 各种功能有机结合, 融为一体, 形成一种如DNA三位螺旋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相互依赖, 共同发展, 实现跨边界的协同合作。政府拥有决策权力, 可利用决策过程来干预或调控大学及产业的运作;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技能的来源, 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产业的市场力量, 则通过消费、声望和品质来影响政府与大学的经营绩效。这种新型的三方相互渗透关系是推动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的重要因素, 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 各参与者相互作用, 从而推动创新系统螺旋上升, 促使创业活动深入发展。
“创业型”大学在知识经济的新角色是“三螺旋模型”理论的核心之一。亨利·埃茨科维兹在《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一书中, 对“创业型”大学这样定义: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及其组成人员对从知识中收获资金的兴趣日益增强。这种兴趣和愿望又加速模糊了学术机构与公司的界限, 公司这种组织对知识的兴趣总是与经济应用和回报紧密相连的。由此可以看出, “创业型”大学是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关系发展的原动力。高校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转到创业和商业化操作中。“创业型”大学通过为企业做咨询和直接创建新企业等形式服务于产业, 通过政府重大研究项目, 特别是一些军事相关项目等服务于政府。所以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与转化的关键, 还是知识空间、趋同空间和创新空间得以形成的关键。
(三) 创业型大学的衡量标准
“创业型”大学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和扩展了原有的教学职能、研究职能和服务职能, 包括研究成果的转化、创办衍生公司等, 并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
国外学者伯顿·克拉克和埃茨科维茨对“创业型”大学的衡量标准分析具有代表性。伯顿·克拉克从高等教育内部入手, 分析了欧洲5所大学的发展变化, 总结了20世纪晚期欧洲大学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创业反应, 对“创业型”大学做出了确切的特征描述: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强与外界联系、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强有力的学术核心和“创业型”的校园文化。伯顿·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能够说明那些立足自身适应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的现代大学的特性, 尤其能够说明这种大学的优势”。
被誉为“三螺旋之父”的埃茨科维茨将创业型大学定义为,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型大学。他在著作《三螺旋》一书中总结的“创业型”大学五项标准, 可谓是欧美“创业型”大学的普遍衡量标准:
1. 知识资本化:
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不仅为了学科的发展, 也是为了知识商业化的应用;知识资本化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 使作为发展和传播知识机构的大学在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相互依存性:
创业型大学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 创业型大学与产业、政府彼此互动密切, 相互作用, 相互依存。大学须从策略的角度来发展与产业、政府等潜在合作者的关系。
3. 相对独立性:
创业型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 并非从属于另一个机构的产物, 即既不在政府掌握之下, 又不在产业控制之下, 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两者相互作用, 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合作计划。
4. 混合形成性:
是互相依存和彼此独立原则间衍生紧张关系的解决依据, 同时也是实现这两种目标的混合组织产生的动力。创业型大学既要与其它机构相互依存, 又要保持自身独立。只有生成一些混合组织形式 (如研发中心、孵化器、科技园等) 才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5. 自我反应性:
当大学与产业、政府的关系发生变化时, 大学的内部结构也会持续不断的更新, 形成知识、功能与组织结构的共同演化。
(四) 我国创业型大学的构建模式
三螺旋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了大学在创新体系中更高的功能要求, 要求大学蜕变为“创业型”大学。的确, 国外少数著名大学已经成为了“创业型”大学。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是“创业型”大学的典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是亚太地区“创业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等著名大学也提出了要创建“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战略。基于三螺旋理论, “创业型”大学成为了未来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 “三螺旋”理论起源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成熟, 学术能够自由、自主发展, 且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 科技和经济实力都比较深厚。这些为“创业型”大学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我国高校受政府影响比较大, 自主发展程度低, 且科研能力也较弱, 有科技实力的“研究型”大学不多, 部分大学还只能算是教学型大学。所以, “三螺旋”模型并不能简单直接在中国套用, 经研究笔者认为, 我国“创业型”大学在构建时可以尝试以下的思路。
1. 转变观念
与传统的大学相比, “创业型”大学对大学使命有新的描述:其一, 在教学上鼓励师生到企业参加实习或参与合作研究, 并试图在校园中营造一种自主创业的文化氛围, 以影响、改造人们的思想, 使他们对自主创业产生认同感。其二, 在科研上更多地考虑科研选题来自大学的外部, 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 构建更多的组织机制, 如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专利办公室、科技园等, 以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在产业中的转移、扩散和应用。其三, 强调如何利用自身的科技资源优势积极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所以, 我国大学应该用全球化思维, 逐步接受企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政府的地方利益最大化原则。接受知识的公有性向专有性、无私性向私有性转变, 积极推动知识的商品化、市场化。
2. 提高学术创新能力
目前国内对“创业型”大学的相关研究中, 多关注“创业”而忽视“创新”, 即忽视了提升高校创业必须的知识技术创造能力, 使得高校缺乏高效服务社会的能量来源——强有力的科研实力, 从而造成创业行为成为无源之水, 难以为继。所以, 大学领导人需要平衡大学功能及教育目的以促进创新。正如斯坦福大学虽然在创业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 但始终坚持把教学和科研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务, 确保教学和科研的核心地位。
我国大学的创新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高校自身的创新, 体现在学术上的科学研究能力大幅增强;二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 体现在教学水平上。即首先在原有大学基础上引入创新精神来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使其朝“研究型”大学发展;然后以雄厚的知识储存和科研能力为基础进行创业。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 大学教学工作需要深度思考这种社会变动下的教育目的, 注重知识的生产与应用, 以激发学生的潜能与创新精神, 培育学生成为专业的知识工作者。
3. 建立合理的教师激励、管理制度
大学教师需要在如何平衡追求大学机构卓越与满足个人需求之间的冲突。为了响应多元的社会需求, 教师工作时间与压力在与日俱增, 应该适当将教师工作的内容进行弹性调整以维持大学教师的专业自主性, 从而增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能。
以克拉克五个个案中的芬兰大学为例, “弹性工作负担” (flexible work load) 方案是该校推动企业型大学的重大改革之一, 教师可和院系主管商议其在教学、研究、服务与其它责任间的工作时间分配, 并逐年调整其工作组合内容, 结合该校特有的院系“整笔经费预算” (lump-sum budgeting) 制度, 教师在充分自主与责任要求中发挥螺旋式交互而上的作用, 造就学校转型为创业业型大学的辉煌成果。
其次, 大学须建立完善的支持体系及激励性的奖酬制度, 以促动教师发挥企业精神的创新作为。学校管理层应结合行政运作进行策略性的资源配置, 通过建立校园完善的资源供应配套设施、给主要研究人员配置适量的协助教师和行政及技术人员等支持系统, 以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和提高教师的工作质量;出台创新教学与卓越研究成果经费补助办法、智慧财产与专利权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制度等, 以激发教师在教学与研究创新的不断追求。此外, 合理化的规范机制也不可或缺, 建立教师评估制度以淘汰不胜任的教师, 或限制产学两栖或官学两栖教师的校外服务时间以解决双方的利益冲突, 才能充分发挥学校的整体效益。
4. 加强领导核心建设
首先, 改变高校高层领导选拔制度中的行政性、内定性、封闭性、偏学术、偏背景性, 保证具有前瞻性、创新能力、丰富经验的高素质人选成功当选;确保高层领导选拔过程中的民主性及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其次, 精简校级管理机构, 强调行政部门的服务意识, 改变因人设岗、机构臃肿、官满为患、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现状;增强管理者为学校发展、为全体教工、学生谋福利的意识, 提高管理者的学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教代会在行政决策上的作用。
再次, 从校长开始, 自上而下, 平衡校内各方关系, 促进各类团队的协调合作与创新能力的发挥;同时加强与校外关系的互动, 积极拓展外围业务。
5. 创业文化建设
创业型大学的构建, 离不开创业文化的宣传与培育。创业型大学领导人首先应不断地和全体教职员工沟通理念与价值观, 并塑造共同愿景, 以促动创新作为。例如荷兰Twente大学由1980年代起建立新的组织价值观, 认为大学不再只是“文化机构”, 而将其定位为“公共服务机构”, 据此基础积极推动新使命与价值观的落实而成功转型。
学校应通过举办各种具体的活动活跃校园中创业文化的氛围, 让成员深刻体会创业所带来的好处。如:举办工作坊或研讨会提供培养创业精神的训练机会, 在讨论中完成将知识产业化的提案, 让非企业背景的教职员工了解将创业理念与学术结合的优点, 及其产生收益的外溢效果。这样一来, 在价值观的改变与实务运作的转化中, 在信息与资源的分享下, 发展跨学科学术团队与创业管理团队, 校园的创业团队精神文化便逐渐成形。
6. 找准自身定位, 合理推进大学创业
(1) “研究型”大学与政府或产业界的合作。一般高校更多的是承担那些为政府或企业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科研任务, 接受由政府或企业委托的短平快性质的研究和转化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与产业界合作时, 应该以优秀研究项目或课题为纽带, 加强高新前沿技术领域的合作。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越来越重视与产业界在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 计算机与微电子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我国也应努力在这些领域有所突破, 在高新技术领域与产业界开展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从而使“研究型”大学在为产业界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和人才支撑的同时, 也使自身的科研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2) 校办企业。对于我国的校办企业, 首先, 应尽快完成高校全资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在高校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高校企业改制过程中, 要积极推进高校企业的社会化进程, 引进社会企业作为高校企业的股东, 促进高校企业股东多元化, 以此建立高校企业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 避免因企业经营问题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推动高校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参与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其次, 创办和发展高校校办科技企业, 要以转化科技成果为主要任务, 以孵化小型科技企业为工作重点, 以转化具有本校学科特色和优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特别是以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化过程中还需不断技术投入、社会企业一时难以转化的科技成果为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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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lark, B.R. (1998)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M].Oxford, England:Pergamon Press.
我国官产学三螺旋关系测度研究 篇6
一、三螺旋模型原理
在创新活动中, 政府、产业和大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以某种形式产生关联。传统三螺旋模型的联系方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即国家干预型模式、自由放任型模式和三边网络混生组织模式。其中, 三边网络混生组织模式又可细分为中心协调型和自组织型两类。
本文将Leydesdorff三重螺旋算法和香农或然熵理论相结合, 对大学 (U) 、产业 (I) 、政府 (G) 、大学-产业 (UI) 、大学-政府 (UG) 、产业-政府 (IG) 、大学-产业-政府 (UIG) 在布尔逻辑代数系统下进行检索和审查并对数据进行测度, 各主体会产生相应的频数fi, 频率分布对应概率分布Pi, 其分布的关系表示为。
概率分布的或然熵为平均信息量, 是随机变量统计相关性的测度, 用H表示。数据集H所包含的不确定度越小, 所反应的信息量就越大, 下标分别用i, j, k表示。将概率Pi所包含的平均信息量用Hi表示 (单位为比特) , 平均信息量增添适当的变元后用Hij、Hijk表示。
考虑到大学、产业和政府的实际情况, 分别用u、i、g代替i、j、k对于实际数据进行处理。二维协同信息等价不确定性的转接量Tui, 表示大学-产业的合作关系的不确定性程度, Tui越大表明两者之间的结合越紧密, Tig和Tug同理。
在一定范围内, 官产学三螺旋测度中二维与三维的协同信息成相互替代的关系, 三维协同信息不确定转接量用Tuig表示。
Tuig值越小, 表明官产学三者合作对于整个系统的不确定减少量越多, 该系统越趋于稳定。如图1 (c1) 所示, Tuig的值大于零, 官产学三重螺旋关系中不仅存在两者重叠部分, 还存在三者重叠部分, 此时在三螺旋系统中存在着中心协调, 属于中心协调型三边网络混生组织模式。当Tuig的值小于零时, 大学-产业-政府三者共同协作的三维关系在其所组成的系统中发挥了自组织作用, 为自组织型三边网络混生组织模式 (如图1 (c2) 所示) 。此时三螺旋系统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复杂自组织来参与到系统中, 不需要官产学三方的共同参与, 整个系统的不确定度减少。Tuig的负值越小, 整个系统的自组织水平越高。
官产学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 很难用数学模型将其精确阐释。三重螺旋算法作为衡量三者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 为官产学创新关系测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尽管该算法仅在统计学的研究范畴有意义, 基于网络数据库的检索, 运用三重螺旋算法, 还是从一定角度反应了官产学三螺旋时间、空间上的合作关系。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一) 样本选择
科技活动的产出可以作为创新的一个测度。遵从国际惯例, 专利、科技论文以及新产品为科技活动的直接产出, 故专利可以作为创新活动测度。
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三者在官产学合作中均占一定位置。专利的申请要具有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特征, 三类专利的发明创造难度、技术含量以及社会贡献率等依次递减。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最高, 受保护期限最长;外观设计专利的创造相对简单, 一般由单一主体完成。
近年来外观设计合作申请量较少, 通过数据检索发现自2011年始, 合作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的公告数为零, 对其进行三螺旋关系测度的研究意义不大, 因此本文将其剔除, 以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公告数为研究样本。
(二) 数据来源与测量方法
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 采用数据库检索与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法, 以省、直辖市 (共计31个, 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作为基本的数据来源, 依据专利申请人的类别 (可重复计量) 对数据进行分类、检索、分析。
若专利申请人检索信息中包含大学、学校、学院等知识生产机构的代名词将其归为U的范畴, 检索信息含有集团、公司、企业、医院、厂、矿等产业部门的代名词将其归为I的范畴, 检索信息含有部、委、局、中心、基地等代表政府部门的词汇将其归入G的范畴。研究机构可具有政府性质、企业性质或者教育性质, 根据其属性分别归入G、I、U。若专利申请人同时具备两个主体的属性则将其归入UI、UG和IG之中。同理, 专利申请人具有三个主体属性将其归入UIG之中, 而对于个别无法准确界定其性质的机构则将其剔除。
(三) 数据测量结果与直观分析
通过以上的方法对2009-2013年度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公告数进行检索, 所得数据见表1。
由表1数据以及计算分析可以看出, 在过去的5年之中, 不同类型的专利公告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在大学-政府、企业-政府两主体合作以及大学-企业-政府三主体合作中发明专利公告数增长较为明显;就大学、企业单一主体作为申请机构以及总计的申请公告数量而言, 实用新型专利的增长较为明显;两种类型的专利公告数在政府作为申请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率相近。
专利的申请以产业居多。产业界申请发明专利的公告数量从2009年的63 167增长到2013年的208 241, 实用新型专利公告数从2009年的67 574增长到2013年的363 943, 可见产业界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的公告数量增长量更大。从官产学两两合作公告的专利数量来看, 政府-产业、大学-产业合作申请的专利公告数相对大学-政府合作申请的专利公告数量多, 且政府-产业的合作申请专利的公告数量增长率高。从官产学三方合作申请专利的公告数来看, 发明专利无论是数量还是增长率均明显优于实用新型专利。在总计上, 发明专利公告数比较上一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3.04%、24.54%、55.07%、22.71%, 实用新型专利公告数的增长率分别为81.08%、40.88%、46.41%、41.76%, 实用新型专利的总体增长较为明显。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
三、三螺旋关系测度与分析
(一) 发明专利三螺旋关系测度与分析
对2009-2013年的发明专利进行三螺旋关系测度, 所得结果见表2。由表2和图2可知, 2009-2013年度发明专利的三螺旋关系测度中, 总体上Tui、Tug和Tig的值均处于下降状态, 这表明官产学两两合作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Tui>Tig>Tug, 表明大学-产业、产业-政府、大学-政府合作的紧密程度依次降低。大学与产业的合作最为紧密, 政府的参与程度不高, 这是由官产学各个机构的职能所决定的。
近年来, 大学与产业的合作越来越普遍, 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机构, 具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储备, 而产业具备经济实力和设备资源, 精神财富与物质资源的结合使得技术创新活动相得益彰。大学与产业的合作主要采取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等模式, 并且这种合作日趋密切。例如神东煤矿集团公司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联合推出的“3+1”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根据公司的要求在校学习3年专业知识, 剩下的1年在公司实践中学习, 毕业后直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使学生顺利地找到工作并且能够胜任工作, 另一方面使学校输出的学生能更好地与企业的文化、发展战略等相吻合, 从而能够有效地促进大学-产业的技术成果产出。产业-政府、大学-政府的合作专利成果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方面, 并可达到共赢的效果。例如, 江苏市公安局与苏州麦格华恒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申请的“接触性生物检材DNA采集保存方法及设备”发明专利, 该专利成果的产出对于公安局日常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同时该设备的生产也为企业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维协同信息不确定转接量Tuig的值为负数且不断减小, 表明发明专利的官产学三螺旋系统趋于稳定, 自组织性增强, 在三螺旋模型下能更好地更新和驱动。较高的自组织水平标志着各方主体自我更新与协调能力发挥巨大作用, 相互依赖性降低。这与本文对于官产学的分类方法有一定关系, 同时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产业、大学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有所节制, 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二) 实用新型专利三螺旋关系测度与分析
由表3和图2可知2009-2013年度实用新型专利的三螺旋关系测度中, 总体上Tui值上升、Tug和Tig的值处于下降状态且Tui值始终大于其余两者, 表明大学-产业两主体合作密切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密切, 而大学-政府、政府-产业的合作不确定性增强。
从专利的公告数量来看, 大学-产业合作公告的发明专利数量明显多于实用新型专利的公告数量;在实用新型专利的二维协同信息不确定上来看, 同样是大学与产业的合作最为密切。2008年12月, 《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由科技部等六个部门联合发布。该意见提出了加快创新产学研结合组织模式, 通过积极开展试点, 运用政策的手段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以及发展。作为政府首次创立的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形式, 其承载着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使命。产业作为官产学合作的重要载体, 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建设在国家的政策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下取得新的进展。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两者同样的结果符合我国官产学主体合作的一般规律, 体现了产业在该领域的积极作用。
Tuig的值在-299.18和-130.79之间浮动, 官产学三螺旋系统趋于稳定, 自组织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实用新型专利的在三种类型专利的综合评定中处于中间位置, 其自组织水平存在一定的浮动, 这要求实用新型专利官产学创新合作进一步增强。
(三) 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三螺旋关系测度与分析
通过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的Tuig对比可以看出, 发明专利的Tuig值小于实用新型专利Tuig值, 这表明发明专利的自组织性更高, 三重螺旋关系更加紧密。发明专利作为重要的专利类型, 其自组织高表明官产学不同主体的相互依赖性降低, 这个系统的稳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平稳发展。
将2009-2013年度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进行整合, 得出其总体的三螺旋关系测度, 见表4。由表4和图3 (a) 可知Tui、Tug和Tig的值总体均处于下降状态, 表明官产学两两合作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Tuig的值为负数且不断减小, 三螺旋系统趋于稳定, 自组织性增强。以年度为自变量, 以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公告数之和三维协同信息量为因变量, 对其关系进行拟合, 得到线性方程:y=-9.749x+19322.094 (R2=0.94) , 见图3 (b) 。拟合曲线的相关系数为0.94, 拟合效果非常好。
分别统计2009-2013年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总数, 所得关系测度数据见表5。由表5中信息可知, 在三螺旋关系中, 政府-大学、政府-产业在发明专利方面的合作更为密切, 大学-产业在实用新型专利的合作中更为密切;官产学三者合作方面发明和实用新型均处于稳定状态, 而发明专利所表现的自组织性更高, 这与本文前部分的分析结果相符合。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三重螺旋理论对我国2009-2013年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进行数据搜集与测度分析, 研究表明:在两主体合作方面, 发明专利官产学两两合作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 大学-产业、产业-政府、大学-政府合作的紧密程度依次降低;实用新型专利大学-产业两主体合作日趋密切, 而大学-政府、政府-产业的合作不确定性增强。在三主体合作方面, 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均形成了稳定的三螺旋关系, 发明专利的自组织性更高, 三重螺旋关系更加紧密。
作为技术含量最高的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是未来我国官产学合作的发展趋势,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未来的官产学长期合作和稳固发展提供了指引和借鉴。从专利的角度看, 我国官产学技术创新的发展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 国家应加大对专利研发和转化的扶持力度, 提高官产学及其合作主体科技成果研发与产出能力。其次, 进一步加强专利的官产学创新联盟建设,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第三, 通过法律等多种渠道加强专利的保护力度, 减少知识产权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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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螺旋型知识共享创新模式的构建 篇7
产业集群合作创新是指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与外部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在技术、原材料采购平台、营销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联合创新行为,这种合作创新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建立在非正式交流产生溢出效应的基础上的、低层次的联合创新,即企业间对彼此的模仿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这是通常意义上的集群创新;第二个层面是创新主体通过正式的协议而建立的、高层次的联合创新,这种合作主要发生于企业与高校及研究机构、上下游企业和龙头企业之间。集群企业因为地域接近和相互理解信任的密切联系,易形成共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惯例,彼此间更易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有效降低了合作的风险和成本。
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转需要建立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促进知识在集群内部创造、储存、转移和应用,特别是隐含类经验和知识的转移及扩散。地方政府应通过建立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包括集群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和集群内部的信息交流),完善信息交流手段和体系,促进集群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促进知识外溢、技术扩散和创新,使集群“空气中弥漫产业的气味”。地方政府应以产业集群内企业为示范,积极向其它企业推广,进行产权制度、激励制度、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为企业内部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提高集群整体的创新能力。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机制、有效率的产权制度、高效的激励制度和组织制度,降低社会各种交易成本,提高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行效率,为企业和产业集群的成长创造一个适宜的技术、制度环境和创新资源要素的社会网络,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形成。
1 知识共享
1.1 涵义
1.1.1 知识共享的经济性
知识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资源,知识有其特殊性。首先,知识可以重复使用,不会因为使用而被消耗,所以知识比一般的劳动力等有形经济资源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其次,知识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独特优势,它会在使用中,不断的积累、提炼并增值。
1.1.2 知识共享的对象
显然,知识共享的对象是知识,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知识具有不同的特性。从认知角度观察,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二者可以通过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和内化4个阶段相互转化。从知识的层次来看,知识可分为个体知识和组织知识,也可分为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
1.1.3 知识共享的主体
知识共享可能发生在员工个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项目团队或不同组织之间,所以,知识共享的主体可以分为个体、项目团队、组织等几个层次。
1.1.4 知识共享的手段
知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且,知识共享的主体分为个人、项目团队及组织3个层次,这就为知识共享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比如信息与合作技术(ICT)、资源描述框架(RDF)和本体论(ontology)等技术成为知识共享的关键技术。
综上,我们可以从知识共享的特性以及知识共享的过程和主体方面去理解知识共享,通过创造共享的条件,共享的主体通过一定的手段去捕获和传递共享的对象,从而实现共享。这是一个完整的知识共享概念。
1.2 知识共享过程
知识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知识市场”。这个市场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具有同样的特性与规律,知识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在知识市场的作用下进行的。知识共享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市场的知识流动过程,是知识拥有者之间的交易行为过程。知识共享过程可以包括知识创造、知识吸收、知识交流、知识理解和知识创新等。
Holtshouse把知识看作是一种在供给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流动。许多学者将知识共享定义为沟通的过程。还有的学者认为,知识有效转移是企业存在的原因,对企业提高竞争能力非常重要。有的认为,知识转移存在两个方向的活动,一个是发出,一个是接收。图1表示了知识转移的两个过程,即知识拥有者的外化或发送行为以及知识获取者的知识内化或接收行为。知识外化和内化行为都未必是有意识或者有针对性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激励知识拥有者以更适宜他人获取的方式外化其知识,培训知识接收者以更有益自身利用的方式内化知识。知识的外化和内化行为一方面需要认知主体认识到共享知识的价值,否则知识共享过程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时空间隔、社会距离及不同的文化、语言、心智和概念模式等可能成为共享过程中的障碍而扭曲知识的外化和内化。
对于知识型企业知识共享过程中的知识贡献的意愿类型,本文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2.1 知识需求者主动意愿型
在知识型企业中,这种类型往往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表现的较为频繁。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员工如果遇到困难,这时候就有了学习的意愿,就会主动地从显性知识库中搜索其需要的知识,或者直接与某种隐性知识的拥有者进行面对面交流,或者通过模仿的手段获得知识,或者从外界非正式的渠道获得知识。这个过程可以从图1的反向流动中体现出来,知识需求者通过以上提到的各种方式去主动学习知识,而知识拥有者此时处于被动输出知识的地位。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中间除了复杂的获取方式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在知识型企业中如何解决?知识型企业的管理者是解决这个障碍的关键因素。此时,管理者应该是一个“调度员”的角色,他知道谁需要何种知识,谁拥有何种知识,他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为知识需求者和拥有者建立联系,促进知识的共享。这种知识共享往往是无处不在,是随机发生的,对于知识创造有很大的帮助。
1.2.2 知识型企业主动意愿型
“机会只会光顾有准备的人”,企业在正常的工作进程中大多都会鼓励员工去“充电”,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组织者的角色。知识型企业主动意愿型中所有的员工均为知识的需求者和知识的拥有者,在一系列的活动中,每个员工都会参与到企业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交流和学习别人的知识,并且通过新的培训获得企业外部的知识,这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定时的知识共享过程。
1.3 知识共享的障碍
1.3.1 企业员工不愿分享其知识
这类障碍形成的主要原因为知识共享的各个知识节点之间的信任度不够,知识拥有者的自私心理作用,价值观念冲突等。在这些障碍的影响下,团队成员并不能确定其他人是否和自己一样积极共享知识。只有团队成员对他人有足够的信任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时才会积极地共享知识,因此,必须加强团队中信任机制和价值观的培养。
1.3.2 企业员工的知识结构差异
这类障碍形成的主要原因为企业员工之间的学识差异、认知差异、文化差异、表达差异等。知识共享并不是各方愿意并付出行动就能够达到共享目的的活动,很多时候知识共享会受到企业员工知识结构差异的影响。因此,知识型企业在组建项目团队时要充分考虑到成员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的相似程度。
1.3.3 缺乏知识共享环境
这类障碍形成的主要原因为企业的组织障碍、团队结构以及团队文化等。知识共享面临的环境包括组织和团队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知识共享需要一个和谐、信任的环境的支撑,因此,知识型企业不仅仅是要营造企业内的和谐共享文化,并且要注重培养和谐的项目团队的共享文化,为员工提供融洽的知识共享的环境。
2 螺旋型知识共享创新模式的构建
2.1 生物基因的螺旋进化运动和标杆案例归纳的启示
自然界的生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物群体也就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比如作为我们的主要食物的农作物,都经过了近万年的人工遗传修饰/改造发展,修饰/改造的基因数以千计,并且,基因的修饰/改造手段和技术并非是静止不前而是随科学的螺旋深入发展而持续创新的,如随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而出现的转基因技术己经能使遗传物质在两种完全不相干的生物体之间进行转移,现在,人类的食物很少还有“自然”食品。可见,生物进化过程本质上是生物基因的螺旋进化的过程。标杆企业知识创新最佳实践案例中米塔尔特别强调持续不断地创新知识,让知识创新形成一个共享十创新+再共享的持续改进循环。这样的持续改进运动与企业的生物进化运动很类似,也是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
2.2 知识共享创新模式的构建
2.2.1 企业专有知识创新过程
企业要实现知识创新,首先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并且要让已有知识能够有效表达、共享和复制,使其具备遗传能力,然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第一层次企业专有知识创新主要包括专有知识的形成、表达与遗传。第二层次企业知识创新为专有知识的通常意义上的变异创新,具体包括专有知识的创新类型、创新模式、创新动力、创新过程等。
基因发生变异是生物进化的必要前提,由于环境不能改变基因,如果基因本身不能发生变异,那么生物根本就无法变化和发展,更加谈不上进化。企业基因组的变异对企业进化的作用犹如基因在生物体进化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专有知识的形成、表达与遗传主要为专有知识的创新创造条件,专有知识创新才是企业进化的最终决定因素。必须指出,上述企业知识共享创新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研究虽然涉及了知识创新的两个过程,第一层次为第一个过程,是知识(特别是专有知识)的形成、表达与遗传过程:第二层次为第二个过程,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创新或知识创造过程。但是,实际上企业知识创新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研究只涉及了同一个知识创新周期的两个过程,要透彻理解专有知识创新还必须从知识创新的整个过程来进行考察。为了形象地展示企业知识创新的一个创新周期的两个过程,我们绘制了专有知识创新图(参见图2)。
一个具有持续演变机能的系统必须是一个非平衡的系统,因为只有当一个系统处于非平衡状态时,才可能具有运动矢量,进而出现宏观有序的运动。企业专有知识的持续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运动和演变过程,这就决定了企业知识持续创新必然是一个非平衡的系统。实质上,企业专有知识创新发展的就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过程.当企业建立了一个知识创新发展目标时,企业的知识显示状态与未来目标之间的差距就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体系,伴随企业专有知识的创新和积累,这种不平衡性在不断地、持续地被消除,当企业知识创新发展目标为一静止目标时,那么随着所设置知识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不平衡就完全消除,知识创新也就完全停止了。但是,企业都是希望持续发展的,而要实现持续发展,企业就必须在原有目标实现后,要及时在已有专有知识的存量和结构基础上建立新的发展目标,重新构造新的不平衡体系,进入新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企业的专有知识创新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不断积累扩大,循环往复,永不枯竭。如图2所示,企业知识创新过程包含二个基本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知识(特别是专有知识)的形成、表达与遗传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企业专有知识的知识变异或知识创造过程。这二个基本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相互嵌接、紧密联系,第一个过程是知识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为第二个过程的创新创造条件,第二个过程是第一个过程的发展升华.企业专有知识的创新活动是一个不停息的自我更新循环的过程,然而这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循环。每一个循环,企业专有知识都会扩展自身的质与量,低一层次的创新循环产生了上一层次的专有知识,从而完成企业专有知识的层次升级.在企业专有知识创新的动态循环过程中,企业创造了新的知识,新知识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纵向和横向不停地扩展。
2.2.2 构建新的知识创新模式
根据上述分析,作者绘制了知识创新模式的平面图与立体图,对于如何构建新的知识创新模式从五个模块进行详尽的阐述分析(参见图3,4)。
如图3、4所示,新的知识创新棋式主要由五个模块组成:两层次活动、知识流、载体、时间和创新能力夹角。
2.2.2. 1 模块一:两层次活动
在图3中,第一层次的活动是表达和共享:第二层次是创新,或者说是静态创新。在新的知识创新模式中,两层次活动从目标、方式、规律及支持的工具都具有独特的特点和要求(见表1)。
结合图3和表l,我们可以看出表达、共享和创新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表达和共享是基础,创新是动态的升华。企业中的核心默会知识在流程被量化、细化和可视化的表达并共享,从而成为专有知识流,专有知识被创新后生成新的核心默会知识,进行下一轮的知识创新循环。
流程是贯穿表达、共享和创新整个过程的载体,因此专有知识的表达最重要的就是要被流程所认知并共享,专有知识要被流程化有两种方法(见表2):标准化以及专有知识库。流程表达专有知识要具备可量化、细化和可视化的规律,因为知识经过量化或标准化容易被接受和认识,但标准化的东西大部分企业都已经具备,如果标准化范围过于宽泛,就不会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载体,因此,真正能表达专有知识的流程操作规范必须是在流程关键环节上尽量细致而且尽量量化或者可视化表达的操作规范。
2.2.2. 2 模块二:知识流
(1)知识流的定义:知识流是指在知识创新模式的各个环节中流动着的知识或知识集群。(2)不同阶段的不同知识流:在知识创新模式的不同阶段会获得和产生不同的知识流,主要有:外来知识流、核心默会知识流、新生核心默会知识流、专有知识流等。如图3所示,企业专有知识的持续创新模式是一个开放系统,企业与外部是开放的,企业及各级组织可以从企业外部寻找知识基础,企业不同阶段的专有新知识的产生,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外部,但由于专有知识的难以模仿性,单个企业的专有知识不可能直接依靠外部知识,它只能成为企业专有知识的基础;另一部分来自于组织内部已有的核心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互动转化。只有将外部知识与企业自身的知识进行融合转换后才可以成为企业的专有知识流。在知识创新模式中各种类型的知识流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达为:外来知识流与企业现有的核心默会知识流被流程所表达和共享,形成了企业的专有知识流,在进行专有知识流的创新活动后即产生了新生核心默会知识流,此时的新生核心默会知识流虽然来自于专有知识,但并不能称之为专有知识,它只有进行下一轮的知识创新循环,被表达和共享后才成为新的专有知识流。
2.2.2. 3 模块三:载体
(1)对照丙明杰教授关于知识场和知识库的定义,本章中的载体既是知识场,也是知识库。知识场是指知识被应用的场所,知识库是指储存知识的场所。(2)本文中的业务流程人、知识网络等既是知识场,也是知识库。业务流程是知识表达、共享和创新最有效的载体,也是企业知识的最佳实践社区(知识场)因为知识最终要应用于流程并被流程所验证,但是本文中的业务流程并不仅仅是指生产流程,它还包括企业中如销售流程、新产品开发流程等其它业务流程。(3)对于储存和共享企业知识,特别是专有知识来说,业务流程也是最有效的知识库。个人(或小群体)不能成为专有知识的知识库,因为个人(或小群体)所拥有的知识由于没有被共享和企业化,还不是专有知识。(4)专有知识的知识库构成企业核心竟争力的基础和根源。丙明杰教授提出企业的默会知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但是默会知识只是企业员工个人或小群体拥有的知识,没有被企业化,因此这种核心竞争力容易随员工的流失而流失,而专有知识的主体就是默会知识,且是被企业化了的核心默会知识,因此也可以说,专有知识是构成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和根源。
在本文图4中,圆锥体的截面积代表公司拥有和应用专有知识的多少,即公司知识场和知识库的大小,对于不同公司或同一公司的不同阶段来说,其拥有的专有知识是不相同的,圆锥体的截面积越大,则说明该公司拥有专有知识越多,反之则相反。
2.2.2. 4 模块四:时间
从时间上看,知识创新模式表现为一个长期持续的循环往复过程,企业的知识创新往往是为了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瓶颈”问题而出现的,当企业实施完这个(或几个)知识创新项目后,现有的平衡被打破,使得企业的发展出现新的“瓶颈”,从而引发新的知识创新项目,这样,企业知识创新活动就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长期持续的过程。企业专有知识创新的整个过程是由许许多多个知识创新周期组成的,在图4中表现为任意相邻两个圆锥横截面之间的时间,作者在图4上标注了其中的一个创新周期,以更形象化地进行说明。在每个知识创新周期电企业知识创新的过程都包含二个基本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知识(特别是专有知识)的形成、表达与遗传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企业专有知识的知识创新或知识创造过程。企业知识创新的每一个循环过程中,都涉及到个人、团队和企业组织三个层次的知识互动,每一层次内与层次间的知识互动使专有知识的质与量得以在原有基础上动态扩展和创新,所以,企业专有知识的创新轨迹表现为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对于不同公司或一公司的不同阶段来说,其拥有的专有知识是不相同的,从而其专有知识创新的逻辑起点也是不同的。如果某公司开始进行知识创新时,己拥有一定的专有知识,那么其专有知识创新的逻辑起点是如图4的某一圆锥横截面,假设为A面,则该公司专有知识创新模式表现为以A面为一个底向上无限延伸的圆台:如果某公司开始进行知识创新时,压根就没有自己的专有知识,那么其专有知识创新的逻辑起点是如图4的某一圆锥顶点,则该公司专有知识创新模式表现为一个向上无限延伸的圆锥。
2.2.2. 5 模块五:创新能力夹角
(1)创新能力夹角定义。本文将知识创新模式立体图中圆锥母线与轴线的夹角定义为创新能力夹角。(2)影响创新能力夹角大小的因素。创新能力夹角大小是由知识场的大小所决定的,而知识场的大小又是因企业流程参与度(即多少流程参与,参与程度多少)企业人员参与度(即多少人员参与,参与程度多少)而决定的。参与知识创新的员工比例越高,专有知识融入的流程越多,则企业的创新夹角越大。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