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螺旋模型理论（精选8篇）
三螺旋模型理论 篇1
高校创新能力是一所高校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而高校创新系统整体效率的高低则成为衡量高校创新力的标准。特别是众创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浪潮中,高校创新教育显得尤其重要,支撑着整个社会创新体系;因此,探索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全民创业活动蔚然成风,创业教育逐渐成为高校追捧的对象,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创新教育是指为了使人能够创新,以培养人的创新素质、提高人的创新能力而开展的一种教育形式[1]。高校创业教育往往由创新文化与创业能力两部分组成。创新文化是软实力,烘托创新氛围,引导人创新思维;而创业能力却是硬实力,如商业机会识别和把握、风险控制、融资、管理等能力。创业文化与创业能力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由培育创新文化逐步发展为凝练创业能力。创业能力形成源自基于创业文化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创业理论知识掌握和创业实践中形成的技巧和能力。高校创业教育主要是指创业能力教育的问题,如创业理论知识学习、创业实操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
现阶段,高校创业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例如,涉及各个创新教育主体积极性不高与协同力度较差、扶持政策滞后、创业教学内容的横向与纵向协同密度低、创新成果转化协同保障机制缺乏、创业文化培育与宣传不理想等问题。协同是解决资源从分散、封闭、各自为战到集聚、开放、融合增效的有效途径[3]。因此,运用三螺旋理论加以修正,构建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模型,相互借力,通力合作,以深度整合高校、企业、政府三方资源,提升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绩效。
2 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模型构建
20世纪90年代H.Etzkonwitz等[4]首次提出三螺旋理论以诠释知识经济社会中大学、企业、政府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大学、企业和政府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均是创新的重要主体[5]。在高校创业教育协调创新过程中,结合三螺旋理论,修正三螺旋模式,三个圆形中的高校、企业与政府是三螺旋结构的主体,不再表现为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是以高校为核心、政府为主导、企业为支撑。高校、企业与政府三方重叠之处是三螺旋结构的核心单元即混合型跨组织,也是高校创业教育新型组织,汇集了高校、企业与政府三方资源。高校、企业与政府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着“互动”和“自反”的关系,是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的基础。“互动”是指高校、企业和政府在协同创新中彼此融合、互动协同,又相互重叠与交叉;“自反”表现为三方各自具有独立身份,同时又突出了其他两类主体的特性。在同一时间内,每个主体履行自身创新职责的同时,也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形成一个以高校为核心、政府为主导和企业为支撑的三方合力的作用格局,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为重叠部分即混合型跨组织,随着时间的变化,三方合力有所微调,引起混合型跨组织发生改变,进而形成螺旋式动态变化发展趋势。见图1。
2.1 高校在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
高校是创新教育协同创新知识源的主要提供者以及各类创新人员的培养者与输送者。高校与政府之间突破了简单的隶属关系,权力下放,扩大了高校自主权,构成新型契约关系。政府委托高校行使创业教育权力,辅助于政策、财政、各类教育资源的支持,同时评价创业教育活动整个过程。高校具有的功能包括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攻关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各层次人才支持等。因此,高校应积极主动地争取校内外诸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以期提高创业教育效率[6]。
2.2 企业在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的支撑作用
企业是技术应用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者、创新成果转化的推动者。企业希望通过高校发挥创业教育的作用,获取人才、技术等支持,实现降本增效。企业愿意配合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形成主次分明,通过高校资助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参与与支持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活动,并以高利润回报、创建孵化基金等形式反馈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等混合型跨组织。同时,企业也通过税收形式、就业机会、公益活动等回馈政府。企业责任表现为技术市场拓展、科研成果转化、创业导师支撑、技术需求供给等。
2.3 政府在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从国家层面制定各项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政策,如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政府主导制定规划、提供政策资源和公共服务,引导企业和高校加入创业教育协同创新活动,鼓励各类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知识共享。政府重视混合型跨组织,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通过权力管理、制订规则、资源配置等手段,协调高校、企业、政府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引导创新合作顺利开展。政府职能包括融资平台搭建、助力技术成果转化、创业资金提供、创业文化倡导、优惠政策支持等。
2.4 混合型跨组织即创业教育组织(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
创业教育组织是高校、企业、政府三方主体形成耦合作用关系的结果[7]。该模型中,高校、企业、政府三方相互交叉,交迭部分产生混合型跨组织,表现形式可以为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等。混合型跨组织在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过程中主要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聚集了信息、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承载政府对创业教育支持的各项政策,企业对创业教育支持的实践活动,通过混合型跨组织创新平台,形成了高校、企业、政府三方之间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化创业教育。
3 三螺旋理论下的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
3.1 创新思想导向机制
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的顺利进行,关键在于思想认识的转变,在三螺旋中,政府、企业愿意不愿意配合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高效的思想导向机制[8]。1)从战略层面协同。高校、企业、政府各主体机构充分意识到三方的目标重叠,从思想意识层面达成愿景协同。通过基于共同愿景下达成的为高校、企业、政府均有推动作用的创业教育项目推进协同改革和发展,进而视为协同效应形成的牵引动力,三方的主体应准确识别彼此的定位并达成有效的创业教育项目合作。2)以思想政治教育统领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大学生是创新教育的受体,创新人才培养是创业教育的目标。不只是培育大学生创业能力、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而且也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优良的创业基本品德素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创业观。3)树立正确创业教育理念。由于高校在三螺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与企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高校需要转变教育理念,综合评估社会需求,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生就业难已成共识,但要反思为什么就业难,无外乎就是大学生缺失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高校、企业、政府三方主体在三螺旋中总是处于动态性平衡,高校根据国家政策、企业需求,革新教育理念,更新与充实教学内容,包括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与新技术的运用,围绕着以大学生为中心,以政校企合作为契机,建立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等,引导大学生创业。
3.2 组织保障协同机制
三螺旋中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关系中涉及到高校、企业、政府等。三方主体构成一种混合型跨组织关系,可以通过建立正式的合作研究中心或联盟等协同组织(如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形式实现,从而提升三方协同的层次。组织协同也是以创业教育项目和任务为中心,实施目标完成后进行成果评估,明确协同效应的绩效。协同组织的成立有助于提升执行力,增加归属感,促进过程协同,实现个体目标间的螺旋推进。协同机制强调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协同关系,实现创业教育最优化。三螺旋中需要建立具有重叠、交叉功能的双方或三方混合型跨组织,如创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大学生创业园等,设置若干机构,制订相关规章制度,明确机构工作职责,为协调各方行动、信息、资源提供组织制度保障。高校、企业的创业教育协同创新制度要以政府的政策、制度为依据而展开,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和调整。政策保障是保障机制内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他各项工作开展的依据。混合型跨组织应该建立一套固定的制度体系,将保障创业教育的发展列入高校、企业、政府三方合作共赢的发展规划之中,如创业教育的师资保障、经费保障、校企合作、实训、经营等政策[9]。此外,还需要建立与完善激励约束制度与考核评价制度。
组织制度落实依赖科学的管理。混合型跨组织为了适应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目标任务的开展,必须对组织内各部门进行职能定位,加强管理制度的协同[10]。
3.3 文化协同创新机制
三螺旋中,文化协同是一种隐性保障。政府、高校、企业三者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组织文化,文化认同相似度越高,越有利于相互信任,增强彼此之间沟通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反之亦然,信任程度较差,文化认同相似度低,文化协同创新无处谈起。高校、企业、政府三方处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大力营造创业教育新文化,内容包括开展探索式学习与协作式学习、积极培育创业精神、树立众创时代的创业观、营造公平竞争与善治的氛围、培育和谐、进取、开拓、拼搏、历险、自强等积极向上的心态等。勿容置疑,高校、企业、政府三方衍生的混合型跨组织成员构成成分复杂,地域、民族、风俗习惯、文化层次、性格、年龄、性别等存在差异,造成文化的认同程度不一,优势与劣势并存;因此,高校创业教育协同创新过程必须重视文化协同的作用。文化协同与信任息息相关,只有彼此相互信任,才能够产生好感,乐于交流与沟通,实现知识共享共知。这就要求发挥混合型跨组织协同的作用,充分考虑各方主体利益与得失,搭建无障碍互动平台,平等、和谐、自由轻松、舒畅地沟通交流,增强彼此的信任,凝聚力与团体意识逐渐强化,进一步实现文化协同,激发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校注重、大力弘扬组织成员的协同、合作、平等、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创造、合作共进,大胆反对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倡导组织管理人性化,进而有效地激发集体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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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模型理论 篇2
开放性实训基地运行的是政产学三螺旋效应的现实体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州立大学的亨利·埃茨科威兹基于50年代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的三螺旋理论概念上提出了著名的政、产、学三螺旋理论，开放性实训基地的建设及运行能够充分体现政产学三螺旋理论中互相影响、共同提升的合作效能。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院校资源共享，成分分摊，各收所益，实现区域经济产业、文化教育、社会服务均衡发展的核心价值。
通过拓展多方项目合作可提升地方政府所属职业教育体系的办学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区域合作圈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构建，创新型、对接市场的先进技术及工艺引入职业院校，院校基地教育资源可强化社会服务的功能，提升教育资源多方利用率，解决地方职业教育机构缺乏行业深度参与性难以与时俱进的问题，解决地方企业缺乏诸如人才、设备等软硬件储备及流通的问题，解决产业资源局部紧缺与院校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不平衡问题。同时，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实训基地政产学三螺旋效应的实现要素
要保证政府、产业、院校三方在开放性实训基地的合作项目顺利进行，螺旋式互助提升，必须重视三个要素：
理清三方在合作平台中各自发挥的功能定位；寻找三方合作的利益点，以便各方能在不同项目中各就其位，各擅其长，实现资源的科学整合，保证资源输入输出的合理性，降低资源配置及更新成本，提高现用资源利用率，满足效率高与质量优的合作效果；建立开放合作机制，成本分摊机制，项目资源配置方案，有助拓宽合作领域，以共享资源，共赢发展原则推动深层次合作，实现项目成果在开放过程中形成利益共同体，激发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办企业，合作做项目的动力。
基于政产学三螺旋理论的合作方功能定位政府与高校由从属关系向合作关系转变。政府应引导高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理解四方合作所带来的价值与意义，政府应支持与协助高校推动扩大合作领域，鼓动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对引进的技术转换为生产力，投入市场运行；政府是合作政策推行者，通过制定法规，确定职教集团协助院校开放性实训基地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明确政府、学校、企业在集团内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加强地方产学研合作法制建设；政府是合作资金的公信者，政府公信力作用会增强企业对校企合作项目资金引进的信心，职教集团可发挥其官方公信功能，以保证合作项目运行进程的各层链条的稳定性及保障。
高职院校是开放性实训基地的运行主体。合作共育适应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是合作之根本，实现区域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利用，促使区域各体系互助互利平衡发展，整体发展，是合作的大目标。
学院要主动与行业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合作纽带，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方式，诸如科研、社会培训服务、企业职业资格认证服务、文化推广等、人才交流合作、产品开发合作、市场推广合作等。院校在技术服务、技术支持、设备支持，基础人力支持等方面为企业行业、科研院所提供开放的科研环境与科研资源，同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双师型师资队伍构建，提高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在地方职教集团体制机制大背景下，逐步实现政产学三方合作共赢的螺旋上升效应。
企业是基地良性运行的重要元素和与时俱进的感应器。企业凭借与市场的近距离接触优势，企业能够提出与经济发展前景、市场需求吻合的合作立项建议，更易洞察市场，吸取资源，实施技术创新，是创新型合作立项的风向标。企业通过基地合作项目，充分利用院校开放性实训基地的环境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空间资源，为企业内部技术创新团队的工作提供教育资源库，为企业自主创新构筑更好的试验环境，同时，共育高端技能型人才，为提升地方高职教育办学质效起到关键作用。通过政校企研合作，实现招贤才、纳科研的基地良性循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地方教育经济一体化的创新型发展。同时企业内部科研机构是开放性实训基地合作项目技术更新的助推器与资源库，科研院通过基地项目中与院校、企业的合作，可降低科研设备成本，建立与市场接轨的企业渠道，形成高科技产业链条，迎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
三螺旋模型理论 篇3
我校于2005 年开始招收职师本科, 在上述三者之间关系处理上也走过不少的弯路, 甚至一度在三类课程学时、学分安排上相关教师观点分歧极大。 因为职师本科专业由传统本科、应用本科发展而来, 为了培养职业教育教师, 自然会按照教师培养的要求加入一些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课程。 由于学生的学制、总学分不变, 自然要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取舍或缩减部分课程。 公共课是全校统一的没法改, 所以只能调整专业课程。 这样就造成了教师教育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在学时、学分安排上的“冲突”。 这种“冲突”和“摩擦”促进了对课程体系的探索研究, 进一步认识到这三类课程并非完全独立的竞争关系 (如图1 所示) , 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关系 (如图2 所示) 。 我们借助“三螺旋”理论对课程体系进行了自觉整合与重构, 建立了以“五秀”能力训练模型为纽带的“三螺旋”式课程体系与推进机制, 较好地解决了学时、学分紧张与冲突的问题, 有效地提高了课程体系的融合度、有机度, 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益。
一、体系解读
隐喻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互为因果, 始终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关系。 为此, 美国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里查德·列万廷引入了“三螺旋”模型概念。 1995 年, 美国学者Etzkowitz和荷兰学者Leydeorff提出了 “ 大学———产业 ———政府” 关系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型, 认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三大主体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交叉和重叠正是构成新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动力源泉。 从1996 年起, 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三螺旋”国际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三螺旋”理论的发展。
在职师培养的课程体系中, 公共课、教师教育课和专业课作为职师培养的三大课程主体,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复杂性也符合“三螺旋”的表述环境, 借助“三螺旋”理论建立的课程体系具有很强的整合性和发展性。
(一) 体系目标
依据“三螺旋”理论, 以能力训练为纽带, 整合课程内容与课程实施环节, 在不增加学习时数的前提下, 可有效提高职师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形成一套特色鲜明、效果明显的课程体系。
(二) 中职教师能力结构分析
教师能力, 又称教师胜任力、教师专业能力, 是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体现。 教师能力不仅是教师技能的表现, 也是教师综合素质, 包括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集中展现。 对教师能力进行研究, 了解教师能力结构构成要素, 探索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发现教师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有利于教师教育的人才培养, 有利于明确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方向, 也有利于教师自身的职业发展。 因此, 许多教师教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研究者从教师能力标准、教师能力评价、教师能力发展等多个角度对各类教师能力及其结构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各自的教师能力结构模型。 如宁虹教授提出了教师能力标准理论模型, 该模型由教师“教”的理论、“教”的意识和“教”的行为三方面构成, 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教师能力构成的基本机制, 教师的“教”就是教师的专业。 心理学者李孝忠提出的教师能力模型认为, 教师能力由一般能力和从事教育工作所需要的特殊能力即教育能力组成。 罗树华、李洪珍在《教师能力学》一书中将教师能力归纳为教师的基础能力、 职业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三部分。北师大心理研究所林崇德等人则提出了“教师教学监控能力”的概念, 并认为“教学监控能力”是教师最重要的能力。 “教学监控能力”包括教师对教学活动的事先计划和安排; 对自身教学活动进行的有意识的监察、评价和反馈;对自身教学活动进行的调节、校正和有意识的自我控制等三个方面。
随着我国近年职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职业教育教师能力结构分析与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张金生在《职业技术教育教师能力结构探讨》一文中就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所应具有的能力结构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 教师职业能力主要体现在教学监控能力、教学认知能力和教学操作能力三方面。 李斌宁在《浅谈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能力的开发》一文中对各种能力的关系进行梳理后建立了教师能力关系图, 如图3所示。
(三) “五秀”能力训练与评价模型
我们认为, 教师教育的本质是教师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课程开发也应借助一些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方法和技术。 因此, 我们在职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及评价等方面试图寻求以职业教育的方法和技术解决中职教师教育与中职教育实践脱节的问题。 能力本位是职业教育的显著特征, 而职业分析法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技术。
我们依据职业分析结果, 在参考有关文献的基础上, 对中职教师能力结构进行了模型化归纳与处理, 提出了中职教师“五秀”能力训练与评价的结构模型, 如下页图4 所示。
该模型分内隐与外显两部分, 内隐部分是脑秀与人秀。 两者不能独立存在, 只能通过“口秀”、“字秀”和“手秀”等方式加以表现。 模型中的“秀”有英语“show”之义, 有展示、呈现、表现之义, 可以是动词;有希望表达优秀程度之义, 也可以是形容词, 代表一种价值和期望。
“脑秀”是指人的创新能力、决策能力、设计能力和学习能力的综合表现, 是提出新思想, 获得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方案的能力。
“人秀”则是为人处事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在态度、情感、品格基础上形成的理解、合作、信任能力所达到的程度。
“手秀”是指人的执行力, 即能根据方案组织和利用各种资源达成组织目标或生产出指定产品的能力。“字秀”和“口秀”分别指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能力。
“字秀”和“口秀”既是专业技术沟通的需要, 也是自身发展和提高的需要。 词不达意就不会有正确的交流和沟通。 俗语说, 想得好还要做得好, 做得好还要说得好, 这也说明了言语表达的重要。 想得好是“脑秀”, 做得好是“手秀”, 写得好是“字秀”, 说得好是“口秀”。
在所有能力表现中, “脑秀”、“人秀”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能力表现, 是其他“三秀”的参与者、调控者, 同时也需要通过其他“三秀”表现出来。 人的能力是不断发展的, 因此其结构不是静止的, 而是在教育、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中不断递进与螺旋式上升的。
基于“五秀”模型的教学结构如图5 所示。 “五秀”模型下的教学结构以学生表现为核心,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重点在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检阅, 即分别从“脑秀”、“人秀”、“手秀”、 “字秀”、“口秀”五个方面进行展示与评价。 因此, 这样的教学, 评价成为课堂的最重要的教学环节, 评价是否及时、是否公平公正、是否科学有效成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因子。
教师教育课程、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的能力发展相互缠绕相互合作, 犹如三螺旋体, 为职师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职师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体系特点
“五秀”模型告诉我们, 中职教师能力不仅主要表现在这五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发展也可通过“五秀”的展示过程, 达到能力训练与评价的目的, 具有比较好的可操作性。 课程体系中各门课程都有自身知识、能力、方法等不同的目标, 但表现形式仍然不会脱离“五秀”框架。 因此, 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置、课程教学与课程评价等环节上均可依据模型进行。
(一) 人才培养方案中突出了能力目标
职师本科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中职教学服务, 为中职学校培养既能教、又能做、还能与企业良好沟通合作的多能型人才。 中职学校必须以中职教师的“能”, 引领学生的“能”, 从而推动学生成为社会的“能”人, 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因此, 职业教育的能力本位特征必须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突显出来。 我们依据“五秀”模型分别从教师、技师和人师三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五秀”目标。 在教师方面, “脑秀”主要体现的是研究教学问题, 制定教学设计、教学决策方面的能力要求;“手秀”主要体现的是安排教学进程、执行教学方案的能力要求;“字秀”主要是撰写教学方案、教研论文、报告等方面的能力要求;“口秀”体现的是灵活运用教学语言开展有效的课堂教学的能力要求;“人秀”则是诚实守信、友爱学生, 以专业能力与学生形成良好沟通合作, 成为学生信赖的人生引路人的能力要求。 在技师方面, “脑秀”是专业的策划、咨询、设计等方面的能力与要求;“手秀”是根据设计实现产品化的能力与要求;“字秀”是专业技术文档写作的能力与要求;“口秀”是专业技术术语口头表达的能力与要求;“人秀”是专业沟通与专业工作中职业品质表现的能力和要求。 在人师方面, 主要表现的是德育思想、情感、态度、方法和技术的能力与要求。
“五秀”不仅可作为教师培养的具体标准, 也可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评价考核标准。
( 二) 将 “ 五秀” 蕴藏于课程大纲、 课程教学过程中, 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参照“五秀”模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活动, 可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和评价学生的“五秀”表现。 根据“五秀”模型改造后的课堂与传统课堂相比, 可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将学生的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统一到课堂活动中来。由于课堂教学是活的, 是全体学生共同参与的团体活动,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活动内容和学习参照, 因此学生学习目的明确, 动力充足, 可有效提高课堂的学习效果。
(三) 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 解放了教师和学生
传统的教学方式下, 教师的主要精力在传授知识上, 目标单一, 教学枯燥, 很难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五秀”模型建立的螺旋体系课程, 改变了教学中的师生角色。 教师不再是唯一的演讲者, 学生也不再只是观众 (听众) 的角色。 教师更多的是教学活动的导演者和主持人, 学生则更多的是活动参与者与体验者。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有效地加强了沟通与合作, 学生在做中学, 说中演, 体验着, 学习着, 教师不再是活动的中心, 很多时候成为观察者, 有效引导和评价学生的学习活动。 也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改变, 教师的主要精力可用于思考教学问题、促进教学思想的提高和学生能力的展示与评价上, 抓住了教学的两头, 中间的大头由学生在课堂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学生也由于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体验、 锻炼和展示, 其能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发展。
(四) 实现了能力发展不断线
由于“五秀”模型贯穿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到课堂教学等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职师本科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可全程接受“五秀”能力训练。 学生的“五秀”水平也从低到高, 从简单到复杂, 犹如螺旋体不断成长壮大, 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职师本科的培养目标。
三、体系依据
基于“五秀”模型的“三螺旋”型课程体系的构建,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一) 符合建构主义教育思想
建构主义认为, 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个体经验主动建构的过程, 是个体在已有经验与环境 (包括教育等特定情境) 的相互作用下形成新经验的过程。 因此,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课堂应为学生提供情境、体验、活动、对话和交往的机会, 师生关系是平等的、交往的、对话的。 以“五秀”模型建立的螺旋型课程体系正符合建构主义的主张和课堂要求。
(二) 符合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思想
教师教育本质上是职业教育, 依据职业教育的原理构建的能力模型体系符合职业教育的原理, 同时也满足了职业学校教师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与要求, 特别是教育教学能力、 专业技能和企业沟通技能的要求。 “五秀”模型下课程体系的构建在实践上也是对能力本位职业教育思想的落实, 将中职教师能力发展纳入教育的全过程中。
(三) 符合职师本科教育实践的需要
基于“五秀“模型建立的课程体系, 以能力训练为纽带, 贯穿于职师教育的全过程, 不仅解决了公共课、专业课和教师教育课程之间的矛盾, 满足了学时、学分不变的要求, 而且有了“五秀”作为所有课程的共同元素, 加强了课程体系的有机联系, 提高了各类教师间的教学教研合作水平, 改善了课堂结构, 教学质量大为提高, 实现了教师和学生的多益局面。 学生毕业后由于具备较好的“五秀”能力特征, 在择业、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这样的毕业生也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与好评。 实施该课程体系后, 我校职师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明显提升。
四、体系运行要求
为发挥课程体系的功能, 不至于在实践中流于形式, 根据我们的经验, 须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 要统一教师思想。 按照“三螺旋”理论, 交叉与重叠是系统关系的重要特征, 协同则是系统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机制。 “五秀”模型思想贯穿于所有课程, 是各类课程之间的交叉点和重叠点, 也是不同课程之间联系的纽带。 该课程体系功能的发挥有赖于所有的任课教师, 即公共课、专业课和教师教育课教师的有效合作和协同。由于高校的管理体系, 这些教师往往分属于不同的教学单位, 这就要求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 建立职师教学联动机制, 以职教学院牵头, 相关教学单位协助, 做好任课教师的培训与教学交流工作, 让所有任课教师的教学理念都统一到“五秀”模型上, 将“五秀”模型贯穿于教师的教学实践中。
其次, 要加强基于“五秀”模型的隐性课程建设, 打造全方位、立体式明隐结合的课程体系。 仅依靠教学计划中的显性课程, 不足以完成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训练, 必须重视和加强学生课外活动的项目设计, 以科研、教研、比赛等形式开展学生“五秀”方面的训练, 形成全方位的“五秀”展示制度与文化, 充分发挥学生课外活动等隐性课程的作用, 加强学生能力方面的实践与训练, 为专业培养目标服务。
再次, 要加强“五秀”模型下的教研支持, 鼓励教师探索课堂教学新模式。 基于“五秀”模型的课程教学, 需要教师有敢于改革和探索的勇气, 需要为教师提供必要的教研经费支持, 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和专业成长, 满足教师的职业期望, 让教师在新教学模式下拥有持久的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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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模型理论 篇4
19世纪中后期至今, 大学在经历了两次学术革命后, 正发生着从“研究型”向“创业型”的变革, 创业型大学除了研究和教学之外, 还承担着第三种使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创业型大学的构建已成为国际大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这种新兴的大学模式正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有关资料显示, 鉴别、创造知识产权并使其商业化已成为各大学的制度性目标。创业型大学已经展示其独有的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
2005年, 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中, 杨玉良 (现国务院学位办主任) 发表了“如果复旦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按照现在提出来的概念, 就是创业型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复旦最好的榜样”的讲话。他认为“创业型大学”是大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官、产、学三螺旋理论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是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兹、和荷兰学者罗伊特·雷德斯多夫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有关企业、政府和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利用生物学中有关三螺旋的原理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企业、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相互依存、互动发展的关系。该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我国也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三螺旋理论的出现有助于我们理解高等学校运作中的众多的复杂理念和相互关系, 为我国大学向创业型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 三螺旋模型理论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 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表现为一种创新性的三螺旋模型 (Triple Helix) 。三螺旋理论提出了一种非线性螺旋形的创新模式, 大学、产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通过结构制度等的安排与设计实现三方密切合作、相互作用, 以加强资源分享与讯息沟通, 提高整体效率。同时, 三螺旋合作模式表现为大学、产业、政府在机构上彼此独立在范围上互有重叠 (如图1.1) 。
在三螺旋模型中, 大学、产业和政府的触角可以伸向属于另一方的领域, 使旧有的边界日渐消失, 范围不断重叠并相互渗透, 各种功能有机结合, 融为一体, 形成一种如DNA三位螺旋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相互依赖, 共同发展, 实现跨边界的协同合作。政府拥有决策权力, 可利用决策过程来干预或调控大学及产业的运作;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技能的来源, 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产业的市场力量, 则通过消费、声望和品质来影响政府与大学的经营绩效。这种新型的三方相互渗透关系是推动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的重要因素, 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 各参与者相互作用, 从而推动创新系统螺旋上升, 促使创业活动深入发展。
“创业型”大学在知识经济的新角色是“三螺旋模型”理论的核心之一。亨利·埃茨科维兹在《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一书中, 对“创业型”大学这样定义: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及其组成人员对从知识中收获资金的兴趣日益增强。这种兴趣和愿望又加速模糊了学术机构与公司的界限, 公司这种组织对知识的兴趣总是与经济应用和回报紧密相连的。由此可以看出, “创业型”大学是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关系发展的原动力。高校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转到创业和商业化操作中。“创业型”大学通过为企业做咨询和直接创建新企业等形式服务于产业, 通过政府重大研究项目, 特别是一些军事相关项目等服务于政府。所以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与转化的关键, 还是知识空间、趋同空间和创新空间得以形成的关键。
(三) 创业型大学的衡量标准
“创业型”大学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和扩展了原有的教学职能、研究职能和服务职能, 包括研究成果的转化、创办衍生公司等, 并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
国外学者伯顿·克拉克和埃茨科维茨对“创业型”大学的衡量标准分析具有代表性。伯顿·克拉克从高等教育内部入手, 分析了欧洲5所大学的发展变化, 总结了20世纪晚期欧洲大学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创业反应, 对“创业型”大学做出了确切的特征描述: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强与外界联系、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强有力的学术核心和“创业型”的校园文化。伯顿·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能够说明那些立足自身适应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的现代大学的特性, 尤其能够说明这种大学的优势”。
被誉为“三螺旋之父”的埃茨科维茨将创业型大学定义为,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型大学。他在著作《三螺旋》一书中总结的“创业型”大学五项标准, 可谓是欧美“创业型”大学的普遍衡量标准:
1. 知识资本化:
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不仅为了学科的发展, 也是为了知识商业化的应用;知识资本化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 使作为发展和传播知识机构的大学在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相互依存性:
创业型大学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 创业型大学与产业、政府彼此互动密切, 相互作用, 相互依存。大学须从策略的角度来发展与产业、政府等潜在合作者的关系。
3. 相对独立性:
创业型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 并非从属于另一个机构的产物, 即既不在政府掌握之下, 又不在产业控制之下, 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两者相互作用, 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合作计划。
4. 混合形成性:
是互相依存和彼此独立原则间衍生紧张关系的解决依据, 同时也是实现这两种目标的混合组织产生的动力。创业型大学既要与其它机构相互依存, 又要保持自身独立。只有生成一些混合组织形式 (如研发中心、孵化器、科技园等) 才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5. 自我反应性:
当大学与产业、政府的关系发生变化时, 大学的内部结构也会持续不断的更新, 形成知识、功能与组织结构的共同演化。
(四) 我国创业型大学的构建模式
三螺旋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了大学在创新体系中更高的功能要求, 要求大学蜕变为“创业型”大学。的确, 国外少数著名大学已经成为了“创业型”大学。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是“创业型”大学的典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是亚太地区“创业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等著名大学也提出了要创建“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战略。基于三螺旋理论, “创业型”大学成为了未来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 “三螺旋”理论起源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成熟, 学术能够自由、自主发展, 且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 科技和经济实力都比较深厚。这些为“创业型”大学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我国高校受政府影响比较大, 自主发展程度低, 且科研能力也较弱, 有科技实力的“研究型”大学不多, 部分大学还只能算是教学型大学。所以, “三螺旋”模型并不能简单直接在中国套用, 经研究笔者认为, 我国“创业型”大学在构建时可以尝试以下的思路。
1. 转变观念
与传统的大学相比, “创业型”大学对大学使命有新的描述:其一, 在教学上鼓励师生到企业参加实习或参与合作研究, 并试图在校园中营造一种自主创业的文化氛围, 以影响、改造人们的思想, 使他们对自主创业产生认同感。其二, 在科研上更多地考虑科研选题来自大学的外部, 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 构建更多的组织机制, 如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专利办公室、科技园等, 以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在产业中的转移、扩散和应用。其三, 强调如何利用自身的科技资源优势积极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所以, 我国大学应该用全球化思维, 逐步接受企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政府的地方利益最大化原则。接受知识的公有性向专有性、无私性向私有性转变, 积极推动知识的商品化、市场化。
2. 提高学术创新能力
目前国内对“创业型”大学的相关研究中, 多关注“创业”而忽视“创新”, 即忽视了提升高校创业必须的知识技术创造能力, 使得高校缺乏高效服务社会的能量来源——强有力的科研实力, 从而造成创业行为成为无源之水, 难以为继。所以, 大学领导人需要平衡大学功能及教育目的以促进创新。正如斯坦福大学虽然在创业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 但始终坚持把教学和科研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务, 确保教学和科研的核心地位。
我国大学的创新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高校自身的创新, 体现在学术上的科学研究能力大幅增强;二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 体现在教学水平上。即首先在原有大学基础上引入创新精神来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使其朝“研究型”大学发展;然后以雄厚的知识储存和科研能力为基础进行创业。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 大学教学工作需要深度思考这种社会变动下的教育目的, 注重知识的生产与应用, 以激发学生的潜能与创新精神, 培育学生成为专业的知识工作者。
3. 建立合理的教师激励、管理制度
大学教师需要在如何平衡追求大学机构卓越与满足个人需求之间的冲突。为了响应多元的社会需求, 教师工作时间与压力在与日俱增, 应该适当将教师工作的内容进行弹性调整以维持大学教师的专业自主性, 从而增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能。
以克拉克五个个案中的芬兰大学为例, “弹性工作负担” (flexible work load) 方案是该校推动企业型大学的重大改革之一, 教师可和院系主管商议其在教学、研究、服务与其它责任间的工作时间分配, 并逐年调整其工作组合内容, 结合该校特有的院系“整笔经费预算” (lump-sum budgeting) 制度, 教师在充分自主与责任要求中发挥螺旋式交互而上的作用, 造就学校转型为创业业型大学的辉煌成果。
其次, 大学须建立完善的支持体系及激励性的奖酬制度, 以促动教师发挥企业精神的创新作为。学校管理层应结合行政运作进行策略性的资源配置, 通过建立校园完善的资源供应配套设施、给主要研究人员配置适量的协助教师和行政及技术人员等支持系统, 以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和提高教师的工作质量;出台创新教学与卓越研究成果经费补助办法、智慧财产与专利权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制度等, 以激发教师在教学与研究创新的不断追求。此外, 合理化的规范机制也不可或缺, 建立教师评估制度以淘汰不胜任的教师, 或限制产学两栖或官学两栖教师的校外服务时间以解决双方的利益冲突, 才能充分发挥学校的整体效益。
4. 加强领导核心建设
首先, 改变高校高层领导选拔制度中的行政性、内定性、封闭性、偏学术、偏背景性, 保证具有前瞻性、创新能力、丰富经验的高素质人选成功当选;确保高层领导选拔过程中的民主性及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其次, 精简校级管理机构, 强调行政部门的服务意识, 改变因人设岗、机构臃肿、官满为患、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现状;增强管理者为学校发展、为全体教工、学生谋福利的意识, 提高管理者的学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教代会在行政决策上的作用。
再次, 从校长开始, 自上而下, 平衡校内各方关系, 促进各类团队的协调合作与创新能力的发挥;同时加强与校外关系的互动, 积极拓展外围业务。
5. 创业文化建设
创业型大学的构建, 离不开创业文化的宣传与培育。创业型大学领导人首先应不断地和全体教职员工沟通理念与价值观, 并塑造共同愿景, 以促动创新作为。例如荷兰Twente大学由1980年代起建立新的组织价值观, 认为大学不再只是“文化机构”, 而将其定位为“公共服务机构”, 据此基础积极推动新使命与价值观的落实而成功转型。
学校应通过举办各种具体的活动活跃校园中创业文化的氛围, 让成员深刻体会创业所带来的好处。如:举办工作坊或研讨会提供培养创业精神的训练机会, 在讨论中完成将知识产业化的提案, 让非企业背景的教职员工了解将创业理念与学术结合的优点, 及其产生收益的外溢效果。这样一来, 在价值观的改变与实务运作的转化中, 在信息与资源的分享下, 发展跨学科学术团队与创业管理团队, 校园的创业团队精神文化便逐渐成形。
6. 找准自身定位, 合理推进大学创业
(1) “研究型”大学与政府或产业界的合作。一般高校更多的是承担那些为政府或企业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科研任务, 接受由政府或企业委托的短平快性质的研究和转化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与产业界合作时, 应该以优秀研究项目或课题为纽带, 加强高新前沿技术领域的合作。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越来越重视与产业界在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 计算机与微电子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我国也应努力在这些领域有所突破, 在高新技术领域与产业界开展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从而使“研究型”大学在为产业界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和人才支撑的同时, 也使自身的科研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2) 校办企业。对于我国的校办企业, 首先, 应尽快完成高校全资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在高校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高校企业改制过程中, 要积极推进高校企业的社会化进程, 引进社会企业作为高校企业的股东, 促进高校企业股东多元化, 以此建立高校企业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 避免因企业经营问题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推动高校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参与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其次, 创办和发展高校校办科技企业, 要以转化科技成果为主要任务, 以孵化小型科技企业为工作重点, 以转化具有本校学科特色和优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特别是以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化过程中还需不断技术投入、社会企业一时难以转化的科技成果为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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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模型理论 篇5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里查德·列万廷 ( Richard Lewontin) 2000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三螺旋:基因、生物体和环境》 (The Triple Helix: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在这部著作中, 他使用三螺旋隐喻 (metaphor) 来模式化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基因、生物体和环境的关系, 是一种“辨证的关系”, 这三者就像三条螺旋缠绕在了一起, 都同时是因和果。基因和环境都是生物体的因, 而生物体又是环境的因, 因此基因以生物体为中介, 又成了环境的因[1]。现在, 三螺旋理论被认为是创新研究中的一个新范式, 被广泛应用到研究校企合作、公共政策等方面。本文从三螺旋理论出发, 借鉴校企合作的政府-大学-企业三螺旋模型[2]来研究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2医患关系的重新认识
医患关系是一种具有法律、经济和伦理意义的影响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关系。医患关系所涉及的利益主体有医院、患者、政府、医药公司、保险公司、媒体等。在这所有的利益主体中, 医院、患者和政府是核心的利益主体。医院和患者是医患关系的两极, 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坏决定着医患关系好坏。在社会现实中, 政府对整个社会活动干预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不仅制定医患各方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 还通过竞争者、购买者、供给者和监督者等各方面的作用来影响医患关系中的各方。因此, 政府也是医患关系中的核心利益主体。
三螺旋下的医患关系是指政府-患者-医院三者之间透过组织结构性的安排, 制度设计等机制, 以加强三者资源分享与信息的充分沟通, 达到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政府保障国民的健康权利以及患者维护自己身心健康的目的得以实现。和谐医患关系就是指在医疗过程中三方共同受益, 三者共赢时的医患关系。在模拟政府-患者-医院等一些关系转变过程时, 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有三种关系模型分类。
第一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关系模式-计划经济下的医患关系模式 (示意图1) 。这种模式是从新中国建立到1986医改这段时间我们所经历医患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总体上讲医患关系矛盾并不突出。但是, 这是以人民医疗需求低满足为代价和国家对医药机构和社会严格控制为基础以及巨大的财政负担为条件的, 注定要解体。
第二种模式是我们目前存在的关系模式—市场化下的医患关系模式 (示意图2) 。1986年《关于卫生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揭开了我国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的序幕。这次改革经过20多年, 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WHO一份合作研究的报告表明,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虽然改革使国家对医院的财政投入大大减少, 负担有很大减轻, 但是却使得医疗机构成为事实上的逐利者, 患者的医疗负担大大超出了其所能够承受的限度。看病贵, 看病难成为社会的共识。医患矛盾逐渐成为一个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 这种医患关系模式和党的路线, 人民政府的责任不相符, 和我们医疗机构救死扶伤的公益属性相背离。因此,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关系模式。
第三种我们要努力构建的关系模式—三螺旋下的医患关系模式 (示意图3) 。三螺旋模式通常所指就是这种类型 (见图3) 。在部分重叠的领域, 正产生一个知识的基础结构, 每一种承担其他的角色, 在交界面上出现混合组织, 也就是说政府—患者—医院除了完成他们的传统功能外, 还出现了重叠, 如患者除了和医院一起完成医疗行为, 按照规定支付医疗费用外, 还作为医院的监督者, 完成维护自己及其他患者权益的角色——准政府角色。三螺旋把政府—患者—医院关系表示为一个相对平等, 然而也是相互依赖的系统, 他们相互重叠并承接其他主体的角色。跨越这些确定边界的互动是以组织如医疗纠纷处理中心、患者支持组织等为中介。三螺旋不仅指出政府—患者—医院的关系变化, 而且在这些领域中每一个都有内部转变。它们不再以预先决定的秩序组合在一起, 但是它们会产生各种难题, 要求参与者、分析者和政策制定者去解决。
3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内在动力
3.1 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
恩格斯认为, 国家代表着社会的公共权力, 政府即为执掌这种公共权力的主体。政府凭借其执掌的公共权力, 可以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 可以对社会公共问题做出权威性决定[3]。因此, 政府介入医患关系, 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和医院的正当利益是其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职责。政府保护患者利益, 使得患者病有所医是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 是其扶困济弱, 作为社会正义者代表的体现。政府保护医院的正当利益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 促进医院、医疗发展, 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需要。政府保护患者利益, 促进医院发展使其更好为人民服务必然使得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形象得到提升。
3.2 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利益
医患关系和谐首先有利于患者康复。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缓解患者暂时失去其社会身份焦虑[4], 以及由于病痛而产生的绝望、烦躁以及无助等不良情绪。医务人员耐心细致、热情周到, 主动关心、同情、爱护有利于患者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 使治疗效果得到显著改善。其次是可以减少医疗费用。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导致医务人员防卫性医疗行为增加。美国进行过这样的评估, 通过五年积累的医疗法律诉讼改革来减少医生防御性医疗行为, 一个州可以节约410亿美元的医疗消耗[5]。医务人员的防卫性措施不仅会增加患者的负担, 耽误治疗, 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对有限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谐的医患关系必然使得医生为了患者敢冒风险, 从而能够减少防卫性的、不必要的浪费, 减少医疗费用。
3.3 有利于医院的发展
减少医疗纠纷。“人民医学家”裘法祖教授认为, “医生对病人持什么样的态度, 取决于医生的医德。医患关系要搞好, 关键取决于医生, 要让病人信任医生, 是解决医患矛盾的基础[6]。医生能够理解病人的痛苦, 多表现出关心, 关爱, 为病人着想, 尽量节省患者的医疗费用, 即使最后出现了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患者及其家属也会认为医生已经尽心、尽力了, 也会对医生心怀感激, 感谢医生的关心照顾。这样的话大部分医疗纠纷就不会发生。
增加病源。现代医院的大部分收入主要来自医疗保险和患者, 在中国则主要来自患者。因此, 病源是医院赖以生存的基础。增加病源成为决定医院的发展和医务人员收入增加的关键。和谐医患关系不仅可以吸引现有患者在未来再次成为医院病源, 而且还可以使其成为医院的兼职营销员, 推荐自己亲朋好友来医院就诊。据经济学家调查世界500强企业时发现, 企业60%的新客户来自现有客户的推荐。
为医务人员创造良好的职业环境。“人可以改变环境, 环境也可能改变人"。医患关系和谐, 患者信任医生、尊重医生的劳动和人格, 并积极的参与到医疗过程中, 必然能够增强医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从而更积极投身到医疗事业中去, 敢于冒风险去抢救病人, 敢于探索创新, 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意识。
4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和谐医患关系构建
4.1 充分发挥政府在医患关系中的推动作用
4.1.1 作为医疗卫生制度的制定者。
我国现有的卫生法规多数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或是卫生部颁布的部门规章, 没有一部统一的卫生法规。因此, 笔者在此建议,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制定一部卫生法, 国务院及所属卫生部根据卫生法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 逐步完善卫生法律体系, 积极探索并初步建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卫生立法和执法体制, 全面维护公民的健康权益, 并以此更好地平衡和调控医患利益关系。
4.1.2 作为公立医院的管理者。
公立医院是我国保护人民健康的主渠道。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中, 公立医院的比例最大。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私营、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等医院从数量上只占医院总数的10%。公立医院占据了医疗市场的绝大部分。去公立医院就医也是患者的首选。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 代表国家管理公立医院, 因此, 必须保证公立医院为人民服务, 给人民提供质优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保障人民的生命与健康。
4.1.3 作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
医疗服务可以分为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然而, 像很多工业化国家一样直接通过政府提供卫生保健, 或是提供广泛覆盖的全民健康保险[7]对于我们这样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是不现实的, 也为我国以前经验证明是难以承受的。因此, 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 为全体国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非基本医疗服务主要由居民通过商业保险或是自己直接承担费用。同时, 鼓励企业为员工购买健康保险, 政府为此提供税收补贴。
4.2 建立患者维权专门机构
我们可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做法建立专门的保护患者权益的组织-患者权益保护协会。建议患者权益保护协会应有政府、医师协会和律师协会以及社会其他组织共同成立, 直接挂靠在卫生行政部门。其经费来源也应主要由政府拨付和社会捐款组成。协会主要的职责是协调医患关系, 接受患者及其家属的投诉, 给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方面的信息以及提供卫生法规方面的咨询, 帮助患者聘请有经验的从事医疗纠纷处理的律师, 必要的时候作为患者的代表和政府、医院进行沟通协商, 维护患者的权利。
4.3 患者要积极维护权益, 也要主动履行义务
当前, 医疗纠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患者对医嘱、术前告知不理解造成的。因此, 当出现医疗纠纷时, 患者最好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来确定是否属于医院的责任。对于确属于医院责任的, 要和医院进行沟通、协商解决。患者在进行协商时所提的要求要合法, 赔偿金额要合理。医院拒不协商或是推卸责
任时, 可以提请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行政调解或是直接进行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侵害其他患者权益或者医院及医生的违法、违规活动患者要及时批评和举报, 以行使宪法赋予的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同时患者也要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 理解医务人员作为人也有喜怒哀乐, 积极主动地缴纳医疗费用, 遵守医院的医疗规定, 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8]。
4.4 医院既要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也要积极主动地应对医疗纠纷
4.4.1 医院要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
首先, 要仔细排查病因, 精心治疗。重大的、复杂病情一定要请各相关科室共同参加讨论和研究治疗方案。护理人员要细心护理, 以使病人早日康复。其次, 治疗方案的选择要考虑到患者的经济能力。医生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必然使得患者感到满意, 这是医患关系和谐的关键。
4.4.2 加强医院内部医患关系协调力度, 为患者提供投诉平台。
客观上说, 很多医疗纠纷确实不是医生和医院的责任, 但是从服务的角度来说, 你提供的服务虽然没有或者瑕疵很小, 但是患者并不满意, 你就需要向患者说明白, 这是你作为服务者的义务。笔者在此建议, 各个医疗服务机构都应该建立由医院领导、科室主任以及心理辅导专家组成的医患关系协调部门, 为患者及家属提供投诉平台。在患者及家属出现不满意或情绪异常时, 首先由心理辅导专家和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 在医院能保证当事医生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当事医生应该全程参与到医患关系的协调过程之中, 因为只有当事医生才最了解患者疾病的治疗情况。医院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对于患者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的误解进行积极的沟通, 可以减少许多医患矛盾。对于一些确属于医院、医生责任的, 医院也要积极主动地承认错误, 解决患者的一些实际困难, 以求得患者的谅解。并和患者及家属进行协商, 确定合理的赔偿。
4.4.3 加强与政府、患者的合作力度, 积极响应和支持政府行政调解和诉讼。
当患者提出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患纠纷进行行政调解或者是提请法院进行判决时, 医院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响应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或是法院诉讼。医院以自己的诚意和实际行动来支持调解和诉讼必然能够提高行政调解成功几率以及提高诉讼效率。医院积极主动履行调解或判决, 给患者提供最大方便, 必然有利于医患矛盾的和解。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要靠政府-患者-医院三者共同努力, 也要靠社会全体成员努力。发展一些杂色组织如患者权益保护协会也是促进医患和谐的很好途径。
摘要：三螺旋理论是广泛应用在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理论。文章从三螺旋理论出发, 模拟政府-患者-医院三者关系, 提出了三种医患关系模式, 并给出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一些具体措施。
关键词：三螺旋,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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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模型理论 篇6
本文以农业龙头企业温氏集团为例,探寻其科技创新的发展规律,分析政府、农业龙头企业、高校和社会在多元联动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及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联合互动逻辑,研究科技创新多元联动体系建构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进关系,提出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等政策建议。
1 温氏集团及发展成果
1.1 温氏集团简况
温氏集团是广东农业龙头企业,成立于1983年,前身是云浮市新兴县勒竹畜牧联营公司,主要经营肉鸡养殖销售业务。经过26年的发展,温氏集团形成了以养鸡业为主体,养猪业、奶牛业为辅的业务格局,产品向产业的上下游延伸。温氏集团的肉鸡养殖规模雄踞亚洲首位,拥有5个国家级畜禽品种、4个省级名牌产品、5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实践中温氏集团创建了独特的“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与“公司+高校”双向互动的创新模式,形成了“精诚合作,共创美好生活”的企业文化,并于2008年被认定为“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1.2“温氏”发展成果
在企业经营方面,温氏集团实力雄厚,创造了农牧企业的巨额经济财富,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积极的示范作用。至2007年“温氏”的生产规模为肉鸡5.3亿只、肉猪183万头,年销售收入达到117亿元,发展成为广东省首家经营规模超百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
在建设新农村方面,温氏集团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开办了100多家成员企业,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机会,带动农民实现增产增收,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同时“温氏”的发展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大大改变了农村的整体面貌,为新农村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
在科技创新方面,“温氏”带动了农业科技创新进程,推动了区域的科技创新。“温氏”与高校联合,多次攻破重大课题,实现在经营、技术、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的创新。
2 政府·高校·社会与企业的联合互动逻辑
任何企业的科技创新资源和能力总是有限的,具有重要市场价值的突破性科技创新在多数情况下都可能涉及企业、科研院校、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等多个创新主体的协同创造。[1]温氏集团的成功并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结果,而是在多元联合的长期良性互动中逐步发展壮大的,其作用逻辑如下图1、图2所示。
在宏观方面,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使得企业始终驾驶在正确的发展轨道,温氏集团顺应政策走向,在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下不断扩大发展。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而高等院校因拥有高等教育人才及知识技术这两种资产,也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在企业探索发展初期,“温氏”领导人就制定了“科技兴厂”的发展战略,积极主动与高校合作,用科学技术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温氏”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在社会的人力、物力、自然及人文环境的支持下,与社会融为有机整体。在政府、高校、社会的多元主体参与下,企业得到和谐发展。
2.1 政府对企业的牵引
政府对农业龙头企业科技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方针政策、引导企业发展,为企业培育创新土壤。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先导,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经验。[2]政府扶持农业龙头企业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为企业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和政策保障。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3]公共政策包括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知识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4]公共政策所能产生的效应是直接的项目投资或经费支持等实效刺激,公共政策的引导功能能给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行动确定明确方向,引导人们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努力奋斗,激发人的创业热忱和创造精神。[3]
2.1.1 科技政策,提高自主创新力。
科技政策是指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实现科技发展目标和任务而规定的指导方针和行为准则,包括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政策,对当代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温氏”领导人温北英在探索肉鸡养殖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到种苗、饲料、疾病等关键养鸡技术的重要性,非常重视科技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作用,早在1986年便提出“科技兴厂”的发展战略,对温氏集团有深远影响。科技成为“温氏”经营的重要核心,在发展中逐渐成为温氏集团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科技兴国战略,指出“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于是“温氏”积极探索企业产业流程创新,推进企业产业制度改革,以“公司+农户”模式开拓出多赢局面。政府政策理念的创新带动了企业的科技创新与进步。
2.1.2 提供创新平台,培育创新土壤。
政府重点支持公共或公益性的科技研究,弥补市场失灵的研究部分,从而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以科研院所和大学为依托,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政府引导企业成为自主研发创新、科技投入的主体,并鼓励建立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增强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政府还建立和完善科技服务支撑体系,提供专业的农业中介服务机构,完成农业技术传播及农业科技推广,在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大学、科研院校各类农村科技服务组织中发挥联结、沟通作用。
政府以大学、科研院所为主要依托建立开放式高水平的公共实验室和应用基础研究基地,制定多种科技发展计划,为企业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环节的研发创新提供多种攻关支撑。2008年,广东省科技厅批准组建广东省温氏集团研究院,统筹集团内部资源,使企业在更为完善的科技创新平台上发展,同年5月,5头体细胞克隆猪的诞生标志着农业科研的重大突破,显示政府有力支撑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在科技发展计划方面,国家“863”项目《猪分子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创新与优势性状新品系培育》立项,广东省科技厅为《良种猪新品系选育及产业化应用研究》提供专项立项和无偿资助,其他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也在政府的支持下顺利开展。2.1.3改革开放方针,引导发展方向。国家农业部长孙政才2008年到温氏集团视察时说:“温氏集团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30年的历史缩影,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典范。”温氏集团26年的成长发展与壮大,始终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与进程,反映了改革开放对农村经济的巨大影响。
温氏集团的前身勒竹养鸡场,正是探索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产物。温氏集团所探索的“温氏模式”,如全员股份合作制,使企业产权明晰,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了企业的资金积累,大大降低了融资风险和难度。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新型分配制度,得到了当时广东省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使企业不断探索前进。党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破除了一切禁锢发展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激活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事物。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中,广东发挥了试验田的作用。[5]广东温氏集团作为畜牧产业的代表,积极探索养殖业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得到较快发展。2.1.4财政优惠政策,激活造血能力。我国各级、各地政府都为农业龙头企业提供各种包括财政、信贷和用地方面的优惠支持政策。温氏集团作为农业龙头企业能够享有国家及地方政府提供的所得税、增值税减免、出口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及国家的财政补贴政策,如所得税减免项目,作为政府给予农业龙头企业的最重要的扶持政策,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各级税务部门对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取得的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大大减少企业开支,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增强其盈利能力。
2.2 高校对企业的推动
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企业只有不断更新知识技术水平,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知识技术水平的更新需要长期的研究与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企业的内部资源有限,不足以提供先进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长期的基础性研究,企业无力承担相应的资金与风险,科技创新单靠企业自主研发的传统难以维継,企业有必要寻求更多的外来创新来源。而高校已经成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国家解决重大科技问题、实现科技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重要人才支撑主体。高校的科研力量强大,具有雄厚的科研人员与先进设备,在R&D方面的优势明显,是国家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重要力量。资源的互补性使得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成为必要及必然趋势。
2.2.1 长期科技支持,提高核心竞争力。
高校专业的科研师资力量及相对完善的技术设备,能够结合企业的产品实际,为企业提供专门的科技指导和各种科研成果,在企业新产品研制、生产、市场拓展等各方面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温氏集团自1992年以10%的股份力邀华南农业大学技术入股,并于1994年和2002年分别成立了广东温氏南方家禽育种有限公司和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育种分公司两个专门的产学研合作研究机构。华农大的科技支持贯穿于“温氏”畜牧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监控、抵御自然及市场风险的整个过程中。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协助温氏集团选育出优质肉鸡品种28个、研究技术46项,开发相关产品37个,其中新兴矮脚黄鸡和新兴黄2号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新品种证书。在降低成本方面,集团技术部所研发的一批饲料营养技术成果有效转化为现实经济效益,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在抵御农业自然及市场风险方面,华南大与温氏集团合作研制禽流感疫苗,不仅有效保证了企业的经济安全,同时在国内家禽防疫工作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强了同类养殖企业和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华农大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运用自身的科研资源为“温氏”提供长期的科技支持,在养殖育种、动物饲料营养、疾病防治三大核心技术上成果累累,提升“温氏”的发展潜力并形成其核心竞争力,推动温氏集团有效实现自主创新。
2.2.2 优质人才储备,提升发展潜力。
在企业可支配的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具能动性及能量爆发力的。以西奥多·W·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源理论认为,人才和知识而非物质和资本才是成为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因此,获得德才兼备,满足组织未来发展需要的人才至关重要。企业招聘到合格员工并不等于拥有了优秀人才,企业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知识技能,改善其工作态度,激发其创新意识,才能使其胜任本职工作。企业与高校有机合作,可利用校方的技术和人才优势,挑选适合企业需要的优秀毕业生;可使企业内部员工获得学习和培训机会,从而提高自身素质。[6]
“温氏”与华农大的合作过程中,温氏集团有效利用农业院校专业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形成组织发展需要的人才储备。与高校合作促进了“温氏”企业文化及企业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加强了员工的凝聚力。“温氏”承认员工及农户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通过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和条件,能让每个员工都能发挥自身独立的创造才能,实现自我。“温氏”“精诚合作,齐创美满生活”的企业文化加强了农户、内部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2.2.3 传输现代管理理念,协助管理创新。
高校与企业合作有利于向企业传输现代管理理念和思路,鼓励企业探索内部管理新方法、新机制、新流程、新模式,从而调动员工积极性、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推动品牌建设,提高经济效益。温氏集团与华农大在全面技术合作期间,“温氏”的管理方式由经验管理提升到科学管理模式,企业建立了人事、财务、生产、科研管理制度,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序进行。在华农大的协助下,企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安装了计算机管理系统,实现了养殖业务、饲料管理、财务管理的科学化管理方式,并于2004年建设了集中式信息管理系统(EAS),大幅度提高了企业数据分析能力,帮助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
2.3 社会对企业的驱动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是企业成长与发展的根基,其对企业成员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渗透性的。每个地区的发展应因地制宜,探索“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7]
对温氏集团支持及影响的社会环境,一是独特的农村社区环境。温氏集团坚持扎根农村,是云浮市新兴县所属农村的典型农业企业,其发展必然离不开农村社区的特定环境;二是广东的经济与科技创新环境。随着温氏集团的发展壮大,对其影响更多的环境,应是珠三角乃至广东的经济与科技发展进步所带来的直接及间接影响。
2.3.1 农村社区环境。
新兴县勒竹镇虽地处广东欠发达地区,但其土地、农业等自然资源丰富。传统经济以农业为主,养殖历史悠久,逐步发展起食品加工业、农业企业等多种行业。农民心态较为保守,但勤劳淳朴、正直善良。
温氏集团扎根农村,以“公司+农户”形式与农户合作,当户闲置的土地和丰富的农业资源成为“温氏”发展养鸡、养猪等养殖业的最佳自然环境。温氏与农户合作不需要租赁土地建设生产厂房,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农户与“温氏”合作养鸡时需筹集4-8万元,“温氏”不需提供农户工资奖金、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农户所得只是养鸡的产值,这就大大降低了“温氏”的管理成本,使得“温氏”大大减少流动资金的占用率。当地政府大力发展立体农业、生态农业,使得“温氏”能利用当地许多山坡旱地等土地资源发展绿色养殖。当地所提供的土地和资金保障有力支持着“温氏”发展。
农村社区血缘关系浓厚,农民勤劳质朴、坚韧不拔、互助互爱的精神浸润着“温氏”的发展,始终影响着企业创始人及每一位领导者的人生价值观。其“精诚合作,齐创美好生活”的企业文化正是与农户始终诚信合作,实现双赢的浓缩体现。
2.3.2 科技创新环境。
良好的农业科技创新环境,应该具备完善的农业农村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体制、健全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多元化的农村科技长效投入机制及长期的农业领域产业技术创新的联盟建设等要素。
广东省政府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广东省科学技术发展“十一五”规划显示:在农业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方面,广东注重对农村科技工作部门间的协调,促进省部工作的互动和合作;在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团队建设方面,省政府重视对农业科研院校的农业人才培养,鼓励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基层,构建信息化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通过重大国家科技计划的实施和农业科研领域的人才引进建设,发现、培养和集聚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据统计广东省共有涉农研究开发机构73个,内含从业人员4577人,至2005年广东省农、林、牧、渔业R&D人员全时当量为1128人年。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仍是政府为绝对主导,企业部分参与的资金投入模式。如2005年广东省农、林、牧、渔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为42572万元,其中政府筹集资金为36105万元,企业筹集资金为2754万元,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为40945万元。[8]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广东省通过将知识产权纳入产学研、标准化、名牌带动战略,将知识产权工作和科技、经济工作进一步融合,出台了《广东省国(境)外专利申请资助办法》,鼓励更多的专利申请人获得国(境)外专利,发挥知识产权对科技进步、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效保障科技创新成果。
在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中,广东省积极促进和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大学联合组建技术或产业战略联盟,支持和鼓励产学研相结合,完善技术转移机制,建设广东技术产权交易中心。从2006年起,广东省财政投入不少于1亿元设立广东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2007年增加到2亿元,2008年至2010年每年投入不少于2亿元,吸引国家“863”和“973”等重大项目和技术成果落户广东。支持企业、研究所、高等院校联合设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行业创新与服务平台等技术合作机构。[9]
温氏集团在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中成长与发展,不断实现企业的体制创新、流程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
3 企业与政府.高校.社会的联合互动逻辑
3.1 企业对政府工作的推动
农业龙头企业能有效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能协助政府解决就业困境,为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
3.1.1 有效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农”工作,是现阶段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破解“三农”难题,解决“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统领下,已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温氏集团以“公司+农户”形式,一是形成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及提高。二是实现了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民一般拥有土地,但不是为农户所私有,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而作为农业龙头企业的温氏集团通过提供资金、管理人员、技术及大型设备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效益增加。三是有效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企业依靠农业科技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农业增值增效,使农业产业向产前、产后延伸,有效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企业的农业产业化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组织化、专业化、技术含量高、抵御风险能力强的方向发展,而农户在合作中也实现了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温氏集团积极拓展农业产业链,促进产业链向上下游的粮食贸易、农业机械和有机肥业及物流业等行业发展,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3.1.2 缓和严峻的就业问题。
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迫在眉睫,同时文化技能水平低的农民就业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大难题。温氏集团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吸收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还对农民进行密集的培训及耐心的指导,使农民在适应工作岗位的同时也拥有一技之长。而在解决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温氏集团也吸引大批大学毕业生投身农业和农村,在农业领域发挥聪明才智,贡献青春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大学生的择业观念,缓和了严峻的就业局面。
3.1.3 为国家上交丰厚税收。
农业龙头企业的迅速发展给政府带来丰厚税收。以温氏集团总部所在地新兴县为例,温氏集团在2009年销售收入将近200亿元,每年都有可观的纳税额。温氏集团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餐饮旅游业、房地产业等服务业的兴起,使民间财富日益增多,新兴县的经济由此也从起步迈向了繁荣阶段。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社会面貌的改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 企业对高校的驱动
农业龙头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是一种“产学研”的合作办学模式,其融科研、生产、教育为一体,通过对三者合理的安排,达到教育为生产、科研服务的目的。同时生产、科研又为培养专业人才提供相应的教育环境,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3.2.1 培养应用创新性人才。
高校与农业龙头企业联合,能有效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方面,大学教师通过产学研合作项目研究,能够更熟悉其专业领域、地区、行业的改革发展实际,与时俱进更新知识结构,将理论知识向应用型知识转化。同时教师可以获得更多承担或主持研究课题的机会,使其始终保持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另一方面,学生可以参与到学科研究中,更好地理解专业知识,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在与温氏集团的合作中,华南农业大学的教授与学生参与到多项课题研究中,如2005年温氏集团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完成的《禽流感疫苗的研制与推广》项目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的一等奖,参与课题的老师与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实际研究中得到很大的提高。企业提供的资源促使高校的学术教研始终保持在学科前沿,为学校培养了大批应用创新型人才。
3.2.2 促进高校改革和发展。
企业参与合作办学,能加强学校与企业界、科技界的联系,调整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招生专业等与实际脱轨的环节,促进高校工作的改革。同时,与企业的合作能使高校开发性研究工作更有针对性,有利于实现学校科技成果的转让与有偿服务。[10]高校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深化内部办学体制改革,推动高校与市场需求接轨,使高校的发展符合现实及时代的要求。
3.3 企业对社会的垃动
3.3.1 拉动二、三产业发展。
一业兴百业旺,一个企业的兴起能有效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公共建设的完善和提高,优化当地投资环境。温氏集团在发展过程中,聚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带动了新兴县等地的建筑业、餐饮业及相关二、三产业的发展,繁荣了当地经济。同时“温氏”还参与修路、绿化等公共事业建设,完善当地交通网及优化农村环境,真正促进了城乡一体化,使农村同样享受城镇的物质文明。
3.3.2 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除务农外,农村为农民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许多农民为生存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被迫面临被城市边缘化和弱势化的困苦局面。同时家中老少无人照料,留守儿童身心问题也难以解决。而农业企业扎根农村,为当地百姓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温氏集团“公司+农户”模式,帮助农民利用已有的生产资源进行劳作,在家乡就可拥有稳定工作,逐步改善生活水平。企业还提供长期的技术培训和文化传授,丰富了农户的职业技能,充实其精神生活,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和人文环境。
3.3.3 创造优越的农村农业发展环境。
农业龙头企业产业链延伸能带动农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农业发展创造优越的发展环境。温氏集团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近百个县、700多个乡(镇)带动4000多个自然村发展养殖业,其中“温氏”合作农户占村总户数超过50%以上的达520个自然村;广东省内共在320多个乡镇带动2200多个自然村发展养殖业,合作农户比例超过村总户数50%的村有400余个自然村,农业龙头企业有效带动了农村发展。农业龙头企业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看增长依靠大量的土地、劳动和物质投入,还是依靠科技含量、劳动力素质和信息资源利用的提高。农业龙头企业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强化产业体系内部联系,促使农业增值增效,推动农业产业向产前、产后两头延伸,并逐步健全产加销各环节和贸工农各领域相互衔接、协调发展的产业链条和产业体系,为发展现代农业打下良好基础,创造了优越的农业发展环境。
4 政府、企业、高校、社会多元联动的科技创新体系
4.1 创新三重螺旋模型理论
三重螺旋模型(TripleHelix)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亨利·埃兹科维茨(Etzkowitz)教授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科技发展学院的罗伊特·劳德斯多夫(Leydesdorff)提出的分析大学、政府、企业三者间关系的模型。他们利用生物学有关三螺旋的原理揭示在知识经济发展中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如图4所示),认为大学、政府和企业三方应当相互协调,以推动知识的生产、转化、应用和升级,促使系统在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该理论认为,大学、政府和企业的交互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其三方合作是推动知识传播与应用的重要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共同推动创新螺旋的上升,促进价值创新目标的实现。[11]
4.2 多元联合互动,实现科技创新
从创新三螺旋理论视角分析,政府、企业、大学都打破了原有的组织边界,三者开始置换角色,互为主角。
4.2.1 政府角色的置换。
在政府、农业龙头企业、农业院校、社会的联合互动过程中,政府的功能已不仅是维持市场秩序和对企业进行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政府致力于创造有利于知识经济发展的条件,为知识流动和创新提供广阔空间和肥沃土壤。政府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为企业科技价值链系统创新提供宽松和谐的成长环境,促进创新系统内知识流动、产业集聚、资源重组、产业结构升级、培育竞争优势等,促成企业实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1]政府为农业院校的发展提供资金、政策的保障,培育农业院校使其能发挥学科特长,促进农业经济社会的发展。
4.2.2 企业角色的置换。
企业不仅从事生产,还投入到培养人才、协助区域发展等工作中。农业龙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帮助政府解决“三农”问题、就业困境问题等。“产学研”的合作模式推动了高校的改革发展,帮助高校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在社会服务方面,农业龙头企业和高校合作所创立的“公司+农户”创新模式,实行“产、供、销一条龙”、“科工贸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范式[12]造福于一方百姓,培养当地农户能百一技之长,使其能够安居乐业。温氏范式有效利用了各方资源,推动了社会区域科技、理念等方面的创新,带动社会整体进步。
4.2.3 高校角色的置换。
高校在多元联合互动过程中,扮演着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角色。在政府、企业及社会的支持下,高等院校结合自身特色,整合优质资源,充分发挥人才和学科优势,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模式。高校为企业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促进知识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力。高校提供经验丰富的科研人才及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服务企业,使企业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储备,从而具备持久的竞争力。高校的参与推动了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升级,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了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4.2.4 社会角色的置换。
社会在多元联合互动过程中,主要是促进企业实现文化与观念的创新。社会通过提供各种农业资源,以独有的社区文化引导和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时社会通过创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引导企业实现自主创新。
4.2.5 多元联动的科技创新体系。
在多元联动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各主体的角色置换关系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政府行为穿插在多种行为主体间,政府在支持企业的同时,也扮演着支持高校进行更多基础性研究、提供更多科研资源、促成产学研合作顺利达成的角色。而高校在促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也有效营造着社会的科技创新氛围和提供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创新思路,促进社会变革。企业不但根据自身特点进行研究导向或市场导向的定位,承担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部分角色,也肩负着科学基础研究和培养人才等公共职能。[13]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为区域农业甚至全国农牧企业的发展树立榜样,提供丰富的发展经验,更为区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政府、企业、高校与社会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它们各自突破了本身专属的领域界限,实现资源的整合和重组,实现了社会、经济、文化效益的最大化,体现了“三螺旋”的回归效应。
5 结语:启示与思考
5.1 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政府应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在现阶段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创建法律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科技政策的引导作用,鼓励农业龙头企业通过管理、核心技术、文化的创新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政府应大幅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科技的投入力度,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政府应注重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成果示范、组装集成和转化应用方面的带动作用,如通过举办农业企业高峰论坛、设立农业企业信息交流网站等,用图片文字、现场交流方式推广优秀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经验,鼓励更多农业企业参与到自主创新行列,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镇化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5.2 实现制度创新,构建多元联合互动模式
技术自主创新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制度的创新。政府应淡化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为创新搭建制度平台的功能。[1]政府在推进科技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应鼓励企业与高校相互联合,积极为大学和企业的合作交流创造条件,保护科技创新成果。首先可针对企业面临的技术瓶颈或发展困局,设立专门的科研项目以供高校研究;设立促进大学与企业合作的专项资金,为高校与企业的联合穿针引线。其次是建立完善农村科技服务组织,利用社会的科技组织资源,做好区域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促进科技知识的普及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再次是完善知识产权及专利的法律保护条文,保护科技成果。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激活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的动态联合,促进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
5.3 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农村科技投入长效机制
在继续增加国家重大科技专项、“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和“973”计划等科技计划的农业科技投入基础上,政府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宣传与公关方式,鼓励民间创立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同时调动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其它社会资金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大各级地方政府对农业与农村科技的投入力度,给予农业高新技术研究更多的关注。
5.4 增强校企联合,加快农业科技人才培养
三螺旋模型理论 篇7
关键词：三螺旋,高职教育,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
一、引言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简称高职教育, 是和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高等教育类型。它是在高中文化水平的基础上, 面向职业为生产、建设、职业、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级实用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专门教育[1]。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的关系日益密切, 校企合作应运而生。但当前我国校企合作的突出问题是:学校积极性很高, 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识薄弱、动力不足, 政府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推动不够深入, 许多企业在与谁合作、怎样合作等方面感到比较困惑。对于当前在校企合作中如何协调院校、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 国外学者提出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理论不失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2]。
二、新三螺旋理论的内涵
由国际创新三螺旋理论的思想, 高校、产业界和政府应该互相协调发展, 推动知识的转换、运用和发展。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进行延伸, 针对高职学生专业综合实践能力的提高, 提出“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相融合的三螺旋模型。实践活动是现代高职教育强调的主体活动, 也特别强调学生在实践环节的主体地位, 逐步使学生在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循环过程中获得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提高。
2005年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确立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向,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并深刻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基于职业岗位的、真实的、参与工作过程的实践, 以真实工作环境为基础的工与学结合才是职业教育的根本。
从现有关于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专业综合实践、毕业设计以及职前训练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 虽然前人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工学结合的重要性、存在的某些问题以及如何开展顶岗实习与就业等方面作了分析、探讨和研究, 但对专业综合实践、毕业设计以及职前训练的意义及某些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 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新三螺旋理论认为在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过程中, 综合实践的专业性、毕业设计的创新性和职前训练的职业性是三个同等重要的环节。这三个环节既互为因果、互相联系, 又相互作用、相互交融, 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三螺旋结构。新三螺旋的模式强调过程性和发展性。过程性指专业综合实践和毕业设计在实施过程中要注重效果、过程的任务分配和考核要明确明晰。发展性是指高职的教育直接为企业输送技能性人才。因此, 在专业实践和毕业设计中, 教师要带领学生走进企业, 直接与职业需求挂钩, 进行有效和有用的实践活动。新三螺旋理论也要求每位教师都要积极主动地将师生间的信息交流贯穿始终并以此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和依据。这种交流包括实践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教师主动组织的征求反馈意见, 要对教与学的效果进行总结, 促进这一过程实施的完整性。
三、“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模式的特点
(一) 学校是开展新三螺旋模式的核心主线
作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知识生产的主要园地, 学校无疑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当然, 在此过程中学校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政府和产业应作为支撑机构积极参与, 最终形成“大学—产业—政府”的动态三螺旋。高职教育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性, 那么高职院校在这个三螺旋的创新模型中, 当然也起了核心主线的作用。
首先, 学校给予了知识积累和就业实践的基础。任何的一项实践创新活动, 都离不开基础知识的积累。没有知识积累, 谈什么实践?在新三螺旋模型提到的三种活动中, 任何一项活动都不能脱离的学校的基础教育, 同时还需要在具备了知识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 培养自己一定的社会素养, 增强自己对知识的转化能力、社交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适应职场或者自主创业, 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过程, 涉及许多领域的知识, 比如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法律、经济管理等等, 这些知识的获取必然与学校教育紧密联系。
其次, 学校也要改革教育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为其长远发展提供积极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既然是高等职业教育, 就要与大学本科教育相区别, 在课程的设置中, 应加大综合实践的比重, 增加实训基地的建设, 为学生提供合适的实训环境, 营造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创新的文化氛围[3]。
(二) 企业是推动新三螺旋模式的重要基地[4]
在“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的新三螺旋模型中, 企业或者说产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机构。首先, 企业可以与学校合作, 共建实践基地, 这是校企合作中的一种重要途径。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可以请教企业的专家;企业的工程师也可以参与到学校相关课程教学计划、实践安排等的指定中, 帮助学生完成实践。同时, 学校与企业也可以通过共建科研项目的方法, 进行知识成果的转化, 这样的科研项目不仅带动的学校教师, 也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完成。有了企业的参与后, 学校又可以再次进行教学的改革, 比如根据与企业合作的经验和研究, 修订课程教材, 让学生掌握更新更实际的知识。
另外, 企业为学校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持。一方面, 学校应当定期邀请企业中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高校作报告、开设学术讲座, 或开展专题研究, 或兼任教师, 参与并指导课程教学改革、创业实践、就业指导等各项工作。另一方面, 在校企合作的前提下, 企业也应该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提供实践的场所, 学校可以安排学生将毕业设计放在企业来完成, 企业给予支持和指导, 让学生进行职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三) 政府是推进新三螺旋模式的重要支撑
在亨利·埃茨科威兹的三螺旋创新模式中[5], 政府的独特身份是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 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所以,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政府制定利好的扶持政策;另一方面, 政府要完善相应的服务体系。
在“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的新三螺旋模型中, 政府需要进行推动, 比如如何协调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如何规避校企合作中的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均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在校企合作中, 政府作为一个第三方机构, 要能够提升合作中企业的社会认可度, 帮助落实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相关优惠政策, 要对校企合作过程进行质量的监控和质量验收, 要帮助处理校企合作中会出现的损害双方利益的消极行为, 同时要降低学校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风险, 这样才能给学校与企业更多的合作空间。
四、“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模式的实施与效果
(一) 加强实践活动的层次性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的思想, 人类知识分为两种, 一种是“是什么”, 一种是“怎么做”。那么, 我们这里研究的就是“怎么做”的知识活动。“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的三螺旋模式, 倡导的是一种相互融合、循序渐进的实践行为。这里, 主要是着眼于加强实践活动层次性。
首先, 实践可以划分为课堂实践和课外实践两个类型。那么, 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 我们即可将综合实践的实施放在课堂进行。比如, 在课堂中进行案例分析、实验室模拟以及学生进行课堂讨论、针对理论联系实际提出问题等, 教师负责答疑解惑;而毕业设计和职前训练, 我们一般放在课外进行。可以有社会调查、企业实训、顶岗实习等多种形式。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实践, 我们都可以按照以下几个层次来实施:第一层次是“听知”, 即教师负责将实践的基本原理、基本步骤等传达给学生, 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第二层次是“认知”, 即实践的过程演示, 教师做学生观摩;第三层次是“实战”, 即学生自己动手进行案例的设计、实验的实施, 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有创新的行为和意识;第四层次是交流碰撞。学生已经有了实践的经验后, 和教师以及互相之间进行互动交流;第五层次是点评。不管是哪种实践, 最终都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总结, 教师点评。
(二) 重视实践活动考核的全程性
实践活动的考核不应该是一纸的考核, 更强调过程性和全程性。比如, 我们以高职一门《web应用程序开发》课程为例, 来讨论如何具体开展“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的考核。这门课程的课堂教学中, 包括提问、小测验、课后作业等, 突出考核对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要求等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综合实践教学中的考核, 一是考核同学在案例的实施中完成的情况, 二是要考核学生的互动讨论情况, 学生不仅要能完成案例设计, 还要能够具有分享设计心得, 与他人交流的基本技能, 二者可以有个加权平均;三是期末考试, 可以以大作业的形式或者试卷形式进行考核。对于这门课程, 考核即可如此。毕业设计阶段, 学生很多运用了这门课程的方法和设计, 不妨在课程的考核中, 将期末考试部分放到毕业设计中来考核, 这样课程考核与毕业设计就很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如果毕业设计完成良好, 这门课程的期末考核部分也就相应得分。这样的全程考核方法, 学生毕业设计的积极性会更高, 对课程的掌握也会更深透。如果在职前训练中, 也有相应的模块实践, 那更是锦上添花, 学生在将来应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就得心应手了。
(三) 解决了实践与职位脱节、毕业设计流于形式的实际问题
“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的三螺旋模式, 首先解决了实践与职位脱节的问题。在学校支持、企业参与、政府支撑的大环境下, 学校开展的实践活动与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 为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综合实践以及毕业设计的规划设计, 与职业需求对接, 企业人员的全程参与, 也可以让学生在工作中消除紧张和不适感, 更快融入职场。
其次, 解决了毕业设计流于形式的问题。毕业设计, 高职教育的要求是要学生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的设计。但是,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学生没有合适的实验环境、遇到问题缺乏指导等等。“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这样的三螺旋式模式, 可以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设计环境, 有教师和企业专家的双重指导, 毕业设计的效果大大提高。
再者, 多层次的教学方式、全程性的考核方案, 也使得学生从思想上重视平时的实践学习, 并且鼓励学生多创新。在每个实践的过程中, 发现创新点, 改变以往课程教学的死记硬背模式, 学习的主动性更高, 学得灵活而有效。
因此, 在高职的实践教育环节, 构建“综合实践-毕业设计-职前训练”的新三螺旋模型, 是“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创新理论的一个具体延伸。高职院校在校企政合作的道路上, 应积极探索, 逐步实现高职教育的远大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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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伟军, 罗公利.基于三螺旋模型的官产学合作创新机制与模式[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29 (2) :65-67.
[3]苏益南.大学生创业环境的结构维度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牛美琴.三螺旋模式下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出国与就业, 2012.
[5] (美) 亨利·埃茨科威兹.创业型大学与创新的三螺旋模型[J].科学学研究, 2009 (4) :482.
三螺旋模型理论 篇8
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Model)也称TH理论,是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Henry Etzkowitz)在深入研究“斯坦福大学—硅谷科技园”“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等创新奇迹的基础上提出的区域创新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当纽约州立大学的亨利·埃兹科维茨博士在荷兰参加国际会议时,遇见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洛埃特·雷迭斯多夫(Loet Leydesdoff)博士。两人在埃兹科维茨提交的关于大学-产业双螺旋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提出大学-产业-政府三方相互作用的三螺旋模式。1995年,两人合著了《大学和全球知识经济: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同年,他们又发表“三重螺旋———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实验室”一文,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三螺旋是指把大学、产业、政府比作三个螺旋,他们在创新过程中既保存自身的功能,又彼此密切合作、相互协调,共同推动知识的生产、转化、应用以及升级,使创新系统在三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不断提升[1]。
从概念来看,三螺旋的主体由三个组织构成:大学,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一些知识生产机构;产业,包括高科技创业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政府,涵盖地方性、区域性、国家层面以及跨国层面等不同层次。这三个组织除了履行传统职能外,各组织之间在互动中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职能,如大学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开展基础研究的职能外,还可以扮演企业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研发成果组建新的公司;政府也可以通过资助项目和改善经营环境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也可以扮演大学的角色,常常开展具有和大学一样高水平的培训和研究[2]。
从理论来看,三螺旋主要强调大学、企业和政府的协同创新关系,强调三个组织靠功能互补来相互作用,形成创新动力。其中,公共与私立、科学与技术、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流动方式。第一种是知识在参与者各自的内部交流和变化;第二种是两两产生互动,一方对其他某方施加的影响;第三种是三方功能重叠形成的混合型,共同推动创新螺旋上升。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努力达到第三种重叠模式。(见图1)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官产学”三螺旋模型,它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都具有很强的“互动自反”效应。“互动”就是通过官产学三方互动,产生三方网络和混合型组织;“自反”则是每一参与者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兼而扮演其他参与者的角色、能力和作用[3]。
从机制来看,三螺旋更突出官产学协同创新。三螺旋理论认为官产学创新系统是由缠绕在一起的三个螺旋,通过契约合作关系形成的一个螺旋状的联动模式。这三个螺旋,一个是由区域或国家政府及其机构组成的行政链,拥有政策支持、宏观调配和资源供给功能;一个是若干组织化的公司组成的生产链,拥有扑捉市场信息和资金运作功能;一个是由学术和研究部门组成的科技链,拥有科技创新功能。在创新合作过程中,大学、产业或政府基于对其他主体资源的依赖性,通过广泛互动,交换发明成果、资金、市场信息和政策等,使三方优势资源集中在同一组织框架中,从而互惠互利,形成资源互补效应和创新协同效应。这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不断进行要素的交换与互补过程,进而产生的互动与合作关系,最终实现子系统多方共赢的自组织创新就是协作机制。另外,在三螺旋创新系统中,官、产、学处于平等地位,并不特别强调哪一方为主,大学、产业和政府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导性组织。当某一根螺旋线替代另一根成为主驱动力时,而原来起核心作用的螺旋线则变成支撑机构,与另一个螺旋线共同协助主螺旋线,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又自发形成了同步机制[4]。
三螺旋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创新主体和合作模式、创新机制等都进行了体现三螺旋发展规律的阐述。“大学(研究机构)-政府-企业”三个创新主体在合作模式和创新机制中相互交叠、渗透,促使每个主体本身的功能和结构都得到了调整,并呈现三螺旋上升状态,驱动了整个区域“产学研”创新流的功能增强[5]。因此,三螺旋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三螺旋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大学、企业和政府在区域创新中统合起来,并打破传统边界,在边界切面上建立起新协同创新的三螺旋空间,最终形成了知识领域、生产领域和政策领域的集聚,从而创造“1+1+1>3”的更高价值。国外在科技园区的建设中,很好地实践了三螺旋创新理论。
二、国外大学科技园“官产学”协同创新模式
科技园是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创新网络,大学、企业、政府都是这个网络的创新节点,通过协同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从而推动三方相互作用、螺旋上升,以达到整个网络所在地域和空间上的发展和增值。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历史较短,但作为知识社会和技术创新的产物,它以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和区域形态,为科技、经济乃至知识发展的相互结合寻找到一条富有生命力的新途径,成为20世纪科技产业化领域最重要的创举之一。美国的斯坦福工业园区(现在的硅谷)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大批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具有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公司和企业,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受美国大学科技园创新模式的启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也陆续探索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大学科技园,用以推动当地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截至2015年底,加入世界科技园协会的会员有406个,涉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万家入园企业(见图2),其中来自中国的成员有34个。这些科技园在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相互作用中,按各螺旋发挥作用的大小,逐渐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官产学”三螺旋协同创新模式:大学主导型、产业(企业)推动型、政府引导型。
资料来源:世界科技园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Parks)
(一)大学主导型(University-led)———以美国斯坦福科技园为例
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k Terman)教授倡导并兴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由高校创办的高新技术科技园区———斯坦福科技园,用于创办企业和科研开发。园区成立后,斯坦福大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措施,如1953年斯坦福成立了大学荣誉合作研究项目,主要为在园区工作的员工提供高等继续教育培训,鼓励本校教师和毕业生在园区内创业。1970年斯坦福又成立了技术授权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专门负责管理斯坦福的知识产权资产,如统一为学校内各项科研成果申请专利并把这些专利授权给企业界,或者支持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成立创业公司,实现科学技术商业化等。此外,斯坦福还在硅谷成立了众多研究中心,作为官产学合作的实践基地。如斯坦福集成系统中心,由斯坦福大学、美国联邦政府和硅谷20家企业于1981年合作建成。该中心在政府政策支持下,配以充足的经费和国际一流的研究设备与仪器,校企人员共同合作,致力于高科技项目的研发与成果转化,共同创造先进技术。园区还在1987年建立了公司审批制度和支付租金制度,对科研、开发和轻工业、制造业优先批准并允许长久存在,这促成园区聚集了近万家高科技公司,如Apple、Adobe、HP和Google等。斯坦福科技园还为创业者提供高风险高利润的机遇,为他们创业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的支持等。
如今,园区已经发展成为一条绵延150公里的高科技产业带,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摇篮。斯坦福大学为硅谷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技术来源和智力支撑,同时又借着硅谷的优势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人才,在促进科技不断创新、成果不断转化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取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6]。美国斯坦福科技园最成功的经验是,由斯坦福大学兴建并主导,政府推动,企业群支持的“官产学”交互协同创新,形成了极具特点的硅谷模式:第一,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协同创新的主导者。斯坦福大学和研究机构鼓励有发明专利的师生自主创业,并吸纳电子、计算机、微信息处理等高技术产业入驻,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人才培养、企业运营联合起来,积极引领官、产、学合作,使各参与主体的优势和能力在创新中得到充分发挥。如斯坦福大学主要支持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学科建设和发展,不仅培养了大量世界顶级人才,而且还为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发明成果和高科技人才,使斯坦福科技园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中心[7]。此外,斯坦福大学一直为园区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斯坦福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远程教育网络,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园区企业实时转播,使企业的员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改进[8]。第二,产业是协同创新的支持者。一方面,园区内的企业、公司多为技术密集型和跨国型企业,需要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如果依赖公司内部研发,创新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因此,它们自愿积极参与到官、产、学合作中来,充当技术购买者角色。正是企业对合作的需求为斯坦福科研成果转化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园区内的企业还为斯坦福大学提供研究经费和实践基地。如HP、Cisco、Sun和Google等都是斯坦福大学的稳定赞助商,HP曾在2001年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9];园区的企业还欢迎斯坦福大学教授带领学生到公司任职并从事公司的科研项目,这不仅提高了学校师生对科研开发的兴趣,也为学校带来了许多前沿又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增强了学校在国家乃至世界的实力。第三,政府是协同创新的推动者。美国联邦政府1980年就通过法案使校企合作在政策和法律上给予保障,通过《拜杜法案》,允许美国高校把研究成果的专利权以独家许可或非独家许可的形式授予企业,美国政府还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对校企合作中的各个环节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进行了规范,更好地保护合作的积极性[10]。
(二)产业(企业)推动型(Corporate-pushed)———以英国剑桥科学园为例
在英国,最富盛名的就是1975年建成的第一所大学科技园———剑桥科学园,它是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在离剑桥市中心3英里的城市西北角规划出24英亩土地,建立的科学园,用来为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在形成了以剑桥大学为圆心、20英里半径范围内的区域,创造了著名的“剑桥现象”,即园区内3500多家主要从事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支持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创造37万多个就业机会,增加的总经济附加值达到122亿英镑,形成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创新集群[11]。剑桥科学园最大的特点是:从1992年开始,因大学在知识积聚、发明专利、科研人才方面优势显著,政府在政策、资金、制度上提供支持,使部分实力强大的私人企业开始投资大学科学园的建设与运营,更加专业化管理大学科学园;同时企业集群现象带动剑桥大学从传统的人文领域转向科技领域发展。如剑桥大学专门建立了剑桥企业有限公司(Cambridge Enterprise Limited,CE),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OTL功能一样,负责剑桥大学内部的科技成果转化,帮助发明人申请专利、寻找技术购买者、技术成果商业化运作等,CE还会为有创业想法的师生提供咨询、指导、资金、场所等资源支持。
剑桥科学园最初是由剑桥大学创建并拥有的,后来得到政府的参与支持,现在私人企业以及产业集群在科学园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企业是协同创新的主推者。3500多家从事高新技术和信息服务的产业集群,根据市场信息和需求变化,带动科学园及园区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不受政府、社会的干预,从事科技成果商业化。另外,受英国政府鼓励科技园由私人企业、大学、政府联合创办政策的影响,剑桥科学园在经营管理上甚至允许私人企业加入,由职业经理人担当,这使得缺乏捕捉市场信心能力和企业经营运作能力的大学教授与研究生们能够专注于研究工作本身及发明创造。第二,大学成为协同创新的力量源泉。在科学园“创新与创业”文化的影响下,经剑桥大学一群具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不断投入到科技商业化实践中去,使得剑桥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革,从过去培养神职人员和政治官员的人文教育向追求高科技创新的研究型大学转变,积极参与官、产、学合作,甚至为激励科技成果和科研人员投入产业界,剑桥大学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如宽松的教师兼职条件与知识产权的宽容政策支持教师参与创业,实行短期聘用制,为不愿离开剑桥而又需等待再聘机会的教师提供进入企业界的可能。剑桥大学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技术成果向园区转移的政策,而且十分重视技术发明人的经济回报。学校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归教师所有,这项措施效果显著地激励教师和学生积极转化科技成果、参与创办企业。第三,政府是园区发展的拥护者。英国政府为推动科学园建设,先后制定了一些鼓励政策,给予资金支持,扶持高科技类型的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截至2008年,加入英国科学园协会的大学科学园达70多个[12]。
(三)政府引导型(Government-pulled)———以日本筑波科学城为例
素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因被日本政府发展成为大学科学城而闻名。它位于日本茨城县南部,离东京东北约50千米。从1963年政府决定兴建到1980年建成筑波科学城,历时17年。此后,经过30余年的发展,筑波科学城已集中了31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和2所大学,还有260多所私人研究所和2万多名研究人员,代表了日本最尖端科学研发水平。其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建筑、物理科学、生物、农业、环境、安全等,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创造性突破,培养出了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近40%的公共研究设施和发展资金都投在了筑波。如今筑波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科学中心和知识中心,是世界上主要为政府和企业建立合作的重要研究基地,特别是在防震系统、公路研究、高能物理学等领域科技成果显著。
筑波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科技园区,其形成与发展,完全靠政府行政指令。如从最初的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由政府决策,连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都由政府从东京迁来,各种设施都需经行政审批配备,私人研究机构和企业也由政府计划控制。一切都按计划办事,一切都由政府包办,形成极具代表性的筑波模式:第一,政府是园区协同创新的建设者、主导者。首先,政府为园区的建设及与三方合作给予法律、政策和经济上的保障。政府为筑波科学城专门制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律,如《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通过立法手段,对房地产租赁、设备折旧、税收、信贷、外资引进等给予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日本政府还修改了《产业技术强化法》用来促进创新,并为科技园建设提供贷款担保,为入驻企业提供搬迁费和R&D经费补贴等;1987年12月还通过了研究交流促进法,允许私人企业使用国家院所的设施,允许国家院所与私人企业间进行人才交流及专利共享等,这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日本大学科技园的发展[11]。其次,在科技园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资金投入占主导地位。30多年时间里,筑波科学城累计获得了政府高达2.5兆日元的投资。全国国立科研机构大约40%的科研人员和每年40%的科研经费预算都集中在这里。2007年安倍晋三提出了《创新25》,即优先实施重点化战略,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效率等[11]。再次,东京的相应主管部门对园区内的各类研究机构和教育设施以及其他产业和公司进行垂直领导和指挥。第二,大学和企业在协同创新中联动作用较弱。由于政府主导,创新的主体是国有及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国有研究机构享有充裕的政府财政拨款,所研发的科技成果由政府支配。而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也因研究成果直接为企业所用,几乎不需要通过市场完成成果转化,因而缺乏明显的创业导向,导致各主体间尚未形成或形成的协同创新机制不够顺畅[14]。
综上,不论何种类型的大学科技园,它们在“官产学”协同创新过程中既有共同之处,如履行自身的传统职能,也有明显的差异性(见表1)。日本筑波科学城在政府主导下,有雄厚的资源和制度保障,能够在短时期内见成效。但政府的过度干预,会使三方主体缺乏相应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容易导致自给自足的闭塞循环。美国斯坦福大学首创的大学(科研)-产业-政府三位一体的硅谷发展模式,形成了浑然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协同创新网络。高校和研究机构、企业及中介服务机构、政府各司其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共同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经济效益显著,创业与研发氛围浓烈。但高校和企业易发生利益摩擦,出现职能不清、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英国剑桥科学园是在企业群主导下,通过市场竞争使科研成果定向,是以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创造产出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但是,他们容易发生同行业恶性竞争,风险成本较高。
三、不同主体驱动的科技园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三螺旋理论虽然同样适用于中国,但由于发展阶段及历史原因,“三螺旋”中各“螺旋”在中国发展程度和协同作用都存在一些问题[15](见表2)。因此,借鉴国外大学不同主体驱动的科技园成功经验,来促进我国科技园建设中“官产学”协同创新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螺旋模式,对于增强国家、产业及大学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提高三主体自身的创新能力和职能效用。从表2可见,目前中国“官产学”主体都存在着自身发展不足的问题,如“R&D投入不足、成果转化率低、法规、政策不完善等”。因此,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模式,政府首先应重视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在资源投入、宏观调控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大学可学习美国斯坦福科技园模式,积极推动科技园建设,特别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将优势资源集中在高科技领域,设立类似CE或OTL部门,协助教授或研发人员申请发明专利和成果转化,向科技园输送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成果,鼓励教师和学生技术创新和创办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物质支持。参考英国剑桥科学园模式,在园区内形成产业集群,利用企业的优势促进科技园建设,如吸纳企业入驻和风险投资,发挥企业专业科学管理能力、捕捉市场信心能力和资金运作能力,激励其自主创新或与大学合作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等。
2.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官产学”创新合作网络。三螺旋理论还强调政府、产业和大学三主体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影响、协同和制约的机能。针对中国“官产学”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政府、企业、大学在科技园建设中应设立动力机制,从国外大学科技园模式与三螺旋协同创新机制来看,政府一直是“官产学”合作中合作意愿最高的主体,因为大学科技园的搭建符合政府建设区域创新系统的要求,必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因此,一要政府主导,通过政策、资源和制度的引导和规范消除大学和企业对参与合作的顾虑和障碍,为协作创新尽可能提供便利和保障,进而增强三者合作的积极性和动力[16]。二要利益驱动,通过分工设计和制度制定使各方利益实现均衡和最大化。其次,建立组织协同机制,如管理网络平台,用来实现信息收集与发布、为资源需求者和拥有者提供信息交换、最大程度使各主体间信息对称等;利用网络平台还可以使各项工作能按照流程设计有序开展,降低管理成本。再次,建立同步发展机制,不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大学主导或企业主导,三主体都需要相互作用,彼此协作,保持动态平衡,因此,除了利益均沾外还要资源共享,如建立共享收益分配原则、资源使用补偿制度、共享合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