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试点

2024-12-30

交易试点（精选10篇）

交易试点篇1

根据《中央空调市场》了解, 我国建筑总面积已超过400亿m2, 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30%左右。按照每年6%~8%的能耗增长速度, 预计到2020年中国建筑能耗或将高达11亿t标准煤。

“中国每年新建建筑量达20亿m2左右, 能耗增长速度快。建筑耗能与工业耗能、交通耗能并列, 是国家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目前, 国内建筑碳交易机制尚未建立。”前不久, 在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举办的“清洁发展机制讨论会”上, 住建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小玲如是说。

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指出, “十二五”期间, 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4亿m2以上, 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5 000万m2,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6 000万m2。

住建部人士介绍, 中国新建建筑节能达标率较高, 但既有建筑节能达标有困难, 大部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不完全, 主要由于资金短缺。其中, 北京市住建委提出, 除公共机构原则上由产权单位负责外, 可采用商业银行贷款、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进行融资, 按照规定享受国家对合同能源管理的奖励政策。同时, 研究和出台利用碳交易等方式, 吸引民间资本投入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建立起融资平台。

北京市与住建部思路不谋而合。目前, 住建部正在研究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推动建筑节能, 发改委也会同地方政府研究启动建筑碳排放可行性。但现实问题是, “目前, 中国建筑节能尚未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无法获取交易基金。”张小玲说。

2010年, 国家启动低碳省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确定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5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8市, 作为首批低碳试点省和低碳试点市。但住建部人士调研发现, 上述低碳试点省市所做出的规划安排无一可以直接用以碳交易。

“根本原因是既有居住建筑、新建建筑、大型公共建筑等能耗和排放基准尚未建立, 没有明确的减排目标, 以及有核查排放量的手段。”张小玲说。

张小玲建议, 国家应尽快选择城市开展建筑碳交易试点, 对既有居住建筑进行基本情况调研, 建立北方既有居住建筑采暖排放基线;对新建建筑开展民用建筑能耗统计, 为新建建筑制定排放标准;对大型公共建筑建立历史排放数据。

交易试点篇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齐绍洲

湖北省作为唯一一个纳入碳交易试点的中部省份，“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湖北省经济高增长、产业重型化、省内地区差异大、高能耗高排放工业企业多是其显著特点，其在中国的地位恰似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缩影。其试点经验对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借鉴意义重大，甚至有人说“湖北成则全国成”，因此，很有必要专门对湖北省碳交易市场政策的特点进行总结研究。

一、总量预测上充分平衡增长空间和节能减排

湖北的经济增长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将基本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远高于全国7%-7.5%的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必须为企业新增产能和新增产量预留较大的增长空间，在建立碳交易市场与经济适度高速增长之间保持平衡。因此，我们对全省按照低速、中速和高速GDP增长情景，分别对应正常、低碳和强化低碳三种政策选择，共计9种经济增长和低碳政策混合模式进行2020年的碳排放总量预测。综合考虑湖北省和全国的经济增长和低碳政策趋势，最终选取“中速+低碳情景”（2014年GDP增速为11%，2015年GDP增速为10%）的预测结果，确定湖北省2014-2015年全社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为7.31亿吨和7.93亿吨，其中，碳交易市场配额总量分别为3.24亿吨和3.54亿吨，占全省二氧化碳排放比例分别为44.32%和44.64%。从排放来源看，碳交易市场配额总量中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分别为2.39亿吨和2.57亿吨，工业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分别为0.85亿吨和0.97亿吨。

二、配额分配总量刚性、结构柔性

第一，总量刚性。充分考虑经济增长、节能减排的硬性指标要求来预测未来的全社会排放总量以及行业排放总量，在此基础上确定配额总量，并具有刚性特征不能更改。尤其是对既有排放设施严格控制，其排放水平固化在2010年排放水平的97%上；对新增产能和新增产量则设定企业预留配额，如果不足，也可以动用政府预留配额。

第二，结构柔性。在刚性的配额总量之下，充分考虑湖北省经济增长对新增投资的需求，确定既有配额、新增预留、政府预留三大部分的总量结构。为配额结构的不同部分设置不同的比重和功能，并进行动态化管理，充分发挥配额结构管理的灵活性。

三、强制减排企业“抓大放小”

湖北省设置的纳入企业能耗和碳排放门槛远远高于其他6个试点省市，即2010、2011年任一年综合能耗6万吨标煤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全部纳入。虽然经过碳盘查后最终只有138家企业纳入，但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碳交易市场了。设置纳入企业门槛时体现的“抓大放小”特征明显，这可以使政府操作简便、行政管理成本和前期建设成本低、便于和企业沟通，也能克服基础能力不足特别是数据基础薄弱的问题。

四、覆盖行业多元化和减排成本差异化减排成本差异是碳交易市场交易活跃度的前提条件，确定覆盖行业时要体现行业的多元化和行业间减排成本的差异化。湖北省在确定ETS的行业覆盖范围时，在“抓大放小”的同时兼顾行业的多元化，涉及到12个工业行业。同时也探索了行业减排成本的方法学并绘制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通过对行业间的减排成本和潜力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比较，为企业碳资产管理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五、初始碳盘查明确边界、摸清数据、宣传培训

湖北省在前期研究中发现，统计口径数据和企业自报数据存在较大差别，只有通过初始碳盘查才能确定企业申报碳排放数据的边界、口径和方法学。因此，主管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组织了碳盘查专班对所有纳入企业逐一进行初始碳盘查。通过初始碳盘查和企业面对面沟通，确定了排放边界，统一了方法学和工作流程，锻炼了碳盘查专业队伍，获得了更准确的基础数据。

六、价格发现和稳定机制为碳交易市场保驾护航

第一，价格发现机制。政府对配额总量的3%进行公开竞价，所有市场参与者均可竞买。其目的是为了发现价格，并向市场传递价格信号，形成价格预期，同时也对价格稳定机制提供基准价格。竞价收益由主管部门专款用于碳市场基础能力建设。

第二，价格稳定机制。参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模式，通过政府预留配额对碳价格的异常波动进行干预。同时，如果配额总量严重超发或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并对市场造成毁灭性冲击时，主管部门可以对配额总量强制性进行调整。

七、用于抵消的CCER必须同时满足区域性和额外性

湖北省自身属于中部地区和低碳试点省，农、林、水等清洁项目资源丰富。因此，把用于抵消的CCER的比例确定为10%，并必须同时满足“一内一外”两个条件，即用于抵消的CCER必须产生于湖北省行政区域内并在纳入企业排放边界外。对仅仅用于交易的CCER不做任何限制，只需要满足国家的相关要求即可。这种抵消机制安排，目的是促进湖北省的清洁项目投资和向低碳经济转型，并进一步提升湖北省CCER的价值，为把湖北省打造成中国CCER的出口大省奠定基础。

八、加大违约惩罚措施的威慑力

交易试点篇3

继去年底广东省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启动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国家对继续大力开展试点工作的决心和要求。这一新政无疑为全国排污权交易工作注入了强心剂。日前，这一生态文明改革创新制度再次迎来新进展——

10月24日，广东省第二批排污权交易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此批交易仍采用政府定向出让的形式，分别由广州市环保局与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汕头市环保局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海门电厂、阳江市环保局与阳西海滨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肇庆市环保局与国电肇庆热电有限公司进行了签约，出让标的物为二氧化硫，交易价格按照广东省发改委确定的 1600 元/吨/年执行，总交易量为12922.6吨，总交易金额为2067.616万元。

积极配套健全交易制度

据了解，2014年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被纳入了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化改革重点事项。经广东省政府同意，《广东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已正式实施，对2014年至2015年试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早在今年4月实施的《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则为广东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

笔者获悉，根据《工作方案》，省环境保护厅在今年已相继配套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以逐步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如省环保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广东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管理办法》，确立了全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基本框架，规定了排污权初始分配、交易及监管等基本要求。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联合印发《关于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价格的通知》，将排污权有偿使用价格和交易底价定为二氧化硫每年每吨1600元，化学需氧量每年每吨3000元。

同时，省环境保护厅还积极协调省财政厅加快出台《广东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出让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范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及政府储备排污权出让金的征收与使用管理要求，组织制订了《广东省排污权交易规则》和《广东省环境权益交易所排污权交易电子竞价操作细则》，明确排污权交易程序、交易方式及电子竞价的具体要求，并研究制定《广东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指标分配指南》，以统一规范主要污染物排污指标分配方法，指导各地有序开展初始排污权的分配。

“先行先试” 探索交易新模式

今年7月，为推进全省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试点工作，广东多个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已开始建立，成员由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省地税局、省金融办、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产权交易集团等部门和单位组成，省环保厅和省财政厅作为召集人，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及时研究协调试点工作相关事项。

而在鼓励地市开展试点方面，省环境保护厅已批复同意了佛山市和顺德区作为试点地区“先行先试”，在试点因子、有偿使用等方面突破创新。目前，佛山市已经开展了一级市场排污指标的核定与分配工作，顺德区配套制度规范也将陆续出台。此外，省环保厅相关工作组也先后赴广州、深圳、佛山、东莞、顺德、汕头、揭阳等地开展排污权交易及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调研，并选取广州、东莞、顺德等市的重点污染源进行排污许可证及排污指标分配典型案例的分析。深圳与珠海的试点工作也已进入筹备阶段。

自去年广东启动排污权交易试点后，省环保部门一直认真测算全省“十二五”以来减排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分析排污权交易潜力空间。据透露，下一批排污权交易将争取采用电子竞价方式，在受让方之间开展竞价，价高者得，让企业真正体会到环境容量有限，“资源有价、使用有偿”的原则，未来还将探索重污染企业购买排污权时，采用比普通企业更高的竞拍底价的政策。

先完成减排后谈排污权转让

“企业有钱买排污权，不等于可以不完成减排任务！”省环境保护厅相关负责人指出，对于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来说，其新增的污染物排放量，必须满足环保规划、环境功能区划和区域总量控制等相关要求，并按照环评批复的总量指标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排污指标。

同时，排污单位在完成减排任务的前提下，通过污染治理、结构调整及加强管理获得的富余排污指标，或因破产、关停、被取缔以及迁出本行政区域，其有偿取得的排污指标，可以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转让。

也就是说，企业根据环保部门许可的排污量指标，完成减排任务后，才能符合交易的条件。如果企业有扩充产能等需求，想增加排污指标，也有钱通过购买取得更多的排污权，也需要先经过环评等程序得到排污许可，购买的排污权并不能超出许可的量。参加排污权交易试点的企业不免除其治理污染、缴纳排污费、污染减排的责任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多管齐下助推试点再寻突破

如何发挥排污权交易作为重大环境政策的积极作用，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是广东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重要目标。省环保厅表示，下一步将针对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形势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目标任务，陆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

在加快进度推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将出台广东省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和交易出让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广东省排污权交易规则、广东省环境权益交易所电子竞价操作细则和主要污染物排污指标分配技术指南等文件，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

同时，以排污许可证为载体，按照主要污染物排污指标分配技术指南确定的分配方法和要求，指导各地分步开展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污指标的分配工作，为开展排污权交易奠定基础。

此外，积极推进二级市场的交易，按照广东省排污权交易规则的规定，明确交易流程及各环节具体要求，规范全省排污权交易市场，继续加强交易空间分析和交易政策研究，进一步细化排污权交易规则，以全面开展二级市场交易。

对已开始试点地区的指导也将继续加强，如继续跟进佛山、顺德等地，推进地方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开展排污权交易制度相关培训，提高环保管理工作人员和排污企业的认识水平，规范相关基础工作，为全省推进排污权交易工作积累更多经验。

有关环保专家认为，夯实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的各项工作基础，加快改革创新，对于推动全省排污权交易试点改革工作取得新突破，在新形势下健全污染源全过程监督管理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将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篇4

我国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逐步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 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领跑者标准制度, 严格建立低碳产品的标志和认证制度。

我国将理顺资源型产品价格, 加大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 深化政府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的激励机制, 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政策, 加大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低碳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 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 并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

据介绍, “十二五”期间, 我国计划建设100个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50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5个再制造产业集聚区, 实施工业过程温室气体控排技术示范工程, 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示范项目和高排放产品节约替代工程。

交易试点篇5

日期：2018-05-18 来源：能源局电力处浏览次数： 59 字号：[ 大中小 ] 视力保护色：

浙交易办〔2018〕5号

省直接交易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市、区）经信委（局）、供电公司：

2018我省电力直接交易试点涉及市场主体范围较广，交易电量规模较大，后续相关工作较为复杂。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证直接交易顺利进行，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现就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电力用户信息变更的办理

（一）试点期间，参与直接交易的电力用户办理过户的，由负责办理其过户业务的市、县（市、区）供电公司负责告知用户，填写《2018年浙江省电力直接交易试点用电企业信息变更申请表》（详见附件1，以下简称申请表）并提交申请表附件材料。

（二）电力用户将申请材料（申请表及申请表附件，一式三份）备齐后，递交负责办理其过户业务的市、县（市、区）供电公司，市供电公司于每月10日前（遇节假日顺延）汇总本地用户申请材料（一式三份），交同级经信部门审核。

（三）市经信部门应在收到同级供电公司转交的申请材料后予以公示，并在每月17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出具审核意见，一式两份发还同级供电公司，由负责办理其过户业务的供电公司将一份经审核的材料交用户留存，并将一份报送省电力公司进行直接交易信息变更。

（四）各市、县（市、区）供电公司应于每月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汇总本地上月电力用户信息变更情况（更名、过户或退出直接交易，详见附件2），报送同级经信部门。各设区市经信委应在汇总后，于每月10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将本地区上月电力用户信息变更情况（详见附件2）报送省直接交易工作小组办公室（省能源局）备案，并抄送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二、直接交易合同的监督履行

（一）各市、县（市、区）供电公司应汇总本地上月电力用户参加直接交易合同执行及电费结算情况（详见附件3，县（市、区）供电公司填报附件3中本县（市、区）情况即可），于每月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报送同级经信部门。

（二）省电力公司应汇总全省上月电力用户参加直接交易合同执行及电费结算情况，填写汇总表（详见附件4），于每月10日前（遇节假日顺延）报送省直接交易工作小组办公室（省能源局）和省物价局。

（三）各市、县（市、区）经信部门应认真审核本地上月电力用户参加直接交易合同执行及电费结算情况，并采取抽样调查等方式进行核查，同级供电公司应予配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报送省直接交易工作小组办公室（省能源局）。

三、其他

（一）试点期间，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按照“月结年清”原则分别结算，发电企业的直接交易电量结算由浙江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电力用户的直接交易电量结算由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及所属各供电企业负责。

（二）签订三方合同的电力用户因故无法履行合同的，合同剩余电量转为电网企业代理用户参加的直接交易电量，由签订该合同的发电企业继续履行。

（三）发电企业各类市场化交易电量，按合同签订时序确定优先结算顺序。

（四）试点期间，电力用户更名的，该用户直接交易电量继续按直接交易电价结算；电力用户过户的，经所在地设区市经信委同意，自次月起该用户直接交易电量按直接交易电价结算；电力用户因故退出直接交易的，经所在地设区市经信委确认，其后电费按目录电价结算。

碳交易试点或从电力行业开局篇6

碳交易试点建立的目的

碳交易试点可谓是我国建立碳排放机制的第一步, 为什么先从这里入手呢?国网能源研究院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马莉称:“建立碳交易试点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一是通过碳交易试点, 探索建立基于市场并适合国情的碳减排机制, 以此作为落实“十二五”碳强度指标以及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是碳交易是未来发展趋势, 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 我国推行碳交易试点也是顺应潮流并争取主动的行为。目前, 我国的CDM项目约占全球的44.63%, 但因处于国际产业链底端, 缺乏定价权。因此, 应吸取我国在石油市场丧失话语权的教训, 争取在碳市场形成全球化稳定市场之前, 为我国争取碳市场的话语权。三是从国际政治环境角度看, 通过开展碳交易试点, 可进一步展现中国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风范, 并可在国际谈判中保持有利位置。”

以电力行业为试点需要考虑的因素

之所以选择电力行业作为试点行业, 主要考虑的是电力行业整个计量系统非常完善, 建立碳交易试点可以节省很多成本。碳交易强调可核证和可计量, 这个问题在电力行业也相对比较容易解决。马所长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 这个过程用电负荷增加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用电负荷总量增加的必然性和碳排放总量下降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如何调解这对矛盾, 是设置碳排放机制需要考虑的问题。这点与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 它们的减排目标设置和我们这种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减排机制设置必然存在差异。碳交易市场机制及规则设计, 要充分考虑电力市场空间扩展性与碳排放权市场空间收缩性的两个不同的趋势, 不能对电力工业发展产生制约。这也是建设电力行业碳减排试点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其次需要考虑的是碳排放指标的初始分配要与电源结构挂钩, 在大力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由我国资源禀赋决定的以煤炭为主的电源结构, 要体现碳交易的客观性、均衡性和公平性。”马所长举例说:“在确定碳排放总量减少的大前提下, 为发电厂分配碳指标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发电量的增加而去设定减排指标, 而不能用一个静态的、固定的指标去一刀切。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电力结构转型的因素, 如该发电厂有多少负荷是使用清洁能源发电的, 这也可以当成其规定碳指标时的考虑因素。”也有专家分析可以按照电力和石油化工行业等行业分解碳减排指标, 然后在行业间或者行政区域间建立一种交易模式, 竞争性行业则可以安排过渡方案, 减排指标从向地方分解转化为向行业分解。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是电力行业开展碳交易, 要有利于能源布局优化。”我国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衡, 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碳排放指标的分配要考虑到区域能源资源禀赋的差异性, 从全国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看, 合理分配碳减排指标, 适当向西北部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倾斜, 以引导电源向西部布局。

马所长说最后要考虑的是:“现有的体制和机制。中国国情、电情与国外不同, 电力价格没有放开, 电量指标主要是由政府分配, 碳排放指标的分配要考虑与电量指标的结合。电力市场化改革正在逐步推进, 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要与电力市场化进程衔接。”

电力企业在碳交易及低碳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电力行业是碳排放的重要领域,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统计, 2010年电力碳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量的50%, 但同时也是实施碳减排的重要行业。“十一五”前四年, 电力行业累计实现减排量约为9.51亿吨。就这种情况, 马所长分析:“未来, 中国电力工业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以煤为主的电源结构将长期存在, 因此电力行业的减排成效将对碳交易及低碳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力企业通过开展碳交易, 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有效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 激发电力企业减排及参与市场的积极性, 使之成为碳交易市场的主体之一。而相关资料也显示, 电力企业已经开发很多CDM项目, 对碳交易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一旦碳交易试点建立, 这些企业能很容易地参与进来。”电力企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一方面, 发电企业是承担直接减排责任的重要主体, 通过绿色发电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促进绿色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清洁环保的电力。另一方面, 电网是连结各发电企业和广大用户的枢纽, 电网企业在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等环节的低碳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电网企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网损, 积极实现输电环节的直接减排。

碳交易试点的建设对电力企业的影响

在我国主要以火电为主的发电模式下, 碳交易试点的建设, 对电力企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用马所长的话来说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电力企业正确把握机会、争取主动, 碳交易试点将成为电力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效益提升的良好机遇。她强调:“由于减排任务非常艰巨, 而电力负荷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会呈现必然增长的趋势, 电力企业将面临发展与减排的双重责任。一方面需要满足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另一方面, 需要承担强制性减排的责任。这就会促使电力企业研发和应用清洁电力技术。企业能否通过碳交易获益,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先进低碳技术的掌控能力。通过碳交易, 促进电力企业进行技术及管理创新, 提高可再生能源、先进燃煤技术、特高压及智能电网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这促进了电力企业的研发能力, 增加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可以说为电力企业发展提供了机遇。而正是因为这些压力, 也导致碳交易开始的初级阶段, 电力企业可能会因碳排放约束导致成本增加, 因为这个阶段技术还不成熟, 平台尚未稳定。电力企业为完成碳排放约束指标, 需要通过采取清洁能源发电技术、碳捕集技术、降低网损技术等手段降低自身碳排放, 或者通过碳交易实现减排目标。

北京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篇7

2011年10月，北京市被批准为国家首批碳排放权交易七个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市试点工作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以市辖区内重点排放企业为交易主体，以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权、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权和由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产生的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为交易产品，努力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实现“十二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下降目标。

启动会上，北京市副市长洪峰宣布成立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建立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及人才培养基地，组建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企业联盟、中介咨询及核证机构联盟和绿色金融机构联盟。

解振华讲话说，北京市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希望北京市按照国家的部署大胆探索，做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对于对参与交易的单位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夯实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二是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为开展交易提供制度保障;三是选择好首批参与交易的企业和机构，以最低的成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动员各方力量，明确职责分工，做好统筹协调，开展试点工作;五是加强资金政策支持，保证碳市场长期稳定运营。

郭金龙讲话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在我国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十二五”时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点工作。各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要把试点工作作为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的重大机制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找准路径，大胆先行先试。要充分发挥首都科研机构高度聚集、专家阵容强大、潜在碳市场卖方买方和金融服务机构众多的优势，加快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推进，全力抓好试点工作。一要紧扣首都绿色发展的迫切需求，通过科学分配交易配额，促进企业加强用能管理、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科学系统地设计交易机制，鼓励更多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动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二要以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为核心，形成规范、公平、活跃的交易市场，把参与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引导排放者自觉参与减排;引导金融机构为碳排放交易市场参与者、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支持;引导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分析、服务，鼓励形成全方位、多角度、一站式商业服务模式。三要着眼国家碳排放市场长远发展，在政策法规、配额分配制度、市场交易机制、信息沟通、项目合作等方面，做好与各方的交流衔接。

最后，郭金龙要求各有关部门强化组织领导，细化落实责任，注重机制创新，夯实基础能力，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力争早出成果、多出成效，为加快推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链接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2601号文件(《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七个省市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的目的是为落实“十二五”规划关于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

北京碳排放交易企业联盟

由北京金隅集团发起、北京市10余家重点排放企业参与组成。其主要职责：一是提出促进北京碳交易市场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参考;二是推动联盟企业自律，强化自身温室气体核算、碳资产管理等能力建设;三是促进联盟单位加强联系，交流分享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带动企业深入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北京中介咨询及核证机构联盟

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起，10余家国内外碳排放交易中介咨询机构和第三方审核机构参与组成。其主要职责为：一是从咨询方和核证方的角度为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建议;二是结合本市实际开展企业温室气体盘查和核证方法研究，为参与交易企业开发温室气体计算方法和工具;三是为碳排放交易市场参与者提供经济、技术、信息、生产、管理、融资、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和培训。

北京绿色金融机构联盟

交易试点篇8

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是以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 探索强制性减排市场建设的尝试, 有利于推动各种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有利于调动地区和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积极性, 鼓励企业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和投资, 形成相应的低碳产业, 使得节能减排成为各地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2011年底的德班气候大会上, 中国就提出2015年之前, 要建立自愿减排交易机制, 制定管理办法, 确立基本管理框架、交易流程和监管办法, 建立交易等级注册系统和信息发布制度。同时, 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根据形势发展和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要求, 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研究提出排放权分配方案, 逐步形成区域碳排放交易体系。

发展改革委要求各试点地区高度重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专职工作队伍, 安排试点工作专项资金, 抓紧组织编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 明确总体思路、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及进度安排。

交易试点篇9

一、总体要求

1. 高度重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

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是我国环境资源领域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机制创新和制度改革, 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将对更好地发挥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作用, 在全社会树立环境资源有价的理念,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制度改革创新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新企业与老企业、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关系, 把握好试点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试点工作。

2. 工作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积极探索建立环境成本合理负担机制和污染减排激励约束机制, 促进排污单位树立环境意识, 主动减少污染物排放,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到2017年, 试点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基本建立, 试点工作基本完成。

二、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

3. 严格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开展试点的前提。试点地区要严格按照国家确定的污染物减排要求, 将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基层, 不得突破总量控制上限。试点的污染物应为国家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总量控制的污染物, 试点地区也可选择对本地区环境质量有突出影响的其他污染物开展试点。

4. 合理核定排污权

核定排污权是试点工作的基础。试点地区应于2015年底前全面完成现有排污单位排污权的初次核定, 以后原则上每5年核定一次。现有排污单位的排污权, 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产业布局和污染物排放现状等核定。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排污权, 应根据其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核定。排污权以排污许可证形式予以确认。试点地区不得超过国家确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排污权, 不得为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排污单位核定排污权。排污权由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按污染源管理权限核定。

5. 实行排污权有偿取得

试点地区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 排污单位在缴纳使用费后获得排污权, 或通过交易获得排污权。排污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对排污权拥有使用、转让和抵押等权利。对现有排污单位, 要考虑其承受能力、当地环境质量改善要求, 逐步实行排污权有偿取得。新建项目排污权和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 原则上要以有偿方式取得。有偿取得排污权的单位, 不免除其依法缴纳排污费等相关税费的义务。

6. 规范排污权出让方式

试点地区可以采取定额出让、公开拍卖方式出让排污权。现有排污单位取得排污权, 原则上采取定额出让方式, 出让标准由试点地区价格、财政、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当地污染治理成本、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新建项目排污权和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 原则上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取得, 拍卖底价可参照定额出让标准。

7. 加强排污权出让收入管理

排污权使用费由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按照污染源管理权限收取, 全额缴入地方国库, 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排污权出让收入统筹用于污染防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缴纳排污权使用费金额较大、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排污单位, 可分期缴纳, 缴纳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首次缴款不得低于应缴总额的40%。试点地区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排污权出让收入使用情况的监督。

三、加快推进排污权交易

8. 规范交易行为

排污权交易应在自愿、公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和优化环境资源配置的原则下进行。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自行确定。试点初期, 可参照排污权定额出让标准等确定交易指导价格。试点地区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 (国发[2011]38号) 等有关规定, 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

9. 控制交易范围

排污权交易原则上在各试点省份内进行。涉及水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仅限于在同一流域内进行。火电企业 (包括其他行业自备电厂, 不含热电联产机组供热部分) 原则上不得与其他行业企业进行涉及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环境质量未达到要求的地区不得进行增加本地区污染物总量的排污权交易。工业污染源不得与农业污染源进行排污权交易。

1 0. 激活交易市场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鼓励排污权交易的财税等扶持政策。试点地区要积极支持和指导排污单位通过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清洁生产、污染治理、技术改造升级等减少污染物排放, 形成“富余排污权”参加市场交易;建立排污权储备制度, 回购排污单位“富余排污权”, 适时投放市场, 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科技示范等项目建设。积极探索排污权抵押融资,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染物减排和排污权交易。

1 1. 加强交易管理

排污权交易按照污染源管理权限由相应的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负责。跨省级行政区域的排污权交易试点, 由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排污权交易完成后, 交易双方应在规定时限内向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报告, 并申请变更其排污许可证。

四、强化试点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

1 2. 加强组织领导

试点地区地方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制定具体可行的工作方案和配套政策规定, 建立协调机制, 加强能力建设,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负责对地方人民政府的试点申请进行确认, 并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协调, 对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等给予适当支持, 按照各自职能分别研究制定排污权核定、使用费收取使用和交易价格等管理规定。

1 3. 提高服务质量

试点地区要及时公开排污权核定、排污权使用费收取使用、排污权拍卖及回购等情况以及当地环境质量状况、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等信息, 确保试点工作公开透明。要优化工作流程, 认真做好排污单位“富余排污权”核定、排污许可证发放变更等工作;加强部门协作配合, 积极研究制定帮扶政策, 为排污单位参与排污权交易提供便利。

1 4. 严格监督管理

排污单位应当准确计量污染物排放量, 主动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重点排污单位应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测装置, 与当地环境保护部门联网, 并确保装置稳定运行、数据真实有效。试点地区要强化对排污单位的监督性监测,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对于超排污权排放或在交易中弄虚作假的排污单位, 要依法严肃处理, 并予以曝光。

试点省份每年要向国务院报告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其他地方可参照本意见开展试点工作。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要跟踪总结试点地区的经验做法, 加强政策研究, 为全面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奠定基础。

交易试点篇10

一、人民银行大额现金交易试点监测相关制度分析

根据《关于做好2008年反洗钱监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银反洗发[2008]1号) 的规定, 人总行拟定“在重点区域加强对现金使用环境和使用主体的监督管理, 促进大额现金存取管理工作有序规范开展的总体思路, 制定和实施大额现金存取管理工作方案。配合总行做好制定区域性的大额现金存取管理监督方案的试点工作”。随着2008年9月4日《大额现金管理工作的方案》的推出, 人总行正式自2008年10月开始在广州、厦门、义乌、青岛、乌鲁木齐、沈阳、昆明、武汉、临夏、伊犁等十个城市试点开展为期两年的大额现金监测, 目的是建立与大额现金报告制度和大额现金客户识别制度相互补充的大额现金监测制度。

试点城市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定期需要提交十一个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报表, 分别为“表一全辖各网点现金收支情况统计表” (分析现金投放和回笼) , “表二月单位账户人民币大额现金支取统计表”, “表三月个人账户人民币大额现金支取统计表”, “表四单位账户人民币大额现金累计支取统计表”, “表五个人账户人民币大额现金累计支取统计表”, “表六月单位账户人民币大额现金存入统计表”, “表七月个人账户人民币大额现金存入统计表”, “表八单位账户人民币大额现金累计存入统计表”, “表九个人账户人民币大额现金累计存入统计表”, “个人大额现金 (提现) 来源统计表”, “个人大额现金 (存现) 流向统计表”, 并要求商业银行于每月15日以前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上月大额现金交易数据和监测报告, 之后为了提高交易数据的分析效率, 根据《关于改进试点城市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工作的通知》 (局函[2008]762号) 规定, 自2009年1月起, 人总行取消了表四、五、八、九的填报, 并于试点期结束后的2011年7号文件又间接取消了表一的填报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2011年中资金融机构金融统计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附件8《终止现金收支统计制度》) 。

自试点开展以来, 现金监管在相关文献中出现较为频繁, 主要的有:

2009年10月发布的《中国2008~2012年反洗钱战略》八个具体目标中规定, “提升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研究大额现金管理政策, 加强大额现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加强重点区域现金使用环境和使用主体的监督管理。”2009年《中国反洗钱报告》载, “2009年, 人民银行课题组对《现金交易与犯罪关系》进行课题研究, 对全国10个试点城市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09年工作重点》要求“加大情报分析工作力度, 充分发挥资金监测作用, 深入开展洗钱风险课题研究”。苏宁副行长在2010年4月9日的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会议的讲话中, 把现金管理列入2010年工作意见, 强调现金管理已成为反洗钱工作机制的一个缺口, 要加大督促商业银行现金管理, 推进反洗钱“闭环”的形成, 现金监管工作得到人民银行的高度重视。

试点城市各单位按照人总行的要求进行大额现金交易监测, 试点期完成后, 相关资料已经不用上报到人总行, 人总行也未出台新的要求, 目前的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制度建设基本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二、大额现金交易试点监测存在的问题

(一) 大额现金交易试点监测表现的制度缺陷

1.大额现金监测分析更多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分析, 人行系统缺乏主动进行分析的机制和方法。

2.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存在区域局限性, 评估可疑时存在偏差, 因为洗钱者并不一定只在某一管辖区域 (如仅在昆明) 洗钱, 可能会在不同州市开户和交易。

3.存在时滞性, 交易发生一段时间后才进行上报和分析, 人行汇总分析也会延长时间, 如交易发生在月初, 可报送到人行却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 (法律法规规定的向反洗钱监测中心报送大额和可疑交易是在交易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 。

4.统计报表系统存在问题, 信息内容相对有限。现行报表系统中, 要求商业银行报送: (1) 月存取款单位或个人名称; (2) 组织机构代码或身份证号码; (3) 单位性质; (4) 账号; (5) 单位账户属性; (6) 现金存取的笔数和金额; (7) 交易网点。在现金来源 (提现) 表和流向 (存现) 表中, 要求报送金额前十位的如下相关要素: (1) 个人姓名; (2) 本月提现 (或存现) 金额; (3) 上月末账户余额; (4) 本月末账户余额; (5) 本月单位账户转入金额, 或本月转往单位账户金额; (6) 本月个人账户转入金额, 或本月转往个人账户金额; (7) 本月存现 (或提现) 金额, 未能包括异地交易网点、代理人信息、交易对手等等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有效信息。如果引入大额现金交易可疑统计分析, 现行报表中的相关要素尚不能满足监测分析的需要。

5.现金存取分开报送带来信息缺陷。大额现金交易统计表中, 现金存入和现金支取分两个表报送, 这样就造成了存取数据信息的缺陷, 同一客户, 不仅要考虑现金来源, 也要分析其去向, 国外 (如美国) 的大额现金报告, 要求商业银行同时上报现金的流入和流出, 同时还有外汇的流入流出, 这是值得参照的。

6.统计报表填报要求存在缺陷。在填表要求中, 有“本表按现金存入总金额由大至小排序, 按客户进行统计, 客户有多个账号填写金额最多的账号”, 此要求只把大额现金监管体现在交易金额上, 而忽视了账号数量、转账交易等, 这可能违背了洗钱行为多账号、多网点、多方式交易的特点, 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大额现金交易监管的效能, 也无法达成以客户为报送对象的大额现金监管。

7.依靠手工操作, 缺乏规范性系统支持, 工作量大, 难于对数据进行校验, 难于对商业银行数据报送质量进行考核, 事后校验与考核费时费力, 查询和分析功能不明显, 信息利用率低下, 反洗钱监管效能不高。

8.反洗钱监测中心分析大额和可疑交易的工作与各地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工作存在一定重复性, 二者目前合作较为有限。

9.各个试点城市彼此缺乏交流协作机制, 且目前全国各地大额现金交易监管开展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 自我探索阶段。

10.试点期早已结束, 大额现金交易试点监测的走向尚未明确, 也没有出台更为科学的大额现金监测新制度, 以及开发推广全国性的大额现金监测分析系统。

(二) 昆明地区大额现金交易试点监测资料报送存在的问题

1.大额现金交易监测统计报表存在问题。 (1)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的不够认真, 报表存在缺陷。商业银行上报的报表常出现以下问题: (1) 现金来源或流向表不合要求, 数据矛盾; (2) 网点现金收支表中投放和回笼数据不平衡; (3) 单位 (或个人) 名称空白, 或用别的代号代替, 或书写错误; (4) 出现规定金额要求以外的数据; (5) 身份证号码错误; (6) 账户类型空白; (7) 重复出现相关条目; (8) 数据包括试点范围以外的交易额等等。 (2) 人行报表存在缺陷。虽然人民银行剔除了部分问题因素, 但相关报表毕竟仍是在整合了各商业银行报送的数据后重新排序得到的, 商业银行报表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银行报表中同样存在。报表缺陷导致了数据分析方面的缺陷, 限制了大额现金监测准确性和对数据的充分挖掘。2.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报告存在问题。 (1) 商业银行对待工作不够认真, 报告质量不高。商业银行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报告常出现以下问题: (1) 各家银行分析框架不一; (2) 一些银行对交易背景分析不到位; (3) 个别银行甚至出现用上月报告提交应付的情况; (4) 有些银行对以往分析过的客户, 可能就不再识别, 只是照搬原有结论; (5) 个别银行只把分析交给某一网点, 在该网点的交易额度并不大, 银行却以该网点的分析代替全部等等。 (2) 分析对象偏于常态, 分析方法简单单一。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只选取前十位进行分析, 这显然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数据资料, 从数月的分析来看, 前十位的情况一般都基本稳定, 每月重复可能极大, 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报告基本相差不大, 监测报告的“监测”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分析之外众多交易可能蕴含的洗钱风险却未能得到分析与监测。

在对存、取款频率的分析上, 缺乏频繁判断标准, 实际操作中主观性太大, 并且交易频率最多的相当部分笔数为几十次上百次, 金额却只有几十万, 这样的交易多通过ATM机完成, 不能调查资金用途, 更不能确定有无洗钱嫌疑 (一般而言, 洗钱嫌疑也相对较小) , 同理, 那些存取频率在一定量, 金额较大且很可能存在洗钱的交易却被遗漏了, 这虽然可以通过大额现金金额频率综合频繁存取分析来补充, 但大部分个体也已经在金额或频率前十位分析中出现过。

现行监测报告分析未能分清常态客户和异常客户, 更多只是分析了常态客户, 忽视了对异常或可能异常客户的分析。当然, 客观上也缺乏区分常态和非常态的标准, 该标准尚未建立, 人总行也没有具体规定。

另外, 分析所使用的方法过于简单, 多出于描述性质, 未能很好的结合个案和总量, 选取指标适宜进行分析。现行大额现金交易数据分析压力大, 未能在大额现金交易数据分析中发现有价值的可疑线索。据人行上海总部边维刚的研究, 上海地区反洗钱数据分析压力日益增大, 加快智能化的反洗钱数据分析工具开发, 提升数据分析水平是上海反洗钱工作面临的急迫问题。当下, 昆明和全国其他地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数据分析不到位, 就很难在其中发现有价值的可疑交易线索。 (1)

三、对大额现金交易试点监测的简要评析

大额现金的监管有利于商业银行建立大额现金管理制度, 有利于商业银行加强对大额现金的重视, 也为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抓手。但通过分析以上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存在的各种问题, 大额现金交易监测的总体有效性、规范性还是不够的, 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机制需要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边维刚还提出了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有效性模式, 边维刚认为反洗钱监管有效性就是以合理的监管成本实现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收益的最大化, 为了达到反洗钱有效监管, 要做好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有效监管, 金融机构要加强内控和行为合规建设, 提升预防洗钱风险的能力;二是监管部门有效监管, 监管部门要推进市场效率, 加强金融机构预防和控制洗钱风险的内部治理与内在动力;三是社会环境有效配合。只有三方面的有效协调, 才能有效监管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从该标准来看, 目前三者难于形成合力, 人行监管仍然较为粗放, 金融机构则应付被动, 社会环境尚对洗钱犯罪和洗钱举报缺乏认识, 全国大额现金交易的监测尚未达到理想效果。 (2)

四、对改进大额现金交易监测的有关建议

(一) 改进人民银行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报送体系

1.建议尽早发文正式结束试点地区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工作, 以各省、区为单位扩大大额现金交易监测范围, 尽快出台新的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制度文件, 使得大额现金交易监测与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有机统一配合。

2.改进大额现金交易监测统计报表体系。 (1) 增设报表内容, 改进报表形式。 (1) 增设一定的报送栏目, 以便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增设栏目可参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报告要素内容, 考虑增加账户数、异地交易网点、交易网点数目、代理人信息、交易对手等信息, 强化数据完整性, 确保上报要素齐备全面有效; (2) 将现金存、取表合并统计, 加入外汇现金的存取统计; (3) 统计应该包含大额现金交易客户转账交易; (4) 增加一定量必要的新报表, 逐步完善报表体系; (5) 建立新的填报标准, 如对大额存取现的金额标准进行再论证, 不同经济区域可以有所差别, 从而使得填报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 (2) 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鉴于商业银行上报的报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影响了对相应数据的分类和筛选, 影响了对数据的进一步挖掘分析, 人民银行要督促各个商业银行改进报表质量, 避免发生错误。

3.改进大额现金监测分析方法。 (1) 引入可疑大额现金交易评价机制。通过数理分析判断, 在数据中找寻可疑交易, 对可疑交易进行重点关注、跟踪监测, 增强人民银行发现现金洗钱线索的主动性。 (2) 制定频繁存取款笔数、金额标准, 在分析频繁存取时, 可以使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得分等统计研究方法, 综合考虑存取款金额和笔数。 (3) 引入环比、定基和相关走势图分析, 引入账户链接分析、资金链接分析, 从时间和空间序列角度考察大额现金交易, 推进从交易地域、交易人年龄、交易特点等方面开展账户异常分析。 (4) 利用试点数据建立白名单、关注名单、黑名单, 用以判断常态和异常的客户, 避开常态、分析异常、提高针对性, 并对达到标准的客户进行跟踪分析、预警监测。

人民银行应该结合传统和新型分析方法, 结合个案和总量分析, 发挥各自优势, 分析大额现金交易异常情况, 发现可疑交易, 做好线索的举报移交工作 (3) 。

4.一方面需要出台全国规范统一的大额现金监测分析报告模式, 践行大额现金监测分析方法。如在昆明地区, 分析范围不能只局限于前十位, 而应该综合考虑频率、金额、可疑程度等诸多方面, 探索构建多指标分析体系, 昆明地区应该: (1) 去除如单位和个人金额或频率前十位分析, 存取笔数多单金额很小部分的分析, 以及相对正常行业或个人交易的分析等意义不大的部分, 重点关注个人客户, 推进灵活性分析, 拓宽分析视野, 对金额、频率在规定范围的数据给予着重监测。 (2) 增加对如单位或个人户的账户往来, 单位或个人可疑度等的分析, 量化分析可疑程度, 对可疑度排序列表等等。

另一方面, 可引入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季报或年报制度, 通过进行季报或年报分析, 总结某地区以往大额现金交易特点, 分析相关走势, 如可制作大额现金总体存、取款额度走势图, 典型客户存取款走势图等等。

5.加强研发工作。人民银行总行应该尽快研究并全国推广大额现金交易监测系统, 提高数据分析管理能力, 改进监测分析资料报送时效性。资料显示,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虽然未在试点之列, 但其早在2008年10月试点开始时就启动了大额现金交易监测工作, 并要求开发大额现金交易监测系统, 2009年大额现金收支系统上线 (4) , 人行鄂尔多斯中心支行也已经成功研发出大额现金交易监测管理系统 (5) , 此可供作为人总行系统开发的有效参照。新系统应该具备如下特点:系统上报交易要素完整、齐全, 能够自动校验数据录入, 并对数据质量进行自动考核, 能够强有力支持不同方式的查询和进行综合分析, 克服手工操作的误差, 具有自动识别跟踪和预警异常交易、可疑交易, 排除非异常、非可疑交易等等智能化功能 (6) , 并能根据需要不断进行升级改造。

6.加强各试点城市之间或与现金监管前卫城市反洗钱部门的交流合作, 强化信息共享, 互换经验, 开展研讨, 进一步完善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机制。

7.明确大额现金交易监管部门与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职责, 加强协作与交流。人总行应该明确各地方大额现金监测与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职责划分, 避免重复工作, 加强合作交流, 提高效率, 减轻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工作负担。

8.各地人民银行应该进一步做好贯彻和规范工作。在人民银行总行出台新规定后, 各人行分支机构要及时传达, 做好贯彻工作。人民银行应该加强职能建设, 监测商业银行的大额现金交易, 做好分析工作。

(二) 限制控制现金交易, 鼓励推广非现金交易

人民银行有必要制定现金交易额度, 限制个人或单位可开立账户数目, 限制对公账户向对私账户转款等等有关规定, 限制控制现金交易, 鼓励推广非现金结算。

(三) 积极利用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成果, 有效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反洗钱监管

1.非现场监管方面。 (1) 通过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报表或报告评价机制, 定期对商业银行报送的资料进行评价, 敦促商业银行整改在评价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2) 高效分析大额现金交易数据, 为反洗钱行政调查或现场检查提供异常交易、可疑交易依据。

2.现场监管方面。应该借助大额现金交易监测的结论, 适时开展现场监管, 检查前调出部分异常交易数据, 从而有针对性调阅客户的开销户资料, 交易传票, 考量银行客户身份识别尽职工作, 判断交易可疑程度, 考察银行有无按照规定进行报送。另外, 可以结合对大额现金交易监测报表或报告评价, 检查核实银行机构大额现金检测方面内控制度、职责分工、制度执行等等有关情况。

(四) 进一步转变商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理念

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增强反洗钱方面意识和责任感, 积极配合推进反洗钱工作, 工作中, 有少数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人员对大额现金交易监测不理解, 认为工作量太大, 容易得罪人, 各银行要尽快转变错误观念, 杜绝消极应付。

另外, 商业银行要杜绝不顾忌反洗钱法律法规, 特别是大额现金监测规定, 同业竞争客户资源、争抢存款贷款, 不能因为追求盈利性而放弃对反洗钱工作应有的义务和职责。

(五) 加大对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反洗钱人才培养力度

随着未来洗钱活动趋向于科技化、专业化、国际化和规模化, 反洗钱工作人员要掌握智能化科技, 综合储备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方面知识, 以迎接未来反洗钱工作的新挑战, 大额现金交易监测也不例外, 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反洗钱战线人才的培养。

五、结束语

本文的初衷和目的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 如何使得大额现金报送更科学、更合理、更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二) 如何对商业银行报送的资料进行更好的利用和分析, 改进分析方法

(三) 如何减少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报送的不必要负担, 提高报送效率和分析质量

(四) 进一步加强对商业银行大额现金监测报送资料的评价

如何积极利用大额现金监测加强对商业银行实施反洗钱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