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地区（精选10篇）
试点地区 篇1
一、引言
2005年始,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在山西、四川、贵州、陕西、内蒙古五省 (区) 开展了由民营资本经营的“只贷不存”商业化小额信贷试点。至今, 五个省 (区) 的试点县 (市) 已分别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并开始运作。完善的小额信贷公司应该是商业化可持续的, 即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能成功服务弱势群体, 二是能保持商业可持续。其中商业可持续包括组织上、操作上以及财务上的可持续。世界上7000多个由非政府组织经营的小额信贷项目中, 只有不到1%是财务可持续的 (Alexandra, 2006) 。商业可持续同样是我国小额信贷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试点的日生隆、晋源泰等小额信贷公司出现了后续资金不足的困境。服务目标群体与保持商业可持续两个条件只要有一项没能满足, 现存的小额信贷公司可持续发展前景就令人担忧。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分析
我国金融改革的经验表明, 如果没有很好的激励和竞争, 我国目前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并没有足够的动力进入农村金融领域, 以积极开拓的创新精神从事小额贷款活动。而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利用其在客户信息方面的比较优势, 开发适合小额信贷业务的特殊信贷管理技术, 可以保证为那些因为无力提供担保 (抵押) 品而被排斥于正规金融之外的客户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 从而将大规模的金融资金和丰富的社区信息结合起来, 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小额贷款公司合理地找到了自身的市场空间, 初步展现了商业化小额信贷运作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对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建设新农村有着重大意义。
1. 小额贷款公司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小额信贷业务在一定区域内进行, 经营者往往利用资金供求双方紧密的人缘、地缘关系, 使得贷款方对借款者的资信状况、还款能力等信息更容易了解, 这样就避免或者减少了“逆向选择”的产生。同样, 由于小额信贷资金供求双方的关系紧密, 贷款方可以用较低的成本了解借款者归还贷款的可能性以及进展, 并且可以随时采取相应措施, 监督、督促贷款的足额、按时归还。这样, “道德风险”问题也有效地缓解了。总之, 小额信贷借贷双方可以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 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各种问题, 使得不良贷款率大大降低。
2. 小额贷款公司有助于合约的有效执行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 契约是不完全的。因此融资契约的达成与实施离不开借贷双方的人际信任。小额信贷的借款者和贷款方接触频繁, 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感情联系, 传统的道德束缚较强等现实决定小额信贷天然地贴近农户, 贴近中小企业, 而使得双方之间的契约充满了人性化的交易特征, 充分利用声誉机制。小额信贷常常采取无担保无抵押的措施发放贷款, 并且还款率非常高, 其可行性是由民间信用、社会督促所决定的。四川广元全力小额贷款公司以发放信用贷款为主, 信用贷款占比高达60.7%。山西平遥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和贵州江口华地小额贷款公司70%以上的贷款都是担保贷款, 其余主要按照信用贷款方式发放。而山西平遥晋泰源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方式以抵押为主, 占贷款余额的70.87%。
3. 小额贷款公司是增加农村资金供给的有效途径
研究表明, 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 政府强制性的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需求并没有形成均衡, 主要表现为对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供给不足.正规金融机构与补助性的小额信贷项目常常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使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农户等只能从非正规金融市场筹措资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高额贷款利率抑制了资金需求, 不利于三农发展。信贷官员与扶贫官员下放贷款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给。因此发展商业化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有效增加农村资金供给、服务目标客户。
三、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困境
1. 目标群体的定位不明确
一方面, 按照小额贷款的经营模式, 农村贫困农户才是小额贷款公司真正的客户主体.这个市场主要是基于小额贷款公司比农村信用社等机构具有客户信息方面的比较优势.例如, 贵州江口华地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以个体经营户作为担保贷款主体, 显然不能合理消化3000万元的投资资金。从长期来看, 这个市场也很容易被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挤压。另一方面, 从本质上来说小额信贷是一种小额贷款形式, 既然是贷款, 就要求有贷有还, 这区别于社会救助性质的补贴式扶贫项目。四川省稻城县小额信贷项目一直坚持以绝对贫困人口为发放对象, 结果产生大量呆坏账、影响项目正常运营。
2. 专业技术方面缺乏经验
小额贷款公司在应用小额信贷专业技术方面缺乏经验, 信贷产品和市场开拓方面简单复制商业银行模式。除四川广元全力小额贷款公司信用贷款占比较高外, 其他几家小额贷款公司仍然主要采取担保、抵押等贷款形式, 与“无担保、无抵押”的小额信贷运作特点不符。
3. 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弱
尽管在设立小额信贷公司时, 各试点都明确要求贷款公司建立准备金制度和风险保障基金等风险控制措施, 但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仍然没有明确建立具体的规章制度和实施办法。特别是部分试点公司单笔贷款金额较高, 这将进一步加大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风险。
4. 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保证
小额信贷公司存在资金来源无法保证的困难.小额信贷初始运营资本规模一般不大, 加上中国的政策规定小额信贷只贷不存, 小额信贷机构无法通过吸收存款来提供贷款的所需资金。
四、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 明确定位目标群体
小额贷款公司要合理地找到市场空间就必须利用人缘, 地缘关系发挥信息比较优势把目标客户定位于贫困人口, 才能避免被正规金融机构挤压.对贫困人口进行一定的划分是很必要的,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小额信贷的商业化可持续。商业化可持续小额信贷项目的目标群体不是绝对贫困的人口, 而是相对还款能力较强的贫困农户和微小企业。, 在制定业务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上, 通过市场调研分析潜在客户群体的存在, 分层次分析潜在客户的贷款需求, 从事贷款营销, 主动满足客户需求, 加强客户关系的管理。
2. 加强小额信贷专业技术的运用
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大小额信贷专业技术的运用.要为联保贷款、等级评分法、小额授信贷款等小额信贷专业性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的技术支持, 加大对客户信用数据系统的建设, 加大和其他农村金融机构信息共享的力度, 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建议把已成立的7家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人民银行征信体系。
3. 防范发展中的风险
要注意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贷款额度比较大的影响, 注意防范发展中的风险。一方面要强化贷款规模控制的内控机制建设。同时, 由于农户和微小型企业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 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实力不足, 需要与保险、抵押担保等机制的配套运作。小额贷款公司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保障。针对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定位模糊、设立程序的法律依据缺乏的现实, 试点地区可以优先考虑出台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地方性条例, 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风险。
4. 放宽金融机构准入标准, 创新小额贷款公司组织形式
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后, 原本服务农村地区成熟的小额信贷机构可以考虑向村镇银行等信贷机构转化。原有限制小额信贷只贷不存的局面就可以改变, 通过村镇银行这种渠道, 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可以更加丰富, 有利于推动商业化可持续小额信贷发展。现在试点的商业化小额信贷公司, 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 政府不允许其吸收公众存款, 只能运用几个股东的自有资金和特定机构的批发性融资, 现在已经出现后续资金缺乏的困境, 解决以上问题还有赖于新政策的出台。
创新小额贷款公司组织形式可以有各种途径:对运行成功的非政府组织 (NGO) 小额信贷机构, 可改造成为商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同时, 推进建立在社区互助基础上的社区发展基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发展, 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积极探索服务农户和微小型客户的机制。发展商业化可持续小额贷款公司需要有利于发展的政策环境, 从利率、税收、技术多方面促进组织创新的进行。
参考文献
[1]钱水土乐韵:中国小额信贷商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7 (5)
[2]王平: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设计与成效评价[J].中国金融, 2007 (3)
[3]焦瑾璞:探索发展小额信贷的有效模式[J].中国金融, 2007 (2)
试点地区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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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0日 10:1
4明年，海淀香山地区将启动综合环境整治，现有的民居将变身家庭旅馆，既满足游客居住和农民增收需求，又不破坏香山地区的整体环境氛围，实现就地城镇化。这是记者昨天(19日)从海淀区了解到的。
海淀区探索农村城市化新模式。明年，将启动香山、苏家坨、上庄等地区规划保留村庄就地改造城镇化的试点。
“所谓保留村庄就地改造城镇化，就是不大拆大建，人口也不大量外迁，尽可能保留现有村庄的风貌。”海淀区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模式将按照“统一规划、政府扶持、农民主体”原则，通过整治与改造相结合的手段，实现村庄面貌、居住品质、设施条件与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作为试点之一，香山地区结合环境整治，将于明年整体启动就地城镇化改造工作，“目前已经入户调查居民需求。”
据了解，香山脚下有众多民居，分布散乱，高矮不一。对于这些民居如何进行就地改造，海淀区规划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将从香山的旅游特色出发，有可能将民居改造成家庭旅馆、旅游商店，“有下店上居、前店后厂等几种模式，将综合农民产业发展、居住条件改善、地区旅游配套完善、环境景观提升等多个方面统筹考虑。”
依托大西山旅游带，海淀苏家坨镇的车耳营村、管家岭村，也将进行类似的就地城镇化改造。
在环境整治方面，海淀区明年还将加快玉渊潭玲珑巷等28个城中村滞留项目的拆迁整治进程，分批启动22个严重影响城市环境的城中村项目。同时实施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完成中央党校西墙外环境整治，启动圆明园周边等地区环境整治，全面完成六郎庄等8个重点村城市化改造收尾工作，做好安置房建设、农民上楼、社会保障等后续工作。
试点地区 篇3
《通知》指出，中央财政专门安排补助资金，重点支持国家试点地区学校食堂建设。但是，目前部分地方对学校食堂建设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规划编制工作滞后、质量不高；未按要求将中央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国家试点地区食堂建设；地方建设资金落实不到位，建设进度缓慢，影响了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
针对当前食堂建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通知》指出，中央补助资金重点支持699个国家试点县（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个团场），适当兼顾其他地区。各地对食堂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年度建设项目需报教育部、财政部同意后方可组织实施。凡因规划编报不及时、不合理、不真实，以及地方配套资金未落实等原因造成未及时通过审核的省份，中央暂不安排资金或调减相关专项资金。
《通知》强调，学校食堂建设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达到国家抗震设防标准，并满足功能使用和综合防灾要求。严禁搞超标准、豪华建设。
试点地区 篇4
四川省由四川锦泰保险推出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以生猪出栏价格 (四川省农业厅官方网站发布的该月出栏肉猪价格) 为参考, 约定初始保险价格为14.8元/公斤, 约定生猪出栏重量为100公斤/头, 单位保险金额为1480元/头, 年费率为6%。当发布数据低于保单约定的保险价格时, 系统将自动判定保险案件发生, 通过立案、查勘、核损、理算、核赔等全自动环节, 在24小时以内将赔款划转到养殖户银行账户。
根据美国农业部风险管理局的规定, 在美国所有开办生猪价格保险业务的州, 其辖区内任何从事生猪养殖的养殖户都可以申请购买该款保险产品, 但一个农场每年最高承保的生猪头数不超过3.2万头, 每个保单不超过1 000头。
养殖户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参保申请, 但该保单须在农业部风险管理局审批同意的次日生效。投保时, 养殖户首先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生产情况在4个保险期间 (13周、17周、21周和26周) 内进行选择, 同时选定保险的保障水平 (70%~100%) 。
农业部风险管理局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瘦猪肉保单到期日期货价格、固定膘重比0.74和农民选择的保障水平 (a) 计算得到该保险合同的保障价格, 即保障价格=保障水平a×瘦肉期货价格×0.74。一旦市场价格低于保障价格, 投保人便可从该项保险中获得相应补偿。
美国农业部对该款价格保险产品提供13%的保费补贴。
试点地区 篇5
毕署通〔2009〕34号
各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地直有关工作部门：
《毕节地区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管理办法》已经行署研究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毕节地区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
试点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投资效益，根据国家《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管理办法》、《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关于加快推进石漠化综合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及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毕节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以县、市（区）为基本建设单位，以小流域为基本建设单元，因地制宜地将各项治理措施合理配置，对石漠化进行综合治理。国家和省级石漠化综合治理专项资金用于封山育林育草，人工造林，草地改良，人工种草，草食畜牧业发展中的棚圈和青贮窖建设、饲草机械购置，坡改梯及配套田间生产道路、引水渠、排涝渠、拦沙谷坊坝、沉沙池、蓄水池等坡面和沟道水土保持设施等建设和防治效益监测。
第三条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必须紧紧围绕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以恢复和保护植被、控制水土流失、遏制石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毕节、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林草植被保护、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土地整治和水土保持等措施对石漠化进行综合治理，将石漠化综合防治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地方经济发展、群众脱贫致富有机结合，正确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当前与长远、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逐步实现石漠化地区生态、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建立和落实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目标管理责任制。由行署与各试点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签定目标责任书，并纳入行署对各县、市（区）综合工作目标考核重要内容，作为行署督查室的重点督查内容。
第五条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是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须逐级落实目标责任，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到实处。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负责全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同时对石漠化工程建设成效进行监测，每年公布工程建设成效，每五年公布石漠化监测结果。
第六条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涉及发改、林业、农业、农办、水利、畜牧、国土资源等部门，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发改部门具体负责工程建设的综合协调，审查和平衡投资计划，并会同有关部门下达投资任务；林业部门具体负责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的技术指导、检查和监督；畜牧兽医部门具体负责草地改良，人工种草，草食畜牧业发展中的棚圈和青贮窖建设、饲草机械购置的技术指导、检查和监督；农办具体负责坡改梯及配套田间生产道路的技术指导、检查和监督；水利部门具体负责引水渠、排涝渠、拦沙谷坊坝、沉沙池、蓄水池等坡面和沟道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的技术指导、检查和监督；国土资源部门具体负责新增耕地的测算和认定工作；项目所在乡（镇）政府具体负责配合县级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实施和落实本行政区域内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任务，并按“一事一议”原则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受益群众投工投劳。
第七条 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和《贵州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要求，认真做好《毕节地区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第三章 计划管理
第八条 县、市（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依据上级批准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实施方案（2008—2010）》，精心编制工程实施投资建议计划方案，并经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发改、林业、农业、农办、水利、畜牧、国土资源等部门审查后报送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审核。投资计划建议方案应包括上一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和本投资计划初步意见。
第九条 投资计划一经确定，必须严格执行。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的，属于建设地点、项目类别、建设规模、投资数额等重大变更，须报原审批部门批准；不涉及投资和治理面积、不降低质量、不影响项目功能的一般性变更，须报原审批部门备案。
第四章 建设管理
第十条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属政府投资公益性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加强管理，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项目法人制、工程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招标投标制等各项制度。
（一）领导责任制。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是工程实施的责任主体，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并对辖区内工程建设负总责。
（二）项目法人制。县、市（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承担项目法人职能，在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
（三）招标投标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贵州省招标投标条例》和毕节地区招标投标管理的有关规定，认真组织招标投标活动。招标文件、招标结果报告，需在招标结束5日内报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备案。在造林种苗招标采购过程中，应优先使用本行政区域内培育的种苗，严禁违反区域限定调运种苗；如需采购区外种苗的，须经地区林业局批准。
（四）合同管理制。工程设计、监理、施工、材料采购严格实行合同管理，所有合同须报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备案。
（五）工程建设监理制。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机构和人员对工程建设实施监理。
（六）项目公示制。在工程实施前，县级项目具体实施部门应会同乡（镇）政府将项目名称、目标、任务、资金来源与规模等向项目区群众进行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七）目标奖惩制。行署将对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县、市（区）和地直相关部门进行考核考评，对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的，予以表彰奖励；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将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由地区县、市（区）目标办和地直目标办在其综合考核总分中扣减相应比例的分值。同时，将工程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列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
第十一条 试点县、市（区）根据上级批复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实施方案（2008—2010）》，编制好初步设计。初步设计必须由具有乙级以上林业、水利或工程咨询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做到图、文、表齐全和科学合理，各项建设任务落实到山头地块和农户。初步设计经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审查后，以发改、林业、农业、农办、水利、畜牧、国土资源等部门正式文件呈报地区相关部门审核。
第十二条 项目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初步设计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组织施工，不得擅自降低建设标准和工程质量。
第十三条 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档案实行磁介质和纸质双建。有关工程建设的相关文件、实施方案、初步设计、阶段性项目建设总结、检查验收资料、资金审批和审计报告、工程监理报告、技术资料、图片照片、统计数据和录像资料等，要明确专人负责收集和整理，并按照档案管理规定，配备专门设施设备，分门别类地归档保存，严格妥善管理。
第十四条 工程建设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由各级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负责，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每月10日、20日、30日（节假日顺延），各县、市（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须将工程建设进度情况上报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每年7月5日前和次年1月5日前，必须上报半年和工程建设情况总结。上报的工程建设情况须包括工程建设进展情况、主要做法与经验、存在问题、下一阶段工作措施，书面报告和工程建设报表须同时上报。
第十五条 加强工程监测，科学分析和评价工程实施效果，严格考核工程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工程监测分为石漠化状况监测、定位监测和工程质量监测。通过石漠化状况监测，掌握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及相关生态因子动态变化；通过定位监测，掌握工程实施以来各不同定位观测样地生物群落与种群结构、植被盖度、生物多样性、土壤理化形状、水土流失状况、岩溶小气候、河川径流量、含沙量与社会经济因子等的连续动态变化信息；通过工程质量监测，建立工程监测地理信息管理系统，逐年将工程设计及建设成果落实到电子地图上，切实把握工程建设成效；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根据上级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指标和方案，负责做好本地区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实施方案的制定、监测工作的技术指导和成果汇总以及工程进度和质量的核查等工作，并认真搞好工程效益监测。监测结果定期上报省石漠化领导小组并抄送地区防治石漠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同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十六条 工程建设采取国家投资、受益群众投工投劳的机制。县、市（区）须制订优惠政策，完善建设管理制度，整合部门项目资金，引导其他社会资金投入工程建设。
第十七条 在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前，应广泛征求项目区群众意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十八条 县、市（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务必设立工程资金专户，明确专人管理，做到专账核算，严守财经纪律，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第十九条 工程建设实行报账制。工程建设合同签订后，严格按照工程建设进度拨付建设资金，并预留10%的工程建设质量保证金，待地区检查验收后结算。报账方式根据单项工程检查验收结果和有关财务凭证予以报账，并以工程检查验收结果作为支付工程建设资金的依据。
第二十条 工程建设资金用于工程建设所需物资、材料、种苗等的购置及机械作业费和劳务费，严禁挤占、截留、挪用，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二十一条 地方配套资金按照上级要求足额配套。
第二十二条 工程建设管理费本着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同级财政按照国家基本建设有关规定纳入预算。地区财政每年安排预算50万元，作为地区级工程建设管理费；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必须充分保障本级工程建设管理费。工程建设管理费主要用于规划设计、工程勘察、初步设计、工程监理、项目评审、图文材料等工程项目的编制与管理、检查验收、信息统计、效益监测及工程建设管理日常支出等。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门负责抓好资金运行监管，监察部门负责定期监督检查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部门负责对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对有关违规、违纪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六章 检查验收
第二十四条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属于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务必加强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的督促检查，及时解决工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五条 工程验收分为县、市（区）自查验收和地级复验。小流域内单项工程自查验收由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整个工程的自查验收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发改、林业、农业、农办、水利、畜牧、国土资源等部门联合进行；地级复验在县级自查验收的基础上，由行署组织发改、林业、农业、农办、水利、畜牧、国土资源等部门联合进行。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和各相关行业管理部门须注重工程建设的过程监管与指导，确保各个环节的建设质量。
验收的主要内容：工程任务和投资是否按计划完成，项目质量是否达到规定标准，资金拨付、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工程管护措施是否落实，各项效益指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工程档案、信息报送等管理措施是否到位。
第七章 建后管护
第二十六条 工程验收后，必须及时办理移交手续，明确其产权，并落实各项工程运行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制定管护制度，建立管护档案，确保工程发挥持久效益。
第二十七条 县、市（区）务必按照“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灵活、有效的运行管护机制，正确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农民等社会各界参与工程建设和管护。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毕节地区防治石漠化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试点地区 篇6
到2010年,新农合在第一批试点地区已运行了7个自然年度,经历新农合制度自身的探索、建立和完善,经历近年来农村卫生体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经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后,第一批试点地区的新农合基金运行情况如何,呈现出哪些特点,面临哪些挑战,特别是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如火如荼开展的政策大
环境下,利用第一批试点地区七年纵向数据,及时分析新农合基金运行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可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康、良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卫生部新农合统计调查制度历年数据,由于统计指标的增减和统计口径的调整,部分数据有缺失;剔除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地区、城乡一体化后不再开展新农合的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所辖县(市、区),最终纳入分析的县(市、区)数为252个。因各试点地区启动时间有差别,部分县(市、区)是2003年下半年启动新农合,故2004年数据是2003年、2004年的合计数据。
2 主要结果
2.1 基本情况
2.1.1 覆盖及参合情况。
第一批试点地区覆盖的252个县(市、区)中,东部地区有94个县(市、区)、中部地区87个县(市、区)、西部地区71个县(市、区)。覆盖1.07亿农业人口,其中东部4465万人,中部3840万人、西部2385万人。第一批试点的地区多为当地政府比较重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较好、以及有传统合作医疗一直延续的县(市、区)。即便如此,从表1看,各县(市、区)的县级财政收入、支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县级财政收入最高的达到296亿元,最低的仅为134万元;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也较大,最低的为863元,最高的达到10894元,相差12倍;农业人口数从1.75万人至150万人不等。
2004年启动时,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参合人数为8040万人,到 2010年当年参合人数已达9554万人,参合人数较试点启动时增加了约19%,覆盖了96%以上的该地区农村居民。参合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新农合制度的生命力,从历年数据看,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参合率一直高于全国水平,说明在第一批试点地区政策的参与程度较高。
2.1.2 筹资情况。
随着参合人口和人均筹资标准的不断提高,2004-2010年,第一批试点地区的新农合筹资总额逐年增长,累计筹资591.39亿元。2010年当年,新农合筹资175.9亿元,是2004年当年筹资额的4.7倍;人均筹资183.6元,是2004年试点启动时的3.96倍。与全国历年水平比较,第一批试点地区的人均筹资水平一直高于全国水平,这主要源于东部地区辖的第一批试点地区人均筹资水平较高且增幅较快。
筹资构成中政府补助比重不断增加,农民个人缴费比重降低。根据新农合政策安排,在试点启动初期,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个人缴费比为1∶1∶1,随着试点不断推进和政府财政补助标准的提高,2010年三者比例为4∶4∶2。从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实际人均筹资构成看,由于试点期间财政补助存在下年结算的情形,因此与筹资标准的构成略有差异,但从总体趋势看,个人缴费的比重在逐步下降。在政府财政补助方面,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中央财政在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标准要高于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地方财政补助比重则高于中西部地区。
2.1.3 受益情况。
受益人次不断增加,2004-2010年第一批试点地区参合农民累计受益7.44亿人次。受益人次构成中,住院补偿人次约占3%~5%之间,相对比较稳定;由于门诊统筹地区的扩大,门诊人次在2007年以后有了较快的增长,门诊补偿人次占受益总人次的比重保持在90%以上;除了住院和门诊外,在2007年前体检人次也占了10%~17%的比重,这与政策刚刚实施,为那些当年未能受益的参合农民开展健康体检有关;此外,2008年以后,第一批试点地区也陆续开展了对特殊病种大额门诊的补偿和参合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定额补偿[1]。
受益水平持续提高。住院的实际补偿比7年来增加了19个百分点,2010年实际住院补偿比达到43%,门诊统筹地区的普通门诊实际补偿比达到33%,特殊病种大额门诊的实际补偿比接近住院补偿水平,已达到了42%。
2.2 基金运行情况
2.2.1 基金支出情况。
第一批试点地区7年累计基金支出年度基金支出537.01亿元,2010年当年基金支出164.39亿元,是2004年试点启动时6.23倍;筹资水平的增长和基金使用率的提高使得历年的人均基金支出从32.80元,增加至172.06元;基金支出构成自2006年以来比较稳定,约75%左右的当年基金支出用于补偿参合农民住院支出,20%左右的当年基金支出用于普通门诊支出;体检支出的比重在试点启动之初较高,但近年来已逐步降低至0.5%以内(表2)。
2.2.2 基金流向。
住院补偿基金主要流向了县内医疗机构。总体来看,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参合农民住院补偿资金的流向,流入县外医疗机构的补偿基金比重约为35%左右,县内医疗机构约占65%。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基金流向占比略有不同,流向乡级医疗机构的住院补偿基金约在20%左右,流入县级医疗机构的基金约占45%左右,但自2008年开始基金流向构成比出现了一些变化,流入乡级医疗机构的基金比重开始下降,2010年已降至20%以下,而流向县外和县级医疗机构的住院补偿基金则出现上升趋势(图2)。
住院补偿基金的流向与住院补偿人次的流向是密切相关的。表3列出了试点启动以来住院补偿人次流向的变化情况,县外和县级医疗机构的住院补偿人次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乡级医疗机构则出现了降低的趋势。与2004年启动时相比,2010年县外和县级医疗机构补偿人次的比重分别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相应地乡级医疗机构补偿人次的比重降低了10个百分点。尤其是到了2010年,参合农民住院就医流向的构成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县级医疗机构超过乡级医疗机构,已成为参合农民住院的主要选择地,县外医疗机构的就医人次也上升到了20%左右。
2.2.3 基金使用率。
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当年基金使用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除了试点启动的2004年和2006年外,其他年度的当年基金使用率维持在85%以上。图3对比了2004年和2010年各县(市、区)当年基金使用率分布情况,2004年由于试点刚刚启动,补偿方案的测算没有实际经验参照,对农村居民的就医需求无法准确估计,因此资金使用相对保守,第一批试点地区当年基金使用率的水平在各县(市、区)基金使用率差距较大,最低的不到20%,最高的超过160%,且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当年沉淀资金较多,约有75%的县(市、区)基金使用率在80%以下,不到10%的县(市、区)当年基金超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调整,到了2010年,各县(市、区)当年基金使用率更趋于合理,分布也更集中,只有约10%的县(市、区)基金使用率在80%以下,大部分县(市、区)的基金使用率集中在80%~100%之间[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约有25%的县(市、区)是面临当年基金超支的问题的。
3 讨论
第一批新农合试点地区的运行情况实际上折射了新农合制度的变迁过程。从试点走向全面覆盖,经历了从互助共济制度到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如今新农合制度在保障农民身体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第一批试点多为我国农村卫生发展状况较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因此第一批试点地区的运行特点很大程度也是代表了全国新农合发展的走向和规律。笔者认为,在总结特征和经验的同时也应发现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全国新农合的保障水平和保障作用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3.1 筹资的逐年增长主要来自政府财政补助,缺乏长效稳定的筹资机制
新农合自启动以来,人均筹资标准从 30元起步、经历50元、100元、150元,直至2011年的200元,全国总体的人均筹资水平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提高至2.5%。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力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这一比重在各地区相差较大,以2010年第一批试点地区数据测算,实际人均筹资水平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最低的为0.89%,最高的为11%。筹资水平的多少意味着参合农民能够从医疗保障中获益多少,因此,建立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级财政支付能力、医疗费用增长水平等相适应的筹资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扩大筹资的渠道、明确筹资主体责任、建立筹资标准稳定增长的运行机制。江苏省于2011年颁布的《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即明确了该省新农合的筹资机制,提出江苏省新农合筹资标准应不得低于本地区上一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其中个人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筹资标准的20%[3]。这种以行政管理条例形式确定的筹资增长机制可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筹资机制的建立提供借鉴。
3.2 基金支付范围不断扩大,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方案
随着筹资水平的提高,基金支付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的,除了传统的住院、普通门诊之外,分娩、重大疾病、大额门诊等也先后纳入了新农合的补偿范围。从第一批试点地区基金支出构成的情况来看,2008年以来,分娩定补和体检支出的比重相对较稳定,可暂不做较大调整;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补偿的比重是呈现略有增高的趋势,目前大额门诊的补偿比与住院的补偿水平已基本接近,一定程度能够缓解那些慢病大额门诊未住院群体的疾病经济负担,但各地大额门诊规定的病种不一,且种类、数量略有不同,对特殊病种大额门诊的补偿范围、补偿方式、补偿比例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测算;此外,2010年以来,针对部分重大疾病补偿的试点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且补偿病种的范围不断扩大,陈竺部长在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上提出,各地区可以探索从新增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建立省级统筹基金,用于重特大疾病保障,并与医疗救助有效衔接,使重特大疾病补偿水平达到90%左右[4]。因此,在筹资水平继续增长的前提下,应依据各地医疗需求、农民患病情况及报销情况进行科学测算, 合理确定补偿范围、补偿比和报销水平。合理引导参合农民就医流向、扩大新农合补偿的范围,包括大额门诊和重大疾病的补偿、提高封顶线和报销水平、降低起付线、实施“二次补偿”等,在基金略有结余的条件下,不断提高对参合农民的保障力度。
3.3 基金使用率处于较高水平,面临基金超支的风险
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基金使用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以2010年为例,当年基金使用率达到了94%,超过1/4的县(市、区)当年基金超支,而2009年则约有一半的县(市、区)当年基金超支。以往研究表明,影响基金超支的因素有筹资水平、就医需求释放、服务包扩大、补偿水平提高、医药费用上涨、就医流向变动、通胀等。以就医流向为例,参合病人就医机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基金的流向,卫生部新农合研究中心曾以2009年数据为基础测算了就医流向变动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假设各级医疗机构费用水平不变,如果乡级医疗机构就医比重降低一个百分点,次均住院费用水平将提高37元,人均新农合住院补偿基金将多支出15元。从第一批试点地区的数据看,乡级医疗机构的就医比重持续降低,特别是2008年以来,降幅较大,3年间降低了5个百分点,这对基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在保障基金有效使用的前提下,科学测算、控制风险是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当下面临的重要挑战。
参考文献
[1]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指导意见.(卫农卫发[2007]253号)[Z].北京: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7.
[2]财政部,卫生部.关于印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财社[2008]8号)[Z].北京:财政部,卫生部,2008.
[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79号)[Z].南京:江苏省人大常委会,2011.
试点地区 篇7
2010年2月25日起浙江省开展首批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工作,主要选取杭州市、宁波市等11个地区30个区、县(市)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即辖区内所有政府举办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以及实行人、财、物一体化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实行省级网上集中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1]。截止目前,首批试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完成过渡阶段工作,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但基本药物制度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
本研究通过深入调查基本药物制度在浙江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实施现状,按试点地区居民人均年收入分组,针对基本药物制度在不同收入人群中的实施效果,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促进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以浙江省首批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调查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从11个地区共30个首批试点县(市、区)各抽取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个乡镇卫生院开展相关调查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复习法。
广泛查阅国内外有关基本药物制度的内涵界定、发展历程、实施模式的文献,进行资料收集与整理。进一步了解浙江省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政策,整理分析试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关《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报告》相关数据信息和群众信访资料。
2.2.2 简单随机抽样法。
从30个首批试点县按地区随机各抽取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个乡镇卫生院,共计60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用卫生部编制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指标(试行)》对所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2.2.3 非结构式访谈。
分别对所抽取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的医务人员、相关行政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访谈,主要包括:浙江省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和发现的新问题;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度和反应性;目前所取得的有益成果。
2.3 调查工具
本次调查采用卫生部编制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测评价指标(试行)》对所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效果进行评价。(1)基本药物配备使用:307种国家基本药物及150种浙江省增补非目录药品西药和中成药的配备情况;(2)基本药物销售情况:制度实施前后西药、中成药在门诊和住院销售情况;(3)2010.2.25~6.30,所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有药品销售总金额,基本药物销售金额及所占比例;(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渠道和补助方式;(5)所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月均收入:制度实施前后业务收入(包括医疗收入、药品销售收入、来自医保∕新农合的补偿收入)、上级财政补助收入;(6)制度实施前后医疗机构在编人员月收入;(7)卫生服务利用:制度实施前后月均门急诊人次、月均住院人次、次均门诊费用及药品费用、次均住院费用及药品费用、床位平均使用率。
2.4 质量控制
2.4.1 数据采集。
从浙江省卫生厅相关部门处收集所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2009.2.25~6.30)与实施后(2010.2.25~6.30)的相关数据。
2.4.2 数据录入。
应用统计软件SPSS17.0建立数据库输入相关数据,在录入的过程中,注意字段属性,边录边查,发现录入错误,及时修改。保证资料的完整性。
2.5 统计方法
2.5.1 描述性统计。
采用频数、百分数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情况,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表示各监测评价指标水平。
2.5.2非参数统计。
纵向比较:采用配对秩和检验方法,按居民人均年收入分组,分析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各监测指标水平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横向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比较分组组间均数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考虑各试点地区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按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水平对被调查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相关分组,即人均年收入在20000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组;人均年收入在10000元(含)~20000元为中收入组;人均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组。详见表1。
高:人均年收入20000元及以上;中:人均年收入10000(含)~20000元;低:人均年收入10000元以下
3.2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各监测评价指标变化情况
根据试点地区人均年收入分组,将低收入组、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分别进行两两比较,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后,根据资料性质,采用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对相应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结果如下。
3.2.1 基本药物配备销售情况。
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比较:在基本药物配售金额所占比例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1);说明基本药物在低收入组人群中销售显著高于高收入组;在省增补非目录药品配备品种量、中成药配备品种量这两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1),说明这些药品销售在低收入组人群销售显著低于高收入组;在基本药物配备品种量及中成药配备品种量方面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两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别。
低收入组与中收入组比较:在基本药物配售金额所占比例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1),说明基本药物配售金额在低收入组人群中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高收入组;在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总量中成药配备品种量、省增补非目录药品品种总量、中成药配备品种量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两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别。
中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比较:在基本药物配售金额所占比例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1),说明基本药物配售金额在中收入组人群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高收入组;在省增补非目录药品中成药配备品种量、省增补非目录药品配备品种量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说明这些药物在中收入组人群中配备品种量显著低于高收入组;在基本药物配备品种量、中成药配备品种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两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别。各指标均数及标准差详见表2。
#:p<0.05;##:p<0.01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比较;▲:p<0.05;▲▲:p<0.01高收入组与中收入组比较;●:p<0.05;●●:p<0.01中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比较
3.2.2 试点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及医务人员收入变化情况。
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比较,在医疗收入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低收入增加幅度明显低于高收入组;在业务收入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低收入减少幅度明显大于高收入组;在药品销售收入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低收入减少幅度明显低于高收入组;在上级财政补助变化、在编医务人员收入变化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两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别。
低收入组与中收入组比较,在医疗收入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3<0.05),低收入增加幅度明显低于中收入组;在业务收入及其中的药品销售收入、上级财政补助变化、在编医务人员收入变化方面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两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别。
中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比较,在药品销售收入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中收入组减少幅度明显低于高收入组;在业务收入及其中的医疗收入变化、上级财政补助变化、在编医务人员收入变化方面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即两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别。各指标均数及标准差详见表3。
#:p<0.05;##:p<0.01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比较;▲:p<0.05;▲▲:p<0.01高收入组与中收入组比较;●:p<0.05;●●:p<0.01中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比较
3.2.3 试点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服务利用变化情况。
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比较,在月均门急诊费用变化、次均住院费用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低收入组费用减少幅度明显大于高收入组;在月均门急诊人次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1),低收入组人次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高收入组;在次均门诊药品费用变化、次均住院药品费用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1),低收入组药品费用减少幅度显著低于高收入组;在月均住院人次变化、床位平均使用率变化方面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即两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别。
低收入组与中收入组比较,各相应指标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
中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比较,在次均住院费用变化、次均住院药品费用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中收入组费用减少幅度明显大于高收入组;在月均门急诊人次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收入组人次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高收入组;在次均门诊药品费用变化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收入组费用减少幅度显著低于高收入组;在月均住院人次变化、次均门诊费用及药品费用变化、次均住院费用及药品费用变化、床位评价使用率变化方面无统计学意义(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p>0.05),两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别。各指标均数及标准差详见表4。
#:p<0.05;##:p<0.01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比较;▲:p<0.05;▲▲:p<0.01高收入组与中收入组比较;●:p<0.05;●●:p<0.01中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比较
4 讨论与建议
4.1 关于基本药物配备与销售现状
从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水平来看,在国家基本药物配备方面各试点地区无明显差异,药物配备数量普遍较少,省增补药配备使用率明显高于国家基本药物,人均年收入较高地区明显高于中、低收入水平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浙江整体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特殊疾病谱以及省内不同经济水平地区患者用药习惯有关。在医药科技较发达、用药较规范地区,医生们更倾向于安全、高效、低毒的产品,患者宁可高价购买,也不愿服用低价、高毒、低效药品,况且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前已使用了这些非基本药物[2]。
建议试点地区按实际需求细化基本药物设置标准,给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定范围的基本药物设置权限,如增设县级基本药物等,宏观上控制基本药物总量。充分考虑当地实际的医疗卫生情况,严格控制抗生素种类,适度放开其它常用药尤其是治疗慢性病的药品种类,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为当地群众提供更能满足实际用药需求的药品。
4.2 关于试点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业务收入变化
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使试点地区医疗机构药品价格有了大幅下降,切实降低了患者的用药经济负担,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收入反而大幅上升。不排除的原因是由于潜在医疗需求被激发,但也存在这种可能,即在上级财政补助不足的情况下,医疗机构为弥补在药品利润方面的损失、因工作量大增导致机构运行成本的增加而利用医疗信息不对称,人为增加辅助检查项目,用“大检查”代替“大处方”。从居民人均年收入水平来看,收入较低地区的医疗收入增幅明显较小,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往往设备简单,辅助检查项目较少,而如今药品销售利润大量减少,基本药物又相对较便宜,故业务收入下降的趋势也更为明显。
要真正发挥基本药物制度作用需要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需要各相关部门高度协作,需要一套提高基本药物可获得性、促进制药产业良性发展的联动机制[3]。政府应切实承担起财政投入责任,尤其是在经济水平较低地区,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人员经费和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等,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渠道长效补偿机制。针对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府财力有保障的地区还可尝试基本药物“零自负”,即为防止道德风险和促进合理用药,建议同时收取5~10元/次的药事服务费用(对超出就医者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应制定医疗救助计划)[4]。此举可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合理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
4.3 关于试点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服务利用变化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大幅降低的药费激发了群众巨大的潜在医疗需求。从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水平来看,收入较高地区潜在医疗需求被激发作用显著高于中、低水平收入地区,门急诊人次上升幅度更大、次均门急诊药品费用、次均住院药品费用的累积下降作用也更明显。激增的服务量使原本就不足的基层医技人员显得更为捉襟见肘,常常需要加班加点,带病上岗,超负荷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完成大类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上显得力不从心。
一项制度得以贯彻实施并保持长久生命力需要依靠内在制度激励[5]。针对浙江省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现状,建议增加基层医技人员编制,积极探索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以卫生服务质量和服务数量为核心、岗位责任与绩效评估为基础的考核激励机制,调动医务人员参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积极性,同时定期组织对基本药物制度的执行进度、完成数量、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督导和检查,及时整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保障充足的人力资源投入到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去。
参考文献
[1]关于下发《浙江省基本药物制度首批实施县(市、区)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EB/OL].浙江省卫生厅网站http://www.zjwst.gov.cn/art/2010/2/2/art_262_76085.html,2010-02-02.
[2]张茅.基层卫生发展要在转换机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网站.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ncwsgls/s3578/2011-03/50981.htm,2011-03-17.
[3]武瑞雪,刘宝,丁敬芳,等.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国际经验[J].中国药房杂志,2007,18(17):1283.
[4]张新平,谭亚莉,田昕.促进基本药物制度落实的杭州零自付方案评价及政策思考[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杂志,2010,6(3):9.
试点地区 篇8
这项试点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市农委、门头沟区农委共同出资建立农户微型创业基金, 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保本微利”的原则进行市场化运作, 为门头沟地区农户开展微型创业提供无需抵押、无需担保的小额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 帮助项目农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试点中, 中国扶贫基金会具体负责小额信贷项目的操作。门头沟区农委承担项目的外部协调和监督工作, 负责监督小额信贷项目的进展和效果, 评估项目贷款质量、贷款规模和总体贷款活动。北京市农委负责通过试点项目的政策环境研究、总结经验, 并在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广到北京其他农村地区。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将对项目进行跟踪研究。
试点地区 篇9
我国的融资租赁始于1981年, 是以满足承租人的不同设备需要而开展筹资业务的金融产业。由于融资渠道、各类行政法规冲突、税法适用等诸多原因, 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十分缓慢, 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发展我国的融资租赁业,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将融资租赁业纳入增值税法的征收范围是促进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因此, 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 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迫在眉睫。从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范围, 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市, 而且明年还将继续扩大试点地区, 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这对融资租赁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税收改革, 将对融资租赁的出租人和承租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对营改增试点地区融资租赁出租人的税收问题做一探讨。
二、租赁公司“营改增”融资租赁业务税负比较及建议
早在1986年,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经营的融资租赁业务征税问题的通知》首次关注融资租赁行业的税收问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3]16号) 规定:经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审批的融资租赁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 按照出租人向承租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包括残值) 减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计征营业税。这里扣除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 就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货物的购入价、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运杂费、安装费、保险费和贷款的利息 (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 。自2011年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 (财税[2011]110号) , 正式启动了“营改增”这一重大税制改革。根据财税[2011]110号规定, 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按17%征收增值税。因此, 对于属于一般纳税人的承租人, 可抵扣进项税增加, 实际税负减少, 收入和利润也相应增加, 将促进融资租赁业的长期发展。但是, 对试点地区租赁公司而言, 将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首先, 流转税税负略有增加。具体表现如下:首先, 融资租赁行业原来营业税税率为5%, 由于适用营业税差额纳税政策, 因此实际税负要低一些。融资租赁营业税应纳税额= (租赁收入-借款利息支出) *5%;融资租赁增值税应纳税额= (租赁收入-利息支出) *17%。根据实际税负=应纳税额/租赁收入, 经测算, 租赁行业营业税政策下实际税负约为3%, 但在不同年度、不同企业可能有所不同, 特别是资金成本较高、利息支出较多的租赁公司其实际税负将一般低于3%。根据《营改增试点方案》, 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将予以即征即退, 因此, 对于原来实际税负低于3%的融资租赁公司来说, 在营改增后税负将有所上升。
其次, 根据城建税暂行条例, 对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实行先征后退、先征后返、即征即退办法的, 除另有规定外, 对随“三税”附征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一律不予退 (返) 还。可见, 增值税附加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并不属于即征即退范围。营改增后, 如果附加为10%, 附加税增加额= (含税租赁收入-借款利息支出) / (1+17%) ×17%×10%- (含税租赁收入-借款利息支出) ×5%×10%, 附加税将增加至执行营业税时的1.9倍左右。
综上分析, 此次的营改增将较为有效地消除融资租赁业务中流转税可能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 降低了承租人的税收负担, 提高了企业进行融资租赁业务的积极性, 但是却对拉动内需、扩大投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完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融资租赁公司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因此, 国家在全面推广营改增时, 需要在广泛调研租赁公司实际税负基础上, 考虑实行以下措施, 以降低租赁公司的实际税负。
一是适当增加即征即退的力度, 如实际税负超过2%部分实行即征即退, 并且可以按月征税, 按月退税。因为如果不能做到真正的“即征即退”, 将会对租赁公司资金周转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样, 出租人承担的税负能够与现行营业税差额征税情况下的税负基本保持不变。
二是目前融资租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属于营改增试点过渡政策, 为保持租赁行业健康发展, 建议将这一政策长期执行。
三是关于附加税的退税。营改增后, 租赁公司的税负明显上升, 对于增值税附加的税费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 能否也即征即退有待探讨。
三、售后回租业务的增值税计征及开票建议
在世界范围内, 融资租赁的交易方式有直租、转租和回租三种, 其中直租最为常见。而在我国, 却是回租占了压倒性的份额。售后回租业务, 是指承租人将自有物件出卖给出租人, 同时与出租人签定融资租赁合同, 再将该物件从出租人处租回的融资租赁形式。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第13号公告《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规定, 承租方在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的出售资产行为不属于销售行为, 并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收范围, 所以也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财税[2011]111号文件并未对售后回租增值税的计征问题作出相应规定, 也未明确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第13号公告是否继续有效或如何衔接。这对以售后回租业务为主的租赁公司来说将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租赁公司的增值税缴纳问题。售后回租业务在实务中, 通常是承租人与出租人以转让合同的方式将已购入或已使用过的设备转让给租赁公司, 同时把原设备购买发票质押于租赁公司, 回租时租赁公司开具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租金全额普通发票给承租人。那么, 营改增后, 企业没有向租赁公司开具出售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作为应税销售额缴纳增值税, 导致租赁公司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没有进项税可以抵扣。而租赁公司开具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租金全额增值税发票给承租人, 就会存在承租人 (企业) 重复抵税问题 (即固定资产进项税在企业购进时抵扣一次, 售后租回时又抵扣了一次) , 而租赁公司却要按照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租金全额的17%缴纳增值税, 造成租赁公司税负大幅度增加而无法承受。
第二, 从会计核算角度分析, 租金的本金部分就不应作为营业收入入账, 作为营业收入入账的只有利息收入, 所以本金部分一同开票既不符合会计核算的要求, 也会对所得税税负造成影响。
因此, 营改增后, 关于售后回租业务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 建议只对租金中扣除本金部分外的收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而本金部分只开具收据。此外, 应延续原征收营业税的做法, 根据偿还计划分次开具增值税发票。笔者认为, 按照增值税基本原理, 承租人不应获得重复的进项税抵扣。租赁公司是否向承租人开具租赁设备本金部分增值税发票, 应取决于承租人是否向租赁公司开具设备本金增值税发票。如果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第13号公告继续有效, 租赁公司回租业务只能向承租人开具租赁利息部分增值税发票。否则, 应将售后回租拆分成两个交易, 在出售和租回两个环节分别计征固定资产原值增值税。
四、营改增后租赁公司增值税其他问题及建议
一是营改增以后租赁公司增值税缴纳的前后衔接问题。为了保持税收缴纳环节的连续性及租赁公司税负的平稳且易操作, 笔者建议, 实行营改增后, 以前已签订租赁合同的项目, 应按照合同期限缴纳营业税直至该项目结束。以后签订的合同才适用增值税规定。由于项目租赁期一般为3-4年, 因此要3-4年后原项目全部结束才能全面过渡到缴纳增值税。
试点地区 篇10
关键词：房产税的定义,房产税收税的制度
1 房产税的概念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 按房价或房屋出租租金的收入征收的一种税收。房产税是世界广为征收的税种。在中世纪的欧洲, 房产税就已成为封建王朝收入的一项重要手段, 且有多种名称, 如“灶税”、“窗户税”等。据查在《周礼》中就有“廛布”之称, 唐代的间架税、清代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房捐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房产税。
1950年1月国务院 (原政务院) 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 规定全国统一征收房产税。6月, 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称为房地产税。1951年至1986年, 先后颁布了《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4]。
2 中国房产税试点税收的方式
中国的房产税是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 是由房屋的产权人缴纳, 产权的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未确定产权的, 由房产的代管人或使用者缴纳[1]。
在我国房产税试点地区, 房产税是按照房产的原值一次减除10%-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具体的减除数目的大小,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情况自行规定。如有的房屋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的, 就由房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参考同类房产来判定。房屋出租的, 以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
我国房产税的税率是如何缴纳?
(1) 按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 税率是1.2%。 (2) 按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 税率是12%。 (3)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房产可以不用缴纳房产税。 (4) 如果纳税人纳税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由本省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减少或免除房产税[5]。例如上海市, 市民在新购房且第二套以上的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在上海购买第一套的住房需要交房产税。而上海居民的家庭人均不超过60平米的, 新购买的住房暂且不征收房产税。税收的基础暂时按照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 适用税率暂时定为0.6%。当住房的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上年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的2倍 (包含2倍) 的, 税率暂时变为0.4%。上海房产税的计税方式为纳税人年应纳房产税税额 (元) =新购住房应征税的面积 (建筑面积) ×新购住房单价 (或核定的计税价格) ×70%×税率。
3 加拿大房产税收的方式
加拿大最古老税种之一就是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是地方税, 从英国对加拿大殖民统治时期就已出现, 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在加拿大, 税制是分税制的, 类似于美国。分税制就是房产税省、市、县都是分级征收。征收对象是拥有房屋、土地的房主, 而不是承租人。
加拿大的房地产税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因为加拿大的土地面积非常大, 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各不相同, 各个地方财政对房地产税的依赖程度也不相同, 因此各地区对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也不相同。通常, 加拿大主要是对土地、建筑物及永久性的构筑物征收房地产税。大部分地区, 除了征收营业性房地产税外, 对市政区居民、农村居民住宅也同样征收。而有的地区对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也征税。房地产税收对象几乎涵盖所有类型的房产、地产, 甚至设备和设施。
加拿大房产税的税率是如何缴纳?
在加拿大, 地方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每年初都要对本年度的财政中支出做出预算后, 减去房地产税以外的其他收入, 差额的部分就是本年房地产税应纳税款的总额。之后再根据应纳税款总额和辖区内应税房地产评估价值总额的比例来确定当年房地产税税率。对于自住房产, 省一级政府一般是免收房产税的。地方政府 (市政区) 也有权力批准对特定财产给予免税, 如政府自用的房地产、学校、公立医院、墓地或教堂。例如在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每隔数年便会进行一轮市场价值评估, 假如一幢房产的市场价值提高, 税款也会随之提高, 相反, 市场价值降低, 税款也会随之降低, 税款计算方法均为:税率*评估现值。为了照顾市内收入低的老人、残疾人, 多伦多市议会决定减少他们3%的房产税加幅。在多伦多市里有很多老人在以前购买了房子, 近几年房产的市场价值大幅度提升, 让他们支付了极高的税率。因此市议会提议, 对于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下的老人及残障者, 如果他们的房产价格在29.5万元以下, 可以免收本年的房地产税加幅3%的影响。在此约有1.8万户市民受到这项优惠政策而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150万元[6]。
4 中国和加拿大的税收方式的差异
我国和加拿大相比, 我国的房产税税收制度比较统一, 每个地区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税收基础都离不开房屋原值, 扣除的部分按照各个地区自行拟定。我国的征收对象为房屋的产权人和没有产权的承租人。而加拿大的税收基础各个地区都不相同, 每隔几年还会对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加拿大的征收对象为房屋、土地的产权人, 而没有承租人。我国对于国家机关和公共产业免税, 加拿大也是一样, 但是加拿大的学校、医院是不用交房产税的。我国对于收税有困难的家庭可以减少或免除房产税, 但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是没有这个政策, 只有少数的地区有对于残疾或收入低的老人和残疾人实行减税。
5 我国房产税的发展趋势
我国房产税的税收制度应该要有个统一, 不同地区的税率可调节, 对于第一套自住住宅100平米以内的可以免税, 100平米以上的超出的部分交少量的税款, 从第二套住宅或高档住宅, 要全额交税, 这样可以减少土地、房屋的使用力度。对于无职业、无收入的家庭交税有困难的, 收入低的老人或残疾人, 应该适当的减少或免除房产税。对于国家机关、医院、学校等, 应该适当的减税或免税, 把这笔钱用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我国实行房产税可以降低目前住房的销售价格, 引导住房资源向满足基本要求的小户型发展, 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 缓解城镇土地紧张的局面,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投资需求[2]。
参考文献
[1]吴佩江.税法教程新编[M].科学出版社, 2009.03.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房产相关税收的国际比较.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模拟实验室.
[3]吴迎新, 王智雄.论我国房产税的功能与改革[J].北华大学学报, 2012, 13 (3) .
[4]金勇军.中国税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9) .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