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通用12篇）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高等教育发展始终与高等教育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 高等教育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高等教育改革方式选择上, 以点带面、试点先行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典型特征。当前,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开始突破以往由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模式, 呈现出上下互动、多主体参与、点面结合的制度创新趋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打破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体制性约束, 推动形成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特色, 建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责任协同机制, 实现高等教育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试点,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体制,制度创新

“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两大主题, 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搭档”出现频率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关键词。可以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始终与改革过程相伴而行,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与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值得指出的是, 我国推进改革的方式和主题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或者说,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由于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及其“惯性”的影响, 任何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而只能采用循序渐进、由点到面、先易后难的方式, 因此我国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注重试点先行, 逐步积累经验, 然后再逐步推广。从“经济特区”建设和企业改革试点, 到近年来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等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都体现了以试点推进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借鉴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 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高等教育改革也注重采取试点先行的政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 高校获得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 由政府主导或高校自主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越来越多地成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形式。近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面临着深刻变革, 国际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加剧, 但与此同时,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却相对滞后, 高等教育质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 制约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因此, 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 已经成为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主题。本文试图揭示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方式、范围和层次以及改革试点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进而探讨引导和规范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 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精英到大众、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从注重数量到开始注重全面提高质量的发展历程。与此相适应,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高等教育改革主题也随高等教育发展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核心任务在于先行先试、摸索经验, 承担启动和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责任。

(一)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有学者把高等教育比喻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 这一方面说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 另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改革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制度环境约束。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 既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需求, 又不能照搬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与现成模式。从高等教育改革时序上讲,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 高等教育发展“以改革为主题”, 目的是要通过改革建立有特色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在这种制度环境下, 不改革, 发展就无从谈起, 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运行机制, 被压抑和束缚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被释放出来。因此,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就是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世纪之交,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主题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突出标志是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 由此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关系调整为“以发展为主题”, 发展是首要任务,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关系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历史性转换, 主要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初步建立, 传统的束缚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得到了根本性调整, 高校的办学主体地位和办学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但与此同时, 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需求日益旺盛而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这一矛盾只有通过规模发展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说,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从前一个时期的“不改革就无法发展”转向“不发展就难以深化改革”的阶段。因此,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主题就是如何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撑。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趋于平稳发展态势, 但经济社会发展对多类型、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与高等教育质量不够理想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正在朝第二次主题转换, 即又一次进入到了“以改革为主题”的新阶段, 不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只能是空谈。

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不同, 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就有所不同, 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就是这些改革任务中的难点所在, 同时这些难点又是制约高等教育改革整体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从改革历程来看, 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体制和目标模式是清晰的, 但对于这些目标模式具体包含哪些制度和构成要素还不清晰, 更不清楚如何实现这种目标模式。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使命就在于先行先试, 在国家改革政策框架内进行率先探索, 以规避较大改革风险或制度摩擦成本。可行的办法是选择若干“试点”首先获得突破, 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予以推广。很显然,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这种由点到面、梯度推进的过程, 而试点改革的主题往往就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首先是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改革政府对高校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 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此后直到90年代中期, 围绕高等教育“五大体制”, 即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与毕业生就业体制、校内管理体制全面展开改革探索, 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也是围绕这些内容确定的。其后,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扩张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 人才培养及其质量保障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 创业教育、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教学工作评估等成为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主题。近年来, 围绕卓越工程师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学生创新性试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主题,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颁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 (以下简称“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 中确定了“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等三类高等教育专项改革试点项目, 选择三个省份进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与以往相比, 这是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广泛的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计划。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主题都是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和难点的体现, 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直指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 而是为发展而改革, 改革是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途径。从内涵来看, 高等教育发展不仅要实现数量的增长, 更要实现结构的优化、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要破除束缚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解放高等教育“生产力”。从实践层面而言, 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既包括宏观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又包括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变革。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正是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导, 促进高等教育数量、质量、结构与效益协调发展的过程。在此背景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主要是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内容, 并以其制度创新的绩效示范全国, 进而推进高等教育全面综合改革和纵深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主题来看, 有些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 有些是较为系统的综合改革, 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招生就业制度、后勤社会化、教师与职员队伍建设等不同类型, 以及高职高专、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不同层次的改革主题。从深度上看, 每一次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或主题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围绕影响或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来确定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涉及到现代大学制度、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 也涉及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省级政府统筹的综合改革。虽然,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总体而言, 改革成效不足, 尤其是仍然没有解决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问题。[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中明确指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 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 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增强教育活力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 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当前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就是要破除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着力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2]

(三)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打破了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状态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对高校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 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更缺乏自主发展的责任和动力。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均衡发展”的“大锅饭”现象, 高校之间“千校一面”, 缺乏个性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这种均衡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均衡发展的状态, 建立非均衡的、特色化、和谐共生的高等教育生态格局。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特色化、非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给予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特殊的政策支持。国家或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实施方案, 赋予试点高校相对较多的改革权限, 鼓励高校因地因校地探索和实践;同时, 在国家规定政策框架内, 试点高校又对试点项目制定了配套实施政策, 以保障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二是试点高校获得了充足的资源投入。高等教育改革离不开必要的资源投入, 这既包括政府层面的投入, 又包括学校层面的投入。尤其是与人才培养相关的试点项目, 如果没有充足办学资源的倾斜性投入, 不仅难以调动试点单位或项目的积极性, 也难以保证试点改革的顺利进行。比如, 高职高专教学改革试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试点项目学校都获得了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支持;一些研究型大学为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计划, 竞相增加投入, 汇集相关学科优势办学资源。三是通过试点高校的遴选与建设, 进一步强化了试点高校的办学特色。政府对试点院校的选择除了考虑地域分布之外, 更多地要考虑试点院校的现有改革基础和办学优势。由于往往具有比较好的改革条件, 相对于非试点院校, 试点院校改革成果不仅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效应, 而且有助于强化和保持学校办学特色。

二、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创新模式

高等教育改革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规范及其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其本质就是高等教育系统或高校组织内外部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由于高等教育改革涉及各方面的复杂利益关系, 不可能采用“整体推进”和“休克式”疗法进行, 而只能是采用“小步走”或“试点先行”制度创新模式。从改革试点的制度创新的规模来看, 可分为单项制度创新、局部制度创新和整体制度创新。[3]单项制度创新可以是某一项制度的全面创新, 也可以是该项制度的某个环节或某几个环节的完善, 或者重塑一个全新的、以前没有的制度或环节。这种制度创新往往是微观制度的创新, 是在整体制度或者是该项制度所依托的宏观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前提下的制度创新, 既可以由政府主导、采用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方式, 也可以在政府默许下或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如高校职员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都应属于单项制度改革。单项制度改革速度可慢可快, 时间可长可短, 决策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控制能力, 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可以收放自如。局部制度创新是指某一领域或某一制度体系的创新, 相对于单项制度改革, 局部制度改革的目标多元、规模较大, 改革目标需要较长时间的设计和选择, 改革过程以及不同制度之间也需要较长时间进行磨合与协调。20世纪90年代, 我国高等教育“五大体制”之间, 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如果没有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协同推进, 其改革成效就可能大打折扣。由于局部制度改革是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牵涉到许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调整和重新分配, 改革阻力和难度势必较大, 改革目标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往往需要的时间较长。整体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所有制度体系的综合改革, 这种制度改革涉及几乎所有的制度, 因此需要较为成熟的宏观制度环境的支撑, 以及社会较为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如新近颁布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是对以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 也是新形势下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教育制度的综合创新。由于整体制度改革涉及的制度数量较多, 制度之间、利益主体之间冲突较大, 往往需要大量制度设计和试点成本, 政府和高校决策者必须具有较强的对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局势的驾驭能力。

一般而言, “教育制度变迁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是一个新教育制度因素逐渐增加、旧教育制度因素逐渐减少的过程。”[4]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实际上就是选择这种较为和缓的渐进的改革模式, 因为在传统的制度较为稳固的背景下, 虽然现行制度安排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要求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宜, 但由于教育制度固有的“路径依赖”, 现行制度依然表现出很强的“惯性”, 如果采取较为激进的制度改革方式, 试图强力全面推进制度变革, 则可能欲速则不达。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单项制度改革, 还是局部和整体的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采用试点先行的方式。在实践中, 往往由政府主导引入资源市场竞争机制, 或为试点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 通过增量改革而不仅仅是改变资源存量分配结构, 这样可以减少利益再分配带来的各种改革阻力。[5]通过试点改革, 首先在局部范围内获得制度突破, 然后由制度的量变达到局部或整体的制度质变;试点高校内部制度变革, 也更多的不是采用突变性的制度改革的方式, 而往往是从高校内部的某些院系或项目的改革入手, 然后不断积累经验并逐渐推广到其他院系, 例如, 自主招生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以及拔尖创新人才改革等试点项目的实施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渐进改革的制度创新模式。

当然,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并不是政府或高校的“一厢情愿”或“突发奇想”, 而是有较为现实的制度创新需求, 既有来自政府、高校的需求, 也有来自社会的或学生的需求, 这些需求在不同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力量“配比”, 进而转化为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任务,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动力。由于不同时期改革试点的任务不同, 起主导作用的制度创新主体不同, 所以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制度创新模式也有所区别。从实践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和由高校主导的改革试点。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实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由政府通过政策、法律和命令强制推行。由于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角, 所以政府一旦下决心, 必定能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改革进程, 试点单位也由于有政府政策的强力支持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改革的阻力与风险。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大都是由政府主导, 政府通过制订教育改革政策, 以《通知》《意见》《办法》等形式发布改革指令, 高校群起响应, 在这种背景下, 高校与政府的改革目标的脱节或不一致现象时有发生。之所以如此, 一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近乎垄断了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变革的权力, 拥有充裕的处理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信息和专业知识;[6]二是因为高校习惯于听从政府指令, 缺乏自主办学的意识和能力, 也就不可能有自主制度创新的强烈需求。近年来,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高校办学主体地位的确立, 高校自主制度创新的热情不断高涨;同时, 为应对高校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高校自身发展, 尤其是人才培养过程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高校逐渐成为推进试点改革或制度创新的主体或自觉发起者。这类改革试点以高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为主要目标诉求, 避免了政府强制推行的行政性特征, 改革成果也容易得到其他高校的效仿。值得指出的是, 随着高等教育在地方政府竞争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彰显, 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逐渐成为推动高等教育试点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角色, 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主要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模式, “使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 同时, “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领域的竞争, 带来了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上的创新。”[7]

可见, 高等教育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催生了制度创新的多元主体。尽管利益相关者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 但都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以贯彻和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为契机,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及其制度创新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模式开始形成。虽然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还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政府指令性和政策性倾向, 但高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 形成了上下互动的制度创新模式。比如,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的试点地区、试点单位的遴选就经过教育部门、相关管理部门、专家组成的综合评审组与申报高校之间的“三上三下”, 按照“自愿申报、专家评审、协商论证、综合平衡、统一部署”的原则确定的。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方面, 其实不少大学很早就率先开展了探索实验, 如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实验班”,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的文理实验班、计算机共建班, 清华大学的数理基础科学班, 华南理工大学的联合班, 等等。随着近年来“钱学森之问”的深入人心, 这些大学改革经验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进而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上升为国家政策, 并将一批国内一流大学确定为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第二, 重视多元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除中央政府和高校两个制度创新的主体之外,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设计与实施中来。一是地方政府 (省级政府) 统筹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逐渐增强, 从各省份发布的“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来看, 几乎所有省份都根据自身实际设定了高等教育改革试点项目。二是政府其他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积极配合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 就不可能达成预期效果。如“卓越工程师培养教育计划”就涉及国务院多个有关部门、多个行业、多个省市政府、上百所大学、上万家大中型企业, 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需要完成制定培养标准、设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协调国家政策支持、推动地方实施“卓越计划”、高校全方位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艰巨任务, 而每一项任务都需要采取若干有力措施和相关部门协力推进。[8]

第三, 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例如,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旨在突破长期以来困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既设立了单项制度改革项目, 也设立了综合改革创新项目。在单项制度改革层面, 选择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改革等三大类16个项目的改革试点。在试点单位的选择上, 综合考虑了现有改革基础、办学特色和区域分布状况;在综合改革试点层面, 选择了黑龙江、江苏、湖北三省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份, 旨在探索省级政府统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 推动高等教育体制从传统的“两级管理, 中央为主”向“两级管理, 地方为主”转变, [9]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

三、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规制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走向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扮演着改革先行者的角色, 改革就难免失败或失误, 也难免遭遇阻碍或消极因素的干扰。本质而言, 改革试点不是目的, 而只是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手段。那么, 如何合理规制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规避高等教育改革风险和负面效应, 是决定改革试点成败以及在更大范围内顺利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一) 打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体制性约束”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发展理念的战略性转变和全方位注重教育质量的新阶段,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当前, 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的引导下, 各省市高等教育、高校的改革试点异常活跃, 形式各异。但值得指出的是, 在区域或地方以及各高校的改革试点中, 试点改革目标的体制合法性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方面, 《教育规划纲要》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预设了广阔空间, 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又要受到现行的行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框架的约束, 不允许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外擅自行动。从各地出台的许多改革措施来看, 往往超出了现行体制框架的规定, 表现出某种无序甚至“非法”的特征, 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改革理念与现实体制的冲突, 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遭遇到的现行体制制约的尴尬。[10]

从改革背景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在“去行政化”步履维艰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那么,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应当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 还是可以跳出现行体制规定, 予以逾越和超前?对于这样的困惑,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限定在既定的体制框架内, 排除任何超出框架的改革措施, 实际上这只能是“零敲碎打式”的改革, 很难出现系统的制度创新;二是突破现行制度框架, 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革。实际上, 在这两种二元对立的路径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 就是开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特区”, 这一方面可以打破现行体制框架的束缚, 给予试点地区和试点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赋予“非法”改革以合法性, 另一方面政府仍然需要加强对改革试点的指导和监督, 并将试点改革纳入整体改革规划之中。可见, 如何突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体制性困境与悖论”, 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试点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二) 由高等教育“试点特色”走向高等教育的“整体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目的就是保持优势、形成特色,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计划”既隐含着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同质化”问题的担忧, 又寄托着对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的深切期待。从近期来看,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主要是靠优惠政策、集中投入、制度创新来推动的, 但从发展趋势来看, 单靠外力拉动和政策刺激的改革很难持久。同时,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 试点区域或高校的最初政策优势会逐渐消失。那么, 如何以“点”带“面”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进而形成高等教育的“整体特色”, 就成为今后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根本目标导向。

当前, 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革, 特色发展、自主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 要建立必要的考核评价机制, 监督试点高校切实推进改革, 有新思路、新措施、新方法, 自觉提升改革的责任意识、自主意识, 切勿将责任变“荣誉”, [11]杜绝“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 及时总结、推广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好经验, 充分发挥试点的引领示范作用。实践中, 不仅试点高校的特色需要系统化, 还要提升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特色化水平, 着力把“特色试点”转化为“特色高校”, 然后再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特色”。当一所高校被确定为试点单位时, 首先考虑自己的原有优势是什么, 其次是促进特色发展的政策是什么, 再者是如何根据学校实际进一步发展特色、扩展特色。

(三) 建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责任协同机制

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超越单纯的自上而下单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模式, 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已经成为上下联动、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系统工程。实际上,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是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社会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高校和地方政府争取自身权益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同时不断推动政府主管部门放权, 要求给予高校或地方政府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社会或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开始自觉参与高等教育改革或人才培养过程;高校内部基层学术组织或广大师生也希望有更多的参与决策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 如何在保障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同时, 建立必要的责任约束和利益驱动机制, 是高等教育改革试点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从改革试点的未来目标来看,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下放办学权利, 切实转变职能, 由“控制”和“管理”向“服务”和“协调”角色转变, 地方政府要切实发挥对所属区域高等教育改革的统筹管理与监管职能, 形成权责结合、分工明确的两级政府管理、监督、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同时, 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层面, 要建立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和责任分担机制, 以便更有效地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对社会或用人单位而言, 关键是要通过建立政策引导、激励约束机制, 调动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值得指出的是, 归根结底高校是高等教育试点改革的执行主体, 任何改革目标只有落实到学校层面才有可能达成。因此, 高校自身要切实增强改革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 真正进行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改革。

注释:

[1]王寰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何成效不足[J].高等教育研究, 2011, (4) :30.

[2]教育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答记者问[EB/OL].

[3]邓大才.论制度变迁规模与变迁方式的组合模式[J].湖南社会科学, 2004, (1) :172.[4]李江源.论教育制度变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0, (11) :5.

[5]林毅夫, 蔡, 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 1993, (9) :3.

[6]李江源, 姜园.官僚机构:教育制度变革的主体[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9, (7) :109.[7]张应强, 彭红玉.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地方政府竞争与高等教育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 2009, (12) :1.

[8]唐景莉.形成高校和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谈“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N].中国教育报, 2011-03-05.

[9]王寰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何成效不足[J].高等教育研究, 2004, (4) :30.

[10]贺祖斌, 等.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EB/OL].http://www.hie.edu.cn/fzqs/news.asp?new=1642,

[11]熊丙奇.教育改革试点高校:勿将责任变“荣誉”[N].深圳特区报, 2010-12-08.

责任编辑:云蒙责任校对:云蒙

Theoretical Frontier理论前沿

P15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高等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高等教育发展始终与高等教育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 高等教育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高等教育改革方式选择上, 以点带面、试点先行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典型特征。当前,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开始突破以往由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模式, 呈现出上下互动、多主体参与、点面结合的制度创新趋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打破高等教育改革试点的体制性约束, 推动形成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特色, 建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责任协同机制, 实现高等教育健康和谐发展。

P24中国大学理念趋同的层次分析

中国大学的发展存在同质化或曰趋同现象, 其中, 大学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趋同。大学理念趋同是否合理, 不能一概而论, 可使用层次分析法, 从不同的层次意义上考察趋同的合理性问题。本体论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趋同是合理的, 国别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部分趋同也是合理的, 但个性化层次上的中国大学理念趋同则是盲目的, 应该加以修正和完善, 彰显各自独特的大学理念。

关键词:大学理念;趋同;合理性;层次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 (2012) 02-0024-06

P30政府与高校契约型关系及体制构建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指出, 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而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关系可以看作是其中一种新型关系。目前政府与高校地位不平等、高校办学不自由、交换不公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这种契约型关系的构建, 加快高等教育行政体制重构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将有助于政府与高校构建契约型关系。

关键词:政府;高校;契约;体制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 (2012) 02-0030-06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2

专项改革包括10大试点任务：基础教育有3项，分别是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探索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途径；高等教育有3项，分别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另外4项是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和完善教育投入机制。

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包括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和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旨在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统筹编制符合国家要求和本地实际的办学条件、教师编制、招生规模等基本标准。统筹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保障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日前表示，试点任务涵盖了各级各类教育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每项任务在确定试点地区时统筹考虑了东、中、西部的布局。

改革试点力争在4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一是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课程教材、考试招生和评价制度改革，探索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二是在办学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水平。

三是在管理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建立健全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四是在保障机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3

此前，教育部已确定上海市、青岛市、太原市、徐州市泉山区、金华市义乌市、深圳市福田区、南宁市和毕节市等8个地区的教育部门作为试点单位。据悉，此次协调会提出试点工作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探索，全面完成改革任务。要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方案，积极探索符合依法行政原则、适应教育改革发展实践要求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二是健全工作机制，保障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各试点单位要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试点工作小组，将试点工作纳入教育综合改革的整体工作框架，年底前形成阶段性成果。三是加强支持保障，提高试点工作的质量。

教育部：健全“五位一体”教学评估制度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3日在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会上指出，目前，教育部正在按照管办评分离的原则，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教育部还将进一步建立完善高等教育质量分类标准体系，健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特别是“五位一体”的教学评估制度。

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吴岩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五位一体”（ 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国际评估、教学状态常态监测）评估制度的新理念、新标准、新方法，特别是从实践探索中科学总结出“五个度”（ 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质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户的满意度）的质量标准。吴岩指出，“五位一体”评估制度所秉持的“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学生和用户满意度”“强化质量保证体系”的理念和标准具有完全“国际实质等效”。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4

我省将加快省级统筹, 发挥地方和基层学校的主观能动性, 力争在职教重点改革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二、综合改革, 积极筹备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我们将尽快出台《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创建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的意见》《广东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年) 》, 努力实现“六大突破”, 达成“四个目标”, 争当“三项先进”。

六大突破是:一是在现代职业教育结构优化方面取得突破。二是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三是在行业企业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方面取得突破。四是在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五是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六是在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取得突破。

四个目标是:一是形成统筹高效的现代职业教育管理制度, 建立科学完善的职业教育运行保障和投入增长机制。二是职业院校成为技术技能人才配置、产业新技术创新积累和促进高质量就业的主阵地。三是畅通职教体系内部发展路径。四是建立校企充分合作的基本办学制度, 实现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制度化、常态化。

三项先进是:到2018年, 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职业教育与现代产业对接融合的先进省, 建成具有广东特色、体现国家需要、反映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三、政府引导,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作用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根本, 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我省将进一步明确职业院校、企业、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定位, 切实推进校企合作, 努力成为产教融合发展的示范。

一是把办好现代职业教育变成职业院校的自觉。二是把重视和参与现代职业教育变成企业的自觉。三是加快健全校企合作的有效运行机制。

我省将制定并细化各项政策举措, 以更高昂的斗志、更落实的作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深入推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努力建设“职教强省”。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5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福建省教育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11‟83号）安排，我市共承担有8个方面27个省教育改革试点项目，涉及4个县区、1所高校、15个学校（单位），一年以来，我局按照省、市统一部署，认真抓好教育改革试点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

我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教育改革试点工作，今年5月11日，我市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杨根生书记和梁建勇市长都在会上提出要注重教育改革创新，强调要以薄弱环节和重要领域建设为重点，提出了我市八大教育改革重点项目和九大类教育改革试点项目，这些项目涵盖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全部重点领域。市领导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抓紧研究制定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扎实抓好项目的组织实施；要以项目为载体，统筹规划、突出重点、落实举措、加快推进，力争5年初见成效、10年面貌根本改变；对改革试点项目，要把握重点领域和政策导向，选准工作路径和着力点，坚持试点先行，鼓励大胆探索；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调研，找准目标，系统推进；要加强分类指导，动态调控、推广典型，为全面推进教育改革积累经验。

二、建立工作机制。我市成立了莆田市教育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张丽冰副市长担任市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柯金国副秘书长以及市教育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台办、市委编办、市科技局、市经贸委、市公安局、市农业局、市外经贸局、市公务员局、市数字办、团市委、市科协、市法制办等十几个部门的分管领导组成。市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由市教育局局长姚志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局长担任副主任，成员由各科室（办）负责人组成，并确定了市教改办联络员。

三、明确职责分工。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教育改革试点工作，我局制定了《莆田市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能及局内相关科室职责分工的通知》（莆教[2011]改2号），根据市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九大类改革试点任务，成立九个试点工作小组，由牵头科室和配合科室相关人员组成，同时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咨询指导小组。明确了市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九个试点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咨询指导小组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各试点单位均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校长当任组长，全面负责试点工作的实施。

四、认真组织实施。我市的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实行分级管理制，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按照“省—市—县（区）—校”分级

推进、组织实施；试点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项目负责人由试点单位领导担任，并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制，分工合作，责任到人。目前，各项目单位已全部完成《教育改革试点项目任务书》，制定了各试点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了各项目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科学规划，落实项目实施的保障机制。各学校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印发宣传单、宣传栏等方式宣传教育改革试点项目的意义、内容和实施方案。各学校积极开展普查活动，召开专题会议，认真研讨，组成一个个工作小组和课题研究小组，明确目标任务，制定规划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各级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各试点单位利用暑假时间，加大对参与试点工作的教师培训，并对前一阶段的试点工作进行总结，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试点方案，在新学期初组织实施。

五、取得一定成效。我市的教育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部分试点项目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取得较好的成效。各试点项目的有关人员对试点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思想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大部分试点项目完成了工作计划。如莆田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案（试行）形成初稿；莆田第一中学教师已初步掌握各科的“导学自主”教学模式，并实践于课堂；南门学校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课堂”，引导学生有目的地自主学习；仙游县加大职业教育惠民政策的宣传与实施，极大调动了农民学习文化的积极性，提高职业教育覆盖面；莆田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引企入校”，创建“工厂式”校内实训基地，并将“6S” 管理理念引进实训管理；在全市组织进行中考中招全等级模拟实验，逐步建立并完善科学的初中学校学生评价体系及高中招生方案；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已建立完善的制度和工作流程；荔城区实施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际交流制度已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可，自愿参加交流的教师逐渐增多，同时大力推进硬件均衡、师资均衡、质量均衡，有力促进了教育公平和普惠性，城乡教育差距显著缩小，全区教育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

六、存在问题及困难。经过努力，我市的教育改革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难，试点项目工作进展不均衡，个别项目进展情况不理想，教育改革试点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参与改革试点的有关人员在思想上、知识上准备不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2012年，我局将进一步宣传加大宣传力度，为教育改革试点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健全完善教育改革试点信息报送制度，加强试点单位之间的交流合作；继续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理论知识水平；进一步加强管理，着重跟踪检查，做好阶段总结，分析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督促各试点单位实施改革工作。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6

义务教育学区制管理改革试点

本刊讯 日前，梧州市民主路小学、梧州市北环路小学和梧州市钱鉴小学3所学校的全体教师以及梧州市万秀区城东镇教师代表在梧州市民主路小学召开了会议，这是万秀区民主学区成立后第一次举行全体教师会议。会上，相关专家作了“万秀区义务教育学区制管理改革”专题培训，详细解读了《梧州市万秀区义务教育学区制管理方案》，让全体与会教师对学区制工作有了清楚的认识。随后，该学区负责人阐述了学区制改革的理念，并对相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明确了学区制改革的工作职责。此次活动标志着该城区义务教育学区制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桂文）

玉林市博白县大力建设教育网站

助推当地教育发展

本刊讯 最近，玉林市博白县召开教育网站编辑座谈会。会上，博白县教育信息网负责人对网站2014年的工作进行了简单回顾，并对2015年的相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该负责人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网站编辑、记者要对当地教育教学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典型事迹和各校开展的教改活动进行专题报道，力争把教育网站建设成为教育发展的助推器。据悉，为更好发挥教育网站的宣传和学习作用，2014年，博白县教育局对全县中小学网站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整改，整改后博白县共有中小学网站105个，其中小学网站41个、初中网站49个、高完中网站11个和县级网站4个，有力助推了全县教育的健康发展。

（王翔）

防城港东兴市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

本刊讯 最近，区内多位名师齐集防城港东兴市第二中学，执教示范课并与当地师生交流探讨，活动场面非常热闹。这是东兴市教育局组织开展的“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为与会的各校领导、教师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课盛宴”。当天，该市教育局各股室及全市各学校共派出100多人参加了活动。据悉，“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是教育部部署开展的教学活动，活动以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为重点，力图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推动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有机整合，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均衡与公平。东兴市教育局因地制宜，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开，力争使每一位中小学教师都能够运用信息技术上好课。

（桂文）

南宁市上林县调整中小学校

奖励性绩效工资

本刊讯 为了充分调动全县中小学校全体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2月9日，南宁市上林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上林县中小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意见》。据介绍，奖励性绩效工资调整后，该县各中小学教师的班主任津贴由每年按10个月计发调整为每年按12个月计发；全县中小学中层及中层以上领导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系数标准也将发生合理性变化。总体上，调整后的中小学校领导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将略有下调，班主任等一线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待遇得到提高，全县中小学校教职工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更趋合理。

（黄碧新）

桂林市荔浦县启动“小手拉大手

建设生态乡村”活动

本刊讯 近日，桂林市荔浦县开展的“小手拉大手清洁乡村”主题实践活动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寒假即将结束的最后一个星期，荔浦县教育局发动全县90多所中小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长，开展了“小手拉大手清洁乡村”主题实践活动，在各学校的组织安排下，学生和父母一起清洁家园。据悉，该县通过开展清洁家园、清洁田园、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等“小手拉大手清洁乡村”系列活动，号召全县中小学生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家长及周边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真正达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建设“生态乡村”活动中来。

（桂文）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7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0]48号) , 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 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通知》要求,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立足基本国情, 遵循教育规律, 解放思想, 勇于实践, 大胆突破, 努力形成有利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坚持统筹谋划, 确保改革协调有序推进;坚持因地制宜, 鼓励各地各校大胆试验。要以改革推动发展, 以改革提高质量, 以改革增强活力, 使教育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更加顺应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多更好教育的新期盼。

《通知》从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三个层面, 确定了改革试点的十大任务: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推进素质教育,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健全教师管理制度,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育投入机制, 提高教育保障水平。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8

课题组对有关省 (区、市) 和高等学校进行了调研, 并对各试点单位的项目总结材料做了全面的综合分析。课题组认为, 承担相关试点的省 (区、市) 和高校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的部署, 积极谋划, 稳步推进, 均取得了比较好的阶段性成果;各试点单位改革均按照项目计划书所设计的实施框架, 在组织体系、政策保障、条件保障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总体来讲, 这项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推进了教育财政制度的规范化。下文从改革的进展、内容、成效分析等方面进行梳理。

一、试点改革基本情况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的要求, 各试点单位紧紧围绕改革要求开展试点工作。通过对改革试点地区和高校的进展情况分析, 总体来讲,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 试点地区的改革目标基本实现, 成效明显, 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政府更加注重秉持公平理念和民生理念。教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这是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在试点过程中, 各地政府都树立了公平理念和民生理念, 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生均经费标准, 这就是各级教育经费公平分配的最主要举措。同时, 健全各级各类教育资助体系, 也是本次改革的重点内容。

2.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开展试点的各省 (区、市) 能够积极按照中央要求, 坚持把教育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予以优先保障, 做到“年初预算优先考虑教育、执行预算优先满足教育、年终结算追加优先照顾教育”, 依法保障教育经费“三个增长”。重庆市 (1) 坚持执行市级教育经费占市级经常性财政收入的比例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区县 (自治县) 逐年增加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的比例;保证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25%以上并逐步提高。

3.教育经费筹集渠道进一步拓宽。为保证教育投入, 各地都加大了筹集财政教育经费的力度, 拓宽经费来源渠道。重庆市梳理并打通了“八条”渠道:一是城市建设配套费部分用于教育;二是征收城市教育费附加, 并足额安排用于教育;三是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2%开征地方教育附加;四是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切块20%用于教育;五是土地出让收益10%用于教育;六是教育用地、教育资源转让所得全额返还学校;七是统筹使用科技、就业、农业、扶贫等部门资金和国企捐赠资金支持教育;八是高校新校区建设营业税实行先征后返。作为试点高校拓宽高校筹措办学经费机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 做好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工作, 目前省政府支持6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研究院建设。

4.健全教育经费监管制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开展试点的各省 (区、市) 都进一步完善了教育经费监督管理措施, 改进了监督检查方法, 切实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重庆市采取六项措施, 包括改革和完善区县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探索建立教育经费监管中心, 加强经费监管;积极推进高校试行总会计师制度;建立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增长考核制度、公共财政投入持续增长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审计工作职能,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控制学校债务。

浙江省 (2) 探索建立了以预算绩效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教育经费监管机制改革。2012年由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要求逐步建立以绩效目标为基础, 以绩效跟踪为主线, 以绩效评价为手段, 以结果应用为保障, 以改进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节约行政成本、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目标, 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尽快实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

二、试点改革典型经验

各省 (区、市) 把制度创新作为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找准制约因素, 在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以及与国际接轨方面有了一些质的突破, 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模式。

(一) 江苏省建立了较完善的保证教育优先发展的教育公共财政体制 (3)

江苏省借助改革试点的时机, 注重完善教育财政的政策规范性和科学性, 在教育财政投入、教育经费预算管理、教育经费监管以及教育经费使用等各个环节, 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与国际接轨的教育财政规范体系。具体经验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 强化组织领导。

江苏省教改领导小组组长由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在此基础上, 针对每个改革试点项目, 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 教育行政部门分管领导担任组长, 将实施责任分解到人。教育财政体系制度的建立是政府的职责, 需要政府内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为把各项改革试点任务落到实处, 省政府加强在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中的作用, 有效地保证了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

2. 政府密集出台保证教育优先发展的教育投入政策。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江苏省围绕试点目标任务, 先后出台了《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强化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等10多项政策文件, 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各级财政保障范围, 实行预算单列。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各项教育投入政策, 基本建立了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和投入机制。2012年, 按照财政部口径, 全省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为18.74%。全省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5.6个百分点, 全省各级各类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全面增长, 全面落实了“三个增长”。同时, 还不断拓宽教育财政性经费来源渠道。2011年, 江苏省明确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教育费附加制度。自2011年1月1日起, 从当年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方式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中, 按照扣除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等支出后余额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3.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全覆盖。

在学前教育方面, 明确公办幼儿园 (含集体园) 年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原则上不低于200元。在义务教育方面, 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农村义务教育年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高至小学600元、初中850元;完善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校舍平均造价提高至每平方米1000元。在普通高中教育方面, 重点完善培养成本分担机制, 明确学校举办者、受教育者承担经费比例;制定普通高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每生每年不低于500元, 并建立生均财政拨款稳定增长的机制。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 重点是结合全省实际, 制定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 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免除学费, 省财政按相应标准和比例与市县财政分担免学费补助资金和国家助学金, 同时, 健全完善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 2010年底, 全省确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为2800元, 其中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拨款标准不低于500元。在高等教育方面, 逐步建立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的投入机制;制定高等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定额标准, 2013年省属高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提高至每生每年9000元, 同时设立教育咨询委员会, 建立教育投入绩效评价机制, 实行“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绩效奖励”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绩效拨款制度;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实行优质优价, 省教育厅、物价局、财政厅对民办高校学费标准分层次、分类型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完善民办高校学费监管及学生奖助政策, 进一步加强民办高校收费管理。

4. 扶困助学体系建设更加完善, 更好地促进了教育公平。

2012年, 江苏省“政府主导、学校联动、社会参与”的扶困助学机制实现全覆盖, 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补助共投入28亿元。一是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给予资助。二是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从2012年春季学期起, 对义务教育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放生活费补助, 补助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小学1000元、初中1250元, 切实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营养状况。三是落实高中阶段教育国家资助政策。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范围, 对全省中职学校所有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免收学费, 并向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按每生每年1500元发放国家助学金。对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实施免费教育。四是完善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奖、贷、助、补、减政策, 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5. 加强经费管理与监督检查, 促进了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完善各级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教育投入增长的监督制度, 江苏省建立了省对各市、县 (市) 的财政教育投入状况的分析评价指标体系, 核定了全省63个市县2011年、2012年财政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 对各地教育投入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分析。建立教育投入公告制度, 每年发布全省地方教育经费统计公告, 定期发布全省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比情况的通报等。

在经费的使用管理中, 不断强化绩效理念, 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性、导向性作用,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省政府先后制定了《规范和加强高校发展基金会财务管理的意见》《省级教育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 研究建立《江苏省教育厅省级财政教育专项经费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建立起了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督、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运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同时, 对省级教育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 将评价结果作为改进预算安排的依据, 作为动态调整的依据, 作为表彰奖励的依据, 对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两年多的试点工作, 江苏省不断完善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投入体制, 切实加大财政教育投入, 落实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的政策, 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强化财政资金和政策的引导作用, 以增加各级教育生均财政拨款或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为主, 加大对教育内涵建设的支持力度, 着力提高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全面实现了试点任务书规定的改革目标。试点成效产生良好影响, 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案例

中国科大成立了以校领导牵头, 教育基金会、校友总会、发展规划处、财务处等紧密合作的“高校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机制”专项改革小组。改革小组从学校实际出发, 统筹谋划, 确立了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以筹款项目为载体、以校友捐赠为突破口、以社会捐赠为战略重点的筹措办学经费思路。他们的具体做法如下:

1. 校友会初步对科大的校友做了定位分析。

科大校友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特点:一是科大毕业生主要集中于学术界, 形成“千人一院士”的独特学术贡献。根据可追踪的校友来看, 科大毕业生在学术界占了很大比重, 大约有70%-80%, 在企业界大概是20%-30%左右, 政界不到个位数。在企业界基本都集中在IT和金融领域。二是科大校友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回馈母校的热忱。科大非常看重本科学生, 学校的管理服务充分体现为“以学生为重”。自建校以来, 学校招生规模一直相对稳定,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这也是毕业生对学校教育的肯定和对科大富有感情, 愿意为科大付出的基础。

科大学生去向是全球范围, 每一届毕业生中大约1/3-1/4是当年直接出国, 社会总是诟病像科大这样的高校是不是给美国培养人才, 但是实际上, 从近几年看到的情况让科大人感到非常欣慰, 近几年国家启动了“千人计划”, 邀请海外高端人才回国发展, 科大校友占了半壁江山以上, 甚至有很多校友又回到了科大工作。

2. 建立多元化校友联系网络, 为校友服务提供信息平台。

校友会的基础工作从校友网络信息平台抓起。中国科技大学在校友联络和网络关系建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形成了独特的校友社会网络, 为进一步开展多渠道筹资打下良好基础。为此, 校友会从以下4个层次和角度建立和开展广泛的校友联络工作。

(1) 校友联系从新生开始。校友工作不是毕业以后才展开, 自新生一入校, 就开始建立“校友”概念, 感受校友组织的力量。

(2) 国内校友联系网络。科大校友总会主动加强与各地校友的联系;通过举办多种活动, 为校友提供贴心的服务和便利的交流平台。每年6、7月, 校友总会着力打造“毕业季”校友活动。

(3) 国外校友联系网络。针对学校海外校友人数众多的情况, 校友总会开设了“北美校友服务热线”, 北美校友只需负担本地电话费用, 即可与母校随时保持沟通。

(4) 立体全天候全员联系网络。2012年起, 科大校友总会在新浪微博、微信、Facebook、Linkedin等社交平台上发布或转发与学校发展成就相关的文章, 在网络上积极传播科大发展的正能量, 现已形成较大的影响力。此外, 校友总会还及时关注、搜寻和整理校友取得的成就。目前校友总会正在校友企业的帮助下, 开发基于移动终端的校友社交平台, 未来将为全球科大校友提供更便捷的沟通服务。

3. 基于服务校友, 合作双赢的理念, 开拓学校筹资渠道。

中国科大校友总会以“服务科大”和“服务校友”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进一步凝聚了校友力量, 动员起更多校友主动与母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项目等方面发展共赢, 从而真正服务于学校发展, 涌现了许多鲜活而生动的事例, 值得研究和总结。

(1) 拓展“大校友”理念, 积极争取各种社会资源。根据中国科大校友会章程, “虽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 但由于各种原因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关系密切, 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和校友总会的工作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士, 若本人自愿履行校友义务, 经本会会长办公会议审议, 报常务理事会备案, 可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校友称谓, 享受校友的一切权利”。

(2) 开发、设计形式多样的捐赠项目, 培育新型的捐赠关系。目前, 中国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在充分调研学校的需求和捐赠人愿望的基础上, 已经开发、设计了各种奖学金、奖教金、助学金、办学条件 (软硬件设施) 建设基金、招生基金、宣传基金、学生社团发展基金等各种形式的捐赠项目。

(3) 坚持精益求精, 打造值年返校的校友活动品牌。校友毕业值年返校是科大校友的传统活动, 届届传承。中国科大每个年级毕业十年 (或倍数) , 都会有校友返校聚会。

(4) 建立校友导师团, 助力学生就业创业。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 校友会和团委合作, 成立校友创业导师团。这些导师分布在全国各地、创业有成。他们接受聘书, 每年至少回来做一次报告, 虽然自费差旅, 没有讲课费, 但能上中国科大的讲台他们很开心, 很自豪。

(5) 设立校友餐桌。校友总会邀请热心校友回校与同学们共同进餐的活动, 被称为校友餐桌。这个活动是从2011年4月开始, 每一次有知名校友回来, 餐厅后面会挂上可反复使用的横幅。校友会会提前半天在网上发布, 让各院系学生报名, 按照邮件送达的时间顺序取前十名。一个人不能超过三次。校友餐桌持续至今已办30多期, 学生的参与热情非常高, 对学生的影响长远。

(6) 建立先进技术研究院。2012年10月24日, 由中国科大与安徽省、中国科学院、合肥市四方共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先进技术研究院通过与高新企业的紧密合作, 将人才培养与企业技术创新需求紧密结合, 培养一流的创新型人才;通过产学研结合, 为研究院和学校发展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据统计, 首批签约的10家单位中, 有5家是科大校友为主要负责人的单位;首批聘任的8位工程博士企业导师中, 有5位科大校友或校友企业骨干。

经过3年多的努力, 中国科大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学校校友会直接点对点拜访的校友有1000多人。近3年来, 学校接受的捐赠稳中有升。现在基金会总盘子有2亿左右, 定向使用约1.7亿元。

三、试点改革主要问题

尽管各地的改革有许多新突破和亮点,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综合对试点地区和学校调研情况, 以及有关方面对改革试点情况的反映, 试点改革存在以下5方面问题:

1.教育投入保障机制试点改革着眼于长效型机制的建立, 但是对于如何保证教育财政制度的持续性和刚性, 以及应对经济波动风险方面, 政策预估不足。

从各地的试点材料来看, 很多试点地区都着重强调政府投入保障的力度, 提出明确的财政投入目标, 并予以一系列制度保障。但是, 政府的财政水平本身随着经济周期有起伏, 不同地区的财政抗风险能力不同, 需要根据不同的支付能力, 明确各地不同的教育公共财政的边界, 才能形成制度的刚性约束, 保障教育财政投入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湖南省通过试点改革, 提出了这个问题, “2012年, 我省完成了国家4%的分解任务, 教育经费投入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但总量和人均投入水平仍然偏低;下一阶段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尚未明确, 政策出现断档。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缺乏刚性和持续性, 各项教育税费征收计提仍欠规范, 拓宽教育经费筹措渠道的效果欠佳, 加之地方财力薄弱, 新增可用财力不足, 地方教育经费投入将难以在高起点上维持稳定增长。由于中央和省没有出台针对高中教育的投入政策, 地方各级政府对进一步加大高中教育投入的积极性不高。” (1) 财政政策制度刚性的特点, 导致出现财政波动时应对非常缓慢。因此, 要充分考虑财政支持能力约束和经济变动的风险因素, 在政策设计之初要将这些变动调整因素纳入进去。当前, 各级各类教育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和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虽然已经建立, 但如何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物价水平变动相联系的稳定增长机制, 仍需进一步科学测算。

2.教育投入仍然缺乏有效的测算和评估手段。教育投入体制改革涉及教育成本、教育财政手段有效性等财政学、经济学规律运用, 是约束性最强、规律性最明显的一项政策。甘肃、江苏、广西和浙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 并提出了系统的制度设计构想。例如, 浙江省完善了生均拨款方式, 在原有生均+专项拨款制度基础上, 增加了拨款系数、绩效系数以及将过去严格的专项项目式拨款, 改为专项一般性拨款, 充分考虑了高校的办学成本差异, 增加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同时增强了对高校绩效的监管要求。

但是, 多数试点地区还是基于既有的、经验的财政投入水平进行政策设计, 或者简单的延伸执行国家对各级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的设计。如关于高校的拨款标准, 部属高校的标准是否适合本地的财政能力, 是否符合本地高校教育成本等实质性问题, 并没有从政策的可行性方面进行科学测算。

3.各地试点工作进展非常不平衡。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在于各级政府。目前, 有的省 (区、市) 已经建立起相应的教育经费拨付机制, 有的还停留在论证阶段, 没有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强有力的工作机制。受思想观念、地域特点、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制约, 承担试点任务的各省 (区、市) 的工作进度有快有慢。总的来看, 财政状况较好的较发达省市, 工作推进的速度要快一些;而财政状况较差的中西部欠发达省份, 由于调研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又要考虑上级扶持力度等因素, 财政投入标准的测算过程相对比较复杂, 推进速度相对滞后一些。个别省 (区、市) 刚刚完成办学条件、经费标准的测算工作。

4.完善教育投入机制的有些难点问题还缺乏破解办法。例如, 生均拨款加收费的经费保障模式与高校的生均培养成本尚有一定的差异。从现有样本高校的测算数据来看, 高校的生均培养成本日益提升, 与现有的经费保障模式有一定的距离, 生均财政拨款主要根据财政的财力状况确定拨款盘子, 然后确定生均拨款的水平, 高校的收费标准更多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 因此高校的经费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5.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不高。现代社会, 随着学校教育逐渐成为人的发展的基本手段, 教育的支出也越来越庞大, 政府财政虽然承担主要责任, 但绝不能成为唯一的途径。无论从国家的财政能力, 还是教育发展的效率和效益水平提升角度分析, 多渠道的教育保障机制的建立, 都是各国深刻认识到的基本规律。这个问题也纳入一些地区试点改革。以内蒙为例⒓, 为减少政府负担, 促进教育发展, 集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办学校的教育由于受准入政策的牵绊、不能同等的享有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等问题的影响, 其办学积极性无法提高。2011年, 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1.05亿元, 占全区教育总收入的0.2%;2012年, 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2.27亿元, 占全区教育总收入的0.4%。社会力量办学投入有所增加, 但总量较少, 而且主要集中在民办幼儿园的投入, 在高职、中职学校等投入并没有增加。

四、试点改革相关对策建议

针对各地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有效地完成专项改革三项试点任务, 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鼓励有系统和独立思考的地区继续深化试点改革的创新探索。教育是公益事业, 发展教育是政府的职责。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 各省 (区、市) 都要根据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 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的教育投入标准, 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各地的试点项目实施方案都是在深入调研、充分协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 无论是在改革的深度和系统化方面, 还有许多探索的空间。应该鼓励有深度的试点单位继续深入探索下去, 形成有序、持续、适用的地方教育保障机制。

2.上级主管部门要及时开展试点项目工作研讨, 交流工作经验, 对一些普遍性的问题给予政策方面的指导。建议各试点省 (区、市) 建立定期交流研讨机制, 及时交流工作经验, 研讨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难点问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提高试点项目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示范意义。许多试点工作都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包含政策的设计、执行、反馈, 还包括政策效果的监测, 各个政策环节的衔接, 各个执行部门的链接机制等许多细微之处。国家有些相关规章制度在执行中缺乏操作细则, 都是由各执行部门按自己理解操作, 因此, 在执行过程中难免有偏差, 很多地方强烈建议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政策解读、专家指导。

3.完善教育财政监管制度, 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一是要在深化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建立责权一致、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 强化教育行政部门安排使用和管理教育经费的主体责任;按照“优化结构、突出重点, 分类指导、发展内涵, 加强监管、提高效益”的原则, 做好教育经费管理工作。二是加强省级经费管理平台建设。加快设立省级教育经费监管中心, 建立教育经费动态监控系统和高校资产管理系统;完善高校财务资产管理规范化考核制度, 建立教育经费统计年度公告制度;开展教育重大项目绩效考评, 加强高校财务资产管理队伍建设。三是完善高校财经领导体制, 加强内部控制。完善高校总会计师联席会议制度, 研究在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建立总会计师制度;实行“统一领导、集中核算”的高校财务管理体制, 扩大高校部门预算公开试点范围, 推动高校加强国有资产统筹管理, 实施年度审计制度。四是指导市县强化教育经费预算管理。将市县教育经费安排使用和管理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围, 列为教育督导检查的重要内容;启动实施基础教育经费管理绩效考评工作。

4.关注舆情信息, 加强正面宣传。要注意关注试点工作中的舆情信息, 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多做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工作, 多做增进共识、统一思想的工作, 多做典型报道、示范引导的工作, 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支持教育改革的良好氛围。

摘要：教育体制综合试点改革专项“完善教育投入机制, 提高教育保障水平”共涉及9个试点单位10个项目。通过对试点地区的材料分析和典型地区调研, 课题组认为, 各试点单位均按照项目计划书所设计的实施框架, 在组织体系、政策保障、条件保障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特别是在教育优先发展保障机制, 建立较完善的教育公共财政体系,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保障教育公平和教育经费监测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典型经验。总体来说, 这项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推进了教育财政制度的规范化。

关键词：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参考文献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9

一、我国政府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演变解析

(一)我国政府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演变历程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历经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 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 从政策的完整性、 政策的配套措施、政策的认可度以及政策的权威性等方面来看,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演变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 起始阶段 。 以1984年签署的 《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和文凭公约》为标志,我国开始探索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 1993年国家教委发布 《关于境外机构的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通过界定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类别以及范围,初步认可了合作办学的可能性,勾勒出了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基本框架。

2. 完善阶段。 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这是继《通知》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关键性政策法规。 199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作为《暂行规定》的重要补充,规范了本科及以上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这一时期的政策多以规定的形式出现,政策的规范性、权威性大为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开始正式走上依法办学、 依法管理的轨道[1]。 至此,中外合作办学的完整框架基本形成。

3. 成熟阶段。 为了与我国加入WTO的教育服务承诺相衔接,国务院在2003年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该条例成为我国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2004年,教育部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简称 《实施办法》),作为《条例》的配套规章与实施细则,进一步增强了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可操作性[1]。 此后, 我国政府又统一制定和更新了一系列指导性规范和意见:从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通知》(2004年)、《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2006年),到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2007年),教育部 《 关于开展 中外合作 办学评估 工作的通 知 》 (2009年),再到《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2009年),这些相应的政策法规不仅把中外合作办学上升到规范化、 法制化层面,还构建起了包含主政策、配套政策和补充性政策在内的系统性法规体系,标志着中外合作办学正式进入成熟阶段。

(二)我国政府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特征分析

从我国政府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演变历程来看, 我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态度由一开始的谨慎支持转为后期的积极引导,政策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程度不断提高,政策内容不断细化并具可操作性,一些原先存在较大争议的重大价值性问题也得以突破,政策发展成果值得肯定。

1. 中外合作办学由谨慎支持到积极引导的转变。 在中外合作办学初期,我国政府在政策指导和推广宣传上表现比较谨慎,最初提出“积极慎重、以我为主、加强管理、依法办学”的方针,把中外合作办学视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补充”[1]。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深入发展,我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态度转为支持和积极引导,《条例》明确提出“扩大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指导原则,中外合作办学的地位也上升为《条例》中的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2.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程度不断提高,政策内容更加细化、具体化和具可操作性。我国最早涉及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关于境外机构的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 是一个规范性文件,且只在内部印发而不做社会宣传, 政策的法律效力较低。其后出台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属于行政部门规章,政策的权威性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内容基本为宏观性的指导意见。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则是国务院行政法规,是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最高层次的法规,法律效力大大增加,且有很多涉及微观层面的操作性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外合作办学正式进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3.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中的一些重大价值性问题得以突破。 在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早期,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与营利性”问题备受争议,出于对教育公益性属性的考量,《暂行规定》明确“一切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随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民办教育促进法》率先对“合理回报”问题予以规章层面的确认,《条例》也相应删除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而《实施办法》则更进一步明确举办者在确认教育公益性基础上取得“合理回报”的权利[1]。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回报是一种奖励性而非投资性回报,是在坚持公益性前提下的回报,但仍属我国法律法规对国际非营利组织通则所作的一个重大变通,对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是一大突破[1]。

二、中外合作办学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试点的现状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中外合作办学省级政府教育统筹”项目由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教委、浙江省教育厅、云南省教育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5个教育厅(教委)来承担,试点所涉及的省(自治区)无论从地域分布、人口状况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试点中,各省教育部门立足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区域办学环境,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虽然部分试点单位仍存在一些管理与制度的适应问题,但总体而言中外合作办学试点对各单位改革的推进作用较大。

(一)“量”的分析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5年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初具规模,办学结构更加合理,学科布局逐步优化,进入了一个平稳、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根据此次各试点教育厅上报汇总的资料来看,自2010年以来,教育部协同各省教育部门共进行了6次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评议和审批工作。截至2013年,由教育部审批或由省级政府审批并报教育部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979个(见图1)。 从中外合作办学的领域来看,除义务教育和军事、宗教等领域外,涉及其他各个办学领域;从办学规模来看,我国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总数约为5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约45万人,占全日制高校在校生规模的1.4%,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人数达150余万[2]。 从地域分布来看,国家近年来支持中西部地区举办了257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占《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举办项目总数的44%。 2014年,西藏、青海和宁夏三省实现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零的突破,至此,内地3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二)“质”的描述

《条例》颁布十余年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初具规模,高水平、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大幅增加,在规模与效益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且这个势头还将持续。 同时,长期以来困扰中外合作办学的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单位:个)

1. 推动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 为政府角色转型奠定了基础。针对传统的高校行政管理模式越来越显现出的管理理念滞后、机构职能交叉、办事流程繁杂等问题,各试点着重对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学校行政管理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普通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摸索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经验,推动了高校体制机制创新和政府角色转型。

2. 推进高校课程改革和制度创新 , 为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凭借由政府通过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鼓励高校在办学理念、 招生办法、 教师聘任、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摸索和创新,给予先行先试的优惠,提升了各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

3. 积极探索 “ 政府管 、 学校办 、 社会评 ” 的新格局,初步形成“管办评”分离的运行框架。 通过实施深入的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各试点单位积极探索“办学单位自我质量保证、 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审批、社会中介组织独立评价” 相结合的质量保障体系, 通过加强市场、行业协会、学术组织、社会第三方机构在办学质量评价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以行业自律辅助政府宏观管理”的“管办评”分离新格局,保证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良性发展。

三、中外合作办学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试点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近些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逐步走上了高水平、示范性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由于配套政策跟进滞后,缺乏相关的监管、保障和评估机制等,致使部分试点暴露出学科重复建设、区域发展不均衡、办学层次偏低等诸多问题。

1. 地方政府对学科布局缺少整体规划 , 导致专业结构分布不合理。 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理应形成自身不同的办学目标,构建学科专业的多元化、多层次格局。然而,从我国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分布来看,现有的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金融、管理、语言、信息及工程技术等实用学科上,呈现出明显的“重文、工、管,轻农、医、法”的特征。 这种现象既反映出当前的社会发展对此类人才的需求,也反映出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整体布局存在着趋利性和盲从性。虽然近年来部分学科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基本得到控制,《条例》和《教育规划纲要》的政策实施效用得到良好发挥,但是专业分布过于集中的问题仍需尽快解决。

根据上海市教委上报的上海市实施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资料来看,目前上海举办最多的项目是工学,占28.12%;管理学(26.69%)和文学(24.91%)等办学成本低的专业在合作项目中占有较高比例,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成本因素的作用;最少的是农学(0.71%)和教育学(0.71%),所占比例均在1%以下, 且近年来从数量上仍未得到较快发展, 较其他学科差距明显(见图2)。 此外,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比重中,一些国家急需的新兴学科和政策要求的重要学科比例严重偏低,如国际法项目所占比例低于0.2%, 远不能满足我国对外开放需要大批精通国际法律人才的新情况[3]。 从政策执行复杂性的向度来看,要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各级政府部门的整体把控和宏观引导,单凭市场主体单方面的作用往往难以解决。在当前,学科专业的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已成为制约中外合作办学工作深入推进的主要因素,办学主体在自由市场环境下的盲从性扎堆与趋利行为始终是中外合作办学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一大隐忧。

(单位:%)

2. 教育行政部门多延续传统的高校管理模式 , 导致行政因素过度渗入。相对于传统的学校教育管理体系而言,中外合作办学具有特殊性。 在与各级政府的关系上,它既不同于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高度监管关系,又不同于民办高校与政府、市场的三方关系。 审视我国政府在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主要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入口审批和日常监管上,缺乏专门的独立机构,以致中外合作办学的各项事务必须经过省市、 中央各级层层上报、逐次审批,造成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报批时间过长,损伤了中外合作办学双方的积极性。 二是在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部运行的管理上,往往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管理模式,导致政府的行政因素过度渗入。 例如,我国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和审批中多采用行政监控管理,这明显与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管理关系不相适应,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对课题组“中外高校合作办学试点改革模式调查问卷”的分析,对于受访者对当前政府在运行管理上所存在不足的看法, 有23.5%的受访者认为,应减少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日常运行的指令性管理与不必要的行政干涉;有29.4%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通过简政放权下放权力, 给予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见图3)。 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复杂且具有高度权变性的教育形式, 加之我国教育执行依靠行政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层级设置过多、缺乏跨部门合作、延伸性政策出台不够等种种问题,使得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难度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主管部门应如何体现自身的职能定位,使管理体制与灵活的新办学形式相适应,并进一步理顺“组织权与管理权、结果导向与过程控制、绩效管理与目标引导”等基本关系,是政府在中外合作办学中所需思考的重要问题。

3. 教育主管部门多 “ 重文件审批而轻后续管理”,质量监督与处罚机制跟进滞后。在审批期正确判断待引进教育资源的优异程度,在办学期间定期对合作办学质量进行监控评估是中外合作办学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层次多样, 审批的项目千差万别,情况比较复杂,但各试点普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政府虽然十分重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与把关,但对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之后如何有效地利用和本土化, 缺乏完善的配套机制,存在“重文件审批而轻后续管理”的现象。二是由于现阶段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监督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和可操作化的程序, 因而在目前国内的各类评估中, 中外合作办学往往没有被纳入正式的高校质量评价体系。 这样,中外合作办学就失去了传统教育管理中的质量监督机制,维持办学质量完全依赖于办学机构自身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约束。三是政府行政部门监管的权力过于集中,对社会第三方监管力量的运用又存在不足,导致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成本太大,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化监管人员,对违法办学、胡乱收费等现象未形成强有力的震慑力和约束力。

此次“中外高校合作办学试点改 革模式调 查问卷 ”显示,对于政府在办学质量监督评估方面的不足,有41.2%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未形成有效的评价体系或组织;有29.4% 的受访者 把中外合 作办学的诸多弊端归结于相关监管评估机制不到位(见图4)。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合作程度的不断加深, 如何从专业设置、 师资力量、教学环境乃至就业质量等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成果进行综合评价, 迫切需要政府部门建立起 “多主体、多维度、全过程、立体化”的监管体系与可操作的评估程序,否则中外合作办学中的非实质引进和低水平重复办学等现象就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四、中外合作办学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试点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仍然处于由粗放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探索阶段,由于发展时间短,开放幅度大, 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议。对此,我们既要有清醒的认识,又要以发展的眼光思考中外合作办学的定位,做出积极主动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设计,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1.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与引导作用 ,树立监管型 、 服务型政府角色。鉴于我国传统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办学效益不佳等问题,中外合作办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充当何种角色。政府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上需转变传统的管理者观念, 理顺自身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关系, 形成权责明确、统筹有力的教育管理体制,把高校从传统的多头管理、封闭办学、条块分割和政府管得过多的管理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细致健全的法律规范替代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以多元参与的综合监管完善主体单一的行政管理,以系统的统筹运行机制改进层层审批的集权现状,从外部行政机制上确保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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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作为管理者, 应重点解决布局问题,在教育资源引进的入口环节为高校提供资质认证服务, 进行质量把关。 对于那些前期投资大、办学周期长但市场适应能力较弱的基础学科和新兴专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或进行必要的补贴。教育部门作为引导者,应着力支持一批起点高、合作基础好的试点项目先行先试,探索典型经验,通过择优扶持和典型示范打造一批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当示范性项目建成后,国家对其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限制就可相应降低。 也就是说,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可以从直接干预转变为示范引领。

2. 加强社会监管力量的参与 ,构建有效的管理 、 监督、评估、执法和处罚机制。中外合作办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长,由于每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运作模式千差万别,情况复杂,因此在监管和评估上不应只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而应充分发挥市场、行业协会、学术组织、社会各界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对政府来说要放权,改变政府的教育管理职能,更多地运用政策、 法律、财政、信息服务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治理; 对办学机构来说要用好权、管理好权,通过健全自主权有效行使自律机制,形成一套相互支撑、相互制约、 运转协调的监管体制,确保放而不乱。真正形成“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地方政府服务监督、依法行政,市场主导资源优化配置,行业机构进行组织自律, 学术组织负责质量监管, 社会各界进行舆论监督,合作办学主办方依法自主办学”的高效运行体系。

其中,政府行政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需依赖以下两点:一是监管要向审批前延伸,要及时改进和完善审批许可制度, 设计科学合理的审批前监管程序,进一步统筹协调教育、法律、金融、财税、外事等部门,明确分工、责权相符,建立各职能部门的统筹协作与联动机制。 二是监管要向审批后延伸,应加快建立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监督和认证制度。认证程序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的监管程序, 地方政府在加强审批监管、过程监管、信息披露等各方面措施的同时,应充分发挥社会监管力量的作用,真正做到全程、动态监管。 此外,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双方政府联合监管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下一步应着力拓展合作双方政府层面的交流渠道,建立中外政府合作监管的长效机制。

3. 实施 “ 两条腿走路 ” 战略 , 推动我国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目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基本上是以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为主,由于《条例》对中外合作办学概念的限制,已经“走出去”的机构和项目难以纳入中外合作办学的范畴进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方面合作办学活动的开展[5]。 从世界各国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教育国际化大多要经历“教育模式移植、本土化探索、确立教育国际化战略及发展路径、‘国际本土化’及‘本土国际化’协调发展”四个阶段[6],而随着近年来《教育规划纲要》中所提及的“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精神在相关政策中不断得到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基本实现前两阶段任务后,政府肯定会进一步推动教育的“国际本土化” 及“本土的国际化”,积极支持相应的国内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10

至此,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所进行的高考改革方案的轮廓已大致清晰。

袁贵仁说, 各省要根据教育部总体方案和实施意见, 结合本地实际, 于今年上半年出台改革“实施方案”。在有意愿、有条件的省份和高校开展改革试点。改革试点包括综合改革和专项改革试点, 相关省份和高校要于上半年出台试点“实施办法”。根据此前一些专家的描摹, 新的高考改革方案或只考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课程。袁贵仁表示, 教育部将抓紧研究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课程考试内容, 完善国家考试题库。

针对考试公平公正的问题, 袁贵仁说, 今后要建立校长作为法人代表签发 (或授权签发) 录取通知书制度, 公布各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对学生作弊、作假、经查实除按规定处罚外, 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提供就学、就职单位了解。

另据袁贵仁对2014年教育工作的规划部署, 今后学生在学期间参加志愿服务将“以记实方式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逐步使之成为评优升学的硬性要求”。

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大幕开启 篇11

改革试点有大前提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耕地保护。对此，中央党校“三农”问题专家曾业松教授表示，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是试点的大前提，决不能逾越。

没有土地，焉能产粮？以粮安天下，这是治国理政的朴素道理。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要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必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总规划师严之尧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保护耕地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行为，理应由国家承担保护耕地的必要成本。要达到政府与农民之间保护意愿和保护效果的统一，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促进保护措施的多元化。实现均衡发展是国家的基本责任，必须给予保护耕地任务重的地区必要的财政支持。

严之尧分析，对于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地区而言，耕地保护量大、任务重，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同时，收获的经济效益却相对低下，产生了“种地不如‘种房子”“保护耕地就是保护落后”等错误认识，缺乏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由于占用耕地没有付出相应的成本，大手大脚使用耕地也就不可避免。

农民和基层政府是耕地保护的主体，理应获得必要的经济补偿和转移支付。目前我国农户的户均农地规模为0.5公顷，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人均农业资源不足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农业小规模生产的特性。小规模农业一方面面临着与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直接竞争，另一方面还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户生计安全的两重重任，对这些保护耕地的地区和农民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显得尤为急迫和必要。

采取严格的管控性措施，坚持土地用途管制，严格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做到各类建设少占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以较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只有实行这样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才能确保国内粮食的基本自给，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块地”改革分类实施

我国农村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必须蹚过的河。在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这三项改革被简称为农村“三块地”改革。

过去在征收农民土地时，长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土地被征收后，土地所有权都转为国有；另一个则是征收集体土地对农民的补偿标准比较低。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谈到征收农民土地时表示，根据《决定》精神，今后应提高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兼顾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根据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农民集体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后补偿标准最高不超出土地被征收前3年年均产值的30倍，同时土地管理法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地不同情况决定是否提高补偿标准，具体由省一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补偿款不够，可以从当地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中提取，现在很多大中城市的补偿标准都突破30倍了。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主要指内在机制、定价原则等方面的统一，而不是说各种不同用途、不同类型的土地都在一个市场买卖。陈锡文表示，按照现行土地政策，不是所有土地都可以入市，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可以。

陈锡文强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是所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谓“农地入市”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是不准确的。“入市”有着明确的前置条件和限制条件，前置条件是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这部分土地才可以，限制条件则必须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是因为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分为三大类：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也就是说只有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如过去的乡镇企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进入城市的建设用地市场，享受和国有土地同等权利。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农民及农民集体重要的财产权利，关系到每个农户的切身利益。通过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依法确认农民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有效解决土地权属纠纷，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为农民维护土地权益提供有效保障，从而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

总的来看，农村“三块地”改革必须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不动摇。

“三权分置”思想是指针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农村改革再出发定了调，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对农村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严之尧说，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十分瞩目。一个是稳定承包权，一个是放活经营权。具体说，就是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完善农村宅基地分配政策，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农村“三块地”改革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得到审议，是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动农村土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措施的实行，必须有改革方略来指引。“三权分置”思想，就是农村土地改革方略的核心。2014年9月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高等教育改革试点 篇12

一、引言——试点工作的开展对高师音乐教育带来的挑战

2007年9月14日,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试点工作的通知》。自此, 全国范围内的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改革开始正式进行。如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开展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改革,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才是摆在我们广大一线教师和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就高师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而言, 改革的重心主要集中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与培养目标的改变上。其实, 自2004年12月以来, 教育部就曾先后多次印发通知, 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改革:2004年12月29日教育部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下简称《方案》) , 并于2006年11月29日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下简称《纲要》) 。以此为契机, 2007年5月, 为贯彻落实《方案》和《纲要》的要求, 教育部组织召开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院系分管教学工作负责人会议, 研究确定了44所高校作为实施《方案》和《纲要》的试点学校, 首批进行改革。结合以曲靖市为中心的整个滇东北地区当前高师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教育教学现状研究分析我们发现, 当前高师音乐教育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高等师范教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基础教育

为基础教育服务是我们国家对师范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在这一点上, 现在高师音乐教育界虽然已经形成初步共识, 然而从实际工作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 同真正达成共识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尽管早在1999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美育就已经写进了教育方针。学校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内容和最基本的实施途径, 但毋庸讳言, 艺术教育仍然是学校教育中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由于我们云南省的地缘特点, 地区之间艺术教育师资力量发展极为不均衡, 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学校课程设置中, 几乎全部排斥了音乐等艺术课程的设置。

2、高师音乐教育改革与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错位

由于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改革滞后于基础教育改革, 传统高师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设置过于强调音乐学科本位, 门类过多, 强调单科课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课程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渗透和整合。过去高等师范院校音乐系的授课内容主要以高师教材为主, 着重从教学观念上对学生进行单一化的培养, 忽视学生多种技能的综合性。[1]而我们的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在本世纪初即在全国深入开展, 缺乏对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前瞻性思考, 导致高师音乐教育改革与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错位。而我们的毕业生要么是“空头专家”, 要么是“实干专家”, 无论哪一种, 这都和我们的师范教育培养目标有不小的差距。

3、教材建设工作相对滞后

从教材建设方面看, 目前我们高师院校所选用的音乐专业教材有的甚至是10年20年前就已经出版的, 尽管近年来有的已经做过修订, 但仍存在与当前教育形势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目标等有差距的问题。而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一大批试点指导教材的出版, 虽然极大的拓宽了高师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教材的选用空间, 但是, 有的教材仍然存在诸如换汤不换药或者全盘否定过去经典教材的问题, 这也为我们试点工作的纵深推进带来困难。

4、新课程培训体系不健全

自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出台以来, 尽管我们有教师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各类课程教学培训, 但从教学中反馈的信息表明:由于受多年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 要在短期内实现新课程教育教学目标非常困难。如何建设一个长效的专任教师职后课程培训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5、缺乏科学的就业引导、激励措施

以云南为例, 由于地缘情况复杂, 地区之间经济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特别是对一些老少边穷地区, 我们的学生在毕业择业时往往为条件艰苦而不愿意去这些地方就业, 甚至有些生源地学生都不愿意回家乡为家乡的基础教育做贡献。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如“特岗计划”等,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就业起到了引导、激励作用, 但是,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还在于我们的人才培养阶段。

二、科学应对挑战——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探索

为了科学应对挑战, 做好试点教学工作, 切实提高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2008年4月, 曲靖师范学院组织召开了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试点工作研讨会。研讨会上, 曲靖师范学院向与会省内兄弟院校同行交流了《曲靖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音乐学 (教师教育) 专业培养方案 (2008年修订版) 》。同年9月, 《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课题组成立, 课题组成员均由该专业各学科方向的骨干教师担任;12月, 该课题被正式整合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项目中。通过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细致的分析, 以此为基础同时结合课题组成员所做的调查研究, 我们总结出曲靖师范学院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在应对挑战时的几点改革经验:

1、从培养方案的体例看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师音乐教育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 是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的主要依据,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对该培养方案的分析我们发现该培养方案符合教育部2004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相关具体要求。整个培养方案涵盖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等十一方面的主要内容。每一方面的主要内容, 都是分层次设计, 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而十一方面的内容又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共同构成完整的培养方案。这充分体现了对人才培养质量、素质要求的整体性、层次性等基本特征。

2、从培养目标看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理所当然的是为中小学及其他中等职业学校培养合格的音乐师资。[2]该方案的培养目标中, 明确指出: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掌握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一定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能胜任在中学进行音乐教学和教学研究的高素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 以及能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的其他音乐工作者。

而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 课题组更是总结出“以师范为主导注重实践型”的人才培养途径。提出建构学生能力结构的基本框架设想。这个框架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音乐能力、表达能力、适应能力、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五个模块。[3]论文在具体改革措施上, 提出四点要求:一是以师范性主导课程内容体系改革;二是以师范性主导校内专业实训课程;三是确立实习基地学校在专业实践教学考核中的主体地位;四是在实践教学中注重成才与成人的教育。实践证明, 这样的实践措施, 对实现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3、从培养规格看

该方案中的培养规格指出: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是要“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 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社会主义人才。智育方面, 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是要“培养系统掌握从事学校音乐教育所必备的音乐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较强的艺术表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 能够胜任学校音乐课堂教学、指导课外艺术活动、参与校园文化环境建设, 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熟悉国家有关教育的法规和方针政策, 树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教育观, 正确认识和把握学校音乐课程的性质、价值和目标, 学会运用符合音乐教育规律的教学方法和科学的教学评估原则、方法, 具有音乐教育教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能运用计算机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 具有现代教学手段的操作能力”音乐工作者。还包括“身体健康,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尊重他人, 具有团结精神和协作能力”等综合素质。这充分体现和反映出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

4、从课程设置看

随着我们国家入世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如果说前面三点都在阐述育人理念的问题的话, 那么, 课程设置则是培养方案中最具操作指导意义的文本。高师音乐教育要适应当前高等音乐教育发展形势和人才发展的新需求, 就必须对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学科建设、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4]设置什么样的课程, 就意味着将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高师课程设置应紧紧围绕着中小学教学工作和未来人才市场的需求, 设置出科学合理、符合新时期基础音乐教育、教学改革实际需要的课程体系。[5]从方案中主干学科、课程设置我们可以看到:高师音乐学 (教师教育) 专业的毕业生应获得“掌握音乐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音乐作品分析和歌曲写作方法;具有从事音乐教学的基本能力;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本专业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的工作能力”等专业知识和能力。主要开设课程:教具设计与课件制作、歌曲演唱、合唱与指挥、器乐演奏等。

通过这些理论、实践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应用, 学生系统掌握音乐教育的基本专业技能, 同时充分把握音乐教育系统学习的层次性特征。音乐教育系统的层次性是指它的学习和培养是始终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进行指导和学习的。这就要求音乐教师力图扭转长期承袭的把教育控制在教师自身掌握的智能之内的教育手段, 充分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 实施层次性教育。即以课堂教育为中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 全方位地与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把教音乐同教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传授音乐专业知识同训练音乐能力、开发音乐智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学生接受全面的、整体的、强有力的培养。

此外, 从实践教育环节我们可以看出, 通过军训、劳动教育、社会调查, 教育见习、实习, 排练、演出、采风、观摩、毕业晚会等艺术实践活动, 以及毕业论文写作等环节培养和提高学生“唱、奏、说、演、创”等五项能力。这样, 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让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践, 在学习中实践, 在实践中进步。

三、探索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 围绕课题研究, 结合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 在以课题组成员为核心教学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及协调配合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课题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具体体现在:

第一、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科研论文。拒不完全统计, 截至2009年9月, 我院教师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 其中核心期刊10篇。

第二、申请了5项部、厅及校级科研课题。其中, 有2项获教育厅科研立项资助, 2项获校级科研立项资助。同时, 有两项教育厅科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

第三、在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经过多年的建设, 在2008年学校重点扶持学科建设基础上, 于2009年被学校正式批准为重点建设专业。

第四、教学科研获奖成果丰硕。截至2009年9月, 我院师生参加教育部、省教育厅组织的各型比赛、艺术展演活动, 均取得优异成绩。组织师生参加全国第二节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共有4个艺术表演类节目及2篇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获奖, 其中选送的表演唱《呆呀呆》荣获艺术表演类声乐普通组一等奖, 并获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优秀节目创作奖。参加云南省高等音乐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教学交流与学术研讨活动, 我院共有31位老师的论文分获一、二、三等奖及入围奖。

第五、教师职后培养成效显著。今年我院有两位教师取得硕士学位回校任教, 同时, 有两名年轻教师考上研究生。教师中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比例进一步提升, 师资队伍结构愈趋合理。

四、小结

不可否认, 从2004年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改革以来, 特别是自2007年开展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试点工作以来, 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对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在入世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切合实际的、广泛的深入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毕竟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改革才刚刚开始, 还处于探索积累阶段, 还需要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学界专家学者长期、深入调查研究。

摘要：2004年, 全国范围内的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改革开始进行。如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开展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改革,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才是摆在我们广大一线教师和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特别是2007年以来, 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试点工作, 新的时期、新的形势、新的挑战, 改革去往何处?作为教育部的首批试点院校之一的曲靖师范学院近年来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关键词：全球化,高师,音乐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任秀蕾.现代高等师范院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专业) 课改浅见[J].黄河之声, 2008 (24) :80.

[2]王耀华.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与高师音乐教育改革[J].音乐研究, 2002 (3) :19.

[3]张宏伟.“注重实践型”人才培养途径的研究[J].中国音乐教育.2007 (9) :29.

[4]关韶华, 刘琼.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多元化构建及其意义[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版) , 2004 (2)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