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村实证分析（共7篇）
试点村实证分析 篇1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增值税自1954年在法国开征以来,因其有效地解决了传统销售税的重复征税问题,迅速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增值税,征税范围大多覆盖所有货物和劳务。
国外不少学者积极研究增值税的完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Thomas S. Adams就提出了增值税概念,随后Carlos A. Aguirre和Parthasarahhi Shome以墨西哥1980 ~ 1983年数据为基础,计算出一个普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税基计算方法;Agha Ali和Jonathan Haughton揭示了增值税税率、利率、人口和政府财政支出对增值税实施效果的影响。Michael Keen和Ben Lockwood根据许多国家施行增值税做法和初步经验,分析论证了增值税实施的原因和结果,认为不同国家采用增值税有一系列考虑因素,且产生的效果因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
我国于1979年引入增值税,经过逐步的改进和完善,已由生产型增值税发展为消费型增值税。而且,自2012年1月1日起,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工作,同年7月31日,试点范围分批扩大,至2013年8月1日,“营改增”已扩大至全国。税制改革作为一项重大举措,大到整个市场经济,小到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都会受到深远影响。由于“营改增”在我国实施时间尚短,因而迫切需要测度其带来的效果,以便查补问题进行整改,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使税制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
国内已有众多学者聚焦于“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的研究。李卫花(2012)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营改增”使企业税负变化有增有减。黄洪(2012)采用购进支出占服务收入的比例,作为指标计算出各试点行业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要保持税负不变,其对应指标要达到的临界值。张世碧(2013)则认识到“营改增”政策在提高现代服务企业竞争力和改革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所具有的显著作用。高靖宇(2012)在对北京某科技服务型企业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对于现代服务企业中的研发企业来说,“营改增”政策可能导致其税负的大量增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国内学者关于“营改增”效应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没有就企业某一项具体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缺乏微观的具体性。
为此,本文力求探索出一条研究“营改增”实施效果的可行之路。被列入增值税试点行业的六大服务类中,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属于科技型企业,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定义,科技型企业包括以下三类:科研院所改制的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高校办企业。本文选取科技型企业中的创新型试点企业作为研究重点,选取五批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中的上市公司,以其年报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分析“营改增”前后影响其研发的变动因素。之所以选择研发投入这一指标进行研究,是因为研发投入是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要表现,企业对研发投入的重视程度决定着企业科技创新的高度,而科技创新又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收集了2010 ~ 2012年我国各地区的研发投入数据,得到如图1所示的分布情况。
图1显示,无论是否实行“营改增”,近三年我国研发投入都在增加。在“营改增”政策的影响下,决定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是否一如既往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反映出“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实施效果。
注:数据来源于2010 ~ 2013《中国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规模工业企业新产品研发投入值,并以2011 年为基期,根据零售价格指数进行了不变价格处理。表中“营改增”地区为2012年新增试行“营改增”的8个省市研发投入总和。
本文对研发投入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实行“营改增”与不实行“营改增”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有无差异?这种研发投入的改善能否持续?第二,对于2013年已稳定实行“营改增”的企业来说,“营改增”的稳步实施是否导致其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发生变动?这种研发投入的进一步改善亦能否持续?虽然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2012年第一批实行“营改增”的企业(上海除外),但是在2013年全国推行“营改增”的背景下,研究结果必然对新增“营改增”企业的研发投入变动具有较大的解释意义,也可以作为预测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和完善“营改增”配套建设的重要依据。
二、变量描述与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国内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研究一般选取两个指标:一是研发投入绝对数,这是一个绝对指标;二是研发投入强度,这是一个相对指标。本文在衡量过程中选取绝对指标,即企业在年报中披露的本年度研发投入值。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中的上市公司,总数为161家。因为这些企业研发投入每年占其总投入的大部分,且在年报中披露具体数字,便于收集。上海市率先进行“营改增”试点工作,与其他地区时间上存在差异,故将位于上海市的公司剔除。同时,本文对所选取样本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描述,观察“营改增”所带来的企业样本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如表1所示。
表1显示,按照时间划分,161家样本企业分为2012年实行“营改增”的76家和2013年后加入“营改增”行列的85家,我们在即时效应的分析中,主要以这两批样本进行对比,找出“营改增”带来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即时变化,并分析研发投入改善的原因。
按照空间划分,161家企业按照东、中、西部的行政划分进行分类,我们着重分析2012年实行“营改增”企业经过2013年的稳定发展后,影响研发投入的因素是否发生变化,同时解释这两年来“营改增”企业研发投入改善的动力因素,并探寻“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是否只是一时刺激,是否有发挥长期作用的可能。这里解释变量加入了区域因素,用来反映被研究企业所处的区域背景。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在“营改增”的背景下分析多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判断研发投入改善的可持续性,我们从两个层次进行了对比,即进行即时效应与短期效应分析,分别采用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上述模型中:RDt为因变量,代表企业观察期即t期的研发投入。RDt-1为自变量,代表企业t-1期的研发投入(选取此变量出于研发投入滞后性考虑),由于上一年的研发投入代表着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与研发的普遍投入力度,是反映企业研发投入基础水平的指标,因此在解释t期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时,t-1期的研发投入水平成为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以βi(i=2,3,4,5)为系数的之后各项自变量均是影响研发投入的其他主要因素。
PI表示企业利润,这是企业各项支出包括研发支出的重要保证,有研究证明,销售收入与研发投入的相关系数达到0.992 7时,企业净利润与销售收入便一脉相承,即具协同效应,且更能体现企业的获利能力。SIZE表示企业规模,本文以总资产作为企业规模指标。
“营改增”政策虽然对企业以上两个内部因素(企业利润PI和企业规 模SIZE)无直接影响,但政策导向的变化也可能会带来企业超越自身条件的超常规研发,这样,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必然会发生变化,这是本文将以上两个变量纳入模型的主要考虑。
企业利润和企业规模这两个变量均来源于企业内部,以TAX和GF为代表的企业所得税与政府直接补助则反映出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营改增”后,各方学者基于“营改增”对企业负税的影响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营改增”的目的是避免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但由于它能导致税前利润的上升从而增加企业所得税,致使部分大中型非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增,因此我们必须将企业所得税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考虑进去。至于政府的直接补助,通常是政府对企业支持力度的直接风向标。然而,“营改增”政策规定企业研发可在税前抵扣,这对于企业又是一个强有力的研发投入激励政策,那么政府补助的作用是否会受到削弱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TR是研究即时效应引入的虚拟变量,对于2012年实施“营改增”的企业来说该值为1,否则为0。同样,Region是研究短期效应引入的地区虚拟变量,由于2012年的试点地区仅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因此对于东部企业此值为1,中部企业此值为0。α为常数,βi、γ、θ为待估参数,ε和μ为随机扰动项。由于模型中的企业所得税与利润变量会出现负值,所以模型设定时没有采用取对数的方式,以免出现错误结果。
总之,实证研究部分的变量设计如图2所示:
三、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效应分析
(一)营改增对研发投入的即时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2.0软件对2012年实施“营改增”的企业与非“营改增”企业进行对比,对样本总体、“营改增”企业与非“营改增”企业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是否实行“营改增”对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作用比较显著,“营改增”对研发投入的改善效果明显。对“营改增”企业与非“营改增”企业来说,影响其研发投入的因素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决定样本总体研发投入的因素是由具有异质性的“营改增”企业与非“营改增”企业混合的结果,这种异质性就是“营改增”带来的即时效应,值得关注。
注:因变量为2012 年研发投入,为消除价格影响,所有数据以2011年为基期,根据零售价格指数进行了不变价格处理。*、**、***分别表示在1% 、5%、10%的水平上显著;对应每一个回归项,第一列为回归系数,第二列括号中的数值为对应标准差。下同。
1. 从决定两类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共同之处来看,它们具有以下特征:1上一期研发投入的绝对值系数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印证了加入此重要变量的正确性,否则结果会因变量遗漏而出现偏差。2企业净利润系数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证实了上文中净利润与研发投入表现高度正相关性的推断。3企业所得税系数始终为负,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经营情况紧密相连,企业所得税额的增加必然带来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应减少,即使“营改增”政策实行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
2. 除了相同之处,“营改增”的实施也带来一些即时效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两类企业的本期研发投入虽取决于上期研发投入值,但系数出现较大差异。对“营改增”企业来说,上期研发投入增加1个单位,本期投入就增加1.137个单位,而对非“营改增”企业来说,这种效果显然弱很多。这说明本期实行“营改增”企业研发的投入力度要高于非“营改增”企业,这种效果从TR的系数上也能显示出来,“营改增”确实对企业研发投入表现出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2)企业所得税仍表现为显著的负作用,但从两者对比来看,“营改增”企业每增加1个单位所得税,其研发投入的减少值小于非“营改增”企业,这说明“营改增”带来的政策导向作用增加了企业对研发投入的重视程度,而对税负的关注度减小。
(3)分开来看,企业规模影响虽不显著,但对研发投入的作用却截然相反,这说明“营改增”使得小企业对研发的投入力度增强,即“规模越小,研发越积极”,“营改增”的政策刺激,使企业忽略了本身规模,表现出超越自身固有条件的超常规研发。
(4)政府直接补助在两类企业中的作用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对非“营改增”企业来说,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起到并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对“营改增”企业来说却表现为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说明同样是作为政府支持研发的形式,“营改增”政策与政府直接补助措施相互促进,补助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显著增强。
总之,“营改增”确实改善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即时效应可以概括为研发投入表现强劲增长、税负关注度出现显著降低、企业规模发挥负面作用以及政府补助与“营改增”相互助力。然而,这些效应是源于“营改增”一时的政策刺激还是有可能长远地保持下去?为了探寻这种改善的可持续性,我们还要根据受时间限制的已有数据进行短期分析,并做出长期预测。
(二)“营改增”对研发投入的短期效应分析
2012年实行“营改增”的76家企业在2013年获得了为期一年的稳定发展,本文利用STATA12.0软件,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对这批企业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构建的模型同上文模型(2),而短期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因变量为2013年研发投入,为方便比较,所有数据仍然以2011年为基期,根据零售价格指数进行不变价格处理。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2013年稳定实行“营改增”的76家企业来说,地区差异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比照表2中的计量结果,我们可以归纳出“营改增”给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带来的短期效应。
1. 对于2012年实施“营改增”的企业来说,2013年是其稳定发展的一年,没有外来政策的突然干扰。既然地区因素影响并不显著,那么,我们就以样本总体的各项指标与2012年同批企业的各项指标进行纵向对比,结果发现它们有如下共同点:
(1)上期研发投入对本期研发投入的影响依然显著。对比2012年,虽然系数降为0.781,但在1%的水平上表现为非常显著,说明无论是否存在“营改增”政策的影响,上期研发投入水平始终是企业作为确定本期研发投入水平的重要依据。
(2)净利润对研发投入仍然起到积极作用,这符合企业作为一个“理性人”追逐利益的根本性质。因此,净利润作为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必将长期存在。
(3)企业所得税依旧表现为影响研发投入的负面因素。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在25%,本文中研究的企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创新型试点企业,一般得到国家减税的优惠,税率基本在15%。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得税仍然是阻碍企业从事研发的重要因素,可见对于更多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企业所得税仍是沉重的负担。
2. 我们进一步通过纵向对比,发现“营改增”的短期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上期研发投入对本期来说虽然仍发挥显著正向作用,但从相关系数来看,力度已经减小,且接近“营改增”前的水平。这说明“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劲势头已经减弱,企业在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中趋向于保持上期研发投入水平的70% ~ 80%力度。
第二,净利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程度有所削弱,显著的甚至低于“营改增”前的水平。从表3短期效应回归结果来看,2013年稳定发展的“营改增”企业利润每增加1个单位,仅仅使得研发投入增加0.058个单位,这说明净利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这是因为企业已经打破净利润的限制,利润高的企业可以放慢步伐,控制研发投入;利润低的企业也可以加大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带动企业发展。这表明企业进一步认识到研发投入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因素而持续坚持应有的投入力度。
第三,企业规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回到常规水平。经过即时效应分析,我们发现“营改增”政策的刺激使得企业表现出忽略企业规模的超常规研发,但是2013年度的数据显示,企业规模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企业在“营改增”过程中更加科学谨慎地对待研发这一重要问题。
第四,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对企业所得税的关注度进一步降低。虽然“营改增”使得企业研发投入可以进行更多的抵扣,使得企业所得税增加,但是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在增加研发投入的过程中受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越来越小,说明企业已认识到增加研发投入给企业带来的利益远高于减少研发投入带来的所得税减少,这要归功于政府对企业研发的引导作用。
第五,在即时效应与短期效应的对比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政府直接补助的作用,由积极影响转变为消极影响。在“营改增”初期政府直接补助与“营改增”政策表现出相互助力,然而一年的发展使得政府直接补助回到“营改增”前的负效应水平,说明相对于“营改增”的政策导向,政府的直接补助被企业用于他处,不但没有刺激企业研发,反而适得其反。而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企业研发投入只是循规蹈矩地依赖于上期研发水平,且政府的直接补助对研发一直发挥着可观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中部地区的外部条件不如东部地区复杂,且资金相对缺乏,所以政府直接补助就是企业从事研发的最强支持力量。
3. 综上所述,从总体来看,“营改增”虽然持续改善着企业的研发投入状况,但改善的动因在发生根本变化,说明“营改增”一时的政策刺激所带来的研发投入改善并未持续。“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短期效应可以概括为:1对上期研发投入依赖程度降回到正常水平;2跳出利润限制、考虑企业规模、降低税负关注,研发投入决策更加理性;3相比“营改增”,政府直接补助对研发投入的导向作用被大大削弱,甚至发挥相反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A股创新型试点企业16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营改增”给企业研发投入带来的即时效应和短期效应,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营改增”政策确实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说明“营改增”确实有效改善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状况。
第二,“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较大的即时效应,但这种改善背后的动因并不能持续。经过两年的纵向对比,样本中稳定发展的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考虑更加理性,但政府直接补助效果的折损状态是短期分析中最显著的变动。此时推动企业研发投入改善的动因是企业经过两年实践逐渐摸索出来的,是近乎成熟的理性选择,由此我们可以判定,此后的研发投入改善是可以得到持续的。“营改增”终将会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的主要导向,引领企业的研发之路走向理性。
(二)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就目前情况看,企业对研发投入因素的考虑已经越来越理性,其中利润因素和企业规模因素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属于政府无法直接干预的内部因素;而企业所得税与政府直接补助因素却是政策可以控制的两个方面,因此在政策方面带来的启示主要集中在这两点。
1. 创新型试点企业虽然在所得税方面获得税率的优惠,但企业所得税仍然是阻碍研发投入的负面因素,可想而知,对于没有享受所得税优惠的企业来说,企业所得税的阻碍研发投入力度将会更大。因此,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适用范围是推行“营改增”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双管齐下的效果将会给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更强劲的动力。但就创新型试点企业的长期发展来看,在“营改增”政策引导下,企业所得税在未来的关注度会持续降低,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保持现有税率水平是可行的。如此,也可有效减小税率普遍降低产生的税收风险。
2. 在“营改增”政策影响下,政府直接补助作为政府支持研发投入的最直接手段发挥的作用正在逐渐削弱,这说明政府直接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引导作用弱于“营改增”的间接引导作用。目前,“营改增”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它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必然趋势,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盲目的直接补助,将资金用于更有利于推动企业研发投入的方面,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对于中部资金相对较匮乏的地区来说政府要酌情处理,一方面利用直接补助的手段保证这些地区企业的研发资金供给,另一方面,加大“营改增”的执行力度,帮助企业形成自己的研发优势。
全国范围内的“营改增”正是即时效应与短期效应共同发挥作用的阶段,我们要谨慎对待已经表现出的研发投入变化,并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社会的各项资源都能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摘要：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的创新型企业为例,实证检验“营改增”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具体通过对“营改增”企业与非“营改增”企业的横向对比,并对“营改增”企业进行自身纵向对比,分析“营改增”给企业研发投入所产生的即时效应和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即时效应对应的研发投入改善,主要源于企业的超常规研发和政府的直接补助,这种改善难以持续;短期效应对应的研发投入改善,则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但削弱了政府直接补助的支持力,总的来看,这种改善在未来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创新型企业,营改增,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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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村实证分析 篇2
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新情况
麻阳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怀化市西北部,地处雪峰山和武陵山脉之间,辖6镇17乡、307个村、14个社区,是全国5个单一苗族自治县、革命老县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2006年,该县启动农村综合改革试点;2008年,该县开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与改革试点前比,麻阳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
(一)时代背景新,新农村建设主题突出
2006年来,新农村建设已成为我国的新主题和时代特征。
1、政治环境新。
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确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2004-2009年,连续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问题,推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新政策。新农村建设春风吹绿了麻阳山山水水。
2、经济环境新。
2006年后,国家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新阶段。农村经济实力稳步增长,农村迎来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国内生产总值:2006年为210871亿元,2008年达到300670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2006年为16629.5亿元,2008年达到24124亿元。从该县情况看:县内生产总值:2004年为11.4亿元,2008年达到23.46亿元;全县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为2.4亿元,2008年达到9.7亿元。
3、社会环境新。
2006年以来,中央一系列惠农新政实施,有效缓解了干群矛盾,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国家层面上:继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直补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后,2009年7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养老金。“普惠式养老金”政策出台将引发一场新的观念和思想变革。从该县情况看:2006年前,干部主要职责是向农民“要粮、要钱、要命”;如今,已变成是给农民“送钱、送技术、送信息”,干群关系进入新的友好期。
(二)体制环境新,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1、民主自治水平提高,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该县开展改革试点来,一是基层自治能力增强,“三公开”、“四民主”机制健全。各村基本上能做到村务、财务、政务三公开,认真落实村民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各项制度,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参与、管理和监督权。二是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目前,大部分村都实施了村干部轮流坐班、便民服务代理和村干部集中办公日制度。同时,把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实效作为民主评议党员干部和考核评优的重要内容。
2、激励机制逐步系统,干部待遇改善。
一是政治待遇提高。推荐优秀村干部参加乡镇公务员公开招考,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选举中,适当增加村干部代表名额,多给村干部话语权。二是物质奖励过硬。每年县财政要拿出4万元,作为村干部工作奖励金,奖金发放按考核结果定,克服了“干好干差一个样”的弊端。三是工资标准提高。从2009年起,保障村干部每人每月不少于300元的误工补贴,对经济困难、工资不能按时到位的村,乡党委、政府及时给予扶助,从财政中拨付适当资金,保证村干部工资及时到位。
3、村干素质稳步提高,服务能力逐步增强。
一是注重从农村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农民工中选拔村干部,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目前,该县村支书、村长的平均年龄为43岁。其中,有一技之长的致富能手占80%,“一村一大”在读学员101人,大学生村官8人。二是重视基层干部的学习培训,农村党支部和党员干部的政治、文化、道德和专业素质逐步提高,依法治村意识显著增强。与干部和党员代表座谈时了解到,在支部的组织下,他们大部分能按时学习。通过学习,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明显改善,素质得到提高。近几年农村“愣、横、硬”的干部少了,在调处纠纷时讲政策、讲法律的多了,较好地维护了农村稳定。
4、保障制度初步建立,缓解村干后顾之忧。
一是村干部“三保险”制度初步建立。县、乡、村三级共同努力,通过“县财政拨一点,乡镇、村集体支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为村主要干部进行人身、财产、养老金“三保险”。二是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和离职补偿制度初步建立。对符合“四项条件”的离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乡党委按每人每月基础工资+工龄工资模式进行生活补助,每年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到位。对生活困难的离任村干部,乡党委采取相应措施,帮助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对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离任村干部,及时列为低保对象。
(三)经济基础新,基本运转有保证
1、农村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
一是该县乡镇管理新机制更加精简高效,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新机制更具活力。截至2008年底,该县规模集约土地12万多亩,组建农业生产型公司24家,建立优质水果、无公害蔬菜、优质油茶等现代农业生产基地26个、示范点8个,实现农产品销售收入1千多万元。二是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将更多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带到了农村,进入了农村基层组织范围。
2、财务纳入预算,基本运转有保障。
2009年,县财政预算按村4万元、社区6万元的标准执行,两项运转资金共1316万元。全县实行“村财乡管村使用”管理办法。乡镇负责对村级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村级财务收支一律在当地张榜公示,村级资金实行包干使用,各乡镇不得平调,村财政补助结余资金,接转次年仍归村使用。
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原因
(一)基层组织财力削弱
基层组织财力削弱,严重影响组织功能发挥。主要原因是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财力大幅度削弱。自2009年,县财政虽然通过转移支付,每村安排了4万元,但也只能维持村组干部工资、五保供养、办公经费等公共行政性支出,村级办公经费紧缺,财力十分薄弱。从该县情况看:一是村级组织无财源,“无钱办事”问题突出。税费改革后,村集体失去了“三项提留”这个唯一的财源,集体经济几乎消失。该县307个村级组织,目前只有5个村有点小规模的集体经济,每年有万元左右的租金或果园收入,其他村名义上还属集体的林场、园艺场,已经长期租赁给个体经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该县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中,集体资产分得太干净,大部分村集体经济呈现空白状态。二是经济基础薄、负债面大。该县85%的村负债,少的几千元,多的达几十万元。近几年,有的村大搞超越村集体财力的修路、搭桥等公益活动,有的是为应付名目繁多的达标升级检查或解决村干部误工补贴,纷纷向银行或社会高息借贷,使村集体背上沉重债务包袱。近年来,该县虽然实施了“村财乡管”的改革,但各乡镇迫于“普九”等各项达标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压力,不得已从村级经费中“抽血”,使很多村变成了“账上有数、实际无钱”。因没有村级集体积累,村干部很难在村级公益事业上有所作为,不能兑现当选承诺;举债建设,又会被债务逼得苦不堪言。迫于各种压力,个别村擅自作主,变卖为数不多的集体财产、集体山林和荒山荒坡,给村级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例如,三角坳、蛮溪等村举债修路,至今还留下10多万元债务;新场村上届班子,贷款发放误工费。在村现有的财力下,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还要办实事,往往造成确保“硬件”运转、压缩软件支出,基层组织受经费制约相当严重。
(二)基层组织运转困难
少数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繁重,基层组织运转十分困难。究其原因:一是村干部报酬低,工作积极性不高。据调查,2008年该县村支部书记、村长的年误工费平均为4000元,联络员、计生专干在2500元-3000元,远不及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二是组织工作难度加大。改革试点开始后,农村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地矛盾、劳资纠纷增多,基层组织的利益协调、矛盾化解难度增大。一方面,除农村留守队伍外,为农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土地流转,使乡村增加了大量的投资者和各色管理服务人员,管理对象更为复杂。另一方面,在信息、交通上日益开放的环境中,意识形态多元化,市场经济和各种负面影响不断加深,部分人“三观”畸形,道德沦丧,逆反心理大、对抗心理强,政治教化难度大。三是部分村组织威信低、凝聚力下降。基层组织以前在发展生产方面有失误,村民对村干部失去信任。前几年,乡镇组织号召大家养长白兔、种西瓜和柑橘,因种种原因,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血本无归。组织权威受影响,基层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三)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偏低
村干部素质低,难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一是部分人政治素质低,工作不讲原则。在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方面,一些村干部政策观念和法制意识淡薄,工作随意性大。在决策执行中出现层层打“折扣”现象,结果是群众“有一半听不懂”、“听懂的有一半不会做”、“会做的有一半没效果”。例如,板栗树乡某村干部,在计生检查和调处林权纠纷工作中,一边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一边通知计生对象外逃和鼓动闹事村民上访,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二是业务素质低,工作无作为。有的村干部领导能力偏低,带领群众发展经济上无作为,乡村几十年面貌依旧。当前农村的新形势和任务,需要的是“复合型”新干部。而我们的村干部,有的“双带”能力不强,既无市场经济头脑,又无一技之长,家庭经济无特色,甚至走在群众后面。在的村出现民富村贫、群众富少数党员干部贫、物质富精神贫的现象。如岩大门、千拱坪等村,几十年变化不大。三是综合素质低,科学文化知识缺乏。部分村干部对现代科技、市场规律了解不多,难以适应农村新形势、新任务,工作无法打开局面。该县307个村,全部建有农村远程教育终端站,但因干部素质低,虽进行了专门培训,但大部分村、大部分功能没有人会使用。他们仍习惯于专家手把手教,不会利用终端解决问题。四是队伍老化,人才缺乏。当前,该县村支书、村长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了1/3,年龄在70岁以上的有3人。大部分年轻、有能力的人都走出本地寻求更大的发展,老、小、丑、懒、穷等人员都留在了农村,农村人口出现空心化、老龄化倾向,基层组织建设后继乏人,党员老龄化,组织弱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拖冲乡千拱坪调研时发现。该自然村13户村民,只有3户留有老人看家。
(四)管理落后效率低
当前,该县基层管理的观念和方式比较落后,工作效率低。一是管理观念落后。大部分村干部仍然守着计划经济时的管理观念。习惯搞行政命令和经验式管理,习惯传统的“种、管、收”、“催、征、罚”的工作方法,没有把工作重心转变到依法行政上来,定位到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治理村组事务上来;没有定位到研究市场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供销配套服务上来;没有定位到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上来。二是管理方式落后。该县自然村之间交通、通信条件差,村民居住分散,不少村的日常管理还停留在“交通基本靠走,安全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的落后状态。当前,农村基层工作内容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干部由以领导为主向以服务为主转变,由行政命令向说服教育转变,由一般号召向示范引导转变。在村一级这种变化更直接、更明显,基本上是“群众动嘴,干部跑腿”。但某些村干部没有适应这种转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工作方法因循守旧,工作效率极低。
(五)工作作风漂浮、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一是作风漂浮。有些村干部工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如县委、县政府要求夜访农家,收集群众意见,为群众排忧解难。有的干部闭门造车,把杜撰数据和情况报上去,根本没有深入下去。林权改革要求把政策送到每家每户,将测绘资料公示,有的至今束之高阁。二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据群众反映,个别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在项目引进、财产处理、低保医保等工作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败坏了党和政府形象。主要原因是基层公共权力运作的内容不断增多,对运作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
三、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建议
(一)结合发展抓党建,联系致富抓管理
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麻阳县漫水村注重把组织建设结合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过程中。该村生产发展,村民富裕。他们每年对文明村民进行表彰,给村民分红。2008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到3916元,比该镇平均水平高出千多元。楠木桥村多次组织村民听省农大专家举办种植技术讲座,使柑桔、马铃薯等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同时,他们还组织劳务输出,年创收近百万元。这些村基层组织建设生气勃勃,村民十分拥护。二要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建立职能明确、权责一致、运转协调的基层管理体制。特别是要注重选好配强书记和村长。如漫水村田书记,不仅组织建设成绩显著,还向上争取资金980多万元,完成防洪大堤、希望小学等30多项工程,新农村建设成就斐然。三要开展党建主题活动,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要以提高党支部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为目标,使支部身边有党员,党员身边有群众,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切实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党组织输入新血液,解决党员老龄化和青黄不接的问题,巩固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二)瞄准实践需要,狠抓队伍建设
一要选好干部。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的选拔政策是深得民心的,但在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方面,还必须加大力度。全县1200多名村干部中,只有8名大学生村官,每年只有2个公招名额,远远不能满足基层组织发展的需要。二要育好干部。加强对农村干部的培训,重点是转变观念,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依法办事和发展经济的能力。要用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农村党员干部培训基地”,坚持分级培训原则,务必落实好干部培训规划。三要用好干部。一方面,在大学生村官使用上,上级组织要加大引导支持力度,构建系统支持平台,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树立典型。通过及时发现、及时总结、及时推广基层干部中涌现的优秀党员、优秀村干部,从正面引导广大党员强化宗旨意识。
(三)完善管理机制,切实提高干部执行力
一要完善考核体系。考核评价体系要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和谐稳定作为考核村领导班子绩效的重要内容。二要明确要求。制定下发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消除错误观念。搭建各级各部门共建平台。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全县关注热点,突出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点。三要强化基层组织工作责任。乡村两级的书记要切实担负起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党建工作时刻拿在手上,列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在统筹兼顾基础上,保障党建工作经费,真正做到有钱办事、有人办事、有章理事。四要完善农村社区管理机制。农村社区化建设步伐要进一步加快。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关键要健全维护农民权益机制,拓宽农村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做好农村信访工作,加强基层调解,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四)理清发展思路,加强财源建设
一要完善机制保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党费补助力度,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村干部报酬和养老保险、党员干部培训资金保障机制。目前,应着重扩大村干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退休生活补助标准。村支书、村主任连任10年30元、15年60元的月生活补助加基础工资的退休补贴标准太低。二要重点探索集体财源建设路径。解决好“三农”问题,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快农村发展,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鼓励、带领群众致富的同时,基层党组织必须抓好村级集体经济。南街村、华西村的例子证明:只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农村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三是要瞄准市场抓调整。基层组织必须看住市场抓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结构调整,力争把品种调优、规模调大、层次调高、机构调活,走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发展的路子,走现代农业的发展路子。四要结合实际建特色。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农业专家型人才,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因地制宜,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地方特色,走科技兴农道路。
(五)清偿债权债务,减轻基层负担
一要强化减债措施。严格管理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坚决制止新的债务增加,稳妥做好划转分摊工作等,力争消除困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沉重包袱。二要专项清理村级债务。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要有针对性地制定有关政策,该清偿的清偿,该剥离的剥离,该核销的核销。村办企业造成的债务,不能让农民偿还;借村委名义贷款个人使用的,由个人偿还;至于哪些与农民生产有直接关系、农民从中受益项目留下的债务,如农业综合开发等,还应该由农民承担。对此,要制定具体政策,抓好债务清欠工作,使村“两委”班子能够“轻装上阵”。
(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一要坚持教育、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以树立理想信念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弘扬求真务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的作风。二要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全面推进政务、村务和党务公开活动。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以维护农民权益为重点,围绕党的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
摘要：进一步加强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针对农村综合改革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发展抓党建、联系致富抓管理,瞄准实践需要、狠抓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积极完善管理机制、切实提高基层干部的执行力,理清发展思路、加强基层财源建设,清偿债权债务、减轻基层组织负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试点村实证分析 篇3
新农保是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 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 并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新农保借鉴了目前城镇职工统账结合的模式, 建立了农民个人账户和基础养老金帐户, 新农保在支付结构上分两部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 个人帐户养老金由农民个人支付和政府补贴公共组成。[1]根据国务院新农保试点的指导意见, 辽宁省于2009年11月17日发布了辽宁省开展新农保试点的指导意见, 之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新农保试点经办规程, 辽宁省确定建昌县、建平县、西丰县、义县、清原满族自治县等8个县为新农保试点县, 试点覆盖面为全省10%的县。
二、农民的投保能力分析
农民个人投保能力是开展新农保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一般来讲, 年交保费的金额应该低于农民当年的收入与支出的差额, 以2008年为例, 辽宁省农村家庭人均总收入是9346.41元, 减去人均总支出8289.68元, 余额是1056.73元。当然考虑到16岁以下, 59岁以上的农民不需要参加保险, 它的可支配余额可以提供给家庭中其他成员参保, 那么参保农民的人均投保能力要高于1056.73元。按照当前辽宁省当前设定的缴费标准, 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 一般的农民还是有投保能力的。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中央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 农民的收入水平会进一步的提高, 投保能力也会不断的增强。可见, 这次新农保方案的实施, 农民还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 可行性还是较强的。
三、政府资金筹集能力分析
1.基础养老金筹集
这次新农保和老农保最大的区别的是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 改变了老农保仅由农民个人缴费的局面, 并且新农保的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基础养老金完全由政府补贴, 具体的补贴方式是, 省级以上财政补助80%, 其中国家财政补助50%;市、县两级财政补助20%, 其中市级财政至少补助10%。可见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是采用四级财政共同分担, 按比例补贴的方式进行。由统计年鉴数据, 2008年末辽宁省的总人口数为4246.1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数是2126.3万人, 农业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为50.0%;60岁以上的人口数为657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为15.47%;那么可以估算出60岁以上的农业人口数为329万人。
按照同样的估算方法, 我们可知, 2008年末锦州市总人口为310.19万人, 其中60岁以上农业人口数为33.01万人, 如果都获得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 那么, 锦州市每年需要补贴的基础养老金是2178.47万元, 占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0.62%;义县是锦州市新农保的试点县, 2008年末义县总人口数为43.95万人, 其中, 60岁以上农业人口数为6.10万人, 如果60岁以上农民都获得基础养老金每月55元, 那么义县每年需要补贴的基础养老金金额是402.65万元, 占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是2.65%。
从省、市、县三级财政对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情况来看, 省、市补贴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0.48%和0.62%, 还是相对可以接受的。但是县级补贴占县级财政收入的2.65%, 这对义县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一般的县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财政压力的。
2.参保人缴费补贴
政策除了基础养老金的补贴外, 还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 新农保政策要求市、县两级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 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 以锦州市义县的试点为例, 当前是按照每人每年30元的标准给予参保人缴费额补贴的。如果按照市、县两级政府同比例分配的话, 市、县两级政府对参保人每人每年需要补贴15元。通过估算锦州市和义县16-59岁的人口数, 我们可以分别估算出两级财政需要补贴金额数。由统计年鉴数据可知, 2008年末锦州市的总人口数为310.19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数是199.97万人, 农业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为64.47%;2008年末锦州市15岁以上人口数为272.87万人, 18岁以上人口数为262.6万人, 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数为51.2万人, 由此可以估算出锦州市16~59岁的人口数约为218.25万人, 根据农业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可以得到锦州市16~59岁的农业人口数为140.70万人, 如果所有农业人口都参保的话, 锦州市财政每年需要给参保人的缴费补贴是2110.46万元, 占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是0.60%。具体结果见表1。
采用同样的估算方法, 我们可以计算出, 2008年末义县总人口数为43.95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数是36.96万人, 农业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为84.10%;2008年末义县15岁以上人口数为38.66万人, 18岁以上人口数为17.21万人, 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数为7.25万人, 由此可以估算出义县16~59岁的人口数为6.1万人, 根据农业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可以得到锦州市16~59岁的农业人口数为26万人, 如果所有农业人口都参保的话, 义县县财政每年需要给参保人的缴费补贴是390.08万元, 占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是2.57%。具体结果见表1。
从市、县两级财政对缴费的补贴情况来, 补贴资金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是逐渐提高的, 市政府补贴占本级财政收入的0.60%, 如果加上对基础养老金补贴的0.62%, 总补贴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1.22%, 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此外, 县级缴费补贴占县级财政收入的2.57%, 这个比例还是有些偏高的, 再加上对基础养老金补贴的2.65%, 总补贴占当地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5.22%, 这个补贴比例对县级财政来说还是较高的。
资料来源:辽宁统计年鉴、锦州统计年鉴;部分是由基础数据推算得到的。
3.集体补助
新农保的基金筹集政策中还包括集体补助, 即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 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但是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 村集体的资金来源非常有限, 尚不具备条件给予投保人资金补助。所以大部分地区的集体补助资金还是缺失的。
四、投保收益的激励能力分析
对于60岁以上的农民来说, 无需资金投入就可以直接获得政府每人每月55元普惠式的养老金, 只是要求他们的子女必须参加投保, 所以这部分农民的参保热情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于一般的16~59之间的农民来说,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要考虑自己经济状况、政府补贴和投保收益等方面的因素, 所以, 新农保的投保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投标人的参保热情。按照政策规定,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再加上55元基础养老金。现有的投保标准是每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 农民可以在5个档次中任选一档交费, 加上政府的每人每年30元的缴费补贴, 累计缴费要求达到15年。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们可以推算出各个缴费标准15年后的到期养老金获得情况 (表2) 。从表2看出, 5个缴费档次下, 到期每人每月可获得养老金金额分别是69.03元、79.82元、90.61元、101.40元、112.19元;如果按年计算的话, 则分别是828.36元、957.84元、1087.32元、1216.8元、1346.28元, 从缴费收益来看, 100元档次的收益最高, 到期年养老金是初始缴费金额的8.28倍, 其他档次收益逐渐降低。
上述分析没有考虑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因素, 即使考虑利率的因素, 如果减去通货膨胀的话, 还有可能出现负利率, 所以该分析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从分析结果来看, 由于投保标准较低, 每人所得养老金的金额偏少, 如义县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479元, 通过上述计算每人每年所得的养老金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1/3~1/2左右, 虽然对农民的养老会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数量较少, 养老的作用就比较有限, 对一些农民来讲, 吸引力就不强, 再某种程度好上会影响一些农民的参保热情。[2]
五、结论和建议
综上分析, 通过测算新农保政策要求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数, 结合政策规定的省、市、县三级财政的补贴标准, 在假设辖区内全体农保都参保的条件下, 我们对新农保的基金筹集能力进行了分析,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 从农民的投保能力来看, 大部分农民还是有一定的投保能力的, 新农保的参保标准还是低于辽宁省农民现有的收入水平的, 只要农民意识到参保的重要性, 大部分农民还是可以参保和有能力参保的。
其次, 从基础养老金的筹集能力来看, 如果全部农民都参保的话, 省、市、县三级财政对基础养老金的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是0.48%、0.62%和2.65%, 级别越低的政府需要的补贴投入越多, 县财政2.65%的比例还是有些偏高, 会给县财政造成一定的压力。
再次, 从缴费补贴的情况来看, 市、县两级财政对参保缴费的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是0.60%和2.57%, 也同样表现为级别越低的政府需要的补贴投入越多。综合基础养老金补贴和缴费补贴, 省、市、县三级财政对新农保的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是0.48%、1.22%和5.22%, 可见, 县级财政负担还是很高的, 尤其对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县来说, 它的承受能力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第四, 从农民投保的收益能力来看, 5个缴费档次, 缴费15年, 到期每人每年可获得养老金分别是828.36元、957.84元、1087.32元、1216.8元、1346.28元, 分别是缴费本金的8.28倍、4.79倍、3.62倍、3.04倍、2.69倍, 第一档次的收益最高, 以后依次降低。另外, 到期每人每月可获得养老金分别是69.03元、79.82元、90.61元、101.40元、112.19元, 每人月得养老金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虽然对农民将来的养老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作用还是相对有限的。
由于辽宁省新农保还处于试点的初期阶段, 在政策、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尚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为此, 首先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在当前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情况下, 新农保是一个有效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惠民政策, 虽然现有的养老金水平较低,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对新农保的进一步了解, 相信无论补贴和投保水平都会得到较大的提升。[3]其次, 加强宣传, 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 由于新农保处于刚刚推行阶段, 农民对政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对投保的收益了解还不够详细, 在推行中加强宣传, 可以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和投保热情, 提高参保率。再次, 在政策的完善中, 应适当的调整各级财政补贴的分担比例, 县级财政负担过高, 一方面会对县财政造成很大压力, [4]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县级开展新农保的积极性, 不利于新农保的有效开展。第四, 适度增加缴费档次, 按现有的缴费档次, 到期养老金的数额非常有限, 养老的作用不是非常显著, 应根据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 设置更高的缴费档次, 供有条件缴费的农民选择, 从而提高保费的水平, 更有效的解决养老问题。第五, 加强经办机构建设和提高经办人员素质, 这样既可以很好的宣传新农保, 把国家的惠民政策真正普及到农村去, 也可以为农民解决参保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从而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5]
摘要：新农保改变了过去老农保仅由个人缴费的筹资方式, 而采用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 论文结合辽宁省新农保试点的实践, 从农民的投保能力、政府的基金筹集能力、投保收益等方面, 对新农保的基金筹集能力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农保,基金筹集,补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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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景山, 张庆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行中的难点及对策探讨[J].辽宁经济统计, 2010,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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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邓大松, 薛惠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行中的难点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 2010, (01) .
试点村实证分析 篇4
(一) 黄河三角洲概况
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南部黄河入海口沿岸地区, 包括东营、滨州和潍坊、德州、淄博、烟台的部分地区, 共涉及十九个县 (市、区) , 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 占山东省总面积的1/6;总人口约为985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近1/10。该区域土地资源优势突出, 地理区位条件优越, 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生态系统独具特色,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 具有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良好条件。
开发黄河三角洲是山东人的“跨世纪之梦”, 早在1993年就进入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1997年被列为全省两大跨世纪工程之一, 以2001年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和2006年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为标志, 发展高效生态经济成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主攻方向。直到2009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 黄河三角洲发展的“排头兵”——东营市概况
1.东营的中心城市地位
综观“蓝、黄”两个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涵盖了6市19县,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也涵盖7市51县, 黄蓝两大战略在东营叠加融合, 东营作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主战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前沿城市, 在两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
从自然条件来说, 东营市海岸线长413公里, 滩涂和浅海面积近6000平方公里, 生物资源丰富多样。另外, 东营岩盐资源储量5900亿吨, 卤水资源储量9.5亿立方米;地热资源富集, 可采热水储量750亿立方米。胜利油田80%的石油地质储量和85%的产量集中在东营市境内, 可以说, 无论从土地储备、资源存量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具备了深度开发的基础和实力。
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 “十一五”期间, 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综合实力显著加强。初步统计, 2010年东营市生产总值达到2360亿元, 比2005年翻一番, 年均增长14.4%, 工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经济效益大幅提高, 地方财政收入104.88亿元, 是2005年的2.7倍, 年均增长22.2%, 城市综合竞争力列全国第25位。
2.东营市发展循环经济具有良好的基础
一是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为加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 东营市政府成立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领导小组, 实行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召开例会, 分析形势、部署工作、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加强规划指导, 完善政策体系, 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意见》《东营市节能降耗考核办法》等政策文件, 对循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逐步提高。东营市积极组织综合利用项目认定, 帮助落实减免税政策, 加强认定企业的监督管理, 有力地促进了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目前已认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41家, 年免税额达8000万元, 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
三是循环经济产业链初步创立。工业方面, 重点培育了“石油化工循环链条”、“林、浆、纸一体化链条”等8大循环经济链条以及“电解阳极泥深加工回收稀贵金属”、“海水一水多用”等25个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农业方面, 积极推广种植、养殖、能源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
二、循环经济在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中的战略定位
(一) 发展循环经济是黄河三角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目前, 黄河三角洲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形势比较严峻。从资源状况看, 当地水资源贫乏, 人均占有量仅为314m3, 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2%;当地土地资源丰富, 但成土时间短, 土壤类型多以盐化潮土、盐土为主;矿产资源除石油、天然气和卤水资源较丰富外, 其他矿产资源极为贫乏。从环境状况看, 黄河三角洲区域环境污染突出, 目前, 多数河流受到严重污染, 油田开发及地方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局部的大气污染都比较严重。
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形势, 黄河三角洲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 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减少资源利用量及废物排放量, 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发展水平, 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二) 发展循环经济是黄河三角洲迎接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
从国内区域竞争来看, 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来,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和产业振兴规划, 从“长三角”、“珠三角”、津唐沿海开放带到辽宁沿海开放带, 形成了从南到北、由点到面、由线到带的开发开放新格局, 区域竞争日趋激烈, 各地都在竞相发展, 态势咄咄逼人。因此, 黄河三角洲应抓住建设高效生态经济区这一难得机遇,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基地和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 成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增长区域。
从国际贸易壁垒来看,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 已是不可逆转的国际趋势,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 与环境相关的绿色壁垒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为了避免绿色壁垒对外贸出口的不利影响, 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提供符合环境标准的产品, 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 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内在要求
高效生态经济是指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型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产业类型上, 形成由清洁生产企业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在产业布局上, 形成由若干生态工业园区组成的生态产业群;在生产工艺上, 做到无废或少废, 实现生产过程再循环、再利用, 最终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系高效运转, 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立足山东半岛城市群, 依托环渤海, 面向东北亚,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基地和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 成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增长区域。可见, 循环经济是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内在要求。
三、东营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模式
(一)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1.绿色种植业
实施引进、试验、示范、繁育与推广工程, 推广立体高效农业、生物质能多层次利用和多能互补等技术, 积极发展耐碱、耐旱、节水、优质、高产、生态、安全种植业。目前, 东营市已经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21.5万亩。东营市应积极推行“上农下渔”模式和枣粮间作模式, 同时, 重点推进荒碱地治理与高效种养、绿色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绿色控害技术综合运用和农业机械化。
2.生态畜牧业
发挥东营市牧草资源丰富的优势, 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奶牛、肉牛、肉羊、肉鸭等畜牧业, 加强动物疫病防治, 建成一批特色养殖基地。规划改良天然草场和规模较大的饲料粮种植区, 配套建设畜禽加工和生产安全保障设施, 支持现代畜牧业示范园建设。目前, 东营市已建成奶牛规范化养殖小区120处、肉畜规模养殖基地1569处。垦利县以创建全省畜牧大县强县为目标, 从畜牧龙头企业培育、新技术新品种引进等方面入手, 积极探索完善高效生态发展模式, 实现畜牧业的循环可持续发展。
3.现代生态渔业
坚持海水养殖、海洋捕捞、水产品加工和海产品专业化市场建设梯次推进, 培植“苗种繁育—生态护养—精细养殖—精深加工—海洋生化—产品运销”的循环渔业产业链条。目前, 东营市已制定了“30万亩现代渔业示范区发展规划”, 通过利用区内丰富的浅海滩涂资源, 大力培育和引进高产优质的海淡水养殖新品种。
(二) 发展循环型工业
1.企业内部资源循环利用
企业的生产活动是经济系统中的废弃物产生的源头, 循环经济在这一层次的依托是清洁生产。东营市按照企业自愿审核与强制审核的原则,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意识, 引导企业自愿进行清洁生产审核。针对重点企业, 组织强制审核, 使清洁生产工作全面推开。目前东营市已有21家企业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
2.企业之间资源循环利用
企业在生产中所产生的废弃物并不一定能为自身生产所回收利用, 依照工业生态学的观点, 经济系统中存在着工业生态群落, 行业部门之间存在着“工业代谢”关系, 即一个企业的废弃物可被另一个企业作为生产原料, 生态工业园就是根据这种原理建立起来的。东营市积极推进“1320”工程, 其中的“3”代表着3个循环型工业园区, 包括东营经济开发区、胜利工业园区和垦利经济开发区。胜利工业园区着力打造循环经济品牌, 已经初步形成了石油装备制造、石油精细化工、机械配件、精密铸造等4个循环经济产业链。垦利经济开发区在入园项目选择上, 坚持凡是与“上下游”企业能够形成产业链的项目, 优先批办和进园, 实现园区内企业共生耦合、资源共享的代谢生态链。
(三) 发展环境友好型服务业
1.生态旅游业
东营市旅游资源主要由以黄河入海口湿地生态为主的自然景观, 以石油为主体的现代工业景观和以孙武故里、古齐文化为主题的历史人文旅游资源三大块构成。生态旅游占主要部分, 并且把生态旅游区发展作为带动全市旅游业发展的龙头。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重点开发建设区域, 被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是山东省规划的五大重点旅游区, 已入选“中国六大最美湿地”。
2.现代物流业
现代物流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服务行业, 在全球经济范围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东营市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 东濒莱州湾, 西与滨州接壤, 北临渤海, 南与淄博、潍坊毗邻, 可以和东北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东南沿海经济带相连, 是山东半岛两大经济区及黄河经济带和环渤海经济圈与京、津、塘的结合处。东营市依托交通枢纽、中心城市和重要货物集散地, 完善物流基础设施, 重点建设临港物流基地, 形成多层次、开放式、社会化的物流体系, 建成环渤海南部的区域性物流中心。
(四) 发展环保产业
1.农业无害化发展
一是在“黄三角”农村地区进一步推广“一池三改”工作, 形成“饲草种植和加工—奶牛养殖—牛粪发酵制取沼气—沼液、沼渣生产有机肥料—有机肥料还田”的良性循环生态农业, 从而有效地解决秸秆焚烧、畜禽养殖粪便污染等问题, 真正实现“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农业生产无害化”的目标。二是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黄三角”地区土地资源丰富, 农作物秸秆产量巨大。东营市积极推广秸秆直接还田、秸秆气化和秸秆生产食用菌等模式, 进一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2.城市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产业
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其产品可能来自于其他区域, 要实现一个城市的循环经济, 除了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再使用原则外,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城市产生的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东营市以城镇、工业园区为平台, 实行产业集聚发展、企业集中布局、污染集中处理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积极建设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产业。目前, 已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3座,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64.2%;拥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5个, 无害化处理率94.81%。
四、深化东营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策略
(一) 大力发展交通, 为循环经济建立良好的运营环境
随着东营市发展步伐的加快, 交通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 闭塞的交通框架越来越不适应东营市经济外向型发展的需要。
重点推进“三路”建设。即建设荣乌高速公路、黄骅—滨州—东营—寿光—大家洼铁路和德州—滨州—东营—龙口铁路。加快推进“两港”建设。一是东营海港, 以促进临港物流和临港工业发展为目标, 提升综合功能和扩大吞吐能力为重点, 积极推进万吨级散杂货泊位和液体化工品泊位建设。二是广利港, 加快集渔港、商港和旅游港的一体建设。加快东营机场4D级标准扩建。完成跑道加长、增厚工程, 新的航站楼尽快投入使用, 使机场能停靠大型客机。
(二) 发展蓝色经济, 为循环经济培育广阔的涉足领域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应与发展蓝色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黄河三角洲地区约占山东省总面积的1/6, 是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北翼的主体组成部分, 海洋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 拥有打造蓝色经济的明显优势与潜力。首先, 要促进海洋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加快构筑规模大、素质高、竞争力强的高效生态蓝色经济体系;其次, 重点发展海洋产业如海洋化工业、海上风电产业、船舶制造业, 着力发展临港产业、海洋渔业、生态旅游业等, 合理高效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和黄河资源。
(三) 加强宣传教育, 为循环经济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
加强循环经济理念的宣传, 循环经济建设需要政府的倡导、企业的自律和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 通过媒体宣传、培训学习、会议交流等多种形式, 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宣传, 使政府官员、企业主管、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业人员以及平民百姓逐步接受循环经济观念、理论和方法, 提高全民的资源与环境意识, 树立同环境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共识, 使循环经济的理念贯彻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公众消费的全过程中。
参考文献
[1]东营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实施方案[EB/OL].山东省经贸委网站, 20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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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国强.以循环经济的模式建设生态城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比较分析 篇5
一、房产税与其他相似税种的区别
房产税是以房产为征税对象,依据房产的计税余值或房产租金收入,向产权所有人或经营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1986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房产税征收范围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税对象是房产,计税依据是以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30%后的余值,税率为1.2%,具体减除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的,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参考同类房产核定;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作为房产税计税依据,税率为12%。房产税按年征收。该条例将房产税税基定为按房产原值进行确定。
此次两地试点的房产新政较之原来的房产税暂行条例,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原条例中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一律享受税收优惠而免征房产税,现在对个人拥有多套非自住房特别是高档大户型住房取消房产免征优惠,按适当税率征税。二是,对于纳税主体而言,之前在房产保有环节是没有成本的,但如今除了交易环节,在房产保有环节也需缴纳税款。三是,针对这部分高档房计征的房产税其计税依据不再是房产原值而是市值,所以如果房价上涨,每年缴纳的税款也会随市值相应增加。
房产税同之前一直被关注的物业税是有区别的。物业税主要是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产权所有人或承租者在保有环节就不动产的市值每年缴纳一定税款。物业税开征的基本框架是,将现行的土地出让金、房产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税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并使物业税的总体规模与之保持基本相当。但是,由于物业税是一个新的税种,开征物业税需要通过复杂的立法程序,政策成本和时间成本较高。而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特殊的运行机制决定了物业税开征将涉及到土地使用制度、市场调控手段、住宅建设方式等方方面面,真正实施起来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现如今上海和重庆试点征收的房产税,某种程度上是简化了的变相的物业税。
二、房产税改革试点原因探析
1. 进一步遏止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保障房地产市场安全
房产税兼具直接税与间接税双重属性,税收转嫁形成税负,使得经济税负人的福利受到影响,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承担税负的人将会由于税收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从而产生综合的社会经济效应。房产税的税率税基、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的变化都会产生价格变迁,通过价格机制的传导作用,对房产价值或者房产租金产生影响。征收房产税后,相当于房产价格上升,因而从房产作为资本品的角度来看,将会在房产资本投入和其他资本投入之间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和有效配置资源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加大房产保有环节的税负,增加房产的空置成本,从而鼓励合理购置住房,限制房产投机行为,促进房产市场健康发展。通过开征房产税还能够减少房屋空置率,调节我国土地的使用,减缓人地矛盾。
2. 调节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尽管我国当前的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GDP这个更有价值的指标来看,城乡差距、行业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发展差距等几方面构成了中国人均GDP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国际上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擦黑局的警戒线。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此外,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我国居民收入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从统计数据看,1993-2007年,居民部分的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至37.74%,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由11.68%增加至14.81%,企业部门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与我国高达两位数的GDP增速形成鲜明反差。同时,在企业内部的各行业间,也出现了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的趋势。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10倍,并且这种收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目前我国行业工资水平差距已超4.88倍,而国际公认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作为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房产税改革最主要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调控房价,更深层次目标是公平市场竞争,调节收入分配。国际上财产税是调节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税种。此次房产税试点本质上是一种财产税,政府针对高档大面积房产征税,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税改将少数人过度集中的财富收归国有,然后再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等重新分配,限制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改善收入分配不均。尤其重庆实施的两档税率,以房产市值为征税基础,体现了量能课税的基本原则。
3. 增加地方税源,完善地方财政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十几年来成效显著,但由于地方政府缺少稳定的自主税源,加上各级政府支出范围界定不清,“卖地、举债谋发展”成为不少地方通行的做法,在近两年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更是愈演愈烈,由此带来了资源日益枯竭、债务规模膨胀等新的执政隐患和治理风险。
从这个角度分析,开征房产税有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增加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的考虑。房产税有利于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好地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让中央和地方最大受益。开征房地产税,可以使地方政府得到一种大宗、稳定的支柱税源。目前,房产税在全国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较低。2009年,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920.97亿元,房产税完成803.64亿元,两个税种占地方本级收入的比重仅为5.3%。与国外相比,我国现在的房产税收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少;国外房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5%~30%。
三、国外房产税的实践和启示
美国对土地和房屋直接征收房地产税,税基是房地产评估值的一定比例(各州规定不一,从10%~20%不等)。征税对象主要是居民住宅,收入中95%以上由地方政府征收,税法由各州制定,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不动产税率不同,平均为1%~3%。对房产税的减免主要是对自住房屋给予减免税,通过减少税基或低估财产价值来实现。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的个人收入增长了28%,中等价位房的房价增长了48%,而美国房产税的同期增幅是62%。在美国政府拿走房产税后,这些税款都用于改善教育、治安、环境上,进而促使房产自然升值,形成良性循环。
日本的不动产保有类课税主要由物业税和都市规划税两部分组成。物业税是地方税,日本《地方税法》规定,物业税征收对象涵盖土地、建筑和折旧资产(如机械设备等)三类。在房地产领域,物业税征收对象主要是土地和建筑两个部分。物业税的课税依据是按征税对象的市场价值计征的,每三个基准年度进行一次交替评估。目前,日本的物业税标准税率为1.4%,都市规划税的税率上限为0.3%,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实际税率略有差异。物业税在日本地方财税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如2005年和2006年的物业税税收分别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45.3%和42.5%。日本针对物业税和都市规划税也有相应的减免制度,如根据住宅用地面积大小、建筑新旧程度不同均可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
英国对物业所有者与租用者征收的税种称之为住房财产税,它是英国目前唯一的地方税,由城市、郡、片区三级分享,是按房产价值征收的一种税。征税对象是居民住宅,住宅房产的价值由国内收入署的房产估价部分评估,每5年重估一次。英国房地产税税率是累进税率,但各个郡的税级和边际税率均不相同,按房产的价值分为A~H共8个级别,分别征收不同的税率。
综观国外房产税的规定,其计税依据一般为房产的市场评估价值,并由专门评估机构对房产市值定期进行评估,保证房产市值上升,税收相应增加,体现了税收的受益与公平原则。在房产税的使用上,发达国家基本都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征收的房产税都明确用于当地社会福利,诸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通讯设施、环境卫生保护等民生福利。它已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地方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对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方案的比较分析
1. 征收对象的范围
按照重庆方案,重庆房产税征收对象包括:独栋商品住宅,不管存量还是增量;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第二套(含)以上的普通住房。所有存量的高端住宅都将征收房产税,打击投资性购房与高端住宅。而上海的方案只针对新购住房。相形之下,重庆方案更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也能更有效发挥财产税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功能。而上海方案对于存量房的“盲点”在目前房价畸高的楼市下也给未来留下了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2. 税率的确定
这次试点的房产税方案中,重庆方案采取了多档累进税率,对于房价达到当地均价2~3倍的房产,将按房产价值的0.5%征税;对于房价达到当地均价3~4倍的房产,将按房产价值的1%征税;4倍以上,按1.2%的税率征税。上海则是采取了相对简单0.6%和0.4%两档税率,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含2倍)的,税率暂减为0.4%。首先,税率的确定要顾及地区间、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程度以及纳税人的贫富差距和负担能力的差距。多档累进税率可以更好调节贫富差距,体现量能征收的原则,但在实际税收征收过程中征管成本也会相应增大。其次,税率高低的确定也对于平抑房价起到重要作用。如果房产税率过低,房地产价格上涨率高于该比率,则该税率对抑制房地产投机并无实质意义,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反之,如果税率过高,又可能会过度打击房地产市场甚至房地产行业,对于整个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3. 房产税税基的准确计量
两地试点的方案中都将房屋市值作为征税依据,这就涉及到了房产市场价值的评估问题。房产价值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区位、房型、小区环境、周边环境、物业等因素有关,如何动态地评估房屋价值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国目前从事房产评估的中介机构规模小、人员少、公众信任度不高,难以承担巨量的房产评估重任。单纯依靠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也是不切实际的。从长远来看,如何培养一支合格的房产评估人员队伍,建立健全房产评估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另外,当房价评估不合理时,还要建立起相应的申诉程度。
此外,上海方案中涉及到了第二套房产及以上差别对待,这里如何确定一个人真正拥有多少套房产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全国房产情况之复杂,千变万化的户套数、户人数、户人均居住面积等怎样界定?一个家庭内究竟有多少住房?单靠房管部门的数据,恐怕无法实现,更加无法甄别哪些房应该是征税范围。如何强化房产产权登记制度,建立以计算机技术为依托的房产登记、评估、税收征管的信息资料库,加强信息的有效管理和使用是房产税落实中需要切实解决的课题。
4. 税收优惠
上海方案中对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婚姻购房需要及对高层次、紧缺人才的购房需要给予了免征优惠;重庆方案则是对因不可抗力导致房屋毁损给予酌情减免。除了可以直接利用税收减免条款给予税收优惠外,还可以利用计税价值变相给予优惠。如上海方案中实际计税价值为房屋交易价格的70%,而重庆方案中对于存量独栋商品住宅给予180平方米的免税面积,对于新购高档住房给予100平方米的免税面积,在应税面积中予以扣除。这些变相优惠使纳税人能够以相对较平和的心态接受房产税改革。税收优惠把征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照顾到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体现了税收刚性之外的弹性一面。同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调整权限,以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
5. 房产税的用途
房产税应该有合理的用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征收的房产税都明确用于当地社会福利。而此次试点中,上海方案中明确指出对房产税试点征收收入,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重庆方案中尽管没有明确房产税的用途,但考虑到该市正逐步实现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房产税收入想必也会被用于公租房建设,完成其自2010年始3年内实现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的市政规划目标。在政府大量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前提下,市场供给增大,切实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实现住有所居的梦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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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鹏 张雁东.完善我国房产税计税依据的几点建议.当代经济研究.2009.12
试点村实证分析 篇6
一直以来,我国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而营业税的征收是每一次交易都要全额征税,而且增值税纳税人从营业税纳税人购买劳务的营业税又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相比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对货物和劳务统一征收增值税不征营业税相比,我国目前在流转税征管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
“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从税收征管体制上解决目前税制下的重复征税问题,最终实现我国完善税制,结构性减税的改革目标,是当前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2012年8月1日至12月1日逐步扩大到北京、天津、广东等8个省(市),至2013年8月1日,“营改增”试点已在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展开。铁路运输和邮政业于2014年1月1日,电信业于2014年6月1日纳入试点。至此“营改增”试点范围已覆盖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邮政业和电信业。同时,“营改增”为试点企业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减税效果,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自2012年初“营改增”开始试点以来,参与试点的相关企业大部分税负有所降低,纳入试点的行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各级政府和企业对转型升级表现积极。国家税务总局在2014年7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营改增”试点以来,超过96%的试点纳税人税负下降。2014年上半年全国“营改增”减税851亿元,其中385亿元来自试点纳税人税制转换的减税,466亿元来自原增值税纳税人因为可抵扣进项税增加的减税,2012年1月至2014年6月累计实现减税金额达2679亿元。
与此同时,在“营改增”试点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个别行业“营改增”后出现税负不降反升的现象。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交通运输业,原来执行的营业税税率是3%,试点改征增值税后税率变为11%,要保持税负不增加,进项税额抵扣的水平要达到8%,否则税负就会加重,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特别是已做了大量前期投入的旧企业,很难达到如此高的扣除水平。
二、“营改增”对企业纳税筹划的影响
纳税筹划,是指企业在不违反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规划经济行为,对纳税环节、纳税方式等进行合理安排,从而达到减少纳税,减轻税负的目的,研究“营改增”试点企业纳税筹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营改增”的目标之一是减少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进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试点结果也已证明,多数企业通过实施“营改增”都可以得到降低税负的好处,并且由于“营改增”后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税负趋于公平,更有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首先,对于纳入试点的原来缴纳营业税的纳税人来说,不再根据营业额全额计算纳税,而是根据营业额及本行业适用的税率(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的税率为17%、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的税率为11%、提供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税率为6%)计算当期销项税额,把本期购入的货物、服务甚至固定资产中的增值税额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扣除之后的差额作为当期实际应纳增值税额,即理论上只对增值额征税而非全部营业额征税;其次,对于原来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人而言,则扩大了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可抵扣范围,即可以将接受试点企业提供的服务中包含的增值税额作为进项税额来抵扣,在“营改增”之前,这部分税款是以营业税来征收,不能作为进项税额来抵扣。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企业,实施“营改增”试点后税负不降反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试点企业原来执行的营业税税率普遍较低(3%或5%),“营改增”后税率分别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分行业分别适用6%、11%和17%),根据上述增值税应纳税额计算的基本原理: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可知,实际应纳的增值税额取决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两个因素。“营改增”后税率的上升导致当期的销项税额一般会高于原执行营业税时的营业税额。要想“营改增”后税负不增加,就要保证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足够大才行。但部分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取得足够多的进项税额来抵扣,从而导致“营改增”后税负有所上升。如非生产型服务性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固定成本(表现为资产的折旧或摊销)和人工成本较高,而其中的固定成本大多是在“营改增”之前一次性投入的,其进项税不能抵扣,人工成本则不能产生可抵扣的进项税。
三、“营改增”试点企业纳税筹划分析
(一)合理选择纳税人身份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规定,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者在计税方法上分别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应税服务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为一般纳税人,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具体计税办法如下:
(1)一般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是指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
(2)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是指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征收率(3%)计算的增值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试点办法》同时规定: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可以选择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以该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有形动产为标的物提供的经营租赁服务,试点期间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根据上述规定,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年增值税销售额、取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以及所属的行业类型等的实际情况,通过比较税收负担的大小,合理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纳税人,从而控制税负。一般而言,如果能取得足够多的可抵扣的进项税,经测算整体税负不超过3%时,宜选择一般纳税人,否则,选择小规模纳税人比较合适。
(二)充分利用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
《试点办法》明确规定了试点过渡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征增值税、增值税即征即退、实施试点之日前已经享受了营业税税收优惠的,在剩余税收优惠期限内,按规定享受增值税优惠等等。因此,试点企业应根据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税法规定,看本企业是否有符合条件的项目,如果有就要充分利用好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准备相关资料,向税务机关申请享受,以减轻纳税负担。
(三)做到销售额的合理核算
准确核算销售额,是正确计算销项税额和应缴增值税的前提。现在,每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各异,很多企业都涉及跨行业、多品类经营的情况,这些不同行业、不同品类的服务或货物,适用的增值税率可能不同,这种情况下销售额的确定和计算就变得更加复杂。
《试点办法》规定,纳税人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税服务,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不得免税、减税。
因此,对于试点企业而言,应根据企业涉及的不同税率的经营业务“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项目、减税项目和免税项目所对应的销售额,分别按适用的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同时应注意,“分别核算”要求账务核算、合同条款及原始票据三者要相互对应,也就是说不同项目收入的划分要有充分的依据,否则就可能面临“从高适用税率”或者本应享受的税收减免无法享受的税务风险,反而增加税收负担。
(四)做好进项税额的抵扣工作
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多少,是应缴增值税额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充分考虑能够取得的可抵扣进项税并进行筹划非常重要。
一方面,试点企业在购进货物及接受服务环节,应尽可能取得可抵扣的进项税。由于抵扣进项税必须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在供应商的选择上,要尽量选择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并向他们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随着“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可抵扣进项税额的范围有所扩大,企业也要充分利用这一政策带来的好处,进行必要的纳税的筹划,尽量选择可抵扣税额多的方式,从而取得更好的节税效果,如:车辆的租赁费可取得17%的可抵扣进项税,而运输业务外包则可抵扣11%。
另一方面,应注意区分可抵扣的进项税与不可抵扣的进项税并分别进行处理。按照《试点办法》的规定,并不是所有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都可以抵扣,如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就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用于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业服务;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交通运输业服务;接受的旅客运输服务。试点企业就需要对取得的进项税进行分析归类并进行不同的处理,其中可以抵扣的进项税用于抵扣,不可以抵扣的则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否则就可能给企业带来纳税风险。如:企业购入的车辆如果用于生产经营,则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如果专门用于接送员工上下班等员工福利方面则不可抵扣,而如果兼有两种用途,则又可以抵扣。
(五)拆分“营改增”业务成立新公司
对于前期一次性投入比较大的企业,如果这些前期投入是在“营改增”之前发生的,则此类投入包含的进项税无法抵扣,这时可以考虑将涉及的“营改增”业务拆分出来成立一个新公司。新公司发生的前期投入,如车辆、设备等的购置费中包含的增值税就可以抵扣了。比如运输企业在成立时要一次性购置较多车辆,在“营改增”之前,购置车辆的进项税是无法抵扣的,而在“营改增”之前已经购置的这些车辆的进项税也同样不能抵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考虑成立新的运输公司,新公司购置车辆的进项税,就可以进行抵扣,从而解决销项税多,可抵扣进项税少的问题,达到节税目的。
四、结束语
“营改增”作为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关财税体制改革的全局。它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目前营业税制下的重复征税问题,实现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税负,税制更科学、更合理,也更符合国际惯例,为企业做大做强创造了良机。作为“营改增”的试点企业,要深入学习相关税收政策,结合自身在业务类型、营业规模、客户及供应商等实际情况认真筹划、积极应对,进而制定科学的纳税筹划方案,有效降低税收负担,规避纳税风险,最终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摘要：本文从我国“营改增”试点的现状出发,首先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纳税筹划的影响,然后重点探讨“营改增”下如何实施纳税筹划,以企对试点企业的纳税筹划进而降低税负提供参考。
关键词：营改增,纳税筹划,分析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号)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2]71号)
通海县低效林改造试点成效分析 篇7
低效林改造是改善林分结构, 提高林地生产力, 发挥森林效益的森林经营措施。通海县低效林面积16275hm2, 蓄积703720m3, 占全县林地面积的37.89%。但由于人为和自然等因素影响, 导致树种结构不合理、林分质量差、效益低, 林分单位蓄积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严重制约了通海县林业的发展。
2 试点区基本情况
低效林试点区冬瓜园位于通海县四街镇四寨村民委员会二组;海拔2070~2210m, 坡度23°, 土壤亚类为黄红壤。年平均气温15.6℃。改造前树种为桤木, 年龄47年, 平均胸径24.2cm, 平均树高为16.8m, 每1hm2蓄积54m3。
3 改造方式
2~5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6个地块进行块状皆伐, 总面积18.3 hm2;6~7月林地清理、按1m×1.5m株行距规格沿等高线“品”字型整地, 打40cm×40cm×40cm的定植塘;7~8月进入雨季移栽柳杉袋苗, 每1hm2种植30株。10月雨季结束前进行补植补造, 确保当年造林成活率在90%以上。
4 成效分析
4.1 改造成本分析
采伐立木销售收入:118800元;造林支出:96250元;管护费支出:540000元。收支两抵缺口资金17450元, 缺口资金由上级补助解决, 实现收支平衡。
4.2 改造结果分析
2012年3月, 对改造成地块的林分因子进行典型抽样调查, 抽取20m×30m样地6个, 每个小班抽取1个, 其结果为:郁闭度9.5, 平均树高5m, 平均胸径6.9cm, 每1hm2蓄积0.25m3, 1hm2株数28株, 林下植被紫径泽兰覆盖度10%, 殖植层厚3cm。
4.3 经济效益分析
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价, 是指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时按被评估资产的现时重置成本扣减其各项损耗价值确定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价值的方法。此法适用于未成林造林地上的林木资产与用材林幼龄林评估, 即按现在的技术标准和工价、物价水平, 重新营造一片与被评估资产同样的林分所需的资金成本和资金的投资收益 (利息) 利率为6%。经测算8年总收益合计:416164.7元。
4.4 生态效益分析
4.4.1 涵养水源功能。
评价方法:物质量评价用森林生态系统的蓄水效应来衡量其涵养水分的功能。Q=A×J×R, J=J0×K, R=R0-Rg;Q为与裸地相比较, 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分的增加量;A为计算区森林面积;J为计算区多年均产流降雨量。K为计算区产流降雨量占降雨总量的比例;R为与裸地 (或皆伐迹地) 比较, 森林生态系统减少径流的效益系数;R0为产流降雨条件下, 裸地降雨径流率;Rg为产流降雨条件下林地降雨径流率。生态经济价值采用替代工程法计算, 水库单位库容造价为6.1107元/m3。
参数选取:J0:根据通海县10年平均降雨量, J取800mm。K:根据已有的实测和研究结果, 南方区K取0.6。R:温带亚热带落叶阔叶林0.28、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0.39, 亚热带、热带常绿针叶林为0.36, 亚热带人工竹林为0.22, 人工植被取0.30。评价结果:改造森林面积18.3 hm2, 物质量39600m3, 价值量24.2万元, 即项目区年新增涵养水源的替代价值将达24.2万元。
4.4.2 土壤保持功能。
评价方法:AS=AP-AR;AS为水蚀主区的土壤保持量;AP为潜在的土壤侵蚀量;AR为森林分布区现实土壤侵蚀量。土壤表土平均厚度取0.5m, 利用公式ES=AS×B/ (0.5×10000ρ) 。ES为减少土地废弃产生的生态经济价值;AS为土壤保持量;B为单位农田年均收益, 取46.7元/hm2;ρ为土壤容重, 天保工程区取1.35t/m3。
评价结果:试点区土壤保持量为1283t/年, 减少流失土壤中的养分按氮、磷、钾3种元素含量1%计算, 相当于每年减少流失3种元素的肥料12.83t, 按化肥800元/t计算, 森林保肥效益的替代价值达10264元。
4.5 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低效林改造试点项目的实施, 可改善林分结构, 提高林分质量, 培育优质、丰产和高效的森林资源, 从长远看, 经济、生态及社会效益显著。同时,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集体林权改制成果, 促进林业产业发展, 提高山区农民收入, 加快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步伐,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山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低效林改造是改善林分结构, 提高林地生产力, 发挥森林效益的经营措施。由于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 导致树种结构不合理、林分质量差、效益低, 林分单位蓄积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2004年, 通海县在四街镇四寨村进行了低效林采伐更新试点工作, 经过8年培育, 现已郁闭成林。本文通过低效林改成效分析, 为今后低效林改造提供科学的借鉴依据。
关键词：低效林改造,试点,成效分析
参考文献
[1] 毕宝德.资产评估实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