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转型（精选7篇）
农村人口转型 篇1
一、问题的背景及现状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期,在此变革过程中,人口和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元素也不可避免地正在并将持续发生现代化转型,如人口流动频繁、家庭观念淡化、家庭功能削弱等等,特别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以“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省为例,2000年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为279.8万人,2003年达435万人,2006年达500万人以上,并且跨省转移就业人数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60%以上。2006年贵州省普定县有剩余劳动力8.6万人,外出务工人数6.9万人,跨省转移就业人数5.98万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6.7%,在跨省转移群体中又有60%以上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的城市就业,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就业呈现“大转移、大流动”的态势[1](P23)。然而,人口外流在相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使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大大动摇,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生活的质量和健康状况。具体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状况及其社会发展呈现出如下5个方面的特征:(1)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中国还未建立全面的、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广大农村居民中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福利非常有限,特别是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广大欠发达地区农村更是无从谈起,这些地区农民的生、老、病、死及意外事故主要靠家庭承担,例如当地老年人的养老就主要采取家庭养老的形式,其社会养老水平极低。(2)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空洞化”问题最为突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极其有限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们常常处于极贫极困的状态。由于生存的压力、求生的需要以及城乡间的“推—拉”力作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为迫切,转移力度也最大并将日趋加剧和常态化。从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将不断弱化,农村养老问题形势严峻。(3)欠发达地区土地保障功能最为薄弱。欠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投入产出比低下,利用价值不高,部分年老体弱老人群体无法通过土地获得养老资源。(4)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对留守老人的养老供给能力最差。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素质普遍较差,大多数是简单体力劳动者如“背篼”,从而自身收入低,维持自身生存也困难,难于赡养老人;由于自身生存艰难,不仅对留守老人的支助和关爱较少,反而还会加重留守老人负担,如大量留守儿童问题。(5)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转移性养老的可能性也极小:子女自己在城市生活都困难,不可能将老人接到城里赡养。因此,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基本概念界定和分析思路
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正式的社会支持资源尚不充足,他们的晚年生活主要是依靠非正式的家庭支持即家庭养老。一般地,一个老年人有三种养老支持形式,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所谓家庭养老,是与“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由家庭成员或者亲属网络作为养老支持力主体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慰藉以及其它方面支持的一种养老模式。从养老支持力角度来看,老年人主要依靠社会养老金生活的就属于“社会养老”;主要依靠自己日常积蓄、投资和劳动收入生活的则属于“自我养老”[2](P33)。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机能的衰老,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生产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将明显下降,因此,自我养老只能算作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形式,本文中对其不予重点考虑。笔者所研究的农村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以上。
人口流动(1)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很复杂,可以通过“养老质量”这个变量来具体衡量其影响的大小。“养老质量“反映的是老年人的需求与老年资源的供给和支持之间的关系[2](P50)。由此可见,养老质量的高低主要涉及到老年人和子女(2)两方“当事方”,从老年人角度看主要是通过其内心满足感来评判,而从子女角度看则主要是以他们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能力来评判。依此思路,笔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
三、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影响的宏观层面分析
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看可以分为一般性影响和特殊性影响。
(一)一般性影响分析
一般性影响又可以从经济供给、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来具体考察。
1.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经济供给问题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从理论上讲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对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支持不一定很大。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养老的经济支持是相当微弱且极不稳定的,我们可以从外出务工农民的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两方面来分析其原因:(1)在养老能力上,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素质普遍较低,人际沟通能力和捕捉市场信息机会的能力不强,大多数人由于没有什么技术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活如“背篼”,靠“天”吃饭,从而自身收入低,且工资被拖欠、人格受到侮辱和权益受到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有些会“钻”的农民工多出几个“铜板”的薪金,但是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可知,一个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其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较高,这是因为他要用所获得的较低的收入维持既定的平均消费标准。因此,这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一旦维持了所在城市的平均消费标准后就所剩无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支持年老的父母呢?(2)在养老意愿上,由于子女独立门户,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和相应的经济收支结构,他们会将劳动所得的微薄收入首先用于最急需和最有价值的地方,例如小孩的教育投入,然后才有可能想到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即使有些子女出于孝顺或者别的原因而事先挤出一点钱来赡养父母,但这种支持的力度较小且随机性较强,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常常会因为老人养老问题而互相踢“皮球”,老大认为老二的经济状况要好点应多支持些,而老二却认为老大是家里的长子理应多担当些。可见,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生活中以各种理由或借口拒付赡养费的行为普遍存在。
2.敢问子女们在何方?——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生活照料问题
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原因,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和生活照料,但是随着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加快,由于年轻人的时间、精力、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子女们对老人的照顾明显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年人的脆弱性也越来越强。下面仅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得到的生活照料两方面来具体考察。
(1)在日常活动方面,欠发达地区大部分老年人没有固定的闲暇时间,“活到老,做到老”,他们在晚年还要扮演着生产者和监护人的角色,即种地、带孙子女、做家务是他们晚年生活的“三部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某天由于衰老或生病而实在扛不住的时候他们才“闲”下来。据笔者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查,农村老年人经常种地的占54.0%,经常带孙子女的占42%,经常做家务的占73%。
(2)在得到的生活照料方面,又可以分为平时得到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生病期间得到的生活护理两种情况。一般地,在家庭内部提供生活照料的主体是子女、配偶、自己、孙子女以及其他人5种类型。在有劳动力外流的家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的老伴,比重大约为55.3%;其次是依靠自己,约为20.4%。不过对单身老人来说,53.3%的老人依靠自己照料自己,37.4%的老人依靠子女照料自己(如表1)。另外,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据笔者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查显示:身体健康者占38.3%;而有慢性病的竟高达48.4%;身患残疾和卧床不起者占6.8%;其余的则身体状况一般。可见,有61.7%的老年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疾病,并且他们在生活上的护理和照顾仍旧主要是依靠老伴或者自己硬撑着,单纯依靠子女照顾的并不多,除非是大病重病,甚至在某些时候老人们还要带病照顾孙子及其他人。出现这种负向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子女若从打工地返回老家一次非常不容易,有的可能是千里迢迢甚至还要爬山涉水,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极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城里“混”得确实不怎么样,所获收入非常有限,他们没有“资本”去孝敬老人,最终对远方的父母只能是“任其自然”了。
数据来源:笔者将2008年5月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研资料整理汇总后得出。
3.谁是最“亲”的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精神慰藉问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包括适当的物质享受和身体健康,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愉悦与心理上的满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使两代人在生活上时空分离,感情纽带变得松弛,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
(1)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单调且高度趋同。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水、路、气、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滞后,水源污染厉害、道路崎岖不平,至今仍有部分地区未通电。所谓的电视、电话、广播对有些村民而言可能只是听说过,从未亲眼见到,至于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很多老人都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吃完饭就休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即使有也是非常单调的。据调查,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经常选择的娱乐方式是“赶场”、其次是“找人聊天”和“打牌”,再次是“看电视和听广播”,很少有人看书和看报(除非是退休后居住在农村的干部如教师、医生等)。可以想象,这样单调且高度趋同的休闲娱乐方式是很难排遣老人们孤寂的心的。
(2)两代人之间较少的互动频次消极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由于工作繁忙、假期短暂、路费高昂等因素的影响,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很少回家探望父母,特别是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一二年内才可能回家一次,平时他们主要是通过电话与父母联系。然而,这种通话联系的频率也不是很高,一方面是由于子女们在心理上认为家里一切都是平安的,没有必要打电话;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繁忙或拨打公用电话不方便而错过了向家里问安的最佳时间。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家里未装电话,他们也没有手机,接听电话通常要到邻居家去等候。即便有机会联系上,由于长途电话费太贵,他们也就长话短说了。当然还有少数的打工者一直跟老人进行“单向联系”,即子女有事能联系到父母,而父母有事或想念子女们时则很难联系到他们;还有个别子女自离家后就一直未主动同父母联系过,“跟失踪了似的”[3](P31)。这些现象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拉大了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加上某些子女有意无意的忽视,都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起到了负面影响。
(3)与街坊邻居的交流互动正向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人毕竟是社会人,哪怕是老年人平时也需要与人讲讲话、聊聊天,不可能长期闷在家里“自言自语”。一旦子女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后,他们就会寻找其它的“出路”,如“赶场”、“去庙(农村供奉菩萨的场所)里求神拜佛”、“到村里的商业娱乐中心(一般是当地小经销店)找人拉家常或说笑话”。在买回家里的生活必需品时,顺便还能串串门、散散心。一般而言,老人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交际圈,他们经常交往的对象都是跟自己非常熟悉的、谈得来的、彼此间知冷知热且年龄和自己相仿的街坊邻居。久而久之,这些老人们在精神世界里就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圈群体”[3],这样的一种亚文化可以很好地排遣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而产生的孤寂感和失落感,特别是还能保证对老年人生活关照和精神慰藉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来自街坊邻居的精神慰藉大大超过了子女对老人们的情感支持。
(4)精神慰藉呈现出双重性。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期望值不是太高,在子女外出务工后他们内心上虽然感到孤寂和失落,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的心理满足感相当高。为什么老人们的精神慰藉呈现出这样的双重性呢?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普遍认为子女的经济负担很重,外出打工也不容易,能够平平安安就是福,“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所以他们总是抱着宽容、关怀、理解和体谅子女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精神慰藉问题。其二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具有有限理性行为。在经济贫困的条件下生存是第一偏好,只有在满足生存的基本前提下才可能考虑“精神慰藉”。也就是说,受制于自身的主观认识能力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他们目前没有过高地要求子女对自己的情感支持也许是一种理性行为。其三是由于年轻人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小家,而父母也为图安静、少麻烦以及缓解家庭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而自愿选择与他们分开生活,而子女外出务工正好成全了这种两厢情愿的事。其四是子女外出之后,老人们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到那个生活了一辈子的“熟人”社会里,并通过其它途径寻求精神的慰藉,从而很好地排除了那种情感上的孤独和思念。其五是老年人的情感慰藉和心理支持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老年人因为孤独或者其它类似的心理问题所产生的依赖性需求,还有高层次的期待子女在事业上和生活上成功的心理[2]。子女出门在外哪怕是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就”也算是满足了老年人的期待性需求,这种成就间接地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情感慰藉。
(二)特殊性影响分析
1.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老年人是生产经验、窍门的积累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家庭财产的拥有者和分配者,因此老人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今天,农村劳动力外出搞副业或打工的结果不仅是增加了整个大家庭的绝对收入,而且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以及学会了本领。因而,子女在经济上、知识上和话语权上都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影响力,父母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家庭地位,一些地区的老人们甚至不得不以子女们为轴心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长此以往,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就会慢慢被异化,严重缺乏凝聚力和稳定性。
2.农村劳动力外流加大了子女养老的道德风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驱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更加频繁。他们一旦转移出去后与父母的感情纽带会随着两代人时空上的长时间分离而变得松弛,养老尽孝观念会慢慢淡化。在有些贫困的农村家庭,传统社会尊老敬老的“孝道”思想在子女们的心中消失殆尽,他们对待老人的行为非常极端,那种虐待老人、遗弃老人和互相推诿不孝敬父母的恶劣事件时有发生,致使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这是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严峻社会现象。
3.农村劳动力外流悄然改变着整个农村社区家庭养老文化。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他们所见所闻都是城市里发生的“新鲜”事,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判断,特别是随着子女们外出时间的延长和外出半径的扩大,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孝”文化在他们身上开始失落和消解,子女们普遍认为奉养老人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纯粹是其主观意识基础上的自觉行为[4],而不是基于传统的长辈的权威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一旦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就会将自己心目中变异了的“孝道”文化和价值理念传播开来,致使农村社区家庭养老保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尊老敬老养老的文化支持。
四、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在家庭内部,子女们要树立尊老敬老的“孝道”观念和赡养老人的道德意识,要不断学习科技文化知识以增强自己在城市谋生的本领;老人们尤其是那些有劳动能力的相对低龄老人要想方设法从事力所能及的经济活动,这样既可以增加自身的养老收入,又可以从劳动中找到生活的乐趣,消除孤独和寂寞感。另外,老少两代或三代人要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轻经济利益、重血缘关系的和谐的家庭氛围,彼此间要用理解对方、关怀对方和包容对方的心态去生活。
2. 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组织,动员社区的力量为老人的日常生活、精神慰藉和医疗保健提供服务。建议有条件的村寨可以修建一些老年活动室,并购置电视机、电脑、各种棋牌以及健身器材供老年人娱乐,在这样一种乡情浓厚、充满人情味的村寨社区服务中,老人们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与其他邻居交流感情,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会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样他们才能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安享晚年。
3. 在政府层面,要不断地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家庭养老的法制化是解决家庭养老运作随意性、差异性和管理难等问题的必然出路,鉴于部分人孝道日渐淡化的趋势,建议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内容作适当修订以增加一些实质性的处罚条款。另外,还可以制定相应的部门法,如《农村养老保障法》,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原则、形式以及责任等方面的事项做出明文规定,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家庭养老的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调动家庭养老的积极性;要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社会特点的社会养老制度,将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宏观管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点是各地政府还要努力出台相关政策以降低外来流动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一些歧视性限制,切实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
参考文献
[1]王昌锋.贵州省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研究[R].贵州省2006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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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建鸿.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家庭养老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
[5]皮建才.如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农村人口转型 篇2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生态移民生计资源匮乏[8,9,10,11]、生计适应性差[12,13]、民族语言、文化和风俗等流失[14,15]、后续产业发展障碍[16]、生计风险[17,18]、生计转型就业困境[19]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来看,针对生态移民转型生计困境问题研究成果颇丰,但是生态移民的生计转型困境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随着考察时间、地点、角度和范围具有一定的差异,进而使不同层面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差异。试图找到一种整合的分析框架并以生态移民认知方法来考察生态移民生计问题方面研究比较缺乏。鉴于此,本文选取生态移民这一非自愿迁移人口为研究对象,借鉴目前比较成熟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生态移民认知的研究方法,设计生态移民在非自愿迁移背景下的生计问题的调查问卷及访谈提纲,深入到内蒙古达茂旗生态移民安置区进行调查,以此区域为案例考察非自愿迁移人口的生计转型困境问题。
1 理论分析框架
一种生计,只有当它能够应对并从压力和打击中恢复,在当前并长远地维持乃至加强其能力与资产,同时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才是可持续性的[20]。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于2000年由Scoones的四种生计资本类型发展为五种生计资本,即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得到许多学者及组织的采纳,并实践于许多发展中国家[21]。
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总体上描述了农户在市场、制度、政策和自然因素等造成的风险性环境中,如何利用自身资源,采取多样的生计策略,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计结果。该框架是由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转化结构与过程、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五个交互变化和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图1)。
脆弱性环境是一组在外部环境存在于人们当中可能影响他们对贫困(来源)敏感性的因素。它是由趋势(如人口趋势、资源趋势)、冲击(如人类、牲畜或者作物健康冲击、自然灾害、经济冲击、国内或者国际战争形势的冲击)和季节性(如价格的季节性、产品或者雇佣机会)三个主要构成要素[21]。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自然资本是指可以从对生计有用的资源流和服务(如水土流失保护)获取的自然资源储存;物质资本包括支持生计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者物品;金融资本主要是指家庭可以支配以及能够筹措到的现金;人力资本表示能够促使人们追求不同生计策略以及达到他们生计目标的技术、知识、劳动能力和健康身体的总和;社会资本是人们能够利用来追求他们生计目标的社会资源。转化结构与过程是指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制度等,它从多方面影响着农户运用其生计资本的各种生计策略的选择,同时,它与脆弱性环境共同构成了农户生计背景。生计策略是由家庭成员实现的活动(农业生产、非农活动和迁移等),最终产生结果(如粮食或者收入安全)[22]。生计结果是农户在一定的生计环境下,充分应用生计资本所采取的各种生计策略的结果,如增加收入、脆弱性的减少、自然资源可持续性以及适应性提高等,生计结果会影响着农户的生计资本。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可持续生计方法理论的具体体现。可持续生计方法是一种理解由于多种原因所引起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源于强调地方参与和理解所有形式的贫困发展哲学观点,该方法是以人为中心的缓解贫困方案的建设性工具,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地方生存进行整体的、参与性的分析,发展规划人员可以辨明和确立开发战略的起点并进行有效地调节以增进生计维持能力[23]。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人们的认知是基于他们个人的经验、知识和特征[12]。认知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外行人对风险的估计与精确计算的风险没有一致性。大部分人依赖直觉风险判断,被称作为“风险认知”。单个家庭成员可能对于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有不同的看法。风险认知不仅仅基于个体面临的客观风险,例如变化的降雨量,而且基于他们对风险的主观评价,他们的主观评价将他们的有关自己处理未来事件的能力与可能事件的经历相结合。他们面临这些风险的脆弱性不同,结果,他们的福利和行为可能也不同。风险认知研究的重要性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政策制定者需要一种政策被瞄准的个人风险认知基本的理解,这个允许政策制定者有一个基础来预期反应以及提高他们与个人之间有关风险的交流[24],通过理解这些风险的主观认知,我们能够很好地设计政策,强调风险的客观来源的同时帮助个体和家庭发展处理风险的更好方法。
生态移民对生计转型困境的认知是指他们对生计转型过程的了解和反应程度。生态移民的生计困境认知不仅基于他们所面临的客观困境,而且还基于他们对生计困境的主观评价。生态移民对生计困境的真实性的认知是基于个人认知为基础的,因此是最为真切的。生态移民可以从不同角度依据其经验描绘出各种生计转型困境的特征以及演变趋势。
2.2 数据来源
为了从经验层面对生态移民非农生计策略的选择及困境做进一步的分析,选择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作为调查研究地区,于2011年7月在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7个生态移民安置区进行的移民户入户调查。调查方式为深入到移民户面对面的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内容具体包括几个方面。第一,生态移民家庭人口特征,如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民族等基本情况;第二,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状况,考察生态移民的主要生计资本,如自然资本(草场和饲料地)、金融资本(借贷和收入)、物质资本(住房、生产工具和耐用消费品)、社会资本(经常走动亲戚数量和职业以及家庭成员参与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情况) 和人力资本(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和劳动能力);第三,考察生态移民对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生态移民政策实施的认知;第四,生态移民的生计策略,主要包括生态移民家庭成员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的意愿、移民前后从事农业和非农业所遇到困难的比较、现有生计策略的适应性问题;第五,从消费结构及其变化、迁移之后的生活状况以及生计满意度、移民对生态移民安置区经济和社会的认知考察生态移民的生计结果;第六,考察生态移民在生计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生计风险,包括共质风险和异质风险,设计了生态移民今后所担心的问题以及需要获得政府扶持的认知。本次调查最终获得210份有效问卷,涉及到18-60岁之间的生态移民个体数量为451位。
3 生态移民生计转型困境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描述
从生态移民的家庭收入构成来看,在非自愿迁移背景下,生态移民主要以非农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要谋生手段,两种类型的收入分别占到总收入的40.53%和38.91%(表1),而养殖业收入、种植业收入以及农牧业打工收入所占比重均比较小。
3.2 生态移民生计困境认知分析
在生态移民访谈中,生态移民生计困境共计提出了15项困难,具体包括收入来源、劳动力缺乏、农业生产困难、资金短缺、住房、生活困难、水资源、非农就业、劳动力疾病及看病、人际交往、安置区社会经济管理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子女成家问题、做生意不好做、生活不适应问题。
比较不同安置模式生态移民生计困境特征。农村安置和城镇安置模式生态移民在提出收入来源、劳动力缺乏、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安置区社会经济管理问题、子女成家困难、做生意不好做以及生活不适应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城镇安置生态移民报告收入来源的困难比例远远高于农村安置模式生态移民,报告比例分别为26.32%和17.05%;有31.82%的农村安置生态移民报告面临着农业生产困难,仅有3.51%的城镇安置生态移民报告有农业生产困难;报告有非农就业困难的比例主要是城镇安置模式生态移民,达到了29.82%,而农村安置模式生态移民的报告比例为18.18%;安置区社会经济管理问题主要以城镇安置模式生态移民为主,报告比例达到了19.3%,而农村安置模式生态移民的报告比例仅为5.68%;城镇安置模式生态移民没有报告有劳动力缺乏和子女成家等困难,相反,农村安置模式生态移民没有报告有生意不好做困难;对于生活不适应困难仍然以城镇安置模式生态移民的报告比例为最高,达到了7.02%,而农村安置模式仅为3.04%。对于其他困难类型,两种安置模式的生态移民所报告面临的困难类型的比例差异并不大。
比较不同经济状况生态移民生计困境认知特征(表2)。除了个别困难在有些收入组中没有出现报告现象,其余均有一定的报告比例。其中,收入来源、劳动力缺乏、资金短缺、住房问题、水资源问题、人际交往、子女成家问题以及生活不适应问题均以最低收入组和较低收入组生态移民为主要报告比例,而在农业生产、生活困难、非农就业、劳动力疾病看病、安置区社会经济管理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做生意困难主要集中在较高收入和最高收入组生态移民中,但从差异性检验结果看,不同经济状况生态移民对具体生计困难的认知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注:在所有样本中,有 145 户生态移民对其所面临的困难做出了回答。
3.3 生态移民关于今后所担心的问题认知分析
在关于未来担心的问题的访谈中,生态移民列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将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为11种,即收入来源、农业生产、移民区建设与移民政策、生活开支、自己养老问题、非农工作、补贴中断、子女教育、子女成家问题、健康问题和生活质量下降。总体来看,收入来源是生态移民最为担心的类型,报告的比例达到了36.00%(表3),其次为非农工作问题,比例为22.00%,10.67%的生态移民报告担心农业生产以及9.33%的生态移民担心生活开支以及补贴中断,其余所报告的类型均比较低。
从不同安置模式看,首先,城镇安置模式生态移民报告对收入来源担心的比例高于农村安置模式,而相反,担心农业生产的报告比例低于农村安置模式,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其次,城镇安置生态移民担心非农工作、补贴中断、子女教育和生活质量下降的报告比例远远高于农村安置模式,且后三者分别在1%、10%和5%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而在移民区建设与移民政策、生活开支担心比例低于农村安置生态移民,且后者在5%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无论是城镇安置还是农村安置模式,生活质量下降、健康问题、自己养老问题、生活开支、移民区建设与政策、农业生产均以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生态移民组为主要报告比例,并且关于“生活质量下降”的报告在10%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关于担心补贴中断问题中,农村安置模式中以较低收入组和较高收入组为主要报告比例,而在城镇安置模式中,以较高收入组为主要报告比例,以最高收入组为最低报告比例。关于子女教育问题,城镇安置模式中以最高收入组报告比例最高,在农村安置中以最低收入组报告比例最高,并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
注:在所有样本中,有 150 户生态移民对其所面临的困难做出了回答。
3.4 生态移民关于期望获得帮助的认知分析
作为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生态移民在面临错综复杂的不确定外界环境下,他们往往会有不同的期望从政府或者其他主体获得一些帮助。基于生态移民的认知方法所获得到的数据,对生态移民报告期望政府给予帮助的各种问题归类为15种类型(表4)。生态移民最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草场补贴,报告比例达到了55.19%,其次是希望政府能够帮助寻找非农工作,报告比例为22.08%,然后有16.23%的生态移民希望政府能够帮助生态移民在移民安置区从事畜牧业生产,8.44%的生态移民希望能够获得贷款,还有7.14%的生态移民希望返回牧区继续放牧,6.49%的生态移民希望移民安置区的治安方面给予帮助,另外还有5.84%的生态移民希望在医疗和子女教育方面得到更多的帮助,其余所报告类型的比例均比较低。考察不同安置模式生态移民期望获得帮助的认知情况,城镇安置模式在寻找非农工作、提高补贴、子女教育、医疗、贷款、培训、低保、移民治安等方面报告的比例均高于农村安置模式,而在从事畜牧业生产、成家立业、继续放牧、老年人照顾、投资、生活问题以及分地等方面的报告比例低于农村安置模式生态移民。上述不同安置类型生态移民关于期望的认知中仅有“寻找非农工作”和“从事畜牧业生产”两种类型在10%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余均不显著。
不同经济状况生态移民所期望帮助情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表4)。从事畜牧业生产、成家立业、继续放牧、老年人照顾、医疗、投资、移民区治安、生活问题报告方面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较低的生态移民中,相反,寻找非农工作、提高补贴、子女教育、贷款、培训、低保和分地报告比例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较高的生态移民中。上述不同经济状况生态移民关于期望的认知中仅有“分地”类型上在10%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余均不显著。
注:在所有样本中,有 154 户生态移民对其所面临的困难做出了回答。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在生计转型背景下,生态移民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生计困境,内部困境根源在于生计资源缺乏(包括社会资本、住房、劳动力)造成的资金、就业、收入、农业生产等困境,而外部困境根源在于安置区对生态移民的统筹安排工作的失调造成的管理困境、农业生产困难等。通过考察生态移民对其未来困境的认知以及对外界所期望获得帮助的认知可以看到,生态移民仍然关注的是未来生计的可持续性,包括收入来源、非农工作、农业生产、补贴中断和养老等。
4.2 政策建议
生态移民生计转型能力的增强来自于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的配置能力。而对于来自于牧区的牧民,面临陌生的生计环境,其生计转型能力十分有限,特别是高脆弱性群体。因此,除了自身生计转型能力自我发展之外,还需要政府在生态移民生计转型能力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撑。
1)政府应该从金融、技术、税收等方面促进和帮助生态移民创业,特别是鼓励从事少数民族特色产业。生态移民在生计转型过程中,无论生计脆弱性高低,资金缺乏是一件极为普遍的现象,生态移民的大量资金主要用来支付搬迁之后的住房、日常食品开支等,而投入到创业,如小本生意、运输等资金极为短缺。同时,生态移民的融资能力非常低,往往只能凭借家庭资金和非正规网络获得的资金,而且,融资渠道和数量极为有限,因此,获得资金投入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融资方面,政府可以以无息或者低息的形式从金融机构获得为生态移民创业投入资金,为生态移民建立融资绿色通道。除金融支持外,还需要政府部门为生态移民创业提供适宜的而且免费的技术培训和指导,以及税收减免等政策,为生态移民创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2)帮助生态移民逐渐改变对自然资源和草场补贴具有较强依赖性的生计模式。依据家庭结构,有针对性的给予不同的支援来改变具有较强依赖性的生计模式。对于户主年龄在60岁以上两口或者独立生活的高脆弱性家庭,需要逐渐退出对自然资源和草场补贴为主要依赖,逐渐转变为政府的老年人社会保障支持和草场补贴相结合的生计模式。对于户主在其他年龄段的生态移民家庭,需要以引导、贷款支持、职业培训、职位推荐等多种方法逐渐引导向非农型生计模式或者农业和非农混合型生计模式转型。
3)促进生态移民生计策略多样化,提高生态移民应对生计转型风险的能力。生态移民收入来源不能仅仅依赖于草场补贴,以农村安置模式的生态移民,需要逐渐习惯于舍饲圈养的特色养殖和牧草的种植,同时,充分利用劳动力在城郊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以城镇安置模式生态移民,其生计策略多样化程度更小,除了草场补贴之外,只有非农收入来维持,而生态移民的非农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面临的风险非常之多,例如语言障碍、技能障碍、文化水平障碍以及适应性障碍等,相对来说他们的脆弱性更高。因此,针对城镇安置模式生态移民,需要政府在非农活动中给予更多的关注,包括贷款、推荐、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鼓励他们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将劳动力分散于不同的产业部门,多样化收入来源渠道,降低外界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损失。
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篇3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9月14日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 表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 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 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 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 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 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这一新的城市时代, 蓝皮书认为城市经济将占支配性地位, 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 城市品质受到高度重视, 城市发展趋向集群化, 绿色休闲空间备受关注, 而现有城市在经济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环境质量、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和安全等方面还难以适应城市时代的新要求, 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科学发展, 全面提高城市品质和城镇化质量, 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 走低碳、环保、高效、和谐、安全的绿色繁荣之路。
农村人口转型 篇4
关键词：人口均衡型社会,农村人口结构,自然结构
1 背景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当前为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生态等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新的理论与概念, 目前正在为人口学界所关注、探讨。“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一种以人口均衡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 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不仅是人与人均衡的社会, 也是人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均衡的社会。”人口发展不仅有其自身有内部的发展规律, 要保持内部的均衡;同时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即人口发展也需要保持外部的均衡, 而且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二者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内部均衡是外部均衡的前提和基础, 外部均衡是内部均衡的重要条件。建构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体现为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人口规模、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 也表现为人口规模、结构、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等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动态平衡, 人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人口均衡发展即受生物学规律的支配, 也受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因此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农村人口是中国人口的主体, 农村人口结构是农村人口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自然结构不均衡、地域结构不均衡和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是影响和制约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的重要方面, 农业资源有限性和农村人口绝对过剩以及人口增长的无限性是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 科学认识农村人口结构的问题并采取合理有效的对策是推动人口均衡型社会建构重要内容。
2 问题
2.1 农村人口的自然结构问题
人口的自然结构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 我国农村人口自然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出生性别比失衡和人口老龄化的突出。与城镇人相比, 农民的生育意愿突出, 农村人口增长迅速, 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同时, 受传统的生育文化的影响, 我国农村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很浓重, 再加上性别鉴定、选择性人工流产等人为干预方式的使用, 造成我国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构成男性偏高, 从而导致农村总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来看, 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105以上的水平。2000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6.74。2004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6.29。根据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性别比为99.80, 乡村人口的性别比为106.09, 比城镇人口的性别比高6.3%。从社会角度来看, 性别失衡冲击传统稳定的婚姻结构, 导致社会关系的失衡, 引发社会、道德问题, 因此可以说, 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 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构就包含要实现男女两性在数量、素质和结构上的均衡, 从而使其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2006年,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9亿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04亿) , 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预计到2045年, 我国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22%, 农村老龄人口的增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相比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前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严峻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已超过城镇, 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冲击最严重的地区, “未富先老”成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 导致老年人养老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发展水平较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农村养老公共福利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城乡投资的失衡, 导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 甚至形成了“流动多-老化快-保障难-发展慢”的恶性循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迁移流动加速, 大量劳动年龄人口从农村流出, 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 留守老人的规模不断扩大, 农村老龄问题将更加突出。养老的人力资源的短缺将会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 它不仅会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养老负担, 更主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医疗卫生资源的代际分配格局, 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 深刻影响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进程。
2.2 农村人口的地域结构问题
农村人口的地域结构主要指人口的地域分布和城乡结构, 表现为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动、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城市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也是促进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 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 使农民通过向城镇转移并最终实现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寻求农业资源与人口发展的平衡, 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最有效途径。1980年以来, 我国经历着地球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经历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1982-2009年, 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由657万上升至2.11亿人。但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并没有为农村人口进城做好准备, 。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 在“五大社会保险”中, 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 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 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
进城的农民工并未与工业化同步进入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并未真正享受城市文明。由于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设置的二元分割的人口管理模式, 构成了农民工驻足城市低成本就业、低水准生存的空间环境, 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他们在城市不是以市民的身份存在, 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由于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脱节, 客观上形成的自我隔离状况, 使他们成为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的边缘群体, 如何实现这一庞大的边缘群体与城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建构人口均衡型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 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 将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 他们在为城市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的同时, 也赋予了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资源环境以巨大压力和挑战, 用水用电紧张, 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会使得城市超负荷运转, 因此, 合理调整空间发展布局, 积极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 实现人口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2.3 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问题
农村人口社会经济结构, 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结构等方面。据2005年调查显示, 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78%,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59%,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63%。《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总体上城乡青年受教育水平差距明显, 这必然影响到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在培训方面, 政府为城市青年提供了比农村就业青年更多的培训费, 15%的城市就业青年培训经费来源于政府, 而农村青年的这一比例仅为7%。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偏低造成农村劳动人口的供给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 即农村劳动人口的市场供给与需求错位, 市场上需求拥有一定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才能和现代文化知识的农村劳动人口供给的明显不足和缺乏现代知识, 没有专业技能, 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农村劳动人口的供过于求的状态。
许多农民在农村仍然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浅层次的传统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 不仅效率、效益低下, 经济增长缓慢, 也导致一些生态本来就很脆弱的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受农村人口文化教育程度低下的影响, 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大都集中于脏、累、险、苦等就业不稳定的部门, 进入正规部门取得稳定工作的进程十分缓慢。目前, 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 农民工已分别占68%、80%和85%, 煤矿采掘业为80%, 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农民“复合型”人才极少。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对农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 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农村人口文化教育程度偏低不仅影响了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影响了产业优化与升级, 成为制约未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口难题。
3 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看到, 人口均衡发展的实现是一个渐进、逐步实现的可持续过程, 是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与生态环境在空间布局上相协调, 并使不同区域的人口享受到均等化的社会服务和平等的社会福利, 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的过程。而农村人口在自然结构、地域结构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与障碍, 使得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构变得更为复杂, 因而必须要通过推行制度改革等多种政策、措施来推动其实现。
3.1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要通过制定整体的发展战略来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偏高等的自然结构问题, 实施人口结构优化战略, 即是要促使出生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合理;分阶段科学地规划并实施好各项支撑农村家庭养老事业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提供等具体养老服务项目, 保证农村养老事业发展的系统性、连续性。在破除“以农养老”传统养老体制, 把农村人口养老经济供给纳入财政统筹规划解决的同时, 还要推进资金筹集多元化、老龄产业社会化的发展进程, 发展具有前瞻性的农村老龄产业, 开拓农村老年消费市场。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法制化的步伐, 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 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
3.2 制定统一的人口发展战略, 推进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的城市化进程
人口城市化作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 在其战略实施过程中既要有利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又要保证资源、环境的有效利用和持续利用, 还要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导向,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解决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不断完善城乡统筹就业制度与机制, 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同时, 将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与城市资源的可承受能力结合起来, 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城市化的根本思路, 制定统一的人口发展战略, 避免出现单极中心化布局等现象, 促进人口地域分布的合理化。在推进外来人口本地化、常住化的过程中, 要相对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 推动人口产业流出, 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新城市的生活质量促使人口产业流入, “从长远来看, 只有一个中心的都市圈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都市圈只有一个中心, 没有次中心, 对中心城市有相当大的压力”。要通过科学规划, 不断开发城市次中心, 保证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既不破坏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也不破坏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
3.3 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的教育体制改革
进一步加大投入农村教育投入, 确定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实施规则, 不断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 注重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技能的获得, 使其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劳动者。同时, 针对农民工文化素质提高的培训教育不多, 加大培训的力度, 不断整合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资源, 探索多种适合实际的教育模式, 不断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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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 篇5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的推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都大幅提高，然而，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拿我国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人均面积不到一亩，整个四川省有超过五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力每年有半年是空闲时间。除此之外，全国每年还有大批男女青年满十八周岁，加入外出务工队伍，成为新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农村大约有一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二）农村人口流动的可能条件：城市建设与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加快城镇建设的速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全面展开。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城市建设的投入大幅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三）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有限，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城市的高收入对农村劳动力是极大的诱惑，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众多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二、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农村人口流动在给城市建设及流动着本人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要对这一社会现象密切关注，如若不然，这些人口的流动可能会对农村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逐渐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
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国情的独特性，人口流动并没有给我国社会带来长足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民工潮”逐渐兴起，但这并没有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优势，相反，人口外流的同时，也带走了农村大量的人力、技术和知识。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是青壮年的劳动力和高级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想在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推行“草根民主”，从而达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然而，由于人口的流动，乡村社会发展中最需要的人才、劳动力以及资金等都随着人员流向了城镇，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证实，在这些外流的人口中，青年占到了80%以上，农村留下的人口的整体素质远远低于流出的人员。基层民主建设中的“草根”逐渐衰弱、减少，农村“两委”的建设呈现“内卷化”的趋势。
（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并未在人口流动中有所发展，反而造成了农业发展“过密化”
由于农村人口压力过大，农业用地少的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极为有限，仅仅为养家糊口用。对农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必需品，是解决吃饭问题不可缺少的资料，是农民的生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散的各个家庭，虽说农民的积极性增大了，但是土地更加分散，而且土地流转的难度较大，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开展。人口的外流也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荒置，很多地方出现了无人耕种的现象，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大为降低，严重危及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村人口的流动加剧了农村留守人员的“相对剥夺感”，使得乡村治理难度加大
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有助于流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现代性的增强。农村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知识，有助于农民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这些有利的因素却没有出现。相反，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留守农村的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更加感受到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比农村优越，生活环境更加好。这些信息使得农民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不平等感。在农民的眼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的差距应该是逐渐缩小的，但事实上城乡的差距却逐渐拉大了，相对的农村的生活水平更低了，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弥合，这就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现阶段，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扩散，在农村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农民对政府不信任，对政府不满意，这是我国农村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乡村治理的有效策略
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中，想要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乡村的共同努力，对农村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政府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一）解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失衡。政府出台的大多政策，都是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和工业，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但对于农村经济，这种政策倾斜很少，这就导致大量的资本和人力集中在城市，农村发展需要的资源配置十分有限，对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利。在这种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下，农村想要发展非常困难，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经济凋敝，这对乡村的治理非常不利。作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逐步打破这种政策的不公平状态，加快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为乡村的有效治理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使土地的“规模经营”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没有取的成效的重要原因就是弄村土地配置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形成“规模经营”，相反，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搁荒、撂荒等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在我国农村，依然是通过对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的增加来提高土地的产出，并不是主要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产出。所以，政府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步伐。首先，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尽快制定并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途径，使农村土地流转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其次，要设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政府可以依托相关的政府机构建立土地中介组织，管理土地流转，为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搞好服务。最后，明确乡村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和角色，搞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三）加强农村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建设，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在我国推行的基层民主中，维护社会成员权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组织。组织能够凝聚农民的力量，提高农民意愿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保障农民的权利，提高农民的话语权。并且，通过组织，农民的意愿受到政府的重视，这也有利于农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同时，组织内部传播的文明规范、组织成员间进行的技术交流等都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对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政府应该支持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的建设，通过组织把农民有效的聚集起来，使大家的技术和特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农民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增强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实现“乡政”和“村治”之间有效的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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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 篇6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农村老年人口这个弱势群体是不容忽视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缩小城乡的贫富差距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所以, 我们应把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以重视, 探索出可行的路径来解决这个阶段的农村养老问题, 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一、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口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得到了改善,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提高。在农村, 子女供养以及老年人自己劳动构成了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我国农村,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加社会劳动的概率是65.85%。构成老年人收入的主要部分还是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所得, 其次是子女的赡养费, 社会福利方面只占到了一小部分。从政府对于老年人的福利保障方面来看, 并不是所有的农村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政府的帮助, 调查显示, 只有一小部分的老年人能定期收到政府发放的福利品, 这种情况一般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出现, 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得不到政府的帮助, 没有社会保障的。
二、目前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现状分析
在当代中国农村, 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 养老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和需要
60岁的老人在快速发展的农村有退休制度作为保障, 但这只是部分的中国农村地区, 大多数农村老人没有享受这样的补贴。很多老年人养老的主要去处——养老院发展比较落后, 很多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并未建立, 老年人有病不能医、生活不能自理等问题都未得到解决。近年来老年人协会虽然在快速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监督作用, 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组织体系亟待完善。人们一直认为老年人协会对于老年人的养老会发挥领先作用, 可以解决农村家庭养老纠纷。因此, 我们期待着农村老年协会扮演更大的角色, 指导和监督家庭养老, 使问题缩小化, 逐渐实现问题都能在农村中得到解决的良好现象。
(二) 农村老人以往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目前来看, 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最主要形式,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化的不断发展, 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家庭养老的形式使得儿女的负担过重, 很多家庭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承担不了。显而易见, 这种现状使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惑。
三、改善农村养老问题的措施及建议
(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要加速完善中国农村
责任编辑:陈贵娟
的养老保障体系, 这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环节
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是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来定, 主要有家庭支持机制、个人养老机制、社区养老机制以及社会养老体系, 前两种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后两种主要属于社会养老的范围。
(二) 对弱势群体要倍加关心和帮助
在农村, 有很多老年人都属于弱势群体, 比如说: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衣食住行不能自理的老人, 儿女对老人的赡养存在分歧的老人, 等等。这些老人基本上无法采用家庭养老的方式来养老, 所以国家、社会以及老人所在的社区都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和关心, 可以在平时多去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节假日送去更多的祝福和安慰, 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慰藉。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 身体越来越不如以前, 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通过医疗援助的方法帮助他们, 比如适当减少治病拿药的医疗费用, 发送医疗援助卡等方式, 使他们能够得到医治, 减少现实社会中“没钱看病”的现象, 保持健康的身体安度晚年。
(三) 转变人们的认识和想法, 不断改变人们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上的片面想法
1. 随着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发展, 农村建设也不断完善, 人们对农村的养老观念也要逐渐改变。
要改变单纯依靠家庭养老的形式, 适应新时代下的老年人养老模式, 依靠社区、社会以及家庭等共同养老, 这样既能缓解家庭的压力, 也会带动社会的共同进步。
2. 重视农村养老问题,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机制。
在现代社会当中, 家庭养老这种模式并不是永久持续的, 所以不能只靠家庭来给老人养老, 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障机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才能快速得到解决。因此, 我们要转变想法和观念, 对养老问题有一个正确清晰的认识。
近些年来, 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老年人口不断增多,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的发生, 以上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希望能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有一些帮助, 能够让他们在舒适安定的环境中安度晚年。
参考文献
[1]赵雨亭.银龄新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1]赵雨亭.银龄新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2]丁润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撑条件[J].理论探索, 2005, (4) .[2]丁润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撑条件[J].理论探索, 2005, (4) .
农村人口转型 篇7
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数量大、发展速度快、持续时间长
根据国家老龄委、民政部资料, 到2011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1.85亿人, 占总人口的13.7%, 比上年末提高0.47%;65岁以上老年人口1.23亿人, 占总人口的9.1%, 比上年末增加0.25%;老年人口总数2013年底将超过2亿人, 2015年将达到2.21亿人, 占总人口的16%。相对于城市, 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截止2009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1.67亿人, 其中农村老年人口1.05亿人, 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城市老年人口比重为7.97%, 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8.3%,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是城市的2.3倍。总体来看,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在2011年~2020年快速发展、2021年~2033年高速攀升、2034年~2060年持续高位运行, 呈现出数量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的特点。[1]
2.“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是指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 即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但是人均GDP、社会发展水平都还不够高。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 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 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 属于“未富先老”。
我国仍属中等偏低收入国家,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镇人均收入水平, 经济发展更是滞后于老龄化进程。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承受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3.矛盾化解难度大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 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压力凸显, 人口老龄化提前使得局面更加严峻。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相互交织, 加重了老龄化矛盾化解的难度。目前和未来几十年,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将超过城镇, 面临的压力也将超过城镇。由于农村物质基础比较薄弱,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保障水平比较低, 应对人口老龄化难度更大。我国中西部的部分农村已经形成了“流动多—老龄化快—保障难—发展慢”的恶性循环。[2]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新农村建设构成的特殊矛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这20个字包含内容极为丰富, 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均收入水平中等偏下, 城乡二元结构未得到根本扭转, 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相对落后, 实现现代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基本国情下, 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新的矛盾和压力,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构成的特殊矛盾主要体现在:
1.农业生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 农村人口减少、青壮年比例下降, 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不足, 农村剩下的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导致农村社会生产生活乃至文化意识形态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 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生产力水平下降。
青壮年大量流出导致农村生产力数量、质量急速下滑。一方面, 农村老龄化造成劳动者体能、精力下降, 农业生产成了“应景之作”, “靠天吃饭”、听天由命, 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出现向传统生产方式倒退的趋势;另一方面, 留守老人文化知识水平低, 思想观念相对陈旧, 对新技术认知程度差, 接受新生事物难, 农业新技术不能及时推广, 农业生产后劲不足, 影响了产业升级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2) 土地利用率下降。
小农经济条件下,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谋生手段, 农民十分珍惜土地, 土地利用率很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 各项事业得到发展, 特别是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劳动力的出路逐渐增多, 非农化转移数量越来越大,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上升, 农业经营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土地产出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大量农民把土地耕种作为附带产业粗放经营, 土地利用率开始下降。
(3)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空心村正在迅速形成。
农村老龄化造成农村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无人过问, 已经到了威胁农业生产甚至农村文化发展的程度。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老化严重, 部分或完全失去使用价值;乡村道路破烂狭窄、坎坷崎岖, 难以支撑农村生产生活需要;城乡差距明显, 农村居家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淘汰、舍弃, 举家外出务工人员增多, 以至于土地撂荒、村庄萎缩、空壳村频现, 农村空心化趋势严重。[3]
2.农村养老问题
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农业相对较低的比较收益使得农业劳动者经济收入不高, 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差距较大。大部分地方农村老人住房条件差、生活水平低、文化生活匮乏、缺少精神慰藉、医疗水平低、负担沉重, 农村养老面临诸多困难。如果不能及时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鼓励和稳定中青年农民在乡创业, 农村人口老龄化、土地撂荒、村庄凋蔽等问题将无法得到缓解与改善, 必然危及农业生产和农村稳定, 影响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3.社会服务问题
未来20年,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 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相交织, 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需求将急剧增加。
长期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老年人口, 不断采取积极措施推动老龄事业发展, 为老龄事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 在快速发展的老龄化进程中, 老龄事业和老龄工作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 公益性老年服务设施、服务网络建设滞后, 老年服务市场发育不全、供给不足, 老年社会管理工作相对薄弱, 侵犯老年人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政府、社会、机构养老服务模式尚未在农村展开, 家庭养老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但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已大为弱化, 急需政府、社会及机构提供服务和指导, 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或缺失。[4]
4.社会和谐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只有使社会成员各得其所, 才能做到和谐相处;只有实现各种关系的和谐, 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目前, 我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已面临挑战, 代际之间的孝道、赡养、照料老人的观念逐渐淡化, 精神慰藉更为缺乏, 甚至出现一些虐待老人、侵权、占据房产财产的现象, 对老人身心健康冲击较大。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农村养老问题必将制约和谐社会的建设。有效保障处于弱势的老年人特别是广大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 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有助于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中化解农村人口老龄化矛盾的路径思考
1.坚持双层经营体制, 大力促进农民增收
(1) 巩固和强化土地基本保障功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土地保障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一种保障, 效能低但相对最具有稳定性。坚持土地承包责任制长久不变可以为农民提供长期的、最基本的保障。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 大量农用地被征用, 土地产出绝对收益越来越低, 土地的保障功能已经大大弱化, 必须通过其他制度或措施来补充和完善。积极探索创新农村经营机制, 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 有助于土地基本保障的实现和保障水平的提高。而且, 通过重新构建农村产权制度, 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 保护农村弱势群体和农业弱质产业, 亦有助于化解农村老龄化矛盾,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保持社会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
(2) 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民增收。
农村养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只有生产发展、经济发展、收入增加, 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农村老龄化的矛盾。因此,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促进农民富裕是关键。要抓住当前扩大内需的有利时机,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稳定和完善支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措施, 加大农村道路交通、农田水利、医疗卫生、邮电通讯、市场信息基础设施和乡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力度, 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以现代科技为支撑, 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 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奠定物质基础。
(3) 完善惠农政策, 增大普惠比重。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继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直补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 是一项普惠式养老制度。以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式, 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确保农民基本生活,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 新农保制度存在保障水平低、覆盖不全面、结构单一等缺陷。这是由我国经济实力不足、农村人口规模巨大所决定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只能从低水平起步、从保障基本生活入手, 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再解决由低到高的问题, 逐步提高普惠比例和水平。同时,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 制度设计更要注重统一性和差异性。要使不同地区能够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经济实力, 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既要立足于解决现阶段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问题, 更要为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2.统筹城乡发展, 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滞后, 多数地区还停留在家庭保障层面。因此, 必须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逐步将城乡各类居民纳入覆盖范围, 实现应保尽保;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现状, 实施城乡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 着力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障碍, 促进农村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
(1) 强化政府主体责任, 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我国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也将进行合理调整。政府具有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谋求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属于政府应该提供的制度性公共物品。政府既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监督者, 更是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财政支持主体。要强调以政府的主体地位推动各项制度的实施,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5]
从新农保试点的情况看, 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不是很高。这是因为农民人均收入还比较低, 以前实行的养老保险待遇未得到完全兑现, 动摇了农民的参保信心。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的重要途径就是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 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民参保的扶持力度, 使农民感受到新农保带来的实惠, 引导农民积极参保。
(2) 统筹兼顾,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良性机制。
新农保制度与农村五保制度、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以及家庭养老等形式共同构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但这几项制度之间会存在交叉, 可能导致新的不公平、不合理。例如, 一部分农村老人既符合享受五保待遇的资格, 又可以领取到基础养老金, 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双份待遇——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偏高, 对养老资源的公平分配会造成负面影响。类似地, 符合享受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条件的农村老人可能在享受新农保所提供的基础养老金的同时又获得计划生育奖励。此外, 社会化养老机制在农村养老中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但家庭养老应该始终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一部分, 因此应该充分考虑新农保与家庭养老之间的互动关系, 使二者协调发展。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一个整体, 新农保制度不可能孤立运行, 必须与其他制度、政策相互衔接, 协调配合。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有全局眼光, 要在不断完善新农保制度的同时, 整合各项相关制度、政策, 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 建立良性机制, 提高运行效率。
(3) 合理衔接, 为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
目前, 新农保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新农保的责任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参保者个人, 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但实际上, 村集体补贴在绝大部分地区无法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责任主体为国家、企业和个人, 企业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为参保者缴纳养老保险费, 国家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为做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提供财政支持。这种责任结构上的不同, 阻碍了城乡之间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从长期看, 为了促进城乡居民享有公平的养老权益, 应该推进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合理衔接, 最终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体化, 建构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6]
3.加快立法实践, 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宗旨, 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 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是继《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之后,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领域的又一部支架性法律,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该法对新农保的主要制度作了规范, 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合并实施, 为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1996年颁布实施, 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促进老龄事业发展, 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美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了修改。2012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修订草案) 》。
客观地说, 以上“两法”由于立法、实践时间较短, 相关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配套的政策法律支持, 可操作性不够充分, 还有待进一步细化、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方兴未艾, 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应该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的有利时机, 加快工作进程, 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老年人口政策、养老制度和保障体系。[7]
4.积极养老,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传统模式, 我国老年人普遍认为晚年生活中最幸福的是儿女孝顺、家庭和睦。我们主张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敬老养老美德的前提下, 建立起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相结合的“四位一体”养老模式, 提倡积极养老。
积极老龄化理论认为, 老年人应该把社会活动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 强调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对于实现经济需求、健康需求、心理需求、社会参与需求的重要作用, 倡导通过社会参与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而且强调除了经济参与外, 更应该充分关注和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参与、教育参与和社会参与。健康、参与、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三个支柱, 健康和保障是参与的前提。
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号召让老年人通过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和志愿性工作充分、有效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也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了支持, 即老年人应该享有参与社会的权利, 也应该拥有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8]
摘要：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形成了农业生产、农村养老、社会服务与社会和谐等几方面的特殊矛盾。本文在对这几方面矛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化解农村老龄化矛盾的路径和思路。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口老龄化,矛盾,分析
参考文献
(1) 陈昱阳.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保体系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N].人民日报, 2011-05-03.
(2)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
(3) 夏莉艳.农村劳动力流失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1) .
(4)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十一五”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状况[R].2011.
(5) 刘春红.和谐视域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问题研究[D].西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6) 丁建定, 郭林.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Z].人民网, 2010-03-04.
(7) 国务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Z].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