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转型(精选12篇)
农村转型 篇1
一、北京市农村休闲产业发展概况
在近几年北京市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有一类重要的新农村社区, 现阶段以民俗旅游产业为主, 是农村休闲产业的最初形态。村民以自家住宅为经营场所, 经营餐饮、住宿等项目, 接待从城里来的游客。目前住宅设施的硬件水平还在持续改善的过程中, 经营模式也在发展中谋求转型。
2006年, 北京市以民俗旅游为主要产业的市级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共有16个, 这些村庄或原址改建, 或选址新建, 以家庭为单位经营民俗旅游产业 (见表1) 。在总收入和接待人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见表2) , 如果农村休闲产业按照“农家乐”的单一模式复制式发展, 将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旅游旺季游客数量多, 尤其在“端午”、“五一”、国庆“黄金周”等假日期间游客人数呈爆发性的增长态势, 而目前模式经营分散, 接待能力有限;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信息网
2.餐饮、住宿等项目的服务标准偏低, 难以产生较高的消费, 没有高端的服务产品, 客流和资源都十分有限;
3.游客停留周期短, 服务设施、人员空闲时段多, 造成了资源一定程度上的浪费。
图1展示了影响农村休闲产业发展的几个因素, 它们分别是村落景观、游客人数、服务标准和经营项目。在服务标准偏低和经营项目单一时, 产业的发展只能依赖于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加, 一旦村落景观保护不力, 就会对村庄的旅游产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今年的11月01日, 北京市地方标准《乡村旅游特色业态标准及评定》 (下文称《标准》) 正式实施, 《标准》的出台意味着北京乡村游经营模式在政策导向上的转变, 也意味着北京乡村游将告别传统农家乐, 升级换代成8种全新乡村旅游业态。
二、农村休闲产业经营模式转型的几种可能
本部分将农村休闲产业经营模式转型的几种可能及其转变过程列举如下。
模式A:分散经营→大部分经营户被淘汰→少数经营
整个村庄只经营一种或两种项目, 目前主要形式是“农家乐”, 项目雷同、分散经营。由于区位不同、资源分布不均, 同时经营者的能力和管理水平亦有优劣、高低之差别, 由此产生的竞争关系中, 条件占优的可以不断发展经营规模、扩张服务面积、提高设备设施的配备水平, 条件不足的只能勉强维持, 甚至入不敷出, 最终放弃经营项目, 回到以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的状态。最终, 由于没有规模特色, 没有其他资源补充, 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程度差, 形成极少数经营的局面。在仅有几户经营的情况下, 能吸引到的游客十分有限, 无力继续扩张。
模式B:分散经营→集中经营 (地点集中)
该模式可从模式A的发展而来。这种模式便于整合资源, 形成更大的规模, 便于集中建设乡村酒店, 或升级成为农业休闲产业园等。这一模式更具积极意义的是将大家所经营的产品集中在同一地点, 生活区和经营场所分开, 以此提高生活质量。
模式C:分散经营→发展新的经营项目→分散经营多种项目
通过政策和基层政府的引导, 增加新的经营项目, 使得村庄居民从竞争关系之中挣脱出来, 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一模式中, 村民的经营应摆脱复制和模仿的模式, 通过培育新经营项目, 发展农村休闲产业。此时不利因素是:1.规模效益仍然不够;2.经营场所依然以宅基地为主, 正常的居住生活还是会被经营活动所影响。
模式D:分散经营→集体经营 (产权集中)
集体经营与集中经营的区别在于:1.可以真正实现“一村一品”,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优化投资环境, 产生规模效益;2.农村休闲产业的集体经营, 十分有利于将城市人口纳入农村地区生活;3.村民就业模式可呈多元化发展。
小结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开看, 北京市周边的农村休闲产业大多数还处于模式A中描述的状态, 也有少数村庄正在向模式B发展。模式B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关键在于基层政府能否在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总体产业方向规划、村民的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模式C和D则可能会成为未来3~5年内经营模式转型的基本模式。
三、农村休闲产业经营转型中的功能模式变化
(一) 时期一被动刺激型农村休闲产业的功能模式变化
农村休闲产业经营转型与功能模式变化的优势与必要性在此时期并没有被认可, 转型动力主要来源于城市与农村居民对于生活质量提高的追求 (见表3) 。
刺激来源1:城市居民的需求
城市居民具有短暂逃离压抑的日常生活、享受自然健康假日的需求, 大城市周边具有良好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农村成为重要的假日休闲旅游的目的地。
刺激来源2:农村居民对于经济发展的追求
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仅通过劳动力的输送来提高的农村经济并不能真正的提高农村自身的发展水平。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各方面进步, 农村需要利用自身优势, 发展出当地的特色产业来带动农村的发展。
以上两个来源成为了在时期一农村休闲产业经营转型与功能模式变化良好互补的一对刺激因素。本时期包含三个阶段。
1. 少量的农村休闲旅游
初级阶段。农村休闲旅游刚起步, 游客数量不成规模, 休闲旅游的内容以乡村体验为主, 停留时间短, 并且客流受季节影响较大。此时农村仅有部分居民具有接待能力, 接待的水平有限, 若干具有景观资源的村落可能有一定的观光项目。
2. 逐渐增长的农村休闲旅游
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发展与农村休闲旅游的知名度的提高, 更多城市居民选择农村休闲旅游作为短期假日休闲方式, 农村休闲旅游人数逐渐增加。相应地, 农村居民参与接待的人数也逐渐增加, 个体接待容量逐渐增大, 接待条件也不断改善, 但效果并不明显, 主要变化仅体现在卫生条件和少数硬件条件。
3. 农村休闲产业的升级
产业升级阶段。农村休闲旅游发展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短期假日休闲方式。大量游客既给农村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 也对农村休闲旅游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挑战主要源于三方面: (1) 过快增长的旅游人数对接待水平和硬件条件提出了要求; (2) 游客日益增多, 对于村落自然景观和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3) 停留周期短, 受季节影响大。这三个问题, 将有可能对于农村的产业与功能造成下列几点影响: (1) 农村接待能力进一步加大; (2) 接待设施种类的多样化; (3) 新的吸引品种的培育; (4) 逐步注意到景观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二) 时期二自主增长型农村休闲产业的功能模式变化
时期一中, 经营形式与功能模式的发展与调整主要以个体需求为导向, 依赖于个体对于农村旅游发展形势的判断, 建设主要以个体为主, 各自为战, 各尽所能。在这样的机制下所形成的接待模式以户为单位, 分别具有接待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这种模式有灵活多变、生活与接待两用的优点, 但是, 小户经营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游客需求, 对大型团体接待能力不足, 接待设施分散不易沟通, 功能重复、浪费设施与用地等 (见表4) 。同时, 由于农村休闲旅游的发展, 村落景观与自然环境遭到负面影响, 个体对于这些负面因素认识程度不够, 易造成不可持续的发展状况。因此, 经营形式与功能模式的自主增长在此时期极其重要。
1. 经营模式的分化
如前文所述, 本时期可能形成两种有益的经营模式转型 (模式B和模式C) 与一种不利模式 (模式A) 。
模式A。大部分经营户被淘汰, 每个村子仅有少数经营户还在持续, 其他经营户重新回归农业生产。
模式B。为解决大型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 对各户经营进行引导, 增强单户接待设施规模。同时, 这种模式可以减少设施重复建设, 节约用地。
模式C。接待模式在时期一最后阶段品种多样化雏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增加各类经营项目, 从竞争中脱离出来, 形成多样化综合互补的发展模式。
2. 经营模式的整合
在有益的经营模式形成后, 由于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点, 合作与互补同时存在, 演化出少数农村休闲旅游之外的经营项目, 如长期度假、HOHO模式、SOHO模式等。
(三) 时期三示范带动型农村休闲产业的功能模式变化
主动创造型经营模式, 在扩大接待能力, 转变经营种类等方面都能起到很好作用。但是由于各地经营状况不同, 模式各异。而经营模式的推广需要更大范围的统一控制与管理, 因此, 只有对农村经营模式采取示范带动才能促进其推广。
示范带动模式分为三个阶段。
1. 分散的单项示范
先行模式。首先以个体经营户为单元, 选取优秀经营户作为典范, 引导农村休闲旅游的发展, 并同时给多样化的产业模式树立范本, 既可作为时期一经营单元的示范, 也可作为时期二模式C互补经营单元的示范, 如民俗游示范户、旅游纪念品示范户等。
2. 集中的单项示范
在个体经营户示范的基础上, 选取优秀的经营集体作为合作经营的典范, 引导合作型经营集体的发展, 可作为时期二模式B合作经营集体的示范, 如一类产业或一种经营类型的集中示范。
3. 集中的综合示范
多样化的个体经营示范和优秀的集体经营操作成熟后, 相关经验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各村庄, 并选取其中功能互补与合作交流广泛的村庄作为单元, 引导其将多样化的产业模式和集体合作经营的手段结合, 形成多种产业并举、多种模式并存的集中发展单元 (模式D) 。依靠示范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农村可以真正实现“一村一品”, 促进城市人口纳入农村地区生活, 呈多元化发展农村就业模式。
四、北京周边地区发展休闲产业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预判
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个在唯一因素作用下的过程, 通过分析北京农村休闲产业转型, 就未来3~5年内农村发展趋势做出如下预测:
1.农村休闲产业转型将促进人口、资金、信息、就业、服务等方面在城乡之间的流通 (见图2) 。
2.多样化的经营形式、合作经营的手段, 集体经营模式, 为城乡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将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3.农村休闲产业的新模式与城市的高度聚集互补, 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见图3) 。在这个过程中, 城乡关系将由早期的人、资金、技术流通缺乏的阶段转入后期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的阶段。在经营模式完成转型之后, 城市居民大量进入村庄休闲、度假、工作, 不仅从城市带来各种资源, 而且为农村创造财富, 将有效促进北京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闫雪静.北京80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完成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北京日报.2006/8
[2].仇保兴.生态文明时代乡村建设的基本对策.城市规划.2008/4
[3].窦媛媛.京郊游将创建八大业态.北京晚报.2009/10
农村转型 篇2
——农商银行机制网点转型心得体会
作为**市农村商业银行的一员,为商业银行的成立喜忧参半,喜的是改制成功,意味着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必将迎来发展的快车道,忧的是它毕竟是商业银行中的一名新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它面临着太多太多的挑战。
我们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的道理,农村商业银行要提高竞争力,要保持持续的成长力,就必须直面现实,因势而变,适时转型,不断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我们的商业银行是转型,还是淘汰,答案显而易见。转型,意味着从一种传统的、习惯的模式转向一种新的陌生的模式,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激流勇进,奋勇向前。
面对转型,每一个人都是压力与动力并存!我们营业网点人少、业务量大,加之大家年龄偏大,每天下班时,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但是面对转型培训,我们没有退缩、没有怨言。我们放弃照顾家人、陪伴孩子,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坚持参加培训。培训时,我们认真聆听培训老师讲课,认真学习每一个规范动作,认真牢记办理业务的规范流程;只要有空闲时,我们就和同事、和家人一起反复练习普通话,一遍遍诵读规范用语,一次一次练习规范动作,单位上全体总动员,家庭里全家齐参与。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我们利用较短的时间学到了很多知识,也顺利通过了第一阶段的验收。
我们将培训所学,很快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我们真诚的微笑、规范的办理流程、标准的礼貌用语、规范的动作得到客户的称赞,这一刻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从农村信用社到农村商业银行,我想绝不是名字的简单更替,也不是从“土”到“洋”简单转化,它必将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对于我们前台柜员,转型培训,也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流程,而是自我升华的过程,而是要有改革前行,舍我其谁的担当!
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 篇3
农民的三大权利应受保护
笔者认为,分析中国的农村问题,应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从这个角度,容易把握住改革大局,避免被一些“假问题”所迷惑。
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切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秘密,农村的现代化也不例外。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改革不可避免地面临三方面的社会冲突: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二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三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
中国历来是城市统治农村,农民创造的“剩余”被源源不断输向城市。农村破败引起匪患,而匪患又发育为地方军事割据和军阀混战,战争则进一步消耗国力,加速农村的衰败。
老一代革命家看准了中国问题的关键,用农民的力量推翻了旧政权。但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又犯了牺牲农业和农村,片面发展工业和城市的错误。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错误相当大程度上得到纠正,但“三农”问题依然突出。
所谓“三农”问题,概括地说,农业是效率问题,农村是就业问题,农民是权利问题。
1978年到2003年,农村改革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2004年后,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十七大后,农村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
除了几次农产品价格调整出自中央政府外,一些重要的改革行动最初都来自地方政府的创新,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
农村发展的根本障碍,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并大体延续至今的对农民的控制。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尊重,包括土地财产权、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和民主选举权利。
土地财产权。回顾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一、人民公社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农民的生存。二、农村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改革容易在农村取得突破。三、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利益较一致,能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度。
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之处在于符合当时农业生产力的性质,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然而相当长时期内,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仍未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十七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举措,有助于保护农民的产权,释放农村生产力。
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尽管当时城乡分割体制尚未完全打破,但已遭到很大冲击。农民勇敢地走向城市,向劳动市场的二元体制发起了冲击。
过去,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只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而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2003年以后,情况逐步转变。
农民进城务工,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又大大制约了这种效益的充分释放。调查表明,在2004年之前差不多10年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这固然与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
民主选举权利。在农民问题上,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在农民眼里,政府就是乡村干部。而高层政府对基层干部的控制几乎是鞭长莫及,农民通过上访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九牛一毛。农村社会陷入一种“对话困境”。
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决对话问题,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总体上看,对于乡村民主自治,农民的态度远比地方政府认真,农民十分看重村委会选举产生的程序性问题,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一些很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做法。
农村两大改革均受制约
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减弱控制”的一系列政策是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压力之下作出的,主導者是中央政府。当“减弱控制”达到一定程度后,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遇到三方面的阻力,分别是地方政府的消极态度、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市场结构的缺陷。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制订了有关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但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之下并未认真推行。总体上看,“减弱控制”在目前阶段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已不再有明显作用。
“减弱控制”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受到的制约也很明显。首先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提出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有抵触,使政策很难落实;其次是工业部门和建筑业部门不支持国家征地制度改革,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往往站到了工业和建筑业利益集团一边,使征地改革举步维艰。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还没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稳定承包权或将承包权物权化来解决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现在看来困难很大。农村金融改革乏善可陈,曾经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不得不南中央政府出面叫停。
“减弱控制”意味着“放权”,但“放权”不等于“造权”。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是权利的再造,尽管这种再造需要“放权”的过程。“造权”的改革未能深入进行,是“减少控制”改革模式受到制约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仅靠中央政府自己放权或减少对农民的控制是不够的。
于是,2004年以后农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主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来支持农村的发展,但“分配调整”改革模式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
首先是国家财力的限制。即使有庞大的支农财政支出,但对于庞大的农民总量来说仍微不足道。依靠财政力量帮助农民增收是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但一直颇受争议,一些国家正在调整这方面的政策。
其次是农村社会对“分配调整”的改革仍未适应。2004年开始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后,补贴资金发放的成本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资金发放成本大于资金数量本身的情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往往依赖农民的合作组织系统,这种系统可以大大降低政府支持农业的成本。显然,我们的这种系统还远未形成。
第三,“分配调整”改革的重要方面是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但目前这种保障仍很不够。
最后,“分配调整”改革不能不涉及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还找不到使城乡社会保障相统一的办法,而统一问题不解决,“分配调整”改革就不能说获得成功。这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老大难问题。
城市化步伐应当放慢还是加快?
一些学者怀疑我国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认为城市化的步伐应该慢一些。还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应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
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弱,主要与我国的就业政策有关。GDP连年高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增长的速度,这种差距用技术进步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事实是,已就业的劳动者超时超负荷工作,却有大量农村隐蔽失业人口存在。笔者不赞成用素质低来解释农民失业人口大量存在的原因,经过短期培训的农民工完全可以胜任工作。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才是农民工就业难的主要制约因素。此外,户籍政策、收入调节政策和地方管理体制也不利于城市化,这些方面作好改革,城市化的速度还会增加。
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但我国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要实现这两个基本条件相当困难。我国平均每户农民耕作面积约7亩,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年收入平均每户仅3000-5000元。而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和改造农业组织结构,都只能帮农民节省时间,不能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收入是摆脱困境的办法,但目前面临很大困难。据甘肃农调队的调查,当地务工农民中,能在城市租得起或买得起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的只有12%左右,按北京的一项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也只在15%左右。
农村改革的核心在于以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统筹城乡发展。重点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要取消区分“大产权”、“小产权”这样的奇怪的政策,以“放开产权、管住规划”为核心建立土地管理的政策体系。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美国设市标准之一是城市核心区的人口每平方英里(约3平方公里左右)2500人。按这个标准,我们的城市化仍有巨大空间。
城市化之外,从长远看,今后农村改革的主攻方向还在于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一是使农民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创造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首要任务是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二是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政府服务的作用。农业是高度竞争的产业,利润率往往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不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服务,也不容易吸引投资,因此,国家的支持必不可少。
三是要改善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农民希望村民自治真正得以落实,这等于把“中央要求减负”,变成了“农民自我减负”,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中央政府需要再度出手
中国农村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乡村社会高度自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高度发展和农民权利获得充分保證的社会。
在农村改革中,中央政府发挥着统筹全局的作用。只有中央政府出手才可能打破改革的僵局,加快改革的速度,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稳定大局,为改革创造比较好的环境。目前农村领域推行的许多改革,如土地制度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农村医疗保障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必须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才能较好地进行。
中央政府必须统筹改革全局,在必要的方面加强权威,“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过去30年农村改革作了科学总结,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任务。《决定》的主要精神是继续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拟从三个方面部署——
首先,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决定》特别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了系统安排,其中两个“亮点”对未来农村土地合理利用将产生深远影响:一是使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二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落实这两项改革意味着对已有政策的突破。未来农村土地承包期将可能延长到70年以上;农村建设用地将和其他类型的建设用地一样获得同等市场流转权利和一系列权益保障。《决定》对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也作了部署,今后将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这些新措施将极大推动农村资本市场的繁荣。
其次,政府将持续加大国家支农投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第三,《决定》提出,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国家将继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发展农村新型社会养老制度。
农村留守妇女的角色转型 篇4
一、留守妇女角色扮演的类型
在王村外出务工劳动中, 男性在数量上占优势, 且不受婚姻状况影响, 而女性劳动则以结婚为分水岭, 未婚女性外出较为集中, 已婚女性在整个外出劳动中所占的比例很少, 该村的家庭模式主要是以“主妇留守”模式为主。丈夫的外出务工使得留守妇女传统的家庭角色开始转变, 留守妇女承担了家庭的主要责任。她们承担家庭内外、老少的联系, 内要照顾家庭, 外要联系丈夫, 上要养老, 下要顾小。
(一) 生产者。一是, 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是“男主外, 女主内”。基于这样的性别角色模式形成的家庭劳动分工是“男耕女织”, 造成的后果是生产中的“男主女辅”和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男主女从”。在传统农业社会, 由于劳动方式和种类多半属于粗放型的重体力性质, 男人比女人分外受到器重, 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往往依赖男性劳动力价值所体现的程度。很显然在过去农村的劳动中, 主要是由男子承担, 而妇女在生产中仅充当配角或者辅助作用。随着丈夫的外出, 他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 仅仅是名义上的农民, 从而把妇女推到了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客观的现实使妇女承担了家庭的生产功能, 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二是, 由于当前农村劳动方式和种类日益趋向于集约型的高技能性质, 女性在体能上的弱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弥补, 并且伴随着农业劳动中科技含量的不断增加而逐步获得了与男性并驾齐驱和平分秋色的能力。由于机械化耕作、农药、化肥的使用, 农业科技的推广, 抛秧、免耕, 使得妇女能够在生产中独挡一面。另外, 雇工的使用也减轻了妇女的劳动强度。妇女们承担家庭的生产功能, 使得丈夫能够安心在外打工。三是, 留守妇女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 还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加家庭收入。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观念对留守妇女的禁锢和制约已大大地减弱, 相应地, 依靠科技的力量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工副业及构建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自主创新观念却正在萌发并不断地得到强化。这在那些“学习型”和“技能型”的妇女身上表现更加明显。农村留守妇女在增强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同时, 也提高她们的思想道德境界, 锤炼她们的生活意志。这就客观上有益于推动农村留守妇女超越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 激励她们打破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男主女辅”的传统格局, 从而为新一代农村女性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二) 教育者。《三字经》云:养不教, 父之过。子女的教育更多的被视为是父亲的责任。但是由于丈夫长期在外, 教育子女的重担自然就落在妇女们的身上。这种现象在现在的农村很普遍, 丈夫的外出使得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仅限于偶尔电话中的寒暄、节假日的探望, 而妇女们在孩子家庭教育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现在子女的教育越来越被农村所重视, 妇女认识到教育是改变子女命运的重要途径。由于很多妇女的文化水平较低, 对她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制约, 这就使得她们把更多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希望子女能通过教育跳出“农门”。
(三) 赡养者。留守妇女在家庭中, 既要照顾子女, 又要照顾老人。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至今尚未健全, 老人的赡养主要是由家庭负责的。家庭是人们情感的归宿和生活的港湾, 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情感维系的作用无可替代。“养儿防老”, 就是希望在老年生活不能自理时有人照顾。由于父权文化的影响, 中国社会对由男性后代赡养老人的责任始终有极强的认同。但随着男性的外出, 这种客观的现实使得赡养老人的责任更多的落在妇女的身上。这就使得传统根深蒂固的“男性后代提供养老的偏好”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妇女开始替代了男性扮演养老的角色, 成为老人们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依靠。丈夫的外出增强了女性独立、自立的能力, 再加上女性所拥有的体贴、细心的特点, 在照料老人上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老人们舒适、自在, 满意度也更高。
(四) 政治参与者。妇女参政是建设社会民主政治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表现,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当代妇女的神圣要求。妇女参政既是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标志,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由于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把妇女推向政治参与的前台。农村主要决策是由众多的家庭来共同实现的, 而现在客观的现实使妇女们实际上承担了家庭的决策任务, 她们成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直接参与者。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各界基层组织的积极宣传, 留守妇女有了更强的民主参与意识, 她们一改过去不闻不问的态度, 愿意参与到各项政治事务中来, 以便认清社会的发展趋势, 对农村的村务公开、村委会选举等问题有了较高的热情。政治上的觉醒让这些曾经对政治处于懵懂状态的农村妇女冲破了自我封闭的藩篱, 获得了较多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 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主体身份, 实现了自主权, 她们不再盲目地从众, 思维也随之得到深刻的启发, 并且随着政治参与频度的增加, 农村妇女也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 影响农村社会的决策, 推动着农村的社会发展。
二、留守妇女角色扮演的转型
(一) 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 男性在家庭中更多的居于“高者”、“优者”、“强者”、“主者”的位置, 固执地维持着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性别规范, 是家庭一切力量的绝对决策者。但这种局面随着女性在生产与家庭的扮演角色的改变, 也改变了女性在家庭的地位。留守妇女逐渐从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 由过去被动的听从变为自主决定。
1.妇女从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是从参与家庭决策开始。
在以前, 家庭中重要事情主要是丈夫说了算, 妻子只是服从或执行丈夫的决定, 但是丈夫外出之后, 妻子逐渐成为家庭的主要决策人, 对于留守妇女来说, 成为家庭的主要角色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一开始她们更多会把家庭的问题征求丈夫的意见, 希望丈夫来拿主意, 但是发现这样会影响丈夫的工作, 有时还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自然使妇女成为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妇女成为家庭主要决策者, 使其自主意识开始觉醒和强化, 有利于她们独立生存能力的获得和独立人格的形成,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妇女懦弱、依赖、被动、封闭的传统形象。
2.经济贡献的显性化使留守妇女的主要角色进一步得到体现。
过去, 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通过丈夫的贡献来间接体现的, 她们对家庭的贡献是隐形的。丈夫的离开, 使得那些过去由丈夫的劳动来体现的贡献, 现在由妇女来完成了。妇女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 获得了稳定的、独立的经济收入, 她们的劳动和贡献成为显性的贡献。她们不再把自身拘于传统社会那种被动和感性的自我形象:以丈夫和家庭为生活的全部, 其自我意识和价值完全被寄托和淹没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身上, 以丈夫和孩子的地位、身份、荣华富贵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体验到了价值感和满足感。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 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的劳动, 那么妇女解放, 妇女同男子的平等, 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经济贡献的显化提高了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 也全面提升了妇女自身的能力和社会适应性。
(二) 双主角并存。
留守妇女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有了更多决策的机会, 并且对家庭资源有了更多的掌控权。留守妇女家庭地位开始转变, 成为家庭的另一个主要角色。新主角的出现使得一个家庭中出现了两个主角并存的局面,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决策的方式。双主角并存, 指的是丈夫和妻子同时作为家庭主角, 只是在分工上存在着差异, 妇女作为主角的作用, 更多地体现在农业生产、家庭生活和家庭开支方面, 而男子的角色更多体现在家庭的经济收入方面。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 它使男女两性提高了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有利地促进了男女两性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使他们在各自领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双主角的出现, 是农村家庭夫妻关系的一个新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社会变迁的影响, 社会对男女平等的宣传, 同时也有开始重视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妇女在社会参与方面越来越多。在家庭、社会生产方面的参与提升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而这种参与又改变妇女对自身的认同, 使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增强。
三、制约留守妇女角色扮演的因素
(一) 传统的性别观念。
传统的性别观念将女性定位在感性的、温柔的、依赖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上;与之相反, 男人则应该是理性的、独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女性是依附于男性, 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虽然已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显示出与传统相背的性别规范选择, 但大多数女性仍持有传统性别定位标准, 她们对自己在家庭中享有的权利和所处的地位表示满意。这些事实明晰的表明, 留守妇女更多地受着传统性别价值观的左右。她们对自己的定位更多的是在家庭内, 虽然认为妇女可以在外打工, 但这种工作仅仅是“帮助”男性“贴补家用”。她们外出更多是为了改善家庭的境况, 是“生活型”的外出, 而非“发展型”的外出。而女性这种“生活型”的外出是与家庭相连, 相对是次要的, 而男性的“发展型”外出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相连, 具有主要地位。她们对事情自主决策的能力不高, 本着对家庭更有利的角度, 自然以家中有经验的男性的意见为主导, 这严重制约了留守妇女的角色转型。此外, 大多数农村女性并未充分意识到家庭的性别权益格局中的不平等状况, 其抗争力不强, 两性间由此维持传统意义上的“相安无事”。
(二) 文化素质。
留守妇女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客观上造成她们接受的文化教育极其有限。妇女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及半文盲。调查发现特别是在30~60岁年龄段的妇女中, 文盲的比重较高。这说明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了她们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掌握, 而且也影响了她们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对于自己的文化程度, 留守妇女大多数表示不满意。她们对自身文化程度的满意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她们对文化程度重要性的认识。但是, 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 她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往往不容易接受, 在这方面她们往往要征求丈夫的意见, 听从丈夫的安排。
(三) 农村社会环境。
首先, 长期以来“女人从政必乱、必败”的陈旧观念及农村妇女在参政现实中的边缘化状态的双重作用, 使她们害怕参政, 怀疑和低估自己的参政能力, 对政治产生了无力感和恐惧感。而且农村妇女与农村男性相比, 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仍处于劣势地位。其次, “妇女参政与她们在家庭中的使命不相容, 家庭的稳定与妇女的从属地位相联系, 行使政治权利者应该是掌握家庭中权威的男子, 如果妇女参政即政治上获得解放, 就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享有自主权, 那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背离女人当母亲的职责, 从而削弱家庭, 家庭将无人照料”, 因而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再者, 经济参与程度不高是制约留守妇女政治参与的根本因素。留守妇女的经济参与程度决定了其政治参与水平。在王村的调查表明只有少数妇女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而且大部分都是婚前的一两年时间, 工作一般是服务员、保姆或做小生意, 结婚后大部分农村妇女主要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做家务和抚养孩子。从就业结构上看, 主要分布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且大多是低技能、简单劳动的行业。这种低水平的经济参与状态直接影响了政治参与水平:经济参与水平低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收入低, 而经济收入低又限制了她们的经济参与程度, 使她们无法通过经济参与提高自身的政治参与程度。
四、结语
留守妇女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其传统的角色模式, 定位新的角色素质。在这个过程中, 她们增强了自我意识, 对于新的角色要求给予了最为积极的回应, 她们的角色转变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但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丈夫外出, 妻子留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妇女扮演的角色, 她们还继续着传统的家庭角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留守妇女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有了决策的机会, 潜能得到了一定的发挥, 价值有了一定的体现。农村留守妇女角色转变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变迁过程, 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我们也要看到她们在角色转型过程中多层角色的扮演与妇女有限的精力存在巨大矛盾, 这显然对妇女地位的提高与生存状况的改善不利。
摘要:农村留守妇女正经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 其角色转型对农村的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涟水县王村的个案为例, 分析留守妇女所扮演的角色:生产者、教育者、赡养者、政治参与者, 可以看出留守妇女正从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 同时出现了家庭双主角并存的现象。最后从传统的性别观念、文化素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特殊的生活环境以及经济参与这几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影响留守妇女转型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留守妇女,角色扮演,角色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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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转型 篇5
为加快推进农村沼气转型升级,加强农村沼气项目建设管理,经认真研究,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预期目标
(一)总体思路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做好“三农”工作的总体部署,适应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居住方式、农民用能方式的变化对农村沼气发展的新要求,积极发展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开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1建设试点,推动农村沼气工程向规模发展、综合利用、科学管理、效益拉动的方向转型升级,全面发挥农村沼气工程在提供可再生清洁能源、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和大气污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沼气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发展农村清洁能源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相结合。农村沼气综合效益显著,不仅是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方式,而且对于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和大气污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生态农业等具有重要作用。必须深刻领会农村沼气建设的重要意义,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时,不仅要重视农村沼气工程的 1生物天然气指沼气提纯后达到天然气标准,即甲烷含量95%以上。一般而言,1立方米沼气提纯后可生产0.6立方米左右生物天然气。能源效益,促进沼气高值高效利用,而且要重视农村沼气工程的生态效益,促进农业农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2.坚持统筹兼顾与转型升级相结合。根据农村沼气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沼气工程各类项目建设。鼓励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资金建设中小型沼气工程、户用沼气、沼气服务体系等。中央预算内投资突出重点,主要用于支持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建设,开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建设试点,促进农村沼气工程转型升级。
3.坚持引导沼气工程向规模化发展与科学规划建设布局相结合。在利用中央投资引导沼气工程向规模化发展的同时,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业农村发展情况、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沼气工程原料的可获得性、周边农田的消纳能力和终端产品利用渠道,因地制宜、因区施策,科学规划项目建设布局,合理确定区域内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建设数量、建设地点和建设规模。
4.坚持完善政府扶持政策与推进市场化运营相结合。沼气工程兼有公益性和经营性。政府对项目建设给予投资补助,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探索完善终端产品补贴政策,逐步破除行业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为沼气工程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要注重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 2 等各种社会主体进行规模化沼气工程建设,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推进工程实行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5.坚持推广先进工艺技术与强化建设管理相结合。鼓励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推广中温高浓度混合原料发酵工艺技术路线,采用专业化设施和成套化装备,提高沼气产气率,提升沼渣沼液综合利用的便捷程度和附加值。严格标准化设计、规范化施工,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运行效果。规范建设程序,强化管理措施,保证项目任务与技术力量相匹配,发展速度与建设质量相协调。在规范事前审核的同时,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投资效益。
(三)预期目标
2015年在适宜地区支持建设一批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开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建设试点,年可新增沼气生产能力4.87亿立方米(折合生物天然气生产能力2.92亿立方米),年处理150万吨农作物秸秆或800万吨畜禽鲜粪等农业有机废弃物。2015年促进农村沼气转型升级试点,重点围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特点、不用原料来源、不同建设运营模式等,择优选取典型项目开展试点,在创新项目建设管理机制和运营模式、完善支持政策、破除行业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提高沼气工程科技水平等方面,探索总结有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项目建设与试点的范围、中央支持政策
(一)项目建设与试点范围
1.支持建设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支持建设日产沼气500立方米及以上的沼气工程2(不含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其中,给农户集中供气的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可适当考虑由同一业主建设的多个集中供气工程组成。支持沼气开展给农户供气、发电上网、企业自用等多元化利用。沼渣沼液用于还田、加工有机肥或开展其他有效利用。
2.开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试点。支持日产生物天然气1万立方米以上的工程开展试点。提纯后的生物天然气主要用于并入城镇天然气管网、车用燃气、罐装销售等。沼渣沼液用于还田、加工有机肥或开展其他有效利用。
根据专家意见,日产生物天然气1万立方米以上的工程,由于工程规模大,对原料收集、周边农田消纳能力和终端产品利用渠道的要求高,工程能否实现持续良性运营、能否形成可复制的模式还有待检验。为择优选取试点项目,有利于形成有价值、可推广的经验,有利于用成功的典型来统一认识、争取政策,2015年将积极稳妥地开展试点,原则上每个省推荐安排1个符合条件的试点项目,对于种植业优势产区和规模化养殖重 2参照沼气工程规模分类(农业行业标准 NY/T667-2011),规模化大型沼气项目要求日产沼气量大于等于500立方米。点区域等原料资源丰富、工程需求量大的省份,最多可推荐安排2个试点项目。
(二)试点内容
对于规模化生物天然气试点工程,一是开展工程建设和运营机制创新试点,以专业化企业为主体,按照市场机制,投资工程建设,开展原料收集、工程运行管理、终端产品销售利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运营,探索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模式。二是终端产品补贴试点,鼓励有积极性的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财政资金,按照生物天然气(沼气)销售量或有效利用量、沼渣沼液利用量或加工成有机肥的数量,对项目业主进行补贴,探索建立生物天然气或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机制。三是破除行业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试点,鼓励地方政府比照国产化石天然气,探索制定鼓励生物天然气或沼气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和整顿燃气特许经营权市场,为生物天然气或沼气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对于具备条件的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若项目业主和地方政府有积极性,也鼓励在项目建管模式、工程运营机制、终端产品补贴政策、税收优惠等方面开展试点。
(三)中央支持政策
中央对符合条件的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规模化生物天然气试点工程予以投资补助。补助标准为: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5 每立方米沼气生产能力安排中央投资补助1500元;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试点项目,每立方米生物天然气生产能力安排中央投资补助2500元。其余资金由企业自筹解决,鼓励地方安排资金配套。中央对单个项目的补助额度上限为5000万元。
当地政府已出台沼气或生物天然气发展的支持政策、对中央补助投资项目给予地方资金配套、已按照或在申报时明确将按照试点内容开展相关工作的地区,中央将优先支持。
对于已经建成或已投入运营的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也鼓励按上述内容积极开展试点,中央将进一步研究完善有关支持政策。
三、选项条件和项目建设内容
(一)选项条件
1.项目单位具有法人资格,具备沼气专业化运营的条件,配备必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具有较高的信用等级、较强的资金实力,能够落实承诺的自筹资金。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项目单位的经营范围应包括生物质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销售、安全管理等内容,掌握规模化生物天然气生产的主要技术,对项目建设、运营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优先安排具有天然气生产、销售等有关特许经营许可的项目单位。
2.工程具有充足、稳定的原料来源,能够保障沼气工程达到设计日产气量的原料需要。鼓励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和园 6 艺等多种农业有机废弃物作为发酵原料,确定合理的配比结构。对于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建设地点周边20公里范围内有数量足够、可以获取且价格稳定的有机废弃物,其中半径10公里以内核心区的原料要保障整个工程原料需求的80%以上;与原料供应方签订协议,建立完善的原料收储运体系,并考虑原料不足时的替代方案。
3.工程建设方案应参照国内外成功运行案例和运行监测数据,工艺技术和建设内容要符合有关标准规范要求(相关标准见附件)。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执行《沼气工程规模分类》(NY/T667-2011)中对于发酵工艺和池容产气率的要求。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采用中高温高浓度混合原料发酵工艺技术路线,池容产气率大于等于1,所产沼气提纯制取生物天然气(BNG)。沼渣生产固体有机肥,沼液加工制作液体有机肥。
4.要科学评估终端产品产出量、产品潜在用户、输送方式和距离、周边农田和农业生产对养分需求等因素,科学确定沼气工程终端产品的利用方式。其中,沼渣沼液的消纳标准应按照每立方米沼气生产能力配套0.5亩以上农田计算。要与用户签订供气、供电、沼肥利用协议,使工程所产沼气、沼渣沼液全部得到有效利用,确保沼气不排空,确保沼渣沼液不产生二次污染。
5.项目单位应委托有资质、有经验的专业机构承担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成立或委托专业化运营机构承担日常 7 维护管理。落实必要的流动资金,制定产品质量保证、成本控制、设施管护等管理制度,确保工程能安全、稳定、持续运行。
6.项目备案、土地、规划、环评、能评、资金等前期工作落实,配套条件较好,确保2015年能开工建设。
(二)建设内容
1.原料仓储和预处理系统。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的,要建设不低于4个月连续运行所需原料的仓储和预处理设施;以畜禽粪便为主要原料的,要建立粪污输送管道等设施设备或配备运输车。
2.厌氧消化系统。按照《沼气工程技术规范》(NY/T1220)等标准执行,包括进出料、厌氧发酵、增温保温和搅拌等设施设备。其中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厌氧发酵装置总容积要求1.67万立方米以上,单体发酵装置容积一般控制在3000立方米左右;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发酵装置总容积要求500立方米以上。
3.沼气利用系统。包括脱硫脱水等净化设备,燃气提纯装备,气柜、管网等储存输配系统,气热电等利用设施设备,防雷、防爆、防火等安全防护设施。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利用系统按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33)等标准执行。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利用系统按照《农村沼气集中供气工程技术规范》(NY/T2371)、《沼气电站技术规范》(NY/T1704)等标准执行。
4.沼肥利用系统。包括沼渣、沼液存贮设施,有机肥料的生产加工设施设备,按照《沼肥加工设备》(NY/T2139)、《沼肥施用技术规范》(NY/T2065)等标准执行。
5.智能监控系统。包括在线计量和远程监控智能平台,具备可测量、可识别、可核查和可追溯的功能。监控系统按照《沼气远程信息化管理技术规范》(待颁布)标准执行。
四、工作程序和要求
(一)工作程序
1.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和农村能源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密切配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部联合下发的申报通知和工作方案,抓紧开展需求摸底,为项目单位做好指导服务,及时组织项目申报。
2.对于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项目单位在落实前期工作后,根据工作方案提出资金申请,其资金申请的批复程序和要求等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商省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制定。
3.对于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试点项目,为达到试点目标,要严格管理,规范事前审核。由项目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咨询设计单位编制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报送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审批前应由省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出具行业审查意见。农业部成立专家委员会,提供技术指导。
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1)项目单位的基本情 9 况;(2)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规模、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建设条件落实情况等;(3)申请投资补助的主要理由和政策依据;(4)“选项条件”中要求的相关内容;(5)项目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分析,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6)附具项目备案、环评、用地、能评、规划选址等审批文件复印件,并提供自筹资金落实证明或承诺函。
4.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农村能源主管部门,根据项目单位报送的资金申请报告,开展实地调查,择优选取1-2个符合本工作方案要求,能探索出有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利于用成功的典型来推动国家政策完善的试点项目,在此基础上编制项目试点方案。项目试点方案除包括每个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外,还应说明项目试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明确试点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以及试点工作的保障措施。对于地方政府已经或有积极性即将开展地方财政支持沼气终端产品补贴试点、燃气特许经营权市场清理和整顿工作试点、制定鼓励生物天然气或沼气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试点等情况,一并在试点方案中说明。
5.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农村能源主管部门编制本省农村沼气工程投资建议计划,联合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申报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试点项目的省份,一并报送项目试点方案。
6.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农业部对各省报送的建议计划和项目试点方案进行初审,经综合平衡后,编制农村沼气工程投资规模计划并联合下达。
7.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和农村能源主管部门要在接到中央投资规模计划后20个工作日内,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并下达投资计划,明确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设工期及有关工作要求,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并将分解的投资计划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部备核。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必须完成资金申请审批工作,可单独批复或者在下达投资计划的同时一并批复。
(二)有关要求
1.各省发展改革和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应当对项目资金申请是否符合中央预算内投资使用方向和有关规定、是否符合工作方案要求、是否符合投资补助的安排原则、项目前期工作是否落实等进行严格审查,并对审查结果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要加强项目统筹,突出重点,确保申报项目质量。
2.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各省应在政府网站上公开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单位、建设地点、建设内容等信息。凡申报项目的单位,视同同意公开项目信息。不同意公开相关信息的项目,请勿组织申报。
3.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一是严格执行中央预算内投资管 11 理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资金和项目实施管理。对于中央补助投资,要做到专户管理,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滞留、挪用。二是推行资金管理报账制,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对于已完成项目前期工作且企业自筹资金30%到位的项目,方可申请中央投资;工程竣工验收后申请最终20%中央投资。三是省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建立定期检查和通报制度,对建设进度、质量、效益等进行检查和通报,并将通报内容报送农业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则上每半年一次。其中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试点项目每月报一次。四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部,将不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抽查,或者组织各地交叉检查,并将根据需要开展项目稽察。检查和稽察结果将作为安排后续中央投资的重要依据。五是进一步细化责任追究制度,对项目事中事后监管中发现的问题,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暂停拨付中央资金、扣减或收回项目资金、列入信用黑名单、一定时期内不再受理其资金申请、追究有关责任人行政或法律责任等处罚措施。六是开展项目后评价,组织有关专家和机构对项目质量、投资效益等进行后评价,进一步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性。
4.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对于安排中央投资的规模化生物天然气试点项目,要及时跟踪了解其建设和运营情况,总结成功经验,发展存在问题,积极推动国家相关政策的完善。各省发展 12 改革部门要会同农村能源主管部门,于年底前将项目试点总结报告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部。对于其他具备条件的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或未申请中央投资支持的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也在开展相关试点的,请将其试点情况一并报送。
五、其他重点工作
(一)编制农村沼气工程相关规划
在全面总结“十二五”以来农村沼气工程的发展情况、深入分析农村沼气工程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2015年推进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建设和开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试点的基础上,研究制订全国农村沼气工程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农村沼气发展的总体思路、方向目标、建设原则、区域布局、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
(二)修订项目管理办法
按照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根据农村沼气工程发展方向、建设任务的变化,进一步修订完善《农村沼气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并及时印发。
(三)起草关于加快农村沼气工程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根据项目试点情况,探索成功的运营管理模式、有效的支持政策,基本形成有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争取有关部门统一认识,完善农村沼气发展的扶持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关于加快农村沼气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为顺利推进 13 农村沼气工程转型升级指明方向,提供政策支撑。
附件:
农村沼气主要标准一览表
1.沼气工程规模分类NY/T 667 2.沼气压力表NY/T 858 3.户用沼气脱硫器NY/T 859 4.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1部分:工艺设计NY/T 1220.1 5.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2部分:供气设计NY/T 1220.2 6.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3部分:施工及验收NY/T 1220.3 7.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4部分:运行管理NY/T 1220.4 8.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转型发展中的新农村建设研究 篇6
关键詞: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土地利用;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2-0493-04[HS][HT9SS]
收稿日期:2014-11-13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编号:2014SJB234;江苏省博士后基金(编号:1401008C。
作者简介:卞素萍(1973—,女,江苏扬州人,博士,讲师,从事城市规划及其理论研究。E-mail:924382340@qqcom。
我国过去传统城镇化是传统工业化道路下的城镇化,牺牲了生态环境并使资源过度消耗,粗放式用地虽使空间得以扩张,但城镇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没有提升。在注重发展速度的同时,忽略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社会矛盾积累并日益突出,它也是针对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和城市土地盲目扩展的城镇化方式而言的。因此,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它以人为核心,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强调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现代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强调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加快综合配套改革的步伐等。
1新农村建设的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和农民大国,截至2013年年底农村人口还占463%,近63亿人口,可见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我国人均耕地仅01 hm2,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约06 hm2/户,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1]。
11二元制结构的存在及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城市内部形成新的二元化结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城镇化是大量农业人口成为城镇人口,从事二、三产业的历史进程,因此就业成为核心。我国城镇化近年每年增长13百分点左右,每年相应增加1 800万城镇人口,而国家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 200万个左右。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因文化层次低,缺乏专长,较多从事脏、苦、险、收入低的工作,虽生活在城市,但在身份、就业、收入、社会保障、消费水平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差异明显,由此形成二元结构问题。因农村人口多且人均耕地少,农产品价格受许多因素影响,所以仅靠农业生产不可能解决发展问题,因此,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既要扩大内需,又要以经济发展和就业岗位增长为前提,坚持“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的方针。
12村庄规划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传统村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小而分散且历史悠久。现今的农村对生活环境和各类设施有了更高要求,包括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的改善等,但因区位、交通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而呈现出较大差异。例如,有些地区因低水平、低效益的各类产业占据了大量土地,土地使用不经济且侵占了宝贵的农业生产用地。此外,对农村居民点的布局没有进行合理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可以达到集约利用土地的目的。村庄之间缺少区域间的统筹协调,一些村庄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甚至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引进房地产来带动村庄改造。村庄间对基础设施等公益性建设无人问津,如任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优化调整,则难度和成本都会加大。有些村庄远离交通干线或居民点规模较小,配套设施的建设投入大、效益低、建设难度大,未从区域统筹的角度来考虑村庄布局和发展方向。同时,村庄规划缺乏细致、集约的综合措施来应对量大面广又相对分散的村庄部分,尤其是规划深度不够。
13我国传统城镇化的特点
城乡发展受自然界的环境容量、生态载力的严格制约,如果其运行和发展突破了极限,会导致整个城乡生态系统或其关键部分发生不可逆转的破坏,从而不能恢复原状和平衡,其中空气污染、水污染、资源问题最为明显。传统的城镇化注重发展速度,追求城镇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忽视城镇化的质量提高及农民的发展和素质提高,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土地财政”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和城市土地扩展的城镇化方式在追求数量的同时忽视了质量发展,甚至剥夺了农民的权益。此外,还与有关政府部门以城镇化率衡量城市发展水平有关。
14农村土地利用与乡村旅游业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它与其他产业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得到关注。乡村特征使乡村旅游业具有区别于其他旅游形式的特殊吸引力,但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减缓了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的步伐,尚未形成统一规划、经营、特色鲜明的格局。另外,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生态环境等的不完善也影响其发展进程。乡村旅游业在开发和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问题显现,旅游项目的实施和基础、服务设施等的改造和完善需要一定比重的土地资源作为支撑,我国虽幅员辽阔,但人均土地资源不足,因此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最大化实现土地利用效益走集约化道路是重要课题。
15对新型城镇化内涵认识不足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利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这强调了城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但过去对此认识不足。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同工业的交融与协调发展,使现代大工业为农业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和优良的物质技术装备,加快了农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新型城镇化要求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是未来的趋势,逐步实现用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和制度方面的建设,才能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工农差别,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2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探讨
21多维度打破二元制结构,提高农民收入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推进城乡融合过程中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多途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村持续发展。例如,美国通过增加农业固定投资比重,法国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等。可见,加大财政投入可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帮助农民多渠道增收和加强农产品竞争力[5]。
政府要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中的不公正待遇,加强相关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使其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市场真正成为一体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组成。近年来,江苏省高邮市围绕农民收入“五年倍增”计划,从提升总量、层次、质态等方面入手,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积极组织多样的农民创业培训、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机手培训、职业农民培训,提高农民增收致富的技能和水平[1]。由图1可知,2009—2013年高邮市人均收入不断递增,农民可支配收入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F(W10][TPBSP1tif][F]
[JP2]加快城鄉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条件,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将其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6]。
22村庄规划应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行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农村存在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且其发展水平和速度不同、农业机械化程度低、不能与市场有效衔接、抗风险能力差、科技含量低等问题。此外,农村第二产业与农业的关联度较弱,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且效率低下,主导产业发展方向趋同[7]。我国村镇产业发展只有实行产业集群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产业布局分散和重复建设问题,从而有利于生产力要素合理流动及科学配置,节约资源成本,提高生产效率[6]。加强分工和协作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共同提高市场竞争力[8]。
村域规划应因时制宜、风格鲜明、重视基础,通过规划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农村社会文化事业,从而推进村域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新农村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村庄的整体规划,并与其目标、规模、年限相一致。统筹解决好村域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对外交通和产业空间布局等问题,包括农田保护和利用、科技农业及农业设施规划建设等问题。村庄的道路及市政设施规划的完备程度、运转情况标志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尺度,要做到经济适用、便于实施和使用。
村容村貌代表了其历史文化和整体水平,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它的整治要以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为基础,改善生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注重乡村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延续,结合自然条件挖掘特色内涵,培育示范典型,突出重点,营造现代化新农村的特色面貌[9]。
23新型可持续健康的城镇化道路与经济转型
中国的城镇化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只有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对国家和世界作出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连续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坚定不移地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应我国传统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高经济增长、污染大等不可持续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过程是低碳的、环保的、节约创新的、可持续健康的发展过程。其转型发展还需要不断思考、探索和完善。
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正积极向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经济转型前进。它的地理、生态环境及交通都十分适合生态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打造好生态农业,继续加大农业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实现其品质、品牌、产业竞争力和市场拓展的全面提升;依托特色产业基地,致力打造高效农业示范区;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强化与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对接,推动人才培养、新品种引进、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举行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对外招商引资。例如,在第七届竹文化节中,太华镇承建的宜兴展示中心展出竹制品3 800余件,展示了太华镇形象及转型发展的能力与潜力(图2。
政府在转型发展中要发挥积极作用,如加强村镇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高效及低污染的城镇交通网络建立等,才能实现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和社会多方面协调、平衡发展的模式,在此过程中须强调资源的节约及城镇的宜居度。只有良好的生态和人文环境才能促进经济转型[10]。
[F(W11][TPBSP2tif][F]
24协调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乡村旅游业
经济、社会和空间三大结构在城镇发展中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合理的结构不会自发生成,市场机制对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起重要作用,但完全靠市场机制也不能形成合理的结构[11]。村镇规划的主要职能正是安排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利用,使之形成合理结构。重视我国小城镇发展在空间地域结构方面的问题: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数量不少,造成布局混乱和损失;第三产业用地和道路、绿化用地不足,城市交通紧张,生态建设滞后。因此,应加快城镇规划的改革步伐,强化城镇规划对土地和空间资源的调控职能,各专业规划应尊重它并与之协调。从空间角度来说,城市化又是土地用途转移的过程,其进程并非是减少对农产品需求,增加城市用地、商业用地,导致城市与农业用地的冲突,并涉及土地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改变。应使城市用地更集约,在有限土地上提供更多住房及工业、商业空间。村镇土地利用方式要推进资源管理方式的转变,坚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严禁村民在向镇区集聚过程中对土地重复占用;恢复退化的土地;逐步建立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机制,形成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12]。
土地利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开展要重视土地的集约和可持续利用,避免土地资源的损耗及浪费,协调两者的关系成为关键问题,因为两者相互联系又互为驱动因素,因此要重视村庄专项旅游规划的编制。欧洲国家很早就开始了基于村庄旅游资源的相关产业策划,政府也适时推出了支持计划和鼓励政策,使其成为村庄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通过村庄旅游业实现乡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宜兴市太华镇在推进旅游特色主题景区建设方面初见成效,通过旅游投资企业主动对接市场主体,以观光、休闲、度假、养生、运动等为内容推进景区综合开发建设,探索独具特色的建设模式。围绕加快转型发展大局,按照“打造花海养生胜地,建设旅游特色名镇”的总体目标,致力把太华镇建成云湖景区的核心功能组团、宜兴旅游产业的新兴板块及国内一流、长三角著名的养生休闲度假目的地,实现农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相结合。为增强生态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和承载力,该镇着力打造旅游元素(图3,不断加快功能性载体建设并为其留足空间。当城镇在其优势和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的时候,繁荣和增长的可能性才能发生,小城镇只有理解了影响它成功的因素及经济发展长远规划的价值时才能繁荣[13]。
25走四化同步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同步发[CM(25]展。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CM][FL]
[F(W21][TPBSP3tif][F]
[FL(22]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利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调整优化城市产业布局和结构,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统筹区域、城乡基础设施网络和信息网络建设。坚持四化“统筹并举”,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发展。如美国在实现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了粮食和原料的问题,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农产品的出口又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资金[14]。
为加快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区选址要考虑城镇整体空间布局、选址及产业结构、企业类型、各种资源等,高效率利用资源,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一要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装备投入。鼓励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拓展政产学研联合。实现资本、技术、市场和人才的优势互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二要引导重污染企业转型发展。研究开发少废、无废的清洁生产工艺以及废物资源化技术等。集中建设相近地域内的企业和废物处理设施[15]。三要做优做强优势产业,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新型工业化要兼顾“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16]。
高邮市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突出镇域经济崛起。高邮市三垛镇、临泽镇、菱塘回族乡加快完善功能,增强承载能力(表1,重点解决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问题。如在中心市区推动开发区与马棚街道、龙虬镇融合发展,推动城南新区与高邮街道、车逻镇、卸甲镇互动发展;在湖西地区开展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光电园区与菱塘回族乡、送桥镇一体化发展;在东部和北部地区强化产业立镇,汤庄镇着力发展特色工业、培育空港经济。[FL]
[F(W8][HT6H][J]表1高邮3个典型中心镇特色分析[HTSS][STB]
[HJ5][BG(!][BHDFG3,W6,W5。2,W39,W5W]中心镇面积(hm2人口数量(万人特色等级
[BHDG3,W6,W5。2,W39Q,W5W]三垛镇11 376650320家企业,其中3家过亿,形成四大支柱产业,分别是纺织服装、消防器材、五金机械、精密制造江苏重点
[BHDWG12]菱塘回族乡11 810596中国绿色小康百家乡镇、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百强乡镇、国家卫生镇、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江苏重点
临泽镇5 300233产业集聚度高,鞋业、服装加工业、包装纸业、面粉业等产业配套链条完整,规模扩张快速扬州重点[HJ][BGF]
注:表中的数值根据《高邮统计年鉴》整理而成。[F]
[FL(22]
农村经济报道“转型升级”的策略 篇7
农村经济报道需要“转型升级”的背景
农村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是农村经济报道需要“转型升级”的客观条件。
首先, 我国农村经济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当前,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发展, 各地都在坚持以市场改革为取向,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但我们也应看到, 在农村经济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 如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收益偏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由此可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引导传统农业不断融入市场、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改变城乡经济二元化格局, 这是新时期政府农村经济工作的难点, 理应成为今后农村经济报道的重点。
其次,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国际农产品市场的需求缩小, 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困难加大;一些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企业减薪或裁员, 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就业和增收, 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返乡潮。在经济发展比较困难的阶段, 尤其应该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为此, 新闻媒体必须把国家利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强化涉农新闻特别是农村经济报道的比重。
再次, 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新定位。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 新世纪中央一号文件连续7年聚焦三农。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二十字基本工作方针, 重点突出城乡统筹发展问题。新闻媒体应该时刻关注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政策的调整变化, 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经济报道, 以发展的眼光和崭新的视角, 创新农村经济报道。
农民对经济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是农村经济报道“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首先, 农民增收的现实愿望带动其对涉农经济报道需求的增长。当前,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民收入逐年递增。很多农民不再拘囿于粮食生产及传统农业种植模式, 开始重视经济作物的生产、养殖业的发展及其他各类经营活动, 因此农民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需求剧增。新闻媒体涉农经济报道的深度、广度、权威性以及反馈速度便成为其获得农民认可的切入点。
其次, 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其认识到农村经济报道的性, 认识到媒体的力量和信息的重要性, 希望通过媒体提供的涉农经济信息去树立正确的生产经营理念、学习成功典型的创业经验以增加收入、创造财富。
我国农村经济报道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
农村经济报道比重偏低。传媒资源是社会公共资产, 每个社会成员均应享有。而我国的大众传媒基于广告收益及信息成本的考虑, 在经济信息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对农村受众等弱势群体的传媒歧视, 偏重于向社会强势阶层提供经济信息服务, 这就使得农村经济新闻比重偏低, 与我国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80%的国情不相适应, 与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
报道视角陈旧, 没有跟上形势发展。当前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农村受众的信息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综观当前的农村经济报道, 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报道视角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不能跳出旧有的农村经济报道的思维定式, 报道内容因循守旧, 报道形式不思创新, 逐步僵化, 既得不到广大农村受众的认可, 也失去了应有的广告市场。
报道内容脱离实际、远离农民, 不能反映农村经济的现实情况。很多从事农村经济报道的媒体工作者对农业、农村、农民缺乏深入了解, 不清楚农村经济出现的新情况及发展的新态势, 不了解农民的现实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农村经济报道假、大、空的成分多, 务实的成分少, 浅薄的内容多, 深刻的内容少, 对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实际的指导价值;更有甚者, 部分媒体工作者既不熟悉各种涉农政策、法律、法规, 也没有深入农村经济生活的第一线, 在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 闭门造车, 不是为“农”作报道, 而是为完成任务而作报道, 所作的农村经济报道背离客观事实, 对农民起到了误导作用。
“以农民为本”报道意识的缺失。农民是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 也是农村经济报道的主要目标受众, 所以在农村经济报道中农民理应是被表现的主体,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农民的报道主体地位被边缘化了。综观我国各类媒体的农村经济报道, 大多以政府的农业部门或政府官员为报道的主体, 主要内容要么是领导视察新闻, 要么就是某个地区的某种农产品喜获丰收的工作成绩, 要么就是用一些统计数字去描述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等大好形势, 而反映当前农村经济的突出问题以及有关涉农经济政策解读、农产品供求信息、创业致富知识等农民急需内容的比重相对较低。
片面强调信息的传播数量, 信息的实用性不强。现有农村经济报道所传播的经济信息表面上看数量多、信息全, 但存在信息传播重点不突出、实用性不强的问题。如, 有些涉农针对性的实用型涉农经济信息的传播力度不足。在大部分农村经济报道中, 反映产中生产形势的信息比重过大, 而农民更需要了解的那些反映产前预测、产后加工与流通的信息比重偏低。从信息层次来看, 存在着表面信息多、深层次综合分析以及帮助农民进行决策的信息少的问题;农村经济报道所传播的信息一般仅涉及农业信息, 与农村工业、服务业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等有关的信息很少, 不能满足农村各阶层农民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需求。
有关涉农经济政策的解释性报道力量薄弱。根据农民的特点, 只有对涉农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阐述、清晰的解释, 才可以使其更好地领会政策的内涵, 这就需要媒体运用解释性报道来完成此项任务。解释性报道注重挖掘和运用背景材料, 以解释新闻事实的原因、影响、发展趋向及深层意义。在农村经济报道中, 解释性报道主要运用于党和政府的涉农经济政策的解读, 而现有涉农经济政策的解释性报道存在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的问题。大部分媒体有关涉农经济政策的报道仅涉及“新近出台了哪项政策”、“政策的内容是什么”, 这种单纯的信息传播使农民不能了解党和政府的涉农经济政策出台的背景、意义和前景, 也不能了解自己通过这些政策能得到哪些实惠,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政策传播的目的也就无法落到实处。
新时期农村经济报道“转型升级”之路径选择
调整宣传战略视角, 切实将农村经济报道摆到重要位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 农村经济报道的重点应该与时俱进, 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在我国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从政治高度着手, 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改变过去那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思想, 树立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意识, 增强对农村经济报道重要性的认识, 加大农村经济报道的比重, 用崭新的视角去追踪、记录和反映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用大众传媒的力量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农民更新观念, 树立市场意识。农民是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当前, 很多农民观念陈旧, 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市场意识淡薄, 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因此, 当前农村经济报道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引导农民破除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思想, 使其树立市场意识、自主创业精神以及科技增收的理念。农村经济报道应该对农业的市场动态和发展趋势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介绍, 为农民提供各种实用经济信息, 培养农民的按需生产意识、大市场意识、适度规模意识和竞争主体意识, 使农民可以在充分了解农业市场的情况下, 自主创业、自主生产、自主经营, 提高农民的判断、分析和决策能力, 使其成为具有市场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深入了解农村发展的新状况, 是确保农村经济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首要条件。农村经济报道应该以全新的视角和农业观去解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当前, 农村经济报道的重点应该涵盖统筹城乡发展问及农产品价格问题等诸多方面。在报道中应明确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引导农民树立科技增收观念, 重点报道具有示范效应的典型案例, 拓宽农民增收思路;宣传政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规划;传播并解释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各项措施;引导农民按照自愿原则, 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
传播的涉农经济信息要有实用价值。农村经济报道面向农民的信息服务, 应该包括农业市场信息服务、农村经济政策服务、致富信息服务、农业知识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等。农村经济报道的信息传播不能简单地以信息数量为标准, 应该强调实用性和实效性原则, 增加预测性经济信息的比重, 加大对农村工业及服务业信息的报道力度, 重视信息传播深度。此外, 农村经济报道也不应该仅是简单的信息传播, 应树立多方引导的意识, 帮助农民转变传统观念, 学会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 去指导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 农村经济报道应该注意通过宣传典型, 为农民交流创业经验搭建平台, 将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鲜经验及时总结传播, 以做到典型引路、以点带面, 推动农村经济全面繁荣。
加大对涉农经济政策解读的力度。当前, 农村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期, 各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村经济报道应该准确、迅速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 在新闻宣传中充分体现党的意志是根本。新形势下的农村经济报道, 应加大对党和政府的涉农经济政策的解读, 包括方针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等都应该对农民进行传播, 这有助于加强农民对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 同时对方针政策的落实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对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报道, 会涉及很多专业用语, 农民对其的认知和解读较为困难。因此农村经济报道应该根据农民的特点, 采用通俗易懂的表达形式,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 向农民释疑解惑, 使农民真正领悟中央的精神, 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 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变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
以人为本, 创新报道表现手法。新闻媒体不是机械的传话机器, 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对经济信息的传播必须要体现人文关怀和创新意识。媒体工作者应该认真研究农民的阅读习惯和收视收听特点, 所作农村经济报道视角要开阔, 文字要通俗。过于宏观、过于高深的经济新闻, 农民朋友不会去看, 看了也不懂。所以, 一些经济现象、经济问题, 以及国家的大政方针, 需要媒体做好“翻译”工作、解释工作。 (1) 而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农村、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以维护农民利益为最终目标, 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进行理性思考, 以普通农民作为农村经济报道的主体, 所作的报道才能做到帮农民之所需, 从而取得报道的实际效用。
参考文献
信息化促进农村转型与精准扶贫 篇8
1 需求侧拉动与供给侧推动
与全球趋势相同,我国的农村人口总数和占比也逐年下降。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农村人口、农村就业人口和农民工群体巨大,教育承担着提升这些人的素质和技能开发的重要使命。从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侧来说,涉及本地农民和农民工如何在农村“留得住、用得上”;外出农民工如何“提升技能、提高收入”;随之而来的还有农村儿童,特别是寄宿儿童、留守儿童、随迁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在农业种、养殖生产经营、涉农企业和非农经济领域、农村社会服务事业、农村行政管理中的应用,必然需要大量的扎根农村或服务农村的信息化专门人才。从供给侧来说,农村教育信息化工程要让不容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或难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处境不利群体,都能够享受高质量的教育,从而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2 重点支持西部和农村校
囿于多种因素,如比较落后甚至贫困的经济条件、工学矛盾和时间成本、较大的投入和还不明显的实际效果,农民和农民工接受信息化培训和技能开发的动机和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农村社区和学校教育系统基数庞大、现状复杂,面向农村师生、农民和农民工开展大规模和个性化教育与培训的基础条件并不具备,或者成本太高。面对这些挑战,中央和地方政府、学校和师生,以及企业家、专家等,都将应用作为推动教育信息化的主线,实事求是地关照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差异,重点对西部和农村学校进行了支持。
例如,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和“三通两平台”将优质资源送到广大农村地区,让亿万农村学生能够与城市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牵头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累计招生50多万人,为农村培养了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新型农民大学生。清华大学牵头实施的“远程教育扶贫”项目,使清华课堂走进边远贫困乡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远程教育面向油区矿区,为能源行业培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紧缺应用型人才。
近期,《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出台,落实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成2100万人次以上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技术技能及文化素质,畅通其发展上升通道,更好地服务“脱贫攻坚”。
3 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径
从硬件设备到智慧校园。农村教育信息化不能局限于建设校园网、多媒体网络教室和配置计算机、平板电脑,还要从智慧教育的角度建设智慧校园,形成智慧学习环境,特别是更适合农村地区的移动学习和服务环境。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不强求都建设成实体的硬件环境,基于软件系统支持和“云”环境亦可实现虚拟现实智慧教室。
从资源建设到整合共享。整合资源先从整合资源中心开始,打破现有条块分割、垂直分级的资源建设和管理模式。将资源的选择权和经费使用权直接交给学校和师生用户,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或资源超市,尤其是更适合农村师生、农民和农民工的特色资源,从而实现用户主动生产、传播、交易和应用数字资源。
从课堂学习到移动学习。信息化教学应用的主阵地是课堂,考虑时间成本和付费意愿,也要关注课堂外教育、创客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移动学习和混合式学习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思维和行动都要发生改变,从时间和技术上解放和服务师生。
从远程教师培训到专业发展。专业化发展体系和支持服务体系应该贯穿教师的整个职业生涯,包括建设教师教育“慕课”。同样,还不能忽略教师教育机构的能力建设,校本培训和研修、教师教育机构形成的网络联盟组织、教师自发组织的网上社区、企业参与建设的教师继续教育平台也要发挥更实际的作用。
从电子政务到公共服务。信息化管理能够提高效率,还要求提高服务水平,从公共服务的视角实现“大数据+大平台+大应用”。建设好教育大数据中心,重点要做好教育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预测工作,让用户主动参与其中,与具体业务结合,并避免产生数据负担。
农村贫困地区产业转型的模式选择 篇9
一、产业链延伸模式
在农村贫困地区拓展农业产业链是非常必要的。首先, 由于产业链的扩展是对同一产品从不同角度进行拓展利用, 所以能够节约资源、提高效率, 也同样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价值, 促进农民增收。其次, 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宽, 使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 增加了就业机会, 特别是非农产业领域的就业机会, 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转移。再次, 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对于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贫困地区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发展农村高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第三产业等把农业产业链做大做强, 加快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多元经济结构转化。农业不再只局限于第一产业的范围内, 而是将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 甚至生态观光业等, 将原来属于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 也纳入农业产业链的结构之中来。延伸后的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都担负着价值创造的功能, 上下游各环节之间分工合作, 共同向用户提供一系列价值形态的商品。
由于我国各地的农业产业链组织的形成条件、市场发育程度、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 农业产业链的组织形式必将以多种组织模式和发展类型同时并存。目前存在的农业链组织形式主要有四种。“公司+基地+农户”组织形式、“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组织形式、“市场+基地+农户”组织形式和“市场+服务体系”组织形式。在上述四种产业链组织形式中, 成立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个直接作用是促进了农民的自由联合, 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改变了加工企业直接面对众多农户难以有效运作的状况。企业与合作组织签订供销合同, 合作组织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 按合同运作, 克服了各企业争夺原料的情况, 使当地农产品市场规范有序。因为合作社或专业协会毕竟是分散的、弱势的农民自助性联合组织, 它能更直接代表农民社员的合法权益。所以可以预见, “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形式很可能成长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链的主要组织形式。
二、产业特色化模式
特色产业的选择思路有两种。一是利用本地资源, 从现有经济成份中选择出一种或者几种有市场前景的产业进行培育。首先要看到现已成型的产业。对已成型的特色, 要根据市场的需求使之扩规模, 上水平, 做大做强。有的产业, 许多地方皆有, 特色并不明显, 但由于做强做大了, 便会以特有的优势形成竞争力。某种产业, 虽然其它地方也有, 但如果形成了优势, 它本身也就凸现了特色。如云南的烟草产业, 顺德市的家电产业, 义乌的小商品产业等。其次是选择目前尚为弱小, 但市场前景好的特色。有的特色产品, 或许由于时代条件、消费水平的局限, 在一定时期难于上规模, 但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 便逐步展现出了它的前景。对此类特色, 只要加以培育, 即可上台阶、上水平。
二是新的经济要素与本地资源相结合, 进行特色产业组合创新。比如引进科技, 深度开发已有的资源, 使传统特色上水平, 使已有的资源实现价值升级, 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或者引进新的物质要素与当地物质要素组合, 创造新的特色。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也包括对人文资源的开发。在农村贫困地区, 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艺、甚至是经验等在特色产业的选择上, 农村贫困地区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因地制宜, 从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考虑将会产生的经济效益, 又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 利用地区比较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
三、产业生态化模式
产业生态化是指产业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 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 达到充分利用资源, 消除环境破坏, 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村贫困地区产业生态化模式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 生态农业
在农村贫困地区, 一般农业资源相对短缺,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贫困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 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不断减少, 特别是耕地、森林植被、淡水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水土流失严重,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很有必要。
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可以有三种模式。一是农业产业内部层次物能相互交换, 互利互惠, 达到废弃物排放最小化。如种植业的立体种植, 其中最典型为将果树、药材、经济作物间作。在果树幼龄期, 间作花生、大豆、辣椒、药材等经济作物, 既保水养土, 又可以冬天保温、夏天降温, 实现了以短养长、长短结合、效益倍增的目标。二是农业产业间的层次相互交换废弃物, 如种养殖业复合模式。种养殖业复合模式也存在着物质代谢和共生两种类型, 以基塘复合模式为代表的模式, 主要表现为物质的代谢或循环过程;以稻鸭系统为代表的模式, 表现为营养物的共享。三是农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层次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以沼气为纽带的各种模式则属于这种, 如北方的四位一体模式, 西北的五配套模式。
(二) 生态工业
生态工业是指仿照自然界生态过程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方式来规划工业生产系统的工业模式。生态工业园区是生态工业的一种模式。生态工业园区是一种新型工业组织, 它依据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 也是通过模拟自然系统建立产业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 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在农村贫困地区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应立足本地区的农副产品加工, 这样既能实现农副产品的就地近距离加工转化增殖, 又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中, 应强调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 最终实现园区的无污染、无废物生产。
(三) 生态旅游
我国的贫困地区一般处于革命老根据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山区, 简称“老少边山地区”。农村贫困地区往往山高林深, 自然资源未受到破坏, 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大多数贫困地区不仅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 又有人文生态景观。尤其是民族地区有着各具特色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民俗文化, 各民族的节日活动、民间歌舞、戏曲杂技、工艺品、饮食文化、中医药文化等, 均是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生态旅游完全有可能成为许多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农村贫困地区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旅游点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旅游, 可以提高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 使大范围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 但是随着旅游点游客的增加, 对旅游点必然产生影响, 并会产生一些新的环境问题, 如游客的集中践踏, 废弃物的处理等问题, 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克服。
上述三种产业转型模式并不是相互排斥, 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三种模式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比如, 某一特色产业可以生态化发展, 以保障资源环境的可持续, 也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实现产业化。产业链延伸模式延长了产业的长度, 产业特色化突出了产业的特点和优势, 产业生态化保证了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摘要:农村贫困地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 使农村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到日程上来。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贫困地区产业转型模式选择为:产业链延伸模式、产业特色化模式和产业生态化模式。这三种模式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共同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产业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农村转型 篇10
改革开放也使我国面临艰巨的结构转型。结构转型是多维度的, 既包括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也包括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的转型。前者超越了本文研究的范畴, 不作讨论。对于后者, 我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 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根据国际经验, 进入工业化中期后, 很多经济社会问题会浮现, 如收入差距扩大、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等。
一、财政分权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1.财政分权与县乡财政困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 但实际上, 省以下的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的政府, 在财政运行中受到改革的影响更大。
(1) 税制改革减少了地方政府的税源。
分税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变革是改变了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来源结构, 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享有的收入划归中央政府所有, 一些重要税种均划归中央税或共享税。
(2) 现有的财政层级限制了末端的基层财政收入。
财力向上集中, 地方财政缺乏主体税种, 县乡政府不得不寻找预算外收入乃至制度外收入。分税制体制变成了层层集中收入的体制, “分税、分级、分管”的格局一直未能形成。
(3) 基层政府职能转移导致资金压力增大。
财力向上集中的同时, 基本的事权却层层下放, 使得基层政府难以维系其工作。这实质上是各级政府缺少一个科学、合理的职能划分, 县乡政府承担了自己不应当承担的职能。“下放事权”的机会主义行为对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
(4) 基层政府的刚性支出加剧了财政困难。
基层财政供养人员较多, 繁重的下放事权, 加速了乡镇机构和人员的膨胀。要求地方配套的专项资金项目递增也导致了县乡财政支出的增长, 使原本已经举步维艰的县乡财政雪上加霜。
(5) 农业税费改革减缓了乱收费。
相关研究表明, 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民负担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分税制后县乡财政困窘所致的乱收费问题。[2]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出台, 意味着基层政府的收入进一步枯竭, 乡镇政府机关的运作只能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
(6) 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加剧财政困难。
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 基本只能满足基层财政的运行费用, 无法有效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关于转移支付制度缺陷, 后文有详细讨论。
在财政困难的局势之下, 基层政府不得不从制度外寻求财源, 通过自筹、集资摊派等方式来弥补财政缺口。农业税费改革减少了农民的负担, 也加重了县乡财政的压力, 许多基层政府连基本工资都不能保障, 几乎丧失了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能力。
2.县乡财政困境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影响机理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个集资金、人员、技术等资源为一体的系统工程。现行的地方政府官员治理模式与财政体制一方面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 另一方面使得基层政府陷于财政困境进而影响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1) 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扭曲。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治理模式是“晋升锦标赛”式的治理模式, [3]在该模式下, 地方官员有着极大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该激励则是具有锦标赛性质的官员选拔机制——按竞赛结果的相对位次而非绝对成绩论功行赏。由于公共物品 (尤其是公共卫生品) 的收益具有长期性和非直接性的特点, 所以相当部分的地方财政收入被直接用于生产投资活动, 以及能够直接为生产投资服务的公共产品中, 从而导致某些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不足。
(2) 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影响公共系统供给效率。
首先, 财政困境使得基层政府功能退化,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下降;[4]其次, 由于上级政府把为公共卫生筹集经费的责任转移给县及县以下基层地方政府, 使得公共卫生投入体制的管理层次降低。县乡政府对一些公立卫生机构的财政经费补助日益减少, 加剧了享有公共卫生服务不公平的现状。
3.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现状
(1) 政府卫生支出总量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中, 用于衡量一国政府卫生财政支出总量的主要指标是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表1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我国的政府卫生总支出有了较大的提高, 从1978年的35.4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297.10亿元, 扣除价格因素, 年增长率在24.55%左右;政府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呈波动趋势, 1978年其比重为0.97%, 于1981年达到最高值1.22%, 随后迅速下降, 到2007年又升至0.92%, 但仍小于改革开放初期的0.97%。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也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资源来源:根据《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整理获得。注:①本表系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 2006年起包括城乡医疗救助经费。 (以下各表相同)
(2) 政府卫生支出结构性分析。
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不足, 结构上也存在城乡不平等的问题。虽然城乡人均政府卫生支出都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但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现今中国的农村人口仍占56%左右 (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 , 但2007年, 政府投入城市的卫生费用为8754.53亿元, 投往农村的仅为2534.95亿元, 城乡卫生经费的失衡导致了城乡人均卫生比例逐渐扩大, 到2007年, 该比例已扩至4.25倍。
资源来源:根据《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整理获得。
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是用于评价卫生资源公平性的一个常用指标。分析表3可得出以下结论:城市明显优于地方 (县) ;乡镇居民所享有的卫生资源水平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城市相比差距更大;东部地区的卫生资源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资源来源:根据《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整理获得。
二、结构转型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需求
农村公共卫生的供给主体是地方政府, 即基层乡镇政府。考虑到供给因素, 它由政府的行为模式、考核机制、政府官员的偏好以及预算约束等主客观条件决定。上文从卫生资金的供给总量和结构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存在的问题, 下面则从农村公共卫生的需求方即农民的视角来探讨结构转型对农村公共卫生需求的影响。
1.农村公共卫生需求的界定
公共卫生的需求, 则指人们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 对公共卫生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的统一。农村公共卫生的需求主体是农民, 农民对公共卫生的需求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农村经济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 农村居民内部出现了分层, 农民也由同质性向高度异质性转化。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状况、风俗习惯等都会影响农民的需求决策过程和结果, 形成需求的差异化。
除此之外, 政府的行为模式和农村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都对卫生公共产品的需求产生影响, 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2.结构转型对农村公共卫生需求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与城市化快速推进中。根据城市化的阶段特性, 进入中期后, 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核心推动力, 若传统农业部门发展受限, 则会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
结构转型既要求农业部门提供充足的农产品以满足城市人口食用及工业原料需求, 又要求农业部门有充分的购买力保证内需,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此阶段, 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跟进, 以适应直接性生产活动的需要。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进入中期阶段以后, 随着产业结构的跃升, 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这也进一步引致了农村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和卫生的需求。考虑到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基层政府部门应该提供充分的、适当的公共产品给农村居民, 以保证劳动力的竞争力, 也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农村公共卫生供需非均衡分析
“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失衡,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是目前的体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独特历史难题。
1.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财政能力不同, 是造成地区间公共卫生支出分布不公平以及地区内供给失衡的根本原因。各地区的公共卫生投入取决于GDP水平和财政收支。在现行的财政格局下, 地方的公共卫生支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地方所掌握资源的多寡直接决定当地公共卫生的供给水平。
2.影响供需失衡的体制因素
(1) 公共卫生的分权化改革。
1994的分税制改革的初衷是通过调整地区间的分配格局, 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但分税制改革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省、市政府利用分税集中财力, 却将责任尽可能地向县乡转移, 这种“甩包袱”的做法使县乡两级政府共同承担庞大而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
(2) 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转移支付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专项转移支付, 多用于鼓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公共卫生的财政支出, 从而达到有效率的水平;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用于实现地方政府间公共卫生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
中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 在2006年中央对西部地区财力性转移支付中, 具有平衡地区间财政能力一般性转移支付只占22%。专项补助被更多地用于地方的经济项目补助、灾害补助和增编经费的保留补助等方面, 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公益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比例偏小。[5]其次, 占比例较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采用“基数法”计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额, 按此方法计算的转移数额所包含的不合理因素有逐年累积之势, 还鼓励了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 加剧了分配的不合理性。
(3) 村民自治与政府规制的内在矛盾。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由基层政府和农村社区集体组织负责。其中政府提供的部分主要由县乡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负责, 属于政务。农村社区公共品主要由村民自治组织负责, 属于村务。村委会理应代表赋予其权力的农村基层选民的利益, 按照选民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 但村委会迫于政治压力又要屈从于乡镇政府, 成为农村公共卫生的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执行机制, 很难正确表达选民的真正需求, [6]这使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无法体现农民的偏好。
四、实现农村公共卫生供需均衡化的建议
下文将对供需双方提出建议, 力求城乡公共卫生供需趋于均衡, 并且完善需求和供给机制, 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相关权益。
1.对需方的建议——建立健全需求的表达机制
如上文所述, 农民群体缺乏有效的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需求表达机制, 要准确把握农民真实的公共需求, 实现总量均衡和结构平衡。一是各级政府要重视农民表达其需求偏好, 综合利用各种调研方法, 主动创建渠道以获取农民的真实需求, 并将是否能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纳入政府官员的责任考核范围;二是提高农民表达自身需求的意识和能力, 让农民能够有效利用政治权利以有效表达其差异化需求。[7]
2.对供方的建议
(1) 完善供给决策和监督机制。
传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决策模式是“自上而下”的, 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和提供者垄断了决策权, 消费者丧失了知情权、需求表达权、参与决策权和民主监督权, 导致政府供给与民众需求不对称, 造成供给的低效。
完善决策和监督机制, 首先应通过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同时要完善民主集中制, 推动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和透明化;其次要将供给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分开, 防止出现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最后要建立供给的究责制度, 对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决策行为进行严惩, 从而有效地督促相关的决策行为。
(2) 拓宽公共卫生筹资渠道。
公共卫生的筹资方式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 这部分资金属于国家财政预算, 来源于税收, 是政府的直接投资。在积极争取政府增加对公共卫生投入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借鉴国际惯例, 考虑拓宽公共卫生的筹资渠道。首先, 可以采用对公共卫生机构的税费减免作为间接投资, 减免土地使用费等, 并将公共卫生机构的有偿收入部分纳入预算管理, 减免其企业所得税。其次, 可以对烟草征税以补偿其造成的社会健康损失。对烟草征税具有很好的操作性, 它不是必需品, 需求弹性也比较小, 可以对其开征专门的烟草税以补偿公共卫生机构经费的不足, 这已成为一些国家为卫生筹资的重要渠道, 我国不妨借鉴。最后, 可以吸引国际援助和外来筹资作为公共卫生筹资另一个渠道。外来筹资是指来自卫生系统外部的资金供给, 一般是国际相关机构、宗教团体等的资金援助。这也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筹资的主要方式。
(3) 完善公共卫生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以省为支付主体、省直接对县支付的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 省政府相对中央政府具有信息优势, 可以降低决策成本;另一方面, 省直接管县可以很大程度地避免效率损失, 减少中间环节, 以防止截留、克扣和挪用现象发生。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加强全国卫生事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但过度依赖专项转移支付不利于地方财政收入预期的稳定性, 所以还应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 使地区间公共卫生服务趋于均等化, 从而有效缩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
最后, 对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可借鉴采用零基预算法。该方法在确定新的年度预算支出时, 不考虑往年各项支出的实际水平, 对全部支出项目进行分析、审查、评价, 过去采用的“基数法”引致的浪费和虚报成本的现象可以被有效避免。
摘要:改革开放推动了财税体制的改革, 也使我国面临艰巨的结构转型。财政分权催生了县乡财政困境, 进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转型也深刻影响着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 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求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和更高层次的公共产品。本文首先介绍了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卫生供给的影响机制, 并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论述了农村公共卫生供给存在的问题。同时, 本文又引入了结构转型对农村公共卫生需求的影响路径, 从经济和体制层面分析农村公共卫生供需失衡的原因, 并提出了缓解供需失衡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财政分权,结构转型,农村公共卫生,供需失衡
参考文献
(1) 姚洋.警惕财政体制过度联邦化[N].中华工商时报, 2003-04-22.
(2) 赵阳, 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从县、乡两级的财税体制看农民负担的制度原因[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 2000, (17) .
(3)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 2007, (07) .
(4) 匡远配.贫困地区县乡财政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研究——以农技推广为例[D].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6.
(5) 刘俊英.公共支出转型及其经济发展效应研究[D].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6) 岳书铭.农村公共品供求均衡机制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农村转型 篇11
原编者按: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报告资助项目的支持下,在过去的一年里,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课题组通过对全国10省20市(县)的深入走访和调查,重点关注农村教育师资配置、学生负担、农村学校校车配置及寄宿制学校建设等方面问题,完成了《农村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12》。
《报告》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对农村教育给予了持续的重视。在中央政策和资源的持续倾斜支持下,农村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农村地区基本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教育处于由数量普及到质量提升的转型阶段。
师资状况
●师生比逐年增大,农村学校教师紧缺难题有效缓解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有了显著提升,城乡教师的学历差异较大
●农村教师“年轻化”与“老龄化”现象并存,“中年塌陷”现象较为严重
课业负担
●学习时间总体合理,部分学生学习时间过长
●课业难度偏大,课业劳累程度总体趋中,部分学生的课业负担偏重
●农村学生、高年级学生和学困生课业负担更重
上学交通工具
●农村学生乘坐的交通工具类型多样,以公交车为主
●交通花费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至10%
●区域差异存在,发达地区通勤情况更好
寄宿制学校建设
●村屯学生寄宿较多,但基本以高年级寄宿生为主
●硬件配备水平普遍提高,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多数学校配备生活教师,但专职化程度低
●学生食宿较好,情绪稳定,能够全心投入学习
师资状况
农村教师“中年塌陷”现象较为严重
教师在学校教育以及教育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教师不仅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产生关键影响,同时也是教育变革或改进的核心影响因素。要衡量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潜力,就必然要对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状况进行必要的了解。
(一)师资数量:师生比逐年增大,农村学校教师紧缺难题有效缓解
随着我国农村地区“两基”目标的全面实现,农村教育也进入了由量的普及到质的提升的战略转型阶段。在此过程中,农村教育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从数量的增减角度来看,2001年到2010年,农村中小学教师绝对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10年间小学和初中教师分别减少了15.89%和18.09%,年均减少1.59%和1.81%,2011年至2012年,乡村小学和初中教师的下降幅度分别达6.09%和8.76%,从绝对数量看,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基数上总体呈下降态势。然而,农村师资是否充足需要基于学生数量(师生比)和班级数量(师班比)进行判断。从师生比的角度看,近年来农村地区的师生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村(乡村)小学和初中学校的师生比从2001年的1‥22.7和1‥20.1,分别上升到2012年的1‥16.9和1‥12.5,也就是说,新世纪以来,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师资更加充足。从班师比的角度看,2001年至2010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的班师比分别从1‥1.37和1‥2.81增大到1‥1.85和1‥3.66,小学和初中班均拥有教师数量分别增多了0.48人和0.85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推知,农村学校的师资数量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二)师资质量:总体质量提升明显,但城乡教师质量均衡仍显不足
在农村学校师资数量需求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师资质量问题更加凸显。衡量师资的质量状况,我们一般会从教师的专业积淀、职称晋升两个方面来进行考量。因此,我们选取了教师的学历和职称情况来对当前农村教师的质量状况进行考量。在学历方面,我们对当前我国城乡中小学教师的最高学历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第一学历和最高学历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有了显著提升,这种提升表现在农村教师个体学历提升和农村教师群体学历整体提升两个方面。在学历的自我提升方面,以本科学历为例,乡镇和村屯学校教师的第一学历为本科的比例分别为15.66%和9.01%,而目前的最高学历为本科的比例则分别为61.34%和64.81%,提升幅度非常明显。从整体来看,乡镇和村屯学校教师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61.83%和66.14%,而2001年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为12.56%,提升幅度达50个百分点左右。但从城乡比较的角度看,农村教师的学历水平较城市学校还有一定差距,城市学校教师学历为本科的比例高达78.30%,较农村学校教师高出10多个百分点。单从学历比较来看,城乡教师的差异十分显著。
从城乡对比的角度看,中小学教师职称存在较大差距。中学职称方面,从城市到县城,再到乡镇,“中教高级”教师所占比例不断减少,城市初中“中教高级”教师所占比例为18.77%,县城初中为16.98%,少了1.79个百分点,而乡镇初中则只有10.77%,比城市和县城分别少了8个和6.21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全国县城和乡镇初中教师的庞大基数,这一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从小学职称上看,县城小学“小教高级”所占比例最大,达55.94%,分别高出城市和乡镇小学7.56个和8.56个百分点。村屯小学最少,只有41.57%,比占比最大的县城小学少了14.37个百分点。乡镇初中和村屯小学成为职称短板。另一方面,隐藏在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差异明显的职称构成背后的,是城乡教师在职称晋升时间上的差别。调查发现,城市、县城和乡镇初中学校教师获得中教高级职称时的年龄分别为38.97岁、39.02岁和40.86岁,城市、县城、乡镇和村屯小学教师获得小教高级职称时的年龄分别为32.98岁、32.24岁、35.71岁和37.41岁。城乡教师的职称晋升时间总体呈递增趋势,村屯学校教师花费的时间最多,尽管在村屯学校有一定比例的高级职称教师,但这部分教师的年龄普遍偏大。
(三)年龄性别:农村学校师资结构逐步改善,但城乡教师结构分布有待调整
年龄方面,农村教师“年轻化”与“老龄化”现象并存,而“中年塌陷”现象较为严重。调查显示,城市教师群体的年龄结构呈现出中间年龄人数占比例最大的“单峰”分布,县城教师在41~45岁年龄组比城市略少,但分布形态在总体上中间年龄教师人数占比例更大。而农村教师则出现了明显的“年轻化”与“老龄化”现象并存的“双峰”现象。以村屯教师为例,30岁以下教师占比达34.30%,呈明显的“年轻化”倾向,而50岁以上教师占比为22.75%,“老龄化”问题突出。
性别方面,从总体上看,农村教师群体基本呈现年轻教师“女性化”和老龄教师“男性化”并存的特征,在25岁及以下年龄组中,男性教师仅占19.94%,女性教师占八成以上,而在56~60岁年龄段,男性教师所占比例猛增至96.25%,女性教师所占比例不足4%,并且,从低年龄段到高年龄段,男性教师所占比例每个年龄段(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9个百分点。另外,在农村学校尤其是村屯学校中,男性教师占绝对统治地位,各年龄段的平均占比为82.39%,即使在乡镇初中,男性教师所占比例平均也达到了59.61%。
课业负担
高年级学生和学困生群体负担更重
学生的课业负担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被长期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国家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在努力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仅在过去的一年中,教育部就曾在多份重要文件中论及学生的课业负担问题,要求监督、评估和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学习压力。那么,当前学生的课业负担情况如何?存在什么样的特点?课题组以课业的多寡、难易和劳累程度为切入点,对当前我国初中学生的课业负担状况进行了探究。
(一)课业负担多寡:学习时间总体合理,部分学生学习时间过长
学生课业负担多寡程度,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学生学习时间的长短。在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是相对固定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并不能全面反映出学生课业负担多寡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特征。而家庭作业时间作为一个相对个体化的时间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的课业负担多寡问题。事实上,学生家庭作业时间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政策对学生课业负担进行调控的重要内容。2008年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学校要统筹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间,初中各年级不超过90分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调查发现,初中学生的日均家庭作业时间为77.57分钟,多数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间保持在教育部的规定时间之内。但依然有40.71%的初中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超出规定,并且表现出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家庭作业时间逐渐增长的趋势,初一到初三学生的日均家庭作业时间分别为69.72、78.70、84.41分钟,超出规定的比例也逐渐增大,分别为35.76%、40.92%、45.55%。
(二)课业负担轻重:课业难度偏大,课业劳累程度总体趋中,部分学生课业负担偏重
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承受能力的不同,对同一课业任务不同学生的课业负担感知不同。课业负担的轻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述,一是课业难度感知,二是完成课业任务的劳累程度。课题组通过让学生自己对所学各门课程的难度感知,以及对完成课业任务后的劳累程度进行五级评定的描述,获得了学生课业负担轻重的一手数据。调查显示,中小学生的课业难度偏大,劳累程度总体趋中,部分学生课业负担偏重。在课业难度的感知方面,学生的平均得分为3.65分,高于中值,有60.20%的学生感到所学课程难(比较难与非常难之和),也就是说,初中学生认为课程难度较大的现象较为普遍。在完成课业的劳累程度方面,学生的平均得分为3.11分,虽然也是中值,但总体低于课业难度感知,在完成课业后感到累的学生占总体学生的三分之一多一点(36.27%)。等级相关分析显示,学生对课业难度的感知与其对课业劳累程度的感知是显著相关的。
(三)课业负担结构:高年级学生和学困生课业负担更重
学生的课业负担在不同的年级、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以及不同学习水平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课题组调查发现,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逐渐增多,课业难度感受以及课业劳累程度逐渐加重;从村屯到乡镇、县城和城市,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逐渐增多,劳累程度逐渐加深,但在课业的难易程度方面,乡镇学校学生的难度感受高于其他地域;从学困生到中等生、学优生,学生完成课业的时间逐渐增多,在课业难度和劳累程度维度上负担逐渐减轻。总体而言,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偏重,这一点在农村学生、高年级学生和学困生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上学交通工具
农村学生的交通安全保障需加强
当前农村学生乘什么类型的车辆上学?学生乘车的花费情况怎样?乘车的需求和满足情况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足够的关注。课题组为此专门对以上问题进行调查了解。
(一)交通工具:类型多样,以公交车为主
学生究竟是乘坐哪些类型的车辆上学呢?调查显示,公交车、面包车/三轮车、摩托,以及私家汽车是农村学生的主要通勤工具。其中公交车是学生最主要的通勤工具,农村小学和初中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64%和41%,面包车/三轮车是学生选择第二多的通勤工具,小学和初中分别占13%和22%。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公交车的安全性相对高于其他几种交通工具,采用面包车/三轮车,以及摩托车通勤的安全隐患要明显高于公交车。但是,学生的安全意识与安全防护仍然有待提高。乘车没有随车人员陪同的占84%,通勤车辆安全带配置情况也不理想,通勤车辆没有安全带的占43%,通勤车辆有安全带并且从不要求系安全带的占31%。从拥挤程度来看,不论是乘坐公交车还是面包车/三轮车,车厢的拥挤程度均十分严重,超过七成的学生认为这些车辆较拥挤。
(二)交通花费: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至10%
调查显示,在乘车上学的学生中,单次乘车花费不足1元的学生占13.17%,花费1至2元的学生占37.93%,花费2.1至3元的学生占25.71%,花费3元以上的学生占23.20%。如果按每月22个上学日计算,学生月均乘车费用介于44元至132元之间。考虑到学生的家校距离和通勤间隔,家校距离过远的学生每日通勤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单程通勤费在1至2元之间的学生每日通勤的可能性较大。以这部分学生来计算,如果学生每日在家校间往返一次,则每年的通勤费用在396至792元之间,2012年全国农村家庭居民人均纯收入是7 916.58元(其中甘肃最低,为4 506.66元),这一通勤费用占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至10%左右,这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可能仍存在一定压力。
(三)区域差异:发达地区通勤情况更好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更多学生倾向于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上学,这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公共交通系统较发达密切相关。调查发现,公交车作为最重要的通勤工具,城市和县城学校学生乘坐比例远高于乡镇和村屯学校学生。这一差异趋势也类似地表现在私家汽车的选择上。在摩托车、面包车/三轮车的选择上,城乡学生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向,农村学生对这些通勤工具的选择比例高出城市和县城学校的学生。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状况发展较好的地区,学生通勤工具选择的安全性普遍较高。
寄宿制学校建设
硬件条件与管理水平待改善
在学校撤并之后,部分学生家校距离变远,解决这一问题通常采取校车通勤和寄宿制学校建设两个方法。作为学校布局调整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寄宿制学校的硬件建设和配套服务的达标和运转情况如何?寄宿生的构成是怎样的?其生活适应情况如何?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促使寄宿制学校建设水平提升的重要内容。
(一)学生来源:村屯学生寄宿较多,但基本以高年级寄宿生为主
从寄宿生的生源地看,村屯学生是农村寄宿生的最主要来源,占所有寄宿生的85.7%。在小学阶段,村屯学生的比例高达92.5%;从年龄结构看,农村寄宿制学校低龄住宿现象并不明显,学生住宿年龄普遍较大。在小学寄宿学生中,10~12岁学生占70.6%。从性别结构看,总体而言,农村寄宿制学校中女生占51.1%,略多于男生。从学段看,小学女生占53.0%,初中女生仅占46.7%。
(二)硬件条件:配备水平普遍提高,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硬件设施是寄宿学校建设的重要内容。课题组以住宿条件、食堂环境及生活健康等方面为切入点,对当前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硬件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在住宿条件方面,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寄宿制学校配备了食堂,配备率达83.4%,但食堂的标准化程度普遍不高。开水房的配置率达58.3%,浴室配备率为65.1%。但人均居室面积达标率仅为39.5%。在一人一床的达标方面,达标率也仅为34.0%。从寄宿学校的住宿、食堂建设等硬件条件达标率来看,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寄宿管理:多数学校配备生活教师,但专职化程度低
在学生的生活管理方面,生活教师的作用是巨大的。寄宿制学校需要配备专职的生活教师以照顾、管理寄宿生的生活。调查发现,配备生活教师的寄宿制学校占63%,其中75.6%由本校其他岗位人员兼任,专职生活教师只占24.4%。这些专职生活教师大多为周围村庄年纪较大的村民,并无专业经验,同时也缺乏进一步的在职培训机会。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生活教师大多负责管理学生的作息和宿舍卫生,维持纪律,确保学生人身和物品的安全等,对寄宿生的心理疏导和情感关怀,生活教师则较少关注。
(四)生活适应:食宿较好情绪稳定,能够全心投入学习
在寄宿制学校的生活适应性方面,课题组主要关注住宿生的用餐、睡眠和情绪控制情况。在用餐方面,调查显示,住宿生的用餐量与其在家时差别并不明显,大部分学生都能在食堂吃饱饭,并且对食堂饭菜的满意度较高。在睡眠方面,由于学生宿舍通常有统一的熄灯就寝和起床时间,学生的睡眠时间基本能得到保证;在睡眠质量方面,大部分寄宿生的睡眠质量较好,在课题组调查的90名生活教师中,有77.1%的教师认为绝大多数学生的睡眠很好,只有3.6%的生活教师认为大多数学生的睡眠不好。在情绪控制方面,调查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因为想家而显得焦躁不安。大多数学生能控制住自己的想家情绪继续学习,这一比例为89.2%。这可能与寄宿生的年龄较大有关。
成效回放
调查显示,中国农村学前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且城镇化趋向明显。义务教育中,中国继续实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中西部22个省699个试点县的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还有11个省份在288个县开展了地方试点,直接受益学生达3 000多万。
同时,全国约1.2亿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中西部地区约1 333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资助,特岗教师中央财政工资性补助标准西部达到年人均2.7万元,中部达到2.4万元,农村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目前,全国有28个省份相继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让农村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成为现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则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
结论
发展农村教育尚需各方努力
2012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的第二个完整年份。在这一年里,我国的农村教育继续保持了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势头,并取得了新的进展。从数量、质量和结构的角度全面审视农村教育各要素的发展情况,重点关注农村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学生课业负担、农村学校校车配置及运转,以及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等情况后发现,当前我国农村教育在总体发展上有很大进步。
在师资配置方面,农村学校的师资数量结构得到很大改进,增量需求逐步趋缓,师资质量也获得了显著提升,师资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从城乡比较的角度看,农村教育的师资配置还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在学生课业负担方面,学生的课业负担总体基本趋于合理,特定群体(农村学生、高年级学生和学困生群体)的课业负担更为突出;在上学交通工具方面,当前农村中小学以公共交通为主,安全意识和安全保障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农村寄宿制学校方面,寄宿生以村屯学生为主、以高年级学生为主,学校的硬件环境有较大改善,但仍存在很大改进空间,绝大多数寄宿制学生生活适应情况良好,能够全身心投入学习。
农村转型 篇12
(一) 农村经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一直备受国家、社会的关注, 农村经济状况在逐步改善,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限制, 农村经济和城镇经济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农村经济面临着众多问题 (1) 经营规模小, 难以吸引劳动力、扩大生产和采用先进农业技术; (2) 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虽然农村基础建设一直在加大扶持力度, 但历史遗留问题过多, 大部分中国农村仍然面临着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信息流通困难等众多问题, 普通农户的农副产品较难销售到除近邻外的其他区域, 同时由于部分农产品 (蔬果等) 保存困难, 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3) 农民增收渠道狭窄, 大部分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市场经济意识, 对农产品收获大多仍旧采用家庭式经营性销售模式, 工资性收入很低。
(二) 电子商务时代
电子商务即通过信息网络技术进行的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 包括生产、销售、物流等所有基于电子信息技术进行的活动。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深化和政府的扶持, 电子商务迎来了新的蓬勃发展的时代,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提供的《2014 (上)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截止到2014年6月, 我国电子商务涉及相关用户达到3.5亿人,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5.85万亿元。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在《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农业电子商务, 促进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拓宽农产品渠道, 鼓励建立以B2C为模式将农产品与连锁超市挂钩, 推动农业电子商务平台的构建, 农村经济的转型正在悄然进行。
(三) 电子商务时代下的农村经济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也渐渐进入了农村生活, 开始改变农村原本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国家的鼓励下, 农村经济开始尝试和电子商务相结合进行转型。
1. 电子商务时代下农村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在全球范围内, 农村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大趋势, 不仅农产品的销售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来实现, 农产品生产、病虫害防治技术、农用生产资料供给等都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渠道进行, 国外的成功案例为我国农村经济的转型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借鉴; (2) 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农产品的区域性、低值、易腐、没有准确标准等因素使农产品交易成本高、供需链条断裂大大地制约了农产品生产产业化、流通现代化、市场的辐射区域。而电子商务的特点在于实时、高效, 减少了时间空间上的成本, 能够形成以信息流为核心, 资金流、物流、商品流、信息流相结合的农村电子商务流通流, 恰恰弥补了农业经济中的多方面困难。当电子商务与农村经济相结合, 能够帮助农民了解市场信息、便于农产品的出售, 解决了“小农户、大市场”的难题, 扩大了农民的收入渠道; (3) 农村电子商务的兴起将会打破农村信息资源共享壁垒, 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能够合理调节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 通过供求双方及时便捷的沟通, 农业生产者能够及时掌握农产品市场信息, 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农产品生产, 降低生产风险、提高经济效益; (4) 农业部公布的资料显示, 截止“十一五”, 我国涉农网站达31000多家, 根据阿里研究院2014年公布的《农村电子商务消费报告 (2014) 》, 预计全国农村网购市场规模2014年底将达到1800亿元人民币。以淘宝网购数据为例, 其农村消费在2014年第一季度达到了9.11%, 远远超过了2012年第二季度的7.11%。
2. 国内农村电子商务成功案例。
著名的“沙集模式”来自江苏省沙集县, 早在2006年的时候, 大学生孙寒返乡后和朋友尝试在淘宝开店, 后来开始自产自销拼装家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带动周围乡亲一起加入。几年内, “沙集模式”农村电子商务逐渐稳定, 具有极高的可复制性, 不断地带动周边农民, 形成了新的产业形态, 推动当地农村经济的转型。沙集农村电子商务以生产和销售拼装家具为主。2010年底年销售额达到了3亿多元, 在2011年就超过5亿元。截止2012年上6月, 当地有网店超过3000家。“沙集模式”带动当地家具配送、原材料加工制造、配件加工制造等众多相关产业, 为当地的经济社会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地居民也习惯了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作息, 而是更加贴合电子商务中消费作息, 新的收入渠道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更加稳定祥和的生活。
“沙集模式”的成功高度概括了现阶段农村电子商务的蓬勃生机, 除此之外农产品的B2C模式同样是农产品生产和电子商务的有效结合, 剔除了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 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为低廉的售价, 可以便捷地购买到新鲜的送货上门的农产品, 具有更好的信誉度和售后服务保障。
A2B模式则是根据农产品的分散性, 以区域为单位汇聚所在区域的农产品信息, 以期货或现货的形式由经纪人进行网上销售, 建立虚拟的专业市场与现实市场交相呼应。
电子商务时代农村经济的转型不可避免, 总结而言就是 (1) 电子商务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 解决了“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 使农户和买方拥有平等的信息; (2) 农村电子商务具有蓬勃的生机, 电子商务让越来越多的农村网商可以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进行交易, 具有极高的交易自由, 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3) 电子商务改变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传统思想, 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先进性启发农户用智慧构建新农村, 以信息化扩大收入渠道, 是对农村经济社会从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改变。
二、电商时代农村经济转型任重道远
(一) 农村电子商务存在诸多问题
尽管国家大力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经济向电子商务转型势在必行, 尽管农村电子商务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 甚至在一些村镇电子商务已经得到了高度的普及, 但数据显示对于大部分中国农村而言, 还没有达到星火燎原的程度,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 农村对电子商务发展认识不足。
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遭遇的首要问题就是农村对其发展认识不足, 及时是信息时代互联网已经普及, 但对于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电子商务甚至互联网还是一个模糊、不甚了解的事物, 不能清晰透彻地理解电子商务的内容, 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没有信心也不愿意涉足电子商务领域, 这使得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收到了极大的限制。
2. 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落后。
我国农村的互联网并没得到高度的普及, 信息化电子设备、网络通讯设施、通讯速度仍然有巨大的缺失, 尚且不能达到现阶段电子商务对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要求。同时在软件方面, 农村缺少信息化人才、缺少优秀的电子商务工作人员, 这大大限制了电子商务在农村的普及和使用。
3. 农业物流体系不完善。
物流作为电子商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决定着电子商务能否平稳高效地普及和发展, 然而对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而言, 农村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偏远地区, 交通运输较为落后, 甚至被排斥在配送范围之外, 即使农村想发展电子商务却无法实现基本的交通物流, 再加上该领域缺乏专业的农业物流公司, 农产品又具有易腐的特性, 这使得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二)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对策
1. 加强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普及。
电子商务的主要运用场所在互联网, 要想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达到电商时代农村经济的转型, 必须要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地区信息化的普及程度, 组织建立农业行业和农产品专业网站, 建立大型的综合性电子商务网站引导农民使用互联网、参与电子商务活动。
2. 加强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引导。
电子商务的在农村的普及受到传统思想的限制, 政府应做好宏观调控的作用, 由政府牵头带领农村企业进入电子商务市场, 让农民能够感受到新的模式能够扩大收入渠道, 改善生活。为农村地区培养熟悉农村特点的“接地气”的留得住的电子商务人才, 支持本地从事电子商务的农民到淘宝大学等培训机构学习。
3. 完善农业物流体系。
农产品的销售是农产品市场的主要竞争手段, 而农产品的配送则是销售的关键, 农产品种类繁多, 生产单位小, 易腐、易变质、难包装, 配送过程配送时间长、成本高、效率低。所以专业的农业物流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建立适合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方式,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改善农产品在配送中存在的诸多弊端, 实现农产品的快速配送, 优化流资源配置, 降低配送成本, 提高农产品电子商务效益。
参考文献
[1]邵占鹏.农村电子商务的兴起与新型城镇化的破局[J].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1:20-25
[2]钟远涛.浅析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新模式[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5.3:222
[3]笪海波.农村经济发展中电子商务的作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5.2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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