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转型困境

农村转型困境（通用10篇）

农村转型困境 篇1

改革开放30年来,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进程,极大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伦理观念的变迁。本文提出的30年来乡村伦理的困境问题,实质上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伦理文化遭遇的“现代性”问题在乡村场域中的体现。自近代以来,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西学东渐兴起。严复翻译《天演论》,国人始用进化、竞争的目光,为民族寻找出路。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基于同样原因。但那时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仍未动摇,当时只是学习西方形而上“器”之层面的东西。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首次撼动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自那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在极力舶来西方的文化以改造自身社会。但由于中国没有西方独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历,舶来的文化理念虽一度引起社会变革,可人们并不熟悉这些理念背后的含义。“现代性”在西方不仅意味着个人从前现代的道德桎梏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祛魅”后用理性的“宗教”替代实际的宗教所导致的人心灵的分裂和无所依傍,即“现代性”既有它诱人的一面,也有使人异化的一面。而西方人很立体地看待它的双重意涵,并生成了制衡它的各种力量。比如西方学者一直痛斥资产阶级庸俗的生活方式,痛斥那种纯粹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生活。而且,西方的理性化并非纯粹的工具理性扩张。西方社会的各种程序技术和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们之间相互制衡和相互促进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为理性化提供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动力机制。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表面上“理性化”过程所缺失的。中国舶来了西方文化中单向度的东西,对其内部丰富的张力因素并未吸收。“缺失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城市场域中就表现为长期以来盛行的经济主义和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政治环境的经济主义,一方面人民现实的生计要求,加上媒体的宣传和美国大众文化的诱惑,这种畸形的功利主义文化找到了它赖以滋生和繁衍的温床,侵入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圈,成为目前在中国城市占支配地位的主流价值,并随着城乡人口流动从城市侵入农村。

如果说中国舶来西方现代文化时只取其功利主义成分而缺失其深层的制衡因素,造成了“社会的缺位”,那么至少还有另一个方面是不容忽略的。中国的乡土文化自古就含有实用主义成分,农民的性情倾向中也早就存在功利主义。面对当前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加之政治意识形态中“富农”、“致富”的口号,乡土文化特质里的实用主义成分迅速与舶来的西方功利主义相亲和,形成一种独特的伦理价值体系,在乡村场域中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的乡村伦理逐渐处于被支配地位。

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梁漱溟曾提出从儒家传统伦理出发,通过乡学村学,继承乡约的传统,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以培育个人和团体的新伦理。最终还是革命派通过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造。但遗留下来的伦理问题仍未解决,并在今天以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呈现在世人眼前。乡村伦理涉及农民的价值观问题、观念问题、素质问题、生活意义问题。不理解这种变化,就很难把握乡村治理与建设的内生基础。因此,对该问题的关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资料来自笔者在四川省X村的多次田野作业(2007、2008、2009)。X村为丘陵地形,原有609户,1900人,94年起青壮劳动力陆续外出务工,现村只剩占原人口50%的中老年人和30%的学龄流动人口。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出导致耕地大量抛荒,老人只能靠往年囤积的粮食加上向邻里购买的谷物为生。整个村庄呈现出一片衰败。

一、几点概念说明

何谓伦理?“伦”即关系,“理”即道理和规则,伦理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规则。在秦汉之前,“伦”和“理”很少并用。直到秦汉之际,才形成“伦理”这一概念。中国乡村社会的伦理问题前人早有述及。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指出,中国的真问题是文化失调,秩序混乱,而非纯粹的政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家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至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彼此相与找不出一个妥帖点来”,其中所谈及的正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即“五伦”。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道:“人之有道也,保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在汉代受到官方提倡,人伦在宋代真正渗入民间成为百姓处理人伦关系的内化原则。但随着中国国难当头,革命者们猛烈抨击传统五伦。谭嗣同在《仁学》中就指出,五伦中唯有朋友一伦涵平等之义,其他皆为专制之物,都应废弃。这就是中国智识世界对现代性的回应,可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不容忽视。目前,致富热在农村成为主导思想,一种新型的经济伦理逐渐在乡村场域中占据主导。这种伦理以经济尺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工具理性地利用各种可资利用的物质和人脉资源,以实现心中理想生活。这种新型的经济伦理与其说是新一代农民内生而成的性情倾向,不如说是在更大的社会空间里城市文化支配着农村文化的体现。这种经济伦理其实是城市文化伦理在乡村变异的结果,它为村民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并未带来其发源地背后的一些相应理念:责任、平等、不侵害他人权利的自由。其导致的结局就是“私”的剧烈膨胀和家庭结构的剧烈变迁。

何谓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指家庭的构成状况,它是由全体家庭成员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所组成的稳定的整体性关系模式和维系机制。对农村而言,邻里关系可囊括于“扩大了的家庭”,所以农村老人的家庭结构变迁不单指个体家庭单位的变迁,还包括以个体家庭为中心向周围扩展的人伦关系的变迁。通过对这批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人的口述史整理,可以在民间重建这部中国乡村人伦变迁史。

二、从乡绅、家族的消失到“小家”的出现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有其自身延续性的生活共同体。建国以前,乡绅是乡土社会伦理文化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一般和基层农民是有区别的,但存在着血缘关系,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和农民保持着亲属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农村,住入乡镇和城市,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和统治阶级相互沟通。”乡绅兴办祠堂、学堂、水利等公共事业,在乡土社会拥有较高权威。有时乡绅与家族势力重合,甚至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当村民家庭发生纠纷、不孝事件发生时介入进来,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猛烈冲击旧道德。建国后,“破四旧”等政治运动使乡绅最终消失,组织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精英群体缺失。但五十年代的集体化使村民首次过上了一种较高程度有组织的生活,有效地维系了社会团结。集体化本质上是精英领袖希冀用一种重“公”的新伦理替代小农重“私”的旧伦理,避免中国在工业化发展中陷入西方资本主义功利化。但这种排“私”的激进做法忽略了村民物质层面的现实,导致该体制在八十年代不得不抽离。不过这种社会体制的确维系了乡土社会的团结。虽然乡绅、家族体系造成破坏,但传统人伦关系和伦理道德还流动性地存在。

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过上有组织生活的村民又缩回原来的小家庭中。但与建国前的情况不同,改革开放使利益观念渗入内地,小家出现了,小夫妻更愿意为自己的小家谋利益。公社时期尚有专门的夜校、培训班、扫盲班,负责乡村的文化教育,不孝者会被送往培训班学习,弥补了乡绅、家族的消失带来的伦理文化上的影响。而土地下户后,经济赤裸裸地被提到首位,基层干部的职责也主要在收税和计生方面,传统伦理生活组织瘫痪。家庭内个体更加独立,家庭矛盾和离散趋势逐渐显著。

古代乡村社会也有分家,但大多出于经济压力,大家庭的理想只有富人才能实现。可分家出来的小家庭也只是大家庭的简单复制,家庭结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仍以父子、婆媳为主轴,伦理纲常为凝合剂。但土地下户后,分家出来的小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夫妇关系为主轴,两性感情为凝合剂,父亲不再拥有至上权威,私利心日益严重。

三、九十年代初:空巢化到轮养制的瓦解

八十年代初虽然“小家”出现,但除家计分开外,大家仍同住一个宅院,共用厨房,进行频繁的日常互动,日常人伦关系并未完全破坏。虽然公共生活逐渐消失,各家顾各家,但农闲时,尤其是杀猪时,很多邻里远亲都要来帮忙。大家一起杀,并把猪血浸润黄纸贴于堂屋猪神灵位的墙壁上,以保佑来年猪不生病。杀完后,大家共坐一桌,一边吃猪肉,一边聊着村里近来发生的事情。这是乡村社会融合的典型方式,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道德意涵。通过这种方式,乡土社会的伦理得以维系。如果哪家遇到困难,邻里依然发挥着生活互助、情感支持的功能。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这时,西方功利主义才首次真正从城市全面渗入乡村底层。务农日益成为一个很不赚钱只能维持生计的行业。务工比务农轻松,而且可以让人享受城市生活。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家庭日益呈现空巢化隔代化特点。

9 2年,X村的女青年率先去浙江务工,而男青年在家务农。随着女青年在那边挣到钱,男青年也靠着亲缘、老乡网络陆续跟去。刚开始只是间歇性务工,即农闲时务工,农忙时回家务农。到后来,变成纯粹的务工,几年才回家一次。

老人开始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上出现疏离。

古代乡村社会分家后,老人如到了丧失劳力的年龄,不会独立出来,而是依靠儿子的生活单元,这是一项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是人们观念里理所应当之事。而九十年代,一方面传统乡约、家族体系早已不在,一方面缺失的城市文化作为先进理念盛行于世,外出务工的子女大多忙于挣钱,有条件的子女也因嫌村里条件不好过年也不愿回村。不定期的货币补贴取代了传统的生活照料和轮养,养老制度彻底瓦解。

以个案王氏家庭为例。02年王氏夫妻分别70、68岁。由于体力无法支撑正常的田地劳作,他们在人们的建议下再次分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如农具、土地、猪和锅碗都分给三个儿子,开始实行三个儿子的轮养制度:每个儿子养半年,该哪个儿子养的那半年两位老人就同那个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供养顺序是: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此时二三儿子都在外务工,只有大儿子在家务农,老人被正常轮养一年。可到03年下半年本轮到大儿子供养时,大媳妇认为自家子女上学负担重拒绝供养,使得供养关系中断。由于二三儿子还在外省务工,那半年老人只得种地供养自己。轮到二三儿子供养时,由于他们在外地,只能以寄钱的方式实行供养,04年上下半年各寄回700多元,并把各家原存贮的粮食(谷子、豆子)供老人食用。老人只能继续干农活自理生活。由于看到大哥不实行供养,父母也重操旧业,在外地的两个儿子05年开始也不再按各自的半年给老人寄钱了,只是在过年或老人过寿时给老人寄300元左右的孝敬费。这样维持了两年的轮养制最终彻底瓦解。

四、乡村伦理困境

乡村伦理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始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相伴而行。像梁漱溟、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从乡村伦理、乡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其中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更是深刻地体现了他的忧思。“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得有自知之明,既勿复旧,也非全盘他化,而应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即要增强文化的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一次浪潮中真正受到了全面的冲击,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乡村伦理的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农民不再坚持祖辈的信仰,价值观被现代化的机器重塑,整个乡土社会像被抽空了一般,只剩下些许遗风人伦元素在空气中零落地弥漫、流动。城市的伦理文化开始统治整个中国。

就X村来说,自土地下户后农民的公共生活日渐稀少,如今更是扭曲为兴盛的赌博事业。在小卖部昏黄的灯光下,牌桌就是一个交流的空间,闲聊的空间,它具有抽象的符号意义。在这种窄化了的公共空间中,他们不断生成的不是文化自觉的意识,而是畸形的生活意义感和价值观。

而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三十年他们历经着各个方面的疏离。首先是社会关系的疏离。改革以前,家是一个团结紧密的整体,成员共持家计,老人拥有较高地位。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乡里乡亲的互帮互助,至今都是老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而土地下户后,尤其九十年代,公共意识更加衰微,各家都谋各家的私利,村民纷纷离开农村,熟人社会的乡土因子日益减少,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萎缩,生活视野更加狭窄。

第二是社会参与的疏离。社会参与对于社会成员非常重要,它关系着该成员对自己所生活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果参与不够,会出现成员与社会的疏离,甚至纽带的断裂。以前,坝坝电影、田埂堰坎、村头院落都是村民闲聊交流的社会空间,他们谈着村子的过去,谈着自家的家事,而孩子们则在嬉戏,享受着乡野童年的欢乐。村小还在发挥着它文化传递的功能,作为乡村文化中心,在村民的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现在,乡村的文化生活非常稀少,缺乏生成乡村文化主体性的空间。回忆集体化时期频繁的政治活动倒是很快乐的事情。

第三是社会服务的疏离。公共服务是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商业网点服务、社区服务等多方面。其中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十分重要。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培养了自己的本土医生。赤脚医生不仅使农民有寻医问药的较好网络,而且有效地缩减了城乡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差异。随着去集体化的浪潮,农村医疗体系瓦解,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消失,伴随而来的是农民难以获取可靠的医疗服务资源。目前我国初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但水平还比较低,无法切实满足农民的需求。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老人无法避免的遭遇。其本质则是传统文化伦理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复杂表现。功利主义的新型城市伦理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诚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于强调利益观念无非是对乡村伦理秩序的一个巨大破坏。大众传媒对城市价值观的一边倾态度,进城后生活样式被迫发生的改变,以及年轻人价值观的变化,使得乡村社会文化失序,更无法谈“文化自觉”了。

五、结语

党中央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意识到“新农村”的提出,不仅是一个经济的现代化与治国安邦的政治问题,更内含着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素养、文明全面提升的伦理问题。“新农村”诉求着伦理道德,新农村的“新”其关键也应是培育新农民。同时,30年来农村一直发挥着稳定的功能。缺少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社会的支撑,是最基本的内在要求。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重建以乡村伦理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使广大农民形成什么是好生活的新概念,重新找到生活意义世界的支撑点。让老有所养、秩序井然的小康社会真正实现。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活样式。传统的乡村伦理遭遇到城市的新型伦理,呈现萎缩凋零的局面。本文以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的视角,通过对农村三十年来家庭结构变迁的田野调查,呈现30年社会转型中乡村伦理困境,以期引起人们的反思。

关键词：社会转型,乡村伦理困境,家庭结构变迁

参考文献

[1]、唐文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P2.

[2]、李猛. 抽象社会[J].中国社会学.2002,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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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P338-340.

[5]、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6]、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P122-115.

海宁家纺转型突破困境 篇2

以“培育家纺品牌，引领时尚消费”为主旨的春季深圳家纺展，是海宁市家纺企业历年拓展国内市场重要的窗口与平台，也是海宁市家纺企业向深圳同行学习的良好渠道。深圳家纺展至今已成功举办6届。

开馆当天，笔者在7号馆看见浙江汉帛家居公司的展馆以开放式的姿态迎客。其展示的一款高档床上用品，其面料用真丝做成的，高档舒适，吸引过往客商的目光，不时有人驻足看样。据公司董事长王高明介绍，目前公司的窗帘布、沙发布、床上用品等基本配套，形成软家居装饰的整体营销模式，此次参展就是要拓展国内市场销量和布置新的渠道。

走进海宁卡迷丹布业公司展位，各种印花布映入眼帘，多姿多彩。公司专门经营中高档窗帘布、沙发布、床上用品面料，此次参展以印花窗帘为主，多以乡村风格，大花朵花纹，是典型的中国元素；同时还和窗纱搭配销售，受到现场观众的喜爱，很适合内销市场的需求。据了解，公司新产品开发的背后有意大利设计师做后援，每年投入开发费用多达150万元，在海宁家纺企业中享有名声。

在国内市场谁家的产品好，谁家的就好卖。在海宁勤荣布艺公司展厅里，挂着各色窗帘布的架子下，围着不少看样订货的客人。公司营销部小周点着一笔笔定金，有600元、800元不等，她乐呵呵地说，公司以前只做外贸，今天看到这个热闹订货场面，第一次来参展就有收获，公司打算做内销的信心更足了。

赣南家具经销转型困境分析 篇3

1.1 赣南家具产业

南康位于江西省南部,赣江西源章江流域的中下游。比邻105国道、323国道,是京九线上的重要城市,总面积1 800多km2,下辖19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近80万人。

截止2011年12月,家具专业市场达到75万m2,全市家具企业有5690家,直接从业人员达15多万人。家具物流企业239家,主要线路613条。2011年家具产业实现产值80.8亿元,增长87.9%[1]。家具业已经成为南康最大的经济支柱,同时南康家具市场也是江西唯一的大型家具销售市场。

1.2 经销区域

南康家具产业以实木家具为主产品,依托天然地理优势,销往全国各地。内地市场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南康家具市场已成为全国较大的中低档家具产品准也批发市场之一。借助于强大的物流网络,南康家具已经成功进驻:浙江(武义、永康、台州、诸暨、缙云、龙泉、建德、桐庐、富阳、临安、淳安)、福建(南平、周宁、寿宁、福安)、安徽(宣城、泾县、池州、南陵、灵璧、六安、舒城)、湖南(邵阳、邵东、新邵、隆回、洞口、武冈、新宁、绥宁、城步、靖州、茶陵、醴陵、攸悬、衡山、炎陵、衡东、南岳、龙山)、湖北(江陵、、石首、枝江、郧西、竹溪、竹山、丹江口、随州、老河口、谷城、南漳)、山东(平度、胶州、胶南)、江苏(宿迁、泗阳、泗洪、沭阳、灌南、灌云、东海)、广西(荔浦、崇左、钦州、防城港、东兴)、河南(正阳、西平、泌阳、确山、平舆、汝南、遂平、临颍、舞阳、南阳、南召)、重庆、四川(达州、泸州、宜宾)、江西、广东全省等各县级市及乡镇、农村,占当地外来市场较大比重。尤其是在2009年6月2日,中国家具协会提出“家具服务农村”活动后,南康家具对华中、华南、华东、西南、西北等地区产销比率进一步加大。

2 转型困境分析

随着生产规模的加大,从业人员的激增,社会和各级政府对南康家具的关注空前加大,产业促进局、中小企业局、家具发展规划公司、家具设计站等一系列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相续建立,对南康家具产业的发展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激烈的探讨,到底南康这样一个以乡镇、农村一级市场为主线的家具产业群应该是怎么样的发展和规划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于是在行业、服务机构对其的规划和南康家具产业自身的特点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完全的吻合。

2.1 大批量生产与自由化设计之间的矛盾

农村家具最大的特点就是样式趋近性,即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家具的款式基本一致。大批量的生产可以减少设计支出,降低劳动力成本,避免材料的浪费,提升农村对该品牌的认知度,符合农村家具低成本、实用的要求。

2011年随着中国家具行业遇到销售不畅、增幅收窄等情况,中国家具协会针对行业情况,根据国家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开展咨询,提出树立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于是社会上提出南康家具应以自由化设计为目标,实行行业转型。对比米兰家具、深圳家具发现,南康家具的自由化设计不能照抄、照搬。米兰家具卖的是设计,体现是人文理念,强调附加值,以个体家具为主,满足上层社会需求;深圳家具体现的是低成本仿制国外的工艺品、现成品,用大批量出口的形式占据美国、西欧等市场,满足劳动力密集型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南康家具主要是针对于乡镇、农村等二、三级市场,因自由化设计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样式丰富这一点点变化,首先是在南康占70%以上的家具企业是小型、作坊型家具企业,银根紧缩,根本不允许他们花费人力、物力投入设计中;其次设计后续的广告、版权无法在农村经济中得到保护;再次“家具下乡”不等同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无政府补助,设计的费用无法分摊;最后我国农村人均收入较低,家具的二重性更多的体现在实用性,装饰设计并不是主要价格参考体。所以南康家具的农村经销模式下自由设计实现难度较大。

2.2 农村经销区与对外扩张之间的冲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大部分,这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中国当代家具设计、生产、销售忽略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市场,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2]。在这样的环境,南康家具孕育而生,形成了“无中生有、有中生特、特在其中、人联四方(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来康考察后,概括的南康经济现象)”的特色区域经济,牢牢的占据着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等地的二三级市场。形成了广东家具盘踞大中型城市、南康家具覆盖中小地区的互补局面,这样的市场配比一直持续到2009年的金融海啸。

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广东、河北、江苏等出口大省纷纷向内地转移,开拓边远市场。2010年中国四大家具之都广东乐从家具城、河北香河家具城、江苏蠡口家具城、四川武侯家具城聚首乐从,商讨集合四地资源形成合力,开拓农村市场,推动中国家具市场发展开拓农村市场[3,4,5,6]。“四都”联盟主要面向国内二、三线市场,响应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凸显对农村市场的服务功能。

与此同时,2012年南康家具行业提出来要更加重视企业的研发、质量、品牌和服务,更加重视企业的集团发展、规模壮大,更加重视产业链的延伸,提高附加值,推动产品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提高家具原创设计能力、向外辐射力和核心竞争力,着力打造“南康家具”区域品牌。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般企业者对于市场定位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是全力保证二、三级市场,还是以设计的新载体,从新包装南康家具,使其冲击一级城市、一级市场,这使所有南康家具企业都处在两难的境地。

2.3 经营者固有思维与外部思潮渗透之间的对立

南康家具的生成是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当时南康市仅在珠三角一带就有15万名与家具产业相关的技工,90年代中期,每年平均有3 000多人在积累了设备采购、生产、包装、销售等经验后回乡创业,形成了南康家具产业[7]。经营者都为当年外出务工的技师、木匠,经营理念单一、保守,在经济上过于吝啬,不愿意出钱学习、培训管理人员、技师和工人,提倡拿来即用。而且南康家具企业一般是家族企业和小作坊经营,在企业文化中很排斥外来人员和高学历毕业生。认为这两类人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部分,没有实效性甚至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进而形成了老板、老板亲属加同村、同乡工人的人员结构配比。这种思路的局限严重的阻碍了企业向更高、更强方向发展的可能性[8]。

广东虽说发展初期是以抄袭国外设计理念,经加工出口至国外,但随着产业的壮大和发展,已经开始注重原创设计、保护知识产权,形成了良好的设计、制作、销售经销模式。而南康在需要创新的同时却保留着经营者固有的思维,即要设计不愿意出钱,或是依旧不要设计而去造访。在国家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品牌的今天,南康依旧时常出现盗品牌被告、被罚,照抄、照搬他人设计的想象。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原有思维与外部思潮对立的局面。

3 结语

南康家具未来的走向依旧不明显,农村经销的模式还会很长。就其特点,发展品牌,特别是农村品牌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其他的展望还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1]南康市人民政府网[EB/OL].http://www.nkjx.gov.cn/index.php/Read/7435.html.

[2]刘文金.当代中国农村家具市场[J].家具与室内装饰,2003(4):54.

[3]刘成.四大家具之都探讨开拓农村市场[N].中国建材报,2010-2-1(B02).

[4]杨扬,王逢瑚,万辉,等.纸质材料家具功能性和环保性研究[J].森林工程,2011,27(1):31-33.

[5]杨扬,瑚,李丽明,等.家具设计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J].森林工程,2011,27(3):43-44.

[6]孙建平,单海斌.单片机技术在智能家具中的应用和发展[J].森林工程,2012,28(5):45-49.

[7]刘德灿,李冬明,廖泰明.南康家具业:由星星点点走向产业集群[N].江西日报,2006-8-4(A01).

微商面临转型困境，困局怎么破？ 篇4

7月22日，中国互联网大会分论坛“2015中国微商大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微商已经超过了1000万家，微信支付的用户已经达到了4亿人。尽管微商只是一个近年来刚刚兴起的事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微商生态圈已经形成规模。

在经历了2013年的萌芽，2014年的快速发展后，微商异军突起，迅速吸引了各方目光，就在大家为找到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欢欣鼓舞的时候，关于微商的负面消息也扑面而来，朋友圈暴力刷屏、毒面膜事件等让微商的发展陷入一个低潮。2015年已经过半，微商仍在摸索中前行，在优胜劣汰的商业法则面前，注定不是每一个微商的结局都是看上去那么美好。

朋友圈法则失效？

现在很多人早晨一打开朋友圈，就被各种“面膜”“减肥产品”等信息所充斥。而原本作为社交工具的微信瞬间成了广告平台，面对如此不胜其烦的营销手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屏蔽对方。而刷屏朋友圈来获取消费对象的方式看上也已经步入黄昏，如此类似的情形，似乎是在对昔日微博衰落的重复。

而看衰朋友圈微商的人也有着自己充足的理由：产品质量无法保证，营销手段主要依靠盲目加粉和暴力刷屏来增加曝光率；销售方式主要依靠发展层级代理，通过压货招商圈钱来牟取暴利等。种种迹象表明，靠朋友圈兴起的微商已经远离了商业发展的正常轨迹。

尽管如此，也不意味着朋友圈微商就此绝迹江湖。要想在朋友圈做生意，拥有一款好的产品毋庸置疑，否则败坏的绝对不只是产品，更严重的是朋友之间的情谊。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年代，“坏事”传播的速度绝对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大家都知道，微信作为社交工具，其本质还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为主，要想在朋友圈做广告并且让大家欣然接受，那么方式只有一个，就是你发的广告不是广告。河南恩奈姆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慧娟作为一个90后创业者，其推广酵素的途径也是借助于朋友圈的力量，只是她采用的却是另外一种模式。

对于酵素，很多人了解有限，而周慧娟则通过自身进行酵素辟谷，一连七天，每天都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在朋友圈里进行分享，引发了众多好友的好奇心，为酵素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更有甚者，也开始跟随周慧娟做酵素辟谷。

当产品推广不再是以广告的形式出现，也就大大降低了其在朋友圈里受排斥的可能性，所以当朋友圈依靠暴力刷屏获取客户的方式日渐没落时，如何提升创意也将成为微商突破困境的一个重要选择。

对于有人认为2015年是微商集中爆发的一年，周慧娟并不认可。她表示，微商在经历了一系列负面新闻后，已经让朋友圈的信誉度大打折扣。另外在经历了2014年的疯狂成长后，目前微商也面临了新的难题，今年是微商逐步调整的一年。

而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则更为深入地指出：关于2015年是微商的爆发期的观点，多是一些别有用心的炒作，微商的模式、技术尚不成熟，使用不当不仅难以获得成效，反而会拖累了品牌形象。

微商前景

在过去的四年里，微信成长迅速，稳坐移动社交的头把交椅。根据微信官方最新披露的信息，目前该平台已发展800多万公众账号，并以每天1.5万的规模增长。尽管微商在此基础上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仍然有人认为微信终究只是一种社交工具。微商尽管目前依旧火爆，但对其未来前景仍旧持悲观态度。

相较于淘宝、天猫等传统电商，微商仍存在产品质量、用户体验、管理系统、传销风险以及监管不严格等问题。生存环境的脆弱也让微商的发展如履薄冰，也随时面临着各种难以预料的打击。

尽管如此，在记者接触到的几位微商中，他们依旧对微商的发展充满信心，其中一位销售化妆品的微商表示：所有行业从业者都有赚钱和不赚钱的，终归是优胜劣汰的竞争。不能因为一些微商做得不好就否认整个行业的前景，我们有好的商品、好的团队和好的营销技巧，就一定会做成功。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到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更重要的是，如今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各种社交购物平台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由此可见，无论是当当网、凡客的转型，口袋购物的巨额融资还是微商的崛起，移动电商是势在必行。

随着PC电商向移动电商的转变，电商也极有可能形成了两极分化的局面：一种是以天猫、京东为代表的中心化，另一种是去中心化，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微商。其中去中心化也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京东购物、微盟、口袋通等为代表的B2C模式；另一种是以口袋购物、拍拍微信小店为代表的C2C模式。

对于微商前景，宋清辉表示虽然当下尚处于摸索阶段，但微商在整个社会大潮中的道路和前景越来越清晰，不过若想在微商路上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必须经过大浪淘沙的洗礼和一番披荆斩棘，并不容易。同时他还指出了目前微商在产品销售上的局限性，“主要是一些高利润快消品在销售”。

而在经历了各种负面新闻后，微商生态秩序也亟待建立，虽然目前尚无相关政策性文件，但微商也已经开始自发行动。5月22日，有“微商代言人”之称的微商第一品牌韩束微商CEO陈育新发起了《微商健康成长倡议书》，获得了众多从业人士响应。6月26日，厦门30多位企业主共同发出诚信倡议书，倡议全 体微商共同恪守商业道德，诚信经营，不造假，不卖假，不欺诈。这与微商代言人发出《微商健康成长倡议书》如出一辙。

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是每一个微商的诉求，但是也更应该认识到，微商自我觉醒只是第一步，游戏规则的确立和完善需要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以及腾讯在技术上的强力支持才可以完成，微商之路仍旧漫漫。

ST精伦“转型”困境及启示 篇5

关键词：股权设置,转型战略,*ST精伦

1 案例背景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该公司”) 前身为武汉精伦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4年12月14日, 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万元。1998年5月28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以未分配利润4, 700万元转增资本,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5, 000万元。2000年3月29日, 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总股本为9, 202.23万元。2006年5月23日, 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A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获得4.3股股份,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累计向流通股股东执行26, 660, 000股股份的对价总额。公司创始人股东张、曹、罗、蔡、刘持股数及持股比例如下。

2007年6月11日, 公司召开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名称变更为“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日, 公司注册资本为24, 604.46万元。

精伦电子上市之前盈利可观, 2001年主营业务收入2.95亿, 增幅超过50%, 净利润达到8351.3万。上市当年主营业务收入3.63亿, 净利润为8249.7万, 下降1.23%。上市后, 成为我国第一家按市值配售方式向二级市场股票持有者全额配售的上市公司, 也是我国第一家全部以自然人作为发起人的上市公司。然而, 随着公话行业的日渐萎靡, 精伦电子不得不尝试转型。2010年4月19日, 该公司因2008年、2009年连续净利润为负数, 4月20日起股票并更为“*ST精伦”。集众多光环于一身的精伦电子, 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

2 精伦电子转型过程

2002年5月精伦电子发行股票上市, 据其招股说明书, 2001年公司净利润8351.3万元全部来自公用通信终端及管理系统, 上市时募集资金约4.77亿元, 主要用于公用通信设备终端项目和公用多媒体终端项目。招股说明书中还称, 将出资5000万元与海外资深科学家、工程师徐性怡博士等5位自然人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合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即2002年底成立的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该子公司成立之前精伦电子曾预计其2003年销售收入8000万元, 净利润634万元;2004年销售收入1.64亿元, 净利润2000万元, 此为精伦电子上市以来的第一笔投资。

2002年底, 精伦电子又投资1000万元与虞仁荣等3位自然人在深圳共同设立深圳精鉴商用机器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商用电子设备及其相关电子元件的研发、销售和技术咨询。2004年4月, 出资660万元与蔡远宏 (创始人股东之一) 等41名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武汉精伦软件有限公司。2005年10月22日, 精伦电子宣布进军税控收款机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产业化项目, 并预计税控收款机在2006年实现2.88亿元销售收入和3055万元的净利润,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实现9400万元的销售收入和1421万元的净利润。2006年年底, 公司开始谋划向消费电子领域转型, 选择车载导航系统GPS, 并将其作为公司转型的重要一步。2007年, 公司转向控制类产品和民用消费品。2009年, 精伦电子又尝试向方案设计、IT服务方面转型。这些投资项目如何, 见下表:

综合来看, 六、七年来, 虽然公司投资的项目走马灯式的变化, 不变的却是不断的亏损和业绩的逐年下滑。2003年, 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3.63亿, 比预计的减少三分之一, 2004年减至2.57亿, 及至2008年末, 其通信产品销售收入已只有数千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一降再降, 净利润自然也是一减在减, 上市以来净利润的变化如表3所示:

3 *ST精伦转型困境的原因分析

从1994年12月筹资300万元注册到拥有总资产8.7亿元, 精伦电子用短短8年时间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精伦神话”, 其成功归结于高技术门槛和对人才的追求。然而, 当这个细分行业夕阳西下之时, 怀揣4.77亿募集资金的精伦电子为何数次投资失手?究其原因, 可从内、外两个因素来分析。

3.1 外部因素——公用终端产品的没落

2002年上市之际, 精伦电子在其招股说明书及对媒体的解释中认为, 公用通信行业的前景广阔。事实上, 2000年以前公用通信终端行业的确吸引了众多资本的投入, 之后行业竞争加剧, 行业毛利率降低, 移动通信飞速发展, 固定电话行业危机已然突现, 从2001年开始已不断有资金从这个行业撤离。精伦电子似乎未能很好的预测行业前景, 携巨额募集资金逆势而上。

电话计费器是一种用于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装置, 是最早在全国得到普及使用的公用电话设备, 它的主要特点是投入少, 业务发展方便。IC卡则是一种带集成电路芯片的电话卡, 话费余额存在芯片上,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漫游。从1996年到2002年, 全国IC卡公用电话的装机量超过了130万部, 发行电话IC卡超过5亿张, 销售额超过200亿元, 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生活, 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 精伦电子以电话计费器和IC卡上市取得很大的成功, 产品平均毛利率在50%以上。然而, 移动通讯的迅猛发展很快终结了精伦电子的高额收益。2001年我国移动交换机容量新增1.07亿户 (含CDMA) , 较前年增长78.1%, 移动用户新增5955.2万户, 年增长率高达69.8%, 总数达到14522.2万户。随后公用电话用户与移动电话用户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见表4) , 国内通信行业市场竞争越发激烈, 产品价格不断下滑, 利润亦不断被压缩。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通信行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热点转换速度奇快, 行业淘汰率非常高。移动通信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测和想象, 它体现了人们对个性化的追求, 对更自由、更便捷、更新颖的通讯方式的向往, 现有的公用通讯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改变当前公用通讯的经营模式, 推行可媲美移动通讯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 它仍然无法改变日渐萎靡的局面, 甚至于被市场所淘汰。

3.2 内部因素

(1) 多次转型未果, 盲目投资, 募股资金挥霍一空。

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精伦电子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2002年10月28日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注册成立, 经批准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致力于开发电动缝纫机的电子控制系统, 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 但是其市场表现糟糕, 究其主要原因, 整个缝纫机行业的不景气占很大因素。缝纫机是一种耐久的资产, 市场对其质量没有很高的要求。鲍麦克斯开发的工业缝纫机伺服控制器系列是高端工业缝纫机的核心部件, 是服装行业的上游产品, 但市场需要的大部分为技术门槛低、成本低、利润低的产品, 鲍麦克斯无法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因此其业绩一直不尽人意。深圳精鉴商用机器有限公司注册于2002年11月4日, 主要从事商用电子设备及其相关电子元件的研发、销售和技术咨询。该公司累计亏损额度达1764万元, 主要是由于其属于IT类, 虽然与母公司的通讯业有互补优势, 但毕竟是民营企业下的子公司, 资金、技术、人员与管理上均有许多缺陷, 况且IT业的研发投入很大, 对核心技术要求很高, 深圳精鉴无法推出有吸引力的产品, 自然无法与那些IT巨头抗衡。武汉精伦软件有限公司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公话行业的研究与探索, 并负责销售母公司的相关产品, 如前所述, 公话行业日渐没落, 传统的通信电子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大幅度萎缩, 移动通讯蓬勃发展最终导致了精伦软件业绩一般、无人关注的命运。精伦电子主要子公司盈亏状况如下:

总的说来, 精伦电子虽自上市以来便开始尝试转型, 然而由于主营业务市场需求持续萎靡, 新业务领域市场启动比较缓慢, 转型过程中对产品转型的艰巨性和困难性认识不足, 对转型的产品储备、销售队伍建设和市场拓展规划准备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明确的战略, 投资之前没有做可行性分析, 也没有认真分析各个行业的特征以及与主业的关联度, 找不到适合公司发展的方向, 所投项目更多是带着一种投机的心态, 成功便好, 不成功就以公司在转型期需不断实践为由推脱, 这样盲目的投资是经不起市场检验的。当一个项目前景不明朗、风险较大时, 与其铤而走险、急于出手, 不如等前景较为清晰时再做定夺。同时, 市场经济下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技术与产品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发展, 精伦电子脱离市场需求的转型注定不会走很远。

(2) 最佳公司治理结构徒有其表。

连续两届获最佳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的精伦电子, 经营业绩却直线下滑,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学阳连续两年上榜福布斯最差CEO榜单, 精伦电子的公司治理究竟是不是想象中的完美?

精伦电子最初的股权设置可谓经典。发行上市之前, 张学阳为第一大股东, 曹若欣、蔡远宏、罗剑峰并列第二大股东, 分别持股19.05%, 刘起滔持股12.35%。上市并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之后, 五位发起人股东合计持股74.8%, 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且持股比例依然没有较大改变, 各股东之间股权相对均衡, 有着明显的互相制约功能。由于有公司重大事项全体股东三分之一否决即无法通过的前提, 股权最多的张学阳与任意一位股东即可行使重大事项否决权, 除刘起滔外, 任意两位股东相加也能够行使否决, 而要通过重大事项, 最大股东则需要至少两位第二大股东的支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 这是一个有浓厚民主气氛、能充分体现现代企业治理原则的股权设置样本, 这亦是精伦电子曾荣获上市公司最佳治理结构的原因。

然而, 公司五位发起人股东分为两个阵营——以张学阳为首的三位“技术派”和对项目未来成败有相当发言权的“市场派”。市场经济环境下绝对的“市场派”与“技术派”之争本不应该, 且对拥有良好治理结构的公司而言, 如果此类冲突常常发生, 阵营双方的相互调和及独立董事的居中调停就应该发挥作用, 从而及时吸取教训, 减少投资失误给公司造成损失。但事实表明, “技术派”总是在表决中凭借股权的微弱优势胜出, 基于此, 公司实际治理结构实质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发起人股东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两个, 技术派一方合计持股正好是市场派的两倍多一点, 即技术派一方以正好超过三分之二的股权优势实现了对公司决策的绝对话语权, 见表6。而绝对话语权的出现, 正是公司治理的最大缺陷。

在两大阵营的两次公开争执中, 市场派的论据有一定说服力。上市之初讨论投资鲍麦克斯等子公司时, 罗剑峰指责没有正式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缺乏科学论证。2005年公司进行重大转型时, 刘起滔曾提出要控制成本、谨慎投资的理由也十分充分, 其要求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也合乎上市公司基本规则, 但张学阳还是获得了曹、蔡两人的坚定支持。罗剑峰与张学阳是姻亲关系 (据公司年报关于股东关联关系的说明) , 但这并未妨碍罗对其不理性投资行为的公开反对, 而张、曹、蔡三人却能长期在重大决策中不顾近三分之一股东强烈反对始终保持一致, 其团结程度非同寻常。难道曹、蔡两人在表决权上与张学阳有着私下约定?事实上在决策时, 张学阳非常独断, 完全听不进他人意见, 曹和蔡并不是完全因为共同理念而和张学阳站在一起, 而是他们更多地是考虑感情因素, 默默地用手中的股权支持张学阳。特别是张学阳与罗剑峰刘起滔产生对立时, 曹和蔡投出的赞成票有很重的感情意味, 从而使张学阳得以实现“一股独大”。事实上, 不算外部流通股东, 罗剑峰和刘起滔两人合计持股接近表决权的三分之一, 如果两人的反对理由充分, 完全可以向其它流通股东征集投票权, 并不是没有机会否掉“技术派”的提案。但结果是, 除了口头争执, 两个人并没有做出这种真正“伤害感情”的举动。

从2007年刘起滔夫妇率先抛售所持股份开始, 创始人股东开始陆续减持, 具体如表7。截止2010年6月, 张学阳依旧独自坚守自己的股份, 刘起滔顺利减持全部股权, 罗剑峰兑现近半, 曹若欣完全从公司董事会中淡出。创始人股东渐次离去, 张学阳的大股东地位亦日渐明朗。

除内部股权设置外, 精伦电子在董事会薪酬、公司内部建设方面同样存在问题。尽管公司业绩不景气, 其关南工业园综合大楼却在加紧筹建中, 主体结构于2005年封顶, 公司称是使用自有资金1.5亿元, 总投资1.95亿元。此外, 年报显示, 其董事长、总经理张学阳的薪酬从2007年的31.80万元上涨到2008年的34.65万元, 其副总经理廖胜兴的薪酬也从2007年的24.40万元上涨到2008年的26.81万元。这些均反映精伦电子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问题。

(3) 七年未分红、投资无回报。

精伦电子刚上市时, 确实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 股价最初也比较理想, 然而随着经营业绩的下滑, 股价一降再降, 那么, 对精伦电子的投资者而言, 回报给他们的有多少呢?下面就其历年实施的股利分配方案进行简单的分析。

从表8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公司只在上市之初的2002年, 实施过每10股派4元的分红方案, 之后连续7年未进行分红派息, 即使在未分配利润最多 (1.34亿) 的2004年, 也未进行分红。随后, 未分配利润逐年被亏损所吞噬。这与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股利的分配政策一样, 股票股利多, 转增股本多, 不分配多, 现金股利少。上市公司不分配的现象, 不利于投资者树立信心和董事会履行对股东的诚信义务, 也不利于上市公司的规范、稳健操作。

4 *ST精伦转型困境的启示

企业转型是企业长期经营方向、运营模式及其相应的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整体性转变, 是企业重新塑造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摆脱经营困境的过程。影响企业转型的因素有很多, 对精伦而言主要是为了应对本土市场上的行业剧变。然而, 精伦电子的转型可以说只是高管人员独自强调的愿景, 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 亦没有使其战略深入人心, 留住优秀的人才, 再加上徒有其表的治理结构, 最终造成被“ST”的局面。从中可以得到公司转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要制定明确的战略, 并进行观念转型。观念决定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 观念转型是企业转型的前提和基础。在企业转型的剧变过程中, 需要有强势的高层管理者介入, 将清晰的转型目标向下层传达, 同时高层执行官和转型领导团队要定期进行决策和讨论, 贯彻转型意图的同时也要对其可行性提出质疑, 随时关注市场行情。精伦电子的员工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技术员出身, 长期从事技术作业, 一方面会使人形成细致严谨、精益求精的良好习惯, 但另一方面又易使人形成固步自封、生搬硬套的思维定式, 不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可见, 转型最大障碍是如何转变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

其次, 对公司要进行管理上的转型。管理要与公司发展阶段相适应, 实现由粗放管理向精确管理的转变, 从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更加关注过程、关注细节, 提高决策和指导工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充分发挥现代公司制度的优越性。作为全是自然人的精伦电子, “一股独大”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避免公司决策

再次, 要重视个人转型。企业转型其实就是员工个人转型的集合, 无论每一位员工做出怎样的选择, 都会直接影响企业转型的进度甚至转型能否成功。企业陷入困境时, 如何留住优秀的人才以便东山再起是企业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精伦电子的转型更多的只停留在表面, 董事长张学阳我行我素, 内部员工大多不甚了解, 只是被动的参与, 工作热情不高, 研发效率低下, 大量优秀员工出走。因此, 企业转型应该重视每一位员工的个人转型, 这样才能把公司凝结成为一个整体, 帮助公司走出困境, 重现昔日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李默风.高管不和致公司年亏损投资者渗被精伦电子吸血[J].时代周刊, 2009, (11) :20.

[2]王吉发, 冯晋, 李汉铃.企业转型的内涵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06, (2) .

[3]赵浩.股东“铁三角”开始动摇精伦电子控制权出现危机[W].中国证券报, 2009, (10) :19.

[4]精伦电子怪象症结何在[N].证券时报, 2009, (10) :21.

[5]精伦电子募股资金挥霍一空[N].中国证券报, 2009, (10) :23.

[6]投资尚无收成精伦电子困境待解[N].证券日报, 2009, (10) :23.

传统媒体的传播变局及其转型困境 篇6

●汶川地震后, 网友上传图片指出成都救灾帐篷被挪用。

●“正龙拍虎”事件中的网络质疑。

●南京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最终被立案调查。

●《湖南耒阳市高考舞弊》源自博客爆料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的举报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 指出娄烦事故中真实的死亡人数, 结果引起国家领导层重视。

上述舆论监督案例部分体现了网络媒体不仅仅满足于成为传统媒体的新闻载体, 而是有组织地对事件发起舆论监督, 如华南虎事件中, 网易组织专家“鉴别虎照”;或是将网友对单一事件的质疑有意识地集体放大, 如“周久耕”事件中, 对其抽顶级香烟和佩戴豪华名表的曝光……这些重大新闻中, 网络媒体的表现更加巩固了其影响力, 发扬了自身传播形态特性。

《新民晚报》正大力建设《新民网》, 并且已经花费80万元购置了一辆城际直播车, 当本地新闻发生时, 《新民网》记者在赶到现场后, 借助直播车可实现新闻视频网上即时直播。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 绝大多数媒体在面临广告蛋糕日渐被网媒及户外媒体切分之时, 仍然沉浸于将整年度稿件售卖给门户及垂直门户网站, 借此获得几十万至数百万元不等的版权费收入。传统媒体在互联网人才、经营意识、商业模式发掘等方面都亟待“觉醒”。

缓慢变革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原来意义上以新闻门户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已经消解, 通过新兴传播方式 (病毒式、交互式) 和新型传播渠道 (手机互联网、二维码传播等) 在资讯发布上解决了泛精准化、高到达率化、终端病毒式传播化, 同一个资讯不仅可以不断整合已有的传统媒体报道, 还以文、图、音、视频立体展现的方式变身为资讯新媒体, 网络媒体的竞争环境和策略亦处于动态变化, SNS、微博、工具弹框等新兴传播方式分化瓦解着网络媒体资讯发布的“传统板报式”。

与此同时, 传统媒体转型仍处于缓慢而积跬步的阶段, 与新媒体必将处于“竞合”生存的状态之中, 而进入新世纪以来, 传统媒体一直争相转向自建传播“渠道”, 或以入股“渠道”的方式成为“渠道”拥有者之一, 但由于天生只具备单一渠道基因, 在以往的发展中对于已有的传统渠道形成了路径依赖, 转型新媒体或者全媒体鲜有成功案例。但可以想见,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 传统媒体影响力将会出现新“流变”, 转型也会面临新的困境。

转型之困

首先, 中国绝大多数媒体是体制内媒体, 或者寄生于体制内媒体上的市场化媒体, 多多少少地会受到体制制约和牵制, 管理层责、权、利不够清晰, 决策缓慢, 这使得传统媒体虽然觉得“冬天快来了”, 但又无法合理调配资源迎接新媒体时代的挑战;其次, 传统媒体人缺乏技术基因对新媒体的实操经验不足, 对于新兴传播方式的苗头不敏感, 对于技术革命对传统媒体如何发挥内容优势整合渠道资源想法不多, 缺乏研究和与互联网 (移动) 的技术渠道圈子进行交流, 因而对如何迎接挑战拿不出具体办法, 最终形成一再拖延转型的现状。在具体转型实践中, 大概有如下难点:

1.角色转换与价值认同之难

传统媒体的转型, 首当其冲是记者、编辑的角色转换及价值认同问题, 因为二者是两种完全不同工作方式, 有不同的价值认定标准。传统媒体记者一般以天为生产更新频率, 以深度调查、评论为拳头产品。这需要记者、编辑对选题进行长期跟踪、深入采访。而在新媒体时代则以短平快的新闻见长, 最关注新闻时效。

2.业务屏障与技能提升

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的看法分三个阶段, 第一, 是什么?第二, 为什么?第三, 怎么办?上世纪末左右, 新闻传播的特点是谁能挖掘到更多的事实。但现在时代稍有不同, 新传播时代中网民对于事实的挖掘, 客观上对媒体对事实的挖掘产生了冲击。在很多重大新闻发生时, 读者和资讯用户通常已经知晓基本资讯信息, 但依然会通过传统媒体报道和解析来印证自身对于相关资讯的判断。

在新媒体时代, 资讯采集者应为多面手, 集写作、拍摄、编辑、发布等环节于一身, 由于新媒体载体的特性, 要求新闻图文并茂, 但多数记者并不掌握足够摄影摄像技能, 对于资讯快速发布的敏感度和技能尚待养成工作习惯。

3.流程优化与质量控制

传统媒体素以严谨、差错率低为荣, 纸媒的一篇稿通常要经过六七个人编辑、核查, 才交付印刷, 但网络稿追求时效, 程序大大简化, 由此导致稿件差错率较高。传统媒体在转型时, 通过自建渠道———发展网络版新闻、基于苹果和安卓系统的客户端介质传播或者通过收购渠道 (例如南都收购奥一网) , 都会面临多介质发展的生产难点即资讯采集、编辑人员和管理者需求不断放大, 由此带来的协调管理难度也在加大, 但一个成熟编辑和资讯采集协调者是需要长期培养和案例堆积, 因此转型新媒体在流程优化与质量控制上也短时急剧出现人才短板。

自媒体冲击

教育管理学的困境与方法转型 篇7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育管理学的恢复与重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20多年的时间里, 我国有关教育管理学的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文献, 教育管理学的相关专业院校以及从事教育管理学的专业人员明显增多。但教育管理学的快速发展, 出现了一些不足, 影响了教育管理学的发展, 这就需要不断对教育管理进行改革, 促进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

二教育管理学存在的困难

1. 教育管理学性质定位模糊

性质定位是指教育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要清楚自身的“归属”问题。一门成熟的学科存在一套完整的评价标准:即呈现出学科的基本范畴体系、有层次和历史发展脉络的知识来源、有梯次的教材体系和学科专著, 而在我国的教育管理学中, 这三方面都存在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对国外的教育管理学名著不太重视, 使得我国缺少有梯次的教材体系与学科, 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使我国教育管理从事人员的理论发展不深。

2. 理论与实践脱节

提出教育理论学的学者与实际管理者是分开独立存在的, 提出理论的不能了解和理解现实中实际管理者所遇到的问题, 而真正困扰实际管理者的重大现实问题, 理论者采取漠视的态度, 理论不能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

3. 解释与论证多, 反思与批判少

教育管理学中重视客观理论的学习, 而忽视事实背后的价值问题, 使人们缺少对教育管理问题的分析、认识, 不能更多地找出问题和症结所在, 使人们不了解实际管理的真实问题, 使人们不能领悟到公平、公正、伦理、价值等思想。现代教育管理找不出问题所在, 不能及时解决, 那么教育管理学也会陷入困境, 得不到发展。

4. 单一的研究方式

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式缺少实证研究, 呆板、千篇一律, 缺少多样性的特点, 单一的研究方式制约了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与进步。

三教育管理学的方法转型

1. 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教育管理学理论由单一的简单体系向多元化的综合模式方向发展。教育管理研究应立足于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生动性与复杂性, 不要单一、片面地看待问题, 实现教育的综合性发展, 要积极引入新型的、适合教育管理的研究来提高教育环境。在教育管理学中, 要不断地进行教育事业战略规划和决策, 分析教育现象中的价值命题、发现教育的真善美, 特别是面对解决教育困难、消除种族歧视、教育机会平等等问题时。教育管理学要采用理论思辨与概念演绎的方法, 形成一个理论到理论、理论到实践、抽象到具体、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思路。要不断地发展教育管理学, 就要不断的学习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

2. 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将教育管理的实地研究引入到教学管理学领域中, 理论者在实地研究中深入调查、体验教育管理者实际的生活, 使理论者与实际管理者形成融洽的关系模式。对不少管理者, 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探索问题的意识与交流需要, 希望专业人员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 理解他们的教育管理实情;同时, 这种宽松的教育政策环境也为理论研究人员提供了管理理论的实践操作空间, 为这些理论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知识渠道。

3. 人具有现实的互主体性

从物质化、被动性、唯利是图的人走向现实的互主体性的人。现代管理教育学的理论发展有别于传统教育管理学理论, 它对作为管理与被管理及管理活动相关者的“人”的假设与认识, 认为人是现代教育管理学理论发展的核心。

4. 做到描述、理解、批判反思并重

教育管理不要只注重客观理论的描述, 而不去关注背后的真相, 以一种研究和批判的态度对社会进行分析, 开辟一种新的批判思维方式, 显示出教育管理学的变化性与多样性, 通过批判地看待问题, 体现教育管理中的人本主义, 透过教育管理客观化的表面现象把隐藏在背后的问题呈现出来, 通过批判理论对教育管理做出创新性的探索。

5. 从效率理论到价值伦理

关注、发现教育管理世界中所隐含的价值伦理问题, 这是现代教育管理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要重视教育管理学的价值伦理的发现。

四总结

我国的教育管理学还未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学科范式, 教育事业是一项复杂多变的事业, 完善教育管理学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在研究和实施中会遇到新的挑战和考验, 这就需要不断从现代教育管理学中发现问题, 并进行总结与分析, 找出问题的关键点, 吸取国外先进的教育管理学, 促进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教育改革也在不断地进行着, 我国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也朝着分科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但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 教育管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弱点与不足逐渐体现出来。本文通过对现代教育管理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针对教育管理学的困境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促进教学管理学的转型。

关键词：教育管理学,困境,方法,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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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转型困境 篇8

党的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1]高校是教书育人的殿堂,传播精神文明的一方净土,应该是个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充满正气和阳光的地方。[2]然而,近年来高等学校腐败蔓延势头尚未根本遏制,有的问题性质严重、影响恶劣,高校腐败行为正成为反腐败工作的新焦点。[3]尽管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对高校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进行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问题、对策等方面,理论的创新性和措施的时效性不足,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和要求。制度建设是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惩治和预防高校腐败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4]本研究从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的价值、困境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制度建设转型路径,以期为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2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构建的价值定位

2. 1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构建是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突破。[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中指出到2020 年,高等教育结构要更加合理,特色要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然而,近年来,高校腐败现象和违纪案件频发,对学校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如《2012 年全国科研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投入科研方面的经费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然而应用于项目本生的经费仅占四成左右,大部分的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这些情况如不加以制止,势必会影响高校形象、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高等教育教书育人的信心,从而影响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事业目标的实现。为此,进一步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2. 2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构建是从人性角度遏制和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中指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 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和权力维持员工的效力和服从。此后,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经济人”的概念———它假设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报酬。基于对经济人的假设,孟德斯鸠也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6]高校的腐败和社会中的其他腐败现象一致,主要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公共权力是高校反腐倡廉的核心概念。[3]为此,在高校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给掌握权力的 “经济人”设置边界,明确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以规范权力运营者的行为,这是从人性角度遏制和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需要。

2. 3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构建是解决高校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高等院校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从零散到体系,逐步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并初步形成了符合高等教育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7]但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现已制定的各项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备之处,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高校反腐倡廉的现实需要。蒋国英等[8]认为现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存在针对性不强、系统性不足、协调性弱等问题。此外,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下不为例”等传统管理思想及制度缺陷等原因,致使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不足现象在众多高校中存在,使制度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为此,科学的执行相关反腐倡廉制度,堵住现在制度中的一些漏洞,加强管理中薄弱环节的建设,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

3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困境阐释

3. 1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实施障碍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 ( 2020) 中指出, “要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科学有效配置学校内部权力,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然而在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存在以下实施障碍。一是制度设计侧重意识形态的考虑,而轻外部强制性行为规范的构建。受 “人之初,性本善”等思想影响,制度设计者认为人具有可教育性、可塑性和自我约束性,制度建设侧重于内在约束的制度选择,希望通过道德教育来实现公共权力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监督作用。然而当 “经济人”面临现实诱惑时,这种软性约束机制的有效性显得不足。二是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路径依赖特征。制度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一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强大的初始制度路径和既定方向运行惯性,要比独辟蹊径方便得多,为此制度创新具有艰难性; 二是在已成型的反腐倡廉制度中,容易形成围绕该制度的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图维护现行反腐倡廉制度的低效率以维护自身既得利益,阻碍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5]三是高校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具有局限性。如高校同级纪委既监督同级党委又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大多数高校往往纪委书记为学校党委副职,这种局限性造成了高校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的空白,同时高校重心为教学、科研,纪检工作往往被边缘化,监督效果日益趋于表面化和形式化。

3. 2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现有绩效受到质疑

制度绩效是指制度对于所调节对象和领域的作用及效果,郑志龙[9]将制度绩效分为内在绩效和外在绩效两个层面。内在绩效是指反腐倡廉机构设置及其工作效率状况,是对承担和执行反腐倡廉职责的相关机构运行效果的评价。外在绩效是指反腐倡廉制度对于腐败治理和促进廉政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大小。本研究主要借鉴其外部绩效标准来考察反腐倡廉制度绩效。近年来,在制定了大量反腐倡廉制度的背景下,高校腐败案件仍然频发,并且呈现出案件主体多元化、案件形式复杂多样、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查处难度大等新变化和新特点,[10]为此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的绩效受到现实的冲突和社会的广泛质疑。肖云忠等认为削弱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应有功能,未能取得良好的绩效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高校反腐倡廉制度自身的结构缺陷,表现为制度结构缺位、制度不系统、制度间相互冲突三种; 二是制度执行力不强,表现为制度虚置、潜规则取代正式规章; 三是高校外部制度环境对反腐倡廉制度的消解效应,表现为社会宏观环境影响反腐倡廉制度的功能发挥、社会规则侵蚀高校规则、党内反腐机制与国家反腐机制的整合力不够等。此外,当前制度设计的参与性不足、制度的现时针对性与腐败现象的创新变化性间的矛盾等也是导致反腐倡廉制度绩效低的重要原因。

4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转型路径研究

4. 1 创新制度建设的供给路径,保证制度持续有效供给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供给路径是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创新高校制度建设的供给路径对于推动高校制度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

( 1) 建立保证制度供给的责任体系

要确立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是制度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其他校领导要对其所分管的工作的制度建设直接负责; 纪委作为制度建设的牵头部门,协助党委做好宣传教育、任务分解、实施方案、检查监督、考核评比等工作; 各职能部门要根据各单位情况做好部门程序性制度建设工作,抓好制度建设的关键点和难点设计。

( 2) 突破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一要加大上级对高校制度建设的指导监督力度,突破传统思维,使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再成为高校自省自律、可有可无的自发行为,最大限度突破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11]二要增强制度建设的民主化和参与性,调动广大师生员工参与到制度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制度创新建言献策。

( 3) 建立规范的制度出台程序和审核机制

高校要建立制度建设的规范性文件,确保制度的立项、起草、审核、决定、颁布、备案、解释、修改、废止等程序规范合法。要整合学校资源,组建政策法规咨询审议组织,建立独立的制度审查机制,以防止部门擅自自设权利及部门自利性倾向的出现。

4. 2 完善制度建设的设计路径,确保制度科学有效

(1)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研究

理论能够为实践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只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推进制度建设的科学有效。一要设立专项研究课题,鼓励支持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发展和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研究,解决反腐倡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反腐倡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有机统一。二要认真总结实践中的有效做法和经验,积极借鉴国外高校防治腐败有益经验,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做法上升为制度。

( 2) 要积极推动方式方法创新

要正视高科技犯罪的发展趋势和危害,要在传统手段的基础上推进方式方法创新,有效打击和遏制高校高科技犯罪发生。要积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积极探索新学科、新技术、新知识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手段,把科技手段融入制度设计之中,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科技含量。[12]

( 3) 要重新审视腐败的本质,控制腐败动机

腐败的根源为公职人员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出现的动机失范而非权力失范。权力失范是腐败的表征和结果,然而目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主要围绕权力失范而开展,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要投入高额成本开展制度监督工作等。如果从腐败动机着手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使公职人员主动选择廉政,主动选择遵守和维护制度,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 3 科学合理的构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发挥制度整体功能

全面推进体现高等学校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高等学校的重要战略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一是,要基于反腐倡廉实践工作的需要,重视顶层设计,做好制度建设总体规划,从教育机制、权力制衡机制、监督机制、惩治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明确制定哪些制度、制定到什么程度,设计好每一项具体制度; 二是明确制度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将任务进行分解。同时对制度进行规范设计,抓住制度的重点、难点,尤其是关键环节; 三是注重制度的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确保在预防和惩治高校腐败中,有制度可用,且制度 “管用” “好用”; 四是解决制度设计中的主体缺位问题。制度设计必须由制度的供给方、制度的执行方、制度的监督方和制度的评价方多方参与,要着力解决制度缺位、越位和错位等问题。

4. 4 创新高校反腐倡廉执行机制,增强制度建设的执行力

第一,强化监督检查,提高制度的执行力的有效路径是要建立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监督机制,突破制度实施障碍。具体来说,自上而下就是要基于对权力的客观认识和对人性的正确理解,突破传统思维,把高校的反腐倡廉从传统的隶属于高校系统内的监督,重新定位为独立于高校系统之外的独立监督,使监督体制不受高校行政干预。所谓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就是做好高校事务的公开透明,要做好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工作,将高校各项工作在 “阳光” 下运行。

第二,责任追究不到位是制度执行力的大敌。因此,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就必须严格责任追究。[13]一是要有明确的追究制度。制度要确保能落实主体责任人,有相应惩戒措施,形成有问题必须有人埋单的责任追究机制; 二是要有制度执行问责机制。不仅要对腐败责任人进行惩戒,还要对制度执行不力者也要严肃追究,杜绝制度执行过程中下不为例、“老好人”现象发生; 三是要强化责任追究手段。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警示告诫、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和经济惩罚等多种手段实施责任追究。

摘要：腐败问题既是一个热点话题,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制度建设对于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高校腐败,净化校园风气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价值进行定位,分析了制度建设当前面临的困境,并从高校实际出发,从制度供给、制度设计、制度体系、制度执行等方面的路径转型进行了研究。

农村转型困境 篇9

1.产业边界持续拓宽

蓝月亮从洗手液入手，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并带动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市场，引得碧浪、汰渍和奥妙等国际巨头的大规模跟进，还有雕牌、超能等国内品牌的争相模仿。

当然，蓝月亮还有洗衣液、个人护理等产品，但依然产业边界过窄，且洗手液占比过大。再深入一步分析，从用户来看，除了个人及家庭，还有写字楼、商场、学校和医院等公共场所；在功能方面，除了洁净还有美容滋养，甚至还有空间或空气净化等等。

一个品类的领先只能是暂时的，企业需要持续向相关或相近的产品门类延伸，这就是要从做产品到做产业。

以日本的本田公司为例，他们从机动自行车、摩托车起步，向汽车、游艇（发动机）和私人小型飞机延伸——这都是个人交通工具；甚至研发机器人——这属于个人交通解决方案。

2.商业形态不断升级

从商业形态角度来看，对蓝月亮而言有两大启发：一是从制造商向提供商升级，不仅自有品牌和渠道，更重要的是不再局限于自产自销，而是掌控价值链，且重视发展外协或外包；二是从提供个人护理产品向提供个人护理的系统解决方案提升，这就要有工程设计和咨询服务的配套能力。

3.竞争地位动态提升

作为国内洗手液市场的领导品牌，蓝月亮的市场份额数年间从44%迅速下滑至30%左右，产品毛利也同步压缩。这一现象是必然的，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总能一家独大，问题在于蓝月亮在海外市场拓展如何呢？

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对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蓝月亮也完全可以像当年培育国内市场一样，不断宣传产品、提升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开辟新的蓝海。占据国际市场5%，也许就足以弥补丢失的国内市场份额。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篇10

1 影像:“土包子”、“城里人”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 形成了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点的第一次“民工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减弱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激活了农民致富的意识, 农民工开始大批量涌入经济发达城市, 形成蔚为壮观的第二次“民工潮”。紧接着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催生了第三次“民工潮”。如果把推动前两次“民工潮”形成的核心力量称为老一代农民工的话,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就成为第三次“民工潮”的主力, 也叫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已有较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论述, 如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如:缺乏务农经历、

文化程度较高、见多识广、对工作和城市化都有较高期望。从动机上看, 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不仅注重工资水平, 更看重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及自我发展。然而, 城市需要农民工提供劳动资源, 却不能接受他们在没有适应城市生活之前存在的行为以及对于城市各方面带来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取得城里人对他们存在于城市的认可与理解。大多数城里人都对农民工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抱有偏见和歧视, 认为农民工不注意形象, 没见过世面, 为人小气等。“乡巴佬”、“土包子”、“盲流”在一些城市人眼里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同样, 农民工对城里人也并无好感, 觉得城里人瞧不起人、不够义气、缺乏人情味。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城里同龄人一样追求时尚、崇尚自由, 但他们在根本上却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调查显示:有24.83%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友善, 以至于心理与行为上排斥他们。是什么原因让市民与他们有如此大的隔阂?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一种和人相联系的叫做身份的称呼。《辞海》中的身份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 所谓“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特权。由此可见, 身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还代表一种地位和权力, 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 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时他们产生了迷失, 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如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农民角色的认同, 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城市打工者的序列之内, 即“打工族”。对于“农民工”的称呼他们并不认可, 认为这只是城市强加给上一代农民工的。有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的有25.7%;认为自己是市民的有5.4%;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的有26.9%;说不清自身身份的有41.9%。“半个城市人”和“说不清”都是不明确的身份认同, 共占被调查者的68.8%, 也就是说, 超过一半的人对自我身份认同趋于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这种自我矛盾性导致了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他们在归属感中彷徨, 身份不断模糊, 常常陷入“我是谁, 从何而来, 到何处去”的追问。这种主观认同困惑使他们表现出行动上的对抗性, 情绪上的抵触性, 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2“农民”、“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在城务工过程中习惯了城市生活, 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在城市实现而不断徘徊;他们对城市寄予了希望和梦想, 但却不清楚未来自己在城市里的方向;希望外出寻找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 却在身份体制上又时时不得不提醒自己隶属于农村的现实。成为“农民”还是成为“市民”, 是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时所处的两难困境, 这种尴尬处境中最受夹击的要属“新生代农民工”, 尤其是那些出生、成长在城市, 不会务农, 与农村联系很少, 户口不在生活的城市, 但其身份又是农民, 在农村有一份责任田的成年新质农民工。面对通过读书、参军、婚配、买房等途径获得“体制内”非农户口的现实, 尤其是无数昔日打工仔发家致富后在城市买房买车转变为“城里人”的时候, 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不这样认为:只有改变农民身份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用资源, 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事实上,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超越自身先赋身份的渴求, 不再把“农田”看作谋生的根基, 经过城市生活的熏陶, 他们已不再谙熟乡土社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的务农意愿低, 未来愿望倾向于融入城市, 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可见,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希望自己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作为城市的“过客”, 而希望通过身份转型能找到城市主人翁的感觉。但他们这种“转型”的愿望也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过程。据笔者在杭州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和休闲方式已经趋于城市化。从消费内容看, 吃饭、通讯、衣服、租房和购买高档消费品等方面都有较高比例的开支, 但他们仍会把工资的部分存起来或邮寄给家里。这种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购买欲望, 但他们也在理性消费, 在不妨碍自我发展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存钱;另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并试图以消费方式或休闲方式去融入城市。特别是现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主动吸纳、自觉内化、外显行为仿效, 如他们购买手机、mp3、笔记本电脑等消费品。在休闲方式上也丰富多彩, 如唱卡拉OK、溜旱冰、逛公园、上网等。这种追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推崇, 对乡土文化的遗弃, 赶“潮”成为掩饰他们尴尬身份的面具。毋庸置疑,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被调查者仅有1%表示今后愿意回乡务农, 他们普遍认为, “农民”户籍让他们目前面对既难融入城市、又难回归农村的尴尬, “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他们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意识, 打工的目的已不仅仅出于生存的考虑, 更主要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实现身份转型的内在潜能与外在优势, 但基于群体性偏见和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身份的排斥, 市民拒绝与农民工平等认同。同样, 不被城市居民接纳和认可反过来也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产生偏见或误解, 资料显示有22.4%新生代农民工人为城市居民冷漠, 5.1%的认为城市居民心肠很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推崇情愫渐渐转化为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发展态势, 他们以老乡、朋友等关系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 他们互相关心支持, 沟通情感, 形成一个对抗城市主流文化的防御性亚文化圈。于是, 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摩擦性互动使得两者在交往中愈发产生距离感, 甚至产生各种紧张、矛盾和冲突, 这反过来又阻碍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步伐。

眼下, 尽管呼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 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超越的发展难题。加之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成的整体排斥环境, 他们的身份转型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在撕去身份标签的过程中受阻了, 困惑了。

3“农村人”与“城里人”: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安排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的眼神, 城市政府也很无奈, 因为它们同样是不合理制度安排的承受者。新生代农民工陷入成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的困扰, 是因为我们仅仅限于思考该如何选择, 哪个选择更值得, 而忽视了这样的追问: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身份安排?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金 (Frank Parkin) 的“社会屏蔽” (socia closure) 理论, 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 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 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社会屏蔽”下, 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 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 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 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 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终身性的, 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农民和城市身份的划分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所特定历史时期应国情进行人口管制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之一。建国初期, 农村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和城市“旱涝保收”的工作提供的优越生活使大批农村人纷纷涌向城市。经济学家们对此现象也进行了多番论述, 如舒尔茨 (T.Schultz)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认为人口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而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认为, 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依据是“预期”的城市—农村的实际工资差额和在城市成功取得就业的可能性。无论经济学家从何种角度对乡—城流动进行原因剖析,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 新中国正处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际, 国家急需发展工业以提高我国的现代化水平, 这就形成了以重工业为前导的经济发展思路。在以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 事实上就形成了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的社会资源划分界限, 这种分界最终以1958年1月公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划出了城镇和农村两大类居住区, 形成了城乡分割的“身份制”。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将农民群体与城市人严格区隔开来。从此, 以限制城乡人口 (主要是农村人口) 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被构建起来, 并对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采取不同政策对待。至此, 差异迥然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形成, 可以说, 正是这种对农民身份的歧视才演化为今天农民工被歧视的现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应该被主流社会乃至国家所忽视, 进而受到歧视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恰能引导我们走出农民工身份“转型”的困境。如果说户籍管理制度曾经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防止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 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炉的政策如今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及人的自身发展, 既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促成了社会的不公, 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最大路障。

4 结语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有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其中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 虽然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 但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公共福利及政治权利。尽管提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农民身份形成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多重性决定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 固有的户籍制度及现行城市管理模式的制约与牵制使这一服务于城市的年青群体倍感身份尴尬, “农村人”、“城里人”的认知困惑令他们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今日,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也将成为今后户籍制度改革的亮点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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