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共12篇）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1
一、理论研究
技术效率指标, 可以从衡量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有利于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质量。区域的发展情况不能单纯看绝对的产出, 还应该结合利用效率来综合衡量, 技术效率就是能揭示其利用情况的重要指标。
技术效率模型为:
其中, i为城市序号;t为时间序号。y为城市生产总值, L为年末从业人员, K为资本存量, εit代表误差项。
应用Frontier, 得到假设检验结果 (见表1) 。
从假设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因为对零假设的拒绝, 显著存在着技术非效率, SFA技术的使用是有效的。构建模型选用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是有效的。随着时间的变化, 技术非效率也是随之变化的。所以研究构建的模型对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映。
二、实证结果
以辽宁省14个城市十三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 利用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测算, 得到以下结果 (见下页表2) :
三、结果分析
从测算结果来看, 第一, 站在十三年发展的总体角度, 辽宁省全省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85, 这个数值刚刚及格, 显示辽宁省整体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是很高, 社会的实际产出与理论的产出前沿面还有很大的距离。现有技术和现有资源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 有相当一部分资源被搁置甚至被浪费了, 不论是资本投入还是劳动力投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 还存在很大的蓝海区域, 还有很大可以挖潜的空间。
第二, 从面板数据横截面来看, 技术效率数值, 也就是资源利用的水平, 都以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发展。可以看出, 2000年辽宁省平均技术效率为0.588, 2007年平均技术效率为0.771, 上升了31个百分点;2000年中部城市群平均技术效率为0.631, 2007年中部城市群平均技术效率为0.796, 上升了26个百分点;2000年沿海经济带平均技术效率为0.585, 2007年沿海经济带平均技术效率为0.770, 上升了31个百分点;2000年辽西北地区平均技术效率为0.631, 2007年辽西北地区平均技术效率为0.796, 上升了39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发展, 各个城市各个地区对于资源的利用水平都在稳步的提高。
第三, 从面板数据纵截面来看, 辽宁省14个城市之间的技术效率水平不均衡, 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是省会———沈阳市, 2012年的技术效率为0.917, 说明省会城市对各项资本投入利用的水平较高, 与生产前沿面的差距很小。资源利用效率最差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市, 2012年的技术效率为0.670, 说明阜新市对于各项资本投入利用的情况不好, 与理想前沿面的距离差距很大。
可以看出:资源利用效果最好的城市有沈阳、鞍山和锦州;资源利用效果中等的城市有大连、朝阳、辽阳、丹东、葫芦岛和盘锦;资源利用效果最差的城市营口、本溪、抚顺、铁岭和阜新。第一层次的城市集群, 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都在0.8以上, 第二层次的城市集群, 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都在0.6~0.8之间, 第三层次的城市集群, 其平均技术效率都在0.6以下。利用效率低的城市应该内部寻找原因, 注重资源的利用性, 利用效率中等的城市要技术效率和创新共同发展, 利用效率高的城市要利用技术创新, 使理论前沿面再度提高, 以此来刺激城市的更好发展。
第四, 为了从集群的角度来研究辽宁省经济发展, 所以, 将各个城市分为三大领域, 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区域是中部城市群, 其平均技术效率为0.7193, 比全省数值还高出3.5个百分点;资源利用效率居中的区域是沿海经济带, 其数值为0.684, 约等于全省的平均数值0.686;资源利用效率最低的区域是辽西北地区, 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6332, 与辽宁省其他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 随着时间的发展, 各个区域的技术效率名次基本不变, 说明在短时间内, 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相对稳定的。
参考文献
[1]范爱军, 王丽丽.中国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与增长收敛—基于省际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家, 2009, (4) :83-88.
[2]Farrell, M.J.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J].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7, 120 (3) :253-281.
[3]侯强, 刘丽敏.基于DEA的辽宁省城市技术效率差异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6) :588-590.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2
资源铸就区域品牌跨越式发展的五大路径
(一) 资源企业化。
资源企业化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然在表现中我们需更加明白的是，今日市场下资源较之企业来说当是坐拥天下的脊椎，资源拥有的强硬程度决定市场的壮大程度，无论是需要借助资源成就产品，还是不需要资源来塑造，对于当今的市场，企业都需要建立多方面资源体系，切莫将资源作为企业发展建设的一个过程，而是要把每一个资源筑之所用。
(二) 资源品牌化。
对于资源的建立，很多企业往往只知晓活在当下，用在当下，却往往不为跳出区域后的市场发展考虑，关键问题在于资源和品牌之间的等同关系塑造，
对于食品企业来说，大多数都是曲自当地原料资源，联合资源拥有商，培养与农户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必然的，而必然之外，更需要将资源转化为品牌力量，而要避免现在很多企业所存在的随时可替代性假性资源现状，而真正转为企业资本。
(三) 资源市场化：
资源较之企业并非只是空穴来风或者是锦上添花，而是推动企业市场更加壮大，品牌不断走向巅峰的必备构架。但关键在于企业要如何把资源从神坛上转化到市场推广和销量推动上，从虚的建设发展到实力铸就上。包括对消费层面的开发和对经销商、联合商层面的开发皆如此。
(四) 资源产业链化：区域完善同样是必然条件
如今的时代无论是对于食品企业来说还是企业行业来说都是一个资源制胜的时代，而在资源建设中产业链资源的建立更显珍贵。譬如有机行业，很多企业只是关注如何找货卖给谁卖多少，却很少考虑从原料采集到市场培养到终端销售再到重复购买过程的链条如何搭建。也许暂时尚且安全，一旦同区域面临同类竞争品牌或要走出区域市场却往往面临残酷淘汰或快速削弱的实际问题，因而，对于区域品牌来说，同样需要把产业链资源搭建完善。
(五) 资源联合化。
最终落地到终端也好，落地到消费者也好，联合的力量是此刻远远胜于孤单的力量。我们不要求能够攀附多少大牌，但必须要在区域或市场范围内最大程度联合一切资源力量。更好的资源联合不仅可以助推企业扩张步伐，更会巩固企业在已有市场的份额。
对于致力于区域品牌建设的企业来说，资源力量到行业地位的铸就是区域建设的必修课;对于从区域到辐射区域发展的企业来说，资源力量到行业地位转化的过程是一个跳跃传统思维，以联合的方式更便捷稳固的路线;对于致力于全国版图，甚至国外版图的企业来说，资源就是一张王牌，能与企业关键词，品牌关键词，消费关键词捆绑到什么程度决定企业速度和最终成绩。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3
摘要：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的基础性工作是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效率评价。随着湖北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用地矛盾日益凸显。通过构建PSR模型，选取湖北省1996-2011年数据，对湖北省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湖北省近十年土地利用集约度虽保持上升趋势，但集约利用程度总体偏低，而且集约变化波动也较大；集约度省域分异和行政区域分异都比较严重；全省用地结构合理性较差。最后从行政制度管理、市场机制完善、土地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四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土地集约利用，PSR模型，湖北省，评价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4）10-0041-47收稿日期：2014-06-10
1 湖北省土地使用概况与压力
自1952年以来，湖北省人均耕地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52年的人均0.146公顷降至2003年的人均0.051公顷，缩减幅度达65.07%，下降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土地利用与耕地保护，促使2004年以来全省人均耕地面积有所回升并维持在0.08公顷。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如何稳固地支撑湖北省经济跨越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全省用地历史进程来看，目前有三方面用地压力直接威胁到土地节约集约。
1.1 耕地面积呈V字形变动
1996-2011年湖北省耕地面积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首先，1996-2003年耕地面积波动下降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96-1999年的缓慢减少阶段，净减少面积207.6千公顷，年均减少17.3千公顷，年均递减率为0.49%；2000-2003年的急速缩减阶段，4年间耕地净减少276.95千公顷，年均减少69.2千公顷，年均递减率1.98%。其次，2004-2011年是湖北省耕地面积增加时期，净增加面积248.25千公顷，年均增加31.03千公顷，年增加率0.97%。
1.2 城市建成区扩大
一是1996-2006年的波动下降阶段，期间建成区面积除1999年和2006年有两次较大幅度的下降外，均处于160-140千公顷区间内平缓变动。二是2007-2011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29.87千公顷逐渐增长到181.16千公顷，年递增率达到6.88%，增速惊人。
1.3 人口持续增加
1996年湖北省户籍总人口数为5776.3万人，而到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217.8万人，16年增长了1.08倍，年递增率为0.46%。
2 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效率评价实证分析
2.1 基于PSR模型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近年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等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评价中，且受到学界认可。特别是有学者将PSR模型引入到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工作中，收到了良好效应。土地的集约利用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有限的空间范围里，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益。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面临的压力（Pressure）来自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的压力是指有限区域土地要承载来自人口增长、经济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的压力是指城市土地向外拓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限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表现出来的状态（States）是指各类城市用地的结构、数量和城市土地的使用强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社会响应（Response）则是指城市土地管理者、决策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所面临的压力表现出来的状态和做出的响应。“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不仅突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中的人地关系以及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相关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还为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奠定了基础。
根据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PSR模型并遵循指标选取的典型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可量化性的原则，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体系。该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包括压力指标体系、状态指标体系和相应指标体系三个子系统，共15个指标（见表1）。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选取湖北省1996-2011年数据及12个主要城市2002-2010年数据作为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进程和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分异的基础。评价中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资讯行数据库及湖北省统计年鉴（1996-2011）。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运用基准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基准法是以指标的正常水平值、最低值、最高值或其他具有基准意义的值为该指标基准，并通过各指标值与基准值间倍数关系反映各指标间的差异。这种方法有利于反映指标值与某一特定基准值的相对差距，将指标值集中到1左右，便于比较。其处理公式为：
Pi=Xi/X基准（Pi为指标的评价分值）
（式1）
分别以1996-2011年湖北省的各项指标数据以及2002-2010年12个主要城市的各项指标数据来构建因子分析矩阵，利用SPSS软件来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运算得出矩阵的特征根和响应的方差贡献率及因子载荷阵和因子回归系数。其中，主成分包含了绝大部分原始变量的信息，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而且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所以就可以根据因子回归系数来计算样本各因子的得分，其计算公式为：
（式2）
式2中，Fik表示第i个城市第k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Wj表示第j个指标的因子回归系数。
用所选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将各个因子得分进行综合，得出样本年份的综合因子得分Si，然后根据综合因子得分排序，计算公式为：endprint
（式3）
式3中，Si表示第i个城市的主成分综合得分值；Vk表示所选用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2.3 评价结果
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质量有严格的要求，需要检查数据的是否可用。因此，首先对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经过SPSS软件处理，两套数据的KMO值分别为0.618和0.642，Bartlett检验的x2值为951.74和899.50，显著性概率均为0，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方法。运算得到矩阵大于1的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以及正交方差最大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和因子回归系数。
运算结果表明，6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6%，这说明6个主成分包含了原始变量中83.6%的信息。另外，可以找出每个主成分所代表的重要评价指标。例如，第一主成分在人口密度、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等指标的负荷系数较大，这反映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压力指标。根据因子回归系数，利用式2、式3分别计算出主成分因子得分、综合因子得分，得到1996-2011年间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得分（见表2）和2002-2010年间湖北省12个主要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得分（见表3）。
3 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特征分析
3.1 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特征
（1）从时间上看，集约变化波动大。湖北省土地利用集约度主要在0.30-0.50区间内波动（见图1），其中：1997-1999年、2000-2002年、2006-2008年三个阶段出现了集约程度下降现象，最低降至2002年的0.33，为15年谷底；而1996-1997年、2002-2005年以及2006-2011年期间，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尤其2002-2005年四年内，湖北省土地利用集约度由0.33增至0.50，增加了52个百分点。从2002-2010年，各城市集约利用土地程度基本上呈或平缓或波动的上升趋势，其中：武汉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年递增，维持了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黄石、荆州与咸宁三城市呈现出相似的变化情况，即土地利用集约度均于2004年期间小幅下降，但整体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宜昌、襄阳、荆门、孝感、黄冈及随州六市的土地集约度变化波动较大，如襄阳土地利用集约度由2002年的0.52增长到2010年的0.71，提高了36.5个百分点，平均增长率为4.23%。
（2）从空间上看，集约利用空间分异较大。鄂东地区个别城市表现强劲，鄂中地区整体情况较为平均，鄂西地区的集约利用水平有分化。目前，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度情况在空间上形成了东部以武汉市、中部以宜昌、孝感两市和西部以黄冈市为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度由高向周围递减的态势。湖北省东部四个城市，除武汉外，并未达到较高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而武汉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大幅度超越黄石、十堰和随州三市，呈现一枝独秀的现象，对提高东部城市平均土地集约度方面作用显著。中部的宜昌、襄阳、鄂州、荆门与孝感五市集约利用土地水平较高，差别较小，均处于0.6-0.7的区间内。其中，宜昌与襄阳的土地集约度高度一致，为0.7左右。处于鄂西的黄冈、咸宁与随州三市的整体水平较中部城市则显现出一定的差距。大体上，湖北省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呈现出在交通条件较好、经济发达的地区较高，平原地区较高的特点（见图2、图3）。
（3）从结构上看，用地结构不合理。用地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用地布局无法适应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目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各地市建设用地指标完全按人均分配，导致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实际年均用地指标是其规划指标的数倍，其他地区则有大量剩余。第二，各类用地布局不均衡。工业用地仍然占据了湖北省相当部分的城市高地价地区和商服繁华地段，使这些土地的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应有的集聚功能。
3.2 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1）需求因素。自然资源消耗的根本驱动因素是城市经济与人口发展的引致需求。要素投入水平和要素使用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要素使用效率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对比2010年12个主要城市的GDP水平可以发现，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排名与GDP水平排序具有一定程度的吻合性。其次，城市土地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口发展。人口总数、素质、结构和收入变化会引起城市建设用地数量、结构、规模以及利用方式的变化，从而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土地的利用程度。
（2）供给因素。土地利用原则及土地开发利用方式是由土地的自然供给和经济供给共同决定的。土地资源的禀赋状况即自然供给因素，这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经济供给因素可以理解成城市土地存量的潜力。近几年，城市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一直居高不下。从城市用地总量和人均建设用地水平来说，我国城市存量建设用地还有很大的潜力。在城市土地增量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城市用地的主要途径是存量挖潜。
（3）制度、规划因素。制度、规划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变化最有力的非市场工具。在“供给引导、控制需求”理念下，土地利用规划通过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速度和规模来实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及其相关制度对土地利用各行为主体产生的约束和激励决定了其对土地的利用方式。
4 结论及建议
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的基础性工作是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效率评价。本文通过构建PSR模型，对湖北省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进行了评价。可以看出，湖北省近十年土地利用集约度虽保持上升趋势，但集约利用程度总体偏低，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3.33万元/亩，而且集约变化波动也较大，全省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呈现出先缓慢增加、后加速提升的整体趋势。在区域上，集约度省域分异和行政区域分异都比较严重，且高土地利用集约度城市也存在“断层”问题。此外，全省用地结构合理性较差，用地布局既无法适应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应有的集聚功能。因此，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应做好四方面工作。endprint
（1）增强管理部门独立性，赋予其更多话语权。国土资源部门应脱离地方政府的行政、经济牵制，真正从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控制土地。一方面要严把项目预审关，全面落实项目申报预审制度，严控土地供应“闸口”，从源头上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另一方面要严把土地供应关，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土地供应政策。
（2）控制政府干预行为，完善市场配置机制。通过改变目前工业用地“需求定供给”式的供地机制，建立“供给引导需求”机制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模式。建设统一的土地交易信息系统，提升土地市场的透明性、公开性和竞争性。
（3）实行差别化土地政策，凸显区域优势。废除原有“一刀切”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形式，建立符合城市差异的动态化的建设用地指标计算与配置机制。同时，积极拓展存量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范畴，把废弃矿山地、窑基地及废弃公路、煤场等土地的盘活利用纳入工作重点，综合开发、灵活利用，缓解建设项目用地供给压力。
（4）升级农村产业，提高产出效率。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用的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合理农产品结构，不同类型的村庄设计差异化经济增长路径，强化自身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经济作物。通过土地整理等合理的方式，把分散的土地集中成片，在稳定农户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尽快形成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机制与社会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陶志红.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中国土地科学.2000.5
2.卢胜.集约利用是城区政府经营土地资源的现实选择——以成都高新区武侯科技园集约用地为例.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8
3.胡贤辉 张霞 杨钢桥.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软科学.2008.1
4.黄进良 饶鸣 张宇宾.湖北土地利用区划与可持续利用区域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
5.李进涛 谭术魁 汪文雄.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差异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中国土地科学.2009.3
6.史永亮 杨东峰 王如松 陈亮.基于PSR模型的大丰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环境科学与技术.2008.2
7.杨东朗 张晓明 刘萍.基于PSR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
8.朱一中 曹裕.基于PSR模型的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分析.经济地理.2011.8
作者简介：
罗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管理和行政管理。
张路，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管理和土地经济。endprint
（1）增强管理部门独立性，赋予其更多话语权。国土资源部门应脱离地方政府的行政、经济牵制，真正从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控制土地。一方面要严把项目预审关，全面落实项目申报预审制度，严控土地供应“闸口”，从源头上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另一方面要严把土地供应关，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土地供应政策。
（2）控制政府干预行为，完善市场配置机制。通过改变目前工业用地“需求定供给”式的供地机制，建立“供给引导需求”机制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模式。建设统一的土地交易信息系统，提升土地市场的透明性、公开性和竞争性。
（3）实行差别化土地政策，凸显区域优势。废除原有“一刀切”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形式，建立符合城市差异的动态化的建设用地指标计算与配置机制。同时，积极拓展存量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范畴，把废弃矿山地、窑基地及废弃公路、煤场等土地的盘活利用纳入工作重点，综合开发、灵活利用，缓解建设项目用地供给压力。
（4）升级农村产业，提高产出效率。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用的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合理农产品结构，不同类型的村庄设计差异化经济增长路径，强化自身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经济作物。通过土地整理等合理的方式，把分散的土地集中成片，在稳定农户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尽快形成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机制与社会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陶志红.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中国土地科学.2000.5
2.卢胜.集约利用是城区政府经营土地资源的现实选择——以成都高新区武侯科技园集约用地为例.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8
3.胡贤辉 张霞 杨钢桥.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软科学.2008.1
4.黄进良 饶鸣 张宇宾.湖北土地利用区划与可持续利用区域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
5.李进涛 谭术魁 汪文雄.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差异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中国土地科学.2009.3
6.史永亮 杨东峰 王如松 陈亮.基于PSR模型的大丰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环境科学与技术.2008.2
7.杨东朗 张晓明 刘萍.基于PSR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
8.朱一中 曹裕.基于PSR模型的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分析.经济地理.2011.8
作者简介：
罗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管理和行政管理。
张路，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管理和土地经济。endprint
（1）增强管理部门独立性，赋予其更多话语权。国土资源部门应脱离地方政府的行政、经济牵制，真正从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控制土地。一方面要严把项目预审关，全面落实项目申报预审制度，严控土地供应“闸口”，从源头上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另一方面要严把土地供应关，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土地供应政策。
（2）控制政府干预行为，完善市场配置机制。通过改变目前工业用地“需求定供给”式的供地机制，建立“供给引导需求”机制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模式。建设统一的土地交易信息系统，提升土地市场的透明性、公开性和竞争性。
（3）实行差别化土地政策，凸显区域优势。废除原有“一刀切”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形式，建立符合城市差异的动态化的建设用地指标计算与配置机制。同时，积极拓展存量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范畴，把废弃矿山地、窑基地及废弃公路、煤场等土地的盘活利用纳入工作重点，综合开发、灵活利用，缓解建设项目用地供给压力。
（4）升级农村产业，提高产出效率。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用的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合理农产品结构，不同类型的村庄设计差异化经济增长路径，强化自身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经济作物。通过土地整理等合理的方式，把分散的土地集中成片，在稳定农户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尽快形成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机制与社会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陶志红.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中国土地科学.2000.5
2.卢胜.集约利用是城区政府经营土地资源的现实选择——以成都高新区武侯科技园集约用地为例.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8
3.胡贤辉 张霞 杨钢桥.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软科学.2008.1
4.黄进良 饶鸣 张宇宾.湖北土地利用区划与可持续利用区域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
5.李进涛 谭术魁 汪文雄.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差异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中国土地科学.2009.3
6.史永亮 杨东峰 王如松 陈亮.基于PSR模型的大丰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环境科学与技术.2008.2
7.杨东朗 张晓明 刘萍.基于PSR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
8.朱一中 曹裕.基于PSR模型的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分析.经济地理.2011.8
作者简介：
罗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管理和行政管理。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4
用来衡量城市资源利用水平的技术效率, 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导致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盲目追求数量式增长, 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会导致后劲不足, 一旦投入资本降低, 城市的发展势头必然受到严重打击, 所以, 注重城市的内涵式发展, 注重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和合理利用, 是城市持续强劲发展的原动力。
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投入诸多要素, 其中, 人力资本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劳动者不仅本身是区域内的一项资源, 也是将其他形式的资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重要载体, 劳动力的具体构成能直接影响本区域的资源利用效率。人力资本所占比重大, 就应该采用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和方式;人力资本所占比重小, 就应该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和方式。技术的提高和恰当的生产方式有利于资源利用效率即技术效率的提高。
2 以辽宁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以辽宁省数据为例, 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计算劳动力结构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影响, 结果见表1。
从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中可以得知:在随机扰动项中, 有99.99%的成分是由技术非效率所导致。δ1的取值为-0.133 0, 意味着高级劳动力比例阻碍技术效率的提高。
3 结论
本文就劳动力结构对区域技术效率的影响路径进行了研究, 通过SFA模型, 以辽宁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高级劳动力比例对城市技术效率产生了消极的阻碍作用。这说明辽宁省劳动力结构并没有达到最优。阻碍辽宁省技术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偏低。
摘要：劳动力结构是影响城市技术效率的原因之一。本通过对区域资源利用的影响路径进行分析, 利用随机前沿模型, 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高级劳动力比例对城市技术效率产生了阻碍作用, 说明辽宁省劳动力结构并没有达到最优。
关键词：劳动者,结构,区域,资源,技术效率,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侯强, 王晓莉, 叶丽绮.基于SFA的辽宁省城市技术效率差异分析[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 (3) :230-234.
[2]C Cornwell, P Schmidt and R C Sickles.Production Frontiers with CrossSectional and Time-Series Variation in Efficiency Lev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0, 46 (1/2) :185-200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5
摘要 介绍彭阳县北部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林发展区、东南部红茹河谷残塬区生态经济林发展区、西南部土石质山区水源涵养林发展区3个林地区域的资源现状和林地利用方向，以为该县林地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 林地区域；资源现状；利用方向；宁夏彭阳
中图分类号 s75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24-0202-0
1结合彭阳县实际情况，按照《彭阳县林业区划》《彭阳县总体规划》等相关材料，将全县林地划分为北部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林发展区、东南部红茹河谷残塬区生态经济林发展区、西南部土石质山区水源涵养林发展区3个区域。北部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林发展区
1.1 区域范围
该区域包括冯庄乡、小岔乡、王洼镇、罗洼乡、交岔乡、草庙乡、孟塬乡等7个乡镇，土地总面积为136 981.08 h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57.60%。其中，林业用地的面积为77 293.9
2hm2，占全县林地总面积的63.81%，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56.43%。
1.2 林地资源现状
林地面积按森林类别划分：生态公益林地75 575.80 hm2，商品林地1 718.12 hm2，是生态公益林地面积比例较高的一个区域。林地面积按地类划分：有林地15 648.92 hm2，灌木林地12
945.77 hm2，疏林地1 640.82 hm2，未成林造林地22 094.65 hm2，无立木林地10 019.01 hm2，宜林地14 939.92 hm2，苗圃地4.83 hm2。该区森林覆盖率为20.87%。
1.3 经营利用条件分析
该区域是安家川河的主要发源地，该区地貌以丘陵为主，海拔1 294～1 992 m，地势起伏，沟壑纵横；水平地带性土壤为黑垆土、淡黑垆土和湘黄土，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农业产量低下；降雨量小，干旱缺水严重，交通条件较差。
1.4 林地利用方向
该区自然条件恶劣，立地条件差，林地利用方向应以增加森林植被、保持水土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为重点，大力建设水土保持林，构建生态屏障，保护和改善环境，保持水土，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安全[1]。东南部红茹河谷残塬区生态经济林发展区
2.1 区域范围
该区域位于彭阳县东南部，包括城阳乡、红河乡、白阳镇3个乡镇和新集乡、古城镇的部分行政村。该区域土地总面积88 945.14 h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7.40%。其中，林业用地面积38 840.59 hm2，占全县林地总面积的32.06%，占该区土地总面积的43.67%。
2.2 林地资源现状
林地面积按森林类别划分：生态公益林地36 656.51 hm2，占94.38%；商品林地2 184.08 hm2，占5.62%。由于光热资源丰富、立地条件较好，适合经济林的发展，该区经济林所占比重较大。林地面积按地类划分：有林地11 078.32 hm2，灌木林地6 719.31 hm2，疏林地1 814.57 hm2，未成林造林地11 055.08 hm2，苗圃地21.10 hm2，无立木林地4 545.29 hm2，宜林地3 606.92 hm2。该区森林覆盖率为20.03%。
2.3 经营利用条件分析
该区是红河、茹河的主要发源地，地貌以残塬、丘陵为主，海拔1 286～1 873 m，地势相对平坦，川塬相间；水平地带性土壤为黑垆土、淡黑垆土，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是较好的农业生产土壤；光热资源丰富，降雨量大，交通条件便利，是较好的农业生产区，该区是今后发展经济林的主要地区。
2.4 林地利用方向
按照生态彭阳建设目标，该区林地利用方向的切入点是在加强林地资源保护的基础上，一是对现有生态公益林采取抚育、全面禁牧封育综合措施，提高林地的生产力。二是对以山杏为主的低产、低质、低效林采取嫁接改良综合措施，加快树木生长，提高山杏产量。三是对以优质杏、核桃、花椒为主的经济林强化管理，提高果树的产量和品质；利用平缓坡地优质土壤，积极引进优质、特色林果品种，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林果品，加大优质绿色食品等基地建设。四是充分利用森林旅游资源、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树立生态理念，倡导生态旅游[2]。西南部土石质山区水源涵养林发展区
3.1 区域范围
该区位于彭阳县西南部，包括古城镇、新集乡2个乡镇的部分行政村。该区域土地总面积11 895.54 h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5.00%。其中，林业用地面积4 997.2 hm2，占全县林地总面积的4.11%，占该区土地总面积的42.01%。该区为土石质山区，降雨量550 mm以上，气候湿润，海拔1 900～2 416 m，地势陡峻，局地青沙“露面”，岩屑剥离，生态环境较好，生物多样，是水源涵养林发展的主要区域。
3.2 林地资源现状
林地面积按森林类别划分：生态公益林地4 919.65 hm2，占98.45%；商品林地77.63 hm2，占1.55%，该区是生态公益林地面积比例较高的一个区域。按地类划分：有林地970.11 hm2，灌木林地1 683.73 hm2，疏林地282.56 hm2，未成林造林地1 091.07 hm2，苗圃地23.85 hm2，无立木林地502.38 hm2，宜林地443.58 hm2。该区森林覆盖率达到了22.31%。
3.3 林地保护利用方向和措施
该区域是茹河的发源地，降雨量大，气候湿润，交通条件便利，立地条件较好，是水源涵养的重点区域。森林植被资源丰富，森林类型多样，群落结构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该区域林地利用方向的切入点是在加强林地资源保护的基础上，一是对现有生态公益林采取抚育、全面禁牧封育综合措施，提高林地的生产力。二是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大力发展水源涵养林，构建生态屏障，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安全。三是充分利用森林旅游资源、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树立生态理念，倡导生态旅游
[3-4]。参考文献
利用家乡资源创设特色区域活动 篇6
关键词：家乡资源；特色；区域活动；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09-019-1
在实践中探索让家乡特色融入区域活动的策略，从环境的创设到区域的设置、材料的投放，我们将符合幼儿认知和情感需要的家乡文化在不同区域中巧妙地融入，让它们发挥不同的教育功效，让区域活动常玩常新。
一、多种途径收集乡土材料，满足幼儿区域活动的需要
1.通过幼儿收集。
幼儿是环境的主人，是活动的主体，应该支持和鼓励幼儿主动参与到环境的创设中去。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带着孩子去苇塘欣赏芦苇，在芦苇丛边嬉戏，一起摘回芦叶、芦花，并在区域活动中引导幼儿进行整理制作，创作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芦苇作品。
2.通过家长收集。
我们首先向家长宣传各种材料对孩子进行区域活动的价值，让他们了解各种物品的再造性功能与作用。稻草、麦秆、豆子、蟹壳……他们在生活中细心地收集、提供，是特色活动得以开展的保证。此外，我们通过开展“爱家乡”亲子手工制作比赛，充分调动家长们的积极性。我们还会不定期地邀请有相关特长的家长和幼儿一起进行包粽子、编草鞋等制作活动，帮助幼儿积累丰富的社会经验。
3.通过社会收集。
我们充分利用芦苇荡风景区独特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生态资源，通过参观、讲述对幼儿进行粗浅的爱国主义教育。从社会这个大家庭中收集的丰富的游戏素材充实了区域活动的内容，让家乡特色进一步展现。
二、以幼儿为主体，创设家乡特色的环境氛围
我们巧妙利用活动室内、外、墙面、走廊等空间位置，为幼儿提供大量纯朴自然或经过艺术改造的作品，有目的、有层次地悬挂、陈设。如走廊中，精心布置悬挂的蓝印花布制品、芦苇编织让人心神荡漾；墙上张贴着幼儿的印染作品、芦苇画、蟹壳画，秀美与稚拙，自然融合；芦苇荡实践活动掠影和有代表性的本土风光也吸引着幼儿的注意。走进教室，还可以看到利用树叶、稻草、蟹壳等材料进行装扮的主题环境。富有特色和情趣的区域环境给予幼儿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知，从而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和探究欲望。
三、巧妙融入，开放有家乡特色的活动区域
沙家浜丰富的物产资源、旅游景观和古朴的民俗文化为我们的区域活动注入新的活力。我们由此创设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动区域，包括特色区及学习性游戏区域（美工区、建构区、科学区等），下面笔者将对乡土资源在区域中的使用情况进行简要阐述。
1.家乡资源在建构区的运用。
在原来的建构区中，我们只投放了少量的单元积木和插塑积木，幼儿玩过不久便兴味索然。后来我们增添了丰富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辅助材料，如芦苇杆、芦花、木片、竹棒、鹅卵石、贝壳、渔网、柴草等自然材料或废旧物。在大班主题建构“绿色老街”的活动中，我们引导幼儿利用单元积木及辅助材料，搭建出一幢幢特色建筑。在孩子们手中，鹅卵石铺成了蜿蜒小道，芦苇杆架起成了独木桥，芦花点缀了房屋，小木片成了茶馆中的桌椅……合适的辅助材料不仅弥补了资源的不足，而且激发了幼儿利用建构物进行象征性游戏的兴趣，丰富了想象和建构的主题。
2.家乡资源在美工区的运用。
我们创设了丰富多样的美工区活动，有印染、芦苇制作、彩绘等。如印染区中，我们引导幼儿学习用蜡染法设计、渲染蓝印花布，感受水乡的文化特色；芦苇制作区中，孩子们或用芦苇进行简单的编织活动，或用芦苇叶包粽子，或用芦苇花扎制小扫帚，或制作芦苇拼贴画；彩绘区中，孩子们利用蟹壳、贝壳、石头甚至酒瓮等进行彩绘活动，让朴实无华的材料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3.家乡资源在科学区的运用。
绽于枝头的花朵、塘中嬉戏的鱼虾蟹……自然界中每一件事物的背后都蕴藏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如在探索“沉浮”的活动中，我们事先收集了芦苇叶、石子、小木片、稻草等材料，进行游戏时让幼儿想办法使沉下去的东西浮起来，使浮起来的东西沉下去。幼儿在操作过程中个个跃跃欲试，有的把小石子放在芦苇叶上，使小石子浮起来；有的在木片上放些石子，使木头沉下去……有趣的自然物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而好奇心正是幼儿科学探究中的首要目标。
乡土资源在幼儿科学教育中的价值还不仅停留在自然知识阶段，传统的农具和生活用具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教育资源。比如我们将传统的小石磨搬进探索区，向孩子演示豆浆的制作过程，并请幼儿自己尝试操作小石磨，初步感知石墨的工作原理，感受古老而精妙的智慧。
4.彰显特色的民俗文化区。
我们将本地的民俗风情带入区域活动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发动家长一起收集了传统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陈列在区域中，如石墨、草鞋、筛子、芦席、茶具等，创设了“民俗文化认知区”。幼儿在欣赏操作的过程中了解了这些用具的名称、作用以及使用方法，感受到了农家生活的乐趣。
我们还开辟了“我是家乡小导游”活动，教师和孩子们共同布置了魅力芦苇荡的照片，由孩子们自己担任图片讲解员，做旅游图片介绍，介绍芦苇荡风景区的美景甚至芦苇丛中军民抗战的故事。活动中，孩子们能把自己所知大胆用语言表达出来，在丰富家乡文化的同时，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7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由Charnes Coopor和Rhodes于1978年提出, 目前已广泛应用地应用于银行、城市、医院、学校及军事等方面效率的评价。其基本思路是把具有相同性质的评价对象即同部门作为决策单元, 在这些决策单元中, 通过计算分析投入以及产出的比率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 根据各个决策单元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状况, 确定该决策单元是否为DEA有效, 再借助投影方法对造成非DEA有效或者弱DEA有效的决策单元进行原因分析, 以指出相应的改进方向及程度。在此基础上的第一个研究模型被命名为CCR (C2R) 模型, 该模型有下述可用于计算的线性规划:
其中θ为待求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 (D E A是否总体有效) , 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本文计算时取ε=0.00001, S+、S-分别为剩余变量及松弛变量, êT、eT分别为元素均为1的m维及s维向量, Xi k、Yi k分别为投入及产出指标数据, X 0、Y 0分别为待求的决策单元的投入及产出指标数据。
二、港口技术效率数据基础
(一) 技术指标
港口投入指标应该包括“软投入”及“硬投入”指标, “软投入”即为港口所在区域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力, 可以用港口直接经济腹地G D P来衡量, “硬投入”包括港口主要基础设施数据, 考虑到生产性作为港口一项最为重要的功能, 港口的“硬投入”指标应着重体现生产性。本文根据港口行业发展的特点, 结合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可得性原则确定了均为定量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详见表1。
(二) 研究数据
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航运发展报告》及中国经济统计网上公布的数据, 收集了2 0 0 6-2 0 1 0年度数据。
其中, A-港口直接经济腹地GDP (亿元) , B-生产用码头长度 (米) , C-生产用码头泊位数 (个) , D-万吨级码头泊位数 (个) , E-港口桥吊数 (台) , F-货物吞吐量 (万吨) , G-货物吞吐量增长率 (%) , H-集装箱吞吐量 (万TEU) , I-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率 (%) 。港口直接经济腹地为:天津港、秦皇岛港直接经济腹地包括天津、北京、山西和河北省, 青岛港、烟台港及日照港直接经济腹地包括山东、河南两省, 大连港、营口港直接经济腹地为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市。
由于选取的数据其量纲各不相同, 而且产出指标中有负数, D E A模型要求投入产出指标均不能小于0, 所以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计算出表2。
(三) 原始数据计算及分析
将表2中的数据带入D E A的线性规划模型, 计算后得出港口技术效率见表3.
由表3可见, 在港口现有的硬件条件下, 无论单从某个年份还是整体上看日照港和秦皇岛港在环渤海地区港口群中的技术效率都是最高的, 说明其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可适当增加资源投入。在环渤海地区的三大枢纽港口中, 2 0 1 0年天津港的技术效率最高, 其余年份均为最低, 说明其改善空间很大, 而从五个年份整体来看, 青岛港技术效率优势明显。烟台港的技术效率最低, 对照表3分析可知, 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港口桥吊数明显过多, 生产用码头泊位数及万吨级泊位数过多, 闲置状况严重, 而近几年集装箱吞吐量增长乏力。
三、现状分析
1.环渤海地区港口普遍存在产能过剩, 即投入规模偏大的问题。一定规模的投入对于港口竞争力提升是必要的, 但是某些港口经营者盲目追求规模大扩建基础设施, 没有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 港口产能超过实际水平。同时, 对基础设施的管理水平落后, 导致资源闲置及浪费, 投入产出组合没有达到最优状态。
2.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能力较差, 尤其是集装箱吞吐量。全球各大著名港口均在集装箱吞吐能力上表现卓越, 我国由于各种原因, 曾一度片面追求货物吞吐量的增长, 忽视了集装箱能力的提升, 造成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比例的失调, 阻碍了港口总体效率的提高。
四、提高港口技术效率的建议
1.在近几年, 不要或尽量少增加基础设施投入, 把资金用在提高“软能力”上, 注重对已有基础设施的保养及维护。
2.各个港口应在提升货物吞吐能力的同时, 切实提升港口的集装箱吞吐能力, 优化两者的比例。同时, 加快内部体制改革, 培养创新型文化, 引进竞争机制。
3.加强港口竞争力研究, 发展港口多元化服务, 提高业务处理信息化及自动化, 建设服务型港口。
摘要：技术效率是度量港口实现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有效程度的指标, 如何提高港口的技术效率是港口经营者面临的重大问题。渤海地区是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其港口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港口技术效率是港口竞争力定量分析指标中最重要的一项。本文利用DEA研究技术方法实证分析与计算了环渤海地区七个港口的相对技术效率, 进行横向比较, 对其技术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DEA,渤海区域,港口技术效率
参考文献
[1]魏权玲.数据包络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20～26.
[2]王春芝, 王凯, 马庆国.基于因子分析与DEA的港口行业上市公司经营效率评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
资源利用效率测度模型研究 篇8
1 基于随机前沿的测度模型
建立具有一般性的技术效率影响模型:
其中, i为城市序号;t为时间序号;y为城市生产总值;L为年末从业人员;K为资本存量;β0为截距项, βk、βL、βKK、βLL、为待估计的参数;εit代表误差项;TE表示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
2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应用Frontier, 得到假设检验结果, 见表1。
从假设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因为对零假设的拒绝, 显著存在着技术非效率, SFA技术的使用是有效的。构建模型选用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是有效的。随着时间的变化, 技术非效率也是随之变化的。所以研究构建的模型对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映。
3 辽宁省技术效率测算
以辽宁省14个城市13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 利用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测算, 可以得知:辽宁省全省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85, 表明辽宁省整体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是很高, 社会的实际产出与理论的产出前沿面还有很大的距离。从面板数据横截面来看, 技术效率数值, 也就是资源利用的水平, 都以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发展。从面板数据纵截面来看, 辽宁省14个城市之间的技术效率水平不均衡, 城市之间、经济带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参考文献
[1]Farrell, M.J.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J].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7, 120 (3) :253-281.
[2]侯强, 刘丽敏.基于DEA的辽宁省城市技术效率差异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2007, (06) .
[3]范爱军, 王丽丽.中国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与增长收敛—基于省际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家, 2009, (4) :83-88.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9
国内外现有研究关于经济开放对能源利用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文献中,大多数都是从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进行分析的,从区域层面来考察经济开放与能源利用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空间差异非常明显,不能简单地照搬现有研究成果来解释经济开放对不同区域能源利用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而应针对不同区域实际情况作相应研究。正是基于此,从区域视角实证检验经济开放对江苏省能源利用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依据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指标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由于大多数经济变量不稳定,往往导致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使得分析结论无效,因此,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然后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检验经济开放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分析得到的经验方程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需要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进一步验证经济开放和能源利用效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后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上述所有研究过程均通过Eviews6.0计算完成。
1.2 指标和数据来源
采用江苏省1985—2008年的相关数据,来考察经济开放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相关数据均来源于1986-2009年《江苏统计年鉴》,下面详细介绍各指标的选取。
1.2.1 万元GDP能耗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能源消费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即用万元GDP的能源消耗量表示能源利用效率。
1.2.2 外资依存度
衡量经济开放度可以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两个角度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影响东道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成为东道国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用各年实际FDI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外资依存度指标。
1.2.3 外贸依存度
有关中国对外贸易与能源利用效率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6],尝试性分析对外贸易对江苏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采用对外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外贸依存度指标。
2 实证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由于实证检验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前提是变量均为平稳时间序列,而几乎所有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因此,进行协整方程估计之前,需要对模型中的各个经济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示一阶差分算子;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检验模型含有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差分滞后阶数,N是指不包括T。
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认为变量ENERGY、FDI、TRADE都是一阶单整的,即为I(1)过程。因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2 协整关系检验
很多经济变量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各经济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则称这些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经济开放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通过不断模拟,得到VAR(3)模型,此时AIC和SC值均达到最小(分别为-9.69和-8.19),效果较好,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的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的迹统计量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之间只有一个协整关系,通过Eviews6.0软件估计得到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表达式为
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协整方程估计的LR统计量为123.102。由(1)式分析得知,从长期来看,江苏省的万元GDP能耗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负相关,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显著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这与张贤、周勇[7]得到的结论一致。与此同时,江苏省的万元GDP能耗与对外贸易正相关,即对外贸易不利于江苏能源消耗的降低,这与沈利生[6]得到的结论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所选取的样本对象及模型中的变量选取不同。
2.3 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得知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江苏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这种协整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来分析经济开放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实质,是先估计当前的变量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另一变量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当前变量的被解释程度。如果当前变量受到另一变量的滞后值影响,则称另一变量是当前变量的Granger原因,此时另一变量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因果检验的F统计量及相伴概率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贸易TRADE均不是能源利用效率ENERGY的Granger原因,但能源利用效率ENERGY却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Granger原因。另外,由于0.5626<0.8968,所以,相比而言,能源利用效率ENERGY更倾向于是对外贸易TRADE的Granger原因。
2.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描述的是VAR模型中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给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所带来的影响,即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模型中某内生变量对它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冲击是如何反应的,从动态上把握VAR模型系统中各个变量的相互影响过程。在建立的VAR(3)模型的基础上,采用渐进解析法计算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差,检验结果见图1。
由脉冲响应函数冲击结果分析可知,ENERG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有较强反应,第2期达到峰值(为0.206742),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越来越小。来自FDI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影响,在第2期表现为显著负向的,然后由负向影响转为正向,这说明在短期内FDI的流入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比较微弱的正向冲击作用,但从长期冲击来看,FDI通过外溢效应对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作用越来越小。在TRADE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后,表现为较长时期的正向影响,表明中国对外贸易不利于节能降耗。
2.5 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所有内生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项的相对重要性信息。在建立的VAR(3)模型的基础上,将预测期定义为15,计算得到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
S.E.这一列数据为变量ENERGY的各期预测标准误,后三列均是百分数。分析可知,ENERGY受其自身的波动影响比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程度在下降。FDI相比TRADE对ENERGY的预测误差的贡献度来讲,在第5期发生了逆转,从长期来看,FDI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更大,这里的结果表明,将内生变量中的变化分解为对VAR的分量冲击结果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家贸易TRADE可以部分解释江苏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
3 实证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3.1 结果分析
利用1985—2008年江苏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及能源利用效率时间序列数据,应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方法,定量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对江苏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1)经济开放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不能照搬现有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研究结果,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分析探讨,江苏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能源利用效率负相关,这与张贤、周勇[7]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能源强度的空间差异时得到的结论一致,这一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的证实,对于江苏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表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与产业关联效应等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国际贸易与江苏能源利用效率正相关,这与沈利生[6]的结论不一致,原因在于研究的样本对象不一样。
(3)张贤、周勇[7]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能源强度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在经济开放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存在空间差异的情况下,研究某一区域经济开放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不能照搬国家层面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实证研究成果也从经验上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可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经济开放政策提供经验证据,从而有效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降耗和减排目标。
(4)江苏能源利用效率的波动受自身冲击影响要大于来自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冲击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能源利用效率的预测误差的贡献度非常微弱,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不是江苏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研究发现在经济开放条件下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经济体自身,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国际贸易对江苏能源利用效率还没有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这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开放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外资开放和贸易开放对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作用。
3.2 政策建议
(1)以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目的,调整和完善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以及制定税收减免与征收能源税等相关税收政策,通过外贸外资政策及税收政策导向作用来降低能源消耗。
(2)在出口方面制定差别出口退税政策,提高低能耗产品出口补贴,而对高能耗产品出口征收能源税,尽量避免这类产品的出口,对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要从源头上进行严格控制,通过出口贸易政策调整引导出口产品结构向低能耗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方向转型升级。
(3)进口方面适当降低高耗能产品进口关税,鼓励这类产品进口,逐步建立高能耗产品的进口替代制度,以期减少国内能源消耗,早日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加大对高新技术设备、特别是节能环保设备的进口力度,引进国外高技术产品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4)适当提高外商投资的准入门槛,调节外商投资制度来避免能源消耗外包。严格限制高能耗和技术含量低的外资企业进入;鼓励外资企业投向新能源和低能耗的节能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节能和清洁技术,通过外溢效应提高江苏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对于技术先进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外资,制定优惠的引资政策。
(5)政府应该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作为长远的战略目标,促进经济向低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依靠财政政策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该增加对低能耗经济的支持。对于低能耗企业和节能降耗项目,应适当减免税收,或为低能耗经济发展设立专门的政府扶持基金。对高能耗的企业征收能源税,这样有助于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励高能耗产品的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转移到国门之外。
参考文献
[1]王俊松,贺灿飞.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2):157-161.
[2]CHUNBO M,STERN D.China’s changingenergy intensity trend:a decomposition analysis[J].Energy Economics,2008,30(3):1037-1053.
[3]史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效率的改进[J].经济研究,2002,48(9):49-56.
[4]BLACKMANA,WUX.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 China’spowersector:trends,benefits and barriers[J].Energy Policy,1999,27(12):695-711.
[5]MIELNIK O,GOLDEMBERG J.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decoupling between energy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developing countries[J].EnergyPolicy,2002,30(2):87-89.
[6]沈利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J].管理世界,2007,23(10):43-50.
[7]张贤,周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能源强度的空间效应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4(1):101-108.
[8]李未无.对外开放与能源利用效率:基于35个工业行业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33(6):7-15.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10
城市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中观经济的发展模式, 是区域经济的典型代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城市经济发展差异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能够反映城市经济的发展指标有许多种, 有体现经济数量增长方面的指标, 也有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方面的指标。城市经济发展存在差异, 数量指标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总量的差异性, 而对于差异性形成的深层次原理却难以体现。而代表着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效率指标, 能够反映在现有条件下, 对城市资源的利用情况。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所以城市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 环境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环境问题能够引发自然灾害, 给社会发展带来灾难, 降低城市的实际产出, 进而降低城市技术效率水平。环境问题能够危害人类, 导致劳动者工作能力的下降, 进而降低城市技术效率水平。环境问题能够影响投资环境, 并且还会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 从而丧失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引进, 这也会降低城市资源利用水平。环境问题的恶化, 使得政府必须拿出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进行整治, 这将变相地减少政府对其他行业和经济领域的投入, 使得整体资源利用效率水平被迫降低。
二、实证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以辽宁省14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例, 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 计算环境治理投入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影响, 结果如表1所示。
从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中可以得知第一, 在随机扰动项中, 有99.99%的成分是由技术非效率所导致, 即y与前沿面的距离主要由统计误差等因素造成;第二, δ1的取值为-0.3672, 意味着“三废达标率与城市的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代表着城市资源利用情况的技术效率指标每提高4个百分点是由“三废”达标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引起的。废水治理率、废气治理率、固体废物治理利用率的提高, 需要相关环境政策的控制, 从近期的效益来看, 也许会因为加大控制污染排放而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 引起经济效率的下降, 但从长期的效益来看, 经济的后劲发展能够弥补环境治理时所带来的成本影响, 所以环境治理投入对城市的技术效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
本文就环境治理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 以辽宁省为例, 利用SFA模型, 进行了实证影响研究。从实证的结果可以看出, “三废”达标率 (废水治理率、废气治理率、固体废物治理利用率) 的提高对城市技术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长远来看, 环境治理的投入成本很快会被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弥补, 随着区域环境的优化, 城市各项资源的利用水平也将随之提高。
摘要：环境问题是影响城市技术效率的原因之一。文章通过对环境治理与城市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 利用SFA技术, 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计算结果表明, “三废”达标率 (废水治理率、废气治理率、固体废物治理利用率) 比例的提高对城市技术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环境治理,技术效率,“三废”达标率
参考文献
[1]周旬.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利用理论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07.
[2]郭艳秋.辽宁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 2012 (06) .
[3]Cornwell C., P.Schmidt, R.C.Sickles.Production frontiers with cross-sectional and time-series variation in efficiency lev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0 (01) .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11
农村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园作为一所农村幼儿园，校园内外到处充满着绿意，鸟语花香，好不惬意，小朋友有很多机会和大自然相处。伟大的教育家陈鹤琴曾说过：“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大自然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她可以让孩子们每时每刻都亲近、拥抱大自然，她的资源可以让农村幼儿园广泛运用，那么如何才能合理开发利用农村自然资源，优化区域活动呢？
一、挖掘本土自然资源
孩子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无穷无尽的自然资源早已熟悉适应，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运用到区域中来充实教学活动，以满足幼儿对区域活动的要求。
1.科学活动区中自然资源的运用
学校里一般都会设置种植园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带领幼儿去浇浇水、施施肥、松松土、除除草等，让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在无形的操作和探索中了解植物的生长。除了校园种植区域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置不同的班级种植区域。小班幼儿以认识为主，我们可以投放不同的植物，让幼儿认识植物的名称、特点；中班可以让幼儿简易地观察，如，可以将一盆植物长时间朝着向阳方向，让幼儿观察其生长方向，再将它转换方向背阴生长，让幼儿再次观察生长方向的变化；大班幼儿可以深入了解相同的植物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中的过程，如：水里、土里等。
在饲养角里，小朋友都会带来一些农村中常见的小动物，如：小蝌蚪、螺蛳、螃蟹、河蚌、黄皮鱼等等。通过观察和饲养，渐渐的幼儿和它们就建立了友好的感情，一些问题也随着产生：小蝌蚪是怎么变成小青蛙的？螃蟹为什么都会掉壳？为什么黄皮鱼永远长不大？通过不断的观察和思考，小朋友不但激发了兴趣，也懂得了应该如何照顾它们，并学到了知识。
2.美工活动区中自然资源的运用
在农村，瓜果蔬菜、蔬果种子随处可见、随地可取，其实它们都是美工区的丰富资源，比如：春天，我可以把找到的各种漂亮蝴蝶做成标本；夏天，我们可以把形态各异的瓜果蔬菜让幼儿通过多种材料装饰成瓜果娃娃；秋天，我们可以用各类种子做一做种子贴画或串珠等；冬天，我们可以用捡来的树枝编扎成各种相框，放上幼儿的美术作品来装饰班级环境。
3.建构活动区中自然资源的运用
活动材料是否合理，是否丰富，与幼儿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曾指出：“小孩子玩，很少空着手玩，必须有许多玩的东西来帮助才能玩得起来，才能满足玩的欲望……玩固然重要，玩具更为重要。”在建构区里，我们可以投放一些农村常见的自然物作为辅助材料，如，树枝、沙土、石子。在“小小建筑师”的精心创造中，一个个惊喜不断出现，如，树枝做成了院子的栅栏，泥巴做成了一辆漂亮的汽车，石子铺成了一条乡间小路等。在一个个拼搭活动中幼儿迸发了智慧的火花，创造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二、挖掘本土游戏资源
民间游戏各种各样、丰富多彩，这正是我们最需要开发的游戏资源，比如我们可以用农村最常见也最不起眼的泥巴来捏出各种形状，如，让幼儿“搓圆子”“包饺子”“建房子”“做杯子”等，通过捏一捏、玩一玩，幼儿的动手能力也随之提高。
三、挖掘废旧物品资源
农村幼儿园由于经费问题，各区域的材料可能会有所短缺，其实在农村有很多废旧物品是可以利用的。角色区中家长和教师可以利用碎布头、毛绒为娃娃家做布娃娃，为蔬果店做各种水果蔬菜，为点心店制作香肠、面条、饺子等食物；手工区可以用废纸来做花盆、飞碟等，用旧毛线编织；生活区中可以带来一些废旧衣物让小班孩子学习如何扣纽扣、拉拉链；表演区中，可以用一些废旧纸盒制作出话筒、架子鼓、钢琴等表演用具。一件件废旧物品经过加工后都能变成有趣的活动材料，这些材料既省钱又能循环使用为环保做贡献，真是一举两得。
四、挖掘家长资源
家长资源是幼儿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家园合作不但能加强与教师的交流，更好地了解学校活动，也能弥补农村教育资源的不足。我们可以利用家长开放日，讨论开展怎样的本土区域能够更好地促进孩子对本土文化和本土材料的有效利用，并请家长帮助收集有关区域活动的本土材料。比如，在“扇子加工厂”区域中，家长帮助收集了扇子半成品，让大班幼儿进行扇骨的安装、扇面的粘贴，让中班幼儿进行扇面的装饰。
农村自然资源在区域活动中的有效挖掘和合理利用，不但可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迸发智慧的火花，还能不断发展他们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家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但增进了家园合作，还能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挖掘农村自然资源。因此，作为农村幼儿园教师，应该更加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为幼儿创设出具有农村特色的区域活动，在这些“接地气”的活动中更加了解和热爱农村，喜欢区域活动。
参考文献：
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篇12
1 文献综述
关于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已经有不同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Donna(2004)等人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对OECD国家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等国家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保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减少投入要素数量节省资源。Laurie.J Betes(2006)采用DEA的方法对美国主要城市医疗市场结构和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大城市医疗机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效率现象,作者指出即使很小的医院效率的改进也会节约非常可观的成本,并建议应设计相应政策鼓励医院提高效率。Michael D. Rosko(2008)利用美国2001年48个州2218家医院利用SFA的方法,采用不同的成本函数类型进行效率分析发现医院普遍存在10%以上的技术非效率。此外Peter Bogetoft(2000)、Andrew C. Worthington (2004)、Michael D.Rosko(2008)等人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行了研究。由此可见,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是国外研究关注的重点。
国内的研究如徐西林(1996)利用南京40家医院对其综合效益进行评价,发现效益好的只有12所,28所医院存在人力、物力、资金利用不充分,医院工作的数量不足的问题。其后庄宁、孟庆跃(2000)利用数据包络分析评价我国34家不同级别医院(包括省、市、县级医院)的技术效率,发现非有效医院占全部医院的55.88%,其中,省级医院所占比例较大。侯文、任苒(2001)对10所县级医院的效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有半数的医院存在投入要素大量过剩,人员、设备等资料闲置浪费现象严重。王涵等(2006)对哈尔滨市的20家三级医院进行了效率分析,发现有13家医院处于效率前沿、7家医院效率不高,其主要原因是设备投入过剩、资源浪费严重和门急诊人数不足。舒燕(2009)利用生产函数的方法对某区域2002-2006年15所三级甲等医院进行了分析,作者将医院的产出定义为医院的年业务收入。结果显示,样本中的15家医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规模不经济。孙菁等人(2009)对华中以北地区的57家军队医院规模经济进行测定,作者通过构建短期成本函数,在计算上采用平均成本除以边际成本的方法,其结果就有以下三种可能: ,存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不变; ,规模不经济。其结果显示军队总医院床位在891张到1230张之间显示规模经济,超过1300张床位规模不经济。采取类似研究方法的还有徐西林(1994)、侯文等(2001)、刘宏韬(2004)、汪唯和陈少贤(2008)等人。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医疗行业效率文献的回顾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国内对医院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院层面,而对地区之间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Chilingerian和Sherman(2004)以及Laurie J. Bates(2006)指出:当不同的医院专注于不同的方面时,把不同医院放在一起进行效率比较是不合适的。第二,衡量医院规模的导向存在问题。医院是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经营是以患者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如果以医院收入作为医院产出的指标衡量医院规模则结果将会因为偏离目标而产生偏误。
本文的研究进展表现为(1)对不同地区的医疗行业卫生资源利用情况进行比较,因为在不同地区存在相似的疾病类型和严重程度,类似的卫生资源配置结构,而且还可以消除医院个体产出的波动,避免测量结果的不稳定;(2)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进行分析,这种方法除了具有避免因错误的函数形式带来的问题以外,还具有允许多个投入变量、多个产出变量的优点;(3)一方面是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是我国各地加大卫生资源投入,对此种现象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4)对我国各省卫生资源利用情况以及地区间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基于此,本文将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对我国省际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行比较。
2 研究方法、模型和数据
2.1 研究方法及模型
本文采用非参数的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来分析各个省份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它是一种可以利用多种投入变量和多种产出变量对同类型考察对象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的一种有效方法。我们采用最常用的C1R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用(Xj,Y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 Unit)DMUj,每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可以用以下指数衡量:
undefined
其中,
Xj=(x1j,x2j,Λ,xmj)T,Yj=(y1j,y2j,Λ,ysj)T,v=(v1,v2,Λ,vm)T,u=(u1,u2,Λ,us)T(xij>0,yij>0,vi≥0,ur≥0,i=1,2,Λ,m,r=1,2,Λ,s;j=1,2,Λ,n)
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类型投入的使用量;yr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产出的产出量;vi和ur分别表示对第i种投入和对第r种输出的一种度量(“权”)。可以适当选择权数v和u,使其满足hij≤1,j=1,2,Λn。对于某决策单元DEMj0,有如下最优化模型:
undefined
如果是有效的决策单元,则会有hj=1,如果决策单元存在非效率则hj<1 。
根据Fare等(1994)的定义和方法,我们可以将效率进一步分解。如下图所示,在规模报酬不变(CRS)情况下,P点的技术非效率为P点到生产边界CRS的距离PPC,在VRS情况下,技术非效率为PPV。二者之间的区别PCPV被认为是规模非效率。用公式表达两种情况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如下:
CRS技术效率TECRS=APC/AP
VRS技术效率TEVRS=APV/AP
规模效率SE=APC/APV
由上述三式可以得出TECRS=TEVRS×SE,也就是CRS技术效率的测量被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生产单位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反映的是实际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的差距。生产单位只有同时达到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才是技术有效。
如果有面板数据(Panel data),则可以用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测算生产效率的变化,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解为技术进步的变化与技术效率的变化。Fare et al(1994)将基于产出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定义为:
undefined
进一步分解该式可得:
undefined
=TECHVRS(.)SECH(.)TPCH(.)
其中,M0(.)为基于产出的曼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它测度了生产点(xt+1,yt+1)相对于生产点(xt,yt)生产率的变化,该指数大于1表示相对于第t期,t+1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TECHCRS(.)测度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从第t年到第t+1年技术效率的变化,测量每个观测单元到最优单位的变动情况,指数大于1表示技术效率提高,等于1无变化,小于1降低;TECH(.)为第t+1年相对于第t年技术进步的变化,测度技术边界从t到t+1期的移动,指数大于1表示技术进步,等于1技术无变化,小于1技术水平降低。根据式TECRS=TEVRS×SE,可以将曼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一步纯技术效率变化TECHVRS(.)、规模效率变化SECH(.)和技术进步变化TPCH(.)。
2.2 数据来源及选取
为比较省际之间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文采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进行宏观层次的分析,选取诊疗人次、出院人次、病床使用率作为产出要素,卫生人员和医疗机构床位数作为投入要素。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在空间上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划分(区域划分标准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一致),以便于研究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
3.1 各地区卫生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分析
本文将效率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是指在现有资源投入前提下,医院能实现的最大产出;规模效率衡量投入要素成比例增加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效率分解如表1所示:
续上表
注:所有均值均为几何平均数。
对于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的技术效率,全国平均水平为0.880, 存在12%的效率损失,说明在卫生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并且效率值由高到低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格局。东部地区辽宁省,中部地区山西、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地区内蒙古、陕西和甘肃省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均低于0.8,其中甘肃省技术效率水平全国最低,其值为0.699,说明该省卫生资源的投入并未实现较高水平的产出,资源利用水平较低。
规模效率值由高到低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均值到达0.977,高于中部地区的0.974和东部地区的0.960,其中,东部地区的天津和江苏省规模效率值较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收入差别较大,对卫生资源的投入也不均衡。西部地区将有限的卫生资源实现较高的规模效率,相反东部地区卫生资源的大量投入导致规模不经济。以天津市为例,该市是全国三甲医院最多的城市,其卫生资源的投入量如此之高,但是该市的规模效率值为0.914,处于全国较低水平的行列。
3.2 各地区卫生资料利用的进一步分解
基于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专用软件包Deap进行测算,下表给出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曼奎斯特生产率变化指数及其分解情况。
续上表
由上表最后一列看出,我国从2005年到2009年五年间卫生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所有省份年平均提高5.2%,其中辽宁、湖南、贵州和甘肃等省份提高幅度较大,均超过7.5%;而全国最发达地区北京、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市和中西部山西、广西以及宁夏等省的提高幅度不大,均不超过4%,全国最不发达地区西藏自治区卫生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的情况。
4 结论及建议
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分解情况看,对于技术效率,全国各省平均来看略有提高,年均提高值为0.4%。相对于其他省份,天津、湖南、贵州和陕西省进步幅度较大,技术效率变化均在2.0%以上;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技术效率提高较快,东部地区河北、福建、山东、海南等地与山西、黑龙江、河南、广西、重庆、四川等省份技术效率还出现下降趋势,而东部地区的浙江、广东和西部地区的西藏、宁夏、新疆等省技术效率基本没有提高,说明这些省份在卫生资源的使用上存在效率不高的现象。
与技术效率不同,除西藏以外,期间所有省份技术进步率都为正数,全国技术进步率年平均达到4.8%。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省市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在于这些发达地区卫生资源的使用技术已经处于全国最先进水平,所以其技术进步幅度较小。西部地区除西藏外,其他省份的技术进步率都有明显提高,并且中部地区均值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高于东部地区,说明中西部地区所使用的卫生资源技术逐渐提高,我国卫生资源的使用技术存在趋同现象。
从技术效率变化的分解情况看,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纯技术效率保持不变或略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只有北京出现轻微下降,下降幅度为0.5%。对于规模效率的变化,全国只有北京、天津规模效率具有明显的提高外,其余省份均呈现规模效率不变或略有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年均下降1.8%,西部地区年均下降1.1%,东部地区年均下降0.3%。
由以上分析可见,地区间技术效率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格局,而规模效率呈现“西部—中部—东部”格局,大多数省份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不高,各省份的技术效率普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东部地区卫生资源的投入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2005至2009年期间我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普遍提高,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且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我国各省卫生资源的技术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统计结果表明,技术进步较快,但是使用效率不高,因此在注重引进先进医疗器械的同时,还要注意提高技术的使用效率,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要改善医疗行业的微观结构,提高卫生资源的规模效率。此外,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还需要在地区间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并采用适宜的卫生技术,这就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并进一步实施区域卫生规划。
摘要：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检验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医疗行业卫生资源利用效率,并采用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在地区上由高到低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格局,而规模效率由高到低呈现“西部—中部—东部”格局,说明东部地区卫生资源的投入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我国从2005年到2009年五年间卫生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主要来自于先进设备的投入,现有卫生技术水平反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相对于东部省份而言,中、西部地区卫生资源技术水平进步较快,我国各省卫生资源的技术水平存在趋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