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危机管理

中国的危机管理（精选12篇）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1

一、引言

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东130公里处的9.0级大地震, 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由于强烈的核辐射, 使得许多本已经在旅行社预定日本游的游客取消这一旅行。日本大地震, 使得北京、广东等地旅行社损失惨重。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国家旅游局未明令禁止赴日旅游, 所以如果游客单方决定退团, 旅行社或会扣除违约金。不过国旅总社、中旅总社、中国康辉、中青旅的负责人均表示, 暂停赴日旅游的所有团队, 不会扣除类似违约金的费用, 具体程序还需进一步协调。

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危机中, 各旅行社如何处理国内近期赴日游客选择退团或改签的状况, 以及如何办理退团并协调退款事宜将对各旅行社的形象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中国旅行社品牌抗风险能力较差, 这跟中国旅行社起步晚、品牌的历史沉淀不够、品牌的综合管理能力弱有关。因而, 中国旅行社应当在旅行社品牌危机管理上进行努力, 以期让危机变为企业品牌宣传的时机, 真正完成危机管理。

二、中国旅行社的品牌研究现状

无论是完整的旅行社产品, 还是单项旅游服务项目的提供, 旅行社都是在整个旅游服务过程中担负着一个中介组织者的角色。由于旅行社的产品不具有排他性, 因此, 旅行社想要树立产品品牌在目前是很艰难的, 此时旅行社的品牌就显得尤为重要。

旅行社经过品牌规划和设计, 进行品牌推广, 以期在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中扩大知名度、提高品牌的创建、经营和管理, 增强品牌竞争力, 以利用品牌的力量去影响消费者、社会公众, 以品牌的力量来扩大和拓展市场, 提高客户忠诚度。

中国对于旅行社的品牌研究始于1996年徐菊凤提出的国内旅游发展应强化品牌意识的理论。此后, 对于旅行社品牌建立面临的问题已经如何进行建设, 各学者提出诸多建议;旅行社的品牌营销也得到学者的关注。对旅行社走品牌化之路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旅行社的增多, 维护品牌也日益提高到重要的高度, 品牌的维护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以及自然事件的频发, 对于品牌的危机管理也当提上日程。此次日本大地震使中国许多旅行社遭受了重大损失, 同时更面临着与游客协商退团改签等的退款问题, 如果此次事件处理得当, 将使得旅行社的品牌形象大增, 如果处理不好, 将会严重损害旅行社的品牌形象。下文将基于此现状为旅行社的品牌危机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一) 旅行社品牌危机的概念

旅游危机, 就是指不确定性、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发生而对旅游业造成的重大破坏和潜在的不良影响。典型的旅游业危机分为三类:安全危机、形象危机和政治性危机。而旅行社品牌危机属于旅游企业形象危机的范畴。

(二) 旅行社面对的品牌危机来源

旅行社品牌危机的来源一般是三个方面:组织内部, 组织外部和环境 (特别是自然灾害) 。此次日本大地震带来的旅行社的品牌危机属于来自环境造成的品牌危机。环境造成的品牌危机是指非人为原因造成的品牌危机, 包括地震、台风、火灾、洪水和瘟疫等自然现象带来的对品牌的伤害, 或者迫于其他自然规律等形成的突发事件造成的对品牌的伤害。

此次日本大地震发生极其突然, 无法预料, 因而也使得许多旅行社在危机来临时无法及时有效处理问题, 造成了很多游客投诉现象。这使得旅行社蒙受巨大损失的同时也损害了旅行社的品牌形象。

(三) 旅行社的品牌危机管理建议

旅行社做好品牌危机管理, 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 一方面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做好准备工作, 以便沉着应对到来的品牌危机;另一方面就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 能及时有效进行危机管理。因而, 旅行社品牌危机管理可分为危机预警和危机处理两类。

1、建立旅行社品牌危机预警系统。危机, 正常情况下是我们难以想象并且极少遇到的, 但是一旦发生却会对旅行社造成严重损害的事件。面对偶发的危机, 旅行社应当做好预警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品牌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危机, 并在其中预先做好预防准备工作。只有有了这样的计划, 才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 有条不紊地处理问题, 各个部门明确各自的职责, 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效。

2、旅行社品牌危机处理进行旅行社的品牌危机处理, 应当从意识、机制、态度、行为等全方位进行。旅行社处理品牌危机主要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

3、旅行社应当培养良好的危机管理意识。危机虽然是偶发事件, 但是由于其发生之后的破坏性大, 因此我们要在意识上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本文主要说明旅行社的品牌危机。旅行社的日常运营中看不出各个部门的能力差别, 但是在遇到如日本大地震这样的突发危机, 需要紧急处理时, 就可能捉襟见肘, 无法应对。因而, 在平时旅行社就应当明确品牌危机管理程序, 尽量使得各部门的负责人清晰品牌危机管理的职责。

4、建立快速危机反应处理机制。日本大地震发生后, 并不是所有旅行社都能积极快速反应, 与相关游客和各相关部门进行联系沟通, 以至于在游客要求改签退团退款时显得非常被动, 不仅使得旅行社遭受了经济损失, 也使得品牌形象蒙受了很大的伤害。因此,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旅行社就应当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做好反应机制, 这样就避免了在事件中的被动地位, 积极寻求主动权, 做好品牌的危机管理。

5、树立正确的品牌危机处理态度。在旅行社的品牌危机管理中, 主要涉及三个主要方面的关系——游客、公众、媒体, 这三者对旅行社的关注程度和关注面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都对旅行社处理此次问题的态度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度。在日本大地震这样的危机事件中, 由于牵涉到游客自身的经济和人身安全等诸多重大利益, 如果旅行社这个时候不能使处理结果让游客满意, 那么就会严重影响旅行社的形象, 进而在公众中的品牌影响力严重下降, 媒体也会“雪上加霜”, 使得旅行社的品牌严重受损。所以, 在危机发生之后, 旅行社应当拿出积极解决危机的态度, 让游客、公众、媒体满意, 又不会过度损害旅行社自身的利益, 这对旅行社无疑是个重大的考验。

6、培养旅行社的危机转化能力。管理危机的根本在于旅行社能否转化危机, 使危机为旅行社所用, 变危机为机遇, 将危机作为旅行社的一次更为特殊成功的宣传时机。发生危机的时候, 是旅行社最受到关注的时候, 如果旅行社能够及时处理危机, 这只是完成了品牌危机管理的第一步;转化危机, 主动利用危机, 让危机变为旅行社品牌宣传的时机, 这样就真正实现了旅行社的品牌危机管理。

7、建立品牌文化, 充分利用品牌文化。伤害中国旅行社的服务理念如下:以品牌为荣, 以游客为本, 以信誉为重, 以质量为上。中旅的品牌是几代中旅人创立的。这也是旅行社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对外就是品牌文化, 如果社会各界对于旅行社的品牌认同, 那么即使真的产生重大危机, 也会尽快恢复。因而, 只有树立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 才能使得旅行社化解到来的危机。

8、危机过后旅行社企业形象的重塑。首先, 注重质量管理, 拓展新的服务项目。日本大地震使得许多旅行社损失重大, 在这期间, 旅行社的效益会比历史同期水平下降。但是, 这个时候, 旅行社应当更加关注自身的旅行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在拓展日本市场不利的情况下, 积极寻找新的旅游目的地, 重新引起游客新的出游兴趣。

其次, 加强市场营销力度。日本大地震引起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变化, 这时候旅行社应当积极寻找新的市场定位, 尽快扩展新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替代地。在此次事件中品牌受损的旅行社应当通过良好的产品和服务重新确立品牌的形象;成功处理这次危机的旅行社更应当积极宣传, 以进一步巩固品牌地位。

再次, 转变游客的关注点。危机即使处理得再好, 也不能完全消除游客的顾虑, 只有真正将游客的关注点转移, 使其将关注点转移到旅行社新的好的旅行产品和服务, 才能真正降低游客疑虑, 为旅行社的品牌加分。

品牌危机管理对中国的旅行社来说, 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内容。中国旅行社品牌本身存在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 因此对于品牌的危机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危机发生之后, 应当积极应对处理。但是品牌危机处理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这对于目前中国旅行社品牌危机管理是一个重大挑战。做好旅行社的品牌危机管理将是以后的一个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

[1]、蓝朝晖, 孙聪颖等.北京旅行社损失百万, 日本大地震对中国经济震动有限[N].北京商报, 2011-03-14.

[2]、戴斌, 杜江.旅行社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3]、徐菊凤.国内旅游发展应强化品牌意识[J].旅游学刊, 1996 (3) .

[4]、邵学珍.我国旅行社品牌经营现状及对策分析[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5) .

[5]、宋巍.我国旅行社品牌营销问题研究[J].陕西农业科学, 2010 (3) .

[6]、朱明芳.旅游企业品牌管理[M].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7.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2

由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13日发布。该书以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国 社会为立足点，以提升中国社会各界的媒介素养和舆情应对能力、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和谐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整合新闻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 安全等多学科研究视角，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2010年中国社会舆情、分类舆情、企业舆情、个人舆情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蓝 皮书指出，2010年舆情应对主体危机干预时速有所提高，但对2010年舆情应对能力进行评估后发现，舆情应对能力总体偏低。对此，蓝皮书提出提升社会舆 情应对和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与建议：加强舆情信息的监测与分析，提升舆情的预警与研判能力；转变舆情管理观念，合作而非对抗；提升运用新媒体的能力，拓宽 信息传播渠道；完善舆情的利益协调机制，注重与受害方的沟通；提高议题管理能力，有效引导舆论；重视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之后的形象修复与管理。

公共卫生、企业财经、灾害事故位列2010年舆情热点事件前三位 蓝 皮书指出，从总体上看，2010年中国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的发生较2009年有所缓和。但与此同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依然数量众多。据 蓝皮书统计，2010年至少有155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这一数字相当于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起影响较大的舆情热点事件发生。值得注意的 是，2010年，公共卫生、企业财经、灾害事故类舆情频出，社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持续高发。

2010 年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公共卫生类舆情事件占事件总量的14%，位列舆情事件类型的第一位，而2009这一数据为10%。2010年，公共卫生类舆情事 件主要集中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领域。地沟油、紫金矿业污染、河南蜱虫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等都曾经轰动一时，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蓝皮书认为，公共卫生事件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与人们的人身安全、生存权利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在经历了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几乎每起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舆论震动。

位 居舆情热点事件类型的第二位的是企业财经类舆情事件，集中于产品服务质量问题、涉嫌违法或违规操作、企业内部管理不善、产权问题等类型，其中因不正当竞 争、劳资纠纷等引发舆情成为2010年企业财经类舆情事件的新特点。代表性案例如：3Q大战、蒙牛诽谤门、金字火腿数据门、当当京东大战、富士康跳楼事件 等。

社 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持续高发。2010年，社会民生类舆情事件和涉法涉警类舆情事件各占事件总量的11%，并列舆情事件类型的第四位，而2009

年这 两类事件的比例都为13%。可见2010年虽然相比2009年有所下滑，但社会民生、涉法涉警类舆情依然高发是不争的事实。

其 他类型社会舆情热点事件虽然较2009年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反腐倡廉类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人事任免、官员个人私生活问题在2010 年尤为突出。其中，涉及人事任免的舆情热点事件为数不少，包括局长之子未毕业已入公职事件、海南三亚局长之女99分事件等。

微博等新媒体日益成为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

蓝 皮书指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89起，占比65%，比2009年的 56%提高了9个百分点；传统媒介曝光的为47起，占比34%，相比2009年下降10个百分点。新媒体正与传统媒体一道成为社会主流媒体。

蓝皮书认为，尽管新媒体首曝舆情事件的比重愈来愈大，但传统媒体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仍举足轻重。传统媒体可以加速某一热点事件的扩散，使之由网络上的分散舆论转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仍然高于网络媒体。

蓝皮书援引学者观点认为，“一旦传统媒体以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网络舆情反馈等方式进行跟进，而网络媒体再将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加以转载并再加以跟帖评论，舆情的传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到社会热点和公众热议阶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媒体通过自己主办的新闻网站逐步提升影响力，这些网站集中于新华网、中新网、凤凰网等。2010年社会舆情事件中，首曝媒介为网络新闻的也多集中于这些传统媒体主办的网站。

另 外，从舆情热点事件首曝媒介的具体类别来看，2010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首次曝光媒体涵盖广泛，几乎涉及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体和自媒体。其中，占据前五位的 首曝媒介分别是网络新闻、报纸、论坛、微博、电视，曝光舆情事件数量分别占全年舆情事件数量的25%、22%、17%、16%、8%。

相 比2009年，2010年微博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微博首次曝光的事件为22起，占比由2009年的0%上升为16%。并 且，2010年大部分社会舆情事件中均有微博的介入。蓝皮书认为，微博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的话语 表达平台。随着微博井喷式的发展，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更多地转向微博，2010年论坛首曝舆情事件的比重由24%下降至17%；博客则基本在3%、4%的 水平上，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

蓝 皮书指出，微博的兴起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真正来临，这是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任何人只要拥有简单的技术设备和技术知识，都可以 成为传播的主体，甚至成为“公民记者”。微博在直接发掘新的议题的同时，也从传统媒介那里“抢”走了部分议题设置权。目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舆论形成机 制，即微博率先报道，传统媒体不断跟进，通过议题互动，共同掀起舆论高潮。

2010年网络问政走向制度化

微博成网络问政新渠道

蓝皮书指出，2010年，我国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公众通过互联网关注社会现象、发表不同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热情空前高涨，而政府部门也开始主动通过这种新型渠道探寻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

2010年，新兴的微博成为网络问政备受追捧的新渠道。从中央到地方多个层级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第一时间进驻微博，尝鲜网络官民互动新模式，政府机构与官员开微博蔚然成风。蓝皮书认为，政府机构和官员纷纷开微博的背后，凸显的是中国网络问政水平与日俱进。

在 政府机构微博中，公安微博所占比例最高，引发的关注度也较高。2010年2月，中国首个公安微博“平安肇庆”亮相网络，并进行了实名认证，“引发了一场中 国警务革命”。截至4月30日，广东省公安厅及21个地级市公安局相继注册开通了公安微博。北京、河北等多个地方的公安部门纷纷效仿。据公安部官方网站发 布的数字，全国的公安微博已有800余家。

微 博不仅成为政府及官员信息发布的平台，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更加实际的作用，比如更加方便快捷地接受民众监督、提供线索、进行调查取证等。如沈阳市的民 生微博开通并接受市民注册，厦门警方、江苏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悬赏令，短短数日就告破重大刑事案件等。

另 一方面，网络问政走向制度化。2010年，网络问政制度化建设迈开关键一步。首先，网络问政被许多地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2010年1月召开的安徽 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安徽省明确提出“要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支持鼓励网络问政”。这是网络问政首次被写入地方“两会”的政 府工作报告之中。随后湖南、广州等地也陆续将网络问政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其次，网络发言人制度2009年在部分地区试水后，2010年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10年5月，江苏南京市委宣传部在“中国南京网”开设了“网络发言人论坛”，90名网络发言人均由所在地区、单位的班子成员或中层领导担任。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3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次贷危机；住房信贷市场管理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063—02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受其影响，股指大幅下挫，失业率猛增，经济增量放缓，而后，危机蔓延至全球。

这场危机源于次级贷款，一种以还款能力有限且信用不佳的购买者为对象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2001年至2004年间，在美联储过宽的货币政策下，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热，次级贷款业务发展迅速，这些抵押贷款与其他抵押贷款随即被打包，衍生出多种金融衍生产品，相继在证券市场出售以回笼资金。2004年至2007年，美联储连续加息，这一举措加重借款人还款压力，违约率猛增，进而影响下游产业。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

时至今日，这场危机已大大缓解，在后危机时代，中国仍可从次贷危机中借鉴经验教训，应对住房信贷市场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避免重蹈覆辙。

一、次贷危机的原因

（一）次级贷款设计存在缺陷

次贷产品的设计存在严重的缺陷，不利于风险防范。第一，执行过低的贷款发放标准。在顺市下房价虚高贷款利率低廉，住房市场前景一片大好，贷款发放机构依托着高房价一再放宽贷款审批要求，允许接受私人提供的个人收入证明甚至免于提供。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得不到保证，存在较高违约风险。其次，次贷产品设计复杂。住房抵押贷款采用低首付或零首付，前期利率低且固定，后期实行市场浮动利率，平均利率高[1]。低首付甚至零首付极具诱惑力，后期的市场浮动利率意味着未来月供金额高。申请房贷时借款人难以预知未来政府的调息政策，如此设计，借款人无法对未来的应还款金额和还款能力作出理性判断，盲目选择贷款种类无形中增加了违约风险。

（二）利率升高

利率升高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外因之一。2004年至2006年，货币政策由松至紧，借款人还款利率大幅攀升，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远远高于优质贷款利率，因此拥有更大的增长幅度。此外，高利率压低房价，使得房产交易越发困难，住房持有人难以将持有的房产短期内变现。利率升高加重了借款人的还款负担，超出了其还款能力，也加大违约风险。

2006年后，房价回落，违约数量不断增加，贷款发放机构不得不采用紧缩政策减少贷款发放数量，房屋需求数减少，房价继续回落，如此恶性循环，房地产市场每况愈下，最终危机爆发。

（三）缺失监管

监管当局对次级贷款运作的监管不严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

其一，监管部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对发放的贷款审批不严格，由此而隐藏下的危机将对下游产业带来致命打击。另外，对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放数量及规模没能实行严格控制，对风险的忽视和衍生品的过度使用引发次贷危机。

其二，监管机构的监管漏洞较多。款项被借出后，抵押贷款将被集中卖给投资机构，进而汇入贷款池，分级后证券化，衍生出多种金融产品在证券市场上出售。产业链条涉及各个众多不同机构，需要各监管部门密切配合，系统太过庞大繁杂容易出现监管漏洞和死角。

另外，监管部门对表外信息不够重视。部分证券化产品属表外业务，并不在资产负债表里体现，短期内无法快速预测风险。

二、中国住房市场现状

（一）房价过高，催生泡沫

如今中国住房市场现状与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因住房价格已大大超出支付能力，购房者普遍借助贷款买房。近年来房价飙升，持续出现强劲增长，中国持续不断地进行房地产调控，限购和限贷双管齐下，试图稳定房价，遏制炒房现象。虽然调控初见成效，房价增速放缓，但远未回归合理价位，仍然偏高。

联合国有关机构指出，当发展中国家房价收入比不超过6倍时，中等收入家庭有能力进入住房市场。然而，2002年至2007年，中国房价的平均年上涨幅度超过10%，同期，平均房价收入比高达7.4[2]，其中北京、沈阳、南京、广州等中大城市的比率均超过20，2010年起实施的宏观调控并未使房价出现明显回落，这意味着在这些城市中，房价仍处于高位，中等收入家庭购房能力十分有限。

按国际通行惯例，月供收入比的三分之一为还款警戒线[3]。2008年对中国几个主要城市的调查分析显示，样本城市的家庭月供收入比达75%，对于收入排名前60%的中高收入家庭的月供收入比高达54%[2]，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家庭将面临较重的还款负担，银行面临高违约风险。

（二）公共住房供需矛盾突出

公共住房主要面向对住房有刚性需求又不具备负担能力的群体。我国住房供应体系包括廉租房等11种住房，住房供应多样化，其中属于公共住房性质的有5种，其中4种与公共住房交叉[4]。目前我国公共住房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资金尚未到位且缺乏有效管理，住房供不应求仍是主要的问题。第一，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均较低，对公共住房有较大需求。第二，近年来出现了处于保障范围和市场之间，无力购房的同时也无法被纳入住房保障体系的“夹心层”群体，包括收入超出保障标准却无力购买商品房，或有能力购买但是无力购买自认“适合”的商品房的群体，以及因户籍问题或其他因素不符合保障性住房标准却无力购买商品房的人。这部分群体的数量逐渐增加，且流动性大，相关的住房保障政策仍未明确[4]，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三）融资方式单一，资产证券化尚在起步阶段

国内房价及房价收入比长期居高不下，民众凭借一己之力无法进入购房市场。在中国，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贷款，因此，金融系统成为风险聚集地。资产证券化是分散和转移风险的有效手段。2005年，《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标志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启动[5]。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运作时间短，现仍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的业务在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督下进行，同时对发行总量进行控制，目前业务发展较为规范[5]。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住房信贷风险防范

（一）加强贷款审批，加强监管

降低违约风险应从加强审批和监管做起。银行等金融机构首先要对贷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抵押资产作出准确评估；对贷款人还款能力评判标准进行细化和量化，让操作有据可依，有标准可参照，过程中严格执行。现阶段，国内的审批制度太过于依赖收入证明，这类文书容易伪造且可信度不高，因此应考虑结合贷款人缴税单，银行对账单等资料，共同判断贷款申请人的收入情况和还贷能力。再则，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客户信用信息网络，区域之间进行资讯共享，并对贷款人进行信用跟踪。同时，有关部门应建立密集的监督网络，实行强有力的功能监管，建立完善的风险监管体系。

（二）遏制房地产投机行为

房价高居不降，催生了一群贪婪的投机者，期望从低买高卖的过程中赚取高额利润。投机活动难以预测，顺市下投机者在房价走高时买进，推高房价催生泡沫，扰乱市场秩序；当泡沫破裂时价格回落，投机者大量抛售加剧房价下跌，将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2010年起，虽各地纷纷出台调控措施，限购和限贷双管齐下，在打击投机行为上已有不小成效，但强制性政策打压和限制购房需求并不是长久之计，还应更多遵循市场规则。对购买多套房和高级住宅的人群，可制定不同的贷款政策，适当提高贷款利率或加大其首付比例，严格执行房产转让过程中的征税政策，针对购房者拥有的房产数和房产特征，对高档住宅提高税率，增加多套房所有人的购房成本和转让成本，从而更好地抑制投机购房现象。

（三）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宏观调控前，央行须对可引起的后果进行充分估计。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美联储进行调息之前绝非没有考虑房价大跌的可能，但没充分估计到调息后一系列连锁反应的严重性。央行应借鉴经验教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在进行宏观调控前应充分估计到可能引起的房价变动，以及受房价变动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对宏观调控所能引起的后果进行充分估计，制定应急预案，不能掉以轻心。

对住房贷款的发放审批时刻保持警惕。目前，房价仍居高不下，通胀较高，在缺乏有效投资途径的中国市场，房地产投资被普遍认为是保值抗通胀的有效方法之一，相同的，住房抵押贷款被各大银行认为是优质资产，备受青睐。这些现象容易使贷款发放机构放松警惕，放宽审批标准，或发放贷款后疏于管理。因此，各大商业银行应对信贷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四）适度推广住房证券化[6]

中国的住房信贷市场拥有融资渠道单一的特征，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资产证券化是很好的分散和转移风险的手段，不仅能有效化解银行业内的大量积聚的风险，还能推动促进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资产证券化不能消除风险，其最终结果好坏取决于金融资产质量以及行业监管环境，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银行系统有待完善，還需加强贷款审批和风险把控，谨慎提防因过度证券化而引发的危机。

（五）加快住房建设

解决住房问题是我国重要的民生项目之一，加快住房建设，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刻不容缓。目前为止，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经济租用房的建设管理虽然尚未到位，但已经开始缓解住房压力。针对新出现的“夹心层”群体，除了提供廉价租赁房和公租房以外，还可选择发放住房补贴，通过完善税制来调节房地产经济，平缓房价，减轻购房压力，满足具有刚性住房需求的群体。

参考文献：

[1]翟晨曦.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思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郝益东.中国住房观察与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白璐.由美国次贷危机看我国房贷市场管理策略[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1，（1）.

[4]宋斌.次贷危机与我国住房信贷风险防范[J].财经科学，2009，（5）.

[5]孙念北，陈建辉，胡继元.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影响及建议[J].中国货币化市场，2008，（8）.

[6]温志强.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政府完善房贷市场管理的启示[J].财会研究，2011，（11）.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4

从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 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纵观世界经济的历次金融危机, 无论从危机的形成机制、波及范围还是从危机的传导机理来看, 没有任何一次能够与当前全球共同面对的这一轮新型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这次危机具有新的自我加速与向外扩散的传导机制, 主要表现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借助一体化的金融市场转移和分散风险, 这就要求以美元为主要储备币种的国家积极应对。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正是以美元为主要储备币种, 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当大, 而且结构上过度集中于美元和美元资产, 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复杂格局和严峻挑战。鉴于外汇储备管理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的特殊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提出了新的问题。怎样缓解汇率风险和外汇资产价值下跌风险的潜在冲击, 正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机构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中国外汇储备现状

2005年7月21日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在此基础上, 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从外汇储备规模增加的来源来看, 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 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的流入是主要的渠道。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外汇储备仍旧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截至2008年9月底, 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1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 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外汇储备规模过大易引发本币升值, 打压出口、减少就业、外汇储备贬值、贸易摩擦加剧、增大机会成本。外汇储备规模增大的过程还是一个本国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大的过程, 易引发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与此同时, 外汇储备规模过大, 一方面会对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会有更高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 根据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 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实现会越来越难, 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

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仅将面临美元贬值的汇率风险, 还将面临美国国债、机构债产品的市场价值下跌的价值重估风险。依据IMF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 (COFER) 数据库, 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美元资产约占65%, 欧元资产约占25%, 英镑、日元及其他币种资产约占10%。

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中大量以美国国债及机构债为主。而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 (TIC) 定期公布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料所推测的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中, 中长期国债约占50%, 中长期机构债约占35%, 股权、企业债与短期债券约占15%。

由于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最为严重, 美元资产最容易遭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美国央行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连续10次降低利率, 使得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8月的5.75%降至2008年12月16日的0.25%以下。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一路走低, 自2008年10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1年期国库券利率持续走低, 截至2008年12月22日, 收益率降到0.39%。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占据主要份额,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全面下跌, 使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大大下降。此外, 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使中国外汇储备在海外的投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总体来说, 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汇资产的巨大冲击, 是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在全球金融危机下, 中国外汇储备除了要在规模、币种结构以及投资结构方面进行调整之外,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需要也应该进行适合的转变, 这是由货币国际化的固有特性决定的。事实上,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的角色日益突出, 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正在不断提高, 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国际化趋势已有所显现, 在亚洲的区域国际化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这为人民币在未来实现国际化提供了一定基础, 也为解决中国外汇储备问题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备选方案。而且,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 目前的国际货币环境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契机。

三、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的部分职能或者全部职能 (包括计价、流通、支付、储备等职能) , 从一国的适用区域扩张至周边国家、国际区域乃至全球范围, 最终演化为全球通用货币的动态过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 在境外流通, 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交易、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 除了可以获得铸币税, 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 减少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 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以及国际投资的发展之外, 还有助于缩减中国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 如果人民币跻身成为国际货币, 那么其自身既是一种计价货币又是一种储备货币;另一方面,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逆差融资的能力, 可以增发货币而自我取得融资。另外,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强的融通资金能力, 降低持有外汇储备的规模,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外汇储备过多而导致外汇占款过多造成的被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 有助于内外均衡。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信贷紧缩, 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的时期, 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也是缓解压力的合理选择。

(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

当然, 人民币国际化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 判断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关键货币, 应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汇率要稳定, 这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其次, 经济发展应保持较高的水平, 这是一国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的基础;此外, 要拥有充足的国际市场供给以及一定规模的周边流通量。

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 人民币价值基本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政府承受住经济增长放缓、商品出口减少、市场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 坚持人民币汇价的稳定, 为人民币在区域或国际的流通和使用奠定了良好的信誉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经济增长强劲, 经济产出的增长率不断提高,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随之不断提升。1980-2007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 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之首。虽然2008年经济增速可能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有所回落, 但是相对于全球其他国家来讲, 前景相对来讲仍然比较乐观, 为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特别是为世界各国将来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从贸易总量上看, 就进出口贸易而言, 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总额2007年高达1.218万亿美元, 占到了全球商品出口贸易的8.8%, 位居全球第2;2007年在全球商品贸易进口国排名中, 中国以956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进口总额排名世界第3, 占到了世界商品贸易进口额6.7%的份额。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 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正在成为重要的结算货币。例如, 目前中国已与越南、蒙古、朝鲜、俄罗斯、老挝、尼泊尔等国家签订了双边结算与合作协议, 而人民币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中的结算量更是逐年稳步提高, 成为与这些国家边贸结算中的主要货币。另外,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 人民币同本地货币和美元一样可以用于支付和结算。在菲律宾, 2006年12月1日起已经将人民币纳入其官方储备货币。所有这些发展都表明, 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和使用, 人民币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具备了一定基础。

(二) 当前国际货币环境

美元、欧元和日元因为各自的实体经济强大而成为国际3大货币, 美元又因为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而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和主要的结算货币。按照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 在全球经贸结算货币总额中, 美元占45%, 欧元占35%, 日元占10%, 其他货币仅占10%。

从美元来看, 次贷危机爆发后, 美元走势一路下行, 严重挫伤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美国经济开始走入低迷和衰退状态。随着美联储的连续降息行动, 美元新一波的弱势也将重新开始。从欧元来看, 在美元不断走低时期, 欧元的汇率表现非常坚挺, 其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也有相当比例, 欧元大有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态势。遗憾的是, 次贷危机爆发并及时传导到欧洲, 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美国, 欧元对美元汇率在2008年2季度以来出现了高达20%的跌幅。美元和欧元的波动尚且如何剧烈, 其他主要货币更是难以独善其身。澳元的表现最具戏剧性, 2007年的全球“最牛”货币在2008年几乎变成了全球“最熊”货币, 日元因为自身的低利率, 近期出现了罕见的上升走势, 但是由于日本实体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 这种上升可能难以为继。因此, 人民币“国际化”也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愿望, 尽管今后“热钱”增多的风险与日俱增, 但它们长期化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也就是说, 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国外投资者, 都迫切需要分享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成果, 同时也需要一个新的“避风港”, 规避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风险。这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四、结论

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遭受了严重冲击, 外汇储备管理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短期来看, 中国外汇储备在规模、币种结构以及投资结构方面的调整是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家外汇资产的冲击的暂时选择, 然而从长远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才是最终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管理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人民币国际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当前的国际货币环境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契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 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 促进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建设, 应当是我们长远追求的目标。从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长期战略角度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值得管理层站在国家战略调整的高度认真考虑的长期策略。

参考文献

[1]、张超, 曾祥胜.警惕巨额外汇储备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J].商情教育经济研究, 2008 (3) .

[2]、黄立红.次贷危机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出路[J].商务周刊, 2008 (9) .

[3]、邱雪峰.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8 (4) .

[4]、陈雨露, 张成思.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战略调整[J].国际金融研究, 2008 (11) .

[5]、黄文青.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J].时代经贸, 2008 (2) .

[6]、杨小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新特征与人民币国际化[J].上海金融, 2008 (12) .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5

郎咸平：中国真正的危机是制造业危机

中国真正的危机叫制造业危机，根本不是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只是让问题更严重了。

中国为什么成了出口导向的国家，因为地方政府的两大政策，第一个是抓建设拉动GDP，另一个叫做招商引资。抓建设拉动GDP，就是地方政府通过修桥铺路等途径，由钢筋水泥堆砌起来了的GDP。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我国GDP当中有57%的组成都来自钢筋水泥，居民消费被压缩到只占GDP的35%。2009年的情况更糟糕，全年GDP当中有67%组成都是钢筋水泥。

因此，中国成为消费力严重不足的国家。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消费占GDP的70%~80%，可见我们经济的发展有多么扭曲和畸形。

我国地方政府疯狂地招商引资，至于招商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劳工剥削，地方政府基本上不管。大力招商引资的结果就是我国产能大幅度扩张，2008年的产能已经高达GDP的70%，但2008年我们只消费了35%的产能，剩下35%消费不了的产能怎么办呢？只有出口给外国人消费，因此不得不以出口来消化产能过剩，通过出口拉动了中国的经济。

问题是，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是借钱的超前消费，简称“泡沫消费”。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而金融海啸就造成了美国泡沫消费的爆破，从而打击了我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所以到了2009年，我们的制造业更辛苦了，不仅有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还有产能过剩。因此，大家更不想投资了，大量制造业资金进入楼市、股市，所以从2008年11月份开始，中国的股市领先全世界回暖。为什么？制造业不想干了，把钱都拿去炒股。2009年年初开始，楼市也回暖了，为什么？制造业不想干了，把钱都拿去买高档楼盘，又去买汽车、奢侈品，所以，中国经济看起来回暖，其实是制造业不想干后造成的泡沫现象。

中国经济生病了，第一个病是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第二个病就是产能过剩，而生病的必然结果就是发烧，但是，我们这个感觉良好的民族把发烧解读为回暖。

当初，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发烧现象，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状况终于证实了我当时的观点，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底首度承认中国失业人口高达2亿，而不是统计局所谓的2000万。这个失业数字也是我2008年9月份在上海宝钢演讲时做出的预测。现在回过头看，如果政府能够重视我当时的预测，今天情况也不至于如此恶化。

2008年年底和去年，我们又犯了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政府仓促之间连续开了六大“虎狼之药”，包括农业改革、医药改革、四万亿、十大产业振兴方案、汽车家电建材下乡、2009年六成银行信贷投入基建。

农业改革和医药改革都没能治疗我们经济的两个病，而剩下的四大“虎狼之药”表面上是拉动了内需，实际上是利用了明天的产能过剩，消化了今天的产能过剩。以四万亿为例，四万亿基本投资在中西部的基础建设上。以高速公路为例，建好了之后基本没有车在上面跑，而没有车跑的高速公路统统叫做产能过剩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建好之后，由于不需要钢材水泥，因此把这两个行业打回原形成为产能过剩。

这六大“虎狼之药”没能治愈第一个病，却使得第二个病——产能过剩更严重了。既然病更重了，那么发烧就应该更严重。这个持续发烧就是来源于去年剩下的四成信贷借给以国企为主的短期信贷。这些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两个病解决了吗？没有。既然没有解决，他们突然拿到这么多的银行信贷，他们会干什么，炒股还有炒地皮，所以更多钱进入股市、楼市，就造成了更严重的发烧。

讲到最后，你发现股市受到三笔资金的冲击：第一笔资金，制造业资金；第二笔资金，国企手中的信贷资金；第三笔资金，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这三笔资金进入股市，又造成股市的发烧现象。

楼市呢？制造业资金首先进入，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不敢进入实体经济，接着进入楼市，这两笔资金叫做投机性资金，基本上冲击高端楼盘，所以造成了股价和楼价同时涨的泡沫现象，而且是高端楼盘拉动。这就是我们中国2010年的一大危机——资产泡沫化。

肥胖的中国危机重重 篇6

中国挤入世界肥胖排行榜

可能很多去过欧美的人都会觉得，与壮硕的西方人相比，中国的胖人根本不算多。不过，这并不能成为中国人逃避肥胖问题的借口，就像有专家曾指出的：“中国曾是拥有最瘦人口的国家之一，如今它正迅速地赶上西方国家。令人不安的是，这一切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

2011年，一张世界肥胖病发病率排行榜统计图表表明，中国列在全球第10名。今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发表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人肥胖增长的速度已经全球第二，仅次于墨西哥。刚刚公布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并强调，不只是中小学生，包括成年人和老年人，超重与肥胖率都在持续增长，中国已经进入肥胖时代。

最近，《生命时报》联合搜狐网进行的千人调查显示，90%多的人表示周围的胖人越来越多。其中，39.77%的人5年来腰围增长了1～2公分，31.68%增长了3～4公分，12.17%的人腰围增长了5～6公分，4.41%的人增长了8公分以上。更有不少人表示，5年之内自己体重猛增10斤左右。参与者还计算了体质指数(BMI)，结果显示，25.2%的人超重，6.75%为肥胖，2.41%为非常肥胖。

中国人迅速胖起来的现象也早已引起西方人的关注。2008年，一份发表在美国《保健事务》杂志上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当时的肥胖人口已达3.25亿，增幅超过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中国人的腰围增长速度竟是世界之最！而这个数字在未来20年，还可能增加一倍。

中西方看待肥胖有差异

《肥胖的中国》一书作者保罗·费兰奇的话说：“多数中国儿童的饮食习惯都非常不健康。许多人一味地模仿西方生活方式，几乎很少参与体育运动。”当然，从肥胖率上看，中国的问题与英美等国还有一定差距，但从社会的重视程度和肥胖走势上来看，我们显然更加危机重重。下面，不妨看一下外国人在对待肥胖上的态度：

胖人不受政府欢迎。日本政府曾颁布“腰围法律”，规定凡是年龄在40～75岁之间的企业员工都要定期接受腰围检测。如果腰围超标，必须在3个月内自行减肥；如果减肥失败，则必须接受饮食控制教育；半年后仍然超重者，则要自动离职。如果员工减肥不力，企业还将为此被罚款。制定这样的规则，目前在中国却难以想象。

企业奖励瘦身员工。德国各大公司纷纷参与“健康激励计划”，对减肥的员工给予重奖。如宝马公司会向参加“健康激励计划”的员工平均每人支付500欧元，用于奖励每周健身3次的员工。而与此相对的是2006年沈阳大健康体检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企业家的肥胖比例高达64.64％，且不少人还得意自己的“老板范儿”。

肥胖学生拿不到学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林肯大学规定，所有三年级学生要进行体质检测，凡体质指数（BMI）在30以上的肥胖学生，必须参加规定的健身课程，否则拿不到学位。可在国内，学生们为数不多的体育课，还常常要让位于文化课。

控制体重有四宝

其实，在中国肥胖率激增的同时，各种减肥产业也正搞得风生水起，减肥产品卖得红红火火，养生及健身场馆也必然少不了减肥的噱头。但你到底该不该减肥，什么才是超重、肥胖，却是很多人都没弄清的事。

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体质指数BMI（体重（千克）/身高（米）的平方）值“24”为中国成人超重的界限，BMI“28”为肥胖的界限；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为腰围超标的界限。两者均达标，才属于健康人群。

而要保持住最佳体重，专家建议不妨备好以下四宝。

一台体重秤。判断肥胖，BMI是基本标准之一，而对成年人来说，也可以简单地将体重作为判断标准。可以按照多则一个月，少则一周的频率测体重，一旦发现不良趋势，便于尽快调整。

一根皮卷尺。首先测量腰围是否维持在正常范围，此外，还可以测一下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如果男性腰臀比例在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表明是内脏脂肪过剩的高危人群。

一把小油壶。吃油过多是长胖的重要原因。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人每天吃油应不超过25克。此外，小油壶存在的价值，还在于提醒你要吃得健康，比如，除了油的摄入，甜食也要有所控制。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7

2007年LG翻新机事件随着全国媒体的不断报道与挖掘, 各种负面消息纷纷曝光, 从LG冰箱翻新、LG空调翻新到LG彩电翻新, 小作坊做出大品牌, LG旗下的各类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也迅速下滑。翻开跨国公司行销中国的历史档案, 我们不难发现, LG翻新机事件, 不过是跨国公司众多信任危机个案中最新的一个。2006年9月15日, 国家质检总局在日本SK-Ⅱ品牌的多项化妆品中, 查出禁用成分铬和钕。2007年3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不合格产品中达能旗下的依云矿泉水因“细菌总数超标”榜上有名。据粗略估计, 从2001年至2007年, 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遭遇到的危机多达100多起以上, 造成的损失也达到100亿人民币以上, 包括沃尔玛、宝洁等众多著名跨国企业, 都未能幸免。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危机的原因分析

1. 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 不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些差异, 就难免会在中国碰壁。例如, 耐克广告片“恐惧斗室”中出现中国龙和中国人形象被美国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轻松击败的画面, 引起消费者的一片愤慨, 耐克也在舆论的压力和国家广电总局的干预下, 不得不做出书面道歉, 并停止播放该广告。这类危机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的文化风俗不甚了解。

2. 制度差异

相比西方社会, 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架底下, 存在着许多制度层面的差异。不熟悉这些制度, 就不能在这个市场正常经营下去。例如, 沃尔玛在全球都没有建立工会的先例, 所以在进入中国十年后, 沃尔玛仍拒绝建立工会, 漠视劳工权益, 被称为建立工会的“钉子户”。鉴于沃尔玛, 藐视中国的《工会法》的行为, 上海市一度拒绝沃尔玛进入。2006年7月29日, 沃尔玛不得不在福建晋江店建立了第一个工会。这充分说明, 对中国独特制度的理解和尊重, 是跨国公司行销中国的必修课。

3. 标准差异

在转型的中国市场中, 许多行业、产品标准还不完善。即使制定了标准, 也可能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 而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有一定距离。这就要求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之前, 认真学习这些标准, 并做出适当的调整。否则, 一旦出现“在国外没有问题, 在中国却行不通”的超标情况, 就很被动了。

4. 民族情感

在消费者行为学领域,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指的是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偏见和维护民族经济的现象。譬如, 早两年中国消费者对日货的抵制, 就是典型的例子。跨国公司应努力避免消费者对其品牌产生抵触情绪, 尤其要注意在品牌传播的过程中避开那些敏感话题, 以免伤害消费者的民族情感。例如, 在日本丰田霸道的广告中, 出现了石狮向霸道汽车敬礼的画面, 引发人们对卢沟桥事件的联想, 极大地激起了民族情绪, 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 指责甚至抨击丰田公司的行为, 给其品牌形象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5.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是品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作为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佼佼者, 跨国公司更应特别注意产品质量的监控, “能力越强, 责任越大”。但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洋品牌”还存在着各种产品质量问题, 危机的爆发也在所难免了。例如柯达LS443数码相机存在黑屏、镜头无法伸缩、曝光过度等, 都属于质量不过关的情况。

三、建立跨国公司危机管理的5S机制

1. 危机防范方面, 广泛学习, 细致准备 (System of precaution)

防范, 是跨国公司危机管理的关键;学习, 则是防范危机的重点。只有从过去到现在、从南方到北方、从宏观到微观, 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这个特殊市场的显规则和潜规则, 跨国公司才有可能摆脱危机的烦扰, 从而立于不败之地。首先, 要全面了解中国的宏观环境, 并及时关注国家新政策的颁布;其次, 要仔细研究中国的行业标准;再次, 要注意把握中国消费者心理, 了解并尊重文化差异;最后, 要注意构建与媒体的和谐关系。

2. 培养危机意识, 时刻准备 (Stand by)

培养危机意识, 跨国公司必须充分认识到危机随时可能发生, 对任何突发事件, 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准备的要点包括:建立专门的危机处理小组、制定各种危机处理的备选方案、确定具体的危机公关行动计划等。此外, 要想在危机来临时做得不被动, 光有危机意识是不够的, 还要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建立危机预警系统, 及时捕捉企业危机征兆, 及时为各种危机提供切实有利的应对措施。这包括:第一, 组建公关危机管理小组, 全面清晰的对企业可能面对的各种危机进行预测, 对企业所有的员工进行危机培训, 在危机结束时, 能够及时调整公司的各种行为, 重新塑造公司美好形象。第二, 建立危机警报体系, 确定危机级别, 大致分为三级:由于产品或者包装、服务不够规范、消费者使用产品不当等引起投诉的一般性事件;产品质量问题引起消费者投诉, 媒体与政府介入查询调查的紧急事件和产品质量问题致消费者死亡, 新闻媒体的暴光, 严重损害组织形象的谣言, 各种司法诉讼的重大事件。第三, 确立处理程序和实施细则, 当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 组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有效处理, 确定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这是危机预警系统建立的关键, 是组织实施危机管理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3. 危机发生, 反应迅速 (Swiftly respond)

在危机发生后48小时~72小时内是企业披露危机事实并制定解决方案的最好时机, 超过这个时限, 危机就有可能失控。越早沟通越有利于企业抢占信息传播的先机。对危机的反应速度, 体现了一个公司的专业素质, 更重要的是, 它将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企业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对危机的判断与定性, 是信任危机, 是品牌危机, 还是服务危机, 或是产品危机?了解后, 立即表明自身对事态的立场, 取得公众与媒体的信任, 避免被媒体和公众不着边际的猜疑。需要指出的是, 网络时代的信息, 既不能回避, 也难以掩盖, 必须积极地进行正面引导。

4. 面临危机公关, 需要态度诚恳 (Sincerely apologize)

只有敢于承担责任的企业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尊重。作为危机公关, 诚实、信用、坦诚是最重要的原则, 也是危机公关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但有些跨国公司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非但没有以诚恳的态度与消费者沟通, 并承担应有的责任, 往往会给市场以不负责任的印象, 给消费者留下极坏的印象。另外, 在危机发生之后, 对反面意见进行打压, 并将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为自己的敌对面, 采取进攻式公关在中国的环境中是不智之举。卓越的企业都明白, 危机公关的核心在于用真诚和低姿态理顺民意, 赢回民心, 而不是进攻。

5. 理智的应对媒体, 安抚经销商, 危中寻机 (Seeking chance)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 危机不仅仅是危险, 同时也是机遇。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企业若能以诚恳的态度、在第一时间作出正确的反应, 不但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还有可能给消费者留下负责任的良好的企业形象。借助媒介是指通过发布与危机有关的信息, 减少损失, 及早控制事件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稳定受害人员及其家属的情绪。应对媒介主要是接受其采访和提问。举行新闻发布会和接受媒体采访给公司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沟通机会, 使媒体真正了解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企业正在采取何种弥补措施等。

参考文献

[1]游昌乔:应对信任危机的5S原则[J].商界 (中国商业评论) , 2007 (3)

[2]林景新:中国式企业危机管理[M].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7.9

[3]阳翼:跨国公司中国管理的5s模型[J].牛津管理评论网, 2007 (9)

[4]郑成武:媒体危机公关5S通用原则[J].中国行政管理, 2007 (6)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8

风是自然界空气流动的产物, 由于地球表面受太阳光热的不均匀, 空气的冷暖程度就具有差异性, 其差异性就导致了热空气的上升和冷空气的下降, 这样冷暖空气的流动就产生了风。从气象学上讲, 按照当代风力等级表风可分为无风、轻风、微风、和风、劲风、强风、疾风、大风、烈风、狂风、暴风、飓风等12个等级, 风力等级愈大, 其对事物产生的的影响和作用也愈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就有许多带“风”的成语与人的事业发展状况、事态发展的进程相关, 如:一路顺风、风调雨顺、顺风顺水、春风得意、乘风破浪、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平地风波、不测风云、风云突变、风起云涌、风雨飘摇、山雨欲来风满楼、秋风扫落叶。所谓企业的“风”式管理, 就是企业管理人员巧妙创造“风”源、恰当选择“风”的传播途径和合理利用不同等级的“风”对管理绩效形成实质性帮助, 对企业员工实施有效激励, 以确保企业决策执行的高效性的管理过程。

二、积极创造“风”源

由上可知, 空气的冷热不均匀是形成风的根本源头。对于中国企业来讲, 风源有三类:一是作为“天”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与作为“人”的企业中层干部的思维“温差”;二是作为“人”的企业中层干部和作为“地”的企业员工的思维“温差”;三是作为“天”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与作为“地”的员工的思维“温差”。这三种“温差”从根本上而言, 主要来源于由于市场环境的变革导致企业管理各层级思维方式的改变程度不同。例如, 企业高层管理者或企业中层干部在参观国外或国内具有先进管理能力的企业或接受优秀管理理念培训后, 希望将这些优秀管理思想引入企业管理, 让自己的企业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就会与已经习惯原有思维方式的基层企业员工形成强烈的思维“温差”;再如, 企业员工在社会对其他类似企业进行比较或参加其它管理方面培训后, 也会与企业高层管理者和企业中层干部形成思维“温差”, 这两种“温差”都会构成正风与逆风。当然, 现有中国企业在贯彻、决定执行某一项决策时, 总是存在着一个执行力的问题, 所以企业中层干部对企业高层管理者思维的领悟程度, 也会形成思维“温差”。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们, 特别是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要勇于学习、善于学习、积极推广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 做到先进管理经验与自身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勇于制定适合自身企业促使其快速成长与快速壮大的各项管理目标与政策, 巧妙创造与企业中层干部、企业基层员工的思维“温差”, 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创造风源。[1]

三、合理控制“风”力

自然界的风由于风力的大小不同, 会给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风力太小和太大都不会给予人们以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只有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大小适度的风力才能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这样的风力才是人们所期盼和企望的。企业在具体实施“风”式管理的过程中, 合理控制“风”力的大小也是“风”式管理成功的核心环节。从理论上讲, 以往对于企业决策的重要性主要从企业发展的角度, 或从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而从“风”式管理的实际执行角度上看, 企业决策的重要性应从是否与企业员工利益相关的角度进行分析, 这更加有助于企业决策的有效执行性、有助于合理地控制“风”力。为了保证“风”式管理的针对性使用, 企业决策与企业员工利益的关联程度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 与企业员工利益存在重大直接相关的决策;第二, 与企业员工利益存在一般直接相关的决策;第三, 与企业员工利益存在间接相关的决策。企业高层管理者应根据以上几个层次的决策, 采取不同的“风”力层次类型实施管理。例如, 企业管理者在做第一种决策时, 应当采用在企业员工可接受范围内的最大“风”力, 表明其对本企业员工切身利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切不可掉以轻心、马虎了事;在做第二种决策时, 可以采用较大的“风”力, 能让企业员工知晓、明了这一决策的内容与作用;对于第三种决策, 则可以采用较小的“风”力。

四、巧妙选择“风”的传播途径

自然界风的传播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而企业在具体实施“风”式管理的过程中, 除了要积极创造“风”源和合理控制“风”力的大小之外, 巧妙选择“风”的传播途径也是“风”式管理成功的重要环节。而对中国企业来说, “风”的传播途径则大致分为三种:

1. 高层——中层——基层:

这种类型“风”向传播, 可以叫作企业顺层次传播, 适合于企业绝大部分决策的“风”向传播。它的优越性就在于企业高层管理者投入的精力与时间相对较少, 而其缺点也是较为明显的, 它对企业中层干部的个人素质要求极高。可以说, 企业中层干部对企业的忠诚度、与企业高层管理者思想的默契程度是实施此类“风”向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

2. 高层——基层:

这一种类型的“风”向传播, 我们又可以叫作企业跨层次传播, 它较为适合于企业一些特殊决策的“风向”传播。比如, 企业对部分员工的职务晋升或局部政策的调整可以采用此类“风”向传播, 相对第一种类型的传播来讲, 企业高层管理者主动性较强、控制力较好是它的优越性, 而其缺陷则在于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与时间。

3. 中层——基层:

这一种类型的“风”向传播, 也可以叫作企业隐层次传播, 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不直接浮现台面而是处于幕后。这一种类型的“风”向传播, 较适合于企业关于人事变动等的决策执行。此类“风向”传播要求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艺术驾轻就熟, 同时又对中层干部的使用与驾驭十分熟练。只有这样, 这类型“风向”传播才会得以有效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很多的决策有实施“风”式管理的过程之中绝非单一类型“风”向传播管理可以完成, 而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风”向传播类型构成复合型“风”向传播。譬如, 对中国而言, 任何一项与个人利益存在重大直接关系的决策, 不论采用任何单一方式的传递渠道, 都会使人感到太突兀、难以接受。中国人善于接受的是开始是有一些风声, 大家暗自揣测, 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并有相应地应付办法。只有这些, 接受或执行该项决策才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因此, 与企业员工利益存在着直接而又重大关联的决策, 较适合用中层——基层的类型先给企业员工打个底, 然后用高层——中层——基层开始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态度, 最后用高层——基层这种类型把重大决策确定下来, 这样就有助于企业员工对决策的理解、消化与吸收。[2]

五、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风”式管理的实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 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随着危机进一步加深, 各行各业似乎都深受其负面影响, 包括实体产业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所难免, 中国企业也需及时探索在金融危机中的“生存之道”。在此背景之下, 中国企业“风”式管理的实施就显得尤其重要。为此, 笔者从以下三个层次进一步分析与阐释中国企业“风”式管理如何有效地实施。

1. 凡是涉及与企业员工个人利益存在直接相关的重大决策, 该如何有效地实施“风”式管理?企业员工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 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地”, 它所追求的无非一个字“利”而已。“地利”与“天时”、“人和”是构成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 企业高层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地利”的重要性。与企业员工个人利益存在重大直接相关的重大决策, 无非是涉及员工个人薪酬、福利等相关人力资源决策。企业员工对此项决策是十分敏感的, 因此, 对于敏感性较强的相关人力资源决策, 对企业发展是必须的, 随意更换是不现实的。只有改变宣布执行的方式, 才能保证该项决策能有效执行。[3]在执行时应充分讲求艺术性, 具体讲, 企业高层管理者可以着手从非相关决策部门入手来综合解决此问题。首先, 企业高层管理者把相关改革举措藏在心中, 让非相关决策部门讨论一下薪酬结构方面问题。此时, 关键在于“风向标”是向非相关决策部门, 风力是“微风”, 此时风力不宜过大, 否则效果极差, 暗示该类部门员工企业开始关注薪酬福利方面政策的改进了。此时由于是微风吹拂, 员工的心态也许会认为这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心血来潮, 因此员工并不十分重视参与, 仅仅是走个“过场”, 但员工们的确感受到微风拂面了。在正常的情况下, 非相关决策部门在一定时限后将讨论结果形成书面材料递交人力资源部门, 企业高层管理者这时不应急躁, 而应将此事缓一缓, 间隔一段时间后再将其提上议事日程, 将非相关决策部门的书面材料进行反复研究, 列出相关问题, 有针对性地要求这些部门继续讨论。此时, 企业高层管理者在宣布时应采用“劲风”的力度, “风向标”不变, 显示出自己对此事的重视, 各中层干部也会逐步引起重视, 让员工积极参与并加以讨论, 给予相关政策建议。此时员工的心态开始转变, 认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不是心血来潮, 至少现在十分重视此问题, 因此讨论开始渐入实质。“劲风”来得快, 风力较强, 效果开始渐现。企业高层管理者此时也不应急于拍板, 而将相关讨论意见集中起来, 列出相关问题, 注意此时也应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但时间比上次短。第三次, 企业高层管理者再用“强风”的方式让员工进一步讨论, 最后再形成决议。此时, 员工的心态也接受了薪酬结构调整这一事实。由于问题设计来自于高层综合基层各方面意见形成的新的薪酬方案, 比较容易接受、执行与理解。究其以上过程, 从微风——劲风———强风, 风力逐步加强, 制度产生由员工自发形成, 这样执行才是有效的。[4]

2. 凡是涉及与员工利益存在一般相关的决策, 由于员工的敏感性似前者不是十分敏感, 因此在实施“风”式管理时就可以简单一些。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虽然不是十分敏感, 但也应考虑员工的可接受性, 因此宜采用“劲风+强风”的模式。首先, 利用劲风力度让相关非决策部门员工展开讨论, 让员工充分认识此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的必要性, 汇总后列出相关问题, 再利用强风力度, 进而要求非相关决策部门进一步讨论, 直到制度或决策的形成和宣布执行。

3. 凡是涉及与员工利益间接相关的决策, 员工的敏感性相对比较麻木。因此实施“风”式管理时可以仅用“微风”模式, 即利用“微风”让非决策部门员工讨论一下, 让他们了解企业将在部分决策上进行调整, 然后再宣布执行则可。

当然, 企业之“风”的源头还有基层逆向之“风”的使用, 但站在企业高层管理者与企业发展的角度, 这里就不再探究了。“风”式管理在讲求“天人合一”和“顺其自然”的我国, 它与其他管理方式相比可能更具有解决我国企业管理中相关决策制度方向性问题的基础,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更能彰显出它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人性化, 其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有效性也将更进一步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徐淑英, 刘忠明.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陈春花.企业文化管理[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3].刘冀生.企业战略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9

一、困境: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

美国著名学者罗森塔尔(Rosenthal)认为,公共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P8)中国著名学者薛澜等人认为罗森塔尔的定义准确地反映了公共危机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公共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2](P25)从上述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抽象特征上,公共危机一般具有公共性、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极大的危害性等特点。而从字面上看,危机既意味着危害,也意味着机会与转机,即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影响上的双重性的特点。正如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诺曼·R·奥古斯丁(Norman R.Augustine)指出的,“每一次危机本身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也蕴藏着成功的种子。”[3](P2)转型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利益格局的解体、权力体系的瓦解、社会结构的分化、人口流动的加剧等一系列剧变,加之全球文化的交汇与碰撞,又引发了社会文化的激荡、传统思想观念的嬗变等等。所有这些剧烈的变化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中国因而进入了公共危机的频发期。就现实观察而言,全球化浪潮下和转型期中国的公共危机形态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1)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元化;(2)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大规模;(3)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加强;(4)危机波动方式多元,震动频度增大;(5)危机事件国际化程度加大。”[4](P7-8)鉴于公共危机本身的复杂特性及当前中国公共危机高频发生的现实,对公共危机实施及时、妥善而有效的治理就至为重要。

实际上,“9·11”事件和“SARS”危机之后,公共危机管理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比如诸多研究机构的成立,众多研究成果的涌现,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的颁布与施行。但由于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起步晚,实践经验不足,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依然面临一些理论上的困境与实践中的难题。有学者曾将当前国际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概括为:“(1)在危机管理体制上,存在着‘集权化’和‘分权化’的结构性矛盾;(2)在危机沟通上,存在着危机信息公开与封闭的伦理性冲突;(3)危机管理路径上,存在着经验主义与演绎主义的逻辑矛盾。”[5](P26-27)还有学者将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如下8个方面:“(1)公共危机意识薄弱;(2)缺乏组织保障;(3)各部门横向协调不够,资源共享程度低;(4)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监测预警机制不健全;(5)危情发布行政透明程度不够;(6)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战略和政策规划;(7)缺乏法制保障;(8)社会与公众参与不够。”[6](P21)应当说,这些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就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而言,或难以简单套用,或尚未抓住问题的关键。在笔者看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观之,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的本质或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均陷入了“国家或政府中心论”的窠臼。

对于公共危机管理,国内学界较为普遍地认同张成福教授所作的界定,即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的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7](P7)。而用以指导全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工作原则的第三条明确规定:“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充分发挥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作用。”在组织体系上,明确规定:“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派出国务院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中心”的。这一点,也可从公共危机管理在中国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常被称为“政府危机管理”上得到佐证。这种“以国家或政府为中心”的公共危机管理或政府危机管理必然造成现实中“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诸多问题,降低公共危机治理绩效。公共危机不仅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更是对全社会整体能力的综合考验。没有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仅靠政府的力量想完满地解决公共危机是不可能的。也正因此,张成福教授本人也指出,“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需要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7](P9)

实际上,单一的治理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公民社会都无法单独承担应对风险的重任,因为他们本身也是风险的制造者。”[8](P73)若仅依靠政府或国家,会使公共危机的治理失效。具体来说,“以国家或政府为中心”的公共危机管理或政府危机管理的失效有三种基本形式:“(1)结构性失效。结构性失效常常是整体性的,涉及到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其影响通常也是社会的整体安全。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软弱,无法担负起应有的提供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挤占了后两者的边界,超越了他们的功能,从而诱发后两者的失效。(2)制度性失效。它通常指某些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其表现形式有三:一是在安全问题上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存在制度真空;二是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实现其应有的绩效,制度不到位;三是已经建立的制度不适应具体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3)政策性失效。它是最具体的,其出现的可能性和频率也最高。通常来说,政策性失效会削弱社会安全,但不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安全。然而,周期性的政策失效必然会导致制度失效,甚至影响到整个治理结构的运行。”[8](P73-74)

二、出路:革新中国公共危机治理范式与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既然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难题的本质或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均陷入了“国家或政府中心论”的窠臼,那么,要走出困境,就必须跳出“国家或政府中心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范式的变革与创新。这需要突破现有理论视野,以一种科学的基础理论指导实践和理论研究。而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理论的“协同学理论”和晚近兴起的治理理论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新的研究视角。

协同学(Synergetics)是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H.Haken)创立了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兴系统学科。协同学即“协同合作之学”[9](P2),其名称来自于古希腊语,它“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运用现代数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成果,采用不同领域分析类比的方法研究各种复杂系统共同演化规律,是一门研究不同系统中存在某种共同本质特征为目的的综合性横断科学。”[10](P65)现代协同学理论认为,那些“与外界有着充分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它们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即在一定条件下,由于构成系统的大量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的作用,在临界点上质变,使系统从无规则混乱状态形成一个新的宏观有序的状态”[11](P41)。可见,协同即“相互协调、共同作用”,表示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整体的、集体的或合作的效应,它有助于整个系统的稳定和有序,能从质和量两方面放大系统的功效,创造演绎出局部所没有的新功能,实现力量增值,是辩证唯物主义量变引起质变哲学的生动体现。

“治理”则是近年来国际社会科学中最时髦的术语之一。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关于“治理”概念的界定,学界意见纷呈。而在众多关于治理的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2](P23)简言之,“治理是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3](P22)

基于协同学理论和治理理论,我们认为,在强调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的同时,必须最大可能地调动社会资源,努力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形成全民动员、集体参与、共度难关的局面,群防群治,协调合作应对公共危机,构建社会整体的公共危机应对网络,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这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指在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参与合作,相互协调,针对潜在的和当前的公共危机,在公共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不同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公共危机,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具体来说,其有如下4层内涵:(1)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除了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公民个人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行为者都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参与者。(2)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公共危机协同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其他主体都可以在公共危机治理活动中发挥和体现其权威性。(3)强调各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与协作。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更多的是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等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建立伙伴关系来共同治理公共危机。(4)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直接目的是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公共危机,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主体能够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知识、技术等优势,在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发挥出对公共危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治理功效。这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14](P469)因此,可以说,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治理公共危机的理想模式。

从上文对“协同”、“治理”以及“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讨论和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实际上强调的是公共危机治理活动中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而理论研究与实践均表明,“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公共事务集体行动的困境。”[15](P167)“只有在公民社会具有高密度社会资本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社会对协同治理的要求并达到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好合作。”[16](P25)很难设想在一个充满怀疑、猜忌和相互陷害的环境中,公民个体之间能够形成协同一致的发展目标,能够具有团结、合作和信任的公共精神,能够形成各种自主、自愿的民间组织网络,从而达到与政府公共组织的合作。换言之,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17](P195)等特征的社会资本的状况决定了公民社会的精神面貌,从而也最终决定了协同治理能否顺利实现。而观照转型期中国现实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社会资本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并存、分布不均、发育不良”[16](P26)的状况,这一状况显然不利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在中国的实现。因此,就当前中国来说,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需要从以下五方面着力,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特别是培育和发展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社会资本。

第一,提高政府行为透明度,营造信任氛围。“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17](P199-200)因此,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必须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尊重民众的社会主体地位,提高透明度,让民众看到政府相信民众、依靠民众、积极为民众利益努力的作为,塑造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良好形象,吸引社会民众团结在政府周围,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强化培育公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公民意识是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的有机统一体,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合作意识等。“公民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积极的参与合作态度直接决定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的能力和水平。而在现代社会,公共精神的强弱体现着公民彼此心理认同、相互团结、信任合作、互惠互利的水平,是整个社会资本水平的重要表征。”[18](P226)可以说,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将为中国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并将直接催生全社会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的诉求。

第三,精心培育和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既是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又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主要载体,还是公共危机治理多元主体之一。因此,必须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提升其广泛性和行动的有效性。一方面,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规范政府权力运行,避免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过多干预,提高它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充分认识自身的特性、职能和优势,逐步转变对政府的依附思维,并通过建立健全内部管理规章,提高人员整体素质等途径,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第四,关注弱势群体,营造更多的社会共同利益。“目前,包括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贫困农民等在内的弱势群体,不仅掌握很少的经济资源,而且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很低,其不满程度较高。如果形成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者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扩大危机的范围。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关注弱势群体,缩小各社会阶层的差距,构建共同利益,有助于将相对封闭、分散的社会资本整合为共用的社会资本,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民众的一致性,使整个社会处于稳定状态。”[19](P128)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10

人力资源是指包含在企业员工身体内的一种工作能力, 它是表现在员工身上的、以员工的数量和质量为表示的资源, 是企业的一种特殊资源。而人力资源管理是对特定社会组织所拥有的能推动其持续发展、达成组织目标的成员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首先,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 在企业管理中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通过对人和事的管理, 充分发挥人的潜能, 并对人的各种活动予以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 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其次, 人力资源管理是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经营战略的实质就是在特定环境下为实现组织预期目标而运用资源的策略。

2 后危机时代环境扫描

2.1 后危机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机会

2.1.1 后危机时代为企业调整内部结构提供机会

企业在繁荣时期往往很难发现内部的一些问题, 如人员多少, 能力大小、效率低下等。这时企业就应彻底查找这些遗留问题。企业应该抓住内部调整的机会详细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 调整优化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资源配置。

2.1.2 后危机时代正是企业逆境淘金的好机会

经济危机后, 人们的期望大跌, 企业可以用较少的工资招聘到工作人员, 甚至可以招聘到一些特殊人才。调查显示, 在后危机时代仍有49%的企业进行招聘。经济繁荣时期招聘是很正常的事, 而这种在宏观经济和企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时期进行招聘则恰恰反映出企业具有战略性眼光。

2.1.3 经济的复苏加速企业人力资源培训解冻

金融危机时期, 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能力和竞争优势, 采取只“节流”而不“开源”的方式冻结整个企业的人力资源培训。后危机时代, 企业走出“精打细算”的局面, 逐步开始解冻对人力资源培训的冻结, 这不仅可以使员工具备必要的技能, 以便未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而且可以让员工感觉企业在努力、积极地应对困境, 增强对企业的信心和提高生产率, 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后危机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威胁

2.2.1 在后危机时代背景下,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资金投入不足

此次金融危机具有破坏力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等特点, 迫使我国的许多企业经营不善, 面临倒闭。因此, 相当一部分企业积极缩减员工, 减少人力资源的投入资金。

2.2.2 后危机时代内部劳资关系的紧张严重影响企业内部和谐

危机过后, 一方面, 企业仍然持续裁员减薪的政策引起员工的不满, 另一方面, 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逐步完善, 这些都很容易引起法律上的劳动争议。不仅影响企业声誉, 增加运营成本, 无形中还影响了企业的内部和谐。

2.3 后危机时代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

2.3.1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⑴招聘制度市场化;⑵培训制度多样化, 培训形式多样化;⑶薪酬和考核制度合理化。

2.3.2 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的地位正在转变

一提到人力资源管理, 人们往往会想到档案管理、考勤记录等一些繁杂的事务性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日益完善,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管理和人才战略上有了更大的决策和自主权。

2.3.3 职业经理人正在成长

目前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员素质较之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他们在知识层次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对各个学科的把握越来越全面。其次, 从业人员将教育管理与行政管理方法相结合, 采用多重管理方法, 技巧性强。最后, 他们注重实践, 不拘泥于教科书。

2.4 后危机时代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劣势

2.4.1 企业外部体制视角

首先, 我国经济的长期落后限制了我国在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使我国无论在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上还是人员素质上都比较落后, 严重影响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其次, 计划体制影响下, 全国人事管理分割, 造成人为的劳动力流动障碍, 必然会增大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再次, 我国的人才管理观念落后, 导致大批高级人才流失。

2.4.2 企业内部体制视角

首先, 在传统用工体制的影响下, 很多人不能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和特长选择工作。一方面, 这些人才只能在不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岗位上浪费青春, 造成人才浪费, 另一方面, 一些岗位由于没有招聘到合适的人才而效率低下;其次, 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的绝对数大, 相对数小。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仅占总人口的2.3%, 与发达国家的10%~20%还有很大差距, 加之地域分布不均、知识老化和缺乏创新意识等使我国人力资源开发迫在眉睫;再次, 计算机作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的一个标志在我国的普及速度虽然很快, 但是真正运用到实际管理工作中的却不多。

基于以上对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分析, 本文得到表1所示的环境扫描结果。

3 加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基于表1对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环境的分析提出以下对策:

3.1 做好人力资源预测工作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好随时应对宏观经济变化和企业战略调整的准备。金融危机下, 企业应当注意人力资源管理危机, 合理规划, 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 合理分配资源, 避免人力资源过剩或短缺。需要注意的是, 做好人力资源预测要重视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相结合的方法。

3.2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为了应对后危机时代市场环境的瞬息万变, 为了增强迅速应变能力, 企业有必要以扁平化为导向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因为在繁荣时期企业会不断招聘人才, 随着职位和人员的增多, 工作的重复性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时, 这些问题并不突出, 顶多只能引起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注意, 却得不到高层管理者的重视。而在后危机时代企业各种资源吃紧, 各种矛盾也就暴露出来了。因此新的经济环境还在某种程度上为调整组织结构和优化业务流程提供了机会, 这将大大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3.3 加强员工的培训与激励

后危机时代给企业的发展带来环境的不确定性, 企业要做好随时调整经营方向的准备, 对企业员工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提前对员工进行相关业务领域知识的培训是很有必要的。后危机时代更应加强对员工的激励, 激励包括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只有将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统一起来, 在企业内部建立“企业—个人利益共同体”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企业效率, 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3.4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首先, 后危机时代使人才的期望下跌, 尤其是一些核心人才比经济繁荣时更容易获得。因此, 企业可以采用人才置换的方法, 将一些非核心人才辞退, 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引进一些核心人才。其次, “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要求, 企业应该适当采取外包的策略, 将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 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也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毛建容.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中国商界, 2010, (204) .

[2]苗小洛.后危机时代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J].决策咨询通讯, 2009, (5) .

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篇11

事实上，“人心不古”并不一定是迂腐的乡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以一种绵软无力的托词，揭示出一个坚硬的事实：信任危机折射出的，乃是一个庞大古老社会的现代转型之路。正如郑永年和黄彦杰所指出的，尽管古代中国也是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度，但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基本结构的剧烈改变，我们的信任危机前所未有地深化，成为体制性与结构性的问题。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国家化和市场化齐头并进，却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当然，无法否认的是，在连年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之后，三十年经济改革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秋风充满历史感地指出，今日中国面临的处境类似于汉武帝时代：物质主义刺激下的商业极其繁荣，但由于信任的缺失，导致社会充满紧张与冲突。或许进一步而言，这是周制与秦制为代表的两种信任传统，在神魔之战后开启新世界的入口所在。在繁荣与混乱并存的汉武帝时代，诞生了如董仲舒一般贡献了完整体系和核心论点的思想巨人，为曾经导致人际信任关系崩溃的秦制画上了休止符。无论后世如何评价“独尊儒术”与“外儒内法”，至少历史证明，经济复兴之后将有可能迎来一场价值与信任的复兴。

然而，这种复兴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一味消极地等待，只会让我们沦入犬儒主义的逆来顺受之中。真正有生命力的“自生自发秩序”，同样建立在创造、建设甚至是牺牲的基础之上。我们曾经尝试过大规模的疾风暴雨般的“不破不立”，投放过震撼灵魂深处的“精神原子弹”，却收事倍功半之效，甚至今天还被它的后遗症纠缠无已。那么，重建信任的可能路径究竟在哪里？

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淘宝网信用体系，为我们揭示了一种真正可持续的路径与制度模式。在这个庞大的网络交易世界里，没有一呼百应的商界领袖，只有如你我一般的平凡小店主，他们利用规则，他们趋利避害，但是良好的制度设计阻遏了他们见利忘义。尽管“无商不奸”的蔑称已经成为我们的口头语，但新时代的信任重建，或许正是从我们最意想不到的这片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同样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的，还有一个平行的外部参照系——台湾。同样经历了激烈的反传统运动，甚至更有五十年异族统治和惨烈的“二二八事件”，台湾社会的信任感仍然得以成功重建。刘兆隆以平和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台湾如何通过市民社会的发育，弥合信任的空隙，最终实现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无论是穿越幽暗的历史隧道，还是重温半世纪家国悲欢，抑或在熙攘之间探微知著，我们期待，一个克服危机而重生的信任社会，是我们般配享有的，而且是能够享有的。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个是作为现代转型期普遍现象的社会信任体制尚未健全，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分析这后一方面的社会信任问题，就要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历史轨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

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信任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用比较学术的语言说，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见性。一般而言，只要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基础没有破坏，传统社会一般家庭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即使一度被认为是深刻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家权力没有过分进入农村的常态下，其实也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信任危机。

比起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传统社会政治层面的信任和经济层面的“信用”却因为缺乏合理的制度载体而问题重重。由于皇权是唯一的“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发育成熟，并覆盖全社会。而家族皇权也因为缺乏资源和能力，无法通过有效提供公共品，建立起国家和社会间的信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皇权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进一步使社会产生对社会信任生成不利的机制。也就是说，在缺失自主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群体自身也很难产生信任感。

西方近代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近代中国则在“家国体制”外更有一个“江湖社会”。通俗说法是“社会上混”，江湖社会包括了所有脱离了编户齐民控制的人群，例如商人、流民、僧道、掮客、艺人和落魄文人，以及脱离了正规编制的民夫和军队等。不过，和处于西方经济生活枢纽地位的市民相反，这些边缘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暴力寻租和非法经营的“体制外”组织，这些被称为“帮会”的跨地区和跨阶层组织也发展出了极其具有依附性的私人化的信任制度。这种信任制度的封闭性和人身依附程度还远超于“家国体制”。反映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私人和小共同体本位，比皇权更缺少公共性。如果说皇权是正式的体制，各种形式的“私会”是非正式的组织，而从文化结构来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因此，传统中国存在的体制性“社会信任”问题也多产生于“家国体系”和“江湖社会”之间，也就是社会常说的“江湖骗子”问题。所谓江湖骗子，大多也就是指江湖社会中人。由于不同的信任体系，江湖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交易之间就常常不守规则。所以，传统社会真正体制性的“信任”问题主要是出自于正式体制和非正式体制之间的摩擦。因此，解决近代社会的信任问题，要么是消灭非正式的体制，要么是把非正式体制整合到正式体制中来。

中国社会大转型：

“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随着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的社会迅速解体，中国社会信任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从而基本消灭了“家国体系”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江湖社会的活动空间。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新的政权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彻底改造，终于成功地把国家力量推广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原来局限于家族和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变成了对组织、对党和国家的信任。这种信任的机制是，个体家庭对国家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换取国家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私人品和必要的公共品，尤其是惠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是新政权的一个基本隐性契约，也是维持新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契约。

进入改革时代，国家权力大刀阔斧地植入市场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主权货币空间（Sovereign Monetary Space）和现代信用体系，社会信任经历了市场化和货币化两个过程。按照齐美尔等人的说法，随着货币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社会信任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体系。在新体系下，国家将大部分私人品和部分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推向市场，同时，个体和新的利益主体——公司，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换，如此，社会信任也就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国家只是作为规制制定者存在。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领域却并未市场化，反而是加强了国家化。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经济再生产体系——银行、金融和投资体系，并委托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经营土地和垄断产业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资本来源。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些掌握了财富生产机制的家庭与个人，也就取得了优先致富的权力。

另一个方面，一些与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电力、交通和土地规划等，反而被完全委托给卖方垄断市场，与新的国家财富生成体系没有关联。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结果是公共品集中于少数人群，从而具有“私人品”性质，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却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剥夺感就尤为强烈。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

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现象就比较容易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的基础。

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这从只占GDP大约10%~20%，并且逐年减少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就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国家垄断，当然是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在现行的投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无形之中，许多中产阶层依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期望也消减了，最后只想“用脚投票”，或者考虑移民，或者千方百计重回体制中去，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

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

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为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政策不被信任，那么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换句话说，一切系统风险统统集中到货币和信用体系上。但这样的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不同的力量就会诉诸暴力。从历史和国家的视角看，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极不均衡的经济体系内部，已经蕴含了这样的货币风险。就是说，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而是政治任务。

二、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从农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国家，这种结构性社会问题催生出强大的中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规范。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市场信任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要从社会激励机制入手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许多欺诈和其他非法牟利的猖獗，其实正是“利出一孔”的经济和金融垄断造成的。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非常强，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这与传统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监管缺位的逻辑也差不多。不同于西方社会依靠社会组织、司法体系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分工模式，中国的监管权主要分散地“集中”在政府的一个或几个功能部门。在“利益指挥棒”的驱使下，这些监管部门在“增加管理收入”和“消弭一切不法”之间作何选择是很明显的。更何况，追查到底可能损害其他平行部门的利益，涉及不菲的行政成本甚至政治风险。当监管本身变成一种垄断的利益来源，那么，“监督不给力”和问题“越查越多”的结果也就是可想而知的。

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西方工业化后由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对信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基本表现就是，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信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经式微，但却未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已经充分说明，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就不再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无独有偶，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

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如果说社会普遍的信任危机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信任危机有什么共同点，那么，货币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作为权力的另一种形式，货币对于价值的相对化和道德解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和日本不同，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力量作为道德最后的支持，因而货币化对传统道德和价值的解体功能就更加凸显。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当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货币化的同时，控制着货币化的信用体制没有社会化，而是继续受到权力的直接控制。

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改革。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s）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中国的危机管理 篇12

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以及网络媒体传播的技术创新, 网上的舆论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 “网络舆论”作为一个概念被正式提出。从广义上说, 网络舆论是指通过网络媒体所表达的社会舆论, 它包括所有的社会舆论形式, 如公众舆论、媒体舆论以及各种利益集团制造的舆论假象等;从狭义上来讲, 所谓网络舆论, 就是“在网络媒体上形成和传播的公众关于各种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1]。实际上, 网络舆论存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网络本身, 而在于人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把握和使用它。

1. 多元、开放、互动。

网络不仅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它汇聚成的舆论力量也日益影响甚至干预现实社会生活。网络是开放的, 没有边界, 网络上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是多元化的, 网络是现实价值标准的碰撞地。据统计, 近八成的网民在使用网络新闻, 数量众多的网民共同参与某个共同的话题从而促成了网络舆论的形成。开放的网络媒体可以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网民整合到一起, 并且能够实现网民之间、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间的信息交互。近年来, 许多社会热点问题都是由网上热点问题汇集发酵和演变形成的。

2. 形成迅速、不易掌控。

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非常迅速, 一个热点事件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 就可以成为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当某一事件发生时, 网民可以立即在网络媒体上发表意见, 如果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 网民个体意见可以迅速地汇聚起来形成负面的公共舆论。同时, 各种渠道的意见又可以迅速地进行互动, 从而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网上热议话题的起因很多时候都是由网民的临时行为引发的, 包括网民偶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无意看到的事件等等, 况且越是少见、难见、反常的事件越容易吸引网民的注意, 这使得地方政府往往难以掌控。

3. 网民易盲从。

在一定程度上, 网络“意见领袖”占据着网络舆论的制高点, 网民的“从众心理”往往会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出于对政府治理的种种不满, 网络舆论总是倾向于对政府不利的一面。当然, 网民的盲从性还表现在中国网民的年龄结构上。尽管中国网民结构在年龄上不断优化, 年轻群体占比例下降明显, 呈现出成熟化的趋势, 但25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仍占整体规模的一半以上, 而且网民重心逐渐向低学历倾斜, 大专以上学历仅占总数的1/4。可见大部分网民的自主判断能力还比较弱, 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 于是习惯于盲目跟风。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 选择盲目跟从是大多数网民的主要行为。

4. 群体极化。

经过网民热烈参与和讨论的网络舆论经常以形成极端观点为结局, 即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所谓群体极化就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 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 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 甚至使人把毫不存在的情况当成事实。群体极化倾向是很多网上舆论的共性特点。开放的网络环境可以容纳数量众多的网民对各种问题加以探讨, 而互动的交流又容易使得网民自发地形成看法基本一致、较为认同的群体, 进而容易发生在群体情况下才更容易出现的非理性、好激动等特点;另一方面, 网络匿名又能保证网民可以态度偏激、言辞激烈甚至无所顾忌地表达观点, 再加上有很大一部分网民习惯于盲目跟从, 使得网络上群体极化倾向较现实情况更为明显[2]。

二、基层政府网络危机管理的治理原则

1. 责任原则。责任原则, 是指政府在面对网络舆论危机

时, 特别是舆论爆发初期, 要有勇于承担责任和应对危机的坚决态度。网络危机引发的缘由, 必然要求政府成为责任承担的主体, 网络危机领域的政府“责任”更强调的是政府承担责任的态度, 网络舆论表达的通常是公众对政府自觉承担责任的期望。现代民主政府, 被视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其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网络舆论危机爆发之时, 大量的舆论指向的目标都是政府的责任问题。政府如果不勇于承担责任, 采取回避的态度或文过饰非, 甚至压制的手段, 反而会使得公众和媒体都觉得有必要将事件真相调查清楚。这种对事件本身的好奇会使得各种信息以更快的速度传播, 将更多的公众吸引到事件的评论之中。

2. 信息公开原则。

网络传播集合了大众传媒、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功能于一身, 公众不仅是信息的受众, 而且具有很大的自由性与选择性,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兴趣爱好自我选择并过滤信息。网络信息内容来自四面八方, 又可以直接从无形的网络空间传向四面八方的用户, 压制信息传播在技术上根本就难以做到。封锁消息的做法不仅是愚蠢的, 其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当权威信息源和公开渠道缺乏, 民众的信息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各种非理性的、过激的、情绪化的言论就会产生和蔓延开来。网络危机出现后, 基层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真诚公布信息, 满足并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政府应及时将事件的真相、历史渊源、处理办法及早公之于众, 及早缓解舆论的压力, 为争取重新设置议题, 引导舆论的发展方向, 化解危机创造良好的条件。

3. 多元主体治理原则。

多元主体治理原则, 是指政府要认识到公众、媒体、新兴社会组织也是网络传播主体的客观现实, 并尊重其他主体的话语权。网络传播打破了层级界限, 这种“去中心化”的四通八达的快速便捷的信息传递使网络中任何一个信息结点都不可能成为唯一的信息垄断者。网络社会里, 政党与政府不再是信息权力的唯一拥有者, 信息主导权被分散, 种种因素的结合使政府在危机传播中面临巨大的挑战。政府话语垄断权力被平等互动的对话解构了, 谁是信息的主体, 谁就拥有了权力, 谁就是意见的领袖, 这就是网络权力的规则。在这样的时代———话语权主体多元的网络时代, 政府必须认清形势, 放下原有体制下唯我独尊的姿态, 要学着去尊重其他话语权主体。

三、基层政府网络危机管理的引导策略

1. 加强认识, 提高基层官员的网络危机引导能力。

随着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向纵深发展, 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网络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因此, 中国的基层网络危机频发, 深刻考验着基层干部的危机处理能力。“学会正确处置网上舆情危机, 已经成为当前地方党政干部面临的避不开、躲不过的现实课题。”[3]基层政府官员不仅要提高预防网络危机的认识, 强化其危机意识, 也要提高其引导网络危机的能力。首先, 要培养基层干部尊重网络民意的意识。其次, 要深刻挖掘网络危机的发生、发展规律, 洞察网民的心理特征, 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网络危机的引导。

2. 建立基层政府网络危机预警机制。

基层政府最易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聚焦点, 在网络时代, 基层政府经常会面对各类网络危机事件, 一旦处理不良, 其后果无法预见、无法控制。因此, 为防范于未然, 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预警机制, 通过高度重视网络上的新闻信息, 安排具备网络专业知识的人员严密监看, 收集整理与本地政府有关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人员也可以从浏览文章标题开始, 搜寻网络上是否有值得注意的相关议题, 及时发现敏感信息和有害信息, 在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这些工作应该成为常态。

3. 建立和完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基层政府也可以利用网络新闻发言人来为政府有效引导网络舆论, 化解网络危机。首先, 规范网络新闻发言流程, 以程序正义和合理行为来规范其网络发声。其次, 提高网络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言能力。新闻发言人需要了解本地政府主要政策以及自身新闻发言权责范围, 了解网民诉求和网络危机发展情况。最后, 健全网络新闻发言的问责机制。建立以网民满意度为核心指标的网络新闻发言人考核制度, 完善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估程序和方法[4]。

4. 开通政府微博, 把握权威舆论引导。

基层政府在舆论引导方面的权威可以通过开通微博的方式得以体现, 从大众心理学角度分析, 大多数网民真正关心的往往不仅是引起网络危机的事件本身, 而是政府的态度。掌握了网民的这种心理, 以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的在政府微博上公开地方重要决策, 就能够在早期化解网络危机的产生, 即便发生糟糕的负面情况, 基层政府也可以利用微博因势利导, 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如深圳“5·26”撞车案, 深圳交警通过在第一时间公布各类证据全面消除了公众的猜忌, 使谣言止于真相, 避免了网络危机的发生。

5. 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网络评论队伍。

网络评论队伍最大的作用就是通过渗入到广大网民中, 利用各种方式和方法来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方向。网络危机发生后, 网民的评论很多时候会因为生活中积蓄的怨气和网络的可匿性变得不够理性, 很可能会扩大或遏制危机事态, 并相互影响, 产生蝴蝶效应。因此, 通过网络评论队伍来改变危机评论的结构, 使其有利于基层政府控制和解决, 就是一种可行之策。网络评论员的任务就是用权威的声音营造强势, 用真实的信息澄清谣言。网络评论特别要注重使用网络语言来宣传党的理论, 阐释基层政府的政策。

6. 借助网络“意见领袖”引导。

在交互开放的网络世界中, 一些网民能够凭借较高的自身素质, 左右其他网民的看法, 成为“意见领袖”, 他们能够为论坛的辩论定下基调, 最终促成和决定网络舆论发展的趋势, 在论坛享有特殊地位。国内一些知名的网站或论坛也有意识地培养了大量的“意见领袖”, 将他们发表的权威、有代表性的言论置于网站突出位置, 来引起网民注意, 达到引导主流言论、孤立非主流言论的目的。当网络危机发生后, 基层政府可以与这些“意见领袖”多沟通交流, 利用他们来引导网络舆论, 化解危机。

参考文献

[1]王绍明.网络舆论的焦点成因分析[J].东南传播, 2009, (10) :57.

[2]吕德生, 梁冰.网络舆论特点及其引导方案[J].云南社会科学, 2010, (6) :25.

[3]刘国军.网络舆情发展与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考量[J].理论研究, 2010, (3) :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