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水危机的途径

解决中国水危机的途径（精选5篇）

解决中国水危机的途径 篇1

一、政治信任的内涵及问题提出

信任问题一直都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 “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信任, 社会自身将会变成一盘散沙” (1) 。作为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治信任一般是指公民对政府与相应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认可, 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学术界对政治信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解释上。其中, “制度论”认为政治信任来源于政治领域, 是公民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一种理性评估, 而“文化论”则认为政治信任形成于政治领域之外, 植根于文化规范并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形成, 具有本土文化遗传的特点。作为政治信任的一个分支, 基层政治信任是指在基层范围内公民对政府与相应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认可, 这里的基层包括乡镇、村、社区、街道办事处等相关机构和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公社和单位体制的解体, 税费改革的实施, 传统的权威价值观日益减弱, 群众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种压力之下, 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与公众的需求, 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作为国家权威象征的政府机关面临着公信力和政治权威不断流失的危险。

一般来看, 当前民众对于中央政府仍然有很高的满意度, 然而越往下, 满意度越低 (O’Brien, 1996 (2) ;Tian jian Shi, 2001 (3) ) 。如李连江在调查中就发现63.1%的受访者认为上面是好的, 下面是坏的, 呈现一种“差序政府信任”模式。53.67%的受访者对党中央表示信任, 只有6.75%的受访者对所在地方 (基层) 党组织信任。 (4) 农民对中央到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是逐渐递减的。 (5) 此外还有于建嵘 (2005) 、胡荣 (2007) 等的研究中都有类似的发现。这些都说明了当前基层政治信任危机已经很突出, 需要尽快解决, 否则会影响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生活满意度, 甚至会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

二、基层政治信任危机:内容与形式

基层政治信任危机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产生的影响也多种多样, 所以在具体的内容和呈现的形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对业已发生的基层政治信任危机事件的分析, 可以判断出当前危机表现形态主要有如下几种:

1. 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与紧张化

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加大思想政治工作, 可是党群、干群之间很多时候还是很难达成一致, 干部与群众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信任。加上利益机制分配的不健全, 贫富差距的扩大, 官员的不作为与腐败行为, 以及在基层民主推动过程中出现的形式化等问题, 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一些群众甚至看到党员干部就心生反感。

调查发现高达57.0%的受访者认为与村干部的关系平淡, 同时有5.9%的人认为干群关系紧张。 (6) 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对乡镇与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与合并, 然而在精简人员的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双方的交流与沟通更少, 甚至有些流于形式化, 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治信任的流失。

2. 社会冲突日益显现化和多样化

当前社会冲突显现化和多样化主要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为典型。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在我国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已增加6万余起。又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 (2009年) 的统计,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在2005年虽然有所下降, 但在2006年又开始上升, 这一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6万余起, 到了2007年甚至有8万余起。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冲突激化的直接后果和外在表现, 但内里可能是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的一种释放。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乡村解决矛盾一般为双方协商, “大化小, 小化了”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增强, 基层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一种柔性、协商的矛盾处理环境和方法, 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信任, 认为只有将矛盾公开化、激烈化才能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 才能维护自身权益, 所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找企业不如找政府, 找政府不如堵公路” (7) , 不恰当的维权, 可能会激化出新的矛盾, 甚至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冲突形式上, 政治信任和认同的困境从政治心理向现实冲突方向上转变, 由“物质利益冲突”向“无直接利益冲突”转变。 (8) 物质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国企改革、城市拆迁与安置、劳资纠纷等物质利益相关的事件, 这一般与政治认同没有多大关系。“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参与主体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 是基于共同的“不公平感”导致的不满情绪。这表明此类冲突不是普通的社会心理冲突, 而是政治认同困境方面导致的社会冲突。

3. 矛盾解决方式的上访式和单一化

在与政府产生矛盾时, 群众选择的矛盾解决方式单一化, 并以上访式作为主要手段, 这也反映了基层政府政治权威的流失。除性别、年龄、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性影响外, 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也有很大影响。农民上访的级别每上升一个层次, 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 随着上访层次的提高, 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也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9)

老百姓遇到困难选择上访, 而不是通过同级政府或司法途径解决, 反映了他们对基层政府组织及官员的不信任, 认为其不会或无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认为只有选择更高一级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同时个体的上访行为也具有示范效应, 一旦上访失败, 不仅上访者个体不再信任政府, 而且关注其上访的个体与群体也会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4. 民众政治参与不足与冷漠化

(1) 表现在对基层民主选举的态度上。据调查, 23.3%的农民认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不重要, 有30.0%的农民认为没必要, 两项相加, 对基层民主选举持悲观态度的竟超过一半。在实际的参选中每次都参加的比例仅为10.9%, 参加过几次的为32.8%, 而没参加过的有45.3%。 (10) 城市中, 一份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分析表明, 仅有15.7%的被访者表示很想参与。 (11) 张亮 (2001) 指出, 由于居民参与不足, 只有25%的居民表现出一定的社区参与意愿 (12) 。

(2) 受制度、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许多基层民众觉得自己是否参与基层自治意义不大, 从而不愿参加, 听由基层干部操作。这种政治冷漠导致基层选举形式化, 干群相互不了解甚至误解, 再加上一些政策失误等, 使得有些群众对基层政府丧失信心, 而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群众的政治冷漠。基层政权合法性流失呈现出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 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 合法性危机的对象加速上述三种趋势。 (13)

三、基层政治信任危机解决:制度、文化与能力建设

政治信任危机会造成政策落实不畅, 干群关系紧张, 社会整合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必须着眼于全局=, 从制度、文化、和能力建设三个方面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措施。

1. 制度建设

(1) 维护基层政治信任。首要的是建立一系列合理可行的制度, 使权责明确、切实可行。第一, 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一方面, 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尤其要鼓励、支持、引导基层非公有制经济 (如小微企业及个体户) 的发展, 激发基层经济潜能, 提高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改革相应的金融体制;建立反映市场需求的价格形成机制, 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另一方面,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和公平, 再次分配更要注重公平;逐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打击非法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 增加对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扶持力度。

(2) 健全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作 (14) 。完善基层民主对于提升基层发展活力, 推动干群互信, 缓解基层矛盾有着莫大的好处。这需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带头作用, 保持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以《居委会组织法》和《村委会组织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形成一套细致可行制度化的运行模式;进一步理顺各种关系, 如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关系, “两委”之间关系等;同时基层运行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重, 并落实到日常事务中。

(3) 完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减轻低收入群体的负担, 对于孤寡老人、伤残患病等人士要给予最大范围的帮助;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强调对社保资金运作的监督;建设灵活、持久的多种保障制度,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收入、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健全终身教育机制、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等机制, 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2. 文化建设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 (15) 政治信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心理认同感, 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提高政治信任不仅需要制度建设, 更需要文化建设。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意识和价值观日趋多元化, 必须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 否则就容易产生思想上的混乱, 既不利于社会的整合, 也不利于公众政治认同度的提高。当前要紧紧抓住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主心骨”,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培养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并根据社会存在的变化, 不断丰富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 灵活全面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构建。

(2)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政治信任的作用。利用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身份认同的同时, 积极倡导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 和“贵和精神”, 引导社会互信, 夯实中国政治认同的基础。当然, 更要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当前, 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距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素质要求依然较远。因此需要通过有效宣传和系统教育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短、长期培训机构、讲座、专家交流会等多种形式, 深入对基层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3. 能力建设

(1) 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能力不强, 不能很好地解决相关问题, 甚至使问题进一步复杂、扩大化, 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若想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必须大力提升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能力。

(2) 需要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真正做到心系人民,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合理界定政府职责, 解决政府工作当中的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提高干部的服务水平, 干部要深入基层群众, 了解村情民意, 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通过培训班教育, 实践教育等多种方式全面系统地提高公务员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创新公共服务机制, 培育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模式。

(3) 需要深化体制改革, 健全监督机制。深入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 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16) 简化行政机构, 明确行政职责, 推行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建立健全民主参与的法律法规, 进一步完善基层“四大民主”的相关制度, 保证群众真正享有广泛政治权力和自由。在党委统一领导下, 与政府协调共管, 各地建立政务公开领导小组, 职责明确, 密切配合;加大政务信息共享力度, 通过“网上政府”建设、首长接待日、专家咨询、公示制度、听证会制度等搭建公共服务沟通平台, 扩大公民参与度, 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完善监督机制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解决腐败问题的作用。通过行政问责制等来培养政府官员良好的政治人格, 严厉惩处腐败官员,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力图从源头上预治腐败。

总之, 在当前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 影响基层政治信任的因素是多元的, 人民群众政治信任的变化也非直线型的, 必须从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行政能力建设三方同时着手, 以制度建设构建基层政治信任的硬实力, 做到问题解决的法制化和程序化;以文化建设构建基层政治信任的软实力, 强化基层政权权威认可的社会基础;以行政能力建设构建基层政治信任的保障体系, 增强群众集体意识和社会认同感。只有把三者融为一个整体, 清晰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处理政治信任危机才能够事半功倍, 全面有效地解决中国当前面对的基层政治信任危机问题, 实现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信任强化。

摘要：当前中国基层政治信任面临的危机, 主要表现在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甚至紧张化, 社会冲突日益显现和多样化, 矛盾解决方式的上访式和单一化与民众政治参与的不足与冷漠化四个方面。解决当前的政治信任危机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 需要从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行政能力建设三方面入手, 有重点、有计划、循序渐进地采取措施, 通过不懈的努力, 逐渐增强群众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

关键词：基层政治信任,表现形态,解决途径

解决中国水危机的途径 篇2

1 我国农业生态危机的现状

农业生态系统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农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间的矛盾日趋明显。农业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应保持动态平衡,当人类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超出了系统自我调节的能力时,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便被打破,出现生态危机,该危机一旦发生便在短期内不可逆转。目前,我国的农业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土地资源减少,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最宝贵的财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导致诸多土地资源危机,如:土地沙化和盐碱化、水土流失、土壤质量下降、非农业占用耕地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发展。

我国拥有世界上21%人口,但土地面积仅占7%。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因人口基数大,平均每年仍以1 700 万人的速度增加,而耕地面积每年流失约30 万km2。我国现今人均耕地仅为0.08 km2,仅占世界人均耕地的1/4,其中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人均耕地接近0.04 km2,远低于人类最低生存需要(0.053 km2)[1]。

1.2 水资源匮乏,污染和浪费现象严重

我国水资源所面临的情况非常严重,具体表现在水资源人均总量不足、主要水域严重污染、水资源利用效能低且浪费较大等方面。一方面,我国的水资源严重缺乏。我国是世界上13 个水资源贫乏国之一,淡水资源总量为2.8×1012m3,人均水量不足2.4×103m3,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并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南方夏季洪涝灾害频发,但同时北方常出现水源缺乏、草木都难以生长的情况。目前,我国农业灌溉年用水量约4×1011m3,占全国用水量的78%,尤其是长江以北区域年平均缺水量达3.58×1010m3, 其中农业缺水3.00×1010m3,受旱面积达2 667.8 万hm2[2]。另一方面,我国的水资源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在农业灌溉用水上尤其突出。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灌溉技术较为落后,主要灌溉区的水利用系数仅约为0.5;日常人们习惯漫灌、浇灌,以至于北方灌区的灌溉定额高出作物实际需要的2~5 倍,最终导致水资源的利用率低下,每年农业灌溉用水浪费量高达1×1011m3[4]。

此外,我国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水质不断恶化。据调查,全国地表水污染严重,七大水系、浙闽区河流的水质总体上分别呈中度污染、轻度污染,海河、滇池、淮河、辽河、巢湖和太湖严重污染;工业较发达城镇河段的污染尤其突出,城市河段中不适合作饮用水源者接近78%;城市地下水污染率近达50%[5]。水污染使得水资源缺乏更严重,严重影响农业生态安全和人民生活[3]。

1.3 农田生物入侵形势严峻

农田生态系统是人们利用农业生物有机体和非生物环境以及生物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建立的按人类社会需求进行物质生产的有机整体,为人类生存提供所必需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农田生物入侵打破了农田生态系统的平衡,使农业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减弱[6]。譬如害虫有美国白蛾、美洲斑潜蝇、稻水象甲和香蕉穿孔线虫等,杂草中的水花生、紫茎泽兰等则成为典型的农业和畜牧业害草,由于其生物优势较强,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或丧失,严重危害环境生物安全。

1.4 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是农业次生态问题,也是形成农业生态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已造成了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性破坏,系统生态功能减退。我国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在20 个全球受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占了16 个[3]。 当前, 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正在向农村蔓延,污染农田7 000 万km2, 每年造成粮食直接损失高达1 000 万t[7]。 农药和化肥的不合理使用造成农产品中化肥和农残超标严重,有的进一步通过生物富集作用进入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使得农业生态问题更为严峻。

2 解决农业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

2.1 加强农业生态问题现状的宣传,提高群众的危机意识

解决农业生态危机是一个浩大而又漫长的系统工程,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科技工作者应结合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实际情况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多层面、多途径地加强农业生态现状的宣传工作,让人口占主流、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民真正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农业的生态现状,真正认识到诸如节约用水尤其是合理灌溉、合理进行农事操作和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树立起大众的生态危机意识,从而自觉参与到这一工作中。

2.2 加强有关农业生态安全方面的立法、执法和监督工作

农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因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农业生态资源的索取量大于其供给量而造成的矛盾,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解决农业生态危机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好人[8],而管好人的关键又在于立好法并监督执行。通过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立法、执法和监督工作,有助于解决诸如城镇建设中占用耕地、人口增长、生物入侵和农田污染等现实问题,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者的生产技能,发展无公害农牧产品。

2.3 建立农业生态资源库,保护生态系统持续发展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创建农业生态资源库,切忌盲目上一些用水量大、有污染环境风险的项目[9]。同时,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形成不同的生态安全观:以保护人类健康为核心,不受生态危机伤害,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保护生态系统持续发展为核心,构建合理、科学和完善的生态系统与生态结构;实践科学发展观,建立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和谐发展的良好秩序[10]。

2.4 加大农业投入,合理开垦荒地,利用和保护好现有耕地

应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因地制宜地开垦荒地,增加耕地的面积,同时结合施肥措施,采用秸杆还田、施用有机肥等方法增加土壤保水、保肥的能力,延缓土地沙化和盐碱化,减少水土流失,以期达到保护和利用好现有耕地的目的。

2.5 有效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节水农业是充分利用降水和可利用的水资源,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效率的农业,即提高用水的有效性;基于作物良种、适宜的耕作制度和施肥方式的前提下进行节水灌溉是节水农业的核心[11]。首先要充分利用降雨,可最大限度地把降雨转化为农业可用的水源,节省灌溉用水[12,13]。其次应改进地面灌溉技术与水平。喷灌、滴灌和微灌等先进的灌溉技术可控制灌溉水量,避免灌水过程中产生地面径流和深层渗漏,节水作用显著。但该技术成本和技术要求较高,故仅在少数条件具备的地方使用,而我国大部分农村经济条件还较落后,目前难以大面积推广使用该技术。再者可通过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选用节水、高产作物优良品种,强化耕作覆盖,培肥土壤肥力和适时化控等栽培措施以减少水分的田间损耗,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6 合理利用作物栽培与保护措施,保持田间农业生物多样性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指与食物以及农业生产相关的所有生物的总称,包括与其相关的种类繁多的各种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其对粮食安全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作用巨大,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对维护正常的农业生态系统意义重大[14]。农业生态系统为一个多元系统的复合体,是田间生物多样性的前提,务必保护好农业生产中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的生态系统平衡,尤其是农田土壤生态系统的安全,维护好系统内生境、物种和基因间的安全平衡。鉴于此,研究者在诸如利用转基因技术进行作物品种的改良、作物栽培与保护的整个过程中均应高度重视该问题:在不同地区间进行种子苗木调运时应对所引进的品种进行安全性评价;在选择栽培措施时不要对农田小环境的影响和改变过大;在对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进行防治用药时要同时考虑保护有益生物,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阈值允许的范围之内即可。通过以上措施,尽可能地保护好区域性农田内生物物种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安全,维护好田间农业生物的多样性。

2.7 保护好环境,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是指遵循和利用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从事农业生产,是一个由农业生物和田间生境所组成的集生态、经济、社会三重效益于一体的高效农业生产方式[15,16,17]。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环境的保护力度,切实搞好城乡环境规划和综合治理工作,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注重垃圾回收利用,控制污染源;另一方面,在提高农业科研力度的基础上,加强科技下乡,积极开展退耕还林、优种良法和新型且实用性高的农业技术,逐步增强农民科学种植、养殖的水平。此外,在农村建成一批生态农业示范区,同时做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等区域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18]。

摘要：农业生态是否良好对农业生产能否良性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重大。介绍了我国农业生态危机问题的现状及其解决途径,为减轻农业环境污染、防治农业生态危机和保护区域性农业生态安全提供思路。

解决中国水危机的途径 篇3

注册会计师在会计及审计行业领域中是最高端的岗位, 因地位超脱, 意见权威, 薪酬丰厚, 注册会计师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金领”职业。但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资本市场上不断有“问题”公司被曝光和查处, 注册会计师行业也难逃干系, 一批注册会计师由于帮助“问题”公司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等不诚信的行为纷纷落马。如国内银广厦事件中, 为银广厦出具严重失实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深圳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东窗事发, 其执业资格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被吊销, 两名注册会计师被严惩。中天曾作为国内60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者, 拥有近百名注册会计师, 在国内堪称超大规模, 而2001年底美国的安然公司破产案更是令人震惊, 帮助安然公司弄虚作假的竟然是享誉全球的五大会计公司之一—安达信国际公司。连这样在国内、国际会计职业界具有较高的地位事务所都难以洁身自好, 使人们对为其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诚信表示极大怀疑。据上海财经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上市公司存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美国一家媒体甚至认为“会计师行业面临危机”。由此可见, 注册会计师行业正面临严重的诚信危机, 如不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将危及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注册会计师诚信下降的原因

(一) 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 超然独立性荡然无存。

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命所在, 一旦失去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的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的真实性、公允性必然大打折扣。巨额利润的诱惑以及对客户市场的激烈竞争压力, 使注册会计师不得不迁就客户, 影响了其应有的保持审计过程中的超然独立性。独立性的丧失是中天和安达信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在案发前, 主要合伙人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做业务上, 而是放在拉项目、拉关系上。合伙人提出“业务量第一, 客户至上, 应该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对此, 事务所的一位注册会计师认为, 在拼命追求业务量的环境中, 注册会计师要想保持超然独立的立场很难。安然公司破产前, 安达信一直是它的报表审计机构, 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得5200万美元的收入, 其中咨询收入2700万美元, 审计收入2500万美元。英国金融时报认为,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与审计业务没有完全分开, 这种关系缺乏独立性的结构, 难免引起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相互勾结作假。

(二) 激烈的市场份额竞争, 丧失了谨慎性原则。

由于现实中会计市场供求状况是僧多粥少, 会计师事务所为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争取或稳定已有客户, 在竞争中必然相互压价。为了在低廉的收费中保持一定的利润空间, 事务所愿意支付的审计成本必然降低, 这样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会减少甚至省略必要的审计程序, 弱化甚至放弃谨慎性这一会计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大大增加了审计风险。会计师的职业行为是一种商业行为, 客户接受审要支付一定的审计费用。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讲审计成本一般与审计业务量的多少成正比, 与审计失败的风险成反比, 如果进行详细、全面的审计, 则审计失败的风险很小, 审计投入的成本很高;相反, 如果审计程序过于简单, 则审计成本很小, 但审计失败的风险很大。虽然会计职业界会在三者之间寻求一种均衡, 并由行业组织制定审计业务指导价, 但在激烈的市场份额竞争下, 行业组织制定审计业务指导价必然成为一纸空文。

(三) 违规成本太低, 震慑作用不足。

目前在我国之所以频频出现各种违规事件, 关键就是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太低, 对违规者起不到应有震慑作用, 尤其是对注册会计师本人。以中天为例, 所接受的处罚是被吊销执业资格, 吊销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追究事务所负责人责任, 吊销签字会计师执业资格。以前为ST康赛、湖北兴化等出具虚假财务报告审计的原湖北立华会计师事务所, 也仅仅是被兼并而已。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至今, 中注协对执业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处罚的不过几十人而已, 相对13万人注册会计师队伍和众多的造假事实, 这种处罚根本起不到震慑违规和犯罪的作用。由于民事赔偿机制的缺失, 受虚假信息误导损失惨重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无法得到经济赔偿, 而造假的巨大收益往往使企业和注册会计师置诚信于不顾去追逐利益。

(四) 组织机构存在缺陷, 难以起到约束作用。

目前国际上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方式有个人、合伙、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合伙制等几种形式。我国的事务所组织主要采用两种: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制, 在近8000家事务所中, 80%以上的事务所选择了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形式, 只有很少一部分采用合伙制。这与国际大多采取合伙制的做法正好相反。这种组织机构最大的区别在对造假行为的责任承担上。有限责任公司仅对其业务行为承担有限责任。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本仅为30万元, 这显然不利于对会计师审计工作的约束。而合伙制则不同, 违规一旦被发现, 会计师事务所要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还不足以赔偿, 作为合伙人的注册会计师还需以其自家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甚至有倾家荡产的可能。这种组织形式显然有助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 提高审计质量。

三、解决注册会计师诚信危机的有效途径

(一) 推行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从组织形式上为增强诚信创造先决条件

1998年以来, 我国绝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进行改制的, 而近年行业中新出现的一些事件, 如银广夏事件, 使有限责任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有限责任制不仅不适合事务所这种特殊行业的实际情况, 而且与国际上事务所所采用的“合伙制”的通行做法不一致。在国外, 由于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面对的诉讼案件成倍增长, 其付出的诉讼赔款占审计总成本的比例急剧上升, 为保障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持续发展, 许多国家 (如美国、德国、英国等) 逐渐从“无限责任合伙制”转成“有限责任合伙制”。但我国的现状决定了我们不能直接选择有限责任制。长期以来的挂靠制使得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意识很低, 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也仅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 爆发诚信危机也是早晚的事。如果不让它面向社会承担无限责任, 那么它的职业道德和执业质量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机制约束和保障。因此, 应选择合伙制使注册会计师成为这个行业的真正主体, 承担无限责任。只有这样, 才能将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 责任意识真正落在实处。同时会计师事务所从负有限责任向负无限责任转变, 使会计师事务所自愿建立起风险防范和质量控制机制, 以达到提高执业质量之目的。当然, 也可引入有限责任合伙制。在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赔偿责任方面可以分别情况具体规定如下:若属会计师事务所经营管理工作造成的, 每个合伙人都应以各自的财产对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若属合伙人个人执业性违规造成的, 有过错的合伙人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而无过错的合伙人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只需就其出资额承担赔偿责任。这样, 既加大了对违规注册会计师的惩罚力度, 也保障了无过错合伙人的利益。

(二)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素质, 使从业人员自觉增强诚信意识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诚信度, 首先必须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素质。注册会计师除了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 要熟悉会计、审计、法律、税务、企业管理等领域的标准与实务外, 还应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平和职业判断能力。要德才兼备, 切忌只专不红。要让“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作假账”真正成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理念, 通过强化学习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案例教育、违规犯罪人员现身说法等多种方式的教育, 使注册会计师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信念, 自觉遵守会计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 模范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工作经得起公众和领导的检查。此外, 会计诚信教育的主要对象, 还应包括掌握着会计诚信水平支配权的强势集团, 如企业负责人, 能够控制企业负责人的政府官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会计人员。

(三) 加大对会计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从司法角度维护诚信

一是要加强立法, 应尽快制定和补充与会计诚信有关的管理法规和制度, 修改有关涉及会计诚信行为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明确政府管理部门、会计中介服务机构、企业、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从业人员的具体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 以便于实际操作和依法治信。对会计违规行为出重拳、下猛药, 提高违规成本, 不能简单地以公开谴责、吊销执业资格等方式处罚违规者, 构成犯罪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规和犯罪行为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二是放宽对受虚假信息误导损失惨重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集体起诉的限制, 必须追究违规者的民事责任, 要求进行民事赔偿, 加大违规经济成本。

参考文献

[1]国家会计学院会计诚信教育课题组.“不做假账”与会计诚信的现实思考[J].会计研究, 2003, (1) .

[2]莱昂纳多.J.布鲁克斯.刘霄伦, 叶陈刚译.商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

解决中国水危机的途径 篇4

1 我国医院管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根源

1.1 过度关注经济利益

过度营利将直接导致医院管理的合法性明显下降。长期以来, 公立医院是被广大公众视为公益性的组织。然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市场主导者一直占据着我国医院管理改革的舞台, 并牢牢把持着医院管理改革的话语权。在市场主导者的强势推动下, 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医院管理大变革。获取商业利润就成为这个时期医院管理工作的核心。“院长负责、科室承包”俨然就是这个时期医院管理中最合理的模式。这种以“经济创收”为核心的管理模式, 其本质是寄希望于用市场经济的管理哲学来解决我国医院管理长期以来效率低下的问题。

让市场主导者始料未及的是, 医院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不仅未能得到有效根治, “看病难”、“看病贵”却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即成为城镇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医患矛盾具有尖锐化和暴力化的趋势, 医患间的信任危机空前加剧, 城乡居民对医院的信任度也一路下跌。尤其是2005年, 全国相继发生了以“哈尔滨、深圳天价医药费事件”为代表的多起医疗恶性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将公众对“看病贵”、“看病难”的不满情绪极大地激发出来, 医院管理的合法性危机至此也就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

1.2 医院管理体制无法适应新的制度环境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 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必须依据其为上级系统的目标达成所能贡献的功能重要性而获得合法性。”[1]也就是说, 获取制度认可, 是医院管理获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这种制度环境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而言, 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 尤其是近年来胡锦涛关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科学发展观”等系列讲话, 标志着我国的政策话语环境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然而, 医院管理者未能捕捉到这种政策话语环境变化的真谛, 仍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欲罢不能。因此, 医院管理也就无法从国家宏观制度话语中获取合法性。

从微观层面而言, 目前我国的公立医院虽属于事业单位, 却拥有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 “官本位”思想极其严重。这种官僚体制严重束缚了医院在管理战略和理念、管理策略和手段的选择空间, 无法为医院管理合法性提供动力支持。就医院管理的具体制度环境而言, 财政部门负责为医院拨款;计划部门负责大型仪器和设备的引进与改造;卫生部门和人事部门负责医院的设置及人员编制;物价部门负责各项医疗服务供给的定价;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医疗保险;组织部门负责管理人员的任命与调动;药品监管部门负责药品审批[3]。但在我国“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甚至法律化”[4]情形极其严重的的状况下, 这种多头管理:既会增加官员腐败的机会, 又会增加医院的管理成本。于是, 在国家补偿制度措施不到位和“保生存”、“求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医院的逐利冲动将会膨胀起来, 而这种逐利冲动不仅不会增加医院管理的合法性, 反而会严重削弱医院管理的合法性。

1.3 社会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

医院管理是否具有合法性, 或者合法程度的大小, 相当程度上是由医院内外公众与监督机构决定。从理论上说, 医院内部员工和社会公众均可参与医院管理, 可以成为医院管理的主体和决策的主体, 享有医院管理的监督权, 但由于医院内外公众利益表达的渠道极其缺乏, 公众的建议其实是很难影响医院管理的决策和结果, 使得这种理论上的监督无法落到实处。

就监督机构而言, 医院管理的监督机构主要是由政府相关部门与“第三方监督”机构所构成。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 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5]。换句话说, 作为一个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 医院管理者需要政府充当的是裁判员角色, 而不是运动员角色;是医院管理的政策支持者、财政支持者和监督者, 而不是医院利益的分享者。然而, 在医院管理实践中政府既充当裁判又充当运动员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以行政监督为特征的政府监督机制无法保证其监督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所谓“第三方监督”, 主要是指与潜在的“医患纠纷”利益无涉的“第三方”, 包括司法、传媒与医疗行业协会等监督机构。但由于我国这些监督机构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缺乏独立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在监督的方式和力度上, 其从业人员仍须顺应权力的意志[6]。因此, 它们的监督就很难获取道义上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2 基本途径及对策

2.1 回归公共意识, 强化服务功能

过度关注经济利益的直接恶果就是导致医院管理的合法性明显下降。也就是说, 这种单纯以“经济创收”为核心的标准化管理模式是无法解决医院管理的合法性危机的。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医疗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 仍不断制定各种保障措施激发医院的公益意识, 积极获取公众认可[7]。而随着我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 公众对医院管理者利用由纳税人纳税建立的医院进行过度营利的合法性提出了严重质疑。在此舆论话语环境下, 回归公共意识, 强化服务功能也就成为医院管理获取合法性的正确选择。

2.2 建立与政策话语环境相适应的医院管理制度

正如前文所言, 制度认可是医院管理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 建立与目前的政策话语环境相适应的医院管理制度就成了医院管理者面对的首要课题。根据我国的现有国情, 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解决:一是让官僚机构逐步退出医院的具体事务管理, 降低医院管理的行政成本。同时, 应将政府角色只定位为服务者和行政监督者, 切实减少政府官员参与腐败的机会;二是大力促进医院管理的职业化改革, 尤其是医院薪资制度改革, 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社会责任感;三是积极预防和应对既得利益者的反弹, 将既得利益者的危害降到最低点;四是大力加强国内外医院管理制度改革的相关研究, 从中寻找其共同点与不同点, 为我国医院管理获取制度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

2.3 医院管理监督机构独立化, 监督行为法律化

从根本上讲, 监督机构从业人员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换言之, 医院监督机构具有多大程度独立性, 决定了它们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权威性。然而, 由于现有体制的局限性, 医院管理的监督机构总是需要依靠政府的某个部门作为母体。这不仅制约了医院管理的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严重堵塞了医院管理获取合法性的社会渠道。因而, 对现有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进行各种形式的监督, 并从制度层面上给予保障, 如将医院管理的监督机构从其母体中独立出来, 对其监督行为予以法律化, 给予公众进行利益表达的制度形成渠道等, 就是目前党和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2.4 强化公关意识, 完善公关机制

在现代社会中, 公关是组织赢得公众认可和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然而, 公关意识薄弱, 公关手段单一是目前我国医院管理者最需加强的环节之一。医院管理者似乎不懂得什么是公关———它不仅是在出现问题时的一种解决机制, 而且可以用来防患于未然。近年来, 一些重大医疗恶性事件的曝光对医院形象造成了巨大损伤。但这期间, 医院管理者如果能够进行积极攻关, 其实可以将医院形象的损伤程度降低到最低点。在事件曝光初期, 他们习惯于一味否认;在事情进入白热化以后, 医院才开始进行正面回应。显然, 这时已经太晚了, 形象危机已经产生了。鉴于此, 医院管理者应该对外展开“积极公关”, 利用现有的发声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并在实践中将公关理念制度化, 方式方法多样化, 以此来获取公众认可。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过于重视经济利益、社会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医院管理体制无法适应新的制度环境是医院管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现阶段, 前两者是造成医院管理合法性危机的主要根源, 但从长期角度而言, 医院管理缺乏制度认可却是最深层的根源。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关键就在于:回归公共意识, 强化服务功能, 建立与政策话语环境相适应的医院管理制度, 将医院管理监督机构独立化, 监督行为法律化以及强化公关意识, 完善公关机制。总之, 由效率机制转变为合法性机制, 才是我国医院管理变革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2]张永宏.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03.

[3]汪丁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41~142.

[4]谭英俊.西方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新思路的启示[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04;3:33~34.

[5]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J].社会学研究, 2006;4:12.

解决中国水危机的途径 篇5

关键词：辐射井,巷道,人畜饮水

巴林左旗位于赤峰市北部, 地处西辽河流域上游。南北长122公里, 东西宽65公里, 总面积6644平方公里。全旗水资源总量3.2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900平方米, 是全国人均水资源量 (2300立方米) 的39%, 水资源量十分匮乏, 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缺水警戒线。

全旗受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气候、降雨分布、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 在广大的农村牧区, 还存在着严重缺水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口的增加, 受人类活动因素的影响, 缺水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遇有干旱年份, 缺水地区的农牧民为了生存, 常年到很远的地方取水, 很多山区还没有结束人担马拉的历史, 人畜饮用水目前仍占用大量的劳动力, 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针对贫水山区群众找水难吃水难这种情况, 巴林左旗水利局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多年不断探索, 成功的总结出了辐射井技术, 为很多由于饮水困难已被列入搬迁的村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 避免了全村的整体搬迁, 为国家和群众节约了大量资金。现以巴林左旗毛宝力格乡小二八地村的人畜饮水工程为例, 对辐射井技术做简单介绍:

一、工程简介

毛宝力格乡小二八地村是一个严重的缺水村, 全村110户, 510口人, 由于该村居住地为山区, 经济发展缓慢, 群众收入较低, 生活贫困, 经多方申请, 于1986年由国家补助1.5万元资金, 群众自筹0.8万元, 兴建了该处人畜饮水工程。当时, 由于受施工条件和资金所限, 始终未能打出一眼好的人畜饮水井, 其主要原因是该区属贫水山区。在上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又连续用“300”型旋转钻井机历时六年的时间钻了4口井, 最深的一眼井打了98米, 均因无水而告失败。2003年国家又投资7万元, 准备对该工程进行改建, 在此期间, 工程技术人员经过查找资料, 根据当地的水文地质特征, 裂隙水不太发育的情况, 因地制宜, 最后采取了人工打大口井为蓄水井, 打毕含水层后, 按千分之十比降再打巷道2~4条作为集水洞, 组成地下取水构筑物。该工程2004年9月完工投入使用, 经过2006年巴林左旗60年一遇干旱考验, 目前该工程运行状况仍然良好。

二、主要技术参数

该工程为人工围模大口井。井直径1.5米, 井深40米, 其中土筒17米, 破碎带2米, 基岩21米。土筒为砼围模, 壁厚0.12~0.15米。在32米深处见水, 含水层厚度2.5米, 地质特征为层状裂隙岩, 但发育不好, 渗透系数在10左右。单井出水量约为240立方米/日。

在40米深时开始打巷道, 走向为井的西北方向及东南方向各一条, 每条巷道长25米。巷道规格尺寸为宽2米, 高1.8米, 巷道比降千分之十。

三、工程工艺流程

1. 围模井施工

挖土、修整断面、装斗, 单筒卷扬机提升至井口, 5米以外堆放。搅拌砼, 用卷扬机送至井下, 装模捣实。每日进度1~2米深。

2. 基岩井筒施工

采用电动移动式抛气量0.6立方米的空压机供风, 手摇式风钻钻孔、装药爆破、安全处理、清面、修整、人工装渣、卷扬机提升至井口, 5米以外堆放。

3. 巷道施工

手摇风钻钻孔、爆破、安全处理、翻渣、清面、修整、人工装渣、胶轮车运渣、装桶、卷扬机提升, 井外人工卸渣, 空回。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