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精选11篇）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篇1

某甲计划投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但基于种种原因考虑,希望由自己实际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但公司股权登记在某乙名下,由某乙代为持有。像这种某甲实际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材料中均显示某乙为股东的情况,在我国比较普遍。在这种投资方式中,某甲被称为隐名股东,某乙被称为显名股东。

隐名股东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规避法律,如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对公务员投资入股办企业的限制等等;二是不愿意公开个人信息;三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如满足合作方对合作者的特定要求等。

对于隐名股东来说,通常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法律风险:

1. 出资阶段所存在的风险

由于在办理入资手续中,需以显名股东名义开设验资账户并将出资汇入验资账户,此过程如不加以必要的监管,则显名股东有可能将出资占为己有并卷款潜逃。

2. 因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引起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以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为目的设立的隐名股东,如公务员借用他人名义持股办企业,由于该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法院通常不会认定隐名股东对公司享有股权。在此情况下,显名股东只需承担向隐名股东返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的责任。

3. 公司拒绝认可隐名股东股东资格的风险

公司有权信赖股东名册载明的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并在隐名股东无法提供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拒绝向隐名股东履行义务,或者拒绝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2003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应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作出认定,章程、名册未记载但已依约定实际出资并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并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有关登记手续。”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出资的,其约定不得对抗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已经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征求意见稿)第17条规定:“公司依据股东名册向股东履行义务,实际出资人以其与他人约定由其出资而以他人名义享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利,请求公司向其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但实际出资人与公司有特别约定的除外。”可见隐名股东与公司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法院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需要一定的依据,但该依据目前并无统一的法律规定。

4. 显名股东对股权发生争议的风险

此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没有签署股权代持协议中,由于公司发展良好,公司价值大幅增加时,显名股东否认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仅认可存在借款关系;此外,即便签署股权代持协议,也有显名股东以协议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由,要求法院确认协议无效的情况出现。2003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除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外,应根据工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确定有关当事人的股东资格:(1)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明确约定,且其他股东对隐名者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可的;(2)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的持有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做出相反认定的。”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实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实际出资人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权益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未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风险,且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出资人仅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者享有债权;其起诉主张享有股权或享有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法院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需要一定的依据,但该依据目前亦无统一的法律规定。

5.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风险

由于股权代持是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内部契约关系,在涉及第三人的交易中,如显名股东滥用公司股东权利擅自转让该股权,或在该股权上设置质权,只要第三人不知晓隐名股东的存在,则隐名股东将无权以工商登记不实对抗善意第三人。换言之,如第三人从显名股东处受让股权出于善意,则隐名股东不得主张股权转让无效;如第三人在代持股权上设立质权出于善意,隐名股东亦不得主张股权质押无效。

6. 股权转让过程中的风险

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有显名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如在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直接支付至显名股东账户,则显名股东可能将股权转让价款占为己有并卷款潜逃。此外,如果显名股东拒绝配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则除非隐名股东先行要求公司或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否则隐名股东甚至无法转让股权。

综合上述法律风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如果隐名股东是为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而设立,则无论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协议,其股东资格将无法得到法院认可,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

2.如果隐名股东并非为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而设立,则以下措施有助于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

(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明确约定隐名股东为实际出资人,并约定隐名股东及显名股东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2)隐名股东通过指派特定人员出任公司董事或作为显名股东代理人等方式参与公司管理。

(3)由公司其他股东向隐名股东出具确认函,确认其他股东已经知晓隐名股东为实际出资人并认可其股东权利。

(4)由公司向隐名股东出具确认函,确认公司已经知晓隐名股东为实际出资人并认可其股东权利。

此外,根据具体情况在公司章程中设立特别条款、股权质押、在股权转让付款环节上作出安排等方式也经常被用于降低法律风险。但是,需要提示的是,因我国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股东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司法实践有所差异,上述措施尚不足以完全避免法律风险。

公司介绍

国联坐落于中关村核心商务区,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自1998年9月创立以来,国联秉承“捍卫客户利益、弘扬法治精神”的执业宗旨,始终致力于向中外客户提供高水准的商业与诉讼法律服务,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美誉度的专业型律师事务所。

国联现有人员近百人,其中注册执业律师60余人,律师助理30余人,大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著名学府法学院,80%以上拥有法学专业硕士以上学历,合伙人从事法律工作均超过十年。部分律师曾在英国、加拿大、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著名法学院校深造并具有在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工作语言包括中文、英文、德文、法文等。

国联律师杰出的业务能力体现在国联各专业领域的法律服务上,无论在银行、保险、期货、证券、房地产、公司事务、刑事与行政、婚姻家庭、医疗纠纷等传统领域,还是在知识产权、劳动保护、不良资产处置、金融衍生产品、招投标等新兴业务领域,国联律师均拥有业内领先的专业水准。

国联建有一支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教授为首席顾问的高水平专家团队,国联专家顾问团成员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韩立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欢庆副教授,等等。

国联取得的业绩已在国内外客户和同行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多次被评选为“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法律服务先进集体”。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篇2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及成因

( 一) “隐名股东”的概念

学界对于“隐名股东”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多分歧。综合看来，研究者对于“隐名股东”概念界定的共同之处在于具有投资行为和隐名事实。本文所讨论的“隐名股东”是指实际向公司出资，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该出资却是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投资人。该定义并未将“隐名股东”与“冒名股东”相区别，而是将“冒名股东”作为“隐名股东”的一种情形进行讨论。

另外，与“隐名股东”相对应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显名股东”。显名股东拥有股东的形式要件，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所记载，但是其名下出资为他人所有。而通常认为，出资是股东的实质要件。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是对应存在的。在冒名股东的情形下，显名股东可能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人，但并非没有显名股东。

( 二) “隐名股东”的成因

1. 规避法律

我国法律中存在对股东人数和股东主体资格认定的限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为五十个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经由审批。投资人为了规避这种限制，就会采用隐名的方式投资。

2. 隐匿身份

出于对自身身份、经济状况、信息安全等各种情况的考虑，投资人不愿意让他人知道自己的投资情况，因此，会采用隐名的方式投资。通常这种方式是建立在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隐名投资协议的基础上。

3. 利用显名股东的身份优势

由于商事活动相对人的特殊青睐或者政策法规的扶持和优惠，投资人就会找到符合身份要求的人作为自己的显名股东，而自己以隐名股东的方式进行投资。

4. 疏忽大意

这种原因只存在于转让股东资格后没有及时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形中。

( 三) 隐名股东的现实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关键

由最高人民法院 年1 月颁布、2014 年2 月修订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中使用了“实际出资人”、“名义出资人”、“名义股东”等概念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与隐名股东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公司法解释三》颁布前，法官对于隐名股东的问题只能依靠个人对于公司法的理解、对于民商事法律原则的理解来做判决。虽然《公司法解释三》对于很多问题都作了规范，但依然存在空白地带。比如，实际出资人在法院确认其股权之前是否享有相应权利，名义股东行使股东知情权效力如何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众人对于隐名股东是否“名副其实”的看法不一。

邹议隐名股东股东资格的认定 篇3

关键词：隐名股东 股东资格 实质说 形式说

一、 隐名股东的涵义

隐名股东，又称实际股东、实际出资人，是指履行了公司成立的实际出资，但却不具备股东形式要件的出资人。实践中，隐名股东虽然向公司实际投资，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公示文件中却将出资人记载为他人。因此，公司存在隐名出资人就必然还伴随另一相对主体的存在，即显名股东。显名股东，又叫名义股东、名义出资人，是指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及工商登记材料上而没有履行实际出资义务的股东。

通常而言隐名股东具有以下特征：

1.隐名股东依据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产生，即双方实质上为一种合同关系，但是该合同关系不产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

2.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之间的合同是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

3.隐名股东的主体资格具有多样性，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可成为隐名股东。

4.隐名股东无法根据股东代持协议而直接行使股东权利，必须在其股东资格得到确认后方可行使。

二、学界关于隐名股东资格之论争

1.实质说

此学说认为，应当将实际出资人视为股东，其理论依据是在显明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存在着一个契约，即隐名出资人借用显明出资人的名义。法律应当尊重这种契约，因为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同时，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身份有利于做到名实相符。

2. 形式说

此学说认为，应当将名义上的股东视为股东。其理论依据是：其一，公司行为是团体行为，如果否认名义股东的股东身份，则很可能导致公司的行为（如股东会议决议）无效，从而影响交易安全；其二，如果确认实际出资人为公司股东，则会极大增加公司负担，使公司卷入这种无尽的纷争之中。

3. 折中说

认为不应单纯地以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来认定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资格，而应该区别情况具体分析，即依据股东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同，遵循不同的标准来认定。

4. 法律规则说

此种观点认为隐名股东属于实际控制人的一种形式，《公司法》第217条已经明确规定实际控制人不是公司的股东，那么隐名股东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一种形式，自然也不应当具备法律上的公司股东地位。

《公司法》第217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三、法律选择及立法建议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利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首先明确规定了股东代持协议的有效性，即法律承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订立协议的效力，然后又规定当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纠纷时，以履行实际出资义务为主张权利的标准，而不以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记载的事项等外部公示来否认隐名股东的权利。从这一条规定来看，似乎司法解释侧重于保护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的利益，采取的是实质说的标准。

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解释说明了当名义股东对实际股东的股权进行处分有害于实际股东利益时，法院给予实际股东救济权，即名义股东可以从事公司一般性日常事务，但是对于实际股东的实际利益不得造成损害，尤其不能擅自处分隐名股东的股权。同理第二十七关于名义股东对债权人承担未出资本息范围内补充责任的不得免责之规定也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名义股东的对外股东权利，即在处理公司日常事务中的股东资格。简而言之，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之间相当于形成了类似于民法上的代理关系，实际股东是委托人，名义股东为代理人，二者达成委托代理合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对股东资格的认定采取了折中主义的做法，即认为不应单纯地以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来认定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资格，而应该区别情况具体分析，在涉及公司日常經营活动时，承认名义股东的股东权利，认为其享有股东资格，并对其经营行为负责，对外承担责任；在涉及股东自身利益的重大实质性事项时，侧重保护实际股东的利益，即承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笔者认为，商法与民法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即民法重意思而商法重表示，民法重个人而商法重团体，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而且是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因此，形式说更为可取。名义上当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应以外观表示为原则来确认股东的身份，即应当以名义股东为公司的股东。但是这一原则也有例外情况，即公司如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并且已经认可其以股东身份形式股东权利的，只要不存在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形，则应当认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例如，公司在分配股利时直接向实际出资人进行分配，实际出资人参与公司管理等。因此，笔者建议未来我国公司法立法中应将“形式说”纳入股东资格的认定，即不承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股东资格由名义股东享有，实际股东仅享有其应得的实质性利益。这样做不仅符合世界各国的发展潮流，更能鼓励本国市场交易的发展，起到保护交易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目的。

参考文献：

[1]王保树.实践中的公司法[D].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高建峰.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法律地位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篇4

隐名股东, 是指实际投资人或者认购股份的人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根据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规避的故意将隐名出资分为规避法律的隐名出资与非规避法律的隐名出资。此处的隐名出资人即隐名股东。而本文的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隐名出资人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而规避法律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 与他人达成合意签订代持股协议, 由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 将他人 (即名义股东) 记载在公司股东名册, 章程, 商事登记簿上。

二、认定隐名代持股协议效力的原则

(一) 充分尊重自由

在私法领域中, 投资自由和契约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本文的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之所以选择隐名, 有着各自的原因和理由, 进行了相应的思考和衡量。法律制度只需要对商事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 进行正确的引导, 对损害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主体进行处理和惩罚, 而不是置之不理或者一刀切完全禁止。

(二) 保证交易安全

交易安全在商事领域尤为重要, 它将民法这一原则引入商事领域并贯穿始终。交易安全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秩序因各个主体的无效经济行为而陷入混乱。“为了维护交易安全, 现代商法确立了一系列的相关制度, 包括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主义以及既成事实尊重主义。”

(三) 维护公共利益

尊重社会公共利益是现代民法的要求, 是对近代民法上的私权“绝对”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一种限制, 是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维护上的衡平器。法律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全面衡量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要以强制手段来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才可以协调不同个体的利益需求, 促进个人利益在社会公正和公平范围内得以实现。

(四) 坚持利益平衡

在处理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的代持股协议中, 往往会涉及到公司、隐名股东、名义股东、公司其他股东、第三人、公共利益, 各自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 又不可避免的存在利益往来, 这诸多关系之间的冲突, 需要法律进行引导, 并且平衡协调之间的利益, 防范非法利益的获取,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代持股协议效力的具体认定

(一) 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2014修正) 》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 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 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 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 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而《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 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进一步对强制性规定缩小了范围, 指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 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 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同时, 《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 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 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由此可以看出, 对于本文所探讨的公务员为了规避公务员法而选择成为隐名股东签订的隐名代持股协议效力是没有法律进行具体的规定的, 就需要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进行个案分析。

(二) 认定的具体方法

在对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的代持股协议进行具体的认定时, 首先要考虑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规避的法律是否属于强制性法律法规。毋庸置疑, 公务员法第53条的规定是属于强制定法律法规。那么接下来要进行思考, 该规定到底是属于效力性强制性法规, 还是管理性强制性法规。虽然合同法对强制性法规进行了分类,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给法官带来了困惑和难题。例如陕西神木法官的煤矿入股案的两次完全不同的判决, 就是基于对《公务员法》53条的规定的性质的不同认识。对于规避公务员法的隐名代持股协议的效力认定, 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的观点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对于公务员成为隐名股东的行为, 实务界认为《公务员法》第53条第5款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隐名代持股协议是有效的。而对于公务员违反《公务员法》进行营利性投资, 则是行政法的规制范围, 在私法范围内在所不问。在理论界, 通说认为公务员进行投资入股是违反了强制规定, 公务员投资入股的行为仍然有效。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认定公务员的入股投资行为部分无效, 对于其投资的本金和利息可以取回, 但是不能参与公司的分红和获取营利性收益。

笔者认为, 在认定具体的某一条法规到底是不是属于效力性强制性法规时, 更多的是要坚持山本敬三教授的比例原则中的利益衡量的观点, 要具体去追索该法条制定时背后的意旨, 违反该法条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并且要慎重考虑被损害的公共利益的大小, 是否非得认定该法律行为无效不可。因为一旦认定该法条是效力性强制定规定, 就意味着违反该法条的法律行为自始无效。因此, 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和实现私法的意思自治, 具体到个案中公务员选择成为隐名股东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法官一般会将该法条认定为管理性强制定规定, 隐名代持股协议有效。

但是, 《公务员法》的规定旨在防止公务员进行钱权交易, 破坏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公务员法明确禁止公务员禁止投资入股行为, 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同时, 如果简单粗放的认为该条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隐名代持股协议有效, 就意味着规避公务员法而成为隐名股东只会受到公法的制裁。实际上, 公务员成为隐名股东, 是否受到公法制裁和惩治的程度与代持股协议的效力认定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而是要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 从该条规定背后所代表的意旨出发, 根据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分析, 在裁定公务员进行隐名投资行为的效力时, 应该认定《公务员法》关于禁止公务员进行营利性活动的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是为了平衡公司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合法利益, 对于隐名代持股协议效力的认定应该认定为“不自始无效”即坚持向后无效, 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究其原因, 是考虑到在公务员进行隐名投资的过程中, 公司形成的各项决议已经产生了实质的影响, 基于利益平衡原则的坚持和维护交易安全, 这一折中原则是合理的。因此, 对于本文所探讨的规避公务员法而成为隐名股东的行为, 不能一刀切认定代持股协议有效或者无效, 要具体分析,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 最后得出结论。

摘要：近年来, 隐名股东的研究成为热点, 但是少有学者对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问题进行具体的探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为了实现经济利益, 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大量存在, 在处理纠纷中就要对其代持股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 因此, 本文选择了以规避公务员法的隐名股东为例, 对隐名代持股协议效力进行分析。

显明股东与隐名股东协议书 篇5

隐名出资人：（以下简称甲方）

显名出资人：（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以乙方名义投资入股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照执行：

一、目标公司的概况：

目标公司系XX年XX月XX成立。注册地

址：。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元，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的股东为：。其中以乙方名义出资元，占目标公司％的股权，乙方的出资方式为XX，但实际出资人为乙方；

二、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以乙方名义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份，其实际出资

人为甲方，乙方为该股份的名义出资人（显名出资人），甲方为该股份的实际出资人（隐名出资人）。乙方在公司注册成立时未出任何资金，以其名义持有的股份，全部系甲方实际出资而成。

三、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甲方为目标公司的实际股东承担投资风险，享有投

资收益；甲方享有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所应享有的所有者资产受益、收取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利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管理者等全部股东权益，并承担全部股东义务；甲方支付给乙方固定报酬年薪为XX元，乙方不享受股东权益，不承担投资风险、经营风险等全部股东义务。

四、当XX公司出现第三人纠纷时，由甲方承担实际股东责任，乙方不承担

股东责任。

五、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处分其名下的股权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而给甲方或公司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六、如由于乙方的个人纠纷，而导致其名下的股权被他人通过司法途径强制处分时，乙方须对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七、乙方作为显名股东，应提供财产担保或信用担保，当乙方出现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行为时，乙方须承担责任，具体方式如下：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均具同等效力。

九、本协议自双方签署时生效。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甲方（名义出资人签字）：乙方（实际出资人签字）: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篇6

E-mail:chambers@hllawyers.com

电话：021－68879696

A与B是朋友关系。2004年2月24日，A以B的名义个人出资12万元与他人设立C公司，占公司30%的股份。C公司成立后，A多次以B的名义参加该公司股东会，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上B的名字。2005年6月8日,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在工商登记中B持有的C公司30%的股份转给自然人D。同日，A以B的名义与D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签上B的名字。其后C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工商登记机关经核准将该30％的股份变更由D持有。

2005年11月9日，B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A与D之间于2005年6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同时责令C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关手续，恢复登记B的股东资格及30%的股份。请问，B的诉请是否有法律依据？

你的问题涉及公司中的隐名投资问题，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对B股东身份的认定。所谓隐名投资是指一方（隐名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法律现象。具体到你的问题，表面上看，C公司是由B与其他人通过签订协议成立的有限公司，由B出资12万元，占公司30％的股份，但该12万元的出资实际上是由A个人出资的；亦即A的投资实为隐名投资，那么A则为隐名股东，B则为显名股东。

在我国，对于公司的设立，只要股东实际出资到位，并不关注其出资的具体来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严格的实质审查后成立的公司，其管理一般只限于监督经营行为、办理年检和管理证照等。A在设立C公司时在C公司既没有担任董事，也没有担任监事或经理，只是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而以B的名义出资。此举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不存在规避法律之嫌，也不妨害其对公司的管理。其次，从C公司的设立到公司的成立运作，不论是公司的筹办、股东会的召开，还是办理企业登记资料的变更等，A均是亲身参与其中。至于形式上以谁的名义作出，并不因此成为其作为股东的障碍。当然，不可否认，在D受让股权前，C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清楚地显示出B为C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之一。该工商登记中的股东资格有关的内容具有公示的效力，其效力的对象是针对公司内部股东以外的不特定的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有权认为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合法的和准确的。因此，工商登记中与股东有关的登记事项并不等于对内部股东资格的有效确认。综上所述，B主张其为C公司的股东并享有股权，没有法律依据。

浅析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 篇7

(一) 隐名股东的定义

从国内学者对“隐名股东”的阐述来看, 他们的定义可谓各有所重:刘敏着重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各项差异这一点来给出定义, 李后龙、雷兴勇着重于是否参与实际出资这一点给出定义, 施天涛着重于是否在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中得到记载这一点给出定义, 王成勇、陈广秀着重于是否在工商登记材料中得到记载这一点给出定义, 等等。

在本文看来, 隐名股东应定义为:该投资人虽然实际上参与了公司相应股份的出资认购, 但表面上其并不满足合法有效股东身份的构成要件。所谓“合法有效股东身份的构成要件”即是指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中将其记载为公司股东。

(二) 隐名股东的类型

隐名股东的类型可分为:一是完全隐名股东, 即其与名义出资人约定股东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均有后者享受和承担, 唯投资收益由前者享有的情形;二是不完全隐名股东, 即其与名义出资人约定后者仅是挂名代持股份的角色, 股东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通通由前者享受和承担的情形。此外, 隐名股东也可以根据合法性的不同分为合法隐名股东和不法隐名股东。从历史上看, 合法隐名股东多表现为个人持有法人股、职工持股会等企业改制导致的现象, 而不法隐名股东多是实际出资人故意规避法律限制的结果 (如为规避股东身份限制规范而找人代持的情况) 。

二、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

(一) 否定说

该说认为所有的隐名股东皆不应该被认定为合法的股东, 因为他们并不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首先, 由于隐名股东并未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得到记载, 也未在工商资料中得到登记, 因而并不具备合法的股东应当具备的形式特征。其次, 隐名股东没有实际的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 虽有实际出资行为但未取得出资证明, 因而并不具备合法的股东应当具备的实质特征。再次, 从现代民法的价值追求角度讲, 隐名股东违背了现代民法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价值取向, 不应被认定为合法。第四, 隐名股东不仅不应该被认定为合法股东, 相反由于其隐瞒、变改法定登记事项的违法性, 损害了国家对商事活动的正常监督秩序, 还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肯定说

该说认为隐名股东应当被认定为合法股东。第一, 隐瞒股东是自由契约和私法自治性的表现。作为自由契约的一方, 隐名出资者与他人自由约定将自己的财产由他人代为支配, 将自己的权利由他人代为享受, 将自己的义务由他人代为承担, 这种行为并不违反契约产生合法效力的一般规则。第二, 强制性的公权力不应过多干涉自由自治的私法领域。商法是典型的私法, 而股东登记则是行政法律行为, 属于公法领域。私法是公法的根基, 公法与私法间产生竞合应当优先考虑私法, 不能因为隐名股东在公法领域的微小瑕疵就一刀切地否定其股东身份与资格。

(三) 隐名股东成立应满足的实质条件

本文认为, 上述二说皆有失偏颇, 因为并非所有的隐名股东皆是伪“股东”,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隐名股东皆是真“股东”。若要真正认定某隐名股东为合法的真“股东”, 除了要符合上述若干形式要件外, 还必须满足若干法律上的实质要件。本文认为隐名股东合法化的实质要件包括如下几点。

1. 隐名股东问题仅存于有限责任公司范畴内

我国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两者的区别之一是前者的人合性较强, 股份流通不易, 后者的资合性较强, 股份流通较为容易。这种差别决定了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股东的真实身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到该公司人合性的成立, 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发展。那么确认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以及相关的工商登记材料上的登记股东的真实身份就变得相当之重要, 所以才会有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而对股份有限公司而言, 所谓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辨别并不具有前者那么重要的意义。因而本文认为, 隐名股东问题仅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范畴内讨论。

2. 必须得到公司法人和其他股东的承认

首先, 为了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和后续良好发展, 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知晓隐名股东才是实际出资者;其次, 必须有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隐名出资人出资但由他人在名义上代持股份, 若不同意则该股东应该购买隐名出资人的相应出资股份;最后, 公司作为一个法人也必须是知晓隐名股东是实际出资者, 必须认可他的股东身份。认可的方式可以是明示———如股东会决议认可, 也可以是默示———如公司明知实际出资人, 在该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时公司法人不予反对。

3. 隐名股东在事实上行使了股东权利

隐名出资人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是一种事实, 它构成了隐名股东是合法股东的事实认定。并且这种权利的行使应当是对公司运营具有相当重要作用的, 比如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 参加董事会, 为公司重要战略计划的出台提出意见, 领取分红等等。不过, 这种事实认定需要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 否则很可能会被法官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

4. 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

我们知道, 隐名股东的存在多数是出于规避法律规定的原因。但是是否只要是规避法律规定的就不应认定为合法的股东呢?本文认为应该分三种情况看待:第一, 如果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众利益, 则不应将隐名股东认定为合法股东;第二, 利用法律或相关优惠政策而采用隐名出资的方式的出资人, 只要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就应该认定其为合法股东;第三, 如果只是法定程序上存在缺失而目的并不违法, 这种隐名出资人也应当被认定为合法股东。概而言之, 是否认定隐名出资人为合法股东, 其标准应当是更有利于促进商事活动正常发展, 维护市场稳定, 保护投资人利益, 保障被投资的公司法人得以正常经营发展。

5. 身份确认必须经过法院的确认之诉

隐名股东想要取得合法股东之身份, 必须通过向法院提取确权诉讼的方式得以实现, 而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股东之身份, 即只能以法院之判决作为成为真正股东, 享受权利, 承担义务的依据。并且, 胜诉后应及时采取变更措施, 变更股东名册和相关工商登记资料的内容, 其他股东和公司法人须予以必要配合。

三、结语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主体在面对法律规制时所采取的规避方法也显得愈加“进步”, 这表现为其目的愈加深藏在后, 行为愈加复杂难理, 以及规制方的应对愈加困难耗力。作为市场主体, 尽可能地去追求最大利益———包括用隐名出资这种逃避管制、规避法律的行为———当然本是天性所致, 不过, 是否可以为了促进经济之发展而对其中的“灰色”甚至“黑色”的行为完全放任不管呢?从根本上说, 设立公司和购买股份之事本就应当是正大光明之举, 何以需要通过“隐名股东”之“打擦边球”式的行为来实现, 而导致公司法人、其他股东、债权债务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士必须多分出精力明加辨别?这固然可能涉及所谓“善法”与“恶法”之争, 但另一方面, 作为主要的规制方即立法者和司法者, 如何通过有效的立法和公平公正的司法裁决引导隐名股东问题走向一条良性循环的可持续改善之路?这还需要立法者和司法者更多的努力。

摘要：在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公司表面的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并不一致, 并且这种不一致是表面上的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合意的结果, 是由契约约定导致的——即所谓的“隐名股东”现象, 其中的实际出资人即被称作”“隐名股东”。而这种不一致给当今的民商事司法裁决带来诸多问题, 其中最关键的是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本文即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相关探讨和阐述, 以期能够为司法实务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隐名股东,显名股东,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1]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刘俊海.现代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3]范健.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4]王义松.私人有限公司视野中的股东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5]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篇8

一、关于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争议

隐名出资人是指对公司实际出资或实际认购公司股份, 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公示文件中却由他人代为显示名称的投资者;相应的, 在前述公示文件上代隐名出资人显示名称的人称为显名股东。理论上隐名出资人隐名的方式可以有借名、冒名、假名等多种, 但实践中隐名出资人通常是通过借名的方式隐名。

关于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目前存在三种学说:

(一) 形式说

该说认为, 取得股东资格的关键在于具备公司法上规定的形式要件, 在股东资格认定上应以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上记载的内容为依据, 即将显名股东认定为股东。形式记载能够起到对外公示的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此种商法上的形式主义, 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才得以保护, 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才得以维护。

(二) 实质说

该说认为, 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属形式要件, 仅是宣示性登记而非设权性登记, 仅对善意第三人具有证权功能, 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股东之所以为股东, 主要看其是否对公司实施了出资行为。该说以意思主义为理论基础, 主张探求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不以外在表示行为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 认为应将实际出资的隐名出资人作为股东。

(三) 折衷说

该说认为, 应该采用“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处理隐名出资问题。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时, 依据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的原则, 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意愿, 即优先考虑“实质说”;在处理公司外部关系时, 重视公示公信主义和保护善意第三人, 即优先考虑“形式说”。

二、从语义上还原股东的内涵——隐名股东称谓的不当

股东是公司存在的基础, 是公司的核心要素。股东之“股”, 乃“股权”或“股份”, 而“股权”或“股份”是公司直接的派生物。因此, 股东应该定义为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或者股份的人, 而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或者股份的人显然就是在形式上符合公司法股东要件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于隐名出资人而言, 在经过合法程序变更为公司股东之前, 使用股东这个称谓是不恰当的, 当然也就不存在“股东资格”或“股东权利义务”这种类型的概念①。

三、从逻辑上分析隐名出资人不应具备股东资格

第一个逻辑:隐名出资人享有与股东权利义务相同的权利义务, 有两个前提:一是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存在某种契约;二是显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这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隐名出资人通过显名股东而与公司产生了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试想, 如果显名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 隐名出资人通过一个不具备股东资格的主体而产生了与股东权利义务相同的权利义务是否在逻辑上成立呢?显然是不成立的。学界最大的误区在于混淆了股东权利义务和与股东权利义务相同的权利义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第二个逻辑:如果承认隐名出资人为股东, 则间接确立了一种结论, 即隐名出资人就是股东。这种逻辑会导致本来不能具备股东资格的人 (如国家公务人员) 反而因中间主体的出现有了股东资格, 这种结论显然也是错误的。

第三个逻辑:惯常说的隐名出资是简单的一种结构: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公司;假设存在很复杂的结构:……隐名出资人——隐名出资人……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公司, 则哪个隐名出资人为股东, 是否有必要调查以及如何来调查最前端的隐名出资人, 在实践上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逻辑:从公司法角度讲, 仅有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契约, 并不会使隐名出资人获得股东地位, 还应履行相当比例的股东同意或追认程序, 且无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如果简单认定隐名出资人就是股东, 不仅违反了公司法的基本理念, 也会使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趋于不稳。

四、从利益平衡角度说明形式说不存在缺陷

学界认为形式说存在某种缺陷, 这种缺陷主要体现在否定了以实际投资者为当事人所形成的关系, 虽保护了第三人的利益, 却可能使实际出资者的利益遭到破坏。

需要强调的是, 以形式说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确实有利于维护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外第三人的利益, 但它并不会破坏实际投资者的利益。法律的救济手段并不是单一的, 隐名出资人如果因隐名出资而与显名股东产生纠纷, 完全可依据他们之间的契约适用民事领域的法律规范来调整, 行使一种债权性的追偿权, 并不需要非得通过认定股东资格来解决。

五、从登记公信力角度分析采取形式说的合理性

“登记公告者, 本为使第三者知之而为之者, 若第三者不能以公告为信, 则宁可不使为公告。”商事登记的公信力是指商事事项一经登记, 即推定其合法、准确、有效, 公示于外表的事实, 纵与真实的情况不符, 对于依该外表事实所进行的商行为也应加以保护。

商事登记公信力得以承认的基础包括以外观主义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和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及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两个层面。登记公信力的实质在于, “当以登记主体为代表的静的安全和以第三人为代表的动的交易安全因公示的瑕疵即权利外观的出现而发生冲突时, 法律尊重权利外观, 以形式代替实质, 牺牲静的安全以谋交易安全。”将“形式说”作为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潜藏了对商事登记公信力理念的尊重和践行。

六、结语

研究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目的在于理清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对隐名出资涉及的各方利益提供更合理的法律保护。“形式说”恰恰迎合了这种要求, 其作为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可以更好地兼顾各方的利益平衡, 可以更好地体现经济法和民法救济方式的协调配合, 并且于法理上和实务上均行得通。

摘要：隐名出资是经济法领域出现的一种特殊投资现象, 这种现象在实践中容易引发纠纷, 而纠纷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关于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无定论。本文从股东语义、逻辑推理、利益平衡、登记公信力等角度论证了隐名出资人不应具有股东资格, 提出必须区分股东权利义务和与股东权利义务相同的权利义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认为形式说才是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隐名出资,股东资格,形式说,登记公信力

参考文献

[1][日]松波仁一郎.日本商法论[M].秦瑞玠, 郑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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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英.隐名股东的法律界定[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2.

[4]郑瑞平.论隐名股东利益之法律保护[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0.5.

[5]王成勇, 陈广秀.隐名出资人之资格认定的若干问题探析[J].法律适用, 2004.7.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篇9

考察信托合同的性质, 本质在于检讨其究竟属于诺成合同还是要物合同。依据李永军教授的观点, “诺成契约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契约即告成立的契约, 无须再为其他手续或为实物的交付;要物契约是指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 尚需交付标的物的契约。”

就诺成合同与要物合同此一分类方式而言, 其仅存于大陆法系的合同法中。比照观之, 同属大陆法系的日韩两国与台湾地区的信托法就信托合同的性质并未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形式抑或官方法律解释加以厘定。有学者经过比较研究, 认定在上述国家与地区信托合同属于要物合同的范畴。

依据英美合同法的一般规则, 合同系因受要约人对要约的承诺而成立, 就此点而言并无任何例外。而承诺属于受要约人依要约人所指定方式对要约人表示接受其要约进而成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其表示受要约人与要约人就有关合同的订立达成合意, 换言之, 从英美合同法的视角观察, 承诺的生效即可等价于当事人对合同的签订。

也由此可见, 若依照大陆法系合同法的“诺成/要物”分类来考察并界分英美合同法的前述规则, 实际上此类规则无疑会将催逼任何合同落于诺成合同的定性。顾名思义, 信托合同当属于合同的一种, 而在英美信托法的框架范围之内, 其既未澄清前述规则对信托合同并不适用, 也未规定信托合同须自委托人将财产交付给受托人时起成立, 则信托合同归于诺成合同可谓毫无疑义。就此,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信托合同的定性已然出现质的分歧。

笔者认为, 各国将信托合同界分为要物合同抑或诺成合同, 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该类合同有无强制执行力的态度。若信托合同被认定为具有强制执行力, 则该合同一旦订立, 凡委托人拒绝履行转移信托财产的义务, 法院可依据受益人或受托人的请求强制执行, 以敦促信托设立 (反之, 依据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基本原理, 信托则无法成立) 。综上, 信托合同的强制执行力对于信托成立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均是颇为巨大的。依据目前中国业已生效的《信托法》, 信托合同被明确定性为诺成合同, 或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不同,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信托推广运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2 检讨股权信托的制度优势

2.1 廓清股权信托的内涵

对于股权信托的表述, 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 股权信托系指公司股东通过股权信托协议, 将股东所有的股权交给一个或者多个受托人, 由受托人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表决, 以达到管理、经营、控制公司的目的。第二类观点认为, 股权信托系指委托人将资金作为信托标的 (财产) 交付给受托人管理, 由受托人以自己名义按委托人要求将资金投资于某公司, 获得收益归于委托人的信托模式。第三类观点认为, 股权信托系指某公司股东将其所享有的股份权能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转移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控制、管理、处分的信托模式。

笔者认为, 将资金转移给信托受托人用于购买并持有某公司股份属于财产信托的范畴。就此而言, 第二种观点对股权信托的定义并不准确, 其显然对股权信托与一般财产信托的界限有所混淆, 并不可取。第一与第三种观点相类似, 前者关注股权信托后受托人的权力, 后者关注股权作为信托财产转移时的特性, 笔者认为可以比照借鉴。

2.2 隐名股东诉求与股权信托机制的契合

在信托制度发展的早期, 一般民事信托受托人要么与委托人存在亲友关系, 要么基于自身社会贤达的地位抑或宗教人士的身份而被委托人信任来管理、处分相应财产。总是后来商事法大行其道, 公司制度的有限责任弥合了合伙制度的不足, 日渐兴盛的商业信任对信义关系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更多强调单纯的契约关系) , 但委托人选取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时依然会关注信托公司的长期商誉———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高度信任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 委托其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或愿望, 而受托人也基于这种信义关系承担信义义务, 忠诚、谨慎、尽职的处理信托事务。

就“幕后”的隐名股东与“台前”的名义股东而言, 互信是实现隐名投资目的的纽带, 是实现各方权义的桥梁。股权一旦有隐名股东交付便依法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换言之, 至少名义股东在法律层面上是上述股权的所有人, 隐名股东只能基于信托合同对名义股东行使债权请求权。这种情况下, 信托合同中当事人间的信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受托人所负的忠实义务与审慎义务, 对隐名股东问题的妥善处理与相应信托制度的合理构建就极具现实意义。

2.3 股权信托的制度优势

首先, 基于受托人信义义务产生的“尽职保障”功能。在股权信托的模式下, 信托受托人通常是具有相关资质、的专家个人抑或公司法人, 受益人 (股东) 则囿于专业知识的不足与管理经验的缺乏明显的处于弱势地位。依照法理, 信托受托人对信托受益人负信义义务;在实践中, 股权信托合同中往往会明确信义义务的内容, 最大程度上限制受托人的不忠实抑或不谨慎行为, 要求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最大化而管理、处分股权。此外, 信托法上所涉信义义务的范畴还将禁止受托人从事自我交易、关联交易等不当行为, 避免道德风险;敦促受托人如管理自身财产一般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合理配置 (正确管理处分股权) 、注意风险 (积极参与公司事务) 、减少费用 (尽到审慎勤勉责任) 等等。凡此种种, 均在制度的应然层面上保证了受益人的利益不受受托人侵害。

其次, 基于信托财产独立性产生的“破产隔离”功能。财产乃信托的核心, 其构成信托的标的, 没有信托财产就不构成信托。信托制度的优势, 即其对于受益人的裨益, 在于信托财产不因受托人经济情况恶化而骤变, 凡信托能有效成立, 信托财产的 (相对) 独立性得到充分表彰, 其将不受包括但不限于信托当事人破产等情况的影响。“破产隔离”功能使信托具有公司、合伙、代理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点。结合隐名股东制度而言, 股权信托制度顺其自然的具备保障隐名股东自身财产的优越特质。

我国《信托法》第17、18条规定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信托财产以其制度赋予的独立性而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财产, 除法定原因而不得被强制执行。就股权信托而言, 其一方面基于信托财产独立性可使第三人 (包括但不限于信托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债权人等) 对信托股权轻易主张权利受到约束, 客观上有效保障隐名股东权益。另一方面,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又会使得信托股权的安全性增加, 一定程度上也对公司的稳定、高效运行有利。

另有一些学理文献提及股权信托的税务规避优势。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值得进一步商榷。信托本身的确具有税收规避的功能, 但在中国, 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未真正给予信托制度在财富安排中的税收规避优势, 自然就不存在“信托模式因此可以比公司模式少缴纳一道税”的情况。

综上, 隐名股东的现实投资、增值等需求与信托制度的弹性设计在权益保障的理念上得以契合, 用股权信托模式来规范隐名股东法律关系、设计隐名股东投资方案、排除隐名投资潜在风险, 进而保障多方权益切实可行。股权信托作为信托制度中的一类, 沿袭信托制度优于其他商事制度的特性, 为受益人的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法律支撑。随着法律实施更加流畅, 法律制度更加缜密, 以股权信托模式重构隐名股东制度, 值得进一步推广与适用。

3 管窥股权信托合同的基本条款

3.1 股权信托合同的必要条款

首先, 股权信托合同应明确所载信托目的。信托目的即为委托人的信托宗旨, 同时确立了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基本准绳与依据。鉴于信托目的框定合同各方的基本权义内容, 且具有优先于信托合同其他内容的效力, 反映信托目的的条款务必清楚明了。凡遇有其他条款与信托目的相左, 应始终服从信托目的。若信托合同未规定信托目的或信托目的不明确, 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就无从遵循, 信托就无法实施。针对股权信托合同而言, 不难得出结论:其目的大多为实现 (运用) 委托人的股权收益权或表决权。

其次, 股权信托合同应注明合同各方信息。具体而言, 所需标示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姓名或名称、住所等。一旦受托人实践信托过程中出现侵害抑或可能侵害受益人的情况, 如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 需由人民法院加以裁决的, 合同关系的各方明确无误, 一者有利于确定有管辖权的法院, 再者有利于佐证合同的性质 (并无以合掩非之意图) 。之于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 作为信托的受益对象, 股权信托中的受益人通常即为委托人本人, 极少数情况下由委托人指定第三人。

此外, 股权信托合同应确认获取利益形式。获取信托利益母庸置疑属于受益人的基本权利。从信托法的立法目的出发, 其旨在规制受托人的行为, 促成受益权的实现。因此, 受益人获取信托利益的形式、方法需要明示, 并将其作为受托人支付信托利益的行为标准。

最后, 股权信托合同应说明信托财产内容。显而易见的是, 若没有信托财产抑或信托财产最终无法确定, 设立信托就无从谈起。就信托财产的确定性而言, 其关键在于确定信托财产的范围, 并能完全区别开委托人其他财产及信托成立后受托人的其他财产, 最终廓清受益人信托利益的内容与范围, 受益人监督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与其自由财产分开才有可识界限。信托财产的范围一旦明了, 其种类与状况就容易确定。

就商事信托等特殊信托而言, 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要求合同包含其它条款, 例如股权信托合同还须确认信托财产的管理方式、信托财产在管理中的风险揭示与责任承担、受托人的经营权限等等, 以体现合规要求。隐名股东股权信托模式下, 信托财产应满足信托登记公示的要求, 还应将公司章程的约束纳入合同设计的考量范畴,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公司股利、分红, 通过表决权的形式等。若涉及隐名股东股权的重大事项 (并购重组、商业战略等) , 须明确受托人行使股权时的行为模式。

3.2 股权信托合同的选择条款

为便于当事人拟定信托合同并减少可能产生的纠纷, 信托法往往还会规定信托合同可以选择的内容。在英美信托法的框架下, 基于缺省性规则的属性, 委托人的意愿通常可以优位于相关法律规定, 即信托合同的委托人可通过合同约定排除适用某些信托法规则, 或确立一些不同于示范性规定的合同内容。相关立法甚至明确指出, 委托人可授予受托人以更为广泛的权利且一些规定仅在委托人或信托合同无相反意思的情况下才得适用。

首先, 关于信托的期限。信托期限系指信托可有效存续的时间。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期限在立法上往往没有明确限制, 信托期限由委托人自主决定, 或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协商确定, 其结果甚至可以是无期限的。相对于隐名股东而言, 在排除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 (即委托人与受托人) 自身原因或合同约定外, 信托期限还应遵守公司法关于公司存续的规定, 以及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身份的规定, 以免在综合适用法律时出现认定信托无效的情形。滥觞于英国尤斯制度的信托法很早便确立的“反对永久管业权”规则, 即对私益信托存续期限的上限进行一定限制, 禁止设立永久信托, 这已然被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所普遍接受。

其次, 关于受托人报酬。从信托实践观察, 目前的商事信托仍以受托人收取报酬为原则, 由于其以盈利为目的, 其业务即为当事人提供服务, 收取报酬作为经营收入势所必至。尤其是信托合同本身除了信托特性外, 还具有合同特性, 即合同双方 (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 互负义务、互为对价, 构成双务合同, 合同任何一方一般不能无偿从他方取得利益。况且, 有效避免因报酬上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不愿表露身份的隐名股东的重要手段。

再次, 关于选任的方式。依据信托法原理, 受托人职责终止时信托本身并不随之终止, 在此种情况下会重新选任受托人, 以保证信托财产得到连续、有效管理。信托合同可对信受托人的选任方式作出规定, 也可不作规定。但就隐名股东的股权信托而言, 隐名股东得以设立信托的一大前提在于保证公司股东身份的完整性———作为受托人的名义股东首先是公司的股东, 其股东身份的变化还应遵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受到公司章程的约束。因此, 相关备选条款应考虑受托人作为公司股东变更的问题, 以避免选任新受托人的仓促变化导致公司股东身份变更的瑕疵。

最后, 关于终止的事由。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信托合同本身可以约定相关终止事由。委托人可依据自己的意愿列举终止信托的特殊事由。另外, 实践当中依据不同情况, 还可能牵涉到信托事务报告、信托当事人违约责任与纠纷解决方式、信托财产税费的承担与其他费用的核算等。

4 反省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确定性

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确定性系指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内涵上明确肯定、清楚明了, 不会引发歧义、引起误解。信托要素确定性规则为英美信托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既然信托合同属于托人设立信托, 那么在英美信托法的框架下, 上述规则适用于信托合同便毫无疑义。依据信托要素确定性规则, 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系指信托合同中反映信托意图的约定, 约定信托财产的条文与约定受益人 (确定方式、利益范围) 的条款均须具有确定性, 若任一条文约定在确定性上存有缺陷甚至瑕疵, 则对应的信托合同的效力将被认定当然无效。

目前的中国《信托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信托要素具备确定性。依据该类规定的实质性精神, 不难查察信托合同基本条款中对信托财产的约定及对受益人相关内容的约定也须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确定性规则。但《信托法》在苛求此类要件的同时, 并不排斥合同解释。易词以言, 若仅为所须约定要素中的某一个不具确定性, 除非通过合同解释制度进行解释后仍无法起到缺省性作用, 对应的信托合同效力才被判无效。一般而言, 法院均会通过运用合同解释制度提供的方法对合同中不具确定性的内容进行解释, 力求使所有要素均具确定性, 促成信托合同有效, 以更好的化解法律纠纷。因而, 信托合同基本条款的确定性旨在保证信托设立之后可以正常运行 (至少满足最低的运行形式要求) , 但这本身并不掩盖《信托法》敦促信托成立的精神, 而合同解释制度为弥合相关瑕疵, 发挥信托功能提供了有益途径。

摘要：大陆法系之下的信托与合同既有契合, 亦有差异。对基于合同而构建的信托, 廓清其性质特点颇有必要。在此基础之上, 厘定股权信托的内涵, 明确其与一般财产信托的区别, 表彰其独有的制度优势, 结合隐名股东的实际情况, 寻求其制度优化的路径,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隐名股东,信托合同,股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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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俊健.隐名股东的股权信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11.

[10]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87.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篇10

隐名出资, 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之一, 可以有效地调动人们投资的积极性, 使得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公司的运营中去。隐名出资的人, 一般被称作隐名股东。目前, 我国法律尚未对隐名股东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 (三) 中, 第一次明确提及隐名股东, 将隐名股东称作“实际出资人”, 并做出了一定的规定, 但其含义仍较模糊。关于隐名股东, 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定义: (一) 隐名股东, 又称匿名股东, 是指实际出资人或认购股份的人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 (1) ; (二) 实际出资人在实践中又称隐名股东, 是指在公司中不具备股东资格形式要件的出资人 (2) ; (三) 隐名股东, 指在公司中不具备股东资格形式特征的实际出资人 (3) 。无论是哪一种定义, 均包含两个要件———隐名股东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但基于某种原因未登记于工商部门的公司股东名册中, 即具备股东的实质要件, 但缺乏形式要件。

二、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权利保护

对隐名股东的权利保护, 首先就要对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因此应着眼于对隐名股东的身份进行肯定。然而, 我国法律关于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有所欠缺, 主要涉及的法律规范有:

(一) 公司法

《公司法》第32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 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此外, 《公司法》第216条规定:“实际控制人, 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 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因此可见, 《公司法》并未对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做出禁止性规定。

(二) 相关司法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 隐名股东可以对自身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如第22条确定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第24条第一、二款直接指向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的确权纠纷, 第24条第三款意在解决隐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的分歧。

司法解释 (三) 对公司隐名股东的具体情形做出了具体分析, 以股权代持协议为基础, 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处理纠纷, 但与第三人发生纠纷时则遵守公示公信原则, 这与司法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思路较为一致。但解释 (三) 的规定并未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作出回应, 且没有能够详尽说明如何认定股权代持协议, 隐名股东的确权应当通过哪些程序等问题, 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有效的理论支持。

三、完善隐名股东权利保护制度的路径

因此, 我国应加快对隐名股东权利保护的立法, 并完善相关制度。

(一) 健全关于规避法律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的隐名投资的相关制度

规避法律强行性或者禁止性规定, 包括了对投资主体的身份、投资领域限制、股东人数限制、股权转让限制以及投资比例进行规避等等多种情况 (4) 。例如:对股权转让、投资比例的规避属于法律强行性规定, 也称法律管理性规定, 股东身份的限制、避免触犯刑事法律则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

笔者认为, 对于法律管理性规定的规避, 应该尽量减少由于否定隐名股东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法律上确认该类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而对于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规避, 应该直接否认其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例如:公务员利用隐名投资, 以分得分红的方式收取贿赂的行为) , 而直接在法律层面上确认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但若是公务员只是由于公务员身份不宜成为名义股东的情况, 则应考虑确认其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二) 股权信托制度

股权信托制度, 信托标的为公司的股权, 是指委托人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的个别权能转移给受托人, 或者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交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 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该资金投资于公司股权 (5) 。依据信托法的规定, 在股权信托关系中, 当受托人拥有部分股权管理与处分权时, 受托人行使股权的投票权与处分权须依据委托人的意愿进行。因此, 完善股权信托制度, 不仅可以有效保护隐名股东的权利, 还可以充分发挥受托人的专业公司运营及理财知识, 使公司运转效率最大化, 同时避免股东身份不明确等问题的纠纷。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公司成为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主体之一。公司法人经济主体地位的不断提高, 也使得我国投资领域呈现繁荣趋势, 并出现了隐名投资的行为。本文将基于隐名股东的概念, 结合《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 对隐名股东权利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关键词：隐名股东,股东资格,权利保护

注释

1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30.

2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29.

3李建伟.公司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284.

4黄国民.论我国隐名股东权利保护制度[D].厦门大学, 2014.36.

隐名股东的法律问题 篇11

一、理论分歧

隐名出资情形下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理论界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 笔者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归纳为肯定说与否定说。

(一) 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挂名股东享有股东知情权。该观点认为《公司法》上股东知情权, 主要是指股东享有查阅公司章程、公司会计报表等资料的一系列权利。挂名股东满足股东外观主义要件, 应该享有股东知情权。有学者认为, 挂名股东应该享有比上述权利更广泛的知情权, 他有权要求实际出资人向其告知与被挂名相关的事实。[1]

肯定说坚持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要件说, 从形式要件认定挂名股东是否享有股东资格, 判断挂名股东是否享有股东权利。形式要件说认为只要满足形式要件就应确认其股东资格。1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孔祥俊和施天涛两位教授。法院对股东知情权案件的审理, 多采用形式要件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从而判断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例如曹先生为公司的挂名股东, 林先生为法定代表人, 公司成立后, 曹先生并不参与公司事务, 曹先生认为自己作为公司的股东也应该享有股东权利, 要求行使股东权利, 但是遭到林先生的拒绝。曹先生向法院起诉, 要求法院对其拥有“知情权”进行确认。法院审理后认为, 工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的材料中原告被记载为被告公司股东, 因此法院确认了其股东身份。[2]上述案件认定中, 法院从形式要件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认为工商部门的登记具有公示效力, 所以曹先生作为股东享有知情权。

(二) 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隐名出资下挂名股东不享有知情权。学界一般认为, 凭出资获得股东资格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实际的出资。二是要有有效的出资证明。世界范围内, 以出资作为取得股东资格的方式, 从来就是最主要的、最为核心的法律方式。[3]否定说从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说来考量。实质要件说认为应以实际出资行为考虑出资人的真实意思作为认定股东资格标准。该观点主要以刘瑞复和漆多俊两位教授的学说为代表。二者都强调了股东出资的行为。隐名出资情形下, 挂名股东没有实际出资行为, 不享有股东公司知情权。

二、学说评价

(一) 对肯定说的评价

笔者认为, 肯定说坚持以形式要件判断为标准, 来判断挂名股东是否享有股东资格, 并判断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具有一定合理性。从个人法和团体法角度分析, 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之间关于出资入股协议属于个人法上的法律关系, 股东资格是涉及到公司及第三人等多个利益主体的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 不宜采纳实质说, 原则上应采用形式说, 形式要件说能更好保护善意第三人, 有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4]

该学说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 从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分析, 股东知情权通常限定在对公司信息的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应该是限制在与公司事务相关的范围, 挂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知情权问题应该属于挂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个人之间的事情进行解决。挂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的纠纷不同于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 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归属于私法调整领域。[5]其次, 从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的协议分析, 双方协议约定挂名股东参加公司管理, 挂名股东为了履行义务, 参与公司管理必然会存在享有公司的知情权的情形。所以, 隐名出资情形下, 挂名股东在不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形下, 不应当享有知情权, 肯定说仅从形式上判断是不合理的, 违反了双方协议的约定。最后, 从公司、实际出资人及挂名股东三方利益分析, 形式要件说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挂名股东要求知情权的情形发生在公司与挂名股东之间, 属于公司制度范畴, 涉及到公司利益与挂名股东利益的平衡。

(二) 对否定说的评价

否定说考虑了实际出资人的真实意思, 但依据实质要件说对股东资格进行判断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 确认股东资格时, 需要在股东资格纠纷中确认谁是实际出资人以及实际出资人的真实意思, 实践中很难取证。其次, 如果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约定, 由挂名股东行使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 享有股东知情权, 在不肯定其知情权的情况下, 不利于挂名股东继续履行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的义务, 从而损害各方利益。最后, 在挂名股东参与公司管理时, 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晓实际出资人, 由实际出资人享有股东权利, 违反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三、笔者观点

在认定股东资格时, 不应该机械的采用实质要件说或者是形式要件说来对其进行判定, 应该结合隐名出资情形下, 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的协议来进行探讨, 同时考虑到公司与挂名股东及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利益衡量, 从而得到公司利益、挂名股东利益及实际出资人利益的合理实现。

(一) 挂名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形

目前, 各地方的法律法规也在探索如何解决隐名出资情形下, 挂名股东的知情权问题, 笔者认为挂名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况下, 是否享有知情权需要考虑两个条件。

1.协议约定的情形

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稿 (试行) 》第27条规定, 隐名出资情形下, 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双方明确约定的依据双方的约定, 双方约定不明情形下, 挂名股东参与公司治理, 而实际出资人也没有相反实质证据证明自己的情形下, 挂名股东享有知情权。

2.股东认可实际出资人存在的情形

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在与实际出资人协议约定的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形下, 还需要考虑其他股东是否知情。江苏省高院的意见规定为“其他股东”予以认可的情形, 并没对“其他股东”作人数上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规定了“半数以上的”的人数限制。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只有当公司中有半数以上股东知道实际出资人出资并对他认可的。相反, 在公司其他股东不知道挂名股东的挂名事实或者知道挂名股东事实的股东不到半数以上时, 为了维护公司的稳定性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则应有挂名股东承担应该承担的法定的或者约定的责任, 挂名股东拥有股东资格, 享有股东知情权。[1]

通过对以上分析, 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的情形应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1) 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明确约定的情形。依据双方是否对知情权进行约定, 又分为两种情形:1.双方明确约定挂名股东享有知情权, 公司其他股东或者是半数以下的股东并不知道实际出资人存在的情形下, 挂名股东则享有知情权;相反, 如果其他股东或者是半数以上的股东知道实际出资人存在, 并予以认可, 那么挂名股东则不享有知情权。2.双方明确约定挂名股东不享有知情权, 那么挂名股东知情权的请求不会得到支持。 (2) 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约定不明的情形。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约定不明的情形下, 依照实质证据不能证明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情形下, 挂名股东享有知情权。相反挂名股东则不享有知情权。

(二) 挂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况

挂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形下, 笔者认为在该情形下, 挂名股东不应该享有股东的知情权。

首先, 从实际出资人利益考虑, 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约定借用挂名股东的姓名进行出资, 挂名股东不履行任何出资义务, 不参与公司管理, 如果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 则会违反双方间的权利义务, 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其次, 从挂名股东自身利益维护考虑, 挂名股东在不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形下, 行使股东知情权没有实际的意义。最后, 从公司利益考虑, 挂名股东在不参与公司治理情形下要求行使股东的知情权, 既不利于公司正常的运作, 也可能发生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损害公司的人合性。

挂名股东知情权的问题, 对于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来说, 是合理分配其在公司的权利问题;对于公司来说, 是通过承认股东知情权来使自身合理运作的问题。所以隐名出资情形下, 笔者认为应该按照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的约定及公司其他股东对实际出资人的认可情况来判断,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达到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1]张亚楠.挂名股东法律问题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 2012.

[2]佚名.未出资却想查看公司账簿, “挂名股东”也享有知情权[DB/CD].http://finance.ce.cn/law/home/alfx/200611/28/t20061128_9608075.shtml, 2006-11-28.

[3]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J].法律适用, 2003 (8) .

[4]肖新学.论挂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