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框架（精选12篇）
治理框架 篇1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就有关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我国国内的学者普遍认为,所谓公司治理就是一组规范公司相关各方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是协调公司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一种制度,是现代公司中最为重要的制度框架。公司治理结构实质上要解决的是因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它是规范委托代理各方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并由此而形成的具有分权制衡关系的公司组织体系和公司运行机制。财务理论界普遍认为,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指在强调以股东为主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对公司的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和结构安排。
一、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公司治理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激励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集团。
相对于公司治理概念的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财务治理一般指财务内部治理,即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权利机构对公司财务权利进行配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它强调通过财务治理结构的安排,对公司财权进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种财务激励约束机制,其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广义的财务治理一般是指公司财务共同治理,即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务进行治理,用以协调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平衡财务权利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或机制。它强调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有财务利益要求,并相应承担一定财务风险,因而应参与公司财务治理。
1.二者具有相关性
(1)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都源于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以及财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形成了财产所有、占有、使用与处置归属不同利益主体或机构掌握,所有者与经营者、终极所有权人与法人财产所有权人之间,在资产运营、资本投向、受益决定和剩余分配等事项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两权分离而形成的关系是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共同根源。
(2)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代理成本,解决信息的不对称,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从而保证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公司资源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从而保证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
2.二者的差异性
(1)制衡的着眼点不同。公司治理制衡的着眼点主要侧重于公司内部人事组织制度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剩余索取和监督权力的分配,经营管理运行机制的设计、构建与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约束问题;财务治理制衡的着眼点在于财务决策权、财务收支决定权、财务监督权。
(2)运行方式不同。公司治理的运行方式主要是通过确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人选,规定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激励方法,形成制衡关系;财务治理的运行方式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经营管理层次在财务决策、财务执行、财务人员安排和财务监督等方面进行权责划分,形成在财务活动管理权限上的责权关系。
二、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下的财务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界定和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按其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可大致划分为委托代理结构、股东治理结构、经营者治理结构、资本治理结构几个部分。在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中,财务治理处于核心地位。
1.委托代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以契约的形式来确定各级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权利与义务。由于财权连结往往具有多环节、多层次的委托代理结构链,为使这种结构链呈现其预期效果,必须通过财务治理来明确各级委托人和代理人在财权分割中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委托代理结构链的失效。此外,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也可能不一致,委托人欲实现自身目标的最大化,必然要采取各种方式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激励与监督。委托人通常采取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等多种激励机制,如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声誉激励机制等。而这些机制的有效实行需要通过财务治理来反映、考核、监督。
委托人对代理人采取激励机制的同时,还要建立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对代理人进行约束、控制和监督,以确保委托人的利益不受侵害。
2.股东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一般说来,在组织内部,小股东因其在公司结构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往往面临着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双重损害。因此,大小股东之间利益关系的界定(即股东治理结构)也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股东治理结构就是要通过一套制度,规范股东的行为,既保证多数股东的权力,又防止有意无意地对少数股东滥用权力。为防止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蚀,可推行非财产关系董事(或称独立董事、专家董事)制度,解决董事会构成单一、其成员基本上来自控股股东的现象。
3.经营者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虽然做为经营管理企业的代理人与所有者在整体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不同层次的经营者之间却存在(或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利益与权利上的矛盾。不同层次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是权、责、利的内在统一。这种权、责、利内在统一的契约制度,是调动经营者之间关系的主要机制,其基础是通过财务治理来合理确定责任与权力的大小,考核责任的履行情况,合理进行利益的分配。因此,调整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4.资本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资本结构决定企业收入流的分配,一方面,债权人享有企业优先的固定索取权,但丧失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另一方面,企业的股东以承担企业风险为代价获得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为了切实保护债权人的权益,有效的途径是“允许主要债权人进人董事会”,让企业的债权人参与到企业的治理中来,审查企业的财务决策及其执行情况,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与财务能力。一旦发现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可立即采取必要手段降低自己的损失。
总之,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公司治理的现实、集中和根本体现。财务治理只有在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框架内才能成为实现公司价值的重要手段,而公司治理只有在有效的财务治理模式的具体操作下才能形成有效率的制衡机制。
治理框架 篇2
全球环境日渐恶化,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迫切要求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组织共同行动起来,对已经发生的对国际社会有共同影响的环境问题和对全球环境有损害或潜在危害的`活动,本着全球伙伴和合作精神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和措施加以解决.全球环境治理框架设想的提出,为更加合理、更加全面地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作 者：王宏斌 冯艳玲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 刊 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9(3) 分类号：B1 关键词：全球环境治理 框架 设想
治理框架 篇3
摘要：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今时代，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内部，它越来越多地与公民社会发展、地方治理成长发生着关系。从实践上来看，地方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创新的一种趋向，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分析框架对地方治理的基本内容、社会根基，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以及实现路径选择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府创新；地方治理；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D625；D03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08
21世纪初，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社会建设”被明确地提出来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心任务，大力开拓创新，将视野投向政府之外的社会系统，更加关注民生需要和社会发展。从学理的角度来看，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创新正趋向于地方治理。因此，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这一分析框架，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势。
一、地方治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各项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府组织开始主动地在观念、体制、行为等方面进行创造性地变革，政府创新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由于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地方的公民与社会，地方政府的创新就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创新的方式、内容还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已不再局限于政府体系内部，它越来越触及到政府以外的社会系统，并且随着创新在深层次上的展开，在广范围上的进行，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方式被深刻地改变着。通过创新，政府和社会得到沟通，社会以一种为政治权威所认可的方式被培育着，它们的力量不断地被激发出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创新越来越趋向于地方治理。
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案例的研究，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由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我国第一次由独立的学术机构对政府创新行为进行评估，这是一个开启“民评官”历史的民间奖项。自2000年创立之日起，至2008年已举办了4届，共有83个项目入围，其中41个项目获得优胜奖。经过几年的发展，该奖项已经确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政府创新评价体系，获奖项目案例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以4届83个入围奖项为蓝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案例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需要，我们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划分政府创新。地方政府管理可大致分为内部管理和公共管理两大块：前者主要指地方政府机构的内部运行活动过程，即依法定职能而设定的结构、制度、程序、人事、支撑保障及其相互的自身运行活动，主要内容包括职能确定、机构管理、制度管理、程序管理、效率管理等；后者是地方政府对外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主要内容包括保障民主参与，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物品等。因此，我们将政府创新分为政府内部管理创新和公共管理创新，又将公共管理创新细化为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以及民主参与三个方面的创新。见图1。
图1显示，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占了81％(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民主参与之和)，其中公共服务、民主参与领域又占了绝大多数，是政府创新的主要部分。结合内容来看，创新大都集中在服务型政府建设，审批制度改革，某些公共服务领域的民营化改革，农村和社区治理创新等方面，这些都是当代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地方治理已成为当前政府创新的趋向。
但是，理论界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动向，鲜有学者将“地方治理”的框架引入到政府创新的研究中去。虽然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管理还远未达到“治理”的经典含义，“地方治理”一时还难以与中国的“地方制度”对接，以“地方治理”作为一种范式来分析地方政府似乎是纸上谈兵。但是，我们“如果将地方治理看做一个制度变迁、演进的过程，看作公共管理策略工具不断改进和创新的过程”，那么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导向价值，为此，笔者将尝试着建立起一个“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二、地方治理创新的基本内容
政府创新就是探索政府行政的新方法、新模式，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和新现实的挑战。而政府治理创新涉及到管理创新和政策创新两个层面，从管理创新视角看，中国政府治理需要引入以人为本、市场导向和绩效导向等治理新理念，推进服务型政府、掌舵型政府、绩效型政府和扁平化政府建设；从政策创新视角看，中国政府治理需要推进参与型政府、回应型政府、透明化政府和研究型政府建设。还有学者概括了地方治理创新的基本内容：完善政府结构，改变政府管理模式，提高政府效能；增强社会自主性，形成新的权力依赖关系；通过创新实现善治。可见，政府创新实际上是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进行的，而治理创新的焦点不仅在于政府，还在于社会，地方治理创新还特别强调公民的参与。另外，从价值上讲，地方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市场机制作用、政府依法行政等多种含义，包含着政治、管理、法律的意蕴。综上所述，要全面认识地方治理创新的基本内容，应该从政府、社会、公民和政治、管理、法律这两个维度展开。
(一)政府、社会、公民的视角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治理创新包含3个内容：一是要理顺地方政府与其他组织(包括地方立法、司法机关、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作为制度安排，地方治理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及其他组织权力分配关系、动力机制和利益结构”；二是在明确划分权责关系的基础上，政府效能的提高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政府要把市场和社会组织纳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框架内，在发展市场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地方政治精英自觉行为的情况下，尤其要强调社会力量的培育；三是地方政府鼓励公民参与，创新参与的方式，扩大参与的边界，疏通参与的通道，“如果公民参与有问题，那么所产生的反应就不应是终止参与，而是进一步对公民进行教育”。
对于地方社会来说，作为地方社会的构成单元，地方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各种利益集团等，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他们与政府组织合作，由此形成了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的地方治理网络。这是一个多元治理主体反复博弈、互相学习、自我反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能力不断增长，自主性得到提升，由此促成了地方社会整体的生长与发育。
对于公民个体来说，“地方”一直被认为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实行自主管理的实验室和训练场，甚至有学者认为地方治理的目的在于达
成以公民发展为中心，面向公民需要的新型社会与公共事务管理体系。与代议制的模式不同，地方治理特别强调公民的直接参与。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才能够最有可能达到最佳的政治结果，通过参与可以获得满足最大多数公民权利利益需求的规则和决策，民主参与可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而且公民参与可以导致我们通常所谓的公共服务的一种全身心的投入。
(二)政治、管理、法律的途径
美国著名学者戴维·H·罗森布鲁姆在研究公共行政学时，发现公共行政研究存在管理、政治、法律三种不同的途径，管理途径主要是基于行政部门的立场，去思考忠实地执行与落实各项法令规章，政治途径则是基于立法与决策的考虑，至于法律途径则强调的是政府的裁决功能，对维护宪政权利的承诺，以及法治。地方治理创新也处处渗透着这三种途径，以此来分析地方治理是有意义的。
地方治理研究的政治途径意味着多元的利益主体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框架内均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最大化地实现代表性、政治回应性和责任的价值，以协商和民主的方式完成地方治理；地方治理的管理途径推崇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开放式管理，注重顾客的回应性，以绩效为基础，以效果为导向，妥善运用各种市场机制来安排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这不仅能使服务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顾客会更加满意；地方治理的法律途径要求政府行为规范，依法行政，使法律成为权力的控制器，“在非法治社会中，民众必须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社会中，民众必须守法，政府更必须守法”，现代法治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还要为公民权利的救济，提供有效的制度化的保障。政治、管理、法律三种途径下的地方治理创新，实际上是说，通过创新，地方治理要成为多元的公共事务治理机制，而不是一元的；地方治理要成为有效的治理机制，而不是无效的；地方治理是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治理机制，而不是无序的。
三、地方治理创新的社会根基
地方治理的创新不是在真空中臆造而成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根基之上的。1978年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大幕。针对传统的集权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共同围绕着权力结构调整展开，其基本取向就是放权：党向国家放权；国家向社会放权；政府向单位或个人放权；单位向个人放权。这种放权不仅触动了传统的集权体制架构，而且培育了突破传统体制，全面推进改革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这其中包括获得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企业单位，以及日益独立的社会个体。特别是市场经济因素的出现，非公经济要素的成长，成为被国家权力吞食的社会重新发育成长的最初要素。伴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这些因素又不断成熟和理性化，影响并作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集中表现为3个层面，即公民个体和公民整体的心理层面，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层面，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层面。这3个层面导致了政治文化发生转型，利益关系得到调整，民间组织大量兴起，这就必然要求政府的治理发生变化，这是地方治理创新的社会根基。
(一)政治文化的转型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时候，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框架，在组织结构方面，由文化所连接的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源泉。可见，文化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性。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行为取向的特定模式”，在他看来，这些特定模式构成了所有治理机制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渗透，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发生了转型，“政治观念上由集权转为民主，政治态度上由政治疏远转为政治参与，政治方式上从人治走向法治，政治人格上由人身依附转向独立自主，政治倾向上由激进转为变革”。这在根本上就要求传统的治理方式向开放式的地方治理方式转变。
(二)利益关系的调整
“在社会国家化的中国，国家控制着差不多所有的资源、利益和发展机会，并借助于这种垄断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并对之实施严格而全面的控制”，这种控制机制在农村表现为“公社制”，在城市表现为“单位制”，这使个体与社会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权利。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同阶层、产权明晰的利益主体，这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关键。“公社制”的解体、“单位制”的日渐式微，公民、社会、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方式上看，他们的联系更多地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从空间上看，国家与公民的联系会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社区这一空间，社区成为国家渗透社会的新的中介，公民与社区逐渐建立起内生的利益联系，这促使着公民将更为积极地参与社区事务。
(三)民间组织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而截止到2008年6月，社会团体达21.1万个。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引入，不仅直接导致了民间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更重要的是这些新产生的民间组织的性质已大大不同，其民间性、自主性、组织性、志愿性和合法性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更有学者认为，民间社会团体为民主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支撑。民间组织的兴起成为政府与公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公民通过民间组织这一载体，与政府进行对话，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民间组织成为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源泉。
四、地方治理创新的主导：政府
(一)政府的“元治理”作用
地方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地方公共事务的多中心安排制度，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只是多元主体中的平等一元，在地方治理的过程中，公民与非政府组织分享了许多原属于政府的权力。但是，实际上，他们所享有的权力，都是经过政府同意以法律形式授予的，政府保留了治理之门最终开启与关闭的权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与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权力主体。而且，与市场失灵、政府失败一样，治理也会失败，杰索普将治理的失败理解为由于有关各方对原定目标仍然有效发生争议而又未能重新界定目标所致。面对一个多元权威并存的治理体系，政府首先要承担起元治理角色，从而使不同自组织安排得以实现。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实现地方治理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中国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外部环境的压力不允许我们像西方世界那样经由国家和社会内部缓慢地发育而内生出现代化，需要发挥国家的强大动员力量来快速地推进现代化，无论从政体还是从政权的性质来看，我们也完全具备发挥这一优势的条件。
(二)地方政府是地方治理创新第一推动集团
在复杂多样的地方创新活动中，地方政府是第一推动集团。在推动地方治理的创新中，地方政府具有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第一，地方政府最靠近地方民众和地方组织，能够及时、有效地了解和把握本地方民众的偏好和需求，并将这种需求转化成制度安排，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不如地方政府；第二，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配和
调动地方资源，作为公共利益的化身，它能够为解决公共问题而启动创新，在这一点上，公民个人和其他地方组织不如地方政府。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决定在农村地区开展村民自治以及在城市开展社区自治，地方治理的大门最先由最高层的政治权威开启，这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关键的合法性支撑；中央和地方关系历经多次调整，中央向地方分权，给与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已经成为改革的主流思想，分权化改革为地方政府的创新创造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和经济条件，地方政府日益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和利益主体，这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创新热情，使他们能够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大胆创新，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治理实践。
(三)地方官员是地方治理创新的直接启动者
中国现阶段，领导者个人在政府创新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开明和具有事业心的领导者往往是政府创新的直接推动者。曾有学者对此作出过精辟的论述，“在中国，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来说，社会还处于发育之中，其主动提出要求的能力有限，并且也缺乏足够的渠道把这些要求和意见输入到政府系统。但这并不否认社会对政府创新没有要求，而是说它的要求需要被发现并引导。这样，创新者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他们是社会潜在要求的发现者、汇集者以及回应者。他们不仅包括政府官员，还包括社会中的积极分子”。就地方治理创新而言，“作为创新者的地方官员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人出于各种原因，站到了改革的前列，成为追求稳定的官员文化中的非循规蹈矩者，官员中的‘企业家”。
五、地方治理创新中可能出现的异化
大概出于对创新的保护，大部分学者都对地方政府创新持积极的肯定态度，但也有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偏向“可能无效率”，还有学者提出了“伪创新”的命题。在创新成为一种大势和潮流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纷纷进入创新者的行列，这样的创新很容易发生异化。
(一)原因：地方政府的“自利”、“寻租”与权力关系的内卷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行动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主要取决于拥有决策权的地方官员，他们也具有经济人的一面和自利性的倾向，从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利用政治组织实现经济功能的政治企业家，即他们在与中央政府和微观主体的博弈中，将努力通过追逐潜在暂时的制度收益来显示政绩，从而使自己的政治资本增殖”，这最终很可能导致制度创新的收益虚化。
除了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中被“俘获”，也是“创新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中，把超过资源所有者机会成本的报酬称为“寻租”。布坎南将“寻租”定义为“那些本当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他认为，寻租从总体上看没有配置价值，是一种社会浪费。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条件下，政府垄断了绝大多数资源的分配权，一些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资源交换”的不正常手段谋求小团体的利益，使政府创新偏离了追求公共利益的原有轨道，使创新成为政府与利益集团建立利益交换关系和谋求“双赢”的工具。
权力关系的内卷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内卷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首创，意指具有高度自我复制能力的传统结构，以其日益精致化的内部调整来应对变化的环境，致使革新因素不断地内卷于传统结构之中而难以达至真正的变革。它反映在政府创新领域，就是说政府创新的一些理想的制度安排很有可能与现实的组织结构中的制度实施无关联，无法扎根于现实的制度土壤之中，从而导致立足于前者的任何创新都内卷于现实的权力关系格局中。也就是说，政府创新很有可能与现实的制度实施不兼容，甚至会受到其巨大的排斥和冲击。
(二)表现：一元化的“多元”治理与扭曲的公共利益
以“彰显政绩”为主要驱动力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以政府的高度动员能力为依托，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追求外在形式的改进，在治理的全过程中，以政府力量包办、代替体制外其他行动主体力量的发挥，它并不着眼于社会力量的培育，相反以对它的长期摧残为代价；被“俘获”的创新，其整个治理过程实质上只对寻租的利益集团开放，缺乏公众的参与，难以反映公共利益，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使某些利益主体能够进入治理过程，但是他们的利益表达在最终的治理结果中不能得到反映，这将会挫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难以形成多元的治理主体。
“政府包办代替其它主体力量的发挥”、“不反映公共利益”，是地方治理创新异化的主要表现。这显然无法促进规范意义上的“地方治理”成长，由于缺乏内生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创新不能获取稳定的因素，具有“运动式”的特质。这样的治理模式不断强化，使政府力量单边愈发强大，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发育将会受到打压，伴随着国家政治社会发展而内生出的治理动因和治理机制也会受到摧残而难以形成积聚效应。
六、地方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地方治理创新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政府创新呈现出的一种新趋势，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地方治理创新也有可能发生异化。因此，我们必须探寻出一条正确的路径。
(一)推动地方治理创新，首先要以社会为中心进行行政创新
1、行政理念要改革。总体上来说，“危机”和“发展”是创新的两类基本背景，而危机又往往是许多重大创新产生的主要背景。对于政府来说，“危机”往往不能使政府正常地实现自己的行政功能，使政治一社会系统中某一环节产生故障，这将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转，任其发展下去将会最终带来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在习惯思维、路径依赖的影响下，为了应对危机，在目标导向下，政府创新容易被设定为恢复原来状态、强化原有功能，并且创新所体现的发展意义也往往局限于行政发展而不是政治发展的层次。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社会发育迟缓的重要原因。因而，政府的行政理念中不仅要注入社会的空间，而且要以社会为中心进行创新。由于政治和行政的不可分性，不能将政府行为仅仅定位于实现某种行政管理的功能，而应将它定位于调节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一条途径。
2、行政体制要创新。行政体制，是指行政系统的权力划分、组织结构、职能配置、运行机制等的关系模式。首先，要将行政体制定位于面向公民社会的开放体制，而不是封闭的官僚体制；其次，行政体制还是为公民社会服务的体制，目前世界行政改革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实现由过去的“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消极行政”向“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积极行政”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第三，行政体制是承担责任的体制，它包括责任主体的明确、政府与其他主体关系的合理以及查验责任标准的清晰。总
而言之，要从政府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转为以公民与社会为中心的体制上来。
3、政府职能要转变。寻租活动存在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力对于公共资源的垄断。布坎南认为，如果政府活动极大地超出了保护性的国家所限定的范围，如果政府干预市场调节过程，租金耗散的趋势受到阻碍，那么租金就会存在，寻租活动就不可避免。他认为，寻租活动是与政府在经济中的活动范围大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直接相关的。因此，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将市场可以调节的职能转交给市场，将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这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寻租的出现。
(二)推动地方治理创新，要跳出行政层面的单一思维
如上文所述，地方治理创新容易异化成一场昙花一现的创新运动，这实际上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这一问题表面上发生在行政管理的层面，但是核心却在政治层面，其他诸如急功近利、形象工程、弄虚作假，以及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为“以GDP为中心”等问题，都是现行干部选拔制度弊端的必然产物。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并没有错，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手段，追求什么样的政绩。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跳出行政层面，从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的评价机制人手，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结合起来。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上负责”在地方政府评价机制中占了主导地位，而“对下负责”在很大程度上却缺失了，地方民众的意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导致地方政府行为一味迎合上级需要，而不考虑地方实际。公民评价机制缺失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社会与政府缺乏交往互动，社会对政府没有制衡约束的情况下，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被忽视了，政府依然故我地运用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来支配社会力量，从而导致一个具有理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社会一直发育不起来。
(三)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还应该充分挖掘、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
建国以后，为了团结社会各界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工会、妇联、共青团、文联等社会组织作为法定的社会团体被保留下来，并被纳入体制内，成为享有相应行政级别的“二政府”。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特别是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溢出效应的行业协会大量成立，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性平台。由于这些社会组织本身还在行使着大量的政府职能，与政府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缺乏自主性，甚至还不能称其为规范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近几年来，各类社会团体，无论是法定社团，还是民间组织，都越来越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推动着国家治理变迁和成长。正如马秋莎(Qiusha Ma)所指出的：“我们需要放弃测度中国NGO在多大程度上还没有实践自主性，转而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看问题，要关注它们(NGO)在成为一种国家体系之外的推动力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展。”
对于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而言，要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找到与地方政府目标的契合点，特别要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向，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积极承担政府组织转移下来的，并与自身定位相符的职能，主动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寻求形式上的合法性；积极反映自身所代表的那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增强实质上的合法性。
大数据治理框架体系研究 篇4
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 政府、企业、高校以及社会各个团体部门纷纷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 例如企业ERP、人力管理系统、物流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在某些程度上满足了企业信息化需求, 实现了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
1. 系统相对独立, 缺乏统一治理的方法论。
企业内部建立了各种规格的信息系统, 这些系统大多以独立系统的方式存在, 然而这些系统内部的信息往往是有关联的。由于每个应用所持有的数据具有越来越高的耦合度, 使得对某些公共数据的读、写、删、更新等操作十分繁琐。一些企业希望通过系统集成的工作来整合这些数据, 然而却缺乏统一方法论的指导, 导致数据集成工作十分混乱, 甚至加大了系统维护的开销。
2. 数据爆炸式增长, 全局数据治理需要引入大数据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我们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首要的一个特征是数据量庞大且增长迅速。2013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超过0.8ZB (相当于8亿TB) , 相当于2012年的2倍, 2009年全球的数据总量。预计到2020年, 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到16ZB, 这是2013年的20倍。为了解决数据量过大的问题, 个别企业或者企业中的某些部门纷纷引入大数据的解决方案, 例如Hadoop、Spark等等。这些方案的引入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部门内的“大数据问题”, 而大数据的解决方案还没有引入到全局统筹治理的方法论中。例如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 相关部门的大数据解决方案在技术上无法共享, 更无法从根本上发掘“大数据”为具有的真正价值。
3. 传统企业缺乏“数据创造价值”的基因。
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中是否包含了“数据创造价值”这样的基因直接决定了企业大数据战略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然而企业中, 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往往不具备这种“数据文化”, 这需要在企业的建立“数据治理”相关部门, 并与其他部门并行展开工作, 确保企业信息化健康的开展。
综上所述当前企业信息化建设仍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贵阳数博会上指出:“政府就要在其中发挥作用, 打破信息孤岛。目前信息资源80%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 除涉及隐私之外, 其他信息都应该向公众和社会开放, 形成人在干, 数在转, 云在算的局面。”要实现李克强总理的目标, 就需要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公共认可的方法论来指导企业、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信息化建设, 以此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建设质量、减小信息化为企业带来的风险, 增加政府、企业对大数据浪潮下发展机遇的把控力。
二、数据治理概述
由上一节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当前大数据环境下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来指导数据的管理、集成、存储和维护。为了应对当前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挑战, 数据治理的概念被提出。数据治理是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科学评估, 通过统一的数据管理机制来帮助企业业务得到健康发展, 并最终对治理结果予以客观评估的全部过程。与单纯的数据管理不同, 数据治理更倾向于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组织体系, 赋予管理者绝对的权利, 管理者需要决定数据治理的时间、条件、执行者以及目标对象, 并最终对治理的结果负责。
数据治理作为一个新生概念在国外被首先提出。国际数据管理协会 (DAMA) 认为数据治理是对数据自然管理行使权利的活动集合[1]。国剧数据治理研究所 (DGI) 则提出数据治理是信息相关过程的决策权和职责体系[2]。而对国内而言, 数据治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提出了高校图书馆的数据治理方法[3], 提出了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数据治理的应用问题[4], 提出了应用于电力系统的数据治理方法[5]。显然近些年国内的研究更关注与某一行业或者领域的数据治理应用情况, 缺乏通用的数据治理框架体系。本文针对这一问题, 提出一个通用的数据治理体系架构, 并分析了架构内各个模块的功能与作用。
三、数据治理框架
本节我们给出通用的数据治理体系框架, 包括数据持久化层, 数据集成层, 统一建模层、数据质量层、元数据管理层和数据治理人员组织层。
持久化。持久化是数据治理的基础问题。在传统的场景, 一般由关系型数据库作为数据持久化的载体。对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研究, 本文不再赘述。然而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很难应对数据量过大的问题。因此在数据治理体系内引入NOSQL数据库是大数据问题驱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 非结构化数据往往以大文件的形式存在。这些大文件通常依赖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如HDFS、TFS等。相比于传统的数据治理方法, 新一代的数据治理体系应当对这些新生的大数据技术给予支持。
数据集成。企业内部不同系统之间, 往往存在许多共有的复用数据。在传统的管理体系下, 并未对这些数据给出明确定义。在数据治理体系下, 这些数据以“主数据”的形式表达出来。主数据是指具有高业务价值的、可以在企业内跨越各个业务部门被重复使用的数据, 是单一、准确、权威的数据来源。主数据的实施, 更有利于系统的集成和数据的协调管理。
作为不同系统产生的大文件数据, 上层的系统应用需要统一的SQL接口来部署和管理, 这就用到了数据仓库技术。例如Hadoop体系中的HIVE, 可以很好地将不同的大文件抽象出统一的SQL接口供上层使用, 通过将SQL语句转化为大数据常用的Map Reduce程序来实现数据查找等功能。这一过程对上层完全透明, 大大简化了开发难度。
统一建模。统一建模是主数据和数据仓库建立的重要标准。从本质上看, 数据治理体系下的数据建模与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的建模并无本质不同, 同样存在着三级数据模型, 即概念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本文不再赘述这些传统的理论方法。
数据质量。数据质量是数据治理的重要内涵, 我们可以把数据质量理解成为“数据满足要求的程度”。其中数据质量又有许多评估维度, 例如数据的来源是否可靠?数据是否完整?数据是否可访问?数据是否是安全的等等。这些都需要根据客观的实际需要来制定。
元数据管理。元数据 (Metadata) 通常被用来表达实体数据的描述信息, 即可称为“数据的数据”。抽象出这种用来表述数据特征的数据, 是为了加强数据的统一管理, 实现数据资源的科学整合, 有利于数据的长期保存。例如, 统一建模的描述信息, 数据质量的定义等信息可统统交由元数据库来管理。
数据治理人员组织。数据治理的真正实施, 说到底还是要依赖企业的人员组织部门。具体来看, 是由战略决策者、业务管理者、业务操作员具体推进了数据治理的实施。战略决策者制定了企业大数据发展的重要战略和决策。其主要人员往往是企业的决策和高层管理人员, 如企业技术总监、首席数据官和首席架构师等。战略决策层实施大数据治理的动力在于利用大数据辅助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重大决策, 支持企业风险管控、价值实现和服务创新, 从而建立并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业务管理者一般由IT项目经理、IT部门主管, 或者IT部门经理组成, 负责企业的具体运作和管理任务。业务管理者在数据治理实施过程中的负责提升企业IT管理水平, 降低数据的运营成本, 提高数据的客户服务水平, 控制数据管理的风险等。业务操作员一般不具有监督和管理的职责, 通常负责执行具体地工作。在业务操作层, 大数据治理实施的动力就是规范和优化大数据应用的活动和流程, 提升大数据的业务处理水平, 具体包括大数据应用的效果和质量, 大数据应用的可持续性、时效性、有效性和可靠性等。通过有效的人员组织, 将大大提高数据治理落地速度和实施效果。
四、总结
当前企业面临大数据问题的挑战, 急需一个科学的方法论来统筹指导企业数据的管理、部署、集成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 本文提出了通用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框架, 包括数据持久化层, 数据集成层, 统一建模层、数据质量层、元数据管理层和数据治理人员组织层。并进一步分析了框架中每一个模块的功能和作用。有别于传统的数据治理方案, 本文框架充分考虑了大数据环境的现实需求, 能够通过企业合理的人员组织, 最终使数据治理在企业中快速落地并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1]DAMAInternational.The DAMA Guide to the Data Manag ement Bodyof Knowledge[M].1sted.NewYork:Technics Pu blications, 2009:37.
[2]Data Governance Institute.The DGI Data Governance Framework[R/OL].http://www.datagovernance.com/the-dgiframework/dgi-framework.pdf.
[3]包东梅, 范颖捷, 李鸣“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极其框架”[J].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 (18) .
[4]李勇军, 彭林, 林成, 陆秋玉, 夏月芳大数据治理在高校信息化管理中的探索[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6, 19 (3) .
治理框架 篇5
2011-2-17 点击次数：[160]
关于印发《框架填充墙裂缝治理技术规定》的通知
盐建科研〔2010〕20号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各有关单位：
为了加大框架结构填充墙裂缝问题治理力度，进一步提高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根据国家、省有关质量法规政策和《江苏省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控制标准》，我局组织制定了《框架填充墙裂缝治理技术规定》，现予印发，请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盐城市城乡建设局
二O一O年十月十五日
主题词：工程建设 技术 通知
市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二o一o年十月十五日印发
共印：200份
框架填充墙裂缝治理技术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治理框架填充墙裂缝问题，改善房屋建筑工程观感，进一步提高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根据国家、省有关质量法规政策和《江苏省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控制标准》等技术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技术规定。
第二条 建设（开发）、设计、施工、监理、材料供应等单位，应当在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现行技术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产品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将本技术规定内容列为质量工作重点，贯彻执行和实施到位。建设（开发）单位要履行工程质量第一责任人的义务，组织治理框架填充墙裂缝问题，并依法承担技术研发和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的费用。
第三条 本技术规定所称的框架填充墙，是指主要应用混凝土砌块、加气混凝土块砌块的框架墙体。应用淤泥烧结保温砖砌筑的自保温墙体，应执行《淤泥烧结保温砖自保温砌体技术规程》，并同时执行本技术规定。
第二章 材 料
第四条 砌块生产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现行产品质量标准。块型应符合国家和省现行标准规范、标准图集和设计要求。混凝土砌块生产厂家应当配套供应配套块型和混凝土实心砖；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厂家应当配套供应配件和砌筑材料。
第五条 原则禁止龄期不足28天的砌块出厂。加气混凝土砌块出釜停放期不应小于28天，不宜小于45天；混凝土砌块的龄期不应小于28天。
砌块生产厂家应严格实行当日生产当日标注生产日期的制度。应建立专项台帐，准确记载每批产品的生产日期、库存时间、养护记录、出厂时间、交接手续。产品未标注生产日期或台帐记载不清的，龄期一律按0天计算。
第六条 砌块生产应提供有效期内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对分批出厂的砌块应向用户提交出厂合格证书，标明生产厂家、产品名称、砌块等级标号、批量和生产日期，并在产品上显著标识。当用户、监管机构对生产厂家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应进行复检。第七条
禁止生产供应混凝土单排孔小型通孔砌块。
第八条 砌筑砂浆宜统一采购使用预拌砂浆或砌块、淤泥烧结保温砖专用砂浆（胶泥），砌筑砂浆生产厂家应采用中、粗砂，严禁使用山砂和混合粉。
第九条 政府投资工程和各级各类创优、创文明工地的工程，使用的混凝土砌块（含配套混凝土砖）、加气混凝土砌块、淤泥烧结保温砖、预拌砂浆、专用砂浆，应当向按规定获得省以上认定推广证书，并经市城乡建设局备案出具备案证明书的生产厂家采购（以下简称“两证”）。其它工程，应当优先选用“两证”齐全产品；对使用未取得“两证”产品的工程，不予退还墙改基金和散装水泥基金，不得评为各级优质工程。
第十条 镀锌钢丝网，耐碱玻纤网、砌块外加剂、砂浆外加剂等产品，应当优先选用获得“盐城市建设工程备案产品”证书的产品。
第十一条
同一面框架填充墙体，不得设计混用两种墙体材料，配砖应为同一材料，由同一厂家配套供应。
第三章 设 计
第十二条 砌块强度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5.0，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MU5.0。
第十三条 混凝土砌块填充墙，应当设计使用铺浆面封底无空透的双排孔（含双排孔）以上的混凝土砌块，外围护墙应采用封底三排孔砌块。禁止设计使用混凝土单排孔通孔砌块。第十四条 混凝土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等轻质墙体，当墙长大于5M时，应增设间距不大于3M的构造柱；每层墙高的中部应增设高度为120mm，与墙体同宽的混凝土腰梁（混凝土砌块墙体可用4皮混凝土砖腰梁），砌体无约束的端部必须增设构造柱，预留的门窗洞口应采取钢筋混凝土框加强。宽度大于300mm的预留洞口应设钢筋混凝土过梁，并且伸入每边墙体的长度应不小于250mm。
第十五条 顶层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MU7.5。当框架顶层填充墙采用混凝土空心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等材料时，墙面粉刷应采取满铺镀锌钢丝网等措施。
第十六条 框架填充墙粉刷应采取满铺镀锌钢丝网或采用耐碱涂覆玻纤网格布防裂技术。第十七条 公共建筑工程与中、高档住宅工程，可优先设计采用蒸压轻质砂加气混凝土砌块。
第四章 施 工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于框架填充墙砌筑前45天，与砌块生产单位签订采购合同。应严格执行向同一厂家采购配套材料的质量要求。
第十九条 建设、施工单位采购砌块、淤泥烧结保温砖等材料，应当会同监理单位严格检验生产供应单位“两证”和质保资料是否齐全，杜绝无证劣质产品流入工地。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专项台帐，准确记载每批产品的生产日期、出厂日期、进场日期、砌筑日期。产品未标注生产日期或台帐记载不清的，龄期一律按0天计算，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应当责令暂停使用，按照规范数量双倍标准见证取样送检，检测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对检测不合格的。有关行政部门按照法定处罚标准从重处罚。
第二十条 砌筑前应当进行排块设计，技术人员应当向工人进行技术交底，先做样板墙再进行大面积施工。
第二十一条 严禁采购使用龄期不足28天的砌块。严禁使用有竖向裂缝、断裂及外表明显受潮的砌块进行砌筑。严禁将不同砌体材料进行混砌。市区建筑工程，按市政府规定使用预拌砂浆，禁止现场配制搅拌砂浆。
第二十二条 填充墙砌至接近梁底、板底时，应留有一定的空隙，填充墙砌筑完并间隔15天以后，方可将其补砌挤紧；补砌时，对双侧竖缝用高强度等级的预拌砂浆嵌填密实。第二十三条 框架柱间填充墙拉结筋应满足砖模数要求，不应折弯压入砖缝。拉结筋宜采用预埋法留置。
第二十四条 填充墙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等材料时，框架柱与墙的交接处宜用15mm×15mm木条预先留缝，在加贴网片前浇水湿润，再用高强度等级的预拌砂浆嵌实。
第二十五条 砌体结构砌筑完成后宜60天后再抹灰，并不应少于30天。每天砌筑高度宜控制在1.8m以下，并应采取严格的防风、防雨措施。
第二十六条 严禁在墙体上交叉埋设和开凿水平槽；竖向槽须在砂浆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用机械开凿，且在粉刷前，加贴钢丝网片等抗裂材料。
第二十七条 监理单位应当将框架填充墙裂缝治理编入质量通病防治监理专项规划（方案），并加大旁站、平行检验、巡视力度。要严格检查进场材料“两证”和质保资料，对“两证”、质保资料不全的，要责令施工单位暂停使用，并采取见证取样送检措施。对经检测确定的不合格材料，要坚决清退出场，并将处理情况及时报质监机构和墙改节能、散装水泥等机构。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墙改节能、散装水泥、图审、质监、城建监察等机构，要将框架填充墙裂缝治理工作列为重点监管项目，依法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建立联动机制，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务求实效。
第二十九条 建立和落实各有关管理机构专项治理工作责任制。
图审机构负责对设计技术措施的审查把关，实施专项审查，督促设计单位提高设计质量（材料要求、构造详图和设计深度）。
墙改节能机构要完善新墙材认定制度，持续开展产品质量抽检，公布抽检结果和“黑名单”，联合有关部门整治无证、挂靠、劣质产品，开展新墙材应用技术培训和试验室专项检查，采取措施禁止龄期不足28天的产品流入工地。
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负责推广应用预拌砂浆，加强预拌砂浆质量抽检。
质监机构要加强施工阶段质量监管，督促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建立和落实框架填充墙裂缝治理措施（施工、监理专项方案），严禁施工单位采购、使用龄期不足28天的砌块和现场拌制普通砂浆，查处擅自取消设计技术措施、偷工减料不按规范施工行为，及时发现运用正反典型推动质量通病治理。
城建监察机构负责查处违反质量法规、强制性条文的行为。
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要完善 计价办法，指导建设（开发）、施工单位将治理框架填充墙裂缝费用列入工程预决算。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技术规定自2010年11月1日起执行。
治理框架 篇6
【关键词】 北极区域 法律治理 框架建构 中国参与
【作者简介】 章成，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中图分类号】 D93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5）06-0080-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506006
北极丰富的资源归属争议是北极争议的焦点，使北极治理发展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围绕北极治理的争议正日益转向法律层面及规则层面。促使北极区域的法制建构朝着有利于广大非北极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良性发展，确保北极地区能在和平与可持续的条件下得到有序开发和发展，乃是国际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共同期待。上述主体在北极地区合法权益的维护，最终仍取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体系下有关北极大陆架特别是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的进展状况。本文认为，北极区域法律治理的框架建构宗旨应是尽可能地保留北极地区的国际海底区域，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些有建设性和参考价值的构想和完善建议。随着自身发展，中国将更多地参与北极治理之中。因此，从北极区域法制框架建构的角度对此加以探讨，既有现实必要性，对中国自身而言也有战略前瞻意义。
一、北极地区争议的由来
尽管北极问题的白热化是新近的发展，但围绕北极地区的各类争议已有较长历史，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对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认定，近年来的各种争议大多可从这里找到根源。
在北极地区法律地位认定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念。第一种是以俄罗斯和加拿大为代表所倡导的“扇形原则”。所谓“扇形原则”就是以连接北极点和环北极国家北极海岸线东西两端的经线为轴，将北极区域划分为由北冰洋沿岸的五个国家（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分别管辖的扇形区域。按照这一观点，扇形区域内的北极陆地、海水和海冰被视为是北冰洋沿岸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五个环北极国家对北极区域享有“所有权”性质的北极主权。除北冰洋沿岸国家外，其他非北极国家和国际社会在北极地区不享有任何权利。“扇形原则”最早是由加拿大自治领参议员帕斯卡·蒲安利叶（Pascal Poirier）于1906—1907年在参议院的辩论中首先提出的， 1926年苏联的《北冰洋陆地和岛屿为苏联领土的宣言》（On Proclaiming Lands and Islands in the Arctic Ocean to be the Territory of the USSR， 1926）进一步界定了苏联在北极区域的“扇形主张”的具体地理范围。然而，“扇形原则”甫一提出就受到了国际法理论界的质疑，奥本海、布朗利等著名国际法学家在其论著中均认为，在流动漂移的北极海冰之上，不可能产生国际海洋法规制边界之外的法律权利，因此“扇形原则”缺乏明确的国际法依据。而在实践中，“扇形原则”主要有利于在北极地区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俄罗斯和加拿大。依据该原则获得有限份额的美国和挪威则明确反对这一主张。第二种观点是非北极国家所倡导的“国际公域论”，它们希望将北极地区确定为在法律上的“全人类共同遗产”，从而实现世界各国对北极地区的共有共享。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正式生效，但由于它对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始终没有作出明确的认定，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至今仍对北极地区的法律定位各执一词。随着《公约》生效特别是俄罗斯科考队于2007年潜入北冰洋底插旗以来，北极争端有愈演愈烈之势。具体而言，目前围绕北极地区的争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海洋划界问题。由于北极地区的主体部分为海洋，根据《公约》，北极地区可以进行相应的海洋划界工作，如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等。在《公约》于1994年正式生效之前，北极地区的海洋划界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领海和渔区划界。北极地区的领海和渔区划界争议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与挪威之间的巴伦支海划界争议、加拿大和丹麦在巴芬湾和林肯海的划界争议等。上述海洋划界争议问题目前已总体得到解决，目前仅存的划界纠纷主要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在波弗特海的划界问题。在1994年《公约》生效后，北极地区海洋划界问题的重点已转移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其中在200海里以内，大陆架划界和专属经济区是重合的，而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划界则是所有北极问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
俄挪两国在科拉半岛（Kola Peninsula）的陆地边界很短，两国大陆架划界的争议海域占巴伦支海全部海区面积的11.8%。具有政治法律色彩的巴伦支海划界问题谈判启动于冷战初期。苏联和挪威于1957年首先划分了两国在巴伦支海边缘的瓦朗格尔峡湾的领海边界。此后，双方的划界争议转向渔区和大陆架划界争议。为缓和局势并促进作为渔业资源富集区的巴伦支海的渔业生产的发展，两国于1978年签署了《苏挪巴伦支海毗邻海区渔业临时适用协定》，此后又以此为基础签署了一系列渔业协定，基本实现了两国在北极地区的渔区划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而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大陆架划界争议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在2010年《俄挪巴伦支海和北冰洋海洋划界与合作协定》正式签署之前，两国均强调1978年《苏挪巴伦支海毗邻海区渔业临时适用协定》不影响双方在巴伦支海大陆架划界谈判中的立场。由此可见，巴伦支海大陆架划界谈判的障碍并不影响俄（苏）挪两国在渔区生产与管理等属于专属经济区内容方面的合作，而由于大陆架划界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法律权利基础不同，又反过来延缓了在专属经济区事项上进展较为顺利的双方最终解决巴伦支海划界争议的进程。这也反映了当前国际海洋划界的一般情况，即牵涉到海底油气资源等大陆架矿藏归属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其谈判难度远高于以渔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直到2007年，俄挪两国关于巴伦支海的大陆架划界谈判才取得重大突破，两国将1957年的原瓦朗格尔峡湾领海边界线向北延伸并穿过巴伦支海南部双方权利主张重叠区域的起点位置，一直延伸到北冰洋中央区部分。2010年两国缔结《俄挪巴伦支海和北冰洋海洋划界与合作协定》，实现了两国在北极地区划界争议的一揽子解决。
nlc202309020215
加拿大和丹麦在北极地区存在关于汉斯岛的领土主权归属争议。除此之外，两国之间的海洋划界争议解决进程总体比较平稳。1973年，两国率先划出了双方在巴芬湾的大陆架边界线，这是1958年《大陆架公约》通过以来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条大陆架边界线。两国在1973年协定的第2条中，明确了划界所需的等距离中间线是按双方沿岸直线基线起算这一前置技术性条件。2012年12月28日，两国以新的海洋划界协定取代了1973年划界协定。在继承1973年划界协定边界的基础上，两国将原有边界线延伸至北极地区的林肯海，使两国的海洋边界线总长度超过2 000公里，这在海上边界长度方面是相当少见的，足以显示两国海洋划界协定对于稳定地区局势的示范效应。丹麦外交大臣维利·瑟芬达尔（Villy S?vndal）表示，新的海洋划界协定是促进北极国家密切合作的重要步骤，北极国家需要落实2008年《伊鲁丽萨特宣言》（Ilulissat Declaration）精神，为此后北极国家各自的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工作铺平道路。加拿大高级官员亦表示新划界协定的达成为北极地区演示了值得期待的健康、安全与繁荣愿景。 但在北极地区的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议题上，两国在总体立场相互牵制的同时，亦需寻找共同的地质科学证据来合作对抗北冰洋另一侧的俄罗斯。加之汉斯岛主权归属争议的长期存在，北极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牵动两国神经的敏感议题。
20世纪初，美加两国曾在北极地区发生过激烈的领土主权争执，双方对阿拉斯加南部的“柄型狭长地带”的主权归属各执一词。1902年，美军开进南阿拉斯加摆出战争姿态，加拿大的宗主国英国为了维持英美关系而做出让步，使加拿大最终被迫同意将南阿拉斯加的“柄型狭长地带”让与美国。经过这次事件后的加拿大受到了强烈刺激，进而走上了自主维护并强化自身北极权益的道路。而作为北极领土争夺战的大赢家美国，在先后从俄国和加拿大得到阿拉斯加和南阿拉斯加“柄型狭长地带”之后，它在北美洲北极地区的领土要求得到了满足，巩固了自己在北极地区的地位，占领了优良的海港和海岸线。 此后，美加两国在北极地区的争议转向，并且两国在该海区的划界纠纷持续时间最长。加拿大坚持在波弗特海按照西经141°的子午线进行划界，这实际上是加拿大企图在北极地区适用“扇形原则”进行海洋划界的翻版；而美国通过对该海区划界的案头研究认为，按照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划分两国在波弗特海的大陆架（包括200海里以内的大陆架和超过200海里的外大陆架），对美国而言更为有利。虽然美加两国是关系紧密的盟国，但双方在波弗特海的划界问题上的争议直到目前依然无法调和。因此，这也是北极地区现存的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的海洋划界争议。
相对于北极地区的领海、渔区及专属经济区、200海里以内的大陆架划界问题而言，《公约》中有关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规则在北极地区的适用问题更为复杂。借助北极气候变暖和北极潜藏资源陆续被发现的“东风”，北极地区的外大陆架划界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和讨论，因而引起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极大关注。以2001年俄罗斯率先提交北极地区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和2007年洋底插旗行动为标志，北极大陆架划界问题已一跃成为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热点问题。目前，已提交给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的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主要包括：2001和2015年的俄罗斯外大陆架划界案，2006年的挪威划界案以及2014年的丹麦（格陵兰）划界案。但截至2015年11月，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划界案仅有2006年挪威划界案一例。
第二，航道地位及管理争议。北极地区是联通欧亚美三大洲的最短通道。自新航路开辟以来，各国航海家曾尝试打通北极航道，但在北极的恶劣气象和海况条件下均无功而返。随着北极海冰的加速消融，以往一直处于冰封状态的北冰洋航道终于有了开通的现实可能。经由俄罗斯西伯利亚海岸的北极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俄罗斯称其为“北方航线”），蜿蜒通过加拿大北极群岛的北极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2008年以后，两条北极航道首次同时在夏季开通。自2009年起，来自德国、荷兰、中国等国的商船陆续完成对北极航道的商业性试航，北极航道的商业运营潜力迅速上升。可以预见，一旦北极航道实现常态化商业运营，北半球各大港口之间的联系势必更加便捷。同时，由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及海上贸易较为发达的国家均集中于北半球，故而北极航道的重要性和战略价值必将跃居现有世界主要航道（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航线、马六甲海峡、太平洋航线、巴拿马运河、加勒比航线）之上。这对世界航运版图来说无疑是一场重大革命。因此，有关各方对于北极航道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机制早就存在着激烈争议。在西北航道方面，加拿大通过其国内法案将西北航道界定为本国的内水，而美国和欧盟则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可供国际航行、适用过境通行制的国际海峡；在东北航道方面，俄罗斯也通过诸多国内法案法规对东北航道实施强力管控，并对东北航道附近的北极海域主张“历史性权利”，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将东北航道国际化，并强烈反对俄罗斯对通过东北航道的商业船舶强制收取破冰导航等高额服务费的做法。
第三，其他争议性问题。北极地区的其他争议性问题还有领土主权争议、生态环保和北极地区原住民福祉问题以及北极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与前两者相比，上述争议在北极地区有所体现，但并非最为突出的部分，一些与前两者争议存在密切关联，如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与北极地区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属于北极资源争端中的一体两面。关于北极地区的陆地领土主权争端，除了丹麦和加拿大之间在关于汉斯岛屿上的纷争之外，北极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关于领土主权归属上的突出法律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北极地区的生物资源而言，更大的威胁和焦点集中在肆意捕捞所造成的生物灭绝和生态环境破坏方面，这在当前急剧变化的北极局势下也显得迫在眉睫。北极各种形式的冰川记载了地球环境演变的各种信息特征，也是科考的重要对象。北极冰川在地球大冰河时期与间冰期的进退变化，不仅直接造就了北冰洋沿岸漫长的侵蚀型地表形态海岸线，而且改变了地球生物物种的生存环境并影响了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格陵兰冰盖还是世界上仅次于南极的最大冰川淡水储藏库，如果能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得到充分、科学的利用，足以解决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淡水资源危机。倘若格陵兰冰川全部融化，世界海平面将上升7米，大面积的滨海居住带和经济发达地区将面临灭顶之灾。所以无论是从淡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角度还是从保护气候环境、抑制全球变暖的角度来说，妥善呵护与科学利用好北极冰盖显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治理框架 篇7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虽然公报没有对社会治理的多主体作出界定,但治理学家们对“多主体”的内容仍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认为中国的社会治理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应包括党组织、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企业。社会治理所要求的多主体并不是凭空想象出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倒逼助力和社会背景。首先,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倒逼。随着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开始全面由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转变。新的所有制结构打破了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民营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外资经济也开始迅速涌入中国的市场。但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却由于社会管理对象问题的复制性、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管理旧体制的陈旧和落后而凸显出来。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催生了多种社会主体的出现。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谋求更好的发展,不得不联合起来而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以上两个因素都急需社会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推进建设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成为两者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在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仍应发挥其主导作用。首先,在协同治理的范式下,政府地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者,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另一方面,政府在多元主体中的职责又是最为重要的,它必须为市场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1]其次,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治理中,其他治理主体无论在能力、资源还是社会权威上也远远做不到能够与政府完全平等,如果过于强调“平等”而忽视政府的特殊作用,只会造成“空心国家”,对国家和社会都将造成深重的危害。
此外,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在多主体协同治理中必然也有其特殊的作用。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而造成市民社会相对薄弱的原因,我们不能直接将西方的治理理论套用于中国的现实社会。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执政党,更是中国的领导党。建设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从经济上是为了进一步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宜体制,从政治上是为了进一步确定人民的主体地位,从文化价值观上是为了进一步整合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从社会上是为了激发社会的活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挑战
(一)管控思维的束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建立的“单位制”的“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虽然能够更好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但也大大削弱了社会整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另外,由于受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影响,不仅多数人民的思想观念也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有事只能找政府”的思维中,造就了“单位成员”较为突出的依赖性人格,而且政府官员也习惯于对社会的一切事务进行完全的管控。受到历史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建国后的社会管控体制的双重束缚,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受管理者的人民都依然未从思想观念上转变自己的思维。在社会治理新时期强调多主体协同配合的情况下,如何改变政府的本位思想,如何使其他社会主体更有自信发挥自己的中心作用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社会内生能力的不足
相比于改变政府的管控思维,提高其他社会主体发挥其中心作用的信心显得更为紧迫,而现代中国其他社会主体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最大的原因依然在于其自身内生能力的不足。
首先,很多社会组织在财政上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行政化倾向明显。在其中,甚至有些的社会组织过去就是政府的部门,虽然随着国家号召的“政社分离”在组织上完成了与政府管理的脱钩,自身也为其自主性和民主性作出了努力。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着对政府的依赖性。其次,社会组织人才的缺乏。在人才相对稀缺的时代,社会组织作为非盈利组织,很难能在与企业的竞争中留下人才。最后,公民的参与热情和意识并不高,尤其体现在基层自治组织中。很多组织的成员依然把自己当作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参与者。而一些社会组织内部高层忽视普通成员的权益和能力,把普通组织成员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的种种问题更是降低了公民的参与热情。
(三)协同机制的不完善
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行动,需要有效的机制来确保多主体在发挥自己作用的同时又尽量与其他主体减少摩擦,使出“合力”来确保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但由于目前中国社会治理多主体所拥有的力量差距较大有时难以真正的做到平等协商,价值观念和立场并不总是统一而造成合作动力的不足,有些主体的权责依然没有完全厘清造成遇事的相互推诿和有利益时的相互争夺,各主体间信息的不透明和难以沟通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等问题给原本就复杂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更繁重的负担。没有有效的协同机制,社会治理只能事倍功半,有时甚至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三、推进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几点思考
(一)树立法治思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简单的说,就是政府和社会都应从价值观念上树立法治思维,以法治的各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社会治理的问题以期达到社会的和谐。具体来说,要转变过去的“管控思维”,完成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的思想转变,首先要树立“平等”的理念。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能够有效协同的关键首先是“平等”,如果在社会公共事务多元治理主体中无法实现平等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合作”。其次要树立“顾全大局”的理念。在复杂的社会事务中,各个主体的利益并不是总是一致,因此,各个主体对于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不是单纯自身的利益。再次,要树立“弹性治理”的理念。弹性治理理念要求政府及其他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应依据变化的环境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兼顾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注重治理的能动性和灵活性以激发社会的活力。最后,要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国家对政府已经设立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要求对于该管的事情要管好,对于不该管的事情,政府要进行简政放权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确保政府和其他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治理。
(二)提高多主体的内生能力
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政府逐步向社会放权以达到“大社会,小政府”的过程,因此,这里多主体内生能力的提高主要是针对社会组织和企业而言。首先,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府将由自身承担的却没有足够人力、物力进行的为社会和人民提供的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有利于为社会提供更针对性的服务,也为社会组织提供间接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能力。其次,建设人才培训基地。政府可以以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的特点为单位,利用政府和购买企业的资源来帮助建设社会人才培训基地。通过挖掘社会组织内部的人才来服务社会组织,更好的进行社会治理。再次,鼓励企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主体,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和举措,为自身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加“无形资产”。另外,基层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物业公司等盈利较小却与社会群众紧密相连的企业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最后,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提高公民的参与热情。政府需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公民参与制度,通过各种途径疏通、扩大公民参与渠道,并使之制度化,以保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的通畅。
(三)建立健全多主体的协同机制
党的领导机制。首先,要加强党对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人大、政协等政治机关的政治领导,确保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向不动摇;其次,要加强党对相关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企业的组织领导,通过组织内的党组织与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各主体依法运行,履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后,要加强党对其他主体的思想领导,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成对其他主体的价值引领。
政府主导机制。在社会治理中,政府的地位具有双重性,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准确发挥自己应有职责又不能越界干预其他主体的合法行动。首先,政府要明确自己在协同治理中发挥主导机制不是“一家之长”而是组织者、支持者和协调者的地位;其次,政府要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和制度安排来保障多主体的协同运行;最后,政府的主导机制要与社会协同治理行动中的具体执行区别开来,不能用政府的权威在社会治理中越界行动。
利益协调机制。在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当中,除了党与政府之外,其他社会主体由于其成立的目的和宗旨的不同,都有其“私利性”。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建立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以确保各主体都有意愿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具体应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确保相关主体都能畅通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提高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建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降低社会治理的风险。
集体行动机制。首先,针对各种公共事务,都需在行动前研究、分析事务的性质和程度,根据各主体的资源和能力确定核心行动主体和具体步骤;其次,根据行动前平等协商的结果和步骤进行社会治理,并在行动中查缺补漏、弥补不足;最后,对集体行动的后果进行反馈,分析集体行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行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2]
信息共享机制。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有效的信息共享不仅能节约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更能让群众了解社会治理的相关运行,有效地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先,建立社会公众诉求信息平台,保障各社会主体畅通的了解社会公众的需求,把社会问题解决于事前;其次,建立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提高协同主体的工作效率,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建立公共危机应急联动管理平台,加强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职能,提升全社会公共危机的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晓.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5):67.
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框架探讨 篇8
关键词：高校治理,内部审计,协同治理框架
一、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的内涵
协同治理理论是协同学和治理理论的交叉理论。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协同理论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首次提出的,主要研究非平衡态下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进行物质或能量、信息交换时,如何通过内部协同运作,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新的有序状态的规律。高校内部审计是服务高校治理目标实现的监督控制子系统。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就是根据高校内部审计战略发展目标,通过不同组织、业务、流程之间的协同管理,在内部审计系统各要素之间及与高校治理其他子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协同运行机制,以获得内部审计服务高校治理整体效果大于各子系统或各组成部分作用效果之和的协同效应。
二、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1)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适应高校治理发展新趋势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要自觉落实这一目标。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实现国家现代化,教育要率先现代化。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治理要率先现代化。”随着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已经由外部环境改善,向大学高校内部治理的完善方向转移。多元参与和相互制衡的协同治理理念逐渐成为高校治理的主流,高校内部审计作为高校治理系统的重要一环,也应主动调动系统内外部的协同因素,适应高校治理发展的新形势。
(2)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适应内部审计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内部审计制度建立以来,在提高资金资产使用效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内部审计不仅要发挥传统的事后监督职能,更是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接受体制矛盾、主动提出风险预警的“免疫系统”功能。但是目前高校内部审计面临内部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内部审计资源有限、审计覆盖率低,业务范围窄、协同性差,审计结果运用不足,整改不到位等瓶颈问题,制约了内部审计在高校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同审计具有的整合资源、共享信息等特点,可以打破传统审计专业分工造成的专业知识局限性,更好地挖掘审计潜力,弥补了内部审计的高校治理需求与审计力量供给方面的差距,实现自身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2、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的可行性
(1)政府协同审计实践为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提供了借鉴。协同审计作为一种先进的审计理念,最早出现在政府审计领域。多年来,我国政府审计已经在诸多审计业务领域探索多主体参与,合作监督的的审计组织方式,如多部门联合开展资源环境审计、多级审计机关联合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聘请社会中介机构或外部专家参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通过审计公示调动社会力量促进审计目标达成等,这些实践经验对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具有很好借鉴意义。事实上,目前很多高校内部已经存在多部门协作的运作机制,如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招标采购领导小组会议制度,纪监审联合办案制度等,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为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
(2)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随着我国各领域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审计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契机。从数据的来源看,审计部门除了利用审计单位的数据,还可以对其他来源的可用数据进行审计分析;从数据的获取看,审计部门不再需要分别获取各个部门的相关数据,可以通过设置一定的权限后从各部门网络平台直接获取审计所需的数据,极大地节约审计成本。从数据的处理看,通过利用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建立各种审计分析模型,审计时间将大大减少,审计工作的效率将明显提高。同时,由于这种跨部门、跨系统、跨平台的数据协同,高校内部审计可以实现在组织架构、现场管理、数据资源、信息传递等多方面的审计协同作业。
三、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框架
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强调内部审计系统各要素之间及与高校治理其他子系统的协调与合作,通过对高校内部审计战略、组织结构、审计业务、审计资源以及审计技术的协同管理,以获得内部审计服务高校治理整体效果大于各子系统或各组成部分作用效果之和的协同效应。
1、高校内部审计战略协同
高校治理目标是高校治理活动最终达成的目的,对高校治理资源分配、治理结构、运作机制等具有引导和控制作用。高校治理目标具有动态性、多层次性、多维性特征。高校治理目标的动态性,是指由于各高校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发展要求的不同,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不同。高校治理目标的多层次性,是指高校将整体治理目标分解到各不同层次的治理子系统。高校治理目标的多维性,是指高校治理目标可以划分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高校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治理目标定位不准确、层次划分不科学导致的治理目标冲突的现象。高校治理战略是高校治理。目标实现的基础保障。内部审计作为高校治理的重要监督控制子系统,应在高校各层次战略管理活动中发挥协同作用。内部审计可以通过参与高校战略管理活动并对其进行综合、系统和定期的评价,提出战略改进的意见,为领导作出正确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其次,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内部审计战略要有宏观性、系统性、协同性,内部审计战略既要符合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发展总体战略,还要与高校自身发展战略相协同。通过内部审计战略的协同,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宏观作用,增强对高校治理活动方向性和全局性控制,促进各职能部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统筹,帮助内部审计获得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学校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支持与配合;还能为内部审计组织协同、业务协同、管理资源协同、技术协同指明方向。
2、高校内部审计组织结构协同
组织结构是对内部审计治理机构设置和运行管理所作的结构性规定。由于审计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高校内部审计组织协同可分为内部组织结构协同和外部组织结构协同两个方面。内部组织结构协同是指审计部门内部职能科室之间的协同。外部组织结构协同是指系统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高校内部审计要获得组织协同治理效应,首先要成立相应的协同治理机构,高校内部审计协同治理机构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正式的协同治理机构是具有固定的物理空间、人员定制、业务流程与功能定位的审计组织,如在高校内部审计部门下设综合审计科室协调各项审计业务。非正式的协同治理机构不一定具有固定的物理空间,可能是临时性联席会议或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网络协同形式,如高校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高校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等。高校内部审计组织结构协同,通过建立联动机制,打破传统审计职能科室间专业分工以及各职能部门利益冲突造成的审计治理困境,保证整体协同效应的持续提升。
3、高校内部审计业务协同
实施审计业务或审计项目是内部审计服务高校治理的具体实现途径,内部审计治理价值主要体现在内部审计过程治理和审计结果治理两个方面。内部审计的过程治理和结果治理的承载对象就是各类审计业务。内部审计各类业务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叉、各有侧重的。高校内部审计业务协同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业务协同是指战略管理思维指导下,通过发掘不同业务类型间的协同要素和互补优势,对各类审计业务进行整合的综合审计概念。具体来讲,就是以预算审计为基础,以内部控制审计、风险管理审计、绩效审计为主线,将各类常规的审计业务包括财务收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工程审计、专项审计调查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审计系统。微观审计业务协同是指具体审计项目管理的协同。内部审计项目管理协同的范围涵盖于审计准备、审计实施、审计结果开发利用和审计结果跟踪等多个环节,协同的内容包括审计目标、审计方案、审计技术、审计经验、审计线索等多各方面。一般来说,内部审计业务协同的机会存在于相似审计问题、审计对象、审计流程过程中,当某一类审计问题所拥有的技术技能和管理技能可以被具有相似知识需求的审计项目所共享,就应该统筹安排审计项目,以此获得单独审计所不具备的协同效应。
4、高校内部审计资源协同
高校审计资源是指为审计治理活动所利用一切直接或间接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物质资源等。高校内部审计资源协同是指通过科学合理配置审计资源,实现审计治理成本效益的最大化。高校内部审计资源协同是解决高校内部审计力量不足与审计治理需求矛盾的有效手段。人力资源协同是指通过不同领域专业人员的协同工作来完成个人所不能完成的审计任务。人力资源既审计系统内部的人力资源,也包括审计系统外部的人力资源,当系统内部人力资源不足以满足审计任务要求时,应及时主动寻求外部专家的力量支持。审计信息协同是指审计系统内外部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审计信息资源包含审计对象信息和审计过程和审计结束后产生的各类信息和结果,如审计线索信息、审计技术经验信息、审计报告信息等。有效的审计信息协同有利于消除被审计部门对审计工作的误解,提高审计结果利用水平,因而高校应该进一步畅通审计信息获取、沟通渠道,利用网络技术优势,构建内部审计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高校内部审计治理功能的发挥不仅需要人力资源、信息资源,还需要物力资源的支持。稳定充分的物力资源是高校内部审计保持独立性、开展大型审计工作、实现审计技术更新、补充人力资源的前提条件。内部审计应该根据组织治理目标,合理调配物力资源,重点关注治理形势最迫切、治理效果最明显的高风险审计领域。
5、高校内部审计技术协同
审计技术是审计人员为审计治理过程中运用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的总称。在当前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审计对象的复杂程度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使传统审计技术方法无法满足高校治理对审计的需求。审计技术协同要求将传统的审计技术与现代审计技术相结合。积极探索以风险为导向、以内部控制为主线、以治理为目标和抓重点的科学审计方法,灵活运用交叉审计、联合审计等方式。加强信息技术在审计实施中的运用,加快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的开发和推广应用,运用审计软件系统的强大分析功能对被审单位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系统地了解与审计分析,查找出审计疑点,提高计算机辅助审计水平。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建立审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内部审计部门与业务部门数据的共享。
参考文献
[1]王会金,戚振东,剧杰.基于协同效应的企业管理协同审计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3,02:43-48.
[2]王会金.协同视角下的政府审计管理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06:12-19.
[3]王会金.反腐败视角下政府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06:3-10.
[4]李冬.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模式研究[J].会计研究,2012,09:89-95+97.
[5]胡萍.内部审计服务高校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J].财经界(学术版),2015,10:325-326.
地下室框架裂纹形成及治理措施 篇9
某写字楼工程结构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层数为13层, 建筑面积22368.5m2, 建筑主体高度为47.5m, 底层为半地下室, 基础采用人工挖孔灌注桩, 桩端支撑与中等风化的岩沙。岩石饱和单轴抗压标准为39.35MPa, 桩护壁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20, 地梁混凝土C30, 外墙及水池混凝土为C35, 抗渗等级不得小于0.6MP, 现浇梁、柱、楼梯均为C35。
已浇注工程采用3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 沙为本地特细沙, 细度模数为1.5~0.7, 石子采用5~40mm河床卵石, 水为自来水, 设计配合比C35为1:0.48:3.27:0.35, 坍落度为30~50mm, 采用机械搅拌, 搅拌时间不少于60~120s。采用插入振捣, 每次浇灌厚度250~300mm, 混凝土搅拌完24h后拆模。
该楼地下室顶板框架梁在施工后第七天出现裂纹, 裂纹大多产生在距柱三分之一跨度范围内, 均为纵向裂纹, 裂纹宽度最大处达0.5mm, 一般在0.3mm之内 (朝阳面居多) 。
2 裂纹原因分析
框架梁浇灌到三分之一时, 拆模四天后即发现竖向裂纹, 当即施工、监理、设计、质监等单位专门对裂纹进行观察、分析、研究, 并从设计、材料、施工三个方面查找原因。
从设计图纸、取出材料 (水泥、卵石、沙、水) 、施工程序和操作程序上均认为没有直接问题, 但根据我国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 (GB175-85) 第4.4.17条:在浇注大体积混凝土时, 由于混凝土的温度高凝结加快 (一般混凝土达到30℃比20℃要快1~3h) ;第4.5.3条还规定:大体积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 产生的水化热不易散发, 施工中如不采取措施会由于混凝土内外温差过大而出现裂纹。因此, 必须使温差控制在设计要求以内。当设计无要求时, 温度以不超过25℃为宜。从国外一些施工规范来看, 对混凝土浇注温度也作了规定, 如日本暑期混凝土的搅拌温度为30℃以下, 浇注混凝土温度应低于35℃。我国水土混凝土规范 (SDJ207-82) 中规定:高温季节施工时, 混凝土最高温度不超过28℃, 大楼地下室框架梁施工时间为2001年8月, 此期间正是干旱高温, 中旬一周平均气温达33℃以上。而水泥水化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热量, 每克水泥放出502J的热量, 如果以水泥用量350~550kg/m3来计算, 每立方米钢筋混凝土将放出17500~27500k J的热量, 从而使钢筋混凝土内部温度升高, 在浇筑温度的基础上, 通常升高35℃左右。如果按照我国施工验收规范规定浇筑温度为28℃, 则可使钢筋混凝土内部温度达到65℃左右。但是, 如果没有降温措施或浇筑温度过高, 钢筋混凝土内部温度高达80~90℃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水泥水化热在1~3d可放出热量的50%, 由于热量的传递、积存, 钢筋混凝土内部的最高温度大约发生在浇筑后的3~5d。
从施工现场观测, 分析, 认为裂缝的主要原因是夏季气温较高, 混凝土成型后早期膨胀最大, 导致后期混凝土收缩应变大造成的。由于长期高温, 气候变化异常, 昼夜温差较大, 白天最高可达42℃, 混凝土表面可达54℃, 夜间室外最低气温28℃, 该建筑物所处的位置相对较高, 受高温气候影响, 半地下室四周设置600mm柱与300mm厚剪力墙相连, 突出地面3.5~4.0m高对梁形成附加约束较大, 加之通风不良对混凝土的收缩影响, 结构温度不均。因此在混凝土的变形受到约束的情况下, 膨胀不能自由进行, 混凝土的拉应力超过了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这是梁产生有规律裂纹的根本原因。另外, 采用特细沙, 水泥用量偏大 (水泥水化热反应) , 拆模过早, 结构限制 (剪力墙和半地下室) 约束力较大, 用单层麻袋覆盖, 水管浇水不均等, 也是不可排除的间接原因。
3 技术措施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 采取了以下综合措施, 有效控制了裂纹。
3.1 设计
(1) 构件内钢筋设置:梁高大于或等于600mm, 增设腰筋一道, 即2"12, 大于或等于900mm的梁, 增设腰筋两道, 即2"12, 以减少收缩对结构的影响。
(2) 在后浇带处应有可靠支撑, 并在后浇带处上下各增2"20的纵筋, 箍筋加密为8@100。
3.2 建筑材料
(1) 减少混凝土拌合物的水灰比。在拌合物中掺高效缓凝减水剂, 降低热峰值及推迟热峰值出现时间以保证混凝土强度, 因此, 不但减少了温度应力, 而且使初凝和终凝时间延缓3~8h, 降低了施工中出现冷缝的可能性, 满足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
(2) 再有, 可充分利用钢筋混凝土后期强度, 以减少水泥用量。根据大量试验研究和工程实践表明, 每立方米钢筋混凝土的水泥用量增减10kg, 其水化热将使钢筋混凝土的温度相应升高或降低1℃。因此, 为更好地控制水化热所造成的温度升高、减少温度应力, 可以根据工程结构实际承受荷载的情况, 对工程结构的强度和刚度进行复核与验算, 为减少水泥水化热和降低内外温差的办法是减少水泥用量, 将水泥用量尽量控制在450kg/m3以下。改用42.5级水泥, 减少水泥用量, 骨料含量相对增加, 由于骨料的体积稳定性比砂浆好, 故以此减少水泥胶凝体所引起的收缩。
(3) 在已选用的5~40mm的卵石中掺入15%~20%的5~20mm的碎石, 改善骨料的结构, 增加混凝土的骨架刚度。
(4) 降低混凝土用水温度。供水管埋入土中, 避免太阳直接暴晒。
3.3 浇注和振捣
(1) 进一步强化工艺过程控制, 避免直接暴晒, 安排夜里施工, 计算好当班浇注量, 按规范定施工缝位置。
(2) 浇注前用冷水将模板和钢筋降温。
(3) 振动工艺的改进:对已浇筑的钢筋混凝土, 在终凝前进行二次振动, 可排除钢筋混凝土因泌水, 在石子、水平钢筋下部形成的空隙和水分, 提高粘结力和抗拉强度, 并减少内部裂缝与气孔, 提高抗裂性。
3.4 养护
(1) 在浇注完毕后的混凝土立即用双层湿麻袋覆盖, 防止因高温使水分蒸发, 并保持湿润状态, 待混凝土终凝后再直接浇水保持湿润。
(2) 混凝土的养护时间一般不少于14d, 对浇注的混凝土和试块同样对待。
小结:由于及时发现, 正确分析, 措施得当, 有效地控制了裂纹, 保证了工程质量。因此在连续高温作业浇注大体积混凝土时, 应当合理选用钢筋混凝土原材料, 优化配合比设计, 并控制钢筋混凝土出机温度和浇筑温度, 改进搅拌、振动及养护等施工工艺, 从而最大限度地预防并控制混凝土结构温度裂缝的产生。
摘要：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工程的地下室顶板框架梁出现裂纹, 通过观察、分析、研究, 从设计、材料、施工三方面查找原因,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控制了裂纹, 保证了工程质量。
关键词：裂纹,顶板框架,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1]叶天松.混凝土裂缝问题的探讨.
[2]建筑施工工程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建筑材料[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4]胡丹兵, 聂世峰.混凝土温度应力裂缝及其处理方法[J].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1998 (S1) .
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框架构建 篇10
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企业决策、激励、监督约束方面的制度、原则,涉及到利益相关者之间在权利与责任方面的分配、制衡以及效率经营与科学决策等诸多方面。内部控制只有置于公司治理的环境中加以考虑,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进行有效链接,才能制定出既保持连续性又具有前瞻性的目标,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探讨的即是从公司治理的层面建立内部控制框架,以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目标的实现。
一、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框架
COSO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综合框架》(ERM),提出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看作是ERM一体化的一部分,同时新增加了一个观念、一个目标、两个概念和三个要素。一个观念是“风险组合观”,一个目标是“战略目标”,两个概念是“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三个要素是“目标制定”、“事项识别”和“风险反应”要素,旨在为各国的企业风险管理提供一个具有统一术语与概念体系的全面的应用指南。对应风险管理的需要,新框架还要求企业设立一个新的部门——风险管理部。所以说,新的风险管理框架比起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而言,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有所扩大和提高。总的来说,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基础上建立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将企业管理的重心由内部控制转向为风险管理,扩展了内部控制的概念,体现了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全方位控制,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COSO报告中指出,健全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至少包括八个要素: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每一个要素并不是仅影响其相邻的下一个要素,它是一个多方向、反复的过程,各要素都能够影响其他任一要素。
二、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框架构建的关键因素
COSO报告虽然给出最理想的内部控制框架构成,但根据许多企业情况看,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来达到这一框架的要求难度很大。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抓住关键因素,有步骤、分重点地构建内部控制体系。
(一)确定董事会在内部控制框架中的核心地位
董事会是约束经营者日常行为,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合适的手段,其在内部控制中的核心地位是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安排来实现。因此,企业内部及外部的沟通、公司的有效运行及公司目标的实现等都离不开董事会的领导、监督和协调。1.加强公司治理,完善董事会构建机制。首先,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要明确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责、权、利划分,使之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理清控制权、监督权与执行权,防止“内部人控制”。其次,优化股权结构也是优化、完善董事会构建的关键前提,这有利于构造规范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2.建立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由与控股股东没有任何关系的专业人士通过法定的程序,以独立董事的身份进入董事会,从而使独立董事切实担负起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责任。此外,还要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中报酬机制不仅有激励的作用,也是对独立董事的约束。最后对独立董事的败德行为应在经济上给予制裁,并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在董事会下设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机构隶属于董事会,受董事会的直接领导,与公司的经理层相对独立,涉及到经理层的审计事项直接汇报给董事会,使董事会对内部审计所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能及时采取措施,真正发挥在内部控制构建中的核心作用。
(二)实施全面的预算管理
全面的预算管理要与企业战略结合,在战略预算的基础上制定年度预算,然后分解预算指标到各责任主体,实施预算并监督预算的执行,最后进行预算考评并以此制定薪酬计划;通过在董事会下设预算管理委员会制定合理的预算编制程序、修改预算的方法、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方法,以保证预算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控制;在企业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将企业分为战略层(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经营层(公司经理)、作业层(各个作业中心),以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实现层层的监督。
(三)营造企业风险管理的文化氛围
道德行为和管理当局的诚信是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不可能脱离那些创造、管理和监督主体活动的人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诚信和道德价值观是一个主体内部环境的关键因素,它影响着内部控制的其他构成要素的设计、管理和监控。
传统内部控制将视野的重点放在了企业财务活动方面,而现代企业经营所面临的潜在和现实风险更多地不是直接来自于财务活动,为了避免风险控制的滞后性,就必须在整个企业经营的系统环境中用风险识别的系统思维方法为内部控制寻求对象,提高管理层和员工的风险意识。
(四)探索和建立风险评估体系
新的COSO报告进一步拓展了内部控制框架的风险评估要素,将其分为了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对策等要素,通过风险评估将各要素紧密联系起来。建立风险评估体系是确保管理层的指令得到贯彻执行的必要措施,也是内控措施得以开展的保证。它存在于整个机构所有级别和职能部门,包括批准、授权、查证、核对、经营业绩评价、资产保全措施和职责分工等活动。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框架要求企业管理者以风险组合的观点看待风险,对相关的风险进行识别并采取措施使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在风险偏好的范围内,强调在整个企业范围内识别和管理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企业战略制定阶段就要考虑风险。这种风险评估体系一旦发展起来并投入实施,内部控制的目标才会实现。
(五)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
在双元控制主体的现代企业中,最突出的矛盾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只有通过协调双方的利益和矛盾,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双方的均衡点和平衡点,才能实现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可采取以下措施:1.科学的目标管理。组织员工积极参加有关工作目标的制定,尤其是让其参与企业长远目标的制定,并将企业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员工。2.积极推行经营者持股。经营者会自觉维护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企业资产、资金的安全,关注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引导经营者放弃以权谋私的行为。
(六)配置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体系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目的在于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提高企业管理当局内部控制的意识,并且还可以向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单纯的财务报告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内部控制信息是一项重要的决策依据。对于企业不按规定披露有关的内部控制情况,甚至披露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严惩。同时,要鼓励和规范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七)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
治理框架 篇11
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政府对G20的态度。中国希望“巩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地位”。按照中国的思路，未来全球治理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以下三点：
首先，巩固G20作为全球治理平台的作用。G20峰会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产生的，本是个世界最主要经济体对付全球金融危机的机制。后来，虽然G20峰会开了数次，现在成为每年都开一次的磋商机制，但商讨的议题主要还是应付由这次金融危机引起的各种问题。然而，在危机过后8年，全球增长仍然乏力，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上升。英国全民公决，决定脱离欧盟；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煽动民粹主义；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在政坛上迅速崛起，这些事件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如何才能防止全球经济滑入“以邻为壑”的覆辙呢？在这次的G20杭州峰会上，习主席指出，解决世界经济乱象、防止危机重演的根本之道，在于巩固G20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作用，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其次，推进G20的治理模式向共享、联动型方向发展。习近平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看法，提出了全球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G20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不搞“排他性安排”，不搞“一家独大”，而是加强政策协调、交流互鉴，确保所有人“利益共享”，建设“开放型”、“联动型”世界经济。习近平的这些论述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维护G20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决心，表示了中国对G20机制的期待，希望它能对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全球治理应该重点推动经济发展对更多的人群有利，经济增长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让各国经济都发展起来，世界才能更美好。习近平在讲话中用“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这句话，通俗地表达了“包容”的意义所在。经济增长是为了大家都有更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G20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G20的增长和发展，要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的G20峰会还邀请了G20成员国之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包括埃及、塞内加尔、加纳、哈萨克斯坦和老挝等。
要推进包容性发展，就要倾听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使各国人民都能公平地分享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进而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本次杭州峰会上，G20集团的领导人在发展问题上开创了三个“首次”：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题制订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如果说G20这个平台对促进“包容性世界经济”发展很重要，那么杭州峰会就开创了G20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新起点。
治理框架 篇12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入, 各种商会在我国的市场上逐步风起云涌, 商会在市场活动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商会是一种重要的非营利性的组织, 当前中国的商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 随着各类民间商会组织的兴起以及商会内部会员的多样化, 中国的商会组织逐步暴露出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 商会组织治理急需跟紧时代的步伐, 推陈出新, 不断更新治理方式。文章首先概述了商会组织治理和治理结构的含义、商会组织的功能分析以及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同时对我国当前的商会组织治理结构存在的现状问题做了简单的分析, 并结合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对我国的商会组织的健康运行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从而使我国的商会组织治理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商会组织治理和治理结构的含义
1. 商会组织治理和治理结构
商会会员组织即是“Business Membership Organization” (BMO) , 中文简称为商会或者商会组织, 商会组织主要作用是促进商会成员与相关的相关市场商业的不断健康成长繁荣。商会的组织结构是指商会成员之间为了实现整体的组织目标, 而根据具体的情况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形成的一种商会管理工作中各成员之间在职责和权力方面分工协作的结构体系。商会的组织结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会的所有权、控制权以及各种职责职能的所属关系, 而在实践中由于各个方面的制约, 需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商会治理结构。一个理想的商会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是一个具有规范性和代表性的民主化治理机构, 按照商会中的规章制度举行各类相关的选举和会议等, 同时各类职位实行任期制度, 保证商会的民主化;其次是摆脱政府的严格管制, 能够有一个自主的社会政治治理环境;最后是在定位好商会本身位置的前提下, 实行开放式的会员管理制度, 形成一个有效的会员进退把握适当的机制。
2. 商会的性质
商会是指有独立的经营单位、事业单位或者是有一些用相似产业或者有相关商业目的的自由企业家、商人等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 以满足商会成员的公共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会是一种社会团体组织法人。商会主要有以下共同点:首先他是通过采取集体民主的行动满足会员之间的共同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 其次会员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民主公开选举形成的, 最后商会的运营资金是来自会员、社会支助以及政府的一些政策性补贴等等。
3. 商会组织治理的影响因素
影响商会组织治理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来自商会组织规模的影响, 不言而喻, 商业的治理结构与其组织规模成正相关的关系, 因此一个商会的成立以及综合治理, 需要有足够的人力及财力资源的支持, 而商会的组织规模是这些资源的支撑者, 一个商会组织治理结构需要有一个有效的鼓励机制使商会的成员投入资源, 同时要防止一些“搭便车”行为的出现, 从而使每个成员都能从商会中获利。
第二是社会资本, 充足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商会中形成一个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从而有效地协调好商会成员、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三是商会中运营资金的结构, 商会中的运营资金来源各异, 会员的捐赠以及政府的补助等等这些资金的结构分类以及规模运用均对商会的健康运营起着不同忽略的作用, 同时对于整个商会的组织性质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商会的产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商会的组织治理。
4. 商会组织的功能分析
商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游离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一只手”, 有着中观调节的作用, 它的主要功能如下:首先商会在政府政策失灵的时候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有一定的强化作用,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下, 由于政府过度的介入, 使得市场各个主体之间以及企业、政府矛盾日益激烈, 而商会可以通过适当的利益协调作用强化社会管理;其次能够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 如经济信息的及时传递、缓解商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协调商会成员之间的经营业务活动以及协调市场价格等等, 商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平衡器”作用;同时商会还可有效地调节劳动关系,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社会的情况下, 劳动关系的和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政府引导监督下的商会在处理劳动关系上有一定的公平性, 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权利义务的对等得到充分的保障, 有利于和谐社会劳动关系的构建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维权和自律意识的形成。
三、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1. 商会的组织治理
商会的组织治理是指商会成员之间、企业以及政府之间在长期的良性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民主自治管理关系框架, 并在这个框架的健康运营下不断地完善整个商会的功能, 并使成员得到应得的激励利益, 一个良性的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组织治理模式急需构建。
商会组织治理的具体框架模式总体上表现为:行业企业——会员企业——商会——政府, 在这个总体框架模式中, 首先是行业企业是商会成员以及政府共同追求的整体集体性目标, 商会从会员企业那里获得了会员、企业捐赠以及企业的项目资金会员同时为商会提高了人力以及财物资源, 通过各类社会关系资本的集合提供一系列的俱乐部式产品, 从而使行业企业的正当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和服务增值。
同时由于商会组织是在政府的政策以及财政拨款、补贴、政府的项目资金的扶持下成立的, 政府和商会之间由于其在商会资金结构上的关系而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这样当然少不了政府的监督和为政府提高相应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 从而使商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性的性质。随着商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以及组织规模的逐步扩大, 商会的治理方式也日益跟紧时代的潮流走向制度化, 甚至呈现出走向市场化的趋势。
2. 商会的治理结构
商会的治理结构是在商会的组织结构的前提下进一步形成的, 商会应该在其本身属于一种非营利性组织性质的前提下, 公平民主地利用好商会的会费以及企业政府捐赠的项目资金, 其商会的治理结构主要模式表现为:行业企业 (会费和企业捐赠的企业项目资金) ——会员企业 (保留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保留委托权) ——会员大会——政府 (部分权利的移交以及政府的监督管理) 。具体的治理模式大致为会员在所有权中的剩余控制权下, 可以监督商会的理事会, 同时也把这以权力委托给监事会, 会员成为这些资金的受益人, 可以享受商会通过各类活动形式提高的具有排他性的各类服务, 商会按照一定的原则使用政府提高的拨款、政府项目资金以及政策性的补贴, 政府将这些资金的管理权委托给了商会, 并把其他的一些权利如剩余索取权给了社会公众或者其他的一些群体, 但保留了一些委托权以及对商会的财政和行政监督权。
四、我国商会的现状分析及商会组织治理新分析框架在我国的应用
1. 我国商会组织治理的现状分析
首先我国的商会组织协会面临着政会不分以及转型艰难的困境。我国有许多的商会组织均是在政府的资金以及优惠政策的扶持之下建立起来的, 资金来源上依靠政府, 许多商会名义上是民主式、公平化的, 但实际上有许多重要的领导位置依旧是由政府部门把关的, 这使得商会的目的性严重偏向于政府的喜好, 无法使广大的商会成员的正当利益最大化, 商会组织不能从企业的需求全全考虑出发, 从而使商会的存在意义失去了最重要最根本性的支柱, 最后, 商会将在政府的体制性思维意识的控制下, 功能逐渐退化, 治理机制日渐运营不灵。同时由于我国的一些商会并不是在企业的自愿原则下成立的, 而是具有一定的官方意识, 因此形成了官方式的商会与民间商会组织的两极分化, 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两败俱伤。
其次是我国商会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使得商会不能在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支持下健康运行。迄今为止, 我国在商会方面的法律并没有一个全面到位的定位, 除了我国在1998年发布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外, 我国没有其他的一些明确的法律对商会的性质、职能以及功能等方面有个确切的规定, 在此情况下, 我国商会在具体运营情况下步履艰难, 严重影响到了我国商会职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损害了诸多商会会员应得的利益。
再次是我国商会的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任何组织的发展均少不了财力以及人力资源的支持, 我国商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大致有商会会员、企业以及政府的政策性补贴, 由于商会中会员之间的财力的不均衡, 导致出现了为增强商会的基础设备建设而会费方面的提升限制, 有些会员会因为会员设备的公共性的特征而出现“搭便车”的现象, 甚至有些会员由于对商会失去了服务功能的信心, 从而长时间地拖欠会费, 这类不良情况的屡次出现均不利于商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得商会的正常运作受到了恶性循环的严重影响, 阻碍了商会潜在功能的充分挖掘发挥。
最后是我国商会协调机制、服务意识以及服务手段的缺失。在我国大多数商会中, 由于商会资金的限制以及商会管理人才的缺乏, 使动我国的商会活动方式缺乏多样性, 同时由于一些商会经济性的活动过于表面化以及娱乐性过强, 使商会严重地缺乏一些全方位的经济联系以及会员之间经济合作的服务, 使我国的商会不能再在自力更生中生生不息。
2. 商会组织治理新分析框架在我国的应用
根据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根据行业企业、会员以及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以及商会内部的各种因素, 并结合我国商会组织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突出的现状问题,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使得我国的商会组织治理得到有效的提高。
第一是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健全我国商会的法制法规, 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我国应该根据社会的需求尽快出台对于商会性质、职能等相关活动的法律法规, 完善商会内部治理机制, 使我国商会的健康运用有一个安全可靠的政治法律环境, 让商会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 使得我国的商会在经济社会上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得到政府以及企业和商会会员的重视。理顺政府与商会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自的职责, 政府应通过适当的工作支持商会的的发展和监督商会的合理管理, 而商会应该充分做好本职的工作, 为商会成员服务。同时应该放宽商会成立的条件, 放低门槛, 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商会组织治理的监督机制, 及时把握好商会的运行状况, 引导商会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
第二是通过改善商会内部的人事制度和财务制度使得商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得到可靠的资金来源。商会管理需要需要人才的支撑, 因此应在不同的时段对商会内部的会员进行不定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 积极参与商会各个方面的制度性建设, 加强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合作联系, 开展与高校人才对接的联合办理的活动来吸引培养更多的人才进入商会管理领域, 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商会组织的综合素质。同时在组织结构上可以建设一些跨行业的商会联合会, 实行统一分类的信息管理, 从而集合资金, 健全商会的财务制度, 综合管理会费, 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使商会的基础设施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并能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第三加强我国商会组织的协调能力和服务功能, 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商会发展机制。商会能否长久地发展下去, 关键在于商会服务功能的优化, 因此商会应该在明确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角色定位的前提下, 平衡好商会提供的俱乐部产品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比例, 强化对会员的服务功能, 给会员一个有效的吸引以及激励机制, 从而保证会员对商会的忠诚度, 并用相应的制度手段把商会中一些“搭便车”的会员拒之于门外。其次还可以通过商会采取理事共同出资经营, 然后把部分的利润捐赠商会的建设, 从而使得商会有足够的资金支撑逐步完善商会的服务功能, 进而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商会发展机制。
第四是外部退出机制的建立使我国的商会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变革中生生不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在商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对会员的要求会有所变化, 同时商会会员随着时间的变化无论在资本上还是在能力上也开始出现参差不齐, 这就需要商会在不同的时段对商会会员进行一次有所针对的淘汰式的外部退出机制, 把那些绩效狂跌的无发展潜力的会员淘汰。其次对于一些整体上处于瘫痪状态的商会也应该实行商会整体淘汰出局的规则, 从而使商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变革。
第五是逐步引入超越精英商会治理模式, 加强对民间商会的引导和培育。商会精英治理模式在商会成立的初期表现的尤为明显, 然而随着商会的逐步普及, 如何超越精英治理模式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应该从制度上对商会管理者的行为进行重新定位定性, 加强对商会管理参与人员的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 还可引入一些专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使商会管理摆脱精英控制的魔掌, 同时加强对民间商会管理技巧的引导以及市场内生需求信息传递, 并放松对民间商会成立在行政方面的管制, 破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碍, 使得民间商会能在同等的政策优惠以及资金项目补贴良好公平的社会公共环境下健康成长。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入, 各种商会在市场上逐步风起云涌, 商会在社会市场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首先简要的概述了商会组织治理和治理结构的含义、商会组织的功能分析以及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同时分析了当期我国商会组织治理所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提出了有效治理我国商会组织的政策性建议, 使得我国的商会组织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商会组织治理,新分析框架,外部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1]周立群, 任一:我国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与转型路径[J].学术探索, 2007, (5)
[2]吴巧瑜:转型期民间商会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从合作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J].学术研究, 2007, (8)
[3]张新文:广西商会组织的角色、功能与发展探讨[J].法制与经济, 2006, (9) .
[4]刘敏.以温州商会组织为例浅谈行业协会组织法律问题[J].经济与法, 2010, (9)
[5]郁建兴, 宋晓清: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中国行政管理, 2009,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