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建筑（共10篇）
书院建筑 篇1
摘要：大连复州城横山书院始建于清代后期,作为讲学之所一直沿用至1984年,为辽南地区近现代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从历史沿革、周边环境、平面布局和空间营造特征等方面分析了横山书院的建筑特点,并通过挖掘横山书院建筑的人文内核,探讨其对当今文教建筑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辽南横山书院,建筑艺术,人文精神,文教建筑
一、引言
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通常择址于僻静优雅、景色宜人的山林胜地。在布局上,大都以讲堂为中心,前门后堂,左右斋房,与藏书用的楼阁和供祀用的祠堂互相呼应,体现出我国传统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大功能兼备的格局。 书院建筑多由建筑群组成,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形制到装饰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厚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体现出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等级有别的社会伦理关系。
二、横山书院的历史沿革
横山书院是大连地区最早出现的书院之一,也是辽南大地较好地保存下来的传统书院。其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是当时的复州知州张鞠人通过募集地方捐款,利用原复州正红旗城守尉顾尔马浑将军府旧址增建而成,并以复州境内最高的横山为书院命名,暗寓最高学府之意。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横山书院被改为横山学堂。其后几经合并和搬迁。1985年4月, 横山书院被列入大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横山书院被列为大连市抢救性维修计划的重点保护建筑之一,在各界人士的关心下得到了维修和翻建。现在,横山书院作为瓦房店市文化馆复州分馆,除了继续为复州城增添些许古意书香之外,也为后人研究辽南传统书院建筑保留了一份生动的历史资料。
三、横山书院的周边环境
横山书院 坐落在辽 南的历史 发源地之——复州古城城内西大街北侧。复州古城建于千年前的辽代,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经济繁荣、风景秀丽的小城。城墙原系夯土所筑,明永乐四年(1406年),改建成石城,清代建为砖城。后来城门与城墙陆续被拆毁,现仅余几十米的一小段城墙。复州城内古文化遗存较多,悠久的历史底蕴为造就横山书院浓厚的人文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横山书院以前曾经是守城将军的府邸,故其周边以较大的宅院为主,而其所在的西大街无论古代或当今都是复州城的繁华地带之一。现在横山书院的周边,由于拆迁和改建,传统中心街市的韵味已经难比往昔了。
四、横山书院的总体布局及空间营造特征
横山书院占地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坐北朝南,整体呈日字型合院式布局。这种布局形式在空间上、造型上都呈现出左右均等、 中轴对称的格局,符合传统审美观和礼制习惯,因而被广泛应用于书院建筑。横山书院由南北两进院落和两侧略显狭长的东西跨院组成。其中主体建筑位于南侧第一进院落, 为授课之所。院内正中有讲堂五间,东西厢房南北共八间。二进院为师生食宿之处,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八间。
横山书院大门前路南设有一面照壁,门两侧各置一尊石狮,另有抱鼓石一对(图1)。 历经百年的岁月风雨,默默地守卫着这方文化净土的石狮身上沧桑毕现,曾经的喧闹与荣耀随着风吹雨淋已经凝缩在那些斑驳的历史遗痕中,后人仍能从风化较严重的石狮身上依然遒劲有力的筋骨中依稀感受到它们当年曾经的神采飞扬(图2)。
1. 横山书院大门
2. 横山书院门前石狮
书院大门为三开间屋宇式大门,两扇包铁活页木门上各镶一个铺首,但无兽首,仅设大铁门环,在素雅庄重中透显着质朴低调。 门楣上方高悬一块匾额,用古体隶书写着“横山书院”四个大字。两侧各设南北套间门房, 朝南临街设六边形锦窗。门房两侧又有东、 西耳屋各三间。书院建筑群以“复道重门” 区分内外,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的“门堂之制”, 显现出内外、上下、宾主有别的“礼”的精神。
主讲堂坐落在第一进院院内中轴线的正中,五开间,南北均设檐廊,是该书院最为高大宏伟的单体建筑。正门四扇,楣悬匾额一方,上书:“同霑雨露”。中部四檐柱上书劝学对联两幅。中间一幅,上联:广厦千万间大庇欢颜蔚桃李,下联:同堂二三载共欣聚首契芝兰;两侧一幅,上联:经授马帏教育同沾时雨化,下联:学勤娥术光阴不觉岁星移。时至今日,当人们看到这些对联时, 仍能感悟到当年在此苦读的师生们的胸怀和抱负。主讲堂两侧为东西对称布置的厢房, 北端为五开间,南端为三开间。厢房与讲堂之间为圆形月亮角门,中部设夹道。厢房规模均小于主讲堂,也均未设廊檐。院中有一尊孔子铜立像,底座上刻有“先师孔子”四字, 使整个院落更添正统儒家文化气息(图3)。
第二进北院落分别由五开间正房和两侧五开间厢房组成,院落方正,轴线明确,其形制和规模与第一进院落大致相似。由于主讲堂的联系与分割作用,当主讲堂南北大门均打开时,两个院落遥相呼应,在视觉上连成整体;但当主讲堂南北大门均关闭时,两个院落便独立且相对封闭,形成各自半封闭的室外空间。西跨院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南侧较大,朝大街开设小门,双扇木门卷棚顶门楼,内设廊子等构筑物,北侧较小设有厕所、 库房等,东跨院也基本上以堆放杂物为主。
概括起来,横山书院的建筑营造特征主要有三点:
1.合理适用的院落空间组合
理想的建筑物如同一篇佳作一样,如果在一开始就能窥其全貌,难免会给人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能层层深入,委婉含蓄地表现其中魅力的显然更胜一筹。由于横山书院整体占地面积并不算大,因此通过院落的合理设计使得庭院空间显得既紧凑又敞亮,整体性和实用性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根据书院的实际使用需要来确定院落空间的尺度和组合方式,并通过内外空间层次的合理变化,来展现书院建筑独有的秩序感和合理性。
2.忠实于材料结构的地域性表现
横山书院外墙材料多采用毛石和条石, 均为就地取用当地石材,这些热阻大、蓄热强的材料,能够提高白天消暑、晚上保温的效果。屋面青瓦和清水白墙相互映衬,色调清新,与书院周围的其他建筑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低调之中尽显朴实自然之美,尽显儒家中庸内蕴(图4)。
3.朴实而不奢华的结构与装饰
从单体建筑的木作上看不施斗栱,其木构架显露在外,装修简洁,显得素雅大方; 从装饰装修上看鲜有彩绘,既无官式雕梁画栋之华,也少民间堆塑造作之俗,追求的是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进行简洁素雅的艺术表现。如脊端节点的鸱吻,就是通过对节点构造的艺术加工,远观其形引人注目,近取其质自然淡雅,体现出在功能、结构、材料和艺术方面达到协调统一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古代文人反奢倡俭,重视内在和实用的建筑美学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传统书院在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高和经济能力不强的状况。
五、横山书院的人文内核及其对现代文教建筑的借鉴意义
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曾说过;“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个场所的人文气息。”横山书院的人文气息就是通过其理性而不失活泼的布局、朴实而不失细腻的格调以及变化而不失统一的形态散发出来的,营造出以人为本、 群己和谐、重文尚礼的文化氛围,能够带给人一种心平气和,赏心悦目的审美体验。在这座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书院里,即使是一副普通的对联,也能够让人感受到向善、博爱的思想内涵,这也是横山书院的建筑人文内核的具体体现。
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各地必将会兴建一些以图书馆、教学楼、科研院所等为代表的与文化教育有关的新建筑。这些文教建筑既是重要的学习场所,有时也兼有藏书、 信息交流、教学科研等多种用途。在建筑的地域化特征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我们应该借鉴横山书院的建造理念,通过理性有序的整体布局、真实朴素的营造装饰、宁静高雅的文化氛围,努力让这些文教建筑既具有一定的现代建筑特点,又能够从横山书院这样的传统文化建筑中得到场所精神的传承,从而实现古典与现代、开放与传统的对接与融合。
在设计这些新文教建筑时,我们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力求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同时,要努力摆脱对书院等传统文化建筑的简单模仿和照搬,在充分尊重本地区的建筑风格风貌的基础上,深刻领悟书院的建筑理念、功能特征、环境表达等建筑语言,深入了解人在文教建筑内的活动内容、 方式以及这些活动对于空间的要求,把文化教育这一建筑功能特征自然和谐地反映到建筑形式中。只有这样的文教建筑,才能经过岁月的磨砺,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磨合过程中,逐渐产生包涵书院特质的人文气息和场所精神,进而实现文教建筑的现代气息与传统文化的完美传承和对接。
3. 横山书院第一进院落
4. 横山书院第二进院落南望讲堂
六、结语
“院雅何须大”。
回首过去,作为历史上传播儒学思想的教学场所,横山书院是辽南地区近代高等教育事业历史进程的有力见证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书院中曾有的翰墨书香,熏陶出以清末大连地区第一位翰林徐赓臣为代表的众多文人雅士,为辽南地区近现代教育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时至今日,横山书院虽然已经变身为复州城文化馆,但是书院历经风雨而蕴积的教育思想和文化精华依然包含在院中的文物和室内的书籍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对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撑的需求不断增强,在不远的将来,书院的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的本质功能终将被唤醒,并通过新建的文教建筑在国学教育产业中获得新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书院建筑 篇2
关键词：书院建筑；文化思想；理学思想；礼乐相成
住，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便需要“建筑”。在唐末五代就已经有人开始办学，根据宋人欧阳守道《赠敬了序》载所见书院碑刻：“碑言书院乃寺第，有二僧，一名智、一名某、年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乃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放，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也说明虽然无书院之名，却已具有书院之实，而成为岳麓书院“因袭增拓”的基础。唐代书院开始出现时就由私人、寺院、国家等筹办，后又慢慢由私人藏书，变为文人雅士隐居读书之地，后又发展为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从而社会办学开始产生。[1]
唐代书院发展迅速，且收到社会的肯定与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五代大力发展，书院开始受到多方人士的重视，因此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院，如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是胡氏家族创建，华林书院是江南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齐名，据《天下统一志》记载，当时，“四方之士来此游学者常数百人”。又云：书院“集书万卷，延四方名士，进学其间，供衣食，给资斧，一时云游者数千人”，“名公巨卿，胜友如云，远客千里而来，主人倒屐相迎”，出现了“纷纷游客豫章回，俱道华林就学来”的景象。
书院的建筑历来都是重视环境的选择。早起的书院，因人而设，或者为讲学而设定，有些为了避免战争，选择山林为书院的地址，利于潜心修学。后来的书院多由地方官员或者乡绅集资兴建，选址则多就城镇郊区或者边缘，交通便利，又远离市区中心而不吵闹，环境幽静。后期也有因为政府的影响，便于学者来往。后又因政府需要监督管理方便，考课方便，又或者是利用旧房屋，搬迁到市区，但由于市区环境喧闹不得不再次搬迁。从这来来往往的搬迁中不难看出，环境的选择对于书院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书院的建筑力求朴实，并非华丽，营造一种典雅的氛围从而给人深刻的影响，潜移默化的起到教育的作用。书院的优美环境建设、优雅的意境营造，体现出人与建筑、环境的协调统一，反应出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最求，成为书院的突出特色。随着书院的扩大普及，书院也多选择城郊风景优美之处为地址，成为风景中重要的部分，充分利用环境，潜心修学，启迪思想，将文化传承并发扬。
传统思想当中“天人合一”乃最高境界，从而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系统，把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统一起来，渗透到各个方面，同时在建筑环境的选择中形成一种神秘的风水之说。《周易·说卦》称：“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文章”。[2]书院的建筑组合，反映中国建筑的传统共性，也表现出地方民间建筑和书院文教性质的个性特征。为了适应不同地方的气候条件和使用功能，不同地方的书院结构不同，不同的地理环境，书院的布局都有所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便于教学，讲学，学术的研究，但是无论南北，书院大多采取的是对称布局，中轴为讲堂、祭堂、书楼等主体建筑；两侧以斋舍及其他建筑，形成重重院落，主次分明，并表现出书院教学的严谨。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会影响书院布局，如有些书院需要横向建造，有些书院需要双轴并列布局，有些书院则需要多轴并列布局或者是多层次空间组合布局。“礼乐相成”是构建古典书院的重要思想，书院的严谨而和谐正是表现了这一点，建筑与环境有机结合，构成生动优雅的景象，符合了文人雅士最求净心的要求，这样的读书氛围十分适合理学的发展。
书院的布局主次分明，井然有序，联系紧密，且使用方便，同时不同建筑的大小以庭院绿化设施等组合，极富变化情趣，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这也是“礼乐相成”文化理念的表现。书院建筑较为全面地体现礼乐思想的特点，以发挥其教育功能作用，显示其传统文化思想。中国传统建筑，与书画艺术有其相同之处，书院建筑的内外空间艺术中，以虚当实，虚实结合，尤多创造，它与现代西方建筑的空间艺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礼乐思想创造了中古建筑的独有格局和特色，但也带来建筑发展的严重约束。井井有条，严谨统一的建筑风格造就了中国古典书院风格，为中国古典思想的发展创造的良好的环境，有利必定有弊，也就是这种环境约束了中国思想的拓展。
理学即使一个哲学学派，也是一个教育学派，理学的礼乐思想，传统教育，以及超脱世俗，修养心性，最求天人合一境界等等，对于书院的建筑和环境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理学家们对于选择和经营书院的优美环境，严谨规整的建筑布局，朴实典雅的做法风格，莫不体现其理想最求，创造其“天人合一”，修养心性的理想境界，从而形成了书院建筑艺术的传统思想基础和文化特色。
文人长期受礼乐思想的教育，最求严谨而又和谐统一，对于修学的地点选择也是如此，从书院的选址，到书院整体的布局，再到书院周围环境的建设，无一不表现出书院在井然有序中又渗透着生动气息，书院有理学家们设计和经营，更是让书院具备礼乐思想的气质。中国的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几千前以来，中国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存的方式发展，文化的演变吸收着包括满、回、藏等地域文化而发展，人类文明发展，教育业愈发兴旺，由此产生了书院。书院是古代讲学的场所，传承中国古代思想，又兼容吸收了不同地域文化，并将其吸收发扬。
当今社会文化复杂且不稳定，要想灵活的运用这些多元文化，还需后辈努力拼搏，不断实践，但一定要避免世俗化，要注重内在的涵养，修身养性，社会文明发展迅速，日新月异，世界文化多元化，各种领域文化交融、冲击，无疑会影响到当今建筑的风格，因此要避免完全摒弃中国建筑的传承与兼容，要在发展中吸收多元文化，同样也要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特色，在允许的环境下，向更高层次发展，兼容并包，不抱残守缺，但继承发扬优秀华夏民族文化，在实践中吸收各个领域的文化，并将其吸收，变为自身的力量不断创新，做出飞跃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M].1988.
[2] 杨慎初.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M].2002.
白鹿洞书院建筑环境浅析 篇3
青山傍屋,绿树盈门。
据《白鹿洞志》载:“初,鹿洞有名无洞。”白鹿洞庭湖原是以山峰环合似洞而得名。朱熹当年到此勘踏考察,高兴地说:观其四面山水,清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经他竭力介导,书院才得以重建。此联用凝练概括这语,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书院清幽隽美的环境,与朱熹所说之玉器意同。
“可人”,犹言可人意,使人满意。在联语作者的笔下,清澈碧澄的山泉从石洞中缓缓地流出,是那样的令人赏心悦目。天空中云蒸霞蔚,色彩斑谰,好似可抒可抒襟的朋友一般。更有那书屋偎依在葱茏郁森的青山之中,色欲滴的碧树掩映着院门。这是一处多么幽静而美妙的处所啊。对于读书治学来说,确实是再好不过了。
联语写景寄情,绘声绘色,将自然景致注入浓郁的情感,使眼前之景成为心中之境,如同一幅优美的画卷,言传物意,感人至深。(图一)
1. 书院介绍
书院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起于唐,盛于宋,止于清末学制改革,历时近千年。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和岳麓书院,是学界较为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这些书院,都系私人集资建造,大半在山水优秀的地方。<1>在这四大书院中,白鹿洞书院因其创建时间最早,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这些书院是古代中国最高学府,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图二)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东南五老峰下的海会镇和星子县白鹿乡的交界处,依山而建,气势非凡,碧水环绕,草木参天,实为清心研读之胜境。<2>全院占地面积近300亩,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长庆间(821—824),李渤任江洲刺史,在白鹿洞创建台榭,遍植花木。从此,白鹿洞名重一时,逐渐成为四乡文人往还之地。南唐昇元四年(940),南唐政权在李渤隐居的地方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这是一所与金陵(今南京)国子监相类似的高等学府。北宋初年,江州的乡贤明起等,在白鹿洞办起了书院,“白鹿洞书院”之名出名于北宋敕赐《九经》,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知军,兴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筹置学田,编制课程,制订学规,收聚图书,使白鹿洞书院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元代白鹿洞书院虽然经过战争的洗礼,但崔翼假守是郡,书院继续维修和开办讲学。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生、王阳明都曾在此讲学,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造就一大批优秀人才,书院于1903年停办。这所古代民间高等学府与国外最古老的牛津大学、波伦亚大学、剑桥大学和萨莱大学有相似之处,都是为贫穷学士聚集读书而设,学生参与管理,但在创立时间上比它们均早三四百年。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可以预料,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发展,白鹿洞书院必将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华。一溪蜿流门前而过,泉清石秀,古树参天,茂林修竹,环境十分优美。书院外有华盖松、回流山、独对亭、枕流桥、蹲鹿坡等八大景观。溪涧怪石嶙峋,附近镌有诗词若干,其中有朱熹书刻的“白鹿洞”、“枕流”、“自洁”等字。这些佳景妙处,亦是美不胜收。
2. 书院建筑与环境营造
我国的书院建筑是民居和庙宇的复合体,同民居、寺观、宗祠等建筑间通用性较大,但又较民居、庙宇更为集中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谓“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求之于心无假于雕饰也。
白鹿洞书院建筑风格是地域建筑风格的典型,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建筑体量宜人、依山就势;建材通常采用地方材料,青砖加白灰粉面,木柃盖青瓦屋面;色彩多为黑、白、灰、棕等中性色,既无官式建筑红墙黄瓦之霸气,又无庙宇雕梁画栋之浮华,表现出朴素自然的文雅格调和书香情趣。
书院的建筑多为庞大而又规整的建筑群体,多利用其依山傍水的有利条件,在建筑上力求一种中轴对称的建筑概念,而白鹿洞书院的建筑也是遵循这一概念的。如果说,儒家士把书院建在山林是体现了道的超越性,而其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筑又分明地体现了道的世俗性。<3>它是以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时的建筑为主要框架。以礼圣殿为中心,组成了一个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体。庭院布局基本上是以主体建筑为中心采取对称的方式将散落的建筑联系成一个整体。整个建筑群又由几个独具特色的建筑群组成。各个建筑之间以围墙间隔,中间又置门相连。
书院建筑注重内部环境的营造,常采用象征、隐喻的手法,以期达到对寒窗苦读的文人士子激励的作用,显现出文人建筑的风格。如祭祀建筑,由棂星门、泮池、礼圣门、礼圣殿等组成,这些设置都有典故,隐喻性很强。
礼圣殿是书院中等级最高的建筑物,歇山重檐、翼角高翅,回廊环绕,但与一般文庙大成殿有所不同,而是青瓦粉墙,使这座恢弘、庄严的殿堂,又显出几分清幽和肃穆,与四周坡屋面、硬山造带有民间风格的建筑和谐、协调。在礼圣殿的石墙上,嵌有石碑和孔子画像石刻。礼圣殿东侧的朱子祠是为纪念朱熹而建。朱子祠后有一石洞,内有一头石雕的白鹿。据《白鹿洞志》记载:“初,鹿洞有名无洞。嘉靖甲午(即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知府王溱乃辟讲修堂后山,为之筑台于上。知府何岩凿石鹿于洞中。”白鹿洞原是以山峰环合似洞而得名;现有的石洞和石鹿,则是明代嘉靖年间修凿的。
在朱子祠之东厢,设有碑廊,内嵌宋至明清古碑一百二十余块。在这些古代碑刻中,有朱烹的手书真迹,也有署为紫霞真人的明代状元罗洪先的《游白鹿洞歌》。这些名迹,笔锋庄重遒劲,运笔娇若游龙;它既是弥足珍贵的书法艺术品,又是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历史资料。
在朱子祠前,与礼圣殿并列的是一座两层楼阁,即“御书阁”。它是清代康熙皇帝赐给书院匾额及古书后,由南康知府周灿请建的。阁前有桂树两株,相传是朱熹手植;但也有人说是清代建造“御书阁”时种植的。这里古树浓荫,阳光穿过树隙在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小光圈,风吹树动,光影摇晃,有如微波荡漾的湖水,显得环境清幽,风景宜人。
在棂星门西北隅,不仅有曲径通幽、山石林泉之美,而且还有“钓矶石”、“漱石”、“鹿眠场”、“流杯池”诸胜迹。在漱石和流杯池上,均因有朱熹手书“漱石”、“流杯池”石刻而得名。“鹿眠场”,相传唐代李渤饲养的白鹿就睡在这里。而钓矶石上,也刻有朱熹的手书“钓台”二字。据说当年朱熹常在此垂钓,实际上这里水浅泉碧流急,很少有鱼,故明代刘世扬又在石上加刻“意不在鱼”四字,可谓中的之妙语。
白鹿洞书院很注重对山林环境的营造。其地拥有山林三千亩,保存了庐山的原始森林和原生植被,有千年古松18株,有柳杉、水杉、紫荆、红枫、银杏、广玉兰、珍珠黄杨、红叶继木等受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山上林木葱茏,山下流水潺潺,这是白鹿洞书院拥有的一份自然遗产。白鹿洞书院融于大自然之中,占尽了自然风光之美。由于书院对山林的藏掩于山林之中,其为芸芸之士就学之地,不可不使人识得其途。在山上建亭造景,渲染书院的人文气氛是白鹿洞书院环境艺术的一大特色。礼圣殿建筑规模最大,中轴两厢建筑最小,均为青瓦粉墙,带有民间乡土建筑特色。书院分五路布置,自成院落,各有自己的门楼,又能相互联通,出入方便。白鹿洞之上高岩耸立,可俯视全院,为书院内自然地形最高。为提高书院的科举文风,此处筑“思贤台”,其上建“文昌阁”。在书院明伦堂屏山曾建“太极亭”,“遥与高美亭相主宾”,亭两旁有“鹿鸣亭锯其左,”喻义亭锯其右。亭名’太极”是为了烘托朱熹编辑注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这段历史,曾是书院一处重要点缀景观。书院的种植受儒家自然比德思想的影响,庭院内外最多的林木是松树,后山有竹林参布其中。
白鹿洞书院的园林景观,布局轻松活泼,格调清新淡雅,借得院外山水,点缀亭池桥廊,较少人事之动,自成天然之趣,透露出一片清净、淡雅的气息。<2>作为对修文敦儒之地的补充,这种自然多变的园林景观平衡了主体建筑的规整严谨,表现出了“天地之和”的“乐”的亲和。其次,院内景点富含象征寓意,命名多出诗文典故,人文气息浓郁。书院园林特色中对植物的精心运用,白鹿洞书院的“丹桂亭”源于朱熹栽桂。
书院的优美环境建设和意境营造,体现出人与建筑、环境的协调统一,反映其“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成为书院的突出特色。书院选择山林胜地,求得自然与人文之胜,正是其理想境界,白鹿洞书院恰位于庐山,风景秀丽,文化氛围浓重。此外,书院更重视环境的建设经营,为人所用,使环境与人有更好的协调影响作用。将环境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正是书院的突出特色。书院内外,多有亭池的建制,这不仅可以使自然景色与书院建筑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对书院的教育环境的积极开拓。
建筑与环境,人工与自然,往往不易结合,只有做到“骨色相和,神采互发,清不槁,丽不俗”才能达到最佳境界,也就是计成说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因地基条件所限,不能纵深发展,或因规模过大,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采取横向拓展。从而形成双轴、三轴,甚至多轴并列布置,各成院落,以适应讲学、供祀等不同功能的需要,区别安排,各具特色。书院虽是一组较为庞大的建筑群,由于重视地形环境的利用,依山就势,前卑后高,层层叠近,错落有致,加以庭院穿插,林木绿化衬托,山墙飞檐起伏变化,色彩清单朴实,构成生动优雅的景象,与自然环境取得有机联系结合,一般多能达到效果。
书院在建设风景环境时,颇重视亭的设置。亭既起到组景、点景、观景的效果,又可有护碑、护井、憩息的实价用作用,同时也是最经济灵活的建设手段,为开拓风景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白鹿洞书院曾在书院内外先后建亭20多处,可见对亭的作用的重视。书院建筑群虽然较为严谨封闭,但其周边的环境开拓则十分开敞,两者互相映发,构成有机联系,也反映书院的教育的特点,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表现。
书院建筑的意境创造,反映出一派斯文气息。典雅的情调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其情景交融艺术思想的追求。书院力求文化与风景的有机结合,融成一体,景借文传,突出其文化特色。在这里,文化与自然,人文与山景,紧密相联,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相得益彰。白鹿洞,如果院外没有五老峰,没有圣泽源,没有贯道溪,没有那云遮雾盖的三千多亩原始森林,那至多是一个有文无景孤立的学校。反之如果没有白鹿洞书院那一百多块碑刻,五十多处摩崖题刻,没有那五大院落6000平方米的古建筑群,也不过是一处略有景色的山林而已。是不会令人留恋忘返,乐不思归的。<4>(图三)
3. 对现今园林规划的影响
人与自然、风景与文化、建筑与环境的有机结合,仍是当代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当今环境科学的生态论,现代建筑的有机论,行为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环境论,日益受到重视。而中国古代书院环境的建设经验,确有其研究借鉴价值,尚有待发掘整理。
书院建筑的朴实美,首先表现在其合理使用的尺度比例,以适应其学习互动的需要。其次还反映在忠实于材料技术的表现,而不求雕饰之华。书院建筑讲求的是合理的空间组合,虚实空间的变化多样,颇具匠心,并结合礼乐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束缚和障碍正是需要在借鉴中应该摒弃的一部分。
书院通过建筑小品的巧妙运用,处处体现儒家士人礼宜乐和、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白鹿洞书院的设计思想由此启发我们在包括庭院山水、花草树木、建筑小品(亭池桥廊、雕刻画联)在内的园林景观是现代大学校园建筑环境重要的、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室外课堂。这些园林景观要素增加了校园的艺术气息和精神内涵,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课堂。武汉大学已形成樱园、梅园、枫园、桂园等,各具特色和情趣;上海大学新校区中心广场上,设有一个不锈钢制作的抽象雕塑,像迎风的风帆,像起舞的少女,给校园增添了时代气息。
书院注重建筑环境建设,有其深刻的哲学文化内涵。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过分追求知识的分解和阐释,更多地强调一种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哲理,中国哲学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体验和感悟成为大学教育独特的治学方式。知识可以通过求知的手段、学理的途径来掌握,而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哲理更多地需要切身的体验和经历来感悟。对安身立命的体验强调要与自然感应,天地合一;对修身养性的体验强调要与圣贤感应,今古合一。与大自然接近,与圣贤对话,能令人的生命得到净化,对内心的欲望有一种荡涤的作用,更容易体会到天地之奥秘,今古之相似,使精神得到升华。
正所谓依山就势,在幽谷之侧,溪涧之畔,峭岩之旁,营造建筑。白鹿洞书院隐藏于绿树之中,没有与大自然喧宾夺主之嫌,保持自然原有的古朴的诗意。最大限度地尊重了自然环境,使得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美丽的自然环境得以并存。这种朴素而又深刻的设计理念应当被当代的建筑师充分地吸收和借鉴。只有“统一于自然,适应于环境”,我们才能够为人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
4 结语
所谓意境,正是文人们所锐意追求的目标,也是书院建筑中值得深入发掘的可贵之处。当然,它必然受到历史时代和主客观条件的约束和局限,也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将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所以它仍然是当今建筑创作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卞孝萱、徐雁平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
[2].王秀明白鹿洞书院吉林文史出版社
[3].罗时叙人类文化交响乐—庐山别墅大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书院师道 篇4
所謂师道，首先涉及“道”的问题。在儒家的传统学者中，从唐朝韩愈以来，就有一种所謂“道统”的意识与执著，其《原道》等文章首揭“道统”之义，以抗衡佛道二教，并为后来宋儒所踵继，而朱子更是将韩愈所謂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孟一脉相承之道标举为“道统”。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想可以将其定义为儒家学者历代所推崇、遵信并身体力行的仁义孝悌等学说与主张，“道统”就是历代儒家学者所致力于儒家正统、正宗学说研究与恢弘的前仆后继、薪火相传，当然究竟谁在这历史长河中算得上是“道统”中的一员乃至嫡传，儒者自身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自承程朱一派上接孔孟道统的朱熹等宋儒把韩愈区别于此道统之外，即是最显著的说明。
“道统”的概念和使用似乎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我在给学生上《儒家文化》专业选修课时，讲到唐宋之际的“道统”，花了较多时间，学生似乎仍对此恍恍惚惚、不置可否。这也难怪，从小未尝浸染于传统文化典籍与氛围中的80后、90后们，包括我这70后乃至往上的60后，对此“玄奥”的“道统”充满疑问与困惑也是正常的，虽然现在有学者疾呼需要人文学者或传统文化研究者重拾“道统”意识，但显然不是短时间可以立竿见影的。
如此，我们不妨再来看“师道”，它是为人师者之道，也可謂为人师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果你认同了上述所说的儒家“道统”之道，那么我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为人师者的身上，同样也含有这儒家“道统”之道的意味，它或许不必如学者那般斤斤计较，但在一些学者兼人师的身上，始终是那么强烈、浓厚地呈现并感染着授业者、听讲者。这一“师道”，也和唐代的韩愈有关，其《师说》开篇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摆在第一位的“传道”，所传即可謂“师道”，这远非我们今天普通学校所说的“教书育人”中一般意义的道德教育。虽然道德教育自是这“师道”中极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更应该包括立志、修身、养性、涵咏等在内的对于学术文化、国家人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宋儒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许最为近之吧!
明乎此，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书院教书育人中的“师道”，联系当下国内中小学特别是“师道”流失已久的高校，应该说是可以有所感触、有所体悟的。
宋儒朱子白鹿洞书院及其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世、接物之要的学规，所体现的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自不必说，就是晚清以降，传统社会末期一些士大夫所创办的书院，其中的“师道”意味亦可圈可点。比如世人仰望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其祖父陈宝箴在光绪六年(1880年)，任河南省河北道员，创致用精舍，“河北风趋为一变”(陈三立语)。光绪八年(1882年)，陈宝箴擢浙江按察使，其离任前，即取所为《致用精舍记》《致用精舍学规》(《说学》诸篇汇刊之，“以稔后之君子及诸生之造于学者”，正可见其心思之所倾注，而謂：“河北山川轮郁，贤豪之所代钟，殆将有瑰玮卓荦之士，明体达用，出而经纬天地、弥纶万变者乎?苟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笃之，培之，扩之，充之，以俟君子。”
今欲有所申论者，为《致用精舍学规》中之第四条，全文如下：
一、成德成材，本属一贯，后人歧而视之，遂致学术不古。肄业诸生，或文才可观，而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孔子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庭闱多阙，则异日之致君可知。故《大学》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诸生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段文字，具论孝悌本原，宜加注意：首先，《致用精舍学规》凡十五条，论及诵习经史、旁览天算、存录日记、戒骄矜、免争心、师弟情义、谒圣拜师等诸多方面，然而专门阐论道德、申明孝悌，唯此一条，足见宝箴之看重。其次，“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此一方面；另一方面亦当注意，陈宝箴并非唯孝悌而不及其他，其先曰“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后则曰“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足证其于道德、学问之“道”(孝道等伦理品行)与“学”(经史等学术才干)或说“德”与“才”并不偏废一端，而是合乎传统倡导的“道德学问，打成一片”，也就是陈宝箴所謂的“成德成材，本属一贯”。故曰：“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体用”亦即德、才，体之立而道生于身者为孝子忠臣，用之达而学济于世者为贤相良将，以此寄望于后生者，岂止是孤怀卓识于近代保守与进步、顽固与激进之上，就是对比今日之培养教育，吾辈又得无愧乎?
陈宝箴在其与致用精舍诸生交勉之《说学》中云，无论“忠臣孝子”，抑或“无忝所生”，同样属于为学立志，“细细推勘、刻刻提撕，自然志气奋发”。这是陈宝箴所屡屡提示后进以孝道伦理之真挚所在。一旦遇见才俊非议纲常，必平和晓谕；一旦获见名士敢言异说，则从容辨析。故综观陈宝箴之所倡行，真可见其于孝道伦理价值谆谆教诲、循循启诱，诚欲竭心尽力维系传统道德，并以此造就人才、导引学子也。
这样的书院、这样的学规、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师道”，似乎现在距离我们已经有些时日了，并且还在越来越远，这是让人痛心的!当然也不能说一无所有，毕竟每个时代都会让人看到一些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绵延的身影和努力，业师张新民先生创办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苦心经营，在我看来，又强烈地看到并感受到令人振奋的“师道”。《中国文化书院学规》第七条曰：“欲成就伟大之事业，必先成就伟大之学业。成就伟大之学业不能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发明真理为职志；成就伟大之事业亦必担负起人类群体之责任，以服务于社会为光荣。非特要蔚成学风，起一代人文，更要聚为良习，兴百年礼乐。此皆非取消而实为成全人之天才与个性也。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于学业于事业，均为至要至大之关键焉。”这里面，跳跃着的不正是“师道”的使命、“传道”的精神吗?
我钟情“中国特色”的书院师道，我且充满温情与敬意地践行其中并注视、期待着它的授受与光大。
两宋书院的兴盛及其建筑特点研究 篇5
书院起于唐, 兴于宋, 延续于元, 全面普及于明清, 书院规模达到7000之巨。书院以传播学术思想, 普及礼乐教化为基, 因此其逐渐成为民间知识、思想的集结地。对于某些著名书院, 其文化思潮的引领带动下, 已经辐射政治领域, 如嵩阳书院。藏书是书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书院成立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在当时, 评判书院的重要指标就是藏书种类与数理的多寡。
古代书院主要是以私人创办为主, 官办为辅。其有三大基本职能, 传道为其一, 授业为其二, 而藏书为其三。古代书院包揽藏书、校对、教学等一系列活动。由于受到儒家孔孟思想的影响, 当时的教学思想与手法已经自成体系, 而这些教育教学方法, 在某些地方也被今人所借鉴。
书院开创于唐朝, 出于政治原因, 当时的书院基本是以皇家书院的形式存在, 开设书院的目的是为皇家人员提供教育场所。后来, 伴随着唐朝的逐渐衰落, 朝中的有名之仕不再为官所累, 隐山避世, 而当时的学士, 为了求得学问, 访山问道, 求学于山林。而“朝中隐士”, 开始在山中教学, 书院初具雏形。
唐末五代, 时事动荡, 书院的数量仍是有限。国定而兴邦, 书院的兴盛真正起源于北宋时期, 由于先前知识文化的积累, 书院数量呈直线上升, 规模越来越大, 影响越来越广, 到最后, 书院已经成为北宋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书院中的藏书阁, 在淡淡墨香绕萦之间, 成为了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 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
二、两宋书院特点
两宋时期, 是古代书院的发展兴盛时期。其主要表现在书院的数量上, 当时全国的书院已多达156所, 成为以教学为主, 兼备研究、藏书的教育场所。其次, 其教学思想讲究百家争鸣, 追求研修问道。最后, 书院建筑考究, 山清水秀、环境幽雅, 注重儒家文化。
两宋时期的书院, 不属于私塾、社学、义学等一类的基础教育形式, 大多是以此为基础, 民间贤能所创办的中等或高等教育文化机构。
北宋时, 普通书院已经开始官办化, 民办书院的锋芒已经消失。南宋时, 朱熹将白鹿洞书院进行重新修复, 将自由讲学传统重新兴盛起来, 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天下书院。朱熹在重修白鹿洞书院时重新拟定了相关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宋代出现了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即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在南宋时期, 书院已经被中央官府直接控制。南宋后期官府对书院的政策被元朝继承, 其将书院归为全国官办学校系统, 将书院归为系统, 这样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活气。
唐末五代, 战乱连年, 官学衰落, 学士无休学之所, 为了满足天下士者求学之道, 民间贤能在山野原田开设书院, 故有“余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 士病无所于学, 往往择胜地而立精舍, 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而为政者或就而褒表之, 若此山, 若白鹿洞之类是也”[1]。到两宋时期, 国泰民安, 当权者以文治国, 促进了宋朝书院的发展, 但最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国家初定, 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扩大, 但此时宋朝官场教育教学却仍然处于低潮状态, 根本无法满足北宋科举取士的大量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书院应需而成, 逐渐发展, 帮助士子求学, 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求学环境, 使其在今后科举考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而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宋朝书院的发展。 (2) 宋朝鼓励民间书院发展。在宋朝初期, 官府提倡以文治国, 但是由于官府当时国库空虚, 无法为广大士子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因此, 官府鼓励民办书院发展, 对民间较好书院进行补助, 如中国古代四大书院都受到过朝廷的奖赏和鼓励, 在政策上促进了宋朝民办书院的发展。 (3) 佛教禅林制度对书院的影响。佛教讲究“禅”, 僻世遁俗, 隐居山林, 在名山大川之间开山立庙, 以藏经、讲经、研经为道。由于受到战乱以及佛教的影响, 宋初书院皆建于名山大川之间。借鉴佛教的禅林制度, 书院开始设立“讲学”制度。
三、两宋书院的兴盛
南宋以后的书院, 一般都遵循朱熹制订的“白鹿洞规”, 在不同时期, 书院会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大同小异的条目。以白鹿洞书院为例, 根据当权者的政治走向, 而拟定或者更改条目。但是无论如何变化, 我们在书院的学规中, 都可以看出书院非常重视学生品德修养, 明确规定了待人接物和言行举止的具体的要求。而书院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 在教学上形成许多显著的特点[2]。
1. 书院是新思想的产地, 是学术启蒙发展之所, 宋朝书院经过历史的变迁, 将教育教学作为学院教学之本, 学术研究作为教学之基。
为了鼓励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 书院藏书已经从官方走向私人。私人读书治学, 聚地方学士而开创书院。为了促进思想文化的进步, 将新思想融入学院, 书院主持者通常会邀请地方学者前来讲经论道, 作学术讨论。
2. 书院本是思想交流的地方, 是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的幽静之所, 所以两宋书院允许不同学派的交流, 在学院建立“讲会”制度。
追求思想的进步, 尊重人文文化, 讲究思想的百家齐放与争鸣。尽管这种“争鸣”还受到种种限制, 但较之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的一般学校教育却自由得多。这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
3. 师者, 传道授业。
古语言,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书院教学应以传授学生读书之“道”为正统, 重视读书方法的指导。两宋书院教学, 以学生为本, 教师教学为辅, 讲究学生的自学钻研, 而教师只是授业解惑。学院为师之道, 将其读书经验编撰为读书准则, 授于学生, 指导学生读何书, 怎样读书。书院讲究读书的效果, 注重学生对书籍的理解, 推崇学生对知识的独到见解, 在教学过程中追求“书院精神”, 敢于表达民间思想, 尊重华夏传统文化, 尊重天道和谐的自然观。
四、两宋书院的建筑及特点
宋代是书院第一个发展期, 数量大为增加, 据《中国古代书院》统计, 浙江省达156所, 仅次于江西 (224所) , 名列全国第二位, 从侧面反映了两宋书院的兴盛。宋代书院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加, 而且教育制度也相当健全;其书院建筑设施、建筑布局、建筑形式与选址等又体现了创建书院的讲究。
1. 书院选址, 多在山清水秀、环境幽雅的地方。
唐宋时期府学、州学与县学, 都选址在府城、州城与县城之中, 多为城市的中心地区。而宋朝书院的选址, 却相反, 绝大多数离开热闹的府城、州城与县城的中心地带, 选择城郊环境幽雅、无干扰、适宜学子专心读书的地方。这一点从书院名称也可得知一二, 如余杭的龟山书院、淳安的石峡书院、宁波的南山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新昌的鼓山书院、衢州的柯山书院、青田的石门书院等。环境幽雅、山清水秀的地方, 多有名人胜迹。如东阳的石洞书院, 前为大厅, 后为紫阳讲堂, 两旁为斋舍;四周建有亭台等景点, 成为书院的后花园。如南宋诗人陆游曾到石洞书院讲学。讲学之余又观赏了书院的景点如清旷亭、月峡、小烂柯、高壁岩、壶中阁、石井、飞云、玉佩、笙鹤亭、药圃、倚剑、倾月、玉泉等16处, 写下了《郭氏山林十六咏》诗 (详见道光《东阳县志》卷23《艺文》) , 另一位学者陈傅良也曾在石洞书院讲学, 讲学之余, 观览了书院的校园环境, 也写了十首诗, 名为《石洞十咏》。书院选址的如此考究, 说明了官府对书院的重视。
2. 书院建筑, 突出三大功能。
宋代书院的三大功能, 即教学、祭祀与藏书, 已十分完备。书院建筑一般多有讲堂、祭殿、藏书楼、斋舍与其他生活设施等。讲堂, 是师生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 是讲学论道的厅堂, 是书院教育功能的代表建筑。宋代书院的讲堂, 一般多为三开间的平房建筑, 规模小的书院仅有一堂, 规模较大的有二三讲堂。因为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 故又名论道或明伦堂。一般讲堂能坐数十人, 规模大可坐百余人。讲堂, 有时也是与外地学者交流的场所, 举行联讲活动, 故又名“联讲会”[3]。书院建筑的讲究, 反映了两宋书院体系的完备。
在建筑布局上, 规模大的书院多以讲堂为中心, 形成中轴线, 两边对称组成庭院。总之, 书院的建筑较为朴实、简洁, 多为砖木结构、单层建筑;各地书院还带有地方的建筑特色。
3. 书院建筑讲究取名, 体现了浓厚的儒家文化。
如宋代包山书院的讲堂, 取名“明伦堂”, 突出了书院的教学目的是宣传封建伦理。左院题匾为“景贤乡秀”, 右院题匾为“绳武育才”, 标明了此处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场所。临海上蔡书院有两处讲堂, 分别取名“圣则”与“稽古”, 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影子。学生斋舍, 也往往取个雅名, 如桐庐钓台书院有斋舍四, 分别取名明善、希贤、尚志、修己, 标明了书院对学子的期望。
史载的中国古代书院数量达7000余所, 而现今至少有400余所书院以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留存于世。理想主义的文人们试图用建筑与石碑保存文化, 使之不朽, 但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院落, 还有那样的人都已远去。我们更应该注重保护文物, 保护文物带来的文化书院价值。
参考文献
[1]罗立.古代书院的藏书制度[J].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1 (4) .
[2]黄保万.朱熹与书院文化[A].海峡两岸论朱熹[C], 1995.
古朴典雅的岳麓书院建筑群 篇6
进入岳麓书院, 首先经过前门、大门和二门。前门为石阶上与围墙相连的单檐建筑, 典雅朴实, 但门上悬挂的匾楹却非常瞩目。横匾为“千年学府”, 两侧楹联为“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 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
在前门和大门之间, 有一座青瓦顶、琉璃脊, 如地方小戏台似的赫曦台。赫曦台最引人注目的是左右内壁上高达丈余的“福”、“寿”二字, 其中寿字一气呵成, 笔健如龙, 力透墙壁。大门为将军门式结构, 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 五间硬山, 出三山屏墙, 前立方形柱一对, 白墙青瓦, 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 枋梁绘游龙戏太极, 间杂卷草云纹, 整体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字迹, 两侧配有楹联:“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二门五间单檐悬山, 中三间开三门, 花岗石门框, 门额正上方悬“名山坛席”匾, 两旁挂楹联“纳于大麓, 藏之名山”。
经过三道门, 便进入了岳麓书院。整个书院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群。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 前门、大门、二门和主体建筑讲堂、御书楼等均位于中轴线上, 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两旁, 配以亭台牌坊和园林, 体现出儒家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文化理念, 又形成一种庄严、幽静、深邃的氛围。
导游告诉我们, 岳麓书院用于教学的建筑主要有讲堂、湘水校经堂、教学斋和半学斋。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 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 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讲堂悬有三块横匾:一为“实事求是”匾, 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二为“学达性天”匾, 康熙皇帝御赐, 意在勉励师生修习理学, 加强自身修养;三为“道南正脉”匾, 乾隆皇帝御赐, 表明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讲堂大厅墙壁上嵌刻朱熹手书“忠、廉、孝、节”石碑, 侧廊壁亦嵌刻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石碑。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岳麓书院记》, 背面刻麓山全图。讲堂两旁的教学斋和半学斋均为师生居舍, 供住宿、自修、办公之用。湘水校经堂位于讲堂左侧, 亦为书院讲堂。讲堂明净整洁, 步入其中, 令人肃然起敬。
循着中轴线走到尾端, 便看到了岳麓书院用于藏书的建筑——御书楼。御书楼坐西面东, 雄视整个书院, 楼前所悬“御书楼”匾系集朱熹手迹而成。这是一栋仿宋代风格的三层楼阁建筑, 五间凸形平面, 前出门廊, 后置山墙, 重檐歇山顶, 卷棚檐口, 琉璃瓦当, 脊上置坐狮和避雷铁剑, 青吻为琉璃飞龙, 气宇轩昂。院中有清泉二汪, “拟兰亭”、“汲泉亭”亭亭其上。亭间引泉筑池, 架石桥其上, 使书楼与讲堂后门相连。院内除松柏之外, 还有两株千年以上的桂花树。时值初秋, 桂香袭人。
岳麓书院还有一种用于祭祀的建筑:文庙、濂溪祠、崇道祠、四箴亭、六君子堂、船山祠等。文庙供祀孔子, 包括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建筑, 自成院落。濂溪祠专祀北宋大儒、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四箴亭专祀北宋教育家、理学家程颢、程颐。崇道祠专祀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和岳麓书院山长张栻。六君子堂供祀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船山祠专祀岳麓书院学生、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此外, 还有专祀屈原的屈子祠和清代书院山长罗典的慎斋祠。纪念性建筑有百泉轩、时务轩、山斋旧址、杉庵、麓山寺碑亭和碑廊等, 园林建筑有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
古代书院及书院文化 篇7
一、古代书院的起源与发展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 分官私两类, 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 前者如集贤殿书院为藏书修书之所, 后者为文人士子治学之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 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 政治腐败, 民生凋敝, 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 官学废驰, 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 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 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基本形成, 北宋初年才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
到了宋代, 国家重归统一, 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人民生活相对稳定, 士心开始向学, 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 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 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 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 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 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 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 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到了元代, 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 笼络汉族士心, 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 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 使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明中叶以后, 因官学空疏, 科举腐化, 书院教育由此复苏, 嘉靖以后, 发展到极盛。
清初, 统治者为压制舆论, 消除南明的复国情绪, 对书院严加限制, 但禁而不绝, 不过这时的书院已经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 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 到清代达到极致。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艺, 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 获取功名, 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性质, 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无几。
鸦片战争之后, 闭关锁国百余年的“天朝大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在“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中, 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 清政府终于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 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 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 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 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 书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历程之后, 最终汇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书院的办学特色及文化
书院是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 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体而论, 其办学特质可以归纳为: (1) 官方的认可、扶助。从历代书院的确立来看, 往往与皇帝赐匾额、经书有关。宋初的六大书院皆是如此。 (2) 注重藏书、读书。宋代“书院之所以称名者, 盖实为藏书之所”, 而藏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读书。 (3) 自由讲学, 研讨学术。宋明的书院, 更多地承袭了私学讲学自由、各有所本之风习, 以传播学术思想为职责。宋代理学的流行与书院自由讲学、研讨学术的追求密不可分。 (4) 坚守儒理, 与佛、道争胜。
书院是“三教”鼎立、争斗和兼容的产物之一, 可为印证的是书院的确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开始。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地, 这与佛、道的抗争与影响不无联系。
在教学方式上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 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 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 规定:“每年一大会”, “每月一小会”, 并订有“会约”、“会规”, 以道义相磋磨, 学术相珍重。
除学术讲演外, 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 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 除集体讲演外, 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 强调读书须有疑, 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 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 (循序渐进, 熟读精思, 虚心涵泳, 切己体察, 著紧用力, 居敬持志)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书院还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 还是学生自修, 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知识分子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 努力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 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 扩大学派影响。正是这样交互递进,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书院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 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作为传承与创新儒家文化的主要机构, 书院是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主要践履者。书院将道德教育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 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模式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书院将其制度化为章程、学规等形式, 使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显现出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中, 要求生徒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南宋以后, 大多数书院都遵循这一学规, 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重视道德教育是实现个体道德完善的最具体手段, 也是书院人文精神彰显的一个维度。
书院人文精神另一个展开的维度则是培养生徒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书院学者认为, 儒家对“道”的追求应是在个体道德完善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政治, 以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 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途的追求。因此, 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科举应试教育统一起来, 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
书院的出现却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书院的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与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 这是书院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宋代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 书院数量都是多于官学的。清代新创建的书院达3757所, 修复前代书院608所, 两项共计为4365所。数量如此巨大的书院遍及全国各地, 成为开展社会教化的主要机构, 其教育教学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教化的实施。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书院招收生徒虽然有严格的名额限制, 但是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 书院实行开放的办学方式。书院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与服务社会来实现社会教化。明代中后期发展成熟的书院讲会, 不仅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 也是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唐亚阳.中国书院精神[J].湖南大学学报, 2005 (6) .
[2]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3]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M]华南师大出版社, 1986.
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 篇8
嵩阳书院是我国创建最早, 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它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 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 (又称应天书院) 并称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二公里嵩山南麓, 因其地处嵩山之阳, 故名“嵩阳书院”。初为嵩阳寺、隋改为嵩阳观, 唐初更名为太乙观。后周时有学者奏请世宗批准, 在此设立书院, 名太乙书院。宋至道二年 (996年) , 朝廷赐明太室书院, 建有藏书楼、斋房、聚集文人, 专心读书。宋初, 国家重视文治, 皇帝亲自颁布赐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易》、《春秋》作为教材。景祜二年 (1035年) , 敕西京重修, 赐额更名嵩阳书院, 并置院长, 给膳田百亩。学者郑遨、种放等人在此广收学徒, 这就是嵩阳书院的起始。理学大师程颐、程颢、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范仲淹、司马光等都在此担任过讲授, 宋神宗时, 程颐官至监察御使, 还亲自为书院制订学制以及学习考察的详细条例。
元代政府比较重视发展官学, 提高科举, 读书士子向往官学的优厚待遇, 而不再热心于书院的清苦生活。所以, 嵩阳书院的发展依然十分缓慢。至明朝中叶, 科举日益腐朽, 一些学者为了就治当时科举的弊端, 传播学术, 大多到一些书院讲学, 于是嵩阳书院又逐渐兴盛。到明嘉靖五年至十年 (1526—1530年) , 登封知县侯泰, 在书院旧址, 重建校舍, 嘉靖八年 (1529年) 学道王尚纲为嵩阳书院复兴题名, 并成为官办县学。由于官府的重视, 并为书院制订了规章制度刻在石上立于书院, 委任品学兼优者为教官, 因此培养了不少人才。明末, 嵩阳书院又毁于战乱之中, 靖康之后其“烬于金, 烁于元”, 书院废为瓦烁。
清康熙间, 天下平定, 战火止息, 在故地对书院重新修复, 并扩而大之。十年规制日益闳备, 先后建筑了藏书楼和道统祠。当时藏书楼建成后, 全国各地驿送经书, 以充楼藏, 供学者阅读。嵩阳书院自己购置抄刻、著录的图书凡数百种千余册。同时又新购置经清政府颁发的《五经》、《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日讲四书》等书籍, 存放在藏书楼内。这是嵩阳书院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兴复了。
二、嵩阳书院对教育事业的促进作用
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经历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学方面的人才, 为当时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嵩阳书院自五代、北宋至清代的讲学内容是以讲理学、经学、考课为主要内容, 以四书五经教学为主, 清代嵩阳书院随着西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兴起, 增添了适应时代的讲学内容。嵩阳书院的讲学, 历代都是有学识渊博, 通达经籍的一些实践家和教育家主持讲学事宜, 最有名的如宋代的二程, 清代的耿介。
程颢和程颐当时和后世都被称为二程, 这主要是他们的思想非常接近的缘故。他们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 二程即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 在他们的一生中, 培养出许多有名的学者, 北宋灭亡后, 他们的弟子门人南迁, 把二程的思想带到南方, 开南宋理学之先河。后三世传至朱熹、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学术思想, 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程朱理学。
嵩阳书院经过了近千年的延续发展, 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 其特点是:即是教学机关, 又是学术研究机关, 实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如北宋司马光提举嵩山崇福宫时讲学嵩阳书院, 仍坚持编撰《资治通鉴》;清初学者耿介在嵩阳书院讲学之余, 研究儒学、编撰, 《中州道学编》、《孝经易知》、《理学要旨》、《嵩阳书院志》等书籍, 允许不同流派进行会讲, 开展争辩, 百家争鸣。教育实行“门户开放”, 不受地域限制。吸纳全国各地士子前来受学, 拥有一大批名儒、学者讲学。
嵩阳书院在古代有大量的藏书, 并建有藏书楼, 虽几经兴衰, 但现今仍存。其藏书的来源比较广泛, 主要有: (1) 皇帝赐书。一 (2) 私人捐赠。清 (3) 购置书籍。除去小部分捐献书籍, 其余均为购置, 这也是嵩阳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 (4) 嵩阳书院刊刻书籍。这也是藏书的来源之一, 如《二程碎言》、《中州道学编》、等书都是嵩阳书院自己刊刻的。嵩阳书院的藏书在清初已多达八十六部万余册, 颇具体规模。
嵩阳书院建有先贤祠、道通祠、诸贤祠等, 每年春、秋两季对先圣、先贤举行奉祭, 其奉祭的对象共分为三类: (1) 祭祀先圣孔子。嵩阳书院的先圣殿内塑有先圣孔子的像和儒学四经, 先师十哲画像及七十二贤名录。 (2) 祭祀三贤。嵩阳书院的先贤祠, 祠内奉祀嵩阳书院三贤, 即程颢、程颐、朱熹。 (3) 祭祀与嵩阳书院有关的先儒、先贤与儒学道统三圣人。祭祀那些过去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名儒或对建设、发展嵩阳书院有功的人员。
在嵩阳书院的教育史上, 儒学教育占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其讲学内容, 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 名震中州, 影响全国。近现代的嵩阳书院, 仍然是发展登封教育的主要场所, 对近现代的教育事业起着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惠民、王关林:《嵩岳文献丛刊》,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年。
[2]齐岸清:《敬怒堂文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前世今生古书院 篇9
在破落的开封市钢窗厂里。游梁书院仅存的两块碑刻，被镶嵌在一个角落里。昔日书香飘飘、古意悠悠的圣贤汇聚之地，如今让人感到荒凉凄惨。
公元前320年，周游列国的孟子带着弟子，来到魏国国都大梁游说。为纪念孟子游梁。北宋时在开封城内修建了孟子游梁祠。明万历年间，当地重修孟子祠并建游梁书院。康熙三十三年，布政使李国亮捐款扩建，于正殿悬康熙御笔“昌明仁义”匾。聘中州名儒张沐主讲书院。张沐修订学规，倡明理学，著《游梁书院讲语》，从学者数百人。
这一年，清政府从孟子后裔中选拔其64代孙为游梁祠奉祀官，由政府拨给祭田，世袭其职。清道光二十一年，黄河水淹开封城后，游梁祠及书院被废。同治十三年，巡抚钱鼎于祠东重建书院。游梁祠第七十三代守祠人孟庆成告诉笔者。1903年秋，士绅郑思贺等于开封创办知新中学堂，这是河南省第一所私立中学。1914年，因经费不足停办。民国时游梁书院改办为师范学校，此后，游梁祠与书院无人料理，日趋颓废。文化大革命时被拆，祠内的大香炉及大殿悬挂的“昌明仁义”匾额下落不明。1999年，曾有日本友人来此寻访，遗憾而归。
虽然游梁书院繁华不再，但文人墨客为其作的诗词依然在耳边回响。清朝梅启元在《游梁书院》中说：“大梁辙迹多，岩岩独孟子。”
河南书院之设始于唐代。而至宋大兴。自宋仁宗庆历元年开始，全国学统四起，学派林立。那时，河南成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学术中心。河南书院不但数量大增，并具备了教育功能，书院与官学、私学同时成为宋代教育的三大组成部分。
河南书院数量较多，但保存下来的较少，多数被历史所湮没，一些书院遗址保护状况堪忧。因为资金匮乏，无钱维修。一些书院存留的清代建筑面临被拆除的危险。
古书院的群聚效应
河南书院有一个群聚效应，就是在一个比较著名的书院周围往往会形成较多的小书院，以便进行学术交流。在登封嵩阳书院周围坐落着近十所书院。
北宋时期，河南新建书院13所，在当时数量仅次于江西，位居全国第二，与洛学有关的书院就有8所。北宋时河南考取的状元有16人，当时在全国名列第一。郑州市管城区南大街路东的书院街，吸引了笔者的目光。
书院街与郑州传统教育渊源颇深。明崇祯十年，郑州知州鲁世任于此创建天中书院，远近来学习的士子多达千人。清乾隆十年重修书院，后改为东里书院。咸丰四年，书院有些房舍已经倒塌，时任郑州知州的黄见三就倡议社会各界捐资，修葺书院。当时建了讲堂、号舍等一百多间。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纸坊巷由此改名“书院街”。此后，书院街学风不减。
1932年秋，爱国民主人士王毅斋以留德博士、河南大学教授身份在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在文庙大成殿创办了大同小学，当年招收学生三百余人。并创办《海鸥》杂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著名作家姚雪垠两次在这里写作和讲学。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曾在这里执教和学习。
书院见证科举制度兴衰
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开封“彝山之麓”，见证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兴衰。
因大梁书院兼收生员、童生，弊病很多，特建此专课童生，并建考棚，以杜绝抄袭顶替，而拔擢真才。当时有房屋56间，生徒年中县试者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十多人。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彝山书院逐渐冷落。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开封中学堂，1928为省立第一中学，今为开封市第五中学。
历史上，作为“理学名区”的伊川县，长期受世人关注。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在伊川县鸣皋镇建立的伊川书院，更是成就了那段辉煌。程颐先后收徒63名。名儒孟厚、杨时、游酢、邵伯温等皆出其门下。此后的20年间，程颐的大部分时间都往来于洛阳和鸣皋之间，并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直至终老在此。
现在，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伊川书院，仅剩一棵古柏、几块碑刻和几间空空如也的旧房，显得荒凉孤寂。
程颢和程颐的理学创于嵩洛之间，他们创立的学派后世称为“洛学”，后来被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这就是后来被宋、元、明、清四朝统治者推崇的占据统治地位达700余年——程朱理学。
二程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它提倡人们修身养性、忠君孝亲、维护封建礼法。
程颐和哥哥程灏生前长期遭受排挤和贬放，身后哀荣备至。南宋嘉定十三年，宁宗皇帝封程颞为纯公，封程颐为正公。四年后，宁宗皇帝下诏，承认二程“绍明道学为宋儒宗”的地位，并袭孔丘例，录用程颐后人世官。理宗皇帝将二程神主奉入孔庙，享用祭孔礼仪，圣谕天下人对二程公祭。
一些书院成旅游景点
在河南古书院中，名气比较大的有商丘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安阳昼锦书院、邓州花洲书院等，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仍可感受到古色古香的书院气息。
2004年，商丘市投资一千多万元，按历史文献记载恢复应天书院。经过数年复修，于去年正式对游客开放。2010年7月13日，修葺一新的昼锦书院对外开放，成为安阳市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謫守邓州时创建的花洲书院。曾声名显赫。2005年，邓州市政府投资1400余万元修复的花洲书院对游人开放，现在，已成国家3A级景区。
早在2004年，嵩阳书院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景区。去年暑假期间，嵩阳书院景区举行的“游学古书院，祈福跃龙门”活动受到了广大考生的追捧。考生凭准考证即可身着景区准备的宋朝书生服，体验游览嵩阳书院，过一把秀才瘾。
昼锦书院为北宋名相韩琦所办，吸引了欧阳修、司马光等大批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其前身为昼锦堂，1900年又改名为昼锦学堂。昼锦书院碑亭中的昼锦堂记碑，由北宋文学大家欧阳修撰文，宋邵必篆额，礼部侍郎蔡襄书丹，因文章绝妙、书法绝精、记述之人绝奇，故称“三绝碑”。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早在1963年。嵩阳书院就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旅游局将2011年定为“中华文化游”之年，旨在通过现代旅游。弘扬、传承、保护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书院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现代书院对接传统文化
虽然过去河南书院林立，但现在河南书院的名气并没有南方书院的大。因为保护力度不够等原因。大多数已无遗迹可考。
专家认为，书院是研究古代教育史、书院史的活化石。书院已经成为一座城市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文化景观，保护古书院要遵循文物保护和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政府主导和市场运营相结合、特色建筑风格和地方文脉相结合的原则。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全国陆续建起约百个书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
以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岳麓书院、嵩阳书院为例，它们和高校联姻办学，使传统书院名至实归。2009年9月2日，郑州大学嵩阳书院挂牌成立。“力争通过5到10年的建设，把郑大嵩阳书院打造成为国内知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学人才培养基地”。
近年来，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在山东办起了万松浦书院。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才在天津办起了北洋书院，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在古长安的白鹿原上办起了白鹿书院。
书院建筑 篇10
记者:书院为什么以“良友”命名?与当年的《良友》画报有什么关系?
孟繁佳:《良友》是1926年中国创办的第一本画报, 也是全球的第一本画报, 创办人是伍联德。当年双语发行, 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 影响力非常大。1945年, 《良友》迁到香港。到了伍联德第三代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再从事新闻传播工作, 于是王胤博士接收了《良友》杂志, 依此成立了良友传媒企业集团和良友文化基金会, 并在2007年成立良友 (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使良友回归内地。良友 (北京) 文化传媒公司从事纪录片运营和文化传播, 它跟新影厂共同投资成立了东方良友影视传媒 (北京) 有限公司, 拍摄了《故宫》、《台北故宫》、《当罗浮宫遇上紫禁城》等纪录片, 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而良友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则以良友书院的形式体现, 这方面由我负责。
记者:良友书院所教授的是古代书院那些传统内容吗?
孟繁佳:良友书院的前身是良友文化大讲堂。书院的定位是做都市里的传统书院。古代书院的根基是儒家教育。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原始的儒学是什么状态。儒家思想实际上在周以前就存在, 只是到了春秋, 经过孔子的努力才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主要是以“六艺”设置他的教学体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我们书院也是延续这种教育方式, 并对“六艺”的内涵有所延伸或扩展。“礼”、“乐”, 比较好理解, 主要是通过学习礼仪和音乐, 丰富情感、陶冶情操、修养德行。“御”, 表面看是学习驾驭马车的本领, 但实际上, 培养的是精准、快速到达目的的能力, 是面对危险、变化如何冷静处置的能力。所以, 良友书院重在训练培养人的心理素质, 提升人们把握局面、掌握方向、追求目标、实现价值的能力。“射”, 表面看是学射箭, 我们延展为培养组织、协调和指挥的能力。“书”, 不只是学书法, 我们重在培养真实记录事物发展、准确表达自己意愿的意识和能力。“数”, 不只是学数学, 我们重在培养尊重科学、学习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意识。所有的“六艺”课程我们都有, 而且努力使之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 满足当代人们的文化需求。
记者:具体来说, 针对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 书院开展了哪些培训呢?
孟繁佳:举例来说吧, 北京期货商会是在官方注册的, 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学课程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有意义, 于是我们就给期货商会的企业家们进行了国学培训。后来, 股票商会、基金商会也来联系, 我们又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设计了课程, 效果都不错。现在, 书院已跟不少行业协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认为, 行业协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业的龙头, 文化输送通过协会这个途径, 就可能影响到这个行业的众多企业。当前, 我们正在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策划活动, 目的就是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影响书店, 再由书店去影响图书出版和读者阅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要跟时尚挂钩, 不能脱离时尚。比如, 前几年我就通过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给设计师们举办了大师训练营, 做了国学培训。
记者:书院现在运营状况怎样?
孟繁佳:从2013年底成立以来, 书院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心目中的良友书院, 应当是澹泊名利, 但要努力做到自己养活自己, 不能总让良友基金会输血。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一两场“公益大讲堂”, 大家免费听。如果有兴趣, 再报名学习收费课程。第一期学完如果还想再听一遍, 也可以免费听。我们的老师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大先生, 他们都是在某个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 书院请他们举办专题讲座, 传播他们的学术思想;第二类就是常规课程的老师, 他们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凡是开设常规课程的老师, 都要先在“公益大讲堂”讲课, 学员反响良好才可以进入良友书院常规课程的讲堂。另外, 我们良友书院有自己的“志工”团队, 其中有优秀企业家, 有高级白领和年轻学生等, 都是热衷传统文化学习和传播的人士。他们义务帮助书院做事情, 就像社会上的“义工”, 但我们称他们“志工”, 强调的是大家的志向、志趣与书院相同。
记者:书院的下一步将如何发展?
孟繁佳:在当今大都市生活状态下, 要想做好书院, 就必须走出去。以前的儒家, 就是行走在老百姓当中的, 儒家一直坚持学知与践行两条腿走路。比如, 我们讲塞外诗时, 会把听讲的人带到敦煌阳关去, 让他们到实地去体会什么叫做“西出阳关无故人”, 而且在阳关日落的时候, 我们的古琴老师还要给大家弹奏并讲述那首著名的《阳关三叠》。
目前, 我们书院正在筹建国学的五个体验基地:
一是敦煌美学体验基地。所谓“一部中国美术史, 半部在敦煌”, 实际上敦煌是一种精神, 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我们组织人到敦煌, 让他们感受什么是中国的美学, 知道什么是大美。这样, 人的素质自然而然就提高了。现在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战略, 敦煌就在丝绸之路上。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所长侯黎明教授, 也是我们书院的老师。他会在我们游学团考察敦煌洞窟之后给大家讲“大美敦煌”, 这是他在国外大学给很多硕士生讲的课程。敦煌游学活动已经举办了四期, 在每期结业式上很多人都感动得流泪了。
二是在香港我们有一个体验“乐”的基地。也就是我们良友基金会的本部, 由音乐家罗永晖、王梓静两个人建立了一个无极乐团, 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推广, 以及中西方的音乐对话。
三是我们即将与北京故宫共建一个宫廷礼仪体验基地, 建成后学员可以实地体验中国古代的最高礼仪。
四是在终南山我们正要建一个先秦士文化的体验基地, 建成后可以去体验先秦士大夫的生活, 并且体验先秦逸民的渔樵耕读。
五是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建立禅学精修体验基地, 国清寺是禅宗的第一宗修行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