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精选11篇）
古代书院 篇1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 它萌芽于唐末, 鼎盛于宋元, 普及于明清, 改制于清末, 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 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 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 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 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 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 它们之间具有排斥, 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 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 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一、古代书院的起源与发展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 分官私两类, 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 前者如集贤殿书院为藏书修书之所, 后者为文人士子治学之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 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 政治腐败, 民生凋敝, 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 官学废驰, 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 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 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基本形成, 北宋初年才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
到了宋代, 国家重归统一, 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人民生活相对稳定, 士心开始向学, 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 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 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 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 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 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 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 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到了元代, 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 笼络汉族士心, 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 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 使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明中叶以后, 因官学空疏, 科举腐化, 书院教育由此复苏, 嘉靖以后, 发展到极盛。
清初, 统治者为压制舆论, 消除南明的复国情绪, 对书院严加限制, 但禁而不绝, 不过这时的书院已经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 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 到清代达到极致。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艺, 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 获取功名, 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性质, 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无几。
鸦片战争之后, 闭关锁国百余年的“天朝大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在“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中, 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 清政府终于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 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 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 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 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 书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历程之后, 最终汇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书院的办学特色及文化
书院是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 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体而论, 其办学特质可以归纳为: (1) 官方的认可、扶助。从历代书院的确立来看, 往往与皇帝赐匾额、经书有关。宋初的六大书院皆是如此。 (2) 注重藏书、读书。宋代“书院之所以称名者, 盖实为藏书之所”, 而藏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读书。 (3) 自由讲学, 研讨学术。宋明的书院, 更多地承袭了私学讲学自由、各有所本之风习, 以传播学术思想为职责。宋代理学的流行与书院自由讲学、研讨学术的追求密不可分。 (4) 坚守儒理, 与佛、道争胜。
书院是“三教”鼎立、争斗和兼容的产物之一, 可为印证的是书院的确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开始。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地, 这与佛、道的抗争与影响不无联系。
在教学方式上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 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 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 规定:“每年一大会”, “每月一小会”, 并订有“会约”、“会规”, 以道义相磋磨, 学术相珍重。
除学术讲演外, 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 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 除集体讲演外, 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 强调读书须有疑, 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 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 (循序渐进, 熟读精思, 虚心涵泳, 切己体察, 著紧用力, 居敬持志)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书院还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 还是学生自修, 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知识分子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 努力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 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 扩大学派影响。正是这样交互递进,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书院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 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作为传承与创新儒家文化的主要机构, 书院是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主要践履者。书院将道德教育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 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模式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书院将其制度化为章程、学规等形式, 使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显现出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中, 要求生徒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南宋以后, 大多数书院都遵循这一学规, 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重视道德教育是实现个体道德完善的最具体手段, 也是书院人文精神彰显的一个维度。
书院人文精神另一个展开的维度则是培养生徒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书院学者认为, 儒家对“道”的追求应是在个体道德完善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政治, 以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 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途的追求。因此, 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科举应试教育统一起来, 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
书院的出现却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书院的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与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 这是书院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宋代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 书院数量都是多于官学的。清代新创建的书院达3757所, 修复前代书院608所, 两项共计为4365所。数量如此巨大的书院遍及全国各地, 成为开展社会教化的主要机构, 其教育教学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教化的实施。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书院招收生徒虽然有严格的名额限制, 但是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 书院实行开放的办学方式。书院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与服务社会来实现社会教化。明代中后期发展成熟的书院讲会, 不仅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 也是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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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瑞明.中国孝文化合理精神内核初探[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 .
古代书院 篇2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国家4A级风景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本来：古代书院的精神传承 篇3
古代书院的创建者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应天书院是范仲淹的讲学之所，嵩阳书院是程颢、程颐二兄弟的播道之地，白鹿洞书院由朱熹整顿复兴，岳麓书院经张拭盛极一时，声名遐迩。
在不同历史时期，古代书院围绕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经营学田六大志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自主创建、自我管理、自由讲学、因材施教、名家治校、教研结合等教育理念对现代书院的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据历史学者李弘祺、邓洪波教授考证，书院一词从8世纪以来就已出现。现在可以找到最早使用“书院”这个词的是唐代人苏师道，他在《司空山记》一文曾提到“光石山书院”。起初，文人把自己读书的书房叫书院，到了9、1 0世纪，由家庭或家族兴办的私人学校也称为书院。
书院原为宫廷修书、藏书之所。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学士，掌刊辑在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所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唐开元六年（718年），在今陕西蒲城和西安设立了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集贤殿书院。据史料记载，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民国，书院文化源远流长。书院本为私人或官府所创办，是科举考试的产物，后逐步衍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书院一般讲授儒学经典，是生员考取功名、进修深造的场所。书院运动产生了“宋明理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书院也影响了日本和韩国，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
书院萌芽于唐，繁荣于宋，延续于元，全面盛行于明清，历时一千余年。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欧风美雨”及“坚船利炮”的影响，书院面临危机。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颁布上谕，企图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学堂。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这道谕旨很快作废了。尽管如此，但此时书院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1901年初，清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刘坤一两位总督联名上疏，请求将书院改为学校。
同年9月14日，清廷正式颁布了书院改学堂的谕令。下令将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谕旨称：“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即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各地纷纷照旨办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书院改学堂的热潮。至此，在中国大地上前后存在了一千余年的书院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一千多年，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几个高潮：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经过一代代学人的薪火相传，其文化教育功能泽及后代、影响深远。书院并未真正远离我们，在许多文化精英的心目中，书院仍然是一块文化圣地。书院仍然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是中国文化人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史飞翔，陕西社科院特邀研究员、太一书院执行院长。）
古代书院的学生管理研究 篇4
关键词：古代书院,学生管理
书院是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它初创于唐代,发展于五代,繁荣于宋代,延续起伏于元明清。在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为古代社会的教育事业进步与发展,为培植民俗风情、养成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学生管理的许多做法和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
一、山长负责制
书院负责人有的称为山长,有的称为院长,属于书院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职责是主持教学、引领学术、掌握祭祀、以书院“法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选聘的标准主要是德行、业务和资格。从北宋时开始“,山长之称,人以为非实行粹学者莫宜居”[1]86。著名的学者胡宏、周栻等纷纷担任山长,有的还得到皇帝召见,可见山长地位之重。由于山长的德行“足为多士模范”,其德行、学问对学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影响着书院的学风。如陆九渊创立象山书院,不仅亲自带领弟子聚粮筑室,开山造田,筚路蓝缕,连夫人的全部私房金银首饰,也都充作创业费用。山长以身作则,亲自实践,使附近的青年学子环绕象山精舍各自结庐,并请先生根据地形或自己的志趣命名,形成了居仁斋、养正堂、封庵等大批学舍。可见这样实行粹学、德高望重的负责人对学生的影响力和对学生管理的巨大作用是潜移默化的[2]43。其职事有堂录、讲书、堂宾、讲宾,以讲学或记录教学情况为主;还有直学,负责管理生员,掌德业簿,对学生负有稽查之责;还有钱粮官、掌书、医谕、掌祠等掌握出纳、借阅读书等职责。虽然名目繁多,但每个书院并非全部设置,实际上书院教学行政人员一般不多,很多职位往往由学生轮流分任,因此,相比于官学,书院冗员很少。
二、学生自我管理
书院生徒参与管理比较普遍,很多职务都由学生担任,称为“职事生员”,有类似职务津贴的“贴食钱”“、辛资”等工资。斋长是其中最主要,也是设置最多的职事,一般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老成持重、学业优秀者担任。任期不限,根据工作好坏而定。主要职责是稽查考勤、劝善规过、辨疑析难,同时还帮助管理财产、图书、协办考试事务、发放膏火奖资,甚至稽核斋夫、役等员工。另有司纠,相当于今天的学生寝室长,主要职责是稽查生徒善过。如《明道书院学则》规定:每斋或四人或五人,必择老成持重者一人为司纠,稽察一斋诸友之善过而登记之,己之善过又赖同斋诸生纠察之,以备斋房不在一院,恐监院、斋长不能遍及也。另有管干、司计、掌祠、掌书、典谒、司录、经长等多在肄业生中择优选拔[3]83。
三、招生就业
相比于官学在学生身份、地位等方面的限制,书院招生条件比较宽松,不限身份,有生员、有童生,有的甚至已经是进士,如明道书院的谢良佐,泰山书院的石介;不限地域,大多是附近人士,但也有大量的四方之徒;学生数量无定额,书院的员额主要受制于房屋、经费情况;甚至允许学生为谋生而来,如应天府书院的孙复,屡次上谒范仲淹,只为供养老母,后范仲淹补孙复学职,以学生兼学职从学于范仲淹,后来与石介、胡瑷齐名,成为“宋初三先生”之一[2]36。入学条件也比较宽松,如建康明道书院规定“:士之有志于学者,不拘远近,诣山长入状帘,引疑义一篇,文理通明者,请入书院,以杜其泛”。具体操作如湖南益阳县箴言书院咸丰十年(1860)规定,“岁十一月上旬,愿入院肄业者,各具姓名、年貌、三代籍贯、居地,告于监院。监院黜其素不安分者,而缮其余于册,以告于县尊,请示期接连龙洲书院甄别课期,考试生童,以定去取”[4]1231。根据入学考试定生童等级,如上引箴言书院考试之后“取正课生监15名,正课童生15名,附课生童各10名,由书吏张其榜于考棚,纳其卷于监院而藏之司书,以俟稽查”。为了照顾学子求学需求,在正课附课之外,有的书院还有又附课,如宜昌墨池书院。还有一种跟读生,没有膏火,自己出资到书院学习,可以领题向院长请教[5]157。由于书院不没列为国家学制的学校,学生学成毕业后,几乎无法享受升贡、当地方官学教官的待遇。他们有的参加科考,出仕为官成为显贵,历朝历代不胜枚举;有的自己著书立说,成为著名学者;还有的开办了新书院,成为教师。
四、奖学助学
书院学生大多分为正课、附课或内课、外课两类,也有连外课或又课而成三类者,并有一套科学的考试制度,如燕平书院“:每年初次开课,由本道甄别,超等给予正课,膏火每名大钱一千二百,特等给予副课,膏火每名大钱六百,一等为外课;优取给予正课,膏火大钱六百,上取给予副课,膏火大钱三百,次取为外课。副课生员,官斋课(每月课期两次,初三日为官课,十八日为斋课)连三次考列超等,即升为正课。外课连三次考列特等,即升为副课,如三次内,间有考列超等一二次者,亦升为副课。升至副课后,续又考列超等合前并计连考列超等三次,即准升为正课。其降罚等第,亦照此递降。童生升降,悉与此例同”[4]5。这样在入学考试之后虽然根据成绩分成不同的等次,并享受不同的奖学金。但各等次又可根据月课成绩好坏予以升降,避免了一考定一年等级的偏差,也有效地调动了各类生徒的学习积极性。书院还为住宿生提供饭食,如宜昌府墨池书院“住斋生员米额五十分,每日给米制斛一升”。每次课试所用的笔、墨、纸张等都是书院提供,考试时的官、师所需的茶、点等,都是书院负担的。书院还提供参加乡会试试卷费、路费,高中的还给予奖励,如荆门辅文书院给予乡试高中的试卷路费银30两;会试高中的,银60两;文闱庶吉士银100两;鼎甲银200两[5]159。家庭困难的,还可以在书院借钱,等到有一定经济实力时再归还。为了鼓励上进,还规定,借的钱可以等做官到一定职位时再归还,湖北《紫阳书院摘训》专门有患难相恤条目,规定书院师生凡遇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七个方面的问题要互相帮助救济。如贫乏条规定“:有安贫守分而生计大不足者,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借贷置产,以岁月偿之”[4]1014。
五、日常管理
书院日常管理注重规章制度,有严格的考勤制度,北宋的明道书院就形成了规范的簿书登记制度,包括请假簿、讲簿(记录山长讲学情况)、德业簿(登记生徒文理优异及修德进业)、食簿(生徒领取钱米)、宿斋簿(领取灯油及寒炭)。“请假有簿,出不书簿者罚”,请假不得逾三月,谒祠、听讲、供课都进行登记,缺席三次就“罢职住供”。宋代以后,大多遵循明道书院的规程,如文蔚书院设立“告假簿”,“有要事回家,及事毕就墅,各于簿内登明,以便稽核,其告假在五日以内者不必扣除,在五日以外者,即于下月领膏火时扣回,以充书院公用”[4]53。如燕山书院设立功课册和点名册“,生童各具功课一册,逐日将所读经史诗文,一一注明某篇或某句止。次日早起,整理清楚,静候抽取背诵,以稽勤惰。每日仍于院长前膏火册内,亲笔书名画到”[4]56。奖惩制度比较完善,如上文所说的生童根据月课成绩升降、考勤制度都跟一定的奖惩制度联系起来。如清代蕲州书院规定“:每月官课一次,山长课两次,如查有山长课期生员超等旷课一次扣钱六百文,特等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文童上卷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中卷旷课一次扣钱三百文,再旷遂加录成文或雷同全数扣除”[5]159。
六、校园文化
书院大多建在山林胜地,如白鹿洞书院坐落于江西庐山五老峰脚下,傍溪而建,茂林环绕,风景秀丽。南康太守朱熹考察白鹿洞书院废址后兴奋地说“: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岳麓书院位于湘江西畔,在岳麓山脚下一个峡口处,从岳麓山可以俯瞰湘江和长沙全城,也是风景优美、江山如画的地方。早些年都是道士隐居、和尚禅修的地方,有利于青年学子安心读书,涵养心性。书院内大都悬挂先师先贤像、张贴蕴含道德深义的门楹堂联,把书院的字规、训学书写置于墙壁,把篇言古语刻石立于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将书院学生下榻的地方称为“延宾馆”,取“握发延宾”、“礼贤下士”之意。书院之内有一单拱石桥,称为“枕流桥”,桥下有一条宽阔的山沟,名为“贯道溪”,水流清澈,奇石各异,石上分别题有“枕流”“、流杯池”等字。文化、礼仪教育寓于山水之间,如白鹿洞书院规定“:凡上司按临,先生迎于枕流桥内,诸生迎于枕流桥下,路旁拱立,礼生引至延宾馆,唱礼,先生先拜,诸生次拜而退。早晚作揖亦然。送至迎处。若贵客至,先生迎于贯道桥南,诸生迎于枕流桥内,行礼如初。”[4]640为鼓励学生努力追求学问,书院也刊印学生的优秀作品使之流传,如湖北的经心书院,两次出书刊印书院优秀考课的文章,形成《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蕲州书院规定:凡考“前五名者各缮原卷录送采梓”。而且在讲堂设立木榜“,凡书院中式暨优拔科岁入学者题名以昭劝勉”[5]160。
七、德育
书院为了推崇学统,加强教导,大多非常重视祭祀活动,而且对祭祀的祀位、祭期、陈设、仪注、祭文、祀田等都有详备的规定和准备,充分认识到祭祀的德育教化功能。除了先师先圣外,也高度重视近代的先贤和地方的先贤或对书院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家。如很多书院都有先圣殿或大成殿,有孔子塑像,有先贤祠。应天书院纪念老师戚同文,嵩阳书院纪念庞式、二程,花洲书院纪念范仲淹,百泉书院纪念邵雍,龙门书院纪念二程。燕平书院纪念昌平的先贤刘蕡。祭祀一般有具体的日期、出席人员和仪式。如江西友教书院规定:“澹台子栗主及君子堂诸先贤,应于二、八两月下旬监院择日祭祀,报知本司主祭,并令南昌、新建两县东西分献。如知县有事不能到即嘱院长、监院代之(各用小牢、一笾、六豆、六酒、三爵),每次销银四两”[4]625。通过祭祀他们使教育目标形象化,这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传统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内涵。
书院的老师一般都是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在人品与师德方面基本上是无可指责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种学问和道德的榜样力量对学生是潜移默化的。如朱熹任教50多年,对学生十分关心爱护。在学业上,学生进步则喜见于言,学生进步迟缓则忧形于色。教育学生,往往“讲论活典,商贯古今,率至夜半”。晚年住在建阳,创立了沧州精舍,和学生共食粗茶淡饭,“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如沉病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2]43。前引陆九渊创建象山书院时,由于陆本人亲自参与创业,加上他巨大的声望,很快周围青年学生纷纷慕名而来,象山书院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书院兴盛千年,在学生管理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管理人员多由生徒参与,招生就业比较自由,奖学助学全面覆盖,日常管理比较严明,校园文化注重文教、德育注重仪式和榜样作用。这些都对我们现代大学的学生管理提供了参考,有助于大学生学生管理不断开拓思路、创新形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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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 篇5
古代书院的教学管理特色及其现代意义
引言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色的教学组织形式，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中国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是中国流传千年的教育研究结构，是我国封建教育的重要辅助和有益补充。面对新时代的文化要求，重新审视书院，目的是把书院教育中的闪光点攫取下来,使其能够结合现代教育的现状，在当今的教育实践中积极的运用，以此推动现代教育的不断前进。
新课改的前提下，国家和社会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校在积极的倡导新教育观念的同时，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的一些弊端。因此，作者认为，探寻书院教学中处处体现出的多层次、多方式的教学和管理特色对现代教学方式和管理方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尽早实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开放性的学术交流都有很大益处。这也是论文选题的背景所在。
一、古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概况
（一）古代书院的产生
书院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聚徒讲学，重视读书自学，师生共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1]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刚开始时，书院只是一种藏书楼或者学者们聚集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机构。”[2]
袁枚的《随园随笔》记载，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主要职责是为朝廷修书。而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始于私人著书讲学。科举的刺激、学者的留意、地主家族政治的需要、官学的颓废，都促使了中唐时期私学性质的书院产生[3]。书院的职能全面进入讲学和读书阶段，是在唐末五代时期。社会的动荡、文化的衰落，使士儒们寄居草野，潜身讲学。书院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在其千年的办学历程中，积累并形成了许多具有科学内涵的教学和管理特色。
（二）古代书院的发展概况
北宋时期，书院作为一种新型教育组织形式，以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在宋朝出现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著名书院，对当时教育文化起到很大作用。而南宋朱熹亲自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4]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系统的书院学规，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书院也成为理学教育研究的中心。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此后，书院数量在南宋和元朝时期大增，逐渐向北方地区推广，不仅在数量方面得到增加，教学内容、制度等也都得到改进，实现了书院的推广。
元朝时期，国家对书院的提倡、保护和加强政策，使书院制度兴盛起来。太宗八年，在燕京（现北京）创立了元朝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但元政府在积极提倡办理书院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的官学化倾向明显。虽然书院的“置官师”与“官
[5]总其费”的官学化趋势给书院的发展带来很多消极影响。但元朝书院对于当时理学传播，文化普及，人才培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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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明代书院的发展情况承前启后。前期，由于推行程朱理学导致近百年的沉寂。中期，讲会相连，书院再度繁荣，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局。而书院重兴，面向平民是这一阶段发展的重要特征。“六经注我”的学术热情，批判意识的激荡，市
[6]民阶层政治的自觉性都影响引导了书院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明朝书院平民化、政治化、集体化的倾向。书院讲学主讲“百姓日用之道”，使得山林布衣之辈都理解儒学理论。经过长期艰难地恢复，明朝书院在学术和对外发展方面都创造了辉煌。
清朝书院的两大特点就是普及和流变。清朝书院有4365所，反映了书院当时的兴盛状态。雍正年间，官学强力进入书院的建设，官学书院成为当地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书院则主要承担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清朝战争连连，书院文化努力应对着时代变革，内容和形式都经过改造后，西学、新学都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这是积极的变革。同时，科举诱惑不减，书院官学和民办难以分辨，使其消极流变，最终断送了书院的改革。期间出现了许多新型书院，如教会书院、华侨书院等都是书院的流变形式。直至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书院改名为大学堂；府、厅州内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自此，所有书院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二、古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特色
（一）古代书院的教学特色
1.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
一大批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加盟书院教学，把先进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思想引入书院，加之书院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使得书院形成以讲会为主，完整独特的教学方法体系。
讲会制度始于南宋，明朝时期得到较大发展，王阳明时期最盛。讲会制度讲求平等论学，是一种不同学派之间以相互学习和促进为目的的学术交流活动。讲会活动中，容许持有不同甚至相反见解主张的学者互相切磋、研讨，主张求同存异，以文会友，风气民主。著名的“鹅湖讲会”就是朱熹理学和陆氏兄弟就“为学之方”而展开的学术争论。讲会制度一方面使得争论双方能够各有所得，取长补短，活跃了学术空气，体现了“争鸣”精神。另一方面使得听讲生徒兼收各家学派观点，扩大了学术交流。
讲会制度是作为一种交流和传播学术观点的独特讲学方式存在的。与书院的教育、学术活动相联系。它强调师生争辩和启发诱导的积极意义，讲求师生关系平等互助。讲会制度盛行于书院之间，也使书院教育走向社会，走出小小书斋，促使了学术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同时，讲会制度也在书院大师的道德教育和修身正己的思想传播方面起到了较强的教化作用。
2.以学生自学为主，注重启发诱导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只有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让学生自主，才能真正发展个性，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古代书院也十分重视学生自学，注重对学生的启发诱导。
首先，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朱熹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7]到这里方是长进。”意思是，学生只有具备了积极学习的能动性，掌握了自学的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即“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潍坊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寝食俱废，乃能骤进。”[8]因此，书院自身对学生自学的要求很高。书院大师讲学时，大抵是提纲挈领，由学生随其深浅自行体会，大师所讲，每次只选其一点着重发挥，决不逐意串，而是着重让学生自学，独立思考。朱熹在书院教学中尤其注重向学生传授读书的经验，他认为“圣贤所以数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9]朱熹的后世弟子将他的读书经验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10]而这些观点都体现了要求自学的观点。
其次，注重启发诱导。书院教学工作中，教师主要围绕学术观点和学术著作展开教学，教师只充当指导者和领路者的角色。他们在讲授各种学术研究成果，给学生提供纲领性的指导和答疑的同时，教学上多采用辩论的方式，着重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启发学生思维。书院教育提倡质疑问难，主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启发式教学法是书院教学的常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学生达到“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这也符合朱熹提出的“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的个引路的人，做的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11]
3.注重知行结合，重视践履躬行
将教学与道德的完善、品性的修养结合起来是书院教学目的的最大特点。《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曾明确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2]更提出过“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13]”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这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上将伦理道德教育融化在教学形式中的传统一脉相承。古代教育家朱熹熟读圣贤书，以求达到自身道德的完善，他将做学问和做人有机的结合，是古现代教育者的典范。朱熹提出要躬行践履，主要是在学者的修养方面，要“立志、主敬、存养、省察”。他在读书的同时，认识到“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需要
[14]“实下功夫，日日为之，如此之久，日化而不自知，如常事做。”书院在教学上始终把知识和道德的教育作为教学目的，注重知识和做人两者的同等地位，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将知识和行为、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书育人。
4.实行“开放式”教学，自由讲学，自由听讲
在书院中，名师巨儒们都能在坚守自家言论的同时，取他家之长，为己所用。即使在学术思想上是明显不同的，也不会阻碍各家的交流与沟通，这充分的体现了书院“开放式”的教学态度。
吕祖谦在治学的思想上有“驳杂”的特点，既崇“天理”，又尚“本心”。这反应在教学上就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15]他主张做学问时应该谨慎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开阔眼界，以同志的精神态度相互对待。吕祖谦不仅在丽泽书院教授圣徒，著书立说，还邀请朱熹、陆九渊、陈亮等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以探讨学术。在书院教学中他要求学生对各派学术持有兼容并蓄的态度，主张“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心，凡执卷皆是同志。”[16]书院中由有名的学者授讲，其他书院的师生及远方慕名前来的学生都可求教听讲，并受到欢迎。学者自由讲学，生徒自由听讲，突破了时间和地域限制，对于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都有极大影响，促进了百家争鸣现象的产生。
5.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
书院是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场所，其创建人或主持人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一方面，他们致力于自己的学派研究，其讲学没有统一的安排, 也没有统一的计划，完全由各书院领袖自己作主，自行安排。他们通常把自己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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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讲授的内容就是他们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广收生徒，教者可以自由择徒，随处讲学；学者可以自由择师，随处求学。书院是一个十分集中的游学场所，其讲学活动十分活跃，各家各派皆形成有独特教学内容的独立团体。这样，使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教学的普及、拓展可以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反之，学术研究的深化又可以促进教学的纵深发展，推进书院的发展进程。书院的教学不但传递知识，而且创造知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证明书院是从学术研究机关发展为教育教学机关的。如“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17]的义门书院,先是私人在书院读书治学，直至学有所得，闻名遐迩，就有人前来问难求教，逐步发展为聚徒讲学。后来的书院大多都沿着学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在历史上较有名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等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有名的探讨学术胜地。书院一方面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传播，一方面积极开展学术研究，组织生徒收集资料、编纂图书，促使了教学和学术研究之间形成有机的良好互动机制。
6.注重实践性和创造力的培养
古代书院教育教学十分重视“践履躬行”，强调既要“穷理”，又要“笃行”。朱熹认为光是“读书穷理”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与“躬行践履”相结合。他强调读书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而必须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他说: “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义理，须反过来就自家身上推究。”他竭力反对只向书本求义理，而不“体之于身”的读书方法，认为这样即使是“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也无益于学，只有“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18]他还从反面来论证“躬行践履”的重要性，“若不用躬行，只是说的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底人矣。”[19]在这种教育的思想引导下，书院要求学生常作读书笔记，有的把读书日记整理刊印成书，以此培养学生的实践性。
与此同时，书院教学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鼓励大家积极思考，质疑问难，主动学习。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或疑点进行讲解,将书分年、等、类进行阅读,指导学生学会略读、精读,有些甚至背诵下来,有些只需浏览、涉猎一般,有的书给学生讲透。这样使学生有独立创造的能力,各辟门径,超越了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创造精神。这种在当时社会比较先进的教育方式和观念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性和创造力都有很大作用。
（二）古代书院的管理特色
1.利用学规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管理
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通过制定学规章程来规范书院的教学宗旨、方法、培养目标等。学规，也叫学约、学则、学篇、规约、训练等等，名目繁多。学规制度的形成，使得书院制度日趋完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内容有：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20]
学规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为书院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上的多维性和时间上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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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书院在健全的制度保障下日益繁盛，主教的名师们也无需再为书院的各项事务管理费尽心思，无需为书院的兴建等事情东奔西走。他们比以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教育教学和研究学问中，这也为书院教学趋于完整和成熟提供了必要条件。
2.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度，管理体系完善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负责制是一种确立山长为书院领导核心地位的管理模式。山长位高权重，既是主要的教学者，也是最高的管理者。山长主持教务，是书院的核心，每月定时到书院，堂长为其副手，住院掌握日常院务。书院以山长负责制为主的完整的管理体系对于学生的规范管理和书院的发展是一个强有力的保障，从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的进行。
书院的管理体系很完善，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书院管理学生的制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并且刚柔并施，奖惩兼备；书院规定一定时期的教学内容、讲课时间和考试科目等；书院的教学管理内容丰富，分为招生、考勤、考试、行为规范测评等几个方面；规范学生的行为举止，是书院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书院的师资构成，虽然名目繁多，但大部分都以山长、堂长、掌教等一职为核心。书院师资力量虽然没有现代学校中数量之大，但都是时代精英，对于文化交流和学生思想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3.书院的经费来源多样化
一般意义上，书院经费主要指为保障书院正常开展活动而消费和投入的财、物、人的总和。财物的保障是第一位的，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广泛，主要有分为以下两种。
一种途径是富人出资或创办人筹措。书院初建之时，费用多是富人捐赠、读书人自费或向世人募捐而来。富人出资兴建书院和政府资助在资助方式各有不同，富人出资一般是出于道义或是“乐于教育”事业，常需要大批个人资金，更有甚者可能还要赠送田地和钱粮来维持书院的初期开支，这些赠送的田地和钱粮与政府划拨的学田和学款自是不可相提并论，对于初建的书院却具有奠基意义。例如应天府书院在创始人戚同文死后，学院的经费一度非常紧张，当地富绅曹诚慷慨出资300 万，在戚同文的旧址上建房舍 150 间，聚书 1500 卷，恢复了应天书院[21]。
另一种途径是政府资助。宋朝初建，无力兴学建校，但这也并不表示政府不支持学校建设和培养人才，并非不重视学院发展。相反，宋朝初期，政府无心大量培育官办学校的情况，使得赠田、拨款、赐书等形式对私立书院的保护和鼓励有所成效，成为政府关心书院建设、发展的主要手段。由上述可见，政府关心和支持书院的举措包含人、财、物各项，力度之大，能与部分政府官办学校相媲美，也正因为这种投入，加速了宋朝书院官学化的步伐。
4.学生参与书院管理，具有初步的民主管理色彩
书院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学生和干部来管理。如白鹿洞书院就定出一套比较完备的规制。书院设管干一人，副管干二人，管理总务后勤、经费支出、膳食、修缮等事务。由院中公举“有才而诚实者”为之。如不称职立刻撤换。同时，书院设斋长。每斋一人或两斋一长。主要负责管理生徒的学习生活，协助管理书院财物。书院还设典揭二人，专门负责接待礼宾及四方来学者并按季节轮流担任。这种由学生参与的书院管理工作，体现了自主性和规范性的统一。
作为书院的相关利益者，通过参与书院管理的过程，将情感、才智等投入到书院发展的活动之中，与书院的高层管理者分享管理权力、分担管理责任，是学生作为书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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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重要体现。这一具有民主性的管理措施既有利于书院管理的民主化和管理效能的提高，更有利于学生在参与管理中了解书院、了解社会，提高学生的聪明才智。
三、古代书院的教学管理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一）提倡学术辩论，尊重学术自由
始于南宋的讲会制度在明代得到很大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逐渐组织化、制度化。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之间平等讲学论学，提倡学术自由，形成宽松的学术氛围，在学术上促进了百家争鸣景象的产生。不同学派之间求同存异，自由切磋，师生互为学友，相互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学生也可以不受学派地域限制自由听讲，中途易师。学术自由不仅加强了当时文化的交流发展，完善了各学派的思想体系，而且对于当时学术思想的传播发展，学术上树立优良风气都有重大作用，促进了书院的繁荣。
书院的讲会制度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精神自由和兼容并蓄。书院自由民主、百家争鸣式的讲会制度对当代教育及大学生的培养都有很大启示。第一，开展学术活动时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看法观点，不应以权威自居，心胸宽大。学生也要敢于质疑问难，不盲目跟风或自卑，做到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第二，教师和学生都要了解科研信息，不排斥其他学术观点，及时掌握学术动态。学校也要积极尝试开展书院讲学的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合适和广阔的平台发表看法见解。使教学摆脱课堂上单一教学的束缚，从而使学生们获得更多的课外知识和思想。
（二）鼓励学生自学，重视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
书院教育倡导学生自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当引路人和证明人，重在启发诱导。南宋朱熹作为自学的典范，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并提出很多见解。著名的“朱子读书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静持志[22]”这六条都强调自学和善学。在执掌白鹿洞书院时，要求学生刻苦钻研，认真研读各类书籍，自学自悟，培养各种能力。明朝陆世仪在东林书院时，主张分类读书，指导学生学会精读和略读。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提出“君子小人喻义利章”也提出要启发诱导。这种提倡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辅的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使学生学会主动思考问题，独立性也得到提高。
书院的这种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都有很大启迪。具体启示可分为：一是重视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学校教学过程中教师教授的知识有限，大量的知识还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学习获得。教师的讲授要少而精，指导和启发为主，作为引路人，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研究的能力。教师把学生引到学科发展的前沿，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经常与学生交流意见，不时地启发学生，使学生接受严格的科研训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使他们具备了独立的科研能力创造力[23]。三是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纵观古今中外的学术大家，他们成就的获得，往往取决于方法的优势。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都是在科学方法上获得一定突破的结果[24]。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巧妙地应用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科学、严谨、抽象。因此，在科学领域方面，为避免学生走弯路，以求事半功倍，教师必须在方法上给予及时指导[25]。
这种注重学生主体性发挥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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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探讨还很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和创造力。师生在平等和谐的环境中相互辩论，才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才能够把学生带到学科发展的前沿。学生大胆开拓创新，使他们具备了独立的科研能力和创造性，才能不断货的科学知识，壮大自己。这也是是书院教育带给我们现代教育的又一大启示。
（三）传承教学与研究的结合
古代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中心。古代书院将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体现了书院教育组织的独立、教学方式的独特和研究的新颖。书院的山长既是主讲人又是主持人。他们都承担着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不仅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而且积极地从事学术理论的传播和研究。宋明两代之所以出现很多著名的书院也与这方面有关。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当时既是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当时有名的学术探讨圣地。书院的名师宿儒利用书院宣传发展学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学所悟用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使得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关系更加紧密，使学术流派之间得到更多的交流和沟通。
研究离不开教学，教学能够促进研究。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两者结合的重要性，明确两者的辩证关系。教师要指导学生掌握治学和科学研究的方法，给予学生正确的建议，在课程中适当加入有关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课程，为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帮助。在教学改革的进程中, 要把教学与科研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活动, 一方面要将科学研究的宗旨、方法、手段及其成果体现于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 实现教学过程的科研化；另一方面, 要将教学目标、内容、环节等结合到科研过程之中, 实现科研过程的教学化。[26]学校在教学理念上也要把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与态度、方法提高到掌握基本能力和知识同等重要的位置。把科研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确切落实，把两者结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四）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提倡学生参与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学校秉承管理育人的价值趋向，实施以学校为主体、学生为对象的教育管理。这种管理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需要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日益显现。完善学校管理体系，尤其是要提倡学生参与管理可以发挥在校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对于做好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学生参与学校管理需要制度保障。目前,许多学校都已意识到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性，但制度缺失是最大障碍。因此，在现代校园制度建设中，要特别重视学生参与管理的制度构建，通过畅通参与渠道来保障学生参与管理作用的发挥。使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活动组织化和制度化，进而实现学生全方位、全过程参与校园管理的目标。
首先，从日常管理内容来看，学生应有机会参与学校一些与学生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如对学校餐厅的菜品质量、作息时间的安排、作业布置等事务发表意见。其次，从管理过程来看，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应强调实际性和程序性，而不是一种形式上的点缀。再次，从管理的结果来看，参与管理的学生组织或个人，应通过合法的手段对学校内部管理要素施加影响，并能影响学校在学生自身利益方面政策上的最终决策。学生参与管理并不是事事追求学生全员的决策参与，而是一种有限参与管理的方式。
完善了学校的管理体系，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也将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必在灵魂深处影响学生的心灵。在具体的参与管理过程，学校民主管理的氛围就会产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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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看素质教育 篇6
书院是中国古代学校的一种，其绵延一千多年，发展成为了一种成熟和完善的教育组织。它重视学院环境构造，鸿儒为师，学术独立、讲学自由，因材施教、切磋争辩、教学相长，培养出不少知名学者，对培养人才、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不可忽略的作用。其教育指导思想、教学方式对于今天的素质教育，当有颇多可借鉴之处。
一、从《白鹿洞书院揭示》看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
1993年，李才栋先生在日本一次演讲中说到，中国书院教育的精华，一是将思想品德培养当作教育的最高目标，一是学生读书学习的主动精神。这两点，我们都可以从《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窥见一斑。
12世纪晚期，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仍无振兴之象，忧国忧民的朱熹感叹“人才日衰、风俗日薄”。他复兴白鹿洞书院，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五教、学序、三要，希望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有济世安邦之能的人才。
《揭示》开篇即谈德育，“父子有亲……朋友有信”说的是学习做人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和“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要指导青少年“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即树立远大的志向，正心、诚意地在义理上存心养性，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并将学到的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
在这里，朱熹所谈到的德育为先、教人先教做人的思想与今天的教育目的是一致的，其主张的从小事做起、注重给予正确引导、内化思想、树立志向、自我教育，以及强调防微杜渐、重视纠失于后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的。特别是他在《揭示》中强调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思想，指出了当行为达不到预期目的时，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这也正是今天主张张扬个性的青少年所缺乏的。
学生又该如何学习呢？《揭示》指出，学生的学习顺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强调了学习者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明确要求学习者要勤思善辨，主动学习，并且要与实践结合。因此，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方式极其灵活多样，特别是它的自我钻研、质疑诘难，为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发散创新思维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综观该规，可以发现它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为学之序、求学之法、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了智育要与德育结合，强调了学习要与实践结合。其提出的学、问、思、辨、行一体思想，突出了学习者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实践性。这些，都与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二、从书院教学方式看书院教育的成功之道
中国古代书院遍及全国，数量达7000余所，以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留存至今的也还有四百余所。这些书院，地分南北，规模大小、存世时间不一，但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教学方式看讲求灵活多样，从教学的主体地位看讲求自主反思、因材施教，从师生关系看则是平等融洽、教学相长。
书院的教学方式极其灵活多样，形式上有升堂讲学、自我钻研、分斋教学、优游山水、质疑诘难、“顿悟”谈话教学法等，学风上重兼容并蓄、践履务实。这些都强调以自学为主，以学生读书钻研作为基本的教学形式。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读书求学，围绕中心问题，互讲、讨论，互相观摩与启发，其作为学习者的主体作用能得到充分发挥。
书院的教学特别强调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学生要自我钻研。朱熹的门人曾经这样概括他的读书方法，“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强调学生的学习必须是自身的“熟读精思”、“切己体察”。在书院里，教师都有义务要回答学生的质疑，学生也要随时准备应对老师的诘难。“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
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需要被激发，更需要被保护，这就要求书院提供宽松的学术讨论氛围，平等的师与生、生与生的人际关系。中国古代书院的“讲会制”为我们作出了范例。如，“虞山会讲，来者不拒，偕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朱弼升堂讲学时，“生徒环立，各执疑难，问辩蜂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王阳明也曾书壁谈到讲会原则，“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这样的课堂，必然是健康的课堂，安全的课堂。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保护，自信心得到提高，求知欲被激发，能够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于优游中、瑕豫中、玩索中而有得，从而“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在这样的讨论与诘难中，因材施教实际上也随之体现了。
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往往“感情甚笃”。老师授业传道以自身人格和学术成就为感召，学生因仰慕老师而入门。加之书院教育强调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品德的修养，教法上注重因材施教、平等交流，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梁漱溟曾经把其称为 “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明代，东林书院师生几经阉党“血洗”，仍能不弃不离、生死相随，便是书院师生情谊的有力见证。当代教育强调建立人格平等、活动民主、相处和谐的师生关系，该能从中得到借鉴。
书院:中国古代园林的一朵奇葩 篇7
书院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的一种功能复杂、形态特殊的建筑类型。建筑的分类方法很多, 如果用现代建筑惯用的按实际使用功能来划分的分类方法, 书院无疑是属于教育建筑一类。但是,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具有特殊性, 其划分方法常常是按照建筑物本身的精神或物质的使用功能来分, 从而分为宫殿、坛庙、寺观、陵墓、园林、住宅等众多类型。书院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使其归属难以厘清, 便有学者将其笼统地划分到“民间公共建筑”一类。[1]675其实, 从书院的表现形态来看, 它可以归入园林一类, 同时它在功能、组成与建筑布局、环境营造与装饰等各方面又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可以说, 书院是中国古代园林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1 书院的园林性质
山 (石) 水、花木、建筑是营造园林的三大要素, 这造园三要素在书院都是齐备的。
首先, 书院坐拥山水之美。有学者已经指出:“书院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是多种多样的, 但不外乎是山与水二大要素的配属与组合。”[2]215这是对书院选址和环境的精辟概括。自从孔子提出“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的山水比德之后,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就对山水自然景观情有独钟, 将“风乎舞雩, 浴乎沂”的“曾点气象”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国文人寄情山水, 崇尚自然的意趣, 成为书院选择和经营环境的理想和追求。各地书院无论是选在山村乡野、河岸洲头, 还是在城镇郊外, 大多选在山环水绕、草深林茂之所, 务求能坐拥山水之美 (图1~3) 。如宋代的“天下四大书院”, 其中就有三所位于著名的风景区。白鹿洞书院地处庐山五老峰下, 南宋大儒朱熹称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 无市井之喧, 有泉石之胜, 真群居讲学, 遁迹著书之所”。[3]岳麓书院地处湖南长沙岳麓山下, 倚山而瞰湘江, 山水壮美尽收眼底。嵩阳书院则地处中岳嵩山南麓, 背靠峻极峰, 面对双溪河。
很多著名书院的选址亦是如此。如象山书院“爰相邑南, 背负魏壁, 面俯平川, 清与目谋, 旷与神谋”。[2]214石鼓书院所处“衡州石鼓山据烝湘之会, 江流环带, 最为一郡佳处”。[2]214濂溪书院“濂山峙其西, 濂水经其南, 列巘萦环, 九疑隐约”。[2]214而且, 从这些书院的取名, 我们往往就能判断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如屏山书院、华林书院、白鹭洲书院、叠山书院、鹅湖书院、锦江书院、丽泽书院、鹤山书院等等。宋代书院兴盛时期, 书院的主持人称为“山长”, 也可证书院建于山林胜地的普遍性, 具有自然山水园的性质。
也有很多书院选址在城郊平原地带甚至城内, 既无列嶂群峰, 亦无泉涧溪湖, 难得自然山水之利。于是便叠石置山, 引水开池, 造出许多精致小巧的山景水景来。而这种颇见匠心的人工造景, 无疑更是园林营造的最大特色, 较之自然山水园更符合园林的特征。
其次, 书院遍植花草树木。有园无林不成其为园林, 花木是造园的必备要素, 有了植物, 园林才有生气, 才能呈现华滋之美。位于自然山林之中的书院, 茂密森郁的树林是其便利, 而书院中的士人仍少不了致力于奇花异草的栽植, 一则栽花植树可以完善书院清幽秀美的环境, 二则玩赏花木也是文人陶情冶性、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故此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苏东坡的“可使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便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再次, 书院构筑殿台亭阁。建筑是园林造景要素中惟一完全由人工创造的景致, 最能体现造园家的艺术构思。在中国古代园林中, 建筑占有很大的比重, 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园林中, 建筑的地位更加重要。白居易就在《池上篇》中描绘他在洛阳的宅园是“居室三之一, 水五之一, 竹九之一”, 可见建筑在园林中的地位。园林中的建筑, 除厅堂亭榭之外, 还包括组织游览的路、桥、廊、墙等。书院中的建筑既有一般园林中常见的亭榭台阁, 也因书院本身的功能要求而有讲堂、藏书楼、祠堂、斋舍、客馆甚至谷仓等建筑物, 建筑在书院中的地位较之一般园林更为突出和重要。但书院与富丽堂皇的殿堂建筑不同, 书院中即使是主要的厅堂, 也多色调淡雅、形制简朴, 与园林的静谧、素雅、幽深的观赏环境相和谐, 这是书院具备的园林特征之三。
书院山环水绕、花木扶疏、堂榭相连、曲径通幽, 故可观、可居、可游, 满足了园林的功能要求, 具备了园林的性质, 因此可将书院归入园林一类。
2 书院园林的独特性
2.1 书院园林的多样化功能
自宋至清末, 书院的发展几经曲折, 时兴时废, 其类型也是多样化的。但从宋代开始, 书院的主要职能就确定下来了, 即讲学、藏书、供祀, 体现了书院作为制度化的教育机构的特点。尽管明代书院可以分为考课式书院与讲会式书院两大类型, 而清代书院则又细分为四种:一为以讲授理学为主的书院, 二为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 三为以考课为主的书院, 四为近代人士举办的学习西方科学的书院, 但是书院的三大主要职能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首先是书院的讲学功能。宋儒创办书院的主要目的是期望通过讲学的方式从学术上传播和延续传统文化。“书院作为中国士人所追求的一种造福后人的文化事业而得以显扬, 同时也反映士民要求提高文化素质的愿望。”[3]自东汉开山林讲学的风气以来, 文人士大夫就开始热衷于隐逸山林、讲学修心。而“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 士人的隐居读书乃至授徒讲业, 成为书院产生的重要渊源之一。北宋的四大书院闻名于世, 考其源流, 多与唐末私人隐居读书有关。”[2]208“除了在名山寺观内隐居读书之外, 唐至五代时许多士子、大儒亦居于乡野茅庐或田庄别墅读书, 并授徒讲业, 或为家族子弟办学, 称作书院、书堂、精舍者不一。”[2]208可见, 书院之产生, 本来就是为士人读书并收徒讲学而设。中国文人只要有机会, 都希望自己能“兼济天下”, 而不仅仅满足于“独善其身”, 所以多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 书院就是他们通过讲学, 传承道统、实现理想的场所。
其次是书院的藏书功能。生徒学习需要书籍, 因此有书院之设, 必有藏书之举, 大量藏书是书院存在的基础。书院藏书的来源有几种:一是朝廷赐书。由于书院有效地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为民众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因此在书院发展的过程中, 朝廷在大部分时间内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 或主动赠送图书给各地书院, 或允许支拨经费给书院购书, 这是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二是书院募集。书院山长多为知名学者, 他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募集图书或接受捐款用于购置书籍。三是书院自刻书籍和抄写书籍。书院常常会自刻一些用于本院学习讲学所需的参考书籍, 有时, 也通过刻印书籍来传播学术文化。例如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学海堂, 不仅是广东文化学术研究的中心, 同时也是图书馆和出版机构, 编辑、刊刻了《皇清经解》以及通典、会要之类的史籍专著。[4]总之, 规模较大的书院常常有大量的藏书, 使书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齐名, 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再次是书院的供祀功能。儒家十分重视道统, 强调文化精神的传承, 因此对先贤圣哲尊崇有加。在书院中, 必有祭祠或礼殿, 供奉至圣先师孔子与诸贤哲;也供奉对书院创立或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如白鹿洞书院供朱熹、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理学大师 (图4、5) , 岳麓书院则专供周敦颐、二程、朱熹和张栻;有的书院也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地方官员、当地的乡土先贤等。祭祀贤哲为读书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对于激励士人发奋读书, 造福民众有重要的作用, 是古代的一种主要的德育方法。书院的祭祀对象并不严格, 后期由于科举文化的侵入, 读书人求功名心切, 于是文昌帝君、雷神、关帝、甚至佛祖都成为供祀的对象 (图6) 。
此外, 书院还具有游息、居住、社会文化学术交流等功能。供老师和学生居住、食宿、游学、休憩, 也可供民众参观, 并可提供给文人举行集会、辩论、交流等活动, 例如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就是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和心学大师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鹅湖书院举行的一次学术大辩论。
总之, 书院的功能是多样化的。文人的私园通常是文人生活起居、怡情养性、清谈会友之所, 虽然也有研读, 但不会大规模收徒讲学;也有藏书, 但其数量及种类一般也不如书院多;其祭祀的功能就更弱了。所以, 文人私园的主要功能是生活、游息、赏玩, 与书院园林以讲学、藏书、供祀为主业不同。
2.2 书院园林的组成与建筑布局
书院兼具讲学、藏书、供祀、生活、游息和社交等多重功能, 所以在建筑方面也必然有讲堂、藏书楼、祠堂、斋舍、亭榭、客馆等对应的建筑物。书院毕竟是以教书育人为宗旨的场所, 保持着较为严肃的格调, 而且书院主要讲授的是以儒学为内涵的理学思想, 在崇尚礼制、讲求中正的儒学观念的影响下, 书院的建筑布局也体现了礼制的秩序性, 采用了规整式的布局。“书院多坐北向南, 前低后高, 典型的布局是沿中轴线顺序布置大门、讲堂、藏书楼和先师堂, 有的在大门、讲堂间增高二门。斋舍设在左右二路, 为多条长屋, 平行于轴线。”[1]690可见, 根据书院规模的大小, 多采取一进或多进的合院式组成, 并且都有着明显的中轴线。有些书院因受到山形地势的限制, 无法严守规制, 但主要的建筑仍然会尽量依循一条中轴线贯穿。这种布局方式使得整个书院建筑群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空间序列流畅 (图7) 。
一般来说, 园林建筑是为赏景而设, 是作为山水风景和游人之间的一种过渡和中介, 一方面用来组织游览路线, 引导游人的视线;另一方面利用建筑的庇护作用给游人提供观赏上的方便和舒适。因此, 虽然建筑在园林中往往具有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 但它只是整个园景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并不是主要的部分。园林建筑或隐或显, 都要求空灵通透, 随宜多变, 点到即止。即使是作为主要起居活动场所的厅堂, 也从赏景的目的出发, 灵活布置。因此, 强调中轴线、绝对对称的群体布局方式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比较罕见。从这个角度看, 书院园林的组成和布局方式具有其独特性, 这主要是配合书院的特殊功能与身份的一种自然表现。
2.3 书院园林的环境营造与装饰
书院的功能具有多重性, 因此其环境氛围的表现形态也是具有多重性的。书院园林既宁静肃穆, 具有教育建筑特有的规整、严肃的气氛, 又淡雅自然, 有更多山野园林闲适、幽深的意趣。书院园林的环境营造和装饰颇见匠心。
宋代画家郭熙说:“山以水为血脉, 以草木为毛发, 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 得草木而华, 得烟云而秀媚。”[5]442植物是园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古代园林无不是繁花芳草、佳木秀竹姿态纷呈、变化万千。而书院园林在林木的选种方面更加精心。
书院园林以植树为主, 以花草为辅, 盖因花草虽荣而有时节, 惟树木就如人的名节, 须经日久修为方能见成。而树木的品种选择也有讲究, 多栽松、柏、槐、槲, 少见艳桃弱柳。因为苍松、翠柏之类都具有“岁寒而后凋”的刚直不阿的品格, 对寒窗苦读的文人士子起到极为有效的激励作用 (图8) 。至于花卉的选种也极为讲究, 中国文人对有“雪中四友”之称的梅、兰、菊、竹情有独钟, 香自苦寒的梅花素有铁骨铮铮之喻, 兰草生于孤涧而自芳, 秋菊乃陶渊明的至爱, 是隐逸名士的象征, 而修竹则寓意虚心有节, 刚直不阿。还有理学大师周敦颐酷爱的荷花, 以其出于污泥而不染, 冰清玉洁的姿态深得文人钟爱, 这些都是书院中喜爱种植的花卉。而桂树因为有“蟾宫折桂”的吉祥寓意, 为一些渴望科举进仕的学子所爱, 也成为书院选种的对象。可见, 书院所种植的花木, 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具有深刻的象征和比德意义的, 力求通过一点一滴的布置, 激励斗志, 历练人格。“值得一提的是, 为体现‘文以载道’的目的, 书院除极为重视表现和保存那些讲解书院创建过程和书院的教规、堂训等的碑记外, 还往往使用大量的书画楹联作为装饰。这样既宣传了人生哲理, 表达出深刻的寓意, 又指明了书院的历史渊源和学派师承关系, 概括出书院的影响, 具有强烈的教化作用。”[6]正如我们所见到的, 保存至今的古代书院无不存有大量的碑记、题刻和楹联等装饰小品, 细读之, 能深深体会到它的一字一语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豪情壮志。如岳麓书院的门联:“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以充满自信的姿态描绘了书院人才云集, 佳名远播的盛况 (图9) 。而无锡东林书院那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又激励了多少读书人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可见, 书院园林在环境营造手法上精心设计, 营造独特的励志氛围, 意在激励门下学子发奋读书, 努力修为。
3 书院园林是文人园林与公共园林的结合体
书院具有传统园林的性质, 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那么, 书院属于哪一类型的园林呢?关于园林的分类,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将园林分为苑囿花园、文人园林、寺庙园林、邑郊风景园林[7], 也有学者将园林细分为私家园林、皇家园林、纪念园林、寺庙园林和名胜园林, 并分别将一些著名的书院置于“纪念园林”或“名胜园林”条下做注释。[8]其实, 园林如何分类并不重要, 因为它丝毫不影响对园林的研究。在这里, 我们为了方便更深入分析书院的特征和表现形态, 将园林分成皇家园林 (苑囿) 、文人园林 (即私家园林) 、寺庙园林、公共园林 (包括纪念园林、城郊风景名胜区等) 四类, 并认为书院既具有文人园林的特征, 又具有公共园林的性质。
3.1 书院具有文人园林的特征
文人园林, 顾名思义, 就是其主人是文人的园林。它多数是文人名士在住宅周边营建的宅傍园, 也有的是告老或罢黜还乡的官僚文人在乡郊山水胜地营建的别墅式花园, 亦有的是文人在外做官时建的官署花园。在古代园林中, 文人园林与私家园林之所指常常同一。
书院具有文人园林的特征, 体现在: (1) 书院是文人汇集的地方; (2) 书院的活动内容与文人园林中文士的活动内容相似; (3) 书院的环境氛围类似文人园林。
首先, 书院是文人汇集的场所。书院的山长往往由当地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担任, 来书院讲学的先生很多都是当代大儒, 慕名而来的学子也是文人, 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在学成后通过考业或举荐而出仕为官, 规模大、知名度高的书院, 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学术交流活动, 吸引四面八方的大师、名家前来讲学、辩论, 因此, 书院常常汇集四方文人。
其次, 书院的活动内容与文人园林的活动内容相似。文人园林的活动内容:一为“游”, 即优游山水, 耽乐林泉;二为“居”, 包括在此园林中读书、习艺、清谈和宴饮。而由于书院教育的形式是以自学为主, “讲于学, 习于斋”, 文人学子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独自钻研和学习, 他们常常于游赏中激发才思, 也喜爱聚三五知己读书、习艺、清谈、品茗, 这些活动内容与文人园林中的活动内容非常相似。
再次, 书院营造的氛围与文人园林的氛围类似。文人园林最大的特点是雅, 即是宁静自然、风韵清新、简洁澹泊、落落大方。而获得这种氛围除了营建清雅的山水景致之外, 其建筑装修和小品也极为雅致。园中罕有艳丽的色彩, 建筑均为灰瓦白墙, 梁枋不施彩绘, 门窗栏杆都露出木材本色, 台基铺地也多青砖灰石, 着力于表现简朴素雅的文心。书院也是如此, 虽然建筑较多, 但多采用地方风格样式, 装修力求简洁朴实, 处处流露出读书人的恬淡、自律和朴素, 与文人园林意趣相同。
3.2 书院具有公共园林的性质
公共园林泛指可供普通民众参观、游玩的风景名胜区, 例如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绍兴兰亭, 也包括一些具有园林特征的民间神祠, 如太原晋祠等。公共园林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公共性和开放性, 之所以说书院具有公共园林的性质, 就是因为书院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
书院之设, 其初衷是为了承继孔子广收门徒、授业讲学的教育方式, “有教无类”是书院的教育宗旨, 其建立本来就是要纳四方之士, 只要是有志于学者, 皆可群居于此, 因此, 书院是广为四方之士开放的。当来者日众, 书院的斋舍、食堂不敷使用时, 还会增筑扩容。而由于书院多数坐拥佳山胜水, 内中又有各种优美的造景, 那么, 游历书院就成为习业学子日常生活中的内容之一, 为此, 书院的主持者或者地方士绅还会乐于斥资营建更多的园林设施, 以鼓励更多的学子利用书院提供的良好环境以资游息、以助学思。这样, 书院就成为四方学子共同游历和习业的公共场所了。
再者, 广泛接受求学之士外, 书院的重要社会功能还有它的学术交流功能和它对普罗大众的示范风化作用。开放给民众参观是书院实现教化作用的必要途径。书院除了给长期求学的学子提供斋舍, 还给短期造访的游客提供客馆。据史料记载, 宾客游观是书院常有的事, 这些宾客既有文人墨客、硕儒大师, 也有地方官员、普通百姓, 他们或受邀而访, 或不请自至, 有的远道而来, 有的则是近郊乡邻。总之, 造访的游客络绎不绝。而书院的学术交流功能使它常常吸引一些知名学者来进行交流活动, 有时规模还是相当宏大的, 就如史料记载, 南宋淳熙二年 (1175年) 的“鹅湖之会”, 辩论双方的弟子达百余人, 而慕名而来聆听的人则不计其数, 连鹅湖书院饮马池的水都干涸了, 可见其盛况。
当然, 虽然书院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 但它毕竟不是供人娱乐、嬉闹的场所, 它具有书院特有的庄重严肃的格调, 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规条, 因此来访的宾客一般只能从事静态的活动, 这就与笑谑如潮的公共风景名胜区有根本的区别, 一般的市井小民不会有兴趣经常造访, 来往的宾客以文人士子居多。
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 书院园林既有文人园林的表现形态, 又有公共园林的开放性质, 可以说是两者的结合体, 堪称中国古代园林的一朵奇葩。
图片来源
图1:王家兰.中国建筑文化数据库图目[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26.
图2:同上:35.
图3~5:同上:44.
图6:陈从周.中国园林鉴赏辞典[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6.
图7:http://www.nipic.com/show/1/75/48810b1c9147a455.html.
图8:http://home.tongyi.com/space.php?uid=388647&do=alb um&picid=10531&exif.
图9:http://www.lovetu.net/fengjingmingsheng/hunan/8957/pn5.html.
摘要：书院是中国古代园林的一种特殊类型, 它具有园林的性质, 同时在功能、组成与建筑布局、环境营造与装饰等各方面都具有独特性。书院是中国古代文人园林与公共园林的结合体, 堪称中国古代园林的一朵奇葩。
关键词：书院,中国古代园林,特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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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 篇8
古代书院作为文教机构,兼具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体,是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它的社会教育功能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尤为可贵,古代书院的“教学、藏书、祭祀”的三大职能,直接作用于农村社会,其服务对象是广大乡村民众,具有普及性。尤其是书院的“讲会”等活动,更是直接教化社会成员,传播主流思想。合理借鉴古代书院的三大职能,古为今用,可以为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增添时代风采,增强时代感召力。
一、古为今用——现代乡村书院
近代以来,众多学者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教育的研究与探索,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以及解放后的各种扫盲运动的开展,为我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做出来很大贡献。目前我国也在积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笔者认为走出一条与国情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教育发展之路,仍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营养。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主体有限、客体广泛、资源不足、内容缺乏等。借鉴我国古代书院的职能,发展现代乡村书院,既可扩大农村社会教育主体的范围,使农村居民参与其中,也可整合现有资源,创新农村社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等,最终实现农村社会教育的自我发展与创新,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一)讲学:线上线下结合,学校社会联动
现代乡村书院促进学校资源与社会资源相互利用,统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学校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两者有机结合的文化机构和组织形式。乡村书院联系高等院校,又服务本地区的中小学校和居民,从而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并且注重其中的专业性与综合性。高等院校通过在乡村书院的“讲学”形式,这种讲学既有符合普通民众需要的文化讲座,也要有指导农村生产发展的专业性讲学。讲学使大学走向农村,既为农村社会教育增添活力,也给农村职业教育提供支持。
中小学则发挥融合作用,为乡村书院提供管理者、维护者等,来促进“讲学”的顺利开展。高等院校的“线上”与中小学的“线下”结合,同时与农村社会教育相连接,发挥学社的联动效果。乡村书院则是社会活动的基地,乡村书院发挥纽带作用,是学校与社会的桥梁,使教育资源在学校与社会之间流动,继而循环利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村人口综合素质。
(二)藏书:以书籍为基础,整合社会教育资源
现代乡村书院的发展仍然要以书籍为基础,但不同于古代书院的是,现在是以网络资源依托,综合利用多种社会教育资源。因而需要综合利用好农村书屋、村卫生室以及由“撤点并校”而遗留的废弃小学等社会教育资源。农家书屋工程于2005年试点,至2012年,共建成农家书屋60.0449万家,覆盖了全国具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图书是农家书屋的基础,也是乡村书院之源。农家书屋升级为乡村书院,可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应用能力,成为发展综合性的社会教育的可行之路。
此外,在开展综合性社会教育的同时,集中社会各界力量针对特殊人群,开展专门性社会教育,量身定“教”更加适合不同人的需要。其一、以村卫生室为中心,针对农村中老人开展卫生健康教育。截止到2014年,有村级卫生室645470个,基本上覆盖全国的大部分行政村,符合开展卫生健康教育的条件,目前工作的主要重点是对这些资源的整合利用。其二“撤点并校”而遗留的废弃小学设施,转变为农村社会教育的场地,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专门性的课外实践教育等专门性社会教育。
(三)祭祀:注重乡土文化,创新仪式教育
建立起以现代乡村书院为主体的农村社会教育,需要借鉴传统文化活动的形式,并不断融合时代内容。书院祭祀是仪式教育,创新仪式教育,增添仪式教育的时代色彩,增加仪式教育的文化内涵。通过仪式教育的创新,既能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能够不断丰富、弘扬优秀乡土文化,促进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古代书院的祭祀活动,是书院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不断变革而留下来的文化活动,它来自于日常生活,也是文化生活的集中反映,对当前的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书院祭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一方面,现代乡村书院开展社会教育的途径之一就是举办文化活动,以文化活动形式,吸引民众参与到其中,弘扬乡村文化,本土文化,展现新农村、新面貌;另一方面,乡村书院可以对在本地区的教育做出贡献的人、在学习上有所建树的人等进行奖励,形成一种类似于书院祭祀的榜样教育,鼓励人们关心农村教育、支持农村教育。
二、总结
书院的独具特色的组织形式对官学与私学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它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对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充分借鉴古代书院的职能,一方面,在农村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衔接上,可以有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可以维护主流思想,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并且,在农家书屋的基础上,发展现代乡村书院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国民整体素质以及国际竞争力都大有裨益。
除三大职能外,某些书院还具有职业培训职能以及其他特殊职能。例如,元朝山东濮州历山书院设有医学。[5]书院的特殊职能虽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从农村社会教育和农业职业化教育等角度去考察,仍具有现实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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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 篇9
1 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
从书院的教育思想上看, 中国传统书院非常重视培养学生“为学”与“为人”并重的治学态度。书院在教学过程中, 始终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它在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与传播过程中, 始终贯穿于其中的却是“明人伦”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追求完美道德、明白做人的道理) 的教育思想, 这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2]在要求学生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 着重教育学生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做人, 处处强调“德”在学习与做人中的作用。书院教育对道德教育高度重视, 不仅表现在对儒家德育理论的继承和改造、综合与发展的基础上, 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组织、有计划的德育实施系统, 且制定了完整的制度化、可操作性的教育和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为书院教育注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这种教育思想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把做人与治学结合起来, 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学风建设, 是书院长期积累的弥足珍贵的经验之一。
秉承这一经验, 高等院校也高度重视德育教育。教育过程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技能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一个完善人格的过程。“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已获得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同, “教训合一”的风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生活的要求太多种多样了, 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用这样专门的训练”, 而“学校的目的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 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由此可见德育教育特别是人格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当代高等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人格教育理念、素质教育理念等等都反映了重视德育教育的发展趋势, 高校的德育工作已成为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学生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在日常活动中日积月累的过程, 要做好高校学生的德育工作必须要把德育教育列入教学计划, 把人格教育提升到应有的地位, 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和品格的培养和训练。加强高等院校的德育教育, 除了要加强学生品德和人格培养外, 还要做好提高教育工作者自身素质、创建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加强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工作, 让大学生自然地、潜移默化地接受某种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 培养出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具有事实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当代大学生。
2 创建浓郁的求知求实学术氛围
书院在日常教育活动中把传授知识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进行知识的传授与学术研究过程中, 书院始终秉承求知求实的学术理念, 形成了浓郁的求知求实的书院学术氛围, 为学生们深入钻研、培养学者型人才, 提供了真正的学问场所。求知求实的学术氛围不仅使书院成为求道问学、培养人才的场所, 它所秉承的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 同时也是极大地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学生们在书院里钻研学问, 注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 德才兼优者比比皆是, 很多学者都有著作留存于世, 为古代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一笔巨大的无以估价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求知求实的教育理念强调一切知识必须追求真知, 它是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 是今天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所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目标。大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知识传授, 学习精神特别是求知求实的学习精神更是大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承书院所具有的求知求实学术精神就是要有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思考、保持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和不唯书, 不唯上, 敢于超越前人的勇气和活力。只有在这种精神的的感召和引领下, 中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够蓬勃发展, 为中华民族谱写出新的篇章。大学不仅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之地, 更是给人自信、使人享受知识之地。现代大学除了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外, 还要努力创建一种浓郁的求知求实学术气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 成为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心理品格素质的合格的大学生, 更能使他们成为具有实事求是的创新思维能力、能够不断探索新领域, 开拓新境界的优秀人才。同时这种学术氛围的形成也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应力争使这种教育理念融入到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来, 它是使大学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原动力。
3 倡导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即亲身体验, 努力实行, 亲身实践, 它是检验教育实效性的标准。古代书院在传授知识培养学生成才的过程中强调学生学习知识要经世致用, 而不是耽于经学, 陷于理学。教育学生注重身体力行, 在理解了知识、规范后, 要做到知行合一。孔子不仅引导弟子从历史文献中获取知识, 他还常带学生出游, 远至列国, 在出游之中体验生活, 培养处事应变的能力。他还主张学习要与社会生活实践密切结合, 他要求自己的弟子要多干实际事, 少说漂亮话。[3]朱熹也曾教导弟子:若不用躬行, 只是说得便了, 则七十子之从孔子, 只用两日便说尽, 何用许多年随孔子不去。这说明只有通过亲身实践、身体力行才能使学生的综合水平有质的提高。
现代高等教育大力推广实践教学, 强调增进学生实践学习的动机和能力, 强调自主自发的学习, 培养学生在实践学习中的自觉性和乐趣, 以发展和完善自我。积极推动实践性教学, 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多种学术观点并开展讨论, 追踪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 提高自主学习和实践研究的能力。学生只有具备了较高的学习和实践能力, 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 参与社会生活, 在不断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发展自己、服务社会, 才能使自己的学识水平有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高校教师应像书院的教师学习, 在教学中鼓励学生问难质疑、到实践中去体验生活。高校管理者也应放手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 使学生掌握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我发展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4 提倡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
我国古代的一些儒家志士往往很推崇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中国古代书院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些著名的学者在书院自由地进行学术传授式讲学, 而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又通过会讲的形式来开展学术交流.书院凡有著名学者来讲学, 其它书院的师生或社会人士都可以前往听讲、求教, 学术交流十分活跃。书院还独创讲会制度, 这种定期进行的讲会制度破除门户之见, 书院众多大师做到了“言是时不作矜夸自己之词, 非难时不存鄙视他派之见”, 可谓实事求是、坦诚豁达。此外, 书院还能兼取诸家之长, 吸取其精华以丰富自己学派的内容, 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 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成为社会与书院学术活动的纽带, 促进了学术社会化。[4]书院作为我国古代较有特色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 加强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交流、治学主张博取众家之长这一学术风气, 迄今对我们发展当代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 是最基本的大学精神, 是大学能够创造知识、培养优秀人才的最主要动因和保证, 是大学的生命。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 学术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 由于这种意识是大学的基本目标, 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高等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门户之见, 我们应该研究性地学习借鉴书院的教育传统, 打破学术壁垒, 鼓励兼容并包, 吸取众家之长。而作为高等院校自身要充分地尊重学术自由, 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如:学者要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等等。高校师生要像书院大师们那样虚怀若谷, 摒弃门户之见, 为研究性学习创造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提倡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目的只有一个:保护和促进学术创造、知识创新、服务人类。弘扬高等院校的学术精神, 凝练属于自己的大学精神, 从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更好地肩负起传承历史、创造未来的使命。
总之, 书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 其“活力”之源还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考察。其所提倡的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浓郁求知求实的学术气氛、倡导身体力行、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等教育思想理念, 是当代高等教育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 我们应该秉承这些教育思想, 建设高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
摘要：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中, 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院的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浓郁的求知求实学术气氛、倡导身体力行、提倡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等方面对中国当代高校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书院,教育思想,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颜海珍.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大学德育教育的启示[J].社科广角, 171.
[2]周守红.中国传统书院的办学理念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 2009 (3) :92-94.
[3]常乐《.论语》教育思想对现代终身教育的启示[J].高教论坛, 2009 (9) :174-175.
古代书院 篇10
书院的产生
书院是在古代私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更高级、完备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的名称, 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六年 (718年) , 将原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一年 (723年) 、十二年 (724年) , 先后在京师长安光顺门外与东都洛阳明福门外设置丽正书院。[1]到了开元十三年 (725年) , 玄宗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 因改集仙殿为集贤殿, 丽正殿书院遂改为集贤殿书院。然而, 所谓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 “掌刊缉古今之经籍, 以辨明邦国之大典”[2], 是官方校刻、收藏古书的机构, “非士子肄业之所也”[3]。当然, 民间私人也有书院, 不过是士人读书治学的地方, 亦不具备教育机构的功能。
唐代末年, 已出现私人讲学于书院的情况, 五代继之, 然皆规模较小, 制度尚不完备, 只能看作书院的萌芽阶段。书院的真正形成和制度化, 是在宋代。
宋代书院的兴盛
关于书院兴起的原因, 朱熹曾有一段话分析:“前代庠序之教不修, 士病无所于学, 往往相与择胜地, 立精舍 (即书院) , 以为群居讲习之所”[4]。可见, 主要是因为五代时统治者不重视教育, 官学不振, 无法满足士人读书求学的需要, 书院因之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 宋初书院得到很大的发展, 以至于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四大书院”。“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 据宋王应麟《玉海》, 指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下, 该处为唐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 因李曾养一白鹿自随而得名。南唐升元年间, 因洞建学馆, 以李善道为洞主, 时称“白鹿洞国庠”。岳麓书院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 (976年) , 由知潭州朱洞始建。应天府书院原为宋初学者戚同文旧居及讲学授徒之所, 真宗时郡民曹诚就此建学舍150间, 聚书数万卷, 与戚同文嫡孙戚舜宾一起招生讲学, 后来捐献给朝廷。嵩阳书院原为嵩阳观, 后周始建院, 宋代理学之“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外石鼓山书院、茅山书院也很重要。
宋初统治者对书院大力支持提倡, 不少书院都得到朝廷的赐书、赐田和赐予的匾额。但北宋教育的主渠道是官学, 它与科举相结合, 为统治者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人才, 书院只处于从属地位。书院的真正兴旺发达, 是在南宋。
南宋虽有官学, 但衰败不堪, 于是书院大为发展。书院的兴盛和理学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南宋学者大多研究理学, 他们积极创办书院进行讲学, 书院成为理学的传播基地。朱熹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宋孝宗淳熙五年 (1178年) , 朱熹知南康军, 重修白鹿洞书院。他为书院确立方针和制度, 延请名师, 征集图书, 并亲自教授生徒, 为南宋及后代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朱熹所定教规称《白鹿洞书院揭示》。它包括五教之目: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 行笃敬, 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谊, 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光宗绍熙五年 (1194年) , 朱熹任湖南安抚使, 又修复和扩建了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相继兴复, 对当时书院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各地争相仿效, 建立书院。其中著名者, 除白鹿洞、岳麓书院外, 还有象山书院, 为理学家陆九渊讲学之所;丽泽书院, 为吕祖谦讲学之所。这就是清人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中所列举的南宋“四大书院”。
书院的制度, 到南宋时期才正式确立和完善。由于官学衰落, 南宋书院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机关, 作用巨大。
元明清时期书院的演变
元代统治者一方面扶持和保护书院, 一方面对其加强控制。元代书院有一个重大变化, 即书院主持人由朝廷派员担任, 书院与官学一样受各级官府的管辖。
元代最早的书院为太宗八年 (1236年) 建立的太极书院 (纪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 。到了至元二十八年 (1291年) , 世祖下诏:“先儒过化之地, 名贤经行之所, 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 并立为书院。”[5]此后书院增多。
然而元代书院数量虽超过南宋, 质量则不及。明初规定科举必由学校, 于是官学受到高度重视, 书院转衰。直到宪宗成化以后, 王守仁“心学”兴起, 他与湛若水等理学大师到处讲学, 书院才又兴盛起来。王守仁先后创建龙岗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和敷文书院, 讲学20余年。湛若水从40岁以后到去世前, 50余年间无日不讲学, 所到之地, 必建书院。
由于明代党争激烈, 先后发生过四次禁毁书院之事, 分别在明世宗嘉靖十六年 (1537年) 、嘉靖十七年 (1538年) 、神宗万历七年 (1579年) 和熹宗天启五年 (1625年) 。其中又以天启五年魏忠贤禁东林书院为最。此后书院与官学一样唯讲举业仕进而已, 书院官学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
清初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 于顺治九年 (1652年) 下诏除原有的书院以外, “不许别创书院, 群聚党徒, 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 空谈废业”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 , 对书院实行抑制政策。到了雍正十一年 (1733年) , 才允许各省于省会兴办书院一所, 并拨款一千两为经费, 以习八股为业, 为科举服务, 于是书院稍复。
清代书院数量虽大大超过前代, 但民办很少, 大多数书院的主持人、经费、教学内容、生徒都由官府决定, 已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鸦片战争后,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书院发生了很大变化, 开始设置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 最后在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全部改为新式学堂。
书院的教学特色
书院不但内部组织独特, 而且在教学方面形成自己显著的特色。
首先, 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书院既是教育组织, 同时又是学术研究的机构。书院的主持人, 大多是有名的学者, 讲学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其所聘请的教师也大多学有所成。
其次, 办学方式开放、灵活。书院一般由本院大师主持, 也可以邀请其他名师前来讲学, 听讲者不局限于本书院, 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朱熹十分重视学术的交流, 他在《观书有感》诗中曰:“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他与陆九渊尽管学术体系不同, 但并不妨碍他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 且将其讲义刻石立于院门。王守仁讲学, 四面八方的士子都来听讲, 讲堂常常容纳不下。明代大学者吕柟也认为不同学派间的这种争鸣很有必要, “不同乃所以讲学, 既同矣, 又安用讲耶?”[6]书院除正常的教学活动外, 还定期举办讲会, 即由书院主办的地区性的学术集会, 召集四方学者乡贤, 共同研讨学术上的问题。它始于南宋, 盛于明代, 形成一套制度。如东林书院所办讲会就耸动东南, 影响很大。
再次, 书院的教学, 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
书院大师的讲义, 大多提纲挈领, 重在启发诱导, 主要由学生自己通过读书钻研体会, 教师的作用只是“作得个引路的人, 作得个证明的人, 有疑问, 共商量而已”[7]。所以, 书院大师都很注重对学生读书方法的指导。朱熹读书法就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书院的大师都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质疑问难。朱熹就认为读书须有疑, “疑者足以研其微”, “疑渐渐解, 以至融会贯通, 都无所疑, 方始是学”[8]。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 反对因循旧说, 要求学生深入研究, 敢于提出独立见解, 发明新义, 认为“惟出窠臼外, 然后有功”[8]。这种教学方法, 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 书院除读经外, 兼重文史, 形成一代学风, 后世称为“宋学”。
总之,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卓有成效的教育机构, 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教学活动等方面都有显著特色, 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参考文献
[1] (宋)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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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 篇11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 培养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
从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育模式的现状来看, 存在专业划分过细、学科门类设置过于专业化的问题。这对培养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是不利的。这些不足之处, 只能在课余的社会活动和交往, 以及自学过程中弥补和完善。而高校图书馆就是弥补上述教学方面欠缺的最好场所。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必须具备多种功能。应变成学生自学、研究、讨论并进行综合性教育, 以及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的场所。而目前各高校的图书馆仅仅具有学生自学、研究的功能。因此, 古代书院的办院和育人模式对创建高校多功能图书馆,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古代书院的办院育人模式及其功能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的书院是在官府或私家聚书、藏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以学者讲学, 士子求学为主的培养人才的机构。科学地讲, 书院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教育组织, 它具有多种功能。既是图书馆、高等学校, 又是研究院和学者以文会友的重要场所。同时, 书院从事著书、编书、校书等事业。
(一) 古代书院形成了与当时的一般学校教育不同的育人模式
1. 培养目标不同。
书院的培养目标, 首先要求士子学做人, 它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 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
2. 自由讲学。
每一个学派的大师所主持的书院、经舍, 一般就成为这个学派进行学术研究和育人活动的基地。书院教育自由讲学, 注重学术研讨的特点十分明显。
3.
学生自由择师, 不受家庭出身及籍贯等的限制。
4. 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 师生之间注重质疑问难。
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 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5. 倡导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及交流。
宋代书院倡导并推行“会讲”制度, 所谓“会讲”就是一种学术研讨会, 在书院所举行的定期会讲中, 各派学者云集荟萃, 彼此议论学术上的得失。
(二) 书院在组织管理与办院模式上, 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书院在组织管理与办院模式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机构简单, 管理人员较少。
书院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书院的主讲人, 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书院的管理人员除书院的主持人 (一般称为山长, 也有称洞主、洞正、堂长、山主等) 外, 还有副主持、助教、讲学等, 协助主持人管理书院的各项工作。另外, 学生也可以参与书院的管理。
2. 课程设置比较灵活, 富有弹性。
教学则以学生自学、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对学生的考查, 亦注重德才兼备和平时考核。
3. 颁布严格的学规, 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
书院所订的学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 互相监督。
4. 书院经费自主。
书院的主持人往往自筹办馆经费, 其经费来源亦号称多途, 有名人捐款、读书人交纳一定费用等等。书院的开支主要用于购书, 教学和进行学术研究、办名师讲座。
5. 注重形成独具的特色。
许多著名的学者在主持自己的书院的时候, 都注意形成自己书院的鲜明个性, 形成独具的育人、科研特色。
6. 书院既是图书馆, 育人机构, 又是学术研究组织和部门。
藏书和学术研究是育人的基础, 而书院的育人和讲学, 又是其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并进一步发展, 以及藏书种类增多和创新的必要条件。二者密切相连, 共生互动。
7.“百家争鸣”与“门户开放”。
书院的育人与教学继承了稷下学宫的优良传统, 采取“百家争鸣”、“门户开放”的政策。书院的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 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广泛的辩鸣。而且书院会讲制度的盛行, 不仅打破了各家书院之间的门户之见, 而且打破了师生之间在受业上的地域限制, 学生来去自由, 师生之间自由交流, 形成了开放的办学传统。
8.
教学注重讲明义理, 躬行实践, 多采用问难论辩式, 注重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 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9. 师生之间关系融洽, 以道相交, 感情深厚。
书院实行自由择师的制度, 学生往往是慕名而来, 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 以诚相待。学生跟随老师时间较长等, 都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感情。
三、古代书院对创办高等学校多功能图书馆的几点启示
把目前只具有给师生的自学和研究提供各种信息资料功能的高校图书馆建设成为集师生自学、研究、举办讲座、著书立说、人际交往、开展相关第二课堂活动的多功能图书馆, 从而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育人作用, 使其补充课堂教学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方面的不足之处, 势在必行。这是社会发展对现在高校图书馆的必然要求。那么, 如何创办高校多功能图书馆呢?这方面, 我国古代书院的做法值得借鉴。下面, 笔者谈谈个人的几点体会:
1.高校图书馆应该像古代书院那样, 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中培养几名具有自己独特见解和一专多能的高级人才, 充分发挥他们的育人作用, 从而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之处。这些高级人才, 不仅对图书馆的专业知识具有很深的造诣, 而且各自应具有社会学、人际关系和交往、组织管理、社会心理、管理心理等某方面知识经验和人文特长的人。使他们定期给学生举办上述知识经验方面的讲座, 拓宽学生的相关知识经验, 培养他们在上述各邻领域里的实践能力, 从而弥补高校专业教育的不足之处。
2.高校图书馆除了开设阅览室、借阅处、技术部、书店等机构, 从而完成阅览、售书、借书等业务任务以外, 还应开设演讲厅、多功能活动室, 为师生举办讲座、展示个人成果、学术研讨以及开展各种有意义的室内第二课堂活动提供方便。
3.努力培养具有本校特色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精神是一所图书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古代每一所书院都具有本书院特色的精神和学术观点。所谓图书馆精神, 就是一所图书馆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整体精神面貌。它是一所图书馆长期办馆历史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特征;是一所图书馆的办馆理念和价值追求, 表现为图书馆的群体意识;是激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升图书馆办馆水平的精神动力。也是民族精神、国家意志、社会发展趋势与图书馆人精神相互融合的结晶。图书馆精神一旦形成, 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强的融合性和强烈的渗透性, 是一所图书馆发展的底蕴之所在;也是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创新意识及其能力的重要思想武器。
4.图书馆内应成立图书馆工作人员培训机构和图书馆专业学术委员会, 对本馆工作人员进行继续教育, 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得以不断提高。因为图书馆系列的继续教育以及职称评定的内容、条件都与教师系列不同, 而且多功能图书馆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要求在不断增加, 所以图书馆建立上述机构, 开展相关工作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 只有建立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高校多功能图书馆, 才能培养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才能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2]脱脱, 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