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

2024-06-29|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书院教育(共11篇)

书院教育 篇1

中国古代书院是教育的场所和学术交流中心, 书院讲学是我国古代传播文化、交流学术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江西是古代书院的起源地和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回眸历史, 江西书院曾是一支推动中国思想和学术前进的重要力量。

一、书院的产生、发展与兴衰

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 兴于宋, 元明时期得以延续, 清代则遍及全国各地。1901年光绪一纸诏令将书院改为西学学堂, 晚清新政后西方的教育制度被引进, 新文化运动后则完全废除书院。唐代书院主要是为读书人和一些文人学士参加科举考试和读书休闲之用, 如白鹿洞书院就曾是李渤兄弟隐居读书的场所。宋代, 随着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 书院的规模、性质与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讲授儒家经典为宗旨的一些学者在各地兴起的讲学之风使书院增多, 书院成为复兴儒学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南宋朱熹为书院的兴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江西的白鹿洞书院 (1179年) 和湖南的岳麓书院 (1194年) 都由朱熹重修而成。明代的王阳明也非常重视书院的创建, 所到之处都有书院相伴。

在中国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中, 江西书院的影响远胜于其他省份, 起步早, 数量多。据统计, “自唐至宋, 江西书院达1071所, 居全国之首。南宋时期, 全国书院总数为500余所, 江西就有161所, 位居全国第一”。元代书院据统计全国共有408所, 江西以94所居全国之首。书院鼎盛时求学人数达数千人。庐山白鹿洞书院, 吉安白鹭洲书院, 铅山鹅湖书院和南昌豫章书院合称江西四大书院。其中白鹿洞书院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它推行的教育体制、倡导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中国的书院历经风雨, 从曾经的喧嚣到最后无奈的消退, 江西书院也不例外。元代, 书院完全官学化, 明代书院官学化程度略逊于元, 但期间四次毁天下书院, 江西书院也遭到严重破坏。清代江西书院虽得以恢复, 但已渐渐失去了它的思想传播功能。

二、书院教学在江西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

1. 发展教育, 传播文化, 培养人才。

据史料统计, 自宋至清, 江西共有进士10553名, 其中宋代5490名, 元代207名, 明代3067名, 清代1789名, 居全国前列。此外, 书院塑造了许多文化名人。以抚州书院为例, 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和曾巩, 戏剧大师汤显祖, 理学大师陆象山, 父子词人晏殊、晏几道, 思想家李觏, 地理学家乐史和朱思本等。尤其是宋明时期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 其中一部分人从政之后按照儒家的仁民观, 革除弊政, 施行惠民政策。大多数则在各地从事教育, 培养人才, 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2. 开展学术交流, 进行学术创造。

书院在培养人才的同时, 又承担着学术交流和学术创造的任务。许多学者、思想家在参与书院教学活动的同时形成了各自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流派, 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三次浪潮:宋代的程朱新儒学, 明代的王湛心学及清代的乾嘉汉学等都与书院密切关联。由于书院的办学体制有别于官学和私学, 它有相对独立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 使得学术大师们可以在书院中自由地交流辩论或著书立说。如宋明时期由于书院自由讨论, 问答式的授课方式使得很多重要的儒学理论以语录体的形式保存下来, 从北宋的二程到南宋的朱熹, 明代的王阳明等都有这样的语录。

书院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古代的书院是开放的, 学者们可以到各地进行讲学交流活动。公元1175年江西铅山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 虽然朱熹与陆九渊终因见解不合而散, 但对完善各自的学说起到重要的作用。

3. 议论时事, 发表政治主张。

从孔孟开始到宋明的理学家, 儒家直接参与政治, 实施儒家主张的机会很少。他们主要通过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也是按照儒家对“道”的追求, 教育学生在读书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政治, 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三、古代书院的教学特点

书院从产生到消退历时近千年, 为江西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它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为此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扼腕叹息, 上世纪20年代, 胡适就曾感叹:“书院之废, 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来学者的自动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国学泰斗季羡林在为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作序说:“中国的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 现在只剩一条腿了!”以下就以白鹿洞书院为例探讨古代书院的教学特点。

1. 学规的完备性。

白鹿洞书院并非中国最早的书院, 却是众多书院中最完备的书院, 它的教学传统与教学法规成为历代书院的楷模, 这都要归功于朱熹为其制定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内容在学生的治学、修身、处事及待人接物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尤其是其中的“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由儒家经典语句形成的学规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价值体系。

2. 办学方式的开放性。

虽然书院招收学生有严格限制, 但它的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 故在传授对象方面极为开放。

3. 教学目标的专一性。

书院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 涉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它实行的是一种通才教育, 不分科系, 以人文教育为主, 教学生重在做人, 修身养性, 完善人格。

4. 教学方法的灵活性。

书院实行山长 (院长) 负责制。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有教师的升堂讲说, 也有学生个人的“读书, 作业, 自修”。教师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讲解指导, 此外还提倡读书会讲形式, 强调师生间的互动。

5. 学术研究的开创性, 学术创造的自由性。

同一所书院里允许打破门户之见, 开展百家争鸣。如公元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即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典范。学术创作上, 各家代表也是为毕生之所学著书立说, 全无功名利禄的羁绊, 书院是学术创作的一方净土。

四、江西高等教育的现状

从总体看, 中国的大学包括江西的各大高校在内的大学体制仍属于典型的舶来品。江西大学教育的现状其实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缩影,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采用班级授课制, 教学内容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 知识成为工具。

学校里分学科和专业, 校中设系, 系下设专业, 学生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为主。

2. 教学方法多用讲授法。即使是利用多媒体教学也是以教师单一的讲授为主, 师生之间关系冷漠, 缺少互动。

3. 人才制度的不自由。

年轻人才缺乏, 即使是重点大学, 大师级的人物也屈指可数。近几年大学里的近亲繁殖现象屡见不鲜, 严重影响了教师之间的学术讨论和争鸣。

4. 学风浮躁, 学术环境的不自由, 学术研究上的弄虚作假。

一些大学教授知识面不广, 治学不严, 为数不少的人只注重表面的学历学位, 不研究真正的学问, 甚至还有学术造假的现象。学生中能安心做学问搞研究的寥寥无几。

5. 教学内容上人文教育匮乏。

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 很多学校以就业为前提设置专业和课程, 忽视对学生的全面培养, 尤其是在一些理工类院校和各类职业院校, 学生的人文素养薄弱。如理工科学生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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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不具备应有的人格修养, 缺乏理想信念, 更不用说科学创造精神。

著名华裔数学家,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中曾指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弊端:年轻人才缺乏, 经费不足, 人文教育匮乏, 开放性不够, 评审制度不健全, 研究与教学脱节, 行政管理官本位等。

五、书院教学模式对当今大学教育的启示

已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弥留之际曾留下遗憾:为何六十年来, (中国) 出不了大师和杰出人才?大学里能培养出高技能的莘莘学子, 但高技能并不等于高素质。一所大学该如何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积极进取且能自主学习的人?

首先, 学校本身应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文化内涵。梅贻琦先生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 溯其源流, 实自西洋移植而来, 故制度为一事, 而精神又为一事。虽然模式可以照搬西方, 但文化却不可以照搬, 因为文化是历史的产物, 是一个民族精神传承和价值取向的反映。”要解决当代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使江西的大学教育形成自己的特色, 湖南大学邓洪波教授的主张“承朱张之绪, 取欧美之长”, 即将传统的书院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教育结合可为参考。其次, 淡化学校的行政化, 培养师生的文化使命感。

其次, 学术研究上摒弃抄袭、拼凑, 重建学术尊严。倡导学术研究的开创性, 学术创造的自由性, 舍弃功名利禄的羁绊, 让学校成为学术创作的一方净土。

再次, 教学方法上, 不采用单一的“教师讲, 学生记”的灌输式。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 可以结合时代特色, 让学生借助网络进行改造性学习, 教师也可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 共同成长, 做到“教学相长”。

最后, 在教学实践中, 建立多样化的人文素质教育途径, 如把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还可以开讲座, 举办知识竞赛及演讲、辩论活动, 培养学生的组织表达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总之, 学校在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学生的同时, 也要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学会宽容、理解, 明白修身处事及待人接物与治学一样重要。

如今江西也拉开了生态经济的帷幕。江西的崛起除了要更新观念, 创新机制外, 更需要大批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创新人才。因此, 落实教育创新势在必行。建设21世纪的大学文化, 可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髓,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使江西的大学教育能在世俗化、大众化的潮流中一枝独秀, 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罗传奇, 张世俊.临川文化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11.

[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10.

书院教育 篇2

“全国巾帼文明岗”事迹材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教师培训中心,现有教职工6人,其中女教工4人,全部为党员、研究生、教学兼行政工作者,承担着该院90%以上的行政、教学、科研、培训等工作,是一支敬业奉献、团结进取的女教工队伍,业绩卓著。

四位女教师是该院的行政主力和管理主体,担负着该单位95%以上的行政及管理工作。教授刘文霞博士任院长兼直属支部书记、师资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学原理和课程与教学论两个硕士学位点主任;讲师付丽和硕士任院长助理、工会主席及研究生教学秘书;讲师叶琳硕士任支部宣传委员及调研部主任;助教那娜硕士任办公室主任。此外,她们还担任着研究生不同班级与培训班的班主任,以及资料室、计划生育、工会、综合治理等管理工作,工作量是一般教师工作量的4至5倍。但她们精诚合作、奉献,成绩显著。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外事工作先进单位、培养教育硕士先进集体、实绩突出领导班子等。两个硕士专业被评为自治区级重点学科,是我校唯一的一个院系有两个自治区级重点学科单位。她们个人也先后获得多项奖励,如刘文霞院长获自治区“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爱岗敬业”女教工等10余项奖励;付丽和、叶琳、那娜获优秀共产党员和继续教育先进个人等5项奖励。她们囊括了该单位的全部奖项。

四位女教师也是该院的教学主力。她们承担着本院研究生、培训班及全校通识课等超负荷的教学任务,讲授课程15门,每年累计听课人数近4000人次。“做人”、“求真”的育人理念始终贯穿于她们的教学之中,她们以学生为本,认真教学,得到了学生及上级领导的好评与认可。其中,刘文霞教授获首届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师奖、自治区优秀教师奖、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奖、连续四次获校级“三育人”先进个人奖、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各级教学奖励15项。

四位女教师还是该院的科研主力。刘文霞教授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第一位博士,担任着中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终身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20多个学术职务;主持科研课题近30项,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著作6部;获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自治区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等科研奖多项。其他三位女教师也先后获教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多项。

涵养书院气质 实践求真教育 篇3

一、构建求真教育环境

学校以新校建设为契机,重视人文环境建设,将独特的历史文化、理念和愿景,蕴含于书院式小学的文化建设中。环境定格了学校的育人主张,彰显出书院式小学静谧优雅、宁静致远的意境。

育静雅环境,展得体言行。学校大门上题有蕴含“可立文化”的楹联,墙壁上悬挂有阐释“可立文化”的歌赋。学校种植“静雅”的菁菁草木,布置“静雅”的廊道,张贴表现静雅言行的人物故事图画。每个班级都有班规,规范学生“静雅”的言行,教化学生待人接物的得体言语。

营书香氛围,养玲珑心性。学校储备十几万册图书,建造三个学段的阅览室,设计独具书院特色的国学馆、绘本馆,为学生打造了良好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氛围,凸显教育的“硬实力”。学校聘请资深的课程导师,指导教师开发以“阅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彰显学校打造阅读特色的“软实力”。

体验区寻乐,学玩中成长。学校在每层楼走廊中建有书画展示区、棋类体验区、书法体验区等,让学生在传统学习环境中体验成长的快乐。书画展示区前,一般有三张小桌,六把座椅,供学生课间休息时画画、折纸、下棋、练字等。

二、打造求真教育精神

学校坚持教育“常态”,探寻教育“常理”,践行教育“常新”,达到教育“常效”。简而言之,就是用“常”的教育,实现书院精神的打造。

学校规定晨诵是每日必修课。学生进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子白板,在教师带领下,诵读经典诗文。诵读篇目由学校课程开发小组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特点精心挑选,每周必须熟读背诵古代诗词经典一篇和现当代诗文名家代表作一篇。经年累积,诵读不辍。

学校聘请知名书法家指导师生练字。武汉市知名书法行家魏援朝是学校书法教学的客座专家。他每周指导学校书法队的孩子学书法,同时培养语文老师教书法。学生天天练书法,老师也天天练书法,字越写越好,心也越来越静。

学校定期组织活动引导学生读书。为了让阅读成为师生的生存状态,学校每周开设两节读书课,固定安排学生在阅览室里阅读书籍。班级图书角、廊道图书区也随时向学生开放。在每周班级读书会上,学生同读一本书,共话书中事。师生交流给了阅读意义,也增加了阅读的质感。

开展悦纳求真实践活动。学生只有在真实的环境中,开展真实的实践活动,才能引发真实的内心体验。阳春三月,学校邀请民间艺人指导师生做纸鸢、放纸鸢;夏荷初绽,师生前往沉湖观鸟一起观赏群鸟展翅的万千姿态;有天象奇观时,教师带领学生赏红月……在缤纷的实践活动中,让学生学会悦纳生活,悦纳自我。

师生一起传递正能量,嘉许美德。“用激励的言语,引导学生做正确的事”是学生发展部秉承的管理原则。教师给做到“轻声说慢步走”的孩子们送上赞许,表达喜爱之情;对在规范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学生,送上一个拥抱;给越来越自信的学生创造更多展现的机会……学校用赏识与激励教育,培养师生良好心态。

三、探索求真教育课程

学校用课程涵育书院气质,让学生的生命底色和教师的生命亮色,互融辉映。“书院·立德”课程围绕核心价值理念“仁、行、梦、毅”展开,分为学养课程、实践课程和校本课程等。

学养课程,注重传授传统礼仪知识,让学生知忠孝,明礼义。品德课、班队会和晨(夕)会,是落实德育课程的主阵地;其他学科,富含德育核心要素,是学生“明事理,辨是非”的必要补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育类拓展课程,它秉承书院“童蒙养正”的思想,以国学经典为主,在年级中推广《弟子规》《三字经》《增广贤文》《论语》等,让学生在品味经典的同时传承民族美德,在开蒙之际,就明确知道做一个“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品行,必须执行的规范。

实践课程,注重引导学生在节庆文化中知规矩、习礼义。每逢“中秋”“端午”“元旦”“新春”等传统节日,学校推荐若干实践体验项目供学生选择:中秋节,跟妈妈学做月饼;端午节,包粽子打蛋兜;元旦、春节,和知名书法家一起写“福”字,送春联,为社区居民送福祈福。每逢“春分”“惊蛰”“夏至”“白露”等节气,学生跟老师一起诵诗文,品物候,了解节庆文化,一年二十四节气,都能让学生收获知识。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仪式中接受引导、内化行动。

书院精神,讲究格物致知,探索求真。在此思想的引导下,学校开发了“书院探究”系列校本课程。“数学文化”系列课程包括游戏与数学、环境与数学、艺术与数学、历史与数学、健康与数学、生活与数学、经济与数学等。学校还开发了“纸艺俱乐部”“文学大观园”“篮球对对碰”“我唱我唱”等体现实践性、探究性、综合性的课程。

建校一年来,学校秉承“人人可立 立德求真”的办学理念,积极构建“立人”的教育格局,实践“立德求真”的美好愿景,让学生的童年在书院文化的土壤里诗意栖居。

浅析书院教育制度的现代启示 篇4

书院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它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唐以后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是一种集教学和研究于一身的教育机构,兼有修书、编书、藏书等多种功能。历代书院多以私人创建为主,也有官方创办的。

书院之所以萌芽于唐末,并非偶然。一方面,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国力由盛转衰,征战频发,致使官学衰落,一些文人墨客为避乱世,便隐匿在山林名胜僻静安全之处聚众讲学。可以说社会动乱,官学衰落是书院萌芽一个很重要、很直接的原因。另一方面,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始入中国,至唐时,佛教的一支,禅宗已相当流行,禅宗讲求“安静而止息杂虑”。故禅宗也常入山林以修道讲习,硕学鸿儒显然受到禅林影响,纷纷仿效之,于山间名胜聚众讲学。此后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成为了书院的早期雏形。

需要注意的是,在书院最初出现的时候,仅是官方藏书、校书以及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机构。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兴盛是在宋朝。北宋初年,国家统一,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但文化要传承,此重任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书院这种私人讲学性质的教育组织身上。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达到空前,几乎取代官学,成为主要教育机构。元代也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统治者奖励书院的建设。到了明代,政府把重点放在官学和科举上,不重视书院,后由于科举腐败,官学衰退,王守仁等理学大师的倡导等原因,书院才得以复兴。清代统治者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政策,书院官学化倾向日益严重。

纵观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可以看到,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在每个朝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扼杀。要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决不能忽视书院制度。

2 书院制的特点

2.1 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强

纵观宋、元、明、清的书院制,我们不难看出,其内部所研究的学术,所讲述的内容都有很强的时代性,多与每个时代的思想理论热点联系密切。例如宋代,理学思想盛行,书院就多以理学讲学为主。明代时,王守仁等人的心学盛行,书院所讲授的内容也就多以心学为重。到了清朝,由于文字狱以及汉学与宋学相对立等原因,硕学鸿儒多重经学,讲考据,书院内部做学问也就多重经学和考据。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书院制度下的教学内容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也正因为这样,发展延伸了当朝的思想文化,留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

2.2 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学术思想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百家争鸣。书院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倡导百家争鸣,不同思想和理论的相互争辩,屡见不鲜。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一例。在南宋,朱熹和陆九渊代表两个不同的学派。淳熙二年(1175年),两派在鹅湖寺进行公开辩论,首开书院讲会之先河,是历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研讨会。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还邀请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去讲学,成为千古佳话。这种提倡自由争辩的书院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2.3 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书院允许不同派别的学者自由讲学,重视学术交流,开展争辩。学生可自由择师,一所书院的著名大师讲学,其他书院的学生也可慕名前来听讲,并不受地域或其他因素的限制。特别是盛行以学术交流为中心的讲会制度之后,书院就成了学者们思想自由驰骋的乐园,他们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争辩之像屡见不鲜。这种听课相对自由的方式,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也有利于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交流与传播。

2.4 学生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

书院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各位大师在讲学时,多讲其思想之精义及要旨,并指导学生怎样读书,怎样理会,绝不提倡死记硬背,鼓励学生争辩,提出疑难,教学采用问难论辩式。总之是要提(下转第57页)(上接第22页)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3 书院在今天的意义

3.1 书院可以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背后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不仅属于中国,亦应被世界所了解。在引进国外文明的同时,亦应注重自己文化的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1984年北大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近年来,世界许多地方建立的“孔子学院”也是很好的例子,一方面可以传承和宣扬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3.2 书院可以保存历史资料

书院的作用不仅在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还可以保存史料。近年来,在历史学领域内,口述历史这种历史研究和记录的方法在国外进行的如火如荼。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充实、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中国文化书院通过记录口述历史和为老学者老专家录音录像,在保存、抢救历史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是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所不可缺少的。

3.3 可以弥补当前中国教育制度的不足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办教育一向是官、私两条腿走路,两者相互补充,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是我们现在官办教育程度和水平远远高于私人教育,这无疑是一个损失。在国家教育改革普遍发展的今天,如果可以提倡创办书院,鼓励私人办学,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实在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另外,众所周知,学习应该伴随一个人终生,这种“终生教育”在国外很是普遍。国外的老人在退休之后,可以选择进大学继续深造,这种做法既可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可以提高国民素质,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很欠缺。随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会大大提高,老年人群体也会不断加大。诚然,中国的教育改革或许还无暇顾及老年人的教育问题,但国家可以鼓励民间力量兴建书院,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总之,书院通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给当今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迈向了一个新台阶,从去年教育部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不难看出,积极批判继承我国传统教育的经验是我国教育改革不可忽视的一面,将国外教育经验与我国传统教育精华相结合,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走向。书院教育作为我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充分挖掘其宝贵经验,以便更好地服务我们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和国内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书院教育 篇5

关键词:清代;清水江流域;碑铭;蔚文书院;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030-06

明清以来的清水江两岸,碑刻林立,民众但凡善举,均需刊刻一方碑铭,立于村头寨尾,以示褒奖。2011年7月,我们“行走”在清水江畔,在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柳基小学操场内墙处,发现有近20通碑铭,内容涉及铺路修桥、建立场市、重建署衙、宗教信仰等,其中一组书院教育类碑铭,尤值瞩目,由《创建蔚文》(左)、《书院官绅士》(中)、《民捐输碑》(右)三通组成,但因后人挪动重立时错置,致其排列顺序有误,细辨其内容,实为《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三通碑额共13颗篆字,每字长15厘米,宽10厘米,碑文竖排,由右至左楷书阴刻。《创建蔚文》,其右上角切顶斜角半方形或半菱首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6厘米、86厘米、9厘米,碑文39行;《书院官绅士》呈方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6厘米、91厘米、10厘米,碑文44行;《民捐输碑》呈菱首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5厘米、81厘米、8厘米,碑文内容因是人名,排列顺序是按由右往左、由上往下原则排定的,因此,具体行数难以确定。碑的结尾处为刊碑时间,刻有“大清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小阳月谷旦”字样。《创建蔚文》刊刻了“创建蔚文书院义学序”“春谷父师具禀各宪文”“工竣遵批造册详立案文”及“议定延师考课一切章程”20条中的前17条,《书院官绅士》刊刻了“议定延师考课一切章程”中的后3条以及“官绅民苗捐田捐银姓名数目”等信息,《民捐输碑》记录着捐银、捐田者的姓名、数目,以及前任“劝捐修补义学银两、姓名、数目”。①①《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由三通碑组成,碑刻文字近6 000字,限于篇幅,本文除注明引文外,其余均引自该文,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标明,特此说明。该碑现立于剑河县南加镇柳基小学院内。 这三通碑内容极为丰富,对研究清代清水江地区的书院办学情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众所周知,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由唐代创办迄清末,历经千余年,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水江地区的书院教育,发轫于明,兴盛于清,然其具体运行情况,仍需进一步探明。本文即以蔚文书院为个案,着重就书院的兴办原因、人事管理、教学运行、经费筹措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进一步细化和丰富清水江地区的教育研究,弥补此前研究的不足之处。①①与清水江流域相关的教育研究论文,已有10余篇,主要集中在近几年发表较多,而20世纪只有1篇。参见:姚炽昌:《明清时期锦屏的办学情况》(《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第67-70页),贾永坤:《论清代黔东南地区私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影响》(《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104-105页),李斌、吴才茂、龙泽江:《明清时期清水江天柱下游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第100-106页),周冬梅、石开忠:《清水江流域教育发展述论》(《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第107-111页),覃娜娜、李伟:《略论清代清水江流域的义学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第33-38页),范连生:《清代黔东南民族地区的苗疆义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3期,第141-143页),姜明:《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官学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第103-109页),王雨容:《论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黎平地区的书院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第97-102页),蔡敏、李斌:《清代清水江流域村落的兴学活动——以天柱地坌为中心》(《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78-82页),李红香、王凤梅:《清代黔东南苗疆学校教育类型及其影响研究》(《教育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第119-124页),李斌:《清代清水江流域土司宗族的兴学活动与社会变迁——以锦屏亮司龙氏土司为中心》(《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62-67页)。

一、蔚文书院之创办

蔚文书院之创办,与清雍正朝之改土归流密切相关,可以说是雍正与乾隆经营苗疆腹地的重要策略之一。正是在中央王朝极力推行“教化”的背景下,地方各级官员亦不遗余力,努力在苗疆腹地推行王化教育。在此过程中,剑河地方士绅民苗,也开始积极参与,捐资出力,创办了蔚文书院。

(一)改土归流是书院创办的前提条件

剑河地处苗疆腹地,历来被视为“化外之区”“蛮荒之地”,直到清雍正年间才以武力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巡抚张广泗“讨清江叛苗,平之”。十一月,清江苗“复叛,官军讨之”,再克公鹅寨,“清江诸苗寨悉平”。雍正八年(1830年),设清江厅,②②治今剑河县柳川镇,柳川原为剑河县治所在地,2003年因三板溪水电站建设搬迁至原台江县革东镇。隶贵州镇远府,剑河正式被纳入清王朝直接控制之范围。③③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苗疆腹地”进行改土归流,设置“新疆六厅”,除清江厅外,还有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都江厅(今三都县)、古州厅(今榕江县)、台拱厅(今台江县)。参见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九》,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0页。 柳霁地处清水江边,距清江厅“九十里,水陆一百五十里,半日可到”[1]卷2。相关文献详细记载了柳霁分县设置情况。例如《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就刊载了相关信息:“柳霁辟自雍正间,迄今百有余年。”据(民国)《贵州通志》载,乾隆元年(1736年),贵州镇远府天柱县设县丞,驻柳霁[2]职官表八。《黔南识略》记载,天柱县丞分驻柳霁,系厅地[3]卷13。《黔南职方纪略》记载:“其柳霁县丞虽归清江厅管辖,实为天柱县地也。”[4]卷6《清江志》记载:“柳霁地系新辟,民苗杂处,一切口角细故营员例不管理,乃拨天柱县丞分驻。”[1]卷2

清政府在雍正年间武力平定苗疆后,及时调整统治策略。一方面,随着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恢复,“三帮”“五勷”④④目前所见各种文献对“三帮”“五勷”的具体记载不尽相同,具体可参见李斌:《化外与王化:明清以降清水江流域的宗族与苗疆社会研究》,厦门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72-73页。 商人溯江而上,并且在乾隆年间就已形成市场——永隆场,柳霁地区以木材贸易为主的贸易日趋繁荣;⑤⑤《永隆场碑记》(乾隆三十五年),碑现立于于剑河县南加镇柳基小学院内。 乾隆年间,伴随木材贸易而来的就有不少福建、江西籍来到柳霁地区,为修建永兴桥而捐资。《永兴桥碑》记载了外省商人的捐资信息,福建汀州府吴圣元助银一两一钱、江西曾学章同妻吴氏银一两、福建包德臣三钱、江西鲁瑞云三钱,江西傅周南三钱。⑥⑥《永兴桥碑》(乾隆三十年),碑现立于于剑河县南加镇柳基小学院内。 另一方面,政府大力倡导教育,认为“书院之设”,可以“广教化而美风俗”[1]卷8。故采取创办书院、设立义学等方式,通过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方式以达到王化与教化之目的,从而维护和巩固其“长治久安”。

(二)各级政府的大力倡导是书院创建的根本保证

清代在对待书院的政策上是有变化的,清初立国未稳,为防止士民以聚众结社,讽议朝政,“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5]卷17,同时颁布《训士卧碑文》予以钳制。康熙朝之后,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逐渐巩固,社会秩序渐次稳定,书院也渐次复兴。雍正朝认识到“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又“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遂大力发展书院,因“书院之制,所以导进士子,广学校所不及”[6]卷72。故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谕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立书院,并拨给帑金,以资膏火。当时礼部议奏,省会书院“皆遵旨赐帑银一千两,岁取租息,赡给师生膏火”。“其余各省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立,或地方官拨公帑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①①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雍正十一年谕”,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官员承担有教化的责任,创办书院、教化民众也就成为地方官员履职的一项重要任务。地方官员“为垂久之计”,直接参与书院的创办,“倡捐廉银,传集地方绅士,劝令捐输,各绅士俱能踊跃急公”,把创办书院看作是“非常之事”。具体到柳霁,地方官员亲自参与、过问蔚文书院的日常管理和教学活动,从“延请山长”到“甄别生童”,从生童官课的“点名给卷”到查阅“课堂文卷”,从选择义学蒙师到“查核抽背”,均一一过问,甚至过目“蒙童所读之书、所习之字”。碑文详细记载这一情况,具体而言有如下几条:一是“延请山长由县主选择,商同首士聘请,以免徇私”;二是“每年二月由县主择吉甄别生童,送入书院肄业,以昭慎重”;三是“官课,每月初八日生童自备食物,于黎明时听候县主亲赴书院点名给卷,封门发题,二更前交卷,违者不录,以昭程序”;四是“课堂文卷,经山长改正,交首士呈送县主查阅,具(再)给诸生,以效(较)优劣”;五是“义学蒙师由县主选择,非在庠及素行持重者不请,以杜冒滥”;六是“蒙童每月朔望将逐日所读之书、所习之字,亲赍县主衙门听候查核抽背,以警勤惰”。另外,“书院义学恐有漏坏必需修理”,亦需要“禀明县主筹款办理”。于此情形,《清江志》也这样写道:(县主)“政事稍瑕,即时临其处,招诸生面命耳提,会课文必亲为校阅。”[1]卷8据碑文记载:柳霁县丞和署理柳霁县丞均有捐款记录,“官特授贵州镇远府天柱县分驻柳霁理苗县加三级记录二十次金官印台捐银”,“署贵州镇远府署天柱县分驻柳霁理苗县加三级记录二十次鲁官印经芳捐银二十两”,可以说,正是地方官员的积极倡导、参与捐资活动以及亲自督学,才是蔚文书院得以创办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士绅民苗广泛参与是书院创办的促进因素

据碑文统计,捐款的地方除柳霁城之外,还包括土司村寨以及附近的苗寨,这说明创办书院是地方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柳旁司曾福声捐银十两,汪台众寨等纷纷捐款,汪台寨有王、杨、潘、夏、涂、龙、宁、甘、陈、伍等10余姓氏共24人捐银481两,人均2两,最少的是1两4钱。另外,一看碑文就知道是苗民的捐银记录,仅汪台众寨中就有包隆香银二两、姜三旧银二两、石九谷银一两七钱、五龙旧银一两六钱。

一些地方社会组织如会馆也参与捐资助学活动。如福建天后宫捐石碑一块,义仓捐息谷一百石,变价银一百六十两。

一些商铺也加入了捐银的行列,如庆顺店捐银二两、兴顺店捐银五钱。

据碑文记载,在倡捐的化首中,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有贡生2人、监生4人、廪生3人、生员5人、武生1人、耆民1人等,共计16人。三块碑文中,在创建蔚文书院的过程中,除部分碑文残缺无法辨认外,尚有能辨识的捐银捐田者共计280人,有功名的地方知识分子35人,其中贡生6人,监生8人,廪生4人,生员11人,武生3人,文童2人,武童1人。为教育族属子弟,扩大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清水江流域许多家族对教育相当重视。②②有关清代清水江流域村落的兴学活动,可参见蔡敏、李斌:《清代清水江流域村落的兴学活动——以天柱地坌为中心》,《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78-82页。 柳霁书院的筹建也得益于清水江流域柳霁及其附近的村寨,也包括一些世家大族,如柳霁的吴氏,在捐资助学中仅有功名的就有12人,其中贡生有吴化鹏、吴昌言、吴昌文、吴昌荣4人,监生有吴昌璧、吴昌宗、吴昌耀3人,廪生有吴昌珏、吴囗兴2人,生员吴昌基、吴东山、吴集醇3人。③③乾隆《清江志》卷7《选举志》只记载了剑河县的举人,清朝共有举人5名,其中文举人1名,武举4名。《剑河县志》(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也记载清代有功名的人数,清乾隆年间中举人1名,生员2名,贡生1名;道光年间,贡生3名,廪生3名,监生2名,生员5名,武秀才1名;同治年间,廪生1名,监生1名;光绪年间,生员4名,武秀才2名。 另外,碑刻还记载了“前署唐父劝捐修补义学银两姓名数目”,共计104人,其中生员4人,监生2人,国学1人,武庠1人,其他民众98人。在所有个人捐资中,监生吴昌璧最多,其中捐银二百六十六两,田三十九坵,计谷一百二十七石六斗,价艮五百六十一两,两者合计八百二十七两,这在“山多田少、地狭民贫”的柳霁地区尤为可贵。正是由于官府的倡导、民众的支持,所以蔚文书院在创建之初,才会“获银一千八百三十八两四钱,田九十三坵,每岁计可出谷三百三十二石八斗,照原契算,共合价银一千五百二十六两”,两项折合白银三千三百六十四两四钱。如此之多的捐款,这在经济落后、开发很晚的清水江流域“苗疆腹地”是极为罕见的。

二、蔚文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一)书院的创建与规制

蔚文书院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鸠匠兴工”到“工竣”,历时半年。据碑文记载,“建造书院义学以及文昌阁,于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兴工,兹于九月二十六日工竣,共享遏工料及买田改基银一千八百三十八两四钱”。在修建过程中,为确保工程质量,众多有功名的士绅参与其间,“选公正勤慎之贡生吴化鹏、吴昌言,禀生罗瀛、吴昌珏、鲍世昌,生员甘仕清、吴东山、李暄、杨厚培、许廷相,监生鲍有科、杨政新、吴昌壁、姚锺湘,武生李先培,耆民欧阳仁修随同卑职监工办理”。正是这些地方知识精英的殚精竭力,才建造出规模宏广的书院。蔚文书院建成后,有29间,“基局宏厂,栋宇辉煌,台榭池阁尤为布置”,成为“邑中一大观,有令人徘徊留之不忍去也”。书院之内还有文昌阁1所,义学5间。

蔚文书院也经历了被毁与重建的过程,在咸丰十年(1860年)因“苗乱”被毁。同治年间,县丞杜嘉荣、萧辅臣率同汪泽堡廪生鲍汝滨、监生吴必诚、绅耆李航海先后修葺,规复书院5间,厢房、过厅共9间、头门3间。经营数年,始复旧观[7]卷12。

(二)蔚文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教学与管理是书院的职责所在,能否正常有序运转事关书院的存废,制定并遵循一套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章程也就是书院教学与管理的根本保障。蔚文书院如何运行呢?蔚文书院制定了“延师考课章程”,共20条,涉及教学管理、人员聘用、经费开支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示说明,兹摘抄如下:

议定延师考课一切章程

一议延请山长,每年束修净谷六十京石,薪水净谷二十五京石。均□□□□□□□□□□□□

□□□□□合计京石分用。

一议延请山长,由县主选择,商同首士聘请,以免徇私。

一议每年二月由县主择吉甄别生童,送入书院肄业,以昭慎重。

一议生员,正课三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八斗,副课六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四斗,以示鼓励。

一议童生,正课二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四斗,副课四名,每名给膏火净谷二斗,以示鼓励。

一议逢科场年分,停七八九三个月膏火谷石以作宾兴,按应试名数派给各士子,务于六月二十五日集齐书院,报名承领,不得请人代替。至远出肄业者,着首士查实列名具报。如有领而不去,查出追缴,以端士习。

一议官课,每月初八日生童自备食物,于黎明时听候县主亲赴书院点名给卷,封门发题,二更前交卷,违者不录,以昭程序。

一议官课领卷不交者,下次黜名,不准应课,以谨偷安。

一议课堂文卷,经山长改正,交首士呈送县主查阅,具(再)给诸生,以效(较)优劣。

一议山长每月逢一日课文,逢三日讲书,逢五日掣笺背书,逢七日课诗,逢十日课字,以杜因循。

一议生童各具课程竹本,开列早晚功课,于清晨呈送山长查看,以严旷废。

一议生童准十日给假一次,不得擅自出入,亦不许招留闲杂人等歇宿滋事,违者逐出。

一议义学蒙师由县主选择,非在庠及素行持重者不请,以杜冒滥。

一议延请义学蒙师,每年束修净谷二十五京石,聘请,贽敬、节敬以净谷五京石变价分用。

一议义学蒙师每年务于正月中旬开学,十二月中旬解馆,如有旷废及旬日不归馆者,照扣馆谷,即辞退,另行择请。

一议蒙童每月朔望将逐日所读之书、所习之字,亲赍县主衙门听候查核抽背,以警勤惰。

一议设立首士六名,互相监理,延师考课及发□□谷一切事件。如至年老,或因发达辞退者,众绅耆再公举诚实之士接充。首士办事费用,准其开账报销,不得浮滥。

一议管役住居头门,登记出入门簿,管理一切仓廒墙垣及什物□□□。

一议书院义学恐有漏坏必需修理,禀明县主筹款办理。

一议书院义学田产房屋有无侵占坍塌损坏,首土随时具报,以备查□□□。

通过“延师考课章程”可知,蔚文书院的管理队伍包括山长、工勤人员以及首士。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最早源于唐和五代,清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山长是书院的核心人物,既要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工作,又要教书育人,故山长的选择至关重要。为惩其弊端,蔚文书院山长的选聘由官方决定,并同首士协商。山长的待遇:“每年束修净谷六十京石,薪水净谷二十五京石。”山长的职责主要有:生员的“课堂文卷,经山长改正,交首士呈送县主查阅,具(再)给诸生,以较优劣”;“山长每月逢一日课文,逢三日讲书,逢五日掣笺背书,逢七日课诗,逢十日课字,以杜因循”。工勤人员也是书院管理中的重要一环,管役“住居头门”,其职责是“登记出入门簿,管理一切仓廒墙垣及什物”等。首士一般由士绅经理或由诸生中公举殷实公正生童轮流充当,蔚文书院设首士6名,并且规定了首士的责权利,首士负责书院中“延师考课”等一切事件。同时,建立了首士退出机制,“如至年老,或因发达辞退者,众绅耆再公举诚实之士接充”。首士对书院的田产、房屋有无被侵占或损坏,有义务需要随时禀报,以备查考。

1.教师的选聘。蔚文书院对义学蒙师的选聘方式、选聘标准以及蒙师待遇等均有严格规定,首先,“义学蒙师由县主选择,非在庠及素行持重者不请,以杜冒滥”;而蒙师的待遇:“每年束修净谷二十五京石,聘请,贽敬、节敬以净谷五京石变价分用。”此外,还规定了义学蒙师每年在校的上班时间,“务于正月中旬开学,十二月中旬解馆,如有旷废及旬日不归馆者,照扣馆谷,即辞退,另行择请”。

2.书院的考核有岁试和科试。岁试为学政考校生员的主要考试,凡府州县学的廪、增、附生皆须应考,并且规定:“各别其文之等第,以赏罚而劝惩之。”①①参见《清会典》卷32《礼部·仪制清吏司六》)顺治九年,定岁试有六等黜陟法,考优者补廪、补增,考劣者停廪、降等,附降青衣,青衣发社学,乃至黜退为民。又可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2《礼部·学校·衡文黜陟》条下,顺治九年题准。 岁试三年一次,因全学生员皆须应试,所以定例甚严。有无故临场不到,即行黜革的处分。如因游学、患病,告假未归者,也须限期补考。科试为录送乡试的资格,其目的主要是为乡试选取成绩优秀的生员,凡生员之将应乡试者与考。凡生员科试列一、二等与三等前五名或十名者,准送乡试。清制学校的月课、季考规定很严,以督促检查学生的学业。顺治年间,上谕要求“各学教官,月加课程,不得旷废。亦不得假借督课凌虐诸生”。雍正五年(1727年)规定:“嗣后令教官按月月课,四季季考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照定例严加考试。如有托故不到者,即严加惩治。三次不到者,详革。”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颁布《讲习律例》,定为考核之法,“对各学教官,于详报月课、季考文内,将所讲律例何条、其听受者何人,逐一声明”[6]卷28。乾隆元年(1736年)进一步规定,凡月课、季考,生员有托故三次不到者,严传戒饬,“其有并无事故终年不到者,详请斥革”,自此遂成定制。②②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3《礼部·学校·诸生考课》,“雍正五年礼部复准”,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书院考课的方式分为官课与师课两种,府州县学的官课由地方官命题并主持,一般每月一次;师课由院长(山长)命题并主持,每月二次。所以,师生的教学情况要受地方官府的查核。蔚文书院对官课的时间有严格规定,而且是县主亲自到场,官课具体为:“每月初八日生童自备食物,于黎明时听候县主亲赴书院点名给卷,封门发题,二更前交卷,违者不录,以昭程序。”

3.生童的选拔与管理。清代书院的肄业生分生、童二等,已入学为生员,未入学者为童生。生员皆有月廪,其后增广名额,食廪者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增广者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廪、增各有定额,凡新取进的童生只能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生员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因此需要对生童的选拔和数量有严格控制。蔚文书院共选拔15名生童并提供津贴,以维持生计,使其潜心学业,具体而言:“生员正课三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八斗,副课六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四斗,以示鼓励。”“童生正课二名,每名给膏火净谷四斗,副课四名,每名给膏火净谷二斗,以示鼓励”。书院规定了学生的假期,即“生童准十日给假一次,不得擅自出入,亦不许招留闲杂人等歇宿滋事,违者逐出。”另外,书院对生童参加科场考试期间的补助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每“逢科场年分,停七八九三个月膏火谷石以作宾兴,按应试名数派给各士子,务于六月二十五日集齐书院,报名承领,不得请人代替。至远出肄业者,着首士查实列名具报。如有领而不去,查出追缴,以端士习”。

三、结语

蔚文书院的兴办,在教学、管理、考试、人员选聘、经费开支等方面加强管理,促进了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民族间的融合。正是蔚文书院创建后,“从此延师考课,陶铸群英,掇巍科连甲第,可为地方竚望”,造就了大批可用之才,使得清水江流域柳霁一带,“庶几自孩提以至成材,均各有所造”,“近来文教日兴,应试游庠者颇多,蒙童姿质可造,及苗民向学者亦复不少”。①①《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碑现立于剑河县南加镇柳基小学院内。 可以说,柳霁书院就是清代清水江流域书院教育的一个缩影,从书院这些细致的规定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了在中国西南边疆的苗疆腹地推行“王化”策略,到处都留下了他们办学的忙碌身影,正是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与普及,使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人群,逐渐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以致到了清代末年,清水江流域开始出现了科考状元,一大批受教育的少数民族子弟,肩负起了争取国家民主、独立、自由责任,走向全国,展现他们的才华。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清水江流域书院教育的兴起及其后形成的教育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致谢:本文曾在2015年11月厦门大学召开的“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得到与会专家的批评指正,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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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教育 篇6

站在现代教育的角度, 用批判与继承的思维审视书院积累的教育文化内涵, 确有许多精粹的教育思想, 如:教育、教学与研究相一体;教育重在讲明理义, 躬行实践;教育强调质疑问难;提倡不同学术自由交流;师生以道相交, 关系融洽等等。这些书院文化的精粹我们称之为“新书院文化”, 它是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之一, 是可以充分融入现代学校教育文化的。

为此, 我们对旧书院文化的批判重构之后形成“新书院文化”的要点为:一是将书院的教育、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具有既是教育机构, 又是学术研究机构的特色, 融入当下办学以科研兴校、造就研究型校长、研究型教师, 并确定探究型的学习方式要求的实践之中。二是书院教育注重讲明理义、躬行实践的传统, 转化为今日教育重德育先导、重躬行实际的方向。三是书院的教学方法采取个人自学、集众讲解与质疑问难相结合, 与现代教育以学生为本、实施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发展可以一脉相通。四是师生以道相交、关系融洽、情感深厚的书院传统, 也完全可以融入现代教育之以人为本、师生平等与人际和谐的自由精神。学院允许不同学派互相讲学, 学者可往来问学的制度, 亦可与当今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勇于创造、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我们立足于这样的文化根基, 融合现代教育文化的元素, 积极寻找“新书院文化”与现代教育的结合点, 将“新书院文化”作为学校教育文化的个性特色, 提出了“承传书院文化精粹, 打造现代精致教育”的办学理念。

一、构建具有指导力的教育理念文化

我们承传书院文化精粹, 构建了学校的校风“博爱、精致、至真”。教育的本源是“博爱”, 没有博爱就没有教育, 用博爱铸造师魂, 用博爱建立友情, 用博爱共创和谐;教育的过程要“精致”, 让精致成为我们的教育理念, 让精致成为我们的管理常态, 让精致提升我们的教育品位;教育的目标在“至真”, 教育学生求真知、做真人。学校教育最终目标要为奠定学生未来的幸福和谐人生服务。以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五条教规中提炼出学校的教风“学思并进、教研相融、德行一致”, 以此勉励教师做一名学习型、研究型、魅力型教师;从孔子的名言“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中引申出学校的学风“快乐读书、快乐交友、快乐实践”。

二、建构“书院式“的校园环境文化

校园环境文化是一种显性的学校文化, 环境文化只有在学校办学理念的引领下, 才能体现其真正的内涵与品位;在校园环境中融入学校理念文化元素, 才能彰显个性与品质。基于这样的考虑, 学校积极推进“书院式”环境文化建设, 以此来印证学校的办学理念。如将学校的教学楼分别以书院的思想命名为“厚德楼”“躬行楼”“博学楼”。以与书院相关的素材作为环境布置的内容, 精心布置“儿童经典国学”“德育三字经”“书院名人”为系列的走廊文化。借鉴书院教育内容, 联系学校教育的特色, 设立鉴湖小学“单门独院”的儿童礼乐教育院、诗书教育院等, 对学生进行艺术特长教育、国学启蒙教育。在视觉感官上, 坚持以书院风格为基调, 给人以精致雅气的感受。“书院式”环境的外部表现精致而不失活泼, 内容主题系统而不失活力。从而达到以环境文化彰显学校的办学理念, 使全体教师能时时铭记学校的办学愿景, 规范自己的教育行为。

三、构建具有生命力的活动文化

承传“百家争鸣、自由交流“的书院文化精粹, 学校特设立了“鉴湖大讲堂”, 每年11月份学校都要组织教师开展活动, 具体涉及教育科研、课堂实践、德育研讨、校本课程等内容, 包括了与专家面对面、与作业面对面、与科研面对面、与教育面对面、与好书面对面、与名人面对面等活动系列, 以此激活每位教师的教育智慧, 让每位教师过一种幸福的充满诗意的教育生活。与此同时, 也组织学生开展“鉴湖小讲堂”活动, 让学生“爱学校, 讲一讲鉴湖文化”“爱人生, 讲一讲立身立业”, 提高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为了弘扬“自主成才、自为人生”的书院育人思想精粹, 为更好地激励每一位学生成为精良人才, 学校还要举行“小院士”评比, 制定评比的具体条例, 每年“六一”节都要举行隆重的表彰, 对一些素质特长优异的学生给予最高的荣誉, 让学生在激励中成功, 在成功中成才。

学校文化只有以前沿性的课堂教学理念与特色性的校本课程做支撑才有生命力。我们以“走进新书院”的系列活动为依托, 构建了校本课程体系。这是学校发展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表征, 它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显示了学校文化的内涵和品质, 体现了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哲学。优化课程能有效促进学生个性特长发展, 达到培养精良人才的目的。学校组织编印了《德育三字经》《走进书院名人》《儿童经典国学》三个内容系列的校本教材, 作为学校校本课程教学内容之一。对校本课程实行规范化管理, 切实提高校本课程的实效性, 促进学生素养的全面提升。

四、构建自我教育的“自为人生”德育文化

传承“关注社会, 德行一致”的书院德育的精粹, 我们开展“立社会志, 做自为人”为主要思想的“自我教育”, 要求学生行为自律、管理自治、活动自主、精神自强, 培养“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自主发展, 创新有为”的“鉴小”学子。

为此, 我们进一步提升全体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 形成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加强班主任培训, 通过班主任成功教育分享会, 促进班主任队伍的专业化发展, 打造智慧型班主任团队。建立班主任导师工作室, 发挥德育骨干引领、辐射和孵化作用。

为进一步彰显“自为人生———德育系列化活动”的品牌效应, 我们通过拓展和细化其中的关键内容, 从而突显自为人生所具有的规范要求。在习惯养成上, 深化“德育三字经”的教育活动, 将行为规范教育细化为规则到位、意识到位、落实到位。同时通过系列化的“自为人生”讲堂活动, 促进学生全人格与好习惯的养成。

学校还深化校园文化建设。结合重大节庆日、传统节日和重要仪式的文化内涵, 突出校园文化活动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实践性。整合小海燕摄影俱乐部、明珠合唱团、金色童年管乐队、太阳花美术工作室、小孔雀舞蹈队等十余个红领巾精品社团, 让孩子们在参与过程中能自由发挥特长, 让具有个性特长的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五、构建“先学后导、探究实践”的课堂文化

新书院文化的教学思想精粹主要体现在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躬行实践、强调自学, 开展探究与活动, 提倡交流与宽容、师生沟通有道等方面, 它在课堂文化方面倡导的是:教学要树立“实践第一, 认识第二”的理念, 学生自学为主, 先学后教,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质疑问难, 营造“尊师爱生, 以道相交, 互尊互爱”的教学氛围, 从而培养研究型教师、探究型学生。我们积极汲取书院的教学思想精华, 做好与现代课堂教学的无痕对接, 进行了“先学后导、探究实践”的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所谓“学”即把课堂变为学堂, 要求学生先学、自学。首先是先学, 我们传统的教学思路是先教后学, 这不符合实践第一的要求。所谓先学就是要把预习引进课堂, 造成教学的现场生成, 学生先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才是我们课堂教学的真正资源, 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有目标、有方向。我们相信, 儿童是天生的学习者, 学生好奇、好问、好玩, 具有天生的学习潜能, 提倡学生自学就是要调动学生学习的内动力。

所谓“导”就是引导、指导。教师的教学要做到“引而不发”, 千万不要包办, 引导就是导而不包。凡是学生能做的, 都让学生做, 教师绝不代劳。“指导”即在学生学习过程中, 有疑难而不能解决时, 老师就要指导。只有学生遇到困难, 自己不能解决时, 教师才去指点。

书院教育 篇7

书院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一般认为,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时期,在清代得到普及,为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胡适(1924)认为书院在中国教育上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都与书院密切相关。他在《书院的教育》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书院教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1925)。

近年来,“孔子学院”、“复兴书院”等教育思潮促使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再次审视传统,从传统教育思想中吸取营养,思考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思想的独创性,对当下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予以思想和理论指导。

1 中国书院教育思想探微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书院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教育教学发展的内容。譬如,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注意启发学生的思辩。书院保持了中国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并大大并拓展了她的内涵。除了自由听课、自由讲学、学制灵活等特点外,书院鼓励百家争鸣,创立颇具特色的会讲和讲会制度,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很好地结合,而且书院注重人格教育,并确立了一套高效的管理制度。

1.1 书院注重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和自主学习

在教学方法上,书院往往以学生自学为主。古代书院常常邀请大师登坛讲学,这种讲学形式类似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专题讲座。书院大师在讲课时提纲挈领,由生徒自行体会。书院的学习内容很有弹性,一般是根据生徒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课程的进度,而不是强制执行,也不死逼硬灌。对于质疑问难,不是要求千篇一律,而是根据生徒钻研和领会的程度来进行。书院解疑的方式是因材施教、不拘一格的。学生如果有疑难问题,或通过质疑问难,抑或人室请益,而教师仅仅给予适当点拨,主要还是靠生徒自学领悟。有时又是通过师徒反复论辩。书院大师十分注重提高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思维,培养自学能力。这同当时一般学校盛行的由先生讲、学生听、生硬呆板的灌输式教学方法相比,进步了很多。正如胡适(1924)所言,书院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

1.2 书院注重讨论式教学和提问式教学

书院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主要是通过提问、讨论、辩论等方式进行。宋代胡瑗在教学中要求学生提出学习中的疑惑由他加以指正。有时他会指定某些学生发表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以便大家展开辩论。学生通过各抒己见来寻求解决问题的统一认识(张惠芳,金忠明:285)。采用辩论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启发他们积极思考,从而加深理解,长进学问。克服了由教师讲述,学生被动听讲所带来的诸多弊端。这种教学方式对后来书院的教学有一定的影响(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350)。南宋理学家朱熹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清楚逻辑地阐明了为学中的学、问、思、辨、行之间的辩证关系。明代教育家王阳明在教学中主张讨论的形式多样化,认为学问之益“莫大于朋友切磋聚会”。他要求讨论者各抒己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可怀“鄙薄之心”,而应“委屈谦下,宽以居之”。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教学中注重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师生互动。他在讲学中经常用到讨论辩难。在这过程中他要求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发“先儒之所未廓”,从而使学生能够“深思穷源,申之以己意”(孙培青:269)。

在这种为学思想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大大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提问能力、思辨能力和探究能力。

1.3 书院提倡考核方式的多样性

书院的考查制度称为考课,用来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从而更好地调整和改进教学,同时也是对书院学生的鞭策和鼓励。书院的考课分为两种:官课和师课。官课由地方官员出题、主持和评阅。成绩优异的生徒一般都会得到奖赏。而师课则由书院山长(院长)主持并评阅。各书院每年官课和师课的次数往往依据自身情况而定,而且每课的额定及奖金是不同得。书院往往都有一套自己的考课方法,并在书院的日常教学中严格贯彻执行。书院的考课方式有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两种。清代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是实行开卷考试的典型代表。在考试中或“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不用扃试糊名等法”;或“发出题目,即行刊刷,粘帖学海堂及各学长寓所,随便分给,俾远近周知”。该两书院的考课方式适应了考据学研究的需要,也符合文学课程教学和创作的普遍规律(宋巧燕,2008)。 有的书院将考课的课艺刊印成论文集,相当于现在的发行学报,从而使学术得以公开(章柳泉:104)。书院这种实行考试和考核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对我们当今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4 书院提倡民主、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

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这在当时的官学中是十分罕见的。书院教师对学生关怀备至,尽其所能传道、授业、解惑。书院教师的尊严不是靠压制和惩罚建立起来的,而主要是靠教师的德行、学问和表率建立起来的。书院的学生以与老师交流为荣,他们常年追随老师左右,不但学习知识,还要处处仿效老师的榜样来学习做人。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东林书院:师生共同讲论学业,评论时政和人物,在这些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而当书院受到禁毁、师生遭受迫害时,他们注重道义,同生死,共患难,表现出了崇高的人格和气节。在书院的教学中,学生可以对老师的理论进行质疑,而老师和学生可以自由进行辩论、讨论、说理,从而对老师的理论进行完善并推广。古代书院这种敬业爱生、尊师重道、平等民主的精神可在今日的学校教育中广泛继承和发扬。

2 对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胡适指出,“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是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有价值的教育制度”(胡适,1925)。陈平原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1999)认为可以从古代书院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借鉴。比如,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通识教育、全人格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强调自学为主、独立思考;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等等。这些优秀的思想和实践,对当代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有诸多借鉴之用。

2.1 改变教师角色,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美国哲学家杜威曾经说过:“真正的学习是学生基于教师指导下的探索,而不是知识的传递”(“True learning is based on discovery guided by mentoring rather than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Boyer, 1998)。这个观点反映了美国教育的基本哲学思想:强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探索,重新发现。从已有知识来发现未知,并在学习过程中体验知识发展的历程。基于这种认识,教师的角色从知识的传授者变成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现代建构主义思想认为,教师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而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学生作为知识加工的主体,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何克抗,1998)。而书院在教学实践中充分体现了这些思想,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但更强调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

基于这些观点,在大学教学活动中,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和“学科本位”的思想,树立“以学生为中心”和“个人本位”的思想。树立“以帮助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目标为导向,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标,以多元化教学活动为载体”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的设计上,都要体现出这种理念。

2.2 营造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教学环境和学术研究氛围

书院独特的会讲制度与讲会制度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书院实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会讲,开展争辩(毛礼锐:80-82)。书院会讲主要是一种师生之间相互讨论、自由切磋和启发的教学方法。会讲主张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强调启发和互相争辩的意义,从而使得学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般认为,书院讲会制度起源于南宋,一直持续到清代。这种教学方式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为目的,讲求平等论学。一方面使得生徒可以广泛吸取各门各派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又可使争论双方能够取长补短,各取所需。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会讲制度逐渐融入到讲会制度之中。而讲会制度开始是一种传播和交流学术观点的独特的讲学方式,而后来就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具有严格制度的学术集会。在自由听讲方面,书院不但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老师入学,而且欢迎不同层次的人士自由参加各种讲会活动。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的交流,而另一方面使得书院的学术讨论能够延伸到社会各界,从而形成一种大众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这些制度和做法对于树立书院良好的社会形象,拓展书院的教育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3 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朱邦芬(2011)指出,批判性思维是创新性思维的第一步,是对通常公认的结论的质疑和思考。不加批判地接受书本、专家和权威的意见或论断,是我国教育的一个弱点。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专家的观点和思想,实际上就是批判性思维的体现。

批判性思维是我们做学问、建立自己知识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出发点。批判性思维不是对现存的一切知识的全面否定,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扬弃”。对于某些知识和论断,如果经过认真地分析和思考后认为是正确的,就接受。并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予以定位;而如果怀疑某些论断的正确性,就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如果研究后发现确实不对就予以否定,或者将其暂时搁置下来,保留疑问以待将来进一步研究。

当代大学教育要大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和习惯。把培养批判性思维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贯穿到教育的各个环节,譬如教育教学、评价考核、社会实践、学术研究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主阵地。

3 结语

书院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瑰宝,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通过探讨中国书院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发现,书院强调师生间的民主、平等、互相尊重;注重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提倡讨论式和对话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等。对于中国教育者来说,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许多优秀思想在当代仍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意义。我们要善于从中挖掘,结合当下国际国内教育语境,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在中国教育史上,书院作为官学的有益补充,其独特的教学思想,在私学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书院的教学思想体系,发现书院提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强调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等等。这些优秀的教学思想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就业教育 篇8

一“、我不识一字, 也将堂堂做一人”

新亚学规第一条就规定“求学与做人, 贵能齐头并进, 融通为一”[1]1。此规定看似将“求学”与“做人”置于相同之地位, 如果仔细检阅钱氏生前著述, 当不难发现, 与“求学”相比, 钱穆更注重“做人”的学问。“人之为学, 必能以人为主, 而学为从。”[2]4钱穆在对学生进行就业教育的时候, 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他经常用陆九渊“我不识一字, 也将堂堂做一人”的话来勉励新亚学子。

如何才能“堂堂做一人”呢?在钱穆眼里, 可以从两方面来努力, 即自然人方面和文化人方面。自然人方面主要是健康体魄的养成。 钱穆注重养生, 静坐、散步、登山都是钱穆非常喜欢的运动。钱穆擅长运动, 当时师友皆知, 所以在联大由湖南步行转往昆明的途中, 因其“健行”, 大家公推钱穆为队长。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钱穆才能享九十五高寿。钱穆以身作则, 注重养生, 加强锻炼, 给学生树立了榜样。 人生天地间, 仅为一个自然人便与飞禽走兽无异。人之为人贵能由自然人进而为文化人。自然生命是父母所赐, 而文化生命的练就则主要靠师友提携。学校是进行文化人培养的重要场所。文化人的培养要旨在道德和人格的养成, 以使学生成为一个理想的人, 即“对人类文化有了解, 对社会事业有贡献”[1]1的人。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而言, 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钱穆力主通过日常的“求学”实践来锤炼自己的文化生命。钱穆谆谆告诫学生, 求学对于大学生而言就是最好的做人实践, 求学就是做人, 在求学的过程中可以养成做人所需要的基本的品德“, 如虚心、肯负责, 有恒, 能淡于功利, 能服善, 能忘我, 能有孤注精神, 能有极深之自信等”[2]305。一个人由于天赋、能力等方面限制, 学业可能有高低之别, 但是绝不能放松对道德品质的要求。“若使你有较好的品格, 纵使你学问稍差, 仍会得人信任, 受人重视, 你的地位和事业也会逐步有上升之望。若使你的品格差了, 纵使你有较好的学问, 你总会受人鄙视, 失人信用, 你的地位和事业, 也总不会让自己满意。”[1]80新亚毕业生之所以很快得到社会认可, 良好的道德品质是重要原因, 而这离不开钱穆的谆谆教导。

二“、职业仅为个人, 事业则为大众”

新亚书院的创立主要是为战时流亡青年提供学习的场所与机会。战时辗转迁徙的生活让新亚师生认识到没有国家社会的安定, 个人的发展是谈不上的。随着新亚书院逐渐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钱穆要求学生忆苦思甜, 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我们深觉得, 我们各个人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盛衰息息相关, 没有了国家也就会没有了我们, 更会没有了我们的团体与事业……我们每一个人, 应有一份责任心, 不仅为国家民族, 也是为世界全人类。”[1]320钱穆殷切希望新亚的学生不但要成为“中国人”, 而且要做一个“世界人”。要做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以往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就要形成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真切爱护”的心理。做一“中国人”不是抱残守缺, 还要有世界情怀, 做一个“世界人”。做“中国人”是做“世界人” 的基础, 只有做“世界人”才能更好地做一个“中国人”, 只有这样才能不狭隘, 才能包容, 才能紧跟世界发展步伐。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钱氏创办新亚书院的办学实践便是对此最好的注脚。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不是出于个人生活的打算, 而是为了“沟通世界东西文化, 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15。由于财力所限, 新亚书院一开始注重文史哲的发展, 经济状况好转之后,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被慢慢提上了日程。他自己的这种亲身经历使其在对新亚学子进行就业教育的时候, 不带有丝毫的说教色彩, 学生们倍感亲切因而能够服膺校长的教诲。

要把这种使命感化为实践, 钱穆要求新亚学子为成就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而不能仅仅关注个人狭隘的职业。新亚学规要求学生不能仅仅为了个人的功利计算, 把入大学看成完全是为了得资历、谋职业。他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职业和事业存在明显的差别。其一, 两者目标不同。就像新亚学规所说“职业仅为个人, 事业则为大众。 立志成功事业, 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 不一定能成事业”[1]1。 一个人若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谋求职业上, 自然就会变得功利, 以致泯灭自己的性情。更有甚者, 为了谋得一个理想的职业, 有些学生会不惜造假来包装自己, 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其二, 一个人关注职业还是事业直接造成个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职业往往是社会所要求于我的, 而事业则是我在此职业上善尽责任外, 又能自我贡献于社会。一是职业为主, 而另一则是我为主。”[1]584注重职业的学生不免会随波逐流, 适应的成分多, 而创造的成分少;注重事业谋划的人, 不仅要使自己适应社会, 还要引领社会。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 如何来谋划自己的事业呢?钱穆要求学生事业的谋划要从自己的学业开始。

三“、课业有限, 而学业无限”“, 先有伟大的学业, 才能有伟大的事业”

清末以来, 西学东渐, 新教育蓬勃发展。在新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实利主义的弊病“, 实利主义之病, 在乎眼光短浅, 不从本源处下手”[3]75。这种实利主义的弊病表现在大学生就业上, 就是学生入校仅仅关注“课业”的完成, 学分的修完, 以拿到文凭进而谋个职业。 由于学生在有限的大学时光里只关注有限的课业的完成, 忽略了学业的精进、事业的规划,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连一职业都不可得。钱穆要求新亚学子要目光长远, 专注自己的学业。“你们 (新亚学生) 必当知, 学业与课业不同。课业有限, 而学业无限, 课业易于修毕, 而学业则尽人生之一世, 永无修毕之一天。”[1]55大学生入校学习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学校设置的课业, 来逐渐摸索到自己学业的门径和路向, 而不能仅仅认为进大学就是为了修完课业, 谋取职业。这样的学生可能身在学府之中, 却不能领略大学的真实意蕴。

为了让学生夯实自己的学业, 钱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 在知识结构方面, 主张通才重于专家, 应该先求会通再求专精。他说“:学术本无界划, 智识贵能会通。”[3]62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 中国的大学教育往往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 各自划界, 互不往来。这种思想非常不利于学业的长远发展。在新亚书院里, 一二年级基本上都是开设一些诸如语言文字之类共通的课程, 专业一点的课程只有到了高年级才开设。这样既能使学生具备宽广的知识储备, 也能让其有一技之长。其次, 在教学方法上, 钱穆主张课程要学术化。从学校来看, 课程是否具有学术性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只要是一所有名的大学, 真像样、真够标准的大学, 定是一所具有学术性的大学。”[1]399有了这样的大学, 学生朝夕处其间, 自然会感受到学术的魅力, 进而心向往之。从教师方面来说, 看一个大学老师是否合格、理想, 主要应该看他的研究能力。新亚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学有所长, 极一时之选, 其师资水平甚至可以和港大相媲美。教师在上课之余, 必须指定一些书目, 供学生课后研讨之用, 学生还要根据老师的要求提交研究报告。从学生方面来看, 课程学术化要求学生摆脱选课、上课只是来听课、来应付考试、来拿学分的思想。要抱着研究的态度来上课, 选一门课就是相当于加入了一个研究团队, 是来和老师一起做研究的, 而不是简单从老师那里获得学分。在选修一门课程时, 学生们应该将目光从课程本身转移到师长身上。充分发现师长的魅力, 尽力从这“活课程”当中挖掘智慧。为了营造浓厚的学术化气息, 钱穆大力提倡学生成立各种研究组织、出版学生刊物, 同时还在周末设立学术讲座, 所有这些措施都为学生夯实学业提供了条件。“先有伟大的学业, 才能有伟大的事业。”[1]1良好的学业, 为新亚毕业生后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简言之, 钱穆的大学生就业教育是高瞻远瞩的, 是根本性的。其终极目的是以学业为基础来完成自己的事业, 进而最终达到个人的自我塑造和文化使命的履行。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各大学纷纷开设大学生就业教育课程, 设立大学生就业指导机构。笔者不否认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然而过度的关注这些东西首先是窄化了就业教育的内涵, 其次是容易误导学生, 不利于学生学业的追求和人格的完善。从此一方面来讲, 钱穆的大学生就业教育给我们的启示可谓良多, 诸君以为然否?

参考文献

[1]钱穆.新亚遗铎[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2]钱穆.中国学术通义[M].台湾学生书局, 1975.

书院教育 篇9

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 书院萌芽于唐末至五代时期, 发展兴盛于宋元, 延续至明清, 并在清末时期发生转型。书院以私人创办为主, 集收徒讲学、学术研究、藏书印书、议政论事于一体。宋代是其鼎盛时期, 主要原因包括官学的长期低迷、理学思想的兴起、科举制度的腐败、印刷技术的进步等等。在这一时期, 书院的教育功能日益凸显, 众多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纷纷出现, 并且在日后的长期发展和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诸多教学思想理念, 科学内涵丰富, 值得后人借鉴和发扬。

首先, 书院教育学生为人之道。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书院教育的方针是实施“五教”, 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并相应提出了为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 (正其谊, 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 和接物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的重要原则。由此可以看出, 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学生人格的陶冶和境界的提升, 希望学生明理, 懂得为人之道, 养成规范, 从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其次, 书院致力于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宋代理学家张栻在主持岳麓书院时曾提出:“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 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他否定了追名逐利的“官才”和只擅言语文辞的文人, 指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当具有“致君泽民”的品德。在张栻的基础上, 朱熹又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则不教也, 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 则无不在于学, 此教之道也。”他强调了天下国家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书院教育注重学术研究与教学的结合, 并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重视对学生的启发指导, 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不从始至终给学生进行知识灌输, 而是引导学生自己研究, 提出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

另外, 书院师生关系亲密融洽, 感情十分深厚。书院老师大多博学多识、热心教学, 对学生的教育孜孜不倦, 倾注了大量心血, 关怀学生如同子女, 并且自己以身作则, 为学生们树立做人为学的榜样, 因而学生们也爱戴和尊敬老师, 将其看做亦师亦友的长者, 尊师重道。有些学生常年追随老师左右, 在老师去世后继承师业、广招门徒, 以继续研究、发展和传播老师的学说。宋代各书院还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书院精神, 如实事求是、潜心钻研、兼容并包、敢于质疑等等。譬如朱熹有言:“读书始读, 未知有疑, 其次则渐渐有疑, 中则节节有疑, 方始是学。”这些精神财富应当被广泛接受和吸纳进当代各高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之中。

二当代大学教育弊端漫谈

“书院里坐堂讲学、研修的学人一般都不是急功近利之人, 他们达则兼济天下, 隐则独善其身, 多有求是做学问之意。这种治学传统和研修氛围千百年沿袭下来, 形成了一种实事求是的书院精神, 这是很可贵的。”然而在当代的大学教育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功利主义、追逐名利的现象, 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并没有真正到达深处。部分大学生机械化地上课下课, 讲台上的人在说什么已经无关紧要, 期末考试能够通过便足矣。更多的大学生关注的是成绩、学分和排名, 如何获得更多综合加分, 如何拿到各种荣誉, 如何充实自己的简历, 使自己看起来更加优秀, 在现在和未来更具竞争力。于是, 各种负面效果接连产生, “唯分是图”而不择手段、盲目攀比而陷入非理性的状态, 诚实和道德被推挤到了最外层, 现实功利的思想渐渐占了上风。这种现象的存在十分危险。

或许中国人口众多而教育资源相对无法满足的现状是需要考虑的。我们的课堂一坐就是几十人、上百人, 为了相对公平地分配最好的资源, 以成绩排名似乎也变得无可厚非。于是顺理成章, 成绩最好的学生拿到了奖学金, 获得了荣誉称号, 得到了推优和保荐的资格, 被推举为入党候选人,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义务教育的开端——小学起我们的教育就多以分数论英雄, 到了高等教育的学府依然摆脱不了如此尴尬而无奈的局面, 此种弊端由来已久, 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传统书院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模式。书院在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上注重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各个书院都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学规”或“学制”, 从制度上约束学生, 强化学生个人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性认识, 同时强调学生的自省自克, 要求学生能严于律己, 从各方面来进行自我反省, 做到“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同时正视自己的过失, 并能改过迁善。从这个角度来看, 日常规范的树立和长年累月的道德品格熏陶的确能促进书院学生的人格陶冶和境界提升——先是通过学、问、思、辨的“为学”过程, 使其认同和明理, 再将这些道理运用到每个学生个体的“修身”、“处事”和“接物”中。

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学不能致用, 与实际脱轨。有些大学生在校园里成绩优秀,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却发现教材上的内容与实际相去甚远, 很多现实问题是纯理论知识无法解决的。这便涉及书院教育理念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张栻“致君泽民”的育人目标在现今看来尽管带着当时阶级社会的种种封建等级思想, 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但较之以往传统世俗的人才观已是极大进步。此后, 朱熹提出的教育之首要任务即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也进一步深化了这种书院精神的影响, 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品德高尚、克己奉公、学以致用的优秀人才。虽然古今“经世致用”的外延不尽相同, 两者的内涵却始终有着共通之处。反观当下, 学生时代, 学习课本知识固然重要, 但以此为基础, 我们还需要学而能用, 不断在生活中培养实际操作、人际交往、处理事务等能力。“高才低能”的现象令人心痛也倍感惋惜, 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更注重学生的实践经历, 着力培养有学识、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

另外, 师生关系疏远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有高校教师在期末的最后一堂课上感叹, 大学真不同于小学和中学, 一年又一年的学生来了又走, 往往课程一结束就成了几乎毫无关联的人, 师生感情淡薄太多。这应是单纯的选课模式和学分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之传统书院教育, 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师的思想言行和知识水平影响着学生, 学生反过来也影响着老师, 师生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使得教学效果不断提升。而我们的大学现状往往是大多数老师与学生的交往仅限于课堂, 课后则接触甚少, 有些学生甚至连自己的老师姓甚名谁、长相如何都毫无印象。缺少沟通与了解的交往, 自然无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这也恰恰制约着我们的教育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其实, 改善这种状况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 大家有意识地彼此关心或是探讨问题、进行交流, 学习古代书院中师生的相处方式等, 都可以很好地构建师生关系。

古代书院的许多治学精神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对于今日我们探讨的大学精神有借鉴意义, 这些精神财富应当被广泛接受和吸纳进当代各高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之中, 真正落实到日常的教学育人中, 而非仅仅是一条挂在墙上的标语。

书院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殊的一种教育机构, 它为我们提供的诸多值得当代借鉴的教育思想和模式仍需要不断践行和发扬。汲取其教育之精华, 反思当代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 并努力改善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一条长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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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中州教育史上的明珠 篇10

嵩阳书院的历史沿革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因其地处嵩山之阳,故而得名,是我国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其初名嵩阳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八年(535年)更名为嵩阳观,易为道教活动场所。唐弘道元年(683年)春、冬,高宗李治偕同武则天两访嵩山,以嵩阳观为行宫,日奉天宫。

五代时期(907~959年),连年兵乱,社会动荡,官学遭到严重破坏,嵩阳观依然保持了唐代的盛况,聚集了一批有远见、有学问的道人。后唐清泰年间(934~936年),进士庞式和南唐学者舒元、道士杨纳等人,在嵩阳观聚课生徒,为书院在此创办打下基础。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954~959年在位)将位于嵩岳太室山南麓风景秀丽、环境幽清的嵩阳观改称太乙书院,建有藏书楼、斋房,聚集文人,专心读书。学者郑遨、种放等人广收学徒,名生吕蒙正、赵安仁、钱若水。陈尧佐、杨偕、滕子京等皆游学于此。由此揭开了书院教育近千年的发展史。

北宋初年,重视文治,嵩阳书院得到了长足发展。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匡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作为教材,明确了书院的教育内容和范畴。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宋太宗将太乙书院改称太室书院,并御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真宗赵恒又向太室书院赐九经、子、史诸书,并设置学官。景祐二年(1035年)五月十五日,宋仁宗赵祯敕令西京(今洛阳)官员重修太室书院,并赐院额,将太室书院改称嵩阳书院,县令王曾奏准设院长掌管校务,赐田1倾为“学田”以维持常年经费。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人先后到嵩阳书院讲学,程颢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教养、考察等规条。司马光在讲学之余,笔耕不辍,其鸿篇巨著《资治通鉴》的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编纂而成。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嵩阳书院声名大振,四方负笈求读者摩肩接踵,常达数百人之多。已知的著名学生有张载、范纯仁、杨时、邵伯温、尹崞、吕大临等人。嵩阳书院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金、元至明代中期的嵩阳书院讲学活动处于低潮,空余北宋盛名。金代中前期虽有元好问、高仲振、王汝梅、张潜、杜时升等一批学者讲学于此,力挽北宋遗风,但终因战乱频繁,社会极不稳定而日况愈下。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嵩阳书院改名承天宫,又有了道教传道的影子。

明朝初叶,政府重视官学教育,嵩阳书院的发展十分缓慢。嘉靖五年至十年(1526~1530年),登封知县侯泰在嵩阳书院旧址重建校合,修建二程祠。明末,嵩阳书院“毁于兵燹,无半椽片甓之存,汉封三柏亦焚其一”。

清初,嵩阳书院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重修嵩阳书院,于故址东南1O步远的地方,筑堂三楹、庖(厨房)、滔(浴室)、大门、台阶和围墙五十丈,并把两株汉柏圈于院内。康熙十六年(1677年),登封名儒耿介建先贤祠、三贤祠、丽泽堂、观善堂、辅仁居,并在叠石溪旁建川上亭、天光云影亭、观澜亭等,三年而成。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耿介在七星泉上建仁智亭,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柘城窦克勤捐资在叠石溪上建君子亭,作为书院别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抚王日藻捐俸银建藏书楼、学道林尧英捐俸银建讲堂;康熙二十八年(1698年),河南巡抚阎兴邦捐俸银建道统祠,登封知县张埔建博约,敬义二书斋,知县王又旦建三益、四勿二书斋。清康熙年间,嵩阳书院累计拥有学田1427亩,以供师生伙食及津贴费用。这一时期的讲学名儒有耿介、李来章、汤斌、窦克勤、冉觐祖、贾之彦、张沐、王泽溢、陈熔等数十人,在供膳不缺,良师循循善诱下,求学者不远千里而来,出现了不少优秀生员。康熙辛卯年(1711年),全省在开封拔取举人,按拔取名额,一县不足1人,嵩阳书院就中了5人。得到了上司嘉奖。

乾隆四年(1739年),登封知县施奕簪断入书院123亩土地,作为每年维修房合的费用。先后对道统祠、先贤祠、藏书楼、讲堂、诸贤祠、大门等依次进行修缮,嵩阳书院面貌焕然一新。又新购置经政府颁发的《五经》《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日讲四书》等书籍,存放在藏书楼里。至此,嵩阳书院建筑规模一应俱全,其中不仅有祠(祭祀)、有堂(办公)、有居(书房)、有斋(教师)、有房含、有学田,还有厨房、浴室、拴牲口的石柱,四周有围墙,两旁有廊房和考场等。康乾年间的兴盛场面,堪与北宋时期相颉颃。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嵩阳书院遂改为高等小学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投入450余万元,全面维修保护了嵩阳书院及其周边环境。

嵩阳书院的建筑特质

书院作为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成为儒家文化的标志和人文精神的象征。儒家人士把书院看成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创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体现了儒家人文精神的超越性。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书院既不同于作为一种统治象征而盘踞城中的学官,也有别于一般民居建筑。它映衬自然,构成了一个独立整体,成为地方人文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合理的建置布局

今存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的建筑布局,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25座108间,除道统祠为歇山卷棚

式灰筒板瓦覆顶建筑外,其他古建筑均为硬山卷棚式灰筒板瓦覆顶。建筑形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远观其势,素雅大方;近看其质,简洁明快。既无寺庙雕梁画栋之华,也少民间堆塑造作之俗,给人自然淡雅的感受,显示其朴实自然之美,突出反映了古代文人的建筑文化观。嵩阳书院以讲堂为中心,前祠后楼,体现了讲学、藏书、供祭“三大事业”的主体地位。斋合则对称分列于中轴两侧,或前或后,以满足居学读书的需要。整座建筑群,布局严谨,是社会群体意识的表现,反映了“礼乐相成”的儒家思想。其总体建筑格局到每座单体建筑所处的位置,都是遵循纲常礼教的秩序,使人置身于一种浓厚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儒家之道世俗性的一面通过建筑文化的反映。书院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中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嵩阳书院建筑是中国北方书院建筑类型的代表和样板。

其实,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一个院落,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的,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致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嵩阳书院别墅建筑群。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已全部损毁殆尽,今天在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

嵩阳书院文物很多,最著名的是汉封将军柏和大唐碑,人称“稀世宝”,吸引了众多游人。将军柏为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刘彻游嵩山时所封的“大将军柏”和“二将军柏”,经植物学家考证为原始树木,树龄4500年。大唐碑,全称《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唐天宝三年(744年)刻立,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雄伟,岿然矗立,人称“嵩山碑王”。

2完善的祭祀空间

嵩阳书院的祭祀活动也是书院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一种重要内容和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宗教祭祀。嵩阳书院建有先圣殿、先贤祠、道统祠、诸贤祠等,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外,还重视祭祀周、程、张等理学奠基人和过去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名儒或与建设、发展嵩阳书院有关的人员。按照《嵩阳书院志·祀典》规定,每年在仲春仲秋季节,由书院山长率领全体师生举行祭祀。在先圣殿和先贤祠祭祀时,还要宣读祭告文,表示更崇高的敬意。适当的祭祀和礼仪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先贤的崇敬之情,坚定道德信念。

3丰富的古藏书楼

藏书是体现书院学术地位高低的重要方式之一。嵩阳书院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即建有藏书楼。北宋神宗年间(1068~1085年)程颢、程颐讲学嵩阳书院,也为藏书楼增添了许多典籍。嵩阳书院现存藏书楼,重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面阔五间,进深六架椽,硬山卷棚式灰筒板瓦覆顶,两层出前廊,棂门槛窗。该建筑是嵩阳书院唯一的一座两层楼房,建筑面积272平方米。楼内陈列清代存书《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四书五经》《四书近指》《周易》《二程粹言》《中州道学编》《说文解字》等8部57册。

嵩阳书院藏书楼藏书来源比较广泛,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皇帝赐书。一些帝王为了显示自己崇儒重教的文教政策,鼓励和控制嵩阳书院,常常赐书给书院。如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匡义赐给书院九经书疏作为教材。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赵恒又一次赐给书院九经、子史诸书。第二、私人捐赠。清康熙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抚大中丞王日藻慷慨捐俸银,为嵩阳书院建造规模壮观的藏书楼。楼成,全国各地驿送经书,以充楼藏,供学者阅读。第三、购置书籍。嵩阳书院利用平时节约下的经费,购置大量书籍。第四、刊刻书籍。大凡书院都有刊刻书籍的传统,嵩阳书院也不例外,在清初藏书已达数千册,颇具规模。

嵩阳书院的教学特色

嵩阳书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教学方面,有着完备的学规、学约、学则,先后汇集了大批著名学者,并且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讲学是书院的主要活动,一些名人学者也借讲学或游学之际,交流学术思想、研究学术问题,共同推进书院的发展。这也是书院教育长盛不衰的—个基本原因。

1书院的教学性质

宋代的嵩阳书院,是由私人捐资兴建,并主持书院一切事宜。虽然朝廷给嵩阳书院赐九经、拨学田、修院合,但其主体尚属私办。由于属私学,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期和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其目的一是为了避免战乱的影响;二是学者为了追求隐居生活。

明清时期嵩阳书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官、私兼办。明嘉靖年间,登封知县侯泰兴建嵩阳书院。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重新修建书院,由耿介等学者先后任长,主持一切事务,并捐资金,扩建而成。捐资者多为提学使、学道、抚院、巡抚、知县等重要官员,学务常受其监督,失去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2书院的教学内容

嵩阳书院自五代、北宋至清代的讲学内容是以讲理学、经学、考课为主要内容。其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教法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听后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具有学术报告会的性质。学生平时还要写日记,其内容是学习心得、体会、质疑等。日记要求实而不伪,有重点而泛泛其谈。随着西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同时遵从耿介“日用伦常为实际”的教导,清代嵩阳书院增添了适应时代的讲学内容。耿介的高门弟子景日畛不但擅长经史之学,还对医学有专门研究,有医学名著《嵩崖尊生》流传后世。

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以传播理学著称。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曾在嵩阳书院讲学,讲学期间,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摄取佛教、道教中有益成分,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开创了理学发展的新阶段,世称“洛学”,与濂溪学派的周敦颐、关中学派的张载、闽中学派的朱熹共称为宋代理学“四大学派”和理学“五子”。王日藻《嵩阳书院碑记》载: “两程夫子应期而出,先后提点嵩山崇福宫,昌明正学,于是濂洛关闽递接薪传,俾尼山之渺旨微言,昭昭若揭日月,则诸儒之功诚不容泯灭也。”理学的出现,是理论思维深化的表现,也说明中国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程朱理学”自宋到清,对朝廷和社会影响很大,被奉为官方哲学。

为继承宋代嵩阳书院传播理学的传统,清初嵩阳书院强调人的品德修养。窦克勤在“嵩阳书院志·序》中说:“古之学者实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

行之功,以求尽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昼夜孜孜,自幼至老,服习驯致,故能内而明德,外而新民,以庶几乎参赞位育之极功。后之学者但为诵读口耳之学而已。其于圣人教人之意失矣。”耿介《嵩阳书院讲学纪事》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十七日,嵩阳书院藏书楼落成,时任登封知县王又旦讲学其间,他在《藏书楼讲语》中明确提出,“自古学宫之外,有书院之设,原是要学者从身心性命处体究,以为圣为贤自期,异日当有用于天下国家,不可徒务章句口耳,为博取功名之地。”

3书院的教学方法

嵩阳书院历代都是由学识渊博、通达经籍的教育家和学者主持讲学事宜。宋代的二程,不但是通达孔孟经学的名儒,还对孔孟的“易经”等进行注释,更进一步创建理学流传后世。清代嵩阳书院的讲学,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院长耿介主张学生以自学为主,制订了《为学六则》。一日立志:“人生得天地之气以为体,得天地之理以为性。”读书做人要有志向,不能“因循怠惰,随俗浮沉”,愧对天地的馈赠;二日存养:“志者,心之所之也。”既然在心中立志了,就要“操存涵养”,因为“人之心性,敬则长存,不敬则不存。”如果不时时提醒和整顿自己,则易“为私欲所蔽”;三日穷理:能够做到存养此心,而后“须用学问思辨功夫,穷尽天下至善之理,”并以此为标准,来辨别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四日力行:行动不一定非要在穷理以后,在立志、存养的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有行动。“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非知之难,行之难也”;五日虚心:在行动中会有失也会有得,可贵的是能够向师友学习、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则学问之益,日异而月不同也”{六日有恒:“为学功夫,最怕间断”,更“不得欲速助长”,要持之以恒才能达到圣贤境界。

嵩阳书院的讲学还采用了“会讲制”等教学方法。“会讲”是嵩阳书院讲学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清初学者耿介主持嵩阳书院,延请中州名儒诸多人士前来观摩与讲学,相互争辩论证学术。先后聘请李来章、冉觐祖、窦克勤、林尧英、贾之彦、张沐、王泽溢、陈熔等人主讲。还将奉命到中州视学的吴子云、徐乾学等官员请到书院讲学,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耿介还同这些学者质疑问难。徐乾学《嵩阳书院记》载:“先生(耿介)乃不自足,尝质疑于上蔡张先生沐、睢州汤先生斌。”吴子云《嵩阳书院讲学记》中亦说:“余过之,先生(耿介)方坐皋比,列生徒质疑问难于其前,余亦得微聆其绪论。”

根据《嵩阳书院志·辅仁会约》规定,每月按时约集诸生一堂,初三课文,十八讲学,风雨无辍。知县张±熏等于会业时,还亲自抽批作业。除书院每月一次经常考课(书院自行考课)外,知县张螵、张沐等,还每月选定吉日,到书院讲学,并代表官府进行考课,以选拔优秀生员。

4书院的管理职事

嵩阳书院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管理组织比较简单,只是由主持人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随着嵩阳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到明末清初,其管理组织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设了许多专门的管理职事。

在行政管理方面:书院教学、行政管理的总主持人称“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教授;书院设有“敬义”“博约”两斋分别管理学生,并从优秀生徒中选出“斋长”,协助山长从事书院的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设“首士”负责管理嵩阳书院的院务,包括启馆(开学)、放馆(放学)、迎送山长、生徒管理、经费收支、房合修缮等事务。由“掌祠”负责掌管祭祀活动的香火、祭器、供品、礼仪的准备和管理。“掌书”负责藏书楼图书的保管和借阅。

在教学方面:“讲书”原为学官名,被嵩阳书院沿用,主要负责课程的讲解。“经长”是由山长从生徒中选出精熟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义。“堂长”也是从生徒中选出的,主要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等。

另外,嵩阳书院还有门守、火夫、采樵、斋夫、更夫、堂夫、看司等若干工役人员。

古代嵩阳书院的管理职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组织机构简单,管理人员少,避免人浮于事的冗滥现象;二是学生直接参加管理,嵩阳书院中许多职事如斋长、经长、掌书等都是由学生担任,提高了学生管理能力并减少不必要的管理人员,三是对任职事者,凡不称职者马上替换,或是按季、按年更替,这对提高嵩阳书院的管理水平是大有益处的。

5书院的学规

据《嵩阳书院志·辅仁会约》记载:①每月初三日一会嵩阳书院,不另行通知,早晨集齐,依次入座,须“体貌严肃,精神收敛”。出命题作文两篇,要求学生“沉静构思,心志专一,文益精妙”;②集会中崇尚节俭,日用饮食要求“围坐多不过八器”,且不能饮酒, “恐乱精神”,③学生“所读之书大约以《孝经》Ⅸ小学》《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及Ⅸ通鉴纲目》等书为主。”并且要事先定好课程计划,不至于间断。鼓励学生在发愤忘食中学习,尝到乐以忘忧的滋味;④“每月十八日一会嵩阳书院”,讲课一次,并“就一月来所读之书”的认识和体会,进行集体讨论,鼓励学生相互启发;⑤注重学生的品行发展,人人都有私欲,但只要“能克去己私,便是光明俊伟圣贤路上人”;⑥“每当会时,凡我同人,一月内言行得失互相点检,善则称美,过则规正”,教导学生严于律己,相互观善规过,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

嵩阳书院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师生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相处融洽,感情深厚。耿介《嵩阳书院送李礼山先生归省》诗中,回忆了共同探讨学问时的情景,“有时坐川上,清风披绿筠。有时到叠石,幽壑郁长林。谈道而讲德,荏苒经十旬。”同时也道出分别时的伤感,“临岐何所赠,把袂不忍分。”

6书院的经费

嵩阳书院的经费主要是靠学田供给,每年收取夏租和秋租。据《登封县志》《嵩阳书院》记载,仅清康熙年间嵩阳书院拥有学田累计达1427亩。这是嵩阳书院得以长时间持续不衰的重要原因。学田的来源主要是个人捐赠,也有政府拨给。经费主要用于所聘教师、工役人员的薪金、生徒的膏火费(奖学金)、书院的维修费、祭祀费、购置图书费、师生伙食费以及其他日常开支的费用等。《嵩阳书院志·学田》记载说“今书院初建,诸事草创,谨竭力置田二百亩,为来学薪水灯火之资。倘有同心踵而增之,谅亦懿德之好也。”经费的“一切支销俱敬恕堂开,有清历存查。”

书院教育 篇11

古代书院作为文教机构,兼具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体,是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它的社会教育功能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尤为可贵,古代书院的“教学、藏书、祭祀”的三大职能,直接作用于农村社会,其服务对象是广大乡村民众,具有普及性。尤其是书院的“讲会”等活动,更是直接教化社会成员,传播主流思想。合理借鉴古代书院的三大职能,古为今用,可以为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增添时代风采,增强时代感召力。

一、古为今用——现代乡村书院

近代以来,众多学者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教育的研究与探索,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以及解放后的各种扫盲运动的开展,为我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做出来很大贡献。目前我国也在积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笔者认为走出一条与国情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教育发展之路,仍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营养。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主体有限、客体广泛、资源不足、内容缺乏等。借鉴我国古代书院的职能,发展现代乡村书院,既可扩大农村社会教育主体的范围,使农村居民参与其中,也可整合现有资源,创新农村社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等,最终实现农村社会教育的自我发展与创新,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一)讲学:线上线下结合,学校社会联动

现代乡村书院促进学校资源与社会资源相互利用,统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学校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两者有机结合的文化机构和组织形式。乡村书院联系高等院校,又服务本地区的中小学校和居民,从而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并且注重其中的专业性与综合性。高等院校通过在乡村书院的“讲学”形式,这种讲学既有符合普通民众需要的文化讲座,也要有指导农村生产发展的专业性讲学。讲学使大学走向农村,既为农村社会教育增添活力,也给农村职业教育提供支持。

中小学则发挥融合作用,为乡村书院提供管理者、维护者等,来促进“讲学”的顺利开展。高等院校的“线上”与中小学的“线下”结合,同时与农村社会教育相连接,发挥学社的联动效果。乡村书院则是社会活动的基地,乡村书院发挥纽带作用,是学校与社会的桥梁,使教育资源在学校与社会之间流动,继而循环利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村人口综合素质。

(二)藏书:以书籍为基础,整合社会教育资源

现代乡村书院的发展仍然要以书籍为基础,但不同于古代书院的是,现在是以网络资源依托,综合利用多种社会教育资源。因而需要综合利用好农村书屋、村卫生室以及由“撤点并校”而遗留的废弃小学等社会教育资源。农家书屋工程于2005年试点,至2012年,共建成农家书屋60.0449万家,覆盖了全国具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图书是农家书屋的基础,也是乡村书院之源。农家书屋升级为乡村书院,可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应用能力,成为发展综合性的社会教育的可行之路。

此外,在开展综合性社会教育的同时,集中社会各界力量针对特殊人群,开展专门性社会教育,量身定“教”更加适合不同人的需要。其一、以村卫生室为中心,针对农村中老人开展卫生健康教育。截止到2014年,有村级卫生室645470个,基本上覆盖全国的大部分行政村,符合开展卫生健康教育的条件,目前工作的主要重点是对这些资源的整合利用。其二“撤点并校”而遗留的废弃小学设施,转变为农村社会教育的场地,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专门性的课外实践教育等专门性社会教育。

(三)祭祀:注重乡土文化,创新仪式教育

建立起以现代乡村书院为主体的农村社会教育,需要借鉴传统文化活动的形式,并不断融合时代内容。书院祭祀是仪式教育,创新仪式教育,增添仪式教育的时代色彩,增加仪式教育的文化内涵。通过仪式教育的创新,既能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能够不断丰富、弘扬优秀乡土文化,促进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古代书院的祭祀活动,是书院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不断变革而留下来的文化活动,它来自于日常生活,也是文化生活的集中反映,对当前的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书院祭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一方面,现代乡村书院开展社会教育的途径之一就是举办文化活动,以文化活动形式,吸引民众参与到其中,弘扬乡村文化,本土文化,展现新农村、新面貌;另一方面,乡村书院可以对在本地区的教育做出贡献的人、在学习上有所建树的人等进行奖励,形成一种类似于书院祭祀的榜样教育,鼓励人们关心农村教育、支持农村教育。

二、总结

书院的独具特色的组织形式对官学与私学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它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对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充分借鉴古代书院的职能,一方面,在农村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衔接上,可以有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可以维护主流思想,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并且,在农家书屋的基础上,发展现代乡村书院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国民整体素质以及国际竞争力都大有裨益。

除三大职能外,某些书院还具有职业培训职能以及其他特殊职能。例如,元朝山东濮州历山书院设有医学。[5]书院的特殊职能虽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从农村社会教育和农业职业化教育等角度去考察,仍具有现实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董纯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2]马秋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农家书屋工程简介[EB/OL].http://www.zgnjsw.gov.cn/booksnetworks/contents/403/250517.html

[4]国家统计局.村卫生室数[EB/OL].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E6%9D%91%E5%8D%AB%E7%94%9F%E5%A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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