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教育

传统书院教育（精选12篇）

传统书院教育 篇1

一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

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 书院萌芽于唐末至五代时期, 发展兴盛于宋元, 延续至明清, 并在清末时期发生转型。书院以私人创办为主, 集收徒讲学、学术研究、藏书印书、议政论事于一体。宋代是其鼎盛时期, 主要原因包括官学的长期低迷、理学思想的兴起、科举制度的腐败、印刷技术的进步等等。在这一时期, 书院的教育功能日益凸显, 众多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纷纷出现, 并且在日后的长期发展和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诸多教学思想理念, 科学内涵丰富, 值得后人借鉴和发扬。

首先, 书院教育学生为人之道。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书院教育的方针是实施“五教”, 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并相应提出了为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 (正其谊, 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 和接物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的重要原则。由此可以看出, 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学生人格的陶冶和境界的提升, 希望学生明理, 懂得为人之道, 养成规范, 从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其次, 书院致力于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宋代理学家张栻在主持岳麓书院时曾提出:“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 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他否定了追名逐利的“官才”和只擅言语文辞的文人, 指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当具有“致君泽民”的品德。在张栻的基础上, 朱熹又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则不教也, 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 则无不在于学, 此教之道也。”他强调了天下国家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书院教育注重学术研究与教学的结合, 并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重视对学生的启发指导, 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不从始至终给学生进行知识灌输, 而是引导学生自己研究, 提出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

另外, 书院师生关系亲密融洽, 感情十分深厚。书院老师大多博学多识、热心教学, 对学生的教育孜孜不倦, 倾注了大量心血, 关怀学生如同子女, 并且自己以身作则, 为学生们树立做人为学的榜样, 因而学生们也爱戴和尊敬老师, 将其看做亦师亦友的长者, 尊师重道。有些学生常年追随老师左右, 在老师去世后继承师业、广招门徒, 以继续研究、发展和传播老师的学说。宋代各书院还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书院精神, 如实事求是、潜心钻研、兼容并包、敢于质疑等等。譬如朱熹有言:“读书始读, 未知有疑, 其次则渐渐有疑, 中则节节有疑, 方始是学。”这些精神财富应当被广泛接受和吸纳进当代各高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之中。

二当代大学教育弊端漫谈

“书院里坐堂讲学、研修的学人一般都不是急功近利之人, 他们达则兼济天下, 隐则独善其身, 多有求是做学问之意。这种治学传统和研修氛围千百年沿袭下来, 形成了一种实事求是的书院精神, 这是很可贵的。”然而在当代的大学教育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功利主义、追逐名利的现象, 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并没有真正到达深处。部分大学生机械化地上课下课, 讲台上的人在说什么已经无关紧要, 期末考试能够通过便足矣。更多的大学生关注的是成绩、学分和排名, 如何获得更多综合加分, 如何拿到各种荣誉, 如何充实自己的简历, 使自己看起来更加优秀, 在现在和未来更具竞争力。于是, 各种负面效果接连产生, “唯分是图”而不择手段、盲目攀比而陷入非理性的状态, 诚实和道德被推挤到了最外层, 现实功利的思想渐渐占了上风。这种现象的存在十分危险。

或许中国人口众多而教育资源相对无法满足的现状是需要考虑的。我们的课堂一坐就是几十人、上百人, 为了相对公平地分配最好的资源, 以成绩排名似乎也变得无可厚非。于是顺理成章, 成绩最好的学生拿到了奖学金, 获得了荣誉称号, 得到了推优和保荐的资格, 被推举为入党候选人,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义务教育的开端——小学起我们的教育就多以分数论英雄, 到了高等教育的学府依然摆脱不了如此尴尬而无奈的局面, 此种弊端由来已久, 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传统书院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模式。书院在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上注重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各个书院都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学规”或“学制”, 从制度上约束学生, 强化学生个人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性认识, 同时强调学生的自省自克, 要求学生能严于律己, 从各方面来进行自我反省, 做到“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同时正视自己的过失, 并能改过迁善。从这个角度来看, 日常规范的树立和长年累月的道德品格熏陶的确能促进书院学生的人格陶冶和境界提升——先是通过学、问、思、辨的“为学”过程, 使其认同和明理, 再将这些道理运用到每个学生个体的“修身”、“处事”和“接物”中。

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学不能致用, 与实际脱轨。有些大学生在校园里成绩优秀,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却发现教材上的内容与实际相去甚远, 很多现实问题是纯理论知识无法解决的。这便涉及书院教育理念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张栻“致君泽民”的育人目标在现今看来尽管带着当时阶级社会的种种封建等级思想, 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但较之以往传统世俗的人才观已是极大进步。此后, 朱熹提出的教育之首要任务即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也进一步深化了这种书院精神的影响, 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品德高尚、克己奉公、学以致用的优秀人才。虽然古今“经世致用”的外延不尽相同, 两者的内涵却始终有着共通之处。反观当下, 学生时代, 学习课本知识固然重要, 但以此为基础, 我们还需要学而能用, 不断在生活中培养实际操作、人际交往、处理事务等能力。“高才低能”的现象令人心痛也倍感惋惜, 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更注重学生的实践经历, 着力培养有学识、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

另外, 师生关系疏远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有高校教师在期末的最后一堂课上感叹, 大学真不同于小学和中学, 一年又一年的学生来了又走, 往往课程一结束就成了几乎毫无关联的人, 师生感情淡薄太多。这应是单纯的选课模式和学分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之传统书院教育, 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师的思想言行和知识水平影响着学生, 学生反过来也影响着老师, 师生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使得教学效果不断提升。而我们的大学现状往往是大多数老师与学生的交往仅限于课堂, 课后则接触甚少, 有些学生甚至连自己的老师姓甚名谁、长相如何都毫无印象。缺少沟通与了解的交往, 自然无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这也恰恰制约着我们的教育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其实, 改善这种状况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 大家有意识地彼此关心或是探讨问题、进行交流, 学习古代书院中师生的相处方式等, 都可以很好地构建师生关系。

古代书院的许多治学精神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对于今日我们探讨的大学精神有借鉴意义, 这些精神财富应当被广泛接受和吸纳进当代各高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之中, 真正落实到日常的教学育人中, 而非仅仅是一条挂在墙上的标语。

书院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殊的一种教育机构, 它为我们提供的诸多值得当代借鉴的教育思想和模式仍需要不断践行和发扬。汲取其教育之精华, 反思当代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 并努力改善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一条长路。

参考文献

[1]格物通.卷六十一[O].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格物通.卷六十一

[2]郑慎德.中国书院教育与大学精神[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4 (1) :121～124

[3]张宇.古代书院教育特点及其现代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 2004 (1) :94～96

[4]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传统书院教育 篇2

各位老师，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能和各位一起来交流教学中的心得体会。

今天我的说课题目是《白鹿洞书院揭示》及其意义。

首先我们来进行教材分析。

本节课出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修订版）》第七章第三节。

1、本节课分两部分内容，分别是：《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和《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意义.2、本节课贯穿了中国教育史的整个教学，是学生进一步掌握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的基础，也是形成学生合理知识链的重要环节。

3、本节课是在学习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第一个纲领性学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我国宋代书院的特点的关键。

接下来说一下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及其意义加以识记。

能力目标：

1、通过讲练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关于宋代书院问题的能力。

2、设置问题情境，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目标：

1、培养学生认真细致的学习态度。

2、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和对学习中国教育史的热情。

在对教材进行了分析并且了解了教学目标之后，就不难理解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了。

重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及其意义。

难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完成本节课的任务呢？下面说一下本节课的教法和学法.教法：

1、范例、结合引导探索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法：

1、主动学习法：举出例子，提出问题，让学生在获得感性认识的同时，教师层层深入，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探索知识，培养学生思维想象的综合能力。

2、反馈补救法：在练习中，要注意观察学生对学习的反馈情况，以实现“培优扶差，满足不同需求”。

最后，我说一下本节课的学习过程。

本节课在多媒体教室进行，所需教具是投影仪，黑板等。我将本节课分为三个部分。

用约七分钟的时间进行导入部分，主要是复习和引入新课。

用约二十分钟的时间进行正体部分。主要是通过讲练结合的方式完成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和意义两部分的学习。

最后用约三分钟的时间进行尾声部分，主要是小结和作业。

传统书院在近代的变革 篇3

关键词：传统书院中体西用变革

书院的兴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性质上讲，其产生可以追溯到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统治式微，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兴起。这种私人讲学的形式，可谓后世书院讲学论道传统的渊源。从名称而言，“书院”之名正式出现在唐朝，由于大规模修书的需要，唐玄宗时期设立“丽正修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这种中央设立的书院主要任务为整理图书、校刊经籍。书院制度自唐开始，至宋时确立发展，明清时进一步繁荣普及。书院的功能也逐渐集讲学、藏书、祭祀等于一体。

晚清以降，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方面发生深刻变革。传统书院也做出了一定调整，但并没有彻底纠正其官学化、科举化倾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一、书院的官学化、科举化

书院基于私学传统而产生，在促进学术繁荣、推动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形成了不同于官学系统的特点，如书院的授课方式、授课内容等。且书院不受官府的严格约束，相对自由。然而，历朝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对书院逐渐加强干涉，书院在此影响下不可避免具有官学化倾向。自宋初，中央政权就通过赐书、赐匾、赐田等方式支持、资助书院，以图控制。至清朝，统治者对书院的控制更为严密。据统计，清代书院达4000余处，半数以上具有官方背景。一是官府掌握了各书院山长的聘任权，“清代书院山长每年一聘，大多在年前由书院所属地方官员发出聘书，并附聘金”。二是官府控制书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即学田收入，甚至挪用书院经费。咸同年间，各地官府“竟将书院公项藉端挪移，以致肄业无人，月谋废弛”。清统治者对书院所招生徒的籍贯、名额等也有限制。处于日益加重的控制下，传统书院的学术自由精神逐渐丧失，官学化倾向严重。

书院兴起之处，本不为培养搏取利禄之徒，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科举考试成为正途，书院教育也沦为科举的附庸。清代书院的讲授内容主要是时文帖括，有些书院以做八股文好坏为聘任山长的标准。书院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考课制度，考课内容以科举内容为主，使考课俨然成为科举的训练场。书院与科举的结合，最具代表性的，是书院中的祭祀活动，清代书院“除祭祀孔子及其弟子、书院相关的先贤、先儒之外，还要祭祀执掌科名的文昌帝君”。诚然，书院科举化是大势使然，但也导致了书院教育的日趋僵化。明朝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体现了书院诸生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而清代云南玉屏书院的对联“何事关心，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黄昏灯火五更鸡”，也可谓诸生以科举取士为读书要务的真实写照。

二、新式书院的冲击

鸦片战争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学广泛打开便利之门。西方传教士等涌入中国后，在各地兴建了一批新式书院，既有宣扬教义的教会学校，又有不中不西的新式教育机构。这些新式书院给中国传统书院造成了冲击，差异更趋明显。

从道光年间到清末，传教士在中国创办90余所教会书院，分布在30多个城市。正是基于传统书院对中国的影响，这些教会书院也沿用“书院”的名称，但它们与传统书院有显著差异。大多数教会书院以宣扬宗教为目的，完全采用西方学制，授课内容、授课方法也按照西方模式。这些教会书院虽然是西方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有一定的贡献。它们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组织教学，完全不同于传统书院的授课模式，对中国教育风气的转变产生一定影响。

1876年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相对于教会书院，是比较特殊的新式书院。格致书院由中西绅商合办，传教士傅兰雅主持筹办。它首先严禁传教，“凡各种传教之书，断不可入馆”。书院以讲授西方科学技术为主，重视实验精神，而且坚持开放办学，任人参观。书院的考课也以格致为主要内容，涉及中国人关心的时务、实用技术等。“格致书院是中外教育史上一个罕见机构”，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特殊学校”。格致书院还得到了一些洋务派官员的支持，如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他们曾为书院的考课出题。书院也培养了一批通晓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知识分子。

三、中体西用下的书院变革

面对晚清巨变，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旧学不能拯救中国，唯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寻找出路。甲午战前，中国人学习西方始终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框架，在维护圣道的基础之上，学习西方制器富强之术。虽然大多数书院官学化、科举化倾向严重，且由于积弊已久，无法立时扭转，但也发生了有限的变革。

危难时局中，书院首先恢复、发扬了儒学自身的经世致用传统，关心时事。早在嘉道年间，阮元创立诂经精舍、学海堂，研究经史实学，通经致用。同光时期，许多地方书院将经世致用传统进一步光大。贺长龄在任江苏巡抚期间，重建钟山书院，并令江苏书院学习《皇朝经世文编》，开启经世学风。再如：湖南的湘水校经堂，道光年间建于岳麓书院内，当时仅分经义、词章、治事三科试士；光绪五年重建后，首任山长成孺设经济一科，号召读经世之书。

书院也适时将西学纳入教学范围，洋务运动后，西方的科技工艺更是成为书院的讲授内容，甚至在书院办学宗旨中也开始提倡西学。中西书院掌院沈毓桂曾将书院宗旨阐发为：“假西学为中学之助，即以中学穷西学之源”，“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晚清重臣张之洞关注教育，设立了若干书院，如经心书院、尊经书院、广雅书院等。在他创办的这些书院中，传统经史之学占主要地位，也逐渐传播西学。从总体看，虽然西学也开始在书院中占一席之地，但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传统书院虽然进行一定的调整变革，但这种变革力度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想影响逐渐深入，学习西方成为潮流，而书院仍然固守传统教育模式，以经史之学为主，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取向，远远落后于时代需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奏折中建议将各省书院淫祠改为学堂，光绪帝接受建议颁布上谕，将各省大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校。戊戌变法失败后，这条上谕废除，书院一度恢复。在1901年，清廷再次发布上谕，改书院为学堂。至此，书院逐渐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由学堂及新式学校所替代。

回顾传统书院在近代变革的历程，我们也应看到传统书院对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宋明理学、乾嘉汉学、西学等，都曾在书院中留下痕迹，甚至以书院作为学术传播的中心。晚清书院总体上呈现官学化、科举化倾向，仍有部分书院蕴含丰富的学术文化内涵，保留讲学传统。尽管这些书院并不占数量优势，但在促进当地学风的形成、学术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固然是教育近代化的体现，但因其与政治维新相联系，难免有仓促和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传统书院教育 篇4

一、书院的德育优先理念及启示

中国古代儒家历来重视道德品质的教育。因此,书院文化的鲜明特点即是德育优先的教育理念。早在南宋时期,书院大师们就注重生徒的品德教育。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认为:“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迁于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处之不尽其道,以至于伤恩害义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为忧而为之学以教之也。”(张栻《南轩集》卷15)为了防止“天理不明”,张栻主张必须通过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而理学大儒朱熹更是明确提出“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教育宗旨,主张“兴德业”,将伦常礼教转化为个体道德的思想品质。朱熹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3]。显然,很早以来,书院就将道德教育置于书院教育的首位;“将教学与道德完善、品性修养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4]。

书院教育家们把“德育为先”视为书院文化和书院教育的灵魂,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书院将“德育为先”的理念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尤其注重德育培养的实践性。首先,集中体现在书院学规上。例如,清康熙间,徽州府《紫阳书院规约》中有六个部分,均是对学生德育的要求,包括:敦伦之学、择善之方、执礼之本、存诚之功、寡过之法、崇俭之效;强调学生在院学习,首重“明人伦”,“志学君子,欲治人而先自治者,宜何如其皇皇也!”《友教书院规条》第一条即指出“士人当志在圣贤,力求仁义,上通性命,内治身心。疏水可甘,缊袍何耻?定不忮不求之念,坚不处不去之守”。其次,书院的祭祀仪式也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院研究者都将 “祭祀”作为书院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例如,盛朗西将祭祀视作书院的“三大事业”之一[5];章柳泉也认为书院的特点之一是“祀先贤”[6]。祭祀过程是文化符号的交流过程。通过祭祀活动,先圣先贤与书院参祭者实现了精神上的对接。学生就会身临其境地领受先贤先师的生平业绩、思想品格以及为学为人、修身处世等方面的道德教育。然而,随着书院改学堂的完成,书院中的祭祀文化随之消失。应该说,书院祭祀文化中注重个体道德品质、社会责任和学术传承等内容的传播的示范作用,对于现代高等教育的道德伦理建构仍具借鉴意义。

传统书院文化中“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是古人教育智慧和人文精神的体现。尽管传统书院的德育与现代高等教育中要求的德育受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需求不同,但是传统书院和现代高校都是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两者具有较强的互通性。只要坚持批判地吸收,古为今用,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传统书院德育方法中的有益经验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德育工作服务。

二、书院的学术自由精神及启示

书院文化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倡导学术自由和质疑辩论。朱熹就告诫学生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7]清代一些书院还将读书与质疑的情况进行考核管理。例如,袁昶《中江讲院现设经谊、治事两斋章程》记载:芜湖中江书院发给学生每人一本日记簿,记录每日行事和读书情况,其中读书心得和疑问都要及时记录,并且呈山长批改。

书院文化中包含的学术自由精神主要是通过“讲会”(或称“会讲”)这一形式来体现。“讲会”就是不同学派就各自的学派思想和学术观点展开辩论,充分反映了书院百家争鸣与兼收并蓄的自由氛围。书院讲会自南宋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鹅湖寺主持了著名的“鹅湖之会”[8],两位书院大师朱熹和陆九渊展开了激烈辩论。书院讲学也是自由讲学。“书院讲学是自由讲学,超出于政治法令影响之外,实可说是先秦诸子讲学之风。故其精神不在学校与考试。”[9]明清两朝将程朱理学奉为儒学正宗,但是,在朱子故乡,我们也可以发现书院的讲坛上不仅仅传播朱子学说。与朱熹学术观点相对立的王阳明学派也被邀请至徽州各大书院举办规模盛大的讲会,每会会期十天,听众有时多达千余人。正是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当时的徽州人思想特别活跃。这也是明清以来,徽州学术大师频出的一个因素。

书院讲会加强了各个学派之间的往来交流,促进了不同学术思想的传播,对于学术创新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的三大学术高峰,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都与书院讲会密切相关。引领这些学术潮流的学者均主要通过书院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可以说,宋代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涌现出的理学思潮、心学思潮、汉学思潮和实学思潮等,无不与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虽然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书院文化中积极倡导的学术自由和思考质疑的独立自由精神对现代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书院的自主培养模式及启示

书院是有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书院文化中倡导自主创新的培养模式,而不是重复传授传统经学,不是埋首于科举应试的旧模式。这种自主创新的培养模式,首先体现在书院大师们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是强调学生自学读书。书院有丰富的藏书,还配有相应的图书管理制度,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基本保障。

书院大师都是其学派学说的积极研究者,又将其学术研究融入书院的授课育人之中。胡适指出:“真正的学问研究所,却在书院。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10]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讲坛上所教所授的都是书院大师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最终落脚点还是服务于人才培养。书院的教学内容正是教师们的学术成果,而这些成果也正是通过讲学辩难才得以成熟完善。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必须把教学和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又能摸索到治学的路径,从而很快走上研究道路。正是因为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书院教育同时也承担起学术传承和传播的功能。书院教学中特别注重学生自修和自动研究。朱熹就曾经对学生说:“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11]书院教师只是“引路人”,老师的讲课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经,而是就某一个观点进行阐述,是指点性和纲领性的讲授。章太炎曾批判学校教育中教师只管大班讲授,过求速悟,不讲虚心切己体察穷究,而非因材施教,“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实为糟蹋人才[12]。胡适谈及“书院精神”三个方面时,尤其强调“书院之真正精神唯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13]。

现代高等教育能够给予学生的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气质,而目前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大多奉行“教师中心论”,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绝大多数高校仍是教师“一言堂”,学生接受同质化的教学模式,其内在需要及个体差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须探索一种新型的从学生自身需要出发、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充分发挥学生独立自主精神的高校教育模式。

四、书院的互动师生关系及启示

书院中师生朝夕相处,切磋砥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深厚。其情谊来源于在书院管理和学术交流中师生能够平等对话、质疑和论辩。此外,传统书院大多是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并非一味地追逐科举之利。朱熹曾抨击过宋代官学中师生的冷漠疏远关系。他认为根源在于官学实为科举附庸,“但为声利之场”,未有“德行道艺之实”,故而师生相视也漠然形同路人。

虽然官学化和科举化给书院的发展确实带来了制约和阻碍,导致书院中出现“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白而不肯去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一百)的“职业学生”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书院中还是少见。也正是因为科举考试有其弊端,导致不能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和品德高尚之士,书院便承担了“广学校之不及”的责任,发挥了“人才培养”的功能。所以,传统书院虽不能给学生授予什么 “功名”、“出身”,而师生之间就学问相互切磋、平等互动,却形成了诲人不倦、融洽和谐的超功利的师生关系。书院中情谊深笃的师生关系留传下不少佳话。例如,据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记载,朴学大师凌廷堪去世后,其学生张其锦“徒步至歙,访君遗书,不得。又北走海州,于败簏中,捃拾残稿,假居僧寺,辑录以归。”学生们不仅不负师承,而且将老师的学术研究整理发扬,成为学术上尊师的范例,同时也反映出师生间浓厚的情谊。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高等教育趋向大众化,而扩招后的事实是学生和老师见面的次数少了,特别是一些知名教授更少见到。高校师生关系日益淡化,师生交流趋于表面化。梁启超曾概括近世教育之弊端,“其学业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4]。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所呈现的师生关系正如此,根本无法像书院教师那样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养成,无法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业指导,使得教师“育人”职能日益退化。高校教师首先是教育者,其自身的人文关怀必然会严重影响学生的道德修养,会在处世精神、社会责任感和为学科研等方面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领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书院大师们的平等互动的教育方法和真切关心学生的教育情怀,对现代高校教师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以前,书院堪称中国古代的大学,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儒学人才。然而,由于书院自身的积弊和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传统书院没有像欧洲中世纪大学一样,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遭到了强行废弃。由于书院改制自身所带有的政治性和功利性目的过强,为后世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书院”一词成为了历史名词,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几乎荡然无存,正如著名书院史专家邓洪波所言“改书院变为了毁书院”。笔者认为,晚清政府书院改制的决定过于仓促,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废科兴学,盲目地效仿西方近代教育体制,以至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中出现诸多问题。欧美等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社会转型进行中或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启动。书院改制的负面影响大于积极作用,尤其是千余年来书院中蕴涵和积累的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没有得到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书院文化中蕴含诸多可以为现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在当今全球化、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寻求精神家园,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489.

[2][10][13]胡适.书院志史略[N].北京大学日刊,1923-12-24.

[3]朱熹.朱子语类(卷13)[M].长沙:岳麓书社,1997:200.

[4]顾冠华,沈广斌.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452.

[5]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34:47.

[6]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3—15.

[7][1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胡美琦.中国教育史·两宋书院讲学[M].台湾:三民书局,1986:385.

[1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传统书院教育 篇5

中国古代书院兴衰史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古代书院发展史的.回顾,可以了解书院在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规模及其兴衰的原因.同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如下启示: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搞好大学功能定位,明确特色立校的办学理念;三是强化大学的核心功能-知识发现.

作 者：陶爱萍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学院,教务处,浙江,舟山,316004 刊 名：高教论坛 英文刊名：HIGHER EDUCATION FORUM 年，卷(期)：2010 “”(5) 分类号：G649.21 关键词：书院   兴衰史   现代高等教育   启示  

书院教育的承继 篇6

元代书院的基本精神是建基于仕子耻己国之辱不仕于外朝的心灵信念，但元代书院的制度却又以“官学化”为其特色。

先从理学家不仕的退隐精神谈起。中国人之仕于外族可以说到了五代时仍十分普遍，虽然在心情上总有不能完全心安理得的不满足感，但是这种态度至少在理学发展以前并没有集结而成一种思想上的规律和要求。但是宋代的特殊国运终于使不仕外朝的逃避作风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柯劭忞的《新元史》说熊朋来的故事便是一个例子：

熊朋来，字与可，南昌人。宋咸淳中进士。宋亡，隐居教授，从游日众。

其他有名的例子还有刘因、郑思肖和谢枋得等。

这样的退隐精神和实践不免需要依靠山林的支持，元早期的书院当然与亡国之后仕子避居思痛的精神有密切的关连。但是也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操守有制度的支持，元政府就愈加以牢笼控制。至元二十八年，元统一中国甫12年，政府便颁布教育的政策，规定各地方设立学校，而“先儒教仕之地，名賢经行之所”，或有财力愿出钱支持教养学生的地方，则准许设立书院。这是政府支持书院教育的明确指示。

不久，元政府更干脆规定书院的院长应称为“山长”，“受礼部付身”(即由政府委任)，由一般考试下第的人担任。毕业生的优秀者又可以充当教官或属吏。从这一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对书院教育的注意。因此陈东原说“书院官学化了”。

但是在异族统治，政府牢笼的环境之下，书院却继续把宋儒的精神加以发扬光大。例如赵复就会应杨惟中及姚枢之请，在太极书院讲学，《元史》说“北方知有程、朱之学由复始”。

传统书院教育 篇7

重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 关键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重建, 而断裂传统是其精神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本科生导师制就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大学精神的基因。白鹿洞书院文化恰恰具备这种精神。它从人文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上阐发科学的精神, 特别是批判精神、求实精神、崇尚真理的精神等。于是,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在教育理念上有了某种契合。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素质教育理念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 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现代许多大学由于急功近利的思想, 素质教育往往被忽视, 使得大学的人文精神沉沦, 理想黯淡, 观念落后, 大学使命弱化;使得学生整体素质下降, 性格乖戾, 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等。要完善这一体制, 必须有效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本导制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 建立健全的素质教育理念。

首先, 要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观念。现代大学是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的摇篮, 道德修养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就像白鹿洞书院, 强调教育的着眼点是教人做人, 修身养性, 完备自身, 完善人格, 而不是沽名钓誉、获取功名利禄。这正是当今大学生所缺乏的道德精神。朱熹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 莫非使之讲明义理, 以修其身, 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 为词章, 以钓声名, 取利禄而已也。”一个人如果没有起码的道德准则, 再好的知识、再高的水平也是无用的。本导制就是让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

其次, 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精神。大学应该培养学生以人为本, 尊重人的价值, 关怀人的现实生活, 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思想观念。白鹿洞书院“正其谊, 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与“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正是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以自我为中心, 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缺乏尊重别人的人文素质, 白鹿洞书院文化的教育理念的确可以让本导制受到启发。

再次, 要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和对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朱熹说“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 具存于经”, 意思是圣贤的教育方法都在经典里。因此, 儒家说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说“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都是书院文化的重要内容。只要一个人有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心, 那么他一定能够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努力, 本导制也就达到了目的。

要培养更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是前提。白鹿洞书院教育的推行, 对我国教育历史上重功利轻素质的不良偏向, 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匡正。对于我们今天纠正功利主义的弊端,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无疑也是很有益的启迪, 对本导制更有很好的借鉴。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创新教育理念

一所大学是否成功的关键, 就是看这所大学是否具有创新教育理念。而应试教育的结果就是死记硬背、观点陈腐、画地为牢, 这样就会导致缺少有独立思想的人。本导制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在这方面, 白鹿洞书院教育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首先, 要培养学生的开放思想。要创新, 就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发展, 吸取别人的长处, 封闭、保守是不会有创新意识的。校园文化应该是开放性的文化, 我们应从各种渠道, 广泛获得各种新信息、新思想, 创新思想便会在这种氛围中积淀、产生、发展。在这点上, 白鹿洞书院教育主要体现在讲学风气上。书院的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 允许不同学派、同一学派的不同观点展开争辩, 允许“论及教人”, 见仁见智, 各抒己见, 以使义理昭彰。自由“讲会”制度对今天的创新思维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本导制也不无裨益。

其次, 要培养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是当今大学生的普遍思想惰性。不学, 无以质疑;不质疑, 无以创新。书院教育注重个人自学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以自学为主, 要求学生遵循“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的学习方法, 有不明的地方反复推敲, 独立思考;教师重在指导启发;师生间互相质疑问难, 相互切磋, 朱熹主张读书要有疑问, 疑问的解释才是学业的进步。“自学”精神与“质疑”精神, 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格。书院教育中的“居敬”, 即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和严肃而不放肆的态度, 培养思想专一和始终一贯的意志品质;“穷理”, 即是由杂乱无章的事实知识通过整合研究升华到更高的抽象原则的层面。这些都是创新精神必要的精神和品质。精思力行, 循序渐进, 坚守笃行, 这正是今天导师制所要求的。

再次, 本导制要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在学生和大学中, 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也是不可能培养创新思想的。朱熹不仅重视理论, 也很重视“践履躬行”, 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今天, 高等院校的主要功能已转化为教学、科研和产学研结合, 书院教育教研结合, 相得益彰的优良传统, 仍是高教改革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的, 也是本导制在培养创新精神中应该注意的。

在当代中国, 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引领文化”的使命, 本导制就是为了实现这一使命, 而白鹿洞书院文化中的创新教育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去思考。

本科生导师制与书院文化观照下的现代大学和谐教育理念

和谐理念一直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谐的校园文化也是大学一直追求的目标。本导制的一个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和谐理念, 以形成良好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都在提倡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今天, 显得尤为重要。

要和谐首先必须有和谐的观念。本导制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宽恕人、理解人、帮助人, 要懂得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物与物的和谐, 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和谐的重要价值意义。朱熹讲究由个人和谐推展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乃至国家的天下和谐。他认为, 圣贤政治也是以达到天下一家的和谐理想为目标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言忠信, 行笃敬, 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等, 其实包含着儒家文化的和谐因子。可见, 书院文化对和谐文化的建设有一定的帮助。

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天人合一”观。尊重自然、尊重环境的理念, 也是和谐文化的重要一环。本导制就是要让学生知悉和谐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要与自然感应, 与天地合一, 令你的生命得到净化, 让内心的欲望得到洗涤, 使精神世界得到升华。这一观念在书院建设中随处可见。

大学是产生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的土壤, 现代大学如果在素质、创新、和谐的理念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们就会再次陷入落后。本导制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建设和谐文化校园而制定的高校改革举措。尽管书院文化与我们当代的人文科学精神有一定差距, 但书院的文化教育观和我国当代大学的文化教育观有一定的吻合之处, 书院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枢纽,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本科生导师制建立的目标提供极为有价值的文化元素。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本科生导师制与白鹿洞书院文化在教育理念上的内在联系, 阐述了本科生导师制对培养学生素质教育理念、创新教育理念和和谐教育理念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本科生导师制,书院文化,教育理念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语类》,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2].韩钟文:《朱熹教育思想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3].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4].杨叔子:《科学人文和而不同》, 《中国高教研究》, 2002 (7) 。

传统书院教育 篇8

记者:书院为什么以“良友”命名?与当年的《良友》画报有什么关系?

孟繁佳:《良友》是1926年中国创办的第一本画报, 也是全球的第一本画报, 创办人是伍联德。当年双语发行, 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 影响力非常大。1945年, 《良友》迁到香港。到了伍联德第三代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再从事新闻传播工作, 于是王胤博士接收了《良友》杂志, 依此成立了良友传媒企业集团和良友文化基金会, 并在2007年成立良友 (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使良友回归内地。良友 (北京) 文化传媒公司从事纪录片运营和文化传播, 它跟新影厂共同投资成立了东方良友影视传媒 (北京) 有限公司, 拍摄了《故宫》、《台北故宫》、《当罗浮宫遇上紫禁城》等纪录片, 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而良友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则以良友书院的形式体现, 这方面由我负责。

记者:良友书院所教授的是古代书院那些传统内容吗?

孟繁佳:良友书院的前身是良友文化大讲堂。书院的定位是做都市里的传统书院。古代书院的根基是儒家教育。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原始的儒学是什么状态。儒家思想实际上在周以前就存在, 只是到了春秋, 经过孔子的努力才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主要是以“六艺”设置他的教学体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我们书院也是延续这种教育方式, 并对“六艺”的内涵有所延伸或扩展。“礼”、“乐”, 比较好理解, 主要是通过学习礼仪和音乐, 丰富情感、陶冶情操、修养德行。“御”, 表面看是学习驾驭马车的本领, 但实际上, 培养的是精准、快速到达目的的能力, 是面对危险、变化如何冷静处置的能力。所以, 良友书院重在训练培养人的心理素质, 提升人们把握局面、掌握方向、追求目标、实现价值的能力。“射”, 表面看是学射箭, 我们延展为培养组织、协调和指挥的能力。“书”, 不只是学书法, 我们重在培养真实记录事物发展、准确表达自己意愿的意识和能力。“数”, 不只是学数学, 我们重在培养尊重科学、学习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意识。所有的“六艺”课程我们都有, 而且努力使之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 满足当代人们的文化需求。

记者:具体来说, 针对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 书院开展了哪些培训呢?

孟繁佳:举例来说吧, 北京期货商会是在官方注册的, 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学课程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有意义, 于是我们就给期货商会的企业家们进行了国学培训。后来, 股票商会、基金商会也来联系, 我们又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设计了课程, 效果都不错。现在, 书院已跟不少行业协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认为, 行业协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业的龙头, 文化输送通过协会这个途径, 就可能影响到这个行业的众多企业。当前, 我们正在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策划活动, 目的就是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影响书店, 再由书店去影响图书出版和读者阅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要跟时尚挂钩, 不能脱离时尚。比如, 前几年我就通过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给设计师们举办了大师训练营, 做了国学培训。

记者:书院现在运营状况怎样?

孟繁佳:从2013年底成立以来, 书院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心目中的良友书院, 应当是澹泊名利, 但要努力做到自己养活自己, 不能总让良友基金会输血。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一两场“公益大讲堂”, 大家免费听。如果有兴趣, 再报名学习收费课程。第一期学完如果还想再听一遍, 也可以免费听。我们的老师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大先生, 他们都是在某个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 书院请他们举办专题讲座, 传播他们的学术思想;第二类就是常规课程的老师, 他们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凡是开设常规课程的老师, 都要先在“公益大讲堂”讲课, 学员反响良好才可以进入良友书院常规课程的讲堂。另外, 我们良友书院有自己的“志工”团队, 其中有优秀企业家, 有高级白领和年轻学生等, 都是热衷传统文化学习和传播的人士。他们义务帮助书院做事情, 就像社会上的“义工”, 但我们称他们“志工”, 强调的是大家的志向、志趣与书院相同。

记者:书院的下一步将如何发展?

孟繁佳:在当今大都市生活状态下, 要想做好书院, 就必须走出去。以前的儒家, 就是行走在老百姓当中的, 儒家一直坚持学知与践行两条腿走路。比如, 我们讲塞外诗时, 会把听讲的人带到敦煌阳关去, 让他们到实地去体会什么叫做“西出阳关无故人”, 而且在阳关日落的时候, 我们的古琴老师还要给大家弹奏并讲述那首著名的《阳关三叠》。

目前, 我们书院正在筹建国学的五个体验基地:

一是敦煌美学体验基地。所谓“一部中国美术史, 半部在敦煌”, 实际上敦煌是一种精神, 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我们组织人到敦煌, 让他们感受什么是中国的美学, 知道什么是大美。这样, 人的素质自然而然就提高了。现在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战略, 敦煌就在丝绸之路上。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所长侯黎明教授, 也是我们书院的老师。他会在我们游学团考察敦煌洞窟之后给大家讲“大美敦煌”, 这是他在国外大学给很多硕士生讲的课程。敦煌游学活动已经举办了四期, 在每期结业式上很多人都感动得流泪了。

二是在香港我们有一个体验“乐”的基地。也就是我们良友基金会的本部, 由音乐家罗永晖、王梓静两个人建立了一个无极乐团, 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推广, 以及中西方的音乐对话。

三是我们即将与北京故宫共建一个宫廷礼仪体验基地, 建成后学员可以实地体验中国古代的最高礼仪。

四是在终南山我们正要建一个先秦士文化的体验基地, 建成后可以去体验先秦士大夫的生活, 并且体验先秦逸民的渔樵耕读。

五是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建立禅学精修体验基地, 国清寺是禅宗的第一宗修行之地。

传统书院教育 篇9

关键词：文化传承,知识探究,书院,高等研究院

中国传统书院 (以下简称“书院”) , 经宋代兴盛, 清末废止, 历史源远流长, 硕学鸿儒、自由讲学之风气, 使一代代学者心向往之。书院的兴起, 开辟了理学思想发展的高峰。比如, 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白鹿洞书院, 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 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代表了书院发展的兴盛, 传承了中华学术的血脉, 其兴也勃焉。梁启超曾这样谈起书院的成立, “一面求智识的推求, 一面求道术的修养”;胡适也说过, 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因此, 中国古代传统书院, 一方面代表了中国经学传统, 对奠定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 对打造思想自由及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也使后世学人津津乐道。从学术角度上看, 书院之精神气质与西方现代大学推崇研究高深学问、学术自由之目标契合。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人文化成—中国传统书院的特色

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 重人文道德而轻实用技术。自儒家孔孟以来, 修齐治平, 其开端之处在修, 通过个人之修身齐家, 进而治国平天下。而书院作为教育的机构及文化传承的载体, 其文化精神传承了儒家经学之传统, 无论从导师、课程、授业、问学之方式方法, 承袭中国传统教育之特色。如胡适曾说:“中国书院的组织, 是以人为中心的, 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 就有四方学者龢然从风, 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 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 如朱文公的白鹿洞, 胡定安的湖州, 都是一例”;陈平原认为:“中西教育观念的差别却是实实在在的。依晚清以来通行的说法, 后者重知识传授, 前者重人格修养。”纵观历代中国书院, 具有私人讲学特色, 经费自给自足的特点, 同时, 一般有一位道学问品行出类拔萃者任“山长”, 而四方学子慕名追随学者而来。学依人而教, 人依学而效, 形成独特的书院治学及研究特色, 学者自由讲学、自由著书立说, 不同学术观点及教学方法在不同的书院中存在, 并依书院“山长”治学特色而形成不同学派, 更进而开创一地方之学风。正如胡适所说, 自修与研究, 讲学与议政, 独立办学独立思考, 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 通过传统书院而实现。

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 富有家国情怀。如孟子“舍我其谁”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湖南岳麓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等传诵千百年的格言警句, 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及经国济世的情怀。书院的变革, 至清末民初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 清政府苦思救国良策, 兴洋务运动, 废科举兴学堂, 将中国传统书院统统改造为西式学堂。对此, 胡适曾说“:书院之废, 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 将不复现于今日”。笔者认为, 中国传统书院, 其精神核心在于为学术而学术, 而不在于科举。学子求学其间, 在于求学问而不在于求出身。这种精神, 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在市场化浪潮下被功利主义浮躁之风侵蚀的学术所缺乏的。因而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书院所津津乐道的人文化成的“文化精神”。

二、高端冲刺———西方高等研究院学术研究之特色

正如前文所说, 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 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实行了全面西化, 延续数千年的书院被西式学堂所取代, 连同书院的文化精神内核也被西式学堂、大学的高效实用人才培养文化所取代。在书院存废的过程中, 虽然有师夷之争及体用之分的争论, 但西方大学其科技发达、技术领先、学术独立却是不争事实。书院之废除如同科举制一般, 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 国人纷纷求学于西方, 因此之后才有蔡元培负笈德国而办北京大学, 形成“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之特色;也有庚子赔款而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 从而奠定了当代大学高等教育之基础。西方大学其追求真理、理性至上, 研究高深学问、追求学术自由的特色正好与中国传统书院追求道术修养和人文化成, 形成互补。如两者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及开拓人文教育领域研究, 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西方大学独特的高等研究院, 对推动高深学术研究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力, 是中国传统书院所无法达到的境界。

伯顿·克拉克认为, 大学具有三项基本功能:一是人才培养, 二是科学研究, 三是社会服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大学对提高人口素质和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大学原有的追求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以及研究高深学问的职能在当代以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为核心价值观的大学建设当中, 有被弱化的危险。从20世纪60年代起, 高等教育开始离开精英教育的轨道, 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为应对大学的研究高深学问职能弱化的危险, 西方大学除了对大学进行分类管理之外 (既有社区学院, 也有教学型大学, 也有研究型大学) , 在大学内部, 建设以科学研究且主要是基础理论的研究, 而不以培养人才和应用研究为主要目的的高等研究院以推动高深学问研究的深入发展, 并且为一流学者提供自由研究、自由讲学的平台, 有效推动和保护了大学研究和精英教育的延续。著名的高等研究院比如爱因斯坦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 在中国也有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等等。

三、融合借鉴———书院与高等研究院之异中求同

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高等研究院, 本身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有起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国传统书院偏重于人文而轻实利, 其核心价值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是“大学之道,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是西方高等研究院偏重于科学而轻人文, 其核心价值是“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有鉴于此, 在当代高等教育提倡“通识教育”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 书院和高等研究院的融合互补, 有利于大学培养“通才”, 也有利于大学对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和合互补。

从文教精神的传承上看, 中国传统书院重学轻术, 重文化传承轻人才培养;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重科学轻人文, 追求终极真理和高端科技轻文化影响。中国书院规模小, 经费自给自足。往往由著名学者创建, 集讲学、藏书、著述等功能为一体, 学在民间, 私人办学特色鲜明。因其与官学明显不同且不受政府制约, 其学术研究独立自由。也因政府不给予资助, 书院创建人因为经费问题, 更多的是传承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经国济世的“入世”学术研究精神, 通过治学而影响社会, 而不以人才培养为目的。

从研究目的和研究层次上看, 与中国传统书院不同, 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建立之初便有明确的目的, 即“为学术而学术”、“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精英教育”, 是一种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大众高等教育精神的开拓发展, 保留了古典西方大学的文化精神, 从这个角度上说, 也可以说西方高等研究院传承了古典大学精英教育及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同时, 不同于中国传统书院对人格修养和国家治理的强烈关注, 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更多的是关注自然科学前沿及基础理论研究, 但不追求产学研用的“短平快”研究, 更多的是对终极真理的高深研究。并且, 近年来, 部分综合大学也建立了人文高等研究院, 以强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研究。

以上只是对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简单比较。可惜的是, 中国传统书院自清末洋务运动废科举兴学堂之后, 已不复存在, 但直到现在, 书院精神还一直为传统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 其自由讲学的精神, 其融洽的师生关系, 坐而论道、文化传承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在追求排名、求全求大、学术功利化的背景下所欠缺的。而高等研究院在西方大学中方兴未艾, 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学术的发展。但正如尼采对文艺复兴高扬人性的旗帜, 以人性取代神性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的现象, 高呼“上帝死了”。现代西方大学, 在高等研究院崛起之后, 也要避免以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压倒一切的现象。在高等教育场域, 探索集中国传统书院“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特质及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纯粹的研究”的学术气质视域融合的机构, 以逼近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与文化、学术与人生等各种现象的真实, 改进未来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

参考文献

[1]杨韶刚.道德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2]蔡怡.道德领导——新型的教育领导这[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江西教育史上的书院教育 篇10

一、书院的产生、发展与兴衰

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 兴于宋, 元明时期得以延续, 清代则遍及全国各地。1901年光绪一纸诏令将书院改为西学学堂, 晚清新政后西方的教育制度被引进, 新文化运动后则完全废除书院。唐代书院主要是为读书人和一些文人学士参加科举考试和读书休闲之用, 如白鹿洞书院就曾是李渤兄弟隐居读书的场所。宋代, 随着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 书院的规模、性质与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讲授儒家经典为宗旨的一些学者在各地兴起的讲学之风使书院增多, 书院成为复兴儒学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南宋朱熹为书院的兴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江西的白鹿洞书院 (1179年) 和湖南的岳麓书院 (1194年) 都由朱熹重修而成。明代的王阳明也非常重视书院的创建, 所到之处都有书院相伴。

在中国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中, 江西书院的影响远胜于其他省份, 起步早, 数量多。据统计, “自唐至宋, 江西书院达1071所, 居全国之首。南宋时期, 全国书院总数为500余所, 江西就有161所, 位居全国第一”。元代书院据统计全国共有408所, 江西以94所居全国之首。书院鼎盛时求学人数达数千人。庐山白鹿洞书院, 吉安白鹭洲书院, 铅山鹅湖书院和南昌豫章书院合称江西四大书院。其中白鹿洞书院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它推行的教育体制、倡导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中国的书院历经风雨, 从曾经的喧嚣到最后无奈的消退, 江西书院也不例外。元代, 书院完全官学化, 明代书院官学化程度略逊于元, 但期间四次毁天下书院, 江西书院也遭到严重破坏。清代江西书院虽得以恢复, 但已渐渐失去了它的思想传播功能。

二、书院教学在江西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

1. 发展教育, 传播文化, 培养人才。

据史料统计, 自宋至清, 江西共有进士10553名, 其中宋代5490名, 元代207名, 明代3067名, 清代1789名, 居全国前列。此外, 书院塑造了许多文化名人。以抚州书院为例, 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和曾巩, 戏剧大师汤显祖, 理学大师陆象山, 父子词人晏殊、晏几道, 思想家李觏, 地理学家乐史和朱思本等。尤其是宋明时期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 其中一部分人从政之后按照儒家的仁民观, 革除弊政, 施行惠民政策。大多数则在各地从事教育, 培养人才, 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2. 开展学术交流, 进行学术创造。

书院在培养人才的同时, 又承担着学术交流和学术创造的任务。许多学者、思想家在参与书院教学活动的同时形成了各自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流派, 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三次浪潮:宋代的程朱新儒学, 明代的王湛心学及清代的乾嘉汉学等都与书院密切关联。由于书院的办学体制有别于官学和私学, 它有相对独立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 使得学术大师们可以在书院中自由地交流辩论或著书立说。如宋明时期由于书院自由讨论, 问答式的授课方式使得很多重要的儒学理论以语录体的形式保存下来, 从北宋的二程到南宋的朱熹, 明代的王阳明等都有这样的语录。

书院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古代的书院是开放的, 学者们可以到各地进行讲学交流活动。公元1175年江西铅山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 虽然朱熹与陆九渊终因见解不合而散, 但对完善各自的学说起到重要的作用。

3. 议论时事, 发表政治主张。

从孔孟开始到宋明的理学家, 儒家直接参与政治, 实施儒家主张的机会很少。他们主要通过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也是按照儒家对“道”的追求, 教育学生在读书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政治, 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三、古代书院的教学特点

书院从产生到消退历时近千年, 为江西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它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为此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扼腕叹息, 上世纪20年代, 胡适就曾感叹:“书院之废, 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来学者的自动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国学泰斗季羡林在为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作序说:“中国的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 现在只剩一条腿了!”以下就以白鹿洞书院为例探讨古代书院的教学特点。

1. 学规的完备性。

白鹿洞书院并非中国最早的书院, 却是众多书院中最完备的书院, 它的教学传统与教学法规成为历代书院的楷模, 这都要归功于朱熹为其制定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内容在学生的治学、修身、处事及待人接物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尤其是其中的“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由儒家经典语句形成的学规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价值体系。

2. 办学方式的开放性。

虽然书院招收学生有严格限制, 但它的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 故在传授对象方面极为开放。

3. 教学目标的专一性。

书院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 涉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它实行的是一种通才教育, 不分科系, 以人文教育为主, 教学生重在做人, 修身养性, 完善人格。

4. 教学方法的灵活性。

书院实行山长 (院长) 负责制。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有教师的升堂讲说, 也有学生个人的“读书, 作业, 自修”。教师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讲解指导, 此外还提倡读书会讲形式, 强调师生间的互动。

5. 学术研究的开创性, 学术创造的自由性。

同一所书院里允许打破门户之见, 开展百家争鸣。如公元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即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典范。学术创作上, 各家代表也是为毕生之所学著书立说, 全无功名利禄的羁绊, 书院是学术创作的一方净土。

四、江西高等教育的现状

从总体看, 中国的大学包括江西的各大高校在内的大学体制仍属于典型的舶来品。江西大学教育的现状其实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缩影,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采用班级授课制, 教学内容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 知识成为工具。

学校里分学科和专业, 校中设系, 系下设专业, 学生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为主。

2. 教学方法多用讲授法。即使是利用多媒体教学也是以教师单一的讲授为主, 师生之间关系冷漠, 缺少互动。

3. 人才制度的不自由。

年轻人才缺乏, 即使是重点大学, 大师级的人物也屈指可数。近几年大学里的近亲繁殖现象屡见不鲜, 严重影响了教师之间的学术讨论和争鸣。

4. 学风浮躁, 学术环境的不自由, 学术研究上的弄虚作假。

一些大学教授知识面不广, 治学不严, 为数不少的人只注重表面的学历学位, 不研究真正的学问, 甚至还有学术造假的现象。学生中能安心做学问搞研究的寥寥无几。

5. 教学内容上人文教育匮乏。

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 很多学校以就业为前提设置专业和课程, 忽视对学生的全面培养, 尤其是在一些理工类院校和各类职业院校, 学生的人文素养薄弱。如理工科学生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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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不具备应有的人格修养, 缺乏理想信念, 更不用说科学创造精神。

著名华裔数学家,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中曾指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弊端:年轻人才缺乏, 经费不足, 人文教育匮乏, 开放性不够, 评审制度不健全, 研究与教学脱节, 行政管理官本位等。

五、书院教学模式对当今大学教育的启示

已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弥留之际曾留下遗憾:为何六十年来, (中国) 出不了大师和杰出人才?大学里能培养出高技能的莘莘学子, 但高技能并不等于高素质。一所大学该如何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积极进取且能自主学习的人?

首先, 学校本身应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文化内涵。梅贻琦先生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 溯其源流, 实自西洋移植而来, 故制度为一事, 而精神又为一事。虽然模式可以照搬西方, 但文化却不可以照搬, 因为文化是历史的产物, 是一个民族精神传承和价值取向的反映。”要解决当代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使江西的大学教育形成自己的特色, 湖南大学邓洪波教授的主张“承朱张之绪, 取欧美之长”, 即将传统的书院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教育结合可为参考。其次, 淡化学校的行政化, 培养师生的文化使命感。

其次, 学术研究上摒弃抄袭、拼凑, 重建学术尊严。倡导学术研究的开创性, 学术创造的自由性, 舍弃功名利禄的羁绊, 让学校成为学术创作的一方净土。

再次, 教学方法上, 不采用单一的“教师讲, 学生记”的灌输式。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 可以结合时代特色, 让学生借助网络进行改造性学习, 教师也可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 共同成长, 做到“教学相长”。

最后, 在教学实践中, 建立多样化的人文素质教育途径, 如把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还可以开讲座, 举办知识竞赛及演讲、辩论活动, 培养学生的组织表达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总之, 学校在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学生的同时, 也要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学会宽容、理解, 明白修身处事及待人接物与治学一样重要。

如今江西也拉开了生态经济的帷幕。江西的崛起除了要更新观念, 创新机制外, 更需要大批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创新人才。因此, 落实教育创新势在必行。建设21世纪的大学文化, 可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髓,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使江西的大学教育能在世俗化、大众化的潮流中一枝独秀, 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罗传奇, 张世俊.临川文化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11.

清末书院教育家俞樾 篇11

仕途不顺，勤勉治学，

开始执掌各大书院

俞樾仕途不顺，且非常短暂。道光三十年（1850年）俞樾进士及第，是年30岁。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简放河南学政，咸丰七年（1857年）被弹劾所出试题割裂经义，罢职回乡。在35岁至37岁短短两年的从政生涯中，俞樾任河南省主考官，负责甄选人才、擢拔名士的教育大事。但他却在出考题时犯了禁忌，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命。

俞樾所出八股文题被指责为割裂经义和触犯时忌。下面来看看他所出的题，如：咸丰七年试陕州题曰：《然则文王不足法与》；试武陟县题曰：《苟为无本》；试修武县题曰：《王知夫苗乎》；试原武县题曰：《鳖生焉》。尤触时忌者，试祥符县题曰：《邦君之妻曰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合场哗然，几至罢考。俞樾所出的这些试题，断取经义，增加了士子判题的难度。如《鳖生焉》，题出自《中庸》，原句为：“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只割取“鳖生焉”3字，上下不着边。特别是割取经义后，没有上下文的贯穿，题目所表达的意思往往会有违背纲常、触犯时忌之嫌。如《然则文王不足法与》、《王知夫苗乎》二题，好像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责问，这在皇权社会当然是要不得的。特别是如《邦君之妻曰寡》这样的题目，该题出自《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割取上下文拼凑成题，满族本异邦，题目表面意思容易使敏感的清统治者觉得有影射之嫌。

俞樾后来述及被罢职一事，他以诗道：“岳色河声无古今，使臣仗节遍登临，力除萧艾求兰蕙，此时当年过用心。”俞樾解释道：“丙辰二月始出棚考试学使之职，当以求才为主，而以防弊为宾，果拔得一二真才，便为无忝厥职，小有冒滥无伤也。余当年转以防弊为主，此乃少年用意未当，奉职不称正以此也。”俞樾认为自己为河南学政时，出题割裂经义是因为求才心切，用心过当，以至于无意中触犯时忌。

罢职后，俞樾闲置无事，开始读高邮王念孙父子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诸书，渐而好之，遂有意治经。咸丰十一年（1861年），俞樾从朋友处借得半部《学海堂经解》，即阮元于学海堂主持编刻的《皇清经解》，专心攻读，治经渐有心得。罢职后8年，即同治四年（1865年），俞樾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书院主讲经历，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然后又移席杭州诂经精舍、菱湖镇龙湖书院、上海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德清清溪书院、长兴箬溪书院。其中执掌杭州诂经精舍时间最长，从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达31年之久。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曾延请俞樾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俞樾以老母在堂，未便远游相推辞。

掌教书院，醉心朴学，

成就朴学大师地位

书院教育和官方教育比较起来，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受到的禁锢较少，给了俞樾更多的教学自主权，而俞樾所主讲的这些书院，除了最先主讲的苏州紫阳书院是从事时文教学外，其他书院皆如诂经精舍一样是以朴学教学为宗旨，研经究史，训诂考据，讲求真才实学。俞樾在这样的书院环境中教书、著述，终于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朴学大师。

俞樾掌教的各大书院中，以在诂经精舍的时间最长，达31年。俞樾能够掌教诂经精舍如此之久，是俞樾和诂经精舍相互选择的结果。同治四年（1865年），同科进士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及两江总督，俞樾往见之，李鸿章举荐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俞樾对在苏州紫阳书院的教学生活显然是很不满意的。苏州紫阳书院是以科举时文为主要教学目的的书院，教学内容是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和试帖诗。掌教紫阳书院期间，俞樾给同人的信中屡屡谈到教学时文的苦闷。他在给友人应敏斋的信中说：“弟章句陋儒，所主紫阳讲席，又专课时文，虚拥皋比，一无裨益。”在给举荐者李鸿章的信中也屡次谈到教学时文的无益，在一封信中他说道：“吴下为人才渊薮，兵乱以来不无荒废，殊少佳文，未识老前辈甄别正谊得有绩学能文之士否？昌黎有言：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畬吾人作秀才时，或侈言时务，或空谈心学，二者皆不无流弊，总以经史实学为主。省会书院宜存贮十三经、廿四史及周秦诸子之书。诸生中有笃学嗜古者，许其赴院读书，师友讲习以求实学，或亦造就人才之一助乎！”

受杭州诂经精舍的影响，正谊书院也专课经解诗赋，以朴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在这封信中，俞樾对正谊书院能够从事朴学教学，培育朴学人才，感到非常羡慕。信中流露出对崇古实学的嗜爱，对培育实学人才的关注，也特别关注书院古籍的储备。其后与李鸿章的信中更直白地说道：“弟承乏紫阳，倏又半载，如期开课，裨益毫无。”对紫阳书院以时文教学为务的生活，极为不乐。

这时，浙江制府马端敏（榖山）延请俞樾前往诂经精舍任山长，俞樾欣然应允。同治六年（1867年）冬，俞樾准备离开紫阳书院，赴杭州诂经精舍任山长，在给友人曾枢元的信中说道：“频年主讲紫阳，虚拥皋比，了无裨益。明岁移席浙江之诂经精舍，从吾所好古训是式。湖山壇坫，其鄙人坐老之乡乎？”不但对移席诂经精舍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朴学教学和研究，认为是“从吾所好”，非常自得，而且对诂经精舍优美的湖光山色也极其满意，认为“西湖山水之胜，自非吴下所可及。凭栏眺望，心目开爽”。诂经精舍恰是俞樾神投意合之所在，并打算在那终老余生，颐养天年。

俞樾和诂经精舍结下了31年之久的不解之缘，实是书院历史上的佳话，也惠及其它以朴学教学为宗旨的书院，如湖郡菱湖镇龙湖书院、上海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德清清溪书院、长兴箬溪书院，俞樾都曾掌教其中。诂经精舍31年的教学生涯是他最为满意的人生选择。阮元创办诂经精舍时，就立下了以朴学为主的教学宗旨，俞樾能长期胜任山长职务，是和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分不开的。

俞樾掌教诂经精舍前后，正是俞樾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在掌教苏州紫阳书院（1865—1867）期间，俞樾就已完成《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各35卷，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大师地位。掌教紫阳书院期间，俞樾在时文课教之余，一直潜心于朴学研究。给友人信中说：“樾在此（紫阳书院）已举六课，每课卷约计三百左右，率以六日了之，一月之中，尚有二十四日可以读我书也。”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樾非不知儒者读书当务其大者，特以废弃以来，既不敢妄谈经济以干时，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世，并不屑雕琢词章以媚俗，从事朴学，积有岁年。”

清代遵义的书院教育研究 篇12

一、清代遵义书院教育发展概况

清朝初期对书院教育加以严格限制, 政府曾经下令不准创办书院, 所以这一时期书院发展缓慢。康熙年间开始, 政府对书院教育的禁令才开始放松。雍正十一年, 皇帝谕令督抚在省会设立书院, 政府禁令一开, 使得清代的书院在雍正后期开始高速发展,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顶峰。作为贵州文教相对发达的地区, 遵义的书院也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

整个清代, 遵义共有书院28所, 这些书院在今遵义所辖的各县市都有分布。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轨迹, 可以划分为初创期 (康熙年间) 、全面发展期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 和低落转型期 (咸丰嘉庆同治光绪) 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康熙年间 (初创期) , 这一时期遵义的书院教育刚刚兴起, 共创立了2所书院:启秀书院和培英书院, 这两所书院的规模都较小, 管理不够完善, 影响也比较小。第二阶段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全面发展期) , 这一阶段遵义共创立了18所书院:古凤书院、洋川书院、龙泉书院、怀阳书院、双城书院、湘川书院、他山书院、鼎山书院、培基书院、儒溪书院、新添书院、淳化书院、罗峰书院、三台书院、养正书院、鸣凤书院、萃华书院、湄水书院, 不仅书院数量增加, 分布范围更广, 而且书院在教学、管理等方面也趋于成熟, 书院的影响扩大。第三阶段是咸丰嘉庆同治光绪年间 (低落转型期) , 这一阶段遵义共创建8所书院:安溪书院、修文书院、松江书院、柳湖书院、培元书院、味经书院、小书院、太白书院, 这一时期, 受国内局势的影响, 遵义书院发展缓慢并最终改制, 书院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主要活动

1. 清代遵义书院的教学活动。

书院的教学内容。清代的遵义书院已经成为科举应考的重要场所, 所以教学内容也主要是科举考试的一些基本内容。乾隆元年上谕中指出“仿分年读书之法, 予之程课, 使贯通乎经史”[1], 而后, 乾隆十年又规定, 山长在书院教育中, 要根据学生的资质进行教学。资质一般的, 要先教授八股文, 学有余力的再学习四书五经, 资质优异的, 除八股文以外, 还要学习经学、史学、治术诸书。每月的考课, 以八股为主, 或论或策或表或判, 有山庄根据自己的教学具体安排。因此, 清代遵义的书院, 教学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四书五经。

书院的考课。清代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官学, 承担起了应对科举考试的重要任务, 因此清代遵义书院真正的集体讲授已经很少, 而主要以考课为主, 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从地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 书院里的学生, 平日通常都是自学为主, 定期进行考课。很多书院都有自己的考课制度, 一般是每月考课两次, 一年十六次, 根据考课的成绩可以领取一定的奖资。如遵义府古凤书院规定:“每月初二、十六分别举行官课和堂课, 根据考课成绩取前十名给予五百至一百文不等的奖励;每次考课, 要求作文一篇, 诗一首, 外加策论一道, 有抄袭舞弊者, 概不录用。”[2]可以说, 考课是清代遵义书院最主要的教学活动。

2. 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

藏书是书院重要的活动之一。有关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情况, 各类资料的记载不多, 但根据相关内容, 我们可以推知一些情况。如乾隆年间, 古凤书院建有藏书室, 由此推知, 该书院应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嘉庆时, 周际华在湘川书院讲学时题诗:“书多苦日短, 衣破觉风尖。”[2]湘川书院当时已经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不少书院还有书籍管理制度, 如鼎山书院就有专门的制度规定了书籍的管理、借阅、书籍管理人员的报酬等, 可以看出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已经逐渐规范。但总体而言, 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比较落后, 很多书院不仅藏书数量少, 而且由于管理不善等多种原因, 书籍毁坏严重, 如湘川书院“咸丰间杨逆为灾, 书院并书籍皆成一炬”[2], 本来就少的藏书再加上损毁严重, 真正能用于教学的书籍就更少了。

3. 清代遵义书院的供祀活动。

供祀活动是书院一个重要的内容, 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清代遵义的书院通过供祀活动, 主要是为生徒树立道德典范, 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 体现崇贤尊师的优良传统。清代遵义的书院, 在供祀对象上各不相同,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祭祀本乡本土的文化先贤。主要是供奉与本乡本土有关的、德行高尚的贤士大夫。清代贵州书院的供祀的文化先贤中, 尹道真是最常见的一个, “黔省城向建书院, 皆崇祀先生 (尹道真) ”[2], 以表现对这位文化前贤的崇敬, 为生徒树立榜样, 因此, 遵义的很多书院都供祀尹道真, 如湘川书院, 古凤书院等。二是祭祀学派宗师或先贤。祭祀学派先贤的目的, 是为了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 表明本学派的学术渊源。清代遵义书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 孔子自然是书院祭祀的对象之一, 如鼎山书院就有每月初一参拜孔子的相关规定。“黔中王派”嫡传弟子及再传弟子创办的书院, 大多祭祀王阳明, 实质上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渊源。三是对祭祀创建书院有功的人, 即把书院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为书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作为祭祀的对象, 如湘川书院供奉创建者刘诏升神位。书院的这一供祀行为, 既是出于纪念的目的, 同时也是告诉书院学生不辜负前辈兴学育才的心意, 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三、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影响

1. 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

清代, 官学逐渐困顿, 单靠官学很难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要, 遵义书院的发展, 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乾隆元年上谕称:“书院之制, 所以导进人材, 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庶人材成就, 足备朝廷任使, 不负教育之意”[3], 由此可见, 清政府已经把书院看做一个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希望通过书院这种“古侯国之学”来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清代, 政府大力发展书院教育, 通过规范山长聘选、生徒管理、教学内容等使书院教育逐渐官学化, 清代遵义的书院, 在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成为培养应试之人的重要场所, 是人才输送的一个重要渠道。

2. 推动了遵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 推动了遵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莫与俦主讲遵义湘川书院, “其所造就的学术人物, 如莫友芝于音韵、目录、版本, 郑珍于三礼、说文解字, 萧光远于周易, 莫庭芝于训诂, 均各有专精, 成为名儒”[4]。道光、咸丰年间, 郑珍和莫友芝先后在遵义湘川、启秀书院讲学, 造就的文化人才有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黎庶焘、黎庶蕃、黎庶蕾、黎庶昌、黎兆祺等, 还有知名作家和学者赵廷璜、郑淑昭、郑知同、胡长新、姚濬昌、王藻章等, 对遵义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风气的形成。清代遵义书院培养的人才, 涉及文化教育的各方面, 这些人薪火嬗传, 使得遵义学术氛围之浓, 在全省居于前列。

3. 促使教育对象更加广泛。

清代, 遵义社会经济极不发达, 人民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很少。尽管改土归流以后政府大力兴学育才, 但受教育者仍然十分有限, 尤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接受教育更是难上加难。清代遵义书院教育大发展, 先后创建了28所书院, 这些书院广泛分布在今天遵义所辖各县市, 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 由于遵义很多书院都设有膏火产业, 前来肄业的生徒都有一定比例的膏火, 还能根据平时的考课成绩领取一定的奖资, 这对于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接受教育,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如莫与俦在遵义讲学期间, 各县生员纷纷前来求教, 由于求学者众多, 校舍两次拓宽。

4. 推动了遵义各县市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

遵义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遵义广泛分布着仡佬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历来文教事业比较落后, 受教育的机会有限。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 已经延伸到了遵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如正安州 (今遵义正安县) 雍正十一年建古凤书院, 仁怀直隶厅 (今赤水市) 嘉庆十三年创立养正书院, 思南府务川县 (今遵义务川县) 道光年间建淳华、罗峰书院, 石阡府龙泉县 (今遵义凤冈县) 乾隆二十二年建龙泉书院, 平越直隶州 (今余庆县、湄潭县) 在乾隆道光年间建他山、湄水书院。这些书院的建立, 使遵义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 学习到先进的文化知识。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发展, 对推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摘要：清代, 遵义的书院教育围绕教学、藏书、供祀三大活动展开, 在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教育对象扩大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代,遵义,书院

参考文献

[1]清实录高宗实录 (卷20) [M].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7.

[2]周恭寿.续遵义府志[M].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 2000.

[3]陈谷嘉.中国书院史资料[M].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