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金融机构(精选10篇)
法人金融机构 篇1
贷款利率定价是指商业银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率管理规定, 综合考虑成本、风险等因素, 结合实际确定贷款利率水平的行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利率定价主要有四个作用, 一是保持竞争力的需要;二是维持生存、健康发展与稳定的需要;三是有利于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四是改善管理, 转换机制,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从目前实际运作来看, 贷款利率定价还存在科学、规范、系统的利率定价制度未建立, 缺乏利率定价评估规范统一标准, 对利率风险的识别和定价能力重要性认识不够等问题。对此, 笔者结合这些存在问题, 就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定价评估问题谈点建议。
一、贷款利率定价方法
目前, 基本定价方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目前普遍应用的以国家公布法定利率为基础, 根据不同因素进行不同幅度的浮动;二是贷款定价能力较强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借鉴国外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模式进行的贷款风险定价。四种模式:“成本加成定价模式”、“成本-收益定价模式”、“价格领导模式”、“最优惠贷款利率定价法”四种方法。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普遍采取以国家公布法定利率为基础, 根据不同因素进行不同幅度的浮动。如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实行法定贷款利率加点浮动的贷款定价方法。即贷款利率=法定贷款利率× (1+浮动幅度) 。浮动幅度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允许范围内[0.9~2.3倍]。贷审会原则上每年确定一次最低浮动幅度和上浮单位的值, 以文件形式下发要求下辖支行执行, 如有需要, 也可随时调整;下辖各支行、信贷员通过借款人的信用等级或财务状况、贷款方式、贷款种类、金额等指标确定执行相应的浮动利率或优惠利率。
二、利率定价基础信息系统和利率风险防范
目前,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根据贷款种类、贷款对象、方式、担保物、信用记录及贡献度等因素, 结合国家宏观调控要求、产业政策、行业风险、产品市场等多方信息, 对不同种类的客户实行了差别化定价。但目前尚未建立利率定价基础信息系统, 在实际操作中, 主要依赖经验判断和信贷管理系统客户信息记录作为贷款利率定价的基础和参考信息。
为防范利率风险, 一般采取的措施:一是设立贷款浮动利率管理台账, 加强对档案资料的分析利用, 按季开展利率分析, 定期通报利率市场趋势、利率变动对业务经营产生的影响、基准利率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适时调整利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的结构, 规避利率风险;二是通过对利率敏感性分析, 预测未来某一期限内将会发生利率调整从而导致资产负债业务重新定价的情况下, 计算利率敏感性资产和利率敏感性负债规模之间的缺口, 并对利率变动因该缺口的存在而可能带来的损益情况进行评估, 然后根据评估情况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增加利差;三是实施业务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对贷款利差依赖度比较高, 与资产、负债关系不密切的中间收入占比很低。因此, 积极发展结算清算、银行卡、代收代付、保管箱、财务顾问、信息服务等中间业务, 拓宽业务收入渠道, 从业务结构上规避利率风险。
三、利率风险定价情况评估
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 利用利率定价的主导性、主动性和灵活性, 主动适应市场变化, 适时调整利率定价, 不仅可以调节资产与负债结构, 平衡资金安全性、流动性与效益性, 而且还可以发挥利率杠杆在信贷资产优化、增强客户关系, 促进业务增长等方面的综合作用。
目前,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虽然根据贷款种类、贷款对象、方式、担保物、信用记录及贡献度等因素对不同种类的客户实行了差别化定价, 但由于没有科学具体的定价浮动标准, 在定价前虽进行周密详细测算, 但缺乏较为具体的浮动幅度指标及其权重的确定。利率风险定价情况评估没有系统、专门开展, 主要是以利率定价执行情况分析、财务收支分析、信贷跟踪检查等工作部分反映出利率风险定价评估情况。
四、存在问题
(一) 科学、规范、系统的利率定价制度未建立
目前尚未建立利率定价基础信息系统, 形成利率定价实际运作中不能充分体现成本、效益和风险匹配原则, 市场化定价原则, 差别化原则, 分类指导原则。主要依赖经验判断和信贷管理系统客户信息记录作为贷款利率定价的基础和参考信息。缺乏能够覆盖经营管理贷款所付出的成本、承担的风险和期望的资本回报, 在有效管理贷款风险的前提下, 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可以量化的定价标准。
(二) 缺乏利率定价评估规范统一标准
目前不论是人民银行或商业银行尚未建立利率定价评估规范统一标准。如何评估?怎样评估?评估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在管理层面、操作层面仍然处于概念模糊和探索阶段。商业银行利率定价评估仍然停留在主要依赖经验判断和信贷管理系统贷款利率定价的基础和参考信息上, 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统一的利率定价评估标准。
(三) 对利率风险的识别和定价能力重要性认识不够
利率风险的识别和定价能力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最为核心的市场竞争力, 是参与市场竞争, 调整信贷结构,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控制风险能力和提升财务利润水平的关键。在金融机构竞争日趋激烈的活动中, 重拓展业务、重占有市场份额、固守传统的利润观念等意识仍然存在。认为按照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呆账准备金作为贷款的预期损失, 再加上依赖经验判断和信贷管理系统客户信息记录作为贷款利率定价的基础, 可以实现利润和覆盖风险。随着经济金融发展,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人为因素等潜在风险的压力会进一步日益加大。
五、建议
(一) 建议尽快建立科学、规范、系统的利率定价制度
建立利率定价基础信息系统, 促使利率定价能充分体现成本、效益和风险匹配原则, 市场化定价原则, 差别化原则, 分类指导原则。
(二) 建议尽快建立利率定价评估规范统一标准
解决实际运作中如何评估?怎样评估?评估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改变目前依赖经验判断和仅有信贷管理系统作参考信息的现状。
(三) 加强对利率风险的识别和定价能力重要性认识
从制度建设、系统建设、人员培训、督促检查等方面给予重视和保证, 全力推进利率定价评估工作开展。
法人金融机构 篇2
摘 要:受实体经济低迷、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外部竞争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经营环境有所恶化,盈利能力、经营绩效持续下滑,风险攀升。本文通过建立杜邦分析体系对2012-2016年吴忠辖区内A农村信用社的盈利指标进行分析探索,发现其盈利能力存在一定风险。同时运用连环替代法,层层分析该行近几年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最后,通过对A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分析,映射出辖内其他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在盈利能力、经营风险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杜邦分析法;盈利能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一、杜邦分析法
杜邦分析法通过财务比率对银行的财务进行分析,在结合盈利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偿债能力的情况下,以银行净资产收益为中心,进行深度剖析,总结出银行的财务状况。该方法不仅可从财务角度客观地评价企业,还可通过建立杜邦分析体系,逐层剥开财务数字背后隐藏的经营问题。这种方法以权益净利率为核心,将企业的经营成果看成是其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3种能力作用的结果,并对权益净利率进行分解,从而找到企业存在的问题或值得保留的优势。
杜邦分析法的核心公式为:权益净利率=总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其中:
(一)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也称权益净利率=总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是综合水平最高的盈利能力指标,也是一个综合性极强,最具代表性的财务分析指?耍?是杜邦系统的核心。公司财务管理的首要目的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净资产收益率正是反映了股东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反映了公司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的效率。
(二)销售净利率。销售净利率是反映银行商品经营能力最首要的指标,是银行资产经营的结果,是实现净资产最大化的保证。银行从事经营目的在于获利,其途径有两个:一是扩大营业收入;二是降低成本费用。销售净利率是银行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之间的比率,用来衡量银行在一定时期销售收入获取的能力。
(三)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是反映银行营运能力最首要的指标,是实现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基础。银行总资产由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组成,流动资产反映了银行的偿债能力和变现能力,非流动资产则反映银行的盈利能力、经营规模和发展潜力。因此,资产结构是否合理、营运效率的高低是银行资产经营的核心,并最终影响到银行的经营业绩。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说明总资产周转速度越快,则银行盈利能力越强。
(四)权益乘数。权益乘数是资产总额与股东权益的比值,表示资产总额相当于股东权益的倍数,与资产负债率成正比,反映了银行的财务风险。在总资产和股东权益一定的情况下,权益乘数越大,说明银行负债越多,通过负债获得的杠杆收益就越大。通过分析权益乘数可以大致看出银行的财务策略。
杜邦分析法将权益净利率分解成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的乘积,有利于管理者看清权益净利率的决定因素,从不同角度,找到提高权益净利率的方法,实现企业管理效率的最优化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最大化。这是该方法与其他盈利能力分析方法相比的最大优点。
二、对A农村信用社盈利能力分析
(一)A农村信用社概况。A农村信用社成立于2005年,目前下设营业网点20个,一直以来充分发挥着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有力的支持了地方特色产业的强劲发展,多项工作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肯定,20余次被评为先进单位。但是近几年受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煤炭、水泥、钢贸等行业“遇冷”明显,致使A农村信用社涉及此类行业的贷款存在较大风险,其盈利能力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盈利能力分析。本文选取A农村信用社近5年(2012-2016年)的数据,以杜邦分析法为理论基础,分析其盈利能力,以期为辖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利用表一中A农村信用社的相关财务数据,对其2012年-2016年的财务状况作出分析,如下表所示:
横向分析看,A农村信用社2012年权益净利率状况良好,从2013年开始权益净利率呈现阶梯式下降趋势,到2015年下降最为明显,出现负值;销售净利率趋势与权益净利率趋势基本一致;总资产周转率在近五年内逐年小幅下降;权益乘数在2012-2014年逐渐减少,但在2015年突然上升,2016年继续上升。为探明2015年权益净利率明显下降的原因,运用连环替代法,分析2015年的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对权益净利率的影响程度。
利用公式:权益净利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得到2014年为:0.8%=1.04%×4.52%×17.1
替换销售净利率=-111%×4.52%×17.1=-85.79%
替换总资产周转率=1.04%×3.44%×17.1=0.61%
替换权益乘数=1.04%×4.52%×44.27=2.08%
由此可见,2015年销售净利润减少112.04%,使得权益净利率减少了86.59%;总资产周转率减少1.08%,使得权益净利率减少了0.19%;权益乘数增加27.17,使得权益净利率增加了1.28%。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权益净利率减少了110.95%。按照杜邦分析法分析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从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三个角度进行剖析,剖析A农村信用社盈利能力变化的主要原因。
(三)各指标分析。1.销售净利率分析
净利润。由分析表可知,2012-2016年A农村信用社每阶段的净利润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到了2015年更是出现断崖式下降,降速同比上升61倍。据调查,2016年以前A农村信用社的不良拨备覆盖率一直未达到监管标准,受“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率影响,为抵御风险,从2013年,A农村信用社开始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出现账面亏损,净利润明显下降,2015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5.57倍,净利润同比下降77倍。由此可见,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不断增加是导致A农村信用社净利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A农村信用社收入结构主要包含三部分:净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从表一的财务数据来看,2014年开始净利息收入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同比下降38.32%,降幅明显。2014年以来,受制于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影响,A农村信用社利息空间逐渐压缩,息差明显收窄。但是2012-2016年,A农村信用社的中间业务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其中中间业务收入2016年较2012年增长了99.02%。由此可?,发展中间业务和其他非利息收入业务给A农村信用社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未来盈利能力得以持续、稳定的增长。
营业支出。A农村信用社的营业支出主要包括业务及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其他营业支出。从表一的财务数据来看,2012-2014年业务及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比较稳定,在2015年两项指标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受利润下降影响,A农村信用社不断压缩经营成本,但是营业支出的降幅远远小于净利润下降的速度,所以销售净利率整体持续下降。
2.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由表四可知,近5年来,A农村信用社的总资产周转率徘徊在3.34%-4.88%之间,虽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但基本保持稳定。从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上看,其收入增加主要得益于利息收入的增加,从分析表中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从2014年开始,营业收入与资产总额出现“双降”,而从以上分析可知,A农村信用社的非利息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开始明显增长,且在营业收入结构中比重逐年增加。说明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商业银行的存贷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成为影响A农村信用社总资产周转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3.权益乘数分析
权益乘数表示资产总额相对于股东权益的倍数,权益乘数越大表示股东投入银行的资本占全部资产的比重越小,银行负债程度越高。从分析表可知,2012-2014年,A农村信用社的权益乘数逐渐下降,说明其以利息收入为主的负债盈利能力受到了挑战。2015年和2016年权益乘数突然上涨且涨幅较大,但是这部分权益乘数的提高并不代表其负债盈利能力的提升。一是受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影响,作为分母的股东权益减少较多,使它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增大。二是近5年,A农村信用社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变化不大,没有出现较大涨幅,说明其资产负债率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财务杠杆的作用,为A农村信用社带来盈利。相反,突然增加的权益乘数指标,暴露出了A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债务管理能力在下降,财务风险在加大。
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盈利能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一)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是利润下滑的根本原因。通过对辖区7家有不良贷款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调查,均认为资产质量的下降是影响利润和盈利能力的首要原因。以A农村信用社为例,其信贷资产质量持续下滑,2012-2016年不良贷款率徘徊在8.42%-13.24%之间,不良贷款余额增加了5373.51万元,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一直未达到监管标准。为了抵御资产质量下降带来的风险,A农村信用社开始加大拨备计提力度,造成当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逐年增加,侵蚀了当年利润,从而造成一系列监管指标不符合要求的连锁反应。
(二)经济下行是造成盈利能力下降的外部原因。受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加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政策的落实,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一方面不良贷款“走高不下”。辖区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和现金流不同程度的出现缺口,从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攀升。以A农村信用社为例,A农村信用社所在城市煤炭、钢铁、建筑等行业持续低迷,涉煤行业客户库存煤炭价格下跌较多,销售严重受阻,企业经营情况持续恶化或无好转迹象,导致该类表内外欠息及贷款逾期突增,且不良贷款清收化解难度不断增大。另一方面,贷款规模增长乏力。近几年,随着地区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有效信贷需求疲软,加之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压缩了传统贷款增长的空间,贷款规模增长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已经明显低于以往。以A农村信用社为例,2016年,A农村信用社全面开展信贷营销工作,借助“随薪贷”、“农地贷”、“富农卡”等一系列“拳头”信贷产品,加大对优势行业和优质客户的营销力度,虽然小微贷款较年初增加7.39%,但贷款规模较年初依然减少2442万元。
(三)利率市场化是影响盈利水平的主要原因。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存贷利差持续收窄,利息净收入减少,营业成本上升,净利润下降。监测数据显示:在贷款利率方面,2016年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水平持续走低,各期限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水平8.09%,同比下降0.86 个百分点;在存款利率方面,为保证存款稳定增长,各机构竞相提高存款利率上浮幅度,其中农商行、农信社上浮幅度在基准利率的1.3-1.4倍之间,村镇银行上浮幅度在基准利率的1.5倍。同时,通过加大理财营销力度,提升理财产品收益率,采取赠礼品实物甚至直接返现等方式吸引和稳定存款客户,扩大市场份额,导致活期存款越来越少,利率较高的定期存款和结构性存款增加,利息支出和营业支出相应增大,银行负债成本上升。
(四)收入结构单一是导致利润下降的内部原因。目前吴忠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收入结构仍然单一,易受外部经济政策环境影响。截至2016年末,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90.06%。收入来源单一,过度依赖贷款利息收入,进一步放大了外部经济下行、利率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对金融机构的不利影响。
四、相关建议
法人金融机构 篇3
“点绿成金”的神奇魅力
青岛银行以企业成长线路为主线,创新和完善与之相匹配的产品设计、服务设计和制度设计,初步建立起全流程跟踪式“绿色金融”体系,使其真正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与发展的“绿色通道”。
2013年8月,欧美光伏“双反”阴云笼罩,中国太阳能市场在重创之下哀鸿遍野。这是青岛昌盛日电成立三年来最煎熬的时刻,15亿元太阳能订单急需巨额启动资金,最终帮助青岛银行做出决断的,是昌盛日电的核心竞争力——光电建筑一体化和光伏农业综合利用技术。香港中路第二支行行长李小军坦言:“正是昌盛这种领先的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在青岛银行源源不断的信贷支持下,此后两年间,昌盛日电以国内领先的技术优势攻掠市场,快速完成在全国20多个省市的布局,在建电站和光伏农业项目36个,累计装机容量达到800多兆瓦,年创收近15亿元。
青岛科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致力于环境保护、削减雾霾的绿色企业,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订单应接不暇,急需资金建设新的生产基地。青岛银行香港中路第二支行迅速向其总行汇报,组织专人、专家共赴西安等地方考察,资金及时到位,大大促进了企业生产能力的提升。
昌盛日电、科创新能源的发展经历,具备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共性,也展现了金融与科技结合的神奇魅力,这为青岛银行打造科技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银企联动:搭建绿色企业“朋友圈”
早在2010年,青岛银行就与市科技局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提供3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从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行业切入,深挖本土科技资源,搭建了集金融政策、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为一体的创新性服务平台。其中,2011年在中国金融行业成立第一家“拟上市公司企业家俱乐部”更是点睛之笔。
该俱乐部是一个汇聚了2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朋友圈”,绝大多数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等新技术开发导向型企业。结合日常活动的交流沟通和定期举办的企业实地考察,青岛银行最大精度地判断企业的技术价值和发展前景,第一时间为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计划,解决了高新企业信贷常常因为看不懂而不敢放、冒险放的大问题。
资本联动:打造绿色企业“价值圈”
“比私募更贴心、比风投更敏锐”,这是拟上市企业当家人对青岛银行“绿色通道”的评价,内含的深意令人回味。
“比私募更贴心”说的是态度。对于绿色信贷项目,青岛银行从审批速度上予以提速,从贷款规模上优先保证,从贷款利率上尽量优惠,在融资难的大背景下,青岛银行总能给企业带去“雪中送炭”的贴心和温暖。
“比风投更敏锐”说的是眼光。青岛银行开发了“投联贷”业务,形成了金融信贷与风投资本的资源共享和双向对接。青岛银行在组织“拟上市企业家俱乐部”的活动时,也有针对性的邀请国内知名风投机构来青,或者组团到北京进行高新企业上市的“战前”路演,为企业家们开拓思路、增加信心。
政策联动:构建绿色企业“生态圈”
青岛银行充分发挥本土法人银行的优势,与青岛市科技局合作,出台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易贷”;与高新区管委会合作,成立山东省第一家科技支行,阿尔普尔等众多科技型中小企业从中受益;与市经信委签订《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项目综合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首家推出技改贴息贷款,其中仅香港中路第二支行一家就为9家企业授信总额2.74亿万,位列全市第一。
法人金融机构 篇4
一、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案件防范难点
(一) 业务发展过快, 案防工作严重滞后
当前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因上市以及盈利冲动等原因, 大肆跑马圈地, 扩张网点、业务, 网点布局高速扩张, 资产规模急剧膨胀, 而内部管理一时难以跟上, 案防工作更是滞后。特别是创业初期, 重业务拓展、轻风险防范的思想在部分领导和员工中颇有市场, 只要业绩上去了什么都好说, 导致案件防范工作未能全面贯彻和深入开展, 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排除。
(二) 技术手段落后, 案防效果不尽如人意
部分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在案件防范上, 仍着重于会议强调、制订制度、流程规范等面上工作, 未能根据各网点风险状况制定具体有针对性的案件防范措施和对策, 而是例行公事、机械地布置案件防范工作, 造成了基层网点员工对案件防范的认识偏差, 认为案件防范是领导的事, 与自己关系不大, 导致基层在案件防范工作中, 风险意识不强, 执行效果差的局面。其次部分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会计业务监督仍停留在手工作业, 主要依赖本社会计主管日常手工监督, 当前电子银行、网上业务发展迅速, 作案手段更为隐秘, 缺少实时监督、风险监测体系, 案件防范有效性可想而知。
(三) 内部考核不科学, 案件防范工作难落实
目前, 许多地方性金融机构为了加强竞争力, 不是从内部去最大限度地解放员工的思想, 去搞机制创新、管理创新、业务创新, 而是加大揽储任务、放贷有任务、收贷有责任, 完不成任务者动辄离岗揽储、下岗收贷, 扣发工资、奖金等。而相对机关、领导则存在任务小或无任务的局面, 导致员工因完不成揽储任务而工资收入急剧下降, 加之存在基层网点人少事多的现象, 领导与员工之间收入差别较大, 造成基层员工怨气大、抵触心理增强, 继而影响案防工作落实。个别员工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作案, 借此泄愤、报复。其次基层网点害怕问题暴露影响自身经济利益, 对检查出的问题采取瞒报、漏报、少报, 能瞒则瞒, 案防检查不深入, 风险隐患未能及时消除, 以致酿成大患。
(四) 案防重点有偏差, 对一把手以及业务能手监管流于形式
特别是对支行负责人、部分业务能手、揽存能手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 导致了基层支行案件高发。近年来, 各商业银行均强调市场竞争力的比较, 更看重基层支行市场竞争力和任务完成的好坏, 对某些完成任务指标好的支行、能人过分倚重, 更是疏于管理, 以至于酿成大案。
(五) 案防传导机制不健全, 基层执行效果差
基层金融机构员工对案件防范的重要性、意义理解和掌握不深, 没有将案件防范工作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 在贯彻执行中采取“领导讲领导的, 自己做自己的”, 在执行中也是走走过场、流于形式, 致使案件防范在基层工作中形同虚设。
二、建议与对策
(一) 贯彻“案防先行”的思想, 健全案件防范长效机制
一是把经济案件防范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将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 常抓不懈, 全面建立起“查、防、堵、惩、教”有机结合的长效机制, 形成制度健全、执行有力、内控严密的案件查访体系。
二是建立案件防范工作责任制。逐级签订案件防范责任书, 把案件防范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考核, 从上到下增强抓好案件防范工作责任感, 形成各级主要领导主动抓、分管领导全力抓, 其他领导配合抓, 上下齐心, 齐抓共管的局面。
三是对新设机构必须贯彻“案防先行”的思想, 对案防措施不健全、领导不力的机构, 监管当局应采取暂缓审批设立、取消高管任职资格等措施, 引导新设机构加强案防工作。
(二) 以人为本, 构筑案防工作防线
一是抓好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对基层干部的考核、选拔和配备上, 要坚持按“德能勤绩”和德才兼备原则, 把有经营头脑、作风正派、责任心强、敢抓敢管的干部选配到领导岗位上来, 使基层领导班子比较坚强有力。同时, 经常教育和督促他们要居安思危, 对经济案件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 加强内部管理和防范工作。促使各基层领导班子普遍能在抓好业务开拓的同时, 始终对案件防范工作不放松, 这样就从组织领导上在基层构筑起一道比较坚强有力的防线。
二是注重加强对要害岗位人员进行考核和轮换, 发现苗头和隐患, 及时采取措施加于防范。对个别个人主义思想较严重、行为意识不好、组织纪律松懈、经批评教育不改的, 及时给予调离岗位。对于其他的人员也要坚持做到每3~5年进行岗位轮换, 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廉政建设, 提高员工业务素质, 而且也为有效防范。
三是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体系, 使员工不能作案。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把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岗位制约作为案件防范的重点, 对各个重要的环节、岗位实施有效地监督。及时发现管理上的漏洞、操作程序上的隐患, 通过及时修补和完善弥补工作中的漏洞和不足, 严密地落实各项规章从而使员工不能作案。
四是加大打击惩处和警示教育的力度, 使员工不敢作案。从严治行、依法治行行之有效的手段, 就是对侍机作案者严正警示。“小过不戒则大过必生”。对各类经济案件或苗头性问题, 只有做到发现一件, 严肃查处一件, 不断加大打击和惩处的力度, 才能产生以儆效尤的作用, 震慑一些试图作案的人不敢作案。
(三) 加强技防建设, 弥补人工监督不足
法人金融机构 篇5
自评报告(法人机构模板)
机构名称:
自评日期:
一、总体情况
(一)本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总体情况
(二)考核评价相关数据
(包括本机构资产规模、零售业务客户数量、一级分支机构数量、营业网点数量等。)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至少应包括: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规章制度建设
(总体制度架构、2016年制度规定新增及修订情况。)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法人层面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安排部署;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能部门成立时间、人员数量及经验背景;一级分支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架构安排、2016年度对分支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导情况等。)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1.产品与服务管理情况
2.金融知识宣传与教育工作情况 3.投诉应对、处理情况
——机构内部投诉处理应对机制;
——投诉处理、统计、分析及改进情况等。4.本年度重点问题发生情况及说明
(包括:机构直接受理投诉数量及处理情况、配合监管 部门处理投诉的数量、责任及处理情况;负面舆情或重大突发事件数量、处理情况及结果;已生效诉讼及仲裁数量、有责情况及处理结果等。可附材料。)
5.其他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四)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内部培训、内部考评、审计及其他内部管理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主要说明机构在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时,面临的内外部问题与困难。)
四、下一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规划及建议
附件:
法人金融机构 篇6
截至2013年10月末, 榆树农商行资产总额619, 870万元, 其中, 贷款余额367, 332万元, 占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7.6%;负债总额564, 035万元, 其中, 各项存款555, 288万元, (储蓄存款483, 425万元, 占各项存款的87%。单位在款71, 857万元, 占各项存款的13%) , 占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35%;净利润3, 460万元。
2 保险限额及保险费率设定的依据
2.1 表一显示, 单一客户存款金额0-10万元区间, 各项存款客户数为539, 035个, 占各项存款客户数的97.73%;客户的存款余额为248, 857万元, 占各项存款的45%。如果使90%的存款人的存款能够得到全额保险与及时赔付, 保险限额应设定在10万元 (包含10万元) 。
(注:单一客户存款金额区间的上限含在该区间内, 以下同)
2.2 2012年榆树市全年GDP总量340亿元, 全辖总人口130万, 人均GDP26, 153元。根据IMF的统计, 亚洲国家平均保额相当于人均GDP的4倍, 以2012年榆树市人均GDP计算, 可以将保险最高赔付限额设定在10万元 (含10万元) 。
2.3 表三显示, 保险费率分别为0.01%、0.03%、0.10%时, 对农村信用社、农商行的利润影响不同。本着公平原则, 消除道德风险, 按照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等指标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实行差别保险费率。
3 实施限额保险制度的影响
3.1 理论上的影响
评估不同档次保险限额的影响。表二显示, 存款保险保护限额分别设定为10万元、20万元、30、50万元对农商行存款、贷款、经营状况的影响程度各不同。
3.1.1 当存款保险保护限额较小时, 可能形成的存款转移越多, 导致贷款下降。存贷款利息支出、利息收入同时减少。但由于存贷利差较大, 导致农村信用社利润下降, 可用资金减少, 影响其资金流和各项经营活动。
3.1.2 当存款保险保护限额较高时, 可能形成的存款转移越少, 贷款下降也较少, 对农村信用社利润、资金流及各项经营活动影响也较小。
3.2 评估保险费率不同时的影响。
表三显示, 当存款保险费率分别为0.01%、0.03%、0.10%时, 对农商行的利润影响不同。当存款保险费率较小时, 交纳的存款保险费也较少, 对利润影响有限;当存款保险费率Á较较高高时时, , 交交纳纳的的存存款款保保险险费费相相对对较较多多, , 对对利利润润影影响响相相对对较较大大。。
3.3 事实上的影响。
投资渠道单一, 不会引发存款大规模转移。由于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的存款主要以城镇居民和农户的储蓄存款为主, 如2012年末, 榆树市农商行储蓄存款余额431, 214万元, 占各项存款的86.9%。由于现阶段我国投资渠道较少, 农村居民对投资理财知识较少, 理财观念淡薄, 对他们来说, 存款还是最保险的。所以即使实施存款保险制度, 也不会动摇他们储蓄的信心。
有利于监督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由于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来源单一, 其资产负债比例较高, 如2012年榆树农商行资产负债比例为88%。如其经营管理不善, 出现大量不良贷款或经营效益不佳, 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 会引发广大储户对其偿付能力的担心。为了个人资金安全, 他们会将储蓄存款转移到管理更好、效益更佳的金融机构。这在客观上督促农村信用社必须加强经营管理, 提高经营效益。
4 建议措施
4.1 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
对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要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实行这一制度, 既可转移风险, 提高自我抵御风险的能力, 促使其强化风险意识, 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经营活动, 又可保护广大存款户的合法利益, 避免金融风波而造成更大的破坏。
4.2 实行存款保险资格审查制度。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都能够加入存款保险, 必须强化存款保险准入机制, 重新资格审查。对于那些资产质量差, 经营状况濒危, 会给整个保险体系带来风险的机构, 政府应尽快督促其改善经营状况, 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逆向选择的问题。
(注:表二以存款保险保护限额10万元为例计算对利润的影响)
4.3 正确界定存款保险范围。
由于县域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存款大都来自千家万户的农户、个体私营户和农村基层组织, 对他们的储蓄存款和单位存款应该一律给予保险。
4.4 存款保险费用要根据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资产风险状况等挂钩, 采取差别收取的办法。
费率高低除了可以与资本充足率和监管评级挂钩外, 还可以与保险限额挂钩, 限额越高, 道德风险就会越强烈, 费率收取就应该提高。
4.5 存款保障比率要遵循保障大多数存款人的利益。
调查显示, 存款在10万元以下账户户数占全部存款账户的95%以上, 存款金额占全部调查存款账户金额的35%左右。所以, 存款保险保护限额应设定在10万元, 才能使90%以上的存款人都能得到全额赔付。
4.6 有效监管。
为了避免保险基金更大的损失, 对于多次施救无效, 运营出现问题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要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强制关闭的权利。对于那些暂时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金融机构, 存款保险机构除了给予及时的救助外, 还要严密关注其资产状况的变化, 防止出现不可挽回的风险损失。
摘要:存款保险制度是构建金融安全网的基本要素之一。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环节。因此,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首先应考虑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适用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文章以榆树市农商行为个案, 研究适用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限额、费率设定等, 分析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 提出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措施与建议。
经办机构法人化改革的思考 篇7
1 经办机构法人化与改革的意义
1.1 什么是经办机构法人化
经办机构法人化是针对现行经办机构高度分散、政事不分、适应性差、绩效不高等弊端而实行的一种新体制新机制。在这种体制机制下, 依法设立经办机构、依法独立行使事权承担责任、依法实行法人治理, 是适应服务型政府强化执行职能需要、探索政事分开、服务能力与“事”俱进、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尝试。
1.2 经办机构法人化改革的意义
经办机构法人化是推进社会保险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的改革任务。经办服务体系是以社保经办机构为骨干、基层公共服务为平台、社会服务组织为依托、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核心骨干的经办机构如何深化改革, 直接关系经办服务体系的完善, 关系经办服务能力的提升和老百姓的获得感, 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在设计经办机构改革的具体路径时, 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加快“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 后来又增加了“标准化”, 标准化与规范化大同小异。近几年, 有些学者开始关注经办机构法人化改革。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就曾提出“要抓住事业单位改革的有利时机, 加快医保经办机构法人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步伐”。笔者也曾撰文强调, “面对分散、政事不分、能力不足的经办服务体系, 必须走规模化、法人化和信息化的创新之路”。
1.3 经办机构法人化不同于现行事业法人组织
按照现行法规, 各级经办机构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法人, 隶属于同级行政主管部门。但是机构法人化与现行法人组织在设立机构的法律依据、履行事权的法律授权、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皆不相同。现行经办机构虽属事业单位法人组织, 但它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 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匹配, 与服务型政府不协调, 与全民医保体系不适应, 必须改革。
1.4 经办机构法人化不是经办机构市场化商业化
经办机构法人化应坚持“三不变”, 即依法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不变, 不营利的公益性质不变, 政府主导的体制模式不变。
2 现行经办机构的体制机制性缺陷分析
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方案设计必须找准问题。要改革经办机构, 首先必须了解现行经办机构有哪些体制机制性缺陷,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研究表明, 经办机构存在的体制机制性缺陷主要有:
2.1 机构规模小统筹层次低
至2013年末, 全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8363个 (不含失业保险、新农合) 。按行政层级分, 省级机构65个, 地市级机构992个, 县级机构7306个。按经办项目分, 养老保险机构 (含多险合一) 3466个,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机构883个, 新农保机构1510个, 医疗保险机构 (含医疗、工伤、生育合一) 2161个, 工伤保险机构343个。在全国8363个机构中, 县区举办的占87.4%。用社保法统筹区设立经办机构的原则衡量, 与省级或地市级统筹层次已不相适应。平均一个机构19.11人, 县级平均为15.95人。机构太小, 又彼此独立, 分散经营, 不利于“三化”建设。
2.2 职能交叉事权重叠
社保费征收是维系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头等大事, 但由于税务社保两家征收造成责任不清, 难以问责。即使在由税务征收的17个省内, 也并非五险统征, 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等自愿参保缴费的人群往往仍然由社保机构在征收。此外, 税务和社保经办机构之间在缴费对象分工、缴费基数申报核定等具体环节上也存在职能不清和互相推诿的现象。按险种人群设置的社保机构同样存在职能交叉事权重叠。如参保登记、基数核定、缴费申报、个人权益记录、稽核等共性业务, 一个统筹区内多个机构参与, 重复经办, 提高了成本, 增大了工作量。参保单位和个人办理业务, 需找几个机构才能办完。由于多头管理, 漏报、重复参保和冒领待遇难以发现, 造成行政资源浪费, 也不利于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提升。
2.3 政事不分、职责不清
主管部门越位处理事务, 行政化思维替代专业化管理。责任不清, 体现在无论是中央、地方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 还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经办机构之间, 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责任不清。根源主要是缺乏法律规范, 但也有为照顾现实而设置的条文本身不公正的原因。如社保法对经办机构授权就不如征收机构完整充分。同样在处理征缴执法业务时, 征收机构与经办机构的处理程序不同。由于对经办机构授权不充分, 导致经办机构对行政决策机构高度依赖。此外, 行政决策机构往往以加强管理为由, 将特殊问题普遍化, 主动介入事务处理。
2.4 经办能力不能与“事”俱进
受编制和属地财政财力的双重制约, 经办服务能力适应性差, 人员和经费无法与事务同步增长。虽然从宏观平均值上看, 全国人均经办人次己高达1∶9800, 但从微观上看, 人力资源浪费现象不是个例, 考察某些服务大厅不难发现, 经办方式陈旧, 前台忙闲不均, 后台缺少管理监督支持, 信息系统优化有很大空间, 但受分散化体制制约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拖累, 提升能力与绩效的动因不足。
3 国际 (地区) 经验
由于不同国家 (地区) 的具体情况不同, 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机构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自治和市场三种模式。多数国家 (地区) 选择政府主导体制, 我国亦然。
3.1 美国
政府市场两种模式并存, 即“老遗残”弱势群体的养老医疗由政府专门机构管理, 其他职业群体医疗保障实行市场化商业保险, 由商业保险公司管理。但无论谁管理, 事权责任界定清晰, 法律比较完备。和政府主导多采用集中管理模式一样, 美国主管“老遗残”社会保障的机构是社会保障署, 从人类服务部内独立出来, 属联邦政府核心部门, 全国垂直管理, 高度集中。
3.2 新加坡
中央公积金由中央公积金局负责管理, 独立于政府财政, 上级管理部门为劳工部。公积金局实行董事会制, 董事会成员由劳工部部长在得到总理的同意后任命, 任期一般不超过3年。现任董事会由主席、总经理和其他13名成员组成:包括2名政府官员、7名专家等, 体现了重视专业人士的发展趋势。经费从所管理的基金中按比例提取。专家认为,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既坚持政府主导, 又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依法设立, 依法独立行使管理权, 依法对参保人承担责任。公积金局内部运行机制企业化, 激励机制、考核机制和约束机制完善, 廉洁高效, 是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创新模式, 从而在体制机制上保障了能力与“事”俱进。
3.3 台湾地区
台湾全民健保由“健康保险署”统一管理, 隶属政府卫生福利部。所需行政经费由政府编列预算。署总部依业务性质设置若干专业组室, 并在台湾各地设有6个分区业务组, 21个联络办公室, 2011年末人员编制3093名, 分支机构与地方县乡行政无直接隶属关系, 独立专业化运作。
3.4 小结
归纳不同形式的经办机构有以下共同特点:第一, 高度集中统一。这几乎是政府主导的经办机构的共性。第二, 事权独立, 专业化运作。执行机构与主管部门分开, 按专业化要求独立开展工作。第三, 法制健全。立法先行, 规定详实, 为机构依法履职提供法律保障。第四, 机制完善。无论制度还是管理, 主要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
4 几点建议
4.1 完善法律
我国关于经办机构的法律近乎空白。要细化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 尽快出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费管理规定》。明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型政府执行机构地位, 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的职能。落实统筹区设立经办机构的规定, 依法改革己设机构归属和分支机构建立, 明确经办机构法人治理结构, 实行理事会制以及理事会职责、组成人员等重大事项, 为经办机构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经费按国家规定分项编制并纳入统筹区政府预算。根据事权与财权匹配的责任进行支付制度改革, 经费按谁的事权谁出钱的原则实行分担。
4.2 整合机构
在明确政府事权基础上, 确定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职责, 统一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 整合政府相关经办资源, 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多险合一的经办管理体制。取消按行政区、按城乡、按人群、按险种设立机构的传统做法, 根据统筹层次和共同事权分工需要, 建立中央、省、地三级经办机构的组织架构, 把县级经办机构改造成分支机构, 并通过委托购买等方式向街道社区 (乡镇、村) 延伸公共服务, 为参保人提供方便高效的服务。
4.3 法人治理
组建理事会,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局长负责的法人治理结构。理事会决策一切重大事项。经办机构在理事会领导下独立行使事权。理事会成员由人社、财政、民政、卫生、发改委等部门和参保单位代表、专家组成, 理事长、局长由政府任命。
4.4 专业运作
在机构整合基础上, 以业务环节为主线, 再造业务流程, 提升信息系统水平, 前台推行综合柜员制, 后台加强管理监督, 全面实现与基层服务平台、各类社会服务组织的联网对接, 凭借社保卡可在家门口迅速完成申报、缴费、待遇领取、费用结算、查询、咨询等业务。全面使用智能审核系统, 实行医保医师制度。加强对医疗费用和行为的监控。对机构人员进行分类管理, 实行职业资格和上岗考核制度, 建立绩效考评, 把客户满意度指标作为主要考评内容。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 加大奖罚力度。
参考文献
[1]王东进.在深化改革中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J].中国医疗保险, 2014, 73 (1) :5-8.
[2]台湾健保署.2013-2014全民健康保险年报[Z].
论法人分支机构在民法上的地位 篇8
我国现行立法对法人分支机构的规制涉及分支机构的登记、名称、法律责任、诉讼地位、负责人等方面, 对于分支机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并无明确表述。学理上对此目前主要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
“否定说”认为, 分支机构是法人的组成部分, 分支机构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 分支机构的财产就是法人的财产, 分支机构的责任由法人承担, 故无独立民事主体资格。具体性质界定上又有“特殊机关说”、“代理机构说”等。“代理机构说”认为, 分公司为总公司的“机构代理人”[1]。“特殊机关说”认为分公司不是民事主体, 而是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一样, 为公司机关的一种, 只不过是公司的特殊机关[2]。
“肯定说”认为, 分支机构属非法人组织, 它有自己的名称、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或经费、有自己的组织机构, 具备团体性要件, 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其中较明确定性的又有“具体民事主体说”、“限定性 (相对独立) 民事主体说”、“独立主体说”、“独资企业说”等。其中“具体民事主体说”认为, 分支机构虽非法定民事主体, 但其有权以自己名义从事各种民事活动, 为具体民事主体[3];“限定性民事主体说”认为, 分支机构可以在法人授权范围内从事民事活动, 具有限定性民事主体资格[4;]“独资企业说”则从经济学角度将分支机构定性为法人所设立的的独资企业, 二者间为企业主与企业关系[5]。
笔者以为上述诸说皆存在问题, 以下试析之。
二、分支机构不应被赋予某种民事主体资格
持肯定说的学者一般认为, 分支机构在财产、名义、意志与责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弄清分支机构这些方面的性质, 有助于弄清分支机构在民法上的地位。
(一) 分支机构的财产
笔者以为, 以分支机构具有法人授权处分的财产或归其支配的财产, 因而应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的论断与民法若干基本原理不符。
1. 逻辑分析
上述观点的逻辑顺序是:因为分支机构具有财产支配权, 所以分支机构是民事主体。而依民事法理, 民事主体是一个中性术语, 技术层面上为民事权利义务之归属点。具有法律人格是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 而不是相反。逻辑上首先应有权利主体存在, 然后才谈得上具体权利归属于他。因此只要我们能证明分支机构对分支机构中的财产不具有支配权, 那么上述观点也就无法成立了。
笔者以为, 基于我国立法明确规定法人对于分支机构中的财产享有所有权, 因此应否定分支机构对分支机构中的财产具有支配权。理由是:作为民事主体, 在法律上只视为单一的权利义务归属者。权利为行为资格, 行为是意志的表现, 意志是独立的, 因而是一元的, 故单一的权利作为单一的行为资格, 表现的意志只能是一元的, 只能归属于单一主体。在这个意义上讲, 权利不能分享, 我们不能说几个主体共享一个权利。因此, 如果我们承认分支机构为上述财产归属主体, 则无异于在说分支机构本身作为一个“人”与法人分享了同一财产权利[6]。
2. 法理分析
学者皆谓分支机构有法人授权支配或处分之财产笔者以为, 这里需要厘清的问题有二:第一, 分支机构中的财产究竟授权给谁处分了?第二, 这种授权处分是否就意味着被授权者具有处分权或支配权?
关于第一个问题, 学界有“代理机构说”与“分支经理人说”两种不同见解。“代理机构说”认为, 分支机构为法人代理机构。“分支经理人说”认为, 分支机构负责人为分支经理人, 有分支经理权[7]。笔者以为, 基于分支机构负责人为法人分支经理人乃传统商法所公认, 此外在分支机构与分支机构负责人之间并不存在传统商法为限制代理权而由营业主人设定共同代理权问题, 因此这里的被授权人不可能是分支机构, 否则将产生分支机构代理权与分支机构负责人代理权叠置之冲突。实际上, 如果认为分支机构是代理机构, 那么代理机构形成意志的机关是谁呢?转了一圈还要求诸分支经理人。可见“代理机构说”并不省却任何麻烦。
关于第二个问题, 笔者以为, 无论我们承认分支经理人为法人之代理人还是承认分支机构自身为民事主体而为法人之代理人, 都无法得出他们对分支机构中财产具有支配权的结论。李锡鹤先生曾指出, 代理行为形式上为代理人的行为, 实际上包含了被代理人授权行为与代理人行为两个行为。这两个行为的核心部分, 即效果意思部分发生了重叠———具有同一效果意思。在被代理人, 其授权行为包含了为自己取得法律效果的效果意思, 在代理人, 其代理人行为具有为被代理人取得法律效果的效果意思[8]。质言之, 这两个行为的效果意思的内容相同, 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正是基于其效果意思相同, 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效果可直接由授权行为人承担。传统商法也是将分支经理人作为商业使用人而为商主体手足之延伸。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在这里不是分支机构或分支机构负责人对分支机构中财产具有支配权或处分权, 而是法人通过其分支经理人行使分支经理权来实现自己对分支机构中财产的支配或处分。
3. 某些情形下, 对分支机构中财产的处分权或支配权行使与分支机构经理人无关
首先, 虽然德国商法典第49条第1款规定“经理权授权实施由营业经营所产生的诉讼上和诉讼外的一切种类的行为和法律行为”, 但一般认为, 营业主的私人行为以及所谓的“基本行为”被排除在外, 因为它不属于经营行为, 如商事营业转让、用益租赁或者停止等。例外地, 其中“基本行为”须经营业主人特别授权才可由分支经理人行使。
其次, 一般地, 基于德国代理法之抽象原则引申出的一个规则是, 即使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基础关系还存在, 代理权的撤回仍然是可能的, 此际如果没有选任新的经理人, 似乎只能理解为该分支机构的营业经营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有经理权的人 (其经理权既未限制于主营业所, 也非限制于其他分支机构者) 行使。
在前述两种情形, 分支机构中财产支配与处分权行使与分支经理权无关, 无从得出分支机构或分支经理人具有支配权或处分权的结论。
4. 正面观之, 分支机构负责人对分支机构财产依据法人占有制学理, 处于占有辅助人地位
这表现为, 在分支经理人之下, 基于层层指示关系存在一个占有辅助人等级, 在分支经理人之上, 最终可以上溯到一个应不被视为占有辅助人, 而基于其法人机关地位致使法人占有成立的那些机关, 这也是占有辅助人与相对于间接占有人而存在的直接占有人的区别。
(二) 分支机构的名称
以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作为赋予分支机构某种民事主体地位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此处与前述对分支机构财产问题论证思路一致。只要证明分支机构名称并不归属于分支机构, 上述学者的观点就不成立。笔者认为分支机构名称并非独立名称, 它与法人名称实际上为同一名称, 因此所谓“分支机构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并不成立。具体论证如下:
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14条规定, “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 其企业名称应当冠以其所从属企业的名称, 缀以‘分公司’、‘分厂’、‘分店’等字词, 并标明该分支机构的行业和所在地行政区划名称或者地名, 但其行业与其所从属的企业一致的, 可以从略”。同时我国立法并未明确分支机构对其名称具有名称权。因此对于分支机构名称性质确实存在一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 分支机构名称不能独立成为法人名称权的客体, 只能从属于法人的名称, 作为法人名称权客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9]。但是, 既然法人名称与分支机构名称为两个名称, 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之上可以成立一个名称权吗?在两个名称之间可以存在“从属”关系吗?一个名称可以成为另一个名称的“有机组成部分”吗?
笔者以为, 对于名称应区分私法 (名称法) 与公法 (名称管理法) 这两个不同角度进行考察。
私法上, 依照大陆法系代理法理, 代理人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活动。由此, 分支机构负责人作为法人的分支经理人, 其以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活动于代理法上应理解为其在以作为本人的法人的名义从事活动。可见, 基于代理法理, 所谓分支机构名称实际上就是法人的名义。
分支机构名称虽然就是法人名义, 但其与法人名称是否为同一名称呢?依照我国《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6条第2款关于“从属名称”规定, 企业或法人只能有一个“从属名称”, 这表明我国立法允许主体有条件地可以拥有两个不同名称。相比较而言, 有多少分支机构就需要有多少所谓分支机构名称。可见, 分支机构名称与法人“从属名称”非指同一名称。
对于名称, 德国商法学理认为, 商号不指企业而指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另外依照《德国商法典》第23条规定, “商号不得与使用此商号的营业分离而让与。”可见企业名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把握:第一, 名称指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 一般地, 从事民事活动时候所使用的名称的所有者应对以此名义进行的行为承担责任;第二, 名称同时也是对独立营业的描述。由此可知, 名称与独立营业相联系, 名称不是归属于企业而是归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按照类型序列看:法人——非法人但具有营业或非营业独立性之企业及其他团体——分支机构——内设部门是一个大致的序列。基于分支机构并非独立营业企业, 而为独立营业之组成部分, 因此分支机构名称并非独立名称。
那么这种既非独立名称却又与法人名称存在差异的分支机构名称究竟如何定性呢?笔者以为, 这个问题在私法领域内无法说清楚, 只能让诸公法。
分支机构名称与法人名称的差异乃由公法所导致, 本质上为公法上差异。这种差异仅表明管理法上对于责任关系的公示与识别的需要, 是商号同一性、真实性原则的体现。私法上, 分支机构名称比法人名称所多出来的“附属部分”只是一个“不实用的附属部分”[10], 并不意味着分支机构名称为区别于法人名称的独立名称。若承认分支机构名称为区别于法人名称之独立名称, 于分支机构与法人在同一地域之际, 将出现同一地域同一行业内名称之混同。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与我国台湾民法皆从“分事务所”角度界定法人分支机构。胡长清先生则谓分事务所“相当于自然人之居所”[11]。中国大陆学者罗玉珍在其主编的《民事主体论》一书中也从法人住所与场所角度进行区分, 认为法人分支机构为法人办事机构其所在地为法人场所之一[12]。笔者以为这是正确的见解。
(三) 法人、法人分支机构以及分支机构负责人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分支机构在性质上为法人的委任代理机构和受雇佣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实为代理人, 分支机构在法律地位上只是事务代理人的外壳而已, 它与事务代理人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14]。笔者以为这些立论混淆了法人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 也混淆了法人与分支机构负责人之间的关系, 更没有弄清楚分支机构与分支机构负责人之间的关系。
就法人与分支机构负责人关系而言, 依据德国代理法之抽象原则, 分支机构负责人与法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基于雇佣或委任合同所生之法律关系;一是基于代理权授予行为而生之代理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关系。
就代理关系而言, 分支机构负责人在商事法律中称为商业使用人或经理人。日本商法典第37条规定, “商人可以选任经理人, 使其经营本店与分店的营业。”同法第40条规定, “对于经理人的选任或其代理权的消灭, 营业主人应在该经理人所在本店或分店所在地进行登记。”可见, 此处法人分支机构负责人性质上应为法人之代理人或经理人, 而非分支机构“本身”的代理人或经理人。依前所述, 此处分支机构负责人应为分支经理人而有分支经理权。在商事法上, 经理权的登记与撤销并不具有创设效力, 而仅为对于分支经理权的宣告。由此将分支机构登记理解为产生一个具体民事主体的观点与“宣告说”明显存在违背。
就分支机构与分支机构负责人之间关系而言, 分支机构负责人为该分支机构所属法人之代理人或经理人。依照代理人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活动的法理, 分支机构名称不应理解为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外壳”, 而应理解为法人的外壳。对分支机构名称的侵犯, 不是侵犯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人身权利, 而是侵犯了法人的人身权利。分支机构负责人以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活动, 性质上应理解为分支机构负责人作为代理人, 以被代理人 (分支机构所属之法人) 的名义进行活动。
可见, 此处法律关系只在法人与其分支经理人之间有其存在。分支机构与分支经理人、法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四) 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归属
从民事责任角度看, 我国《公司法》第14条第1款规定, “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然而《民诉意见》第40条规定, “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为其他组织。第272条则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与前引公司法条文对照, 二者表述明显不一致。公司法认为分支机构并无责任可言, 而最高院这一司解实际上确认了分公司的责任存在。
以普通商事合伙为例, 在德国, 商法确实区别了合伙人的责任 (第128条) 与合伙的责任 (第124、128条) 。但学理认为, 既然普通商事合伙不是法人, 所以这种合伙的责任实际上是指合伙人以合伙财产偿还债务的连带责任[15]。 (尹田先生也指出:“与其说非法人团体是用‘自己’的财产清偿债务, 不如说是以‘他人’ (法人、合伙人、开办人或社团成员) 的财产清偿‘他人’的债务。”[16]两相对照, 所谓分公司责任并不存在, 学者所言法人对其分支机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或“连带责任”以及“自己责任”实际上为法人自己责任。理由是, 基于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 必然存在内部追偿关系, 而在法人与分支机构之间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自己责任”说则由于分支机构不具有财产、无自己独立利益而无法成立。理论上, 基于前述代理关系分析, 以分支机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所产生的责任应由作为被代理人的法人承担, 因此所谓分支机构的责任, 其实是法人的责任, 应由法人以全部财产 (包括分支机构中的财产) 作为该责任的一般担保。另一方面, 以法人名义 (此处指非以分支机构的名义) 所负之责任, 也可以用分支机构中的财产来偿还。最高人民法院法对上述各种方式都曾做过司法解释。依此类推, 法人一个分支机构的债务也可用同一法人的其他分支机构中财产来偿还。
比较德国商法与我国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对于区分非法人团体责任与非法人团体成员责任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出, 在德国, 虽然承认这种区分, 但依照《德国商法典》第128条以及第130条规定, 普通商事合伙的债权人可以起诉合伙并执行合伙的共有财产以清偿债务, 也可以起诉一个或全体合伙人, 以追究他们的私人财产。实践中人们常常将这两种诉讼合并在一起。而依照《民诉意见》[法发 (92) 22号]第272条, 似乎只有在对“其他组织”财产进行执行仍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这一前置条件下, 才可以通过裁定追加执行对“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公民的财产。
笔者认为, 仅仅通过强制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的追加显然是不够的。这既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也不利于作为债务人 (如法人) 的利益。对于所谓的分支机构债权人而言, 如不允许进行上述诉的合并或直接起诉法人本身, 法人可能会出现于案件诉讼系属期间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可能。对于法人而言, 虽然分支机构诉讼所生之结果应归属于法人, 但如果不允许法人亲自起诉或被诉, 基于商业代理特殊风险考虑, 实体法上既然允许法人随时撤回代理权, 自无理由不允许其亲自诉讼, 否则无异于对其诉权与诉讼权利的剥夺。因此德国法的上述做法更为妥适, 应予借鉴。
三、结语
法人金融机构 篇9
贷款利率管制的全面放开无疑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的一大步, 让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服务的空间更大, 也给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有助于金融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东川农村信用社作为在东川这样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域地区中, 目前唯一的一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营业网点遍布各乡镇, 存贷款居全区各金融机构之首, 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贷款利率市场化推出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对其影响如何, 带着这个问题, 我行对其进行了调查。
一、贷款利率市场化政策推出后对东川农信社的影响
(一) 贷款定价政策和水平无明显变化
在存款利率方面, 东川农村信用社各档次存款利率上浮至人行基准利率的1.1倍;从贷款利率定价制度情况看, 东川区农村信用联社采用传统的定价方法, 即基准贷款利率加点浮动的定价方法, 信用社根据借款人信用等级、贷款期限、担保方式等因素将贷款分为普通贷款、社员贷款、质押贷款3大类, 2012年, 农村信用社调整了贷款利率定价方式, 普通贷款利率由原来的上浮60%调整为上浮80%、质押贷款利率上浮20% (未调整) , 对社员贷款利率进一步细分, 从原来一律上浮40%调整为根据入股金额划分不同的利率档次:自然人股东入股分为5万 (不含) 以下、5~10万 (不含) 、10~30万 (不含) 、30万 (含) 以上四个档次, 法人股东分为10万 (不含) 以下、10~30万 (不含) 、30~60万 (不含) 、60万 (含) 以上四个档次, 根据不同档次分别上浮60%、65%、70%、75%。个人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浮5%, 无第二套住房贷款。
据我行利率监测情况显示:2013年3季度, 东川农信社6个月以内贷款发生额128万元, 加权平均利率为7.9348%, 比2季度下降3.0792个百分点, 其中最高利率为11.416%, 发生额22万元;最低利率为5.6%, 发生额25万元。6个月至1年贷款发生额12362万元, 加权平均利率为9.1335%, 比2季度下降0.3606个百分点, 其中最高利率为11.808%, 发生额3096万元;最低利率为6%, 发生额2305万元。1年至3年贷款发生额13028万元, 加权平均利率为9.7748%, 比2季度提高0.3501个百分点, 其中最高利率为11.97%, 发生额3364万元;最低利率为5.985%, 发生额56万元。3年至5年贷款发生额3000万元, 利率为9.6%, 比2季度下降1.142个百分点。5年至10年利率为10.742%, 贷款发生额500万元, 比2季度提高2.096个百分点。
2013年3季度东川农信社贷款利率在[0.9, 2]之间, 加权平均利率为9.4921%, 比2季度下降0.0229个百分点, 没有低于0.7倍的情况。贷款定价政策与水平无明显变化。
(二) 盈利能力提高
截止到2013年3季度末, 东川农信社净息差为0.05%, 同比无变化;利息收入2.05亿元, 同比增21.3%;利息支出0.51亿元, 同比增18.60%;利润总额0.74亿元, 同比增3.03%。
(三) 对贴现利率定价机制的变化及影响
今年5月起, 东川农信社开办了转贴现业务, 从市联社营业部转入买断式转贴现, 利率为基准利率, 利率定价权掌握在市联社手中, 东川农信社无实际定价权。
(四) 取消2.3倍利率上限后, 对“三农”、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变化情况
截止2013年3季度末, 东川农信社涉农贷款106311万元, 同比增速为26.93%, 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幅10.32个百分点, 改变了去年涉农贷款增幅一直低于各项贷款增幅的状况;累计发放51016万元, 其中3季度发放10200万元, 占各项贷款的26.7%, 3季度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8.6932%, 比2季度下降0.2484个百分点。截止2013年3季度末, 小微企业贷款136082万元, 同比增速为19.95%, 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幅3.34个百分点;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63770万元, 其中3季度发放13700万元, 加权平均利率为9.6194%, 比2季度提高0.0625个百分点。
二、清晰定位, 积极调整经营策略, 应对利率市场化
目前东川农信社的利率定价方式相对粗放简单, 定价水平普遍较高, 利率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加大同业间竞争, 虽然高利差会在短期内增加农信社收益, 却也会对农信社长远发展产生负效应, 将会造成资产负债不匹配、优质客户流失等风险。合理的利率定价管理办法的出台对于农信社来说势在必行, 需结合市场化因素、差别化因素、成本效益风险匹配等因素, 使利率更具合理性、规范性、科学性, 同时建立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体系、加速贷款审批速度、提供强有力的服务, 将有利于促进利润增长的持续性。
(一) 创新业务, 促使贷款结构多元化
东川农信社自今年5月起, 开办了转贴现业务, 改变了贷款业务单一的状况。今后, 信用社将鼓励利率风险规避型金融产品创新, 扩大市场投融资渠道, 发展中间业务、表外业务和金融衍生产品等业务, 调整利润结构, 努力实现业务经营多元化, 分散和转移因利率价格变化而带来的风险。
(二) 加大软硬件设施建设力度
东川农信社在加快业务电子化、网络化建设的同时, 将从软件方面着手, 一方面建立起科学的利率定价基础信息系统、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风险溢价测评系统、经济资本管理系统等, 另一方面将培育管理人才, 提高利率科学定价水平。
(三) 加大优质客户培育力度
法人金融机构 篇10
(一) 有利于强化市场纪律。
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市场化程度加深与不同区域金融生态呈现的多层次和复杂性, 存款保险制度模式安排和推进路径上, 应强调“保护小额存款人利益”, 进而维护银行业稳定。
(二) 有利于减少处置银行危机的全社会成本。
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财政全额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障安排。显性存保制度将无限担保转变为市场有限担保, 有助于问题机构市场化退出。
(三) 有利于金融安全网的构建。
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置, 建立央行、银监会、存保公司之间分工合作的运作机制, 将有助于多层次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和各自职能的发挥。
二、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选择
(一) 存款保险制度覆盖范围
我国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三万多家, 其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差别很大。其中农信社系统是否纳入存保, 已成为制度建立的争议焦点。本文认为, 应要求经营存款业务的所有机构参加存款保险。农信社做为金融体系中相对弱势部分, 如果只有优势机构进入保险, 其信号作用更加显著, 未进入的冲击和波动更大。
(二) 存款保险制度保障标的
世界各国在存款保险保障标的制度安排上各不相同。居民存款账户众多且余额较少, 应考虑全口径覆盖。因存款保险体系现实能力及保护长期目标, 覆盖中小银行企业存款难度较大。由于同业存款占比较小, 但风险容易发生链式反应, 可考虑做出一定安排。
(三) 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限额及赔付标准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推荐存款保险保护限额为一国人均GDP的1-2倍。相关统计显示, 世界平均水平为2.4倍, 亚洲国家为3-4倍。2009年, 我国人均GDP3万余元, 按亚洲标准可设置10万元赔付标准。
三、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影响
(一) 存保制度将对中小金融机构带来存款转移风险
做为制度创始者美国, 从存款无保障到设立存款保险, 无疑减少化解了风险, 而我国从隐性担保到显性担保, 其中蕴涵的存款转移及衍生问题突出, 特别是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影响十分重大。
1、存款者具有存款转移的动机和条件。
东亚的文化和国内收入与投资渠道显示, 储蓄在相当长期内仍是多数居民最重要选择。目前, 城市中银行业机构众多, 揽储竞争激烈, 客户可选择性很多。因此,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中小金融机构压力最大。
2、存款转移短期将带来流动性风险。
由于存保尚未实施, 我们可用假设检验的方法, 保持某机构资产、资本现状, 假设10万以上存款转移导致负债减少对机构的影响。据对A联社调查, 2011年2月末存款余额44.39亿元, 其中储蓄存款31.34亿元, 其备付率1仅占存款的2.4%, 具此测算, 3.18%的存款转移会使机构耗尽现金和超额准备, 迫使机构需求同业帮助。该社信用拆借额度为2.4亿, 即使全部满足, 其覆盖储蓄存款的比例仅为7.6%。可以认为, 10.78%的转移额将使A机构必须考虑卖出资产。
目前, 该机构存款结构如表一, 10万元限额内客户数达99.4%, 但假设限额内不会转移, 超出限额的0.6%储户全部转移, 转移存款占比达32.04%, 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基于以上认识, 可认为存保初期以全额保障过渡为好。
(二) 存保制度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盈利的影响
已实行存款保险的国家, 保费的估值基数包括参保的存款, 所有存款、全部负债、不良贷款等。约三分之二实行固定费率征收, 其余带有风险调整。现假设费率1-3个基点, 基数分为60%储蓄存款, 全部存款、全部存款+不良贷款三种, 调查保费对A市中小法人2011年净利润的影响, 结果显示, 保费1明显少于保费2和3, 在考虑不良贷款后, 绩差机构保费3较保费2上升明显。访谈中, 多数机构表示万分之一的费率不会对成本、贷款规模和盈利造成影响, 但对净利润、声誉、业绩考核等方面有一定冲击。
四、结论
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不能等到理想有效性的条件全部满足时才建立, 而应在确立基本准则的情况下, 充分考虑各种已满足条件和金融机构系统风险状况, 渐进实施已达成的准则共识。只有在存款保险得到公众充分认知, 银行体系、金融市场各种基础设施、体制机制完全完备, 政府、央行、监管部门协调配合, 才可过渡到成熟独立的存保制度。
摘要:存款保险作为一项重大的金融制度设计, 几度推进至临界点。公开信息显示, 央行“以制度形式先行, 后逐步充实”的政策建议已被采纳, 一些基本准则已形成共识。但是, 在若干问题上, 有关核心部门仍存在分歧。本文论述了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发展和改革的关系, 存款保险实施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或负面的问题, 特别是对中小法人机构的影响, 对于促进政策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银行机构,存款保险金,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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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晓慧,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观点综述, 经济纵横, 2006;2
[3]潘文娣, 国外存款保险立法现状及发展趋势, 海南金融,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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