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增长（通用12篇）
创新与增长 篇1
一、我国经济增长状况分析
我国经济在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后, 其高速增长能否得以持续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为探析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
1、我国经济增长的总量分析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以1978年到2005年的数据计算, 我国经济总量G D 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达到了2007年的246619亿元, 按照实际价格折算后增长了近12倍;总人口增长了1.36倍, 劳动力人口增长了1.89倍, 人均G D P则增长了8.82倍 (该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获得) 。这一成就的取得为世人所公认和惊叹, 但是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 经济持续增长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对照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与经济学家K aldor所总结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 可以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多数状况是相符的。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并不是像少数经济学者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信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是有很大的虚假成分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基本方面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
2、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要素、劳动要素投入的依赖
经测算, 我国的资本产出率、投资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数据和K aldor所总结的事实相符, 但是这个相符的数据也需要我们进行仔细解读。例如, 虽然我国的投资率在经济增长中保持相对稳定, 但是我国的投资率和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仍然有很大的差别:我国的投资率稳定在40%,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则一般稳定在20%-30%, 数据的稳定性质虽然一样, 但是数据的取值不同。这一数据隐含着一个结论:我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与投入, 而这种方式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证明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研究表明, 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资本和劳动的要素贡献占了很大的份额, 而全要素生产率T FP的份额相对较小。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开创性研究的C how (1993) 的研究表明, 1952—198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C how (2002) 发现1952—1978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T FP) 保持不变, 1978年以后T FP以大约每年2.7%的速度增长, 1978—1998年资本、劳动、T 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2%、10%、28%;1952—1998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0%。W ang和Y ao (2003) 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后, 发现在改革前T 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在1978—1999年间T 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5.4%;而1953—1999年T 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0.2%。张军 (2003) 的研究表明, 1953—1998年期间T FP的贡献率为13.9%, 其中1953—1978年T FP的贡献率居然为-3.9%, 1979—1998年期间T FP的贡献率为28.9%。由此可见, 我国经济的增长具有依赖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重要特征。
二、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 经济总量如此巨大, 经济的增长能够健康持续地进行吗?经济学中, 有一类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被称作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指的是从根本上阻碍或抑制国家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 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 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方面的因素。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 有几个因素被经济学者公认为对我国经济增长起限制作用, 而且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是非常强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包括:人口的飞速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没有给我国经济增长以更大的空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令人担忧;当然还有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战略作用、我国经济增长非常依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 这些都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巨大压力, 因此, 就我国矿产资源状况和能源状况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发布了相关问题的白皮书, 明确了我国未来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发展战略。从这些发展战略中,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对自主创新的关键性依赖。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我国政府所制定的使我国经济增长摆脱对资源的限制 (尽管现在这些限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可能还不明显) 的战略措施, 无论是提高资源产出率还是提高资源重复使用率, 或者是探明更多新资源、采用替代资源等等, 实际上都要依赖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 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都只能从根本上依赖于自主创新。
三、自主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
经济理论表明, 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途径在于技术进步, 而技术进步又可以通过借助技术引进、技术扩散和技术模仿来实现。可是对于我国而言, 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只能是依赖自主创新。
首先, 长期通过技术引进的途径实现技术进步对于我国而言是不可行的。我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希望实施“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能够奏效, 但是事实是市场也许能换到技术, 但是换不到我们想要的技术。另外, 依赖外商投资实现技术扩散从而实现技术进步也是不可行的。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一再表明, 发达国家始终对我国保持着技术上的“封锁”, 不可能向我国扩散我们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尖端技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必须进行自主创新。
1、发达国家对技术实施封锁, 不让我国获得相关技术
为保持技术垄断地位而获取垄断利润, 发达国家不愿意将技术转移给我国;为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 保证国家安全 (尤其对和国防相关的技术) , 发达国家防范将先进技术转移给我国;或者发达国家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封锁技术。总之, 不管是什么原因, 发达国家有他们认为足够的理由不让我国获得相关技术,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
2、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对我国不一定适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很多方面是针对他们的国情而研发的, 而实际上每个国家面对的环境都不同, 所以, 我国即使能够引进所有的技术, 也未必能找到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所切实需要的技术。而且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时就越是这样, 因为这时可供使用的针对每个国家都适用的技术资源已经很少了, 剩下的一大类资源都是各个国家针对自身状况和特点所研发的技术。这一点从高速铁路技术的例子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虽然日本、德国、法国都有高速铁路技术, 但是这些技术都是他们针对本国国情所研发的, 技术差异巨大, 不论我国引进哪个国家的高速铁路技术, 都有一个适应和改造的问题, 最终还是要依靠自主研发, 显然越到最后越不可能有国家能够提供适合中国的更先进的高速铁路技术。
3、我国的特殊国情与悖论
多数发达国家面对的国情是劳动力相对短缺而资本相对充足, 所以其发展的技术更多的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而我国则正好相反, 显然更希望拥有资本节约型技术, 这也是我国不得不进行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同时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悖论:我国一方面需要资本节约型的技术, 一方面又要进行自主创新, 而一般认为自主研发与创新本身就是一项非资本节约型的活动。在此对这个问题不做深入的讨论。
4、技术模仿在本质上仍是自主创新的一种
首先, 由于我国遭到西方发达国家严密的技术封锁, 技术模仿的可能性很小。其次, 可能在很多领域根本就没有适合我国模仿的对象。再者, 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发展, 一方面可供模仿的技术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越高端的技术 (或是越晚出现的技术) 也越难以模仿。因此, 我国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唯一的途径就是实行自主创新。
前面的分析建立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相关事实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经济理论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与判断, 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于要素的积累, 而不是创新产生的技术进步, 这种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依赖创新产生的技术进步, 而不是要素的积累;虽然产生创新的途径包括技术扩散 (溢出) 、技术模仿和自主创新, 但是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而言, 未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唯一可行的途径在于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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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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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胡鞍钢: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J].政策, 2003 (1) .
创新与增长 篇2
纵观我国涂料工业的发展脉络，一些企业之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停滞不前，或在发展过程出现起起落落，增长出现不可持续，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创新乏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科技创新——产品质量的保证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各种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强，企业单纯依靠传统模式的发展不可持续，唯一的出路就是实施技术创新，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营销创新——铸就销售传奇
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不仅加剧了市场生存竞争对企业的影响，同时也对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创新营销理念和营销模式、以适应时下经济形势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把营销创新看作是企业开拓市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和必经之路。
在具体营销实践中，要做到 “五个转变”：从营销产品向营销服务转变、从商品营销向文化营销转变、从竞争营销向共享营销转变、从价格营销向价值营销转变、从企业利益营销向社会责任营销转变。
在营销服务方面，正所谓“三分涂料，七分涂装”，特别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买方市场态势下，服务更是竞争的核心与关键。基于此，把握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不断探索涂刷方案的新领域，获得了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比如开设涂饰体验馆等。
在共享营销方面，营销合作与共享已成为新的营销趋势，这种营销理念摒弃了传统市场中企业只考虑自身利益、忽视其他相关者利益的营销观念，以“共赢”为目标，充分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不断整合出新的市场竞争力。
永远不变的是创新，才能使企业走向成功;也只有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创新与增长 篇3
作为曾经的新财富电子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三名，张慧在TMT领域研究颇有建树，因为良好的投研业绩连续三年被华泰柏瑞评为公司优秀员工。此次，华泰柏瑞将发行以TMT行业及相关产业创新升级为主题的混合型基金，张慧将出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过去中国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生产要素的积累，低人力成本和廉价投资大量导入。快速成长的背后伴生了一系列问题，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内需疲弱、高杠杆、产能过剩等。”张慧如是说，“由人口红利、投资、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不复存在，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创新和制度改革来拉动。中国技术创新日趋活跃，研发投入占GDP之比在发展中国家已经较高。居民消费存在提升空间，80后、90后将开启‘大众消费’的纪元，伴随‘需求升级’而来的对品牌和娱乐的追求将带来相关行业的大繁荣。”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的数据中也得到了验证。日本转型期间，在居民整体支出中，以医疗、教育、娱乐、通讯和交通等为代表的服务业消费增长最为明显。而标普500股指权重股构成变迁则很好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背景下，新兴产业加消费的市值占比不断上升。
资料显示，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基金以30%-95%的资产灵活投资于股票，其中投资于创新升级主题相关的上市公司股票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很好地契合了这一时代特征，将有助于投资者把握投资机遇。
新生经济与经济创新性增长 篇4
从党的十八大之后, 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报告人称之为新生经济的时代。解决传统经济结构转型遇到的种种问题, 更多的是要靠创新, 要通过发展新生经济来为传统经济转型寻找出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 提升经济活动的含新量。
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们今后的经济形势, 关心我们的经济前景。从大的方面来说, 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思维来理解经济形势。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先是经历了30年的计划经济, 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年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有了很大的活力, 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各方面的物质条件都很丰富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从党的十八大之后, 我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时代, 我称之为新生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30年、市场经济30年, 我想今后至少30年会以新生经济为主导。
那么, 以新生经济为主导的时代有什么标志?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是以劳动力、资本、土地供给等要素驱动为主, 现在要转向以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发展为主。下一步我国将会进入一个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高度重视科技拉动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有点类似于像美国当年的新经济。美国当年经济出现过大的经济萧条、经济滑坡的时代, 后来通过阿波罗登月计划, 通过创投体系的建立, 通过纳斯达克的建立, 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的经济业态。这种新的经济业态造成了克林顿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拉动了美国整个经济的转型, 包括美国把一些相对低端的产能转移到中国。新经济使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引领者。
一、当前经济形势与新生经济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也要走科技创新引领的道路。为什么中国会进入这么一个状态?这跟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变化是, 传统的房地产业、制造业已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剩的局面。我国经济要转型, 这种转型的特点是什么呢?传统经济将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或者说是降低增速的发展阶段, 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种状态, 习主席称之为新常态。
大家对新常态有很多解读, 但有些解读还是从老观念出发, 把新常态理解成传统经济下滑, 经济增长率的降低。我认为这种对新常态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新常态包含两重含义:一个是常态经济的相对的平稳或者是减速, 另外一个是创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增速。
另外, 新生经济还有一个特点。从微观上来讲, 要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就形成“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态势。
所以, 新生经济概括起来就有这么三个大的要素:创新驱动, 新常态,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把这三个我国最大的政策纲领性的元素概括起来就叫“新生经济”。
在新生经济时代, 我们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认为, 从党的十八大之后, 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生经济的决策, 对我国经济转型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引领和拉动的作用。假设说现在是传统经济和新生经济的转轨变形的换挡期, 就好像杯子里有半杯水, 悲观的人会认为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 因为杯子里的水只有半杯了;那么, 乐观的人看就会发现我们已经腾出了半个杯子, 可以给这杯水里面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让我们喝得更有滋味一些。所以, 从新生经济角度看, “杯子”空一点, 就能腾出一些容量, 是有利于经济创新发展的。
从经济转型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杯子”还应该再腾空一些, 再做一些转型。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中有些传统经济的产能、库存、杠杆存在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首先, 我们看一看现在的房地产的库存。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三线城市做调研, 了解到这个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量有1000万平方米。在常规情况下, 这个城市年房地产销售量只有100万平方米, 而且还有很多地段正准备盖房子。假定不再盖新的房子, 就光消化现有的1000万平方米的存量房就需要10年 (当然这是没有新的政策去拉动住房购买的情况下, 需要10年) 。如果有些政策再推动他去建房, 可能10年都消化不了。我们现在需要采取一些政策去解决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积压问题。而这种状况有普遍性的。
另外, 产能过剩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下一步房地产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那么对水泥、钢铁等建材和其他建筑用品的需求就会进入一个饱和期。如果我们的住房的调整不活跃, 买卖房屋或者人们的居住迁徙不活跃, 家具业等各种各样生活用品的供应也会出现饱和。所以, 在这种形势下, 很多传统产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 出现价格下跌甚至出现企业倒闭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最近煤炭价格在跌, 铁矿石价格在跌, 与此相关的很多矿产也在跌。这种状况都反映了传统经济产能过剩、库存过高出现的问题。因为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在资本市场上是最能敏感地反映出产能状况、库存状况的。
另外, 我国这十几年的发展,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 使我们传统产能的杠杆率很高。什么叫杠杆率很高呢?就是很多企业是靠大量的借债和投资来支撑起来的。很多房地产业或一些传统产业都有很高的银行负债。这种高负债造成了什么局面呢?一旦我们的传统产业出现了经济下滑或者增速降低, 或者是部分企业倒闭的状况的话, 那么就会牵连到金融机构, 会给金融机构带来信贷风险。
那么, 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要想让整个经济结构做一个调整, 让库存降低, 让传统产业的产能有出路或者说能够正常转型, 让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降低, 就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拿降杠杆来讲。中国的股市A股从6月份开始就出现了剧烈下跌, 国家采取一些政策救市, 救市之后又出现了市场性下跌, 现在刚刚稳住。而且这种下跌给很多股民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这种过程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在证券市场里去杠杆造成的, 而且在去杠杆过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对策考虑不充分。现在看来, 我们在传统产业去杠杆的过程中, 也要高度警惕防范出现类似的金融风险。因为现在整个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杠杆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在调整过程中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国无论是企业债、金融机构的债, 还是地方政府的债, 这些债务问题不能妥善处理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较大的金融问题。
我把这些问题指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并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种预判。实际上, 现实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 经济和金融的风险也是无处不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风险, 而是在于对风险缺乏正确的预判, 是你不知道有风险。所以, 我们对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还应该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还是应该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对这方面的问题多做一些预估、预判, 制定相应的预案, 这样才能够减少盲目性, 增加自觉性, 提高抗风险能力。
经济转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传统经济的框架内去想办法。但是, 我认为, 解决传统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问题, 更多的是要靠创新来解决。就是要通过发展新生经济来为我们的经济转型寻找出路。发展新生经济大体来说有三个层次, 分别是宇观、宏观、微观。
二、新生经济与宇观主导
先从宇观层面看。所谓的宇观层面就是在全球层面考虑问题。我把具有全球视角的经济称之为宇观经济。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有微观经济, 主要是研究企业与市场;还有宏观经济, 主要研究产业和国家经济。那么, 宇观经济主要研究的是全球经济和财团经济。
从宇观经济形势来看,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主席提出了以全球视角谋划和推动创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念。可以说, 在宇观经济领域里有比较大的作为。这种作为的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我国已经制订了一个经济高速外向型发展的全球战略。这个战略在这两年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一带”就是指我们在大陆上向西沿着老的丝绸之路去发展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么, “一路”主要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主席还提出丝路“五通”。
这“五通”我解读一下。首先可以理解成我们要大力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财路”。这种财路主要是通过加强海外投资, 加强人民币全球化, 通过丝路大循环来拉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也建立了丝路基金。习主席前不久去非洲参加中非论坛, 也提出了一系列在非洲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等计划。这些都为中国打通一条海外经济发展的新“财路”。
第二, 要大力发展海外的“空路”。比如, 在丝路国家建机场, 发展航空, 让空路先行, 带动旅游, 带动贸易, 带动各方面经济发展。
第三, 发展新丝路的“天路”, 也是丝路战略的一个大课题。中国已经是一个航天大国, 在发射卫星、提供卫星服务方面已经有很强的产能。如何利用中国的航天经济优势去为丝路国家、为非洲、为其他更多的国家提供服务, 这也是今后新丝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 发展“网路”, 也就是丝路互联网, 这也是一个建设的大课题。这几天, 在乌镇召开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中国现在对互联网的发展高度重视。习主席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这表明中国在世界互联网建设方面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具体举措上, 我认为新丝路的网络建设战略也应当成为我国今后在全球互联网中提升自己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举措。
在丝路发展过程中, 怎么样能够让丝路国家, 让非洲国家, 跟我们息息相通, 在人才培养、在语言交流、在各类服务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与丝路国家发展贸易, 促进相互之间的经贸往来,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这些方面工作如果能做好, 对我国的经济转型会产生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举例子来说。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原来主要是瞄准欧美市场, 为欧美提供消费品出口。随着美债危机、欧债危机, 整个世界经济的下滑, 原有的国际消费品市场相对饱和, 在传统消费品领域, 中国制造出口的竞争力逐步下降。当然, 这种下降和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资源成本的提高, 以及方方面面的产能过剩都有一些关系。所以, 今后的消费品出口领域里, 中国制造出口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库存会越来越高。
但是,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 随着非洲开发的发展, 那么我国装备制造领域的资本品的出口会大幅度提升。从出口角度讲, 消费品出口降低, 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开发, 随着我国积极的海外战略政策的推行, 我国的资本品的出口和过剩资本品的产能转移会有一种新的商机。如果能够抓住这个商机, 可以使我们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减少痛苦。因为我们的现有产能出口, 比如说钢材、水泥, 还有其他的一些建材, 如果国内需求降低了, 我们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项目和非洲国家开发的项目需求出口, 来降低去产能、去库存的痛苦。此外, 我国在装备制造领域里, 特别像用水泥、矿山等设备的装备制造, 也可以通过宇观经济的创新来解决出路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 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非洲开发的战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这些重大的战略举措都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提高我们增速, 化解不利因素的积极举措。我认为, 现在才刚刚开始, 下一步要想实现中央提出的“中高速增长”, 让GDP增长率不要下滑得太快, 还要在海外投资、宇观经济方面, 把创新拓展这个文章做足。所以, 我们下一步应当是加强宇观经济研究, 加强经济全球化研究, 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 加强中国在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的过程中话语权的提升, 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力, 在这些方面要下功夫。
“二战”之后我们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世界经济最大的红利就是经济全球化红利, 或者叫宇观经济红利。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或者说世界经济的引擎,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是世界经济的主导者, 美元是代全球货币, 美国建立了二战之后世界经济的规则秩序, 通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来达到掌控全球经济秩序的目的, 基本上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高端红利。那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实际上主要是把美国发展新经济过程中的一些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转移过来, 然后通过发展中国制造, 利用劳动力成本低、资源环境成本低的优势,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通过中国制造分享了低端的全球化红利。过去, 大家经常说我们用多少亿条牛仔裤去换美国的飞机, 这就是属于经济全球化红利中的剪刀差, 我们相对来讲在经济全球化红利分享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之后,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逐步提升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红利分享过程中的段位, 要争取在更高水平上去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并且通过分享中高端的经济全球化红利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福利。这就是习主席提出的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以及“中国梦”的核心思想。
以前, 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引擎是美国。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之后,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的引擎作用在慢慢降低, 谈不上引擎熄火, 但至少引擎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引擎作用在加速。我想, 在未来30年世界经济如果能够形成中美双引擎的局面, 那么我觉得世界经济这架“飞机”就可以平稳、快速地飞翔。这就是我对当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宇观经济观。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对中国经济应当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现在中国具有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比如, 中国现在有几万亿的美元外汇储备, 这就是一种信用实力。有人提出拿这几万亿美元到海外去做生意, 我认为拿美元到海外做生意是下策, 上策是什么?是用几万亿美元的信用来作为我们的信用资本, 把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文章做好, 拿着人民币到全世界去做生意。当然, 不是去做赔本生意, 而是去做能够赚钱的生意, 做能够让人民币在全球增殖的生意, 这种生意做得越大, 中国今后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地位就越高。大家知道, 人民币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篮子, 在特别提款权里, 美元、欧元之后就是人民币, 英镑、日元在后面。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世界银行认可的国际主流货币。如何用人民币去海外投资, 如何用人民币去进行海外贸易结算, 如何让人民币成为更多国家的储备货币, 就会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宇观经济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美国通过大量印美元来满足它的各种各样的经济需求, 美元从长远来看贬值是必然的, 在美元信用彻底失去之前, 利用这个时间窗口我们让人民币做强、做大、做好, 把文章做足, 可以弥补我们手上拿着的美元贬值的损失。做生意总是不可能十全十美。有人说中国现在拿着几万亿美元, 人民币一升值就损失多少,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但也比较狭隘。我们既要看到我们在美元储备上的损失,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在国际财经地位上信用的提高。信用的提高靠什么?实际上信用的提高就是靠你自己能够讲信用, 宁可有点损失, 也要讲信用, 所以从人民币全球化过程来看的话, 我们把这种损失姑且看作是我们所付出的一种信用资本。
所以, 我先从宇观经济角度讲, 我国的创新举措将会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一种新的商机、生机, 这是应当抓住的机会, 应当去看到的机会。简单地说, 今后我们需要宇观主导、宏观调控、微观搞活。
三、宇观主导背景下的宏观调控
中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和经济新常态。我认为, 实现我国新常态含新量的提高应当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关键词。
我认为, 对经济增长这个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传统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 经济增长是由GDP来计量的, 也就是对产值增长率做计量。比如说, 你今年盖了1亿平方米的房子, 然后明年盖了1.1亿平方米的房子, 那么增长率是10%;如果明年只盖了0.9亿平方米的房子, 那就是负增长。增长率, 实际上是后一年的数量减前一年的数量除以基数。
这种经济增长率的计量要看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对经济增长的衡量主要都是一些传统产业。这些年来传统产业的增长率在不断下滑。如果我们只看GDP的增长, 下一步就会越来越悲观。其实, GDP只是我们在常态经济下去衡量经济增长的一种指标和手段, 到了新常态, 到了新生经济时代, 这些指标就不好使了, 因为本来它就不应该再看长了。跟人一样, 你去衡量孩子每年长高多少, 是很正常的, 但青春期过了以后, 孩子还长吗?不长了。你要再去追求小孩不断地长, 也不科学。所以, GDP增长到了一定的阶段, 传统行业的GDP就不应该再增长了。这时候你要长什么?你要长知识, 你要长本事。另外, 从收入结构来说, 我们参加工作, 工资不断提高, 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能再提高了,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退休时, 还会下降。所以, 从长个来讲, 有一个曲线;从工资来讲, 也有一个曲线。人的成长除了长个以外, 还要长知识, 长本领, 以此对冲长个增速的下滑。同样, 工资收入可能到一定程度不长了, 但你帮别人做点生意或者自己创业, 你的这些收入加倍增长了, 等于传统收入、工资收入的平稳或下滑得到对冲。
那么, 我国现在经济也是面临这么一种转型中的增长困境。严格说起来, 传统产业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增长了, 这是很正常的。当年罗马俱乐部曾经请一些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增长的极限》, 它对一些传统经济的增长指标做了衡量, 认为这些指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增长, 经济就崩溃了, 所以到了一定极限它就不能再增长了。这本书当时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
所谓创新性增长, 就是要用新兴产业的高速增长来替代传统产业的增长下滑, 形成一种对冲。还拿能源来说, 下一步我们需要发展什么?需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比如说, 我们冬天要想解决雾霾问题。一是大力发展电动车, 除了电动轿车之外, 特别是电动客车、电动公交车, 还有电动货运车, 通过电动车来减少汽车尾气。另外, 要大力去推广电采暖。通过电采暖替代燃气采暖。还要大力发展核能。通过大力发展大核电来替代煤电。最近, 有一种新的技术, 叫核热技术, 通过比较安全的低温核热来替代燃煤锅炉, 实行集中供热。这种技术一旦能够实行和推广, 在北方地区就可以大大降低雾霾。当然, 风电、太阳能、潮汐能等清洁能源也需要发展。
这些能源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国有一些新的政策。拿能源政策来讲, 我们就需要征收碳税, 通过碳排放交易等措施, 加速低碳能源的发展, 加速能源经济的转型。大家知道, 发展电动车、风力发电、太阳能, 起步的时候有很多困难, 包括核能虽然经济效益很好, 但人们有核恐惧, 那么就需要加强核安全教育、核防范等, 这些都需要投入的。那么, 这些投入从哪来?我认为, 要通过征收碳税, 建立低碳基金或者清洁能源基金来加速这种转型。
同样, 不仅是能源的转型, 还有其他领域的经济转型都需要政策去推动。举个例子, 过去房地产开发, 土地占用成本很低。要是想让今后房地产受到一些约束, 那就要采取措施提高土地使用成本。例如, 建立耕地保护基金, 既有利于国家的粮食安全, 同时又能够抑制房地产对土地的恶性占有。
下一步, 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产业有一些措施, 遏制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十二五”以来, 我们在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能够保持这种增长速度, 可以说是归功于新兴产业的发展, 比如环保产业、机器人产业以及各种各样高科技产业。下一步我们的抓手在哪里呢?我觉得比如像智能穿戴, 这算是第三代互联网终端, 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因为我们在10多年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手机会成为互联网的终端。再过十年, 我们的智能眼镜、智能手环, 甚至智能钱包, 还有其他的智能穿戴都会成为我们互联网的终端。还有, 服务业也会成为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所以, 从经济转型来看, “十三五”期间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促进产业转型, 这是我们一个大的课题。
四、微观搞活与微观创新
我前面讲了宇观创新, 包括“一带一路”、人民币全球化等;宏观创新, 属于产业转型, 也包括现在提的加强供给侧管理。供给侧管理, 我看重的是把创新这个元素作为供给的一个元素, 这就是新供给学的新意所在, 所以供给经济转型的关键在抓创新。除了产业创新、企业创新之外, 我们老百姓的微观创新是新生经济的一个大课题、一个大视野。
我们过去讲创新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 包括我们现在讲大众创业, 很多人还是理解成怎么推动产业创新, 怎么解决就业问题。我认为, 大众创业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实际上, 从微观上来讲, 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一个创意创业的时代。“万众创新”说得更精准一点叫“万众创意”。
大众创业, 是说这个时代为每个人提供了梦想成真的环境, 但你梦想怎么来成真呢?要靠创业来实现, 你先看看自己的禀赋是什么, 你最有特色的个人潜能是什么。现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梦想成真。只要你执着,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勤奋, 只要你不断创新, 你就可以让自己活得更精彩, 让自己活得与众不同。夸张一点, 用李开复的话说就是“世界因你而不同”。当然, 他这个话也遭到了批驳, 别太看重自己。但是, 我认为, 在创业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野心”, 就是要“世界因我而不同”。
我们要对大众创业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这个话题绝对不是一阵风的事。大众创业, 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经济, 特别是在微观上调动每个人积极性的一个持久的主题。我们应当把大众创业跟“中国梦”结合起来。习主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际上, “中国梦”也是靠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去圆自己的梦来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的。如果每个人没有这种去在世界上去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梦想的话, 梦就成空梦。就我个人来讲, 我就是要让新生经济学成为新的世界主流经济学, 让世界各国经济学家能够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另眼相看, 能够得到世界应有的尊重, 这就是我的梦。这个梦本身是什么?这也是为国争光, 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元素。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像我这样去努力创造一种世界级的辉煌, 那么我想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度, 就会成为非常吸引人、非常有创造力的民族和国度。
大众创业要从娃娃抓起, 然后形成一种风潮。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就要有今后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一种新业绩而奋斗的这种志向。我认为, 我们的创业教育首先就是志育, 就是立志的志, 只有立大志, 才能创大业;只有立奇志, 才能创奇业。如果创业教育仅仅就是为了让人混口饭吃, 或者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教育产业, 当然是可以的, 但这相对比较低端。我认为, 要用高端拉动低端, 真正从小开始培养一种创造精神。包括我在内, 前一段时间, 我见到一个发小, 他说:“郭夏, 你小的时候说你要当宇航员。”我已经忘了, 但回头一想, 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写出新生经济学, 创造了宇观经济, 自命为经济学外星人, 可能跟小时候做宇航员的志向是有关的。
大众创业不仅要从娃娃抓起, 包括老年人今后有条件的都应当去走创业之路。关于老年经济, 古典的老年经济讲“养老”, 即老有所养;现代老年经济叫“享老”, 即让老年人享受;新生经济的老年经济是什么呢?我认为叫“创老”或者“老创”, 即老有所创。实际上, 老年人不是包袱, 从新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老年人本身就是财富, 关键看你是不是善于用老年创业的方式去能够激发这笔财富。大家都知道, 肯德基的创始人70岁去创业, 我身边也遇到一些老先生搞中医药, 70岁也要创业, 要让中国中医药事业有更大的发展。我都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如果中国的老年人中有更多的人能够去发挥自己的潜能, 去创业的话, 我想他们可以活得更精彩, 活得更长寿。所以, 在创业方面, 我们的思路要更广阔一些。
另外说说创意经济。现在, 创意不只是设计家的事, 也不只是规划师的事, 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创意师。你在生活中稍微做一点改变, 用一点新产品, 接受一点新的服务, 在生活中把自己点缀得更新一点, 你都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所以, “大众创业, 万众创意”, 实际上是让每个人去用自己的创造性去增加收入, 每个人用自己的创造性去改变生活。
从微观来讲, 创业、创意本身就是创新的两个重要元素。我觉得“大众创业, 万众创意”, 应该成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微观创新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创新与增长 篇5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政策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上依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科技进步.要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必须围绕技术创新的社会条件、经济杠杆、主体建设和中介组织发展,建立和完善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体系.
作 者：章新华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通州市委党校,江苏,通州,226300刊 名：攀登英文刊名：ASCENT年，卷(期)：20(2)分类号：F124.3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 政策
创新与增长 篇6
为准确把握经济增长预期，全面介入经济运行调节过程，多年来我们坚持开展工业增长点调度，创新运行调节载体，增长点调度成为湖北省工业年度目标编制、监测预警、要素调节、结构调整等方面决策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平台，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增长点范畴界定及调度平台构建
新经济增长点在经济学中从产业研究出发，突出在“新”，是指在经济成长和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新兴产业或行业。而我们调度的经济增长点，不仅包括新兴产业或行业而且还包括传统工业行业，不仅分析产业或者行业增长点，而且更侧重企业和项目微观的增长点。
多年来，我们坚持全省工业增长点调度，而且不断深化和创新，已经形成了一套省市县联动、覆盖全面调度体系和较为成熟做法，成为全省工业经济运行调节的一个重要调度平台和工作载体。
（一）组织调查
1、实施主体
湖北省经信委系统每年底集中一个多月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工业增长点摸底调查。调查由省经信委经济运行系统部署和分类统计分析，市、县按要求组织摸底调查，落实到企业和项目。
2、调查范围
湖北工业增长点涵盖全部新增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新建、扩建、技改、挖潜项目，包括之前投产在当年发挥产能项目。
3、调查内容
重点掌握新增产值、投资额度、投产时间、主要产品、产品价格、产能发挥情况及存在问题。
（二）甄别分析
1、甄别
为了保证数据来源可靠、真实性和准确性，在收集数据过程中，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数据核实、核准、梳理，对于存疑的问题现场调研，对信息不准确的要求市州重新排查上报。
2、评估
根据调研掌握情况，对各市州增长点在进行沟通核实，根据增长点规模和达产进度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对重大增长点进行圈定和再调度，每年数据调整量在15%左右；并要求各市对2000万元以下增长做出预判，形成整体增长评价。
3、分析
在按区域、规模和行业分类整理基础上，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主要行业走势，对全省、市州和行业增长点发挥可能性进行分析，形成全省工业和各市州预期总量规模和增速，分析重点行业对整体增长的拉动贡献率，并撰写年度增长点分析报告。
（三）调度协调
1、调度时频
在每年增长点调查基础上，省、市对确定的重大增长点，进行日常监测和季度调度，4、7、10月调度上一季度重大增长点投产达产情况。对日常、季度和单个重大增长点调度情况，以季度调度报告和增长动态反映。
2、协调督办
一是建立重大增长点跟踪服务制度和快速协调机制，解决其投产达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二是建立政策资源配置机制。每年将煤电要素、政府性财政资金等要素资源向重大增长点倾斜。
二、调度平台功能拓展及其成效
湖北省工业经济增长点调度实践，经历了由作为增长目标预测的较为单一的功能和阶段性工作，不断向贯穿运行调节全过程，覆盖运行调节主要功能演进和拓展，基本实现了以下五个方面功能。
（一）决策服务功能
据测算，近三年全省工业增长点新增产值形成的拉动力均占全部增长因素的3/4左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及时将形成增长点年度调研报告、季度调度报告和确定全省50个重大增长点上报省委、省政府，成为省委、省政府确定全省GDP及其增速，特别是作为确定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速主要依据。同时，省委、省政府十分关注增长点工作，我们每年选定的重大增长点均被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抓手，重大增长点投产达产中出现的问题成为检查督办的重点。
（二）目标调控功能
多年来，湖北省以年度增长点全面调查为依据，确定全省和市州工业系统年度工业产值、增加值规模和增速目标。从调查预测数与实际运行结果来看，具有较高可信度和可实现性，特别在反映方向和趋势上高度吻合，实际运行情况与预测基本一致。宏观经济环境好时，增长点产能潜力发挥较好，实际增长会高于预测值2—3个百分点；宏观环境偏紧时，增长点的产能难以全面达产，实际增长会略低预测值1—2个百分点。
（三）监测预警功能
我们坚持以工业增长点调度为基础，加强项目投资跟踪监测，已形成点面结合、长远结合的调度制度。根据增长点投产达产情况，了解经济运行中苗头性、趋势性问题，掌握经济运行环境，把握经济运行的走势，从而形成对全省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的重要支撑。如2012、2013年连续两年调查显示，工业增长点拉动持续减弱，工业增速会有较大幅度下滑，及时向省、市政府和工业系统报告和预警；2012年上半年全省工业增长点调度中，及时对部分重大增长点出力不足、流动资金紧张、运力配置不足等问题提出预警，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四）要素配置功能
工业增长点运行事关全省经济发展大局，我们不仅监测增长点达产进度等情况，而且密切监控其生产要素供需状况，积极化解资金、用工、土地、电力、运输等突出问题，从原材料供应、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各种政策资源和要素向重大增长点倾斜，从而提高运行调节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每年在电力、运力等要素分配过程中有优先保障重大增长点需求，省市两级工业生产调度、县域经济发展等专项资金向重大增长点集中，各地分层次组织金融及担保机构与增长点的银企对接活动，围绕重大增长点开展专题用工对接活动，工业增长点成为全省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主渠道”。
（五）结构导向功能
工业增长点增量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一定程度上代表未来产业结构。我们在近几年增长点调度过程中，深入分析增长点的质量和结构，密切跟踪新增长点产能利用和设备负荷状况，从而对全省工业结构调整提出指导性意见。如在2012年增长点调度报告中，反映结构不优，传统和过剩产业增长点比重偏大，导致投入产出效率下滑、产能发挥不足，提出要引导新兴产业、时尚消费、高端装备等类产业培育。推动了省政府研究出台装备制造、食品等六个重点产业行动方案和冶金等四个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此外，运用差别电价等行政手段，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和落后产能项目落地，从源头上削减和化解过剩产能。
三、从增长点看运行调节载体创新基点
湖北省工业增长点调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而且调度领域不断拓宽和加深，较好地承载了经济运行调节功能。我们深感这与增长点本身具有属性分不开，良好运行载体的选取，不仅要体现对经济运行监测和调节的承载功能，能够贯穿经济运行全过程，并且要具有易于把握经济运行变化、见微知著的“机会窗口”。从增长点调度平台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诸多有益的启示，深感经济运行调节载体创新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四个基本点。
（一）具有根植于经济微观“基础”属性
增长点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微观基础的企业行为，本身就是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面向市场、社会、政府，又要组织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活动。只有具有市场微观主体，才具有经济运行调节的基础和载体扩散辐射能力，才会具有备选载体的基本条件。
（二）具有经济运行监测“窗口”作用
湖北省调度工业增长点，基本涵盖了全省工业主要增量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且是最主要、最活跃的变量部分，联结企业、项目，反映产出、营销和效益，投资、效率和结构等经济运行多重状态结合部，能够反映企业微观动态，也能观测到宏观环境变化，灵敏显露湖北工业经济变化的态势，将增长点作为切入口，有利于及时、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内在规律。
（三）具有作为要素配置的“抓手”作用
经济运行调节中要素配置不仅决定着当期运行状态，而且对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导向作用，是运行调节的重要手段。载体的选取需要将是否有利于要素经济、合理配置作为考量的重要条件。应当说增长点较好契合这些条件，能够较好整合能源、资金、劳动力等多种要素发挥作用，通过对增长点的分类选取，在要素配置中区别对待，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
（四）具有作为结构调整的“推手”作用
结构调整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也应当中经济运行调节工作的重中之重。好的载体的选取，不仅应当反映工业结构的当期变化，而且还要能够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增长点恰好具有此功能，我们调度增长点不仅包括新投产能力，还包括技术改造形成产能，形成的增量反映了结构变化的主体和内部构成，而且通过对那些能够带动结构调整的重大增长点定向扶持，就能推进产业结构向着预期方向演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制度创新 篇7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时期, 而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 粗放程度较高, 经济粗放增长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安全矛盾突出。同时城镇化进程加快,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劳动力结构性和季节性短缺严重, 对农机专业化作业和农产品流通集约化经营提出了要求。笔者认为, 进行农业制度创新, 走合作化道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制度变迁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制度的变迁。我国目前仍然是农业大国,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农业产业来说, 制度与农业产业发展的相关性更为直接和密切, 制度的效率更为显著。因为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 除了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之外, 还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制约, 生产的自然周期很长, 不能像工业产品那样可及时根据市场变化来调整生产结构。因此, 农业生产对市场信息的利用率很低, 容易出现蛛网式的市场波动, 造成生产力的损失。此外, 农业又是一种生命产业, 一方面产业的层次较低, 大多是生产人们生活所必需的产品, 如粮、棉、油、肉、蛋、奶等, 附加值很低, 价格的弹性不大;另一方面农产品都是有生命的, 季节性强, 贮存期短, 运输损耗大, 生产的自我调节能力极弱。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农业缺乏市场竞争能力, 在与工业品交换的过程中, 农产品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 所以其对制度的需求较为强烈, 在人们目前还无法改变自然再生产的规律性的条件下, 制度的变革对农业产业发展就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看来, 制度创新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鉴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种小农经济的制度模式的稳定性与固化使制度变迁处于闭锁状态。因此, 中国要摆脱目前农业的停滞状态, 首先要在制度和政策上有新的变革, 这种制度的变革, 不仅是站在农民根本利益上的新变革, 而且是适应整个社会经济城市化、市场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组织制度的变革。兼顾这两个方面, 那么, 农业经济合作化道路就是必然的选择。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要重走西方过去的历史道路, 不是先土地私有化再走合作化, 而是借鉴其西方现代农业的制度模式并有所创新, 实现跨越发展, 但它并不同于过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新合作化是在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经济的现实背景下策动的, 是农民为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互助合作行为, 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将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接受市场的洗礼。目前, 具有合作经济组织雏形的农村经合组织在我国农村各地已经迅速发展, 他们在农村公共领域、生产结构调整、跨乡村的生产经营以及其他乡村权利组织没有顾及的领域逐步建立起来;新合作化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的过程, 其原动力在于农民基于面临的市场风险和各种压力而进行自我调节的过程。农民自愿选择这种集约经营或规模经营的方式, 通过建立新型互助合作机制, 自下而上地对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进行一场变革;农业新合作化是以提高生产经营的效率为根本目的, 力求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和商品化程度, 发挥合作优势来克服农民个体的弱势地位, 通过互助合作机制来规避风险和提高效率。
总之, 中国农业选择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模式, 建立一个有效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农业合作体系, 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而且也具有优势的制度环境。一是, 中国政府具有强有力的主导力量。在某些方面, 政府干预过多过强或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但是, 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却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对于农业的支持不仅是在基础设施、金融、财政上的扶持, 更重要的是对农民的自我组织及其组织水平与素质提高的指导作用。二是,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尽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的产权关系多主体化, 弱化了土地所有权的约束,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所有权的性质, 其所有权对土地的转让和非农用途使用还有所制约, 同时也构成了对农民最起码的保障, 利用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更容易起到基层政权组织的引导作用。三是, 合作化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道路, 但是后期过渡过快, 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的“一大二公、一平二调”, 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那时合作化的有些做法不仅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且是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积累的要求。现在的合作化则是基于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 是适应大市场的要求, 二者的矛盾性质并不相同, 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主要是保护农民利益的要求。目前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的直接受害者是农民。随着科技的发展, 农业生产实现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信息化是一种必然, 而要实现这一切首先要实现土地的规模化, 入世后, 面对国际化的大市场, 又迫切要求农民实现规模经营, 而目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分散经营, 这与目前的制度需求是不相适的, 考虑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自身的特点, 通过对其制度进行改良是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 因此, 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农业制度, 而新合作化就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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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增长 篇8
随着知识的爆发式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创新人才日益成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支撑,并能够为我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实现上述目标的根本在于人才,在于拥有一大批有知识、懂管理的科技创新人才。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要坚持把科技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此背景下,研究科技创新中人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科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理论综述和问题描述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开始探讨经济增长的因素,大卫·李嘉图在总结亚当·斯密的思想后发展了古典经济,他们认识到土地、资本和劳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随着近现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社会借用科学和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很多学者开始探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什么?哪些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直到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明赛尔最早建立了包含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模型,研究收入分配与投资的关系,其研究表明教育是对人力的一种投资[1],且这种投资随着时间增长,效果逐渐显现,人力资本投资越高,后期回报越高,明赛尔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学校教育和学后教育投资。明赛尔的研究揭开了人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人力并非等于劳动,人力同知识结合,掌握科学和技术后产生的生产力是惊人的。
随后,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舒尔茨在研究人力同经济增长时指出,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起到重要作用[2]。乌扎华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将教育引入模型,建设教育对经济促进作用是通过各生产部分边际技术的提高实现的[3],建立乌扎华模型,其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现有技术水平和教育部门的资源配置,教育部门对产出的贡献是通过其对生产部门技术水平提高的作用而间接实现的。罗默在研究经济增长模型时认为,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4],它们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能够使得资本和劳动产生递增效用,使得整个经济规模递增,产生长期的经济增长。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增长模型,并且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卢卡斯进一步研究将劳动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其认为后者才是人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5]。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着力探讨科技创新人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解释模型:
解释模型认为,生产要素需要一定比例的组合,其中人类的知识决定了社会整体要素比例,人力、资本和技术等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增长也影响了劳动、资本和技术,即影响是双向的、相互的。人力资本可以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资本,它们共同作用于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后进一步加大科教投入,使得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提升了人力资本的质量,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人才的“双向互动关系”是图1所示模型的基本假设,也是本文区别于已有研究的显著特点。
在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人才的“双向互动关系”假设下,本研究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中国经济区域中样本容量最大、关联度最高、最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且受到地域限制及区域经济独立性较强的某市1992~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科技创新人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检验两者的互动关系,建立VAR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同时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做变量影响定量分析。
2 模型构建和数据选取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是由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在1980年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不需要严格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的封闭系统的全要素构建,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只需要采用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分析,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获得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VAR模型不需要严格的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对参数不施加零约束,解释变量中不包括任何当期变量等特点,因此在一些动态时间序列数据间相关关系的研究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同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能够简化传统经济学中的复杂非线性关系,能够最直观地探讨一些比较复杂而又在逻辑上存在相关关系的不同动态时间序列数据之间的相关程度[6,7,8,9]。
因此,本文根据之前的科技与经济增长的解释模型,为研究科技人才、科技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LnGDP=∑LnGDPt+∑LnTat+∑LnPat+u (1)
LnGDP:经济增长指数,代表经济增长;
LnPa:专利申请量指数,代表专利申请量,是科技产出的指标;
LnTa:科技创新人才指数;
t=1,2,……;u为随机误差项,在VAR术语中称之为脉冲值。
研究选取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专利申请量为科技产出指标,每10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为科技创新人才指标。专利人在申请专利时已经掌握该项技术,专利授权结果需要一个漫长的审查过程,因而专利申请量比专利授权量作为科技产出衡量指标更具有时效性和说服力。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和教育部统计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选取的限制性,本文选取1992~2011年相关数据,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得出LnGDP、LnTa、LnPa 3组指数数据。
3 实证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指数、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和专利申请量指数均为时间序列数据,随时间变动较大,在建模之前有必要检验变量是否平稳,文章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方法,对表1中的LnGDP、LnTa和LnPa及其一阶差分变量DLnGDP、DLnTa和DLnPa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水平为1%下,虽然时间序列变量LnGDP、LnPa和LnTa是非平稳的,但其差分变量DLnGDP、DlnPa和DLnTa都是平稳序列。
3.2 协整检验
对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说明,LnGDP、LnPa和LnTa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它们三者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文章采取Johansen检验法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如果协整关系存在则应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反映变量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模型的滞后阶数应与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一致。
建立无约束的VAR模型,以判断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最优滞后阶数,通过LogL、LR、FPE、SC、AIC、HQ等统计量的综合比较,认为选择二阶滞后时模型的效果最好。此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在置信度为5%临界水平下,经济增长、专利申请和技术人才在全样本上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人才和专利申请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表1)。
3.3 回归模型及其检验
对分析数据使用Eviews6.0软件建立三阶VAR模型如下:
选取经济增长指数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
LnGDP=1.038648LnGDP(-1)-0.367377LnGDP(-2)+0.026399LnTa(-1)-0.021790LnTa(-2)+0.073367LnPa(-1)+0.144200LnPa(-2)+1.483094
从经济增长短期变动上看,除了自身影响外,其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最大系数为0.144200,这说明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人才和专利产出的长期均衡关系有很大的依赖性。从另外两个模型系数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人才和专利产出的影响较为显著,表现在经济增长指数前的系数较大,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科技和人才的需求很大。
模型检验:被估计的VAR模型的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在单位圆内,这个回归模型就是稳定的,否则模型是不稳定的,得出的结果也不是有效的。对模型进行检验得出模型的全部特征根的位置图,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说明本文所作模型较为稳定,得出的结果效度较高。同时,本研究中各VAR模型的拟合优度R2均大于0.9,说明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3.4 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检验模型结论的有效性,再分别给各变量一个冲击(选择乔利斯基分解),得到相关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变量的变化,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代表了变量变化对相应变量的冲击的反应。
可以看出,经济指数的正冲击经过一系列传导后,对人才指数的影响是正向的,随着时间的增加影响程度不断加深,在第8期后响应达到最大,经济增长指数对专利申请指数影响有正向性,但响应程度不大;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变动对经济增长指数响应呈现负面性,这可能是因为文章选取的每十万人口中高等学校的人口很少直接参与生产和创造GDP,其滞后效应较强;而专利申请指数变得对人才和经济增长的响应不明显,反应出人才的数量未能有效地直接反应在专利申请的指数上,而专利和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促进效果并不明显,说明内生性的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式还没有建立和成型,未来在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尤其是专利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仍任重而道远。
3.5 方差分解分析
我们还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指数LnGDP对科技创新人才指数LnTa和专利申请量指数LnPa在方差变动上都呈现正向影响,且随着时间增加不断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对人才影响在第5期达到最大,约占影响科技创新人才变动的40%;经济增长对专利产出影响在第10期达到最大,占到专利产出变动35%以上;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变动对经济增长方差影响较为明显,前面7期增长幅度较大,到第8期后达到较高的影响水平,约占到60%,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对专利方差变动影响较大,在前10个周期内,都在60%上下的水平徘徊,说明科技创新人才对专利产出影响较大;专利申请量指数对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人才方差变动影响不大,说明专利申请量和经济增长没有进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和探讨。
4 结 论
从协整关系来看,区域经济增长指数、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和专利申请量指数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指数协整关系方程中,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和专利申请量指数都为正值,说明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人才和专利产出存在正相关,这与前人研究成果一致。从向量自回归模型上看,除去变量对自身的影响,当期人才指数和专利产出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然而当期的经济增长指数对科技创新人才和专利产出的指数影响很大。这说明科技创新人才和专利产出需要一个过程以后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影响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人才和科技产出的需求非常大,这种需要促进了更多专利的产出和人才的供给。
以上分析验证了本文第一部分解释模型中互动性的假设。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指数变动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影响是正向的,且随着时间的增加影响程度不断加深,然而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对经济增长影响在短期内没有明显的促进意向,对于这种现象,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研究选取的每10万人中高等教育者人口很少参与生产和创造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滞后效应,这种滞后效应需要在创新链环的关键环节上进一步加强加以解决。
通过方差分解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出变量的影响程度。不考虑变量对自身影响,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人才方差变动影响最大达到40%,经济增长对专利产出影响在第10期达到最大,约占到专利产出变动的38%;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对专利方差变动影响较大,在前10个周期内,都在60%上下的水平徘徊,说明科技创新人才对专利产出影响较大;专利申请量指数对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人才方差变动影响都不明显。
综上所述,通过对该地区各项数据进行典型性分析,经济增长指数、科技创新人才指数和专利产出指数在1992~2011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这种长期关系是正向的,相关的;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人才和专利产出达到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水平;短期上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人才和专利产出影响较大,但人才和专利产出对经济的反作用表现不显著,这说明科技创新人才和专利产出两项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看来仍并不明显,同时整个作用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和周期。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对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并使之能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战略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学术界、教育界及社会各界需要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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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金焕,陈欣.依托科技平台优势加强创新人才培养[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11,(10):22~23
创新与增长 篇9
一、文献回顾
Schumpeter (1912) 提出金融中介提供的服务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他认为功能完善的商业银行能够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Patrick (1966) 则提出“供给导向型”理论和“需求导向型”理论, 他认为, 在经济发展早期, 金融深化能作为技术创新型的项目提供资金,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表现为供给导向型;一旦经济发展趋于成熟, 需求导向型将占主导地位, 金融发展和深化是应实体经济拓展的需要而发生的。Hicks (1969) 分析英国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时认为, 引发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重要因素就是金融市场, 也就是说金融市场为工业新技术的出现提供了大量、持续、长期的投资, 并成为产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 即“产业技术革命前必须有金融革命” 。
吴玉鸣 (2006) 基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数据, 采用因素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 对我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估及比较, 结论是中国的省际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因而必须分集团而非整齐划一地制定和实施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苏方林 (2007)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 (GWR) 方法对1993-2002年间中国省域R&D知识溢出的空间非平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在对R&D知识生产进行参数估计时, GWR模型与OLS模型有显著的差异, R&D知识生产的不同要素间存在空间变异。张玉明和李凯 (2007) 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31个省际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中国省际区域创新产出呈现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的特点, 而非随机分布的, Moran散点图进一步指出了各省际区域的创新产出的空间相关模式。刘凤朝与沈能 ( 2007 ) 采用Geweke 分解检验和协整分析法就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及动态演进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 金融规模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且两者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孙伍琴与朱顺林 (2008) 测定了我国23个省市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Malmquist生产率, 发现23个省市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的平均水平是逐渐提高的, 且各省市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Malmquist生产率的差异性也通过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得到了验证。陈华和王稳 (2011) 利用中国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研究了各省区保险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结果表明在长期中保险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有显著的正关系, 在短期中, 保险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 然而该研究并未考虑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各经济指标之间的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
综上所述, 目前有关保险业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丰富, 且方法仍有改进的必要。为此, 本文建立了空间计量模型并利用2005-2009年的省际数据对其进行估计, 以求较为科学地分析我国保险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 空间计量经济学简介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各临近地区间的经济地理行为之间一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相互作用, 可以分为空间依赖性 (也叫空间自相关性) 和空间异质性 (也叫空间差异性) 。我们主要采用Moran's Ii指数法来对我国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Moran's Ii指数定义如下:
其中,
对于计算所得的Moran's Ii值采用渐进正态分布和随机分布两种假设进行检验, 其标准化形式为:
其中, E (Moran's Ii) 表示Moran's Ii值的期望值, VAR (Moran's Ii) 表示Moran's Ii值的方差。若Moran's Ii的正态统计量的Z (d) 值均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5 (0.01) 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1.65 (1.96) , 则说明该指标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空间自相关关系。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有多种,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介绍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一地区是否具有扩散效应 (或溢出效应) 。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Y=ρWy+Xβ+ε
其中, Y为因变量 (或被解释变量) ;X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ρ为空间回归系数, 它反映了空间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 也就是说相邻空间单元对本空间单元的影响程度 (该影响程度为矢量, 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W为n×n的空间权值矩阵, Wy为空间权值矩阵W的空间滞后因变量;ε为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β主要反映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 空间滞后因变量Wy是一内生变量, 反映了空间距离对各空间单元之间的作用。
空间误差模型表示如下:
Y=Xβ+ε
ε=λWε+u
其中, Y为因变量 (或被解释变量) ;X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W为n×n的空间权值矩阵;ε为随机误差向量;u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β为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系数, λ为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
判断各空间单元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存在, 以及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哪个更合适, 一般可以通过包括Moran's I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形式LMERR、LMLAG及其稳健的R-LMERR、R-LMLAG等形式来实现。针对这个问题Anselin和Florax (1995) 提出了如下的判别标准:如果在空间相关性的检验中发现LMLAG较LMERR在统计上更加显著, 且R-LMLAG显著而R-LMERR不显著, 则可以判断空间滞后模型较为合适;相反, 如果LMERR比LMLAG在统计上更加显著, 且R-LMERR显著而R-LMLAG不显著, 那么就可以判断空间误差模型较为合适。除了拟合优度R2检验以外, 常用的检验还有对数似然值LogL、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 其中, LogL值越大, AIC和SC值越小, 则模型的拟合优度越好。
(二)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为了能够科学全面的揭示保险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建立如下模型:
PATi=α+β1GDPi+β2FDIi+β3INSi+μi
模型估计所用数据为2005-2009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 分别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 并根据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加工处理。所用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技术创新变量 (PAT) 。
与目前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类似, 本文以专利数来度量一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专利通常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 考虑到专利的授权与申请的受理存在一定的时滞, 本文选取各地区的的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来度量技术创新水平, 模型中使用的是每万人拥有量。
2.保险增长指标 (INS) 。
保险业的发展既包括规模的增长, 也包括结构的优化, 效率的提高。考虑到目前中国的保险业仍处在粗放增长的阶段, 本文选择衡量保险规模的保险深度来代表一地区的保险增长指标。
3.地区人均GDP (GDP) 。
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 需求决定着供给, 因此对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将成为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一个重要因素。GDP指标反映了一地区市场需求的总量和总体购买力, 而人均GDP则反映了人均购买力水平, 其他条件不变, 人均GDP越高, 社会有效需求规模就越大, 因此这里选用地区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中使用的是对数值。
4.外商直接投资 (FDI) 。
FDI的溢出效应可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 这已在理论上形成共识, 本文使用地区FDI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以检验FDI对我国各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
(三) 模型参数估计
1.数据的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首先对2005-2009年各地区每万人拥有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进行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 2005-2009年我国分地区每万人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的Moran's I值均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显示该指标在不同空间单元间呈随机分布的假设被拒绝, 我国各地区每万人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存在明显的空间集群趋势, 不同地区之间指标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关系。
Moran's I散点图可更直观的显示各地区技术创新水平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通过绘制空间相关关系系数的Moran's I散点图, 我们将技术创新水平分为四个象限, 分别用以识别各个省份与其他临近省份之间的相互关系, 受版面所限, 文中仅给出2005年和2009年的技术创新指标Moran's I散点图, 分别见图1和图2。
图1中, 右上方的为第一象限, 表示高技术创新的省份被其他高技术创新的地区所包围 (H-H, 高-高) , 包括的地区有: 北京、天津、辽宁、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左上方的为第二象限, 表示低技术创新的省份被高技术创新的其他地区所包围 (L-H, 低-高) , 包括的地区有:内蒙古、吉林、河北、安徽、福建等;左下方的为第三象限, 表示低技术创新的地区被低技术创新的其他地区所包围 (L-L, 低-低) , 包括的地区有: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海南、湖南、湖北、河南、江西、黑龙江等;右下方的为第四象限, 表示高技术创新的地区被低技术创新的其他地区所包围 (H-L, 高-低) , 包括的地区为广东。山东同时位于第一、二象限。第一、三象限为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 而第二、四象限为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
通过对比发现, 图2与图1差异不大, 除了辽宁进入第二象限, 山东进入第一象限以外, 其他省份的象限分布没有变化, 说明在2005-2009年间我国地区间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对地位和关系有固化的趋势。经计算发现, 我国有77.42%的省份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其中6个省份为高-高关联, 18个省份为低-低关联;22.68%的省份技术创新存在负相关关系, 其中5个省份为低-高关联, 1个省份为高-低关联。
2.模型参数估计。
空间相关性检验的结果表明, 所研究变量在样本期间内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因而忽视该特征简单使用经典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是不可取的, 需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来考察保险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中分别对2005-200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 结论相似, 受版面所限, 文中仅列出对2005年和2009年数据的估计结果 (2006-2008年样本数据的估计结果备索) 。为充分展示在模型中加入空间效应后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将经典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一并列出予以对照。
对2005年样本数据的估计结果列于表2、表3中。由表2可知, LMLAG比LMERROR更显著, 且R-LMLAG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R-LMERROR则不显著, 根据Anselin和Florax (1995) 提出的标准, 应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后面的估计结果也验证了这个标准。在表3中可看到, 加入空间效应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了, LogL值增大而AIC和SC减小, 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也更强了。对2009年样本数据的估计结果列在表4和表5中, 由表4可看到LMERROR比LMLAG更显著, 且R-LMERROR显著而R-LMLAG不显著, 因此应选用空间误差模型。在表5中, 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同时变量的显著性明显增强, 显示模型的质量和解释力更高了。综合2005年和2009年样本数据的检验结果可知, 加入空间效应后模型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可靠, 空间计量模型的优势完全显现。
(四)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GDP的系数显著为正, 显示市场需求确实对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FDI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当前我国FDI的溢出效应是正的, 但确实不够显著。保险深度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 说明保险增长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
本文以保险深度代表地区保险增长水平, 以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衡量技术创新能力,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结论如下:
1. 我国各地区间的技术创新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并非是随机的, 而是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关联性, 因而在分析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时忽视这种影响是不可取的, 应采用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才能使结果更加稳健可靠。
2.市场需求能够有效刺激技术创新的增长, 因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经济的快速增长将有力推动我国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一些研究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FDI技术溢出并不显著, 甚至为负, 而在发达国家却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本文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 当前我国的FDI技术溢出是正的, 但其影响确实不太显著, 原因可能与当前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较为滞后有关。
3.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证实, 保险增长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因而大力发展保险业, 扩大保险市场规模, 优化保险结构将对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 并进而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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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增长 篇10
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浪潮已席卷全球,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同时, 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 使得世界经济的区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知识、信息、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中逐渐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创新为动力、智力资源为支撑、高新技术为支柱、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近几年全国一些大城市快速发展, 广东有逐渐被其他经济大省超过的趋势。广东省委省政府基于对广东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性思考, 陆续出台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我省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等多项政策措施, 广东省还纳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 构筑推动自主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产业升级等不是一蹴而就的, 必须从实际出发,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广东省的技术创新效率如何?与技术创新有关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技术创新理论被熊彼特提出, 后来经过斯旺 (Swan, 1956) 、卡斯 (Cass, 1965) 和库普曼斯 (Koopmans, 1965) 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到1986年,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 (P.Romer) 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为开端,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兴起。以保罗·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阐明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技术进步, 它将有关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推向高潮。Coe和Helpman (1995) 利用22个国家的样本, 研究了科技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研究发现, 本国和贸易伙伴的R&D支出几乎可以解释50%的OECD国家生产率增长[1]。F覿re, Grosskopf和Norrisand Zhang (1994) [2]采用Caves, Christensen和Diewert (1982) [3]定义的由Malmquist (1953) 引进的TFP增长指数, 说明分量距离函数如何用类似DEA方法估计, 并说明UP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组成部分。Morales (2004) 扩展了基于“创造性毁灭”思想的模型框架, 将政府部门从事公共研发、资助企业研发以及对企业研发进行补贴全部内生化。其结论是:当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时, 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对企业研发的单位补贴率不仅不会挤出企业研发投资, 还能产生一种提高社会应用研发与基础研发的汲水效应, 从而有助于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率[4]。Stelios Michalopoulos等 (2009) 以Schumpeterian内生成长模型开始分析, 他们在模型分析中引入金融家参与创新过程, 结论是技术创新会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这二者都停止, 除非金融家连续创新[5]。
中国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是从介绍西方研究成果开始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扩展, 研究工作从翻译学习西方技术创新理论和研究方法论, 从主要侧重于创新系统、创新网络和技术扩散等方面的理论分析, 转向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一般是从三个角度: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家的整体研究, 如王兵和颜鹏飞 (2007) 运用当期DEA和序列DEA两种方法测度了1960—2004年APEC17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并且对APEC经济增长的趋同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主要结论是:20世纪80年代, 东亚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超过了APEC其他地区, 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仍然低于发达国家[6]。
中观层面的研究包括省际层面和一些行业或产业的技术效率研究。对行业或产业层面的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研究对象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和比较;二是对引起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对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一般地集中在劳动力特点、专业化程度、城市化进程、区域规模、产业结构、垄断及关税、参与进出口程度、所有制等方面。姚先国等 (2007)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1999—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国民经济的技术效率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文章认为, 提高产业技术效率, 优化投入要素的组合比例, 加快技术引进和技术追赶步伐是推进长三角地区GDP增长的有效途径[7]。
微观层面主要是对企业的研究, 主要是测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和比较, 早期较多地使用交叉数据, 而近几年的研究更多地基于面板数据进行跨年度的分析;另外是对引起技术创新效率在样本对象间的差异和时间维上的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 (规模、地理位置、劳动力特点等) 。如范承泽、胡一帆等 (2008) 研究了FDI这一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得出结论:一个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随其引进的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多而减少;行业层面的FDI对该行业中外商投资较多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起更大的积极作用[8]。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对效率的研究有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 参数方法以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为代表。此方法由Meeusen与Van den Broeck (1977) 和Aigner, Lovell与Shmidt (ALS) (1977) 分别独立发展而成。
随机前沿分析法通常先估计一个生产函数, 根据己知的一组投入产出观察值, 定义出所有可能的投入产出组合的外部边界 (生产前沿面) , 使所有观察值均在边界之内, 每个观察值与边界的距离即为该生产点的效率, 从非效率点到效率边界的测度呈放射状扩张与收缩。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研究。超越对数函数的成本函数的通常表达式是C=f (y, w, t) , 其中C为总成本, y为产出量, w为投入价格, t为时间。本文采用两个产出, 4个投入,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 D0it表示产出距离函数, yit表示产出向量 (yit1是专利授权数, yit2是人均GDP) ;xit表示投入向量 (包括研发人员数, 研发经费, 实际利用外资) ;εit是随机误差项;α, β是待估计参数。SFA方法将回归误差项假设为一个复合误差项, 包含无效率值以及随机误差:εit=uit+νit。其中, uit代表区域效率, 假设服从不对称分布, 通常是半正态分布 (half-normal distribution) ;νit则代表随机误差 (统计噪声, statistic noise) , 假设服从对称分布, 一般是标准正态分布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同时, 无效率和随机误差项都假设与成本函数中的投入、产出变量正交。
非参数方法以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 为代表。DEA方法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 其采用的模型形式不断发展。其中有由Fare et al (1994) 改造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Malmquist指数早期被集中运用于研究消费者行为的领域。1982年以后, Malmquist指数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分析投入产出等研究领域。Malmquist指数, 表示决策单元在t期到t+1期整体生产率的变化程度, 由决策单元t期至t+l期生产技术变动值的几何平均数, 再乘以技术效率变动的值得到。若M>1, 表示该决策单元的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若M<1, 则表示决策单元的生产率较参照期出现衰退。Malmquist指数被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动 (EC) 和生产技术变动 (TC) 两部分。EC (Efficiency Change) 为相对效率变化指数, TC (Technical Change) 为生产技术变动指数。
鉴于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两种方法在分析技术上有差别:SFA方法是基于静态的比较, 无法对各地区的效率作出完整的动态刻画, 而Malmquist指数是通过“追赶效应”和“前沿面移动效应”可以对有效性进行动态考察。为了对广东省各市的效率水平进行全面的考察, 本文将结合随机前沿超越对数函数和Malmquist指数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分析。
(二) 数据与变量
本文采用广东省17市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梅州、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 2001—2008年度数据作为分析的初始数据集, 原始数据采自历年《广东科技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实证研究产出变量为广东省各市的人均GDP和专利授权数, 投入变量有研发人员, 研发经费和实际利用外资。研发人员主要来自各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研发经费为各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人均GDP, 研发人员, 研发经费和实际利用外资数来自《广东统计年鉴》, 专利授权数来自《广东科技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从所分析的17个市来看, 八年的平均效率值都大于0.5, 但技术创新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 (离1还有差距) ;各地区效率平均值从2001年的0.6200上升到2008年的0.7428, 总体呈现连年上升势头。从各地静态的技术创新效率值平均值来看, 排名前几位的是珠海、茂名、韶关、惠州、肇庆, 广州第七, 深圳第九。从Malmquist指数值来看, 2001—2002年M值均未大于1, 2002—2003年M值大于1的有8个市, 2003—2004年有16个, 2004—2005年1个, 2005—2006年有9个, 2006—2007年有4个, 2007—2008年有9个。在这些M值大于1的地区中, 出现最多的是广州、深圳、佛山、中山。将样本的总体情况的效率分解来看, EC值大多数大于1的年份是2002—2003年、2003—2004年、2005—2006年, 2007—2008年间, 这表明各地区总体上在技术相对效率方面是提高的;其中广州、深圳、汕头、佛山、东莞、肇庆等地的EC值在多数年份大于1, 表示这些地区的前沿面效率是在不断外移的。而从TC值来看, 各地区大多数年份大于1的是2002—2003年、2003—2004年、2004—2005年、2006—2007年, 2007—2008年间, 说明各地区在技术进步在这些年间总体比较明显;TC值在这些年份大部分各大于1的城市有: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湛江、茂名等, 技术进步存在有些年份大于1, 有些年份小于1, 表明各地区各年的发展变化不均衡, 有时技术效率进步, 有时衰退。各地区多数年份的TC值大于EC值, 这表明, 对生产率的变化来看, 技术创新效率对此变化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的相对变化。从M值较大的地区, 如广州, 深圳、佛山、惠州等地来看, TC值几乎都是大于EC值的, 这表明, 技术进步的地区, 其生产率也较高, 其他生产率较低的地区, 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贡献较小或几乎没有。
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较高的地区来看, 如广州市, 历来重视技术创新, 不仅有各种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创新, 如各种专项计划, 资金支持, 一些企业研发费用可获税收减免, 还有一些技术创新创业基金在运行, 同时, 注意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从“九五”起, 广州市率先采用了“不分所有制、不分地域、不分隶属关系”的“三不分”原则, 对中央和省驻穗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在科技政策和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等方面一视同仁, 充分调动和整合全市各类科技资源, 营造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的良好氛围, 促使各类科技资源向广州聚集。通过市科技计划的引导作用, 大力促进广州地区的产学研合作,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深圳也一直将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和主导战略, 因深圳的科研机构、高校相对较少, 研发力量主要依靠企业主体, 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大力支持和重视, 另外建立一整套技术创新所必备的, 运转系统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是提高深圳技术创新的一个原因, 深圳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不断改革破除了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市场机制, 使深圳政府、企业都清楚的认识到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 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 使得深圳的技术创新一直都具有示范性和有效性。中山市是以专业镇、特色产业基地为特色的, 在技术创新方面, 也力求构建完善的产业技术自主创新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一支能满足自主创新要求的科技人才队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升级改造,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 不仅构建了市、镇区、企业三级技术服务网络, 着力推进产业技术平台的机制建设, 还实施了知识产权, 产学研合作等工程。另外, 还设立专利专项资金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出台了《中山市专利资助办法》、《中山市专利工作体系建设扶持办法》, 《中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扶持性政策文件, 还积极鼓励企业组建各类研发机构, 引导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所以从这些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较高的地区来看, 取得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都与这些地区重视技术创新, 大力投入各种发素, 采用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 充分发挥本地区经济发展优势有关。
结论
本文使用广东省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 运用SFA和Malmquist指数方法, 分析了广东省技术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经济增长, 广东省17市的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而且还有上升的空间, 同时, 各地区之间的动态技术效率发展不均衡, 技术进步在各地区都有呈现, 但在推动各地区生产率提高方面贡献不大。为推动技术进步, 加强技术创新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积极培育和创造区域内的高等级生产要素资源, 研发人员对产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创新型的企业家、研究人员、工程师这类高级生产要素对于区域内每个企业, 特别是高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形成和发展非常重要, 是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投入项。发挥各高校、科研院所对区域技术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大对区域的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积极发展产业集群, 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效率。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 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 往往技术创新效率高, 经济也比较发达。这是由于区域产业集群是指相同或相关行业的企业区域内集中程度, 产业集群度越高, 说明集群内企业的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合作程度越高。政府应根据城市的资源特征, 作出产业规划, 通过相应的政策扶植, 有意识地引导和催生创新企业的产业集群。培育与完善区域技术创新支持体系。完善的支持体系是维持区域不断持续创新的关键, 也是保证区域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稳定发展的辅助条件。
摘要：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创新为动力、智力资源为支撑、高新技术为支柱、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广东省推出多项政策措施, 以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构筑推动自主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 促进产业发展。广东省17市的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而且还有上升的空间, 同时, 各地区之间的动态技术效率发展不均衡。如何提高广东省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和技术进步, 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重要问题。
关键词：技术创新,随机前沿法,Malmquist指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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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创新迎接增长挑战 篇11
以零售业为例，采用创新商业模式进入市场的平价超市已占整个行业估值的75％，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据调查显示，许多CEO认为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甚至要大于产品或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定义和架构
商业模式是一个行业的基础结构，概括说来就是商业系统中的关键部分如何协调运作。商业模式应当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管理学科，与战略、经营和组织等学科门类不同。
在最底层，商业模式由三个相互制约且相互依赖的部分构成。即：
基本客户价值主张——在一个既定价格上，企业向其客户或消费者提供服务或产品时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盈利公式——企业为股东实现经济价值的过程；
资源和生产过程——支持客户价值主张和盈利模式的具体经营模式。
客户价值主张
理解客户价值主张的定义，首先要考虑“要完成的任务”概念。“任务”这一概念是分析市场状况和发现机会的好办法。它源于哈佛商学院营销教授Ted Levitt的一句名言，人们到五金商店不是为了买钻机，而是为了买一个孔。他们要做的工作是钻一个孔，人们买的钻机最终只是一个受雇帮助完成这项任务的应聘者。简单地说，客户并不是真的要买产品，而是雇用产品来完成他们生活中的工作和任务。
客户价值主张就是一家公司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对一项或一组任务提供给市场的解决方案。它包括售出的东西一产品或服务，以及其性能、可靠性和方便性；售出的方式一租赁或买断，直销或通过渠道等；以及该解决方案对客户的最终经济价值一实际的销售价格。一项产品或服务的解决方案与客户认为重要的工作间的距离越近，而且这项工作出现频繁，现有解决方案无法满足其需求，新的解决方案对客户就越有吸引力。
盈利公式
盈利公式是公司在通过产品和服务完成客户重要工作的同时，为自己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利润和现金流的蓝图。
它由商业直接毛利结构、管理成本和资源生产力决定。毛利——主要由收入模式(即单价、费用、特许和订购)及各种可变成本决定，毛利确定了每笔交易的净利；管理成本是一个支持企业运营必须的开支；资源生产力或资源利用速度是指固定资产和直接投资(如存货)通过生产变现的能力。总之，盈利公式是一个公司为自己创造利润的经济模式，对公司的管理决策有巨大影响。
资源和生产过程
最后，资源和生产过程是指人员、资产、活动、例行事务和规范为创造价值进行专门组合的方法。
资源是可以购买、出售、建造或剥夺的物品或资产；生产过程是公司为升值目的将输入的资源转换成输出(产品、服务或其他资源)的固定工作模式。为了使一个明显的市场机会资本化，公司必须专门规划相应的资源和生产过程，以实现特定的客户价值主张和盈利公式。如果有任何缺失，例如从母公司带来的陈旧框框，就会使一项原本很有前途的产业受到抑止。
各种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
三个商业模式成分既独立，又相互依赖，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互动影响。我们先看一下公司客户价值主张所决定的优先次序——例如强调提供高接触客户服务，以及盈利公式确定的优先次序——例如对高资源生产力的期待，是如何塑造资源与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的。因此，在客户价值主张和盈利公式之间划定界线时，资源与生产过程又对客户价值主张和盈利公式产生影响。对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进行专门安排以及他们的总体作用就构成了商业模式。
总体商业架构
以上这些主要成分一客户价值主张，盈利公式和资源与生产过程，构成了一项业务的核心特征，并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它们不同于战略，但必须超前于战略。商业模式决定投资者的经营领域、结构、优先次序和特征，而战略决定投资者如何应用其商业模式，如何脱颖而出，获取成功并击败竞争者。商业模式决定了商业单位的战略，战略决策又反过来优化商业模式。最终，从基本的商业模式中逐步发展出一种高度耦合、相互依存的独有的商业架构。
解读平价零售业可以很好地理解商业结构的现实意义。沃尔玛是一家平价零售商，其商业模式是向顾客提供“天天低价”，通过存货的高速周转来弥补相对较低的毛利润率，并通过开设可容纳大量购物者的低成本商店、低接触服务力和相对有限的SKU分类来支持这一模式。其他平价零售商如Target和Kmart采用相似的商业模式，而百货商店没有采用这种模式。
沃尔玛的战略是首先在小型、服务水平低下的乡镇市场落脚，然后向食品杂货领域进军，并开发出一流的供应链管理和物流能力。而Kmart则选择在城市扎根，然后向时尚和高端服饰领域进军。他们的战术，即执行战略的方法是相似的：都采用风行全国的“天天低价”品牌策略，而不是依赖价格促销周期，他们都对供应商形成了压力。他们战略中的智慧以及执行能力，最终决定了他们的成败。
管理层清晰理解商业模式的定义和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关系将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正如哈佛商业学院的JoanMagertta所指出的，商业模式概念可以作为一种规划工具使用，因为它强调一个系统中所有成分如何集成一个整体。
它还可以作为一种非常有用的自我定义方法，因为它可以使雇员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团结在公司理念周围，增加公司的效率和生产力。最后，对于商业模式的理解能够帮助公司制定资源分配和战略规划的边界，确定哪些事情应当“有所不为”。理解了“有所不为”，才能迈向更多的机会。
商业模式创新
在对商业模式及其在整体商业结构中的角色进行基本定义后，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解上。我们把商业模式创新看作是向市场引进一个强大的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的商业模式可以是全新的，即彻头彻尾的新模式；也可以是渐进式更新的。不论属于哪一种，都是通过改变竞争的基础重塑市场，如果正确应用，可以把传统模式的竞争对手驱出竞争的舞台。
由于对竞争定位、营销和战术执行情况的担心，公司会对商业模式不断进行战略调整。这些变革性的进步可能会改进他们的商业模式，但只有引进以独特的客户价值主张、盈利模式和资源与生产过程为特征的完全与众不同的模式，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改变竞争格局的商业模式创新。
道康宁Xiameter：创建全新的低价模式
道康宁创立Xiameter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典范。其传统的高接触、增值销售商业模式基本上脱离了日用品市场，很少有空间去满足客户对低端价格的需求。与此同时，道康宁正策划怎样利用新兴的互联网作为一个销售渠道。但公司训练有素、关系广泛的销售人员以及公司的网
络分销合伙人的依赖程度很深，建立一个低价、在线直销渠道受到了这些因素的限制。道康宁根本无法摆脱这些不利因素，无法走出自己传统商业模式的限制去捕获这一机会。
幸运的是，管理层具有创立独立经营单位的远见，这个单位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开发新的商业模式。Xiameter项目负责人获得了一笔预算，以及配置公司资源(如IT系统和人员)的许可和一项授权：在互联网上销售散装产品。他们紧紧盯着自己的目标：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向客户提供低价散装硅胶产品赢利。
利用遍布整个系统的SAP功能，Xiameter小组尽可能多地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并制定了严格的业务规则，防止持不同意见的利益相关者(如担心出现产品废退的销售人员)侵蚀他们的概念。
由于不受优先次序、生产过程和母公司强加结构的干扰，Xiameter小组设计了一个足以赢得低端硅胶市场的精干机构。有了Xiameter全新的独特商业模式，道康宁能够防止对价格敏感的客户的流失，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日用品市场的份额，并开发对已确立资产进行有效补充的互联网销售渠道。
Hiti设行管理计划；开发相似模式，提供优质服务
Hilti是一家小型建设设备制造商，总部位于Lichtenstein。Hilti自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销售高端工具，现在又增加了全面的服务类别，从而扩大了其客户价值主张。该公司以循序渐进(而非突变)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服务模式，而且该模式建立在对客户需求深刻了解的基础上。销售代表、客户服务代表及市场情报调查显示，相对现场较大型设备而言，Hilti的小型、廉价设备的维护和运输对施工队来说非常麻烦，工人们对待Hiiti工具往往较随意，经常把它们留在雨中或遗忘在工地上，导致维修量增加，生产率下降。此外，在项目的整个周期，管理施工工地上全套的工具设备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对工具使用种类及数量的预测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而且影响深远。
公司的管理层意识到这里有文章可做。凭借对其设备在世界不同地点使用方法的深刻理解，公司开始提供工具的性能和使用数量咨询。此外，他们对高端客户服务的长期持续关注为有效服务和维修部门带来了增长。随着公司在更多新领域能力和技术的增强，他们的服务计划逐渐发展成为完全成熟的新型商业模式。
Hilti目前向施工项目和承包商出租全套工具。缴纳一个月的费用后，客户即可享受到全套的工具，以及修理、维护和失窃保护。项目经理可通过网络轻松使用工具管理应用程序，根据需要快速订购以及退还多余的工具，Hilt]的代表随时帮助客户优化设备组合。实际上，Hilti不再像以前那样向客户销售设备，以减少月度资产负债表中的库存，现在变成了服务提供商，出租有形资产，提供无形援助。
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因素
商业模式创新通常是由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变化的出现既是威胁又是机遇；反应缓慢或无力转型的公司会遭受损失，而那些提前预见变化并组织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则会取得成功。
以下情况可能影响到商业模式创新：
产品即将成为商品的成熟市场
全球化的力量及客户的日益成熟正将越来越多的产品推向商品化。从专业化高端商业模式向大众化低端模式的转变会十分痛苦。想想康柏和戴尔等PC生产商所经历的磨难，再看看苹果向ipod的转型，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普及产品和服务
随着全球化开拓了新市场，先进技术使普通终端用户能够更多地消费原本复杂的产品，软件、国防、保健和消费性包装产品等行业的公司面临越来越大的商业模式创新压力，以便创造新的增长。例如，企业软件公司正瞄准小企业，试图在拥挤的公司市场之外开辟领地。诸如MinuteClinic开办的零售健康中心正将基本的保健从医生的诊室转移到更方便的地点。
引进新技术
很多公司没能享受到技术发展的成果，这是由于他们试图将其应用于现有的商业模式。新技术通常需要全新的模式。很多印刷媒体公司未能挖掘因特网的功力，而今不得不挣扎着弥补因消费者流动而流失到网络的收八。
试图利用未充分使用的资源和能力
很多公司都有过剩的能力没有在核心商业模式中得到优化。比如在技术、人力或制造方面。这些能力如合理利用，可实现低成本高效增长。比如，德国邮政银行意识到，其IT系统和后台办公能力如果能充分利用，就可创造更大的利润，因此开发了一套成功的交易处理单元。
受法律或监管变化影响的市场
监管或法律方面的变化会使现有的商业模式显得过时、低效或脆弱，使商业环境发生突变。对于这种情况，已经有一些最剧烈的商业模式创新。例如美国航空业解除管制的影响：随着主要的跨洲航空公司巩固了其星形、多层定价模型，西南航空公司开始扩张其低成本的点对点手段。
内在困难
通常，商业模式创新非常难，通常需要改变整个公司或业务单元。这不仅仅包括发布新产品或降价，还包括以新的视角考虑市场和潜在客户。总之，成功来自于清晰的规划。公司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商业模式是基本结构，无法轻易去除或交换。对商业模式的改变会在公司内部造成广泛的影响。商业模式创新更像是心脏移植，而不是脸部整容。这是一次复杂的手术，是基本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美容修补。因此，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常见的模式失灵情况，其中最主要的2个是：
商业模式架构内在的僵化使系统改革成为必要
缺少一致的定义和框架造成了普遍的含混不清以及对威胁和机遇的不理解。
如果某个商业架构比较复杂而且相互依赖，那么根本性的变革便会十分困难。复杂性源于多个层次之间的相互依赖；基本商业模式元素相互影响，并且商业模式整体与竞争性战略相互联系。竞争性战略包括价值网络等重要元素，企业需要与价值网络互动。由于商业模式是基础，对其所做出的任何改变都将通过商业架构进行放大，并且影响广泛。因此，新商业模式要求整个系统的改变和全新商业实践和战略。
随着因特网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几乎所有的报业公司为其主要报纸建立了网站。网络报纸向消费者提供独特的价值主张，而报纸公司则采用了传统的方式，向广告商索要版面费以及销售分类广告。虽然在因特网消费增长的同时，报纸的网络部分也实现了增长，但是他们从网络读者身上所赚取的收入却不及普通印刷读者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未根据新机遇对商业模式进行重新设计。他们无法为客户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里的客户指报纸的广告客户：他们的“旧媒体”思维和缺乏发展新利润公式的能力，或重新安排资源和过程的能力阻碍了充分的成长。
创新与增长 篇12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从哈罗德———多马模型到新古典模型,再到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都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源泉进行了探索。但这些理论的研究重点都放在生产要素上,把制度因素排除在外,认为制度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实践证明,制度本身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而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当中。新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迁,一种能够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己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沈坤荣、孙文杰(2003)、郭建平、何建敏(2008) 等的研究表明资本积累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关关系,蔡昉(2010)、杨琦、李玲玲(2011) 等认为劳动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供给结构的转变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赵志耘等(2007)、吕冰洋、于永达(2008) 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当然大部分学者都认同这样一种理念,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一种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新制度学派认为,生产要素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明显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要想成功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制度因素显然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经济仍处在转型时期,各种制度还处在不断完善和演变的过程中,改革仍是最大的红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仍依赖于制度创新,怎样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是值得研究的。
1 理论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1. 1 基本理论模型分析
我们假定一个经济系统由工业部门、创新部门两个部门构成。设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上式中,下角标t表示时间,yt表示产量,At表示创新的程度(本文特指制度方面的创新),xt表示劳动投入量,α 表示弹性系数,0 < α < 1。由此可见,在这个生产函数里面不存在资本、土地等要素,只有劳动和技术因素影响产量。假设社会劳动力向两个部门流动、分配,即工业部门M与创新部门D,设劳动力的总量为l,流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数量为x,流向研发部门的劳动力的数量为n。如果n变大,意味着创新部门的投入加大,从而A变大。显然有以下式子:
我们假设创新事件被一个泊松过程控制着,这个泊松过程具有特定的 “抵达率”。假设随机变量T在时间t发生的创新服从指数分布,即有F( t) = 1 - e- μt,不难得到事件在t和t + 1 之间发生的概率约为 μe- μt,μ 为流动概率,即创新事件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概率。当劳动者流向创新部门时,创新会以一个泊松抵达率为 λ 的概率随机出现,这里的 λ 即为 μ。n单位的劳动力流向创新部门,则劳动力在创新部门的集聚会导致创新以一个泊松抵达率为 λn的概率随机出现。
假设创新部门进行制度创新的成本可以忽略,设vt为t时期创新所获得的预期贴现回报,wt为t期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wt与创新部门的创新输入关联关系为:
由此可见,研发部门所创造的收益以 λ 这个比率流动到工业部门。t时期工业品会被更新的工业品所代替时的预期资本损失为 λntvt,其中λnt表示预期损失的概率,假设新的工业品出现是由制度创新引起的,制度创新所产生的预期收益为rvt,其中r表示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则可以得到下面的式子:
上式中,πt表示t时期生产工业品所产生的利润,因此,预期制度创新所得的收益即为生产工业品所产生的利润减去预期的资本损失。在工业部门,设产品的出售价格为pt,则产品的销售收入为ptyt,则 πt为:
根据(3)、(4)、 (5) 式可以整理得到t时期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为:
1. 2 稳态时的制度创新规模和增长率的比较静态分析
假设制度创新带来的边际收益r为一定值,制度创新以泊松率 λ 抵达工业部门,λ 也为一定值,劳动力总量一定,且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和创新部门之间实现最优配置。如果在t时期达到稳定状态,这时有效利润,由此生产函数可以重新写为:
上式中,表示稳定状态下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投入。在稳态下,(4) 式可以重新写为:
根据(8) 式,我们有,从而得到:
因为在稳态下,利润达到最大,即有,由此,根据(5) 式,稳态下工业部门产品销售的均衡价格为:
将(7)、(10) 式代入(5) 式,我们有:
π珟=αw珘x珓- w珘x珓(11)
同时根据(3) 和(4) 式,可以得到稳态利润的另一表达式:
将(11)、(12) 式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均衡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投入量:
则稳态时最优创新规模为:
根据(14) 式,即有:
设制度创新的增长幅度为g,假设g为一定值,则有:
这在稳态时意味着:
取 τ 与 τ + 1 的单位时间间隔,我们有:
lny( τ + 1) = lny( τ) + ε( τ) ln(1 + g)(18)
其中 ε(τ)表示是 τ 与 τ + 1 的单位时间间隔创新的数目,其服从泊松分布。可以推导出:
从而,稳定状态下的平均增长率为:
gs= λn珘ln( g + 1)(20)
由此可见,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跟制度创新有着紧密的关系,制度创新部门劳动力投入越多,创新概率越大,制度创新的增长幅度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高。
1. 3 计量方程的设立
根据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将计量方程设计如下:
为了考虑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增长率的变动关系,因此,我们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取自然对数进入计量方程中。在该计量方程中,各符号的含义如下: 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y表示产出,制度变量用4 个变量来衡量,即fs、fi、ns与pa4 个变量,其中fs表示市场分配资源度,fi表示市场开放度,ns表示产权多元化程度,pa表示产权保护度。k与l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是控制变量,即在资本与劳动一定的情况下,制度变量对人均GDP的影响效果。a1~ a6表示解释变量对应的系数,c是常数,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2 实证分析
2. 1 数据的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大陆31 个省、市、自治区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为了统计的方便,本文将重庆、四川合并为一个地区进行研究),以1978 ~ 2012年为样本区间,文章中的各种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 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及地方政府统计局网站。
2. 2 变量说明
2. 2. 1 产出y,劳动l,资本存量k的选取
产出y用各地区GDP来表示(单位为亿元),以1978 年的价格作为基期价格。劳动l用历年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 单位为万人),资本存量k用永续存盘法计算( 单位为亿元),2010 ~ 2012用指数平滑法补齐。
2. 2. 2 市场分配资源度( fs)
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国家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关注度和扶持力度,同时也表现了市场资源分配程度,这一指标的选取并无太大争议,很多学者(樊纲,2001; 康继军,2006; 等) 将其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本文以各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制度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该指标值越高,市场分配资源的程度就越低。
2. 2. 3 市场开放度( fi)
一个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该市场的开放度,反应了其市场环境的优劣和成熟程度,本文以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开放度。
2. 2. 4 产权多元化程度( ns)
通常,产权多样化程度最好的指标是国有经济或者非国有经济的变化程度,非国有经济的产值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的态势,肯定非国有经济并不是意味着否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非国有制经济的比率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放在一定的时间和区域整体考虑。现有的许多研究大都采用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产权多元化的代理指标,但是这方面的数据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的情况,本文由此选取城镇国有单位职工数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比值作为产权多元化程度的衡量指标,该指标值越高则产权多元化程度低,反之亦然。
2. 2. 5 产权保护度( pa)
产权保护涉及到知识产权、土地产权,专利和著作权等方面,由于相关数据不易获得,本文以专利权作为产权的代表,以3 种专利的授权量(单位为个) 作为产权保护度的代理变量。
2.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个变量在取自然对数之后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2. 4 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非参数相关性分析
假设制度I对产出的影响用G(It) 函数来表示,则产出函数的对数形式可写为:
由于ln G(It)为产出函数中非参数部分,我们用罗宾逊差分估计量进行半参数估计,分析制度变量和产出的相关关系,四次半参数回归估计的结果如图1 ~ 图4 所示:
图1 ~ 图4 分别展现了市场资源分配度、开放度、产权多元化程度、产权保护程度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观察该4 图可知大多数点都分布在曲线上或者紧靠曲线,这表明估计的效果良好。由图1 与图3 可以得出lnfs和lny、lnns与lny总体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由图2 与图4 可得lnfi、lnpa与lny总体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判断,国家财政干预的增强、国有经济的强化和垄断作用加强从整体上抑制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提高市场开放度和对产权的保护程度则整体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2. 5 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线性相关性分析
在初步判断各个制度变量与GDP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将1978 ~2012 年划分成2 个区间( 即1978 ~ 1992 年和1993 ~ 2012 年2 个时间段) 以分析不同阶段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将全国划分为沿海和内陆两个地区进行实证检验,比较不同区域的制度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了得到制度变量和产出之间的确定的数量关系,在此弃用半参数估计换用常规的线性方法予以估计。
2. 5. 1 1978 ~ 1992 年和1993 ~ 2012 年两阶段的实证分析
中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直到1992 年党的十四大会议的召开,我国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因此,1992年后我国改革开放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再度出发,我国的体制制度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8~ 1992 年期间和1992 年后的时期体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两种特色,基于此本文将1978 ~ 2012 年划分为两个期间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进一步阐述制度的创新性供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单位根检验lny、lnk与lnl都是同阶单整,制度变量lnfs、lnfi、lnns与lnpa均平稳,经过协整分析知lny与lnk、lnk与lnl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制度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虽然是单向的因果关系,但是被解释变量与各经济变量之间均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回归。我们通过对面板数据的不同模型即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3 种模型估计结果的优良性进行比较,我们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 所示。
注: 解释变量括号外数字表示系数,括号内数字表示t检验统计量,**表示通过5% 的显著性检验。
由此可见,模型的估计效果很好,总体上显著性检验水平很高,系数符号均符合理论预期。1978 ~ 1992 年和1993 ~ 2012 年期间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两段时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分析结果如下:
(1) 1978 ~ 1992 年lnfs的系数为- 0. 594,1993 ~ 2012 年lnfs的系数为- 0. 0316,1992 年之后的lnfs系数的绝对值降低,说明1992 年后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市场的活力得到了深层次的激发,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2) 1978 ~ 1992 年lnns的系数为- 1. 159,1993 ~ 2012 年lnns的系数为- 0. 294,后者的绝对值低于前者,这表明产权多元化的发展,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加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两段时期lnns的系数都是负值,这表明产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3) 两个阶段lnfi的系数均为正,1978 ~1992 年时间段内lnfi的系数为0. 031,1993 ~2012 年时间段内为0. 038,二者相差不大,这与我国一直执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有关,这种政策具有持续性,使中国市场一直以来成为国际外商投资的集结地和沃土。
(4) 1978 ~ 1992 年时间段内lnpa的系数为0. 028,1993 ~ 2012 年时间段内为0. 113,系数均为正值,可见提高产权保护质量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并且1993 ~ 2012 年时间段内lnpa的系数高于1978 ~ 1992 年时间段内lnpa的系数,从中可推断1992 年后我国相关部门企业甚至个体的产权意识增强和国家对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能量。
2. 5. 2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的两个大局包括兼顾沿海和内陆的协调发展,有必要探讨制度差异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问题。本文根据习惯的划分方法,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12 个省、市、自治区归入沿海地区,将余下的青海、西藏、甘肃、宁夏、新疆、陕西、河南、湖北、山西、河北、内蒙、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四川、重庆、云南等19 个省、市、自治区归入内陆地区,由此将整体样本划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数据为长面板数据,检验其组内或者组间的相关性和异方差,F检验和半参数检验的P值为0,表明存在组内和组间异方差,此时使用最小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如表3 所示:
注: 解释变量括号外数字表示系数,括号内数字表示z检验统计量,**表示通过5% 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3 可以直观地看到两个不同的区域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各个变量的系数,以及系数的z值和显著性等,并且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较重要的结论。
(1) 1978 ~ 2012 年期间沿海地区lnfs的系数为- 0. 069,内陆地区的lnfs的系数为- 0. 103,均为负值表明财政干预并没有有效促进两个区域的经济的增长,财政干预造成了市场分配资源的能力降低。沿海地区的市场分配度对数的系数的绝对值小于内陆地区的市场分配度对数的系数,这充分说明我国的财政政策尚需调整,因为这些年财政支出(尤其是内陆地区),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没有达到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
(2) 1978 ~ 2012 年期间沿海地区lnns的系数为- 0. 113,内陆地区lnns的系数为- 0. 223,二者均为负值,这表明国有经济成分的增长、国有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产权多样化程度,从而对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内陆地区系数的绝对值大于沿海地区,这表明内陆地区产权多元化的发育程度较低,影响了经济效率。
(3) 1978 ~ 2012 年期间沿海地区lnfi系数为0. 018,表明1978 年以来沿海地区利用外商投资直接投资、提高开放度有效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模型对1978 ~ 2012 年内陆地区数据分析时显示的是lnfi的系数为负值,但是显著性不高,其原因可能是部分内陆地区的外商投资的环境不够优越、制度体系不够健全,削弱了内陆地区的改革红利。
(4) 1978 ~ 2012 年期间沿海地区的lnpa系数为0. 007,内陆地区为0. 041,二者系数都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进行产权保护均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3 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李约瑟其他文明? 这就是著名的 “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实际上就是 “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谜”,同样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另外一个 “谜”,那就是 “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谜”,即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持续罕见的高速增长,目前,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已不再是梦想。如果说历史的尘埃阻止了我们破解 “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谜”,而对 “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谜” 的破解,我们正处在最好的时机,这不仅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制度变迁不仅改变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相应的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然离不开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国长期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得到解决,本文从基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以下一些解决措施和思路:(1) 政府在对落后地区进行财政支持时应该综合其他条件和因素予以考虑,不能单一性地增加对该区域的财政供给,避免造成过多的市场干预,在可承受范围内要让其放开手脚,使资源在市场当中得到优化配置。政府在财政扶持的时候要注意对财政结构进行优化,要在适度范围内提高市场分配资源的能力; (2) 政府应出台更多优惠的政策,留住外商企业,优化投资环境,改善欠发达地区无力投资和无效投资问题,在落后地区实施引进外资和金融扶持的区域优惠政策; (3)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变国有企业僵化的体制和机制,促进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要求投资主体多元化,而且也要求投资主体的所有制属性也是多元化的,因此,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然也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我们应积极培育多元化产权,使各类产权主体发挥自身优势和潜能,触类旁通,使各类经济成分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中抓住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4) 建立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是我国鏖战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必然之举。中国的产权保护体系建立的时间晚且不完善,建立和完善产权保护体系能有效激励企业提高绩效和生产效率。对内陆地区进行而言,产权保护对区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很大,甚至高于沿海地区,但是内陆地区的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故必须大力普及产权保护知识,激发产权主体的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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