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精选12篇）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1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库茨涅茨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验证。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一、引言

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根据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试图, 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在经济发展初期,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 资源的无序开发, 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加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科技进步为标志的产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越来越突出, 人们控制环境污染的意识、能力和投入逐渐提高, 污染物排放逐步趋缓, 环境质量逐渐变好。按此理论, 在二维平面空间, 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 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为纵坐标, 则二者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 及典型的EKC。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是否协调, 是否已经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污染下降的情形或仍处于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阶段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中国大规模和高速度的工业化已经让中国拥有世界十大污染严重城市中的八个, 我国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因此, 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符合EKC的关系研究, 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有着重要意义。

二、实证分析

用来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的指标是这样设计的:用来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是人均实际GDP (通过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反映环境污染程度的指标是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废物排放量三个指标, 即通常所说的“三废”指标。

本文试图搜集1986~2009年的工业“三废”和经济发展相关数据, 建立工业“三废”EKC模型, 从而分析探讨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为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 从相关矩阵看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排放模型的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4066, 呈低度的正相关关系;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即人均GDP越高, 工业废气排放量越高;工业废物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人均GDP越高, 工业废物排放量反而越少。

(二) 模型的建立

关于环境污染程度指标和人均GDP关系的EKC研究国际上通常用如下两种形式的简化模型来进行:一是二次多项式;另一个是三次多项式, 可以包括常数项或时间项。而且, 使用仅包含人均GDP的作为变量的模型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

本文采用三次多项式模型, 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 lnYi是环境污染指标的对数, lnYi为真实人均GDP的对数。

在上述模型中, 如果a2>0, a3>0, 且a4=0, 则环境污染程度曲线将呈倒U型曲线;如果a2<0, a3=0, 且a4=0则环境污染程度将呈直线下降;如果, 则环境污染程度曲线将呈N型;如果, 并以人均GDP为横坐标, 环境污染程度为纵坐标, 则环境污染程度也将呈现倒N型, 这意味着一个令人满意的人均GDP和环境污染的长期关系将存在。

利用上述模型, 分别对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 (Y1) 、工业废气排放量 (Y2) 和工业废物排放量 (Y3) 的EKC进行了估计, 样本数据区间为1986~2009年, 资料来源为1987~2010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估计的结果如下:

(1) 对工业废水的EKC的估计:

(2) 对工业废气的EKC的估计:

(3) 对工业废物的EKC的估计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工业废水、工业废气的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N型的关系, 即最初工业废水或工业废气污染程度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 当到达一个转折点后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 再达到一个转折点后, 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而工业废物污染程度将呈现倒N型, 也就是说, 随着人均GDP的上升, 工业废物排放量将随之下降, 存在着一个转折点, 达到该点以后, 工业废物的污染程度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 直到再到达一个转折点, 工业废物排放量将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 这意味着一个令人满意的人均GDP和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的长期关系的存在。

三、结论

第一, 通过以上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 就中国而言, 除了工业废物以外, 对环境质量有益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的EKC关系并不存在。

第二, 我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污染2的0基12础年之上第的1, 呈期现中出“旬高刊增长、高污染”的局面。而且, 我国也并没有 (绕总开第发4达6国8家期或) 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路子———“先T发im展e、后s治理”, 而且我国的情况可能还会更加的严重。分析表明, 只有工业废物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KFC的关系, 而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之后, 最终的发展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增长, 排放量反而加剧。

总之,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有自身的特殊情况, 所以, 不能一味的借鉴别过的治理经验, 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路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强宏观调控力度,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重点发展环保产业;各级政府部门重视环境保护和建设, 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 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注意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由污染带来的外部性不经济性, 使曲线走势向良性化方向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

参考文献

[1]马树才, 李国柱。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Kuznets曲线, 统计研究, 2006 (8)

[2]陆虹。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 财经研究, 2000 (10)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2

摘要：本文采用广西1995-2015年的平行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来验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之一，从而验证了环境污染与发展产量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环境污染具有生产要素的特性，因此，可以将环境污染作为生产参变量之一;然后根据国外所创建的函数关系结构，以著名的环境库兹涅曲线为依据，将资源发展过程与环境参数融入到一个新的传统模型中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原因等，分析结果如下:(1)，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彼此制约;(2虽然，可以将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但相比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其产生的推动力是微乎其微的(3)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资金储蓄量(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增长水平决定着环境污染程度，同时，资本结构也被归纳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参数之一。

关键词：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联立方程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接着柳钢的到来，使柳州迅猛发展，而桂林凭着旅游事业发展势头也猛，如今又有了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最快的可以说是钦州，随着大量能源的出现和成为国家级保税港区，钦州工业经济实力逐渐位居广州前列。同时，对于广州的南宁来说，更是在2003年起，就在明确将成为国际化城市作为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且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南宁的落户，南宁的经济水平直线上升。现阶段，南宁主要是发展第二、三产业，据统计，在15年，广西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16803.12亿元，相比于05年翻了将近4.22倍，但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共存的，因此，广州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1995-2015年，除了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有较大幅度减少外，广西的环境污染总体来说还是没有得到治理，据相关资料显示，广州地区的工业气体排放量从1995年到2011年一直处于指数增长的趋势，从最初的2797亿标立方米增加到29853亿标立方米，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虽然，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较大的排放量。早在13年，南宁地区的PM2.5就已严重超标，空气指数较低，并且也影响着广州的其它地区，工业化液体废弃物排放量一直以较大的基数，呈现着增加的趋势，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必然是不利于广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一）选题意义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世界各地政府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近年来许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国内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省份，关于西部落后省份的研究较少，所以本文选择以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的广西为例，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的关系，可以丰富与补充现有的研究。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广西的经济水平远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要实现城市整体的工业化，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政府部门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城市的环境卫生，如果一直置之不理那么经济增长一定会因为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而受到限制;但是广西又是一个喀斯特地形特别发育的地区，多山多水，生态环境相当脆弱，需要采取有力的正确的措施进行保护。所以，广西城市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管理，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发展决策。因此，本文针对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最为研究的主体，根据广西工业化水平，以更好的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努力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制定出可以实现两者共同发展的政策，提高广西整体水平。

一、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通过调查广西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影响的关系以及其影响机制，并利用实证分析加以验证，据此对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是以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依据，结合广西城市实际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为实例，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的作用力以及影响因素，为我国相关城市更好的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作用提供帮助。

（一）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目前的研究进展以及学术性研究理论等，以更加深入的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且合理运用环境生产要素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知识，也就是通过将经济增长模型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其它生产要素，建立新型理论模式，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研究，结合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为实例，针对更好的实现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归纳法。主要是指通过对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居民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但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环境，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治理，更多的学术研究者开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学术性研究和实际性研究两个方面，对于学术性研究主要是指以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研究城市经济增长情况，同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1)新兴古典增长模型

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与新古典模型不同，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治理等要素，以了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在保证环境不收破坏的基础上，规范产业经济增长体系。在1978年，国外著名学者Sakawa & Hashimoto，创建了企业生产部门模型以及环境治理部门模型，同时，提出为了更好的治理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要合理限制支出，加大对资源的投入和污染控制管理，增加企业资本储量[20]。

(2)包含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1998年，国外学者Stokey通过研究污染指数，发现环境污染的外向特性，并且通过结合“AK”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得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与企业稳定的资本高回报率以及规范的环境政策有着直接性关系[23]。

（二）国内理论研究

由于我国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理论研究体系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06年，我国学家彭水军和包群在研究生产关系和效用关系时添加了对环境质量参数，将其视为经济增长内部生产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加入环境污染参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内部生产技术发展模型以及人力资源模型等，并实现了模型之间的相互结合，以更好的分析在保证环境不收污染的基础上，企业经济增长的机制与人力资源以及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9]。在13年，学者黄茂兴参考国外学者的经验，在 Romer 模型上加入了环境污染危害、环境污染治理等因素，创建了五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以更好的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4]。

二、实证研究

（一）国外实证研究

在1991年，国外研究学者Krueger通过调查国外国家和地区在12年内，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企业经济增长情况，并采用科学地计算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污染物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呈现一定的函数关系，会随着人均收入总指的增加而增长，但增加到6000美元左右，就会出现下滑趋势，通过制作相应的函数图，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函数曲线呈现倒U字形。这一理论的提出，验证了EKC模型理论的正确性[18]。两年后，著名学者Panayotou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字形的联系，由于上述理论与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函数关系相同，因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字型关系，统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结合企业实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并一一证实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比如:在1994年，学者Selden 和 Song通过气体污染物(SO2、Co、以及含氮化合物等)展开了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21]。

但是仍有部分学者不认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字型关系，否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客观性。比如:学者Shafik通过对国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和国家经济增长进行了数据统计，并采用数据统计学，得出各种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液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而废气污染量与经济增长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2]。

（二）国内实证研究

相比于国外，中国在20世纪末期，才开始接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理论体系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调查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客观合理性，可能会由于受到环境波动的影响而出现误差，但也为后续进行深入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针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函数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在1999年，经济学家张晓，通过利用我国时间排序资料为实证，研究显示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字型函数曲线[16]；两年后，学者吴玉萍和董锁成等人，通过收集北京在1985-1999 年之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数据，创建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横向统计关系，研究结果表示，北京市的环境质量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之间呈现着倒”U”字型关系[11]；在16年，经济学家谢霜等人，通过收集2000-2014年，14年间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指标进行分析，创建科学性数据模型，分析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污染物排放量、限制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的人均GDP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一步验证了假说的正确性[12]。

（2）可能由于样本数据来源不同、数据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果。比如：在09年，学者于卫国通过收集我国在1993-2008年之间的出现的省际平行信息创建了相应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两种模型，以验证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结果表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气体污染物So2以及液态废弃物排放量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对于气体污染物烟灰尘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着线性关系[13]；同年，贺彩霞等人，通过收集我国30多个城市在1998年到2006年之间的6种环境污染指标的平行信息创建了排放物的排放量函数关系与环境污染函数关系，利用单位根以及协整等多种检验形式来分析我国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同时，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度[2]；

同时，薛惠锋以及刘蕊等多名学者，为了研究陕西省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气体、液态和固态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学者通过收集陕西省在1990年-2006年之间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数据，并采用科学的数据处理方式，发现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选择的样本数据不同，也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函数关系[15]；在2010年，经济学家黄菁，通过调查我国在2003-2007,四年时间内278个城市或地区的环境指标创建关系方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选择不同的环境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3]

在2012年，学者刘年康和汪云桥等人，通过利用脱钩研究方式中的差分回归系数法，对我国在1990-2010年省级平行数据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在这20年时间内，几乎我国所有省份都没有出现城市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绝对脱钩”情况，通过将时间作为变量，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与时间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出现的“未脱钩”与“相对脱钩”情况是周期性出现的，而将地区作为参变量，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也会受到地区分布的影响[8]。一年后，李治国通过调查山东省在1981-2009年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信息，创建了城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 VAR 模型，以次作为理论依据，采用广义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的研究方式，针对城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7]；

在2015年，学者段艳平和黄玲花，按照时间顺序调查了广西在1998-2012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标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字型”，而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物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却不符合倒U字型关系[1]；同年，童纪新以及朱园，通过利用江苏省在1985-2013年之间的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信息，创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并且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作用远远大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10]。

学者李茜等人，通过收集我国31个省级在 1985—2011 年之间的平行数据为理论依据，结合PVAR 模型分析12种污染物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比率关系。以更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产生的作用力，并且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而这种作用力也会由于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5]。

在2016年，学者吴武林通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理论改良模型，收集了福建省在1994—2014年内的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信息，研究显示城市的工业液态废弃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倒N型函数关系；而工业气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函数图像为波浪型；而工业固态废弃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函数关系呈现倒U型，但已基本位于曲线的最低点[17]。

国内学者针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同时也会利用多元函数关系式、脱钩形式以及PVAR 模型等作为研究的辅助性工具。

三、简评

通过对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大多数都是针对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且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缺少关联度，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证之间有机结合。而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仅仅是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表层分析，不具有全面性。

对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带来的作用力，没有对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验证了单方的函数关系，进行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验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数据之间都呈现倒“U”字形关系。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选择的数据、计算方式等不同，就会影响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标时，要选择多个环境要素，获得综合性数据，而不能仅仅依靠单一数据。

第三章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一般性阐述

所谓经济增长，即某一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制造的产品数量的增多，也就是经济数量的增加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目前用GDP或GNP作为衡量指标。

现阶段，经济增长形式主要是指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依据经济增长的计算模型，以了解各个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力，根据实现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增长形式。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量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因此，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定会带来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耗的。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指利用生产要素的增加量来带动经济的增长，需要合理结合生产要素，提高技术水平，减少能源消耗，坚持可持续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

（二）环境与环境问题

不同的课程对环境的解释不同：在生物上，将环境视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的全部外界条件；而在地理上，将环境视为生物来一生存的全部生态条件。而在经济学上，将环境视为自然环境，也就是在人类生存空间中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的全部生态因素。

对于环境问题，通常伴随着人类活动而产生，导致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生态系统的失衡，并且也包括对居民生活及生产等方面产生干扰。随着经济的发展，导致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以及不可逆性等。目前，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为“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大气臭氧层的破坏、雾霾等。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分别属于环境与经济体系中的两个概念，而要分析两者的关系，就需要将环境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的作用机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将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与人为要素，这一理论的提出，表明环境也被视为生产要素之一。为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实现了环境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之间的结合。我国学者李立军等人在编写《环境生产要素理论探讨》书籍中［6］表示将环境生产要素分为广义和狭义，前者主要是需要将环境体系的整体与生产要素相结合，重视环境体系在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微观和宏观的经济体系进行计算。而后者则是指仅仅将环境体系融入到传统生产要素理论中，并提高环境要素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等。

随着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的提出，会影响到传统经济增长形式，同时，需要对众多经济增长理论进行调整，例如：传统经济增长研究时，会将生产要素单纯的视为支出量，其与产量呈现正比例关系，然而实际上环境生产要素的支出对产出量有双向作用，不仅可以加快经济增长，而且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本文通过借鉴环境生产要素理论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将环境污染视生产要素之一，以研究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库兹涅茨理论是美国著名研究者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最初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函数曲线呈现倒“U”字型。在1991 年，美国经济学家 Grossman 与 Krueger利用NAFTA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时，发现北美地区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环境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负相关，但当居民的人均收入量达到某一特定值后，环境又与人均收入呈现正相关[18]。也就是经济增长和环境指标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在1993 年，美国学者Panayotou将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次证实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并创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

相比于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侧重于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也就是经济增长是破坏环境质量的根源，还是可以提高环境质量的方式，采用的文献分析方式为实证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更好的解决工业废弃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问题。

国外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工业化企业的发展模式为先侧重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忽视环境的治理，众多学者表示促进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影响到城市的环境质量，直到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时，才开始对环境进行治理，经济增长为实现环境治理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值达到倒”U”字形的最低点对应的经济水平。随着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被广泛应用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理论机制产生了兴趣，尤其希望了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低点的深层含义。

所以，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影响环境质量的具体路径，本文将加入产业结构、能源强度以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观察上述曲线图可以发现，在2006年前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数量一直高于50万吨，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重视，以及工业废弃物处理技术的提高，工业固体废弃物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是，目前对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主要为储藏，虽然近些年，广西的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日益减少，但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固体废弃物排放问题；可以看出在1995年到2015年之间，广西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尤其在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了30000亿万立方米，大大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广西多个城市的PM2.5严重超标，可以看出广西工业生产中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并且也反映出广西主要是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生产模式；通过对工业废水、二氧化硫以及烟粉尘，这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在08年以前都是逐年增加的趋势，而随着废弃物处理技术的不断提高，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但数量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1）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力：可以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增长过程获得的产品类型之一，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相关学者提出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与城市的环境污染关联曲线呈倒“U”字形状，在理论研究以及实例研究中得到了验证。2）虽然可以将环境污染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但相比于其它生产要素，比如：资本结构、经济基础等，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想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于环境治理，需要进一步改善其它要素的发展，但也不能一为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就是一对矛盾体，既不能一味的强调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也不能仅仅在乎环境质量而导致产业发展停滞不前，最好的解决结果就是可以实现两者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由于地理位置、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广西的经济状况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之间的差距，就需要保证经济增长的所有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广西自然条件并不是十分优良，并加上环境变化无据可依，无律可寻，存在不稳定性，一般是采用实验的形式来探寻最佳的解决途径，或者也可以依靠市场自动调节作用，不然就需要通过调整我们自己来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就会严重阻碍广西经济增长的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对广西省目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针对性的提出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强政府干涉、调整工业体系等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1、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倒“U”字型函数关系，然而这是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环境要求更为严格，并且政府部门为了改善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增长所做出政策干预而呈现出的结果，企业管理者需要意识到环境问题在产业发展中重要作用，不能重蹈覆辙，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要努力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改变产业发展理念，提倡可持续发展，转化经济与能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新兴循环经济体系，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的能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1）所谓循环经济，主要是指要实现能源的二次利用。由于部分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而为了避免出现能源的枯竭，循环利用尤为重要。但企业传统的经济模式就是依靠能源投入来获取利益，这样就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需要转化为依赖自然能源之间的循环利用来获取经营利润。也就是需要创建新兴生态经济体系，通过利用新兴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创建新兴环保、节能产业，优化生态环境。

（2）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循环经济体系，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不光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利用高新技术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规范科技创新体系，带动更多的技术人员开发出新兴产品，尤其对于产业能源利用技术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且需要带动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技术创新的队伍中，增强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提高产品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量，提高企业经营能力。

2、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政府环境监管

通过本文对广西环境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通过治理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状况，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广西省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治理物质支持，政府部门需要提高监管力度，真正将环保政策落实，提高广西省环境质量。并且对于政府部门制定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根据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帮助企业更好的完成环境治理任务。而对于环境污染的元凶工厂来说，需要及时治理所产生的工业污染物，在环境保护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部门需要强化监管力度，如果监管不到位，部门工厂管理人员为了获得巨额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政策，排放更多的工业污染物，并且极少数企业破坏环境监管仪器，编造虚假信息，来规避监管部门的管理。所以，广西省政府需要严格管控环保部门的工作，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必要时需要提高环境污染的罚款额度，提高监管部门的检查力度，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

（1）合理运用环境大数据体系，所谓生态环境大数据主要用来完成对环境合理规范化的管理，并且为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治理环境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因此，我国需要总结发达国家的发展优势，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的战略性决策来提高产业环境信息的科学合理性，提高管控能力，并且通过使用新兴技术手段以及电子资料管理体系，很好的完成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2）发挥市场优势带动环境治理，市场对经济增长要素起着一定的调控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每个城市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通过发挥市场自动调控作用，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管理相结合，实现对环境污染的全面治理，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严格规范产业结构，明确部门职能，合理运用节能环保产业进行环境治理，带动市场经济增长。

3、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对广西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广西的产业发展大多数还是需要依靠产业自身的生产要素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符合广西市场发展规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缩小了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而随着广西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并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广西政府部门需要在保证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治理环境污染，采用循环经济，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1）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包括粗放型与集约型。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实现两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化需要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本来加快经济增长，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减少企业资源浪费，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3

关键词：环境污染；内生经济增长；联立方程模型；湖南省

湖南省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既严重污染了环境，又造成能源错置和浪费。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要求。本文通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环境污染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定性考察，正确评估湖南省的经济增长情况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并在该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对湖南省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剖析，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模型描述

（一）内生经济增长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特点是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的稳态特征。因此，本文的分析都假定增长是稳态的。将经济系统划分为两部门：物质生产部门和新技术研发部门。又假定物质生产部门有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新技术研发部门主要是劳动力的投入。此外，为了方便分析，假定总人口与劳动力人数相等。假设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并省略时间下标，考虑加入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环境污染。这样，公式表示为：Y=AKα（BLM）1-αz （1）

A是生产参数；0<α<1；K是物质资本；B是知识技术创新；LM是参与知识技术创新的劳动力；z∈[0，1]是污染排放密度，衡量已有技术的不清洁程度。

（二）联立方程模型

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可得出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条件。现在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湖南省的历史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进行实证分析。

假设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基本处于稳态，根据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分析，可建立联立方程模型：

其中，Y是国民生产总值；K是物质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z是污染排放密度；E是治理污染的投入；αi、βj（i、j=0，1，2，3）是待估计参数；μ1、μ2是随机误差项。由计量经济学中联立方程模型识别条件可知，方程（2）是恰好识别，方程（3）是过度识别，这两个方程都可以用2SLS估计。

二、2SLS估计

本文在联立方程模型的基础上找到对应指标，通过《湖南省统计年鉴》选取湖南省2004年—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2SLS估计。选取的相关指标数据为：①GDP，对应总产出Y。②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即Kt=（1-δ）Kt-1+It。初始年份资本存量的估算用K0=I1δ+g-的方法，K0是初试年份的物质资本存量，I1是第二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δ是资产折旧率，g-是GDP的几何平均增长率。在假设资产折旧率为9.6%的情况下，把湖南省1952年—2009年当年价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通过相应的价格指数转化成1990年价格的物质资本存量。③劳动力数据用当年年末湖南省各行业总的从业人员数来度量。④对于污染排放量，选取湖南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度量。⑤对于治理污染的投入，选取湖南省环境保护投资额来度量。具体数据是：

1、总产出方程，即式（2）：

⑴污染物为工业废水时R2=0.993463。

⑵污染物为工业粉尘时R2=0.994273。

⑶污染物为工业固体废弃物时R2=0.993872。

总产出方程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排放对湖南省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工业烟尘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则对湖南省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因此，湖南省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时，对利用资源、要素投入、环境保护要不断改善。

2、污染排放量方程，即式（3）：

⑴污染物为工业废水时R2=0.432285。

⑵污染物为工业粉尘时此时R2=0.909667。

⑶污染物为工业固体废弃物时R2=0.980277。

污染排放量方程结果表明，湖南省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在减少，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则呈不规则变化。此外，由工业废水、粉尘的估计结果可看出环境保护投资额对污染物排放量有显著负效用，因此，增加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是减少污染排放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相应的意见和对策

1.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政府应重点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着力开发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废弃污染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增产不增污。

2.将减排工业污染物的责任层层落实到各个企业、各个项目，特别是通过重点企业和项目具体的任务分解来落实减排指标的实现。

3.对湖南省的环境治理工作认真督查。对落后产能、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执行节能评估审查、环境评估情况等进行重点督查，推进环境治理技术、污染减排项目的完成。

4.为环境保护及治理建立合理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对环境进行保护，还应该对原有的环境保护及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四、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选取湖南省的GDP、物质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量、环境保护投资额、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数据，归纳总结出湖南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特点和问题，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较为合理的意见和对策。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W A Brock，M Scott Taylor.The Green Solow Model[Z].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10557，2004.

[2]戴维·罗默（美）.高级宏观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99，9.

[3]彭水军.环境污染、内生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4

一、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面积为8.2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3300万。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加剧。通过对2003-2012年重庆市经济环境数据的研究,发现重庆市工业三废的排放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相关数据,选取指标

了解重庆市2003-2012年经济和环境状况,确定了研究的两大指标: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现以重庆市人均GDP作为经济指标,以同期人均工业三废作为环境指标。通过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数据相关分析,得出人均GDP与人均工业三废显著相关的结论。数据来源是重庆市统计年鉴(2003-2012年)。

(二)研究方法

本文用相关分析确定确定人均GDP与工业三废之间的相关性,确定工业三废可以作为典型的因子与人均GDP建立回归曲线。

本文分别以人均工业三废排放量为纵轴,以人均GDP为横轴,作出数值序列的散点图,发现其均不属于线性关系,所以推断为曲线。根据几种较常见的曲线,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分别选用二次曲线、二次多项式、指数函数等多种函数曲线进行拟合[10].从回归拟合系数R2和F值的检验效果等因素看,以二次曲线的拟合最好,最具统计意义,所以决定选用二次曲线。即为y=a+bx+cx2曲线,其中y为工业污染污染排放量,x为人均GDP,b、c为系数,a为常数项。根据spss得出的相关数据,分别确定人均GDP与人均工业三废的关系方程式。

三、结果分析

(一)重庆市经济增长与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关系及原因

图1表明重庆市经济增长与人均工业废水污染的回归拟合曲线,呈典型的倒U型。回归拟合系数达到0.894(表2),通过对F=29.666的检验,发现该方程合格。表明重庆市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同经济增长间的函数关系和实际值拟合的较好,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具有相似性。在人均GDP达到13000元左右时,其污染度达到最高,之后工业废水污染呈现下降的趋势,代表工业废水的排放得到逐渐的改善。究其原因:经济发展初期废水污染没有得到重视,因而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人们环保意识增强,经济发展为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了经济保障。

(二)重庆市经济增长与人均工业固废排放量的拟合关系及原因

图2表明重庆市人均固废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即工业固体污染随经济发展呈现污染加重的趋势,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趋势不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取决于其产生量和处理量之间的相对关系,说明在此阶段技术进步的作用明显大于规模扩张的作用。

(三)重庆市经济增长与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关系

图3表明重庆市经济增长与人均工业废气污染的曲线呈现倒”U”型,回归拟合系数达到0.907。通过对F=34.047进行检验,该曲线合格。重庆市工业废气排放量同重庆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和实际值拟合的较好。在人均GDP达到30000元左右时,其污染度达到最高;之后工业废气的人均排放量得到逐渐的改善。

四、结论

(一)重庆市人均工业固废排放与人均GDP并不严格遵守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发展趋势,而是水平增加趋势。经济发展中要注意扩大规模和注重环保技术并重,把握规模和技术发展的平衡。

(二)重庆市工业人均废水、人均工业废气排放与人均GDP和环境库兹涅茨曲趋势相同。要继续将强对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5

江苏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研究

研究了1990-,江苏省工业废气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该省工业废气排放量在波动中平缓增长,排放强度不断下降.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模拟了1990-20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江苏省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位于“N”型曲线的左侧,目前该省刚刚跨过第一个拐点(人均GDP 31 550元),进入曲线的`右半部分,说明该省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将逐渐趋于改善.

作 者：高蓓蕾 GAO Bei-lei 作者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南京,210036刊 名：污染防治技术英文刊名：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年，卷(期)：22(6)分类号：X196 F061.2关键词：江苏省 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

环境约束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 篇6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昧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的增长质量给环境带来了不可承载的负担。如何在不造成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成为了一个难题。

环境约束和经济增长质量简介

环境约束。环境约束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的变化，对生产商和消费者的行为产生相应变化的一种形式[1]。对于生产商来说，自然环境的变化，会进而影响生产商的要素投入的成本、种类以及质量等，并同时影响其生产效率以及生产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好的环境约束更能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提高其福利水平；相反的，差的环境约束则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水平，降低消费者的效用。此外，由于环境更倾向于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政府的干预也就显得尤其重要。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税收、行政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环境约束，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进行正确的引导。

经济增长质量。本文探讨的是如何在环境约束下实现我国经济有质量的增长。本文中指的“经济增长质量”与过去中国的过于追求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增长速度更强调的是关注的经济绝对量的增加，而不管不顾对环境等带来的伤害；经济增长质量指的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更关注的是经济能健康发展，即不影响环境的恶化，甚至能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即可持续发展[2]。

环境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冲突与争论

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并且不让环境恶化，甚至崩溃。这种被称为“悲观主义”。其背后的含义是地球是一个守恒的整体，环境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提供和转化各种能量的生态系统。在以消耗环境的能量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下，环境中的能量不断下降，且环境不断恶化。正是由于环境是一个封闭的个体，因此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条件下，环境终究会走向崩溃的边缘[3]。而乐观主义认为不存在世界末日，相信没有所谓的资源耗竭的预言。此外被大家推崇的“环境库兹涅次曲线”认为：环境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分别进入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一开始人们会用消耗环境的方法来提高经济增长，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会提高生产技术，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目标[4]。

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争议在于经济的增长，是否会必然带来环境的恶化。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验证了过于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势必将带来环境的恶化，因此本文我们讨论的是环境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完善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实现环境约束的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在环境约束下，实现经济的有质量的发展，是最佳选择。因此，如何在环境约束下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成为该问题的关键。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途径

对于地球上任一国家和地区来讲，均面临着两种环境问题：即国内的环境问题和全球的环境。国内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水质污染、酸雨、土地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而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等。两种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参与者，因此处理的方法、成本和引导者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这两类环境问题涉及到四类参与者：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和国际组织。因此，要想根本的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四类参与者积极合作，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其效用最大化。

消费偏好。消费者是四类参与者中最大的群体，因此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对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从需求侧的角度来讲，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将会深刻地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当消费者足够理性并且均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更偏好消费绿色产品，而排斥“高污染、高投入、高消耗”的产品，这将有助于生产者积极转型，改变生产方式，同时这也将有利于推动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但是，消费者的偏好终究只能作为一股推动力量，而不是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动力。

政府环境管制。消费者终究只能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来影响生产者，其力量相对薄弱。而政府作为管理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其制定有效的惩罚措施将有效的引导生产者，抑制“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企业的进入。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补贴政策。对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转型的企业给予补贴，帮助这些企业更快更好的转型，减轻环境的压力；而对于一直对环境造成高污染的企业征收高额的税收，逼迫其实现转型或者是退出市场；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进行干预。

生产者。生产可以划分为生产规模、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三个方面。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将会增加。因此，要想改善环境，势必只能从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生产结构包括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首先企业应该不仅要以盈利为目的，也应该负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优先选择环保的要素投入，生产更为“绿色”的产品，减轻对环境的伤害。此外，企业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不断创新，改进生产技术，实行产品从投入到生产的全“绿色”的过程。

国际组织。全球环境也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实施也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联合国和大国更应该担当重要的引导者的责任。同时，发达国家应该努力帮组欠发达国家早日实现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并积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欠发达国家也应该积极的配合发达国家和联合国，在国内制定相配套的政策，早日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综上所述，实现环境约束下的经济有质量的增长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任务。只要消费者、政府、生产者相互作用，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改善环境的双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7

目前, 广大学者以脱钩分析工具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关系,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5]。在“脱钩”概念出现之前, 人们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主要是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入手的, 在研究方法上, 经典环境库兹涅茨方法仅能够识别经济增长速度与环境污染速度之间的关系, 难以有效识别环境与经济矛盾所处的具体阶段。而脱钩分析工具则能够在众多复杂的关系现象中识别环境矛盾的主要方面[5], 从而提供生态与经济脱钩的实时动态指标。为系统分析近10年来南京市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 应用脱钩分析工具, 评价了2003—2012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 提出了实现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的对策措施, 以期对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脱钩分析工具

脱钩 (decoupling) 一词源于物理学领域, 表示具有相应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存在。在资源环境领域, 目前较为广泛引用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提出的脱钩概念, 即经济增长时物质消耗和环境污染并不同步增长, 而是略低甚至开始呈下降趋势。脱钩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种:其一是对资源利用和环境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其二是对资源利用和环境压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 甚至还会减小。第一种关系称之为“耦合关系”, 第二种关系称之为“脱钩 (解耦) 关系”[6]。

芬兰未来研究中心教授 (Petri Tapio) 在一项有关交通与GDP脱钩分析中提出弹性分析方法[7],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相关理论基础, 引入弹性概念构建脱钩指标, 提出了“脱

钩弹性”概念, 推动了脱钩指标体系的完善, 将脱钩指标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根据不同脱钩弹性值, 即以某一弹性值作为脱钩状态界定, 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增长负脱钩、增长连接、衰退负脱钩、衰退连接八种类型, 完善了脱钩体系。Tapio脱钩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与环境脱钩关系的最主要研究方法[5], 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基期选择上的困境, 采用弹性模型动态地反映变量间脱钩关系, 公式如下

式 (1) 中, Rj为第j年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脱钩指数, ΔD为污染排放的变化率, ΔG为经济增长的变化率, Dj和Di分别为考察期年末和年初污染排放量, Gj和Gi分别为考察期年末和年初经济增长量。

根据Tapio定义的8种状态含义,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 可归纳为表1。

2 脱钩实证分析

2.1 研究区概况

南京市地处长江中下游东部苏、皖两省的交界处, 江苏省西南部, 地理位置在31°14'N~32°37'N, 118°22'E~119°14'E, 是江苏省省会, 长江三角洲的副主城市, 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南京市下辖11区, 全市总面积6 582.13 km2, 2012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为816万, 地区生产总值为7 202亿元, 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比重为1.9∶42.6∶55.5, 目前已形成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钢铁四大产业为支柱的工业产业结构体系, 重化工业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34.9%。2012年, 在工业总产值中, 石化和钢铁两大产业合计占比达41.4%, 两大产业耗煤占工业煤炭消耗总量54.6%, 两大产业排放的SO2占工业SO2排放总量的61.2%。南京市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均居于前列, 按照最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评价, 2012年, 南京市空气优良天数为203 d, 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南京市统计年鉴》、《南京市环境统计》和《南京市环境质量报告书》。考虑评价因子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取性, 并结合南京市特点, 研究中经济增长因子使用工业增加值而不使用文献中使用较多的GDP, 避免因经济增长被放大而导致工业污染物脱钩状态信息失真;支撑经济发展和影响大气环境污染的指标选取工业煤炭消费量, 大气环境污染因子选取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SO2、NO2的排放浓度。由于氮氧化物“十一五”之前未列入环境统计, 而且氮氧化物排放量受工业产业和机动车排放双重影响, 因此本研究未将其纳入评价因子。

2.3 结果与分析

利用南京市近10年工业经济增长和大气环境污染统计数据, 根据式 (1) 和表1, 计算了工业经济增长分别相对工业燃煤消费量、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浓度的脱钩弹性指数, 如表2、表3、图1所示。

由表2、表3和图1可见, 近10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状态呈现以下特征。

(1) 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只有强正脱钩 (A) 、增长弱脱钩 (B) 、增长连接 (D) 、增长强连接 (F) 四种情形, 说明近10年南京工业经济增长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平均增幅达14.8%, 未出现衰退现象, 表现出工业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

(2) 从各项大气环境污染因子脱钩状态来看:工业煤炭消费量2009年之前均为增长弱脱钩, 但在2010年和2012年分别出现增长强连接和增长强连状态, 工业煤炭支撑工业经济增长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 对全国各地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废气排放量2008年后出现增长连接和增长强连接, 2008年前均为增长弱脱钩;工业SO2排放量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若脱钩状态;工业烟尘排放量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2011年出现增长强连接状态;SO2浓度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但在2004年和2006年出现增长强连接状态, 可能与SO2减排刚起步, 减排效果尚未显现;NO2浓度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3) 从“十五”末 (2003~2005年) 、“十一五” (2006~2010年) 和“十二五”初 (2011~2012年) 三个时期来看, 南京工业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及污染物排放的脱钩状态评价显示, “十一五”时期最好, “十二五”时期次之, “十五”期间较差。可能的原因是“十一五”期间, 国家提出污染物减排的刚性要求, 南京市大力实施大气污染物的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 顺利完成了污染减排目标, SO2和COD排放总量分别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9.2%和17.2%。而“十五”期间, 南京市工业发展较为粗放, 污染控制水平较低, 尚未进行污染减排考核。进入“十二五”期间, 工业增加值持续攀升, 南京市提出煤炭总量控制战略目标, 要求到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240万吨以内, 但是由于重化工业发展路径依赖较强, 导致近两年煤炭消费量居高不下, 煤炭消费和废气排放量尚未完成与工业经济增长的脱钩。虽然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已基本实现脱钩, 但是, 从横向对比来看, 2012年南京市空气优良率与15个副省级城市和4个直辖市比较, 南京处于第15位;与13个省辖市比较, 南京处于第12位, 大气环境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3 结论与讨论

应用脱钩分析工具, 评价了2003~2012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工业煤炭消费量、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SO2、NO2浓度的脱钩弹性状态。结果显示, 近10年来, 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与SO2和工业烟尘污染排放和SO2、NO2浓度基本实现脱钩, 但与工业煤炭消费和废气排放量尚未完全脱钩;从最近3个五年规划时期工业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来看, “十一五”时期最好, “十二五”时期次之, “十五”期间较差。

为了更好的实现南京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 提出建议如下。

(1) 坚持走绿色、低碳、环保的产业发展之路,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促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环保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产业绿色转型。把化工、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作为提速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瞄准高端化、绿色化的产业定位, 在技术、节能、效益上, 在产品、市场、服务上, 在环保、安全、和谐上追求国内领先, 使南京逐步由生产基地向服务基地转型。

(2) 严控煤炭增量, 建立健全能源消耗强度与能源消费总量“双控”制度。建立煤炭消费总量预测预警机制, 对煤炭消费总量增长较快的重点行业和企业进行预警调控。电力、钢铁、水泥不再新增产能, 不再批准新建增加煤炭用量的项目。实施区域集中供热, 关停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内的生活和工业锅炉, 推进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外的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到2020年, 煤炭消费量控制在3240万吨以内, 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下降至50%。

(3) 大力实施蓝天计划。全面整治工业废气、工地扬尘、机动车尾气、三产油烟、秸秆焚烧等大气污染。加强工业废气污染治理, 对重点工业集中区, 采取集中治污、关停并转、搬迁置换、生态防护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坚持推行“绿色施工”标准, 大力提高道路机扫率, 实现扬尘的有效控制。深入治理机动车污染, 深化区域限行和高污车辆淘汰更新措施, 发展绿色公交和推广清洁燃料。实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显著下降, 灰霾减少、蓝天增加、空气清新、群众满意的目标。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分析工具需要进一步完善, 脱钩评价因子的选择以及脱钩状态的界定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大气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并非由GDP增长单一因素引起, 因此如何有效地量化剔除其他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不同脱钩临界值下, 同一时期的脱钩状态可能不一样, 具有相对性、动态性, 须合理界定脱钩弹性临界值, 划分脱钩状态。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精确确定大气环境污染的驱动因素, 合理界定脱钩的不同状态及临界值, 以便更加科学测度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及关系, 为使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双赢”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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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0 引言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是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提出，他们在对42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大多数的污染物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恶化，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步得到改善[1]。

在EKC提出来以后，不同的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部分的研究成果证实了EKC存在。Panayotou的研究表明，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倒“U”关系[2]。吴玉萍等对北京的实证分析，得出北京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3]。马树才和李国柱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工业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收入间存在倒“U”型结构[4]。

而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则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呈现标准的倒“U”形关系。谢贤政等对安徽省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工业环境污染指标之间表现为线形相关关系、不是EKC。沈满洪和许云华对浙江省的研究(2000年)也表明，浙江省工业三废排放量、人均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呈“N”型，即浙江省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变迁不同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特征。

1 沈阳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概况

沈阳市是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最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之一。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获得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第八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沈阳市近些年经济增长迅速，GDP总量由1995年的67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5, 017亿元;人均GDP由1, 995年的10, 017元上升到2009年的54, 654元。特别是2003年国家实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沈阳市GDP及人均GDP的增长率都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GDP总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

沈阳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给沈阳环境带来了压力。特别是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自2007年开始，第二产业重新成为沈阳主导产业，而且所占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大。现在，沈阳市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已由1995年的7.6:42.3:50调整为2010年的4.6:50.7:44.7。因此，通过对沈阳市EKC的研究有利于沈阳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研究数据选取及模型建立

2.1 数据选择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4个指标来反映沈阳市环境质量水平;选取人均GDP来反映经济的发展状况。采用工业废水、废气污染排放总量是基于以下考虑：虽然按照国家要求，工业废水、废气应该做到达标排放，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并没有能够做到完全达标排放，企业偷排现象时有发生，因此，选用排放总量更能反映工业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对于工业固体废弃物来讲，本文选用的是工业固体废气物的产生量而非排放问题，因为并没有准确的数字反映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而且固体废弃物在堆放、利用过程中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因此采用产生量更准确也更能符合现实要求。

数据来源:1995-2011年《沈阳统计年鉴》

2.2 模型建立

参照已有的研究文献，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有多种形式[5,8,9,10]。本文同时选用对数模型和多项式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检验，最后在所得结果中选取拟合程度更好的作为最优结果。模型如下：

Y表示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产生量)，X表示人均GDP，β0、β1、β2、β3为模型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模型(1)中β0、β1都不为零时，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在模型(2)中，β1、β2、β3的不同取值，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下：

1)当β1≠0，β2=0，β3=0时，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线性形关系;

2)当β1>0，β2<0，β3=0时，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传统的EKC);

3)当β1<0，β2>0，β3=0时，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

4)当β1>0，β2<0，β3>0时，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即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

5)当β1<0，β2>0，β3<0时，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N”型曲线关系(即先下降，后止升，再下降);

6)当β1=β2=β3=0时，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为一条直线，即环境状况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EXCEL及Eviews软件系统的支持下，根据沈阳市1995-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主要污染物排量及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所得计量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程度不强，R2只有0.381;但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等三项指标都与人均GDP的拟合程度都很好，R2都大于0.7，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

3.1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与人均GDP的关系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与人均GDP的三次函数模型中，β1<0，β2>0，β3<0，拟合曲线呈倒“N”型，而不是经典的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从图2可看出，自1995年以来，沈阳市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先逐渐下降，在人均GDP达到23, 000左右时达到底点(2004年)，此后废水排放总量又有缓慢的上升，在人均GDP达到42, 000左右时又开始有下降趋势(2007年)。

“九五”期间，沈阳市对环境保护保持了高度的重视，把环境保护作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执行国家实施的《“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中，加大了对污染源达标的监管力度，要求一些重点企业要做到污水达标排放，对一些造纸、钢铁等污水排量大户进行技术改进，同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关闭了一些浪费资源、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企业。在《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项目中，积极治理流经沈阳的浑河河段。到2000年底，辽河流域97.6%的工业污染源实现达标排放。先后建成日处理40万吨的北部污水处理厂和日处理10万吨南部污水处理厂，使得沈阳工业废水防治取得有效进展。但是污染达标率比较脆弱和不稳定，从2004年开始，污水排量又缓慢上升。监管力度降低是造成反弹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新污染企业的出现和现有企业的偷排也是反弹的重要原因。

3.2 工业废气、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的关系

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GDP基本呈三次曲线关系(R2=0.381)，但拟合程度并不高，因此在拟合曲线上也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但在图6的年际变化中，可以看到1996-2004年，工业废气排放量一直较平稳，在2004年后出现较大波动。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模型中，β1<0，β2>0，β3<0，拟合曲线同样呈倒“N”型。从图3中可看出，沈阳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先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在2003年左右到达底部，随后开始缓慢上升，在2008年左右，也即人均GDP将近50000时开始有回落的趋势。期间，沈阳市采取了“拆烟囱、扩热源、推型煤、改棚户、治尾气”等措施，累计拆除了4000多根烟囱，1800多座锅炉房，推进火电、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强化脱硫脱硝设施稳定运行，加大机动车尾气治理力度，使二氧化硫排量逐渐减少。但近些年，由于管道燃气、液化石油价格上涨，导致许多燃油、燃气锅炉私自改用燃煤炉，煤炭涨价和供应紧张，导致对煤炭污染监督难度陡然加大。绝大部分的供暖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理由，没有对不完好的除尘脱硫设施进行改造和彻底维修，全市供暖锅炉房的除尘脱硫设施77%没有处于完好状态，给采暖期煤烟污染控制带来巨大难度。这些原因又使得二氧化硫排量出现回升。

3.3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人均GDP的关系

由于α1、α2都不为零，根据模型(1)可知，工业固体废弃物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也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由图5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年递增，而且还尚未出现拐点。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原因。虽然近些年来，沈阳市顺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并着重发展现代服务业，力求将沈阳打造成东北的金融中心。但沈阳长期以来是以第二产业作为主导产业，2010年，沈阳的三次产业结构为4.6:52:43.4, 2020年三次产业的结构预期也依然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结构比为4.2:52:44。另一方面，沈阳市虽然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加大了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但是主要投资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方面的防治，而在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防治方面力度并不大。2001年，污染治理资金为4839.4万元，废水、废气方面的资金分别为2319.3万元、2404.7万元，固体废弃物的资金仅为95.8万元;2002年8688万元的污染治理资金在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方面的资金分别为5573.5、3592.7和324.8万元。工业固体废弃物的防治始终投资不足。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本文通过对沈阳市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即倒“U”型曲线，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本文中，只有工业固体废弃物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而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均与人均GDP之间呈“三次线性”关系。其次，环境状况并不一定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然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环境政策的变动、技术水平的变化等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对沈阳市而言，政府有效的环境政策、投资等措施将成为改善环境，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4.2 建议

第一，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环保投入要占到国民总值的1%到1.5%能有效控制住环境污染;达到3.0%时，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根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计算，沈阳市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达到2.0%，仅能够控制环境污染，若要改善环境状况，必须再继续加大投资。长期以来沈阳市在工业“三废”上的投资比例不够合理，绝大部分的资金被用于治理废水和废气，在固体废弃物防治的投资上只占全部投资额的很小一部分，使得固体废弃物污染日益严重。

第二，推进技术创新。沈阳市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三次产业比例维持在3.4:50.5:46.1的水平，仍然以第二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因此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和加强自我创新，能够在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沈阳市生态环境。

第三，推动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作。政府通过建立科学的资源、污染排放的产权市场和交易机制，形成“排污者支付成本、治污者赚取利润”的利益导向，并且积极推进环境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环境价格体系，使市场真正引导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彻底改变环境资源被长期无偿使用，环境保护完全由政府负责的局面。

第四，继续深化改革现有监管体制。首先，加强地方法规建设，提高环境保护的标准，同时在不同现有法律抵触的情况下，授予环保局更加严厉的环境执法权。其次，将环境保护指标纳入政府考核制度，防止一些部门为了追求短期、局部利益而不顾长期、整体利益。现实中，一些部门为获得短期经济效益，而对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保护。第三，扩大市民在环境事务上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沈阳市现有的监管体系，由于督查力量不足，使得一些非法排污企业“一查就关、一走就开”，难以根治，而广大市民作为环境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为了自身及家人的健康，有动力、也有效率去监督相关部门和企业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义务。

第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从源头上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做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真正做到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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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9

改革开放后, 广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全区GDP由1978年的7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060亿元 (以1978年价格计算) ,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2%。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广西经济近年来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其中, 2002年后, 广西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左右, 高于同期全国水平。然而,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 广西的环境污染却日渐严重, 各种污染排放量不继增加。例如, 自1991年以来, 广西工业废水排放量从92853万吨上升到2007年的183981万吨, 年均增长率5.8%;工业废气排放量从1991年1435亿标立方米上升到2007年的12724亿标立方米, 这两项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对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 全国自1998年后, 排放量就以年均5.24%的速度减少, 至2007年全国总排放已减少到698.7万吨;但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经1998年排放量减少后再度出现上涨, 经过几次波动, 至2004年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才出现快速下降, 2005~2006年从110.4万吨减到22.7万吨。总体来说, 广西的环境状况正面临着严竣考验, 并对这个当前中国新兴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的制约。因此, 研究分析广西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采取措施使广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当前, 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多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分析。EKC是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ureger在1991年提出的, 他们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的关系, 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在Grossman和Kureger之后, 众多国外文献对环境—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 但结果差异较大, 拟合出的EKC形状也各不相同。同时, 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彭水军等 (2006) 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 中国EKC“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及估计方法的选取。许士春等 (2007) 也运用EKC方法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关系, 而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N”型的关系。蔡昉等 (2008) 则通过拟合EKC, 估计排放水平从升到降的拐点, 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林伯强等 (2009) 利用传统的EKC模拟与在CO2排放预测的基础上预测两种方法, 对我国CO2的EKC做了对比研究和预测, 发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刘笑萍等 (2009) 的EKC检验则表明中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EKC效应。在区域研究方面, 沈锋 (2008) 、巩芳等 (2008) 则分别研究了上海、内蒙古EKC的特征。

而目前基于EKC模型来研究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文献还不多见, 主要是:肖彦等 (2006) 选取广西的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等指标拟合广西的EKC, 结论是除二氧化硫外, 其余污染排放基本符合EKC, 且处于上升阶段, 拐点尚未到来。卢远等 (2007) 根据广西1990~2005年经济与环境统计数据, 采用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工业烟尘、S02和COD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 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 建立了广西EKC的计量模型, 结果表明:广西人均GDP与工业废气、废水、化学需氧量、烟尘、S02排放量以及固体废物产生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主要环境指标的模型曲线呈现“倒U型”或“弱U型+倒U型”的EKC特征, 且至今尚未到达峰值的转折点。但以上两篇文献存在着环境污染指标选取不全面, 或在估计EKC前缺乏对环境与经济增长指标的相关性检验等不足。

本文选取1991~2007年广西人均GDP与相关的环境污染指标, 在对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用于估计EKC的指标, 进而探寻广西EKC的特征, 并对促进广西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 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分析

1. 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用以1991年为基期, 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广西实际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而根据有关统计年鉴, 反映环境污染状况的有6项污染排放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 这6项指标是否都能作为环境指标, 需要通过相关性检验。运用spss13.0软件, 对广西1991~2007年实际人均GDP与各项环境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1: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相关。

由表1可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除工业粉尘排放量外, 其他5项环境指标均与广西人均GDP显著相关。因此, 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作为反映环境指标的变量, 广西实际人均GDP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指标的变量。同时为消除变量的多重共线性, 各变量均取对数。

2. 模型估计

常用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EKC模型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模型, 该模型有二次函数型和三次函数型, 由于三次函数型是在二次函数型基础上的拓展, 包含二次函数型的各种情况, 因此本文选取对数形式的三次函数型模型:

这里, Et表示各环境指标, yt表示实际人均GDP。若β1>0, β2<0且β3=0, 则ln E与ln y为“倒U”型曲线;若β1<0, β2>0且β3=0, 则ln E与ln y为“正U”型曲线;若β1<0, β2=0且3β=0, 则ln E随ln y呈线性下降;若β1<0, β2>0且β3<0, ln E与ln y呈现“U+倒U”型曲线;若β1>0, β2<0且β3>0, 则ln E与ln y呈现“倒U+U”型曲线。

根据模型 (1) , 运用Eviews5.0估计广西的EKC, 结果如下:

注:各参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不显著项已删去。

由表2可看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与人均GDP均满足三次函数关系, 而其他3项指标与人均GDP呈现二次函数关系, 具体拟合曲线见图1~5:

3. 模型结果分析

(1) 广西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 表现出随人均GDP增加先增后减的趋势, 与传统的EKC曲线相吻合。

广西工业废气在实际人均GDP达到6706元 (即2007年价格水平下的15190元) 左右时排放量最大, 随后随人均GDP增加而递减;而工业烟尘排放量在实际人均GDP达到3392元左右最大, 之后才随人均GDP增加而减少。从广西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来看, 2007年为5257元, 工业烟尘排放量已越过最高点, 随人均GDP增加将逐渐减少, 而工业废气排放量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边, 短期内还会随人均GDP的提高而增加。工业废气排放的增加与广西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有较大关系。近年来广西的工业结构趋向于重型化, 如2000-2007年, 全区重化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3%, 比轻工业的增速12.9%快5.4个百分点。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工业结构趋向重型化, 2000年全区重化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2.1%, 2007年已达到60.3%。从结构上看, 广西重化工业主要以农副产品加工 (制糖、酒精、淀粉、食品等) 、采矿与冶金、电力生产、化工、造纸、建材等为主, 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业废气的增加。以2007年分析, 广西工业废气总排放量为12724亿标立方米,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废气排放量为3940亿标立方米, 电力、热力生产废气排放量为2250亿标立方米,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气排放量为2216亿标立方米, 农副食品加工业废气排放量为1084亿标立方米, 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废气排放量683亿标立方米,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排放量为523亿标立方米, 6个行业的排放占总排放量的84%。

(2)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U”型曲线。

实际人均GDP为1763元时工业废水排放量最低, 当前广西人均GDP已远远超出这一水平, 因此废水排放量会随人均GDP的提高而增长。我们从水资源和工业结构来分析。首先, 广西淡水资源丰富, 2007年广西人均水资源量为2922.4立方米/人, 而全国人均为1916.3立方米/人, 丰富的水资源及便捷的输送方式让众多工业企业热衷于对淡水的运用, 导致广西废水排放量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7年的排放创下历史新高, 183981万吨的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7%。其次, 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废水排放量的大幅增加。2007年广西农副食品加工业废水排放量高达81626.11万吨, 造纸业排放量为26201.6万吨,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排放量为21554.73万吨, 这三项指标占总排放的78%。此外, 广西是产糖大省, 食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1%, 但区内糖厂普遍设备陈旧, 生产工艺落后, 制糖耗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制糖业废水排放没有统一标准, 政府监督力度不到位, 对小规模制糖企业造成的污染没有针对性的处罚条例, 这些都加剧了废水的排放。

(3)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与人均GDP呈“U+倒U”型曲线。

从图3和图5可以看出, 两者均跨过了右边的“倒U”型曲线顶点, 将随人均GDP增加而递减。这两项排放与工业烟尘排放相似都处于下降的趋势, 这与广西近年来加大了排污控制力度有关。在“十一五”期间, 广西重点降低二氧化硫、COD的排放, 至2010年分别计划比2005年降低9.9%、12.1%。目前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9年上半年, 二氧化硫、COD排放量分别同比下降了10.94%、2.04%。

(三)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 广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 环境污染也正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各项环境指标与人均GDP均满足二次或三次曲线特征, 其中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排放还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同时这种趋势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支持广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技术进步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较低。可见, 广西环境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为促进广西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建议:

1. 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近年来广西产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已经比较突出了, 然而我们还注意到, 进入“十一五”时期, 尤其是从2008年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来, 广西的重化工业又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 如北部湾经济区以钢铁、石化、重型机械、林浆造纸工业为主, 右江河谷工业区以铝工业为主等。这种发展工业的思路依然是靠上大工程、大项目来加速提升工业的产值比重, 追求产业结构的重型化, 走的是传统工业化道路。但是, 这些重化工业投资大、资源依赖性强、能源消耗高、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处理不当甚至会影响广西产业发展的安全。

为此, 积极转变广西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将是改善广西环境状况的根本途径。广西应改变单纯依靠增加投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方式, 走科技含量高、低资源消耗、少污染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方面, 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 显著降低能耗, 减少污染排放水平。另一方面, 积极发展科教事业, 培养和积累人力资源,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努力引进和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环保产业, 稳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在广西工业中的比重。还应积极发展金融、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使其逐步成为广西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从而从根本上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走上和谐的科学发展与新型工业化之路。

2. 加强排污监督, 科学制定环境标准, 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

广西应实施严格的环境政策和标准, 促使企业开展资源节约综合利用, 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从源头减少污染。同时积极推行环境管理体系、清洁生产审计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通过这些促使相关排放的拐点提前到来, 使环境曲线变得缓和, 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3.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

一是改革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 增加环保投入。按照“污染者付费, 利用者补偿, 开发者保护, 破坏者恢复”的原则, 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二是走出“环保靠政府, 经济靠市场”的误区, 开展排污权交易。三是要建立能源收益的调节机制, 通过政府权利对资源暴利企业进行调节, 发展清洁能源, 发展生态事业。四是建立产业的下游对产业的上游进行反哺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彭水军, 包群.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 2006 (8) :3-17.

[2]许士春, 何正霞.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 2007 (4) :22-26.

[3]蔡昉, 都阳, 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 2008 (6) :4-11.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10

1 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经济增长究竟是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还是会改善环境质量,资源的约束到底是限制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促使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KuznetS(1955)[1]提出“倒U型”的库茨涅茨曲线,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也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将会导致环境的恶化,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不过当经济发展超越某一临界点后,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反而会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Meadows(1972)[2]提出增长的极限,认为地球可利用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增长在有限的资源下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为了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人为地降低经济发展速度。Panayotou(1995)[3]提出污染与收入的驼峰型EKC曲线。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4]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Neha(2007)[5]从全要素的角度研究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发现单靠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是不能保证环境污染会下降的,利用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在经济增长时刺激消费者对环境保护费用的支出,从消费者的偏好结构来获取持久的、较高的环境质量。

张晓(1999)[6]通过对我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己呈现出较弱的倒U型关系。陆虹(2000)[7]通过分析大气污染的特征,发现全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随收入而上升。陈祖海(2004)[8]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经济与环境二者之间的生态系统负反馈机制、经济系统正反馈机制,以及二者之间动态反馈机制,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中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演化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封闭生态环境的原始演化阶段;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近代演化阶段;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演化阶段。陈华文(2004)[9]针对EKC假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对于多数指标而言,经济增长初期会造成环境质量恶化,但到达一个转折点后,经济增长又会引致环境污染状况的改善,不同的环境质量指标对应于不同的转折点,不过最终经济增长将会改善环境质量,对环境破坏问题的解决还需依靠经济增长本身,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发生,而要通过政策响应来实现。包群等(2005)[10]对1996~2002年我国面板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认为倒U型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刘燕等(2006)[11]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同环境污染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倒U型曲线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之间表现为一种倒N型曲线关系,与工业废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而只有与工业固体废物之间表现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王立平等(2010)[12]在EKC假设的基础上引入空间相关因素,认为我国基本满足EKC假设,并且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吕健(2011)[13]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不难发现自从Kuznets提出EKC曲线后,国内外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大多是围绕EKC假设展开的,主要是讨论经济增长和环境衰退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特别是国内,众多学者利用不同省分的数据进行各种实证检验。但是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空间计量分析则比较少,特别是把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与碳税结合在一起,则相关文献就更少。本文就主要从这个角度出发,以空间计量为主要方法,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碳税、环境污染与碳税三者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模型与数据来源

近年来,空间计量分析技术[14]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分析研究对象的空间位置和相互作用,认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数据与时间序列存在相对应的空间相关。本文将采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常系数回归模型这两种最为常用的空间分析方法。

2.1 空间自相关

Moran(1950)[15]提出的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该指数是检验区域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的常用方法。

undefined

其中,undefined,Yi表示第i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总数,Wij为空间权值矩阵,采用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其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其中,当两个地区相邻时取值为1,不相邻时取值为0。Moran's I∈(-1,1),当I>0时,数值越大表示正相关程度越强;当I<0时,表明空间负相关;当I=0时,表明各地区之间属性值的分布与区位数据的分布相互独立。

2.2 空间滞后模型(SLM)

该模型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某一区域是否有溢出效应。表达式为

Y=ρWY+Xβ+ε

其中,Y为因变量;ρ为空间回归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n为地区数);X为k个外生变量观测值的n×k阶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β为k×1阶回归系数向量;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2.3 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误差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Y=Xβ+ε,其中ε=λWε+μ

其中,ε为随机误差向量,λ为n×1阶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λ反映了相邻地区的观察值Y对本地区观察值Y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参数β反映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

2.4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2.4.1 经济增长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指标选取时主要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RJGDP)反映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单位:元/人。

2.4.2 碳税

这是一个虚构变量,碳税在我国尚未征收,目前已经开征碳税的国家主要是设定税率,再根据排放量征收碳税,因此,我们用历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作为衡量碳税的指标,用以测定假如征收碳税的话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碳税的计算公式为:

碳税(TAX)=二氧化碳排放量(P)×税率(t)

二氧化碳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而统计数据中的标准煤是一个能量单位,没有含碳量数据,也不能计算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因此我们选择含碳量较高的无烟煤作为估算基础,以纯度较高的90%的含碳量进行计算,结合能源转换效率,对各省、市、自治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计算公式为:

二氧化碳排放量(P)=能源消耗量(EC)×90%×能源加工转换效率(EEC)×44/12

2.4.3 环境污染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工业占据了很大部分,从2002年至今一直保持在70%左右,特别是对煤炭、原油、天然气和电力这4种能源消耗量非常大。2002年以来,煤炭消耗总量中工业占据了90.9%以上,原油消耗总量中工业占据了99.2%以上,天然气消耗总量中工业占据了73.3%以上,电力消耗总量中工业占据了72.2%以上。因此环境污染主要选取工业“三废”进行衡量,废水(WW),单位:万吨;废气(WG),单位:亿标准立方米;废渣(WS),单位:万吨。

2.4.4 数据来源

我国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而且目前统计数据只能获取到2009年,因此在指标选取时主要采用了2001年和2009年间的数据,为了进行比较,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

2.4.5 模型设定

基于双对数模型,可建立经济增长的SLM模型:

ln(RJGDP)=c+ρWln(RJGDP)+β1ln(TAX)+β2(WW)+β3ln(WG)+β4ln(WS)+ε

可建立经济增长的SEM模型:

ln(RJGDP)=c+λεW+β1ln(TAX)+β2(WW)+β3ln(WG)+β4ln(WS)+μ

其中,c为常数项,ρ为空间回归系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3 空间自相关检验

3.1 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通过表1计算结果,我们可以明显看出,Moran's I的在5%的水平上显著性非常强,而且,Z值也都大于1.96,说明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着空间集聚的态势。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从图1的经济增长的全局Moran's I图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省市的分布在H-H区域和L-L区域,具有正相关关系。具体来说,在H-H区域主要在东部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除内蒙古外,余下省市基本上都属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因我们采用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不太高的内蒙古GDP与较少的人数,使得其人均GDP比较高,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同时也说明,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区域的经济辐射性较强,对周边经济正向推动作用较大。

在L-L区域主要在中西部区域,包括了青海、甘肃、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而且几年来基本上变化不大,可能会给周边省市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并且通过二次趋势面诊断也显示出,回归系数绝大多数为正数,表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经济增长上是从西向东上升,从南向北上升。这一点我们通过经济增长的LISA图(见图2)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3.2 环境污染、碳税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指标为变量,计算双变量的Moran's I值(见表2)并绘制双变量的LISA图(此处仅提供2009年的显著水平图)。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所有的Moran's I值均为正数,说明经济增长与废水、废气、废渣、碳税在空间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Moran's I值均有所缓慢上升,相关性在逐渐增强。观察历年的双

变量LISA图,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废水、废气、废渣、碳税的4种图中,处于H-H象限的辽宁、河北、上海、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处于L-L象限的主要包括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这些省域恰恰是我国工业高速发展与缓慢发展的区域,显示出省域之间的确存在着空间的相关性。

4 普通OLS回归模型检验

对2001~200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普通OLS回归分析,从表3可知,历年的拟合优度都不高,回归结果不太理想,但是,F统计值2001年通过了5%显著水平检验,其余各年模型的线性关系均在99%的置信度下是显著成立的。从回归系数来看,经济增长与碳税、废气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与废渣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基本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与废水的关系却未通过检验。具体来看,随着我国的入世,经济发展日益加快,从2001~2009年,我国GDP增长了1.11倍,能源消费增长了1.04倍,高能耗行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从短期来看,实施改进技术、更新设备等节能减排措施还需要一段时间,能源消耗必会与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化,而且废气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主要是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所以说,碳税、废气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废水与废渣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我国近年来的不断治理水污染、垃圾污染有着必然联系,说明废渣与废水的过度排放未必还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进一步观察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M-lag与Robust LM lag的统计值基本上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LM-Error仅有3年的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普通OLS回归法遗漏了空间自相关的因素,从而使得普通OLS回归模型不够恰当,也可以看出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增长肯定是有关系的。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5 空间模型实证检验与分析

对数据进行空间滞后模型检验与空间误差模型的检验,根据表4检验结果,从拟合优度来看,历年的SLM模型和SEM模型都优于普通OLS模型,但是由于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的是极大似然估计法(ML),基于残差平方和的分解拟合优度检验的意义不大,因此,下面对空间面板数据进行滞后检验与误差检验,根据两个Lagrange乘数滞后和误差及Robust的检验结果来判定选择SLM或SEM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续 表

SEM模型与SLM模型中,每年的Log likelihood较普通OLS回归都是上升的,同时AIC和SC值都出现了下降,说明在SLM模型中新增的空间误差变量后拟合度在下降,而新增空间滞后变量改进了拟合度。而且从Moran's I值进一步观测模型残差与预测残差,也发现SLM模型比SEM模型结果更为显著,因此下面我们主要从SLM模型的角度进行分析。

注:(1)***、**、*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2)数据较多,仅列出部分年份。

从表5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实际预期基本一致,只有在废水这个变量的结果一直不显著,具体观察可以发现,这个变量在普通OLS回归下,统计结果也不是非常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剔除碳税和废气变量后,废水变量和废渣变量都是高度显著,这说明当加入碳税与废气变量后,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废水和废渣更加明显,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因此更加体现出了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较普通OLS结果都有所下降,这说明忽略空间相关性的考虑,会夸大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性是在逐渐增强的。具体来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是必然趋势,特别是2011年的德班气候大会,同意《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生效,我国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号,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日益增强。

废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较普通OLS结果都有所下降,而且在剔除碳税变量后,SLM中的系数有所上升,说明征收碳税对废气的排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SLM模型中的废气回归系数在2003年后呈现的是微弱的下降趋势,而且显著性还非常高,这与我国粗放式、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一定要不断加强碳税的征收,抑制废气的排放。

6 结论与启示

6.1 省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

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碳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碳税、废气、废渣间存在着显著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在显著水平图中多数省市位于H-H和L-L区域,其中H-H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东部和沿海地区,低值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这一结果与我国实际情况一致。高值区域省市对周边区域经济正向辐射作用较大,而低值区域则作用较小,所以这种空间的集聚必然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推动省市之间的经济往来,扩大正向的带动作用。因此,有必要考虑产业结构的空间布局均衡化问题,把一些合适的工业企业转移至西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要加强节能与使用低耗能能源工作,减少因工业企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加重问题。

6.2 征收碳税对治理环境污染作用重大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碳税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而且征收碳税后废气的相关系数呈现了下降趋势,说明碳税对减排与经济增长作用重大。具体来看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缓慢上升趋势,表明碳税的贡献度上升缓慢,同时废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逐渐下降,说明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废气排放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贡献空间。特别是对H-H区域的省市,在制定发展规划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必须要考虑高能耗行业的贡献度问题,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而且不仅要关注产业结构升级与减少能源消耗,要关注更各省份之间的协调发展。

6.3 经济增长已经摆脱对废水、废渣行业的依赖

我国尚未征收碳税,这里的碳税是个虚拟变量,而且废水在3种模型里的结果都不够显著,说明征收碳税后,废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能够准确测定,因此对于废水排放较多的工业企业暂时还不能扼制其发展,要以减少排放、治理污水为当前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普通的OLS模型,还是SLM模型,都显示出经济增长与废水、废渣是反向变化关系,而且系数的绝对值呈现的是上升趋势,排放废水、废渣越多只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更快。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必须要减少废水、废渣的工业项目,加大废水、废渣的治理力度,推进绿色工业进程。

6.4 废气污染不容忽视

从普通的OLS模型、SLM模型和SEM模型,不难发现废气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而且如若剔除碳税变量后,这个系数值会更大。也就是说,废气排放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逐渐加大,经济增长对废气排放企业的依赖性日益增长。这个现象我们不容忽视。但是,当加入碳税变量后,废气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说明征收碳税对废气排放是有抑制作用的,同时,碳税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也表明碳税虽然抑制了废气排放,但是并未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反而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在入世后各个省市的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这就要求我们在大量发展废气污染型企业的同时,必须促进经济增长的转型,摆脱对工业企业的依赖,同时征收碳税,抑制废气排放,走发展可持续绿色的工业道路。

摘要：以2001200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检验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碳税的关系,建立了包括废水、废气、废渣与碳税为变量的空间滞后模型。结果表明省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应注重地理位置相邻省份之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废气污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依然较大,但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已经摆脱对废水、废渣行业的依赖;征收碳税对治理环境污染作用重大,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抑制废气排放。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11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成本控制

一、前言

人类的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在一次性资源的使用上，如果不采用有效的管理，则会增加社会健康成本，使得经济增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

1.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环境承受力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工业革命作为新经济发展的起点，工业革命改变了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在经济发展中扩大了技术的应用，由此，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逐渐增大。另外，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也不可忽视，工业废气、生产垃圾使得工业聚集于环境恶劣，且由于大气、海洋处于流动的状态，使得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蔓延性，扩大了成本的同时，也使得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大大提升。但是，综合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关系应当是互相促进的，没有经济发展，社会效益低下，资源管理以及环境保护工作就无法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使得环境成本难以控制；如果不对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不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则使得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制度，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违背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会造成经济的反增长，同时也会影响人类的生存，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2.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

社会健康成本是指生态成本、制度成本、安全成本等多方面成本的综合。社会健康也称之为社会的适应力，作用于社会的个体，能够适应于当前社会的变化，能做出正确的生存选择。人类发展正是基于对生存的渴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健康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人类在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作用开始发生转变。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成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增长提高了社会健康成本。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除了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外，在精神方面也有巨大的需求，这就使得各项指标得以产生，最为基本的就是幸福指數；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大，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挑战，为了有效改善环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同时加强了社会群体对降低社会健康成本的参与力度，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等用以制约公民的违法行为，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如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平衡的有效措施

1.正视发展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社会健康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正视发展现状，要以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的发展问题为根本目的，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社会健康造成的影响，规范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对国民的生存状况以及发展问题加以研究，对经济增长进行全面的评估，加强经济管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2.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容易造成社会发展的局限，影响了当代价值观的构建，我国基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以及对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深刻反思，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念，要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重视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我国应当鼓励发展科学技术，以科学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以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环境资源与保护工作方面，通过加大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工作效率的提升，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提升，作用于经济增长中，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建立环境和社会健康保障体系

由经济增长引发的环境和社会健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只有通过科学的治理程序，才能实现环境的自我恢复。纵观人类的发展历程，必须要为后代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要建立环境和社会健康保障体系，增加对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管理的投入力度，重视健康的发展，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融合发展，实现成本的有效降低，实现经济收益的增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只有正视发展现状、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建立环境和社会健康保障体系，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平衡，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才能实现社会健康成本的降低，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齐红倩，王志涛，赫永达.污染密集型产业承接增加居民健康成本支出了吗——基于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02（09）：15-26.

[2]陈思霞，薛钢.地方环境公共支出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技术效率与健康资本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4，01（05）：173-181.

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 篇12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到2013年,广西的GDP已经达到1.4 万亿元,是10 年前(2003 年)的5.12 倍。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会带来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1998—2012 年,除了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有较大幅度减少外,广西的环境污染总体来说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废气排放量由1998 年的4152 亿标立方米增加到2012 年的27611 亿标立方米,其排放量增加了近6 倍多。2013 年,广西首府南宁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出现PM2.5,空气质量在某些时候显示为严重污染,广西其他主要城市也正遭遇着大气的严重污染。工业废水虽然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状态,但其排放总量仍然较大。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不利于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 年首次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Panayotou(1993)指出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成为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EKC反映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表示环境污染排放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先增加而后通过改善降低的趋势。因此,研究广西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关系,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广西是否存在以及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具体特征,对促进广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广西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的实证分析

1、EKC模型介绍

根据Grossman和Krueger于1991 年提出的EKC假说,结合国内外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EKC模型的主要形式为:

其中Y为环境污染排放水平,X为人均国民收入(也即人均GDP),u为随机扰动项,α0、α1、α2、α3均为待估参数。

2、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广西1998—2012 年广西工业废水排放量Y1、工业废气排放量Y2(包括二氧化硫排放量Y3)、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Y4 为广西污染排放水平,选取广西人均GDP为经济增长水平,用X表示。(数据来源于1999—2013 年《广西统计年鉴》。)

3、经济增长与广西综合污染排放水平之间的关系

为了显示广西总的污染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将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构建一个综合的环境污染水平指标,由于工业“三废”的计量单位不同,不能进行直接的对比和加总,因此需要对工业三废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一个标准化的赋值,本文采取的是典型的数据归一化处理,其处理公式为:

其中Yi*= 表示标准化的污染水平,Yi表示i年的污染排放水平,Ymax与Ymin分别表示样本期内的污染排放水平的最大值与最小值,运用上式公式(2)分别对广西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包括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弃物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计算出综合的环境污染水平:

其中,YiT表示第i年的综合的环境污染水平指标,j表示工业污染排放的类型(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种类型),Y*ji表示j种类型第i年的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环境污染排放水平,wj表示j种污染物排放量的权重。

对于污染物排放量权重值wj的计算,本文将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结合当前广西污染形势以及专家打分的方法,运用EXCEL软件构建环境污染水平的判断矩阵,并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出广西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包括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权重分别为0.35、0.53 和0.12。该权重结果虽然与有些学者所得出的结果有差异,但在“谈霾色变”的形势下,广西的大气污染与过去相比,形势较为严峻,因此工业废气污染排放量0.53 的权重值也符合广西当前的形势。利用权重数据,并结合公式(3),运用EXCEL软件计算出综合的环境污染水平YiT。同时运用公式(2)对广西人均GDP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的人均GDP为XiT。

运用公式(1),构建广西综合污染排放水平YiT与标准化人均GDPXiT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采用统计软件evews6.0 进行回归模拟,广西综合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对标准化人均GDP首先进行三次函数模型进行回归模拟,结果显示三次函数回归系数 α3显著为0,为了获得更为精确的结果,改为二次函数模型进行回归,回归模型结果及模拟图形如图1。

由系数 α1>0、α2<0、α3=0,并结合R2=0.68,模拟程度较高,可以得出,广西标准化人均GDP与综合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存在较强的“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由此可以说明广西的综合环境污染排放水平随着经济增长会逐渐增加,达到一定高度后,会随着经济增长,综合污染排放水平会逐渐下降,从图1 可以看出,目前广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虽然存在“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但还处于“倒U型”的左测,至于最高点虽然目前出现在2011 年,但由于后面的很多年份污染排放水平处于未知状态,广西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已经达到拐点还有待未来继续去验证。

三、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之间的关系

1、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关系

将人均GDP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数据带入公式(1)中的模型,运用统计软件eviews6.0 进行回归模拟,回归模拟图形和模型如图2。

根据表1 中的系数 α1>0、α2<0、α3>0,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均GDP之间存在“N型”三次曲线关系,结合图2 与R2的值0.4 可以看出,表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较弱的“N型”曲线关系,在2000 年人均GDP为4378.11 元时,工业污水排放量为81571 万吨,为样本期内的最低值;而在2003 年人均GDP为5631.316 元时,工业污水排放量达到214814 万吨,为样本期内的最高值在2004年下降到122731 万吨,2005 年略有上涨,2006 年下降到128932 万吨后,2007 年与2008 年工业废水排放量一路上涨,在2008 年人均GDP为14203.96 元时,工业废水排放量达到205745 万吨,达到样本期第二高峰值,之后几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就一直降低。

2、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关系

模型与方法同上,运用eviews6.0 软件对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排放量进行回归模拟,回归模拟图形和模型如图3。

首先对模型进行EKC三次曲线模拟,经显著性检验二次函数和三次函数的系数都显著为0,然后重构线性模型,据表1 的系数判断表可以看出,模型中的 α1≠0、α2=α3=0,同时由于R2的值为0.89,结合图3,可见广西经济增长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十分明显的线性关系,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广西工业废气排放量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8 年的4125 亿标立方米上升到2011年的29853 亿标立方米,达到样本期内的最大值,2012 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从目前广西大气污染的现有形势看,广西的大气污染仍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同理可以得到经济增长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及模拟图4。

通过模型的系数 α1>0、α2<0、α3=0 以及R2的值为0.78 可以看出来,广西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硫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呈较强的“倒U型”三次曲线关系,从图4 可以看出,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侧,“倒U型”曲线右侧的拐点出现在2005 年,也即人均GDP为8275.6 元的时候,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97 万吨,从2005 年之后,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2012 年,达到样本期内的最低,为47.16 万吨。

3、经济增长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之间关系

方法以及原理同上,利用eviews6.0 软件对广西经济增长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进行回归模拟,回归模型及模拟图形如图5。

根据模型的系数 α1<0、α2>0、α3=0 判断,广西经济增长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U型”二次曲线关系,且R2的值为0.707,表明“U型”曲线特征较为显著,从图5 可以看出,广西经济增长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1998—2012 年,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最高的年份为1998 年,在人均GDP为4070.67 元的时候,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达到245 万吨,样本期内,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最低的年份是2012 年,2012 年广西的人均GDP为24876.15 元,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仅为0.41 万吨,表明广西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治理已取得显著的成绩。

四、广西环境污染库兹涅茨曲线特点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广西1998—2012 年的经济增长与综合环境污染排放水平的相关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广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满足“倒U型”特征,只是目前广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位置,广西经济的不断增长以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加剧地区环境污染,在“十五”时期,广西GDP年均增长15.4%左右;到“十一五”时期,广西GDP年均增长在16.3%左右。2012 年,广西GDP总量达到13035.10 亿元,人均GDP达到24876.15 元,其中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1%,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1.6%,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0.3%,从广西人均GDP水平和产业结构来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广西的经济也已步入到工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的推进,使得广西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处于上升阶段。

从广西1998—2012 年的经济增长与广西工业“三废”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广西仍然走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经济增长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EKC存在较弱的“N型”三次曲线特征,且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波动较大,也表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弱,近几年工业废水排放量有轻微下降的趋势,可见广西的污水治理措施初见成效,但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仍很大,广西大量的制糖造纸、冶金、化工等很多中小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不做污水处理,这也是广西工业废水排放总量高的主要原因。

广西经济增长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EKC呈线性特征,即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工业废气污染也在不断的加剧。近年来,广西工业产值也在不断增加,2012 年广西的工业总产值为15657.2173 亿元,比2010 年的9644.1278 亿元增加了62.35%,比2005 年的2547.3188 亿元增加了近5.15倍,工业产值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特别是近两年来,广西的主要城市如南宁、柳州、桂林等已出现“雾霾”天气,广西的大气污染已显示较为严峻的状态。广西经济增长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EKC与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EKC不同,广西经济增长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EKC呈“倒U型”特征,且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侧,广西经济增长对工业固体废弃物的EKC呈“U型”特征,且在“U型”曲线的左侧,虽然两者在函数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可曲线却有共同的特征,即随着经济增长,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逐渐下降,根本原因在于,广西实施治理和综合利用等措施在降低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高效脱硫设备的大量使用,使得二氧化硫排放量逐年降低,2012 年广西二氧化硫排放量为47.16 万吨,二氧化硫的去除量为113.5 万吨,去除率达到70.6%。工业固体废弃物的降低更是效果显著,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再利用是工业固体废弃物急剧下降的根本原因,2012 年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7964 万吨,其中处置2218 万吨,综合利用5369 万吨,最终只排放了0.41 万吨,是1998 年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0.17%。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治理虽然成果显著,但工业废气和废水的治理还需要不断的加强,2012 年广西环境污染源治理投资总额为1976067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2%,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体来说广西环境污染治理任重道远。

五、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1、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认为二者是矛盾的对立体,发展经济必定带来环境的污染,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保护环境会限制经济的发展,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来,经济与环境是一个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增长为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提供保障和经济基础,同时又因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追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齐头并进。

2、走循环经济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循环经济坚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从广西目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当前广西综合环境污染排放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渐提高,即表明广西的高污染工业发展迅速,因此必须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经济效率低的工艺和设备,推进污染型企业走循环经济道路,积极发展能耗低、污染少、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促进资源节约和资源的综合利用,构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鼓励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政府机关应大力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3、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科技创新之路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体现了科技在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广西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促进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创建良好的生态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大力发展和使用节能技术、污染无害化处理技术、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等,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生产能力、自我净化能力、自我修复能力,构建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创新之路。

摘要：本文采用1998—2012年广西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建立广西经济增长与综合环境污染水平、工业“三废”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计量模型,模型结果显示,广西经济增长与综合环境污染水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倒U型”特征,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存在“N型”、“线性”和“U型”曲线特征,根据这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库兹涅茨曲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