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商业保险论文（精选12篇）
经济增长与商业保险论文 篇1
一、引言
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人口的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老龄化社会,全球的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特殊,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也给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带来更大的压力。当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经济增长压力大,如何处理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作者将结合多年养老保险管理工作和研究的经验,指出养老保险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依据相关经济学原理分析养老保险支出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处理好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相关可行性的建议。
二、养老保险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分析
养老保险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保护器,增加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投入虽然在短时间之内会减少社会的消费和建设投资总量,不利于当前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从总体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养老保险建设可以加强社会的安全感,增加居民消费支出。随着国家养老保险建设投入资金的增加,居民的生活安全感也会逐步提升,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意识较为落后,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养老保险机制的健全可以逐步改变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适度提高消费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刺激我国经济的增长。第二,可以为经济建设筹集更多资金。在当前养老保险体系之下,越来越多的地方采用养老基金的方式来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这样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应用于发展较好的经济发展项目,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第三,可以有效的调节整体经济的发展。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的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明显,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压力。通过建设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利用国家调控手段,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养老投入力度,减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养老压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能比较有效地满足我国居民对养老保险的需要,也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不匹配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个人账户 “空账”情况较为严重
养老保险账户的“空账”现象是我国养老保险长期存在的危机。个人账户“空账”现象的产生源自于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的养老保险体制,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养老保险机制开始逐步改革,从现收现付向基金积累制转轨,但在改革的初期并没有设立相应的补偿机制,仅仅是简单的利用新制度来消化旧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债务,通过个人账户积累资金的公共调节解决代际转移的资金积累问题,为了保证退休职工养老保险的发放,直接挪用在职职工个人账户中的资金,造成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规模不断地扩大。
2、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不断扩大
我国的养老保险机制是从1997 年开始的,但养老保险改革所带来的转轨成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很多地方的养老保险金都收不抵支,每年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来补充养老保险的缺口。据相关权威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从1999 年开始机已经入不敷出,缺口高达50 亿以上,并且养老保险金的缺口并没有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缩小,相反这一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到2004 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已经达到6000 亿之巨,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我国养老保险问题将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巨大包袱,不仅严重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还会给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潜在的危机。
3、养老保险基金实现保值增值
近几年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速度稳定增长,但我国的消费品价格增长速度也较为迅速,这就容易造成货币的贬值,给养老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相关职工养老保险管理调理的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挪用和占用养老保险,严禁利用养老保险从事金融和经营性产业。这一规定虽然能够保证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防止不当投资带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和损失,但却进一步减少了养老基金的有效保值增值手段,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在银行存款以及购买相关债券的方式完全不能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造成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严重贬值,降低了养老保险在未来给在职员工的效应。
4、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支出不断递增
人口老龄化是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要面临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给养老保险的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明显呈现未富先老的状态,老年人占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医疗卫生条件也随之发展,人口的寿命期望也在不断地提高,这样也会造成养老保险比过去更长的支付期限。所有的这一切都会造成养老保险的指出逐年增加,给在职员工的养老保险带来新的压力,不利于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长远发展。
四、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议和对策
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而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养老保险体系提高最基本物质保证。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能够有效的满足社会对养老保险的需要。但在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不仅仅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满足社会对养老保险的需求。针对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1、减缓养老保险 “空账”向 “实帐”转化进程
虽然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保险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现收现付制度逐步被养老保险基金所取代,在职员工的养老保险被存在个人账户之下。但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存在于形式之上,大多数的养老保险账户一直在“空账”运行,大多数保险金都应用于支付现期的保险现金,与现收现付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现期经济发展大环境背景之下,弥补在职员工的养老保险“空账”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从经济学理论的层面来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养老保险的管理提出了著名的“保罗条件”:如果一国的资本利率大于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之和,养老保险从基金制向现收现付制度转变有利于社会经济增长;如果资本利率小于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之和,养老保险从基金制向现收现付制度转变不利于社会经济增长;如果资本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之和,经济则处于稳定的增长之中。从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以及未来经济发展预期来看,资本利率会小于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之和,为了促进经济与养老保险的协调发展,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我国养老保险的“空账”问题。
2、政府应该加快对转制成本的消化
从近期经济发展形势以及未来可预期的一段趋势来看,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充实养老保险“空账”的能力和条件,但养老保险机制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在养老保险机制转变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仅需要依靠在职员工个人账户的积累来抵消部分转制成本,还必须依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合理地消化未来养老保险转制所带来的成本,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利用现有的国有资产出售来抵消转制成本。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最火爆时期,各地政府都利用土地使用权的出售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土地使用权的出售来充实员工的养老保险账户;第二,调整国家的相关财政支出,增加对养老保险的预算投入。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经济建设投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地加剧,全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也随之增加,我国养老保险体制中的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国家必须及早的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对养老保险的预算投入;第三,利用现存的外汇充实养老保险账户。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国际贸易已经取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对部分发达国家持有大量的债务。近几年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国家所储备的大量外币开始不断地贬值,给国家也造成了的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以此为契机,利用丰富的外汇储备来冲销养老保险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成本。
3、持续提高现有劳动力的工作效率
人口老龄化是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养老保险问题也是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经历的社会问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呈现明显的未富先老的状况,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养老压力。要想为退休人员提供必要的养老基金,必须提高整体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提高整体社会的物质产出。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当前大部分青年生育观念的影响,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一直维持较低的生育率,社会的老龄化趋势会更加明显,养老保险的压力会更大。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适龄劳动力的人数不会出现明显增加,其占社会总体人口的比例甚至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想提高社会总体的财富创造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养老保险问题,需要国家相关机关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提高现有劳动力的工作效率,在现有劳动力人数不变甚至人数下降的基础之上提高社会财富的总量,彻底解决社会养老保险问题。
经济增长与商业保险论文 篇2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商业直觉与企业增长 篇3
无论机会早晚，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意识到，目前正在享有的其实还都是第一次机会的果实，取得的都是阶段性的胜利。
这是一个只有增长才能生存的经济时代。一项有关成熟公司的研究报告表明：如果公司不能及时更新，其最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也会变钝。正如一家全球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所言：“如果公司的增长率低于25％的话，市场将会棒打公司和我本人。我相信成功的关键在于，即使当一切似乎很完美时，也要保持改变一切的勇气。”
被《华尔街日报》尊称为“增长大师”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观点是：“每一代人都低估了自己我手新理念的潜力。很多机会有待开发，而我们却总是错过这样珍贵的礼会，错过的可能性不减反增。”
成功的创业型老板似乎就是直觉天才，而成功的职业经理则多是逻辑思维的大师。在企业增长的当前大课题下，他们有着互补的强烈渴望。而本期“新视点”文章竟然和“突破力”立意不谋而合，则是个意外的收获，也反应出当前高端关注的聚焦点。
决策不是撞大运蒙牛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根生
在商业决策中，是逻辑说了算，还是直觉说了算?
虽然众议纷繁，但在商业生活中，纯逻辑式的决策与纯直觉式的决策实际上都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所谓决策，就是以已知决未知——已知部分靠逻辑，未知部分靠直觉。完全的“从已知到已知”，这叫运算，不叫决策；完全的“从未知到未知”，这叫冒险，也不叫决策。
稳妥决策＝逻辑控股＋直觉补充
那么，一个成功的决策，逻辑应该占多少，直觉应该占多少?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答案。有时候逻辑多些，有时候直觉多些。但我觉得，比较稳妥的决策模式应该是：逻辑控股+直觉补充。或者说：稳妥决策＝51％以上逻辑＋49％以下直觉。
我在原企业的时候，1995年底一改“雪糕冬季是淡季”的传统思想，让原企业雪糕走出内蒙古、突击东北、走向全国，结果，这个冬季创造了雪糕销售的传奇：往冬工人要放假，这一年冬天却加班加点；往冬工厂大半设备要停产，这一年冬天满负荷运转仍然供不应求。回过头来看，“冬天让人们大吃雪糕”，这不是天方夜谭式的直觉决策吗?但我清楚，这里面仍然是“逻辑主导，直觉辅导”：第一有个好产品“苦咖啡”，第二有呼和浩特与包头市场的成功实证，第三东北人本身就有冬季吃雪糕的习惯(问题只在于吃谁的不吃谁的)，这三条都是逻辑；而我认为苦咖啡可以“点击东北，席卷全国”，这才是直觉。
蒙牛刚刚在呼和浩特落成的“全球顶级工厂”，论规模全球最大，论技术全球最高，论研发将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品牌企业的亚洲工作站在此设研……许多人在问：这么高的投入，这么大的工厂，奶从哪来?货卖给谁?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拍脑袋工程”。但我清楚，这里面有直觉，更有逻辑：第一，民以食为天，食以奶为先，国民饮奶量日渐提升的趋势不可逆转；第二，内蒙古要建成世界乳业的中心，呼和浩特要建成世界乳都，天、地、人三个方面都具备这个条件；第三，蒙牛要成为“世界牛”，如果世界乳业研发中心的NO.1不在中国，不在内蒙古，不在蒙牛，全球乳业的冠军何以在中国诞生?
我们不仅要把企业做成有形资产的冠军，而且要做成无形资产的冠军。要知道有形资产是在企业手中，而无形资产是在消费者心中。
直觉的冒险>逻辑的迟疑
如果已知较少，而未知较多，那么，是等待，还是决断?
猛虎突然向你扑来，你是不需要逻辑论证“我是否武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打!
生命在于运动，企业贵在行动，在一定的事态下，有把握要行动，没把握也要行动：行动有两种可能，成功或者失败；不行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失败。
也就是说，直觉的冒险，胜过逻辑的迟疑!
上世纪90年代中，当原企业销售收入只有一两个亿的时候，我就提出，在全国30多个省的每一个省会城市都建一个冰激凌工厂，这样，一个工厂一年销5000万元，年销售收入就将是15个亿!我的设想是直觉的，其实也是有逻辑的：全国省会城市中，有谁不吃雪糕吗?昆明不吃?还是拉萨不吃?怎么能不吃呢?关键是没人想这个事。但我的这个“直觉”被当时的上司以类似人从哪来、钱从哪筹、货往哪销等“逻辑”镇压了。
2004年蒙牛建第一个国际示范牧场的时候，我就在构想生产“中国最高端牛奶”，它的价格是普通牛奶的3倍、4倍、5倍!有市场吗?没做过试验，但直觉上感到可行：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应在健康领域，就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喝起来”。这就是今天的特仑苏，它成功了。如果不走这一步，在全球乳业的竞争格局中，中国乳业的自主创新就不可能实现2006年的后来居上。
红海喜逻辑×蓝海爱直觉
在竞争激烈的红海领域，已知成分多，未知成分少，制胜关键在逻辑，多算胜，少算不胜，无算则一败涂地。
在有待开辟的蓝海领域，未知成分多，已知成分少，制胜关键在直觉，先觉胜，后觉不胜，不觉则望尘莫及。
支撑一个企业向前发展的力量通常有两条腿：第一条腿，靠逻辑运算，占领常规阵地；第二条腿，靠直觉指引，开辟新兴领地。
现在我们在讲自主创新，一些人便天真地以为只要找到一条跳进蓝海的路子，就可以彻底摆脱红海困境，坐享天下了。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
首先，市场是动态的，“蓝海”迟早会化作一片“红海”；蓝海变红海的速度，在中国更快，有时候是一年两年，有时候是一月两月，有时候只是一周两周，言之“蓝海瞬间变红海”也不为过。例如：蒙牛是2000年第一家推出利乐枕产品的中国企业，2001年便有多家跟进，2002年已经变成十大品牌的严酷厮杀。
其次，现在的“红海”，就是过去的“蓝海”；现在的“蓝海”，也必将是明天的“红海”。因此，一个企业最正常的状态是：一部分业务在红海中，一部分业务在蓝海中；先在“红海”里立住脚，才有可能向“蓝海”进军。
当今企业必须认识到“两个常态”：第一，产品同质化、竞争白热化是社会的常态，微利也是社会的常态，想完全跳离“红海”是不现实的，因此，只有那些脚踏实地沉下心来，实实在在抓质量、认认真真降成本的企业，才有生存的可能；第二，不断创造、推陈出新也是社会的常态，因此，只有与众不同，开发出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市场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占领常规市场与创造新兴市场，是“两条腿走路”，只靠其中一条腿是不可能长久的。
直觉不是撞大运
直觉不是天才的专利。那种把直觉
神秘化的观点是有害的。
直觉也不是赌博。那种以为直觉就是撞大运的观点也是有害的。
直觉是从起点直达终点的跳跃，是一种顿悟。顿悟只发生在有准备的人身上。
在你专业的领域，你的直觉也许是可信的，因为它通常都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结果。但在你非专业的领域，你的直觉就非常可疑，因为它通常都是“只知其一其二，不知其三其四”的张冠李戴。
一位象棋大师的直觉可以把棋局导向胜利，而一位象棋爱好者的直觉却可能把棋局引入死地。
苹果落地，物理学家牛顿可以直觉到“万有引力”，放羊娃“羊顿”大概只能直觉到该为牲畜过冬备草备料了。
直觉有时只是一种关系类比。李嘉诚是从做塑料花起家的。在工业化生产塑料花的历史上，他是中国市场的祖师，却是国际市场的徒孙。他的直觉，是认为可以把先发市场的成功模式迁移到后发市场去。
直觉有时则是一种跳跃联结。在中国人均饮奶量很小的时候，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中国可以产生世界乳业的全能冠军。现在，蒙牛牛奶的出口量已居全国第一，但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我们却敬而远之。不是那里没有机会，只因为我还有一种直觉：对国家不友好的地方，对企业也不会友好。
直觉可以把你推上高峰，也可以把你拖入低谷。
兰德公司的调查表明，世界上85％的大公司倒闭是因为决策失误。那失误里，既有逻辑错误，也有直觉错误，而且直觉错误所占的比例多半更大。
相对而言，跨国公司的业务拓展，要进行广泛的调研与论证，逻辑决策的含量可能大一些；中国公司的事业开拓，企业家的胆量与眼光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因而直觉决策可能比较突出。形成这种差异，不光源于企业自身的微观差异，也是源于社会环境的宏观差异。
直觉是伟大的，因为这世界先知先觉的人毕竟只是少数；直觉也是渺小的，因为它居然只是某人大脑中飘出的一根“游思”。为了让直觉这匹“野马”不致失控，最好给它戴上一副可靠的“笼头”。什么是最好的“笼头”呢?世界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的做法是，首先利用可确定性因素用数学模型来预测利率的变化方向、通胀率和公司利润的有用程度，然后再充分了解和掌握不确定性因素，最终在逻辑演绎的基础上展开直觉决策。
你的做法呢?
文章编号：1070801
编辑：唐人2001tr@sohu.com
商业领袖的特质创维集团彩电事业本部总裁杨东文
企业的基本功能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消费者的需求一般分为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
在我的商海职业生涯中，接触过许多杰出的商业领袖。他们大多处在各自产业的前端，或是产业的领导者，或是产业的标杆，或是产业的思想者。从他们的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领导力，看到了远见、国际视野、洞察力、激励、沟通与启发、决策与执行力，看到了倾听、专心、热情、品质与价值观……
朦胧中体会到他们身上那种特有的商业直觉。他们要不总是走在众人的前面，在每一次经济高潮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从而从容地将企业迅速做大做强，如商业强人李嘉诚总是及时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前端，从不错过每次市场先机；他们要不总能从市场中找到先机，在看似可有可无间，做出大胆决策，倾心投入，从而创造一个产业，比如电动自行车的诞生；他们要不预见性看到细分市场的机会，大胆投入，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如江南春与他的分众传媒；他们要不洞察到消费者内心的潜在需求，设计巧妙的营运形式，拨动消费者的“心弦”，如当今世界最大的便利店集团——日本“7-11”……
我不知道这些商业领袖的商业直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还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不知道这种商业直觉与他们的个性有关还是无关，也不知道这种商业直觉对企业的影响有多大，有多远。今天看来，尽管每个企业的成功各有各的理由，但商业领袖的商业直觉显然在企业的历史长河中，尤其在企业的关键转折点，常常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很值得关注研究。
众所周知，企业的基本功能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消费者的需求一般分为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绝大多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只是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而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则能满足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当然，满足现实需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毕竟可控，比如可以通过调查、统计和市场研究等方法工具去把握，大致不会出错。而满足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则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因为依据历史数据、现实调查和市场研究的方法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更需要的是预测能力，而目前这样的预测方法却并不完善。这更多是依靠企业家的智慧，尤其是他的商业直觉。
有些时候我们对杰出企业家的某些决策，当时看不懂，甚至觉得缺少理性的数据支持，但后来却往往证明他是成功的、是对的，为什么?这就是其商业直觉作用了。比如开商店，我们的基本规矩是“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而美国西尔斯的老板却把它改成“货物出门，负责到底”。当时来看，这是件非常冒险的决策，然而正是这项创造性的服务设计成就了西尔斯的百年不衰。其实对于出门商品实行随时换货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如果假定谁都来换，商店也就垮了，这应该是大多人的第一反应。但这个悬念抖出来的包袱是——前来换货的只是少数人!其实换货只是消费者的一个潜在需求，这样做只是更加平等地对待消费者，使消费者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商品质量过关的话，消费者并不会无事生非天天来换货。
问题是杰出商业领袖的商业直觉是天生的吗?
我觉得有至少几点是明确的：一是商业直觉并不神秘，他来自领导者的思考习惯，只有有心人才能感知市场的先机；二是商业直觉来自商业领袖的彻底市场导向，只有真正的以市场、以消费者为导向，才能发现市场机会，感知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三是商业直觉来自领导者的学习精神，只有心胸开阔，视野广大，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才能找到榜样，并在自己的市场形成自己特色的模式；四是商业直觉来自领导者的个性特征，有些市场机会其实大家也感知到了，但关键是义无反顾的决策、投入和坚持，这需要耐心、忍性和不达目标不罢休的精神，这与领导者的个性自然有一定的关联。
总之，大凡商业领袖都有杰出的商业直觉，这是企业的福气，更是他本人长期关注市场、勤于思考、良好的学习习惯及杰出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
文章编号：1070802
编辑：唐人2001tr@sohu.com
企业增长的活水陈春花
经历了近30年规模的飞速发展，很多中国企业开始面临增长的困境：一方面规模的提升不再是具有吸引力的方
向，很多企业陷入规模不经济的状态；另一方面，更多的企业陷入增长停滞的状态，找不到增长的方向和方式。
很多人会从行业、产业、竞争条件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企业增长应该建立在核心业务基础上。因为依赖于市场自然增长带来的增长，随着市场的饱和也自然会停滞增长；而只有建立在核心业务基础上的增长才会带来企业持续的增长。
具有核心业务基础的企业需要具备以下特征：市场份额领先；盈利能力较强；具有较强的抗竞争能力；能提高企业综合能力，稳固财务基础。这四个特征是很多企业和研究学者公认的表征，但是如果让企业具有这四个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归结到一个基本点上，我的观点依然是：价值增长。
价值增长是企业内在的增长
今天的市场最突出的特征是——复杂多样。也正是因为此，企业需要回归到真正带来增长的根本因素上。过去的几年间，不管企业如何评价自己的增长，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增长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的增长，是市场容量的自然增长带来的繁荣，并不是企业内在能力的增长。
而这种增长很容易导致企业忽略需要关注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如何满足顾客的需要——因为，真正的增长一定是来源于顾客价值的增长。
什么是商业成功?实质上就是使顾客满意，同时使企业赚钱。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但是却恰恰说出了真理所在，同时这也是衡量商业成功的基本标准，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界定企业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企业的增长是否能够带来持续性，就可以判断企业能否集中所有的资源给顾客带来满意，进而形成真正推动企业增长的内在动力。
我非常惊讶苹果公司所实现的增长，它是苹果公司与顾客之间全新价值体验带来的结果，以至于消费者达成这样的共识——只要是苹果公司推出的产品，必然有其独到的存在价值。苹果公司在有效结合产品设计与生产技术方面的能力深得业内人士的赞赏，同时，它非常注重用户体验以及产品设计对用户体验的影响。从2001年开始，苹果公司在全美开设了专卖店，不仅销售产品，更多时候是为消费者提供最直接的产品体验——任何光顾者都可以使用店中摆放的电脑，免费上网，听音乐，看电影，打游戏等，同时欢迎留下使用意见和建议。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直接、有效、深入地了解苹果，体验苹果带来的激情享受，进而从情感上接受苹果、跟随苹果，苹果公司也获得了根本性的内在增长。
顾客价值创新是价值增长的根本来源
我们如果继续深究下去，会发现今天的企业领袖们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随着市场的成熟度的增强和形成，企业必须找到和回答什么是增长的驱动因素。
随着全球竞争的开始，企业必须清晰地知道在哪里竞争和如何竞争。
随着产业合并的不断加剧和成为普遍，企业必须知道自己需要推出哪一项业务。
随着资源成为竞争的主要要素，企业必须明确知道应该把重点放在哪个发展机会上。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需要回答怎样使增长持续下去。
而连接这些问题的关键点就是：顾客价值的创新。只有不断地创新顾客的价值，企业才能够找到驱动增长的因素；只有顾客价值的创新，才能够让企业集中资源在最有效的产出之中，也才能够确定持续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Google的增长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顾客价值创新带来的变化。Google拥有清晰、明确的企业使命，那就是“整合全球信息，服务所有用户”。除了搜索引擎之外，Google还不断推出“转移固有思维定式”的新产品，包括网络服务(电子邮件系统、即时通讯及日程管理)、信息平台(Google新闻、Google Finance与地图相关产品)，以及电子商务系统(Google Base)等。Google以极快的速度从技术、产品、业务模式、地域以及消费群体等方面突破创新，“实时”推出新产品，“实时”满足顾客价值需求，从而成为增长型公司。
如果我们的企业领导者不能够像Google的领导者这样去思考，去关注企业价值增长的关键点，那么我们的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这也是为什么一进入2007年很多企业就觉得经营越来越困难的原因。根本问题就是企业需要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企业领导者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需要以价值增长的逻辑来看待环境、变化和竞争。
顾客价值创新的实现
丰田汽车的案例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问题。对于风靡全球的丰田生产方式，东京大学的藤本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丰田生产方式的强大之处在于暴露问题并反复不断地解决问题。这说明丰田生产方式的实质核心是：追求革新、勇于创新。顾客需求可以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丰田公司的优势之一在于它能够深知用户的隐性需求，在关注市场现状的同时留意发展趋势，通过产品研发及时推陈出新以满足顾客需求。我们看看丰田公司产品沿革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丰田汽车以大众可承受的价格提供了可靠的品质保证；90年代，丰田汽车更侧重于舒适和形象；现在，丰田汽车强调的是全面监控。这些围绕顾客价值所作的努力，使得丰田公司一直能够先于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丰田汽车永远是创新生产技术领域的第一名”。
洞悉顾客需求，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但为什么我们一直无法做到这一点?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企业根本就没有真正转变为顾客导向的思维方式和管理习惯。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已经没有机会贴近顾客，但是如果没有长期贴近顾客，是无法真正了解顾客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先生曾经告诫华为的高层管理人员，企业高层领导的责任就是三件事：布阵、点兵、陪顾客吃饭。由此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华为公司可以在激烈的产业竞争中保持优越的位置。而持续的创新投入需要公司的勇气和能力，更需要企业文化所营造的创新氛围，当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持续地关注创新并愿意参与创新的时候，顾客价值的创新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顾客是唯一能够解雇我们所有人的人。”我用这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文章编号：1070803
城镇化、经济增长与保险业发展 篇4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出台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实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改革开放35 年来,我国的城镇化率由1978 年的17.9%上升到2012 年的52.57%,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城镇数量大幅增加,城镇设施和功能不断完善,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城镇化无疑将对整个中国的保险行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及流动人口市民化将进一步拉动保险需求;二是城镇建设规划的落实将会增加保险资金投资,同时也增加了保险投资收益。
二、城镇化、经济增长与保险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一)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就现有的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来看,对其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和内在规律。(2)测算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可能产生障碍或不利因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王小鲁(2002)[1]估算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处于加速增长阶段,其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可以达到3.6个百分点。Luisit Bertinelli&Ericstrob(2003)[2]分析了城镇化、城市集中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却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城市集中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却没有系统联系。李秀敏、赵晓旭、朱艳艳(2006)[3]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顺序恰好相反,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城镇化率每提高1%,西部、中部和东部的人均地区GDP将分别增加0.19%、0.13% 和0.07% ,这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违背。Chun -chung.Au,Vernon Henderson.J(2006)[4]认为,中国长期以来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使城乡产业集群发展不充分,极大影响了城镇化水平,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吴福象、刘志彪(2008)[5]认为,城镇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新引擎作用。张志勇、李连庆(2012)[6]通过选取1978—2009 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动态经济计量模型,对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且两者变动具有同向性,短期内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强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则更为显著。
(二)关于经济增长与保险业的关系研究
关于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达成了共识,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研究。研究的思路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二是保险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传导机制。
对于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险消费和收入水平、保险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上。 Ward和Zurbruegg(2000)[7]对英美在内OECD九个成员国的研究则表明,保险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对影响保险业发展因素的讨论作为两者因果关系的延伸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Beckand Webb (2003)[8]检验了63 个国家自1980 年到1996 年的寿险消费数据,发现在若干的影响因素中,教育水平、银行业发展、通货膨胀是影响寿险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而收入的影响力较差。饶晓辉和钟正生(2005)[9]运用中国实际GDP和总保费额的数据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与保险市场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认为对中国而言,保险市场的发展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才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原因,并指出现阶段中国保险功能的发挥受到约束条件的限制。庞楷(2009)[10]利用修正的Solow模型检验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认为财产保险深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人身保险深度的影响却不显著。此外,与保险和银行的独立影响相比,保险深度和银行贷款占比对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更为显著。
对于保险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传导机制的研究。孙祁祥和贲奔(1997)[11]认为在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因素,即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在转变人们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ule(2001)[12]认为,保险公司、互助基金和养老基金是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而且他们对社会经济发展中老龄化、收入差距拉大和全球化等重大问题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保险业和其他金融部门之间日趋密切的联系也强化了保险对经济增长可能发挥的作用。栾存存(2004)[13]研究表明,保险增长源于保险业自身的扩张、国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张芳洁(2004)[14]利用1980—2002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我国保险业发展环境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和度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国家税收水平、产业结构变动、储蓄存款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通货膨胀等因素。Peter Haiss和Kjell(2008)[15]研究了OECD29 个国家1992—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保险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认为保险对GDP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保险业对经济的作用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刘晴辉(2008)[16]认为,在行为人的储蓄由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构成的情况下,保险发展产生储蓄结构效应,而储蓄结构效应导致的非流动性资产投资的相对增加,促进了资本和知识的积累,进而形成内生经济增长。赵尚梅和李勇(2009)[17]认为保险业发展不仅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且对非保险部门还存在溢出效应,保险业增速每提高1%,将带动实际GDP增长率提高1.215 4%;保险业每增长1%,非保险部门增长0.047 2%。
(三)研究评述与启示
纵观国内外城镇化、经济增长与保险关系问题的实证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实证分析结论所得差异较大,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而且有些结论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生变化。主要可能是在实证分析中两个方面的显著差异造成的,一方面显示保险发展指标变量的选择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方法中数据选取、模型设定、解释角度等不同,包括模型中采用了不同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此外,从目前的相关文献来看,将城镇化、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放到一起进行的研究十分少见,本文通过对三者的协整关系研究,来考察三者之间的长期联动关系。
三、城镇化、经济增长与保险业发展的长期关系测度
(一)数据来源与整理
本文以城镇化率(RU)表示城镇化水平,以人均GDP(AGDP)表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保险密度(ID)表示保险发展水平。样本范围为1980—2012 年的33 个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2012)》与和讯保险网。
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各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取对数后的变量分别为LID、RU和LAGDP。变化趋势如图1 所示。
从图1 可以看出,各变量具有相同的增长变化趋势,方向比较一致,并且均表现出非平稳的特征。其中,保险密度明显增加更快,这与我国保险行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现实相符合。对各变量分别进行一次差分,差分后变量的时间序列变得相对平稳(图2 所示),但仍然表现出一定的趋势性,究竟差分之后是否为平稳序列,需进一步进行平稳性检验。
(二)实证分析
1. 序列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ADF和PP检验方法对变量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对滞后项的选择和模型优劣的识别主要运用了AIC和SBC信息标准。检验结果(见表1)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LID、LRU和LAGDP是非平稳变量,而一阶差分DLID、DLRU和LAGDP均是平稳变量。所以LID~I(1)、LRU~I(1)、LAGDP~I(1)。LID、LRU和LAGDP之间符合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即同阶单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对三者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
注:D表示一阶差分,D2表示二阶差分,ADF检验形式(c、k、n)表示(常数项、趋势项、最大滞后阶数),c(或k)=0 表示不包括常数项或趋势项,采用SC准则自动选择滞后阶数n。
下面对3 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利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注:* 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 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和迹统计量相互验证,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LRU和LI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从长期看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2. VEC模型的构建。只要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由ARDL模型导出VEC模型。Sims(1980)[18]认为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差分后再将其纳入VAR模型将会丢失数据中的互动信息,因此他们建议即使在变量存在单位根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将非平稳的序列放入VAR模型中。为了减少互动信息的丢失,且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本文将变量的水平值直接纳入VAR系统中。
首先确定VAR的最佳滞后期。根据信息准则评价指标来确定最佳滞后期。从表3 可以看出,应该建立VAR(1)模型。
注:* 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接下来,我们给出VAR(1)的解析表达式:
对个方程的各阶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方程的拟合度R2都较高,说明方程拟合较好,而且各个方程的P值显示,各阶系数均高度显著,如表4 所示。
注: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5%。
要根据VAR模型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需要借助于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实现,但这需要以VAR的稳定为前提。根据VAR模型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所有的特征值均在单位圆内,故此VAR(1)系统是稳定的。
由于上述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协整性,可以对变量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化是保险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但是,保险业发展却不是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城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会促进保险业的发展,这同我国目前的保险业发展现状相一致。由此说明我们如此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但是,要具体了解各经济变量变动的动态相互影响,就要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实现。
注: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5%。
四、保险资金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波动关系分析
(一)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信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根据模型的AR根图,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的所有根模的倒数全部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则模型稳定;反之,某些结果将不再有效,比如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误差。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均符合稳定性条件,可以进行下面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析。本文基于Cholesky顺序的脉冲响应函数做脉冲响应分析(如图3、图4 所示)。
图3 显示,LID受到LAGDP的一个正向冲击后,从第1 期开始LID开始下降,并且从第二期开始LID的下降幅度呈现边际递增的效应,并且在第3 期达到最小值,随后上升并且一直持续下去,这说明LID对于LAGDP的正向冲击的作用在短期表现出负效应,这说明在短期经济增长会对保险需求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必然促进保险需求的增长。
图4 显示,LID受到城镇化增长的一个冲击后,立刻开始上升,并在第6 期达到峰值,然后保持稳定的正向效应。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是长期的、持续的。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的保险需求有长期的发展空间。
(三)方差分解函数分析
方差分解表示的是当系统的某个变量受到了一个单位的冲击以后,以变量的预测误差方差百分比的形式反映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它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信息)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以了解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各个变量对保费收入的贡献率。方差分解结果(图5)表明在第9 年以后基本稳定。从长期看,保费收入变化中约75%由其自身决定,说明保险行业具有相当强的自我发展、自我扩张的内在强化能力,城镇化增长变化的冲击从长期来看能解释保险发展变化的20%左右。
六、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1980—2012 年的城镇化率、采用通货膨胀率修正的人均GDP和保险密度三个时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城镇化、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城镇化、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之间存在动态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几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关联和影响。
2.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城镇化率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滞后,这种滞后效应可能是在经济状况良好时,人们的安全感比较高,相对于保险的需求减少。但是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当经济经过一个时期发展开始走向衰退时,人们的忧患意识增强,对保险的需求就会增加。因此经济发展对保险业的影响作用将会产生滞后效应。
3. 从方差分解表也可以看出,保险业的发展有75%是依靠保险业内部的发展获得的,外部对保险业发展影响只占到20%左右。
4. 研究表明,1980—2012 年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与保险业自身的努力增长有关,还与我国城镇化率、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有关,这种关系不断改变着保险需求者的预期,极大地提升了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摘要：基于VAR模型讨论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与保险业发展三者的关系,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具有长期的正向效应。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城镇化率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相对滞后效应。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篇5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 篇6
高速增长的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带动公司和公司群健康、持续、高速地成长，在国家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之间，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公司成长要解决的难题。
六年以前，三位在麻省理工大学求学的中国同学问了他们老师个问题：与日本或欧洲相比，美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这位叫Lester Thurow的老师，回答了一句话，“我们能够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创立公司，并把它们变成大公司”。这位曾任斯隆商学院院长的老师举证，“如果你看看美国25个最大的公司，其中有8个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英特尔不存在！微软不存在！沃尔玛不存在!但“如果你看看今天欧洲最大的25个公司，它们在1960年时早就是大公司了。”听得出来，这位老师对美国经济的这个特点颇感自豪。
成长的多种组合
这就带出了本文的主题——成长。受到上述对话的启发，我们不妨思考经济成长与公司成长的关系，在经验上，似乎有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种，一国经济主要靠家大公司支撑着。比如芬兰，当然那里也有不少好公司。但达到国际级的，可能就是Nokia一支独秀。国内有的地区也有这种现象，方圆几百里就是一座高山，靠那家公司支撑着当地的财政、税收、就业和繁荣。这种类型的经济有某种脆弱性，一旦这个支柱性公司发生什么问题，整个经济就摇晃。
第二种就是像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那样，靠一批百年老店支撑大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韩国经济差不多也是这个特征。谈起最大的好公司，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几家。早先还是不断地推陈出新、后来居上，可是一旦形成个顶端结构，多少年就超稳定。这同样符合Thurow说的特征，最大的公司，20年前就有了，少有大的变化。
第三种类型，从经济上看是高速增长，但从公司看则是前仆后继，排排起来，又～排排倒下去。通过一批又一批公司的死亡，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角度看，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是在最发达的经济里，公司成活率也不一定比最落后经济里的婴儿成活率高。但是仔细比较，不同国家的差别还是很大。有的大浪淘沙，总还能淘出金子来——出了一批好公司；另外一些地方呢，来回折腾，所剩无几。经济高速增长，但没有在公司组织方面留下家业。
最后一类就是令Thurow颇感自豪的那个类型，不断从小公司中成长出最大的、世界级的公司来。不是说老公司全都垮了，许多百年老店还在，比如IBM、福特汽车、JP摩根等等，也还有实力和活力：但又不断冒出微软、沃尔玛这样在25年内就迅速成长为最大公司的新锐。就是中国老话讲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推过了前浪，但是前浪并没有消失，前浪后浪一起组成了滚滚东流的大江。
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后一个类型才支撑了最持久的经济增长，才从中长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结构。前两个类型，或者过于脆弱，或者结构僵硬。当然它们总比前仆后继型的好很多。经济增长没有落下组织成果的，可以一时间很热闹，可是代价太大，消耗太多，难以持久，最后不能支持持续的经济成长。
看中国经济，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不是定意味着能带动公司和公司群自然而然地健康、持续、高速地成长?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在国家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之间，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这样来看，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公司成长”，就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强调创新，还是强调企业家精神?
公司成长，环境条件当然重要，不可或缺。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企业自身的状态有决定意义。这里，要集中谈一谈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保持和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似乎也更加困难。
这里说的是“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使用流行的“创新”——最早由熊彼特定义的作为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特质。创新当然很不容易，可是创新究竟难在何处，人们并没有做很多探究。我的看法，难就难在绝大多数的创新——技术、产品、商务模式等等——在市场上可能一钱不值!
是的，标新立异固然不易，可是比起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受到市场欢迎的标新立异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脱离市场需要的“创新”，不但不是公司成长的源泉，而且常常是商业活动的灾难。这是所有创新性活动的共同困难——艺术创新最难的是打动人们的心灵，学术创新呢?难在启迪人们的思想。要是只讲新颖和独到，不论是否满足他人的需要，不断搞怪的“创新”，又有何难?
在商业上，受市场欢迎的创新才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能轻而易举就知道什么是“市场需求”。不要以为消费者会把他们的需求清楚地说出来，在许多时候，甚至连消费者自己也不完全知道。举一个例，川菜似平谁都知道，但如果不是“俏江南”开发出带有文化格调的川菜，人们从何知道居然还有如此独到的对川菜的“市场需求”?
这类故事是讲不完的，要点就是有人对人们尚未满足的需要很在意，在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支持下，判断、决策、尝试、行动。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而是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把创新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手段，组合各种资源，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来，把市场做出来。所以，我还是习惯把“对潜在市场需求的敏感”，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I，Kjrzer讲的好，脱离市场需求的“创新”，可能给商业带来灾难。
仅从这一点看，现在更需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因为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比过去困难多了。到处都是所谓的“买方市场”，再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普遍的短缺，找一个产品生产出来就可以卖钱。另外，全球化扩大了市场规模，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一个人想到的商业点子全球有很多人都能想到，而且强手如云，很容易把商业点子变成产品。
从另外一面看，企业家精神的“供给”难度又发生了变化。回头看，贫穷似乎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发动机，因为穷则思变，逼人奋进。中国一大批草根企业家，就是在穷得没办法的情况下，左闯右闯杀出一条路来。今天经济增长这么快，收入和享受比过去大大提升，反过来就是创业的成本迅速增加了。另外，过去我们国家还有一种造就企业家的特殊历史力量，那就是体制的错误和耽误。许多人多少年也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改革开放好不容易带来机会，就拼死也不放弃。我知道的柳传志，差不多40岁才有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就是报酬再低，工作难度再大，柳总那代人也要干。现在不容易了，找一条坚持做下去的理由，很难；找百条放弃的理由，容易。
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少年的官本位传统，企业家一商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低。再加上长期乱批资本主义，企业家连头也抬不起来。只不过因为长期贫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在一个时期内被舆论接受，先富者包括企业家也还受到一点尊敬。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有一些先富者的钱财来得不清不白，结果导致“疑富”，甚至“仇富”情绪的蔓延。这不能不降低人们在市场上苦斗的精神奖励和鼓励。不止一次听人说，“何苦来呢，现在又不是没饭吃”!
实际的经济环境变化也很快。2005年我讲过“成本激升的挑战”，就是中国靠低成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近年产业成本升得凶——人工、土地、能源、材料，以及政府服务全面上涨。怎么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也讲过，与发达经济相比，中国还有很强的成本优势。但是全球都在开放，印度、俄罗斯、越南，追兵四起，谁也不会客气。一片“中国世纪”的乐观浪潮里，新的挑战早就逼近了。市场上的挑战主要对着谁来的?当然对着企业家。从这方面看，难度也加大了。
成长的烦恼
成长，特别是高速成长，本身就是极大的麻烦。我们来看“成长”这个词怎么用。一幢大楼从九层盖到十层，我们不叫“成长”，因为大楼没有生命。成长总是指有生命的主体，比如说孩子在成长，或者一棵树在成长。要感谢上苍——多少万年的进化，凡有生命主体的成长差不多都是自动实现各方面的配合和适应。比如孩子的个头和体重增加了，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也相应得到发育，否则就要出毛病。但是“企业成长”没有那么远久的进化。到今天不少人讲到企业，还是“做大做强”——完全都是物理概念，而不是生物的成长。可是在实践上，企业属于有生命的主体——销售和利润的增加，一定引起内外部一连串的变化。疯长身高，内脏器官或调控系统没有得到相应的发育，很危险。
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但也比过去更困难。于是问：英雄何在?我在深圳调查时，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不断讲到任正非，讲到任总当年如何困难，而今天的华为让世人刮目相看。到浙江台州，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总讲当年的李书福。这说明一个地方、一个经济里只要出几位英雄，对后人就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最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讲多了没有用，做出来才算数。
经济增长与商业保险论文 篇7
关键词：财产保险,经济增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保险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年平均增长幅度超过20%,对GDP的直接贡献度从1999年的1.5%增长到2014年的3.2%。作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保险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不断增强。而财产保险作为保险业中一个重要的险种,通过对损失的补偿,保证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的正常运转,在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安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开始,我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增长,从1999年的521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7023.38亿元,占保费总收入的36%。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平均增长率远远快于GDP的增速。
财产保险是一种社会的经济补偿制度,与国民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财产保险通过社会经济互助方式,用分散缴纳保险费的办法来建立保险基金,专门用来补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以及社会生活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致的经济损失,从经济上解决人们对财产在遭受意外损失后的补偿问题,从而起到保障生产和安定生活的作用。二是通过不断积累雄厚的保险基金,在未作偿付款之前可将其提供给国家用于信贷、投资,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
就财产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的发挥方面,财产保险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财产保险对社会安全体系的贡献度(财产保险赔付总额占全国灾害、事故损失的比重),从1999年的14.03%上升到2013年的60.61%Marco Arena(2008)实证分析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寿险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显著的。Outreville(1990)、Peter Haiss et al(2008)选取保险投资金额和保费收入作为分析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财产保险发展对经济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但是,Ward Damian etal (2000)选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其中一些国家的保险业发展对经济有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没有显著作用,而在其他国家得到的结论恰恰相反。
国内研究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较多,且得到的结论比较一致,认为保险与经济相互促进。有关财产保险对经济作用的研究较少且结论不一。庞楷(2009)、潘国臣等(2012)基于Solow模型分析表明财产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加快财产保险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林世安(2013)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产保险消费能拉动经济增长。刘萍萍(2009)发现财产保险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是财产保险与银行联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很明显。刘丽华(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财产保险发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卢爱珍等(2011)以新疆为例,发现短期内财产保险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谢利人(2006)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模型,证明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财产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有如下两个。一是很多研究是在跨国、截面数据的框架下做出的,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控制变量的选择有很大的敏感性。因为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应用是建立在经济稳定增长条件上的,但是大多数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却是不稳定的。二是国内外学者对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时,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可能是指标选取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分析方法以及模型选择的差异。本文在其他学者研究基础上,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与外生性,建立VAR模型,引入外生变量,分析我国财产保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财产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取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保险密度,即人均财产保险保费收入来衡量财产保险发展水平。
由于财产保险与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所以本文考虑把政策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收入的归宿,反映了政府政策的选择,体现了政府活动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用来衡量我国政策的变化。另一个引入的外生变量是城镇化。城镇化率,即城镇化水平,反映了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识。城镇化给经济和保险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本文使用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二)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为1999-2014年,财产保险密度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以及保险监督委员会网站,人均GDP、财政支出和城镇化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以1999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对GDP、财政支出进行调整,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做调整。由于各个变量之间的单位不同且数值差距较大,所以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本文选取均值化处理方法,能合理反映原始数据中的信息。
(三)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对人均GDP(GGDP)、财产保险密度(RBX)、城镇化率(Z1)、财政支出(Z2)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RGDP、RBX、Z1、Z2序列非平稳,且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所有的序列都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 协整检验。
对数据建立VAR模型,并根据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在建立的VAR模型上进行协整检验。选取特征根迹检验法,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接受人均GDP与人均财产保险保费存在1个协整关系,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3.VAR模型。
估计得到VAR模型的方程为:
模型判别系数R2=0.99,说明模型拟和良好。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从输出AR根的图与表中可以看到模型4个模根的导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说明该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一步做脉冲响应分析。
从式(1)、(2)中可以看到GDP的增长在滞后1期对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滞后2期对经济的作用为反方向的,可能是因为国家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为使经济平稳发展而采用紧缩性政策,避免经济过热。财产保险的增长在滞后1、2期对经济都有正向的拉动作用。GDP滞后1期对财产保险作用为负,在滞后2期对财产保险有正向拉动作用。
外生变量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率对财产保险、经济发展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GDP增加1.16个单位,人均保费增加0.71个单位。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GDP增加0.29个单位,人均保费增加0.004个单位。
4. 脉冲响应函数。
为了分析GDP与财产保险发展之间的动态联系,本文进一步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输出滞后20期的响应函数,见图1、图2。
从图1中可以看到给财产保险一个正向冲击,即财产保险的增长,在第1、2期对GDP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逐渐减弱,第5期影响为负,然后逐渐为0。可以看到,财产保险的增长对经济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作用比较短暂。
从图2中看到,给经济一个正向冲击,即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财产保险发展有正向拉动作用,该影响在第2期下降到最低点后又逐渐增加,直至最高点0.04,然后在第10期逐渐趋于0。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财产保险的促进作用显著且比较持久。
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表明,我国财产保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小于经济发展对财产保险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我国财产保险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财产保险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经济的补偿促进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四、结论与建议
从本文分析可以看到,财产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促进关系,经济增长推动财产保险的发展,财产保险的发展反过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财产保险对经济的贡献度逐年增加,但是可以看到财产保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小于经济发展对财产保险的拉动作用。同时,从模型外生变量估计系数也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与经济、保险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加快产业发展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拉动消费,对经济和财产保险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到,我国财产保险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协调,主要表现在财产保险发展模式存在问题,使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限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促进经济与财险协调发展。
第一,加快产品创新,增加财产保险产品种类。与人身保险相比,财产保险种类较少,不能从各个层次满足大众的需求,从而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财产保险的保险功能。所以,保险公司应该增加财产保险种类,从不同需求角度吸引大众,增加财产保险消费。从而也能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的补偿作用,以及对社会安全体系的贡献作用,减轻政府负担,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第二,转变财产保险发展模式,提高保险公司效率。我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保险深度以及保险密度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本文结论还可以看到财产保险的增长,在第1、2期对经济有正的促进作用,第3、4期对经济为反方向作用,这说明我国保险发展还处于初级水平,这种依赖保费收入增加,市场份额扩张的发展模式,只在短期内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在长期可能给经济带来负担,所以应该鼓励保险公司转型,提高保险公司效率。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本文得出的外生变量对财产保险、经济的促进作用,可以看到财政支出的增加通过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及保险消费的增加。因此,政府应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从而实现促进经济与保险发展的目的。
经济增长与商业保险论文 篇8
关键词：保险投资资金,国内生产总值,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保险资金运用又称保险投资, 是指保险企业将暂时闲置的保险资金以有偿返还方式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 从而扩大社会再生产规模。因此, 从概念上看对于保险资金的有效使用可以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保险资金运用是一种融资活动, 它与工商企业的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投资有着本质的区别, 保险投资以取得盈利或租金收入而使保险基金增值为目的, 并不是增加保险公司自身的资本存量。保险资金的性质决定了保险资金运用的必要性。保险资金是以货币形态为主的专项资金, 其运动一般经历三个阶段, 即保费收取、准备金的积累和运用、保险补偿或给付。保险准备金的积累与保险偿付的时间差给了保险投资的可能, 而保险基金需要累积庞大的资金, 这使保险投资行为与承保业务成为并驾齐驱的必然。
保险资金运用对保险行业的积极作用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使我国加快了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步伐。自2004年下半年先后放开了五扇大门:允许保险公司投资可转换债券;保险外汇资金在境外证券市场投资;允许保险公司发行次级债;保险资金可直接投资股票市场;外资保险公司可向商业银行办理协议存款。2009年修订实施的《保险法》进一步为投资不动产松绑。同年12月保监会对《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进一步为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拓宽渠道, 实现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尽可能的自由流动, 这样既可以满足保险资金流动性、盈利性的需要, 同时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本文以1999-2009年这10年间数据作为研究的基本样本空间, 对保险投资资金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性研究并给出结论及建议。
二、保险投资资金与经济增长模型构建
为了实证分析保险投资资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误差均衡修正模型进行分析。首先, 需要检验这两组时序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若是协整的, 说明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然后即可构建误差均衡修正模型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一) 单位根检验结果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 首先要对模型中的各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判断。本文应用SAS系统的Augmented Dicker-Fuller标准的单位根检验 (ADF) 程序对经济增长指标国内生产总值 (G) , 保险投资资金 (C) 时间序列数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ADF检验结果表明G和C均显著非平稳, 存在单位根, 但还不能说明它们是单位根过程, 需要进一步对G和C的差分△2G和△2C进行ADF检验。根据SAS软件计算G的二阶差分△2G有常数项、无趋势项模型延迟一阶的ADF检验结果, t=-3.75, P=0.0365<0.05, 认为G的二阶差分△2序列平稳。C的二阶差分△2C无常数项、无趋势项模型无延迟的ADF检验结果, t=-5.70, P=0.0001<0.05, 认为C的二阶差分序列平稳。二阶差分△2G和△2C的单位根检验的P值显著小于其对应的显著性水平α=0.05, 表明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即△2G和△2C是平稳的。从而变量序列G和C均为二阶单整序列I (2) 的。变量阶数相同, 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性检验, 以避免造成虚假回归。
(二) 协整分析结果
对于两个同样具有单位根性质的时序变量, 可以用EG两步法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建立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 作OLS估计协整参数向量;然后对回归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 若残差不具有单位根, 拒绝非协整性零假设, 从而认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构建G和C之间的回归模型
R2=0.9857 DW=1.925 F=621.83, t为回归模型中的趋势变量, 括号内为参数估计对应的t值, OLS回归结果表明方程拟合的效果比较好, 参数估计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对上述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下面分别用白噪声检验和ADF检验两种方法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2、表3。
通过表2可知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的P值显著小于其对应的显著性水平α=0.05, 表明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即εt是平稳的。
通过表3可知在各阶延迟下QLB检验统计量的P值显著大于显著性水平α=0.001, 因此有很大把握认为残差序列εt属于白噪声序列, 即εt是平稳的。因此拒绝非协整性零假设, G和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保险投资资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回归系数符合显著性要求, 说明所涉及的两变量模型是合理的。
(三) 误差均衡修正模型及结果解释
上文分析得到经济增长与保险投资资金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因而, 就可以建立这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 见表4。
在上述公式中, ECMt-1=dGt-9588975.2-9.19163dGt,
对误差均衡修正模型的结果解释如下:
1.两个方程中参数估计值均为负, 说明经济增长G和保险投资资金C存在长期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2.一阶差分dG与dC的t值说明经济增长G和保险投资资金C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 存在短期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3.前期误差项系数说明经济增长G对保险投资资金C的波动调整幅度较大, 而保险投资资金C对经济增长G的波动调整幅度不大。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以上对保险投资资金和经济增长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发现保险投资资金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短期, 保险投资资金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明显, 但存在着波动;长期而言, 保险投资资金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存在着稳定的促进关系。因此, 面临增加保险投资资金与经济增长的显著性关系, 应该对保险资金运用及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予以充分重视, 在保证保险公司应具有充分的偿付能力以及保险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 增加对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及强度。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保险投资资金的来源。保险资金运用的前提是资金的投入, 如何能够增加保险投资资金的数量而不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保险资金的安全性, 需要专门的精算方法作为技术支撑。通过合理计提准备金额可以给保险资金运用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同时政府对保险资金监管方式由事后监管向事前监管, 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也会为保险投资资金的来源进一步松绑。
2.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保证保险投资资金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保险资金的高效运用。虽然保险资金的累积除了保险投资收益外主要来自承保业务, 但在保险市场上风险保障需求超过保险公司对风险保障承保能力的供给时, 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 保险公司靠承保业务获得的收益也非常有限, 因此保险投资的收益成为保险公司获益的主要来源。保险资金的高效运用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允许保险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一级市场交易。保险公司参与一级市场交易可以提高保险公司对行业及具体企业的研究分析能力, 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管理水平。其次, 进行多元组合比例投资, 增加收益规避风险。
参考文献
[1]王燕.应用时间序列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235-242..
[2]宋军, 张宗新.金融计量学:基于SAS的金融实证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7-188.
经济增长与商业保险论文 篇9
一、青海省保险业发展现状
(一) 保险业基本情况
西部大开发以来, 青海保险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 2001年青海的保费收入为5.46亿元, 而到2010年底保费收入达到25.7亿元, 保费收入大幅攀升。截至2011年, 随着泰康人寿、太平洋保险、新华保险等一批保险机构的入驻, 青海保险业的发展已在青海省非银机构中具有了绝对的领先优势, 保险业可以吸引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聚集, 有利于保险资金运用、服务和研发创新的形成。截至2010年底, 保险法人机构从2004年的136家增加到了217家, 保险从业人员也达到了七千多人。随着保险业发展加快, 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保险市场资金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联系更趋紧密。保险业务正在创新探索农牧区保险, 农业保险, 新型农村医疗责任保险、安全责任保险、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企业年金受托等保险新产品, 更好地保障大众的利益, 并延伸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二) 保费收入横向对比分析
我国的东西部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仅西部地区来说,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也是不同的。选取2004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主要的五省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保费收入做一个横向对比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 五省的保费收入都在逐年增长, 陕西的保费收入无论是总量还是增幅在西北各省中是最大的, 而青海省的保费收入却是最小的, 但也是在逐年增长。由于青海省在西北五省中经济总量最小, 由此可见保险业的发展规模与当地经济规模高度相关。
数据来源: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2-2011年相关资料整理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5-2011年相关资料整理
二、实证分析
(一) 数据描述
经济增长方面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同时, 选取三个传统指标, 分别为保险密度, 保险深度, 保费收入作为衡量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其中, 保险密度是指按当地人口计算的人均保费收入, 它反映了该地区国民参加保险的程度;保险深度是指保费收入占GDP的比例, 它反映了该地区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保费收入是衡量该地不同时期保险业发展规模的指标。
选取2001年到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利用2001年到2010年的青海实际的年度数据来衡量经济增长。利用2001-2010年青海保险密度 (实际保费收入/青海人口总数) , 保险深度 (实际保费收入/实际GDP) 年度数据作为保险业发展水平的近似度量指标。
由表3可以看出, 青海省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01年是5.4581亿元, 2010年时达到25.6968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4.7倍多。可见, 青海省以国民生产总值规模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还是非常显著的。
数据来源: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2-2011年相关资料整理
青海省保险业的保险密度稳中有升, 保险运行健康平稳。2001年青海省保险密度为104.4元/人, 2010年为456.94元/人, 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如图1)
数据来源: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2-2011年相关数据绘制
保险深度方面, 青海省保险业的保险深度近年来基本维持在1.5%以上的水平, 2006年之前是下降的, 之后又有所回升, 在2010年达到了1.91% (图2) 。而与此同时, 我国保险深度水平为3.7%, 可见青海省保险业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数据来源: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2-2011年相关数据绘制
(二) 回归分析
1. 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 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必要的物质条件。经济增长用青海人均GDP来衡量, 为了数据处理的方便, 对人均实际GDP取自然对数表示为LnGDP (人均GDP) , 在以下分析中用变量Y表示。保费收入是衡量保险业发达程度的一个核心指标, 我们把人均保费收入用保险密度来表示, 保险密度数据根据历年青海统计年鉴整理, 对其取对数lnSD (保险密度) , 在以下分析中用变量X表示。对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采用回归分析。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取自2001-2010年数据, 本文主要分析保费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所以保险密度为解释变量, 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
数据来源: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2-2011年相关资料计算整理
2. 回归模型的建立
根据表4的样本数据, 做2001-2010年保险密度 (X) 和人均GDP (Y) 的年度数据的相关图 (图3) , 由保险密度与人均GDP的相关图可以看出, 它们的变化趋势是线性的, 即保险密度的增加可以促进青海省人均GDP的增长。由此建立保险密度与人均GDP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3. 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由样本观测数据得出, 样本回归模型为
其中, Yt为变量序列的因变量 (人均GDP) , β0、β1为样本回归系数, Xt是自变量 (保险密度) , ut为残差项。由于样本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 故下标写为t, 按时间序列排列, 样本容量为10, 运用Eviews5.0软件OLS估计, 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
注:上面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
所估计参数为1.008738, 说明保险密度每增加1个单位, 可导致青海省人均GDP增加1.008738个单位, 可见保险密度对人均GDP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4. 模型检验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 模型拟合较好。R^2=0.906391, 可决系数为0.906391, 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的很好, 总离差平方和的90.64%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针对回归系数检验: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n-2=8的临界值t (0.025) 8=2.306, 而回归系数的t值均大于2.306, 这说明保费收入对经济增加值有显著的影响。
5. 检验结果
T检验结果表明:保险密度的提高是人均GDP增大的显著原因, 而经济增长并没有很好的促进保险密度的提高。实证结论概述:
第一, 保险密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相关系数1.008738, 保险密度每增长1%, 经济增长1.008738%。
第二, 保险密度和经济增长在长期是一种单向因果的增长关系, 即保险密度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
通过理论部分的分析, 我们知道只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 才能够刺激保险需求的快速上升, 从而促进保险业发展。同时通过保险业发展推动青海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 保险密度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从而推动了青海的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 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而经济的发展要有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持, 这就要依靠经济增长来维持, 所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三、建议
保险业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贡献。它不仅可以有效配置资源、融通资金, 同时还具有很强的风险控制、社会管理、损失补偿等功能。目前, 青海省保险业规模还正在发展壮大阶段, 发展水平不够高, 风险分散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因此, 必须加快青海省保险业发展, 充分发挥保险业的风险分散功能, 促进青海省经济发展。
首先, 强化重点区域建设, 建立具有较强聚集能力的中心市场。发挥西宁省会城市、政经枢纽和总部资源优势, 尽快提升西宁市对高端保险机构的聚集能力。
其次, 统筹保险市场协调发展, 优化区域布局。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 加快格尔木和德令哈等市保险市场发展, 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最后, 应积极开展涉农保险, 为三农服务;大力发展责任保险, 保障经济社会有序运行;推动健康保险发展, 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推进出口信用保险发展, 支持扩大对外经贸。
此外, 青海省保险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但目前发展还不规范。行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诚信危机不断爆发, 相互之间恶意竞争等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行业形象。因此, 必须加大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力度, 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 引导各家公司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向高水平的服务竞争转型。
摘要：通过对青海保险业发展现状的描述, 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保险业与青海经济增长之关系做一定的分析, 表明保险业对青海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应强化重点区域建设, 建立具有较强聚集能力的中心市场;统筹保险市场协调发展, 优化区域布局;积极开展涉农保险, 支持对外经贸。
关键词：保险业,经济增长,回归分析,青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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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玲.试证新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财政金融, 2010 (3) .
经济增长与商业保险论文 篇10
随着保险业的迅猛发展, 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保险业对于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增加就业、扩大内需具有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12年20日至21日在上海市考察工作并主持召开保险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毋庸置疑, 保险发展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 保险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 国民收入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可刺激保险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 保险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外部经济作用, 其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职能都能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行业就业机会,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险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动和相互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广西经济发展迅速, 年均增长达到16.32%, 2010年全区生产总值9 569.85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 219元。伴随着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 广西保险业从无到有, 从弱小逐渐变得强大。自1980年广西保险业务恢复后的30多年来, 广西保险业以年均32.87%的速度高速发展。2010年实现保费收入190.94亿元, 是1980年317万元保费收入的6 000多倍, 保险密度为414.84元/人, 保险深度达到2.01%。截至2010年底, 产险业共为广西全社会提供保险保障金额4.1万亿元, 比“十一五”初期增长近3倍;寿险业为全区约5 474万人次提供了1.6万亿元人身保险保障;全年累计支付赔款和给付保险金45.13亿元, 其中产险公司赔款26.97亿元, 寿险公司赔付18.16亿元。广西保险业通过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着力保障投资, 在促进消费、应对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支持大型项目建设、支持出口、服务三农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于2010年2月12日在广西保监局《关于我区保险业发展情况的汇报》上作出重要批示:“要大力发展保险业, 发挥功能, 服务可持续发展,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但是, 自保险业务恢复以来的30多年中, 广西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如何的关联机制?各自在对方的发展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单一是宏观经济增长促进了保险的发展, 还是单一是保险的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增长, 还是双方对对方都有着促进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 学术界有很多研究。从国内研究文献看, 经济对保险发展的单向引导作用得到了大多数实证分析的支持, 如孙祁祥、贲奔 (1997) [1]、肖文、谢文武 (2001) [2]、栾存存 (2004) [3]、饶晓钟、钟正生 (2005) [4]、胡宏兵 (2007) [5]、钱珍 (2008) [6]等。只有曹乾、何建敏 (2006) [7]发现, 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未发现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
而对于保险发展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在学术界则一直存在争议。从经验上, 往往认为保险的发展应该促进经济的增长, 但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 却没有有效的支撑。饶晓钟和钟正生 (2005) [4]、胡宏兵 (2007) [5]认为, 保险市场的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田玲和高俊 (2011) [8]也认为, 近10年来, 中国保险业主要发挥的是抑制经济波动的“稳定器”作用, 而对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作用并不明显。谢利人 (2006) [9]运用中国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结论:财产险保险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人身险保险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周海珍 (2008) [10]、刘晴辉 (2008) [11]认为, 保险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钱珍 (2008) [6]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保险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较弱, 经济增长不会快速放大, 二者没有螺旋式上升。胡宏兵和郭金龙 (2010) [12]利用Bootstrap仿真方法, 得出基于中国1980—2008年样本时, 只有经济增长单方面促进保险发展;而基于1992—2008年样本时, 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吴洪和赵桂芹 (2010) [13]利用省级区域动态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 得出中国目前的保险业在经济中等和较差地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非寿险则在经济水平较高地区具有显著性。
纵观以上研究, 多是利用全国的数据来进行分析的。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明显处于不平衡状态, 保险发展的地区差异更甚, 若用全国的数据分析, 由于没有考虑到经济个体之间的异质性, 其结论对保险发展处于全国均衡水平的地区有帮助, 而对于其他地区来讲, 缺乏参考价值。故, 本文基于VAR模型对广西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
二、广西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本分析
对于广西经济增长的指标, 本文选用广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PCDI) 来衡量;对于保险发展的指标, 选取广西保费收入 (PI) 来衡量;样本数据选取1980—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 (199—2010年) 和《中国保险年鉴》 (1981—1997年) 、广西保险业年报 (2001—2010年) 。如果用名义变量值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可能会得到误差较大的结果, 结论具有不可靠性。因此, 有必要对数据作出相应的处理, 使数据能更好地表现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本文以198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将广西名义保费收入折算成实际保费收入、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折算成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广西宏观经济与保险业无时无刻都在向前发展着, 人均可支配收入PCDI和保费收入PI都呈上升趋势。为了更好地表现其关系, 对PCDI和PI分别取自然对数, 记为LPCDI和LPI。因经过对数变化之后, 数据会具备一些良好的特性, 同时还不影响变量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 取对数后的保费收入PI和人均可支配收入PCDI数据变化趋势及二者的增长率关系如图1和图2所示, 其中GPCDI和GPI分别表示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实际保费增长率。
由图1可以看出, 广西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走势都呈上升趋势, 保费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图2中可看出, 除前几年, 保险的增长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呈相近走势。当1990年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达低点时, 相应保费增长率也到达低点。保费增长出现多个增长高峰, 1987年及之前, 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7%, 1991年、1992年再次出现增长率高的情况, 尔后是1997年、2003年的增长高峰。1980年广西恢复曾经停办的国内保险业务, 保险业迅速发展起来, 虽然1980年至1990年间, 在广西经营保险业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分公司一家, 但此时百废待举, 增长呈现持续高峰。1991年6月, 广西第二家保险公司诞生——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南宁代理处正式成立, 1994年6月,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南宁办事处正式成立, 至此, 广西保险业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至2001年太平洋保险公司和2002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完成产、寿险机构业务完全分离, 广西保险分业经营基本成形。分业经营使保险公司业务发展走上专业化道路, 并随着寿险个人营销员制度的引进, 极大的促进了人身险业务的发展。受此影响, 在广西保险发展的1981—1987年、1992—1993年、1997年、2002年这几个时期, 保费增长率非常高。从图1和图2来看, 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保险发展之间相关性很强, 但仅依靠这两个基本的图形不足以判断出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具体关系, 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 ADF检验
当时间序列数据非平稳时, 往往会导致“虚假回归”问题。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就成了时间序列分析中首先遇到的问题, 因此, 有必要先对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类型括号里字母的含义为:C表示有常数项, T表示有趋势项, 数字表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确定。
从表1可看出, LNGDP和LNPI是序列平稳的, 可直接运用OLS进行估计, 不必再进行协整分析。
(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滞后期分别选取1-5期, 运用Eviews6.0检验LPCDI和LPI的因果关系, 结果如表2。
注:P值代表接受零假设的概率, 同时也表示拒绝相关零假设时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从表2可看出, 在5%的显著水平下, 不管滞后几期, 广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是保险发展的Granger原因。但在5%的显著水平下, 仅当滞后期为1时, 广西的保险发展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Grange原因;当滞后期取3时, 在10%的显著水平下, 广西的保险发展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Grange原因;取其他滞后期时, 广西的保险发展均不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Grange原因。这种结果表明, 在所选样本区间上, 广西的可支配收入是保险发展的Granger原因, 但广西的保险发展对可支配收入的作用表现不显著。
(三) 广西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模型
通过前面分析, 以LPI为被解释变量, LPCDI为解释变量, 运用Eviews6.0进行回归, 得:
若无序列相关等情况, 则回归结果表明, 在样本区间上, 人均可支配收入 (对数的) 以3.590656的比率影响保费增长 (对数的) 。但结果却显示, 在5%的显著水平下, 0
三、构建VAR模型及分析
(一) VAR模型简介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该模型除了可以分析滞后项变量对其他变量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外, 还可以借由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一步了解变量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VAR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 Yt为n维内生变量向量, n为变量的个数, α为n×1向量的常数项, βi为n×n向量的待估计参数矩阵, μt为n维随机扰动向量。
(二) VAR模型的建立和检验
LPCDI、LPI是序列平稳的, 直接将二者引入上述模型, 建立二维内生变量的VAR模型。运用Eviews6.0, 对模型滞后长度从1取至5, 当滞后阶数为2时, AIC最小, 故VAR模型滞后阶数取2, 模型如下:
其中, LY= (LPCDI LPI) '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 此模型在理论上是平稳和可行的,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从拟合优度来看, 拟合效果很好:对LPCDI的为0.990, 对LPI的为0.999。另一方面, 从模型特征方程的根来看, 是平稳的:模型特征方程的根均落在单位圆内, 如图3。
(三) 模型分析
建立VAR模型, 通过脉冲函数来刻画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冲击对保费收入的动态影响, 以及广西保费收入的冲击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动态影响, 同时运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来确定两者之间的贡献率。
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 (IRF) 描述VAR模型中某一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轨迹。图4、图5描述了一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另一变量的脉冲响应。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期间数 (年) , 纵轴表示变量的变化程度 (对数的) ;实线是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表明变量对冲击的动态响应, 两侧的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
图4是宏观经济 (PCDI) 对保费收入 (PI) 冲击的反应轨迹, 本期给定PI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 PCDI在前2年呈微弱负向变化, 之后开始持续正向变化, 说明保险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在前2年表现出微弱正负波动效应, 第3年后一直起持续微弱正效应。图5是保费收入 (PI) 对宏观经济 (PCDI) 冲击的反应轨迹, 本期给定PCDI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 PI当期即呈现较大幅度的同向变化, 第2年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但还是一直持续正向变化, 说明宏观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具有及时效应, 尤其是前2年效果更加明显。
2.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 (共m个) 的波动 (k步预测均方误差) 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面新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 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运用Eviews6.0, 得到PDCI和PI的方差分解如表3所示。
表3中两个变量下面的两列数字分别表示PDCI和PI
在不同时期的预测误差方差中的贡献份额。由表3可以看出, 在PDCI的变化中, 其自身因素占绝对主导地位, PI的影响作用在第一年基本没有, 随后2年逐渐增强, 到第3年达到最高值, 此后逐渐减弱。而在PI的变化中, 其自身因素在第一年占主导地位, 第二年大幅减少, 之后呈递减趋势;PDCI对PI的影响作用呈上升趋势, 由第1年的2%陡增至第2年为41%, 之后逐渐增强;在PI的变化中, PI和PDCI的影响地位在两年后发生交替。这与前面的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采集自广西保险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的年度数据, 与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二变量VAR模型, 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的方法, 分析了广西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
1.广西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为保险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保险业通过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职能等各种途径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建设, 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增长。
2.广西宏观经济增长是保险发展的Granger原因, 但是广西保险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随着广西宏观经济的发展, 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 社会的购买力逐渐增强, 对保险需求不断加大, 最终推进保险业发展。同样, 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其在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职能等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 保险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促进作用, 但效果不明显。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 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上来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如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制度等方面, 从这诸多影响经济发展因素的总体来看, 保险发展的影响就相对较弱, 贡献效果也就表现得不明显了。第二, 从保险的功能上看, 最重要的当数经济补偿, 那么, 保险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上, 较之在提供风险保障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上, 当然要逊色许多。第三, 从保险发展程度来看, 2010年, 广西保险密度仅为414.84元, 保险深度仅为2.01%, 而世界平均水平的保险密度为700美元、保险深度为10%。由此, 可看出广西的保险发展与世界水准相差之远, 保险的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其各项功能还须大大加强。在此阶段下, 保险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相应较弱了。
3.广西宏观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的具体关联过程存在较大差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保险发展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PDCI的增长在前2期即对PI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2年相较第1年有所减弱, 但还是有明显的促进, 之后一直还持续有正向作用, 慢慢趋于稳定。而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滞后, PI的增长对PDCI的影响在经历两年的时滞后才开始发挥作用, 且作用相对较弱。从长期来看, 外部环境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更高, 保险业的发展由其自身决定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在前述基础上,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广西应紧抓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区位优势、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以及产业转移的成本优势, 大力推进经济发展, 为广西保险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2.广西保险业要把握大好的历史机遇, 通过保险业的进一步开放, 加快保险自身改革创新, 除创新保险体制机制, 还要不断地创新技术技能, 进一步深化信息技术、承保理赔、财务精算、渠道营销、风险控制等核心技术技能的创新。另外, 还要不断创新产品, 培育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通过创新提高保险渗透度, 扩大保险覆盖面, 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同时, 也要加大引进力度, 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 积极培养和引进各方面的人才, 推进广西保险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鉴于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 保险发展规划要立足长远谋发展, 更新发展理念, 转变增长方式, 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切不可急功近利。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 随着宏观经济的迅猛发展, 广西保险业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建立VAR模型,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的方法, 分析了广西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广西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广西宏观经济增长是保险发展的Granger原因, 但保险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广西宏观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的具体关联过程存在较大差异,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保险发展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滞后, 需经历两年的时滞后才开始发挥作用, 且作用相对较弱。
经济“破”局与规模增长 篇11
在2-4年的周期框架下，对当前市场运行的各个方面特征做整体的梳理。我们从中得到的对未来趋势判断最重要的结论是：物价包括CPI和PPI是当前摆脱弱势格局的关键变量，因此观察价格水平的趋势性下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是最值得注意的，如果持续目前的高通胀态势难以得到缓解，那么即使经济增速、政策等其他变量上能够有所突破，也不会给市场带来持续性较强的行情。
（1）宏观经济周期：价格带动滞涨向衰退转移
首先，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宏观经济周期的划分标准。在市场下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经济周期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小周期的衰退，按照我们的划分依据，我们将工业增加值同比、CPI同比这两者同时向下定义为小周期衰退，而目前我们所经历的正是这一阶段往前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向下，而CPI依旧向上的滞涨时期，并且是处在滞涨期的后期。
自三月份以来工业增加值已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CPI的水平却一路攀升。而按照自2000年以来的宏观周期划分来看，目前我们所经历的是第四轮经济小周期的后半段。
其次，在了解了整个一轮周期可以被划分为复苏、繁荣、滞涨衰退之后，我们这里提到一个对于市场寻底而言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市场在滞涨期间往往是整体向下的趋势，而这种趋势的终结是以过渡到小周期衰退阶段为预示的，每轮经济周期中市场的局部底部都是出现在我们定义的经济衰退状态发生的过程中，换句话来说，市场的底部应当出现在物价回落之后而经济见底之前，或者顶多同步与经济见底的时间点。
因此，总体来说，从经济周期运行的规律来看，对于目前能否探得弱势市场底部的问题，核心在于是否能够从滞涨向衰退过渡，从而在衰退中寻找到市场的底部，而这种过渡对于经济的依赖度是相对较小的，起决定作用的变量在于价格，因此从宏观角度而言，价格是启动新行情不可或缺的条件。
（2）库存周期：需求疲软已在下游行业逐渐蔓延
库存周期是宏观经济周期的滞后指标。目前已经逐渐开始了主动去库存的过程，而这从微观上说明实体企业正在对需求的疲软做出消化库存的应对，从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对应上来说，它所反映的就是小周期衰退的过程。
首先对于目前库存高度的判断，我们认为有必要说明，尽管有观点认为目前实体库存并非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认为全面性的这样对待库存是存在问题的，在产业链不同游度的行业的库存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可以看到相对偏中上游的钢铁以及煤炭的库存水平的确并不是非常高，仅处在历史平均水平附近。
但是偏下游消费端的行业库存却显示出了明显的过剩，并且这些可选消费品的表现对于整体工业库存的变动来说，往往都存在明显的先导作用，而4、5月的数据都可以看到，占比较大的如交运设备以及电子通信设备等行业都已经开始了明显的主动去库存行为。
既然在不同游度的行业库存情况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别，那么在反应整体工业企业库存的状态时，我们更加应当以全行业的库存水平作为参考的依据，而不是从某几个行业上来判断当前库存的高低状态。全行业来看，当前的库存水平也仅低于07年的高点，是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次高水平。
通过对当前库存周期状态的梳理，所要达到的最主要目的是，从微观的角度论证了去库存空间的存在，以及部分先导行业所显现出来的主动去库存已经展开，而在这一微观行为中，需求疲软情况下对库存的消化，往往伴随着主动降价的行为，因此，通过这个部分说明，价格的松动是具有一定行为迹象和空间的。
（3）盈利周期：价格是压制当前企业盈利的根源
关于价格是破局关键的论断，不仅仅是集中在消费价格上，而前面的宏观经济周期更多的是在强调消费价格对于启动行情的重要性。而盈利周期提供了一条看待工业品价格的角度，它更多的是解释了工业品价格对当前企业盈利抑制的关键点。
在盈利周期的角度来看，源头上来看，PPI 价格的高位抑制了需求，从而抑制了盈利的恢复，从这个方面来说，只有PPI 的价格回落到了相对合理的位置，才能够带动整体企业盈利的回升，从而支撑持续的行情。
（4）政策周期：仍针对滞涨经济的状态
我们将财政与货币两者政策做搭配，根据放松和收紧这两种状态，可以发现总共能够有四种搭配。尽管直观上的感觉是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无序性和随机性，但是如果按照财政、货币组合来看，对于经济周期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而从当前的政策来看，是明显的针对滞涨经济状态的政策组合，即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搭配相对收紧的货币政策。而从历史情况来看，货币政策的放松才会产生市场的局部底部。根据政策对经济的滞后性来看，只有当CPI 回落之后才会看到货币政策放松的可能，从而见到市场的政策底部，这也是很重要的。
涅? ：价格破局中的经济下滑“第二阶段”
物价的持续性下滑是市场破局的关键变量，而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正是二季度末至三季度初经济所正在经历的，“重生”的市场行情也正是要基于此而产生，但是为什么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涅槃”？这是因为在伴随价格回落的这一过程，还有一个重要变量的回落，这就是经济增速，也就是说存在一个经济下滑的“第二阶段”。因此在这个部分，我们主要论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价格下降的时间点即在当下，二是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速还会有一个下滑的阶段。
而从逻辑上来说，两者的根源都来自微观的去库存行为。
（1）主动去库存是价格回落的微观基础
我们先来论证的是，二季度末三季度初开始逐渐见顶的价格趋势。从逻辑上来说，这个阶段的价格回落，动力上来自于需求疲软之后，企业为了消化原有的高库存而主动降价去库存的过程，而这种降价就带来了PPI，以及CPI 的回落。
首先，先来看CPI 的拐点情况。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对于CPI 的拐点更加跟随的是食品周期，而和工业品的价格同步性相对较弱。
其次，尽管CPI 在拐点上跟随食品周期，但是我们从过去两轮滞涨周期后期价格问题持续得以解决的经验来看，只有工业品价格，也就是PPI 也能够顺利的出现下滑，才能够保持高通胀出现趋势性的缓解。
再次，既然PPI 的回落是在滞涨后期缓解价格约束的必须，顺着这条逻辑而下，我们需要论证的仍旧应集中在时间点当下是否具备的问题上，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微观主动去库存带来的降价行为是否与PPI 的回落真的有必然的联系，而当下是否真的也开展了主动去库存。
对于第一个问题，还是看过去两轮PPI 的持续下行，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整体的工业企业库存情况来看，还是主要行业的分行业库存情况来看，主动去库存行为的开展和PPI、对应行业PPI 价格回落的时点都非常对应。
最后，在数据上已经验证了价格和去库存行为之间存在的同步性，我们需要看当前的工业企业库存情况是否已具备主动去库存的迹象。，二季度末三季度初的确将是一个主动去库存发生的主要时间点，因此对应的来说，价格破局的时点也应该会集中在这一时点。
一方面，从最新的5 月库存整体数据上来看，已经出现了年内首次的主动去库存情况。另一方面，靠近中下游的可选消费品往往对整体的工业库存具有领先性，因此通过对这些分行业库存的检测可以对未来整体库存行为的变化趋势起到预示。
总的来说，通过这一部分的论证，我们沿着“CPI—PPI—主动去库存行为与PPI 的同步性—当前主动去库存已经开展”的逻辑清晰的进行了梳理，说明“价格破局”发生在当下并且往后一个季度左右时间区域内的观点。这也是未来新行情启动前的关键时间区域。
（2）去库存下经济回落的“第二阶段”
在论证了当前“价格破局“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在这个部分论证的是为什么我们把价格见顶回落的过程称作为“涅劇保痪浠八担枚锥蔚幕芈湎窒笠彩钦飧鼋锥蔚暮蠊还颐切枰赋龅氖牵凑瘴颐呛旯劬弥芷诘睦砺厶逑担熬?通胀”同时回落的小周期衰退阶段，才是市场寻找到底部的区域。
首先，先解释下为什么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称之为“第二阶段”。我们认为3 月份以来的工业增加值下滑仅仅是第一阶段，它的来源是货币政策紧缩带来的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滞效果。
其次，主动去库存这个过程中经济会出现“第二阶段”的下滑，之所以将其与之前的经济回落区分，是因为尽管源头上来说，都是疲软需求所致，但是第二个阶段已经明显看到了降低开工率对消化库存的效果，也就是库存开始松动的迹象，但是工业生产并不会因此刚开始松动就终止，通过2000 年以来三轮主动去库存过程中，对应的工业增加值下滑可以看到，最少的一次工业增加值下滑都有2%之多，而已目前的13.3%的同比增速来看，下降至11%的工业增速将会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下滑了。
最后，除了以上在主动去库存过程当中存在的工业增加值下滑的风险之外，还存在着财政上被动收缩的风险，从今年的地方土地出让情况来看，出让收入存在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而目前中央+地方的财政支出已在同比29%的高位，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下滑可能会给财政支出方面带来被动的收缩风险，这可能给需求带来更多的冲击风险。
所以，总的来说，主动去库存阶段工业增加值的下滑幅度仍旧非常可观，同时又叠加着财政被动收缩的风险，所以经济下滑当前还是没有见到底部的，“涅槃”的过程应当是一个经济与通胀同时下滑的过程。
重生的动力有哪些？
在论证了“涅槃”过程之后，我们需要强调未来经济下滑后能够再度拉动经济回升的几个可能动力。
第一，前面提到当前经历的主动去库存，那么在价格回落之后我们将看到的是一方面，需求量能的释放。另一方面，上一轮去库存之后我们也明显的看到了行业补库存在短周期对经济回升的拉动。
第二，在更长周期的拉动力上来看，是保障房在未来1-2 两年内对产业链的拉动，尽管没有明确的数字，但是从一些行业研究员的测算来看，对某些房地产链条上的行业是具有明显拉动的。
第三，价格回落之后对企业盈利的恢复，将会给制造业投资的复苏带来明显的机会，从过去两轮小周期来看，当初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之时，制造业投资的增速都往往会明显存在一个超过房地产投资增速的过程，而制造业投资本身对价格的拉动就是相对商品房较弱的，这也符合经济在衰退之后经历一个复苏的过程，而不是直接向经济、价格双高的繁荣阶段跳跃。
风险点及配置建议
在这个部分，我们对之前的分析框架提出一点风险点提示，以及我们行业的配置建议。
（1）风险点：警惕主动去库存的“夭折”
我们先梳理一下“涅槃重生”的趋势当中存在的逻辑，首先要有新的持续行情，必须以之前的“涅槃”为基础，因此这个过程中存在价格的持续回落，这对于破局是很重要的，其次，价格的持续回落又必须以主动去库存的微观行为为基础，最后，这个微观的库存行为，又会使得在价格回落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经济的下滑，市场的底部在其中寻得，这就是“涅槃”的意义。
因此，从以上的逻辑梳理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所有的推导都是以微观存在一个主动去库存为前提。因此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唯一一个风险点：警惕主动去库存的“夭折”，而这本质上是财政放松带来的风险。
（2）“睡美人”的延续与配置建议
首先，从整体市场趋势来看，我们认为当下就是价格破局，或者说小周期衰退经历的时间段，经济的这一过程会持续到三季度后期，而市场见底会相对提前，因此我们觉得市场底部的确认应当在三季度的时间点，而整体三季度也应是震荡向上，年初提出的“睡美人”行情的仍将会在下半年得到延续。
如果市场出现的是财政大幅放松，去库存“夭折”的现象，那么反转就会变成反弹。
最后，我们表述下当前的行业配置建议。我们核心的配置思路就是延续着“涅槃重生”的整体趋势而做出的。经济衰退下的行业配置选择：
金融属性（券商、保险、银行）；前端周期（房地产）；成长股票（中小盘中成长确定性较强的，但整体的配置时间点目前尚早）。
但另外需要警惕的是主动去库存的“夭折”，从而使反转变成了反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缓慢去库存和政策大幅放松的情况，但必须强调，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的主要配置，我们这里只是给出这两种情况下对应的配置变化，但是并不是我们的主流配置建议。
缓慢去库存的结果（政府小幅干预）
经济缓慢衰退下的配置选择：估值防御（银行、地产）、消费稳定性（零售）；
政策放松下的结果（政府大幅干预）
经济增长与商业保险论文 篇12
一、房地产经济的定义
本文对房地产经济的研究主要从三个领域展开: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房地产生产活动、房地产消费活动。
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包含多个方面的经济活动, 主要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利用资金在可利用土地上建成各种居民住宅或者商业大厦的经济活动, 这是房地产经济的起点, 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将投资转化为可以出售的房地产, 房产的出售有利于开发商回收资金, 进行进一步的投资, 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循环发展。
房地产生产活动也包含这多方面的经济活动, 它是对已建成物的的开发利用。比如与住宅配套的物业管理, 对已建成住宅的转让出租等中介服务。同时, 还有房地产的生产还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相关领域, 房地产进行开发投资需要融资, 这就会涉及相应的金融领域。房地产生产, 需要使用到大量的建材, 就会涉及到建材行业。同时对各种建材的运输, 又会涉及到物流领域。房地产生产活动作为房地产行与其他行业的纽带, 是房地产经济的重要环节。
房地产消费活动是指房地产正式投入消费领域, 为居民所消费使用的一系列活动。例如对房屋的转让, 出租, 物业管理等消费活动。房地产消费活动, 是房地产价值的实现, 是房地产投资和生产的目的。只有房地产消费进入消费领域, 前两个环节的价值才得以实现, 否则, 房地产商开发的建筑物成为烂尾楼, 只会造成大量生产资料的浪费, 也会导致前两个环节的投入成为无用功。
笔者之所以选择从如上几个领域来分析房地产经济。是因为这几个领域分别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发挥着作用, 同时它们又是循环的过程, 彼此联系紧密, 又承上启下。接下来, 本文分别分析这三个领域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房地产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将房地产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领域。在分析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作用时, 也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1.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通过拉动社会固定投资, 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 2004 年, 我国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15.9%, 而且在近十年保持稳定增长的水平, 在2010 年这一比例为16.4%, 而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为17.3%。相比于2004 年, 2013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增长8.8%, 虽然这一增长速度并不快, 但是在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已经较高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 就十分难得了。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稳定增长的情况下, 对于我国GDP的增长也起到了带动作用。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4-2013 年期间也是保持稳步上升的阶段, 在2004 年这一比例为6.4%, 2005 年为6.1%2006 年则为5.9%, 达到这十年间的最低值,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在这一年间的水平为十年内最低水平。在2007 年到2013 年期间, 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形成额占GDP的比例稳步提高, 在2013 年达到近十年内的最大值, 为8.0%, 相比于2004 年的6.4%, 这一比例同比增长25%, 显著大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这说明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对于国民经济的促进较为明显。
2.房地产生产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生产活动涉及到很多相关的行业, 它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不仅仅体现在本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同时与房地产生产活动相关的行业, 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一定的作用。考核房地产生产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 本文选取房地产业增加值这一指标来进行分析。房地产业也是我国GDP的一部分。通过房地产生产活动的快速发展, 能够给我国GDP增长带来动力。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就是房地产生产成果的一个代表指标。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房地产业增加值与我国GDP的比值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在1978 年这一比例值为2.2%, 到了1992 年这一比例值为4.1%, 随后几年间保持上下震荡的趋势, 总体稳步在4.1%的水平。到了1998 年这一比例水平仍然为4.1%, 1998 年至今, 这一指标稳步增长, 到了2013 年, 这一指标数值为5.9%。2013 年该指标与1978 年相比, 同比增长168%。这也说明我国房地产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房地产生产活动, 归属于第三产业, 而房地产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同时房地产生产活动对涉及到的其他行业的带动效果也十分明显, 通过促进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 也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以2013 年为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房地产开发投资在2013年带动建筑产业增加值为16808 亿元, 而带动相应的工业增加值为22611 亿元。而对于其他相关的金融物流等行业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 这也说明房地产生产活动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通过提高房地产生产的投入, 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作用效果较为明显。国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 来加大对这个领域的投资, 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3.房地产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子是每个家庭来说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 很多家庭为了拥有一套房子, 不惜付出所有的继续和后续几十年的努力还贷。可见房地产消费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都是自身消费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国2009 年居民房地产消费为20740 亿元, 同年用支出法核算出的GDP值为348775 亿元, 房地产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6.8%。2010 年居民房地产消费为24210 亿元, 同年支出法核算的GDP值为402816 亿元, 居民房地产消费占GDP的比值为17.25%。2011 年我国居民房地产消费为27389 亿元, 支出法核算出的GDP为472619 亿元, 居民房地产消费占GDP比值为16.6%。居民在房地产上的消费额占以支出法计算出的GDP值的比重较为稳定, 保持在17%的水平, 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稳定的拉动作用。近期, 一线城市的房价又处于爆炒的状态, 这对于我国以支出法计算出的GDP是有利, 但过度的炒作, 不仅会让广大居民买不起房, 也会让房地产泡沫扩大, 这对于我国经济来说反而是有害的。一线城市的房子受到哄抢, 从表面上虽然有利于国家去对房地产行业的去库存目标, 但房价高涨的背后, 是更多的普通居民买不起房, 从长远看, 显然不利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 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结论
自我国实行商品住房制度以来,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房地产经济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十分明显。根据本文前文的分析, 房地产经济的三个领域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都起着十分稳定的拉动作用。房地产开发活动, 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较为明显。房地产生产活动, 对于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多维度的, 不仅自身能带动经济的发展, 还能促进相关行业的增加值, 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房地产消费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环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表现的十分稳定。
参考文献
[1]张丽娜.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J].商业经济, 2005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