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2024-10-31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精选12篇）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1

0 引言

早期关于内生增长的模型(Romer,1986;Lucas,1988)[1,2]表明,当股票产生实际的外在性,环境会引起干涉而使外在性内向化从而增加经济增长的比率,如果政府资助私有供应者[3],只有供不应求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他们则明显高于放任政策。

本文介绍环境污染的具有被压制效应的外部性,不仅仅单独涉及到消费量,而且也涉及到环境的质量,很多研究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Groossman和Krueger(1995)[4]发现每份所得和各种各样类型的污染之间的反向U性关系,它们的迹象被限制于Sleden和Song[5]所做的有关工作中,John和Pecchenini(1994)[6]研究一个重叠产生的模型关于初期共同对他们自己征税以获取改善环境的投资,后来,Nancy L Stokey(1998)研究关于三个污染里理论模型的增长的限定也表明征税和策划的凭证有正比的优点。

1 模型

假设一个经济具有无限生长的典型代理,那么它的参数选择假定为:,其中ρ是折扣,当(ρ>0)时,U(c,P,)随着c的减小而增大的,但是它随着P和的增大而增大,这里c是消费量,P是代表人为污染而代表经济中自然形成的平均污染,即客观污染,每一资本生产函数定义为:y=f(k),其中k是某一典型企业的资本库存,资本收益总数定义为:k=y-c-z-δk,其中z表示某一典型企业用来控制污染的资金,δ表示资本收益跌落的比率,自然污染函数定义为:p=g(y,z),其中g(y,z)随着y的增加而增加,随着z的减小而减小,这样便完成了模型的基本建立,在接下来两个部分,我们将用一个特殊的例子陈述一个解决一些动态最优化问题的外在方案,使长远增长率和福利的比较变得更明显。

2 基准情况:放任政策

等式(4)表明增长率随着A的增大而增大的,而随着β和ρ的增加而减少,这是因为ρ的增大意味着私有折扣有对更大的范围有后期效用而产生的直觉,这样将导致节省较少而使经济将增长变慢,当β增大时,意味着污染的外在性更低,所以私有个体将更多地投入资金来控制污染,这样一来经济也将增长放慢,但是根据等式(6),我们可知当β增大而福利则将提高,在放任政策下,既然污染中负作用的外在性并没有被内在化,投入资本来保护环境的私有个体数将少于社会需求量,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政府行为的争论。

3 小结

放任政策下的经济增长率最快,回顾发达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只有寻求经济增长率,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且对人民生活非常有害。本文不足的地方有待进一步考虑政府采取一些方法来保护环境,所以上面的结论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用,在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率和维护环境成了两个主题,怎样平衡两者在环境污染的外在性中显得非常重要,政府的正确干涉将增加社会财富。

参考文献

[1]Romer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1986,(94):1002-1037.

[2]Lucas 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es,1988,(22):3-42.

[3]Nancy L Stokey.Are There Limits to Growth[J].International EconomicReview,1998,39(1):1-31.

[4]Grossman G M,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353-377.

[5]Selden T M,Song D.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Is There a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147-162.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2

环境影响评价与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

摘要：1 我国环评制度的发展和特点发展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以后,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开始引入我国.1978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首次提出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开始实施,将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强制性法律制度确定下来,标志着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正式建立.作者：祝兴祥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期刊：环境保护 PKUCSSCI Journa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年，卷(期)：,(23)分类号：X3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3

[关键词]工业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关系

工业经济与环境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工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自然环境，因为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之上进行，因此工业经济的增长既受到周围环境条件的约束，同时工业生产又会给周围环境带来很大的污染。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工业生产却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何协调环境与工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今关注的焦点。因此在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细致研究，能够有效制定出协调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的措施，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我国工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能有效避免和减少环境污染。

一、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一）工业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工业的贡献率较高，但是工业本身都是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行业为主，存在资源利用率低、污染排放强度高等突出特点，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承载能力降低等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后果。例如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烟尘、废弃物都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对我国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工业生产中排放大量未经处理的水、气、渣等有害废物，会严重地破坏农业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并且随着我国工业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环境污染增长更快，但是相应的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太低，且效率不高，这就造成了环境污染不断累积。

（二）环境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环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消纳、分解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污染，但是如果超过最大容量时，就会导致污染的累积，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影响到工业经济的增长。例如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是作为生产必不可少的要素直接进入工业生产过程，但是随着环境污染程度的不断加深，环境中的自然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业生产活动。工业“三废”对工业生产本身的危害也很严重，有毒的污染物质会腐蚀管道，损坏设备，影响厂房等的使用寿命，增大了工业生产的成本。除此之外，随着环境污染的不断加深，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环境的管制，这样就会对工业结构进行调整，但在工业结构调整期，会因为淘汰企业的关闭而短期内降低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率或引起工业产品供求的急剧缩减，而生产性质受固定要素的投入的限制，无法在短期内增加产品的供应，影响市场供求的波动，造成工业经济短期的负面影响。

二、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工业生产活动必须要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开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工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发挥市场作用，健全法规体系

健全法规体系是防止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在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必须要制定健全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对工业企业的生产活动作出严格的监督，有效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开征新税、调节税率、加征环境保护税，尽可能的提高工业企业排污成本大于其收益，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工业企业随意的排放工业生产废物，进而有效提升环境保护的成效。

（二）积极推进工业生产结构的绿色化进程

在工业生产中会必不可免的产生工业废物，因此有关部门必须要积极推进工业生产结构的绿色化进程，推动不同行业合理延长产业链，加强对废物的循环利用。例如在冶金、电力、煤炭、建材等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大的工业行业，鼓励利用废渣生产新型建材产品、铺路和回填等。而在造纸、酿造、印染、制革等废水排放量较大的工业行业，必须要加强废水深度处理，提高水循环利用率。与此同时，我国工业行业还应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增加企业产品附加值和减少环境成本的支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效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的目标。

三、结束语

环境是居民生存的基础，不能为了过分追求工业经济的增长而破坏我国生活的环境，因此在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有关部门必须要协调好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的制定出保持工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保护周围的环境，进而实现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贺俊.胡家连.袁祖怀.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10期

[2]郭军华.李帮义.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协整关系研究——基于199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0年2期

[3]齐力.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2008年8期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一、引言

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根据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试图, 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在经济发展初期,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 资源的无序开发, 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加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科技进步为标志的产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越来越突出, 人们控制环境污染的意识、能力和投入逐渐提高, 污染物排放逐步趋缓, 环境质量逐渐变好。按此理论, 在二维平面空间, 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 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为纵坐标, 则二者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 及典型的EKC。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是否协调, 是否已经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污染下降的情形或仍处于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阶段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中国大规模和高速度的工业化已经让中国拥有世界十大污染严重城市中的八个, 我国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因此, 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符合EKC的关系研究, 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有着重要意义。

二、实证分析

用来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的指标是这样设计的:用来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是人均实际GDP (通过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反映环境污染程度的指标是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废物排放量三个指标, 即通常所说的“三废”指标。

本文试图搜集1986~2009年的工业“三废”和经济发展相关数据, 建立工业“三废”EKC模型, 从而分析探讨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为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 从相关矩阵看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排放模型的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4066, 呈低度的正相关关系;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即人均GDP越高, 工业废气排放量越高;工业废物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人均GDP越高, 工业废物排放量反而越少。

(二) 模型的建立

关于环境污染程度指标和人均GDP关系的EKC研究国际上通常用如下两种形式的简化模型来进行:一是二次多项式;另一个是三次多项式, 可以包括常数项或时间项。而且, 使用仅包含人均GDP的作为变量的模型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

本文采用三次多项式模型, 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 lnYi是环境污染指标的对数, lnYi为真实人均GDP的对数。

在上述模型中, 如果a2>0, a3>0, 且a4=0, 则环境污染程度曲线将呈倒U型曲线;如果a2<0, a3=0, 且a4=0则环境污染程度将呈直线下降;如果, 则环境污染程度曲线将呈N型;如果, 并以人均GDP为横坐标, 环境污染程度为纵坐标, 则环境污染程度也将呈现倒N型, 这意味着一个令人满意的人均GDP和环境污染的长期关系将存在。

利用上述模型, 分别对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 (Y1) 、工业废气排放量 (Y2) 和工业废物排放量 (Y3) 的EKC进行了估计, 样本数据区间为1986~2009年, 资料来源为1987~2010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估计的结果如下:

(1) 对工业废水的EKC的估计:

(2) 对工业废气的EKC的估计:

(3) 对工业废物的EKC的估计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工业废水、工业废气的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N型的关系, 即最初工业废水或工业废气污染程度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 当到达一个转折点后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 再达到一个转折点后, 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而工业废物污染程度将呈现倒N型, 也就是说, 随着人均GDP的上升, 工业废物排放量将随之下降, 存在着一个转折点, 达到该点以后, 工业废物的污染程度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 直到再到达一个转折点, 工业废物排放量将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 这意味着一个令人满意的人均GDP和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的长期关系的存在。

三、结论

第一, 通过以上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 就中国而言, 除了工业废物以外, 对环境质量有益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的EKC关系并不存在。

第二, 我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污染2的0基12础年之上第的1, 呈期现中出“旬高刊增长、高污染”的局面。而且, 我国也并没有 (绕总开第发4达6国8家期或) 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路子———“先T发im展e、后s治理”, 而且我国的情况可能还会更加的严重。分析表明, 只有工业废物的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KFC的关系, 而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之后, 最终的发展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增长, 排放量反而加剧。

总之,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有自身的特殊情况, 所以, 不能一味的借鉴别过的治理经验, 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路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强宏观调控力度,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重点发展环保产业;各级政府部门重视环境保护和建设, 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 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注意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由污染带来的外部性不经济性, 使曲线走势向良性化方向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

参考文献

[1]马树才, 李国柱。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Kuznets曲线, 统计研究, 2006 (8)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5

金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定量研究

摘要：选取金华市1998年-2007年环境及人均GDP数据,建立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同的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了金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实证研究表明:从工业“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增长计量模型研究来看,工业“三度”排放量随人均GDP增长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呈倒U型加U型特征.这些特征和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倒U型不一致.作者：曾小梅 Zeng Xiaomei 作者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华,321007 期刊：环境科学与管理 Journal：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年，卷(期)：2010, 35(5) 分类号：X22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工业“三度” 金华市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6

一、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素质偏低。当今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中,人口是第一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都与人口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源,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人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满足自己的需要,为自己创造适宜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排放废物污染环境。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类,限制其无节制的开发活动,以各种灾害施加报复,人口增长过快已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人口剧增,教育跟不上,人口的文化水平低,环境保护意识差,法制观念薄弱,也造成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冲击和破坏。

2.法制不健全,人治代替法治。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足以成为执法部门的依据。

3.对生态规律缺乏认识,经济活动决策失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现阶段的某些经济活动中,决策人员没有充分认识生态规律,未能从环境的区域性、整体性和生物资源的潜在价值出发,因地制宜、整体规划、统筹安排。

4.生产技术落后,环境资源过渡消耗和浪费。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水平低,工业化水平不高,再加上人们环保意识不强,管理混乱,因而资源利用率低,废物的排放量大,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二、如何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强化污染治理，推动结构调整进程。要保护环境资源，必须继续加强环境污染控制和进一步巩固“一控双达标”成果。一是要打击和惩处未经许可占用环境资源的行为；二是要加大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土小企业的关停取缔力度；三是强化现有企业的排污治理工作，把污染排放量减下来。从而在保持区域环境质量稳定趋好的基础上，把当前由产出效益低、污染严重的技术落后企业占用的环境资源腾出来，提供给潜力产品、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用，为新上调产项目提供排污容量。

2.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益。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政府是资源的管理者。当前，政府通过排污总量控制和对生产企业的排污达标控制来配置环境容量。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市场配置环境资源，可达到以最低费用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因此，为了减少行政手段配置环境资源导致的资源利用效益低下、资源闲置等不经济的弊端，有必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省推广。我们认为，现阶段把排污权交易与排污达标控制结合起来实施，可对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一是有利于提高环境配置效益，为低污染、高收益企业扩大产业规模提供了一条扩大环境资源使用权的途径，促使排污权向单位环境损耗产出效益高的企业集中，从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收益和低污染产业方向倾斜；二是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低收益企业排污，推动这些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三是减少了污染物减排的投入。

3.加强环保建设，提高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同其他资源一样，都有保质和增值的问题。一般来说，通过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若能保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环境自净能力就会提高，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也就相应扩大，这就是对环境资源的保质和增值。反之，环境质量变差，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就会缩小，环境资源就会贬值。

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是一种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也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引导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改变当前单纯依赖资源优势发展经济的模式。运用循环经济的思路，以产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包括废弃资源）流动为主线，研究如何利用高新技术、企业群集、关联产业互动等途径，把炼焦炉、冶金炉煤气利用与城市（镇）居民燃气改造结合起来，把煤矸石、废气、废水综合利用与工业小区生态型工业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使环境保护产业与经济增长联动，解决当前企业群集引发的污染在部分区域趋强问题，逐步推动经济发展步入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轨道。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发展

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7

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一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十二五”规划强调,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就改变了以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观念, 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发展大背景之下, 逐步形成了以环境促发展, 以发展护环境的全新理念。在理论研究方面, 美国著名环境学家Grossman and Krueger和Shafik and Bandy-opadhyay通过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 发现多数环境污染物随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呈先恶化后好转趋势, 与收入水平间成倒“U“型曲线关系, 这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假说 (图1) 。此后, 各国专家学者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实验论证, 证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U”型关系。但是, 一些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通过大量实验研究表明,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不一定呈倒“U”型特征, Fridl通过对奥地利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研究后, 发现库茨涅茨曲线呈“N“型关系而非倒“U”型关系。近年来, 围绕着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成立的争论此起彼伏, 部分学者指出, 中国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并非呈倒“U”型关系, 而应该是“S”型关系或者是“N”型关系, 很多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经济与环境之间必定存在一种长期的有规律的关系。鉴于此, 本文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关理论对哈尔滨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研究, 探寻两者之间的内在发展机制, 为哈尔滨市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提供依据。

二、哈尔滨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现状概述

(一) 经济发展现状

自“九五”计划以来, 哈尔滨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1998—2012年之间, 全市人均GDP从8346元增长到45810元, 增幅达486.3%。在哈尔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2011年相比, 2012年哈尔滨市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506.8亿元, 增长9.2%;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638.9亿元, 增长10.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404.4亿元, 增长9.4%。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11.1:36.1:52.8, 第一、二、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9%、42.2%和47.9%。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2461.3亿元, 增长12.1%,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1%。

2012年,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677.4亿元, 增长10.0%。其中, 重工业实现增加值322.3亿元, 增长7.6%, 占47.6%;轻工业实现增加值355.1亿元, 增长12.4%, 占52.4%。新能源、新材料、现代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新型环保六大新兴产业完成产值409.3亿元, 增长8.7%,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14.8%。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1788.4万吨标准煤, 增长3.2%, 低于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增速2.7个百分点。万元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下降5.9%, 降幅比万元GDP能耗降幅高2.2个百分点。

(二) 哈尔滨环境发展现状

哈尔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引起环境的污染, 具体表现在工业三废的排放方面 (图3) 。1998年, 哈尔滨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即工业废水, 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分别是7461万吨、812万吨和800亿标立方米, 而到了2012年, 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是6496.6万吨、2027万吨和573亿标立方米,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明显减少, 但是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却逐步增多。从图3可知, 哈尔滨工业废水排放量在2010年有一个轻微的转折点之后, 自2010-2012年之间迅猛上升, 到2012年达到6500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自2007年的873亿标立方米稳步上升至2012年的2027标亿立方米。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自2007年的1093万吨降至2012年的573万吨,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大幅度减少。

截至2012年, 在哈尔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中, 万元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下降5.9%, 降幅比万元GDP能耗降幅高2.2个百分点。能源消费量为1788.4万吨标准煤, 增长3.2%, 低于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增速2.7个百分点。

三、哈尔滨市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检验

(一)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相关理论

国内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茨涅茨曲线的研究分为两类, 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回归等相关技术手段, 适用于大规模的样本数据分析。另一类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 主要运用一次、二次、三次曲线回归或协整理论进行分析。本文以哈尔滨作为研究对象,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 采用时间序列的方法进行分析。基于时间序列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拟合函数关系如下:

上式中, Yt为环境污染和环境质量指标, 代表某地区在t时刻的污染物的排放量, 这里的污染物排放量一般用工业三废 (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 的排放量来表示。xt是该地区在t时刻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用人均GDP来衡量。B1、B2、B3分别代表模型参数, C为特征相关参数, 表示随机误差选项, Ut表示可以对系统产生扰动的其他因素。通过模型的拟合度对比, 来选择适合的模型进行拟合。如果二次曲线的拟合效果不理想, 则选择三次多项式对指标重新进行回归。

(二) 指标、数据的选取

本文用于反映环境污染的指标有三项, 分别是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工业废气的排放量, 表示环境受到的压力。选取哈尔滨市的人均GDP为经济指标, 表示经济增长的进程。本文选取了1998-2012年的数据, 文中用到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哈尔滨统计年鉴》。样本数据的跨度为16年, 符合回归分析的基本要求。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如表2所示。

(三) 计量模型选择与拟合

借助SPSSS17.0软件, 分别以工业固体废弃物, 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为纵轴, 以人均GDP为横轴, 做出序列值的散点图, 发现都不是线性关系, 为此根据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几种常见的函数形式, 结合哈尔滨市的实际情况, 分别选用复合模拟、二次曲线、、三次多项式、二次多项式和指数函数等多种函数曲线模型作拟合。从回归拟合系数R2和F值检验效果等因素来看, 以三次多项式曲线拟合效果最好 (表4) , 所以, 本文采用三次多项式模型来刻画哈尔滨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计量模型为:

(注:表中四个指标的统计单位依次为万吨、万吨、亿标立方米、元。)

上述模型可以表示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五种典型关系:

1. B1<0, B2>0, B3<0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为倒“N”型, 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环境质量比较好,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质量逐步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 环境质量又会依靠科技的进步逐步改善。

2. B1<0, B2=0, B3=0, 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处于平衡发展, 即两者之间和谐发展, 相互促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3. B1>0, B2=0, B3=0, 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质量逐步恶化, 两者之间处于不协调状态。

4. B1<0, B2>0, B3=0, 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程“U”型, 这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完全相反。

5. B1>0, B2<0, B3=0, 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程倒“U”型特征, 是典型的库茨涅茨曲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增长有利于环境的改善。

通过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 得到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函数模型拟合曲线:

(四) 回归结果分析

1.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性拟合效果较好, 其中R2=0.927, F=46.255, t检验sig=0.000 (表3) , 各个参数的显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 拟合方程有效, 说明哈尔滨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的关系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由图6和表3可知, 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关系为:

Yt=9034.909-0.244xt-2.894E-6xt2+1.548E-10xt3, 呈“U”型曲线。

该曲线在人均GDP达到30000元以后, 工业废水排放量陡增。这说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 哈尔滨市的环境状况尚未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如不能有效的控制, 环境状况将会持续恶化。

2.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性拟合效果较好, 其中R2=0.796, F=14.324, t检验sig=0.000 (表3) , 各个参数的显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 拟合方程有效, 可以进一步的分析。由图5和表3可知,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为:

从曲线中可以看到,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 首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在2001年这一时间点出现拐点, 此时人均GDP达到10322元, 之后又缓慢的上升, 随后在2009年达到高峰, 此时人均GDP为32053元, 之后又开始了持续的下降波动。曲线呈明显的正“N”型特征。假若我们从21世纪初处的曲线开始, 会发现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明显的倒“U”型特征, 说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在哈尔滨市是存在的。哈尔滨市是最早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基地, 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近年来哈尔滨市已经意识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生态风险,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目前,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环境污染整治初见成效。

3. 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性拟合效果较好, 其中R2=0.933, F=50.672, t检验sig=0.000 (表4) , 各个参数的显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 拟合方程是有效地, 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由图4和表4的关系可知,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为:

拟合图像显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特征, 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工业废气排放量在人均GDP达到3000元处之前增长缓慢, 但是之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在这一阶段, 哈尔滨市工业发展速度加快, 生产规模加大, 导致废气排放量持续上升。该市全年平均气温低, 采暖期长, 植被生长期短, 逆温天气多, 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市区公共绿地少, 绿化覆盖率不高 (28.3%) , 城区裸露地面面积大, 扬尘污染突出等一系列原因导致该曲线的持续上升。显然, 该曲线没有转折点。随着人均GDP的增长, 工业废气排放量有加速增长的趋势, 但不能就此断定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不存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特征。

四、对策建议

当前,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各地区能源消耗规模空前, 能源不足、区域环境恶化的态势更加严重。环境恶化将直接影响到各地的生产、生活;能源匮乏将会直接影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注重环境保护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必经之路。通过对哈尔滨市1998—2012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哈尔滨市经济与环境的总体形势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 污染物排放量在不同程度地增加, 环境压力增大, 形势不容乐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在近几年呈现上升的态势, 且伴随着经济的增长, 两者的排放量呈现出加重的趋势。哈尔滨市是最早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 高消耗、高污染、高产出的污染密集型行业仍占主要地位, 这种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胁迫非常大。值得注意的是, 哈尔滨市在控制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方面成绩显著, 近几年哈尔滨市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一直呈下降趋势。为实现哈尔滨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 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限期整改

我国在1989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 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保证公众健康,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黑龙江省在1995年颁布《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条例》, 哈尔滨在2001年实施了《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 两者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因此, 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 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对于那些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 要采取严厉的手段, 令其停顿整改, 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了保证环境监测的可靠性, 应该开通环境保护热线电话, 让群众积极参与到环境污染的监督中。

(二)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哈尔滨市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重点发展旅游产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 减少资源的浪费,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 改进生产技术, 完善配套设施, 加大开发研究环保技术的投资, 走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逐步关闭一些污染严重, 资源浪费的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企业环保准入门槛。逐步降低重污染产业的规模和比例。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 使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具有标准性、科学性, 大力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设备数量。积极发展文化产业, 大力促进新媒体产业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商务会展等新兴现代服务业。实施绿色经济计划, 推行清洁能源, 清洁生产, 积极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三) 努力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全社会环境意识的提高对于环境污染的改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环境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但环境保护缺乏盈利性, 没有明显的直接效果, 所以需要政府的引导, 需要政府加强对民众的环保教育宣传工作。从各地实际出发, 发动群众共同制定环境行为规范, 努力将保护环境、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的意识和行为渗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倡导符合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和环境价值观念, 要把绿色社区的创建活动逐步纳入文明社区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中。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 政府需要加强对民众的理解, 并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系。政府需要加强与民众的沟通, 使得公众能够有效、高效地参与政府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并表达自己的意见, 形成投诉得到受理、听证权利有保障、环评公众参与, 媒体监督下环境质量和污染事故等信息及时准确公开, 努力让群众了解环境状况, 并参与到保护环境监督环境污染的行列中。培育民间环保组织, 架起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四) 加强环保技术开发, 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 为企业污染控制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8

目前, 广大学者以脱钩分析工具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关系,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5]。在“脱钩”概念出现之前, 人们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主要是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入手的, 在研究方法上, 经典环境库兹涅茨方法仅能够识别经济增长速度与环境污染速度之间的关系, 难以有效识别环境与经济矛盾所处的具体阶段。而脱钩分析工具则能够在众多复杂的关系现象中识别环境矛盾的主要方面[5], 从而提供生态与经济脱钩的实时动态指标。为系统分析近10年来南京市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 应用脱钩分析工具, 评价了2003—2012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 提出了实现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的对策措施, 以期对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脱钩分析工具

脱钩 (decoupling) 一词源于物理学领域, 表示具有相应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存在。在资源环境领域, 目前较为广泛引用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提出的脱钩概念, 即经济增长时物质消耗和环境污染并不同步增长, 而是略低甚至开始呈下降趋势。脱钩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种:其一是对资源利用和环境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其二是对资源利用和环境压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 甚至还会减小。第一种关系称之为“耦合关系”, 第二种关系称之为“脱钩 (解耦) 关系”[6]。

芬兰未来研究中心教授 (Petri Tapio) 在一项有关交通与GDP脱钩分析中提出弹性分析方法[7],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相关理论基础, 引入弹性概念构建脱钩指标, 提出了“脱

钩弹性”概念, 推动了脱钩指标体系的完善, 将脱钩指标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根据不同脱钩弹性值, 即以某一弹性值作为脱钩状态界定, 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增长负脱钩、增长连接、衰退负脱钩、衰退连接八种类型, 完善了脱钩体系。Tapio脱钩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与环境脱钩关系的最主要研究方法[5], 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基期选择上的困境, 采用弹性模型动态地反映变量间脱钩关系, 公式如下

式 (1) 中, Rj为第j年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脱钩指数, ΔD为污染排放的变化率, ΔG为经济增长的变化率, Dj和Di分别为考察期年末和年初污染排放量, Gj和Gi分别为考察期年末和年初经济增长量。

根据Tapio定义的8种状态含义,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 可归纳为表1。

2 脱钩实证分析

2.1 研究区概况

南京市地处长江中下游东部苏、皖两省的交界处, 江苏省西南部, 地理位置在31°14'N~32°37'N, 118°22'E~119°14'E, 是江苏省省会, 长江三角洲的副主城市, 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南京市下辖11区, 全市总面积6 582.13 km2, 2012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为816万, 地区生产总值为7 202亿元, 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比重为1.9∶42.6∶55.5, 目前已形成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钢铁四大产业为支柱的工业产业结构体系, 重化工业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34.9%。2012年, 在工业总产值中, 石化和钢铁两大产业合计占比达41.4%, 两大产业耗煤占工业煤炭消耗总量54.6%, 两大产业排放的SO2占工业SO2排放总量的61.2%。南京市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均居于前列, 按照最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评价, 2012年, 南京市空气优良天数为203 d, 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南京市统计年鉴》、《南京市环境统计》和《南京市环境质量报告书》。考虑评价因子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取性, 并结合南京市特点, 研究中经济增长因子使用工业增加值而不使用文献中使用较多的GDP, 避免因经济增长被放大而导致工业污染物脱钩状态信息失真;支撑经济发展和影响大气环境污染的指标选取工业煤炭消费量, 大气环境污染因子选取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SO2、NO2的排放浓度。由于氮氧化物“十一五”之前未列入环境统计, 而且氮氧化物排放量受工业产业和机动车排放双重影响, 因此本研究未将其纳入评价因子。

2.3 结果与分析

利用南京市近10年工业经济增长和大气环境污染统计数据, 根据式 (1) 和表1, 计算了工业经济增长分别相对工业燃煤消费量、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浓度的脱钩弹性指数, 如表2、表3、图1所示。

由表2、表3和图1可见, 近10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状态呈现以下特征。

(1) 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只有强正脱钩 (A) 、增长弱脱钩 (B) 、增长连接 (D) 、增长强连接 (F) 四种情形, 说明近10年南京工业经济增长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平均增幅达14.8%, 未出现衰退现象, 表现出工业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

(2) 从各项大气环境污染因子脱钩状态来看:工业煤炭消费量2009年之前均为增长弱脱钩, 但在2010年和2012年分别出现增长强连接和增长强连状态, 工业煤炭支撑工业经济增长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 对全国各地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废气排放量2008年后出现增长连接和增长强连接, 2008年前均为增长弱脱钩;工业SO2排放量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若脱钩状态;工业烟尘排放量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2011年出现增长强连接状态;SO2浓度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但在2004年和2006年出现增长强连接状态, 可能与SO2减排刚起步, 减排效果尚未显现;NO2浓度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3) 从“十五”末 (2003~2005年) 、“十一五” (2006~2010年) 和“十二五”初 (2011~2012年) 三个时期来看, 南京工业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及污染物排放的脱钩状态评价显示, “十一五”时期最好, “十二五”时期次之, “十五”期间较差。可能的原因是“十一五”期间, 国家提出污染物减排的刚性要求, 南京市大力实施大气污染物的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 顺利完成了污染减排目标, SO2和COD排放总量分别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9.2%和17.2%。而“十五”期间, 南京市工业发展较为粗放, 污染控制水平较低, 尚未进行污染减排考核。进入“十二五”期间, 工业增加值持续攀升, 南京市提出煤炭总量控制战略目标, 要求到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240万吨以内, 但是由于重化工业发展路径依赖较强, 导致近两年煤炭消费量居高不下, 煤炭消费和废气排放量尚未完成与工业经济增长的脱钩。虽然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已基本实现脱钩, 但是, 从横向对比来看, 2012年南京市空气优良率与15个副省级城市和4个直辖市比较, 南京处于第15位;与13个省辖市比较, 南京处于第12位, 大气环境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3 结论与讨论

应用脱钩分析工具, 评价了2003~2012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工业煤炭消费量、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SO2、NO2浓度的脱钩弹性状态。结果显示, 近10年来, 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与SO2和工业烟尘污染排放和SO2、NO2浓度基本实现脱钩, 但与工业煤炭消费和废气排放量尚未完全脱钩;从最近3个五年规划时期工业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来看, “十一五”时期最好, “十二五”时期次之, “十五”期间较差。

为了更好的实现南京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 提出建议如下。

(1) 坚持走绿色、低碳、环保的产业发展之路,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促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环保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产业绿色转型。把化工、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作为提速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瞄准高端化、绿色化的产业定位, 在技术、节能、效益上, 在产品、市场、服务上, 在环保、安全、和谐上追求国内领先, 使南京逐步由生产基地向服务基地转型。

(2) 严控煤炭增量, 建立健全能源消耗强度与能源消费总量“双控”制度。建立煤炭消费总量预测预警机制, 对煤炭消费总量增长较快的重点行业和企业进行预警调控。电力、钢铁、水泥不再新增产能, 不再批准新建增加煤炭用量的项目。实施区域集中供热, 关停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内的生活和工业锅炉, 推进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外的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到2020年, 煤炭消费量控制在3240万吨以内, 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下降至50%。

(3) 大力实施蓝天计划。全面整治工业废气、工地扬尘、机动车尾气、三产油烟、秸秆焚烧等大气污染。加强工业废气污染治理, 对重点工业集中区, 采取集中治污、关停并转、搬迁置换、生态防护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坚持推行“绿色施工”标准, 大力提高道路机扫率, 实现扬尘的有效控制。深入治理机动车污染, 深化区域限行和高污车辆淘汰更新措施, 发展绿色公交和推广清洁燃料。实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显著下降, 灰霾减少、蓝天增加、空气清新、群众满意的目标。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分析工具需要进一步完善, 脱钩评价因子的选择以及脱钩状态的界定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大气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并非由GDP增长单一因素引起, 因此如何有效地量化剔除其他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不同脱钩临界值下, 同一时期的脱钩状态可能不一样, 具有相对性、动态性, 须合理界定脱钩弹性临界值, 划分脱钩状态。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精确确定大气环境污染的驱动因素, 合理界定脱钩的不同状态及临界值, 以便更加科学测度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及关系, 为使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双赢”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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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鹤鸣, 岳强, 陆钟武.中国1998年—2008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资源科学, 2011;33 (9) :1757—1767Wang Heming, Yue Qiang, Lu Zhongwu.Decoupling analysis of China’s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eriod 1998~2008.Resources Science, 2011;33 (9) :1757—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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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9

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euger在对66个国家多年的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动情况分析研究后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理论: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环境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趋于严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污染程度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EKC) 提出之后, 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 结论呈多样化。文献[2-3]研究表明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文献[4]表明二者不存在明显的倒“U”形关系;而文献[5-6]研究发现二者存在“U+倒U”形关系。

以上分析可知,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 由于受经济发展阶段、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影响, 这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能变化为其他形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四川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GDP由1987年的185.7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6898.6亿元。与此同时, 四川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四川省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研究了目前四川省环境压力相对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今后发展趋势, 这对实现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2 四川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模型分析

2.1 指标选取和模型建立

由于各项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人均GDP都有密切的联系, 故采用四川省人均GDP来衡量经济的发展水平;由于工业污染源所排出的“三废”是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 选取同时期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来表征环境污染程度, 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由于各地区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拟合两者之间关系所用的计量模型也不尽相同, 常用的有线性函数、二次函数、三次函数和对数函数等模型。根据拟合效果进行优选, 最终选择三次函数作为估计模型进行研究:

其中, y表示污染物的排放量, x表示人均GDP, ai (i=0, 1, 2, 3) 表示模型参数, ε是随机干扰项。根据公式 (1) , 利用四川省1987～2010年环境数据与人均GDP数据, 借助EViews软件, 分别对工业三废与人均GDP进行了曲线回归模拟。结果见表1及图1～6。表1给出了四川省1987～2010年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排放量模型估计结果, 图1～3表示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实际值、拟和值以及残差, 图4～6是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实际值与拟合曲线。

2.2 模拟结果分析

模拟结果表明, 四川省在研究阶段内 (1987～2010年) 的“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曲线拟合效果较好, 拟合优度均大于0.75,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较充分的解释意义。从图表1～6可知, “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并不符合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关系, 而是呈现“U+倒U”关系。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具有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理论值为8566.73元, 对应的时间在2004～2005年之间, 这一时期出现了正“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低谷, 此后, 工业废水排放形势进一步恶化;第二个转折点理论值为16095.38元, 对应的时间在2008～2009年之间, 这一时期出现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 此后便是下降趋势。类似可以分析, 工业废气的两个理论转折点出现在人均GDP为1763.71元和19371.32元, 转折时间为1992～1993年和2009～2010年。工业固废的两个理论转折点出现在人均GDP为2078.04元和19838.29元, 转折时间为1993～1994年和2009～2010年。这些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近几年四川政府在节能减排及生态环保建设方面加大力度, 进而使工业“三废”处理率大大提高。

3 结论

本文以四川省1987～2010年的工业“三废”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 人均GDP为经济发展指标, 进行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实证分析。此模型定量反映了四川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U+倒U”关系, 表明四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过了“三废”排放量最大点, 并呈持续下降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与相应的工业发展阶段以及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 反映了环境质量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阶段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环境治理的科技和资金投入等措施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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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FDI与环境质量分析篇10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FDI,对外贸易开放度,环境污染

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范畴。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会影响人们对环境管理的技术与方式,同时环境状况的好坏又会影响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变化。因此,可持续发展理念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后就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并促使人们的视线由简单的经济增长转移到环境质量上来。

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近年来提出的EKC曲线可以作出部分解释,但同时EKC曲线也备受学者们的争议。库兹涅茨曲线(KC)本是反映人均收入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曲线,Grossman & Krueger(1991)[1]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时,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与KC曲线相似,因此又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EKC表述的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工业的进步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环境恶化;二是当GDP的增长超过一定的程度,即越过曲线拐点后,经济发展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随着经济增长,污染程度下降,环境会逐渐好转。所以,总的说来就是GDP与环境水平是呈现倒U型关系的,但是否每个国家的经济与环境之间都会呈现出EKC曲线描述的情况还值得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状况也在不断恶化。贸易和FDI与我国环境有什么关系,其对我国环境又有何影响也引起了不少国内学者的关注。因此,本文除了考查我国的EKC曲线是否存在外,还将基于EKC曲线加入FDI和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度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贸易与环境关系虽早有研究,但真正引起各界关注的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在Grossman & Krueger(1991)[1]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之后,很多学者都基于EKC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部分学者认为EKC曲线是存在的,但他们在污染物的选择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如Selden-Song(1994)[2]对空气中的SO2、CO2、NO2、SPM[3]考查了CO2排放量、生活污染等消费领域指标,从消费污染角度诠释了EKC的存在性。Anil Markandya、Alexander Golub and Suzette Pedroso-Galinato(2006)[4]通过分析12个西欧国家超过150年的数据,研究人均GDP与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的确存在倒U型关系,而且其估计的拐点对大多国家来说也是合理的。此外,环保政策可能会降低EKC曲线的位置,并影响拐点。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EKC曲线在现实中不一定存在。Hannes Egli(2001)[5]对德国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在短期内收入变化并不影响污染排放,而在长期只有少数的污染物如氮氧化物和氨的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其他的如SO2、CO等却并非表现为此类关系。由于这并不是对所有污染物都成立,并且所有的估计结果都不是很稳健,他认为EKC在单一国家的存在值得怀疑。

少数学者在研究EKC曲线时还考虑了国际贸易和FDI对环境的影响,如Cole(1997)[6]选取了大气中的氟利昂、甲烷排放量、交通运输量等许多新的指标,并通过引进国际贸易额等开放性指标,研究环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Víctor Hernán Aguiar(2007)[7]运用1970-2006年间的数据,在EKC基础上进行分析,最终表明贸易的开放程度对环境的恶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FDI活动的加剧,学者们就其对环境的影响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其对东道国的环境污染不具有正效应,如Frankel(2003)[8]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FDI会为东道国带来其不具备的先进技术,促使东道国生产清洁化或绿色化,从而进一步促进其环境质量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牺牲地,变成了所谓的“污染天堂”。Jensen(1996)[9]、World Bank(2000)[10]的研究,表明FDI虽然会刺激经济增长,但导致了更多的工业污染和环境退化。

国内关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起步较晚,梁四宝(2008)[11]根据山西省1991-2006年经济与环境统计数据,对山西省的EKC曲线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主要环境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并不明显,各污染排放量与人均实际GDP仍处于同步上升阶段。夏自兰、赵小风、王继军(2010)[12]运用EKC理论模型,探讨了江苏省环境污染同经济发展的变化关系,提出江苏省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分别处于“倒U 型”和“U 型”EKC 的上升阶段,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经济发展缓慢增长,环境污染综合状况随经济增长而恶化。陈晓峰(2011)[13]采用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FDI与四类污染排放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认为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长三角地区倒“U”型EKC 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可能会出现“N”或“～”型波动特征。

除了区域分析外,也有少数学者对全国范围内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马树才和李国柱(2006)[14]利用简化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EKC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并不会像EKC描述的经济增长会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通过对我国主要出口工业行业污染物排放的实证分析,叶继革、余道先(2007)提出日渐扩大的贸易活动与环境污染的加剧有密切关联的结论。少数学者对全国的情况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如高静、黄繁华(2011)还有以CO2为污染指标,利用中国30个省市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提出中国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EKC,西部地区存在正U型 EKC,中部地区不存在EKC;外贸易依存度与碳排放成正相关关系,FDI对碳排放影响微弱。

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是否存在EKC曲线存在争议,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数据来源不充分,二是污染物选择有偏差,三是全国范围的研究较少。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在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环境也在恶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显现。另外,伴随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引入FDI逐渐增多,FDI流入对我国环境影响也成为学界重视的问题,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鲜见将FDI与对外贸易开放度均放入EKC框架进行分析的,本文将对外贸易和FDI与经济增长一并纳入EKC框架分析,研究三者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选取

为了估计模型,本文采用的样本为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应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环境经济统计数据》,并经综合整理得到。本文选取的环境污染指标为传统工业三废: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中包含的SO2的排放量,并分别以W、G、S、SO2表示,其在样本区间年度内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环境经济统计数据》整理得。

由图1可见,除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近些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外,其余三种污染物排放量都呈现波动性特征,但总体趋势是缓慢上升的,废气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由于自变量选取的是我国人均GDP、FDI以及对外贸易开放度,其中人均GDP以1997年为基期,经每年的物价指数调整后的实际GDP,FDI经当期汇率调整后全部换算成人民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

改革开放以来,流入我国的FDI逐年增多,中国已成发展中国家中利用FDI最多的国家,在2002年还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对外贸易开放度在本文中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得到,用Z来表示,其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逐年上升,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最高点。此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急速下降,出口受到重创,进出口总额下降,对外贸易开放度下降。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又开始上升。因此,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是呈上升趋势。

(二)模型选择

鉴于数据的对数形式不会改变原数据的特性,且可以消除量纲不同的影响,本文将所有的变量都取对数进行分析。基于EKC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加入了FDI与对外贸易开放度作为自变量,为了检验中国的EKC是否存在,并进一步研究其形状,构建了如下两个方程模型进行对比选择(其中Pt代表污染物):

模型1:

ln Pt=β0+β1lnGDPt+β2lnGDPt2+β4lnFDIt+β5lnZt+β6lnZt2+εt

模型2:

lnPt=β0+β1lnGDPt+β2lnGDPt2+β3lnGDPt3+β4lnFDIt+β5lnZt+β6lnZt2+εt

根据EKC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模型1中,β1和β2不同的取值可以反应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同的关系:(1)β1≠0,β2=0时二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2)β1≠0,β2<0时二者之间呈现EKC所描述的倒U型特征;(3)β1≠0,β2>0时二者之间呈现正U型特征;(4)EKC曲线的拐点在Y=-β1/2β2。对于三次曲线模型2,β1和β2之间的关系与模型1相同,不同的是β3的符号会影响U或者倒U型曲线的进一步走势,如果β3与β2符号相反那么已有曲线将出现新的拐点即U型变N型,倒U型变成倒N型。

注:表中的D(lnGDP、D(lnFDI)、D(lnZ)、D(lnW) 、D(lnG)、 D(lnS) 、D(lnSO2)分别表示lnGDP、lnFDI 、lnZ、 lnW、 lnG、 lnS 、lnSO2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当C、T取1时表示含有常数和趋势项,取0时表示不含有;滞后阶数是以SIC(Schwarz Info Criterion)信息量最小为准则;*表示在1%水平下平稳,**表示在5%水平下平稳,***表示在10%水平下平稳。

估计模型之前,首先对所有变量的对数型式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数据的平稳性,在此用ADF检验法,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看到lnGDP、lnFDI 、lnZ、 lnW、 lnG、 lnS 、lnSO2都是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在10%水平下皆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不会出现伪回归。在此先对不同的污染物选择适当的模型,利用获得的数据用软件eviews6.0对模型1和模型2估计得到结果见表2。通过表2的结果对方程进行选择:首先,看工业废水。虽然方程(2)总体拟合优度较高,但其部分系数不显著,且方程(1)和(2)相比之下,方程(1)的赤池和施瓦茨参考值均比方程(2)低,通过以上综合考虑对工业废水选择模型1。其次,看工业废气。由表可见方程(4)有较多系数不显著,且其AIC及SC值均比方程(3)大。因此,对工业废气选择模型1,工业固体废弃物也选择模型1。最后,看工业SO2。虽然两个模型的系数均不是高度显著,但方程(8)相比之下拟合优度较高,F值较大,其AIC及SC值均较小。因此,对SO2选择模型2,从选择出的模型以及表2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之间的曲线关系如图3所示。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通常情况下不考虑15%水平下的显著,但本文为了相对比较,在此将其考虑进去,用****表示);模型旁边的数字1-8分别为这八个方程的代号。

(三)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本文采用EG两部法,对以上选出的四个模型进行协整检验。令方程(1)、(3)、(5)、(8)的残差项分别用εt1、εt2、εt3、εt4表示,对此四项残差分别作单位根检验,其结果见表3。表3的结果表明εt1、εt2、εt3、εt4均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进一步说明以上方程中的变量lnFDI、lnGDP、lnZ与表征环境污染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方程(1)、(3)、(5)、(8)分别反映了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SO2排放量变化与FDI、GDP、对外贸易开放度变化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GDP每变动1%,污染物的排放量发生明显变化,其中SO2变化最为明显,为88.13%。FDI的变动对固定污染物的影响最严重,其每变动1%,固体污染物就随之变动3.26%,值得注意的是FDI的变动对SO2排放量变动影响并不显著。对外贸易开放度对四种污染物的影响也是不同程度的,其中对固定污染物影响最大,对外贸易开放度每上升1%,固定污染物的排量就增长7.98%。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环境污染物与FDI、GDP和开放度之间的短期关系以及其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大小。以上四个协整方程对应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由于误差修正模型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此结果表明短期内GDP的增长对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此外,由于短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因而它表明每年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以及工业SO2的实际排放量的变化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分别有79%、27%、92%、96%被修正。

注: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当C、T取1时表示含有常数和趋势项,取0时表示不含有;滞后阶数是以SIC(Schwarz Info Criterion)信息量最小为准则;*表示在1%水平下平稳,**表示在5%水平下平稳,***表示在10%水平下平稳。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注:*的表示其F统计量值高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示F统计量值高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即表明拒绝零假设,说明两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EKC曲线主要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此仅对GDP与环境污染物之间作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GDP变动与废水和废气的变动均呈单向因果关系,GDP变动是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GDP变动与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变动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SO2排放量变动是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模型的选择及分析,本文最终得到如下结论:我国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是表现为U型曲线特征,但是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却是明显存在的。工业SO2的排放量与GDP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简单的倒U型曲线,其在倒U型上有所延伸,呈献出N型曲线特征。另外,FDI对传统工业三废排放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生环境负效应,但其对SO2的影响并不显著。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说,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不存在U型或倒U型关系,对外贸易依存度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说明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而环境污染越严重。

针对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EKC曲线的倒U型形状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虽然EKC曲线的部分特征在我国有所显现,但并非所有污染物都表现出倒U型特征。这说明污染物的选择指标不同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EKC曲线不能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一个借口,更不能盲目地套用EKC曲线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辩护。从SO2的情况可以看到,即使存在倒U型曲线也不是绝对的,当经济增长超过一定的程度后,倒U型会延伸为N型,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传统工业三废与GDP增长之间目前是呈献出U型或倒U型关系,但如果我国持续以前的产业发展模式,任由市场发展或者经济结构转型力度不够,或将不可避免出现与SO2相似的情况。加之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有些环境损害是毁灭性的,生态系统一旦失衡就再也不能恢复了。因此,我国应该及时制定相应的环保政策和法律措施,提高市场准入者的环境门槛,对环境污染者严惩不贷,同时环保执行力度需加大,利用法律政策和市场手段的充分结合,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第二,加强FDI质量,调整引入方式。FDI的环境负效应主要是与其进入我国行业相关,我国FDI的投资额大部分都分布在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又大量投入到制造业中污染密集的行业,如纺织、造纸、化学、皮革、矿物、机械、金属制品等高污染的行业。虽然外商投资企业拥有先进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但他们在中国宽松的环境下并没有将这些先进的思想全部用于生产上。因此,我国在引进外资时应注意质量,防止发生“污染天堂”假说的情况,并优化外资的产业结构,使其更多地投入到第一和第三产业上去。更重要的是我国要引进环保意识强、经济效益好的高质量外资。另外,就是我国的环境政策,我国应该提出一个更高的环境要求标准,让所有企业包括外资在内都按照这个高标准去实施。在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时,也在充分利用其治理环境的技术,并相应地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进行宣传和奖励,让FDI可以无保留地运用他们的环境污染防治技术,并对全国企业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经济增长的巨大环境代价篇11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

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北京花了大力气用于改善环境,奥运年的这个春天,感觉北京的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称,一些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外国选手因担心中国的食品安全而要自带食品;更有甚者,由于担心中国的环境污染,打算在奥运期间于韩国居住｡凭直觉,这有很大的炒作成分,当然不排除有人顺手抹黑中国一把,那是习惯成自然了｡但人家之所以能够炒作与抹黑,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后暴露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国在山河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间,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如变魔法似地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也应当看到,如果将现有的成绩全部归功于改革开放,那不仅是对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们的不公,也与事实不符｡匡算现有财富总量,当有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这一两代人自己创造的,但不要忘记,是在前辈留下的基业上创造的;另一部分是前人创造的,如土地､矿山等,我们只是将其货币化而已;再一部分,说起来应当感到羞愧,是对后人财富的透支与贴现,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而变现的,后人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多年来,我们习惯比成绩,展示光鲜靓丽的地方,而对我们不光彩的地方,往往讳莫如深｡这些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境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张力下,中国已有1/3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没用的,1/4的居民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在中国,大凡经济成长比较快的地方,环境污染通常都比较严重｡本人虽没有做过统计分析,但凭研究经验与直觉,得出“中国的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本成正比”这一结论的风险并不很大｡

水污染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可谓“一江污水四处流”｡流经城市的河流90%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城市90%的地下水被污染,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在中国2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不久前被报道的江苏太湖､云南滇池与安徽巢湖的污染只是“抓典型”而已,这并不表明没有被大量报道的湖泊就没有污染,或污染状况没这三大湖泊严重｡江河湖海水系相连,因此中国的海域也难以幸免｡素有“天然鱼仓”和“海洋公园”美称的渤海,如今已失去美丽的容颜,污染程度位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正在成为“死海”｡专家预计,即便从现在着手整治,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称,中国现在是太平洋最大的污染源｡

大气污染目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超标一般都在2~6倍,大量燃煤与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是主要原因｡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其中近70%来自煤炭的燃烧｡2006年,中国消耗了大约24亿吨煤,比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境内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分别有90%和50%是燃煤所致｡颗粒物给人们带来呼吸疾病,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酸雨则洗刷着中国1/4的国土和1/3的耕地,导致农业减产,建筑物被腐蚀｡不久前,一位从英国回来的老师与同学相聚,谈到中国的大气污染时调侃说,中国有13多亿“人工吸尘器”,因此中国的空气有望变得干净｡国际能源机构的专家警告:除非中国重新考虑使用各种能源来源,采用环保前沿技术,否则在25年内,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总量的两倍｡是啊,13多亿中国人在努力清洁空气的时候,还会呼出二氧化碳｡

固体废物污染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居民生活的便利化与现代化,产生着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其他特殊垃圾｡城市每年产生的近2亿吨垃圾中,只有不到20%是按照环保方式处理的｡2/3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包围之中,垃圾不仅侵占大片土地,而且严重污染了周围的土壤和水源｡急功近利不仅使我们忽视垃圾处理,而且还大肆进口洋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塑料和电子产品),洋垃圾一度成为中国进口三大“商品”之一｡垃圾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沉重包袱,但倡导循环经济的专家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圾是地球上惟一增长的资源”｡例如,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利用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可发电120万千瓦,生产水泥300万吨,还能消化120万吨废钢铁｡看来,“科学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还带来一个严重污染——土壤污染｡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将长期立足自给,但是土壤污染给粮食与食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据估算,中国每年遭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还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饮鸩止渴的灾难

环境污染危害居民生命健康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7年3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污染代价》报告认为,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据说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干预下,《中国污染代价》报告的数字曾进行了大幅“瘦身”｡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干预的理由是巨大的因污染而死亡的数字会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如果真的如此,那这个理由真是莫名其妙,不仅是对中国大众知情权的蔑视,而且这样的“鸵鸟政策”显然不是解决中国严重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

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不断下降环境污染使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持续扩大,程度在持续加剧,危害在持续加重,由此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持续减弱｡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水生态恶化､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和农村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目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共有十大类——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红树林､稀树疏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与苔原,中国皆有分布,而且是世界上惟一囊括全部十大类的国度｡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十大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和红树林也出现了严重退化｡相关专家警告,中国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突出｡

环境污染危及社会稳定随着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整体生活品质,环境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民众的民主素养与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对环境破坏表达不满越来越多地由言语上升到行动｡由此引发的地方性抗议活动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日益增多｡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引发冲突达51万起,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同样,由于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存在偏差,发展成果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环境污染则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富人在富裕过程中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也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乱挖滥采,破坏了当地环境,自己赚个脑满肠肥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异地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楼盘,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

环境污染损害中国国际声誉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改善长久以来贫穷落后的形象,借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然而,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污染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也污染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国际媒体不断渲染,中国行将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国制造”的污染性排放物和灰尘被季风带到了遥远的美国,并给沿途的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明显的危害｡中国排放的污水不仅污染了自己的长江､黄河,而且也污染了发源于中国的湄公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萨尔温江等许多大河｡“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中国正在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地开发自然资源,由于一些相关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从而对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已是世界上非法砍伐木材最大的进口国,中国进口木材中约50%属于非法砍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有生存与发展权,有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有义务来保护全球的资源环境,以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令经济增长失去实际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快速的工业化正将中国环境推向危险的临界点｡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环境专家曾估计,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5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当年GDP的1.23%,达到历史最高｡但世界银行计算,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而且,对已被污染的环境实现恢复,需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然而,污染的食品､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总之污染的一切,都在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名义与政治价值,已没有多大实际经济意义｡

污染主因在“官僚主意”

长期以来,中国将环境保护问题一直当作一个专业问题,认为只有相关专家才会有关注,才有发言权｡但是,随着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探讨,即如何克服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理解仍然停留在社会精英层次,从而也就制约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随着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中国环境保护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中国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则将环境问题进一步提升到文化伦理层次｡中国国民与中央政府对环保的高度关注正在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赞誉｡

在我们仍争论､探讨环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时,中国的环境却持续恶化,大约每两天就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两项硬性指标,着实令人鼓舞,然而当年这两项指标都没有完成,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异常尴尬｡当前环境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突出,影响如此严重,原因众多,但主要在于一些政府官员与相关企业惟利是图､漠视环境｡

廉价的甚至是零价的环境设想,一吨灌溉用的黄河水还不到一小瓶矿泉水价格的1/10,人们怎么可能去节约?长期以来,中国众多地方在进行项目论证时,几乎不考虑环境因素｡一些被发达国家唾弃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拒绝的高消耗､重污染项目,总能在中国成功通过,而且还待若上宾｡实际上,环境不仅仅只有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甚至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价值,一种天然或自然价值｡环境服从的是自然规律,经济增长合乎的是经济规律｡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弥补环境的被破坏｡中国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保护,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初始,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效用会逐渐递减,环境保护效用则逐渐递增｡环境的价值应当被重新认识与合理评估｡

膨胀的地方利益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为“改善生活”,增加地方税收,当然还有解决就业,往往努力招商引资｡在地方利益诸侯群起竞争的态势下,不断进行“割喉战”,不断进行“冲向底部”竞赛,不断降低投资门槛,引进高消耗､高污染项目｡一些地方甚至公开打出“谁跟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和人民过不去”的标语,将企业主提高到了“救世主”的地位｡原料药的生产企业是污染程度最高的化工企业,根据发达国家的法律,这些企业已无立锥之地,但却被中国请了进来｡如今,中国很荣幸地成为世界上原料药出口的最大国家,全世界80%以上的药品都依赖中国的原料药｡如此,外资污染了我们的沿海,而后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之下,南方污染企业“北上”,东部污染企业“西进”,整个中国由此真的成了“大染缸”｡

扭曲的政绩观 “发展是硬道理”被片面甚至被肆意理解,近乎在所有的地方政府那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提高GDP是第一要务”｡如此,“人间天堂”成了“世界工厂”,而“世界工厂”在制造出无穷污染的同时,也生产出众多高官,“XX模式”如此被无限效仿,无限发扬光大｡正是巨大的政治利益,强烈驱使着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直接加以抵制｡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全国地市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只有40%,部分地区县以下企业仅为20%｡当中央反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我们很多地方仅仅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肆虐的行政腐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讲的是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没错,但是只对了一部分｡实际上,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天高皇帝远”,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合谋获利由来已久,结成坚固的利益联盟｡因为环境污染无价,投资可以获取暴利,于是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主获得巨大利润,地方官员也得到巨额回扣,实现共赢｡对于受到“外部不经济”伤害的民众,地方官员当然是袒护､庇护企业主,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来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在“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背后,还有赤裸裸的黑利｡环境污染过程中不仅伴随着犯罪,而且环境污染本身就是犯罪,“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当然是犯罪｡

错误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中国选择了由政府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是由政府制定,而很多战略没有经过周密论证或民主性地听取多方意见｡汽车已经超过了工业粉尘成为中国城市环境的头号杀手｡据估计,2005年城市大气污染中有80%都是由汽车造成的｡不仅是环境,更主要是中国的有限耕地,都难以甚至无法支持汽车家庭化｡但是,同样由于短视,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在成为汽车大国的同时,“自行车王国”称号逐渐终结了｡如今,中国自行车工业已陷入持续萎缩,所生产的自行车大部分用于出口,为世界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篇12

一、绿洲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现状分析

随着绿洲经济的快速发展, 导致了由工业部门排放的污染物逐年上升。本文仅选择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 (简称“工业三废”) 和工业二氧化硫四个污染物分析绿洲工业污染状况。

从统计数据来看, 1990—2010年间, 绿洲GDP、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55%和13.6%;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年均增长率为11.49%, 工业废水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2.38%, 工业废气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0.84%, 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年均增长率为5.86%。虽然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年均增长率都低于绿洲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 但是从图1可以看出, 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的增长变化起伏很大。随着经济的增长, 工业三废排放量速度加快, 2006—2009年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 这说明绿洲环境状况不太乐观, 环境污染逐渐加重。同时,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0年环境公报可知, 2010年绿洲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8.07万吨, 氨氮排放量3.07万吨, 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56.94万吨, 烟尘排放量33.18万吨, 工业粉尘排放量17.69万吨;全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493.95万吨, 排放量58.18万吨。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 环境质量的下降, 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也严重威胁着居民的健康状况。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1991-2011)

二、灰色关联分析简介

灰色相关理论是华中理工大学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提出的, 发展至今, 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灰色关联度是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在系统发展过程中, 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相同, 则认为两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 则较低。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 通过一定的方法, 去寻求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因此, 灰色关联度量化度量了一个系统发展的变化态势, 适合分析动态的变化历程。本文将灰色关联度分析运用于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关系的变动分析, 目的是找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一) 因变量构成参考数列为X0={X0 (1) , X0 (2) , ..., X0 (n) };Xi={Xi (1) , Xi (2) , ..., Xi (n) }。

(二) 将时间序列作“初始化”处理。常用的方法有“初值化”和“均值化”, 初值化为该数列第一时刻的值除以经济数列所有的值, 以消除量纲;均值化法为经济数列所有的值除以该数列的平均值, 本文选取第二种方法。

(三) 求关联系数。关联系数定义为:

(四) 在算出Xi (k) 序列与X0 (k) 序列的关联系数后, 计算各类关联系数的平均值:。

(五) 依据关联度进行排序,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到γ数据后, 对此进行排列, γ越大, 表示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 反之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疏远。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1990—2010年新疆绿洲GDP,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标立方米) 、工业废气排放量 (万标立方米) 和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 (万吨) 用这些指标分析新疆绿洲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灰色关联度, 数据均来自于《新疆统计年鉴》 (1991—2011) 。

(二) 分析过程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的思路和要求, 本文以绿洲GDP X0 (1990-2010) 为参考序列, 以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X1, 工业废水排放量X2, 工业废气排放量X3和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X4为比较序列, 采用均值化法对数据进行初始化, 得到绝对差表, 如表1所示:

算出各序列的关联系数, 然后计算各类关联系数的平均值, 得到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

经过计算得出, 在1990—2010年间, 绿洲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各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大小顺序为: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其中, 工业废气排放量与GPD的关联度最高, 说明工业废气排放量和绿洲经济增长的关系最为紧密;其次是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高, 影响较大, 表明绿洲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多少与经济增长也有很大关系;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在近几年逐步增加, 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小一些;工业废水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最小。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根据实证结果可以知道, 绿洲工业废气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 说明了绿洲空气污染严重, 影响着经济发展。由2010年自治区环境统计公报可知, 2010年全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达到Ⅰ级的只占20.5%, 达到Ⅱ级和Ⅲ级的共占75.4%, 达到Ⅳ级和Ⅴ级的为4.1%, 与2009年相比,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达到Ⅰ级的比例下降8.8%, 达到Ⅳ级和Ⅴ级的比例上升了1.9%。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绿洲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 需要加大对空气质量的治理;同时,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次于工业废气排放量, 说明绿洲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较多。2010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综合利用率为47.9%, 与2009年相比, 仅提高了1%, 综合利用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工业二氧化硫与工业废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 但不能放松对其的治理力度。

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乌鲁木齐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森林覆盖率达到4.5%。”基于此目标, 为实现绿洲经济可持续发展, 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治理工业污染, 具体建议如下:

(一) 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大气环境长期处于污染状态会对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由于绿洲工业废气排放量对经济的影响最大, 因此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工作迫在眉睫。要做到全面控制大气污染源, 治理大气污染, 首先应从调整能源结构抓起, 将节能减排工作落到实处, 推荐使用清洁能源, 减少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量。其次要减少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提倡产品的多用途利用,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对生产过程中或消费后产生的废弃物视为资源进行再利用, 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从而减轻对资源供给的压力。

(二)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目前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 第二产业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80%以上, 第一产业绝对下降, 有的国家只占百分之几, 第二产业也相对下降, 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尤大。绿洲第一、二、三产业比重由1995年的29.5%、34.9%和35.6%调整到2010年的19.8%、47.7%和32.5%, 三产比重有所下降, 有待于改进和调整, 从而减少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压力。随着第二产业的增加, 工业污染水平增加, 而当第三产业大量增加时工业污染水平又将下降。因此, 尽快实现绿洲产业结构的调整, 减少工业污染, 有很大的环境经济意义。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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