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

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通用7篇）

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 篇1

作为专家学者, 他如何解读CDM的国际环境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跨国经营的角度, 他如何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CDM责任与义务?从中国业务的发展, 他是如何分析CDM在中国的商业应用模式及中国的优势和机会?

为此, 本刊记者专访了范德华总裁。

《中国外资》:作为“气候变化与能源”领域的专家, 你是如何看待“全球变暖”的现实, 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范德华:我不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 我更多的是为缓解气候变化而努力。对于气候变化这个现实, 争论很多。举例来说, 有科学论文质疑全球变暖及其是由人造成的这个本质, 克莱顿的小说《恐惧之邦》就为这些疑问提供了许多依据。显然, 有一些因素影响气温的测量, 而且难以和数据设置情况脱离开来, 比如“热岛”效应。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清晰。但是, 我们近年来倒也经历了许多炎热的天气, 尽管冬天也是冷的。两周前, 我在蒙古的乌兰巴托, 当地人都反映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冬天了——气温几乎都没有低于零下三十度, 而那里以前的冬天都在零下四十度。所以, 通过我自己的观察, 气候变化是现实。

短期看来, 最主要的忧虑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碳市场是不是已经瓦解。目前, 核证减排量 (CERs) 的交易价格在8欧元/吨二氧化碳左右, 然而几个月以前, 这个价格还在22欧元附近。金融危机和下跌的价格意味着许多CER的购买者正在退缩, 或者要重新协商这项交易;这让我觉得难过, 因为我知道如果价格出现回升, 中国的项目业主又要将CER价格重新谈高, 那些购买者将会多么失望。幸运的是, 我们正在和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巨头进行战略合作, 这个公司的年收入超过1400亿美元。它不仅财力雄厚, 而且重视自己的信誉——绝不会反悔自己承诺的协议。

另一个短期的忧虑就是有很多规则的瓶颈和不确定性, 因而难以开发那些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温室气体减排对于全球有着很大而且很实质的好处, 但问题是这种对于全球的好处中有哪部分可以被投资者获取。低碳经济需要的不是遵从各种政治决定, 而是一个清晰且可预测的规范框架。

长期看来, 人们在技术上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兴趣不断增加。此外, 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化石燃料的短缺 (一些报告预测主要化石燃料的年产量将在最近几年达到顶峰, 然后下降, 而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这意味着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和高效能源技术的市场会不断增大。CVDT咨询公司的战略支柱就是关于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技术转让, 以及为采用这些技术的项目进行融资。

《中国外资》:“议定书”实施至今, 你如何评价发达国家所履行的CDM职责?

范德华:很明显, 日本与欧洲很接近, 美国是另一个阵营, 这两方有着非常不同的记录。日本和欧洲国家都已采取行动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 也从别国购买了减排量。欧洲国家, 就拿挪威来说, 已经着眼于2012年以后的目标。这些国家正在竭力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相反, 美国对于京都议定书的内容有着很重大的影响, 但是目前为止, 美国做了很少的事情, 他们称京都议定书要花费自己太多钱。事实上, 乔治·布什2000年的竞选宣言就包括要为二氧化碳排放量设置国家级限制, 但这也是其未能兑现的竞选承诺之一。

2002年2月, 布什政府保证要在十年之内将温室气体强度减少18%。乍一看, 这个目标似乎很了不起。但是, 按照那时的预测, 美国的GDP在同样这段时间里将增长超过30%——这表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未来十年内每年都将增长1.2%。基本说来, 布什政府承诺要做的事情是无论如何都会实现的, 根本不需要布什政府的干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曾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里用一整段的内容严厉地批判了这件事。

在后京都议定书的世界里, 一些国家不遵行国际通用的减排目标, 而大多数有着相近人均收入的其他国家却会遵守这个目标。我在想那些不遵守的国家是否应该在WTO里被指控“倾销”。毕竟, 它们的政府允许产品真实成本中的一部分不出现在产品的价格中。我不确定为什么欧洲制造商要面对美国进口产品的竞争, 这些产品的低价是不公平的,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温室气体污染源, 它比大多数欧洲的国家都要富裕, 但是却不愿意对气候变化采取任何实质措施。

《中国外资》:你认为奥巴马新政府强调遏制气候变化与能源的政策会改变美国在签订京都议定书的立场?

范德华:我期待着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奥巴马领导下, 会在国家级别上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CVDT咨询公司正在监测美国的市场, 我们也已在美国建立了子公司来把握美国市场提供的机遇。暂时看来, 美国的减排措施不会太严格, 美国的减排价格仍然会保持低位, 而且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会聚焦在减少自己国内的温室气体。所以, 至少在短期来说, 这不会对中国的项目有很大帮助。长远看来, 奥巴马的目标雄心勃勃:在2050年, 通过经济范围的气体总量管制与交易, 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减少80%。如果这些目标得到实现, 美国将在气候变化上获得真正的领导地位。但是, 这些提案要经过国会批准, 我们不知道这些目标中有多少将会淡出。

不过, 较有希望的是奥巴马似乎更倾向于和联合国合作, 他的政府很可能要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对气候变化采取措施。在“美国的新能源”计划中, 奥巴马提到自己已准备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同时, 他似乎也表示出希望中国、巴西这样的国家可以遵照共同的承诺。奥巴马意识到了各国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是不同的, 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能力也是不同的。我的评价是奥巴马的这种协商姿态是合理的, 但是我预计实质的行动还是会发生在2012年之后。

奥巴马采取有效行动之前, 在美国国内将会遭遇很多反对的声音, 这些反面声音大都联系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是否会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的则大约是全球人均排放量的一半多。这样, 你自己就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外资》:你是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担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范德华:这里的基本想法是三重的: (1) 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导致的, 而是发达国家; (2) 发达国家更有能力付出必要行动来缓和气候变化。因此,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是一个正确的概念, 这也是巩固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的国家和对气候变化历史责任较少的国家不必受约束地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而那些历史责任较大的富裕国家应当采取行动。这很公平。

但是, 京都议定书仅仅是第一步。现在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 全球一致采取行动来抗击气候变化。

对于要求所有的国家实现减少或限制排放的目标 (“排放量”) 存在着关于有效性的争论。如果实施诸如JI和CDM这样的项目机制将会容易得多:减排量交易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排放量的减少和另一个国家排放量的等值增加。

这里的关键就是公平性的问题。长期看来, 如果不基于固定的人均排放量和一个国家的人口数, 我无法想象“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何分配。举例来说, 阶段性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可以达成协定, 以历史和人均排放量的比重转移为基础来分配:比如, 前三年, 70%按照历史排放量, 30%按照人均排放量, 后三年比率变成60%对40%等, 直到整个全球配额都根据人口来分配。如果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这样计算得到的排放限制量下降到某个事先商定的水平之下, 因为该国家的人均减排量是按照经济增长为基础来计算的, 那么该限制可以是有条件的:通过从发达国家获得更进一步的支持, 比如说通过技术转让的形式。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公平的, 它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应该被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的减排目标所阻碍, 同时减少了过渡的成本。这种机制也认识到导致西方国家高排放量的那些政策决定都是在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会成为一个问题之前做出的。

所以, 只要采取公平的方式, 中国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不一定是坏事。开始这方面的协商时,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定界限, 在该界限里得出协商的结果;这些界限要给中国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带来实惠, 因而协商的成果才能是公平的。这与最近的“波兹南磋商”的精神是相符的, 在此协商中, 发展中国家就“基于平等”的愿景分享提出了要求。

到目前为止, 中国没有做出承诺, 而是强调了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没有作出承诺, 我个人希望这可以变成合理的承诺。至于技术转让, 我的理解是中国已经在这方面给出较清晰的需求——甚至给出了技术的清单。普遍认为, 不满足技术转移要求的方案, 中国都是不会接受的。中国的出发点是附件一国家建立一个基金, 用于购买西方公司的专利, 然后将它们转移给它们的中国对手。

一些观察家指出, 中国的要求不实际而且不能接受。也许我在中国生活了太久, 我并不同意这种论断。首先, 我认为技术转让至少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让中国运用自己的生产特长来推动技术改进、减少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所需的成本, 这对全球都是有益的。其次, 技术转让可以保证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制不会桎梏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对达成任何2012年后的协议都是必须的。

也许对于协议的形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求附件1 (泛指发达国家) 的国家政府购买技术将会很难, 因为这意味着要损害西方公司的利益——这些公司有权利选择不出售技术。我更期望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机制: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公司将获得某种形式的奖励, 比如分享减排成果。这样, 西方公司将受到启发, 在自愿的基础上分享它们的技术。如果在该领域的个体行动还不够, 那么这个机制将给附件1的国家政府以参与的空间。而且不论怎样, 如果通过技术转让的减排没有实现, 附件一的国家将被要求做更多的工作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CVDT咨询公司认为技术转让是关键, 而且我们正计划将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带到中国, 同时将中国温室气体的减排技术带去其他国家。

《中国外资》:你怎么看中国开发CDM的优势和机会?

范德华:我们很幸运能在世界上最大的CDM市场——中国工作。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放的CERs (经核实的减排量) 中有42%来自中国;到2012年底, 这个数字有望达到50%。

在中国致力于CDM的优势之一就是项目一般都能获得实施。在其他国家,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项目有机会被发展成CDM项目, 但是后来, 在做了很多项目注册的工作之后, 你可能发现这个项目没有资金供给,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无法执行。

此外, 中国政府的政策非常支持CDM项目, 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项目。

最后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的项目一般会比较大, 可以获得巨大的减排量, 这意味着每一个减排单位的交易成本被大大降低了。

《中国外资》:你认为中国在CDM项目的实施上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范德华:我之前概述了CDM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些在中国也存在, 中国也有一些特殊问题。中国已经施行了一系列的“保底价”项目, 也就是CER的最低价格不能低于某个价位, 这样的CDM项目才能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这些保底价曾一度低于保证交付减排量的市场价格 (二级市场) ;这是合理的, 因为买家可能要冒着项目注册不能通过的风险, 或者减排量的额度不同于预期。但是, 在当前这种低迷的市场上, 发改委规定的保底价仍然没有变化, 甚至比二级市场上保证CERs的价格还要高;这使得如今在中国很难达成任何协议。

此外, 中国政府不允许在2012年后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意味着在中国可以通过CDM项目获得的减排量受到了压缩, 同时也减少了中国CDM项目开发的吸引力。

说到这——我并不是在埋怨——中国的CDM规则也许并不总是对我们有利, 但是它们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根本上也不是不公平的。就其CDM的规则来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CDM国家之一。

最后一点就是CDM在中国的完胜。有时, 我认为项目在中国要经过额外性验证正是因为中国有海量的项目在申请CDM注册。

我认为中国CDM方面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 而CVDT咨询公司也非常乐意开发新的项目。

《中国外资》:可否请你列举一个项目, 谈CDM在中国实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范德华:我们在北京的办事处有20个人, 在中国正有20个项目在UNFCCC申请注册, 未来还会有更多。这些项目包含不同的种类, 比如风能、水能、生物质发电厂、余热回收项目等等。下面大概介绍一下CDM可以带来的好处。我们正在开发CDM的一些风电厂获得了13欧元/吨二氧化碳的CER价格。这意味着, 粗略估算, 每发出1kWh的电, 项目业主将额外获得0.1元人民币的收入 (或者说是增加了20%的收入) 。

我很引以为荣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和甘肃通和一起开发的鹿儿台水电站。通和是我们在兰州的长期伙伴。这个水电站的建设最先由温家宝总理提出, 他指出可以在这个地方建设一个水电站。为这个项目的筹款非常艰难, 但是通过CDM的支持, 我们终于将项目顺利完成。我们现在正在为该项目进行申领CERs。

《中国外资》:作为在中国的工作与生活者, 你是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范德华:我在中国生活了近10年。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正合适, 因为这是关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当我1999年4月刚开始在中国工作时, 我担任国际项目总监, 与发改委一同开展一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关于可持续工业发展的项目。这个项目正是研究这种问题的。

西方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后意识到了经济增长导致了许多环境问题, 但是它们认识得太迟了。经济发展带来环境问题, 这经过一段时间才被意识到。认识到了环境问题之后, 又经过一段时间, 才产生了控制这些问题和不利影响的实际行动。但是, 在采取行动之前, 问题也在增加扩大, 而缓解环境问题的花费也比一开始要多。所以, 信息的缺乏和反馈的延迟导致西方国家中发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并且它们要额外多花好多钱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想, 中国可以从西方国家的经历中吸取宝贵的教训。关键一点就是要预见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 然后寻求最佳的平衡 (这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 , 并且不要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我认为, 对于中国来说, 鉴于其飞速增长的经济, 在环境问题产生以前就进行预测并且提前采取措施非常重要。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认识到不必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进行取舍。提高能效和清洁生产都可以实现双赢的结果, 最终有利于环境和经济。同时, 较早地采取行动可以让中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化石燃料短缺, 也能让中国成为一个缓解能源短缺技术的出口国。

我个人认为尽早行动保护环境是对中国有利的。CVDT咨询公司希望通过技术转让、项目融资, 以及我们在CDM上的工作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在该领域获得成功, 相信我们也必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 篇2

1. 技术能力

(1) 技术能力定义

本研究报告曾对什么是技术作过阐述。这里, 我们对什么是技术能力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Indigenou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可谓见仁见智。综观各种表述各异的定义, 我们认为都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什么是技术能力, 而是试图从技术能力的构成上即包括什么和在与其他能力的区别中说明技术能力。然而, 各种定义中包含着的共性东西, 却凸显了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 一种具有体现和非体现特性的资源。能力是指能胜任工作或完成任务的主观条件。认同技术的定义, 把能力理解为一种存量和资源便抓住了能力的本质。

(2) 技术能力的特点

根据技术的定义, 我们知道, 技术具有体现的和非体现的两种形态, 技术变化也就具有积累的、渐进的和差异的特点。技术能力也具有技术、技术变化所固有的这些特点。主要概括为两点:

首先, 技术能力是积累的、渐进的或突变的和有差别的。企业技术能力是过去积累的结果, 这在对宏福公司技术创新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已充分地表征出来。宏福公司技术的每一点提高, 都是在增加过去技术、引进技术、现有技术上的积累, 同时又是再提高技术时的基础。技术能力的渐进性表现在技术能力的提高不会出现跳跃。然而由于宏福公司在技术资源上的投入进行了创新型的调整, 成立的川大——宏福技术开发中心, 引进高校研究能力很强的专家和教授, 使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出现很大的提高。在宏福公司的技术轨道上, 技术又好又快地趋进技术极限, 成为中国磷肥业的技术范式, 是一种技术突变型的案例。技术能力的差别性。既指企业技术能力存在阶段上的差别, 即可能只有使用技术的能力, 或具有改进技术的能力, 或有创造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指企业技术能力各具特色。技术能力的差别化为企业提高技术能力提供多种选择。

其次, 技术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学习过程。我们知道, 技术由两部分知识组成, 一般知识 (general knowledge, generic knowledge) 和隐含知识 (tacit knowledge) 。一般知识是公开的, 可广泛传播, 易于转移。隐含知识指企业在创造、改进和使用技术中积累, 积累体现在研究人员能力、员工技能和组织规范中的知识或经验。这类知识的积累有着独特的条件, 在某企业有着卓优绩效的方法简单移植到其他企业也未必保证有效。企业在技术能力上始终存在差异的基本原因与企业技术具有隐含部分有重要关系。我们也把这种能力归入核心能力的范畴。

以宏福公司当初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例。引进外国技术时, 服务于两个战略目的:一是直接获得好的经济收益, 二是增强技术能力。宏福公司实证研究表明, 经济收益与体现型技术关系密切, 而技术能力与非体现技术关系密切。宏福公司以扩大生产能力和追求高生产率为目标, 引进技术设备和成套项目, 确实缩短了生产水平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 但对增加技术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宏福公司卓越的绩效四要素, 卓越的效率、品质、创新、客户响应构成的差异化和低成本形成的卓越赢利能力跟引进技术项目后重视技术学习在研究开发和干中学有密切关系。他们既学习技术可以转移的部分也学习技术不可转移的部分。因为技术能力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 所以宏福公司很重视技术能力的吸收能力培育。

(3) 技术能力的构成

我们采用弗里曼·斯蒂华特等人和其他学者的观点 (表4-1) 。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分析P179—180.)

根据上述分析, 为反映技术能力特点的内涵和表达技术能力的本质, 通过对宏福公司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我们认同, 技术能力由三项能力构成的观点:即生产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技术能力的三项构成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技术能力增强路径。

2. 技术能力构成关系

如前所述, 技术创新能力是技术能力的组成部分, 技术创新能力与吸收能力和生产能力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在创造技术的创新方式下, 吸收能力是技术创新的外围能力, 附着在技术创新能力上。在使用技术和改进技术的技术创新方式下, 吸收能力在增强技术能力上具有核心作用, 技术创新能力则成为外围能力。生产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是支持关系, 即生产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起保障和支持作用。在技术创新链上, 生产环节承前启后, 没有它的保障, 技术创新无法实现。三种能力相互依存, 互为变化, 共同构成技术能力。技术能力的构成关系中, 技术创新能力最具超前性, 它起着提高技术能力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 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技术能力的核心。

二、宏福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

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由于角度不同有多种分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 技术创新能力应该是一个能力组合概念, 它由若干能力 (要素) 组合而成。

我们从宏福公司创新实证分析角度, 从三个方面阐述宏福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1) 技术创新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过程; (2) 成功技术创新给予的启示; (3) 公司技术创新调查分析的结果。根据这些依据, 我们把宏福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分解为: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倾向、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

1. 创新资源投入能力

技术创新资源投入能力指公司投入技术创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分为R&D投入和非R&D投入。R&D投入能力集中体现在经费、人员和设备上。用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和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测度经费投入能力。用R&D人员数量和素质 (包括学历、职称、成果水平) 衡量人员投入能力。用R&D设备净值反映设备投入能力。

R&D投入能力只限于同行企业或生产相同产品企业的比较。行业间的比较缺乏可比性。

非R&D投入在创新活动中是存在的, 这可以从宏福公司创新过程和多种创新方式并存的实证中得到证实。

2. 创新管理能力

这里的创新管理能力是指公司从整体上、战略上营造技术创新和组织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

宏福公司创新管理能力主要有三个方面反映: (1) 创新战略; (2) 创新机制; (3) 创新速度。

公司创新战略是服务于公司的使命和目标。公司的创新路径选择首先必须依赖于对磷肥业技术变化趋势的把握, 并对竞争对方战略的了解, 即外部机会与威胁的分析。其次, 分析自己的技术能力, 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向, 即内部优势与劣势的分析, 由此构成S W O T的战略选择。

宏福公司创新管理能力还体现在其形成的创新机制上, 其创新机制主要与公司创新活动中的各个层面人员有关。有效的创新机制使公司各层面人员人尽其才, 在激励作用下, 沟通顺畅, 合作高效。

宏福公司的创新速度可从前述宏福公司产能情况表、宏福公司2001年~2006年生产经营指标表、2001年~2007年宏福公司获得主要荣誉看出:公司技术创新或发明到商品化的时间很短, 一些发明专利是在解决技术问题中产生的。而且, 生产技术与基础研究、应用性研究的进展密切相关。应用研究与商业应用之间距离很短, 使许多客户响应形成的产品/服务竞争迅速转化为应用性研究的竞争。这种现象在宏福公司是常见的现象。宏福公司储存、开发、应用的科研战略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创新速度不断加快的历史性趋势。

创新速度的提高给宏福公司带来显著的先期进入市场的经济效益。公司领导是很在意创新速度与经济效益攸关的内在联系的, 它是企业技术创新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3. 创新倾向

创新倾向是对创新愿望饯行而产生的真实性和创新愿望的强烈程度的反映。宏福公司建设过程和又好又快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使命和目标的不同, 确实出现了企业创新活动少、与企业创新活动多两种倾向。

宏福公司十年建设是创业, 又好又快的发展也是创业。把创业倾向作为能力要素之一, 是基于宏福公司实证分析提供的事实。首先是公司经营陷入“德鲁克式”困境, 一筹莫展, 可以认为是直接与企业创新能力不高有关, 而能力低的原因可归结为:企业体制弊病, 导致正式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 (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信息的联系) 被削弱, 领导层无意创新;管理上的科层制不适应市场竞争外部环境。因此, 在急剧变化的市场面前, 创业者是否具有强烈的创新倾向和是否营造了技术创新的生成环境, 是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创新倾向是异质型企业家在发展企业中必须具备的独特行为特征。

创新倾向指异质型企业家具有的创新主动性和前瞻性, 可以从创新率、创新视野等方面得到体现。

4. 研究开发能力

研究开发能力由创新资源投入与配置的结果表示。但创新资源投入能力替代不了研究开发能力, 前者是R&D投入与非R&D投入的组合, 后者是R&D的成果。

研究开发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宏福公司的研究开发能力因使命与目标的需要主要体现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方面, 研究工作的目标是对产品及工艺创新所需技术基础进行应用研究;开发是利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 为新产品、新服务、新工艺而进行的技术活动。

衡量宏福公司研究开发能力可以分别衡量公司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能力。对公司引进技术而言, 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活动归入研究开发活动。相应地用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能力作为研究开发能力的衡量指标之一。

专利是公司研究开发的重要成果。用专利指标衡量R&D能力已作为国家R&D能力标准。

自主创新能力以R&D能力为基础, 自主创新产品率是对R&D能力的一种反映。

5. 制造 (生产) 能力

技术创新需要的制造 (生产) 能力与原有的制造 (生产) 能力不同。技术创新需要的制造 (生产) 能力指能使技术创新实现的制造 (生产) 能力。在宏福公司引进生产工艺中, 原有制造 (生产) 能力有些能满足技术创新的需要, 有些不能满足技术创新的需要, 这就引发了宏福公司为满足新技术需要的工艺流程再造的创新。

这里把制造 (生产) 能力定义为把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为符合设计要求的可批量生产的产品的能力。

制造 (生产) 能力包括:生产设备的先进性;工人的技术水平 (等级) 和工作质量;生产流程工艺设计和管理能力。

6. 营销能力

营销能力是企业技术创新形成产品能否成功推向市场、引起客户响应的重要能力。

营销能力包括:市场调研了解买方需求的能力;销售能力。销售能力又表现为销售宣传和销售网络两方面。

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 篇3

(1)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 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 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 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 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 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 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 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 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 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 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 产出增加量减少, 从而生活水平下降, 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 人口增长率为零, 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 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 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 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 △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 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 (1-a) △L/L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 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 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 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 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 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 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 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 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 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 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 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 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 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 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 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 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 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 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 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 (1) 制度, 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 (2) 自然资源, 如石油、矿产储藏, 交通等; (3) 劳动力, 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 (4) 土地。这四大要素中, 任何一项越多, 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 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 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 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 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 高投入、高消耗。

自2002年以来, 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 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 而消费率 (消费占GDP比重) 却一路下降至53%, 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 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 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 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 产能过剩。

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 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 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 因而, 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 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 大力发展服务业。

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 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 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 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 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 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 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 就不需要交易, 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 生产成本越低, 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 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 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 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 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 节约了生产成本, 又使服务业信息化, 提高效率, 节约了交易成本, 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 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 自主创新。

“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 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 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 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 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 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 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 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 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集约型经济,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解决深层次矛盾, 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摘要：经济增长是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 当前中国飞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人瞩目, 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纵观各种经济模型,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是由各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和国情决定的具体的特定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阶段与演变以及最新成果,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 篇4

(一) 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 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 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 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 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 以索洛-斯旺模型 (1956)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 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 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 (劳动和物质资本) 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 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 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 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 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 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 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 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 (或劳动力) 的自然增长率, 因此, 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 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 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 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 即

式中, ΔY是产出增长率, 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 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 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 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 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 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 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 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 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 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 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 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 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 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 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 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 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 (积累的生产要素) 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 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 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 (1986) 认为, 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 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 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 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 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 (1988) 则认为,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具有核心作用, 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 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 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 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 并且是“内生的”, 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 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 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 (1988) 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 (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 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 (1990) 中, 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 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 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 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 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 (1986) 、卢卡斯 (1988) 认为, 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 (1990) 、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 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 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 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 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 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 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 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 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一) 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 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 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 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 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 而是逐渐扩散的, 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 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 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 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 微电子工业基地, 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 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 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 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 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 或是物质资本, 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 比如, 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 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 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 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 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 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 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 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 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 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 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有理由预期, 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 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 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 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 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 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 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 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 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 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 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 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71.08%。这说明, 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 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 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 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 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 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 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 尽量提高积累水平, 保持高积累率, 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 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 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 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 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 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 (集体) 、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 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 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 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 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 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 同时,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 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 应消除所有制偏向, 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 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 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 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 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 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 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 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 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 在投融资过程中, 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 减少行政干预, 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 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 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 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 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四)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 明确产权, 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 培育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家, 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造, 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着力进行改革。对必须由国家控制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加以重点扶持, 对可以由市场主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可通过拍卖、改组、改造的方式逐步推向市场, 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 同时解决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总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只有妥善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才能进一步提高资本运用效率, 促进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摘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毫无疑问, 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以及资本的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梳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之后, 着重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剑, 胡跃红.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J].2004, (5) :64-70.

[2]韩立杰, 于海滨, 刘喜波.基于索洛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2007, (3) :62-64.

[3][英]A.P.瑟尔沃.增长与发展 (第六版)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4]刘炳瑛.资本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5]武剑.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6]赵昕东.2001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与2002年预测.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7]李子彪, 胡宝民, 于建朝.一种索洛余值法的扩展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 (5) :158-160.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分析 篇5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现状及模型理论基础

本文基于1978—2005年经济增长与就业数据, 并对经济总量除以价格指数得出剔除价格因素后的经济增长总量同时对剔除价格因素后的经济总量和就业量数据取对数进行处理, 采用对数模型的特点是可通过系数来判断弹性大小。为此, 我们利用单位根检验验证序列平整性, 用协整检验经济增长和就业量的长期均衡关系, 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两者间因果联系。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1. ADF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是通过下面三个模型完成的:

模型3中的t是时间变量, 代表了时间序列随时间变化的某种趋势 (如果有的话) 。虚拟假设都是H0:δ=0, 即存在一单位根。模型1与另两模型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只要其中有一个模型的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 就可以认为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当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不能拒绝零假设时, 则认为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当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不能拒绝零假设时, 则认为时间序列时非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1可知, ROGG和ROEG的水平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2. 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Engle和Granger (1987) 提出的两步检验法;二是由Johansen和Juselius (1990) 提出的最大似然估计法。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在小样本下, 参数估计的误差相当严重, 而最大似然估计法克服了其缺陷。本文根据Johansen的最大似然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注:ROGG (rate of GDP growth) , ROEG (rate of Employment growth) 。检验形式 (C, T, K) 分别表示检验是否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0表示无此项。加入滞后阶数是为了使随机误差项为白噪声。

Johansen检验给出了协整向量的最大似然估计统计量, 以及协整向量个数r。当似然比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 否则接受原假设。另外, 运用Johansen检验来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 要考虑自回归阶数的选择, 本文选择根据AIC准则来确定。检验结果如表3

检验结果表明当r芨1时, 出现了第一个不显著的统计量 (0.39<3.84) , 这说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两个序列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和名义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的均衡关系, 但从中我们不能得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即经济增长会不会带来名义就业的增长, 名义就业增长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为解决此问题, 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即对序列Y和序列X, 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 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 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

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就业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

通过上述计量分析我们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在样本期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然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不是名义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即中国高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高的就业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中国GDP的平均就业弹性在1978—1989年为0.34, 1990—1999年为0.112, 2000—2006年为0.117。中国目前就业弹性为0.1左右, 也就是说, GDP增长1个百分点, 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 大约是75万人左右。反映出中国在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同时, 就业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变动的反映比较迟缓。

第一, 调整产业结构, 加大第三产业发展力度。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 第三产业是最能吸收劳动力的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约在0.4左右, 按中国第三产业每年增长率8%来计算, 每年第三产业增长可带来约600万城乡劳动力就业。与其他产业相比较, 每增加100万元投资, 重工业仅能增加400个就业岗位, 轻工业提供700个左右, 而第三产业则可增加1 000个以上就业机会。对于一些西方国家, 第三产业在GDP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而他们也是通过增加第三产业的投资来实现就业的增长。因此, 中国应大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高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与占就业人数的比重。

第二, 提高劳动者素质, 减少摩擦性失业。造成中国就业问题严重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供求失衡, 低素质的劳动力大量过剩, 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又相对短缺。一方面用人单位招聘不到急需的人才, 另一方面则是求职者抱怨用人单位所设置的门槛太高。这种低素质劳动者供过于求、高素质劳动者供不应求的局面限制了就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在中国当前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背景下, 越来越排斥非熟练尤其是没有经过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就业。

第三,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过快流动。由于中国城市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有关, 因此, 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似乎是缓解城市失业问题的正确选择。中国应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同时发展农业产业化, 鼓励农民从传统的粮食生产转向就业弹性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 减轻和延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参考文献

[1][美]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 篇6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 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由劳动、资本和技术因素组成,从古典经济理论开始,人们对劳动和资本因素的作用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但对于技术进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有着较大的争论,而我国对技术进步的认识则更晚。 因此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出较为庞大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已经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我国如何制定有效的技术促进政策,迎头赶上知识经济时代,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1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与意义

1.1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西方的一个经济理论, 其认为经济可以不依靠外力推动而自行实现持续增长,而其增长的推动因素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其代表性理论由罗默和卢卡斯提出。 罗默认为经济发展利用的资源需要考虑知识资源而不仅仅是传统理论中的自然资源。 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有效的知识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来源,这种资源一方面存在很强的可复制性,另一方面知识和技术可以随时间而不断丰富积累,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卢卡斯的经济理论中,他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物质资本), 与知识资源不同, 人力资本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一个区域内的知识资源可以无限制积累,而人力资本的数目却受到人口和教育资源的限制。 但无论是罗默还是卢卡斯,都认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在于技术进步,一个地区要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源源不断的教育资本投入和技术人才吸收。

1.2 内生增长理论的优点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推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两大因素,但却无法解释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罗默很好地纳入了技术因素,并详细解释了技术进步的来源,即由正规教育或职业培训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和科学研发、发明创造中产生的知识资源所共同形成,并最终促成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同时,内生增长理论和传统增长理论关于垄断的看法也存在差异: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竞争是增长的推动力,而垄断则有损于经济增长的积极性。 罗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则认为, 对于个人或小规模研发团队来说,具有垄断性质的知识产权可以激励持续研发工作的进行,而对于大规模的科研单位,垄断性有助于科研人才和研发资源的集中覆盖,而由于技术相比于资本和劳动具有溢出性,其大规模投入的产出一定程度上是非竞争性的,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3 内生增长理论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20 世纪末,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 “知识经济”支持,当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推动力,已经由传统工业所代表的人力和资本投入,转化为知识和智力要素。20 世纪80 年代建立的一大批智力集中型企业, 已经成长为一批高科技公司巨头,如IBM、微软、谷歌、苹果等,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格外耀眼。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更是机遇与发展并行。 “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增长到55.1%,高新技术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8.7%, 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推动力可见一斑。 但相比起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增长和知识进步的相互作用性仍然不强,知识增长、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性投入,而非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所驱动。 另外,国家财政性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是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为9%,世界平均水平在7%左右,而我国这一指标目前仅仅达到了4%的基础水平线。

2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措施

2.1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源丰富的地区容易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而随着产业的升级,知识资源的重要性逐渐体现。 根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增加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在于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我国目前的投资结构中,对于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往往局限于物质资本的投入,却不能改变地区物资贫乏、人口素质低下等根本问题。 政府需要认识到广义上的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卫生保健服务、职业培训、正规教育等,而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数量仍然较为充足, 主要任务在于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

2.2 优化教育投资结构

在总体投资无力再增加的前提下,对各教育层次、结构投资的优化,是提高投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教育水平的有效手段。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大部分用于受教育人数比例较少的高等教育,而大量的高等教育投入却由于与社会需求脱节,没有收到应有的经济效益。 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满足普遍意义上的教育需求,同时为了解决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脱节的问题,应加大高等教育的应用培训投入, 同时根据发达国家对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投入的经验,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各级政府还需要支持各类民办学校和校企合办的培训机构,支持多种形式办学模式。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教育投资结构的优化需要以刺激经济发展为明确目的,最终实现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

2.3 到目的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

除了人力资本的投入急需加大以外,现有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了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一方面, 欠发达地区的企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需求,急需知识型人才的补充;另一方面,在北上广等经济教育发达地区,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高科技人才大量积压,没有实现应有的价值。 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引导人才在科研单位和企业之间进行流动,保障知识型人才的利用效率。 同时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鼓励科研单位市场化,根据市场经济调配科研资源,使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

2.4 制定促进技术进步相关政策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政策的刺激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因此建议政府部门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制定合理的技术进步刺激政策,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 最重要的是切实加强研究工作的投资力度,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共建研发基地,保障有效的竞争机制,进行知识管理、科技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知识和技术进步需要产权管理上的保障政策。 只有保障科技研发人才的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才能促进其不断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创新。

3结语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中,由于将资本和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从而得出了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等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且无法解释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引起了各界重视,由于其将技术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参考因素,较为准确地解释了知识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尤其是对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较大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导刊,2009(14):6-8.

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 篇7

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定义, 知识产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版权;另一部分是工业产权。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是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外观设计、商标、服务商标、商号、产地标记或原产地名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把知识产权定义为发明、文学与艺术作品、商业中所使用的象征、名称、形象与设计。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类:工业产权, 包括发明 (专利) 、商标、工业设计、地理标识;版权, 包括文学和艺术作品, 如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音乐作品、素描、绘画、摄影、雕塑技术和建筑设计。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定是在承认《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关定义的基础上, 与以前协议相衔接并从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所做的定义, 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版权及相关权利、商标、地理标识、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公开的信息 (商业秘密) 等。知识产权具有“保”与“反”的二重属性, 既要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利益, 也要防止其权利的延伸、滥用以及不正当限制竞争行为。美国、日本和欧盟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 同时也非常重视利用反垄断法中的有关条款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规制。20世纪90年代, 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先后制定了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法律规范。本世纪以来, 发达国家又先后制定或修订了新的执法指南以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不断增多的过程, 是反映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在宏观经济学中, 经济增长通常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即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研究经济增长中各种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认识是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最早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经济发展, 从一种田园时代假设出发, 在土地自由使用时, 因为没有资本, 人口翻一番, 产出也正好翻一番, 工资就是全部国民收入, 产出与人口的增加是同步进行的, 因此人均实际工资会长期不变, 这是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但是土地是有限的, 当所有的土地都被占用和开发, 平均每一个劳动力可以使用的土地减少, 单位土地上的人口增加,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 劳动的边际产出下降, 实际工资下降。于是, 马尔萨斯提出, 人口的压力会使经济状况恶化, 工人的工资仅能达到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随后, 经济学家认识到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围绕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研究, 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将这种研究引向了深入。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 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是以索洛 (Solow) 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模型将经济增长要素分为三种: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即:

Y (t) =F (A (t) , K (t) , L (t) )

其中, 当年的GDP产出Y, A是技术, K是资本, L是劳动力。在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 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他的模型惟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 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 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于是, 索洛用外生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 提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进而改变了生产函数。丹尼森的残差分析也做了类似的工作, 证明了知识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索洛之后,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它改变了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的假设, 认为技术是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 则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提高技术水平。

三、知识产权二重性与经济增长

(一)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1.专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级别相关性

由于不可能对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做出全面和宏观的比较, 研究者以各国知识产权法律状况为基础, 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第一个跨国知识产权指数是Rapp和Rozek建立的“RR指数”, 他们对各国有关专利法的法律条文与美国商会建议的最低标准的符合程度进行评级, 给出从“0” (代表完全没有专利法) 到“5” (代表完全符合最低标准) 五个级别, 发现一个国家的专利保护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表1中, 专利保护程度最高 (4级、5级) 的32个国家, 其经济发展水平都达到了最高级别 (4级、5级) 。专利保护程度中等的42个国家 (2级、3级) , 其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处于1级至4级。专利保护较差的国家 (0级、1级) , 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较低。

资料来源:NERA Analysis of Patent Level and World Development

2.专利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1) 模型建立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而专利数量是技术水平高低的代表。据此, 本文以中国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的指标, 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选取含有知识产权保护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Yt=AKαtLβtIPundefined

Yt为国内生产总值, Kt为资本投入量, Lt为劳动力投入量, IPt为专利投入量;α, β, γ分别表示资本、劳动以及专利的产出弹性。该公式表明产出的增长是由资本、劳动以及专利投入的增加带来的。

对以上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

lnYt=lnA+αlnKt+βlnLt+γlnPt

(2) 指标与数据选取

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和专利授权量的数据, 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 (Yt) 、资本投入量 (Kt) 、劳动力投入量 (Lt) 和专利投入量 (IPt) 。所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6—2008) , 按当年价格计, 专利数为国内外申请总数。

(3) 计量经济分析

经济变量的非平稳性使得传统的OLS估计方法可能不适用于长期模型。为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特征, 本文采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 (ADF) 和Phillips-Person (PP) 的单位根法来检验表2中各变量一阶差分的平稳性。经检验发现, 序列lnGDP、lnK、lnL和lnIP是非平稳的, 一阶差分以后是平稳的, 即均为I (1) 序列。

首先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lnGDPt+β0+β1lnIPt+β2lnKt+β3lnLt+ut

估计后得到:

undefined

方程中的系数均为弹性, 表明增加一单位要素投入会使得实际收入增加的百分比。如β1=0.028表示专利投入量每增加1%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28%。

对上式的残差undefined进行单位根检验, 由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 undefined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 可以确定undefined为平稳序列, 即undefined。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

(二) 知识产权滥用与经济增长的初步探讨

以上研究表明, 知识产权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看, 知识产权也可能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

知识产权滥用是指知识产权人在行使权利时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或正当界限, 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 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滥用知识产权主要表现为一些企业利用专利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控制和操纵市场, 限制公平竞争, 牟取不正当的超额利润, 限制甚至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 迫使消费者购买其捆绑销售的产品和服务, 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附加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件, 譬如禁止购买其他市场竞争主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 以此阻止其他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滥用知识产权的突出表现是滥用诉讼权, 通过诉讼打击竞争者。在某些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中国企业在产品开发和技术研发等方面,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能力, 在某些方面已经和对手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对手。技术进步加上充足的人力资源, 使中国企业成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市场竞争者。为了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壮大, 一些掌握着大量关键技术的跨国公司试图延伸或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 通过知识产权诉讼打击竞争对手, 把竞争对手排挤出相关市场的生产或销售。

四、知识产权二重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

(一)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粗放型经济增长反映在对外贸易中, 是低附加值的加工产品出口与高附加值的技术产品引进比重不断上升, 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本国主要生产低档次的、产业链低端的产品。

粗放型增长方式产生的直接原因, 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能源、交通、资源等基础设施的制约相比, 技术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 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这个阶段, 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 这些高新技术不仅主导了自己的国内市场, 还支撑起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产品, 拉动经济进入一个高速低耗的增长期。反观一些拉美国家, 则因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 未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导的产业, 高端产品市场被跨国公司占领。例如, 巴西、秘鲁、智利、阿根廷等国家30多年间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之间徘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技术创新,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 努力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识产业,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然而, 技术创新往往具有研发成本高、生产成本低的特点, 比较容易模仿, 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 鼓励企业积极加大研发力度, 提高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之所以重要, 因为它是发明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享有排他性专有权利的法律保证。“有恒产者有恒心”, 知识产权与物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激发人们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创造出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 并将其产业化, 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护知识产权其实就是保护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使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真正能够获得高收益。要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就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鼓励技术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 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 形成知识产业化与产业知识化的互动发展。

(二) 知识产权滥用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会扼杀技术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阻碍其经济增长。寻其根源, 是因为知识产权在技术不发达国家的滥用, 不利于社会资本进入高新技术领域。由此, 新兴技术产业无法成为该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可能被迫停留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难以顺利进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魏衍亮 (2008) 认为, 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安全。一方面, 跨国公司把专利保护期已满, 进入现有技术领域的专利又变造为中国发明专利, 形成大量垃圾专利围堵中国竞争对手。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利用临时禁令延迟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例如, 美国一家制药公司曾对中国某大型制药企业提起专利诉讼, 在交纳50万美元的临时禁令担保后, 导致中国企业产品进入市场延迟了5年多, 虽然最终放弃了相关垃圾专利的专利权, 却严重阻碍了中国相关产品市场的更新换代。还有一种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 就是通过知识产权诉讼达到拖垮竞争对手的目的。即使最终赢得了诉讼的胜利, 竞争对手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于技术不发达国家而言, 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处于新生期, 应对国际诉讼案件的能力比较弱, 很容易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而其所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因此失去了发展机遇。

五、结论

到目前为止, 我国尚未出台法律法规划分知识产权二重性的界限。然而, 从本文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区分二者之间的边界对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合理地保护知识产权可以鼓励技术创新, 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不合理的知识产权滥用则会阻碍技术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不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摘要：知识产权具有“保”与“反”的二重性, 即在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权益的同时又要反对其权利的延伸与滥用。知识产权的正面作用是可以鼓励创新, 促进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知识产权的负面影响是垄断权利的延伸与滥用、驱逐竞争对手和扼杀技术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进而阻碍当地经济增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限制知识产权滥用, 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知识产权二重性,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李涛.论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理[J].湖南社会科学, 200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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