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

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通用4篇）

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 篇1

一、人力资本潜质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影响机制, 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 美国人力资本潜质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居于领先地位, 构成美国经济增长潜质的重要基础。

首先, 美国是目前世界人口第3 大国, 并且是当前世界主要大国中到2100 年能够保持人口稳定增长的个别国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对全球人口前景的研究表明, 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加上相对更高的人口生育率, 使得美国能够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主要大国人口明显减少的同期, 人口总数从2015 年的3.22亿逐步增加到2100 年的4.50 亿。

其次, 美国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19 世纪后期以来, 得益于开放性的移民政策和新疆域不断开拓对大量移民的吸引力, 美国劳动和兵役适龄人口的规模一直处于世界前列。随着生育率明显下降, 世界主要大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日趋严重, 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等主要大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到2050 年预计将分别达到49.6 岁、37.3 岁、40.8 岁、53.3 岁和51.4 岁, 2100 年预计将分别达到51.1 岁、47.0岁、42.4 岁、51.7 岁和50.8 岁, 而美国2050 年和2100 年人口中位数预计将分别仅为41.7 岁和44.7 岁, 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上仅次于预期人口寿命比美国少9 岁的俄罗斯。

再次, 美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一方面, 美国初等教育普及率从19 世纪末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 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奥尔甘斯基等人认为, 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长期决定因素是人口竞争。

综合而言, 美国人力资本潜质相对于其他主要大国具有一定优势, 而且这种优势在21 世纪下半叶将越来越明显。

二、社会协作潜质

协作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力量源泉, 有力量社会集团之间的协作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为经济增长甚至更为基本的交换行动本身提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①美国具有比较扎实的社会协作基础, 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

首先, 美国主要社会力量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互利结构和互利共识。美国宪法符合美国社会最重要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利关系, 通过培育统一市场, 扩大政治参与, 使得主要社会势力通过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政治参与途径结合在一起。②强有力的统一市场和宪政安排的互利结构, 使得美国人对在法治轨道内解决矛盾具有较高信心, 抗争政治烈度相对较低, 这往往成为宪政秩序内部进行改革调整的动因, 而不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 使得社会治理成本较低, 并使国内外公众对美国政治稳定性产生较强信心, 有利于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其次, 美国公众对社会流动的较大信心和对努力工作的较高认可度有利于社会协作, 但在近期面临严重挑战。尽管美国实际上存在相当稳定的权贵阶层, 并且根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调查, 21 世纪初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家中间, 美国是代际经济社会流动性最差的3 个国家之一, 但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都有更为顺畅的人才上升通道, 并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之间存在更强的人才流转途径, 有利于将精英人才保留在体制之内。更重要的是, 美国公众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对社会流动的信心更大, 对努力工作重要性的评价更高。值得指出的是, 美国社会流动性以及公众对社会流动性的信心近期显著下降, 对美国未来社会协作形成不利影响。此外,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由于政府政治动机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占份额相对资本份额持续下降, 在中长期不利于中低收入阶层对社会流动产生信心。

再次, 美国拥有比较雄厚的社会资本, 对经济增长形成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拥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活动频繁的社会组织而著称, 公众对制度以及他人也有较高的信任度, 这既得益于社会传统, 也得益于对结社自由的制度保护和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③尽管不少人在世纪之交表示美国社会资本正在严重退化, 但是学者之间并没有就此形成共识, 尤其是多种证据表明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度以及社团活动都没有显著下降。④社会组织与社会规范之间相互促进, 共同形成对美国社会协作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的社会资本。一方面, 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大型商业组织的发展, 也有利于社会通过自组织应对社会治理中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另一方面, 内向型社会资本有利于分利集团及其成员从事利益集团政治, 通过捍卫小集团利益而损害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利于社会整体协作以及创造性的集体行动。⑤

总体而言, 美国社会协作基础良好, 但是在中长期也由于一些结构性矛盾而面临挑战, 而且应对这些挑战绝非易事。

三、创新能力潜质

美国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在国际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布隆伯格创新指数等创新能力排行榜中位居前列, 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治理创新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 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出众。美国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产出、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 科技创新能力居于世界前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方面, 美国有激励个人和资本从事创新性研究的比较有效的机制, 这些机制当中既有对知识产权进行充分保护的专利制度和司法执法体系, 也有使得知识产权能够获得商业利益的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 使得研究者和商业组织有积极性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创新性研究。第二方面,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利用高端科技人才。美国有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 对高端科技人才的归化和长期居留政策尤其宽松, 美国科研队伍出身背景多样性强, 也有利于科研创新。20 世纪30 年代以来,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高端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国家。第三方面, 美国政府对科研创新有较为有效的财税支持政策。美国对从事教育科研的非营利组织有相应的免税措施, 对个人和组织向非营利科研组织的捐助也有相应的免税政策, 有利于科技创新获得资金投入。同时, 美国政府也对科技创新有比较有效的财政支持政策。

其次, 美国产业创新能力强, 经济增长经常得益于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带来的产业升级。美国经济增长和后发展国家在赶超期的线性增长模式不同, 存在明显的波动起伏, 尽管战后增长波动幅度总体上逐渐收窄, 但正负波动仍然明显, 与新产业的兴起以及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深度应用明显相关。美国强劲的产业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 美国企业家精神强劲, 从事新兴产业的创业风气浓厚。这种局面背后不仅有比较完善的破产保护制度支持, 也有比较宽容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二方面, 美国企业对应用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有较高的积极性。美国有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比较有力的司法与执法体系, 企业家对新技术和新产品所受的产权保护具有较为充分的信心。与此同时, 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者市场, 非常有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迅速提高销量, 降低生产成本, 容易成为新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引领者。

再次, 美国社会治理创新能力较强。一方面, 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有很强的多样性, 有利于社会治理改革探索。在州政府层面, 由于州在联邦体系中拥有保留权力, 在州主权范围内自主治理, 被视为美国民主的实验田, 各州政府都不断进行程度不一的社会治理改革探索, 取得同异兼有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和教训。⑥在地方政府层面, 既有县市政府治理模式、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和运行状况多样性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促进, 也有地方政府设置演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的相互推动。另一方面, 美国公民社会比较发达, 商业市场比较完备, 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丰富社会资源。

总体而言, 美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治理创新方面都有出色表现和潜质, 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持。

四、霸权地位潜质

二战后, 在相当程度上, 美国既拥有使得别国在具体行动中屈从自己意愿的关系性霸权, 也拥有在国际体系中制定、修改和执行国际规则以及规范的结构性霸权。尽管美国的这两种霸权都有其限度, 尤其是冷战期间其霸权基本上难以进入东方阵营, 但由于美国处于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 而且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基本上是美国主导制定的,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难以否认。

首先, 美国的结构性霸权尤其是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并符合其国内重要政治力量的利益。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所取得的额外发行收益是美国重要的获益手段。美元作为石油和黄金等重要大宗商品的国际标准计价货币, 有旺盛的国际需求, 使得美国可以在不进行货币贬值或者贸易调整的情况下长期保持贸易赤字, 使得公众充分享受廉价商品供给;二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多种技术手段采用美国标准, 使美国金融和产业界获得不对称协作关系中的相对优势, 这在美国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比重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尤其重要;三是关贸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所确立的自由贸易方向, 不仅对美国超强的金融资本有利, 而且曾经对在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美国产业工人群体非常有利, 但是后者随着美国相当部分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减弱;四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基于配额的实际否决权以及在世界银行中的主导地位, 也有利于美国政府和社会获取经济利益。

其次, 美国结构性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 相当程度上符合足够多大国间的互利关系, 将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一方面, 有规则比没有规则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美国在二战末期主导建立国际规则体系, 通过可实施的规则体系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和破除贸易保护主义是同盟国集团主要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在, 是填补国际规则体系空白的时代要求。就当前国际体系而言, 还没有出现更符合主要大国互利关系的可行国际规则替代体系, 美国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难以更改。另一方面, 美国结构性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本身基本符合主要大国间的互利关系。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 基本有利于美中俄英法等常任理事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而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也基本符合世界主要经济大国间的互利关系。国际秩序再协作的高昂成本在相当时期内足以阻止其他替代性规则的产生。

再次, 美国关系性霸权可信度高, 具有相当长期性。一方面, 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军事实力尤其突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67 年以来对世界军费开支的系列研究表明, 美国一直是全球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 其军费开支经常接近全球军费的一半, 2012 年以来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和阿富汗战事减轻而减少, 但仍然占全球军费开支的1/3 以上。在巨额军费和超强的综合国力支持下, 美国军事技术和装备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另一方面, 美国有使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和霸权地位的传统, 有在必要时动用武力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 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在动用武力方面多次退缩, 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坚持红线, 不仅受到不少美国公众批评, 而且在国际上严重影响了美国行使关系性霸权的可信度。

综合来看, 美国霸权地位的取得和维持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美国通过其世界霸权地位获取经济增长红利的局面将继续维持。

五、结语

近年来, 战后大约十年一度的美国衰落论再次走红, 这一次美国衰落的标杆是迅速崛起的中国。⑦那么, 新一轮美国衰落论会不会像前几轮那样很快偃旗息鼓呢?

需要指出的是, 每一轮美国衰落论都是相对衰落论而不是绝对衰落论。事实上, 即使在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下, 美国实际GDP在经历1947 年以来唯一连续4 个季度负增长 (2008 年第3 季度至2009 年第2 季度) 之后也迅速复苏, 2010 年第2 季度就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⑧唯一让人们担心美国绝对衰落的是亨廷顿等人所提出的西班牙语裔人口的文化融入问题, 西班牙语裔人口增长占美国人口增长半数的现状增加了不少人的忧虑。

如果人口族裔结构变化不会导致美国政治衰败, 那么人口红利消失和投资拉动增长见底之后, 在人力资本潜质、社会协作潜质、创新能力潜质以及霸权地位潜质各方面都处于下风的中国, 能够凭借何种潜质在长期经济增长竞争中胜过美国呢?同样地, 在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凭借何种潜质在21 世纪经济增长竞争中超过美国呢?对于笔者而言, 要找到肯定性的答案过于困难, 笔者毋宁赞同老年和平论者的一个观点, 即仅人口结构一项就足以让美国在21 世纪下半页对其他所有大国处于比现在更有支配性的优势地位。⑨

注释

1Russell Hardin.1995.One for All.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35-37.

2Russell Hardin.1999.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4Pamela Paxton.1999."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 :88-127.

5Mancur Olson.1982.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6王欢:《1980~2008年美国各州政府改革》,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年。

7Josef Joffe.2013.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Politics, Economics, and a Half Century of False Prophecies.

8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 见该局网站:http://bea.gov/national/index.htm#gdp

9参阅Haas, Mark L.2007."A Geriatric Peace?The Future of U.S.Power in a World of Aging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 (1) :112-147.

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 篇2

（李琦 学号111300657）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在合乎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对政治系统的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状况。

[1]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并构建了三种理论模型来分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traditi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政治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特性层面，即制度、权力和社会基本信仰、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制度；另一方面是客体认可或认同方面，即权力的委托对对现实制度和权力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程度。”[2]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总之，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政权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

一、政治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各种政体下的公民都会问他们的政府“最近你为我们做了什么”。[4]因此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保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它很快会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和执政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绩效又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苏东剧变表明以苏联模式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2] 杨宏山，《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5]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1

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转变：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变；二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变，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6]完成了这两个转变，我们才会建设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经历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自身的转变和面临的挑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提升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二是政治腐败，廉洁程度降低；三是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不和谐，执政权威受到挑战；四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所体现和强调的平等、竞争、参与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让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授予也就有权收回。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要以维护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唯一和最终目的。

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对人民群众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8] [6]

[7] 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要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巩固政治合法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真正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学者对中共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外国学者都认为：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出现了停滞和退步，中共正在变的被动、没有安全感和不自信。[9]

因此，在“内部监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的执政大环境下，必须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首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避免权力寻租，有利于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其次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10]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保障依法执政，使得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有法可依，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宪法规定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建设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体制逐渐丧失约束力，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制度的短缺和权力约束的真空，导致党内腐败频发。在每年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腐败问题每年都位居前列。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8年间，国家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125万件。其中，1979-1987年间共查处253225件，1988-1997年间共查处610670件，1998-2008年间则查处了386798件，[11]平均每年增长22%，“中国腐败的速度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12]。另据资料显示，1979至2008年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达到390余万人，而1992-2002这两个五年间分别处分党员669300人和846150人。[13]

腐败现象的蔓延，毒害了社会风气，降低了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9]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杨海坤，《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法治论坛》，2006年第4期。

[11] 宋为，佘廉，《新时期我国腐败现象与网络反腐探讨》，《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2] 郭强华，《廉政审计》，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寿林，《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10]

只有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不断蔓延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建立准则规范和法律制度，相继颁布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规章，着力制定和完善监督法规，增强相关实体法的效用性、力求做到宽严相济，严格遵守程序法、切实依法反腐，并以预防腐败为新焦点加快相关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法律、法规为核心，党的纪律规定与之相互补充、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14]

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重大作用。公民有 权向检查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反贪局等机关举报、检举涉嫌腐败问题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可将其批评意见、申诉以及控告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途径公开表达。舆论监督也更有效的实施监督权，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第三，遏制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胡鞍钢在其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中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15]如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解决弱势群体和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极大地考验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说：“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福利，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16]国家发改委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2006年，我国常年救助贫困人口城市222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900多万。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这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仍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17]

因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社会整合的能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巩固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结构和利益机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无秩序，中国共产党要提高社会利益整合的能力，化解社会矛盾。利益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群体各个部分组合起来，达成[14]

[15] 亓光，《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肖光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现状及其评价》，《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16]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7] 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利益共识，构成利益共同体。[18]也就是一个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有序和谐的过程。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19]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执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20]因此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分配和保障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经济上进行利益整合的关键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真正的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此外要构建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矛盾处理等的利益整合机制。

同时要发扬民主，确保党的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发扬民主在现阶段的国情下，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是逐步扩大差额选举，以增强党内民主的竞争性。在今天的中国，差额选举是有必要的，因为“差额选举必然包含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为了使这种竞争性有一个制度化的轨道并符合选举制的基本价值，应该让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使党内选举的重心由‘人’逐渐转向政策”[21]所以差额选举是将政策作为选举的对象和内容，凡是能充分综合和表达人民利益的政策就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也就是在差额选举中能够获胜的政策。这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从而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

与此同时，建立各种利益整合机制要求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的有效性，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组织起来的以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22]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推行政府运行“在管理理念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18]

[19]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20] 李朋，许东雪，《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21]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

主管理；在管理目的上追求公共利益；在管理责任上推行可问责制”。[23]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深刻意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24]也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5]因此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有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也使人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我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合法性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切实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26]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基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行领导和执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23]

[24] 蔡平，《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9-27。

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治合法性；价值认同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8-0027-01

一、制度的合法律性与价值认同

国内政治学者胡伟认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当政治秩序体现出一种被认可的价值时，即在实践中在机制和运行上尽可能地体现和有助于实现大多数民众追求的理想价值，人们才会产生这样一种信念：现存的制度最适合于这个社会。和谐社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就必须发挥秩序的作用。一要维护好阶级统治秩序；二要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三要维护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四要维护好权力运行秩序。

二、政府的有效性与政治合法性价值认同

只有体现公正、协调、可持续等价值取向的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久的政治合法性。我们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强调正义、公平、可持续发展等价值。

正义是一种德行，是社会正气的内在特质。在法治社会里，正义是合法性的体现。正义的社会要求人们积极向上，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正义的社会并非没有矛盾，正义即要求社会中出现的矛盾通过法治和德治的手段加以解决。

只有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公平不是绝对的，而是指社会各方面、集团、个人之间的大体协调。公平的核心是处理好利益关系，达到利益和谐。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是我党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之一，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既要关心人类，又要关注自然，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确立的这些价值目标为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进一步使人民群众从思想上更加认同我们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与政治合法性的价值认同

利普赛特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水平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状况有很大关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指人们在国家认同上表现出的思想观念的一致性。伊斯顿认为：“如果一个意识形态要像成为支持的刺激物，它的内容也必须首先要系统成员有感染力。”意识形态所反映和弘扬的内容必须能够满足大多数人价值偏好的现实的利益需要和对未来的设想。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曾经为苏联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但是由于苏联的社会现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理想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导致了苏联意识形态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如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是政治认同加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减少社会矛盾发生，消除矛盾非正常激化的重要条件。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离不开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提倡人民之间诚信友爱，和谐合作，追求和而不同，注重求同存异。积极培育和弘扬这种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营造化解社会矛盾的文化氛围，对于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至关重要。许多现实社会矛盾的发生和激化，常常是由观念的对立和精神的不平衡所引发，而理念的一致与心灵的和谐，则是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因此，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进一步强化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同时，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当和谐的理念被大多数人所信奉，和谐的文化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时，那么我们的政治合法性就的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就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文献：

[1]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J].政治学研究，1996，（1）

[2]人民日报[N].2005年05月20日第一版.

[3]涂尔干，渠东泽译.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屋，2000.

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 篇4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的凸显使得企业社会责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2014) ,北上广的国有上市企业构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主力军,同时也有调研报告指出,我国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 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整体水平较低,甚至认为我国民营企业 “尚未学会行善”( 陈佳贵等,2014)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民营企业去 “行善”?

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可能有着不同的目标。相比而言,国有企业更容易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建立企业声誉、获得社会效益的关键内容,而越是成功的民营企业 ( 依靠市场机制成长起来)则越不愿意这样做 ( Porter & Kramer,2006; 石军伟等,2009) 。那么,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为什么会承担与经营效率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责任?从经济理性的视角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只是基于市场交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获得品牌声誉、人力和财务资源等 “隐性”收益的一种方式( 李伟阳和肖红军,2011) 。但是,社会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则强调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应具备社会属性,受道德或服务于全体利益相关者等目标的约束 ( 李伟阳和肖红军,2010) 。尽管这些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但对于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仍较少,这使得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时,忽视了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现有文献分别关注了企业规模、成长性和财务绩效等内部因素( Mc Williams & Siegel,2001) ,以及经济转型期制度环境 ( 周中胜等,2012; 张萍和梁博,2012)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由于其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视为与国有企业同质,在研究方法上将两者放在一起考察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和实施路径,使得其结论在指导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上难以有更大的突破。

合法性理论有助于整合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观点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虽然主要是为了增强合法性1,如在政府和公众中建立良好声誉,为自身赢得更多的资源、网络和政策支持等,但由于转型期不同所有制企业对自身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重视程度略有不同,理论界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视为与国有企业同质并不合宜。我国民营企业的合法性主要是由其经济生存能力决定的,这使得企业的绩效表现成为社会责任承担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由于转型期各项制度的不完善,政治关联也会对民营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据此,本文拟沿着合法性视角的分析思路,对民营企业的绩效表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并借助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对本文的理论观点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及假设提出

( 一) 合法性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合法性问题是我国企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企业除了是为效率存在的 “理性经济人”之外,还因与所在环境互动而形成了某种 程度上的 制度理性 ( 郝云宏等,2012) 。当一个企业的行为导致其自身的价值体系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价值体系之间产生实际或潜在的不一致时,企业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威胁 ( Dowling & Pfeffer,1975) ,并导致被制裁的可能,如被强加法律约束、较少获得融资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社会公众减少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出现影响自身生存和经营的合法性问题,会不断与授予其合法性资格的制度环境进行互动,加强沟通,向利益相关者表示其将会遵守相关社会契约 ( 包括遵守法律和政府的相关规定,以及尊重并服务社会规范、传统和价值观等) 的规定,并因此获得可继续生存的合法性 ( Khor,2009) 。

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出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组织合法性的缺乏。当前形势下,各项社会制度的转变使得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较为复杂,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合法性 ( 王晓燕,2013)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 “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合法性2,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发展民营经济已成为各方促进发展的基本共识。对社会大众来说,民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可以弥补国有企业在提供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满足自身各种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 对中央政府而言,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 对地方政府而言,民营企业对解决当地就业、增加政府收入、获取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然而,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政治合法性首先是由企业的经济生存能力决定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还是有关法律法规,对民营经济的约束都较小,民营经济出现了发展上的黄金期,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得民营企业的存在不再被政府和社会公众所质疑。尽管在经济转型期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 “所有制歧视”,但那些符合社会价值观和公众整体利益诉求、拥有创新商业模式、成长潜力大的民营企业,还是得到了国家在政策上的鼓励,例如信贷资源、行政审批流程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从这一角度看,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应超出其节约交易成本、为效率而存在这一基本经济属性的范畴,而应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利润最大化。随着社会公众、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理念不断提高,政府对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越来越高,但当企业一直处于 “艰难”的经营状态、绩效表现不佳时,经济合法性面临严重威胁,根本没有能力承担除了企业经营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换言之,只有当企业通过绩效和效率证明了自己的经济合法性之后,才可能有能力和资源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任何忽略企业经济属性,不考虑通过稳健经营、达到良好的财务状况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不可能得到内外部环境的认可。绩效较高的企业为获得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机会,借助合乎社会规范、最大化全社会福利的行为,满足社会对自身的期望,提高社会合法性,或为表达所在阶层的意识和合法权益,为企业发展谋取更大的政策空间,赢得更多政治领域的合法性,会更愿意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1: 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存在强正相关。

( 二) 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表现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关系的影响

既然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的同时,必须得考虑制度和合法性的约束,那么民营企业在经济实力扩大后就会努力寻求有利于保护自身各项利益的政治后盾,进一步拓展企业生存和发展空间。经济转型期,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往往是由其他利益相关者决定,而不是企业本身可以决定,这让企业在利用这些资源时并没有完全的话语权和自主权。这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成长和发展的关键资源由政府决定的情况下,企业就不得不掌握与政府保持紧密关系的本领,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政治参与方式来为企业最大程度地争取到这些资源提供便利3。因此,当出现政府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契机、帮助政府度过危机的行为时,民营企业为了维护好自身与政府的关系,以便长期源源不断地从这种关系中获取更多利益,它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也肯定会更强 ( 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 贾明和张喆,2010) 。然而,企业在承担这部分社会责任时,是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尽管它可能会通过另一种形式获得补偿,但这种补偿的滞后性可能会使得企业短期的经济绩效出现下滑,甚至无法覆盖社会责任的成本。通常,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政府对其的预期也就更高,更希望这些企业在产生一定绩效、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水平之后,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这时企业基于与政府保持互惠互利关系、增强企业与政府相互依赖程度的考量,可能会 “不计成本”地主动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导致企业经济绩效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变弱。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2: 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弱。

( 三) 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虽然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以增强合法性为目标,但这种合法性获取途径会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民营企业在初创阶段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创业生存,然而由于这时的企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声誉和资源可得性,企业倾向于通过利用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来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 ( 李新春等,2010) ,而较少愿意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建立企业的外部合法性,表现出重视经济责任而轻社会慈善责任的特征。随着民营企业从初期创建成长到成长成熟阶段,企业在合法性、声誉和资源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积累( 李新春等,2010) ,形成了可供社会大众、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互惠交易的资源和能力基础,与利益相关者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增强,也受到更多的舆论关注和压力,这时企业也就更有意愿、有能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为自身赢得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表现为具有更高声誉、更好绩效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责任项目的投入更多。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3: 随着民营企业从初创阶段发展到成长成熟阶段,企业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将会增强。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搜集

本文用于检验假设的数据选自2010年进行的两年一次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该项调查依托各省 ( 区) 市工商联所组成的调研组,在全国范围内按0. 55% 的比例,对私营企业进行了多层次抽样: 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抽取了抽样私营企业所在的县和县级市,然后再按城乡与行业分布,随机抽取被调查企业。这次抽样调查总共发放了4 900份问卷,由全国工商联和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分别进行。工商联系统发放问卷2 900份,收回2 729份,回收率为94. 1% ; 工商局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1 885份,回收率94. 25% 。本次抽样调查总计回收4 614份,总回收率为94. 16% ; 时间跨度两年,考察区间为2008年至2009年底。本研究对这一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剔除和筛选,筛选的原则是: ( 1) 剔除改制的企业; ( 2) 剔除金融行业的企业。最后获得了1 675家企业的研究样本。

( 二) 变量选择和界定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的社会责任包含了许多方面,不仅涵盖了企业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责任,还要满足员工、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已有文献大多采用利益相关者的框架,将企业的社会表现、对员工成长和发展的关注以及对环境和政府的贡献等 ( e. g. Zellweger & Nason,2008) 视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指标,也有国内学者通过企业对政府、职工、投资者和社会的贡献率 ( 陈玉清和马丽丽,2006) 来对社会责任进行测量。由于本文是从合法性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所以对社会责任的测量只考虑了社会责任的非经济责任方面,主要包括慈善捐赠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2. 解释变量

( 1) 企业绩效。本文根据现有研究选取了利润额和销售额两个指标,利用两个变量的主成分因子综合成企业绩效指标。这两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 Gilbert et al. ,2006) 。同时,考虑到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投入之间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选用了t - 1时期的企业绩效。

( 2) 企业年龄。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的年份。

( 3) 政治关联。现有文献大体采用了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这两种方法对企业政治关联进行测量 ( 杜兴强等,2010) ,而虚拟变量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政治关系最为主要的办法,为此,本文沿用虚拟变量法将企业的政治关系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政府官员类,如果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曾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则将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另一种是代表委员类,如果企业主曾担任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这种区分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转型期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

( 4) 控制变量。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择了企业主个人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主个人层面上的控制变量主要选择了企业主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而企业层面上的控制变量选择了企业规模、所在行业和地区、董事会治理、冗余资源和社会期望。企业规模用企业所有者权益总额的自然对数值来定义,因为文献表明,大型企业会更多地关注社会责任,小企业则将主要精力放 在了生存 和成长上 ( Chiu et al. ,2011) ,而没有能力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冗余资源是超过企业经营最低需求量的资源,代表了可供企业自由支配的资源量 ( George,2005) 。冗余资源较少的企业,其所拥有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满足自身经营的最低要求,用来承担社会责任的资源自然就会减少,故本文用资产负债率的倒数来衡量这一变量 ( Peng et al. ,2010) 。社会期望是企业所 在行业的 平均绩效 水平 ( Greve,2008) ,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有助于避免企业所在行业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此外,考虑到高科技企业通常是轻型、清洁型企业,其社会责任的执行有利于企业声誉的提升,本文将行业也设置为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 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也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产生影响,而董事会治理则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影响,抑制企业管理层借助社会责任项目所可能开展的机会主义行为,故本文也将企业所在地区和董事会治理纳入了控制变量。

本文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本文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2。其中,企业绩效是由t - 1时期企业的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两个变量经过因素分析所提取的主成分因子 ( 单因素解释方差为85. 2% ,信度系数为0. 973) 。从表2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 r = 0. 59,p <0. 01) ,与企业年龄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在0. 01水平上显著 ( r = 0. 21,p < 0. 01) 。但是,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相关系数尽管为正,却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相关系数分别为0. 06 ( p > 0. 05) 和0. 05 ( p > 0. 05) 。这与民营企业的实际基本吻合,但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作用的不显著却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实际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一致。

在控制变量上,除冗余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外,企业家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表现出了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期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 r = - 0. 09,p < 0. 05) ,即企业所在的行业平均绩效水平越高,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投入越少,这也从侧面说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效率优先的理性决策,行业平均绩效是企业选择开展社会责任项目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从企业年龄的均值可以看出 ( Mean = 5. 64,SD = 1. 73) ,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是处于早期成长阶段的民营企业。

注:**P < 0. 01,*P < 0. 05,双尾检验。

( 二)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理论假设,本文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在基准模型中,本文只加入了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个人层面只有受教育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 ( β = -0. 286,p < 0. 01 ) ,这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企业家,越可能会关注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在履行社会责任上表现得更为理性。在企业水平的控制变量上,企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β = 0. 583,p < 0. 01) ,而企业年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只在0. 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企业在规模上的成长,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可能会使得其更倾向于选择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制度理性。

模型1对假设1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只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中加入企业绩效变量,企业家受教育水平和企业规模仍然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 β = - 0. 191,p < 0. 01; β = 0. 380,p< 0. 01) ,同时企业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 01水平上显著 ( β = 0. 199,p <0. 01) ,这说明我国民营企业在决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上,仍然是一个 “理性经济人”,越是绩效表现好的企业,越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假设1得到验证。

注:**P < 0. 01,*P < 0. 05,+P < 0. 10; 括号内为地区聚类后估计系数标准差。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乘积项,以及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乘积项,但两种类型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 β= 0. 021,p > 0. 05; β = - 0. 077,p > 0. 05) 。这表明拥有政治关联并不会改变我国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投入上的战略决策,即承担社会责任是以企业达到良好财务状况为条件,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那么,假设2没有被验证是不是就意味着政治关联对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行为方面没有任何影响? 本文转换了研究视角,将因变量调整为企业在治理污染上的投入 ( 见模型4) ,结果显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作用在0. 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即使企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不愿意为治理污染做出努力,满足全社会的期望,但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会改变这一境况,民营企业因与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这种潜在连结,会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而更愿意做出符合社会价值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绩效和企业年龄的乘积项,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绩效和企业年龄的乘积项为负,且在0. 05水平上显著 ( β =- 0. 04,p < 0. 05) 。这说明,随着民营企业从初期创建到逐渐成长成熟,企业绩效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会慢慢减弱,假设3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了经济转型期我国民营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理论框架。与前人的研究不同 ( 李正,2008; 陈玉清,2005) ,本文没有深入探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影响,而是从制度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增强合法性,而企业的经济生存能力是我国民营企业合法性问题的首要决定因素,企业是否会选择承担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责任会受到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理论观点,本文借助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企业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那些绩效好、经济生存能力强的民营企业才会更愿意、更有能力承担救灾、扶贫、慈善环保等社会责任,而且这一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从初期创建向成长成熟阶段转变,绩效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会慢慢减弱。

拥有政治关联并不会改变我国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投入上的战略决策,即承担社会责任是以企业达到良好财务状况为条件的。前人的研究通常将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单纯视为企业获得政治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没有区分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所体现出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实证研究中也只是将企业财务绩效视为企业获得政治资源的中间变量,如张川等 ( 2014) 的研究发现,财务绩效只是在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对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中介作用。与前人研究不同,本文认为经济属性仍然是企业的基本属性,企业只有在绩效较高的情况下,才更愿意承担具有除经营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表现出自身的社会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虽然证实政治关联并不会对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将企业在治理污染上的投入作为因变量,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会对绩效和企业借助治理污染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调节效应边缘显著,也就是说,即使企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如治理污染,但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身份让企业因与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潜在连结,而倾向于作出符合社会价值规范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行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在获得政治关联带来 “恩惠”的同时,也必须关注社会大众和消费者真实的诉求。

另外,企业年龄的负向调节效应说明,在早期创建阶段,民营企业为了赢得经济合法性,是无力承担社会责任的,但随着企业在年龄上的增长,走向早期成长和成熟阶段,在承担社会责任上的经济理性虽然在民营企业的战略上享有优先权,但由于此时的民营企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负担履行社会责任所需的成本,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赢得宝贵资源,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逐渐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