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基础（通用3篇）

合法性基础 篇1

在现代化政治体系建设过程中, 政党成为现代政治的生命线。对一个取得领导权的执政党来说, 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牢固, 决定了统治制度的稳固性。如果她失去了执政合法性基础, 便失去了群众的忠诚, 产生执政合法性危机。当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阶段, 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实现了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政党向现代意义的执政党的转变。在政党转型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如何借鉴世界政党发展的共同规律, 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适时汲取和拓展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执政党的“合法性”是国外政治学普遍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 指的不是单纯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的原则, 而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 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一种自愿的认同、服从和拥护, 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共认理念。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而判断某一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在于统治者自己的宣称, 也不在于统治者为自己的执政制定法律依据, 而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与生俱来,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和增加执政的合法性是政党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 也是追求的首要目标。执政合法性基础是政党的执政基础之一, 也是任何既定的执政者执政的根基所在。“所谓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就是政党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必须努力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任何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要根据国情的变化不断地整合与拓展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才能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政治权威的依赖、认同和支持, 这也是准确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和目的。从邓小平同志的 “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同志的 “三个代表”, 再到胡锦涛总书记的“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无不体现着党把广大民众的支持作为执政合法性根本基础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必须要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但是在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下, 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与获得方式, 是不断发展和转换的。中国共产党既然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政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转变, 社会发展也已经从通过革命取得民族的独立向通过建设实现民族富强和社会现代化转变, 特别是在如今的现代化变迁中,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化, 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社会阶层分化剧烈, 利益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社会生态环境的迅速变化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出了挑战。

二、正确认识新形势下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在现阶段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分化成了若干阶层和群体。首先在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内部, 分化形成了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以及雇佣工人阶层以及失业半失业的工人群体, 其次在群众基础中出现了企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阶层等;在农民阶级内部, 分化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是否属于中国共产党所定义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范畴内, 是否属于广大人民的概念之中, 作为中国当代的执政党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复杂的国情, 不断认清和接纳社会阶层的变化, 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首先要做到对新时期工人阶级和新兴阶层的正确认识。在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像传统概念上的工人阶级那样一无所有。随着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社会中产生大量新的社会成分, 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人数逐步减少, 整个社会分层不是简单地向有产者和无产者两极发展而是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更多的人实际上正在从无产者变成有产的劳动者。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 反映了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社会分层的基本动向。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固守传统观念把工人等同于无产者, 认为无产者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那结论只能是工人阶级在萎缩, 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在萎缩。同时还应注意到改革开放后我们的观念开始转变, 脑力劳动者的地位逐步提高, 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 同时工人阶级本身也越来越知识化, 这样工人阶级才能体现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老观念去定义工人阶级, 要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重新对工人阶级做出界定。对于新兴阶层我们更不应该排斥, 这样只会弱化党的群众基础, 会导致他们成为与党相抗衡的异己力量, 构成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威胁, 所以要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当然也包括新兴阶级。

第二, 对我党执政立场的新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许多新的阶层不断出现, 执政党组织能否容纳不同的阶层, 能否有效地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 能否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 能否缓和社会冲突, 维护社会稳定, 这是加强党的地位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说, “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 因此中国共产党切实地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个“最”字既是对广义政党理论含义的突破, 同时也是对利益代表的泛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规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 执政党有责任把社会上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凝聚在一起, 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政党执政规律所要求的。根据政党执政规律公式:N×R=D (D为常数, 表示一定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要求;N为政党数目;R为每个政党能够反映的民众要求) 在D不变的情况下, N的变化必然引起R变化, N越少 (政党数目越少) , R就必然增加 (每个政党的代表性要拓宽) 。所以,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党执政的执政党, 其政党的代表性就要更加广泛, 必须承担起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几乎全部职责。特别是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就会发现, 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 所以执政党要与时俱进, 认清时代的变化做出调整, 努力把人们的认同建立在新的、反映出时代进步要求的基础上, 以巩固和增强本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要达到这一要求, 首先就必须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使新生的阶层成为我们党执政的新的力量来源, 把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力量纳入到政治体系中。其次是必须进一步明确党在利益大分化和大整合中的协调职能和整合职能。党要充分运用自身的政治优势, 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利益关系的有效调节和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 从而真正有效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正体现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实质。

三、加强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主要途径

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既是历史使命的强烈呼唤, 又是现实与未来党的建设、党的发展的客观需要。着眼于全面提升和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现实途径主要为意识形态的提升及民主政治的巩固。

第一, 完善意识形态, 争取大多数人民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

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而言, 其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制度上的合理结构, 而且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 还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支持, 依赖于人们对其制度和价值理念内心的认同和信仰。在当代中国, 随着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和社会的开放, 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势头加强, 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更加剧烈。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和期望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一个先进的执政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提出反映时代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心声的思想理论来引导人民前进, 努力做到不断变革和创新特别是理论和制度上的创新, 持续不断地丰富和扩大获得人民认同的资源。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 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开放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发展的关系, 充分认识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规律, 促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也就是要有与时俱进的科学执政理念。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凝聚力, 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既是对党80多年历史中成功与挫折的各种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也是对执政党改善和拓展新世纪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时代诉求, 都是新时期我们党执政的新理念。

第二, 实现政党政治民主化、法治化, 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

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是相伴而生的, 在民主政治中政党才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世界上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取得政权的政党, 都会高举“民主”这面旗帜来号召人民, 所以民主既是政党的目标之一, 又是对民众的一种许诺, 也可以说, 民主政治不仅是执政党应当追求的目标, 而且成了人们判断执政党合法性的标准。这就要求执政党应建立起反映人民利益及其意志的制度与机制, 遵循法治的途径, 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同时允许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表达 (否则, 一部分社会成员就可能从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渠道, 从而威胁现行政体的稳定) 。此外执政党应积极推进依法执政, 将政党政治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 通过建立能得到公众认同的运作规则, 从而获得秩序和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 使公众支持的形象从掌权者个人或某些政策转到体制、政治共同体层面来, 避免由于魅力型领袖生命的终结及政策绩效的非持久性而引起的政治体系的动荡。人类社会向法理制度型发展是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一种比较稳固的执政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执政有利于党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执政使命。法治的真谛是保障人权。依法执政、执法为民, 就是代表好、实现好、保障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成功为实现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供了切实的物质基础和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 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将推动社会正义的全面实现。坚持依法执政, 把党的执政兴国的伟大成就法律化、权利义务化, 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党的执政使命。这也再一次表明了在新时期保证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法理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着执政合法性基础重新认识问题, 所以我党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阶级基础, 努力扩大群众基础, 争取最广大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通过意识形态的提升及构建民主政治的法理基础的途径, 在新时期整合和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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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基础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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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的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司法机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主持调解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商谈、沟通和交流，在加害人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的情况下，被害人要求或同意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最终解决刑事纠纷的制度。本文拟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为出发点，探讨如何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文关键词刑事和解 理论基础 法律依据

当前，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刑事和解还存在诸多疑问，所以，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要解决其合法性基础，并明确其适用的范围、条件和程序。

一、刑事和解的合法性问题——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关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从根本上构成了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也有的学者将我国数千年的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和”文化作为刑事和解的理论渊源。 但笔者认为，从刑事和解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将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恢复正义理论作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更为合理。作为报应性司法理论的对立物，恢复正义理论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充分说明。恢复正义理论认为刑罚的适用并未解决犯罪造成的问题，反而加剧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所以，解决犯罪应首先致力于修复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犯罪造成的损害，而不是注重对犯罪人实施严厉的刑罚。恢复正义理论将刑事司法从传统的惩戒性和报复性惩罚移转到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以及受震荡的社会本身，司法的重心不仅立足于如何使犯罪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且将注意力适当放在使犯罪侵害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弥补，受震荡的社会尽可能得以修复上，使刑事司法由对抗转向对话，由制裁转向恢复。 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坚持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犯罪侵害的另一个对象，其地位从矛盾的另一方逐步演变为矛盾的协调者，刑事司法的使命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法制权威的维护让位于社会冲突的调停和纠纷的.平抑。 刑事和解的突出特征就是不再将犯罪仅仅看作是国家的问题，而是努力在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寻求一种和谐的平衡。

关于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但我国法律有不少类似的规定，如《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另外，一些司法解释和法律法规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对特殊群体的犯罪、特殊形态的犯罪和轻微刑事案件等均规定“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不起诉”。可见，刑事和解符合我国有关法律内涵和精神的，并不违背我国法律规定。

二、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

关于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理论和实务界均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任何刑事案件，不管罪轻罪重均可适用;有些学者认为则认为应把刑事和解限制在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和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二)项规定的自诉案件。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考虑到根深蒂固的报应性传统司法理念中的有罪必罚、起诉法定观念和社会大众的心理接受能力，避免增添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宜将刑事和解的范围定得太宽，但也不应将其范围定得太窄，否则该项法律制度起不到应有的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笔者认为，除了重大的恶性暴力、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严重刑事犯罪外，其它的受犯罪侵害的客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修复、被赔偿和被弥补的刑事犯罪均可适用刑事和解。目前应主要在以下几类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

1.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附加刑的轻微刑事案件。

2.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生理和心智发育尚不健全，缺乏足够的是非判断能力，可塑性较强，导致犯罪的多为偶发性因素，多属冲动性犯罪、初犯和偶犯，主观恶性小，通过刑事和解、思想教育、物质赔偿和亲情感化等方式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能够认识错误、吸取教训，既达到了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又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使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能够很快恢复。如果一味地以对待成年人罪犯的方式对待未成年人罪犯，对其实行监禁，则很可能交叉影响，妨碍未成年人人格的正常发育，为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

3.过失犯罪。此类犯罪人往往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后果不是很严重，容易得到被害人一方的原谅，被害人往往注重的是犯罪后的精神和经济补偿，因此，此类犯罪具有进行刑事和解的良好基础。

4.对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也不应一律拒绝刑事和解，而应根据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犯罪行为恶劣程度、被害人的谅解意愿和社会公众的接纳程度等因素考虑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当然，上述几类犯罪也不是机械的运用适用刑事和解，我们应在充分分析具体案情，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如果上述几类犯罪中不具备刑事和解的条件，如犯罪人拒不认罪，或犯罪情节严重，或社会影响恶劣等，也当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二)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条件

1.被告人作有罪供述，对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一方面，刑事和解要求当事人双方就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事宜进行协商，如果犯罪人不自愿认罪，就欠缺协商的前提条件。另外，刑事和解的初衷之一就是对被害人进行情感抚慰，引导其进行感情宣泄，如果犯罪人不自愿认罪，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处理效果。

2.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和解。刑事和解意味着当事人双方会对实体权利和义务的享有和承担进行谈判和协商，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和解的启动和开展必须以双方自愿意志为前提。下的自愿和解也就无法案件进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

3.司法机关经审查同意或决定适用刑事和解的。

(三)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程序

1.由加害人或被害人一方提出刑事和解申请，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由侦查机关提出和解建议，双方当事人同意和解。

2.侦查机关对和解协议及相关事项进行审查，主要审查案件的类型和特点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双方当事人是否基于自由意志自愿和解，加害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程度，和解协议的履行等等。

3.司法机关作出是否同意进行刑事和解的决定，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4.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就加害人承担责任的形式、赔偿金额、履行责任的方式和期限，以及被害人是否同意不追究或减轻加害人刑事责任等内容达成协议，并签署书面和解协议。

5.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可行性进行审查，认定协议不合法的，则决定终止刑事和解程序，启动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认定协议合法的，则针对案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处阶段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1)如在案件侦查阶段，则由侦查机关作出撤案或从轻、减轻处罚的决定，并报检察机关审查;(2)如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则由检察机关作出对被告人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决定，免除处罚的，由检察机关撤销案件或退回公安机关处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由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3)如在案件在审判阶段，则由法院作出无罪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判决，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

6.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的，由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对和解协议和量刑建议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庭审阶段被告人无需对犯罪事实和罪名做供述和辩解。

合法性基础 篇3

比较广告, 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 其意指任何明确或含蓄地提及竞争者或竞争者的商品或服务的广告。比较广告又分为直接比较广告和间接比较广告。直接比较广告是指直接提及到竞争企业的名称的广告, 间接比较广告则仅仅是提及到竞争性产品的范围。[1]由此我们发现, 因为比较广告自身特殊的比较方式, 使得众多经营者选择利用比较广告来宣传自己的商品或服务, 但也同时因为比较广告自身的特殊性, 使得广告宣传的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与被比较的经营者之间易产生纠纷。[2]

其次, 比较广告可能导致不正当竞争。经营者在比较的过程中, 可能会将自己产品的功能夸大, 或者使用不真实或虚假的信息进行比较, 或者将自身产品的优点与被比较者的缺点进行比较等等。这些比较行为可能会导致虚假宣传, 利用比较广告这一特点产生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针对比较广告合法性的不同学说

从上面这些可能出现的纠纷和问题, 我们发现, 一方面, 任何一个真实的比较广告都可能一定程度上损害某些经营者的利益;但另一方面, 如果禁止真实的比较广告, 可能会使得产品信息的透明度下降, 有损消费者的知情权。[3]这一矛盾使得对比较广告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 而理论界和各国的立法主要有三种倾向:

(一) 肯定说

该说认为, 法律应当对比较广告的合法性予以确认, 不宜限制与约束。理由在于:第一, 比较广告减少了获取消费信息的成本。第二, 比较广告增强了产品间的竞争, 有利于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

(二) 否定说

该说认为, 比较广告不是单纯的产品宣传方式, 它会涉及到被比较的企业的名誉及产品声誉, 法律确认其合法性, 可能遭致比较广告的滥用而伤及他人。理由在于:第一, 比较广告采用比较的方式, 可能往往以自身的优势比较对方的不足, 比较的结果根本不可能客观公正。第二, 企业的商誉不容侵犯, 被比较企业拒绝被比较的权利。第三, 比较广告往往使消费者面对大量的相互冲突的信息无所适从, 影响整个同类产品的销售市场。

(三) 限制说

该说认为, 虽然比较广告存在不能忽视的缺陷, 但其可以通过比较使消费者增长消费知识, 通过比较使生产者认识自己产品的不足, 所以, 比较广告的运用应该说利大于弊, 法律应确立比较广告的合法性。但是, 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 对其合法的标准进行明确的界定。

目前, 限制说都受到大部分学者以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立法的承认。那既然我们在原则上承认比较广告的合法地位, 但同时有其必要的法律规制, 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于其合法的标准有明确的界定。

三、比较广告合法性的判断标准

通过分析其他国家立法和国内某些学者对于合法性的界定, 本文认为关于比较广告的合法性判断应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 具有可比性

是指被比较的商品或服务与广告所宣传的商品和服务属于同一种类或同一类型, 用以比较部分必须是该类商品或服务所共有的特征。[4]与此同时, 被比较的产品必须是市场上现存的。

(二) 真实、客观

这里要求比较广告不得含有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的成分, 不能欺骗消费者和损害竞争对手的商誉。这是区分正当比较广告与虚伪不实比较广告的法定界限。广告主在广告中提出的任何主张和陈述都是客观真实的, 且可以合法证明的。

(三) 比较的方式适当

应该要求比较广告针对产品的具体部分进行比较, 严禁毫无目的地、抽象地比较;必须针对产品的共同特征进行比较;必须是对指导消费者具有实际意义的比较。

(四) 规范、准确的用语

比较广告中的用语, 应当是真实的、准确的、规范的、恰如其分和易于理解的。[5]

(五) 限制或者禁止某些特殊商品发布比较广告

允许比较广告存在的情况下, 必须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 从世界各国的广告立法看, 限制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绝对限制, 即禁止发布比较广告。这主要针对药品、医疗器械、农药等一些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 对这些商品的广告约束至为重要。二是相对限制。这主要针对烟草、食品、酒类、化妆品等商品, 虽然允许发布比较广告, 但与其他商品的比较广告相比应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

观察我国对比较广告的立法现状, 我们发现涉及到比较广告的相关法律有《反不正当竞争法》, 《广告法》, 《商标法》等, 以及相应配套的行政法规。但是, 上述法律法规中并未具体出现比较广告的概念, 国内学术界也没有权威性的统一认识。因此, 我国比较广告法律法规的缺陷主要在于, 比较广告的概念不明确;条款简单、分散、重复, 立法层次低;规范不明确, 可操作性差;缺乏有效的监督。根据上述这些缺陷,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尽快加强对比较广告立法的完善, 可以在目前的法律法规现状下, 在《广告法》中明确比较广告的概念, 同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中加以配套的法律法规, [6]构建起一个三维的法律法规模式。

四、结语

本文认为, 我国的确应当完善对比较广告的相应法律法规, 其中最重要的是, 应该在法律上明确比较广告的概念, 同时明确比较广告的法律性质, 其是合法的, 非法的, 还是原则上合法, 但有必要的法律规制。这些问题是我们应当是我们首先要完善的, 明确比较广告在法律上的地位, 从而使得比较广告在市场经济中, 市场竞争中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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