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合法性

执政合法性（精选5篇）

执政合法性 篇1

执政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 深层的合法性危机会导致严重的政治不稳定, 而浅层的合法性危机虽然不会带来政治秩序的严重混乱, 但也会影响执政党的执政效绩。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 最终必将导致执政地位的动摇甚至崩溃。

一、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密切相关

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执政合法性构成了一个执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是其执政意识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是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最终着眼点, 就是通过不断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 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进而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从而完成党和国家的政治目标。

一个党的执政能力, 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认同的问题, 也就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问题。党的执政能力越强, 越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 执政合法性就越高;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程度越高, 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越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 从而大大降低执政成本, 执政合法性基础就越巩固。党的执政能力和人民群众的认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政党执政能力低下, 距离人民的期望越来越远, 就会动摇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执政合法性是说明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为核心的要素, 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最重要基础, 也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为客观的评价。执政合法性实际上是对执政能力的认同和检验, 是对一个政党有效执政的评价。因为所谓执政能力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要得到公众的认同, 也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的根本问题。执政党执政能力强, 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和民主要求, 就会极大地增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感, 这种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和支持度越高, 就表明执政合法性越高, 执政地位越巩固。因此, 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对执政能力具有检验尺度的作用。

合法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变的, 群众认同资源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执政合法性是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认同, 实际是对执政党过去和现在的执政能力的认同。但是, 人民群众对过去和现在执政能力的认同并不等于对未来执政能力的认同, 更不能说明党的执政能力不再需要提高, 党的执政地位就一劳永逸了。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随着形势和心态的变化, 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和期望也会发生变化, 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如果执政党不能与时俱进, 执政能力停留在以往水平, 不能继续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预期, 不能丰富和扩大执政合法性基础所需的合法性资源, 那么, 就有可能引发群众的认同危机, 产生执政危机。

从执政合法性角度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这一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呕心沥血, 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 再加上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解放的巨大历史功绩, 使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合法性的基础是十分牢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价值取向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政治结构的合法性基础,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

二、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1. 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经济发展始终是执政合法性的最坚实的基础。

一个政府, 无论是政治制度的崩溃还是政权的轮换, 在很大意义上都是统治者未能解决民生问题。只有经济发展, 才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实现人民富裕。物质财富是生成和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 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实力, 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 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物质基础。

2. 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民主政治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本。

现代社会, 不管统治者愿意与否, 都要让人民享受一定的政治权利。同时,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碰到经济上的困难或民生满足的难题, 在这种条件下, 一个政治统治能否存续, 就要看民主满足的程度。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 任何统治都难以长久地存在下去, 民主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是支持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 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和根本途径。

3. 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文化建设是执政合法性的灵魂。

马克思早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有的政府, 甚至是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 都试图通过某种政治文化来说服人们相信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政治权力一旦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就会获得一种特殊影响力———政治权威。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强制可靠和持久, 而且还能使统治者以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对社会的控制, 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无论哪个时代和地方, 只要政治统治形式获得了相当的合法性, 人们就会心甘情愿甚至不惜生命去护卫它。以往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偏重于论证破坏旧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则需要证明新秩序的合法性。我们要适应执政合法性的转型, 通过意识形态再造的手段来取得执政合法性。

4.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实现利益协调和基本正义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支撑。

执政党具有表达、协调和整合利益功能, 要把相冲突的某些群体的利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从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统治。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期, 经济结构调整、新旧观念冲突、利益矛盾凸显、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乡地区差距加大和生态环境破坏等等, 贫富悬殊加大, 仇官仇富情绪出现, 社会普遍感到失衡, 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强。各阶层认同感的偏离和社会不公现象对矛盾的激化, 有可能使某些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发展为社会动乱, 引起政局动荡、导致执政合法性危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是代表全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根本利益, 执政党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各方面利益, 即坚持“执政为民”。我们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 在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 保护和综合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 使不同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得到平等的表达与整合, 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健全工作机制, 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与不同的利益群体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沟通渠道,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推动全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5. 坚持反腐倡廉、密切党群血肉联系, 是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决定性因素。

人心向背实质就是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执政合法性的决定因素。在以现代政权合法性为价值基础的社会里, 如果腐败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 就将引发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又是全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广大党员崇高的革命道德和激昂的革命热情曾经长期影响和带动了整个民族, 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拥护。然而由于革命党到执政党地位、环境的改变, 加上体制、机制的不健全, 使得党内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这是对党的威信的巨大冲击, 加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 弄虚作假, 脱离群众, 极大地削弱了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所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必须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 这是我们党不断提升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6. 坚持依法执政、健全制度完善机制, 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本保证。

法律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依靠法律与制度实施统治是当代政党统治的最为普遍的准则和规律。法理型统治比卡里斯马型和传统型统治依赖的合法性具更大合理性。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执政,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 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都要建立在依法执政的基础上, 要尊重宪法权威, 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 通过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实施党的领导, 以国家意志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要从党直接领导的形式转变为以政府执政、依法治国的形式, 从依靠党的政策执政向依据法律执政转变,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执政的关键是要有科学的机制和制度做保证。扩大执政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党主体的自觉行为, 执政党除了通过意识形态教化和创造良好的政绩外, 还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合理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体现各方面利益和制约各方权力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通过改革和完善执政机制、监督机制和领导方式来确保党的执政能力提高, 确保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摘要：任何一个执政党在执政以后, 都必然要想方设法地扩大其合法性基础, 证明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人民群众对过去和现在执政能力的认同并不等于对未来执政能力的认同, 更不能说明党的执政能力不再需要提高, 党的执政地位就一劳永逸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九十年了, 要想继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必须增强执政意识, 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 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不断地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因此, 巩固执政合法性理所当然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首要问题,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认同,危机

执政合法性 篇2

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来自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促使了中共对政治合法性基础进行重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合法性

基础

重构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符合政治共同体普遍约定的一种正当性。[1]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行使不仅要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而且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判定某一政党的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但民众的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 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基础。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世纪70年代末，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源于党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以及意识形态的魅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中共还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探索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道路，通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各种措施恢复国民经济，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长期的战乱之后逐渐恢复了经济，这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全国人民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他为“大救星”“红太阳”，他的丰功伟绩、传奇经历和人格魅力在全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崇高的威望和个人人格魅力。正是因为这种超凡魅力的合法性权威的作用和党的历史功绩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3] 意识形态方面的构建也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和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取得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对于意识形态的持续宣传和强力灌输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证明了自己执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确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等坚定信念。到1956年底,我国顺利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和执政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确立。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一方面，中共又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虽然中共在成立的时候仅有几十名党员，但因其指导理论的先进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性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到抗战后期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力急剧上升。抗战结束时，中共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为更是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尊重，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见，巨大的组织资源是执政合法性的组织保障。

另一方面，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人们对国民党认同感的迅速下降也是中共取得政权，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进步的、革命的，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国人的认同。但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的性质就改变了，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倒行逆施，坚持并强化国民党***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维护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各阶层人民的由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尤其是解放战争使得人民对国民党的认同感急剧下降，其执政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人民的认可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也就意味着执政基础的松动和销蚀，国民党在大陆的执政地位的丧失是必然的。

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取代了国民党而获得执政地位，取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中共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历史的合法性是其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执政地位的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民众的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有历史延续下来的合法性基础会逐渐退到次要位置，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9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重构，政绩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民主法制合法性的奠基。

执政的绩效性是合法性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条件，如果执政党的政绩显著，社会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其执政地位自然就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肯定。相反，如果一个政党在执政期间没有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停滞不前，即使有任何其他高亢的理由，这个政党也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致力于巩固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的建构历程。首先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并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适时地把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经济只有保持持续不断的增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只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才能最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4]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共执政合法性打下了良好的有效性基础。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政绩的最核心内容——经济增长，是当前我国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必然选择，在一定时期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仅仅建立在绩效合法性基础上的政权也是危险的，如果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得缓慢，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绩效性就会削弱，甚至危及合法性。另一方面，当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后，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就会更迫切，人们追求的就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诉求就将增强。因此，中共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

于是，中共就在这个时期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种制度和法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实行依法治国，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这就必须要突破我国政治的人治模式，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的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合法性的诉求从“超凡魅力型权威”转向了“法理型权威”，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证。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又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作为构建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政府的工作重心正向建立健全民主法治逐渐过渡，通过民主法治建设，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构建稳固可靠的合法性基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先进性固然不容易，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更不容易。”胡锦涛强调指出：“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政绩合法性的效绩尺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党的功能转换，扩大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拓宽了党的执政基础，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任务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党执政合法性现代结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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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也随时代发生了变化，来自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促使了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构。虽然历史合法性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作用很大，但毕竟特殊时代以及特殊领导人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也需要随时代的变化而重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所积累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开始削弱。经济改革的成效虽给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但它所带来的许多问题仍对社会政治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败坏了党风政风，从而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潜在威胁。

这些挑战都向中共提出了重构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因此，重构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宪政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应通过民主选举。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5]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民的权利意识也强化了，普遍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选举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实现和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其政府的产生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如果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被剥夺，那么即使这个政府产生看了，它也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的，甚至没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中共应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一个合法的、民主的宪政政府，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根本问题，构筑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

成为一个有效政府是宪政政府运作合法性的必然选择。一个毫无绩效可言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民心的，而民心的向背是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变得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已取得的成就上应当继续努力保持政绩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不失民心。

加强执政的能力建设是宪政政府合法性构建的根本保证。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担负执政的重任，不仅要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而且要始终紧紧扣住执政这个根本问题来做好党的建设的大文章。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作为政府官员，应当保持廉洁的工作作风，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才能提高执政能力，构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廉洁高效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中共要想获得长期的合法性就必须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这个历经九十年风雨的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并且引领新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毋庸置疑，其中是有着深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适时地对合法性基础进行调整和重构，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所必须要做到的。愿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能够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执政合法性 篇3

[关键词]国大党；丧失执政权；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D5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58-03

民主制度下的选举是最能反映民意的风向标，近来印度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的选举失利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执政的合法性危机。难以让民众满意的政绩、对政治腐败的忽视以及家族政治“神话”的破灭是国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和主要原因。

一、经济发展缺乏绩效，陷入合法性困境

在2014年4月7日至5月12日的印度议会下院选举中，印度的老牌执政党——国大党惨败于印度人民党，除去由总统任命的两个席位，国大党在其余的543个议席中仅获44席，比上届少了162席。在2014年5月以来的邦议会选举中，国大党先是分别于哈里亚纳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丧失执政权，又在2015年2月，丢失了自己的老牌“根据地”——在曾经连续执政15届的德里的立法院选举中竟一席未得。目前，在印度的29个邦中，国大党掌权的邦只有10个，其中在4个邦里国大党仅仅是执政联盟中的一员。在北方邦、比哈尔邦、泰米尔纳杜和西孟加拉等重要的人口大邦，国大党的影响力已经趋于边缘化。[1]国大党在全国和地方上的选举失利表明印度人民撤销了对国大党统治的支持，这种支持的撤销意味着国大党失去了执政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主要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政党、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同它们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所做出的政治判断密切相关，政党执政的关键在于取得人民的支持，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为政党执政提供了合法性。经济绩效、廉政表现、权威模式等是影响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印度国大党执政合法性的丧失同这些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是政治统治最主要的绩效表现，然而，经济对合法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败都可能会导致合法性危机，这在国大党的两段执政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2004—2009年，以国大党为首的联合进步联盟第一届执政期间，印度经济平均增速高达9%，外资大量涌入，进出口总额均大幅增长，印度的经济实力快速上升，按照印度的标准，印度已经拥有大约3亿中产阶级。[2]这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大党政府的合法性，但在印度民众的物质利益普遍增加之后，社会和经济中存在的不平等日益为被社会动员起来的人们所认知。在2009—2014年联合进步联盟的第二次执政时期，国大党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这种不平等更加恶化了，零售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保险和养老金的自由化等商业驱动的发展模式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扩大。2010年4月，印度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贫困人口总数达3.72亿（印度人口约11.6亿），除了财富分配不均，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还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分化。[3]据印度时报报道，2012年印度城市中最富的人口平均花费（或收入）是最穷的人口的15倍，在农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这个差距为9倍。2012—2013财年，印度经济增速跌破4.5%。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严重，印度政府财政赤字问题突出。此间，政府决定减少粮油补贴等缩减公共开支的政策行为，甚至引发了首都新德里和金融中心孟买等几座大城市民众的抗议。最终，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扩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国大党执政合法性的丧失。

二、腐败盛行，侵蚀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高度腐败现象往往是一个政权岌岌可危的征兆，印度国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就伴随着一系列广泛的腐败行为。腐败程度与公众不信任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腐败是民众深恶痛绝的政治现象，会极大地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2009年至2014年，第二次联合进步联盟政府任内曾接连曝光英联邦运动会腐败案、煤炭门丑闻、高官亲属“卖官”等多起贪腐丑闻，高发的腐败案件严重侵蚀了国大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印度2010年举办第19届英联邦运动会，耗资60亿美元，却不断曝光场馆建设一再拖延、安全许可证系伪造、多种物品高价采购、组委会收回扣等丑闻，最后导致多名官员落马。[4]印度审计部门2012年调查发现，印度地方政府自2004年7月起不经过招标竞争、向一些私人企业贱卖煤矿，给国库构成大约330亿美元损失，即煤炭门丑闻。[5]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反对派对此大加指责，并要求时任总理的辛格辞职，给国大党政府造成了重压。2013年，印度铁道部长帕万·库马尔·班萨尔的侄子被曝光收受铁道部职员1亿卢比（约合192万美元）贿赂，许诺为那名职员谋求更高职位。受侄子“卖官”丑闻影响，班萨尔被迫于当年5月辞去铁道部长一职。[6]高通货膨胀和低经济增长再加上这些严重的腐败案件的打击，印度国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乎荡然无存。受印度本身政党政治体制的影响，作为执政联盟领袖的国大党出于政党利益的平衡考虑，不得不将内政外交的重大部门交由一些并不具备资质的地方党派控制，以争取支持，稳固执政基础，由此造就了印度的腐败泛滥。而面对国内腐败分子猖獗和党内腐败积重难返的情形，国大党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采取强有力的应对举措，因此，印度选民们选择了承诺将从严治理腐败的印度人民党。

凭借着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印度国大党取得了2004年和2009年两次大选的胜利。但是，在2014年印度大选中国大党的惨败表明，一个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老党仅仅依靠崇高的理想和诱人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群众对执政党的选择最终要看政治实践的兑现程度。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在这一过程中，既得利益者的腐败行为会引发底层群众的不满情绪，大量不满情绪的累积一旦爆发，政权的更替就几乎不可避免。党内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情况和政府频发的腐败案件是国大党失掉执政地位的重要教训之一。因此，执政党务必把腐败遏制在萌芽状态，否则腐败的蔓延将会使执政党面临重大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党反腐败不仅要加强党内的廉政建设，更要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着手，构建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三、家族政治式微，执政合法性走向衰落

印度国大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一直领导着国大党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对独立后的印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尼赫鲁家族秉持超越宗教、种姓和地方主义的态度，使得其容易为全印度人民所接受，这为国大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资源。但是，过度依赖于尼赫鲁家族和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的个人权威，造成了国大党内部缺乏正常的党内民主和领袖更替机制。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拉胡尔在其母亲的影响下于2013年被任命为国大党副主席，被认为是国大党未来的领导人。但是，拉胡尔的政治资质和政治能力尚未完全得到国大党党内元老的认可，国大党的最高领导层仍处于代际更替和权力转移的过渡期。

在2014年的印度大选之时，由于索尼娅·甘地的健康出现问题以及拉胡尔影响力有限，国大党建立在尼赫鲁家族政治基础上的合法性虚弱不堪。在本次大选中，拉胡尔·甘地领衔的国大党只收获了44席，可以说是印度国大党执政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这是因为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和民主原则的不断扩散，家族政治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而且印度的一些家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部分引起了印度人民的不满。印度政治中底层民众的觉醒，使得以地方权贵人物或政治家族为核心的庇护政治不足以应对各级政府面临的大众需求。国大党党内高度的权力集中和领袖更替的家族式传承，影响了国大党的组织建设和长远发展。

国大党依赖的家族政治的合法性不断地衰落及其组织建设上的缺陷和社会渗透能力的弱化，是国大党发展的瓶颈也是其在选举中失利的内在原因。组织制度是一个政党运行的基础，是政党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所在。党的组织建设是一个政党工作的核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扩大党员队伍和吸纳优秀人才的根本保证。党内民主与权力集中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党内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领导更替机制的不健全是国大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作为政党执政的支柱，没有良好组织建设的政党是一个不健全和不完善的政党。国大党丧失执政权的教训表明，仅仅依靠家族政治的传统型合法权威是不足以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因此，政党要不断促进、提升党内民主和规范党内权力的有效运转与更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树立执政的多元合法性基础。

四、现实意义

中国和印度同属新兴经济体，汲取印度国大党的深刻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不断满足民众的需求，推动社会的进步，执政党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适时地调整目标和策略、制定切实合理的政策。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增加或加大经济的不平等，当不平等或不公平达到一定程度时， 必然会影响到公共权力的合道德性， 合法性危机也会因此而发生。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造成的合法性困境是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民众要求国家和政府实施倾向于公平的分配政策，然而，普遍的福利必须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塑造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执政党和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中需要努力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设法避免促进社会公平的福利制度拖累经济增长，这是印度国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当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配不公问题，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对此，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协调、共享”列入引领国家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中，努力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和促进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和发挥重大作用。

（二）必须重视党自身的建设，注意维护党的团结，警防家族统治和个人集权，建立有效的人才吸纳制度和领袖培养机制。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第一，要坚持从思想教育和制度两个方面来加强党的建设。第二，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第三，要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推进权力依法规范运行、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还要不断推进积极预防腐败战略。第四，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干部是党组织的骨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贯彻执行者，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领袖作为政党治理的“关键少数”，需要形成良好的培养和更替机制。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对正确处理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党的上级组织同下级组织、党员个人同党组织的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从严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避免党内权力的高度集中和领导个人专断现象的出现，发挥党组织集体领导和每一个班子成员在全局决策中的作用，竭力减少发生重大决策偏差、失误和政策贯彻执行不力的可能。

（三）执政党如何看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至关重要，如果放任腐败肆虐，必然会侵蚀政府的统治基础，损害党的形象，最后丧失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动摇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和腐败水火不容。就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态来看，反腐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中国的反腐正在不断地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今年六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继2015年修改《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之后，党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全国人大也已明确将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因此，不断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动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狠抓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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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014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指导老师：周敬青教授

执政合法性 篇4

一、新媒体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的资源性意义

政党的执政资源构成非常丰富, 而媒介资源长期以来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而言, 长期的存续与发展必然要求其具备能够有效运用和引导媒介并将媒介资源转化为执政资源的能力, 从而有效沟通政党和民众, 营造和谐的执政环境。新媒体在产生之后迅速成为冲击主流媒体的人气力量。当前世界各国执政党都不得不重视新媒体对民众执政认同度的影响, 借助新媒体触角可以敏锐感知本国民众对执政的评价及意见, 民众的执政合法性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相互影响, 或增或减。因此, 做好新媒体对政党合法性影响的内容、途径、有效应对措施方面的研究是进行党的合法性建构的必然选择。

二、新媒体与执政环境变化:党的理论宣传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执政党要建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 开展好宣传工作是极其必要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 宣传战略可以视作其执政合法性建构的关键环节。宣传战略的制定主要取决于政党的国家战略和社会成员的需求。除了宣传战略, 宣传机制则是合法性建构的具体实施, 没有宣传机制的存在, 宣传者的意图就无法真正地影响到受众的态度, 也就无法获得受众的政治认同。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宣传机制。党在历史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也为新时代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发展提供了宝贵实践方针。

2013年8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 强调了宣传机制上的改革创新以及在宣传模式上的改变问题, 这充分体现了党对通过宣传机制加强执政合法性建构的重视。要做好党的宣传机制改革创新,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在理论宣传工作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积弊。归纳学界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理论宣传工作与实际情况相脱离。第二, 理论宣传工作与人民群众相脱离。第三, 理论宣传工作的载体和方式总体保守、缺乏创新。而在新媒体的背景下, 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缺弊进一步放大和加剧, 弱化了既有的理论宣传工作的实效, 增强了党执政的风险, 对执政合法性构成了新的挑战。

新媒体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造成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思想观念整合的难度加大。在新媒体时代, 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 思想引导和舆论整合越来越困难。第二, 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传统联系纽带弱化。这主要是基于新媒体使得群众自组织普遍生成, 而传统的政党群团组织功能弱化。第三, 信息壁垒被打破而影响舆论引导。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信息资源的垄断性格局, 公共舆论空间不断拓展。第四, 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信息媒体技术的先发优势而实行信息霸权主义, 传播有利于自身而不利于他国执政的思想言论。

三、新媒体与执政资源供给:作为执政资源的新媒体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 既构成了挑战, 也蕴含着机遇。面对新媒体舆论生态发展下党的宣传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要着力将新媒体力量转化为执政资源以助力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实现这一策略性转变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 要在宣传机制上注重将新媒体资源有机转化为执政资源。通过建立健全凝聚工作合力的机制, 把新媒体真正建设成民意沟通平台。首先, 智库型机制建设, 强化新媒体平台舆情信息收集功能和舆论引导队伍的建设。其次, 动员型机制建设, 要通过新媒体平台密切联系群众, 建立与群众的有效沟通机制, 缓释社会压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好精准定位, 在新媒体平台开辟公民参政议政新渠道, 有效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再次, 开放型机制建设, 要适应新媒体受众特点, 运用新媒体技术创新党的思想理论传播方式和思路。

另一方面, 要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突破新媒体切实转化为执政资源的意识和能力。让新媒体力量切实转化为党的执政资源, 除了需要体制机制层面的建构, 更需要党员干部队伍在意识和能力上的提升以实现机制有效运行和不断发展。从长远角度来看, 既要把新媒体素养作为党员干部服务群众能力考核的基本指标, 更要深化领导干部对新媒体的认识程度, 这样才能整体上提升执政党发挥新媒体执政资源供给的能力。从近期角度来看, 要优先提升党的理论宣传队伍的新媒体专业化运营能力。尤其是承担对外宣传职能的队伍代表党和国家的形象, 其新媒体素养的培育更应该成为一项重点工作来优先推进。

总之, 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永久执政, 需要始终对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常抓不懈。而宣传媒介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和技术更迭必将不断更换, 当前的“新媒体”也可能成为未来的“传统媒体”, 但舆论宣传媒介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和手段是持久不变的。所以, 在建构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历程中, 党的宣传理念和宣传队伍都要树立起“媒介即执政资源”的意识, 还要始终明确媒介具有两面性的危机意识, 即“媒介也可能成为执政挑战”。

摘要：新媒体在当代的发展使得党的执政面临一个新的舆论生态, 以移动数字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越来越成为量度群众对党的执政合法性认同的重要指标, 使得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新的考验与机遇。形成的挑战主要包括新媒体兴起后出现的思想观念整合难度加大、党群联系纽带弱化、信息壁垒被打破以及西方的媒体信息技术垄断造成舆论引导困境等。这就需要党高度重视新媒体在执政合法性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牢牢把握新媒体力量并形成将其转化为可以持续供给的执政资源的系统化思路和路径, 从运行机制和工作队伍建设两个方面实现新媒体持续供给执政资源的局面。

关键词：新媒体,执政资源,执政合法性

参考文献

执政合法性 篇5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执政党的“合法性”是国外政治学普遍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 指的不是单纯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的原则, 而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 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一种自愿的认同、服从和拥护, 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共认理念。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而判断某一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在于统治者自己的宣称, 也不在于统治者为自己的执政制定法律依据, 而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与生俱来,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和增加执政的合法性是政党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 也是追求的首要目标。执政合法性基础是政党的执政基础之一, 也是任何既定的执政者执政的根基所在。“所谓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就是政党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必须努力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任何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要根据国情的变化不断地整合与拓展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才能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政治权威的依赖、认同和支持, 这也是准确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和目的。从邓小平同志的 “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同志的 “三个代表”, 再到胡锦涛总书记的“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无不体现着党把广大民众的支持作为执政合法性根本基础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必须要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但是在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下, 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与获得方式, 是不断发展和转换的。中国共产党既然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政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转变, 社会发展也已经从通过革命取得民族的独立向通过建设实现民族富强和社会现代化转变, 特别是在如今的现代化变迁中,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化, 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社会阶层分化剧烈, 利益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社会生态环境的迅速变化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出了挑战。

二、正确认识新形势下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在现阶段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分化成了若干阶层和群体。首先在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内部, 分化形成了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以及雇佣工人阶层以及失业半失业的工人群体, 其次在群众基础中出现了企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阶层等;在农民阶级内部, 分化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是否属于中国共产党所定义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范畴内, 是否属于广大人民的概念之中, 作为中国当代的执政党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复杂的国情, 不断认清和接纳社会阶层的变化, 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首先要做到对新时期工人阶级和新兴阶层的正确认识。在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像传统概念上的工人阶级那样一无所有。随着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社会中产生大量新的社会成分, 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人数逐步减少, 整个社会分层不是简单地向有产者和无产者两极发展而是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更多的人实际上正在从无产者变成有产的劳动者。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 反映了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社会分层的基本动向。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固守传统观念把工人等同于无产者, 认为无产者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那结论只能是工人阶级在萎缩, 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在萎缩。同时还应注意到改革开放后我们的观念开始转变, 脑力劳动者的地位逐步提高, 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 同时工人阶级本身也越来越知识化, 这样工人阶级才能体现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老观念去定义工人阶级, 要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重新对工人阶级做出界定。对于新兴阶层我们更不应该排斥, 这样只会弱化党的群众基础, 会导致他们成为与党相抗衡的异己力量, 构成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威胁, 所以要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当然也包括新兴阶级。

第二, 对我党执政立场的新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许多新的阶层不断出现, 执政党组织能否容纳不同的阶层, 能否有效地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 能否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 能否缓和社会冲突, 维护社会稳定, 这是加强党的地位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说, “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 因此中国共产党切实地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个“最”字既是对广义政党理论含义的突破, 同时也是对利益代表的泛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规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 执政党有责任把社会上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凝聚在一起, 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政党执政规律所要求的。根据政党执政规律公式:N×R=D (D为常数, 表示一定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要求;N为政党数目;R为每个政党能够反映的民众要求) 在D不变的情况下, N的变化必然引起R变化, N越少 (政党数目越少) , R就必然增加 (每个政党的代表性要拓宽) 。所以,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党执政的执政党, 其政党的代表性就要更加广泛, 必须承担起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几乎全部职责。特别是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就会发现, 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 所以执政党要与时俱进, 认清时代的变化做出调整, 努力把人们的认同建立在新的、反映出时代进步要求的基础上, 以巩固和增强本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要达到这一要求, 首先就必须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使新生的阶层成为我们党执政的新的力量来源, 把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力量纳入到政治体系中。其次是必须进一步明确党在利益大分化和大整合中的协调职能和整合职能。党要充分运用自身的政治优势, 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利益关系的有效调节和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 从而真正有效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正体现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实质。

三、加强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主要途径

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既是历史使命的强烈呼唤, 又是现实与未来党的建设、党的发展的客观需要。着眼于全面提升和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现实途径主要为意识形态的提升及民主政治的巩固。

第一, 完善意识形态, 争取大多数人民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

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而言, 其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制度上的合理结构, 而且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 还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支持, 依赖于人们对其制度和价值理念内心的认同和信仰。在当代中国, 随着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和社会的开放, 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势头加强, 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更加剧烈。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和期望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一个先进的执政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提出反映时代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心声的思想理论来引导人民前进, 努力做到不断变革和创新特别是理论和制度上的创新, 持续不断地丰富和扩大获得人民认同的资源。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 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开放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发展的关系, 充分认识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规律, 促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也就是要有与时俱进的科学执政理念。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凝聚力, 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既是对党80多年历史中成功与挫折的各种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也是对执政党改善和拓展新世纪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时代诉求, 都是新时期我们党执政的新理念。

第二, 实现政党政治民主化、法治化, 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

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是相伴而生的, 在民主政治中政党才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世界上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取得政权的政党, 都会高举“民主”这面旗帜来号召人民, 所以民主既是政党的目标之一, 又是对民众的一种许诺, 也可以说, 民主政治不仅是执政党应当追求的目标, 而且成了人们判断执政党合法性的标准。这就要求执政党应建立起反映人民利益及其意志的制度与机制, 遵循法治的途径, 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同时允许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表达 (否则, 一部分社会成员就可能从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渠道, 从而威胁现行政体的稳定) 。此外执政党应积极推进依法执政, 将政党政治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 通过建立能得到公众认同的运作规则, 从而获得秩序和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 使公众支持的形象从掌权者个人或某些政策转到体制、政治共同体层面来, 避免由于魅力型领袖生命的终结及政策绩效的非持久性而引起的政治体系的动荡。人类社会向法理制度型发展是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一种比较稳固的执政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执政有利于党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执政使命。法治的真谛是保障人权。依法执政、执法为民, 就是代表好、实现好、保障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成功为实现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供了切实的物质基础和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 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将推动社会正义的全面实现。坚持依法执政, 把党的执政兴国的伟大成就法律化、权利义务化, 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党的执政使命。这也再一次表明了在新时期保证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法理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着执政合法性基础重新认识问题, 所以我党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阶级基础, 努力扩大群众基础, 争取最广大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通过意识形态的提升及构建民主政治的法理基础的途径, 在新时期整合和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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