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道德

执政党道德（精选6篇）

执政党道德 篇1

执政道德是与执政者的执政活动相伴随的特殊道德, 它是执政者治理国家、整合社会的伦理基础和道义基础, 体现着执政者治理国家的道德水平。执政道德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是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提高执政能力离不开道德力, 执政道德与执政能力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密不可分。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必须切实加强执政道德修养, 这也是以德治国的应有之义。我们党作为执政党, 在我国社会“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背景下, 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历史机遇, 有效应对矛盾和挑战, 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稳定, 就必须在执政过程中增强忧患意识, 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执政道德建设。

一、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一) 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带头人, 肩负着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他们的道德素质和道德风范是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直接体现, 不仅关系到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高低, 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人格品行和知识才能本身就是一种最直接、最生动的力量, 最具有说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 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自觉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德规范。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执政规律, 全面推进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 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争取党风廉政建设有较大的改观, 迫切需要全党, 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和加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修养, 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锋和模范。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如何, 是党风好坏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直接引导着政风和党风的方向, 进而影响全社会的风气。因此, 争取党风廉政建设有较大的好转,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必须首先端正党风。而端正党风, 关键是提高干部的道德修养, 端正官风。只有抓好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 对群众和社会才有更充分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三) 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是经受执政考验的重要保障。

党执政了60多年, 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 但仍必须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党的执政道德建设作为党的深层次建设,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建设的内容, 有助于增加党的权威领导的含量, 实现党的权力领导与权威领导的有机结合, 有助于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明确领导责任, 增强领导意识, 提高领导水平, 使他们在领导行为中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完成好所肩负的领导重任。这对提高广大党员的素质,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使党经受执政的各种考验, 顺利完成奋斗目标,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 宗旨意识淡薄, 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遭到背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集中反映。但是, 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步入领导岗位后逐渐脱离群众, 背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他们的头脑里, 当官是为了自己能过上安逸的生活而不是为人民谋利益。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得过且过。

(二)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 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 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 目前在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较为严重。比如, 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讲空话、讲套话、讲长话, 而不真抓实干;还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做表面文章, 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路边工程”;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弄虚作假、谎报浮夸。这些现象的存在, 不仅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造成工作效率低下, 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动摇了老百姓对党的信心。

(三) 贪污腐败, 使党丧失了先进性。

贪官污吏历来为老百姓所痛恨。我们共产党的“官”和剥削阶级的官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只能不折不扣地用来为人民服务, 而不能用来牟取私利。但是, 目前仍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获取私人利益。

(四) 追求享乐主义, 背弃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无一不是艰苦奋斗的结果。然而, 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以及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 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思想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比较盛行。

三、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应着力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 保持先进的执政道德实践主题。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执政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关系着执政地位的巩固。执政道德建设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最终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和永恒主题, 也是执政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和永恒主题。

(二) 尚荣拒耻的执政道德行为规范。

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 也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 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它是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作出的精辟概括和新的理论发展, 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 区分善恶, 分清美丑提出了新要求, 成为新时期执政道德建设的具体行为规范。官风正则党风正, 党风正则民风清。党员干部一定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带动全党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当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要突出强调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素质。

(三) 求真务实的执政道德根本要求。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 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求真务实是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的根本要求。当前加强执政道德建设, 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的关键是要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执政新理念。

(四) 为公为民的执政道德根本原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和最高从政道德, 也是我们党执政道德建设的根本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表现为党的领导和工作原则, 也表现为党员的道德原则和实践原则。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是坚持党的宗旨、厉行党的宣言的必然要求, 是不断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需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必须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中去, 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 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

总之, 执政道德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我们一定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的执政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把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执政党道德 篇2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执政道德的价值理念

道德问题首先是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充满道德感召力的价值理论体系，它以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批判为始，科学地揭示了具有高度发达的道德文化水准的共产主义远景，并把该目标的实现作为共产党的道德义务和道德目标。党的这种道德是最优良道德，具有体现和认知人类内在价值的本性的特点，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的价值理想与追求，成为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政治力量。

党的道德属性与党的阶级和社会属性是统一的，党的执政道德是党的阶级和社会属性对党执政的道德引领和规范。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团结和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执政使命，这是一种历史使命，也是一种道德使命，是由党的阶级和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党的执政义务与道德义务的统一。道德属性构成了党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风范，成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引领和推动着党实践的脚步。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规范，将党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执政使命与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统一起来，与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振兴、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统一起来，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执政道德的社会功能

道德文化是社会基本的整合力量，是社会成员归属感和崇高感的来源。作为执政党，领导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推广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观，是发挥执政道德的社会整合功能、完成执政使命的客观要求。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将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以党的优秀道德文化推进全社会的道德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党的道德义务所在，也是党的执政道德的功能所在。

社会思潮对社会行为具有巨大影响力。这就决定了，执政党必须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这是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大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宽广深邃的世界历史的眼光观察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武装自己、鞭策自己，引领执政的实践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这就决定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作为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以执政道德主导社会道德建设。这关系到党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党的主张，在全社会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凸现了执政党在推进全社会的道德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也突出了党的执政道德对全社会道德文化的引领作用及其社会整合功能。社会主义荣辱观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旗帜，坚持进步、反对落后，褒奖优秀道德、抵制腐朽思想，有利于用党的先进的道德主张统一社会成员的思想，形成一种“共同体情感”，使民有所信、有所立、有所追求，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执政道德的理性自觉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党要领导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首先要强化自身的执政道德意识，明确党执政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主张，要求共产党员在社会上率先垂范，做道德楷模，反映了党对执政所应具备的道德属性的理性自觉。

这种自觉来自党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道德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人民幸福、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必须以先进的道德文化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与此同时，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从社会价值标准失范到“信仰危机”、从民众道德水平堪忧到党内腐败现象滋生等严重的道德问题，经济高速发展之中隐含着“政绩的困局”。要坚定人民群众的信仰和信念，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心，增进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先进的道德文化。而强化党的执政道德，无疑是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关键。

新加坡执政党靠什么执政 篇3

长期执政靠选举，不靠武力

新加坡六百多万人，人口不算很多，但是毕竟一党长期执政需要很大的执政资源、社会资源，我原来心想这么一个拥有几十万执政党的党中央怎么都得有一座大楼。结果我们一去就是一座三层的小楼，还是从最边上的门进去，拐了好多弯才到他们接待的地方。接待的老先生告诉我们这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一共十二个人，占了办公面积不到200平米。而且他们是租别人的地儿。这样一个执政了47年、外界认为高度有效、集权威权的领袖和政党，怎么就这么点人呢？他靠什么执政呢？

老先生是人民行动党日常接待人员，相当于咱们副秘书长的日常值班。他说人民行动党是选举上台的，不是通过暴力武装夺权，也不是靠宫廷政变。也就是说它从第一天获得政权，就是依托于民意、选举。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李光耀当时是一个律师。就是一帮律师从事工人运动、工会运动，然后通过选举，使自己的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新加坡的李光耀获得政权的起点是通过选举，创造的体制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有一个虚君，这个虚君在新加坡是总统。在选举当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可以组成政府，然后政府管理社会，政府内阁所有的部长都是由执政党来担任的。也就是说你要变成部长，前提是你要选到议员，而这个议员必须是执政党党员。

李光耀当总理和包括现在李显龙当总理，他们都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所有的部长也都是打过选战的，五年一选，也就是说每五年人民要考试他们，考试及格了，人民行动党得到了议会多数票，那你就继续执政。你做几届没有什么限制，可以一直做。另外只要总理让你做部长，选举成功你就可以做，如果选不上那你就退休。

“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不是大口号

人民行动党人很少，这么大量的选举工作怎么进行呢？第一他不是靠军队，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军队是国家的武装力量，不是党的武装力量。新加坡军队人员不能参加政党，除非你是国防部长，人民行动党因为执政派你当部长，你可以参加政党，剩下的次长就是比副部长还低的事务类公务员，都不能参加政党，这是英国体制。

第二也不是靠企业。新加坡的大淡锡是政府的主权基金，相当于国有企业，也是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另外还有GIC，这两个是最大的政府基金，但不是政党的。这两个巨大的企业他们都属于政府，属于内阁管理的一部分，他们的部分赢余进入到国家储备金，由总统同时管理，而总统不一定是人民行动党党员，所以它的选举不是靠企业或者金钱。

他们没有軍队，没有政党，又没有企业，那他怎么每次选举都能赢呢？我发现靠两条，这两条其实在中国经常讲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做得很好。第一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行动党内的议员、部长每礼拜四或礼拜五都要在自己的选区接待老百姓，从上午八点开始，有时候接待到凌晨一点。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多了，一做就四十七年。我的一个朋友是议员，我去看过他接待，那真是跟每个人都熟，啥事都知道。每个选区就这么几万人，大家有事都说，议员就希望选举的时候拜托大家选他，靠他替大家办事。

据说李显龙也会来接待。这里有政党的一个小活动室，有1/3的小事帮助调节调节就可以解决。但更多的事情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循着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还有一些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那就安慰，跟他沟通，帮他出些主意。新加坡的议员在选区有两万到三万人需要接待，每次接待都是八百多，摆一个桌子聊，这聊一会儿，那聊一会儿，就靠这样汲取民意。

第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行动党办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办了公益基金专门照顾小孩，在社区里成立很便宜的幼儿园。这个公益基金是大家捐钱，和政党的基金没关系，是一个公益组织。

另外人民行动党做很多工会活动。李光耀是做工会起家，在新加坡是自由的独立工会，他曾经跟工会承诺你们要的东西，我一旦执政都可以给你们，经过47年，他就用这种方式履行了承诺，帮助工会改善工友的充分就业、生活保障等，跟工会之间的互动很有信誉。工会有一个平价卖场，像咱们的合作社似的，粮食、油是最便宜的，人民行动党就支持它。另外工会还办了保险公司，给工友解决寿险、保险。人民行动党为工会办这些实事，工会可以让工人们投票给人民行动党，这是一个良性机制。

还有就是凭业绩。新加坡通过建立高效的政府和精英的执政团队，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来选议员的人都是精英，最后当部长。同时又设计了很好的国家治理制度，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不断完善这些制度，这样你选举的时候就很容易成功了。新加坡47年创造的业绩在全世界按人均GDP排第三、军事力量东南亚排第一，全世界营商环境排第一，还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之一，这就是成绩。他有这个成绩单，在他做到27年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所以后来又给他20年。

所以他的长期执政可以不靠暴力、谎言、威胁和强制。会不会永久执政？新加坡的议员和部长说不会，比如这次补选，人民行动党又失败了，那就让别人上。作为反对党的工人党很强势上来了。在他们取得这么好成绩的同时，去年的公众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却是最低的，所以现在人民行动党非常有危机感。

新加坡部长工资是市场价的七折

再说说执政党的经费和待遇，党中央还有这12个人花多少钱呢？党中央一年的经费将近500万新币，包括租房、养人。还有一笔预算就是接待，比如说我们去了，给我们一瓶水喝，这都得在预算里。钱从哪儿来呢？党费只有一点点，更多是议员、部长要捐出他们三分之一的收入，大概两三百万，加起来党费大概500万。党中央的部长都没有公车，你从家里到办公室得开自己的车。

执政党道德 篇4

何谓党德?孙中山曾提到“党争有一定之常轨, 苟能严守文明, 不为无规则之争, 便是党德。”4

政党之间如何相处。起初, 孙中山认为政党之间不存在利益之争, 应该和平共处。1912年8月25日,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 孙中山称“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弟兄”, 并告诫国民党人“即有他党反对, 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 决不宜为鹬蚌之争。”5

然而, 这毕竟是孙中山的美好愿望而已。1912年5月, 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合组共和党, 以拥护袁世凯为宗旨;宋教仁则筹划组成国民党, 以便实现责任内阁。两大主流党派在政见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党争势在难免, 但孙中山强调“国家之进步与否, 即系于党争之正当与否”7。其判断标准是:一, 党争必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所有政策“一秉公理, 然后以之谋国, 其国以强, 以之谋党, 其党以昌。”8孙中山对“淆公私为一途, 不顾舆论, 不论是非”的党争甚为反感, 这种争斗已演变到“其事之出于他党也, 虽至良之策, 而反对维力;其事而出于本党也, 虽极恶之政, 而拥护维谨”9的地步, 党德至是, 可谓“扫地以尽”。二, 党争在手段上必须是开诚布公、光明正大的。孙中山推崇英美的议会政治, 认为政党社团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议会或其他合法的渠道来化解。孙中山猛烈抨击了不守常规的党争, 说“如但求本党之胜利, 不惜用卑劣行为, 不正当手段, 谗害异党, 以弱本党之敌, 此种政党, 绝无党德。”10

在孙中山看来, 理想的运作模式应该是:“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 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 居于监督之地位。”11一旦国民做出选择后, 各党派就要各守其职, 安守本分。执政党须一心为国为民, 而“在野党从旁观察, 以监督其举动, 可以随时指明。”12至于政权交替, 政党易位, 由国民决定。在野党得多数国民之信仰, 即可起而代握政权, 变而为在位党。”13

孙中山非常看重提升党员的道德素质, 在他看来, “人之入党, 其未入党之始, 必先察其党之党德如何?党人行为如何?”14可见, 党员的道德素质关系到政党的声誉以及政党的发展壮大。“

至于党员的道德培养, 孙中山也有论述, 总体而言有三点:一、党员必须明白政党的真义。“政党之要义, 在为国家造幸福、人民谋乐利。”16民国的政党政治取法于英美, 所以此政党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朋党, 党员不仅要对本党尽力效忠, 而且更重要的是效忠于国家。这与孙中山的道德观一脉相承。孙中山把我国固有的道德归纳成“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 首是忠孝, 他说“在国家之内……要忠于国, 要忠于民, 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17二、党员必须团结, 服从指挥。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党员虽众, 声势虽达, 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 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 党魁即等于傀儡, 党员则有类散沙。”18三、党员要忠诚, 不可用欺骗手段。

孙中山的政党道德思想是其道德观在政党运作上的反映。

探求执政党与民间组织互动 篇5

5月21日，在浙江台州召开的“政党与民间组织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他说，这段话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思，也是高层领导的意思。

在这次研讨会上，王长江提醒，这个看似简单的“实践证明”，来之不易，表明中央对民间组织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

民间组织是不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党如何在民间组织中发挥作用，民间组织对党自身的改革有什么推动力，在发展中有哪些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

上述问题在“政党与民间组织发展”研讨会上都被讨论，此次研讨会大致勾勒出了在即将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执政党和民间组织两者各应扮演的角色。

竞争与合作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在年初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研讨班上，民政部相关负责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民间组织的管理问题。

另据媒体报道，民政部称，修改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将在年内出台，“虽然条例修改没有触动大原则，但现在看仅有的这些变化已经体现了民政部门有所放权的愿望。”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王瑜在会上表示。

她认为，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独立的组织网络，在基层拥有强大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其自身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这就导致了非政府组织会与政党在动员社会资源特别是发动民众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争夺关系。

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文成则强调，在中国，执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有两个原则，一是法律面前平等，二是中共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党对其他所有社会组织包括民间组织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中国党和民间组织的关系和许多国家不同，但是并非不能借鉴国外的经验。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党更加强调集权和有领导的民主，而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先锋和民主政治的代言人，对执政党执政地位构成一定的挑战，所以这些地方的政府往往会对非政府组织采取一些限制政策，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对抗的。

“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政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形成了友好的合作与对话关系，许多政党利用非政府组织扩展自己在基层的影响。”

王长江认为，如果支持引导，民间组织会是执政党联系群众的一个好帮手。

政退党进的经验和教训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执政党加大了在社会上的覆盖面，在外企和私营企业、社区和村民自治组织、社团等各种组织中加强工作。 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解释说，由于政府在许多领域的不断退出，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增量因素的发展，使各个领域都出现政治控制的真空地带。

“这种真空地带会对国家的政治发展构成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党的控制来把这个真空地带填补起来。于是便形成党的权力不断扩展的形势。”

1998年，中组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社会团体中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2000年，民政部又转发了中组部《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对如何加强社团党建工作进行了更细致的规定。

短短两年时间发了两个通知，表明执政党高层对社团党建工作的重视。

而从各地的调查数据看，目前社团建立党组织的比例还不高。江西的一个调查发现，在对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的认识和态度方面，业务主管单位及挂靠单位要求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的只占18％。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景跃进在会上说，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建立在各类民间组织中的党组织除了政治动员和贯彻中央政策外，还有责任表达组织本身的利益。这样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就有可能通过各类基层党的组织而转化为党组织内部的多样化声音。

“可以强调民主集中制以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而基层党组织在利益表达方面的功能就有可能萎缩。”

这位学者提出，这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改变思路，让民间组织成为真正的独立组织，以充分发挥其利益表达的功能，则有可能导致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衰落。如何处置这种两难现象(利益表达不足与政治资源流失)是今后将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党影响民间组织的经验

选择台州作为会议召开地，用会议组织者王长江的话来说，是因为“台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首先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处理党与民间组织发展时有自己的一定经验”。

台州的经济结构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发展迅速，基层民主恳谈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等地方政治体制改革情况，一直为国内外广泛关注。

台州市委组织部长肖培生对与会者表示，发达完善的民间组织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而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激发了群众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诉求，引起了思想文化的激荡和价值观念的多元。

“对于地方党委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重构新形势下党与社会的关系。”

大红袍果业合作社是全国首家工商登记为合作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说起成立党支部的起因，大红袍合作社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需要一种组织模式去克服规模小，号召力弱等障碍，于是在街道党委的支持下，于2004年7月，在大红袍合作社建立了党支部。 该负责人称，成立党支部近一年来，感觉“合作社的典型示范作用更加明显”、“合作社的管理更规范”。

台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海平认为，党与民间组织要协调发展，一个是要把握好“度”，还有就是解决好两个组织间互动中的“动力”问题。” 吴海平是这样理解“度”的：建立党支部的时候要有“度”；要把党与民间组织的追求目标结合起来，借鉴中共建党初期时特派员的形式，先派联络员去做工作，建立党支部后要把握“度”，党组织与民间组织存在利益冲突时，都要按照党的要求搞起来，是不可能的，党组织的活动应该和民间组织的活动相吻合，民间组织才可能欢迎你，欢迎你，党才能发展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双赢”。

吴海平强调，党组织与民间组织要进行“互动”，而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互动的“动力”。

浅析化解执政党的“四大危险” 篇6

关键词：执政党；“四大危险”；党内管理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09-02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四大危险”是胡锦涛同志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之后再一次向全党发出的重要警示，并且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四大危险”的提出客观上概括了新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风险所在，全体党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一、直面“四大危险”，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

从“七一”讲话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里胡锦涛同志反复警示“四大危险”，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同时，客观上也表明了在新形势下，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错位等危险迹象。纵观国际国内，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至关重要。所谓无风不起浪，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已经逐渐改变着以西方为首的世界格局，一些传统的西方强国以“中国威胁论”为理由，力图遏制中国的进步，其深层次的目的是激发本国的国民危机感，告诫国民不要懈怠并始终保持紧迫的心态，以免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赶上或超越。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刘易斯·柯赛说过：“最初的敌人消失导致去寻找新的敌人，以便使群体可以继续从事斗争，从而维持住一个将陷入不再有敌人存在的危险的群体结构。”[1]92 这种“寻找外部敌人的工作不仅起到维持群体结构的作用，而且当受到干劲松懈或内部分歧威胁时它也能加强整体的团结”[1]93。这种时刻制造假想竞争对手的做法，一直是西方执政党保持国民竞争状态的政治策略。

二、“四大危险”的特点

化解“四大危险”的前提是要对其有全面深入的分析，“四大危险”的提出并非凭空想象，它既是对执政党在思想、能力、群众、廉政问题上暴露出的危险的反映，也是对执政党面临的党内管理危机的一种概括，“四大危险”有自身的特点。

（一）客观性

全球化时代下，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大环境是相同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的人类思想在各国政坛都客观存在。可以说“四大危险”的存在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各国政党必然面对的问题。

当前，中国党员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牢记宗旨，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工作。但客观上也的确存在少数党员干部思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错位的危险迹象。在思想教育方面，一些党员干部由于习惯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中成长，缺乏艰苦环境下的锻炼，滋生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家长主义思想。在执政能力方面，有的党员不愿意学习、不善于学习；缺乏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能力和管理沟通协调能力。在群众问题方面，有的领导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对群众安危冷暖少有问津，对群众反映的困难问题久拖不决。在腐败问题上，有的党员干部经不住金钱、美色、权力的考验，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腐蚀了党的肌体，给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客观存在的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党面临的四大危险，若要不能妥善处理，就会出现亡党亡国的可能。

（二）相关性

“四大危险”各有不同，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它们之间又彼此关联，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互为因果，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相互强化 [2]。

如果领导干部时常精神萎靡、缺乏崇高的理想，一旦滋生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那么极有可能走向腐败的深渊。同时精神上的颓废也将导致工作中的差错，久而久之，必将无法妥善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渐渐远离群众。如果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管理能力，那么在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时，就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必将疏远与群众的距离。执政能力的不足也可导致个人意志的消沉，在美色与金钱面前就无法抵制诱惑。同样的，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与其他危险之间也是相互影响与强化的。

（三）失民性

无论是精神上的懈怠、能力上的不足还是群众上的脱离和消极腐败，这四种危险都存在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失民性。

“精神懈怠危险”反映出观念上的失民性。一些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就没有牢固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对于百姓问题不闻不问，一旦发生重大问题就习惯装腔作势、百般掩盖、推卸责任。可以说精神上的危险是源发性的危险，一旦解决不了，必将后患无穷。

“能力不足危险”反映出工作上的失民性。领导干部的工作是面向社会群体的，因此领导能力的高低、管理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与群众的远近关系。“脱离群众危险”反映出作风上的失民性。“三公消费”、包养情妇、以权谋私等这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不良作风都是丧失民意、民心的具体表现。从近期被撤职的领导来看，他们无不都存在作风不正问题，其结果必将失去民众的信任，其违法违纪的行径必将暴露于众。

“消极腐败危险”反映出权力上的失民性。官场之所以是腐败滋生的高地，原因就在于某些领导干部乐于滥用手中职权，依仗位高权重来进行金钱、美色交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新一代领导人以空前的魄力和决心，对领导层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打击。“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置，“亡党亡国”的危险就迫在眉睫。

三、加强党内管理，化解“四大危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更加加强自身的建设，以科学、完善的管理化解“四大危险”，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加强党内理想信念教育，化解“精神懈怠危险”

精神懈怠是任何长期执政的政党都要面临的重大考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研究了世界政党现象后指出，一个政党在革命时期充满理想，夺取政权后往往兴高采烈，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但这不过是一个“惯性”运动，不久就会出现激情的消退。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之所以在连续执政七十多年后迅速垮台，重要原因是党内出现了普遍性的精神懈怠。我们党执政已经六十多年，党内也有了精神懈怠的迹象，主要表现为：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忽视对理论的学习，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的精神懈怠已经影响到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化解党内精神懈怠的危险，从根本上说，要在党内倡导理想信念，把思想和力量统一到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上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一方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巩固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社会的实际和党员干部思想接受的实际，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夯实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基础。

（二）创新党内人才竞争机制，化解“能力不足危险”

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线。我们党要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人民建设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提高执政能力。提高执政能力，既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和管理水平，更要通过人才竞争机制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选拔中去，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提高了全党的执政能力，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违反党内民主原则、“一把手”直接决定领导干部升迁的弊端。解决党内“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创建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创新人才竞争机制，要完善选举制度、提名人制度、公示制度和罢免制度，“让能干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可以说，党内民主发展越充分，越能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

（三）加强党的群众工作管理，化解“脱离群众危险”

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实践已经证明，政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脱离群众的危险也就越大，因而，化解“脱离群众危险”，是大党老党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首先，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执政党要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充分利用和保护好信访工作。党的领导干部要勤下基层，注重调查研究，只有切切实实地了解群众真实情况，才能化解群众问题。其次，要抓好发展，以发展的方法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坚实的经济实力，改善民生尤其是解决困难群众的民生问题将是一句空话。只有实现跨越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为解决困难群众的民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再次，善于探索规律，把群众工作做成一门艺术。最后，要严于自律，敢于同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不断铲除滋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从机制和制度上解决问题。

（四）做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化解“消极腐败危险”

纪检监察机关担负着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组织协调职责，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必须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威。首先，要改革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减少查处腐败和实施监督的中间环节及各种因素的干扰，强化其独立性；其次，要适当扩大赋予纪检监察机关对同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知情权、批评权等，强化其权威性；最后，进一步加强对纪检干部队伍的调整和培养力度，强化其专业性。

四、结语

历史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3]807。只有勇于面对“四大危险”，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党才能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党的肌体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美]刘易斯·柯赛.社会冲突的功能[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林忠耿.简论化解四大危险[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1，（4）.

[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