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通用12篇）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1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型的革命政党, 这个“新”字体现了党的先进性, 而党的先进性又决定了他必然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和崇高地位。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 体现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三个方面

第一, 思想领导方面。“没有革命的理论也没有革命的运动”, 王朝兴替, 革命运动、改革变法都伴随着思想的启蒙。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岁在甲子黄巾当立”, 从“自强求富”到“三民主义”都是如此, 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注重思想建设, 无论处于发动革命、建立政权的斗争年代还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建设时期, 都需要正确思想进而树立正确的方向, 都必须首先解决“怎么看”的问题, 进而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所以,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些工作的出发点总是首先定位于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党员和群众。毛泽东提出,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长征路上, 艰难险阻, 我们一面战胜敌人一面做沿途路上群众的思想工作, 因此我们才说长征是宣传队, 一路宣传了革命的思想, 长征是播种机, 一路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奠定了强有力地思想基础。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的充分融合,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 思想理论就一定是与时俱进的,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只有理论创新, 一个民族才有不竭的动力源泉。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说: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有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 才能广泛发动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终胜利。

第二, 政治领导方面。当革命的形势到来时, 必须紧密结合形势, 正确指挥, 提出符合实际要求的斗争目的, 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和行动步骤。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指出革命的目的、战略方向和行动策略,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抗日战争到来时候, 我们从民族矛盾至高出发, 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面对国民党的分裂阴谋, 我们又提出“团结、民主”的口号, 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到来面对强敌, 毛泽东提出要在战略上藐视他, 在战役上重视他,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党要起到政治领导核心的作用, 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 从农村到城市, 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到内陆, 从东部到中西部, 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 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势不可挡、蓬勃向前。

第三, 组织领导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就是一个组织严密、有纪律、能战斗的新型政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在很多影视剧中我们都会看到, 党员3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党小组开展工作, 通过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 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把革命群众组织起来, 形成一支宏大的革命队伍。特别是在革命的武装斗争中, 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对革命队伍的绝对领导, 保证人民军队的政治性质, 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在斗争中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指挥枪”。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组织领导即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引领和带动人民群众相信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服从党的领导、支持党的领导, 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纲领和路线付诸实施, 充分培养和调动广大党员、群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和激情、动力。

二、坚持和改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 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政治的重要前提, 同时也是作为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治理国家、建设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权利。放弃党的领导, 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就无法保障, 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这是追求目标和基本保障。今天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确保党始终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为此,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探索, 1941年5月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 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 确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 为国家建设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2011年7月1日召开的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推远至近, 这几年我们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学习科学发展观, 十八大还提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等, 这都是在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J].贵阳文史, 2008 (6) .

[2]宗寒.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J].中州学刊, 2011 (3) .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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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成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的一项重大课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的高低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望城县始终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为望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以教育培训为手段，在理论学习中提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

我们始终把学习放在领导班子建设的首位，制订全县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干部队伍素质工程”，逐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综合素养，领导干部执政能力不断加强。１、学以立德，提高境界，筑牢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防线。领导干部执政用权贵在立德，难在养德。为此，我们组织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党风廉政教育活动。一是组织专题学习教育。举办了“正三观、扬三气、增三力”专题报告会，组织开展了新党章、新条规的专题学习和知识测试。二是加强日常警示教育。开展“读廉文、思反腐”的“双提醒”活动，举办“雷锋干群谈权力”研讨会，开辟“反腐倡廉大家谈”电视专栏，坚持每季度给班子成员及其家属推荐一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好文章，做到警钟长鸣。三是注重正反结合教育。组织进行“艰苦奋斗、勤廉为民优秀领导干部”评选活动，表彰、推介了一批先进典型。每年召开一次机关作风整顿大会，及时通报处置违纪违规的党员干部。通过这些措施，促进领导干部自觉形成正确的权力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增强了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

２、学以增智，开阔眼界，夯实领导干部服务“中心”的理论功底。县委紧紧围绕发展县域经济所需的各种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用开放创新的精神狠抓干部培训。一是开辟了领导干部“双休日课堂”，大规模培训各级各部门班子成员。自今年3月起领导干部双休日课堂已办班6期，聘请了国世平、朱翔等知名专家教授上课，培训领导干部1000多人次，有40多名县级领导参加了学习，今年力争培训干部3000人次以上。二是按照“重点干部重点培养，紧缺干部抓紧培养”的要求，组织领导干部外出短期培训。近两年共组织领导干部3批77人次赴珠三角（包括香港）、长三角等地培训学习，目前正在酝酿派遣领导干部赴欧、美培训，让他们开眼界，长见识，接受新观念的洗礼，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三是选派领导干部赴沿海地区挂职锻炼，到高等院校进修培训。选派了一名副县长到宁波挂职锻炼，选送了一批领导干部到高等院校深造，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3、学以致用，改造“世界”，释放领导干部改革创新的聪明才智。县委始终坚持“学用结合” 的原则，按照“在学习中使用，在使用中提高”的要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是学以致用，开拓工作思路。我们在全县开展“思想解放、思路提升”的大讨论，运用梯次推进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联网辐射理论等经济学观点，确立了符合望城实际的“融城强县”发展战略，提

出了“工业兴县、园区兴工”的发展方针，明确了“突出一点（县城）两线（雷锋大道、金星大道）、激活三大板块（含坪板块、高星板块、河东板块）”的工作重点和“全面跻身全省三强县”的奋斗目标。二是学以致用，创新工作方法。面对去年底以来从紧的宏观政策，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认真研究，深刻领会上级政策精神，从容应对资金、土地、征拆三大难题，提出了“推进重点工程”、“盘活存量土地”、“突破资金瓶颈”、“破解征拆难题”、“壮大骨干企业”五大工作重点，保持了望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态势。三是学以致用，提升理论水平。领导干部着眼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对望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带头撰写理论文章，总结提升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如县委主要领导撰写的《以雷锋精神育人，用科学发展观兴县》一文在《求是》杂志刊发，引起了较大反响。

二、以干事创业为导向，在用人实践中锤炼领导干部执政能力

县委坚持以健康的用人导向引导干部，以科学的监督体系管理干部，让领导干部在具体实践中磨练意志，精心谋事、潜心干事，在干事创业、加快发展中提高执政能力。

1、创新用人机制，选拔干部注重“能干事”、“会干事”。县委大胆转变用人观念，为干事创业的干部提供广阔的舞台，让他们脱颖而出，进一步增强了领导班子的生机与活力。一是实行竞争上岗机制。在县直单位和乡镇全面推行了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近三年来，全县共有500多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了中层干部岗位。二是规范选拔任用程序。在领导班子考察工作中严格按照考察预告、述职竞岗、民意测验、民主推荐和个别谈话五个步骤进行，对干部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加大公开选拔力度。做到了每两年面向全省选拔一次科局级领导干部，实现了公开选拔工作的制度化。到目前为止，全县共7批次公开选拔了包括县委办副主任、财政局长在内的52名科级干部，其中，有2人分别当选为副县长和县政协副主席，8人当选为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政协常委。

2、营造良好环境，让干事创业的干部“好干事”、“想干事”。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创业环境。人才学研究显示:一个团结、协调、民主、和谐、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工作环境，最有利于干部才能的发挥和素质的提高，最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也最能出干部，这就是人才共生效应。据此，我们以“加强领导干部团结协作，激励领导干部干事创业”为目的，努力营造三个好的环境。一是民主的决策环境。我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健全并落实了民主生活会制度；对涉及重大决策、干部任免、重大项目的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问题形成了集体讨论决策机制。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形成了县委统揽全局、人大有效支持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政协积极参政议政，整个班子高效协调运转的局面。二是宽容的社会环境。充分理解和宽容开拓创新中的失败者，帮助他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激励受挫干部愈挫愈勇，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开拓进取的创业激情。三是适宜的物质环境。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积极改善机关办公条件；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添置了电脑等

设备，开通了互联网等信息化平台。同时努力提高干部的经济待遇，真正使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贡献，获得一流的荣誉、一流的回报，以此体现知识的价值、劳动的价值和人才的价值。３、加强监督管理，力保干事创业的干部“干好事”、“干成事”。我们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使领导干部在纪律的约束和制度的鞭策下成就事业，彰显能力。一是完善监督体系。一方面坚持制度管人，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出国、出境、用车、接待等各种行为。另一方面延伸监督触角，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监察员、行风评议员进行监督。同时广泛接受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逐步形成了从上至下，由表及里的监督网络。二是创新考核方法。将年中考核与年末考核相结合，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阶段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评定相结合。建立健全了以绩效考核、组织考察、民主评议三个方面组成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三是加大处置力度。一方面，县委积极支持大案要案的查处。另一方面，严格对待考核结果，年终将目标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在全县进行排名，并在全县范围内通报，对在目标管理考核中位居前列的领导班子进行表彰奖励；对在目标管理考核和民主评议中位居后三名的主要领导取消评先资格，不得交流提拔；对连续两年位居后三名的主要领导实行降职或免职处理。近三年来，全县共有69名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被降职使用或免职。

三、以执政为民为宗旨，在服务群众中增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

县委不断加强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群众观念，使全体领导干部在真心真意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丰富了知识，在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提高了执政为民的本领。

1、在活动开展中提高执政为民能力。我们坚持以活动为载体，不断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在全省率先开展“五带创五好”活动（书记带好班子；班子带好队伍；党员带富群众；思路带活经济；教育带优环境），精心组织了“实践„三个代表‟，服务千家万户”主题活动，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思想觉悟和理论素养有了明显提高，工作作风进一步改进。积极推进“双培双带”工程，有计划，有重点地将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发挥党员带头示范，带动群众的“双带”作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得到有效发挥。深入开展创基层组织建设全国先进县、“六好”乡镇党委、“五好”村党支部的“三级联创”活动，大力开展后进村党支部的建整扶贫工作，在全省村党支部中率先推行“两推一选”，党的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夯实。

2、在工作决策中提高执政为民能力。县委始终坚持在不断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广大干部中牢固树立了“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检验”的观点，增强了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增强了领导干部总揽全局、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如：今年在城北市场问题上，县委、县政府从“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出发进行决策，指导思想实现了从“发展红旺市场，搬迁城北市场”向“维护群众

利益，关闭城北市场”的转变，有效地促进了工作，成功地关闭了城北市场，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也从中经受了考验和得到升华。

提高企业领导班子的执政治厂能力 篇3

以昆仑发展为目标

从全面上提高执政治厂能力

重视科学、民主、以法决策的能力。一些同志会觉得，工厂的二级单位只是执行而无决策，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大有大的决策，小有小的决策。决策的能力，一是体现在科学上。昆仑提出三年再造的目标，这个决策，是经过认真分析、反复讨论、可望实现的目标，所以是科学决策。我们二级单位，怎样把握市场、摸索经济规律，怎样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现代化技术，防止凭经验、拍脑袋、想当然去决策。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领导存在着决策是否科学的问题，体现你的决策能力。二是体现在民主上。关系大局的重要问题，领导班子要集体讨论决定，技术性强的重大事项，要咨询专家意见后决定，关系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要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后决定。众人拾柴火焰高，听不听大家意见，会不会从民主中吸取营养，是能力的体现。这在我们一些单位和领导是有深刻教训的。三是体现在依法上。企业管理涉及的生产、安全、质量、劳动、工会、审计、监督、环保等方方面面，都是一种法律的管理，我们必须学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管理活动，这同样是领导能力的表现。

着眼发展、加强基础管理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应当体现在管理上，尤其是基础管理上。为什么在管理上经常出现一些低级问题呢，重要的是基础管理不到位、不扎实。许多事很简单，为什么一些人、一些单位就是做不好呢，就是领导不管、不理，逐步形成了低档次的管理水平，这也是领导能力差的重要表现。

针对问题，培育实现再造、翻番的能力。昆仑定了三年再造、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关键是我们各级领导的能力。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影响能力的发挥：一是暮气。就是疲疲塌塌，不求进取，没有能力达到好的精神状态。二是麻木。主要表现是：于公麻木，于私不麻木；对人麻木，对己不麻木；没好处麻木，有利益不麻木；干事业麻木，争权位不麻木。

提高稳定和谐、化解矛盾的能力。现在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它确定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对我们领导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提高协调各层次利益的能力，提高解决职工反映的问题的能力，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提高用法律、用政策、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化解矛盾、搞好稳定的能力，提高构建健康、文明、和谐昆仑的能力。

以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为标

准，从协调上提高执政治厂的能力

要德才相配，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凝聚力。当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德、知、能三个层次缺一不可。但知识不等于能力，有知识不会运用就形不成能力，知识与人、与实践的科学结合才能形成能力。有能力缺德行不是合格的领导干部，才不足德来补，德的不足却无法由才来弥补。育人是培养能力，育智是学习知识，两者之先是育德，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就是这个道理。做事也是做人，德才相比德为先，德行不好就没有凝聚力。一个领导干部，要用德来增强凝聚力，除了政治上的条款外，要注意这样几件事：一是要有点胸怀。二是背后不说是非。三是不贪的精神境界。

要职能相当，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创造力。称职，实际上讲的是领导干部职务与能力的相当。无能并不丢人，人的能力毕竟有大小，但对领导者来说，职责要求必须有能力。具体讲，要具备八方面的能力：一是爱岗履职的能力。二是会用人的能力。三是治病救人的能力。四是敢于较真的能力。五是亲历亲为的能力。六是善于竞争的能力。七是自我约束的能力。八是文字表达能力。

要能力相称，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战斗力。德才相配，主要是说做人的品德，职能相当，主要是说做事的才能，而能力相称，则是德与才兼备的问题。一个领导，既是好人，又有才干，是不是就能把事做好，不一定，这为什么，还有个想不想把事干好的问题，这就是能力相称的问题，就是工作作风的问题。在昆仑再造、翻番的新形势下，我觉得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要提倡这样几种作风。一是敢于负责、不推不扯的作风。二是求真务实，不虚不假的作风。三是正视困难，不退不缩的作风。按这样三种作风去做，就容易把自己的能化为力，就能把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结合起来，也会把德和能统一起来。

以增强学习力为基础

从持续上提高执政治厂的能力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提高干部的能力，关键是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做到“三个明白”。

提高能够想明白的思维能力。想问题，想明白问题，这是当领导的基本功。缺乏思路，就是缺乏想明白的思维能力。古人说“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让我们要善于思考，思是再学习，是鉴别，是求真，深思熟虑，把问题想明白，这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能力。

提高能够说明白的表达能力。一个领导，只会说不会干不行，但不会说万万不行。说话，是表达思想、传达信息、沟通情况的重要方式。一旦“说不清”，误自己，误工作。

提高能够做明白的执行能力。不得不承认，我们一些同志挺精明，也挺聪明，想的清爽明白，说的头头是道，但做起来便犯糊涂。为什么，不外乎不艰苦、不扎实、不大胆。不艰苦，表现在思想不艰苦，怕动脑筋敷衍了事，工作不艰苦，怕卖力气，出工不出力，作风不艰苦，浮浮飘飘；不扎实，表现是作风不深入，工作不仔细，经不住看，经不住用；不大胆，就是见不得真，遇到问题、矛盾、困难，马上就卷了刃。

这三个明白，是领导能力的表现。其实人人都有想明白、说明白、做明白的能力，问题是你挖掘出这些能力没有，这个挖掘就是学习。记得华罗庚有句名言：“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只有不断学习，成就学习化人生，才不会落伍，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作者系西安昆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4

一、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等措施的出台与实施, 党政领导干部的宪法认知有所增强, 宪法理念相对提升,对宪法监督、违宪审查等宪法实施的举措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但也应该看到, 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有仓促应急的表象,有“一阵风”的成分,真正提升领导干部的依法执政能力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虽然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但对宪法依旧不熟悉、不敬仰

经过30年的“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宣传, 广大领导干部对宪法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等,但是总体来看,对宪法的政治属性了解相对较多,对宪法的法律属性知之甚少,在工作生活中能想到宪法、应用宪法、信仰宪法者寥寥无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熟悉宪法历史和现行宪法的立法经过。 对新中国以来的四部宪法、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和四个修正案的历史经过了解较少,对1954年宪法的历史意义、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历史局限 、1982年宪法的拨乱反正认识不清。 第二,不熟悉现行宪法文本的内容。 很少有领导干部通读过138条、包括序言共计16500字的宪法全文,对宪法的序言、总纲、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的基本规定仅能说出一二。 第三,即使在日常工作中用到法律,也只是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很少考虑到宪法规范。 第四,对“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等举措被动接受多,内心触动少,仪式感强,信仰感弱。 第五,由于对国内外宪法的发展历程一知半解,有时出现“西方宪政完美无缺、中国宪法仅为 ‘闲法’”的错误言论。

(二)虽然清楚“权为民所赋”,但在“民”面前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级领导干部对于“官”与“民”的角色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对于自己的权力来源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但在思想深处,不少领导干部依旧认为自己是在“管理”国家、“管理”人民,即使改变了说法,也是“治理”国家、“治理”人民,自己是权力的指挥者和发出者,广大人民理所当然要接受这些权力的管理和约束。 许多领导干部虽然能脱口而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但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也正是由于没能正确把握宪法赋予国家公职人员的真正职责, 部分领导干部过于看重或在意手中的权力,忘记了权力是把“双刃剑”,忘记了权力要为人民服务的本来属性,用肆意妄为的权力在自己与百姓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三)虽然明白权力要受到限制,但权力之手时常伸出笼外

随着 “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制度的相继落实,广大领导干部逐渐意识到要限制权力、收敛权力,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但是必须明白以下问题:是主动情愿地关,还是被动不情愿地关? 由谁来设计、编织这个笼子? 由谁来掌管开启笼子的钥匙? 多年来“公仆”伤民现象没有真正得到扼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者自己设计、 编织了所谓制度的笼子,并掌管着笼子的钥匙。 在这种条件下,笼子看上去美观漂亮,实则松松垮垮, 摇摇晃晃,甚至漏洞百出”。[1]权力貌似关进了笼子里,却好像“牛栏关猫”,进出自如。 同时又通过各种变通方式将权力之手伸出笼外,比如下发各式“红头文件”,将其打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软法”。 一些违法的“红头文件”涉及到审批、许可、收费等事项,直接影响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成为公权滥用的 “尚方宝剑”。

(四)虽然明知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但侵权事件依旧时常发生

30余年的宪法实践促使广大领导干部逐步意识到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是宪法的永恒主题。 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实际工作中,部分领导干部追逐的是自己的所谓政绩,投的是上级领导的所好,“在管理不留空白的理念支配下,权力在不断超越法律而扩张自己的触角。 权力尤其是各级一把手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绝对性”。[2]不是认真对待权利而是号召动员民众为所谓的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放弃权利;不是在权利面前保持谦抑,而是任意扩大权力的边界;不是欣然接受权利的制约和监督,而是对来自民众的意见、建议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不是用权力服务权利,而是忽视权利、甚至用权力侵犯权利。 在权力的侵害面前,权利往往不堪一击、难以自保。

二、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之所以产生以上问题,既有宪法自身属性和实施的原因,也有领导干部本人对宪法的认同和信仰的原因。

(一)宪法本身政治属性强,法律属性弱,导致部分领导干部对宪法的认知出现偏差

“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涉及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3]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具有统帅作用。 同时,宪法也当然地具有法律的属性,是一类特殊的法律规范,只是这类法律规范比起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似乎与平常人很少发生交集, 导致有的领导干部仅将宪法看做是国家的政治纲领,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宪章”,与自己的工作生活关系不大,很少关注,更谈不上信仰。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过程中不必直接援引宪法规范,形成“宪法无用武之地”的错觉

领导干部日常工作中基本会援引与本行业、部门密切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涉及到各类实体法和程序法,但是不必直接援引我国的宪法规范,导致部分领导干部以为宪法无用,认为宪法所涉及的人权、民主、法治等理念都是“居庙堂之高”的顶层设计,至于最终能不能“忧其民”则要看上级领导的指示或命令,由此导致对宪法文本的普遍不尊重。 或者不认真对待宪法文本,遇到问题撇开宪法,对宪法“敬而远之”,或者公然违反宪法条文,或者以批评宪法为习惯,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简单归结到宪法文本的制度设计上, 形成了“宪法虚无主义”的错误理念。

(三)多年来我国宪法实施不给力,使得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宪法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和监督机制还不健全,违宪追责不到位,很少有人因为违宪承担法律责任,“导致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理念淡漠,宪法素养低下,宪法意识薄弱,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违背宪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存在着表面上尊重宪法,实际上远离宪法甚至架空宪法的问题”。[4]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法外设权,习惯以“红头文件”扩权、揽权;习惯以“领导批示”代替依法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迷信“强权政治”, 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橡皮泥”。

三、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路径选择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组织者和带领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其中, “ 法 ” 首当其冲应是 “ 宪法 ”, “ 法治意识 ” 首先应是 “宪法意识 ”,唯有如此 ,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一)不断提升宪法素养

宪法素养是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质就是实现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宪法化。 所谓执政理念,就是为谁执政、如何执政;所谓执政方式, 就是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即权力从何而来、为谁所用、如何行使,就是要将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放在宪法的视阈下考量,弘扬宪法精神,恪守宪法原则,维护宪法权威,最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首先, 要在领导干部中进一步推进宪法教育。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等法律列入党委(党组) 中心组学习内容,列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 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的要求,加大宪法学习的力度,促使领导干部熟悉宪法文本,牢记宪法规定。 而且学要考核,考要真考,不搞“考卷与答案齐飞”的形式主义。 领导干部本人也应充分利用书籍、报刊、 电视、网络等媒介加强对宪法的学习,做到真学、真懂、真信,以此牢固树立宪法至上、权为民所赋、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理念,真正将宪法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其次,要充分发挥“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的引领作用。 “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虽然只是一个法定节日和一种外在仪式,但是它追求的是法治的实质, 表达的是对宪法的忠诚, 维护的是宪法的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种必要形式。 当前关键是要克服仅在“国家宪法日”想起宪法、仅在“宪法宣誓”时忠于宪法的不良倾向,在内心建立起对宪法的真正信仰。 要以“国家宪法日”和 “宪法宣誓制度 ” 为契机 , 时常总结宪法实施的经验,反思违宪事例的教训,明确宪法的核心要义,强化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使“言必称宪法”、“行必遵宪法”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自觉反应和自主行动。

再次,要依宪行使权力,勇做宪法实施的“排头兵”。 虽然目前我国的宪法实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领导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做宪法实施的模范, 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 立法机关要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和体现宪法精神;行政机关要保证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司法机关要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制定各类规范性文件既要因地制宜, 又要合宪合法,完善制定主体、适用内容、适用对象、效力期间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经得起备案审查的监督与考验。

(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当前就是要依托宪法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原则以及根据以上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宪法制度,真正有效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少数领导干部肆意用权、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突出问题。

首先,坚决摒弃特权思想,常思权力来自何方。 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某些部门的“一把手” 对待权力“唯我独尊”、对待百姓“狂妄自大”、对待下属“作风粗暴”、对待享受“趋之若鹜”,无一不是特权思想在作祟, 完全忘记了权力的本源与归属。 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加强对特权行使者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使“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彻底改观,创造一个“不敢耍特权”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

其次,强化权力限制,使“权力寻租”无可乘之机。 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成为掌权者谋求获取自身利益的筹码,进而产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或污染源。 因此必须进一步规定权力的范围,明确能够行使的权力应该有哪些、有多大,必须在什么范围内行使,防止已有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要将权力限制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使为公共利益行使权力,也必须有明确的边界; 要依法逐步缩小各项权力的范围, 削减直至取消那些不受限制的权力,真正达到职权责任法治化。

第三,使用“好钢实料”,打造坚实的制度笼子。 笼子是否结实牢固,是否坚不可破,关键在于编织笼子的材料、也就是各项制度能否经得起考验。 当前, 除了充分发挥各项法律制度的刚性作用外,还要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落到实处, 使其能够真正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让人民代表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独立行使诸如公共财政、人事选任、官员问责弹劾等权力。 同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给“拍拍脑袋决策、拍拍胸脯保证、拍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戴上“紧箍咒”。

(三)善用宪法思维解决现实矛盾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 矛盾凸显期,需要解决的国内外问题格外艰巨,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特别是宪法思维来思考问题、作出决策和处理矛盾,“通过宪法塑造社会共识,通过宪法治理解决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并展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自信和主权独立。 ”[5]

首先,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界定了我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将“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列为核心利益,不仅仅是对中国核心利益实事求是的总结, 也对外宣示了这些政治制度不容质疑、不容妥协、不容干涉。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基本政治制度,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头脑。

其次,通过宪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和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的结果。 ”[6]各级领导干部应科学分析其成因,将合宪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合法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 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时, 要遵守宪法原则,固守法律底线,既要防止不顾宪法权威,采用“花钱买平安”的方式解决问题;又要依法惩处冲突中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使运用宪法思维执政成为领导干部开展一切工作的自觉行为。

第三,学会使用宪法语言。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 宪法语言则是宪法思维的载体,它从来不是宪法学家、法官、检察官的专利,各级领导干部亦应加强训练,“出口成宪”,平时讲话、做报告、写文章、制定方针政策既可以引用上级指示、报纸观点、红头文件, 更要结合实际引用宪法条文和法律原则,切实改变宪法语言在公共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缺失现象,克服对宪法语言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使宪法语言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全社会的“普通话”。

(四)将公民权利放在突出位置

公民权利是国家对公民所承诺和维护的权利,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 1998年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近年来先后通过了 《国家赔偿法》、《监狱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一系列法律,分别对《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诉讼法》等作出了修订和修改。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坚定决心,也为广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

领导干部须真心敬畏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是依法执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公权力的最终指向与目标。 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权力的自恃与傲慢, 深刻认识到自己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满足一己之私利,更不是对百姓的恩赐与施舍,唯有如此,才能忠于宪法法律,严格遵照法定原则、法定权限、法定程序来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为了在公民权利面前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领导干部应该以“权利理性”代替“权力理性”,阻止权力的日益扩张,该放手时就放手,不能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幌子自我设置公权力,也不能打着保护其他公民权利的幌子,肆意地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5

刘荣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我国的党政领导人才是社会的骨干和中坚，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是领导人才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党政领导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而且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素质。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素质的开发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关键词]党政领导人才品德素质执政能力建设

我国的党政领导人才是社会的骨干和中坚，肩负着“治国”的历史使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处于社会领导者、组织者和示范者的地位。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品德素质开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职业道德建设的特殊意义，决定了其品德素质对于党和国家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特殊重要影响和作用。从微观上看，领导人才的品德是一个人、一个单位的问题，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问题。但我们党是执政党，领导人才的品德水平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起着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这方面如果存在问题并且积累下来、扩展开来，就会向全局性、全程性转化，这就会导致影响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这时的品德就不是工作好坏、成绩大小的问题，而是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

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处于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党政领导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而且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即在法律、规章制度不完善时，用其高尚的品德约束和判断自己的言行；在法律、规章制度管不了的地方也能正确抉择行为。所以说，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来自于每个党政领导人才的高度觉悟和品德修养。因此，我们必须从关系到全社会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关系到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在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特殊性。

一、品德是领导人才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品德（moral character or virtnes），是一个人用来调节与处理对己对人对事的稳定行为特征与倾向，在外表现为行为态度与行为特征，在内表现为个人信念与行为准则。对象上、包括对待上级与下属、对待左右与同级、对待国家与组织以及对待工作、对待自己的行为特征与倾向；内容上，包括在思想、政治、道德、法律与个性方面所表现出的稳定行为与倾向之总和，包括德性与德能两个方面。[1]

春秋战国时，军事家吴起与魏武侯一同泛舟于西河。途中，正在观赏景色的魏武侯回头对吴大起悦：“河山险要，这是魏国的国宝啊！”吴起马上回答道：“不！国家的国宝，在于执政者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

三国时，刘备在临终前说：“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历代多为人引用，以戒恶扬善倡导德行。

西尼尔说：“即使在我们目前的文明程度下，大不列颠的智力的与道德的资本，不仅在重要性上而且在生产能力上，已远远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本”

这里所反复强调的德，就是人的品德、德行．

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品德是领导人才素质结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品德开发在领导人才能力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完备而充分的领导人才素质，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都 1

是一个系统结构，即应该是德、智、体三者的有机结合。人的体力是劳动的生理基础和载体，人的智力是劳动的能力，而品德则是劳动的动力与精神基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体力与智力决定劳动者能做什么与会做什么，而品德决定劳动者愿做什么与想做什么。品德是一种精神力量，具有经济功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德、能、功与位、官、禄的管理思想。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水平决定他可以在什么职位上工作；一个人的能力大小决定他在同一职位中可以承担什么样的官职，做什么样的事情。汉代王符提出了德祸能殃的思想。他认为，当一个人的品德与职责任务不相符时，其结果是给国家给组织带来残酷的祸害；当一个人的能力与水平要求不相符时，其后果是完不成相关的工作，给组织带来很大的损失。显然品德不良造成的危害比能力低下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严重得多。A·C·庇古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在所有投资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健康、智力和品德的投资。总之，在领导人才能力建设中，能力是其中的核心。然而，我们绝不能惟能力范围而进行能力建设。能力虽然是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但发挥个体与群体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因素还是品德。

品德在领导人才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统领协调作用。马克思曾有过明确的定义：“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劳动者的体力与智力，是劳动能力中的两个基本要素，然而在这两个基本要素中又有许多更为基本的子要素。这些子要素在劳动者身上能否发展，以及发展到什么程度，则有赖于劳动者既成的品德素质对它们的协调与促发。这里的“总和”并不是对智力与体力的机械相加，而是对它们的一种有机组合。这些散在和独立的诸子要素靠什么东西在劳动者身上得到统一组合与协调呢？显然是品德素质。品德素质实际就像一种有机胶合剂，把诸子要素凝聚在一起，形成整体的与实在的劳动能力，相同的体力与智力诸要素，因为劳动者品德素质不同，因而其“协调”与“合成”的方式就不相同，最后形成的实际劳动能力就有别。

第二，动力作用。品德的动力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既体现在对自己行为的修养上又体现在对社会和他人的影响上，既体现在精神方面又体现在物质方面。如果一个人品德低下，对待工作就可能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固有的智力与体力的发挥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就很差。从国外科学家就目前社会对什么东西能给人以力量的评价中，也说明了品德在现代人才能力结构及其开发中的作用。过去人们崇尚培根说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后来人们又崇尚托费勒说过的一句话，知识的知识就是力量，即善于获得知识与理解知识的智商就是力量，而目前人们崇尚的一句话是善于为人处事的情商才是力量。现代管理学研究也表明，随着高科技高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品德素质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将日趋重要，21世纪以后，有人预测，人才开发的重点与关键，将是开拓进取、协作竞争、敬业尽职、务实求效等品德素质。

第三，核心作用。品德在领导人才开发中的核心作用在古今中外的人才选拔与人事考核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察举、九品中正与科举开初，对人才选拔，无不是以德为主，以德为先。清朝的康熙皇帝在24位王子中物色接班人时，也是以德为先，以德为主，他说，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因此他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是四王子雍正，而不是才能出众的八王子与十四王子。在人事考核中，先秦时期的大计考课，秦汉时期的“刺察”考课、“五善五失”考课，魏晋南北时期的“五条郡县法”，隋唐时期的“四善二十七最”考课，宋、元、明、清时期的磨堪考课，考察与京察考课，无不是以德为先，以德为主。诸葛亮的“七观法”与唐太宗的谋臣魏征提出的“六观法”，也是以德为主，以德为先。

由此可见，“品德是人力资源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在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具有关

键地位，发挥导向功能、驱动功能和协调整合功能。”[3]

二、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的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变化了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我们党自身建设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回避。思想领域、组织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待彻底解决，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品德问题依旧突出。

党政领导干部的品德，一般包括政治品德、道德品德和领导品德三个方面。所渭“政治品德”是指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无产阶级领导者应具有的政治品德是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道德品德’堤指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遵守。无产阶级领导者应具有的道德品德是必须遵守共产主义伦理道德规范。“领导品德”是领导者必须具备而非领导者不一定必须具备的品德，“主要包括无私忘我、恢宏大度、以礼待人和同甘共苦等范畴。”

品德既是领导人才能力结构中的重要部分，而领导人才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体，因此，党证领导干部的品德就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导与关键所在。其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影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党政领导干部的品德具有定向效应，它会影响领导者的决策方向，从这点来说，其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和长远性的。领导者作为社会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中，总是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并按照自己的政治倾向参与社会活动。党员干部作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决定因素”，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权威。当广大领导干部真心实意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就为整个社会的运动指明和确定了方向，当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都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分歧、争论以致斗争的时候，社会运动就会出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当领导干部受错误路线的制约而走偏方向的时候，社会运动就会迷失正确方向。因此，对于每个领导干部来说，要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除了需要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去科学决策组织群众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品德去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党政领导干部的品德具有推动效应。领导干部高尚品德对于做好思想工作的意义是容易理解的，但是，高尚品德对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实际工作的推动作用依然不可低估。人类实践的真正本质在于超越现存条件而创造出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新局面、新世界，在于追求并获得主体所需的客观效果。领导工作作为实践的指挥环节，其目标在于从现状的“实有”前进到目标的“应有”，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的品德起着重要的作用。领导干部的品德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又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例如，我们讲到思想品德方面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为大多致人谋利益的价值方针的结合，有了这样一个结合，决策就会科学，工作就会能动，事业就会发展。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有决策问题，有克服困难、坚持不懈的问题，有各种力量间的协调问题，有遇到分歧及时加以调解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高尚品德的推动作用。

再次，领导干部的品德具有示范效应。品德高尚、业绩卓然的领导干部，他们既有为老百姓鞠躬尽瘁的精神，又有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实效。老百姓在感谢他、拥护他的同时，就会自觉地学习他、跟随他，进而带动一方土地上的精神风貌和工作进步。思想道德品质高尚的领导者，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以自身的品德在组织内部甚至外部产生强烈的影响力，使自己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仿效的楷模。这种影响力来自于领导者自身，是职位权力无法比拟的一种强大的影响力。即使这位领导者的职位权力消失了，这种影响力也不会随之消失，而是会演变成为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在人们心灵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常驻人们心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卓越的领导者，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超凡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他们执掌权力时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和感染，即使在今天，依然对人们有巨大的影响，为人们所敬仰。反之，品德低下、作风恶劣、道德败坏的领导干部所造成的负效应也特别突出。其结果势必导致社会风气就会日趋恶化。

最后，领导干部的品德具有凝聚效应，能够加强党政领导班子的团结，密切党群关系，从而增进党内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许多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品德状况如何首先影响到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团结与合作。由一群品德优良的人组成领导群体，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有着根本上的统一，在工作目标方面有着团结一致的指向，而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反向因素而较好地解决矛盾。其中担任领导核心的人的品德状况如何，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常说德高望重、能力超群的人具有最大的凝聚力，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由此形成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将保障实践群体的建设得到不断的加强。领导干部的品德如何还影响到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在实践群体中，领导与群众是一对矛盾。一方面，领导者常立足全局，把握长远，集中群众意见，实行正确决策，而一般群众则容易从个人的、局都的、眼前的利益看问题，他们的意见是分散的、无系统的和偏于感觉经验的。另一方面，领导者掌握权力；存在着滑向官僚主义的自发趋势。领导要建立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把人民群众吸引和团结到自己的身边，就必须正确处理上述矛盾，克服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隔阂和离心力。在这点上，领导品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重视一支良好的领导人才队伍，因为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领导人才的品德素质对党的事业具有定向效应、推动效应、示范效应和凝聚效应，因此，我们必须把开发党政领导人才的品德素质提高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进行。

三、开发领导人才品德素质，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人才和人的能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有着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这是文明进步不竭的动力源泉。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已成为关系当今各国发展的重大问题。”[4]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5]

品德在整个人才能力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与关键作用，是人才能力系统中最难开发的对象。品德开发属于最深层的开发，主要是指通过品德的开发达到能力开发的目的。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进行领导人才品德素质开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干部选拔任用中高度重视品德素质的测评，严格把好党政领导干部的入口关。“品德素质在人力资源及其开发中的关键作用，从古至今一直为企业家、政治家与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所关注。在人才选拔与人事考核中，品德往往被视为关键因素与标准。汉代王符在《潜夫论·忠贵》中指出：‘德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汉代董仲舒认为，选贤取士要量才授

[6]官，录德而定位。” 重视领导干部的品德素质是我国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优良传统，但一

直以来，所谓的干部品德，往往就是对其政治表现和道德水平的比较笼统描述，缺乏细化的易于操作的具体考察标准。因此，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品德要求进行分项的详细考察，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可以分以下一个方面进行考察：（1）在政治品德育理想方面，考察能否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和中央保持一致；（2）在纪律和廉洁方面，考察是否遵守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有无违法违纪违反机关工作制度的行为；（3）在精神与作风方面，考察是否具有献身精神，为事业负责的精神、开拓进去精神、为群众服

务的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作风是否扎实、是否民主、是否坚持实事求是；（4）在情操与道德方面，考察是否平易近人、公道正派、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是否守诚信，是否遵守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道德，是否真正履行工作、社会和家庭义务，是否能抵御各种不良思想和风气的腐蚀。通过对这几方面的详细考察，使每一位新任用的领导干部都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这是对党政领导干部品德素质开发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品德教育，使他们长久保持良好的品德素质。目前，在党政干部中有些人对从政道德往往是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从政品德。因此，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地组织党政干部进行从政品德培训开发，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举办“从政品德培训班”，使党政干部接受正确的从政品德知识，就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品德素质开发的重要途径。一是要加强理论教育。理论素质是品德认知力的基础，只有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才能具有崇高的品德和党性觉悟。要经常对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并鼓励他们学习党章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学习伦理学知识，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人类优秀品德精华。通过教育和学习，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把共产主义思想的要求和党性原则变成自己的内心信念，并进一步转变为自觉的意志行动。二是要强化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要大力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加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永远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之后，反对片面强调个人利益、贬低社会整体利益。三是加强党性教育。要发挥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大力宣传像孔繁森、李润五这样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富有时代特色的尤其是具有正确的权力价值观和优秀的权力道德的党的好干部，以之引导和教育党员干部权力道德行为。

第三，完善领导干部品德素质的法制建设和监督机制，使领导干部的品德素质开发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要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为。品德与法制均为社会规范的组成部分，都具有约束权力行为的功能。法律规范贯串着社会的品德精神，体现着公众的品德要求，法律实施意味着品德原则的实现。党政领导干部品德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法制的完善。有的党员干部品德败坏，主要是因为钻了法制的空子。为此，一方面要根据新情况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不断建立有关法律制度，做到在党员干部活动的一切领域，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都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逐步实行道德法制化。对那些群众反应强烈、负面影响较大但又属于道德问题的权力行为要用法制来规范。比如，有的党员干部“不给钱不办事”、“行贿受贿”等问题，可以制定一个制度来解决。

要建立有效的干部品德监督体系，形成强有力的权力道德监督约束力量。权力道德水准的提高，除了培训教育和干部主观自觉外，还需要有外界力量的制约。尽管道德规范不带有强制性的特点，但它仍然具有强烈的道德约束力量。（1）是可以通过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的考评、民意测验、基层工作调查来了解和掌握党员干部的品德状况，然后根据各自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促其改进。（2）二是群众监督。人民群众的道德评价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可以使党员干部行使职权时提高警觉性，洁身自好。要开辟群众监督渠道，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党员干部权力道德规范执行情况的监督。（3）是舆论监督。这是一种很有社会性约束力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激浊扬清和对社会道德的舆论导向作用，形成一种规范、制约干部权力道德的强大力量。（4）是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不仅要监督违法违纪的行为，而且要规范干部的道德行为。[7]

第四，重视党政领导干部自身的品德修养，形成领导干部品德素质的自主开发。品德修养是指人们在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方面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改造，其中包括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所进行的自我反省、批评和解剖，也包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情操和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它是一种较高尚的自律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加强党员干部的品德素质建设要依靠

党员干部主观世界的努力。领导干部自身的品德修养，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注意私德。古人认为，个人无私德便“无以立”，无公德则“不能群”。这是有道理的。领导干部要遵守包括家庭伦理道德在内的私人生活领域里的行为准则，决不能放纵自己。二是要遵守公德。领导干部公务繁忙，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一言一行都为群众所关注，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社会公德也就成为他们道德修养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公德都不能遵守，在道德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在更高层次上也很难有好的表现。三是要讲究职业道德。领导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领导干部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其职业道德具有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模范遵守各自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由于手中掌握着人民赋予的一定权力，所以尤其要严格遵守从政道德即“官德”。领导干部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后者更为重要。四是要加强慎独修养。慎独，既是一种思想道德修养的方法，也是一种经过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崇高精神境界。古往今来，凡为官清正、有所作为、为人民所爱戴的为官者，都非常注意慎独修养，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品德，为世代所称颂。五是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积极进行品德修养。社会实践，是领导干部进行品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极其壮丽和艰难的创造性实践，领导干部要在积极投身和带领群众从事这一伟大实践中，经受苦与乐、公与私、是与非、荣与辱等各种考验，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切实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

[参考文献]

[1]肖鸣政.品德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中的重要部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2.6

[2]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90页．

[3]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4]江泽民：《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共促亚太地区发展繁荣》，2001年5月15日在APEC

会议上的讲话。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6] 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学——开发组织内人力资源的理论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6 页

[7]任俊华.党政干部道德监督新论.中国共产党，1994.2

On the Moral Quality Exploiting of the Leading Talent and the

Building of CPC’s Ruling Ability

WANG MingjieLIU Ronghua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6

【关键词】 塔西佗陷阱 领导者 执政能力

【作者简介】 熊立胜，中共湖北十堰市委党校行政管理学副教授。

一

塔西佗是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曾任古罗马民主政体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曾这样谈论其执政感受：“当一个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见解后来成为国际政治学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 ，即当政府及其领导者失去公信的时候，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人们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近些年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已悄然显现出“塔西佗陷阱”的某些征兆。其一是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相关资料显示：全国突发性群体事件近年一直居高不下。在这些事件中，无论是维权还是泄愤事件，都表达出人们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某些不信任。其二是各种政治谣言、民间流言、小道消息及种种黑色幽默借助微博、手机短信、地摊文学、街头政治及酒桌文化广为传播，充斥人们的视听。突发事件频发与流言谤语四起预示着执政者已经面临“塔西佗陷阱”，中国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

二

“塔西佗陷阱”是公众对政府失信行为情绪化的极端反应，是领导者道德危机、能力危机以及政府管理体制危机的预警。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领导干部未能经受住胡锦涛同志所讲的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理想信念丧失，脱离群众，作风变异，精神懈怠，自然地惰性发作，有的沉湎于各类应酬之中，斛筹交错，忙于编织个人利益关系网，甚至买官卖官；有的则价值观严重扭曲，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包二奶，养小蜜，金屋藏娇，甚至写性爱日记，做性爱标本，搞情人PK；还有一些人视党纪国法如儿戏，视人民群众如草芥，言语出格，张狂作派等等。在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尚未健全的背景下，领导者的言行就是社会的风向标，“官为水之源，民为水之流，源清方能流洁”，“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讲的就是领导者言行的重要社会示范效应。

政府失信、领导者道德失范，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甚至使一部分人丧失道德底线，在一个法治式微，规则乏力的无序社会，人们只能靠增强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殊不知，这样的个体或群体的实力越强，与社会的离心力越大，对其他人的威胁也越大。各种利益关系网纵横交错，其伸张线越长，利益交叉点越多，打成死结甚至撕开口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就使所有人陷入“安全悖论”之中。在无规则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人人自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冷漠，使一部分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与责任。

失信于民或智识不足又会引发一部分领导者的能力危机。使其不能统筹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不能准确把握改革中的种种现实矛盾与问题，用简单的方法解放复杂的社会矛盾，将一些体制缺陷及缺乏科学预见和有效策略所造成的工作失误以“转型代价”、“国际惯例”、“中国特色”等等遁词予以开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担当责任。热衷于做表彰文章，以“锯箭疗创”甚至饮鸩止渴的方式处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不惜成本追求表面的繁荣与一时的稳定等等。从而导致政府的威信下降。从政策与法律的层面看，此类现象也绝非个别。比如，行政程序法20余年前就已列入人大议程，其后则杳无音讯。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历时17年没有出台。公车改革方案虽有民革中央和多位人大代表反复提案，历时15年仍难成型。管理者的执政能力由此可见一斑。提升领导者的执政能力，除了道德教化，知识的拓展，更重要的还得从体制、机制方面着眼。

三

当代中国社会各类矛盾集中表现为多元的利益诉求与现行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方式之间的矛盾，多元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单一的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矛盾，多元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简单的道德教化与道德评价之间的矛盾，许多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导源于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只是经济、道德或别的什么问题，社会两级分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农民生病不敢住医院是因为他们太贫困，环境污染至少有部分是因为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黑砖窑、毒牛奶、染色馒头等人道主义危机是因为商家太黑心，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是因为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政府官员的贪腐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力量不足以抵制权、钱、色的诱惑等等，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症结：现行的行政体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长期稳定和持久繁荣，必须稳妥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 还政于民，变革过分集中的权力体制。权力只对授权者负责，这是政治学的一条铁律。国家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认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极易演变为高度自上而下，过分集中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形成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执行权取代或侵占决策权、控制或异化监督权的议、行、监合一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党群疏离，权力腐败，作风变异和危机事件多发的总病根”。中国共产党执政90周年最基本的经验是：与时俱进，依靠人民成就伟业，依靠人民战胜困难与危机。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不如还政于民。

2.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逐步建立化解各类矛盾与风险的长效管理机制。在市民和政府之间，在患者和院方之间，在乘客和铁路之间，在本地人和流动人口之间，在房地产商和拆迁户之间，鼓励他们各自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每次冲突的时候，都能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在立法上保证这些机构的权力。让它们长期地、公开地去争论，去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去建立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而不是时而压制这一方，时而压制另一方，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许这种治理方式会增加一时一事的困难，会降低发展速度，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其总成本会大大降低。因为一旦这样的程序确立，它所确定的规则就有普遍意义，维护这样的规则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破坏这样的规则就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规则会使冲突各方容易认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确认各自的利益边界。规则确立的过程也是人们学会以正当手段捍卫自己利益的过程，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和公民的民主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3. 注重行政文化建设，提升领导者的社会公信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行政文化是执政者的思想支柱与精神动力。人类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理想与信念的支撑。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必须注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官员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评价体系必须注重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道德与法律，自律与他律，领导者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有机结合。宣传鼓动方式必须具有科学性、现实性与时代感，使其具有感召力，官方行为必须与所宣传的道德法律相一致，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同与信任。这些都需要文化的支撑。古往今来，领导者失信于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尊重客观规律，并且言行不一。只有保障自由，广开言路，方能预知民意。只有尊重规律，顺乎民意，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提升领导者的社会公信力。

参考文献：

[1] 虞崇胜.政治体制改革躲不过绕不开[J].炎黄春秋，2011-11-25.

[2] 李永忠，董瑛.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J].同舟共进，2011-9-17.

责任编辑：达名流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7

关键词：“三型政党”,执政党建设,新自觉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实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又一次新老交替。

新集体领导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面对新形势、新考验、新危机, 党必须破解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课题,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目标和方向。

“三型政党”建设的提出, 是执政党建设的新自觉。在新的历史阶段, 建设“三型政党”, 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体现了党对自身建设的强烈自觉和自信, 不仅包括对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向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四个重大问题的解答, 也包括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等重大事项的具体部署。

一、中国共产党的“三型政党”建设新自觉, 标志着党在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有自觉意识。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群众的认同, 这已经是被世界历史一再证实了的道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必须以服务人民来换取。共产党执政同样受制于人民群众的认同, 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应体现在能够更好地运用执政地位和公共权力为人民服务。

二是对执政党的行为方式、活动方式有自觉的执政意识。执政党不以摧毁现行制度与体制为目标, 而是以体制内合法活动为主, 因此执政党要有制度自信, 党的执政方式、活动方式须控制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执政党与政权的关系, 以不超越于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为准则。在中国的条件下, 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 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还蕴含着权力制约的意义。

三是对党的定性有自觉的执政意识。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特点之一是强调政党的阶级性, 但马克思在世时共产党并无执政的可能性, 因此不能要求马克思超越历史条件的制约去探讨执政党建设问题。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 党不仅代表特定阶级, 还代表政权范围所及的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所有公民的利益。由此同样决定了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社会整合、社会调节为主, 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一个长期执政的党, 如果不能把各种新兴社会阶层和群体融入到体制内, 社会就会分裂, 无异于给自己制造敌对力量;如果忽视自己传统的执政基础的利益, 同样会丧失人口中的重要一块并导致丧失执政地位。因此, 对自身所代表的利益广范性、维护社会和谐的认识, 同样是一个需要中国共产党跨越的台阶。

四是对探讨执政规律的自觉意识。政党执政是有规律的, 执政规律可以有多层次、多侧面内容,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政党、政府的兴衰取决于人心向背, 而影响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的福利保障水平, 是各国执政党的首要课题。在中国, 这一课题更为重要, 越是长期执政, 越需要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否则就会由于经济基础的问题而导致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起始于建国之时, 但真正开始自觉转变, 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一) 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阶段

1948年,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西柏坡九月会议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作出一系列规划, 从国体到政体, 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 从经济建设到社会依靠力量, 都显露出执政意识。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 党的领导人也从多方面谈到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在八大上就指出:“执政党的地位, 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 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当时党的多位领导人从不同方面提出加强党的建设, 如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和国家要通过制定一些制度防止形成特权阶层;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六十年代初期探讨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制度、干部交流、党要管党等等。但是, 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党的建设遭到严重损害。这里的原因固然很复杂, 但至少说明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还不深刻, 对执政党建设的规律也没有真正掌握。

(二) 执政意识自觉转变阶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 中国共产党开始具有自觉的执政意识, 理论上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的大致框架。其主要成就是:在党的政治路线上, 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党的指导思想上, 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建目标上, 彻底摒弃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五十字”建党方针, 提出“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 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成为重要任务。在如何实现党的领导问题上, 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在党的建设的基本方式上, 提出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并在执政党建设中形成了新的领域———制度建设。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在组织建设上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提出干部队伍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 提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在作风建设上提出要靠思想建设, 更要靠法制等等。这些思想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为邓小平党建理论, 具有明显的执政党自觉的执政意识。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 这一时期转变的突出特点, 是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 党的建设出现了重大突破:一是在党的性质上, 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二是提出判断党的先进性、党的性质的标准, 主要是看党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作为党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四是把新兴社会阶层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五是对吸收新党员的标准作出解释。六是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七是提出惩治腐败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八是提出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等等。可以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对执政党建设的认识有了重大飞跃。

党的十六大以来, 进一步加深了对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表现在:一是总结了党的执政经验, 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使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贯穿执政党建设的主线。二是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即科学发展观。三是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同时也成为党的核心价值理念。四是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对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行为方式、活动方式作了全面而科学的归纳, 是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认识。五是提出党将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大考验。为此, 全党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对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作出新部署。六是党内民主取得一系列新发展。七是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探索在执政条件下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 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叫合格的问题作出回应。

三、“三型政党”建设的新自觉, 体现了执政党的眼界和胸怀、责任和使命、气魄和追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三型政党”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 作用明显而突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服务型党组织、创新型党组织, 单个分开来讲, 过去都提过。如, 十七大就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全党还开展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活动。但把这三方面集中起来, 作为党建的新要求、新目标, 还是第一次, 体现了执政党建设的新理念。强调学习型政党, 就是强调要掌握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体现了党的眼界胸怀;强调服务型政党, 就是强调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 体现了党的责任使命;强调创新型政党, 就是强调新时期面对新问题的解题方法, 体现了党的气魄和追求。

(一) 学习是党发展壮大的源泉活水

一个政党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 就必须至始至终加强学习。一个不加强学习的政党, 就不可能认识新事物,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更不可能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其注定不能长期执政。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一惯做法, 而在目前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更是对执政党的必然要求。纵观91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勤奋谦虚是我们党对学习的态度, 用学习积累经验, 用智慧启迪发展。党的发展的每一次解放和突破, 与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加强学习, 苦练内功, 博取众长,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不断完善自我, 提高自我, 健全自我, 这样的党才能根基永固。

(二) 服务是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定位

作为政府主体的执政党必须、也必然是服务型执政党, 必须将为公众服务作为自身的定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一个政党只有根植于人民, 造福于人民, 人民才能拥护你, 支持你,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但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能放松, 更不能搞形式上的“联系”, 要真正去接地气。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实现好、尊重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用真心、真情、真服务去打动群众、感化群众、帮助群众, 群众才会和党“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服务是党的根本价值取向, 任何时候都应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注重服务, 党才会如虎添翼, 所向披靡。

(三) 创新是党成就未来的精神灵魂

创新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 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在党的历史上, “固步自封, 因循守旧”的思想让我们党走过不少弯路。在社会发展大潮中, 机遇与挑战并存, 只有在思想、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 敢于打破旧的“坛坛罐罐”, 党才有不竭的动力源泉。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 作为一个执政党, 需要以睿智、勇气、果敢,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不断汲取新能量, 用变化发展的观念, 去创造新的社会成果, 以应对变化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

“三型政党”建设,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民心所向, 是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抓手。“三型政党”体现党执政的自觉与自信。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我们党始终围绕人民根本利益, 不断加强学习, 与时俱进, 求实创新,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发展智慧解决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问题。只有这样, 我们的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

建国以来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发展 篇8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共产党没有执政的实践, 因此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没有系统的论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 围绕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 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第一, 提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还在中共七大召开时, 毛泽东就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954年, 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 社会上出现怀疑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 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时, 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以后,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情况下, 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保持和加强党的核心地位的决心和信心。正因为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才有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第二, 提出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必须拒腐防变。

的、微观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前者可以解释许多存在于社会长期发展中而为后者不能解释的制度现象, 后者则具体化了前者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的领域, 更适合解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具体的制度现象。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起来, 两者相互补充, 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关系的认识:从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看, 技术也即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推动力, 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动机是社会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力;从短期来看, 特别是在一个社会根本制度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各种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确实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不同的反作用。

我们说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理论具有互补性, 并不是说要把诺思的制度理论与马克思的制度理论置于同等的地位。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是比较完整的理论, 既讲了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 也讲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反作用, 只是其中更强调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与之不同的是,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集中在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作用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理论的指导地位, 同时也要借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合理成分, 处理好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第2卷

2.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3.林岗.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1

4.方竹兰.论诺思方法与马克思方法的互补性[J].学术月刊, 2005, 3

5.刘苏雨.诺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几点对比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 2005, 7

党执政以后, 社会地位变化了, 中心任务变化了, 工作环境变化了, 生活环境也变化了。这些变化都是新挑战。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关键是要掌好权、用好权。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必须拒腐防变。60年代,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两个务必”的核心, 就是要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也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所在。在长期执政中解决腐败的历史难题, 共产党就可以跳出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周期率, 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 提出必须发扬党内民主,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中共八大认真研究了民主集中制问题, 提出要根据执政后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贯彻集体领导原则, 扩大党内民主。中共八大后,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62年,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再一次指出:“没有民主, 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 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没有民主集中制, 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第四, 提出必须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干部建设,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1964年, 他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 懂得多一些更好;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 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不是为少数人, 不是为剥削阶级, 不是为资产阶级, 不是为地、富、反、坏、右;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 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 要听各种意见, 要讲民主, 不要“一言堂”;自己有错误, 要做自我批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共产党, 也关键在于党的干部和接班人。有了这样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 党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 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也才能正确地落到实处。

这几方面主要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形成的建党思想直接发展而来, 结合了执政的新实践, 指导了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为以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构筑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内容

十年内乱中, 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的不断发展,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 党的建设受到了极大削弱。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后, 清醒地认识到了党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他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和在改革开放中对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 创造了着重从制度上建党的新方式。

第一, 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拨正党的建设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为此, 邓小平认为必须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7月,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他指出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党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1978年9月, 在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 他批评照“两个凡是”搞下去, 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正式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的展开, 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 制度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之后, 必须要有科学、健全的党内制度作保证, 才能贯彻落实。因此,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因此,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 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第三, 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端正党的组织路线。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的组织原则, 邓小平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 离开民主讲集中, 民主太少, 因此导致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个人集权和专断的发生, 最终导致了文革十年内乱的惨痛悲剧。所以, 要建立健全党内的各项规章制度, 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对坚持党的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崇拜, 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规定, 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四,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 使党的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邓小平认为, 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制度中, 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干部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 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为此, 邓小平指出, 一要解决“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的问题”;二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三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四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按照上述思路, 中共十三大对党的领导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决定, 在完善和健全党的各项制度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历史使人们成熟起来, 邓小平理论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具体的论断, 更重要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人们了解到这一点, 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将始终是有益处的。

三、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丰富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与地位

从马克思、恩格斯, 到列宁、斯大林, 再到毛泽东、邓小平, 都曾结合当时的实际, 提出过加强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理论尽管包含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问题, 但毕竟没有清晰明确地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鲜明主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党面临长期执政考验的复杂形势下, 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执政党建设”, 并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个执政党”这一根本问题, 进行了重大创新和探索, 形成了系统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第一, 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 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最富创造性的贡献。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党的建设, 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十三年的实践, 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 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 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 归结起来就是‘三个代表’”。“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 都要贯彻和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

第二, 围绕着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主题, 结合变化了的新实际, 对党的性质和目标作出了新的概括。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看来, 保持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和主题。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 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科学概括, 以全新的视角对党的建设总目标作出了全新的表述, 使奋斗目标更加明确, 也更加充分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时代要求。

第三, 把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提高“两个能力”作为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上。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围绕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 党的十六大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就科学地回答了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明确了重心、开拓了思路。

第四, 提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是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指出:“总结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 最根本的一条, 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 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 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阐明了党的自身建设与基本路线的关系, 既是一条根本的历史经验, 也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建规律的新揭示, 对于我们彻底摒弃从过去那种脱离经济建设抓党建的片面做法, 实现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的高度统一,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是第三代领导集体抓党的建设的一贯思路, 也是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体现了我们党对党建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成熟驾驭。

四、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以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建设实现了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 党的各方面建设, 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 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明确提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建设。它反映了我们党执政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执政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处处体现着时代创新的执政理念。

其一, 科学的理念。在党的建设的理论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执政”的概念, 强调要坚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这就使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连接起来。其二, 民主的理念。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主执政”的概念, 要求牢固树立“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执政的思想, 努力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使民主运用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之中, 从而实现民主的形态与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紧密结合”。其三, 法制的理念。“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 领导立法, 带头守法, 保证执法, 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这一理念的核心就是置共产党执政于法制的环境之下。其四, 发展的理念。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体现执政成效。其五, 以人为本的理念。将群众路线的思想进一步上升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要求“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 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 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其六, 创新的理念。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是我党阐述执政能力建设指导思想的一项内容。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格, 也是长期执政的保障。树立创新的理念, 才能做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这些理念体现了时代内涵。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9

关键词：执政党的建设,干群关系,思想建设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

面对新时期的严峻考验, 党中央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第一,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九十多年, 经历了无数的血雨腥风与严峻的考验, 也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我们才能永远保持先进, 否则我们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就会走到邪路上, 这样的结果不仅会是党的灾难, 也是一个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灾难;第二, 要灵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1], 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具有无限的活力, 才能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所以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这点对于加强与推动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要加强思想建设, 在实践中不断地应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能够不断地完善、进步与发展的, 并且对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这样的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 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刻板、空洞、僵硬的代名词, 而是鲜活的充满生机与活力[2]。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工作, 并且把理论建设的成果用简单的形式、通俗的语言表现出来, 使普通群众也能够理解与接收, 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大众生活服务, 进而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生根开花, 使之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为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的医院, 要把思想建设与日常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 做好思想建设工作使之成为医院改革、稳定与发展的有力保证。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工作使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以及带头作用, 从而推动医院的整体工作稳步地向前发展。

三、党建设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 所以党建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上, 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够从容地面对各种严峻考验, 人民才会有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对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指导原则以及历史定位做了详细全面的阐述, 为党建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要在各个领域内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抓好制度建设环节、作风建设环节、思想建设环节的党建工作, 使党员干部能够在各个环节的党建工作中得到锻炼, 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并在各个环节中率先垂范、不断创新, 通过提高自身的能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从而使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整体的提高, 实现巩固与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目标, 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要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智慧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也可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 避免犯一些可以规避的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共开展各项工作的一大“法宝”,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继续发扬者以优良传统,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总结经验并把它应用到实践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先进思想[4], 这一思想是中共的领导集体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党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情况、新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解决了我党在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例如,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为我党新的历史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丰富了党建理论, 对于党建工作的开展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锐意进取、抓住机遇带领广大的工人阶级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提供了坚强的支持。

医务工作者要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认真学习三个代表, 把党建工作作为医院进行思想建设的灵魂, 通过学习三个代表的活动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道德风貌, 使党员干部能够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 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做实事, 把良好的道德风貌与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有机地结合起来, 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率先垂范从而推动医疗工作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通过学习三个代表活动优化党员干部的行业作风建设, 使医务工作者提高工作的积极性, 最终达到促进医院整体发展的目标。

五、要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与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 要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民切的联系是我党在发展与壮大过程中得出的有用经验, 也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挑战的法宝之一。为此中共开展了整党整风的运动, 以此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使党员干部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时刻注意自己的职责。

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共领导人也时刻不忘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消灭各种腐败行为,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目前部分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违法违纪行为党中央予以了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 对发现的违法违纪人员给予了严肃的处理[5]。并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 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对违法违纪行为处理的坚决的态度, 加强了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密切了党群关系。但是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要从根本上杜绝党员干部腐败行为仅仅依靠思想教育工作是不够的, 还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规范制度, 强化监督机制, 从源头上杜绝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发生。高度重视党群关系, 广大的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 要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深入到群众中了解他们的想法、需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好群众工作, 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真正的做一些为群众谋福利的事情。

六、结语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新要求, 要把这项工作高度地重视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加强党建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通过加强党建工作, 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 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 密切干群关系, 从而使国家走上富强民主的道路, 使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柳建辉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2]肖东波, 曹屯裕.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建设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3]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 (1949—1956)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4]王亚萍.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2.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10

一、社会治理视阈下执政党组织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一) 社会治理视阈下执政党组织变革的理论依据

社会治理视阈下探讨执政党的组织变革有其理论依据, 伟大的学者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给出了论证, 在此著作中, 亨廷顿认为衡量政党力量的主要标志是政党的制度化水平, 而政党制度化水平有四个标准: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那么何为适应性?亨廷顿认为, 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 其制度化程度越高, 政党的适应性就是指政党能够应对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 主动灵活地调整自身的组织和策略, 以适应环境来壮大政党力量的能力。组织环境包括组织内环境和组织外环境, 而无论是内部环境抑或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组织就要主动地去适应。当前, 执政党从革命阶段迈向治理时期, 政党组织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把握时代发展要求, 顺应人民共同愿望, 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永葆国家发展动力, 主动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 以满足社会治理的要求。

(二) 社会治理下执政党组织变革的理论意义

社会治理是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而治理的表现之一是“多元”, 执政党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一员, 理应承担着其中重要任务, 而且, 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在社会治理中更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为了应对新时代环境的巨大变化, 加强执政党的组织变革, 对于社会治理和执政党本身都有重要的意义。社会治理与执政党二者本身存在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具体表现为:

首先, 执政党的组织变革为社会治理汲取新的动力。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要求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切实取得实效, 即多元主体治理, 这不仅构成了执政党发挥作用新的背景, 而且是政党的新目标, 由此向执政党自身提出的要求:为了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 执政党需要对组织进行调整和变革。治理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执政党的领导作用, 变革后的执政党为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提供强大的领导力量。

其次, 执政党的组织变革增强执政党的适应性。在上文中已经指出, 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 这清楚地表明了增强政党力量的道路。而政党的制度化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政党组织的适应性。它面对新的环境和形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自身需要主动进行调整和适应, 以抓住机遇加强自我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并应对各种挑战, 以此增强组织的力量。“成功地经受住一种环境的挑战将为其后适应新的环境铺平道路。”1“组织和个人在他们适应变革的累积能力上有着显著的差别。”2由此可见, 亨廷顿的观点表明政党组织成功适应环境变化并实现了职能的转变, 定会提高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和抵御危险应对挑战的能力。而且执政党的组织变革有助于提升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党适应性的组织变革是加强党的建设进行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 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要举措。灵活的组织变革必定使政党内部的设置更符合现实的需要, 积极发展的党内民主, 激发党的活力和创造力, 是政党永葆生机的根本。

二、从革命时期向治理时期的转变对执政党的现实要求

(一) 从革命时期向治理时期环境的巨大变化

亨廷顿认为革命意味着对旧制度的摧毁, 必然带来流血和牺牲, 革命的残酷性和艰巨性显而易见。在革命阶段, 社会表现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政党尽可能地动员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农村的广大农民阶级, 政党发挥着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与革命的作用。艰难的条件下, 政党领导革命最终取得了成功, 国家建设迈向了社会治理的新时期。从革命时期向治理时期的转变意味着政党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 由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目标转向治理的目标。

(二) 革命视阈下政党组织的主要特点

革命时期, 政党组织的特点:首先, 革命的极度艰难和革命形势的极度紧张使政党的组织成员的精神世界存在着严格的敌我“二元”对立理念, 即我与敌人的二元对立。组织里不容许有不同意见, 除了自己组织以外的都是敌人;其次, 革命意味着“动员”。“对于革命型政党而言, 社会生活更多地表现为超越制度的政治动员。”3对于革命者来说, 任何动员目标的实现都是以超越制度和目标为导向;再次, 革命就是获得国家政权, 而政党夺取政权的关键在于完成革命的社会动员。动员实际上分化社会, 动员社会是政党在革命阶段的主要职能;最后, 革命的特殊阶段决定了政党组织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宣传和增强组织规模与力量, 此间, 政党形成了党委、宣传和组织为支柱的组织体系。

(三) 治理视阈下对执政党提出的现实要求

革命时期的结束, 治理时期的到来, 使执政党组织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执政党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 执政党仍要在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党具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纲领, 政党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为目标, 除此之外, 政党还有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 而且是领导党, 因而, 社会治理离不开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只是在领导方式上, 必须适应由革命党到治理型政党的转变, 不断改进和完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除此之外, 治理意味着主体由“一元”变为“多元”, 那么在治理的多元主体中, 政党作为其中一个主体, 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 执政党组织理念的更新是多元治理的内在要求。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组织的任何变革都是从理念或者价值层面开始, 同样, 执政党组织的任何不适应也都是从理念层面或者价值层面开始的。治理要求执政党首先革新组织理念, 只有成功地更新了组织理念, 政党才能更好地从革命时的敌我二元对立心态转向现代社会的多元共治思想。只有这样, 执政党组织才能更好地应对环境带来的巨大挑战, 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和执政党组织的制度化, 使执政党充满活力和生命力。

最后, 执政党职能的转变也是其应对新时代挑战的必然要求。上文中已经提到了有关伟大学者亨廷顿的适应性政党理论, 他指出, 衡量政党组织适应性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准是一个政党能够主动地变革组织职能, 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革命的胜利宣告执政党这一组织职能的终结, 发现新的职能才能使政党立于不败之地, 因而, 治理的新时期要求执政党主动转变职能, 增强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

三、社会治理视阈下执政党组织变革的路径

在治理的新时期, 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就要从执政党自身出发, 从对执政党提出的现实要求出发, 积极探寻组织变革的路径:

(一) 转变组织理念

组织理念是组织的精神核心和灵魂, 它是组织成员共同的思想, 它规范组织的行为, 引导组织目标的制度和功能的执行。“多元”体现在很多方面:由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带来的公民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民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化,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等等, 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都要求执政党从革命时期的二元向治理时期的多元理念转变。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坚持多元共存理念就要摒弃城乡二元对立,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 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尊重个体价值观的多元化, 协调多方利益, 合理听取民众利益诉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

(二) 转变组织职能

政党的组织职能由动员向整合转变。治理视阈下, 政党要整合多元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利益诉求, 有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平衡各方力量, 协调统一。中央文件指出“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要求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切实取得实效”。然而, 多元共存并非是各自为政, 一盘散沙, 重点是整合各个力量, 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理性化。

(三) 变革执政党的组织体系

在当前的社会治理视阈下, 政党组织体系要有所调整能够适应社会治理的目标。首先, 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执政党的政党的首要功能是利益代表, 指政党回应和表达党员与选民意见的能力, 而政党的利益表达是指政党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现代社会, 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 政党作为国家和民众沟通的桥梁, 要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创造表达渠道。更要讲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 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渠道, 收集汇总起来并条分缕析, 综合概括, 再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述出来, 完成利益的整合。

其次, 完善党内监督机制。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上指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增强全党的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因而在组织和制度建设上, 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要求, 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建立适应性的政党组织体系, 加强党内监督, 建立党内监督机制是治理型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

最后,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发挥着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的功能。基层党组织非常重要:全党的战斗力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是最终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整个国家中的最终贯彻落实, 既要靠党的所有基层组织的自觉执行, 又要靠它们对所在社会基层单位行政工作的有效监督。

摘要：社会治理时期, 执政党面临着新的环境和考验, 执政党若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亟需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 形成社会治理和执政党自身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执政党主要从组织理念、组织职能以及组织体系方面变革。

关键词：社会治理,适应性,组织变革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秩序[M].王冠华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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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少鹏, 倪济明, 刘洪刚.从亨廷顿政党适应性理论看新时期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7, 2:28~30.

[6]杨欣欣, 黄娉婷.试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变革-基于亨廷顿的政党适应性理论[A].专题研讨.

社会建设中的执政党角色 篇11

当前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很多地方将其最终归结为发展的问题，认为发展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我们认为，片面依靠经济发展的思路是不够的。还有的地方希望依靠社会管控和“维稳”来解决这类问题，我们同样认为这种思路也是片面和不够的。它们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改革开放以来，由行政强力推动的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体现出强烈的政府主导倾向。一方面，组织纪律严密、权力集中的科层制干部体系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权力与资本的不当结合。某些领导干部为了凸显政绩，不惜牺牲群众利益，激化干群矛盾。面对社会热点问题和群众质疑时，依然采取自上而下的管控思路，控制而非管理社会，压制而非回应诉求。习惯于用行政高压“弹压”，用人民币“摆平”，害怕群众、害怕听到不同声音。在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的今天，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一定会被组织起来，这是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于执政者来说，谁早认识并利用这条规律，谁就早主动；忽视或违背这条规律，就被动。关键是我们不应该害怕有不同利益述求的团体出现，而是应该尽早考虑如何让这样的团体在体制内合理表达诉求。

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本质上就是要使社会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在这一点上，江西省鹰潭市的一些做法值得研究借鉴。

一、小问题改善大社会

鹰潭地处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中下游。历史上有“东连江浙，南控瓯闽，扼鄱水之咽喉，阻信州之门户”的说法。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当地政府结合具体情况，以卫生清洁工作和“数字鹰潭”建设，以及支撑上述工作的群众理事会组织架构，走出了一条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新世纪以来，农村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不再与村民直接打交道，其结果是减少了干群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干群关系松散，基层组织在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

鹰潭市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卫生清洁工程，作为新形势下加强社会管理、做好农村群众工作的切入点。该市大约有4000个自然村，每个村只有百十来号人，分布在35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把垃圾都运出来集中处理并不可行。就地解决，分别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就成为现实选择。由农户自备“两桶一窖一袋一盒”，剩饭剩菜、瓜皮果核等餐厨垃圾存放在有机垃圾桶，积满后放入沤肥窖或沼气池，沤成自家菜地使用的农机肥。对于其他非有机垃圾，废旧电池等危废品暂存在一个小木盒内，废塑料瓶、玻璃瓶、塑料袋等可回收废品放入一个编织袋，由保洁员拿到村里的小型垃圾站集中保管，或卖给废品商，或暂时存放，最后剩下的垃圾放入非有机垃圾桶，由保洁员拿到垃圾站直接焚烧，产生的灰土用于肥田。

垃圾分类处理属于天天发生、人人接触但又不触及重大利益矛盾的事项。通过这一工作，使联系和服务群众从抽象概念变成具体行动，从而带动各项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做好农村卫生清洁工作，实际上反映了党组织是否具备对广大农村群众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和有效社会组织的能力，是否具备处理好大量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问题的能力。

目前，鹰潭市主要通过村民理事会来组织农村卫生清洁工程。每个自然村选出理事会成员代表村民管理自然村的公共事务。通过动员、组织农民自己管理的方式，让农民意识到“农民自己的事自己做，农民自己的事自己管”。两年来，全市3500多个自然村实现了垃圾日产、日清、日处理，坚持不辍。这看似小事，实际却是基层群众自治了不起的大事。

加强社会服务是推动社会建设的另一重要方面。当前，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群众从“单位人”变成“自由人”和“经济人”，流动人口的增加已成为加强社会管理、联系服务群众的难题之一。对此，鹰潭市以“数字鹰潭”建设为支撑，建立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管理社会、服务群众的综合信息系统。

这一工作的展开，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结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在全市开展信息统一采集，掌握群众的居住、就业、社保、计生、教育等多项基础信息，使政府可以动态掌握群众特别是流动人口、特殊人群的实际情况。

其次，推进天网工程、公安大情报系统、道路交通监控系统、数字城市管理系统等电子系统建设，完成了对群众从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的转变，为群众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注重整合网上行政办公资源，推动广大群众通过网络化手段，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有效行使监督权，提出意见建议和合理诉求，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四，积极推进利安城乡社区电超市项目建设，满足群众购物、缴费、咨询等多种需求，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打造一个方便快捷的综合性多功能服务平台。

“数字鹰潭”可以说是新时代数字城市建设的一个大胆尝试。它是用数字化的手段将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行政资源、市场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是现代社会中政府对公民进行信息收集和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数字化让群众需要的服务，不再经过繁琐复杂的程序，而是直接面对相关部门；也让政府需要的信息不再经过层层过滤，而是直接把手臂延伸到社会网络的终端。它推动政府转变工作作风和职能，推动政府和人民群众面对面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它实际上制造了一场静悄悄的社会管理的革命。

二、村民自己的事儿自己管

无论是农村卫生清洁工程，还是“数字鹰潭”建设的开展，都需要组织去落实，如果单纯依靠党组织和政府的力量，成本就太大，这些事既做不好，也做不了。

鹰潭市的具体做法是在农村以自然村为单元建立村民事务理事会，在城市以小区、路段和市场行业为单元建立居民事务理事会。它们是新形势下群众自治组织的延伸。在原有体制中，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和居委会承担了过多行政性职能，“千条线万条线最后都要落到社区这个针眼里”，越来越“行政化”，加上所辖的行政区域面积过大，人口过多，导致有限的村社干部不能真正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从而无法有效发挥自治组织的功用。而新设的理事会则位于最基层的熟人社会网络中，容易找到在群众中威信高、愿意无偿为群众办事的“领头人”，由他们组成理事会，便于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自治的活力，也为原有的基层自治组织增加了“千手千眼”，大大推动了基层民主的落实。

鹰潭市在群众理事会的具体组建过程中，着重“四性”，即代表性、公认性、先进性和稳定性。代表性，即能够代表各方面、各群体的利益，如在农村，每个大的姓氏房族都要在理事会中有代表，在城市社区，则要保证各行业和各小区的居民在理事会中有代表；公认性，即以公推直选的方式，选举群众认可的、有威望的人士；先进性，即推选政治素质好、有致富本领、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人员担任理事会成员；稳定性，即理事会成员有时间、有精力，能够长期处理理事会工作。

在探索理事会建设的过程中，还坚持了两条原则：

坚持理事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不动摇。鹰潭市在具体工作中强调理事会的自治组织属性，强调对理事会事务的支持引导，而非管理指导。避免以行政力量介入理事会成员的选举和考评，避免给理事会施加过多工作压力，承担过多政策性要求，保障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积极性和活力。目前，村民事务理事会从卫生清洁这一群众能做、群众想做的事情抓起，不断锤炼理事会组织群众、带动群众、管理集体事务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引导村民事务理事会参与新农村建设、征地拆迁、综治维稳等各项工作，为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推进各项工作提供实践平台。

坚持党对理事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理事会的自治组织性质，不等于放弃党对理事会的领导。相反，在具体工作中，鹰潭市党组织对理事会的组织、工作都有一些具体规定和指导，确保党能够真正有效地将触角延伸到基层之中。

在完善理事会建设的过程中，鹰潭市注重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理事会成员注重吸收“五老”人员，重建基层社会伦理共同体。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但在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中遭到破坏。鹰潭市在确定理事会成员时，注重把一批政治素质强、群众威信高、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军人、老教师吸收进来。充分利用熟人社会中的积极和谐因素，因势利导，使之转化为基层自治和民主管理的有生力量，重新打造新时期群众生活的伦理共同体。

其次，理事会组织注重充分发挥作用，化解社会管理中的难题。理事会在组织发动群众、协调上下关系、化解矛盾纠纷、建立村规民约以及村庄规划、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村务公开等方面发挥作用，实现对农村的有效管理和服务。同时，理事会能够广泛了解和及时反映群众意愿与合理诉求，充分发挥熟人社会等优势，将各种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第三，注重将党建工作贯穿理事会建设的全过程。鹰潭市在组建居民事务理事会后，抓紧完善党组织体系，确保党的组织实现全覆盖。目前，全市60%以上的村民事务理事会建立了党小组，理事长中党员人数占到六成以上，理事会中党员人数占四成左右。同时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的作用，在全市上下形成党群共建、党内带党外、党员带群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良好局面。

三、社会管理的新经验

在执政条件下，党如何实现社会化，如何永葆生机活力？在这一问题上，鹰潭经验有三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执政党要以间接的方式领导和推动社会建设。

执政党是不是一定要走直接社会化的道路？一些有效实现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走这样的道路：一方面，党员直接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问题，反映给民主议事机构；另一方面，政党直接从社会中吸纳优秀分子加入执政党，以实现精英由党外至党内的顺畅流动。但是，我国并不具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直接社会化的条件，比如：一方面我们的工作重心还是经济建设，骤然转向社会化并不现实；另一方面，目前实际上在基层已经积聚了相当程度的干群冲突，党很难从具体的群众工作中抽离出来，作为中立的第三方。

鹰潭经验显示，现阶段党要实现有效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实现自身的社会化，回应社会、扎根社会，必须走间接性道路，激活过去的老传统，也就是基层自治传统和群众工作传统。不是设机构、派人员去管理人民群众，管理各类社会事务，而是要主动接近人民群众，吸收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精英分子，把他们纳入到执政党的领导之下，同时在基层自治组织中培养新一代愿做、能做、会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干部，这样才能以领导和推动社会自治组织建设的方式，重新把执政党的触角有效延伸到社会机体之中。

这种领导和推动社会自治组织的方式虽然是间接的，但却需要执政党以全方位的战略步骤来部署安排。过去的体制管得太多太死，导致社会自治力量薄弱，人民群众有事情基本上是找党政机关解决，而不是以自治的方式解决，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不具备。

其次，执政党要以社会建设为切入，实现良好社会效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鲜明的政府主导经济的特征，许多干部在工作中形成了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的GDP中心主义和GDP官僚主义，进一步恶化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出现了“维稳”和“维权”的对立。在党群、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过度强调“维稳”或“维权”都有片面性，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鹰潭选择农村卫生清洁这种繁琐细小却又关系到广大群众生活環境改善的事情，有利于社会建设的展开，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鹰潭经验中十分值得借鉴的正是通过问题推动来建立基层自治组织，找到合理恰当的工作载体，使之可持续地发挥作用。

通过建设实现管理，找准社会建设的切入点，有三大优点：一是，在当前社会建设落后、公共服务缺席的状态下，以社会建设为切入点符合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能够使各阶层和各利益群体在最广泛意义上达成共识，有利于减少工作阻力，能够更快更好地培育执政党的社会资本。二是，过去执政党在革命动员体制下搞群众工作，有一套老办法、老经验、老人员。但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只有依靠新的社会建设才能让执政党重新激活这些老传统，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三是，以社会建设为切入，能够减少管理成本，同时又能使基层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进一步优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最后，执政党领导社会建设，必须避免新自治组织再度行政化。

过去长期形成的全能政府体制弊端和各级干部的思维定式，往往会赋予基层组织各种各样的行政任务和规章制度，这就造成了过去一些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化，这也是它们被改造成一级行政组织的重要原因。

怎样使新创立的基层自治组织不会重新行政化？鹰潭的探索试图提供一些答案：首先，党组织必须意识到新生自治组织最本质的属性是自治性而不是行政性，不能以行政化的属性去要求这些自治组织，赋予它们过多的行政事务；其次，鼓励自治组织主动发挥利益诉求和表达作用，鼓励它们通过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来从事公共事务，改变过去一切皆由政府包揽的社会管理格局，将政府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务交还社会；最后，主动出台表彰奖励理事会优秀成员的制度，吸收优秀成员成为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动他们成为党和政府与社区群众紧密联系的纽带桥梁，将自己能解决的事务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事务和利益诉求向上传达，使之成为真正有效的“传声筒”和“缓解阀”。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篇12

新媒体作为当今主流媒体之一, 因其与传统媒体在传播规律等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异, 使得社会舆论环境、领导干部执政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从国内来看, 我国作为信息网络的使用大国,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我们党的执政、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公众舆论开始借助新媒体的渠道逐渐对党委、政府的决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各级领导干部也开始成为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 随时要面对来自群众的监督。

从国际来看, 新媒体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交往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许多国外发达国家, 开始积极借由新媒体对他国施加影响。一是发挥新媒体的政治干预作用, 通过新媒体从意识形态等角度对他国施加政治影响。二是在催生、发展新媒体经济的同时, 不断通过新媒体对他国进行经济侵略。三是营造全球性消费主义新媒体文化, 通过新媒体艺术产品不断向他国、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进行文化渗透, 影响他国文化安全。

可以说, 新媒体一方面已经深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新闻舆论传播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 其也催生出巨大的网络虚拟空间, 与现实社会互动、融合, 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前所未见的转变。因此, 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好、运用好、引导好、管理好新媒体, 在正确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同时, 运用新媒体影响和服务社会, 从而真正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二、新媒体对领导干部执政提出新的要求

新媒体环境下, 领导干部执政遇到的新要求, 既包含机遇, 又面临挑战。这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在面对机遇时, 一要运用新媒体的传播功能, 把握树立良好形象的机遇, 通过新媒体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扩大自身的号召力、影响力, 增强凝聚力。二要运用新媒体的便捷性, 把握转变工作方式的机遇, 通过新媒体实现执政工作电子化, 简化办事流程、优化执政资源。三要运用新媒体的交互性, 把握丰富执政内容的机遇, 通过新媒体与群众密切联系、沟通交流, 使各项决策真正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体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四要运用新媒体的监督功能, 把握发展民主监督的机遇, 不仅要通过新媒体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促进党内民主监督, 而且要通过新媒体发挥群众力量、实现党外民主监督。五要运用新媒体的创新功能, 把握开拓、创新的机遇, 通过新媒体促进领导干部思维转变、观念更新, 实现党的执政工作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创新。

而在面对挑战和危机时, 一要妥善运用、加强管理, 迎接好新媒体对我们党媒体话语主导权地位的挑战, 有效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化解舆论引导危机。二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 迎接新媒体对我们党思想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 化解信仰危机。三要转变传统的执政方式、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坚定践行党的宗旨, 迎接新媒体带来执政环境变化的挑战, 化解能力危机。四要密切关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社会中的热点话题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突发事件, 迎接新媒体对我们党社会管理工作的挑战, 化解管理危机。五要掌握信息技术、更新知识体系, 迎接新媒体环境下, 国家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遭遇的挑战, 化解信息安全危机。

所以说, 要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研究探索新媒体环境下提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若干问题, 是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三、新媒体环境下提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途径与方法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领导干部要想提高执政水平要适应环境、跟上时代, 把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引入工作当中, 将信息化建设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以及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 探索执政能力建设新途径。

一要运用新媒体的组织动员功能, 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强化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一方面, 利用新媒体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出版电子版报刊、杂志, 建立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另一方面, 利用科技的手段将所要宣传的内容制作成视频、动画、网络游戏。通过这些灵活、有趣的方式, 向更多人展示我们的执政思路、执政成果, 让更多人认同我们的主流思想、价值观。以更简单、便捷的方式将群众组织动员起来, 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落实到工作中去, 服务群众、造福群众。

二要运用新媒体的传播功能, 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积极引导舆论, 从而完善执政方略。一方面, 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引导人民群众加强学习、端正观念, 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 要牢牢把握社会舆论的主导权, 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通过加强立法、创新舆论引导的工作形式, 以主动的姿态主导新媒体舆论。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供有利条件。

三要运用新媒体的参政议政功能, 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理念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强化执政动力。一方面, 要通过主动设置议题等方式, 为群众提供参政议政的合法渠道, 让群众发表意见、建言献策。另一方面, 要通过新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主活动, 保障党员、群众的知情权, 赋予他们参与权。从而保证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 使得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真正凝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体现出民心民意。

四要运用新媒体的民意表达、对话功能, 保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为民服务的情怀, 巩固执政基础。一方面, 要利用新媒体的沟通与诉求的交互性, 使其成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 为我们党和政府做出顺乎民意的决策提供保证。另一方面, 要正确面对、理性辨析来自新媒体当中的各种声音, 始终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思考、处理问题, 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 提高通过新媒体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能力。

五要运用新媒体传播和参与的便捷性, 抓紧培养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基础人才和急需人才, 造就一批高素质人才,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主要包括党建人才队伍, 即党建工作经验丰富、政治态度坚定端正、掌握现代化传播技术的人才队伍,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执政骨干队伍, 即能够妥善运用新媒体的沟通交流能力, 具备适应新媒体形势综合素质的人才队伍,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网络建设人才队伍, 即具有组建党政专业网站、地方特色网站能力的人才队伍, 更好地服务群众、提高党和政府的吸引力。网络管理人才队伍, 即具有管理网络、经营网络能力的人才队伍, 更好地开展宣传,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优良的文化环境。

六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监督能力, 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 优化执政环境。一方面, 要把新媒体舆论监督作为中国民主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扩展监督的对象和范围以及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实现大众化、经常化、多元化的民主监督, 克服政治腐败现象、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另一方面, 要不断加强对网络监督领域的监管力度, 通过法制化、制度化的方式来引导正确的网络监督舆论、把握反腐工作主动脉, 为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水平营造良好的环境。

摘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对党的执政工作、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它要求领导干部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式, 创新执政工作的方式方法, 把执政能力同新媒体功能结合起来考虑, 运用新媒体更好地开展现实工作, 从而真正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领导干部,执政能力

参考文献

[1]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2) .

[2]华艳君.浅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兼谈执政环境与执政能力的关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7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