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执政的路径优化

生态执政的路径优化（精选7篇）

生态执政的路径优化 篇1

0 引言

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县域经济资源流向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当前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背景下,以金融形态表现的经济资源竞争越来越成为县域竞争的核心和焦点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在促进县域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说,金融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社会潜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金融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优化。

1 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

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外部基础环境,是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生存和发展具有互★本文系江西省软科学项目“江西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及战略研究”(编号:2010DR02200)的阶段性成果

动关系的多种因素的总和,它与区域性的资金流动、金融发展形成一个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并具有动态平衡关系的有机体。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应该包括稳定的经济环境、健康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规范的制度环境以及完备的中介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在遵循共同的生态学规律的同时,又从各自的方面发挥作用,影响金融生态环境。

1.1 经济环境

金融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同时,经济基础是金融发展的动力,两者彼此联系、互相促进。因此,经济环境是金融生态环境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因素。这也表明,县域经济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弱小的经济孕育不出强大的金融,紊乱的经济体系产生不了健康的金融市场。

1.2 社会信用环境

在金融交易过程中,空间与时间上的分离通常会带来信息不对称性与不确定性,很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良好的信用体系应该对讲信用的行为主体给予鼓励,对不守信用的行为主体给予惩罚。通过奖惩机制,有效遏制不良信用的发生,能够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1.3 政府行为

县级政府作为县域经济金融的监管者、企业利益的保护者,与金融业发生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在金融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政府为金融生态环境提供公共品。由于我国金融体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县级政府在此进程中存在“强制力”的优势,因此,县级政府应成为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主导者。

1.4 法治环境

法律制度体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多重特征,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保障。因此,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法治环境必然成为金融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依靠一系列契约来实现,而保证这些契约顺利实现的正式制度安排很大比例上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因此,金融生态环境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备的法治环境保驾护航。

1.5 中介服务机构

一个个金融交易组成金融活动,在这些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面临着信息对称与交易成本等问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专业性评级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具有改善信息不对称、节约金融交易成本的功能。因此,中介服务机构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及其相互作用的多个因素方面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 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当前,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较以往有很大的好转,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经济发展滞后,吸纳金融资源的能力弱

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因此会影响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相对而言,县域经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也较为初级,缺乏优势产业,其经济构成主要集中在传统经济而非资本经济,因此,很难成为金融资本青睐的融资对象。由于对金融资源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有时甚至连县域内的存量资金也很难转化成金融资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县域内的信贷增长,导致金融运行的整体生态环境不够理想。

2.2 征信体系不健全,社会信用环境差

通常而言,诚信缺失、信用环境差,容易导致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当前,县域征信系统建设非常滞后,中介服务不够规范,这必然导致个人信用体系不够完善、风险难以监测。同时,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财务制度很不健全,做假账、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现象较为普遍,金融机构很难掌握企业运营的真实情况。另外,县域内社会信用信息不够开放,使得很难获取和检索个人与企业信用信息,导致贷前调查和贷后检查的力度不够。社会征信体系不健全、社会信用环境差导致信用关系恶化,甚至出现逃废金融债务的现象,对金融安全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对构建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极为不利。

2.3 中小企业经营风险高,金融债权落实难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内部管理不够健全,加之信用观念淡薄、自我约束意识缺乏,导致银行不放心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二是县域中小企业普遍为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不高,抗风险能力不强,存在较高的风险。三是县域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金融债权未能有效落实到位,损害债权人的权益。一些中小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造成债权清偿率较低,落实较难,最终影响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

2.4 政府行政作为不当,未能有效维护金融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上,很少把县域金融作为一种产业来抓。因而,在发展战略和具体工作上,县级政府只是片面强调金融如何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金融业运行的内在规律,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同时,政府对金融机构放贷行为行政干预过多,导致未能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破坏了金融资本的正常运行,影响了金融的健康发展。另外,由于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县域内执法部门的执法效率低下。如在维护金融债权方面,经常出现银行债权案件判决不公、久拖不决或者判决后难执行、执行周期过长等问题。这不仅严重打击金融机构信贷投入的积极性,也影响到县域外资金的流入。

2.5 中介机构不够健全,未能提供有效金融服务

在县域经济金融环境中,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相关密切的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化中介机构较为缺乏,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缺少沟通的“桥梁”。同时,当前县域担保体系普遍不完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较为稀缺。在一些成立的担保机构中,担保资金总是未能完全到位,这些因素,导致与众多中小企业的保证贷款需求相差甚远。

3 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路径建议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健康持续稳定运行的内在要求,是经济金融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根据县域实际情况,找准切入点,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3.1 加强金融生态宣传教育,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氛围

要采取多方面举措,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使金融生态观念深入人心。要培育社会信用文化,普及金融生态环境知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良好局面。要充分发挥媒体宣传造势功能,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塑造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先进典型。同时,对一些负面典型也要加以宣传报道。通过大力宣传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良好效应,为建设金融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2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形成良好金融信用环境

要加快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完善,统一明确和界定信用信息采集标准,实现最大范围内将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纳入县域征信系统,完善县域信用信息征集系统。同时,建立健全信用信息交流与共享的机制平台,实现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多头管理的弊端,使相关社会信用数据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使用,从而提高信用信息共享程度和利用效率。另外,要建立信用激励与惩罚机制。对于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典型企业可作为正面案例进行积极宣传,并在各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与优惠;对于失信违约等不良信用行为表现,要大大增加其失信成本并形成全社会共同制约的机制,使失信者付出相应代价。

3.3 加大执法力度,改善金融司法环境

一是要强化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效率。对准备执行、强制执行、报结执行、延期执行等案件全部实行登记和汇总,并实施执行案件与审判案件流程相配套的动态监控。二是要加强对金融债权债务案件审理,提高案件的立案率、结案率和执行率。三是要加大金融案件执法力度,坚决打击各种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从而提高金融债权回收率,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3.4 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信用建设是发挥县级政府在建设金融生态环境中主导作用的重要举措。县级政府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要当好监管金融市场行为主体,而不要去干涉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县级政府应扮演服务者的角色,为建设金融市场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协调处理好银企关系。同时,要探索建立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考核评价机制,制订科学的指标体系和考评办法,把建设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工作的评价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从而全面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进程。

3.5 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发挥其“桥梁”作用

一是减轻贷款规费负担。县级政府应组织相关主管部门对银行贷款抵押、担保、评估等中介服务收费行为进行清理整顿,适当减少其中收费项目,降低中介服务收费标准,从而降低金融风险预期,为金融机构放贷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加快建设县域信用担保机构的步伐,尽快组建更多、更强、更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与金融机构放贷难之间的矛盾。三是强化中介机构的市场竞争和监督管理,提高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切实发挥信用中介机构在信用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摘要：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含了相关的经济环境、社会信用环境、法制环境、政府行为以及中介服务组织等多重因素。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加强县域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促进经济金融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县域金融生态环境仍存在很多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优化,从而有效支持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社会信用

参考文献

[1]周卫军.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因素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1,(06).

[2]李小红,赵华伟.构建和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思考[J].农业考古,2010,(06):171-172.

[3]冯紫明.金融生态建设的路径选择[J].中国农村金融,2012,(06).

[4]易寿生.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若干思考[J].金融与经济,2011,(09):16-17.

[5]王学杰.浅谈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与发展[J].贵州农村金融,2012,(06):3-5.

[6]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课题组.江西省金融生态环境的实证分析与对策建议[J].金融与经济,2012,(01):77-80.

[7]何肖龙.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1,(21):190-192.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篇2

近年来, 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不断凸显, 农业落后,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增收困难。同时, 农村金融演变为农村发展的“软肋”, 甚至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瓶颈。由此看来, 全面实现“双百目标”, 当前必须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 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之处在于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2 基本理论

2.1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一部分, 对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影响和作用的多种因素, 即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

2.2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影响

2.2.1 农村经济环境良好, 企业经济效益好, 对资本需求增加, 有利于改善企业的信用进而减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 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本效率。农村经济环境良好, 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农村各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使得各要素得到优化配置, 推动农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2.2.2 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 提高农村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信用意识减少农村不良贷款事件的发生并改善农村融资环境和投资环境。农村金融环境发展良好有利于减少资金外流的发生, 提高机构服务质量, 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公平、公正竞争, 提高金融效率。

2.2.3 农村司法环境良好有利于金融诉讼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和解决, 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有利于监督农村的金融活动, 取缔以地下钱庄为主的非法金融交易活动。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得农村产权明确, 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发生进而农村的各项资源得到优化与合理的配置。

2.2.4 农民的人口素质高有利于接受新理念、新产品, 农民的投资理财意识增强, 农村理财产品得到广泛认可, 农民的决策更加合理、减少了盲目性、降低了风险, 同时也有利于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诚信水平高会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 同时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为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进而提高金融效率。

3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现状

3.1 经济环境现状

根据表3.1可看出从2004年到2013年农村人均GDP增长了2891.7元, 增长率是110.28%, 城镇人均GDP增长了20159.60元, 增长率是137.95%。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 农村的经济发展程度处于落后状态。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3.2 金融发展环境现状

农村金融机构有限以及金融机构体系不够完善, 金融机构的业务种类少、业务覆盖面狭窄, 在从业人员方面不能及时有效的填补缺口。金融机构设置在农村地区的主要任务为吸收存款, 向乡镇企业和农村居民的贷款有限, 将存款带入城市导致资金外流显著。

3.3 制度环境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只有一些零散的意见和规定来约束和管理农村金融活动, 法律效力较低进而降低了金融效率。在农村债务人逃离债务的现象普遍存在, 对债务人逃离债务的惩戒力度不够, 为个别人和个别企业逃离债务提供了便利。金融案件诉讼时间长、结案率低等的现象广泛存在, 有的案件强制执行期超过一年。

3.4 社会文化环境现状

中国属于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比重高, 但农民素质与城市居民相比不是很高, 很大一部分居民属于文盲、半文盲。根据表3.2可看出高中毕业生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低初中毕业生与小学毕业生占农村人口的比都高于高中毕业生占农村人口的比, 高于1%左右。我国农村地区小农经济思想浓厚, 地理位置特殊, 经济发展较城市落后, 没有建立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 没有征信系统和信用中介机构。这使得农村地区失信行为严重, 失信时常发生, 信用环境恶化, 贷款人无法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做出正确的评估。

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4 基于金融效率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路径

4.1 经济方面

因地制宜开发农林牧渔产业等产业, 形成地区优势和鲜明特色, 发展有机农业。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技术、设备, 加大规模机械化和产业化生产和经营, 同时加大技术投入以及鼓励农业创新。将农村物流建设提上日程, 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采取多种融资形式加大对公路建设投资, 提升现有公路的等级, 提高公路的覆盖密度, 保证农产品能够正常运输。

4.2 金融方面

机构改变以往的经营方式, 将农村居民的存款主要投入到农村地区, 加大为农村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农村金融机构保证流动性的同时降低库存现金和备付准备金来提高自己的盈利能力。金融机构积极储备高素质、高学历的金融工作人员, 定期的加强金融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 同时以增强金融创新能力提高金融机构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4.3 制度方面

引导农村金融产权制度走向成熟, 金融产权清晰, 努力保护金融主体的权利, 提高金融效率。金融监管制度要科学与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相衔接、相结合, 弥补金融市场失灵。监管制度要真正落实, 避免形同虚设, 监管当局能够真正的行使其监管职责。将农村民间资本市场归为金融监管的范围, 取缔高利贷等民间非法金融活动, 引导民间私人借贷正规化、合法化、契约化。

4.4 社会文化方面

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拓宽农村信用信息的征信渠道, 可以借鉴logistic回归模型、probit模型对农村企业进行信用评估与利用6C对农户进行信用评分。同时建立农村信息共享机制, 根据市场的需要将信息予以公开共享同时做好监督工作。做好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加强诚信教育, 大力宣传信用方面的知识, 将信用教育和道德教育纳入到高校教育中, 培养信用管理人才。优化法律环境, 强化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 引导农村居民守法、懂法、用法, 能够真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

摘要：我国金融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特征就是都存在二元结构, 城镇和乡村在金融发展方面极其不平衡。本文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相关理论出发, 在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为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现状,优化路径

参考文献

[1]程春梅.中国金融生态危机预警研究[D].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12.

[2]何颖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脆弱性[J].系统工程, 2013 (01) .

生态执政的路径优化 篇3

基于不同区域[1,2,3,4,5]、不同旅游类别[6,7,8]、不同学科背景与实践目的[9,10,11,12,13,14,15,16,17,18],学者们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与研究。值得强调的是: 一是生态旅游的概念虽然存在泛化的趋势,但其遵循自然环境与文化敏感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原则的核心不会发生改变[13,14]。随着旅游业发展的体验化、综合化趋势,旅游产品呈现复合化、体系化的特征,纯粹的生态旅游者的标签意识也趋于淡化。笔者认为,生态旅游应当作为一种旅游业发展模式或旅游业发展判定标准,不能过分强调其在旅游业研究中的类别属性。生态旅游概念的扩展正是旅游业实践进步与研究深入的体现,故本文研究过程中未对敦煌市旅游景区进行自然与人文类别的筛选,而是对敦煌市的生态旅游发展进行综合研究。二是当前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聚焦于对生态旅游参与者的职能定位、产业发展趋势分析、当地社区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模式和政府的调节政策,多将生态旅游参与者对生态效益的诉求视为被动,整体上缺乏在参与者利益结构关系解构的基础上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主动性研究。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社会角色要多于其他产业,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旅游业、生态旅游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 世纪60 年代英国与美国在公司治理模式的探索中发展起来的,是一次由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向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转变。该理论要求公司应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股东只是其中之一并非全部。利益相关者理论自提出后趋于完善,其中关于利益相关者如何界定的探讨,“多维细分法”与“米切尔评分法”是研究的突出成果[19,20,21,22]。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与生态旅游研究领域研究始于20 世纪90年代前中期,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分类,旅游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24,25],国内研究集中于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定性分析与描述[26]、利益相关者的界定[27,28,29,30]、基于不同角度对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结构关系的分析等方面[29],总体上缺乏对生态旅游领域中利益相关者的实证分析与界定,以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生态旅游发展路径的深入探析。

本文首先基于学者工作进行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层次分类,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为目标对象,为反映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效益诉求的主动性现状,基于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得出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以半结构式访谈与文献分析等方法提炼各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生态旅游利益关注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结构关联分析,总体上设计出有效发挥与提升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诉求的主动性,深入挖掘利益共同点、协调利益矛盾点、改进利益关联闲置的生态旅游发展优化路径,并以敦煌市为例,提出区域生态旅游发展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2. 1 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层次分类

借鉴现有旅游业以及生态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成果[23,24,25,26,27,28],并基于对生态效益的首要追求及区域尺度的特征,界定政府、旅游地居民、旅游企业、游客、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及相关科研机构、媒体、特殊利益团体( 摄影爱好者协会、宗教团体等) 、学校等教育机构9 类利益相关者( 表1) 。

注: 问卷与访谈时所对应的问题采用王纯阳、黄福才所采用的方法。即要求被调查者与访谈对象对列出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进行排序,统计分析得出某一利益相关者在该属性下的平均排名,进一步对所得结果做倒数处理得表中数值结果。以主动性为例,数值越高,表明其认为该利益相关者主动性越强。

借助相关利益者研究中已趋于成熟的“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结合王纯阳[28]等人在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实证研究成果,对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实证分类。为进一步明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效益方面的利益诉求,笔者从“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三方面设计调查问卷,对所列举的利益相关者并邀请旅游规划专家参与此次调查。在与相关利益者代表进行回访的过程中印证中所得的利益相关者的层级分类( 图1) ,尤其是生态利益核心相关者的划分得到多数不同类别的受访对象认可。

注:G为当地政府,L为旅游地民民,C为旅游企业,T为游客,M为媒体,N为非政府组织,S为特殊利益团体,A为学术界及相关科研机构,E为学校等教育机构。

层级划分结果与宋瑞[26]在全国尺度上对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层级的划分基本一致,但核心利益相关者层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位序存在差异,前者在核心层的利益诉求排序为: 当地社区> 旅游企业> 保护区> 游客,而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的核心层利益诉求排序为: 当地政府> 旅游地居民> 旅游企业> 游客,当地政府为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第一利益诉求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层级划分在不同的区域尺度上具有不同的表现。本文认为,可能是旅游地居民、政府官员、游客群体结构差异等因素带来的影响,但具体因素与各因素所占权重需要进行新的研究。本文认为,在具体区域单元内进行利益相关者层次划分的工作中,只有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才可能更为准确地对区域旅游业生态发展的相关利益者进行界定与分类。结合王纯阳等人[28]在以经济为主要利益诉求的传统旅游中,利益相关者分类中的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表明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目标下,旅游行业各利益相关者对利益诉求会发生较大变化。

2. 2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调查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主观诉求度代表了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旅游发展工作中的主动性强弱程度,是了解生态旅游发展现状的重要基础。依据问卷统计结果获得的数据对游客、旅游地居民、政府人员、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期望值分析处理( 图2) ,整体可知敦煌市游客对旅游活动中生态效益的期望值最高,旅游地居民与政府次之,两者的期望值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而企业处于较低水平。问卷调查中对各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期望划分了五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三个值区,可知,游客中70% 对生态效益高度期望,30. 2% 对生态效益中度期望,1. 9% 对生态效益期望值较低; 旅游地居民、政府、企业的数值分别为49. 1% 、34% 、17% ; 62. 3% 、20. 8% 、17.2% ; 34% 、58. 5% 、7. 5% ,表明游客与政府在高值区存在较广泛的分布,旅游地居民值区表现相较于其他三者较为均匀,高值区的分布较少,而企业高值区的分布数量最小,且在中值区出现的概率最大。

根据调研结果整体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期望水平强弱排序为: 游客> 政府> 旅游地居民> 企业。游客与政府对旅游地的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态效益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欲望,而旅游地居民对生态效益的诉求则呈现较高的差异特征,利益诉求程度在旅游地居民中分化严重,而企业对生态效益的诉求整体并不强烈,处于中下水平,表明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生态效益诉求主动性弱。

3 结果与分析

3. 1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分析

笔者以座谈等方式分别对游客、当地居民、政府、企业( 主要为酒店、旅行社) 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记录并筛选出被大多数同类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相关点( 图3) ,并基于利益相关点进行游客、当地居民、政府、企业的利益关系分析。笔者认为,基于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利益共同点及利益矛盾点的分析解构,可对敦煌市旅游业发展中利益机制的体质基础、症结完成“由标及本”的“望闻问切”。相较于传统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中对资金投入、环保意识、环境现状、自然条件等现状的经验类描述,本文可对制定更加高效的政策,编制更能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政府: 政府的生态旅游利益相关点主要表现在职能上,生态旅游发展在区域上的层次主要具体表现在不同职能部门制定的法律规划、开展的开展建设项目、建立的管理体制、配备的人员专业技能素养均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政府制定的生态旅游政策、总体规划直接作用于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地居民等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即政府是生态旅游发展的框架设计者。敦煌市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区域层次上包括了环保、建设、林业、农业、国土、文化、旅游、发改委等众多部门,不同部门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访谈中发现不同职能部门对生态旅游的利益关注点与所在部门的职能紧密相关,表明传统生态旅游研究中基于政府职能分析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本文对利益结构分析中政府的利益点在访谈的基础上又结合政府部门的职能进行了整合。

游客: 游客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主体。游客对旅游的生态效益诉求的出发点是获得高质量的旅游经历。结合对游客生态效益期望的分析和现场访谈,笔者发现敦煌的游客构成大多具有较强的生态意识,对市区与景区的环境保护具有责任感。笔者认为,可能是敦煌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导致敦煌游客客源呈现出该特征。为进一步表征游客的利益诉求,本文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中与生态效益发生关联的部分做了进一步的解构,将旅游六大要素中的“住、行、玩”纳入利益关系分析中。

旅游地居民: 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既是核心层的利益相关者,同时是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也是生态旅游影响的高度敏感者和直接承受者[23]。除了当地居民的角色,很有可能扮演着旅游业经营者的角色,尤其是在敦煌市等旅游城市。当地居民将尽可能参与到旅游业的生产活动中,敦煌市生态环境脆弱敏感、环境承载力低,旅游地的环境易受到冲击,而当地居民则为主要受体。此外,旅游业发展将带来公共设施改善、城市景观主题改变、社会文化开放度提高等。总体而言,当地居民在生态旅游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其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对生态效益诉求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生活质量。

旅游企业: 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的发展中对生态效益的利益诉求并不清晰,然而旅游业生态化发展的表现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代理商的市场战略与经营策略。依据对敦煌市各类旅游相关企业的走访,笔者将当地的企业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资源管理部门合作或由其衍生出的旅游企业,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点开发商; 另一类是投资者直接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如提供食宿的星级酒店。这两类企业在参与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信息等资源存在差异,为获得经济利益所提供的服务类型业不同,进而导致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点。尤其是在旅游开发中投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企业,拥有在景区发展规划等重要决策中具有重要发言权( 以第一类企业为主) 。而目前旅游企业基本都对自然资源和文化方面的成本不承担直接责任,当前对于企业生态范畴的研究与实践集中在如何进行强制的约束和有效的激励,多将旅游企业视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态效益实现的阻碍者,而基于这种方式的实践不可避免在执行上存在较大的阻碍,实践效果甚微。故如何解析出旅游企业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结合点,将旅游企业内化在生态旅游发展系统中,提升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中的主动参与度对生态旅游的优化发展极为重要。

基于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 图3) 可知,核心层生态旅游发展中对生态效益诉求关联中以利益共同点为主,如良好的市容环境对旅游地居民的优质旅游环境、游客的良好住宿环境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在政府对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游客在单位时间内可以浏览到更多的景点存在利益矛盾、旅游地居民对市内交通的诉求与游客对良好交通条件的诉求存在利益矛盾。值得说明的是,旅游企业对绿色、低碳品牌游客认可度存在较高的利益诉求。在当前的利益关系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效益追求点并没有与其存在利益共同,笔者将其归纳为利益关联闲置。通过利益关系的网络分析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内部发生利益关联最弱的是旅游企业,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旅游企业生态效益期望较低的原因; 政府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存在较多的利益联系,表明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利益矛盾关联的另一端点均为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这一现象更强调了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关键性,故围绕游客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 2 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化措施

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水平为基础,基于利益共同点与利益矛盾点、利益闲置等分析,对敦煌市生态旅游优化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①旅游地居民对生态效益的诉求呈现较强的差异特征,在不同的人群中对生态效益会出现较大不同的特征,因此应采取灵活措施来提升旅游地区居民的生态效益期望水平。如可选取对生态效益有较高追求的“社区红人”进行整体带动,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介建立有关生态宣传的自媒体账号,整体上进一步确保旅游地居民的主体意识。②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主观诉求较低,结合对生态利益网络的分析可知,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旅游企业的利益诉求点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诉求点关联少,且存在利益关联闲置,故应重点解决他们被其他核心层利益关联者忽略的利益关注点。如针对“绿色、低碳品牌游客认可度”被忽略的问题,可允许被“绿色酒店”等品牌认证的酒店推出“一人一换”与“一天一换”等供游客自行选择的业务,发放“绿色住宿”的贴签令游客在行李箱上选择黏贴等,使其利益关注点设计为可被游客直接感知。③加强利益相关者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如要实现上文中提及的旅游企业针对业务内容从细节上创新,灵活思考,从而设计出令游客直接感知的利益关注点,若存在政策冲突,就必须与政府部门进行业务对接。如四星级酒店的标准为“每日必换床单与枕套”,政府可对该规则基于生态旅游的角度进行修正,令酒店可推出“一人一换”可供游客自行选择的业务,进而对业务附以不同的价格梯度。④针对利益矛盾点,应当优先协调多方利益,实现双赢。政府对“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诉求与旅游对“浏览更多的景点”诉求存在着利益矛盾。如在雅丹地貌地质公园、莫高窟等景区均存在该冲突,出现该状况本质上是由于游客量过大对景区承载力产生冲击。这里可以借鉴莫高窟博物馆建设的经验。莫高窟文化博物馆在对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佛像进行复制的基础上并对其艺术文化内涵进行揭示,一方面使游客对莫高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景区的旅客因此得到分流而减缓客流量过大对景区维护带来的压力。⑤生态旅游发展为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博弈,为实现区域生态旅游的高质发展必须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性”,基于区域现状形成圆桌会议等由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谈判与共同决策的形式,提高利益相关者在旅游规划等重要措施的参与度。这也是“持股者”向“利益相关者”概念转变的基本要求。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基于研究的高聚焦度与实践的针对性考虑,重点对区域生态旅游发展中核心层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值得说明的是,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应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统筹考虑,盘活利益关系网络,如提高当地旅游居民的生态效益期望在紧抓政府等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工作的同时,更需要媒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介入。本文认为,在具体某一区域中进行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中,只有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才可能更加准确地对区域旅游业生态发展的相关利益者进行界定与分类。

游客、旅游地居民、政府人员、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期望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同值区内的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把握区域内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诉求特征对生态旅游的快速高质发展尤为重要。通过对利益关系的网络分析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联存在利益共同、利益矛盾、利益关联闲置三方面的特征。内部发生利益关联最弱的是旅游企业,同时解释了旅游企业生对态效益期望较低的原因,政府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 存在较多的利益联系,表明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利益矛盾的端点均为游客,表明围绕游客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十分重要。

生态执政的路径优化 篇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 由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西省本着“集聚经济, 高效开发”的原则, 重点发展科技创新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工业, 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打造“三个基地, 一个后花园”。“三个基地”即: 沿海发达地区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沿海产业梯度转移承接基地、劳务输出基地, “一个后花园”即把江西打造成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休闲后花园。

目前, 经济区内的产业涉足了汽车、机械、电子、冶金、化工、光伏等多个行业, 比如:南昌的汽车、电子, 九江的化工、船运, 景德镇的陶瓷, 鹰潭的有色冶炼, 新余的光伏、钢铁等。各产业分工明确, 产业链互有渗透。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 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早期的结构转换, 该地区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较快, 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

在欧债危机后, 受国际市场经济波动以及人力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经济区内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 企业效益下滑, 在产业结构方面, 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 产业同构。

由于都在一个地缘经济板块, 各地市在资源禀赋上大致相同, 而资源条件作为产业选择的重要依据, 导致各地区产业选择的结果相似;新钢与南钢的钢铁产品, 江铃股份与昌河汽车的轻型卡车系列产品等, 即使是同一家公司, 比如赛维LDK公司, 不仅在马洪、下村建立了工厂, 还在南昌成立了赛维LDK (南昌) 高科技有限公司, 在上饶成立了上饶江西赛维LDK太阳能公司, 而各地的产品大致相同。这必然加剧了市场的产品同构现象。另外, 各地方政府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方面, 都给予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产业促进政策, 相同的产业政策导致各地市产业发展趋同。

(2) 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的竞争力不强。由于外资公司入驻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或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公司的核心或关键技术都未能向本地企业转移, 本地区的创新能力依然较弱。

目前, 国际光伏产业已进入第三代光伏电池的研发, 而赛维LDK生产第一代生产硅晶片光伏电池, 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见一斑。新钢公司虽然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 但是在全国钢铁的市场份额占比较小, 远远落后于宝钢、武钢和河北钢铁等大型钢厂, 产品也主要集中在省内进行销售, 在新产品的研发上, 也落后于大型钢厂。

(3) 环境污染。

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 其周边区域生态条件良好, 是许多珍稀水禽越冬的首选栖息地, 被誉为“大陆之肾”。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也不可避免遭到污染, 沦落为我国主要的酸雨区之一。其中, 九江、景德镇和新余三个地市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均超过 50 千克以上, 超出全省平均水平的3.5倍以上, 其主要原因就是工业污染, 废水、废气的乱排乱放。尤其是在新钢周边, 整年烟雾缭绕, 粉尘扑扑, 地下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而九江市作为我省炼油及化工产业基地, 也不能幸免于难, 二氧化硫的排放同样也不容小觑。

2 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及路径

产业结构优化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合理化强调各产业之间的协调比例和关联水平, 而高级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指主导产业的有序更替, 高效化是指产业结构的效率不断得到提高。

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有三个, 分别是资源配置最优化、产业发展开放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它们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质, 而产业发展开放化则是一国融入全球经济, 从而更好地调整该国产业所应该遵循的目标和方向。

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理论为大道定理 (Turnpike Theorem) 。其所描述的经济增长最优路径即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优路径。产业结构优化遵循两条基本路线, 一为内向型优化。二则为外向型优化。其具体形式主要有:产业的空间转移、产品升级换代、产业链条位置升级和“跨越式”链条升级。

3 环鄱阳湖结构路径优化的动力因素实证分析

3.1 数据、变量定义与描述

(1) 数据来源。

除非特别说明, 本文中所用数据均来自《江西统计年鉴:1996～2011》。在数据的选取过程中, 尽量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为了剔除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 利用 CPI指数对各数据进行了修正, 转换为 1979 年不变价格的相应指标。1996～2011年各年的CPI指数分别为:100.0、102.0、101.0、98.6、100.3、99.5、100.1、100.8、103.5、101.7、101.2、104.8、106.0、99.3、103.0、105.2。

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地理位置及数据的易得性, 本课题选取南昌、景德镇、九江、新余、抚州、鹰潭六个地区市进行分析。

(2) 变量定义。

根据前面的讨论, 本文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与路径。根据模型需要, 变量定义如下:

①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记为 Y。这里是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这是因为从 1996 年到现在,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第三产业的占比在逐年上升。而第二产业占比的增长速度近几年明显放缓, 且部分地区的第二产业占比已出现下滑趋势。

②各地区市的社会总投资, 这里用invest的开头两个字母表示, 记为IN。

③各地区市的居民消费, 这里用consume的开头两个字母表示, 记为CO。

3.2 实证分析

(1) 相关性分析。

利用eviews6.0软件,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指数、社会总投资和居民消费三个序列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 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相关性最大的是社会总投资, 为0.68;居民消费为0.5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过程中, 投资所起到的作用是大于消费的。然而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引导关系, 还需要对各个指标的引导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

(2) Grange 因果检验。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产业合理化程度指数与社会总投资、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检验, 以此判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 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发现,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社会总投资IN是产业合理化程度指数的 Granger 原因, 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居民消费是产业合理化程度指数的Granger 原因。这说明社会总投资的增长的确可以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 而且其效果要优于居民消费。

可见, 居民消费的增长既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 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即消费需求既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又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要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效化, 增加该地区的消费需求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4 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

单纯融入全球价值链时, 区域内企业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营销等优势, 与外方的谈判能力不足, 容易被外方钳制, 陷入沦为其代工厂的困境;单纯融入国内价值链, 企业往往缺乏创新的动机, 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 企业找不到发展的方向。

只有立足于国内价值链, 又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自主型模式, 对接和融合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 走自主型产业结构优化路径。这才是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优化升级的最佳途径。理由如下:

(1) 国内外价值链的功能互补。由于国内市场需求非常大, 且消费层次较多, 涵盖了高、中、低档消费。同时融入国内外价值链, 提升产品的创新能力, 还可以提升国内价值链功能, 区域内企业的产品借助于国外价值链及渠道, 以自有品牌的形式打入国际市场。

(2) 国内价值链部分环节的国际化延伸。由于国内价值链中某些企业逐渐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成为主导企业, 需要寻找更低级的代工企业, 这样, 国内价值链必然向外开放并延伸, 加快区域内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一般都经历三个过程:首先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开拓和竞争, 在取得国内市场某个行业或产品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竞争优势后, 建立自己的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其次进入周边市场, 形成以自主型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最后打入发达国家市场, 形成自主型的全球价值链。

(3) 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以国内市场为主导, 所以能够更好地为本国消费者服务。消费者的消费经验可以快速地反馈给企业, 企业据此研发生产新产品,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进而形成企业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同时, 本国市场风险小且容量大, 经济区内的企业在运输成本、客户熟悉程度和政府支持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 能更好地把握市场发展方向, 匹配市场需求, 以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5 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5.1 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 投资对经济区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 而且投资需求是派生需求, 能派生出多个产业的需求, 拉动多个产业的发展。同时, 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比如:经济区内的抚州市交通不发达, 火车站开出的列车次数少, 去到新余, 还需在南昌或东乡转车。鹰潭市作为江西省的铁路枢纽, 可以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大力发展物流业, 构建覆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物流园区, 加速经济区内的物资流动。因此, 经济区内, 需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公路、铁路等等。

5.2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提高第三产业占比

打造多元化旅游产品, 构建优质高效的旅游产业, 高起点规划, 以山、水、城为依托, 充分整合各地市的旅游资源, 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的产业带。以庐山、三清山、龙虎山、龟峰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的生态度假游;以瑞昌、修水、星子等地的温泉为依托的生态休闲游;在鄱阳湖核心区, 可以重点开发以湖泊、湿地、候鸟等为依托的湖区生态观光旅游;以陶瓷文化为依托的生态陶瓷游。

5.3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增加消费需求

目前,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严重制约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收入差距通过影响需求总量及需求结构, 导致需求不足或需求结构断裂等问题, 抑制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总量, 影响消费需求结构的提升。要缩小收入差距, 其措施主要有:

(1)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使居民无后顾之忧, 敢于消费。一是提升基本社会保障的标准, 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匹配, 同时又在各方面的可承受范围内;二是要扩大社保覆盖面, 提高收缴率, 多渠道保证资金来源, 各级财政要尽可能地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三是要完善社保的管理体制, 规范社保资金的收缴、支付及运营, 并对其保值增值。

(2) 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 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因素有市场壁垒和城乡、地区差距等。必须打破行政和要素壁垒, 建立一个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平稳有序地向城市转移, 从而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 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提升需求结构。政府要引导社会公众的消费理念, 引领消费升级, 提升社会公众的消费理念。另外, 要鼓励企业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市场细分, 开展错位竞争, 要积极支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开发新产品, 以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4 自主创新, 实现技术突破

4.1 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不仅包括信息网络、科研设施等硬环境, 也涵盖了创新政策、文化等软环境。完善与自主创新有关的法律法规, 尤其是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要建立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 并完善市场监督和执法机制。

4.2 加大科研投入

第一, 政府要重视投入的社会效益, 对基础研究加大投入力度, 尤其支持共性技术和共享技术的研究开发。

第二, 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 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作用, 引导并支持企业开展 R&D 研究和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

第三, 推进产学研的一体化合作, 通过商业化方式如技术转让、专利许可等方式, 实现创新成果的转化与直接推广, 形成一定范围内的创新集聚效应;同时, 在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过程中, 应充分发挥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在关键技术发明创造中的核心作用, 给企业提供直接的技术支持和帮助, 结合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开发, 实现由技术引进为主向自主开发为主的转变。

4.3 调动企业创新的能动性

第一, 构建市场导向型的企业自主创新。企业要实行市场导向型的自主创新, 结合自身特色, 在前景向好、利润率较高的领域进行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 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 从而增强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 鼓励企业之间建立研发战略联盟。应注重企业间技术的合作, 鼓励中小企业之间组建创新战略联盟, 进行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合作, 通过建立这种新的合作, 形成一个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研发外部网络和企业自主创新战略联盟, 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5 构建层次化的产业联动

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环境面临着巨大变化, 加强各地市的产业合作水平, 构筑协调发展的格局, 推进经济区的产业整合和产业联动发展, 共同抵御外部风险。为实现经济区内产业整合的顺利进行, 必须遵循:

5.1 充分发挥各地市的比较优势

经济区内各地市之间, 不仅资源禀赋不同, 而且产业基础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正是这种经济互补和产业发展差异, 使得产业联动成为现实。同时, 也有利于各地市的产业差异化发展。比如:南昌重点打造成光电产业基地和航空基地;景德镇优先发展特种陶瓷产业;新余建设成为国家新能源城市;鹰潭将有色金属、物流业作为其支柱产业等。

5.2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政府应积极推进市场一体化的建设;但由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性, 加上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和自发性等特点, 使得市场机制无法又快又好地实现产业联动。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引导和推动, 而以“政府推进与市场导向相结合”为行为准则。

参考文献

[1]周顺奎.新型工业化模式下的产业结构优化策略分析[J].特区经济, 2012, (1) .

[2]殷瑞钰.工程演化与产业结构优化[J].中国工程科学, 2012, (3) .

[3]蒋寒迪.产业生态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2, (1) .

构筑党执政的“生态园” 篇5

一、“生态园”的创建是党执政能力提高的前提和基础

执政环境是执政党用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的, 也是其执政能力凸显的一个方面, 也是党的执政水平的展现, 良好的执政环境反过来又能够促进党更好地执政, 更好地把党的施政纲领传播贯彻下去, 由此, 也能够更大程度上促进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生态园”的创建有利于党更好地施政、执政。我们党在中国执政, 中心任务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新世纪新阶段就是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肩负的重任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提高的就是党的执政能力, 这种能力的施行, 是对全国人民的, 这种能力的提高, 除了党自身加强建设外, 当然需要全国人民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 才能造就良好的施政土壤,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积极响应, 由此, 也才能使党更好地把执政理念、施政纲领落到实处而发挥作用。

“生态园”的创建有利于党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 “三个代表”的核心就是执政为民, 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任何执政党的根基, 都在于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人心向背, 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

二、构筑党执政的“生态园”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是历史的选择, 是人民的选择。这就奠定了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牢固基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 中国共产党进入全面执政期。在至今为止的56年执政历史上, 党的执政行为一直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党的执政方式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 号召全党“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以适应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领导党”、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1956年9月, 邓小平在八大报告中, 分析了全党面临的新考验, 提出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 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坚持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并加强党的团结等。1992年十四大提出“简政放权”,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体制与政府职能等领域反执政方式进行一系列尝试, 这适应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1997年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则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综全国力明显增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 000美元向3 000美元跨越。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重大成果, 也是人民群众共同承担起创造良好环境的物质基石。在新时期, 党面临的困难增多, 全国人民承担起为党执政扫清障碍的职能, 共同构筑我们党执政的“生态园”。

三、构筑党执政的“生态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 党执政的“生态园”建设要确立正确的生态位。所谓生态位 (这是生物学上的概念) , 是指物种在生物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仅是指其所处的空间位置, 更重要的是指它所执行的功能——它的实物链、行动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是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变化、应对两个转变的必然要求。从党的发展历程来看, 我们党成功实现了“两个根本性转变”, 党找准了在不同历史时期自己执政的生态位, 完成了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的转变, 从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已经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这种变化, 是党对自身生态位的调整, 这种调整是党在总结历史经验, 审慎国内外形势的基础所做出的, 这充分说明, 我们的党是一个善于不断总结经验, 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党。

其次, 党执政的“生态园”建设要努力协调各种关系, 促成和提升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党的执政能力要想得到提高, 就应该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执政经验, 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 在找准自身生态位的前提下, 要仔细分析中国国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关系及其状况, 分析周边环境状况, 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 把握其相互关系的内涵, 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 运用翔实的办法有效地处理这些关系, 增强驾驭和谐社会的能力。只有把这些关系认识清、分析透、处理好, 各种关系像生态园中的动植物以及与环境、气候、土壤、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样, 才能使党的执政水平得以发挥, 党的执政能力才会得以提高。诚然, 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 其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有的凸显有的隐蔽, 不易掌握规律性, 但只要承认规律性的存在, 只要不停止地去探索规律, 只要从生态和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用生态和谐的思维去指导执政行为, 就一定能够使之和谐顺畅。

再次, 党执政的“生态园”建设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使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 形成合力。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党自身的事情, 还有赖于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配合, 为其创造有利的条件, 实现执政目标。古人云: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在夺取政权时期,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人民战争,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地道战、地雷战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打败日本侵略者, 解放了全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又以“民心所向”为基点和出发点, 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非常广阔的社会基础, 获得了不尽的力量源泉, 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武装先进的国民党正规军, 由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历史的新纪元。陈毅同志曾说: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当前情况下, 国际环境更加复杂, 国家任务更加多样与繁重, 我们党更要发挥其优势, 做好广泛的鼓动宣传工作, 使党的主张深入人心,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使全国各族人民自觉的纳入到实现共同的目标的大军中来,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这样, 党的执政能力才得以充分发挥, 党执政的土壤才会丰厚, 为人民服务这个执政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才能得以形成。

最后, “生态园”建设中要科学诠释和谐的含义, 正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旨和方向。和谐一词,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配合适当和匀称。和谐与矛盾不是一对对立面, 和谐的含义并不是消除矛盾。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 (1568—1639) 写了一本书, 名叫《太阳城》, 在这本书里, 他把社会主义描写成没有不劳而获的贫富不均, 没有奴隶和仆人, 没有贵贱之分, 没有吃闲饭的人, 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没有城乡差别。人们的生活都是划一的, 住同样的房子, 穿同样的衣服, 吃同样的伙食, 上同样的学校。18世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为了实现他幻想中的和谐社会, 搞了一个实验, 他在1824年辞去工作, 带着四个儿子和少数门徒到美国去, 在那里, 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 建立了一个名叫“新和谐”的移民区, 结果当然失败了。毛泽东说,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认为, 矛盾引导前进。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 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那么, 和谐和矛盾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我认为, 和谐的反义词不是矛盾, 而应当是纷乱。事物内部的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永远不会消除的, 和谐会使这种矛盾真正起到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 而且, 还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以加速度的方式推动事物的发展。正如人走路, 左右腿没有矛盾就会停滞不前, 但左右腿在争相向前的同时如果和谐就会走的更快。人的肌体内也无法消除矛盾, 没有消化与分解就不会有新陈代谢, 据估计, 人体中的水分子, 每七天更新一遍, 蛋白质每过80天也更新一遍, 人体中的所有原子过一年以后98%都已经更新了, 生命机体的存在是矛盾斗争的结果。大自然中的生物圈亦是如此,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特别喜欢长颈鹿, 他就下令对吃鹿的狮子进行捕杀, 结果过了几年, 连鹿群也在不断减少, 究其原因, 狮子吃掉的往往是老弱病残的鹿, 使那里的动植物保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 而狮子遭到捕杀, 破坏了那里的生态平衡, 结果事与愿违。由此可见, 和谐不是消除矛盾。有矛盾不可怕, 可怕的是纷乱, 纷乱出现, 推动事物发展的矛盾无法起到应起的作用, 而外在的矛盾又重重, 杂乱无章, “生态园”建设不但成空话而且还会成为阻力。赫拉克利特说:“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总之, 党的执政不仅仅是党自己的事情, 我们都应当勇于承担起这个重任, 努力为党更好地执政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美好。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和谐相处的社会, 需要我们党付出艰辛的努力, 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应当为党构筑执政的“生态园”, 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 形成合力, 共同为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营造良好的执政环境。

生态执政的路径优化 篇6

关键词：专业镇,执政能力,能力结构,路径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政府能力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政府能力问题, 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国外, 1997年世界银行提交的《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最具代表性;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和国内政府能力问题已然凸现的情况下, 逐渐认识到政府能力研究的价值, 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能力的涵义与结构进行研究, 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的来说, 国内对政府能力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而且集中探讨的是中央政府的能力问题, 对地方政府能力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 对专业镇政府能力的研究更显薄弱。本人在借鉴国内外政府能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专业镇政府执政能力的结构及提升路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专业镇政府执政能力的结构

所谓政府执政能力的结构, 简而言之就是政府执政能力构成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方式、聚集状态、比例关系等。据此, 我们可以认为专业镇政府的执政能力结构, 就是指专业镇政府执政能力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排列组织方式、集聚状态及其比例关系。那么政府执政能力的大小强弱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汉密尔顿认为“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 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 统一;第二, 稳定;第三, 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 足够的权力。”这说明, 汉密尔顿视野下的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与行政权的大小与政府内部的管理水平有关系。这表明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与政府所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信息资源、管理水平、社会支持有关。据此, 专业镇政府执政能力的结构可解析如下:

(一) 专业镇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

政府要维持存续和实现职能, 必须要依赖一定的财政资源。财力是政府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财力是政府执政能力中的核心要素。恩格斯曾形象地认为, “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16世纪的布丁甚至认为“财力资源是国家的神经。”因此, 在社会资源许可的范围内, 有足够的权利获得经常而充分的货币供应, 应被认为是每个政体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专业镇的资源汲取能力就是要努力提高政府财政收入, 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专业镇需要在四个方面强化资源汲取能力:一是确保专业镇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保障专业镇政府财源的持续、稳定增长;二是通过扩权强镇举措, 在赋予乡镇政府一定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同时, 配置以相应的财权, 可考虑将专业镇范围内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留存专业镇, 从而使专业镇的财权与事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匹配;三是增加专业镇的预算外收入, 包括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管理费;到社会上争取资金, 利用社会关系招商引资以开辟财源;争取上级部门拨款等;四是专业镇政府应提高征管技术、防止税收流失, 从而增加专业镇财力。

(二) 专业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专业镇政府需要承担镇域内的公共管理职能, 需要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专业镇政府首先要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专业镇与一般建制镇的主要区别之一, 就是人口总数急剧膨胀, 外来人口比例大于本地人, 从而给专业镇的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此外, 在专业镇还频发企业欠薪和逃薪事件, 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和适时地介入, 极易造成群体性事件, 给专业镇社会稳定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冲突, 确保专业镇社会稳定, 是专业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专业镇政府作为我国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 需要承担起基层政府合理分配社会价值和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职能。这就需要专业镇政府具有协调各方利益, 划解各方矛盾的能力, 通过统筹城乡发展, 理顺分配关系, 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 专业镇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

政策执行能力是专业镇政府工作的生命力, 是保证政令畅通的前提条件, 是专业镇政府各项政策实施和产生效果的根本保障。专业镇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策质量本身, 在很大程度上还更多依赖于政策执行部门的执行力和执行水平。首先, 要提高专业镇政府政策执行中的理解力。专业镇政府要对上级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法律的精神实质要吃透并能准确运用, 在对上级政策执行不发生重大偏差的情况下, 大胆地进行创新和发展。其次, 增强专业镇政府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力。专业镇政府必须要改变一般建制镇四平八稳和“照猫画虎”的行事风格, 一定要具有灵活机动的变通能力和迅捷的应对能力。当上级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决定不符合本地实际需要时, 要善于利用相关民主原则和沟通技巧化解冲突和矛盾, 灵活变通地实施政策, 而非机械地执行上级政策方案, 最终既能对上级有所交代, 又不致对地方社会发展造成大的损失。再次, 强化专业镇政府政策执行中的领导力。专业镇政府创造经济发展原动力的能力是专业镇形成的根本外因, 专业镇政府在专业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积极转变职能, 主动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 创造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发挥资本优势等。

(四) 专业镇政府的体制创新能力

对于专业镇来说, 没有什么比体制创新更重要的了。随着专业镇社会经济的发展, 原有乡镇体制的许多弊端已全面暴露出来,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专业镇事权和财权的严重脱节。因此, 体制创新能力就成为专业镇政府推动专业镇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专业镇发展活力, 适应环境变化的重要基础。专业镇政府应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将一些没有效率或不合时宜的制度进行修正、合并或撤消;根据专业镇的发展实际, 创造新的制度;或改变传统乡镇制度的功能和地位, 使其更适应专业镇的快速发展, 更具有效率和效益。

(五) 专业镇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当前, 专业镇大部分税收被上级政府抽走, 专业镇本身财政留存少, 导致专业镇财权与事权的严重失衡。专业镇政府承担着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任务, 但专业镇本身的财权又不能支撑这种公共服务供给。为此, 就需要想方设法提高专业镇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 专业镇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竞争,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是提高专业镇竞争力的基础。

(六) 专业镇政府的危机管理与处置能力

危机管理能力是衡量专业镇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尺度, 是专业镇政府的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反应能力、执行能力、动员能力、规制能力等各项能力的综合反应。2008年2月, 广州狮岭皮具专业镇就制定了《狮岭镇公共安全应急机制》, 提出了“以人为本, 减少危害;统一领导, 分工负责;快速反应, 协同作战;平战结合, 常备不懈”的公共危机处置原则。建立了“镇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下设应急抢险组、事故专家组、医疗救护组、现场保卫组、后勤保障组、事故善后处理组、事故调查处理组、新闻报道组等事故应急处理专业组。狮岭镇还建立“专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处置指挥部及事故分管部门”, 并将镇突发公共安全事故分A (重特大) 、B (较大) 、C (一般) 三级, 实行分级响应。

(七) 专业镇政府的规划发展能力

专业镇政府的规划发展能力对专业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直接关系到专业镇地区发展的方向、质量和速度。广州狮岭镇的发展之所以能与时俱进, 就是因为镇政府未雨绸缪、思维超前的对专业镇进行总体发展规划, 并根据专业镇的发展实际不断提出调整。早在2004年, 原狮岭镇的总体规划就已获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确定2020年的建设用地总规划为25.3平方公里。但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及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 为此, 狮岭镇党委于2006年4月召开该镇总体规划调整咨询会, 邀请市城市规划局、市城市规划协会、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山大学及区规划分局、国土局等部门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对狮岭镇总体规划调整“发展取向”和新行政中心选址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在, 狮岭镇已确立了新的总体发展规划, 从而为该镇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二、专业镇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 消除传统的“压力型体制”, 重构县乡之间的权力结构

压力型体制, 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 (县、乡) 为了实现经济赶超任务, 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 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专业镇政府仍然是传统的建制镇管理模式, 专业镇政府要完成的任务包括税收、经济增长、计划生育等, 是完成县委下达任务的主要力量。在县级经济增长过程中, 其运行过程大致可分为指标任务的确定、指标任务的派发、指标任务的完成、指标任务的评价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 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是由上至下层层施加的。由于县乡之间这种压力型体制的存在, 导致压力承受者专业镇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和乡镇角色的变异:一方面是自下而上地逐级集中财税资源和自上而下地逐级将事权下压力, 层层向下“甩包袱”。另一方面, 县级政府只关系专业政府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 对专业镇政府动用何种手段完成任务并不关心, 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专业镇政府角色的蜕变。

为此, 一定要重构县乡之间的权力结构。专业镇政府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乡镇自治, 虽然当前还缺乏专业镇自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在当前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专业镇作为我国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理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专业镇应建设成为能有效领导和管理本镇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的地方基层政府。

专业镇的上级政府一定要从壮大当地镇域经济的大局出发, 从重构县乡财政体制新框架为突破口, 明晰界定县乡两级政府事权, 培育新的主体税种, 下放税权并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将应由专业镇政府履行的权力坚决地下放给专业镇, 将专业镇政府的职责和权利统一起来, 以强化专业镇政府统一管理本区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县级政府和县级主管部门要正确处理县乡条块关系和利益关系, 对“七站八所”进行重新清理、分类和精简。对设在专业镇的各种站所, 凡是有明确规定要下放的, 要一律下放到乡镇管理;转变执法队伍和经费管理方式, 将相关部门的执法权委托给各站所, 并将人员、经费充实到乡镇, 同时完善县直部门的评价考核, 从而增强专业镇派出机构的综合执法权力;一些垂直管理、双重领导的站所, 也要完善管理制度, 服从专业镇政府的统一协调, 使专业镇各站所能互相配合, 形成合力, 建立起政令畅通、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管理体系。

(二) 专业镇政府要重构和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专业镇政府原有的公共职能经常出现“缺位”和“越位”情况, 无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专业镇政府公共职能的重构, 要从体制上建立专业镇政权与镇域内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在市场体系下, 提高专业镇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则是合理划分政府、市场与社会功能边界的基础上, 从体制上重建专业镇政府的功能, 提高专业镇政府的规制能力和调控能力, 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的良性互动。

为此, 专业镇政府应强化政策调整、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职能, 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专业镇政府要树立现代服务理念, 做好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统筹规划, 加强对公共服务的规制和监管, 确保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通过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 在公共服务生产资格方面形成专业镇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合作共治的格局。专业镇要把不属于政府的职能放归社会和市场, 将工作重点转到提高政策规制能力和监督管理能力上来。

(三) 提升专业镇政府在专业镇技术创新中的服务功能, 培育专业镇核心竞争力

虽然有人主张在专业镇的深化发展中要逐渐淡化政府的行政管理角色, 但在关系专业镇可持续性发展的技术创新问题上, 专业镇政府的职能将不可或缺。特别是在市场要素发展迟缓和专业镇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专业镇政府的引导、协调和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专业镇技术创新项目的确立、筛选、立项、经费投入、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均离不开专业镇政府的的支持和督导。特别是在专业镇辖下的企业对技术创新因信息不足和预期不明朗而采取观望的情况下显得更为迫切。专业镇政府应强化服务意识, 引导专业镇企业树立忧患意识, 克服小富即安情节, 通过拓展服务领域和细化服务功能, 逐步净化专业镇的技术创新环境;专业镇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 借助那些依靠技术创新而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典型企业案例, 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 逐步调动专业镇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进而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专业镇政府要不断加强专业镇的公共管理和服务, 加快专业镇担保体系建设, 支持专业镇龙头企业或民营资本组建行业性会员制担保公司,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与此同时, 专业镇政府要克服困难,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借此带动民间投资。专业镇政府应成立专业镇技术创新的基金管理机构, 专门负责专业镇企业技术创新贷款的审验、发放、检查和督导, 防止冒领、多领或者挪作它用, 对于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将移送司法机关从重从快地予以打击。

(四) 要优化和提升专业镇政府的执政机制

首先, 专业镇政府要树立现代治理理念, 发展公共参与机制;同时增加制度化的容纳能力, 整合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阶层和团体的参政要求, 扩大专业镇政府的执政基础。其次, 专业镇政府要完善民主竞争机制。要特别完善专业镇政府中公务员制度, 对一般公务员的考选、晋职晋级等实现公平竞争、民主管理;对于行政领导的上岗竞聘、考核、交流、提拔等都需要有更加公正合理的机制配套。第三, 专业镇政府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对专业镇政府机构和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体系内行政监察和权力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 确保政府规范行政, 这实际上也是提升专业镇政府施政效果、促进政府能量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方法。第四, 专业镇政府法治保障机制。通过法制的健全和程序力量的彰显减少行政力量的随意性而造成的破坏性, 增加力量积累、减少能量四溢, 有助于专业镇政府进行责任化的执政, 从而有利于政府执政能力的稳步提高和持续强化。

(五) 不断挖掘专业镇政府执政资源

专业镇政府虽然是我国最底部的基层政府, 但其执政仍需要一定资源支撑, 政治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各种资源的持续供给是专业镇政府不断获取和保持高效能的基础性条件。专业镇要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就需要专业镇政府开发以下执政资源:一是雄厚的财政资源, 这就要求专业镇政府要管理和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提升汲取、动员、控制与分配等能力, 为专业镇政府执政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制度资源。这就要求专业镇政府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文明化和理性化, 特别注重专业镇政府的制度建设, 增强制度的规范性与正义性, 提高政府制度的综合平衡能力、协调能力, 构建延展性强、容纳性广、整合度高的执政制度基础。三是心理资源。公共执政需要专业镇政府具有较高的行政效力, 有良好的政府绩效, 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能够把直观的绩效转化成广泛的合法性资源, 确保政府拥有持续的权威资源供给。为此, 政府的制度设计、政策规定和行政行为都必须具有公共性, 必须理性化, 其治下的社会机会、权责义务、福利保障等要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心理落差和公正的待遇感, 从而激发公民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公共认同感和对政府的忠诚感。四是人力资源。用好用活专业镇政府体系内的人才, 科学开发人力资源, 形成梯级人力资源库, 支持专业镇政府的科学执政。五是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专业镇政府管理的现代化, 在信息化、电子化等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提高政府综合应对和快速、公正处理公共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廖林燕.政府能力问题的国内研究述评[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

[2]汪永成.新时期我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意义与任务[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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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5]王绍光, 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J.]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路径探讨 篇7

一、政治坚定:对执政人才之政治本质的硬杠杠考验

政治坚定, 是对一个领导干部和执政人才最根本的要求。所谓政治坚定, 就是领导干部自始至终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觉悟, 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见微知著的政治鉴别力,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分得清是非, 在重大关头和各种风浪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政治坚定, 关键是解决好对党和国家忠诚的问题。忠诚是政治合格的集中体现, 也是综合素质的核心之点。解决忠诚于党的问题, 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这是一个合格领导干部的最重要条件。这里, “政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既包括在思想上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 有崇高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仰,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有对党和国家执政能力的信心, 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也包括在行动上认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做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二、能力过硬:对执政人才工作胜任能力、创新能力的真实考查

一个领导干部, 能力是否过硬, 这是领导干部最基础的本领。所谓能力过硬, 就是指领导干部要有谋事、干事、理事、共事的能力, 履行好职责和推动事业发展,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践行科学发展的真才实干本领。在这里强调“能力过硬”的要求是多方面的, 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水平、较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和科学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还应具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系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能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结合起来,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三、作风优良:对执政人才的执政行为方式方法的综合检验

作风好坏, 是一个领导干部和执政团队兴衰的关键。所谓作风上过得硬, 就是指领导干部要拥有优良的思想作风、生活作风、坚持求真务实精神和求真务实之风的学风与工作作风。这里, “过得硬”的要求是很高的, 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党员领导干部什么时候都须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牢记“两个务必”,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保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把“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融化在脑海里, 并作为行为的戒尺, 时常衡量自己的言行等工作作风。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发表的语言平实, 务实亲民, 寓意深远的重要讲话, 到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后的各项工作活动中, 都频频展示出来一个良好的新形象和朴实的工作作风, 这种新的形象和良好工作作风的核心就是“求真务实”的体现。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展现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求真务实新形象, 这种“执政新风”体现了民心所向, 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不仅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同时也给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良好榜样。

四、奋发有为:对执政人才是否坚持践行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考问

奋发有为, 指人们要坚持精神振作, 有所作为。这里, 奋发有为不仅指一个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更指人们的正能量发挥和积极向上的行为。奋发有为, 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要有热情, 应具有强烈的高瞻远瞩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执政文化自觉意识、国家责任感意识等。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领导干部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真正内化为一切工作和政绩的动力源泉。领导干部要以民为本、取信于民、聚集民智、负责于民、服务于民、尊重于民, 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执政的重要大事来认真对待, 设身处地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解决现实困难问题。要真正把奋发有为、求真务实等优良的形象牢固树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在我国政治领域加速培养“中国梦之队”。要通过选拔培养让怀揣中国梦想的人才尽快地成长起来, 发展起来, 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有梦想才能有理想, 有理想才能有向往, 有向往才能有追求, 有追求才能有奋斗, 有奋斗才能有成功。奋发有为还强调, 执政的行为和政绩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信得过, 就是指领导干部的言行及其绩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要有较高的公信度和美誉度。最重要的是树立人民群众殷切期望的正确的政绩观, 避免一切产生负价值或负效益的政绩工程, 要把政绩观具体化, 善于从整体建设上看政绩, 从群众呼声和口碑上看政绩, 从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上看政绩, 从实践检验上看政绩。让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五、建设高素质治国理政骨干队伍, 既要好的顶层设计又要具体的操作步骤

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是对执政骨干队伍的综合性要求, 四个方面是有机的统一体, 互为促进、互为推动、互为作用、相辅相成。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 是一项重要的人才培养系统工程。既需要好的顶层设计, 又需要具体的操作步骤。大力提高执政骨干队伍的自我提升能力, 确保作风优良。通过提高自我反省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纠正能力, 增强执政骨干队伍“正视自我、完善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本领。大力提高执政骨干队伍的持续创新能力, 确保奋发有为。通过提高创新创造能力、快速应变能力、学习实践能力, 增强执政骨干队伍“锐意变革、镇定处置、勇于实践、敢担风险”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