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里的翻译家

小城里的翻译家（共5篇）

小城里的翻译家 篇1

一、引言

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以色列著名学者伊塔玛·伊万-佐哈尔和吉迪恩·图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形式主义理论的倡导者看重的是文学作品中各元素间的相互关系而非元素本身。这些概念都对多元系统理论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图里与描述性翻译研究

1、图里简介

吉迪恩·图里(1942- )是多元系统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和佐哈尔一起在特拉维夫从事翻译研究工作,是特拉维夫大学诗学、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教授。图里的研究阶段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第一阶段是从1972年到1976年,图里与佐哈尔合作,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成希伯来语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了外国作品译成希伯来语的社会文化因素;第二阶段是从1975年到1980年,图里致力于描写译学的建构,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广泛适用的普遍的翻译理论。

2、描述性翻译研究

传统的翻译学研究是从规约的角度出发,以事先设定好的标准来判断译文是否与原文忠实,是否准确表达了原文作者的思想。规约的特点是理论在先,材料在后,而且选择的翻译材料绝大部分都是不真实的,是翻译理论家根据事先成立的理论自己编造的,是单独的句子而非文本。而图里打破了传统的规约模式,提出了“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从规约到描写的转变是世界人文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与规约不同,描写的特点是语言材料在先,理论在后,材料是真实的,而且大多以篇章和文本为研究单位。描写的内容包括材料的特征、规律及本质。描写无疑比规约更客观,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DTS)是建立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之上,主要是描写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功能和地位。描述性翻译研究就是要跳出文本之外,跳出具体的翻译实例来看待翻译问题。不是片面地判断哪句译得好,哪句易错了,而是将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文本因素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翻译行为和翻译理论。

针对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图里提出了以下三个步骤:1、将文本置于目标文化系统内分析其作用和意义;2、选取一定的原文和译文片段进行比较分析,对其中的规律和概念进行总结和归纳;3、为今后的翻译策略提供启示,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翻译原则。图里的描写性翻译研究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规约式的研究模式,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将目标文化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为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到文化的转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三、翻译行为的规范和法则

通过对大量翻译材料及个案的描述性研究,图里建立了一个决定译文形成过程的模型。构成这个模型的主体,就是一系列决定翻译过程的规范。规范不是规定,并不是翻译理论家站在决策者的位置给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所提出的指令,而是经过对大量翻译事实的描写、分析和总结得出的规律。为了找到制约翻译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图里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1、考察文本。文本是最直接的考评材料,是由受规范制约的一系列活动生成,“指向译者所采用的过程”(杰里米·芒迪,2007:159)。2、收集译者、出版商、评论家等对翻译规范所作出的声明。由于是相关人士对翻译作出的自己的判断,因此图里也提到,我们要尽量避免主观性倾向。

图里根据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将翻译规范分为三类,分别是: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初始规范(initial norm)是指译者对译文的总体考虑,包括原文、原语文化、译文及译语文化。如果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那么译者在翻译时,就倾向于采用从属于译语文化的规范,更多地考虑到译文读者,得到一个接受度大的译文;反之,如果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强势地位,那么译者在翻译时,就倾向于采用从属于原语文化的规范,保守地保留原语的语言特征和说话模式,得到一个充分性强的译文。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是从一个相对于初始规范更微观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翻译过程,指的是“那些决定译文选择的因素以及整个多元体系中的翻译策略”(廖七一,70),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可能有所区别。预备规范还涉及到翻译的直接性,即翻译是否存在中介语言,译语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中介语言的干涉。图里提出的第三个规范是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操作规范是指具体的语言和句法的呈现方式,它包括母体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母体规范主要是局限在篇章的层面,根据前两个规范所决定的翻译策略,对译文的段落进行增添、删除或重置等;篇章语言规范则“制约着译文语言素材的选择”(杰里米芒迪,160),包括词语、短语、文体特征等。

翻译规范是图里理论的中心,图里进一步将翻译文学放在目标文化系统内进行考察,发展了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同时也为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的确定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图里通过大量事实材料的描述性研究,揭示了翻译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相关准则,提出了一个“翻译的普遍法则”,即标准化法则和干涉法则。当翻译作品在目标系统中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时,翻译中经常会对原语文本进行一定的修改,包括语言形式、用词、搭配等,目的就是要附和译语的语言模式及其习惯性表达,这就是标准化法则,它是通过初始规范中从属于译语文化的规范发展而来。干涉法则则是由从属于原语文化的规范发展而来,原文的语言特征在译文中得以复制,例如,在从英语翻译到希伯来语的文学作品中,对联合短语的运用相当普遍,而本土的希伯来语并不擅长使用联合短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原语文化对译语文化的侵入,造成译语文化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原语文化的语言模式,使原语特征在译文中得到复制。干涉法则往往适用于翻译作品来自非主流文学世界,而目的语文化占主要地位。干涉能够得到多大程度上的实现,则要取决于译语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优势于原语文化。如果二者差距较小,例如英国和东欧国家,干涉的程度也较小;若二者差距较大,例如英国和以色列,干涉的程度也较大。

四、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和局限性

多元系统理论将整个文学和超文学世界看成一个多层级的系统,将翻译文学置于与原语文学等同的位置来考察,摆脱了翻译文学一直以来的从属地位。多元系统内部也存在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翻译文学的地位随着目标语文化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图里将描述性翻译研究和多元系统理论相结合,考察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作用,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一系列规范,为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翻译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式。多元系统理论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语言学研究的静态模式,把翻译放在译入语社会文化里来关注,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也打破了学术发展界欧美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但是,多元系统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忽视了原文及原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包括原语文化可能会促进自身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翻译作品可能会反过来作用于原语文化的发展。译者在选择翻译的文本时,除了考虑到译语文化系统的需要,还肯定会考虑到原语文化系统的影响因素,这一点也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

摘要：多元系统认为,作为文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翻译文学应该置于译入语文化的大环境中来,而非只关注文本的信息转移,还应结合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社会习俗等因素。图里打破了传统的规约模式,提出了“描述性翻译研究”,拓宽了翻译理论的一片新领域。

关键词：多元系统,图里,描述性翻译研究

小城里的翻译家 篇2

风一阵阵吹来，带着晚春的苍凉。滴答、滴答、滴答……雨落廊下，声声凄凉。雨雾中，那老街旧巷，四合院子，土墙灰瓦，木门铜锁，还有檐下一字排开的接屋檐滴水的盆盆罐罐和着彼时的雨声，以及太姥苍老的面容，像老旧黑白片里的场景一样从旧时光里浮了出来。

那时没有自来水管，吃水都是太姥爷从公用水井里挑的。也许是对挑水人的怜惜，也许是对水有着天生的敬畏，太姥似乎对每一滴水都怀有虔敬之心，对任何浪费水的行为都极憎恶。适逢雨天，太姥都会找出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放在屋檐下接雨水。那一字排开的瓷盆瓦盆、木桶铁桶、大缸小缸简直就是一种景观。太姥说雨水是天上的水，最干净。她用雨水浇花，洗衣，洗头，刷碗。往往是天晴许久了，太姥接的雨水还没用完。

父亲常对我们说，太姥对我们家是有恩的，她养了我们家三代人。

据说，太姥生下她唯一的孩子我奶奶不久，她的智障丈夫在一次出门之后下落不明，一直杳无音讯。后来，太姥与家里的长工相爱。其时，长工已有家室。感情上的事从来都说不清道不明。爱，本来也无对错之说。可是，抛妻别子爱上不该爱的人，总是不能被世俗原谅的。然而，爱情的力量总是无法估量的。那位长工冲破世俗的藩篱，最终与太姥走到了一起，成了我的太姥爷。

婚后，他们一直未有生育。

太姥爷和太姥一起把我奶奶抚养成人，又把我父亲抚养成人，再把我二哥抚养长大。

小时候我家在乡下，兄妹又多，父母抚养起我们相当艰难。而太姥在城里居住，太姥爷又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家境相对要好很多。太姥看我父母负担太重，自己又膝下无子，便把大我一岁的二哥“要了”过去。据父母说，那时二哥还很小，大概也就一岁多。从此，二哥便和太姥太姥爷生活在一起，过上了小皇帝般的生活。他被太姥太姥爷视为己出。照当时太姥邻居的话说，就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子嘴里怕化了。二哥去了城里的太姥家之后，偶尔也会回乡下的“家”小住几天。常常是刚住上一两天便被太姥催促着回家。

父亲经常带上我去城里看望太姥和二哥。那时，太姥已经很老迈。我常见她坐在门前的藤椅上，上身着一件暗蓝色偏襟盘扣长衫，下身是黑色裤子，脚踝处用白色宽布条缠着裤腿，一双三寸金莲上是一双尖口布鞋。她有时做着针线，有时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坐着。远远地，她看见了父亲和我，便抬手去拿身边的拐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眉眼立刻生动起来，满脸都是欢喜。大多时候，她都拖着长腔笑眯眯地对我说：“丫头片子又长个喽――”然后再对我父亲嗔道：“你看看你，一个小妮子家你走哪带哪，惯她弄啥子哩。”父亲也总是无声地朝我笑笑。然后，我手里便被太姥塞满了大白兔糖。若是夏天，父亲就会趁着帮太姥“晒箱底”。父亲在那不规则的四合大院里的树与树之间再拴上几条绳，地上并排铺两张席子。翻箱倒柜，把叠得规规矩矩的常年不用的被子衣物一一晾在太阳底下。不一会儿，院子里便晒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子、床单，席子上面更是五颜六色，有印着大红肿值恼硖祝有带有鸳鸯图案的枕巾，有粉色的小手帕，还有婴儿的百纳被……院子里因为这些“旧物”，立刻鲜活热闹起来了。阳光下飘散着经年的味道，空气里氤氲着静好的生活气息。现在想来，“晒箱底”晒出的又何尝不是一个小女人过日子的绵绵情致和楚楚动人的情韵呢?

于幼时的我来说，被父亲带着去太姥家的时候，便如过年。太姥家总有买给二哥的零食，太姥做的饭菜也很香，还有二哥穿的衣服，用的书包、文具盒、带橡皮的铅笔、铅笔刀、带香味的彩色橡皮块，都让幼小的我感到好奇并充满向往之情。

太姥的院子里有一个李姓邻居，因为其胖得离谱，人称“胖老李”。她那能穿透几条巷子的咯咯咯的笑声曾让幼小的我本能地生出一份好奇――人的声音怎么可以洪亮到如此地步?偶尔，我在太姥家小住几天时便会和胖老李的外孙女玩“跳格子”、“匀窑”的游戏。

太姥的院子，及与太姥有关的一切给我的记忆，真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后来，我们举家返城，住在和太姥相距不远的地方。当时，我和二哥都上小学。因为住得近，二哥得空便“回家”与姐姐、我还有弟弟玩耍嬉戏。太姥对此有些不悦。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背叛”自己，“醋意”大发。常常，当二哥与我们玩得正得意忘形时，院子里便响起了拐杖轻点地面的声音。我们立刻意识到是太姥来“要人”了，正疯闹的我们瞬间安静下来。太姥在院子里大声喊着二哥的名字：“又来这了吗?也不知道回家，饭都凉了。”太姥说话间，二哥已迅速躲藏起来。我和弟弟则大声回答：“没有来这――”“嗯?那去哪儿了?这孩子。”太姥转身便走。咚咚咚，院子里又响起了拐杖点地的声音。估算着太姥该走出巷口时，二哥从另一条路一溜烟往家跑去。这样的次数多了，太姥便起了疑心，再到我们家找二哥时，她直接去屋里找人。而我们在玩儿的时候，并没有放松警惕。只要院子里一响起咚咚咚的拐杖着地的声音，二哥便飞快地躲到我们事先找好的.隐蔽的地方。太姥拄着拐杖移着小脚进屋时，我们已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各就各位了。

我们这帮小孩子，对太姥的那点“醋意”心知肚明。其实，我们之所以撒谎，是因为有着诸多的不忍和体谅。我们不忍心太姥因此受伤，可是我们却很难将和太姥之间的这种游戏停止下来。毕竟，亲情如水，难以割断。二哥是恋“家”的!

太姥曾经是否为此黯然神伤?是否落寞惆怅?

如今，太姥已去世多年。如若真的有泉下有知一说，我想，太姥的心一定会得到抚慰。

太姥太姥爷在另一个世界，若看到二哥在他们离世后为他们行孝子之礼，尽孝子之责，该作何感想?若知道，三十余年来，每年的清明和过年，二哥都会去他们坟前磕头焚纸，以寄哀情，又会作何感想?

马尔克斯说，当你跳出生活看生活，越过时代看时代，它们的真容方才走近我们。

随着年龄的逐日增长，阅历的逐渐丰富，岁月的不断沉淀，二哥一定愈来愈深地体会到了太姥在曾有的时光里对自己深沉的疼和无限的爱。而我，又何尝不是!

前年，因政府统一规划土地，太姥爷的坟需要搬迁。二哥煞费苦心，把这件事办得圆圆满满。迁完坟当晚，二哥做东请我们一大家人在饭店吃饭时说，近来他整夜睡不着，一直在筹划迁坟一事，今天终于了却一桩心事，完成一个心愿。他说，他很高兴。

小城里的“漂浮火车” 篇3

一方面是日益繁荣的工业区需要高速有效的运输系统，另一方面却是诸如多山的地形、易于泛滥的河流以及地下水位高等复杂的地理特征妨碍了该目标的实现。面对这一情况该怎么办呢?这是乌珀塔尔城市规划者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面临的状况。

聪明的德国人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后被许多国家仿效的交通系统：悬挂式单轨铁路。但是，或许大家并不知道，悬挂式单轨铁路的模式出自英国工程师亨利·帕尔默之手，他早在1824年便提出了马拉悬挂式单轨铁路的设计方案。19世纪80年代，德国工程师卡尔·尤根·朗根最终在科隆制造并测试了世界上第一个机动化悬挂式单轨铁路原型。

1898年，德国开始建造第一条单轨铁路系统，在建筑大师威尔海姆·弗尔德曼的指导下，仅经过3年的建设，这条单轨铁路便在1901年闪亮登场。不久后，它便被称为乌珀塔尔的“漂浮火车”。这种新型的城市交通工具在德国引发了极大的轰动，在1900年10月24日的试车中，德国国王威廉二世甚至也被说服登上列车，体验独特的旅行感觉。

今天，乌珀塔尔的悬挂式单轨铁路系统总长13.3千米，途中经过20个站点。其中10千米以距地面12米的高度驶过乌帕河，剩余3.3千米的路程则是以距地面8米的高度穿越乌珀塔尔市区狭窄的街道。悬挂式单轨铁路最高速度为每小时60千米，大约30分钟跑完全程。这种交通方式深受欢迎，每天运送乘客7.5万，年载客量则达到2500万。

鉴于其悠久的历史，如果你知道这条铁路极少发生事故，且在1999年以前从未发生过致人死亡的重大事故，或许会大吃一惊。1999年，由于工人在维修结束后，忘记拿走留在车轨的零部件，结果导致4号车出轨，一节车厢坠入乌帕河，造成5人死亡，47人受伤的惨剧。

乌珀塔尔的悬挂式单轨铁路在其100多年的历史上几乎从未中断过服务。一战期间，由于绝大部分男人参军入伍，使得这条铁路的运营完全由女人负责，而且载客量骤降。战后，由于一个站点还处在法国境内，乘客旅行途中必须经过出入境检查站，这大大延长了旅行时间。

二战期间，乌珀塔尔遭遇狂轰乱炸，许多车站和轨道遭到破坏，悬挂式单轨铁路只能分段运营，在1945年遭受进一步破坏后，这条运输系统被迫全线停止运营。战后，悬挂式单轨铁路的重建工作全速进行，并最终在1946年重新全线通车。

一起很奇怪的事故特别值得一提：1950年，乌珀塔尔当地一家马戏团出于宣传的目的，决定让一头幼象“塔菲”乘坐“空中列车”转一圈。然而，在听到列车发出的噪音后，“塔菲”即变得狂躁不已，它一头撞开车厢壁，跳入下面的乌帕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塔菲”竟然安然无恙。同行的记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没有一个掉入河中，但有些却在“塔菲”惊恐跳车引发的混乱中受伤。由于这一事件轰动一时，以至于许多司机事后宣称是他们当时在驾驶那趟车。当地一家奶制品厂颇具商业眼光，利用公众对此事件的关注，迅速申请了“塔菲”作为商标，至今仍在使用。

悬挂式单轨铁路与传统铁路系统相比具有诸多优点，如建设成本低，对垂直和水平空间要求最低，噪音污染小，不妨碍现有交通系统等，所以，1901年以来，这种新奇的交通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然而，不妨碍现有交通系统也成为单轨铁路的一个劣势，因为它们只能运行于自己的轨道，无法融入城市中其他现有的轨道设施。

另外，每一条单轨铁路都需要确定制造商为其生产零部件，使得维修工作既耗时成本又高。目前，吉隆坡、悉尼、大阪、东京等城市以及许多游乐园和机场都拥有悬挂式单轨铁路，而孟菲斯、德累斯顿、多特蒙德等城市也有这种交通工具。

虽然“漂浮火车”已成为乌珀塔尔市的地标之作、著名的旅游观光线路，但在大多数德国人眼中，它恐怕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交通工具，即便它已拥有100多年的历史。

小城里的贝多芬 篇4

奥地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蒂罗尔州(Tirol)的埃勒(Erl),是一个乘飞机换火车还要转坐大巴数小时才能到的地方。那里既无当地常规交响乐团,也不像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那样明星辈出,但指挥家古斯塔夫•库恩(Gutav Kuhn)每年都会在蒂罗尔举办埃勒音乐节,指挥年轻乐手组成的临时乐团和由部分村民参加的合唱团,在一座造型摩登的受难剧场数十年如一日地上演乡村版瓦格纳歌剧。

这种兢兢业业的自娱自乐最终开花结果。蒂罗尔版《指环》在Arte Nova品牌下出版唱片,卖得风风火火,越来越多的瓦格纳迷每年被吸引到这个偏僻村落中的受难剧场朝圣观摩。地方势力终成地方新贵。

西方国家的交响乐团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两类。仅以法国和奥地利为例,巴黎和维也纳一家独大,占尽天时地利。指挥大师普拉松虽在法国图卢兹躬耕多年,但也多以唱片而不是音乐会发家。意大利除罗马圣洁琪莉亚学院乐团外便少有世界级乐团;而德国、日本和美国是典型的地方势力的代表,乐团星罗密布,强者林立,各占山头,别具特色。

当今中国的音乐团体也逐渐从中央集权初露地方势力之端倪。

地方乐团逐渐脱胎换骨

起初,由于外侨集中,上海和哈尔滨拥有中国最“古老”的洋人组成的乐团。文化部直属乐团广纳全国英才和各地利税组建而成,成为中国乐团界的老大。然而“中央直属乐团”并未妨碍新生乐团和地方乐团的发展,尤以近十多年为甚。从下个演出季即将迎来十周年店庆的中国爱乐乐团,1998年由郑小瑛创建的“民办公助”的厦门爱乐乐团,到新近脱胎换骨的青岛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武汉爱乐乐团和深圳交响乐团等莫不如此。

这股蔚然之风最近吹到了杭州。杨洋任首席指挥的杭州爱乐乐团全新组建,汤沐海任音乐总监的浙江交响乐团亦挂牌成立。一个在钱塘江畔风景如画的杭州大剧院内登台,一个在剧院外的下沉式广场亮相,相映成趣。

如果把北京、上海和杭州类比于牛津与剑桥的“德比之战”,当是指挥和乐团间的有益竞争的话,那么李心草则在“天高皇帝远”的贵阳找到了他的乌托邦。由一家贵州百货公司老板出资建立的贵阳交响乐团于9月19日作了首演。

相较于改组或挂牌,贵阳所经历的是从无到有,拔地而起。从李心草到刘云志,这一全“国交”的班底司职贵阳交响乐团的音乐与行政,将大都市的经验和地方新贵的灵活相结合,探索出乐团自谋生路的发展前景。从乐团的“中央”辐射到乐团的“地方”,杨洋、汤沐海、张艺、陈佐湟、胡咏言和郑小瑛等莫不如此。

地方乐团的兴起或许带有中央文化输出的优良传统,却基于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情结。建国后,各地需要有常驻的文艺演出机构劳军演出,于是每个省几乎都成立了文工团,后来改称为歌舞剧院,包含一个舞蹈团、以及一个为舞蹈伴奏的乐队。经过几次三番的改革、重组、调整和更名,歌舞剧院在地方上也有了不同归宿:一大批歌舞剧院的乐队独立出来,单独挂牌或独立经营,成为一支常规交响乐团,比如浙江、江苏、青海、西藏、新疆、天津等;有的融合西方歌剧经典,打造出纯粹的歌剧院,比如上海和北京;有的则未能及时脱胎换骨,而受到后来居上的同城“德比”竞争,比如厦门。

遍地建起音乐厅歌剧院,然后呢?

地方乐团的兴起或许还要归功于地方硬件建设的热火朝天。一大批演出场所,诸如武汉琴台音乐厅、武汉琴台大剧院、山东菏泽大剧院、贵阳大剧院、杭州大剧院、深圳音乐厅、深圳保利剧院、天津音乐厅、天津小白楼音乐厅、福州福建大剧院、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音乐厅、宁波大剧院、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广州歌剧院等的崛起展现出蓬勃生机,这还不算正在破土动工的石家庄大剧院、长沙港岛演艺中心、上海文化广场和新哈尔滨音乐厅等。

正如男高音范竞马在今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提到:“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在建音乐厅和歌剧院的地方。”这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却点出了在国际金融萧条的大环境下,中国逆势而为的范例。

然而这句话的背后是,“然后呢?”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否能带动地方文化消费,提升文化层次?这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规划,目前尚不明朗。

而硬件完备、软件脱节的惨痛教训,之前的工人文化宫便为一例。90年代开始,各大城市都充斥着“工人文化宫没落”的新闻标题,报道将其归咎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文化宫的单位定性”。曾经职工之家的工人文化宫越来越多难逃被改建成带包间且灯光暧昧的KTV、空气混浊的录像厅、粉色的美容美发店、羽绒服及二手唱片的大卖场的命运。

2009年7月中旬,笔者赴石家庄,途经河北省艺术中心,时逢“2009石家庄性文化节”正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如火如荼地举行。若隐若现的广告勾勒出一副光怪陆离的泛文化拼图。当晚,郑小瑛率领厦门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也在艺术中心举行,却迎来一番清冷萧条的场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艺术中心所在裕华西路灯火通明的洗浴保健中心热闹非凡。

地方乐团的前景

自从中央电视台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金色大厅就成了中国艺术家和艺术管理者心中的珠穆朗玛峰,属于无论如何都要攀越的巅峰。

很难想象地方乐团赴金色大厅所需的成本。一位央视工作人员曾经以400万元全包的价格游说地方乐团赴金色大厅演出。事实上,以场租形式去金色大厅演出,已经与艺术无关。只有被纳入金色大厅演出季的,才是受到国际音乐界认可的音乐演出,迄今为止只有郎朗等极少数中国音乐家享此殊荣。

而中国艺术家和团体赴金色大厅演出,除了自娱自乐地过把瘾之外,对中国文化输出少有裨益,至多就是一件烧钱的面子工程。

而在享有“小金色大厅”美誉的山东的蓬莱人民剧场,笔者看到了小城里正在滋生的古典热潮。8月,是蓬莱“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节。21日晚迎来了新近组建的杭州爱乐乐团在人民剧场的音乐会,曲目包括拉威尔的《波莱罗》和宁峰独奏的帕格尼尼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指挥为杨洋。根据蓬莱地方媒体报道,这也是交响乐团首次在蓬莱举行专场音乐会。

人民剧场并不适合交响乐团演出。因为是戏曲舞台,没有反音板,全木质的观众席座椅,两旁8台柜式空调机发出低沉的咆哮声,舞台上录音的麦克风吊绳是用场子里的闲置物品临时组装而成,金碧辉煌的内部装饰诉说着它昔日的辉煌。对于大部分蓬莱听众,这是首次交响乐现场的体验,上半场演出在一片闹腾中结束——现场充斥着孩子的喧嚣、大人毫无拘束的谈话和进退场折椅的咯吱声。

下半场开始前,中文说得比中国人都好的法国人朱利安上台,按照艺术节艺术总监刘雪枫的口授,语重心长地分享了在欧洲听交响音乐会的礼仪,并礼貌地希望台下的听众保持安静。下半场的听众在一片寂静中听完了整场音乐会,乐章结束后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乐团也礼貌地加演。

让人意外的是杭州爱乐乐团敢于挑选曲目,将两首具有分量的音乐带给一座从未有交响音乐会经历的城镇,而不是迎合地方口味去挑选地方作品演出。在循循善诱的音乐会礼仪分享下,首次接触交响乐的听众开始理解并支持音乐会礼仪。也预示着古典音乐在地方城镇可能的前景。

小城里的翻译家 篇5

很多人以为城琅勃拉邦在泰国，其实它位于我们的邻国老挝境内，与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泰国的清迈、缅甸的景栋并称“傣族四大城”。琅勃拉邦离我们并不遥远，与昆明的直线距离也不过300公里。从昆明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航路都很容易到达。

我从昆明的螺蛳湾汽车站出发，这里有到老挝琅勃拉邦的国际大巴，每天晚上7点出发，卧铺票价约300元。第二天早上到达西双版纳自治州勐腊县中老边境的磨憨口岸，在这里办理出关手续。出了关，步行5分钟到达老挝琅南塔省的磨丁口岸，在这里可以办理老挝的入境手续。

进入老挝境内，明显感觉跟中国不同，大巴穿行在贯穿老挝南北全境的亚洲十三号公路上。这里号称“印度支那屋脊”，而最令人震撼的是它的寂静和美丽，丝绒般的崇山峻岭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看起来就像连绵不绝的卷轴山水画，画里偶然会出现星星点点的民族村落。经过老挝乌多姆塞省的省会孟塞后，路就很难走了，因为亚洲十三号公路的中国援助修缮部分到此结束了。孟塞到琅勃拉邦的路况十分惊险，景色也更为壮丽，可以用山路十八弯来形容，仿佛这层层叠叠的山永远也走不出去似的。大约晚上6点，大巴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终点站——琅勃拉邦。

琅勃拉邦是老挝历史上著名的佛都。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环绕，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歷史风貌才得以保存至今，被公认为东南亚传统风貌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老挝政府加大对古都核心区的保护，并大力开发低碳环保的生态旅游，琅勃拉邦逐渐成为老挝旅游业发展的典范，一度被西方媒体评选为全球最值得去的地方之一。

琅勃拉邦城市面积不大，走路就可以逛完整个小城。我早上5点起床，伴随老挝式花园客栈的鸡叫，信步来到琅勃拉邦的主要街道，跟随当地信徒们将糯米饭、香蕉、零食等依次献给赤脚化缘的和尚。然后拐进一条狭窄的街道，那里是琅勃拉邦的早市场，有很多蔬菜、水果和零食，还有很多奇怪的野生动物，如竹鼠、蟋蟀等，但最多的是鱼和贝类，特别是一种红橙色的湄公河小蟹，用竹条箍起来特别可爱。

逛完早市，吃完零食，就可以慢慢浏览琅勃拉邦美丽而多情的寺庙了。皇家博物馆陈列了老挝琅勃拉邦王朝时期的各种文物，离主殿不远的侧殿还陈列有老挝近现代以来的各种皇家专用古董车辆，十分有趣。当然，博物馆内最美的还是皇家寺院，这里金碧辉煌、雍容华贵。

在琅勃拉邦核心区的众多寺庙里，最有名的属香通寺。“香”是老挝语“城市”的意思，“通”是“金”的意思，琅勃拉邦古称香通，意思是“金色的城”。香通寺历史悠久，寺内古榕蔽天，花繁叶茂。金色主殿的侧墙上有一棵用各种彩色琉璃镶嵌出来的“生命之树”，色彩斑斓，夺人眼目，摄人心魄，站在树下，仿佛置身于生命的奇迹和万物的和谐中。

下午，我爬到普西山看湄公河日落。普西山位于湄公河岸，海拔不高却视野开阔，入口就在皇家博物馆的对面。登上一道长长的台阶就可以到达普西山的最高点宗西寺，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小城的风光，特别是湄公河的落日。羽纱般轻盈飘逸的云霞点缀天空，金黄的余晖洒满静静流淌着的湄公河。岸边耸立着摇曳生姿的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千姿百态，投射在余晖中，留下明暗对比强烈的光与影。

琅勃拉邦的夜晚格外迷人，街上有很多适合西方游客口味的咖啡馆、酒吧、西餐店等，也有很多充满热带风情的老挝样式花园餐厅。在这里，你可以品尝老挝名菜——酸辣爽口的青木瓜沙拉和鲜嫩多汁的湄公河柠檬蒸鱼，胆子大的还可以到街边小摊尝试各种民间小吃，如烧烤青蛙、田鼠和油炸竹虫、蟋蟀，绝对挑战你的视觉和味觉。

吃过饭，信步来到街边装饰典雅的各色小店，陈列的手工衣物和家居饰品格外精美。当然，最热闹的还是街边的夜市，整齐的地摊上摆满了各种山地民族手工制品：衣帽、鞋包、家居饰品、银质饰品、木雕、五彩的手工画、斑斓的纸灯笼等，一应俱全。这里的商品带着手工的质朴，与俗气的全球化隔绝。

琅勃拉邦吸引人的除了它独特的历史风貌外，还有其原始的生态环境。走入琅勃拉邦的原始森林，探访黑熊保护区和美丽的光西白雪瀑布;走进民族村落，和大象来个亲密接触。这些形式简单却低碳环保的生态旅游一直是琅勃拉邦的经典旅游项目。我也不例外，在核心区的老挝遗产旅行社，跟随一群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一同出行。

早上，从香通路上出发，大约1小时到达光西瀑布景区。这里犹如人猿泰山生活的地方，一切都未经修饰，光西瀑布前有一个用简陋林木围成的亚洲黑熊保护区，十几头熊在由废旧轮胎做成的秋千和由水泥管道做成的迷宫中穿梭游戏，可爱极了。走过黑熊保护区，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循着水声，就会看到道旁一串串天然泳池，乳白的石色、亮绿的水色、郁郁葱葱的树色，一切都是那么的原始、美丽。活泼的欧美年轻人穿着泳衣，攀着树上的绳索，尖叫着跳入水中。在不远处树下石桌旁闲坐的一群僧人，气定神闲，让人佩服。沿着山路再往上走，一个巨大的山崖瀑布出现在眼前，水流从山上泻下，闪烁着银子般的光芒，相当壮观。

离开光西瀑布，在奔赴南康河堤岸的大象营地的公路上，偶遇一只独行的大象，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它挺着硕大的身躯摇摇晃晃、慢慢悠悠地行走，竟有一种孩童般的欢欣。到了营地，曾经的木头搬运工——大象正在那里等候。坐在大象背上，穿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爬到泥泞的原始小路，沿着布满象粪和各种植物的小河行走，看着成群的蝴蝶在身旁飞舞和透蓝天空中被压得极低的云团，这时你会觉得这里和一切现代化隔绝，时间仿佛在此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