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保障

2024-09-06

执行保障(共11篇)

执行保障 篇1

本刊讯按照省通信管理局、国家中心工作部署,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四川分中心组织甘孜、阿坝应急保障中心积极开展工作, 经过一年努力, 已初步形成技术业务能力。为促进甘孜、阿坝网络信息安全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四川分中心制订了《甘孜、阿坝应急保障中心技术业务考核办法》 (试行) , 以推动保障中心更好地维护藏区稳定和国家安全, 促进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本办法的考核内容包括信息研究与上报、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与系统建设维护三类内容, 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执行保障 篇2

为凸显北京市法院2014年“规范化执行”工作主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向社会公布《北京市法院执行案件办理流程与执行公开指南》。《指南》共10章节100个条文,主要包括执行流程、信息公开和审查救济三大内容。

《指南》吸收全市法院在改革执行实施权运行机制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将执行法官跟案到底,财产查询工作集中、统一进行,案件执行分类处理、全程监控等工作理念和要求贯彻到流程规定中。对执行启动、财产查控、财产变价、案款发还与分配、执行结案与归档等执行案件办理的基本流程及行为规范进行梳理和规定。

《指南》明确了执行公开的平台和方式。如:执行实施案件的信息通过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公开,执行审查案卷的流程信息通过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公开,执行审查案件的裁定依法在互联网上公布。

执行保障 篇3

关键词:刑事被执行人;权益保障;司法机制

随着权益事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对权益保障的问题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就目前来看,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一直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从而限制了权益事业的发展。因此,相关人员有必要对刑事被执行人权益司法保障机制展开研究,以便更好的促进权益保障工作的开展。

一、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司法保障问题

作为弱势群体,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需要监管部门保障。但就目前来看,一些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却遭到了监管部门的直接侵害,从而导致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这样的被侵害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导致执法机构的执法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是,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是落实国家保障权益宪法原则的要求,将对执法机构的执法监督效果产生直接影响[1]。所以,还要制定相应的权益司法保障机制,以便通过维护刑事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执法监督的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继而使我国的权益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司法保障机制

(一)建立监督检察公开制度

为使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司法保障机制得到健全,还要建立监督检查公开制度。针对新收押人员,可以在收押窗口进行权利义务告知书的发放,并且为其提供检察官约见卡,从而使其明确自己拥有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的权力,并且了解举报和申诉的方式和范围。其次,需要在家属接见、监区劳动区、检察接待室和物品接济区等区域进行检务公开宣传栏的張贴。而通过在醒目位置张贴有关检察室工作职责、举报案件范围和受理申诉范围的文件,则能够使刑事被执行人拥有知情权。再者,需要在监管所一些区域进行检察官信箱的设置,从而进行被执行人的举报或申诉材料的及时接收。此外,为提升检察工作的透明度,还要开展“检察室开放日”活动,并且为来访者介绍其日常工作。

(二)制定巡视检察工作机制

为避免出现久押不决、非法禁闭、超期羁押等情况,还要制定巡视检察工作机制。而根据巡视检察要求,下级检察院负责的监管场所将得到上级检察部门的实地检察,以确定这些场所是否出现了不合法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同时,上级检察人员还要对派驻检察室的监督职责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并且查看监管所是否存在牢头狱霸问题,以及对被执行人的生活和医疗条件进行查看。此外,检察人员还要对刑事被执行人的控告情况和申诉案件处理进行查看,以便及时发现派驻检察室的问题,继而使被执行人的权益得到保护。

(三)实现监督检察的内外配合

为维护刑事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监督检察的内外配合。从内部检察工作的开展上来看,需要使检察室与自侦、侦监和公诉等部门的信息通报得到加强。如果发现暴力取证和刑讯逼供情况,则需要及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相关工作,从而使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得到启动,继而使刑事被执行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此外,通过加强合作,也能够使其他办案部门在收到被监管人的申诉或控告时及时将信息反馈至检察部门。从外部检察工作的开展上来看,需要使检察机构与被监管场所的沟通机制得到完善[2]。而通过加深沟通,则能够使检察机构及时了解监管场所遭遇的客观困难,并且协助监管场所实现医疗条件、羁押和监管条件的改善,继而使被执行人的权益得到保护。

(四)规范新增监督检察业务

在对刑事被执行人进行羁押的情况下,需要确保必要的审查工作能够得到落实。具体来讲,就是组织监督检察人员进行必要性审查的现场经验交流,从而使久押不决工作得到处理,并且实现超期羁押行为的纠正和预防,继而使必要性审查工作得到落实。而通过规范新增监督检察业务,则能够使不必要的审前羁押得到减少,并且使检察机关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在开展死刑执行临场监督工作时,需要在指定居所进行监视居住,从而使死刑执行工作得到依法开展。

(五)强化刑罚变更执行监督

为使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改革得到深化,还要使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得到强化。具体来讲,就是在组织开展假释、减刑和监外执行等监督工作时,需要对违法为“有权人”或“有钱人”办理保外和减刑等业务的行为进行重点监督,从而使专项监督工作得以有针对性的开展。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刑罚变更执行监督机制进行进一步完善,从而使相关工作的开展得到规范。具体来讲,就是可以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保外、减刑和假释等程序的规范文件的制定,并且对有检察机关的有关工作程序进行修改和完善[3]。此外,还要建立相应的执行备案制度,从而使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工作得到强化,继而使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得到保护。

三、结论

总之,通过建立和完善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司法保障机制,将能使我国在权益保障上存在的不足得到弥补,从而使我国的权益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相信本文对刑事被执行人的权益司法保障机制展开的研究,可以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袁其国.全面推进刑事执行检察 不断强化权益司法保障[J].人民检察,2014,01:47.

[2]江必新.关于完善权益司法保障的若干思考[J].中国法律评论,2014,02:11-14.

执行保障 篇4

一、及早谋划, 夯实预算执行管理基础

在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方面, 要坚持从源头打牢预算执行的基础。一是要结合各项目重点, 积极优化和整合相关资金, 把年度部门预算编细、编实、编准, 减少代编预算规模, 有针对性地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二是要积极协调各社会保障部门和单位, 及早将资金预算落实到具体项目, 并扎实做好各类项目的实施计划和资金落实计划, 将预算执行纳入有计划、可控制的良性运行轨道。三是要督促部门和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能早启动的就早启动, 确保所有的预算项目尽早开展工作, 解决好预算指标下达快、实际支出进度慢的问题。对迟迟不能实施的项目, 要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 协调部门和单位果断处理, 追回指标另行安排急需项目, 从根本上防止结转结余资金量过大的问题。

二、强化措施, 建立健全预算执行管理长效机制

要把建立完善自动化、系统化的预算执行管理长效机制作为预算执行管理工作的重要目标, 用强有力的制度性手段促进预算执行。一是要严格落实预算执行责任。财政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一把手”负责制, 并切实负起责任, 抓出成效。各单位部门签订预算执行进度承诺书, 明确预算执行的项目、金额、时限和具体责任人, 并以此作为督导和考核预算执行责任的依据。二是严格落实月通报制度。对各单位预算支出进度进行排名和通报。对支出进度低于序时进度, 或连续三个月排名靠后的, 予以提醒, 限期整改。对整改效果不佳的, 将要求其提供书面说明, 并对其分管领导进行约谈。三是积极应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时了解省级下达专项资金的分配及资金支出反馈情况, 完成相关信息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录入等工作。

三、抓住重点, 保证推进社会保障资金支出进度

有些部门、项目和支出科目, 预算安排量大、支出进度偏慢。若能抓住这些“关键点”, 就很容易见成效。一是做好民生实事落实。对各级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 积极配合协调相关部门出政策、拿方案、定计划, 及时跟进资金支持, 绝不能因资金问题影响政策落实。二是做好重点项目的支出进度。年初预算安排资金量大、政府采购比重高的部门和单位, 要坚持勤沟通、勤调度、勤督导, 建立定期分析支出进度、定期反馈情况的工作机制。三是做好重点科目的预算执行。对“就业补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科目, 要重点关注、及时督促, 切实加快资金测算、审核和拨付, 按月发放的一定要按月拨付, 绝不能拖延按季度或“选日子”发放。对一些因资金调度困难, 影响预算执行进度的科目, 财政社会保障部门要主动协调预算、国库等部门, 想方设法解决库款调度问题, 加快执行进度。

四、加强监管, 确保资金运行安全高效

坚持预算执行与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并重的原则, 处理好加强监管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不能因为强调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执行而忽视资金运行管理和资金安全有效。一是不断扩大绩效考评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应用范围, 加快建立预算与考评挂钩、分配与绩效衔接、预算与绩效良性互动的预算分配新模式, 对预算执行好、社会效益高的项目, 继续给予支持并适当加大投入力度, 促使项目早实施、资金早见效。对预算执行慢、当年预算完不成的项目, 对该项目预算和同类项目预算, 原则上不再增加数额, 并逐步压减。加强结转结余资金使用管理, 综合采取收、调、减、控等办法,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杜绝资金浪费。二是不断完善资金管理工作规程、资金拨付审核程序以及管理办法, 建立起符合财政预算管理要求和社会保障工作规律的资金管理和预算执行模式, 杜绝不讲效益的“突击花钱”、“库款搬家”、“以拨代支”和各种违反财经法规、财务制度的行为, 确保社会保障资金安全运行。三是充分发挥审计、检查、评审、监察等外部监督的作用, 加强对社会保障有关项目、政策、资金的审核检查, 以更好地改进工作, 提高效率。

摘要:近年来, 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 加大投入, 加强预算执行力度, 支持了社会保障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但在预算执行管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预算项目资金支出进度慢、政策落实不及时、应按月发放的资金不能及时发放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整体预算执行的进度, 提出夯实预算执行管理基础、建立健全预算执行管理的长效机制, 确保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和资金运行安全高效的措施。

关键词:社会保障金,预算执行管理,预算资金支出

参考文献

[1]戚艳霞.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对事业单位会计规范的影响[J].财会月刊, 2005 (28) .

[2]邓大松.中国社会保障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海天出版社, 2000.

制度建设 企业执行力的保障 篇5

作为企业,中层管理干部和广大员工养成了良好的执行力意识和具备了较强的执行力行动,那么,企业就有了高效的执行力基础,但仅此而已,企业的执行力建设还不够完善,还必须打造一个规章完善、流程顺畅、考核闭环的制度保障体系。

完善实用的企业规章制度,是建立执行力制度保障体系的物质基础。企业规章制度,是规范员工行为、明确企业秩序、确保有效执行的行为规范,无论在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和服务管理,还是在班组建设管理上,企业都需要有相应的规定或规章来使员工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是不允许做的。令行禁止是打造企业执行链的基本要求,完善规章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执行的盲目性。原来以为企业的制度够多了,现有的制度已经把企业的方方面面都纳入进去了。但在具体的执行力监察工作中,却实实在在发现企业的规章制度还有很多方面不完善,部分工作职责不明确(要么是装点门面根本没有执行过或难以执行的制度;要么是有些工作找不到相关规定,不知如何执行),造成了执行力脱节和难以执行的情况,也给执行力监察带来尴尬的局面。比如,同样的工作,部门领导更换后工作流程就会随之改变,表现在执行方面有很大不同,但却没有制度加以规定;公司和每个部门都有很多规章制度,但还是有些工作不知道由谁来干、怎么干,尤其是有些工作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边界地带,各自都没有规定,职能部门也无相关规定,执行层往往

会为了各自的利益扯皮推诿,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执行力薄弱的现象。顺畅的流程是建立企业执行力制度保障体系的硬性条件。企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在制度建设方面应该加强沟通、统筹规划、协调配合。只有各项规章制度的流程顺畅了,才能确保企业各环节工作有效衔接和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执行效率。在执行力监察工作当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工作职责和内容控制应在甲部门,但乙部门却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在制定规章制度时,由于没有进行沟通,造成相关规定不全面甚至执行起来有诸多不便;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各部门根据所在部门实际情况制定内控制度有利于执行,但由于缺乏全局统筹把握的环节,就会造成各部门内控制度中有些规定相互抵触、标准不一,甚至与公司相关制度不符的情况。

执行保障 篇6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政策政策执行;解决措施;政策类型

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现状

为完善住房供应合理和抑制商品房价格,加大力度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资金,推出的新政策鲜为人知,但缺少必要的宣传手段,具体细化各个保障性性住房的政策。目前我国出台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主要有:一是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民众住房需求大,供不应求,同时国家的个人收入申报记录不完整,使得具有保障性的房源流入投资者手中,政府给予的住房优惠政策由于审批程序不规范,给不法商人提供了超高利润的发展平台。随后陆续出台的政策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使得经济适用住房的数量越来越少。二是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并轨政策的实施,从实施区域看来,住房保障的范围相对较小,同时受限于本市户籍为申请条件,租房轮候时间过长等因素使得此政策没能得到有效落实。

二、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房源供需不平衡,保障范围小

一般城镇的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夹心层”等困难群体是我国保障性住房的需求群体。需求群体量大,并且多数地方政府按照城镇“双困户”的标准来确定廉租住房的申请标准加剧了失衡比例。又由于我国房价不断上涨,“夹心层”群体,即无资格享受廉租住房又支付不起经济适用住房住房闲难问题凸显。因此,明确各级政府之间有关住房保障预算支出责任的衔接和確定问题的相关职责,保障建设资金和房源的供给。

2.民众对保障性住房了解太少

对于保障性住房的各类消息一般是由政府部门直接下达书面文件或是通过互联网通知,民众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了解这方面的相关政策方式又太少。在社会各界,有的人不懂网络,每天忙碌于工作无暇顾及其他消息;还有一些不识字的民众缺少专业的工作人员为他们讲解此类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国家政策的推出都是为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由于社会各层群众的学历和文化知识有限,在政策普及方面做得还不够全面。

3.地方政府职责弱化,执行动力不足

在中央政府关于保障性住房资金的投入金额和补助规模相对较小的严峻形势下,地方政府政策力图压缩在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成本,直接导致保障性住房资金不到位,甚至缩减保障性住房的专用资金等相关政策执行的资源用于开发其他地方性的经济发展,致使实施政策职权的弱化、动力不足、政策执行发生本质性的偏差,再分配型政策执行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影响。

总之,政府、房地产商、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在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中的利益目标不同,加剧了政策执行的难度。而在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下,拥有资源优势的利益相关者会在博弈中获利,政策执行发生偏差。

三、解决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问题的对策建议

1.合理分配政府间职责

合理明确的政府的职责从而减少政府间的博弈行为。中央政府承担全国范围内的宏观调控,而省级政府承担省范围内的宏观调控。要解决保障性住房的问题,综合我国地方发展经济的不平衡、保障性住房的调控作用和经济作用等因素,明确中央政府应当承担重要职责。

首先是中央政府支出责任。积极利用地方政府的激励效应,可适当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和资金补助规。此外,应强化监督职责,对地方住房保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渎职行为加大监督和惩处的力度。其次是明确划分相关管理部门间的职责,完善地方相关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的服务职责机制。

2.完善政府间财政体制,提升地方政府职责与财力的匹配度

不仅要合理划分支出责任,而且要采取措施保证政府承担职责的支出与收入相匹配。首先扩大财政收入来源,提升其财政职能;其次是中央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第三,规范转移支付等财政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总之,应在保持宏观调控和调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积极性的原则外,多鼓励地方政府创新资金和房源的筹集方式,提升地方政府的职责与财力的匹配度,减少政府的博弃,促进政策目标实现。

3.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对再分配政策执行中利益相关者的监管

(1)保障房建设应完善专项考核指标和增加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监督作用提高住房政策实施的透明度,制约地方政府政策的博弃行为。

(2)资金监管制度的完善和严格执行,加强各部门的住房保障资金的监督和审计。

(3)土地审批和土地出让金管理制度的完善和严格执行。具体就是:建立完善的准入制度,信息公开化;加大各环节的监控;发挥媒体的曝光效果对各个保障房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作用。

优化组合政策工具,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应该保分配公平这条安居工程的“生命线”, 避免造成事与愿违的不公和社会新矛盾。当前政府应调控房地产市场,适时加大商品房价格调控力度。必须从申请标准、审核程序、动态追踪、退出执行等方面制定一整套保障性住房制度,实行保障住房的房源、分配过程和最终结果的三个公开政策,接受社会各界的全过程监督,避免暗箱操作,加大惩罚力度。做好家庭基本状况的调查工作,掌握具体情况,让符合条件的家庭真正受益。

参考文献:

[1]徐虹.城市公共住房供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刘琳.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沖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版

执行力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篇7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成功就像一扇门, 如果战略这把合适的钥匙已经找到, 那么接下来需要的只是把钥匙插进去并朝正确的方向旋转把门打开。比喻中的插进钥匙和朝正确的方向旋转就是成功的关键即企业制度和执行力。

一、健全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

优秀的执行力依赖于健全合理的制度, 企业管理制度是实现企业目标的详细的、可操作的各项规定、章程, 它作为员工行为规范的模式, 能使员工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 同时又成为维护员工共同利益的一种强制手段。因此, 企业各项管理制度, 是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必需的, 是企业上下全体人员都自觉遵守和执行的行为准则。任何企业都有适用于本企业的制度, 制度的不健全既表现在制度缺失也表现在制度过多过细。制度缺失不能适应企业的管理要求形成管理死角;制度过多过细往往会使同一件工作令出多门, 甚至标准不一, 让基层无所适从, 影响执行效率。制度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全员统一执行的规范, 一套科学完整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职工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但仅凭制度创造不出效益, 一个不能生发制度文化的制度不可能衍生尽责意识, 如何将强制性的制度升华到文化层面, 使员工普遍认知、认可、接受以达到自觉自发自动按照制度要求规范其行为, 完成他律到自律的转化, 是构建制度文化的真正内涵。“强制性”是制度自身属性所决定的但同时也表明了企业的价值取向, 制度本身就蕴含丰富的教育意义, 员工在遵守和执行制度的同时提高了员工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自律意识, 通过架构尊重人、关心人、相信人的人文环境来提高广大员工的尽责意识, 通过强大的执行力, 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水平和在本行业内的竞争力。

二、企业执行力

1. 优秀的执行力需要在行动中思考在流

程中改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任何流程都没有十全十美的, 都有可以改善的余地, 而且永无止境,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提升执行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从制度环节、执行人、管理层这三个基本要素入手, 实施基础——提升——升华的闭环控制, 达到增强企业执行力和竞争力的目的。首先是完善制度体系, 固化制度要素, 按照管理标准化和信息化的要求, 对现有制度进行全面、详细、彻底的梳理, 进行标准化改造和提升, 采用信息化手段将制度要求固化到信息系统中, 推进制度与信息系统的融合并逐步实现管理的标准化和信息化, 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其次是强化制度执行, 提升管理水平。首先是必须维护制度的严肃和权威, 经过上述完善和固化的制度, 应融入企业文化之中, 绝不可朝令夕改或时紧时松。确保工序、流程和管理之间实现无缝搭接始终保持运转有序、良性循环的状态。三是加强制度执行的考核兑现, 制度的灵魂在于执行, 执行的灵魂在于考核, 考核的灵魂在于兑现, 企业应当积极推进管理制度与信息系统的有机融合, 充分依靠信息手段提高制度执行力的考核, 加大兑现力度, 敢于动真, 勇于碰硬, 舍得激励, 建立起人人尊重制度、遵守制度、维护制度、执行制度的浓厚氛围, 最终使企业形成一种注重现实、目标明确、简洁高效、监督有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执行文化。

2. 切实强化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 提高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和对企业的忠诚度。

企业的员工要具备良好的心态和专业的技能, 在技能方面各部门的员工按照本岗位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标准, 进行严格的培训, 在精神和心态方面用企业文化教育激励他们, 使之目标明确、行动坚决自动自发工作。 (1) 切实提升基层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及职业道德建设, 增强员工执行的内驱力, 清除企业员工麻木不仁、不思进取的思想倾向。 (2) 切实提升基层职工的岗位技能操作水平, 筑牢职工执行的基础。 (3) 切实保障职工的执行能够获得经济或精神利益, 强化典型执行的带动作用。

3.

不断提升企业中、高层领导的整体水平, 中层的领导是执行力的中坚力量, 他们要有极强的沟通能力, 中层领导处于高层与基层之间属于一个中枢系统, 良好的沟通就可建立一个通畅的桥梁, 促进战略目标的实施, 如果沟通不畅则会成为一堵墙, 形成断层, 致使上层意图不能得到执行;中层领导要制定本部门的规范和制度, 并率先执行照章办事。 (1) 要加强学习, 克服个人能力欠缺的不足。 (2) 要强化基层和自身的管理, 杜绝四种倾向, 克服执行效率低下的不足。 (3) 要强化责任心建设, 增强三种意识, 克服执行中大局观较弱的不足。 (4) 要找准定位, 坚持三个面向, 克服沟通效果欠佳的不足。

企业的高层就是企业的精神领袖, 企业文化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企业家个性的一种体现, 所以作为一位CEO就是要像张瑞敏先生那样成为一位设计家, 设计公司的理念, 然后宣灌企业的文化, 在制定战略方案时善于取舍, 形成专注与聚焦, 使企业自身的力量不做无用功。

与其等待别人来拯救, 还不如自己从现在就开始努力认真地做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严格执行企业的战略, 每个环节和阶段都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企业里的每个人都能如此, 那么我们会发现, 企业中所谓的“救世主”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能够再认真一点、再严格一点、执行力再到位一点。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倡导“执行文化”, 一个企业只有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具有执行力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把执行力建设烙进职工的意识形态中去, 建立高度的企业执行文化, 形成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的学用作风, 把所学知识转化到专业应用的能力中去, 真正达到优质、优化, 增强职工大局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 以理性务实的态度, 创新自我、提高自我、改变自我, 提高全员的执行热情, 使整个企业达到良性运转。

三、提高企业执行力的关键点

1. 企业文化。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有自己的主观判断, 并会因之而改变行为。故而, 企业除了依赖硬性的组织框架及制度约束外, 企业文化像社会道德一样, 可以有效地导引员工的行为方式,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 在关键时往往能释放惊人的力量, 聚变成为巨大的执行力。企业文化是可以塑造的, 它可以由企业的相关人员精巧设计, 并通过一系列有效手段有针对性的传达给企业的每个员工。

2. 沟通。

沟通是企业执行力的前提, 有好的理解力, 才会有好的执行力。好的沟通是成功的一半。通过沟通,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可以在执行中分清战略的条条框框,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通过自上而下的合力通达使企业执行更顺畅。

3. 协调。

协调是企业执行力的手段, 协调内部资源、好的执行需要一个公司至少80%的资源投入, 一块石头在平地上只是一个死物, 而从悬崖上掉下时, 可以爆发强大的能力。这就是集势, 把资源协调调动在战略上, 从上到下一个方向, 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反馈与主动调研。

反馈是企业执行力的保障, 因为执行的好坏要经过反馈才能得知, 通过市场的被动反馈和及时进行的市场主动调研, 可研判企业战略的正确与偏离, 以便及时迅速调整战略, 使执行力有效进行。

5. 责任。

责任是企业执行力的关键, 企业的战略应该通过绩效考核来实现, 而不仅仅只是从单纯的道德上来约束, 从客观上形成一种阳光下进行的奖惩制度, 才能不会使执行作无用功。评价个体执行力的强弱要从主要业绩, 行为态度, 能力、责任心等主客观方面来考量;评价团体执行力的强弱要从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团结协作和反应迅速等客观方面来考量。

6. 考评。

考评的出发点在于营造一个公平的工作环境, 让每个员工都得到公正的回报, 所以在制定考核的过程, 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的差异。同时, 提高执行力也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而忽略团队的力量, 要做到因团队的成长带动个人的成长, 也要体现个人的成就促进团队的发展。

7. 监督、检查。

监督和检查是质量的保证, 工作过程中的监督和完成工作后的检查是提升管理执行力的重要手段, 监督检查工作需要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因为产品质量可导致市场占有率的扩大或萎缩, 决定着企业生命的长久或短暂。

8. 决心与行动。

决心是企业执行力的基石, 目标模糊、信心不强、顾小忘大, 势必导致执行力大打折扣。目标明确、坚定、拒绝借口并且迅速行动, 才是执行力的最终保证。

无数事实证明, 行动起来才能改变, 行动到位才会胜出, 看准目标, 坚定信念, 在执行中思考并迅速应变才能在急遽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赢得先机, 只有不断提升企业执行力, 才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 才能不断创造企业的辉煌

摘要:企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链条是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执行力。企业战略要靠企业制度和执行力去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执行力是制度的生命, 是贯彻战略意图, 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 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是把企业战略、规划转化成为效益和壮大自身的重要保障。执行是工作态度, 而工作态度的认真与否, 是战略发展出现偏差的最重要原因, 文章就企业执行力不利分析原因, 结合企业文化建设探讨如何提升执行力, 使企业发展壮大。

执行保障 篇8

公共政策是政府解决公共问题、实施公共管理、增进公共福利、实现国家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工具。但政策的制定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 只有通过有效执行, 才能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心环节, 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1]。没有有效的执行, 再好的政策也只是一纸空文。美国学者艾利森曾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 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2]。即正确的政策方案要变成事实, 必须依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简单地说, 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方案采纳后, 把政策方案内容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我国政策学家陈振明认为, 公共政策执行是把公共政策从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效果的动态过程, “它是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 运用各种政策资源, 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动, 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 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3]。公共政策执行是在复杂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复杂活动, 其有效性经常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 使得公共政策付诸实施后, 并不一定会取得预期的效果, 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社会不公平的加剧, 引起民众的不满, 导致政策失败。所以政策的执行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因素做保障。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指的是, 为了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使其实现既定目标而有意设计的各种法定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总和。通过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 可以避免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 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从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2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集中表现为一些地方、部门及行政人员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从本地区、部门甚至个人利益出发, 采取种种方式和手段应付、曲解甚至抵制上级政府的政策, 这种现象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越往基层, 这种现象就越严重, 以至于在很多时候, 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难以在基层切实得到贯彻实施[4]。“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 除了政策本身和客观环境原因外, 和公共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不完善有着必然的联系。目前,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不科学

政策执行监督是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它通过对公共政策执行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 检查政策执行行为, 使执行中存在的障碍因素得到迅速排除, 这对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和腐败的产生起了很好的抑制作用。尽管我国己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由多元监督主体构成的监督机制, 但它在运作过程中却表现得并不完善, 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因体制的依附性而导致监督主体不能正常履行监督职能的监督“缺位”。因各种监督主体之间互相干预而导致对方的监督职能无法正常履行的监督“越位”, 以及因社会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能和权益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和规范而导致的监督“空位”。再加上各类监督机构不能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就很难对执行者产生威慑力, 也无法对执行过程中的权力错位进行监察和惩处, 更不能以监督机构自身的威信来预防权力错位现象的发生, 从而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前缺乏预见, 执行中缺乏约束, 执行后纠偏不力”。

2.2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分配机制不合理

我国政策执行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执行体制, 这种执行体制主要牵涉到权力划分的问题, 它包括两个层面:从纵向上来看, 它表现为上级组织、下级组织和同级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 在我国目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从横向上来看, 主要表现为执行权力在不同组织之间以及同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在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权力分配机制的不合理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纵向权力划分不规范。虽然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力己经相对分离, 但中央和地方权力一直都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分配。有时中央权力过大, 地方缺乏主动权, 政策执行只是照搬照抄中央文件, 政策执行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时地方权力过大, 地方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但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动搞土政策, 滥用和任意分配资源, 导致中央的许多宏观调控政策难以落实, 削弱了中央对政策执行的控制力。

其次, 横向职能配置不合理。一是党政机构间职能配制重叠, 以至于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政府成了政党的执行机构和附庸。当前, 我国地方各级党委大都设立了与政府职能相重叠的部门, 而且这些党委部门都承担着直接执行政策的职责和任务, 致使政府的行政管理主体地位和作用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进而对政策执行效率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二是, 政府系统内部各机构间职能不清。就政策执行来说, 倘若不同的政府部门履行着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职能, 那么他们不仅会出台一些相互冲突的政策, 而且更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利益纠纷而相互扯皮, 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率[5]。

2.3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备

公共政策的实质, 是对利益和资源的调整划分, 政策实施的结果, 总要造成部分人受益而部分人受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 我国社会己经形成了各个利益主体组成的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这些群体固然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 但也是彼此制衡、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原来的许多制度已经很难调节新的利益矛盾, 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尚未健全在面临一些新的利益矛盾冲突的时候出现了制度缺失。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完备, 导致部分人对政策不支持, 甚至反对, 导致政策执行不力, 效率低下, 甚至使政策失败。

2.4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

公众参与机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 也是现代公共政策执行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公众参与机制的形成与完善还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公众参与机制的缺乏, 难以使公众参与政策执行的行为法治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从而使公民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目前,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政策听证制度、政策公开制度等还不够健全, 导致公共政策执行还存在制度“真空”、“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问题。

3 完善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的思考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逻辑过程的重要环节, 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实践中, 执行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要突破这一瓶颈, 除了要挖掘政策执行的内在逻辑, 更要通过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 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 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

3.1 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在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中, 大量的“政策执行表面化, 政策执行局部化, 政策执行扩大化, 政策执行停滞化”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不成熟。所以, 需要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功能、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监督网络[5], 以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首先, 要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是以行政公开为前提的, 政策执行活动除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外, 其余都必须依据法律程序和规章制度, 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于众, 使各种政策执行活动广泛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下。其次, 要保障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我国当前司法监督、行政监察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同级政府处于“弱监'、“虚监”甚至“禁监”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部门实行双重领导体制, 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制于政府机关。要真正做到监督公正有效, 就必须建立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体制, 实行单一的垂直领导, 实现人事自主、财政独立, 使监督部门的人员编制干部任命财政拨款等不再受政府制约从而在根本上保证监督部门获得独立地位, 发挥对政府政策执行应有的监督功能。再次, 要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在理顺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行政机关三者权力关系的基础上, 制定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政策执行监督的具体形式、程序、手段以及咨询、调查、弹劫、罢免等实施方法, 使权力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最后, 要落实和完善社会监督制度。这不仅要积极开拓社会监督的渠道和方式, 更要加强社会监督方面的立法, 使社会监督主体的地位、权限, 以及行使监督权力的方式、步骤、程序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确保社会监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充分运用和社会监督行为的规范化、权威化、法制化。

3.2 规范权力配置机制

政策执行权是政策执行主体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必要条件, 合理的政策执行权力配置机制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政策执行的权力配置机制包括两个层面:纵向上看, 表现为执行权在不同层级之间的配置, 即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同一组织内部各个层级之间的配置;从横向上看, 表现为执行权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配置。

因此, 在纵向的执行权力配置方面, 应加强立法工作, 尽快修订现行的组织法, 制定程序法等专门法, 依法规范执行权在不同层级上的配置, 包括职责权限的划分原则、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的程序和手段等等, 从制度上防止因上下级权力关系的模糊而导致的越权现象。在横向的执行权力配制方面, 要明确责任主体, 尤其在几个职能部门联合执行某项政策时要确定各执行主体的职能和权限, 明确相互间的主从关系;同时要使政策执行中的责权利相统一, 从法律上对各个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能配置、内部机构设置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范, 从而避免因职能配置的交叉重叠导致的政策执行偏差。

3.3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实现公民依法介入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权力的重要渠道, 是体现民意、反映民情、提高政策执行民主化水平的根本举措, 是实现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本途径。在现代治理中, 只有让人民充分参与到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中, 才能获得人民对政策发自内心的服从、遵守、认同和支持, 政策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在现阶段为确保政策制定的民主参与我们应建立和完善以下制度[6]:一是政策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政府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做出某项行政决定时, 听取利益相关人意见的程序性制度。二是专家咨询制度。即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 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组织相关专家群体, 集思广益, 虚心听取专家智囊团的意见, 从而减少重大决策失误的概率。三是社会公示制度。即将政府决策程序及理由等公开, 将政府行为暴露给公众, 使一些民众关心、又需要民众理解、支持和配合的政府重大决策, 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通过这些方式和制度, 让公众参与到政策执行中, 保证政策执行的公开、公正和高效。

3.4 整合利益协调机制

在整合利益协调机制方面, 要合理兼顾国家、地方、个人三方利益, 保证大多数人特别是弱势群体长远利益不受侵害。“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 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7]。虽然公共政策分配力求公正、公平, 但是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利益要求是不同的。一项政策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要求, 因此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合理兼顾并整合各方利益, 通过有效的宣传阐释清楚政策的实质, 使各方认识到政策实施的公益性;同时, 在政策执行前进行有效的沟通、协商、对话, 本着公平、公正的立场, 坚持“损益补偿”的原则, 即要对在政策执行中利益受损的一方进行合理的补偿, 这样才能从利益的角度减小政策执行的阻力, 让政策相关利益人能够接受出台的新政策, 减少摩擦, 尽可能消除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障碍, 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益

摘要: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心环节, 对公共政策的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然而, 由于公共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的不完善, 导致政策失灵的问题时有发生。通过分析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 试图使公共政策能够有效执行, 以确保公共政策的目标得以实现。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保障机制,存在问题,对策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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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春英.论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5 (2) .

[4]黄兴生.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问题研究——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6 (1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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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桔华.加强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探讨[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4 (2) :18.

执行保障 篇9

一、政策变通:主动偏离抑或被动妥协

公共政策作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代表了政府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策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都是比较积极的,希望通过政策的良好实施来实现社会的善治。但是,即使政策方案制定得十分严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预想不到的情况。甚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环境会迫使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一种相机抉择的策略,随着政策环境而对政策做出可操作化的修正,甚至会彻底改变政策执行的方式方法。这时,“政策变通”的现象就出现了。

对于政策变通的概念,学者们的界定各有侧重。由刘世定、孙立平等人组成的“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政策变通是“在制度的运作中,执行者在未得到制度决定者的正式准许、未通过改变制度的正式程序的情况下,自行做出改变原制度中的某些部分的决策,从而推行一套经过改变的制度安排这样一种行为或运作方式”。[1]有些学者的界定就着重于变通后的负面结果,认为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一种偏离或反动,“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则可能与原有政策目标和精神不尽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2]不过也有一些学者看到了政策变通的积极效应,如赖秀龙认为“政策变通的实质在于政策执行形式的变通,而不是政策精神实质的变通。”[3]

对于政策变通的原因,学者们认为存在从体制到行为等诸多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如李普斯基的“街头官僚”理论说明“政策执行官员的角色可能利用自由裁量权来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公民的利益服务,在有意无意之间发展出一整套针对上层管理者和服务对象的应付机制”。[4]庄垂生则把政策变通看成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理性选择的结果,认为“政策执行者关于政策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政策变通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5]周雪光则从体制上解释原因,认为“变通的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是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矛盾的缓冲机制。”[6]具体而言就是“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二者往往是分离的。负责政策制定的上层行政机构一般并不亲身参与执行政策,而负责政策执行的街头官僚们也无权参与政策制定。”[7]具体到中国的政策过程,就是“中央政府负责政策制定,地方政府负责政策执行。是一种逐级向下发包、官员向上负责的行政体制。”[8]在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下,“上级下达的过严指标常常导致下级的密集政策变通。地方政府一方面缺乏宪法上名义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享有大量实质性的相机决策权。”[9]而地方政府一旦有了实际上的相机抉择权,“很有可能会陷于人缘化社会关系之中,这时政策执行走样将在所难免。”[10]王林生也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明变通出现的条件,认为是“中央对地方的过分要求和限制导致了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通。”[11]

对于政策变通的评价,学者们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政策变通后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与原政策一致的,但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则可能与原有政策目标和精神不尽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12]另一派主张“变通”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进行正常合理的灵活处置,而且很多经济学的文献也强调地方变通对推动经济发展所起的创新作用,甚至称它“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多年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3]更为有意思的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变通的态度是模糊的和权宜性的:“究竟是讲其视为积极意义的‘创新’,中性意义的‘灵活性’,还是消极意义的‘谋私’、‘歪曲执行’,完全依中央基于纵向控制体系的需要这个大局而定。”[14]

因为公共政策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政策变通现象的出现并不足为奇,甚至有时候完全按照预定方案来执行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一种情形是政策执行者出于自身私利而故意改变政策执行方案,这种情况无疑是对公共性的一种背弃。不过,政策的复杂性就在于变通执行之后并不一定结果很差。比如在另一些情形下,对原有政策方案的变通恰恰是对现实政策环境的妥协,政策执行者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不得不对原有的政策方案进行可操作化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变通就有可能是对原有政策的一种修正和完善。这时的政策变通虽然不能认为有充分的合理合法性,但也能为未来的政策调整提供方向和借鉴。

二、农村低保政策的变通策略———以S省X县为例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保障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政策。该政策自从2007年建立以来发展迅速,为农村底层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过程与之前的政策设计有些许出入,出现了政策变通执行的现象。

1. 农村低保政策变通执行的基础: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不规范

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农村低保政策上是一种“硬”约束,因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所发放的低保金主要来自于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财政预算强有力的约束性在农村低保制度上并没有出现“软化”的现象,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政府才有钱发给低保户。在政策规定上,农村低保制度是由当地民政部门划定一个低保线,低于这个标准的人可以享受达到这个标准的差额。而在实际的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这一标准偏低,所以一些在农村中相对比较贫困的家庭也能达到这个标准。如果严格地按照这个标准执行,那么很多现有的低保户实际上是无法享受到低保金的。这样以来,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就会出现剩余。而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也达不到社会救济的目标,因为农村很多家庭收入略高于标准线低保边缘户没有得到救济。而且这部分资金是专款专用的,也不能挪用到其它社会救济项目中。

所以,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低保标准实际上并不是作为贫困线来存在的,而是被看作最高补助标准。年度内的用于农村低保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就是年内整个区域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总额,然后由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把这个金额总数换算成大概有多少人可以享受低保金。这个换算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平均分配低保金的“平均低保”现象,因为平均每户所得的钱数是需要事先确定的。然后地方政府层层向下分割指标,直到把指标分解到各行政村。[15]

低保指标在村里的具体分配实际上也不是个测算的过程,而是个比较的过程。那些家庭人均月收入根本无法达到低保标准的赤贫家庭自然会被纳入保障范畴。问题在于村里的低保指标覆盖这些家庭之后都有剩余,于是只好从家庭人均月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的家庭中遴选。而这样一来,村里这种条件的家庭可能就会比较多,并且收入差距不大,进入享受低保的考虑范围的家庭数量很可能就会多于低保指标,结果“人情保”、“关系保”、“轮流保”的现象就出现了。所以,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变通与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不规范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S省X县的政府部门。

根据作者调研的S省X县的数据可以发现,在2010年之前,享受人数和年发放金额都呈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趋势。而2010年之后,享受人数和年发放金额的增长都趋于缓和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所以,在实际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践中,应保尽保的政策目标和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有时候并不是决定一个家庭能否成为低保对象的决定性因素,真正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财政部门每年到底能有多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来提供给农村低保对象。而这种资金压力在2010年之后越来越成为一种硬约束。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收紧的背景下,民政部门采取了一种计划经济式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确定方法———指标制,即每年参照财政部门的资金预算来确定本年度有多少人可以享受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救济。而根据省市两级政府的文件精神,每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都要动态调整,以保证与经济发展水平能够相互适应。这样一来,原来享受低保的群众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结果就是能够用来增加新的低保户的资金就少之又少了。所以就产生了2010年之后享受人数增长缓慢的现象。

在变通后的农村低保政策中,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能享受低保金的并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人均月收入,而是这个年度政府到底有多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可以用于这项社会救济政策,再把这个既定的资金换算成在县里大约有多少人可以享受,然后在这个区域中,谁相对更加贫困谁就可以享受。结果就是“低保标准的数额标准就被转化成了人员标准。”[16]

2. 农村低保政策变通执行的方式:分档救助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S省X县的政府部门。

在政策规定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享受的标准是一户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差多少补多少。但是在低保实践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很难精确测量的,因为收入都是每个家庭的秘密,在申报的时候农民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少申报收入以获取尽可能多地低保金。即使通过民主评议的办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农民的实际收入,其精确性依然存在疑问。由于在实际情形中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实不大,所以在X县的低保实践中,并没有严格执行核定每个家庭收入水平然后补差的政策规定,而是采取了一种分档补助的办法。该县将低保户分为一、二、三、四类。其中一类:主要为三无人员、重残、长期生病缺乏劳动力的特困家庭,补差水平为190元/月·人(2014年标准,以下数字也是2014年标准);二类:主要为缺乏主要劳动力、残疾、生活和生产基础条件非常差的贫困家庭,补差水平为166元/月·人;三类:主要为生活、生产各方面条件差的贫困家庭,补差水平为156元/月·人;四类:主要为家庭条件差,而家庭又有特殊开销的家庭,补差水平为146元/月·人。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试验性执行”工作到较易完成的“行政性执行”工作的转化。[17]

分档救助的政策在收入核算异常艰难的农村也有其合理之处。在农村中,户与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大,如果强行在本来就差距不大的农户之间再区分出的收入差再予以补助的话,很有可能会引起其它农户的不满,进而制造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过,从X县的政策实践来看,分档救助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日益显现:保障的标准一直在提高,但是对于保障对象划分的档次却一直保持在4个,这4个档次毫无疑问不能完全对应农村中不同层次的贫困人口,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一种“平均低保”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4个档次的保障标准呈现出同步增长的状态,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享受低档次保障标准的低保户的实际保障水平的偏高。而在该县中,大部分保障对象享受的正是最低档次的补助,所以说分档次救助的方式使得实际保障水平进一步高于理论上的保障水平。

3. 农村低保政策变通执行的结果———浮动的保障线

低保线是决定一户家庭是否有低保享受资格的基本标准,只有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标准线的人才有资格享受低保。低保线一般都由各县级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主划定。低保线确定的根据各地有所不同,有的地方依据国家划定的贫困线,有的地方根据当地的居民人均收入,有的地方根据一定的人口比例。就笔者所调研的S省X县为例,X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公式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25%±调整数)

其中的调整数由县里综合考虑当地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基本生活消费品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财政承受能力及资金使用情况等因素得出(调整数原则上控制在±5%以内)。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S省X县的政府部门。

如上表所示,X县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自2006年建立以来一直在提高,2015年的标准是2006年标准的3.55倍,年均增长39.4%,增长速度超过了CPI。这对于农村广大贫困群众非常有益。但是同时可以看到,即使按照2015年的标准,每人每月的保障标准仅为213元,平均到每天也就是7元钱多一些。即使农村的生活成本较低,压力较小,每天仅有7元多生活费的生活依然还是十分贫困。在这样较低的理论保障水平之下,饥饿基本上可以得到消除,但是生活水平却依然很低,所以这个标准从实际生活的角度上来考察还是偏低的。

但是,在实际的走访调查中,事实却又是另一番图景。那些在农村中没有收入来源且生活极其困苦,根本达不到家庭人均每月213元的农村低保标准的人确实已经在享受低保金,在这个理论保障标准线以下的农户已经全部得到救济。然而现在正在享受低保的农民中,有一部分人虽然经济条件也不宽裕,但是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很有可能会高于每人213元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如某一低保户家里有三口人,每人三亩玉米地,按照玉米大概一元一斤的收购价和亩产玉米1500斤来算,这家人一年只靠玉米地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3500元。即使这家人没有其它任何收入,那么这家人平均每人每月的收入是375元,除去生产成本,这家人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也超过了低保线。而且这样的享受低保的家庭在农村并不鲜见。但是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也非常低,而且比这家人更贫困的农户都已经被纳入了低保的范围,即使根据贫困程度的排序也应该由这样的家庭享受低保。

所以根据我们的观察,按照理论上每人每月213元的标准,X县已经大体上实现了应保尽保,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漏保行为。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测量困难的缘故,在实际的低保实践中,已经把一些人均月收入略高于213元的家庭纳入了农村低保的范畴。这种政策变通现象出现的原因正是前面所提到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不规范和分档救助的执行措施。

于是,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出现了两条低保标准,一条是政府文件上规定的理论低保标准,这个保障标准偏低,这个保障标准之下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在实际上,由于理论标准的低下,而收入真正低于这个保障线的农村居民人数实际上并不算太多,所以在制度在具体操作中执行的其实是另一个低保标准,这个实际的低保标准是根据贫困程度的排序而得到,实际上是要高于现行理论上的保障标准。也就是说,实际的低保标准其实是浮动的,并不完全等同于理论上的低保标准,在实践中要高于理论保障标准。

三、低保政策变通的双重效应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村低保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变通现象。农村低保政策制定时所确立的“补差”方案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基层政府解构,构建起来的是一种财政导向的低保政策。这种现象出现的缘由可以用“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和自主性”[18]来解释。

由于前几年各级财政对于农村低保的大力投入,使得农村低保的实际保障标准成为浮动的标准线。最低保障标准成了最高补助标准,导致实际上的保障标准要高于制度规定中的保障线。而分档救助的政策执行办法又进一步提高了实际低保标准。这种政策变通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

1. 客观代偿效应

客观代偿效应指的是浮动的标准线在客观政策效果上构成了对较低的政策规定的理论保障标准的代偿。上文的分析已经提到,农村低保的标准线虽然每年都在提高,而且提高的幅度较大,但是从实际生活水平的角度考察,这样的保障水平依然不高。在理论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际的保障水平超过理论保障标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因为实际的保障水平才是真正说明政策目标实现程度的指标。较高的实际保障水平恰恰说明现有我国的农村低保已经基本实现了较低层次的应保尽保,即使这个层次建立在非常低的低保标准之上。

农村低保政策的变通坚持了原有政策的精神实质,努力去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即保障贫困农户的基本生活。而且从社会效应的角度分析,低保政策的变通执行把那些家庭人均月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但生活仍不富裕的农户纳入了低保范围,保障了一些“低保边缘户”的生存权利,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实践中已然提高的农村低保标准,所增进的并不是某个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个低保边缘群体的利益,增进了这一部分人的福利,也就缩小了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在这个层面上解释,“变通”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进行正常的合理的灵活处置,变通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存在,因为其功能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19]

2. 权威损耗效应

政策变通后的结果有积极意义并不能表明这种变通就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尽管变通之后的低保政策提高了保障标准,将更多的贫困户纳入了保障范畴。但是这种变通行为本身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于政策权威的损耗上。因为政策方案是政策赖以执行的依据,一旦被制定出来就同时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威。政策在执行阶段出现了变通,即使变通的结果有一定的积极效应,同时也会给政策本身的权威带来损耗。因为执行者自己首先不尊重政策,解构了政策的权威,以后再想执行有关政策就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人们会有政策在执行中可以进行变通的心理预期。

而且被提高的实际保障水平也可能会导致民众对于社会福利的依赖。因为社会福利过高的话不但会使得物质财富对于人的激励作用下降,而且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社会福利而不去或者减少工作。结果是社会福利就会变成社会负担。所以,变通低保政策,提高实际保障水平虽然现在看来构成了对较低理论保障标准的有益补充,但是这不应该是一种常态,因为其中蕴含着产生“福利依赖”的系统性风险,也会对低保政策的执行效用构成损耗。

四、结语:实现合理变通的制度化

从S省X县的政策实践来看,这种“浮动的标准线”也是农村低保政策初期执行不够完善的产物。2015年下半年,该县对区域内的低保户的现状进行了摸底,要求区域内的低保户重新提交低保申请,自己陈述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收入情况,并对区域内所有的享受低保的低保户进行调查,对人均家庭收入已然超出低保标准的低保户进行清理,保证将有限的低保资金用于那些最需要的人。结果是一些家庭人均月收入明显高于低保标准的低保户已经被撤销享受资格,低保政策的执行也渐渐走向规范。

政策变通对于政策本身的进步和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政策之所以出现变通定有其内生因素,即原有的政策中存在着难以执行的因素。政策的变通执行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政策执行的落地问题,推进了政策的贯彻。只是这种贯彻是以牺牲原有政策权威和合法性为前提的。不过,政策变通确实不应该是一种常态,需要进行纠正。不能因为变通之后的效果并不差就支持甚至鼓励变通,因为即使政策变通后产生了积极效果也是暂时的,而对政策的合法性和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是深远的。政策变通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原有政策的不足,指出了原有政策的改进方向。

执行保障 篇10

关键词:武警部队,维护社会稳定,法律保障

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是武警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部分, 是新世纪新阶段国家赋予武警部队的神圣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1]法律是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 有效履行职责使命的重要依据, 加强武警部队法律制度建设, 使军队做到“有章可循”、“师出有名”。

一、武警部队依法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作用

(一) 法律保障确保武警部队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实施

当前, 国际、国内严峻形势和多种安全威胁因素的增多, 武警部队在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中处于重要地位。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是指军队为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指示, 执行的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行动。[2]武警部队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离不开相关法律保障制度, 在面对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的破坏以及严重暴乱、骚乱、破坏社会活动的打、砸、抢、烧等暴力犯罪时, 法律赋予了武警部队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主要职责任务。

(二) 法律保障是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 由于社会转型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凸显, 群体性事件、严重暴乱、骚乱不断增多, 武警部队在执行各类维稳任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 做好相关的法律保障工作是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必要条件,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只有提前充分准备, 军事行动才能顺利实施。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只有做到有法可依, 才能规范和保障武警部队履行职责使命,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 法律保障是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合法性、正当性的根本保证

准确运用国际和国内法律规范, 妥善解决各类涉法问题, 坚持有效遵循维护社会稳定统一领导、集中指挥, 慎用武力、严格依法行动的法律原则, 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规范、调整、制约相关的各种关系, 构建相应组织指挥、内部协调、军地协调机制, 为执行军事行动、维护官兵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二、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法律依据

(一) 《宪法》和《国防法》赋予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的职能任务

《宪法》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 参加国家建设事业, 努力为人民服务。”《国防法》第22条规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指挥下, 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 维护社会秩序。”

(二) 《武警法》赋予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任务

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 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和保障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法履行职责,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制定本法。”第2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以及防卫作战、抢险救灾、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人民武装警察法》的出台为武警部队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使其行为有了保障和约束, 避免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三) 其它相关法律赋予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任务

部队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所面临的情况复杂多样, 因而所遵循的法律依据和采取的手段也不尽相同。《戒严法》第8条规定:“戒严任务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 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 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协助执行戒严任务。”《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4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以上宪法和法律为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明确了武警部队的任务和法律地位, 所以, 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是武警部队义不容辞的法定职责。

三、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立法对策

(一)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学习借鉴各国立法经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制订成文法赋予军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职能, 保障其合法权益, 履行职责, 取得道义和理论上的支持。美国的《宪法》、《反叛乱法案》、《国防部指令》、《国防部平定内乱计划》、《美军常设使用武力规则》, 日本的《自卫队法》, 印度、泰国的《宪法》, 这些国家制订的宪法、法律、法规、条令条例为平定内乱提供法律依据, 以确保军队参加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有效性。

(二) 根据任务职能的拓展, 制定新的法律法规

多样化军事任务延伸到哪里, 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就应该扩展到哪里。[3]一是区分任务性质, 明确各主体的职责范围, 有针对性地建立涉及各个领域的法律依据, 形成完整的法规体系。进一步明确各警种在执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中的法律规范问题, 同时修订完善相互之间协调机制与指挥机制的规章制度。二是专门制订、完善武警部队执行维护社会稳定的相关法律, 增强立法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以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 提高部队执行任务的效能。三是明确武警部队在执行任务中各个部门之间、军队和地方单位各系统之间的关系, 解决领导权问题, 从而使其协调一致。

(三) 按照部队任务特点, 法律保障研究

武警部队应按照职责范围统一规划, 在丰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 尽快形成应对各种安全威胁, 同时规范和保障部队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法规对指导军事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应与时俱进, 对这些既有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 不断完善。[3]加强内部协同机制与国际协同机制, 从而形成组织严密、运转自如的整体。

“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是新阶段党和人民对军队历史使命的新要求。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充分发挥武警部队法律职能作用, 紧紧围绕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方针政策, 进一步完善武警部队法律规章制度, 构建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 为武警部队履行职责使命, 执行维护社会稳定军事任务奠定法律保障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舒秋劲.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12.

执行保障 篇11

1 夜间执行卫勤应急保障任务的特点

1.1 交通情况复杂,开进后送效率低

夜间道路交通状况复杂,难以判定当地和自身方位,运输工具开进速度减慢,如果分队机动距离较远、途中情况复杂,则进一步降低了分队开进速度和伤病员后送效率。

1.2 现场地形不明,全面展开难度大

夜间水源寻找、风向判别、电力供应困难,伤病员寻找、急救和标示其所在位置难度较大;临时救护所展开地域和各功能组室的展开更加复杂。

1.3 伤情种类复杂,搜索救治困难多

遭遇恐怖袭击或突发灾害事件后,往往使通讯中断,各方联络困难,造成信息无法及时传递。救治现场可产生各种复杂的复合伤,夜间伤员位置不确定、灯光照明设施有限、现场环境复杂,给搜索伤员带来困难。

2 携行装备的种类

2.1 照明装备和各种发光物

为担任抢救分类任务和后送的队员配发手电筒及伤病员所在地的标示器材(发光指示牌、小块发光物等)[3];在风速测量仪上涂上发光粉,用于迅速判定风向,选择临时救护所展开地点;携行足够数量的照明装备,有条件的可使用夜视仪,用于搜索伤员;做好卫勤分队运输工具在夜间作业的准备,装上夜间清晰可见的识别标志。

2.2 全球定位系统(GPS)

配备GPS。GPS具有全球覆盖连续导航定位、高精度三维定位、实时导航定位、被动式全天候导航、定位抗干扰性能好、保密性强等显著特点[4],能有效提高卫勤分队的开进效率,确保行车及队伍安全。

2.3 卫星电话

配备卫星电话。我院购置的卫星电话为Iridium 9555型,它是Ridium Satellite铱星目前旗下体积最小的卫星电话。其配置了mini-USB插口,可以进行信息传输,并具备防水以及防震的功能,完全可以满足几种特殊情况下环境对设备的苛刻要求。其支持21种语言显示,能在多个国家使用,最长的待机时间为30 h,最长通话时间为4 h。

2.4 发电设备

夜间电力供应困难,应配备发电机,其技术指标应满足:持续发电应在5 h以上;发电功率需满足中等医疗设备的使用;油箱容量应在50 L以上;便于携带;装备如果操作、使用和保养方法不当,将影响野战医疗所的救治能力[5]。因此,需配备维修保养器材和备用装备。除携行发电机外,还应携行足够数量的汽油,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3 讨论

3.1 着眼提高使用设备的能力

提高使用设备的能力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基本保障,因此对人员进行设备使用能力的培训尤为重要。一是制定年度训练计划,定期组织卫勤分队进行训练。每年度制定卫勤分队训练计划,其中包含装备使用的训练内容,结合夜间执行任务的特点,不但要在正常工作时间内组织卫勤分队训练,更要注重利用夜间的情况组织队伍进行训练,着力演练设备的使用、运输过程及日常的维护。二是结合自身岗位训练。卫勤分队力量的抽组是本着寓编于任的原则,因此,在完成年度集中训练的同时,要结合自身本职岗位对所属的器材装备进行训练,充分掌握设备的性能和使用。三是建立长效考评机制。每年度对每名队员掌握设备的情况、各战备小组协同使用装备的能力以及运输保养水平进行考核,将考核成绩列入人员考核档案,结合分队其他各项业务指标,进行综合绩效评分,进而对全年度训练工作进行整体评价。

3.2 注重设备日常维修和保养

一是定期保养。设备定期维护十分必要,特别是在保修期间,应按合同所订的条款,要求厂家定期进行参数检测、机械部分润滑、管道冲洗等工作。操作者也应定时对仪器进行自检,建立健全保养制度,进行科学有序的保养,确保仪器的正常运转。二是及时维修。设备维修部门在接到报修报告后,应及时赶赴现场。维修人员应详细询问故障发生的现象和原因并认真登记,以便给维修工作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在维修过程中,做好检修登记。找到故障源后,及时修复或更换[6]。三是加强对卫生器材装备库房的管理,建立相应规章制度,确定专管人员,定期组织卫勤分队队员进行清整,更换预过期的药品及设备耗材,对无法修复的设备及时申请报废、更换。

3.3 装备使用过程中应重点把握的几点问题

为避免在使用装备过程中出现运行故障和其他影响设备使用的情况,应注意几点:(1)建立和完善应急预案。建立设备使用应急预案,对可预见的设备使用管理过程中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相应对策。同时,结合武警部队处突任务特点,在总执勤方案中也应加入设备故障应急处理办法,从而在整体思路上形成一整套科学完整的预案体系,切实做到预有准备、快速反应。(2)同类设备的携行数量尽可能保证充足,避免一台设备无法使用时,无其他设备接替的情况发生。(3)应配备设备科技师或专业维修人员,携带相应检修器材和构造图纸,随时做好设备检修及维护。(4)科学管理设备,尽可能避免设备在运输过程中或非使用时间内的损坏,安排固定人员看管,普及设备运输、存放、使用过程中的科学方法,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避免突发情况。(5)紧急情况下积极协调当地有关部门,采取购置、借取等方式,保证任务的顺利进行。

摘要:分析了武警部队夜间执行卫勤应急保障任务的难点以及携行装备的种类及特点,从着眼提高使用设备的能力、注重设备日常维修保养及装备使用过程中应把握的重点问题等方面,总结出以练促训的装备训练和保养计划。

关键词:夜间,卫勤保障,携行装备

参考文献

[1]黄志强.应重视医院对灾难和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研究[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3,15(6):324-325.

[2]李怡勇,郑小溪.构建军队医院医用耗材应急保障机制的探讨[J].医疗卫生装备,2009,30(2):102.

[3]陈文亮.俄罗斯卫勤保障体系[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6.

[4]朱炎,张静,田蔚风.全球定位系统在空中平台位置测量中的应用[J].仪器仪表学报,2002,23(3):149.

[5]王军,郑小东.浅谈野战医疗所卫生装备平战结合使用管理[J].医疗卫生装备,2009,3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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