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偏差（精选5篇）
执行偏差 篇1
摘要：呼市通信公司自2010年启动职位、薪酬、绩效三位一体的人力资源体系建设, 在全员范围内推行绩效管理。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 公司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关键绩效指标、工作目标和能力发展计划为载体的绩效衡量系统, 建立起员工绩效与组织绩效密切挂钩的战略绩效管理体系。
关键词：绩效,偏差控制
“卓越绩效管理”是21世纪质量管理的重要发展趋势。通过综合的绩效管理方法, 不断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和能力, 使组织和个人持续获得成功, 是企业推行绩效管理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呼市通信公司自2010年推行全员绩效管理以来, 内部执行力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 各项业务均衡发展, 近几年的年度业绩指标均按计划圆满完成。但另一方面, 由于企业管理幅度大、内部分工复杂、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在深入推进绩效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不断遇到新困惑, 也走了一些弯路。现就公司在推行过程中发现的执行偏差及解决办法进行总结, 供拟实施或正在实施绩效管理的公司参考借鉴。
1 绩效执行过程中常见的偏差类型
1.1 流程控制“缺斤短两”
绩效管理是一个“事前计划、事中管理、事后考核、过程沟通”四位一体、不断提升的闭环体系, 4个环节缺一不可。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 管理者因为工作繁忙, 常常简单地将公司整体目标等同于团队及个人目标, 导致责任模糊, 职责细化不到位, 员工对绩效指标缺乏控制, 出现“方向归方向, 执行归执行”的现象;再加上过程中管理者未能及时与员工沟通, 加以纠偏, 发生执行偏差。
1.2 考核结果难平衡
绩效管理是一个分层分级的管理过程, 不同职能部门、不同团队、不同岗位员工的绩效目标存在很大差异。在实际操作中, 绩效评估人处于对考核结果的“顾忌”, 评分时手松手紧参差不齐, 使得分数要么趋中, 要么两极分化, 导致部门与部门间、团队与团队之间屡屡出现结果难以平衡的现象。
1.3 将绩效管理等同于业绩考核
由于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压力, 公司管理者常常将其注意力指向质量、成本、利润这样的结果指标, 忽略对团队合作、人员管理、企业文化等过程指标的管理和控制。实际执行中绩效指标与员工实际工作的匹配度低, 有时一些指标之间还存在冲突, 最终演变成“绩效归绩效、工作归工作”的“两张皮”现象。
1.4 绩效管理运行缺乏组织保障
绩效管理是一个动态管理过程, 其系统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公司内部诸多管理要素和人力资源管理各职能的互动和整合, 当内部各模块运行不协调时, 绩效管理就会偏离战略目标, 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甚至成为公司发展的绊脚石。
2 绩效管理的偏差纠正
呼市通信公司在实践中借鉴优秀企业经验, 并结合自身特点逐渐摸索出一套“强化过程管理, 优化绩效结果”的长效机制, 将企业战略管理、预算管理、绩效管理、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职责体系等有机整合起来, 通过提升绩效管理的战略执行力, 实现员工绩效与组织绩效的和谐发展。
2.1 基于平衡记分卡原理优化考核指标体系
绩效流程的“缺斤短两”反映了方向和执行的背道而驰。为确保员工绩效目标始终围绕公司战略展开, 呼市通信公司在指标管理方面引入平衡记分卡。首先, 梳理战略定位, 明确战略主题, 确定公司级的考核指标;其次, 梳理公司主要业务流程、部门职责及关键岗位职责, 明确绩效管理的基本策略和管理框架;再次, 运用平衡记分卡将战略目标分解到各部门, 与目标绩效管理子系统对接, 并沿着主要业务流程和职能职责选取关键岗位绩效指标, 设计标准和权重, 生成绩效考核表和目标任务书进行实际运用。
2.2 严格执行评定结果符合正态分布的规则
随着绩效管理的深入推进, 呼市通信公司逐渐加大对绩效结果的应用力度, 目前绩效结果已成为员工奖金分配、职位变动、职级晋升、能力培训、评优工作等的重要因素。为确保结果公平合理, 员工绩效等级评估严格按照正态分布的原理进行排序。同时, 要求各级管理者必须针对每期考评结果开展绩效辅导, 实时帮助员工改进提升工作技能。
2.3 基于绩效管理诊断的员工能力发展
绩效管理的目标是提升组织和员工的绩效水平, 促进企业业绩与员工能力双提升。通过实践摸索, 公司逐步将员工能力发展概念融入到绩效管理体系, 在每位员工的年度绩效计划中, 除关键绩效指标 (KPI) 和工作目标 (GS) 外, 还包括了员工能力发展计划, 用以了解、跟踪和评估员工职位胜任能力发展情况。通过这一计划, 不仅明确了评估者对下属职位胜任能力发展的要求, 还可以采集员工自我能力发展的需求, 成为员工能力发展与绩效管理衔接的重要载体。
2.4 夯实绩效管理的组织保障
提升绩效管理的执行力, 需要树立整体绩效管理理念。在绩效管理中人力资源部是主管部门, 全面负责绩效管理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汇总考核结果及统计工作。与此同时, 还有很多部门担负着重要职责:比如财务部在经营指标管理控制方面举足轻重;战略部门承担着解析公司战略、推进公司战略与绩效结合的重任;审计监察部门能够将风险控制的意识和责任融入绩效管理的全过程;所有业务部门都担负着参与公司绩效计划分解、日常指标体系建立、考核和反馈的工作。
提升绩效管理的执行力, 必须在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呼市通信公司从实施绩效管理开始就成立了由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 相关核心部门领导组成的领导机构, 同时下设工作组, 共同推进卓越绩效管理。这一组织架构有效克服了部门间在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推委现象, 又能够健全绩效管理的内涵和机制, 顺畅申诉通道, 确保深入推进。
提升绩效管理的执行力, 直线经理的作用必须充分发挥。在绩效管理中, 真正的主体是直线经理和员工。直线经理在绩效管理的桥梁上, 上对体系负责, 下对员工绩效改善负责。如果直线经理不能转变观念, 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执行, 再好的绩效体系, 再好的政策也是枉然。所以, 在实施绩效管理的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直线经理的作用, 积极构建紧密的绩效伙伴关系, 确保员工、团队、部门、企业共赢成长的协同;通过打造面向员工、团队、管理者一体化的绩效管理平台, 提升员工“我考核、我负责、我达标”的绩效责任意识, 形成全员参与的绩效文化。
参考文献
[1]孟学勤.蒙牛乳业集团绩效管理体系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1.
[2]周建宏.酒泉供电公司绩效管理体系设计研究[D].北京: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 2010.
我国新农合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分析 篇2
关键词：新农合政策；执行偏差；政策机制
一、新农合政策执行现状
我国新农合政策是在经历了个人自帮、集体帮助的农合政策瓦解之后新制定的互助共济政策。03年试点，10年全面覆盖，历经数年改革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新农合仍处初级阶段，在执行中，受到种种阻碍，使政策发生了某种程度偏离。
二、新农合政策执行偏差表现
（一）“逆向选择”突出
在参保上：老弱病残、收入较低、支付能力较弱的医疗高风险人群了乐意参保，而身体健康、收入较高、支付能力较强的医疗低分险人群倾向于低估医保作用不参保。相关资料表明，中老年人参合率几乎是青年人的4.38倍，验证了逆向选择问题的严重性。
（二）“道德风险”仍存
部分参合农民在大病统筹为主，小病理赔为辅的保障方式下，因未将保小病和农村预防保健纳入医保范围，门诊补偿低，政策偏向住院病人，因此主动挂号住院，小病大治，加重新农合基金负担。
（三）参合弊端凸显
重复参合。参加新农合的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参保意愿高与被动参保并存。贫困地区，农民参保意愿强烈，但与支付能力成反比；在新农合数量规模型发展思路影响下，地方政府采取签订目标责任书的硬性举措，农民被动参合；退保情况时有发生，农民对新农合满意度较低，经常今年参合下年退合。
（四）基金问题凸显
基金安全存隐患。我国基金保障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原则，筹资水平低导致基金入不敷出。基金使用不合理。受经济人理性驱动，医疗机构行为扭曲，过度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费用；医患小病大治，增加报销比例，基金使用方向偏离轨道。
三、新农合政策执行偏差原因
（一）政策本身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说过：制度实施的不完全还来自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影响政策本身的因素有：1、权威性。表现为政策制定主体的权威性和制定程序的合法性。新农合政策制定缺乏“鱼缸效应”，对制定主体的权力限制、政策内容、实施条件、采取措施、最终政策结果等方面并未向民众全方位公开。2、科学性。新农合政策报销程序分为申请受理、费用核算、费用兑付三阶段，周期长，报销程序繁琐，且只有部分地区实行了“即时结报”系统。3、合理性。政策设计应蕴含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理论，建立在政策科学模型和理性判断之上。但新农合理性判断不足、针对性不强，大病统筹保障方式对农村五保户、贫困户、残疾人来说，缓解因病致贫作用不大。4、可行性。政策设计范围广，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应有政策弹性空间，以便因地制宜执行政策。但新农合政策补偿起付线大多是水平而非梯级分布，导致不同地区因经济不可及使弱势群体徘徊在政策外。
（二）政策主体原因
制定主体。对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主要体现政策问题构建失败、政策目标发生偏离、政策方案不尽完善。就新农合来说，政策问题构建和目标设定都毋庸置疑。但政策方案在覆盖范围广、目标群体多、利益调整大的形势下，没有针对重复参合、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做出调整。执行主体。美国政策科学家艾莉森认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则取决于有效地执行”。[1]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执行者对政策的认知水平。认知水平取决于以下因素：知识能力结构，知识能力结构弱，对政策内在机理理解不透，精神实质把握不准，导致政策“三失”。经济人假设驱动，部分医疗机构为了自身效用最大，伪造病历资料、过度医疗服务。适用主体。政策能否实现还取决于适用主体是否接受。接受与否取决于：对政策的认知与关注，即满意度。新农合保障水平偏低，和农民心理期待还有距离。观念问题。农民健康投资观念，互助共济观念及风险观念淡薄，从过去自助、集体帮助过渡到互助，认知转变还处在缓冲期。政策执行成本收益分析。成本上，农民收入低、医疗价格和物价持续走高；收益上，报销范围少、报销比例偏低、报销起付线设置偏高。
（三）政策机制原因
1、监督机制。（1）监督力度弱。行政监督不力。新农合监委会对管委会监督，但两会职员交叉，一个领导两套班子，职能交叉，监督弱化。法律监督缺失。一方面医疗机构监管薄弱，缺乏药品质量与购进渠道监管制度和引咎、责任追究制度对服务、药品质量、过度医疗行为、采购监管。一方面基金法律监管不力。缺乏对基金机构钱帐分离、医疗消费行为、新农合报销、资金筹集监管。社会监督不足。一方面“三级四地公示制度”、举报箱、投诉电话等信息披露渠道缺失，无从监督；农民监管基本常识和主动意识不高，参与和民主监督长效机制缺失，无法监督；一方面媒体监督只是政府社会管理手段，缺乏独立性，监督作用不敢、不能充分发挥。（2）监督流于形式。一方面监督机关人、财、物的调配隶属于地方政府，监督机关对其上级、同级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行使监督权，实际上有些监督存在不敢、不能、不便进行的情形，有些监督根本无法进行，监督不了。[2]一方面，我国行政体制从运动型体制向目标责任制压力型体制转变，地方政府为面对上级监督，采取构建利益链条、关系网络等非理性手段获取监督内部信息及有关安排，针对性做好准备以满足监督要求。
2、沟通机制。信息网络和政府网络工程建设滞后。目前新农合与城镇医保分属不同机构管理，在缺乏上下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的前提下，不能实现数据网上审核、数据传输和数据集中管理。信息传播反馈渠道不优。地方政府虽处行政体系 “金字塔”低端，但比中央政府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现场，政策执行信息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单方面反馈渠道，为地方拥有信息优势过滤、垄断真实信息提供了机会。信息传播和信息互动机制缺失。目前政策信息以口头、书面、电视广播报纸媒体等非正式渠道为主，较少通过人大、听证、举报、信访制度等正式渠道传播。
3、法律机制。（1）缺乏规范性立法，仅停留在卫生管理部门各项条例条文上，没有形成特色的新农合管理法律体系，缺乏对资金筹资、支出；管理体制；管理和经办、监督和控制分离；经办人员、管理人员及医疗机构行为规定，新农合运行无法可依。（2）缺乏专项法规。基金监管法规缺失，监督部门基金审核困难，监管方监管困难，基金使用方不合理使用资金；补偿标准法规缺失，补偿比例、范围、起付线、封顶线因地制宜时无法律依据；违规处罚法规、机构管理法规、医生准入制度、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缺失，违规行为缺乏相应法律作为惩处依据。多层次医保专项衔接法律缺失，因单项衔接规范设计而导致多层次医保政策与新农合政策衔接时缺乏衔接法律依据而无法发挥集体效应。
4、筹资机制。基金方面，筹资渠道单一：除个人、中央、集体外，社会捐助、社会闲置资金、社会救助资本、慈善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基金管理上：没有实行统一政策、统一管理、统一使用、专款专用、专户管理、收支分离、管用分离、封闭运行的方式。医疗机构、参保人员、经办机构基金不合理使用，骗保诈保现象突出。人力方面，薪酬分配制度和奖励政策缺失，医疗机构人员供不应求；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系统培训，理论水平、管理水平、业务水平低，普遍存在“两低一高”。
参考文献：
[1] 丁煌：《政策执行》，《中国行政管理》[J].1991年第11期.
强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偏差与对策 篇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可执行的财产包括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以及执行财产豁免的范围。住房公积金属于缴存职工个人所有已在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中作了明确规定, 且住房公积金明显不属于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费用、更不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 因此住房公积金财产权不属于执行财产豁免的范围。按现行法律法规, 住房公积金完全可以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物。但为什么人民法院在要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 协助提取、划拨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时会引发争议呢?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前部分人民法院在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偏差, 不仅适用法律不当, 扩大了协助执行义务人的协助义务, 而且通过执行改变了住房公积金的财产属性, 其执行结果与现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法规形成了冲突。
一、当前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与冲突
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 目前较普遍的做法是先制作民事裁定书, 然后要求相关公积金中心协助提取、划拨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协助执行的法律依据基本上都为《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219条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 (以下简称《执行若干规定》) 第36条。这就产生了以下问题。
1. 适用法律不当, 错误指定协助执行的主体
《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这一规定的协助义务人为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4条、第10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批准, 各银行、信用合作社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 以及邮政企业依法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 “储蓄机构的设置,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批准, 并申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公积金中心是根据《条例》设立的直属城市人民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单位, 公积金中心的有关住房公积金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是委托银行办理的, 显然不属于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 因而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18条适用的对象。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执行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 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这些规定的协助义务人为被执行人所在单位或为被执行人发放收入的单位, 公积金中心既不是被执行人所在单位也不为被执行人发放收入, 因此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19条和《执行若干规定》第36条适用的对象。
2. 扩大了协助执行单位的协助义务, 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行政审批权被忽视
审批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是公积金中心的职责之一。《条例》第25条规定“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 应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准予提取的, 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因此, 审批住房公积金提取是《条例》赋予公积金中心独立行使的行政审批行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执行若干规定》中关于协助执行单位应该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规定, 都是要求协助执行义务人冻结、扣留、移交被执行人的金钱或财物以及转移被执行人的财产所有权, 没有要求协助义务人在协助执行时附加其他行为。人民法院执行住房公积金时要求公积金中心协助提取、划拨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实质上是要求公积金中心在协助执行时增加了审批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行政行为, 这种擅自扩大协助执行义务的行为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3. 把住房公积金等同于普通存款, 使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司法行为变成“强制挪用”住房公积金的行为
住房公积金是国家强制推行的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各按职工工资一定比例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具有长期性、互助性、专用性、保障性的性质和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存款, 只有在经过公积金中心审批, 准予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在办理支付手续后才变成现金或储蓄存款。准予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在办理支付手续后已不再具备住房公积金特有的属性, 也就不再属于住房公积金。
从当前关于协助执行单位应该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 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要求协助执行义务人在协助执行时改变执行财产性质的规定。但部分人民法院在执行住房公积金时, 把住房公积金简单地理解为普通存款, 要求公积金中心划拨等额的金钱来给付, 显然改变了住房公积金的财产属性。这就如同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国债或有价证券时, 只能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协助冻结、扣押、转移过户一样, 执行法院不能也不会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国债或有价证券的面值用金钱或其他形式进行给付。
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的住房消费, 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存储余额只有在具备《条例》规定的提取条件, 经公积金中心审批后才能以现金形式提取并使用。但人民法院在执行住房公积金时, 很多并不是因为购建住房而产生的经济纠纷, 绝大部分被执行人也不符合《条例》规定的提取条件, 而执行法院又要求公积金中心协助提取、划拨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这样势必造成了强制执行与《条例》的冲突。由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和公积金中心在对住房公积金的财产属性和应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理解上存在偏差, 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执行提取、划拨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存储余额的司法行为非常容易, 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虚构的债权债务关系, 骗取法院裁定强制执行提取住房公积金, 一些不法中介机构甚至把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住房公积金作为代办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一项中介业务来收取高额中介费用, 严重扰乱了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秩序。
二、矫正住房公积金执行偏差必须准确把握公积金中心与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法律关系
要矫正当前强制执行住房公积金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与冲突, 只有在准确把握公积金中心与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法律关系和住房公积金法律属性的基础上, 才能根据不同的诉讼请求以及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具体情况正确适用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
公积金中心与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可以概述为:
1. 公积金中心是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登记管理机构
《条例》第13条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职工住房公积金明细账, 记载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等情况。”第14条、第15条、第36条分别对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破产和单位录用职工、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形下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变更登记、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封存手续以及职工对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有异议的复核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 《条例》明确了公积金中心是职工住房公积金登记管理机构。
2.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债权债务关系
《条例》第11条明确规定公积金中心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第22条还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有效凭证”。为职工出具有效凭证, 目的就是将其与职工的债权债务关系加以确定。因此公积金中心与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存在事实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且属于附条件 (如购买住房等) 或附期限 (如退休等) 的债的法律关系。这种债只有在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具有《条例》第24条规定的情形时才能兑付。
当然, 公积金中心也是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行政审批机构, 是职工与所在单位因住房公积金缴存引发争议的行政救济机构。
三、人民法院正确行使执行住房公积金的有效途径
《执行若干规定》第38条规定“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的, 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这实际是规定了强制执行的顺序。法律文书确定给付金钱的, 首先应执行金钱;只有当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时, 人民法院才能裁定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如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进行执行。因此, 在已确认被执行人无金钱给付能力后, 可以分情况按不同的执行措施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
1. 强制转移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财产权
如果在强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过程中能通过在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转移住房公积金的财产权属, 继续保持其长期性、互助性、专用性、保障性的法律属性, 执行结果就不会与《条例》产生冲突。
《婚姻法解释二》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公积金属于共同所有的财产, 在离婚时, 应按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同时第15条规定“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 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这些规定实质上是对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公积金按存储余额进行分配, 也就是为相互转移住房公积金提供了法律依据。《条例》第24条也规定,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 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这其实也是住房公积金财产权转移的一种。因此, 住房公积金作为被执行人的一种特定财产权, 如果申请执行人表示同意, 可以采取转移住房公积金所有权的方法执行。
在具体案件执行中可分两种情况实施:一是在公积金中心已办理缴存登记、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申请执行人只要愿意,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人民法院应按《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在执行中, 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 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有关单位必须办理”的规定, 向公积金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公积金中心按法院通知要求办理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的住房公积金转移手续。二是对没有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申请执行人, 也可按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 (建金管[2005]5号) 第一条“有条件的地方, 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可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规定, 先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 然后再申请法院转移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
2. 代位执行
对因住房消费类债权债务纠纷和已经具备《条例》规定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情形的被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 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 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 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定,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人民法院代位执行时, 应按《执行若干规定》第63条至69条的规定, 向公积金中心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公积金中心在履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 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
3. 冻结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执行偏差 篇4
一、中国群众体育政策发展现状及执行偏差的表现
(一) 中国群众体育政策的执行现状
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群众体育政策体系, 涵盖了体育公共设施建设、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如在体育公共设施建设上, “体彩雪碳工程”、“全民健身路径工程”等都极大地促进了体育设施的建设, 真正惠及寻常百姓, 产生了良好社会效益, 促进了中国全民健身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的实施意在促进专业体育人才的发展;在体育经费的投入方面,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维修、管理资金, 应当列入本级人民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财政预算”。
(二) 中国群众体育政策执行偏差的具体表现形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不断加强, 地方与中央的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时而出现, 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驱使其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博弈, 试图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 虽然中国群众体育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是其不足更应得到重视, 具体表现有:
1. 选择性执行。
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中对政策的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 导致政策无法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甚至出现与初衷相悖的结果。体育政策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效果具有隐含性, 不明显性,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自身的利益和绩效是第一位的, 而体育问题往往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此通常被放在末尾来考虑。
2. 替换性执行。
当执行机关所执行的政策对自己不利时, 执行者制定的实施方案, 使上级的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建设好群众健身场地, 方便群众就地就近参加体育活动”。许多地方借此机会申请资金, 兴办体育场馆, 表面是在为全民健身服务, 多数场馆建成后承办相应的体育活动, 为单位进行创收, 真正为普通民众开放的非常有限, 这是政策替代性执行的一种表现。
3. 象征性执行。
政策执行偏差不仅表现为有些执行机关或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有意不执行或者变相不执行。《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要求“坚持以改革促发展, 努力推进体育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变;重视体育制度的创新, 切实把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式从行政型转为社会型。”说明了国家对于推进社会型体育事业发展的期望。近年来体育社团和体育协会确实取得了较大发展, 也开始承担一些管理社会体育的职能, 但是由于体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和不彻底, 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现象依然很普遍。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职能依然被政府抓住不放, 出现了职能交叉、互相推诿扯皮等尴尬现象。体育体制的改革在表象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这是典型的政策象征性执行。
二、从政策执行的相关条件分析执行偏差的原因
有效的政策执行离不开执行所需的相关条件, 中国群众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条件的不足是导致政策不能有效执行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必要的资源缺失。一般来说, 政策资源主要有经费、人力、信息和权威资源等。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任何政策的执行都离不开一定的经费支持。目前, 中国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还处在较低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此外, 中国体育人才的不足也是阻滞中国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原因, 专业的体育指导员和其他方面的体育人才的培养问题亟待解决。信息资源也是政策执行活动的必要条件, 政策方案要保证政策执行者有畅通的信息渠道和足够的信息来源。权威资源更是政策执行的根本保证, 是政策执行的权力来源。但是现实中不乏某些官员将体育经费挪作他用, 侵吞国家财产的实例。
第二, 目标群体的不认同。政策的目标群体指的是政策直接作用、影响的对象。一项政策要得以推行, 必须具有合法性, 而能够被公众认可、接受、遵从和推行的政策才具有合法性。因此政策是否能够达到目标, 不是政策制定者一厢情愿的事,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群体的态度。据湖北省的一份调查表明, 居民对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了解程度, 有67.34%的居民只知道这个名词, 但是不知道内容, 知道并了解的只有8.47%, 有20%的居民好像听说过, 有2.12%的完全不知道。居民对群众体育政策的了解尚且如此, 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可想而知。
第三, 没有正确的执行策略。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体育事业“十一五”规划》虽明确提出了“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地组织开展各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科学、文明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中, 政策执行主体自身能力的不足, 加之对政策的实质没有透彻理解, 还是出现了照搬政策文本, 机械执行的情况, 政策执行效果甚微。因此, 地方政策执行主体的僵化保守思想是造成机械执行政策的主要原因。
第四, 缺乏有效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手段, 但在现实中, 中国群众受自身利益及体育观念的影响, 阻碍了他们对体育利益的表达。普通居民的体育利益表达意识不强, 特别是农村居民。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对表达体育诉求的意愿不强烈, 严重制约了他们自身利益的表达。有些政策执行者在不清楚居民需求的情况下, 盲目实施政策, 政策执行遇到障碍。同时, 政府对居民的提议利益诉求上表现出消极对待的态度, 对他们提出的建议延后执行甚至是不执行。这些做法既损害了政府形象, 又削弱了居民对其的信任, 这都为日后政策的执行设置了重重阻碍。
三、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推行群众体育政策, 纠正中国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偏差, 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效果,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 保障政策执行中的必要资源。群众体育政策的实施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就是经费资源。保障中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 应该增加政府对体育领域的投入, 可设立专项的资金用于保障各项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同时设立完善的监督系统, 防止资源的侵占和挪用。还要加大人才队伍的培养, 加大教育培训等支出, 为政策执行队伍注入活力。另外, 在政策执行前期做好政策宣传准备, 为目标群体提供充分的信息资源, 争取目标群体的认可。
其次, 加强目标群体的政策认知程度。政策对象只有知晓政策, 才能理解政策;只有理解政策, 才能自觉接受和认可政策。因此加强目标群体对政策认知程度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政策宣传。政策宣传是统一人们思想认识的一个有效手段, 了解目标群体的思想障碍, 即思想、价值观念、心理和习俗等, 有针对性地宣传政策的意义、目的, 为正确有效地执行政策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次, 加强政策执行队伍的素质建设与理论培养。首先要加强政策执行主体的专业理论知识, 要从根本上提高执行主体的素质, 必须长期进行相关理论学习, 及时传达国内外前沿的政策执行知识, 并且定期考核, 并计入绩效考评, 以督促政策执行主体的学习动机。另外, 要强化政策执行主体的思想素质建设, 培养其实事求是、忠于职守、严于律己的品行。在构建政策执行队伍的时候, 要注重群体中个体的互补, 从知识、能力、年龄、性别和个性方面组建一支高效率的运行团队。
最后, 建立灵活多样的沟通协调形式和制度。沟通渠道受到组织机构设置的影响, 因此, 要明确组织权限, 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 避免职能交叉, 使经常性的沟通制度化。另外, 群众的利益表达意识薄弱也影响了政策执行者与目标群体之间的沟通, 因此应该加强居民, 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体育利益表达意识, 增强其维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部门也应从思想上对其加强引导, 切实从居民利益出发, 提高对居民利益表达的回应度, 借助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及网络等新型传媒打开与居民对话的窗口, 畅通居民利益表达渠道。通过良好的协调沟通, 激发政策执行主体及目标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以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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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偏差 篇5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歧视,大学生就业公平,就业政策执行偏差
政策执行偏差是指“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 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其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并产生了不良后果的政策失真现象。”【1】大学生就业执行偏差即指的是“大学生就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政策失灵现象”。目前, 国家、社会和高校都在积极探索毕业生就业困难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学者们指出的导致毕业生就业困难原因主要集中在人数总量大、高等教育的结构不合理、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大学生就业能力低、大学生择业观念落后。【2】但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偏差却成了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它不但会影响到大学生顺利就业和大学生就业观念, 还会影响到全国人民对高等教育的信心。
一、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偏差表现
(一) 职业指导服务政策执行偏差
教育部办公厅 (教高厅[2007]7号) 文件和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09]3号) 文件, 对高校开设就业指导课人员、经费、课时都做出了详细的要求。但部分高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是以选修课或就业讲座代替了必修课, 并且还存在人员配置上、授课经验上严重不足的现象。即便是在教师资源极其丰富的北京, 通过对16所高校职业指导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职业指导师生比不足1:1000;16所高校共计183人担任职业指导课教师, 而且专职与兼职比例为70:113;另外就是整体年龄低、学科杂、工龄短。【3】职业指导课程开设学时数少、职业指导课程体系不健全、职业生涯指导断层、个性化职业指导机制没有建立等都是对职业指导服务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
(二) 就业户籍政策执行偏差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09]3号) 文件要求: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 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 (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人社部发[2012]19号) 文件要求:加强与公安部门合作, 按规定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 简化就业落户流程。但是, 毕业生就业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户籍政策执行偏差。很多地市都是以不成文的规定操作着应届毕业生落户的限制, 有的要求达到英语四级, 有的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有的要求是重点高校毕业等等。出现了如:2013年10月, “12333”话务员只招南京人, 安徽女大学生状告人社局就业歧视;2013年12月, 西北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寄信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 诉国资委的招聘条件“具有北京常住户籍”属就业歧视等现象。
(三) 就业公平政策执行偏差
当前, 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 普遍存在用人单位基于与工作属性无关的先赋性条件对大学毕业生进行选聘的不公平现象, 最终体现为群体间、性别间、城乡间和地域间的就业不公平等。【4】国家《就业促进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 不得实施就业歧视”。但是,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 这些国家政策却屡屡出现执行偏差, 出现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院校层次歧视、姓名歧视、户籍歧视等等。
(四) 到基层就业政策执行偏差
我国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工作的主要项目包括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但是, 国家的这一政策在一些地方的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执行偏差。特别是在到村任职工作中, 少数村干部心理不平衡, 认识有偏差, 担心大学生村官因能力较强对其地位产生影响, 因此对大学生村官工作不支持或仅仅是表面支持;还有的村镇对大学生村官管理松散、放任自流, 使他们无事可干, 或者干脆直接借调到县、市行政部门帮忙;其次, 由于经济水平差异较大, 条件较差的地方却在落实政策的能力上明显不足, 造成大学生村官不愿扎根基层。
二、造成大学生就业政策产生执行偏差的主要因素
史密斯曾经说过“影响政策执行的成败需要考虑和认定的问题, 主要包括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四个主要因素”。我们在研究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上, 从影响政策执行的四个因素理论出发, 会得到清晰的答案。
(一) 大学生就业政策自身存在的影响因素
公共政策的执行偏差很多时候都是由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的, 制度实施的不完全还来自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5】首先, 大学生就业政策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 其形成过程涉及国家经济、政治、人们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变化, 并且它需要解决的是国家具有高知识水平的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它还涉及到了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向, 教育格局的转变等复杂因素。所以, 大学生就业政策因复杂性和特殊性, 容易导致执行偏差;其次, 大学生就业政策缺乏明确性。国家没有相关政策或法律条文明确指出什么样的行为是“就业歧视”, 同样没有明确在企业、单位等对毕业生实施了就业歧视后, 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和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会使企业对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产生偏差。第三是, 大学生就业政策有关条文缺乏公平性。国家出台针对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文件中多次提出有关解决户籍问题的相关政策, 如:“各城市应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 允许高校毕业生在就 (创) 业地办理落户手续 (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 ”。这一政策人为地剥夺了某些毕业生到直辖市竞争上岗的权利。
(二) 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主体存在的影响因素
一是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国家制定大学生就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 尽量实现毕业生全员就业。而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 一方面是为解决本地区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促进本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本位主义和地方利益的驱使, 为了出好业绩而设置高标准的人才引进办法, 完全没有考虑人才的合理流动性。利益的不同使主体间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执行产生了偏差;二是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部分职能部门和其公务人员由于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知识缺乏必要的理解, 缺少解决相关问题的知识能力, 把握不了政策的精神实质, 难于将其落到实处, 偏离了政策本身的意义;还有部分职能部门和人员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官僚主义, 服务意识不强, 没有认真的贯彻落实大学生就业政策;另外就是价值观念淡薄, 使命感、责任感欠缺, 导致政策执行者行为上的偏差, 继而导致政策结果偏离既定目标;三是政策执行主体的重视程度。有些政府和部门或者个人重视程度不够, 对大学生就业政策实行的是敷衍式的执行, 在表面上显示出对国家政策无条件执行, 实际上却并未采取有效可行的办法来贯彻和实施国家政策。阴奉阳违、敷衍塞责, 使得国家大学生就业政策在其手中成为了一纸空文。
(三) 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客体存在的影响因素
一是政策执行客体对政策的理解不同。高校如果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理解有偏差, 会导致对毕业生的教育、引导、指导产生偏差;企业如果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理解产生偏差, 就会导致就业歧视、不合法招聘等后果;大学生如果对就业政策理解产生偏差, 就会导致对国家政策的误解, 进而导致无法根据国家政策的正确意图实现顺利就业;二是政策执行客体利益需求不同。高等学校的利益需求是, 想用微小的办学成本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用人企业的利益需求是发展企业, 人才能为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利益贡献力量, 而不会过多考虑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和谐社会建设等问题;毕业生的利益需求就是能够顺利的实现高质量就业。三者的利益需求存在着很大差别, 因此会导致部分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执行偏差。
(四) 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环境存在的影响因素
一是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 因政策的制定机关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关心利益不同, 出现了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现象;其次, 由于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 毕业生在就业、择业过程中产生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不同而影响了其择业的方向;另外, 就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影响了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上投入的精力, 使国家经济制造岗位的能力减弱, 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二是, 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就是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制定和演变的。它在执行过程中还受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导致毕业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对地域的选择。另外,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全国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会骤然减少, 而大学生就业群体在逐年的增加。这种情况下, 人力资源市场完全变成买方市场, 在招聘的过程中对毕业生产生招聘歧视的现象明显增多了;三是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个因素可从“关系社会”思想、“精英教育”思想、“长期稳定”思想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很多毕业生家长有良好社会关系网, 在没有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就占得了优越的工作岗位, 产生了不公平就业现象;由于“精英教育”思想, 人们把一些民办本科学校和独立学院看成了高等教育的“怪胎”, 差别对待现象也随之产生;另外, “铁饭碗”情结使毕业生对稳定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趋之若鹜, 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却很少过问。
三、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治
(一) 明确高校办学目标, 合理设置招生专业
各类高校要发展、要生存、要解决好毕业生的问题, 就必须培养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在培养目标上紧紧抓住用人企业的需求, 改变用人企业对高校毕业生的观望态度, 减少用人企业对毕业生的歧视态度。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就业政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其主要解决的办法还是要高校能够明确办学目标, 紧紧依靠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 培养具有特色的人才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人才。特别是低层次高校, 要谋求毕业生能够走得出去、拿得出手, 就必须坚持走“错位式发展”道路, 在培养方案和专业设置上走错位发展之路。着眼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变化, 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状况, 设置具有前瞻性、有优势、有稳定性、有巨大需求的专业;在教学上坚持重视基础理论学习, 加强基础教学, 增加实践和实习环节, 提高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 规范高校办学行为, 创造毕业生发展空间
很多高校为能保证办学利益, 在办学过程中还存在着不规范的行为。如:在填报《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时, 无端放大有关数据, 或在毕业生就业专职工作人员配备上造假, 用辅导员充专职工作人员, 或瞒报毕业生就业工作经费。这些情况使国家政府部门无法得到高校办学的真实数据和真实情况, 在制定政策时无准确的参考依据, 从政策制定源头便产生了偏差, 进而导致了制定出来的政策在执行中必然产生偏差。又如:教育部为规范独立学院办学, 出台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 但是独立学院是否能够按照《办法》的规定认真的落实相关问题, 是否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断奶”, 是否能够将有关人力、物力、财力落实到位, 让独立学院毕业生得到实实在在的就业指导, 让国家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时不受外界的干扰等。这所有的一切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因此, 只有规范了高校的办学行为, 才能使高校的主体地位明确下来, 认真的落实和执行国家的政策。
(三) 建立科学就业工作考评体制, 实现政策执行的监督
部分省市教育主管部门, 近几年引进了“麦可思研究院”第三方就业数据统计机构, 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和数据汇总。用来分析大学生就业情况, 为教育改革和制定大学生就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这种现象的产生既与高校的不正当行为有关, 也与国家就业工作考评体制不完善、政策执行监督不足有关。如:国家在考评各个高校就业工作水平体制中, 把就业率考评当成了其中重要的一项, 它关系到了高校招生问题, 有文件指出“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 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触动了高校的神经, 致使一些高校采取了瞒报数据、数据造假、逼迫学生签假协议等手段提高专业就业率。因此, 国家在制定类似的高校就业考评政策时, 应更多地从学生培养质量、学生教育水平、对政策执行的情况等角度去考评办学主体的就业工作, 注重考核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过程、毕业生和用人企业的满意程度, 而不是专注地盯住毕业生就业率。只盯住就业率不仅导致了一些高校造假、瞒报现象的产生, 也导致了高校之间相互的不必要的攀比。对相关主管大学生就业的行政部门、接收大学生的基层组织也要设定政策执行效果考察制度, 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全面监督。
(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毕业生后顾之忧
我国就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是大学生存在等、靠、要, 不断追求环境好、待遇好、保障好岗位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 大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去, 城乡差距是重要原因。【6】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很多城镇和乡村对灵活就业、创业的大学生社会保障没有覆盖, 使大学毕业生对将来是否能够获得保障的信心不足, 导致他们不愿意到乡村基层参加工作和开展创业活动;其次, 我国的社会保障统筹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限制, 导致各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情况存在着巨大差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人均收入水平明显偏低的地区有很多居民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达到。再加上公积金、保险等难以进行异地的转移和续交, 严重的阻碍了各地区之间大学生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第三, 挪用公积金、养老保险金等事情经常出现。导致很多大学生产生了对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监管的质疑和不信任, 他们宁可多拿到手一点工资, 也不愿办理此类的保险。
所以, 国家应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 加强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实施, 扩展到广大的乡、镇、村企业中去, 也要将政策保障的范围扩大到灵活就业、创业的大学生中去。并加强社会保障的政策实施监督, 保证政策的落实,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努力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 使劳动者不管是在哪个地区、哪个企业都能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各省要实现在各类基本保险、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上的统筹协调, 统一标准, 在各省统筹的基础上慢慢实现国家层次的社会保障统筹, 统一全国的标准, 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保障人才合法权益;建立严格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制, 实行严格的监管措施, 严格规范这些基金的使用和运作, 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五) 加强大学生就业法制建设, 保障就业公平
我国的基本治国方针是“依法治国”。国家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上也必须坚持走法治之路, 加强法制建设, 加快大学生就业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进程, 保障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一是制定促进毕业生就业法规。主要依据目前和能够想象到的在未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矛盾, 以协调国家经济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 在现行《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的基础上, 制定适合当前的法律法规。把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保障政策、扶持政策用法律法规条文的形式加以明确;二是建立反对就业歧视的法律法规。足够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就业歧视现象, 增加就业歧视现象的具体描述, 用法律条文形式对就业歧视明确处罚办法, 禁止就业歧视现象发生;三是加强毕业生就业的行政立法。大学生就业涉及到的政府职能部门较多, 由于职责不同出现了工作相互交叉、重复。因此, 政府应明确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的具体职责, 防止政府责任缺位、越位和错位;四是制定专门规范和制约毕业生的法律条例。为提升用人企业对大学生的认同、提高大学生道德规范、规范毕业生就业市场, 国家应重视制定规范大学生自身的法律条例。主要规范大学生在就业择业过程中的不良行为, 对毕业生私自毁约、失约以及违约的现象加以明确描述, 提出违约责任承担办法, 引导诚信就业。
国家在加强大学生就业法制建设的同时, 还要着重加强法制观念的建设。由于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关系本位”的思想, 使得人们在求职、就业、谋事的过程中不断地操作着各种“潜规则”, 冲击着国家法律制度的威严, 破坏着大学生就业的公平竞争原则。这种思想目前普遍存在着大学生就业的过程中, 很容易导致某些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偏差。
(六) 细化大学生就业政策, 实现全面覆盖
由于国家政策制定受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深刻影响, 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制定不会尽善尽美。因此, 需要国家、政府主要职能部门能够制定像规范各类层次高校办学的专门政策文件一样, 也制定针对各个层次高校的大学生就业政策。通过对各层次高校的办学、人才培养、就业工作、大学生特点等情况的实际考察和了解, 增加对其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要求和对大学生择业就业的相关鼓励措施, 实现国家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全面覆盖, 引导各层次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用大学生就业政策和对各类层次高校针对性较强的毕业生就业政策顺利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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