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

执行难（精选12篇）

执行难 篇1

1.“执行难”的危害分析

执行是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 是最终实现当事人权利义务, 解决民事纠纷的关键环节。具体说就是指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的情况下, 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使生效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制度。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我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着生效的判决、裁定得不到实现, 当事人拿着胜诉判决书不断上访, 被执行人逃得无影无踪, 社会上还流传着“打官司, 不划算, 胜了官司输了钱”的言语。直到今天, 人民群众对法院不信任、不满意的程度居高不下。

“执行难”, 原本是形容法院执行人员对执行工作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 一种内心体会, 现在被广泛用来具体描述民事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现象。高执办在《“执行难”新议》中指出“‘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因受到社会、政治、经济、舆论等诸多方面的非法干预和影响, 而使其组织执行措施不能或实施的执行措施失去功效, 致使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执行程序遭受破坏的司法过程。”“执行难”对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会造成危害。

1) “执行难”会造成生效的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文, 使人们对司法制度产生怀疑。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拿到了胜诉的法律文书, 但法律文书生效后, 其内容却迟迟得不到兑现, 这就会造成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作用、效能产生怀疑和失望。

2) “执行难”会造成公民对法律的蔑视, 危害我国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法治社会是法律得到严格执行的社会, 是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尊重的社会。但在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并且又得不到法律的严惩, 这样就会起到极坏的示范作用, 就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不遵守法律, 不严格执行法律。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道路就会更加崎岖。

3) “执行难”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因“执行难”, 导致很多人不尊重法律, 不信任法院,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 有些人就采取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非法扣押, 暴力威胁, 武力强迫等方式就纷纷出炉, 结果造成了恶性事件, 给社会增添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2.“执行难”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1) “执行难”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被执行人难找, 执行的财产难查。在一部分执行案件中, 有些申请执行人不能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 还有些是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还有些情况是被执行人在得到执行信息时携家带口外出躲避, 财产转移, 这些都导致了执行工作难以开展。

(2) 一些具有协助执行义务的部门不配合, 增添执行难度。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它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 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 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 但少有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它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对于法院的执行工作给予配合。由于种种利益方面的原因, 甚至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 出谋划策, 特事特办地快速转移资产。其它像工商、社保、车管、房管、土地等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情况。

(3) 特殊的企业很难碰, 领导打招呼很难办。有些执行案件, 因为涉及到某地的重点保护企业, 部分领导就采取打招呼、批条子等方法进行干预, 使受案法院承办法官甚感为难。

(4) 法院的不执行或不规范执行导致“执行难”。在一些案件中, 申请执行人提供了被执行人的地址、单位和财产状况, 但由于执行法官的原因不执行或怠于执行, 导致被执行人快速转移、藏匿、处分了财产, 使执行最终不能实现。

2) 造成上述“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总体上来说有以下几种:

(1) 当事人诚信意识差。一部分被执行人逐利私心重, 讲诚实重信用观念未树立起来, 依法承担责任的意识很低, 所以一旦经营不好或偿债能力不强时就有了“逃债、废债”的念头, 并采取种种措施以达到逃债目的。

(2) 法律意识淡薄。有些被执行人无视法律的威严, 无视法院的尊严, 视执行工作为儿戏。在接到执行文书后, 有的转移、隐匿财产;有的推、拖、躲、赖;还有一部分采取威胁、侮辱、谩骂、殴打、围攻等方式暴力抗拒执行。

(3) 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这一点在异地执行案件中表现最为突出。即外地需要协助给予冻结的存款, 协助执行的银行却拖延时间不给冻结;在外地需要依法给予查封财产的, 应协助执行的地方相关部门却找借口不予查封;不仅如此, 一些地方协助执行的部门一方面在做表面工作给予应付, 背地里却给被执行人、被执行单位通风报信, 使其尽快转移财产。

(4) 法院的审判机制问题。有相当多的法院往往注重案件的审判是否公平公正, 而忽视了法律文书的落实。法院现在实行的是审执分离, 审判人员多注重审判而少考虑执行, 形成了判的只管判, 而不管最终能否执行。有的案件就是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使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从从容容地转移、处置财产, 从而使后面的执行工作无法开展。

(5)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所使用的强制措施过于保守也是导致“执行难”的原因之一。现代社会是法治型的社会, 一切活动都应该依法进行, 包括法院的执行工作。在多数情况下,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阻力时都是很保守地使用强制措施。执行人员遇到阻力时, 不愿得罪人, 不敢得罪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被执行人的种种不法行为。周而复始以致形成恶性循环, 既损害了依法执行判决的大环境、大气候, 损害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 也使执法人员给人以懦弱的感觉, 不敢碰硬碴, 只会捡软的捏, 不能使人信服, 得不到人们的尊重。

3. 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是多种矛盾综合交织的结果, 要解决这一难题, 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它涉及到立法、执法、普法和守法, 它需要法院去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争取多渠道获取执行线索, 还需要不断强化执行威慑力, 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

1) 积极主动地寻求党委、政府、人大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创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即法院在严格依法执行的同时, 应该就执行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主动的向党委、人大汇报, 主动争取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

2) 应加快进行法院体制的改革。要彻底改变“执行难”的局面, 还必须对法院的体制进行改革。现行的法院体制是法院既接受上级法院的领导和监督又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和监督, 而法院的人、财、物的管理归地方党委政府, 这就造成了法院对地方党委政府的依赖, 在法院审判和执行案件的过程中, 容易受到地方势力的影响, 在需要较真的时候, 法院往往腰杆直不起来。因此, 要使法院依法独立办案,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 就必须对法院体制进行改革, 不仅要改革法院的管理体制, 还要改革法院的执行体制、执行方式以及法官任用制度。

3) 要排除社会对执行工作的干扰。当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仍然是“执行难”的重要因素。因此, 排除社会对执行工作的干扰, 是扭转“执行难”局面的关键所在。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做起:第一, 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导向作用, 以改善执行工作的舆论环境;第二, 要加强、完善法制建设, 克服、防止、杜绝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 使执行工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4) 要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审、执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 做好民商事调解与执行工作的衔接, 避免出现调解容易执行难的情况。审判法官坚持“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 调判结合, 案结事了”的原则, 合理把握调解的尺度, 努力提高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 注重在调解中释明执行风险;加强法院之间的横向联系, 以此营造一种执行声势, 让被执行人明白只要自己债务未了, 逃到哪里都没有用, 从而彻底打消被执行人“人走债死”的侥幸心理。

摘要：执行是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 是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的情况下, 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使生效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制度。但现实生活中, 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着“执行难”, 难执行的现状, 人民群众对法院不信任、不满意程度加深。因此,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

关键词：执行,执行难,对策

执行难 篇2

－－嘉峪关市两级法院执行工作专题汇报材料

执行难问题，已逐步演变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成为法院需要着力解决的难点问题。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观滑坡，没有在全社会普遍形成靠诚实信用经营的价值观念。大量的债务人道德观念、法制观念淡薄，逃债、废债、赖债的思想严重。有的债务人甚至目无法纪，视法律和法院判决书为儿戏，公开肆意对抗法院执行。有的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差不多都是判处有期徒刑入狱进行劳动改造或本人基本没有履行能力，其家庭经济条件有限，赔偿能力低下，而赔偿的数额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有的被执行人欠债后，为躲避执行而外出躲藏或与执行法院搞游击，采取各种手段与法院软磨硬顶，你发传票他不到，发执行通知书他不理；有的被执行人以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转移、隐匿、消耗其所有的财产；有的被执行人甚至在诉讼乃至仲裁阶段就开始转移、隐匿财产，一旦进入执行阶段，早已是人去楼空，财产踪影难觅；有的协助执行人不愿自觉、及时地协助法院执行，导致执行战机贻误，执行案件难结。概言之，和全国法院一样，“执行难”一度是困扰和制约嘉峪关市两级法院执行工作科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每月50件左右 的信访案件中，涉及执行案件约占70%。

鉴于此，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经过深入调研，决定嘉峪关市两级法院按照执行工作整体部署、执行力量整体调度、执行案件整体调配、执行装备集约使用的原则开展，调整整合两级法院的执行力量，着力化解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的困境，初步形成了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管理体制。在半年多的运行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一、党委的坚强领导、人大的有力监督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法院执行工作取得实效的政治保证

实践证明，人民法院自觉加强请示、报告制度，争取党委对重大案件的领导、督办和协助，而党委的充分理解和支持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是执行工作由“难”变“易”的根本保证。

（一）市委高度重视法院执行工作。

法院整体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法院执行工作更需要党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运用执行协调联动机制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宝贵经验和制胜法宝。甘肃卓远工贸公司、汇海、百通等三公司在省“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酒钢东兴铝业规划用地上修建厂房、堆放原料，妨碍项目建设。2013年3月酒泉钢铁集团公司提起诉讼，省法院终审判决三公司停止侵2

权、排除妨碍并退出土地。三被执行人拒绝履行判决，酒钢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嘉峪关中院立案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出强制腾退土地公告。由于强制执行需要多部门共同协作，嘉峪关中院报请市委启动执行协调联动机制。嘉峪关市委六次召开常委会研究执行工作和执行预案，市委、市政府成立执行联合指挥部，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总指挥，中院院长、市公安局长任副总指挥，抽调公安、消防、医疗、工信、国土、司法等十多家成员单位300余人参与。8月19日强制执行按照预先审定的执行方案进行。经过10天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共拆除厂房搬运矿渣原料18万立方米、垃圾3万立方米，非法侵占的土地得到彻底清退。本案执行规模之大、动员人力物力之多、执行力度之强是近些年来全省少有，在党委的统筹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得到高效规范稳妥执行，发挥出了执行工作协调联动机制的强大威力，有力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今后重大案件的执行工作创制了范例，积累了经验。

（二）市委政法委亲自参与、亲自布署。

嘉峪关市委政法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完善惩戒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的决定精神，市两级法院的执行工作得到了嘉峪关市委政法委坚强的领导和大力支

持。市上三次召开全市解决执行难联席会议，要求各执法部门、协助执行部门紧密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加强综合治理联动工作机制，用足用活法律措施。2014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嘉峪关市率先在全省召开了专项行动推进会。市检察院、市公安局、执行联动单位代表市房管局负责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静昌同志就开展此次行动的重要意义、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做好宣传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嘉峪关市委政法委、嘉峪关市综治委专门下发《嘉峪关市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成立全市“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犯罪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副组长。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城区人民法院、雄关区、长城区、镜铁区、工信委、发改委、司法局、民政局、建设局、房管局、国土局、人社局、工商局、地税局、国税局、人民银行嘉峪关支行、银监局等部门分管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为专项活动及今后的执行联动机制进一步打下了牢固的领4

导基础和组织保障。

二、联动联控，建立执行协作新机制

为保证执行联动机制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嘉峪关两级法院与检察、公安、规划、建设、国土、工商、税务、房管等部门初步建立了互相联动的信用评价和威慑体系，在企业注册、股权变更、企业注销、协助查扣被执行车辆、臵房购地等方面共同对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予以严格限制，以促其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共同形成违法失信者处处受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区、乡镇、村组四级联动的基层协助执行网络，聘用执行联络员，协助宣传、贯彻落实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信访稳控和调查取证等工作，切实提高执行效果。主要措施有：一是与嘉峪关市公安局签署了《关于贯彻<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实施办法》,健全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创造了良好氛围。如甘肃恒胜矿业公司申请保全嘉峪关市金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一案，考虑到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崔巍可能不配合执行，制定了周密的执行预案，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动，协调公安干警、特警与本院法警支队30多人参加现场执行秩序的维护，协调运管部门组织装载机、大型运输车辆30余台，执行过程中干警废寝忘食，连续工作两昼夜。划定警戒线，对阻挠、冲击执行现场的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其近亲属，强制带离3人，现场拘留1人，圆满地将执行标的物10000多吨矿粉全部运转20公里外异地保管。在“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等活动中统一布署，对执行大案、要案、疑难案件采取提级执行、交叉执行、指定执行、换员执行等多种方式，以审判执行信息查控系统为依托，提高执行工作的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处理执行线索和处臵突发事件，在出境、融资、投资、招投标等方面进行联合限制。同时加大网络查控力度，两级法院利用“点对点”司法查控网络系统共查控案件9824件次，查询金额9933余万元。与嘉峪关市房管局召开了第三次执行协助联席会议，就人民法院查询、冻结登记房屋等相关协助执行事项开辟了绿色通道。继续高度重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录入工作，对凡是发出执行通知后未能按期履行的案件，做到应录尽录，加大信用惩戒力度。通过网络、报纸、街头大屏幕等媒体公布失信被执行人230余人次，对63名被执行人发出悬赏执行公告和限制高消费令。陈治某申请执行马海某合伙纠纷一案，立案后，执行法官除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外，还向其送达了风险提示书、诚信诉讼承诺书等，但被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多次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均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一度陷入困境。后执行法官将马海某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外公布。恰逢马海某出国办事，在购买机票时被告知其已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当事人名单并被6

限制高消费，马海某感觉到了舆论的压力和信用惩戒的风险，找到执行法官表示愿意配合执行,将全部款项主动交至执行法院。

三、主动接受监督，执行质效有效提高

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积极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取得人大常委会的支持、帮助，对规范执行行为、加大执行力度、破解执行难问题至关重要。近年来，两级法院将接受监督作为推动执行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动力。一是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开展法院开放日、公开评议执行岗位、法院信箱、院长接访等措施，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广泛听取人民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真实了解两级法院执行队伍和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相应的改进对策，提升了法院执行队伍的形象。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络，及时办理好人大常委会交办的执行信访案件，对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案件，依法及时办结、及时反馈。二是大力推进执行公开，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在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户网站公开执行案件的立案标准、收费标准、执行风险、执行程序等信息。在两级法院立案信访接待大厅电子触摸查询系统公开执行案件当事人基本情况、立案信息、执行进展等；公开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向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公开评估、拍卖的过程和结果；对案

外人异议、不予执行的申请以及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主体等重大执行事项组织公开听证。三是主动邀请人大代表临场监督法院执行。两级法院对一些典型、疑难案件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的执行，主动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并邀请人大代表到执行现场监督执行。既可以让人大代表现场了解法院执行工作，也可协助做好当事人工作，消除当事人怀疑猜忌、减少对抗情绪，助推敏感及复杂案件的顺利执行。

四、密切配合，协助查找突破瓶颈

充分利用公安机关在执行联动上的技术优势和警力保障优势，有效避免暴力抗法、执行人员受伤害事件的发生。结合开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活动，加大与公安机关在查找被执行人方面的协作力度，制定了《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悬赏、举报执行办法（试行）》，充分运用悬赏、举报、曝光、“限高”、追究刑事责任等多种手段，加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查找力度。《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举报人提供的被执行人或其财产在嘉峪关、酒泉、甘肃矿区地域每件案件奖励为500元，甘肃省内每件案件1000元，省外每件案件为2000元；疑难、信访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上浮50%。第十八条规定，对于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疑难、信访等执行案件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找，并协助执行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的，可参照上述办法向协助公安机关支付必要的费用。以上规定的制订和实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在保全和重大执8

行活动中，公安机关动用特警、交巡警等多警种配合，有力地支持了法院执行工作。被执行人郝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冒领被害人应获得的第三者责任险赔偿款后，又将车辆出售获利，属于“有能力支付而拒不还款”的行为，且长期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涉嫌构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公安机关将其追逃抓获后，郝某迫于法律威慑力，支付46万余元赔偿款，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后郝某被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宣告缓刑两年。至2015年4月底，以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12件，以非法处臵法院查封财产罪移送公安机关2件，以妨害公务罪移送公安机关1件，移送公安机关协助查找被执行人或财产的案件两批87件，两级法院执行局决定拘留76案78人次。在公安机关已协查到被执行人33件案件中，实施拘留30件，其中29件在被执行人认识到拒不履行的错误并全部履行判决、裁定确定义务后，提前解除了拘留。其余3件，在被执行人认识到错误并履行完毕案件执行款和罚款，另考虑到从外地带回路途遥远等风险因素，经请示汇报后，撤销了对其拘留的处罚措施，极大地震慑了拒执行为，既提高了实际执结率和标的到位率，又减少打击面，缩小社会对立面。

五、先行先试，指挥模式日臻完善

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基于我市两级法院的实际，加大执行信息化工程硬件建设力度，率先建成执行信息集控中心。党组决定两级法院执行工作由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院长辛玉林同志统一分管，两级法院执行局长具体负责的统一领导体系。制订并通过了《嘉峪关市两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工作制度（试行）》，执行指挥中心由主管两级法院执行的中院领导担任总指挥，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城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担任副总指挥，两级法院执行局全体干警、司法警察支队全体干警、行装处值班司机、审管办网络管理员等相关部门人员为成员。理顺了通畅的执行领导、管理、指挥、协调关系，构建成密切配合格局。执行指挥中心配备值班人员，专设对外公开的值班电话，24小时开机受理执行案件财产和被执行人下落线索，接受突发事件情况报告。现我院已建立起一支坚强有力、训练有素、召之既来、来之能战的执行队伍；形成了两级法院执行局相互协作、上下一致的合力，避免了过去执行案件由各执行人员“单兵作战、孤立无援”的做法，真正做到了“ 一方有难案，八方来支援”。

六、强占舆论制高点，传递社会正能量

一是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上加大宣传力度，集中展示执行成果，震慑犯罪，教育群众，凝聚共识，形成声势，营造惩治抗拒执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舆论氛围，传播正能量，使全社会关注、重视执行工作，引导社会10

公众增强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积极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动员两级法院执行局通讯员积极提供可报道信息，由中院研究室统一把关并撰写稿件。郭某申请执行王某生命权纠纷一案，执行中王某下落不明，亦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执行一度陷入困境。专项行动中，我院将王某纳入公安协查范围。2015年1月15日，据公安机关情报得知，被执行人王某已被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抓获，我院立即派执行法官赶赴宿迁市。执行法官一路颠簸，不辞辛劳，抵达宿迁直奔当地派出所，对王某明理释法，告知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严重后果，迫于法律的强大威慑力，王某表示愿意配合执行，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深表歉意，在亲朋帮助下王某付清了全部17万余元赔偿款，该案顺利结案。2015年3月9日公安机关查控得知，被拘留人朱某将于3月10日中午在兰州中川机场乘机去三亚，公安机关立即将这一信息告知法院。法院当即派出执行人员连夜赶赴兰州。在兰州中川机场警方的协助下将被拘留人朱某抓获。在法律的强大威慑和执行法官的教育之下，朱某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履行了法律义务，该案顺利结案。上述案例已由《法制日报》、《甘肃日报》、《甘肃法制报》等主流媒体以《法官机场逮住“老赖”打击规避执行》、《千里之外追回赔偿款》登载。

二是高度重视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速度快的强大宣传优势。今年3月，我院继开通微博的基础上，开通了嘉峪关市中院微信公众号，两级法院干警踊跃关注，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开展执行宣传，对登载执行信息报道点赞、转发、分享、评论，显示了新媒体时代的“指头一点，信息共享”的特色。《法官机场逮住“老赖”打击规避执行》、《千里之外追回赔偿款》等新闻稿件我院微信公众号及时予以登载后，被人民网等20多家网站予以转载，至目前已被浏览13000余次，转载800余次，取得了预期的宣传效果，社会反响十分强烈。被执行人芦某的7.5万余元存款被法院依法扣划。芦某得知情况后，到法院质问并撕扯法官，继而强行阻拦警车离开。鉴于芦某的行为已经严重妨碍、阻挠执行人员执行公务，市城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司法拘留十五天。魏某申请执行高某离婚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高某在诉讼期间将家庭共同财产出租车一辆私自变卖得价款46万元，执行过程中其退休工资帐户被冻结，但其打着横幅上访，误导公众舆论。在该两起事件中，我院及时换人制作笔录，调取监控、执法记录仪影像，固定证据，并率先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事实真相，引导正确的公众舆论，防止了因当事人耍赖、缠诉而造成对法院的负面影响。

时势催春早，发展逼人进。攻克执行难，任重而道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12

立法容易执行难 篇3

历时半年起草的《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草案)》出炉，并公开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这是国内首部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省级政府规章。

2010年8月21日，主题为“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的南岳论坛在长沙召开。一天百人发言，每名发言者限时10分钟，言者踊跃，座无虚席。主持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平等对待与会的高官或百姓，谁都不多给一分钟，有人笑言，就像“秉公执法”。

会议诞出《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草案，成为湖南省领先全国的行政程序立法的又一力作。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导、《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的重要起草者之一的陈云良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该“规定”旨在解决政府“能做什么”。

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时，从事经济法研究的中南大学法学教授陈云良申报了一个“建设服务性政府研究”的课题，因为该课题偏向行政法，他求助同校兼职教授江必新合作。江必新的另外一个职务是晟高法院副院长，行政法专家。

但是，命运之神并未垂青这次招标。由于答辩的评委都是管理学、公共管理专家，该课题被冷落。

行政机构“作茧自缚”的革命

2010年4月1日，《湖南服务型法治政府的初步意见》完稿。

4月16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率领湖南各厅局20多名领导干部抵达中南大学，听取《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起草意见。

陈云良将该草案定名《湖南公共服务规定》，周强的建议则是《政府服务规定》。

从2008年《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开始，湖南开启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破冰之旅。随后，《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相继出台。2010年10月出台《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征求意见稿)》。

从一开始，湖南的行政立法就试图借助专家和民众的力量，给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带上镣铐”。

2008年4月17日，国内首个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性法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出台，填补了中国行政程序法典立法空白。2008年10月1日，该《规定》正式实施。

此后，湖南开启了一场行政机构“作茧自缚”的革命。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出台后，一些红头文件很快成为“整肃”靶子。

2010年8月20日下午，湖南省耒阳市召开第29次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法制建设、消防、为民实事等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与会人员多出10名普通市民代表。

“提升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和提升政府服务的法律法规是建设法制政府的核心和框架。”湖南省政府法制办主任许显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湖南省制定法律法规采取广泛集中民智的方式，采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建立一种政府与民众的合作互助的关系。

立法容易执行难

“立法容易执行难。法制体系越来越完善，但从执行情况来看，并不乐观。今年来看，一些政府部门在信息披露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长沙一名律师说。2010年，“金浩茶油致癌”事件让湖南法制建设面临大考。

金浩茶油部分产品在2月份出现安全问题，缘何8月份才向消费者披露?半年过去，企业除了答应召回产品、表示道歉，处理结果如何?信息公开方面，没有后音。

10月14日，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一名负责人回答本刊，“‘金浩茶油’事件至今还没有调查结果出来!”具体原因也无法告知。

根据《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草案)第三十九条(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室)、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依法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依法答复。

就在此事发生之前，湖南另外一起事件引起公众关注。

湘雅附二医院“芦笋片”高价事件引发热议。出厂价15.5元／瓶的芦笋片，在湘雅附二医院以213元／瓶的价格售卖给患者，利润高达1300％。其新闻发言人对媒体表示，系振湘公司代表政府部门帮助采购。媒体报道，振湘医药的多名股东名字与曾在湖南省卫生厅有关机构任职的多名官员名字相同。此事至今没有下文。

10月17日，本刊记者致电湖南省卫生厅新闻发言人，他表示，相关责任人已经移交司法机关，案子还未完结，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暂时也无法告知其他内容。湖南省物价局副局长冯跃文则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纪检部门介入调查，处理结果和责任划分应当询问纪检部门。

9月4日，凤凰县“天下凤凰”酒店发生一起少女跳楼死亡事件。9月8日案件侦破，5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该少女疑似在生前被猥亵、强奸。

当地政府网站公布了数条信息，但给外界留下诸多疑问，以致该事件成为网络热点。一名持续报道此事的记者告诉本刊，“采访异常艰难!”事发一月之久，也未组织一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该事件一度成为网络热点新闻“榜首”。

权力运行晾晒在“阳光”下

这一系列的事件，暴露的是在系列政府规章出台之后，政府在信息公开、监督体系等方面存在疑难。

当然，湖南省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也不乏成功案例。

2008年3月20日，湖南平江电视台记者吴华自称在该县自然风景区石牛寨发现了老虎，并拍下了20多秒的录像画面。湖南专门拨出10万元经费用于调查录像。24日，湖南省林业厅公布调查结果：平江疑似华南虎录像系造假。26日，湖南平江旅游局长等4人因录像造假被立案。湖南省政府及时公布信息，事件迅速得到平息。

该事件与此前发生的周老虎事件相比，问题解决迅速、信息公开透彻，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取得成功效果的“标本”，也被外界称作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学习典范。

2010年6月，湖南省发改委门户网站开设了办事指南，将71项规范权力运行制度逐项上传，全部上网公开。

湖南省公安厅针对公务接待开始了一场“革命”，其中颇具“杀伤力”的一项措施是实行公务接待按月通报制度，对厅领导、厅属各单位的每笔接待费每月据实通报。

这种全过程、全方位地将权力运行晾晒在“阳光”下，避免权力运行失范的做法，受到民间支持。

“模糊空间vs适度原则”

在限制过度作为和不作为的方面，政府一些部门仍然难以把握尺度。

今年4月，湖南株洲交警下达人均查纠违法任务一事遭遇争议。湖南省法制办行政执法监督处相关负责人和法律专家都认为这种管理方式不可取，他们担心：交警为完成任务，很可能会失去平和的执法心态，从而在程序、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出现问题。

《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草案起草者之一、湖南师范大学法学教授黄捷说，他身边就有一起无中生有的“农家乐”故事。有一拆迁户，原本是一套普通房子，后来变成了偌大的“农家乐”。而据当地农民证实，“拆迁以前，根本没有这一项目，但补贴的时候多给那一户补贴了100多万。”

“这就是政府的裁量权问题。”黄捷教授说，等协议一签，房间一拆，什么证据都没有了，而有些不拆的却当成了钉子户。

“因而，政府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黄捷教授指出，现在监督力度、常规化都还不够，下级政府不按程序办事。第三方评估

陈云良认为，第三方的监督是一个关键问题，“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对公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提供国内公共服务的情况进行评估。”要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仅靠政府的内部监督是不够的，还需要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陈云良说，第三方评估就能很好监督，“花瓶法律”很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我希望政府的问责不是一场政治秀。”

许显辉说：政府服务公开，不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公共服务企业的企事业单位也要公开，像自来水公司、电信、基层自治组织、村居委会，还有社会组，织及基金会，“现在我们只是简单地从行政力量上的公开，最后要过渡到影响公众利益的社会力量的公开。”

民事诉讼执行难问题之完善 篇4

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 将民事执行难归结为四点: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形象、准确地概括了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现状。

1.被执行人难找是困扰执行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般占执行案件的50%左右。有些案件在开庭审理之前, 被执行人的下落就不十分明朗, 有的是外出打工, 有的是故意躲避债务, 此种情况下在缺席审理之后, 申请人申请执行, 被执行人的寻找就成为执行工作的首要, 被执行人的下落不明造成了整件案件执行的停滞。虽然执行人员在这时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去“围追堵截”被执行人, 促成一些执行案件的执结, 但仍有一部分案件查找不到被执行人。

2.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的经济情况大多都是十分困难的, 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也多数会想法设法隐藏财产, 或拒不执行应该给付的钱款。在这些情况之下, 执行人员就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去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大多数情况下, 被执行人生活困难, 仅有的财产就只有房屋而已, 这就对执行工作提出了新的阻碍。毕竟案件的执行也要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活因素, 否则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1)

3.协助执行人难求。虽然国家对法院执行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 要求有关部门作为联动单位, 形成联动机制, 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但是仍会有很多的职能部门在执行人员要求配合工作的时候考虑到自身单位担责、害怕得罪与案件相关的当事人, 故意不配合执行人员工作。这些职能部门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责任意识, 对法院执行工作有着种种的不理解和曲解, 这给法院执行工作设置了新的障碍。

4.应执行财产难动。有许多被执行人有能力给付申请人的欠款, 但是由于债务形成的原因, 如交通肇事纠纷、人身损害纠纷、刑事附带民事等案件, 本身被执行人对申请人便怀有怨恨, 所以总是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 特别是执行人员将要对其财产进行执行时, 有许多当事人便会安排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与执行人员对抗, 阻碍执行工作的进行。还有诸如乡政府、村委会对外形成债务, 案件到了执行阶段, 政府和村委会即使有财产可供执行, 例如可供转包的土地等, 被执行人内部的实际问题无法查实, 无法了解其生活和债务问题, 所以这样也给执行工作设置了障碍。一旦强制执行, 乡镇领导动辄就找上级领导给法院施加压力, 严重干扰了正常执行。法院不但案件得不到执行, 反而花费大量精力层层向上级报告情况, 致使法院的执行工作陷入“夹缝中”, 严重影响了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 (2)

二、民事案件执行难形成的原因

(一)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民事案件执行难在文本依据上存在的原因

目前供执行人员使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难而做出的规定, 在使用时明显会感觉到内容少、可操作性差, 执行人员现在没有一部可供执行时使用的专门法律, 这样对执行工作带来的阻碍是较大的。所以制定一部专为执行而立的执行法众望所归, 这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执行难的法律依据问题。因为在民事案件执行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执行本身已经存在的阻力就很多了, 在加上文本依据上的欠缺, 就导致在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的时候, 说服教育的思想工作难做。在实际执行遇到各种情况, 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时, 执行人员对各种情况很难做出判断和界定, 这样就影响了案件执行的进度。很多案件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情况就出现了。

(二) 执行机制有待改革

要改革政体、法院管理体制, 涉及到国家政权组织和立法问题, 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在当今政体和法院管理体制背景下, 法院要自身缓解“执行难”, 应从执行方法方式方面去探索, 政体、法院体制改革是高级人民法院以上及专家学者们研究的范畴,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重点应在执行方法方式问题上下功夫。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切实解决执行难”, “发展要有新思路, 改革要有新突破, 开放要有新局面, 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国家机关行为的法定主义是在法制完善条件下的法治原则, 在社会转型期, 法律不够完善, 如果事事都要法律明文规定, 则反而会阻碍社会进步, 执行方法方式创新是为了更加公正和高效地执行, 是为了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权威, 缓解“执行难”, 因此, 执行方法、方式创新符合法治原则, 是值得倡导的。对我国现有的几种执行方法的探讨如下:

1. 公告执行。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给党中央报告“执行难”时, 其中有“两难”是“被执行人难找, 被执行财产难寻”, 而要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 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 路径有三:一是申请执行人提供;二是被执行人申报;三是法院依职权调查。然而, 第一、三种途径毕竟当事人能力及执行法院人力、物力有限, 第二种途径被执行人是不可能老老实实地提供自己的全部财产状况的, 因此, 针对上述“两难”, 只有借助社会力量来帮助, 才能容易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状况, 也就是, 通过公告执行, 公开被执行人名单和欠款数额, 鼓励社会公众对其进行举报, 以填补有限的调查被执行人及财产状况的途径。公告执行的目的除了对被执行人信用公示敦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外, 更主要的是查找被执行人及财产, 要想敦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最终还是要找到被执行人和其财产, 因此, 公告执行很大一部分是带有“悬赏性”、“举报性”的, 因此, 我们探讨的“公告执行”也包含, “悬赏执行”在内。采用公告执行时, 也要从严掌握, 避免滥用。 (1) 适用对象: (1) 限于被执行人难找或财产难寻案件; (2) 在社会上造成影响, 当事人反映强烈的案件。 (2) 适用程序: (1) 由申请人提出申请; (2) 讨论决定。由3名执行员组成合议庭讨论是否符合公告执行条件, 如不符合的要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公告由执行机构负责人审核, 法院院长签发。 (3) 公告内容: (1) 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基本概况、应履行的标的额、法院执行情况; (2) 责令被执行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或申报财产和拒不履行义务和申报财产的后果; (3) 鼓励公民举报被执行人下落及财产线索; (4) 承诺为举报人保密及奖励金额; (5) 公布举报电话及承办人。

2. 提级、指定执行。

最高法院向党中央报告的“执行难”的“四难”中, 其中有一“难”是“被执行人财产难动”, 执行实践中, 难动的“财产”一般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在当地有一定势力、有一定人缘的自然人的财产。这些案件的执行往往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阻挠, 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问题之一, 申请执行最愤慨的是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执行这类案件, 反映最强烈也是这类案件。由于本地法院受行政隶属、财政供给、人事关系等诸多因素的挚肘, 面对干扰因素往往“投鼠忌器”, 不敢依照法律硬着手腕去处理, 而上级法院或外地法院相对来说超脱些, 执行起来大胆些, 因此, 对这类案件的执行只有采取提级、指定执行才能有效地缓解这类案件的“执行难”。提级、指定执行虽然是法院自身破解“执行难”的有效方法之一, 但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 那就是当地政府因怕利益受损或问题暴露, 而反对提级、指定执行, 甚至责怪当地法院“不帮忙”, 因此, 对涉及政府部门的提级、指定执行案件应由申请执行人提出, 同时事先告知被执行人, 同时, 中级人民法院应制定一个完善的提级指定执行制度, 并下发到县级以下各企事业单位。

3. 联动执行。

所谓“联动执行”就是在法院内部和外部建立一个统一、高效、长期、互动的执行网化机构, 以最大限度地接受申请执行人或群众对执行线索和各种执行信息的举报, 并及时反馈于各有关机构或部门, 形成互相协作、互相配合、互补互动的一个有机整体。 (3) 执行联动在本质上就是将执行作用主体社会化, 使整个社会在观念和制度上形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行为的联动的遏制, 是整合各种执行资源和力量, 联手参与司法执行活动的法律机制。执行联动的突出特点是多元化执行协作主体的联合参与, 司法执行与其他多种协作资源的全面互动, 其目的是借助全社会力量对执行环境实施综合治理, 力求从根本上打破法院执行工作的被动局面。当然, 建立执行联动机制是一个系统工作, 也是一个复杂工程, 牵涉面比较广, 必须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各协作部门积极配合, 树立一盘棋理念。

(三) 执行力度不够

执行的力度有着很多的决定因素, 比如说执行力度对执行队伍的要求就很高, 有一支作战有力、精诚团结、廉洁奉公、机智有为的执行队伍对于加大执行力度而言是先决因素。再者在法律的文本依据上, 要求有更加完善的法律给予执行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持, 执行工作有法可依不但可以使执行工作更加的合法化和透明化, 还能加大在执行过程中的执行力度。现今由于种种原因的缺失, 我们执行工作的力度还是不够, 我们的执行队伍建设过于薄弱, 无论是在装备上, 还是在人员人数配备上, 还是在法律保障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执行难成为在执行过程中随处可见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难以加大执行的力度, 所以亟待种种决定因素的改善, 以加大对民事执行案件的执行力度。 (4)

(四) 当事人的原因

在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 一些法律知识淡薄的当事人对执行人员的作为很不理解, 不但不配合执行人员工作, 更有一些当事人煽动家里的妇女、儿童、老人, 采取老赖的手段, 拒绝履行法定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更有一些当事人在得知自己成为被告之后采取逃跑的方式去逃脱法律的判决, 这样, 当事人的寻找就成为首要的问题。更有甚者, 在面对执行人员执法时, 一些欺行霸市人员对执行人员进行殴打辱骂, 这对执行人员的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还有一些当事人, 他们的生活确实十分的贫困, 确实无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些实际存在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也确实给执行提出了问题。当事人是执行的相对人, 是执行过程参与的主要成员, 他们的文化素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执行工作。

(五) 地方保护主义作祟

这是民事案件执行难形成的原因之一, 且力量巨大, 不容小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对人民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 有很多无形的看不见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法制进程, 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很普遍, 这对于执行工作而言, 是很大的阻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区域性的差异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形式。有很多行政行为去参与司法行动, 而且这种现象不是少数, 这种行政行为参与进司法活动中, 给司法活动带来很大的阻力, 因此, 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对司法上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三、解决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1.加强立法工作, 为法院的执行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 有助于缓解执行难法律的立法更加的刻不容缓, 执行工作缺乏法律的支持显得势单力薄。了解国外的法律, 我们可以得知:英国在1884年就制订了《执行法令》, 日本在1979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 废除了原有的强制执行条款, 将原来的第六编“强制执行程序”加以修订并与拍卖法合并, 制定了单独的《民事执行法》, 另外奥地利、比利时等均单独制定了《强制执行法》。近年来, 最高人民法院就强制执行问题作了不少的司法解释, 这就为制定独立的执行法做了准备工作。制定独立的执行法在我国是可行的, 并且这部法律要更加完善的体现执行过程中的措施和程序, 从而为根本上改变执行难的现状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5)

2.加强执行队伍建设, 努力提高执行能力和水平执行队伍是整个执行工作的主体, 是执行工作的操作者和运作者。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执行难的现状, 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的指导, 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 虽然执行队伍的建设问题在这里称不上是主要矛盾, 但是在其中所起的重用也不容小视。执行工作具有鲜明的强制性, 这就要求执行人员应有外在威慑力, 所以要培养参加执行工作的执行人员在平时的工作中注意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并且建立以法警为主体, 协助执行员完成执行工作, 建立起执行员统一指挥下的以法警为主体的执行体制, 这样就要求加强执行队伍的装备建设。法院要为执行局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录像工具和警用工具, 以此来保障法警的人身安全, 以此来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执行人员的内在素质对于执行工作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执法者的素质提上去了, 那么执法的效率也就提上去了。所以提高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 加强执行队伍的建设时做好执行工作的必要之举。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执行队伍, 就要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 引导他们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法治理念, 教育执行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 在利益面前谨记人民的利益至上, 并且要加强对执行人员的教育培训, 提供学习的机会, 使其提高提高执行水平, 更好地为执行法律服务, 更好地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6)

民事执行难) 篇5

一、当前我国民事案件执行的现状…………………………………………………………1

二、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2

（一）现行民事执行法律滞后…………………………………………………………2

（二）法院执行体制不顺畅……………………………………………………………2

（三）执行机构和队伍存在不足………………………………………………………2

（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2

（五）社会诚信缺失和公众法制意识薄弱……………………………………………3

（六）民事执行制度的结构缺陷………………………………………………………3

三、对民事案件执行难进行标本兼治的对策………………………………………………4

（一）加强普法教育……………………………………………………………………4

（二）制定统一的民事强制执行法……………………………………………………4

（三）对现行的执行体制进行改革……………………………………………………4

（四）建立配套完整的执行运行机制体系……………………………………………5

（五）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6

（六）完善我国社会诚信体系…………………………………………………………6

（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救助机制……………………………………………………6

（八）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7 参考文献………………………………………………………………………………………7

I 浅析目前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各种利益冲突日益突出，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把法院推向风口浪尖。民事案件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难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大量执行案件不能得到执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案件当事人不满意，公众不满意，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平安建设。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职能重要组成部分，执行工作开展的如何，不仅关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和谐社会的构建。法院执行工作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得不好，将直接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应该深刻揭示其原因，并努力探究破解民事案件执行难题的对策。

关键词：民事执行；自觉执行；强制执行

民事案件执行难一直以来是我国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胜诉当事人无法通过法律形式真正实现债权的重要原因，严重干扰了法律的实施，影响了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形象。对造成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以前不断有文章见诸于报刊杂志，对其中的部分内容，笔者深有同感，同时也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本文将从“执行难”的现状、原因及对策三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理论或实践有所裨益。

一、当前我国民事案件执行的现状

民事执行是实现民事权利的一种法律途径。从执行行为启动的方式角度，民事执行可以分为自觉执行和强制执行。前者是被执行人在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内主动执行的行为，是民事诉讼终结前的一种正常程序状态，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后者是被执行人在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届满后经申请执行人启动执行申请程序之后的一种被动执行行为，是民事诉讼终结前的一种非正常程序状态，需要付出比自觉执行更高的成本，是不自觉执行的法律后果。一般来说，法治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自觉执行案件在整个民事执行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应越大。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民事执行现状来说，尽管法治在不断向前推进，但自觉执行率并不尽如人意，给执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是造成“执行难”社会现象的重要因素。

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有条件执行，但由于主观、客观方面因素的存在，无法使之实现或难以实现的现象。当前执行难的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四句话：“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查，协助执行人难求，应该执行的财产难动”。法 院“执行难”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法院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当人民法院裁判送达当事人后，因种种原因致使该生效裁判规定的权利、义务内容难以实现。

二、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行民事执行法律滞后

我国缺乏一部专门、系统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制定有民事强制执行法律，而我国至今仍没有一部完整独立的《民事强制执行法》，造成了立法滞后于现实的状况。目前强制民事执行程序被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出台的《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由于长期推崇“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使得这些法律条文过于笼统，过于简单且过于原则性；对民事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的处理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民事执行程序缺乏全方位的规范要求，民事执行人员、民事执行当事人、协助民事执行人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

（二）法院执行体制不顺畅

现行的执行体制缺乏效率，阻碍了执行工作的深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执行难”的原因之一，目前法院工作的运行体系虽实行了审立、审执、审监的三权分立，审判与执行协作配合机制还不够完善。有的案件因审判阶段的法律文书质量不高，裁判表述存在问题，给执行带来不确定的因素，导致无法或难以执行；有的案件审判与执行脱节，造成执行困难。如在立案和审判阶段采取保全措施不力，没有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结果错失执行良机；有的案件虽然保全，但未严格依法定程序办理，导致被保全的财物被变卖，造成当事人损失；有的案件因执行人员对当事人持生效法律文书咨询相关问题时，态度不好或答复不够注意方式方法，引起当事人情绪过激，致使反复上访。

（三）执行机构和队伍存在不足

大批力量投入审判，而执行力量不足，执行案件堆积，少数执行人员无暇顾及，当事人权利迟迟得不到法院的强制保护。同时在执行工作岗位上，执行人员法律知识不熟，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往往简单地认为，执行就是拿着判决书、调解书向被执行人讨账，这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执行干警综合素质不能适应执行工作的客观要求，也造成了当今的执行难。

（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

地方党政领导人对于司法活动的不当干预和控制，少数案件在审判阶段，判决不公，增加了民事执行的难度。近年来司法权越来越依赖于地方，审判人员往往被迫屈从于这些 外来压力，在审判过程中考虑许多非法律的因素。在执行一些债务企业或公司，本身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或利税大户，属于地方政府予以重点保护的骨干企业。执行这类案件时，法官多是采取协调，找领导汇报的方法解决执行问题，往往是路没少跑，话没少说，工作没少做，但收效甚微。在以往的执行工作中，法院也采取过拘留被执行人负责人，查封被执行人财产，冻结被执行人账户的强制措施，被执行人通常会找到上级党委、人大、政府领导出面干预，结果往往是解除措施，放人、放车。一方面影响了执行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执行人员对执行这类的案件也产生畏难情绪。

（五）社会诚信缺失和公众法制意识薄弱

我国目前由于市场经济和立法等众多因素的不完善，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不诚信行为较之建国初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企业事业单位和自然人的信用缺失可谓比比皆是，更甚者还出现了金融机构的信用缺失；而信用的缺失则引发了更多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因此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每年都有大幅度地上升。言而无信、欠债不还、对人民法院的裁决不屑一顾、债权人忍辱负重、债务人理直气壮等等不正常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对不守信用者缺乏应有的制约、制裁；加上人们对不守信用者的“宽容大度”，有些部门对不守信用者的放纵、庇护，这种是非颠倒、不守信用的风气不仅从执行数量上，还从执行难度上加剧了民事执行的难度，包括“人难找，财难寻”。

（六）民事执行制度的结构缺陷

民事执行的结构缺陷是指作为制度的法律基础，并无统一、完整的结构。除不存在民事执行法这一单一法典之外，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中的有关执行规定也是不统一、不完整的。这种不统一、不完整表现为：一是执行的目的不明确。二是执行机关及其执行行为性质的不明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但是，人民法院作为执行机关究竟应该如何执行，并无具体的规定。所以，关于审判与执行的“审执关系”经历了审执分立——审执合一——审执分立的不同阶段，及至今日，关于民事执行机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尽管各地、各级法院都设置了执行庭，并配备了相关的业务人员，可是由于执行工作的复杂，往往吸收不了精于业务的执行骨干；此外，关于执行的行为性质，在理论及实务界也还存在争议，这也导致了究竟以法院作为执行机关，还是以行政部门作为执行机关争议的出现。这样的争议，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我国理论及实务界的问题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事执行机关在中国的微弱地位，从长远看，自然不利于执行制度的健全和发展。三是执行方法的类型化和具体化不够。民事执行的对象客体为财产和行为。但是，不同的客体，同种类客体适用的执行方法是有差异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一般性规定的查封、扣押、冻结、变卖等手段，显然，于方法论上说过于简陋，从实际执行 角度看过于笼统和缺乏较贴合现实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在执行协助方法方面，对有关机关必须协助法院执行的规定没有强制性，也使得执行方法处于软弱乏力的境地。

三、对民事案件执行难进行标本兼治的对策

针对实践中形成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及存在的上述各种现状，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标本兼治的对策：

（一）加强普法教育

一方面教育公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法律，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也要告知公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不遵守国家法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应受到的惩罚，使公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能知法、用法、守法，真正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自觉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

进一步加大执行宣传力度，积极营造良好司法环境。司法行政部门要以“五五”普法教育为契机，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有关执行工作的法律、法规，法院也应当主动与普法、宣传部门加强联系与合作，组织基层相关人员举办各类法律知识培训班，利用电视等宣传媒体开展以案释法教育，扩大宣传效果。要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提高全体公民尤其是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企业法定代表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要通过宣传，提高当事人履行法律文书的自觉性和风险防范意识，使更多人理解和支持执行工作，努力形成自觉履行和协助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良好社会氛围，营造和谐的执行工作环境。对于已经发生的纠纷，也要加强诉讼风险教育，使诉讼主体认识到通过司法救济途径解决问题的诉讼风险，从而减少纠纷，减少法院执行不能的现象。

（二）制定统一的民事强制执行法

新民诉法的颁布实施，可以看出国家对执行工作的高度重视，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执行手段和执行方式，但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法律制度与当前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相比，已呈现出严重的滞后。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将民事执行强制措施规定得更加明确、具体。同时，还需要完善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行为的刑事制裁规定，并尽快制定对执行人员的人身保障措施和对暴力抗法者、阻碍执行工作行为的处罚规范。建议省级人大常委在保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结台本地区执行工作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及时制定关于支持法院执行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三）对现行的执行体制进行改革

单独成立执行法院，隶属最高人民法院直接领导。财政经费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单列开支，由最高人民法院掌管。人事任免、机构设置、编制安排不由当地党委、人大、甚至政府部门管理，而改由上级法院统一领导。

最高人民法院内设立执行院，负责领导、协调全国执行法院的执行工作和认为需要自己执行的案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独设置执行法院，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平级，互不隶属，负责领导、协调本辖区内的执行法院的执行工作和认为需要自己执行的案件。各省、自治区（不含直辖市）内的地区、自治州、地级市单独设置执行法院，与地区、自治州、地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平级，互不隶属，负责本辖区内的执行工作。

各区（含直辖市所属的区）、县、县级市、不设执行法院，各区（含直辖市所属的区）、县、县级市人民法院所办案件全部由直辖市、地区、自治州、地级市的执行法院执行。执行法院的职责为本文谈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中的执行机构的职责。在条件成熟时，还可将现在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监狱工作（这是对刑事犯罪人员的执行）划归执行法院负责。

（四）建立配套完整的执行运行机制体系

加大执行力度，努力建立执行工作新的运行机制体系。进一步落实综合治理措施，努力探索执行工作机制。一要全面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机制，努力创造良好的执行工作环境。要进一步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努力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参与、政协支持、部门配合”的法院执行工作新格局；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工商、国土、城建、金融等单位的联系与协作，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等手段，全面而有效地发挥执行威慑联动机制的作用。二要努力建立健全各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源头上化解“执行难”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工作制度，积极探索非诉讼解决方法，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三要进一步拓展和创新执行工作方式方法。加大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的公开曝光力度，深化审执兼顾、协警参执等方式，积极探索并运用悬赏执行、担保执行、抵偿质押执行、代位履行等新举措，努力克服“执行难”问题。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机制，切实提高执行工作效率。要进一步完善统一管理和协调分工的工作新体制，畅通审执、立执和上下级法院内部信息沟通机制。在已经建立执行实施机构和裁决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真正建立起分权制约、相互协调、运作高效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执行信息管理系统，规范执行工作程序，完善执行案件流程管理，落实执行公开，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进一步规范执行评估、拍卖、变卖等环节，严格执行款项的管理、发放工作，自觉接受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增强执行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度。法院应当更加主动积极的向地方党委、人大等领导部门汇报工作，让领导更加重视法院工作，重视执行 工作，从而在人力、物力、财力及政策上予以支持，使执行工作更有保障。

（五）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

执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法院裁判的执行。由于执行工作牵涉面广、社会性强，单纯依靠法院自身的努力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紧紧依靠党委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加大监督力度，首要的是争取上述机关支持，以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大量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执行，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是一个总根源，对某些地方或部门以各种借口、各种方式干预执行，少数领导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就某个案件打招呼、发函件、批条子的行为，法院除依法抵制外，还应当积极依靠当地党委、人大予以排除，情节严重的，还要通过纪检部门给予处理，坚决杜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同时，法院的执行工作离不开党委和人大的积极协调、离不开有关主管部门的协助配合。随着执行工作难度的日益加大，法院的执行活动需要公安、检察、银行、工商、土地、房地产等职能部门协助的情形愈加普遍。特别是对那些导致“执行难”的不合格主体，可以通过党委、人大进行协调，责成工商等职能部门从源头上予以查堵，如不予年检、吊销执照等，使空壳公司、皮包公司逐步归于消灭，从而使积案得以消除。

（六）完善我国社会诚信体系

我国应建立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 扶植和建立公民与公民、企业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誉体系，使整个社会崇尚公信，秉弃非信，为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提供社会基础。要建立并明确信息征用、公开、失信行为的处罚等一系列规定，增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要鼓励法人、组织、自然人保持良好的信用，同时对诚信不良的市场主体给予严厉的处罚，对其在一定领域内的活动设置种种限制，使其为失信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也使进入司法领域的被执行人不敢以失信行为为代价而逃避、抗拒执行。同时，建立社会公信制度，还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广泛监督，可以使法院更容易地获得更多关于被执行人的财产和行踪的线索,为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铺平道路。在执行过程中开展举报活动。这是针对被执行人逃避债务所设立的方法。可以设立举报接待室、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在举报接待室要安排合适的接待人，应该选择一些政治思想觉悟高、业务能力强、态度和蔼、说话文明、机智果断的人作为接待人。为了方便知情人举报，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电视、报刊或发布公告等方式，对于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隐匿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案件向社会公布案情、被执行人姓名和执行标的，尽量扩大宣传面、让较多范围内的人知道案情，以便于知情人举报。

（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救助机制

要畅通群众寻求救济的渠道，切实落实特困申请人执行救助制度。尽快建立符合基层 法院实际情况的执行救济制度，由政府在每年财政中拨付专款，建立救济基金。对被执行人无执行能力，而申请执行人又属社会弱势群体的执行案件，要慎重采取中止或终结执行措施，做好申请执行人的工作，取得理解，在减少这类案件申诉上访的同时，对符合执行救助条件的案件当事人，要积极办理救助手续，切实发挥救助制度在保障案件当事人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八）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着重从下两个方面人手：第一，不断加强执行干警的思想、政治、组织、纪律，提高干警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使其成为能胜任执行工作的全面型人才;第二，走精英化执行之路，逐步提高执行队伍建设的标准。树立新的执行理念，深化执行改革。摈弃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制约执行工作的陈旧作法，深化执行改革，创建符合执行工作规律的新体制与新模式，包括执行体制，执行机构，执行权运行机构和执行方式与方法四个层面。

参考文献：

[1] 于瑶.破解执行难的对策[J].法制与社会 2011年01期

执行为什么这样难 篇6

他分析，这种摩擦力带来重重困难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人的因素，军队由士兵组成，仗得靠人去打；另一个是偶然性，天有不测风云。

因为低估这种摩擦力，结果战略执行走样，最后陷入败局的例子在战争史中比比皆是。这里我们还是用大家最熟悉的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的例子。当时日舰以单纵队驶来，丁汝昌根据战前预定的方案，命令舰队改变队形，以双横队迎敌。没料到，因为北洋舰队训练水平低下，缺乏变阵经验，将领勇怯不一，侧翼诸舰开始落后，最后逼近敌舰时，竟成了一个稀稀拉拉的单横队，中间突出，呈倒V形。日本舰队避开北洋舰队正面主力后，迅速对北洋舰队较弱的侧翼进行左右包抄，这也是“超勇”、“扬威”两舰以及航速最高的巡洋舰“致远”被日军相继击沉的重要原因，导致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败局。

丁汝昌对自己舰队的变阵能力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战前下达这种自乱阵脚的命令，这是军事指挥官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这种摩擦力无法用科学的手段来控制，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指挥员的经验和基于长期经验形成的直觉，这也就是我们常说“战争的艺术”的原因。明茨伯格说管理是一种手艺，强调的也是这种千军万马、瞬息万变之中的分寸感、操作感、手感和质感。

与真实战争中的摩擦力相关的是近来西方战略领域突然流行的战争游戏（沙盘推演）的作用及其局限。1811年，冯赖斯威茨男爵发明了使用立体地图的战争游戏，为普鲁士军队随后在欧洲的南征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战争游戏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必备的战略学习和训练工具。

但战争游戏的专家一再强调，战争游戏几乎没有预测能力，你无法用战争游戏来证明什么或者预测什么。战争过程中一点点细节的改变就会把整个结果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在战争中被低估甚至忽略了。

现代战争游戏发展了更加复杂的各种计算技术。美国国防部专门有一个国防模型和模拟办公室负责这些计算系统的设计。但是，战争游戏专家们强调，在实战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所以，这些数学模型虽然重要，但它们只是工具，千万不要被它们冷峻的科学外表所迷惑。

商事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 篇7

关键词：商事,执行难,对策

执行程序的目的是落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权利, 人民法院应当担当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角色。实践中, 由于诚信意识匮乏, 司法权威没有形成, 地方、部门保护盛行等原因, 我国目前的执行面临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动、被执行财产难查、协助执行人难求等诸多难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执行难”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日益突出, 并逐渐演变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执行难的形成缘于人民法院内外部多种因素的结合。

一、商事案件执行难及其危害

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和其他有关机关按照法定程序, 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 实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其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内容的活动。我们通常所说的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经济、舆论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作用, 尽管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采用各种执行方法, 但是仍然无法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权利的现象。近几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都加强了对法院执行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各级政府对法院执行工作给予了大力配合协助, 法院自身也采取了大量措施。但是, 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严峻。

在司法实践中, 各种案件都涉及到执行难的问题, 比如, 在一般的民事案件的执行中, 被执行人居住的房屋难以执行, 被执行人的工资难以被执行, 因为这涉及到社会的基本保障问题。又如, 行政案件中, 被告政府机关难以被执行, 这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般的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执行有时并非一个单纯的司法问题, 其化解需以社会经济、政治的逐步发展, 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为条件。相对而言, 商事案件的执行却是一个相对容易的问题, 商事案件是可以通过体制改革加以解决的。如果给商事案件下一个定义, 那么商事案件是指商人之间的或因商行为而引起的案件。商事活动本也属于大民事范围, 两者本质上是相通的, 但商事活动和民事活动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商事活动追求灵活、便捷、高效, 或者说追求的是交易的正义, 这与普通的民事活动所要求的实质的正义的意旨是大相径庭的。商事案件的执行难的先行解决也可以为其他类型执行难的解决提供经验和方法。本文研究的是商事案件的执行难问题, 是以商事案件为典型进行的执行难研究。

二、形成执行难的原因

l.地方利益抗争。

由于现行体制原因, 法院的人财物的管理、支配都属于地方, 机构产生、人员安排、经费来源都由地方决定, 导致法院成为某一地方的法院, 在此种情形下, 法院不受地方的干预是不可能的。同时, 企业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府对本地企业的发展给予了过多的关注, 人民法院也经常受命给予当地企业保护, 为当地经济保驾护航, 为当地国企改革发展服务, 法院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往往变成了为地方的中心工作服务。我们经常听说某某企业是某市的重点保护企业就说明了这一点, 更有甚者, 有的地方出台了对企业采取查封、扣押、划拨等司法强制措施的限制规定。这些因素反映在执行工作中, 就必然表现为有的单位和个人不顾大局, 搞“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 逃避、抗拒执行, 个别人员出于当地利益、人情关系挑战、干扰甚至阻挠执行, 导致司法裁判的履行率低。

2. 人情社会挑战。

从目前行使执行权的机关———人民法院所处的外部环境讲, 如果让法院以自身的力量克服执行难, 实质上是让法院去解决导致执行难的外部阻力, 如上面讲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与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不相适应。为解决这一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部署了两方面的改革, 一是改变法院系统的执行体制, 高级人民法院对所属法院的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的新机制;二是将传统的异地执行案件改变为委托执行, 即由被执行人或被执行财产法院管辖执行案件, 负责审判案件的法院, 如果被执行人或被执行财产不在本辖区, 原则上应当委托被执行人或被执行财产所在的法院执行。此举是为了解决当地的保护主义, 对抗外地法院的执行。但是, 这两项制度在实践中收效并不显著, 原因是, 由于上级法院执行机构无权对下级法院执行人员进行有效的刚性控制, 管理力度不够, 下级执行人员的升迁、调动、福利等都由本院、本地控制, 导致执行人员唯本院领导是从, 对上级执行机构应付较多。因此新机制的运行受到当地相当大的源于人事和人情方面的干扰。而关于委托执行机制, 由于法院无法有效排除地方的干扰, 对于异地当事人申请执行本地当事人的案件, 当地法院出于各种当地利益、人情、关系等等的考虑, 执行效果可想而知。在目前体制下, 执行法院和执行人员面临各种干预因素, 法律变得软弱无力, 执行人员束手无策, 单纯要求执行人员公正执法、公正不阿、保持中立等等是不可能的。因为执行法院的外部体制具有地方化的因素, 执行法院受到这些地方化因素的制约,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执行权的制度还不能落到实处。

3. 信用体系残缺。

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 在市场体系完备的社会中, 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应该靠信用维系。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渡阶段, 人们信用意识淡薄, 过多考虑眼前利益, 短视行为严重, 信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普遍低下, 尔虞我诈事例比比皆是。另外, 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程度低, 上至部分领导下到普通公民的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和司法理念淡薄, 严重缺乏对法院、对司法裁判的认同感, 缺乏自觉维护和主动履行裁判的意识。遇事情首先考虑找关系、托门路。目前, 在执行实践中体现较为明显的不诚信行为有:法人制度形同虚设, 经常出现空壳公司;虚假验资:公款私存、多头开户;恶意转移财产等等。

4. 立法体系欠缺。

民事执行是一个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交叉融合的领域, 立法的不足, 对执行工作的影响很大。相对于审判领域的立法, 执行领域立法落后。现行法律有关执行程序的规定难以胜任执行工作形势的需要, 大量程序操作无法可依, 且很多条文比较笼统, 可操作性不强。有些规定脱离执行工作实际, 已不能满足执行工作形势的需要, 近几年的执行司法解释也未有效地填补此空白, 实践中需要不断摸索完善执行程序。虽然很多省市自己出台了大量执行规程,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执行程序, 但是各地规定侧重点不同、各有千秋, 并且无法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执法尺度。

5. 无履行能力案件居多。

目前,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执行立案的要求是只要申请人申请立案, 法院就要无条件立案。而大量案件由于当事人在交易的过程中风险意识不强, 保全措施不到位, 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找到被执行人, 有的当事人是皮包公司, 导致案件根本无法得到执行。客观上被执行人根本无履行能力的案件, 此种风险责任不应当归结于法院, 而应当由申请人负担。

三、破解执行难策略:执行体制改革

执行体制改革应当包括机构设置、纵向领导隶属关系、管理权限三个方面的问题。目前实践中全国法院系统的执行体制改革也大致不超出上述三个方面。总结起来, 现在执行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统一管理体制无法落到实处。由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人、财、物无法管理, 执行机构上下级虽然名义上统一管理, 但是人员、经费均受制于所属法院, 执行机构的编制控制属于当地组织人事部门, 执行局的领导任命虽然要求上级法院执行局备案, 但是备案也流于形式, 无法起到实质制约作用。其次, 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仍然是困扰执行工作的重要因素。由于执行机构的人、财、物完全受制于地方, 执行机构的领导及执行工作人员唯本院领导是从, 听命于地方党政领导。因此, 执行机构的抗外界干扰能力不强。第三, 现行体制造成了审判资源的巨大浪费。现行体制要求所有执行人员都必须有审判资格, 而实际上90%以上的执行人员从事的是执行实施的工作, 基本不从事执行裁决, 严重浪费了审判资源。第四, 委托执行案件执行情况不理想。由于上级法院无法完全落实统一管理体制的要求, 各地法院的抗地方部门保护能力不强, 导致委托执行案件执行效果特别差, 社会、当事人对案件执行不满。现实中, 大量的外地案件人民法院都采取异地执行措施。最高法院提出的外地执行案件建立委托执行的格局的要求无法真正落实。

针对以上问题, 必须认识到执行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整个执行工作改革的核心, 执行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在于理顺上下级法院及执行机构之间关于人、财、物和案件管理方面的关系, 建立高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本辖区执行工作的管理体制。首先, 在人事和财务管理方面, 针对块块管理方式的弊端, 法院系统实行垂直管理的体制, 就是所谓的条条管理。具体为:第一, 在人事管理上, 省法院党组成员由最高人民法院任命和管理;中院和基层法院的党组成员由省法院任命和管理。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下一级院长和审判员。法院人员的升迁、去留由上一级法院决定。财务管理上, 法院经费列入国家预算, 国务院统一拨付, 上级法院逐级往下拨付。这种改革方案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块块管理带来的弊端。第二, 在执行机构的级别设置上。我国目前的执行机构是设置在四级法院, 在每一级法院均有执行机构。这种设置存在一定的弊端。每个法院都设有执行机构, 给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 增加了管理中的人为因素。管理执行人员的层次愈多, 独立依法执行就越有困难。过多级的执行机构并存分散了资源和力量, 增加了执行成本。考虑到我国发展实际, 以及中央关于省级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的总体工作思路, 笔者认为我国只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置执行机构, 高级法院以下可以设置执行分局。为有效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执行分局的设立可以打破行政区划, 执行分局以下可以设置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的设置也可以打破行政区划。

四、破解执行难策略:执行措施之完善

执行措施是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保障, 是确保法律文书规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根据执行措施的功能和目的的不同, 可以将执行措施分为控制性执行措施、处分性执行措施和其他执行措施三种。民事强制执行措施的缺陷突出表现在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强制执行法来予以规范, 有关执行程序的规定, 仅包含在民事诉讼法中, 且其中有的条文根本不能称为执行措施。我国现行执行措施的立法内容过于原则、笼统, 是其最明显的缺陷, 执行中往往会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 导致人为的“执行难”。有些执行措施在实施上未做明确规定, 法院与协助执行单位经常发生纠纷, 有些执行措施只能由法官自由裁量, 而有些执行措施在运用时没有相应的执行制度相配套, 无法认定执行人员的执行措施落实到位与否, 亟需完善相关立法。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户籍制度放宽, 人员流动频繁, 人们活动地点往往与户籍所在地分离, 人们拥有的财产由以往的以有形财产为主变为以有形财产、无形财产、流动资产并重, 甚至商业信誉、品牌已经成为了人们重要的财产, 此类财产可以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以查封、扣押、冻结为主的执行措施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当事人的财产, 不能满足执行实践。执行威慑机制成为解决执行难的又一有力措施。执行威慑机制就是将全国所有的执行案件相关信息通过一个统一的平台向社会公布, 并将这些信息与银行、国土资源、房地产、工商、出入境等部门共享、互动, 对于不执行法院裁判的当事人, 使其在多方面付出沉重代价, 促其履行义务。执行威慑机制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执行案件数量, 缓解执行难之需求, 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自动履行生效裁判率, 营造全社会解决执行难环境。建立执行威慑机制要加快建立公告执行制度、建立债务人名录制度、建立审计执行制度、依法限制被执行人自由和权利的约束制度。威慑机制, 发挥了传统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无法替代的作用, 但各地在操作方式上各不相同, 做法不尽统一, 没有发挥整体作用, 尚未形成全国执行合力, 在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规定, 出台高阶位的统一的法律加以规范势在必行。

五、破解执行难策略:执行监督机制之构建

古今中外, 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 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作为强制实现债权人权利的国家执行权力, 必然需要强大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执行监督机制, 即是指在法院内部监督体系中, 上级法院执行机关、下级法院执行机关等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 从而形成的内在关联和运行方式。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成熟的执行监督体制, 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也非常少, 而事实上执行监督是治理“执行难”的根本措施之一。执行监督机制对于制止和纠正执行机关不当或错误执行行为、督促下级法院排除执行中的干扰提高执行效率、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 尽快完善一个科学、合理的执行监督机制无疑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共识和理性抉择。

笔者试对执行监督机制的建立提出一些设想。一是要设置独立的执行监督机构。把执行监督的职权从执行裁决庭分离出来, 在上级法院执行机关设立专门的执行监督机构, 负责对下级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二是要合理配置执行监督机构的权力。执行实施权应实行统一管理的体制, 执行实施权所具有的确定性、主动性和单向性等特征及强制权性质, 本质上要求执行实施权的行使实行上下级执行机构统一管理。这种统一管理体制所包含的统一调度、统一协调和统一部署等内容本身就体现出上级执行机构对下级执行机构所行使的执行实施权的监督。三是要强化当事人在执行中的权利。监督途径的不通畅与执行中的错误行为, 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解决之道在于赋予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限的启动执行监督程序的权利。当事人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方式监督执行工作。当事人的申请和监督是人民法院执行监督的主要来源和重要途径, 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应当让这样的途径更为畅通。但同时, 也要考虑到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避免当事人利用可以申请的权利而无理纠缠, 对当事人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在时间上一般应有所限制。笔者认为, 结合我国民众的诉讼能力, 自有瑕疵的执行实施行为发生后次日起计算, 超过一定期限而不申请启动执行监督程序的, 法律就不再强制保护其权利, 且该期限不适用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参考文献

[1].霍力敏.执行难问题探究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4)

[2].俞静尧.财产型执行难的成因分析.法律适用, 2007 (5)

[3].周晖国.商法市场本位论——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南京大学学报, 2006 (5)

[4].唐应茂.法院执行效果的真实改善和非真实改善.北京大学学报, 2007 (1)

论民事“执行难”之地方保护主义 篇8

关键词：执行难,地方保护主义,探讨

执行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实现自己权利、履行他人义务的最终方式, 也是民事诉讼中最为关键的步骤。诉讼当事人通过民事判决的执行来实现权利, 履行义务。一旦需要履行义务的一方不按照判决履行义务, 就妨害了另一方权利的实现。但在现实生活中, 民事案件“执行难”却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立法不健全,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专门的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 执行缺乏规范;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法院地方化倾向严重,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暴力抗法、拒绝执行, 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法院的执行队伍素质不高。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了执行难。“执行难”成为人们对我国司法机关裁判执行状况的公认评价。

一、“执行难”的原因分析

从深层次上讲, “执行难”的原因十分复杂, 既有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又有立法、司法和法院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 执行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当事人的原因、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等都是造成执行难的诱因。

1.立法体制方面的因素。一方面, 有关执行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执行程序过于粗疏, 执行立法严重滞后。这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国目前尚无独立的强制执行法, 有关执行工作的具体规定散见于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和最高法所作的司法解释中。目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执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等有限的规定。而民诉法执行程序的规定仅有三十来条, 而且规定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 致使执行工作中经常无法可依, 而司法实践中很多有效的执行措施因无法律依据, 难以运用。因此, 执行立法的缺位和滞后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事“执行难”的现状。另外, 我国目前还未建立一套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执行工作缺乏透明度, 大多是“暗箱操作”。执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加剧了执行工作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目前, 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采用的是一切由执行员包办的形式, 由于对执行工作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执行权的滥用, 进而可能出现执行人员与被执行人相勾结, 徇私枉法, 损害执行申请人的利益, 故意造成“执行难”的现象。

2.当事人方面的因素。一方面, 当事人的诉讼风险意识及举证意识不强。在诉讼中怠于举证或不能正确行使诉讼权利。而一旦败诉或执行不能, 便认为是司法判决不公、执行不力。从被执行人看, 个别被执行人以为只有刑事判决书才有法律效力必须执行, 而民事判决书等没有强制执行力, 要靠自己自觉履行, 因而故意拖延不履行。有的被执行人对判决结果不满, 对强制执行有抵触情绪, 对法院的调查取证设置障碍, 拒绝履行相关义务, 有意躲避执行法官或隐瞒藏匿财产, 甚至出现暴力抗执、围攻殴打执行人员等事件[1]。另外, 当事人在市场交易交往中法律意识淡薄, 防范风险意识薄弱, 也为日后执行难埋下隐患。

3.执法环境方面的因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首先, 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本地区本部门利益, 制定违法的规定及文件, 阻挠人民法院依法执行。其次, 各种途径的行政干预严重。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完全独立, 人民法院在依法执行过程中, 不得不请示有关机关和领导。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各种原因, 比如因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 以权压法, 滥用手中权力, 非法干预法院执行工作, 尤其是那些作为地方经济支柱的企业, 大多成为重点保护对象。而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 法院对行政干预往往无可奈何, 无法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这就造成执行工作难上加难。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已成为执行工作的拦路虎。

二、执行难, 难在地方保护主义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导致的我国民事“执行难”的状况, 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影响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权威, 而且还将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仔细分析这些导致执行难的原因, 认真揣摩每个原因背后的深层次东西, 其实可以发现它们当中很多都和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就当事人的因素造成的执行难而言, 表面看去好像和地方保护主义完全没有牵连,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 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有的被执行人故意不执行, 有时候是他们认为自己反正有地方、有政府撑着, 所以阻挠执行的胆子就更大, 而有的虽然没有靠后台的心理, 但基于认为对方受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好处, 也可能产生拒绝执行的反抗和抵触行为。由此可见, 表面的当事人原因也是受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的。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执行难, 难就难在地方保护主义。正如最高法院曾经有位领导所言:“所谓执行难, 是指有条件执行, 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执行不下去, 比如受到人情案、关系案的影响, 受到地方保护主义, 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 执行不下去, 这才叫难。”[2]

地方保护主义的构成很复杂。从历史文化看,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 人们过着“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小农经济社会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封建文化的基本内容———封闭的小农意识。而这种封建传统意识世代相传, 成为现在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从经济上看, 法院的经费和地方财政挂钩,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地方政府为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 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及发展, 这使得他们对本地区的利益十分重视, 倍加保护, 从而形成了经济领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某些强制执行会触及地区的经济利益, 地方政府就对法院的强制执行横加干预。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业务经费都是由地方财政划拨的, 俗话讲“吃人嘴软”, 因此, 指望法院在执行有些裁判时, 特别是涉及到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要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不站在地方利益一边是很困难的。故在遇到本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时, 往往不便予以抵制, 有时甚至协助本地被执行人抗拒、逃避执行。从人事上看, 现在法院的人事安排受制于行政, 法院内部的人事变动也按行政的方式进行, 于是执行人员在办案时也就不得不听命于领导, 不得不听命于政府, 地方保护主义在执行中的猖獗便有了很好的根基。另外, 有时执行法院出于地方利益也会对执行案件主动不予办理或不认真办理。从而形成了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具体考察民事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由于执行法院的不同, 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方式也有所不同[3]。

1.对于由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执行的案件, 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执行法院本身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此时往往表现为拖延执行或者不予执行等。个别的可能出现对执行的申请不予受理的现象。二是执行法院在依法执行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出面干预执行。地方法院由于受诸如前述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不得不“依法不予执行”。当然, 在实际的情况中, 这两种情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执行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时就比较勉强, 而地方政府又对执行法院施加一定的压力。这种混合最终导致案件难以执行。

2.对于由非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 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委托执行的情形。虽然民诉法明确规定:“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 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自收到委托函件之日起十五日内不予执行的, 委托人民法院可以请求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表面配合实际却不予配合, 有的甚至明确不予配合。而在配合外地法院执行的实践中往往也有地方利益的原因。比如表现为地方利益的互换。当两地法院关系友好 (利益互换) 时, 委托执行就比较顺利。反之则地方保护主义比较明显地突显出来, 委托执行十分困难。

三、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解决执行难

1.着力完善委托执行制度。委托执行制度是我国民诉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执行制度。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 搞得不好, 它就会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用工具, 搞得好, 则能有效地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 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节约成本。因此, 如何具体完善委托执行制度, 是我们攻克地方保护主义、化解“执行难”难题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合理实现法院执行机构的人财物独立。执行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人事、经费受制于行政和地方, 只有改变了这种状况, 才能割掉地方保护主义的根基, 进而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3.将法院执行工作列入社会舆论监督。为了打破各种利益链条对执行工作的干预, 消除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利因素, 彻底扭转执行难的局面, 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 通过舆论监督来净化执行环境, 这是解决执行难的一个有效途径。

4.及时总结执行实践, 加快民事执行立法。这是解决民事执行难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也是当前民事执行工作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从应然的角度来看, 从长远的考虑出发, 加快相关立法, 完善缺位和滞后的制度与体制才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进而解决执行难的根本之道。当然, 在立法中需要完善的具体制度很多, 比如审执分立的问题, 比如执行机构如何设立的问题以及执行内部监督制衡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规定。只有这些问题通过立法解决之后, 地方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才能真正地迎刃而解。

总之, “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 针对我们目前民事“执行难”的现状, 在我国现行的制度和体制框架下, 我们须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入手, 阻断导致执行难的各种原因, 从而解决执行难之难题, 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能得到及时的实现, 重塑法律的权威及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参考文献

[1]宋洁.缓解民事“执行难”之对策[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2) .

[2]邓凯.浅议如何破解执行难问题[J].商情 (教育经济研究) , 2008, (4) .

执行难 篇9

债务人镇江某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皮业公司”) , 现公司已停业, 并 “人去楼拆迁”。该公司在我院共涉及执行案件138件, 其中自然人债权人102个, 法人及其他组织债权人36个, 债权金额总计628452元。

新区某燃气公司 ( 以下简称 “燃气公司”) 近期在我院民事、执行案件猛增。经了解, 该燃气公司因无力偿还执行债务, 其所有的机器设备及土地使用权被评估拍卖, 原经营地亦被拆迁。燃气公司在我院共有执行款100余万元, 但现已在办执行案件共25件, 执行债务数额达180余万元, 在办民事审理案件共80余件, 诉讼标的230余万元。

不能否认, 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中确实 “费尽心思”, 甚至为达到执行社会效果, 不惜增加执行成本和执行风险。上述 “病态企业”都应该符合破产条件, 但是法院却不能依职权对该些企业宣告破产, 而债权人或债务人却基于种种因素以及自身的利益考量, 都不愿申请破产, 寄希望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法院执行面临巨大压力, 集中性的 “执行不能”造成大批量的执行积案, 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执结, 不但损害了司法公信, 引发申请人不满, 甚至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法院执行陷入困境。

笔者思考, 能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 有限实现将 “病态企业”的执行程序转换为 “破产程序”, 从而实现对 “病态企业” 的市场清退, 并使执行案件 “执结事了”?

2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之 “必要”

在我国现有的破产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框架下, 法院在处理 “病态企业”执行案件中, 有着种种为难。

企业破产即意味着债务人免责, 债务人一旦申请企业破产, 就意味着其活动主体的消亡, 不能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另外, 债务人申请破产后还需要向法院、破产管理人、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 这让他们缺乏申请企业破产的动力。此外, 申请破产后, 企业职工劳动权益和劳动就业机会落空, 易引起矛盾激化, 于是病态企业的经营者宁肯将债务拖下去, 也不愿意申请破产。

法院面对 “病态企业”很无奈。法院不能依职权对 “病态企业”进行破产。 “病态企业”欠下了大笔债务, 却可通过置之不理的方式即可全身而退, 自行退市以逃避债务, 违法成本低廉。但对于债权人来说, 执行程序立足于 “个案”, 本应该实行 “先到先得”。部分申请人已先于其他债权人, 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查控, 由此也引发了不同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轮番查封而争相处理或相互推诿的现象, 致使执行案件久拖不决。同时, 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 一些债权人因在后起诉而失去受偿机会。即使在执行程序中实行参与分配制度, 亦较难保障所有的债权人能公平受偿。

如能实现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 将病态企业的执行不能案件转入破产的工作机制, 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优胜劣汰, 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的转换, 能够有效防止不诚信企业自行退出市场的逃债行为, 起到强化社会管理职能,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能够保障债权公平受偿。一般执行程序中 “抢跑道” 优先受偿的规制和按比例公平受偿的做法都不能全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而破产程序的一系列规则能更好地保证债权的公平受偿。

可提高执行案件的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 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后,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选定破产管理人管理破产企业, 清理企业资产。同时通过债权人申报制度可以避免讼累, 节约司法资源, 防止同一执行对象的案件不断进入诉讼和执行程序。

3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之 “可行”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具有一定关联,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 即执行程序转换为破产程序。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指依债权人申请, 由执行机关依据 《民事诉讼法》, 运用国家公权力, 实现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义务的程序。民事强制执行是公权力对私权的救济, 是在债务人财产足以清偿所有债务的情况下进行的个别执行, 目的在于实现特定债权人的特定债权。

破产程序是指债务人因财产不足,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 根据债务人或债权人申请, 经人民法院审查后,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 经过对债务人财产清理和债权的审核, 依法进行分配, 并终结破产的程序。破产程序强调的是对债务人全部财产的概括执行, 目的是在特定情况下为所有债权人创造一种公平受偿的条件和机会。

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及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可行性, 其实践意义如何? 对此, 笔者以为, 在司法实践中,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是否具有普适性, 能否得到法院、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 能否取得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这才是在尊重法律与事实基础上, 论证该转换的实质所在。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具有现实可行性。执行积案的清理已普遍成为各地法院一定时期内执行工作的重要内容。 “病态企业”很难执结, 在现有执行制度的框架下, 该类型执行积案的清理工作面临重大考验。而使执行程序向破产转换可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各级法院对此制度应持赞同态度。

从实现债权的角度来看, 两种程序都是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 依照法定程序, 强制性地实现债权人债权的制度。在一定条件下, 执行程序可转化为破产程序或执行程序被破产程序所吸收。执行中发现通过执行程序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人民法院有义务告知当事人 ( 债权人或债务人) 依法申请破产的权利。符合破产条件并由相关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时, 执行程序转化为破产程序。自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 对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尚未开始的, 不得开始; 已经开始而尚未执行完毕的, 不得继续执行, 有关债务人的财产保全措施应当解除, 此时的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被破产程序所吸收。

另外, 现有法律亦为执行不能转破产创造了发挥的空间。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尝试已有相关的法规政策支持。如我国 《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 应当解散, 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

4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之路径

在执行不能转破产工作模式的探索中, 面临着缺乏先例可循, 案件情况复杂, 维稳压力较大, 社会关注度高等一系列问题。涉执行不能的 “病态企业”破产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司破产, 更应站在 “公权力”及 “公力救济” 上对 “病态企业”进行清算, 并最终实现对执行案件的 “终结的事情”。因此, 该执行程序转换为破产程序的路径应重新进行设计。

执行程序转换破产程序路径中, 条件认定和启动方式问题的解决是关键。

执行不能转破产的条件认定问题关系到案件处理的整体合法性, 是所有工作得以启动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

审查主体的设计应该体现程序衔接转换的特点。根据人民法院内部分工, 执行案件是由执行局具体负责, 而破产案件则由民二庭或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审理, 分属于不同业务庭室。执行局最了解被执行人的资产和债务实际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债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形, 故立法应赋予执行局的初步审查职权。

审查标准需明确, 应符合 “病态企业” 条件, 程序不得滥用。实务中也有可能出现债务人、少数债权人利用破产程序阻碍执行程序正常进行的现象, 因此必须审慎探索执行不能转破产工作, 在审查标准上严格把关。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的启动方式是案件处理的基础, 只有采取合适的启动方式, 案件的审理方可产生 “事半功倍”的效果。已查实的债务主要是由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债务, 且均已申请执行而因无可供执行财产处于中止状态, 因此, 部分债权人有通过破产程序挽回损失的利益驱动。

法院应当无差别进行法律释明。经法院初步审查确定符合上述启动条件和审查标准的, 法院应当对所有的债权人及债务人或股东等行使释明权, 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可向被执行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破产。尤其是具有优先权的债权人, 应该更有申请破产的动力。

诚然, 以上构想建立在经法院的释明工作后, 债权人或股东愿意去主动启动破产程序。那么此类程序转换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是经释明后, 当事人仍未申请破产的, 却使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缺乏法律依据。笔者以为, 应从立法上建议破产应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 以人民法院主动以职权裁定破产程序为例外, 即在当事人未提出破产申请时, 执行局有权将符合破产条件的被执行企业移交其所在的业务庭进行审理, 由业务庭依据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决定否受理破产。

参考文献

[1]刘亚玲, 李腾.探索执行不能转破产程序的新举措[N].人民法院报, 2011-05-18.

[2]李红.浅谈我国破产申请和受理的相关法律问题[J].黑河学刊, 2011 (2) .

[3]孙斌.执行中对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法人应转破产[EB/OL].http://www.jsfy.gov.cn/llyj/gdjc/2012/02/29135802871.html.

[4]朱国华, 熊晔.执行不能转破产程序分析[EB/OL]. (2013-09-15) .http://www.chinaqingsuan.com/news/detail/3803/page/4.

执行难 篇10

一、“执行难”的原因分析

执行难的深层次根源在于“由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使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法律制度滞后之间、人们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与法律意识之间失衡。”这种不平衡必然会反映到社会各个领域, 执行工作同样受影响。

1. 社会诚信体系没有建立

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 对一些市场主体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 逃避、规避执行的现象时有发生。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 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靠信用维持是完备市场体系的必备条件。当前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处于转型阶段, 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甚至缺失, [1]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普遍低下, 由于历史原因, 国家法治化程度较低, 法治理念淡薄, 缺乏司法裁判的敬畏、认同感, 缺乏主动履行义务的意识。

2. 地方保护主义对执行产生严重影响

在重政绩的目标下, 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保护地方利益, 造成地方保护主义。有的地方对外地法院执行进行百般阻扰, 对执行工作进行认为设置障碍, 委托执行难以产生良好效果。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下, 案件难以执行, 当地的被执行人有机会转移财产。

3. 无财产可供执行

部分被执行人债务累累, 基本上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寻找, 仍然没有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 这类案件只能不了了之。有些案件涉及到众多的申请人, 而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必然会给法院执行带来很大压力。

4. 部分案件判决不公、仲裁错误

“有的据以执行的裁判不公、仲裁裁决错误、行政决定失准, 给执行工作增加难度”, [2]部分案件在审判阶段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条件限制,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不公正, 当事人不服, 造成执行较难。部分仲裁案件存在错误, 给法院执行带来很大困难, 以上原因造成被执行人对法院产生不信任感, 在案件执行阶段有抵触情绪, 不愿配合。

5. 执行力量不足

法院的执行人员数量不足, 近年来执行案件逐渐增多, 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案件多、人手少是部分法院的现实, 执行案件需要大量的人手、物质力量和精力, 现有的力量不足以应对大量的案件。部分法院执行人员力量单薄, 车辆等物质装配严重不足, 影响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1. 加强党的领导, 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影响

解决“执行难”法院案件的执行,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有时不能单单依靠法院的力量, 有些案件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只有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才能真正有效抵制地方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执行工作的干扰。发挥我国政治体制的优势, 集中力量办事, 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执行格局, 只有统筹兼顾, 相互分工、相互配合, 才能将执行工作落到实处。

2. 建立完善的诚信体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查封、扣押、扣划、冻结、搜查、拍卖、司法拘留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手段, 与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在执行手段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但是我国执行却非常难, 究其原因是我国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当前我国并没有较好的信用体系, 法治的权威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低, 在利益博弈中, 被执行人选择了对法律权威的漠视, 把生效的法律文书不当一回事, 主要原因是当事人失信低成本甚至无成本。迫切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信用体系, 让不讲信用的人, 付出相应的代价, 形成人人遵守法律, 人人依法办事的局面。人民法院与金融、公安、工商、交通、房地产等部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对存在失信行为的企业和个人, 建议相关部门在市场准入、招投标、承揽工程、信贷、公司注册登记等方面进行必要的限制, 对失信企业、个人形成威慑力, 从而为真正解决执行难提供较好保障。

3. 加大惩处力度

法院执行案件离不开社会组织、个人的协助和配合, 但是在执行案件的过程中, 经常碰到协助执行的单位不予配合, 以各种理由推脱, 故意刁难, 甚至与执行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阻扰法院执行。在此种情况下, 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 惩处恶意阻扰的行为, 为法院执行树立较好的社会环境。

4. 规范执行, 加强监督

解决“执行难”问题, 需要法院自身加强建设, 规范执行, 加强监督。“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是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执行工作监督制约乏力的问题任然突出”, [3]执行中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办关系案、人情案等现象。甚至由于极个别执行人员不廉洁行为, 损害了法院公正的形象, 使得案件执行更难。这就需要加大廉政制度建设, 同时也需要各种监督, 让执行工作更加透明、阳光。

5. 强化执行队伍

部分法院执行人员较少, 力量单薄, 物质装备比较落后, 在此情况下, 许多案件来不及办理, 更无法做到规范化办理, 执结压力大, 案件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建立一支高效的队伍是解决执行难题的关键, 面对案件逐年增多的现状, 充实执行队伍, 加强办案力量势在必行。另一方面, 需要提升执行人员的素质, 执行人员需要扎实的法律功底和理论修养, 用发展观去理解法律条文, 将法律的一般原理正确运用于特殊的个案。执行人员必须摸准问题,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善于学习, 不断更新执行理念, 做到与时俱进。

总之, 执行难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而且需要国家在制度层面采取有力措施, 形成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为主, 法院强制履行为辅的良好局面, 法院案件得到有效执行,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同时也有利于建立法律权威, 促进法治理念的传播。

摘要：法院案件“执行难”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 社会诚信的缺失、市场监管缺位、司法惩戒的乏力造成了案件执行的困难, 破解执行难题需要从加强党的领导, 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体系, 规范执行行为, 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 着力解决执行难, 维护司法权威。

关键词：执行难,成因,对策

参考文献

[1]蔡书燕, 田宝华.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分析.载德州学院报, 2006 (12) .

[2]俞雨灵.“执行难”表现、成因和对策.载《法院执行理论与实务讲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0 (10) .

“一房一价”遭遇“执行难” 篇11

多数地区细则难产

记者通过统计公开资料发现，截止到5月3日，多数地区并未公布本地的“一房一价”实施细则。

在今年3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文规定从5月1日起商品房销售实行一套一标价，并明确公示代收代办收费和物业服务收费，商品房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收任何未标明的费用。商品房销售价格明码标价对外后，可以自行降价，打折销售，但涨价必须重新申报备案。

距离国家发改委要求执行“一房一价”起始之日已经过去了3天时间，但目前仍然只有包括北京、重庆、湖南、广西等在内的14个省市公布实施细则，不到内地所有31个省市的一半。

还有一些地区细则正在制定过程中。如吉林省已经对外宣称，实施细则初稿已基本完成，只等审议通过。此外，包括上海、河北、安徽等省市，其实施细则也在紧张制定过程中，不日将向社会公布。

在所有已公布实施细则省市中，北京无疑是最为细致的。除了按照《规定》要求新建商品房、二手房都实行“一房一价”外，还将在售车位也纳入到明码标价范围之内。新疆版细则还涉及到了处罚措施，规定若发现商品房销售企业未明码标价的，将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价格欺诈或哄抬房价的，将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开发商串通涨价的，会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各地方版“一房一价”规定可见表）。

从目前来看，“一房一价”规定已经开始推行。如江苏、山东、广东等地虽未公布实施细则，但价格管理部门已开始对市场加强监管，并要求市场按照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房一价”规定来执行。

对于细则难产这种现象，专家指出跟地方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表示，发改委正在研究在商品住房领域实施反暴利规定，因此“一房一价”规定实际上已成为实施反暴利规定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但如果涉及到开发企业的利润，这已经深入到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价格体系，这对价格管理部门来说，将会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

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地方政府不想放弃土地财政，即使公布了细则，政策也无法完全发挥效力。

普遍遭遇“执行难”

不过令人感到尴尬的是，“一房一价”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执行难题。

如在西安市，有部分楼盘并未按照相应的规定公开所有房源价格信息，并以“商业秘密”为由搪塞购房者。而根据南昌房地产信息网公布的数据统计，4月17日到4月27日，在南昌市区取得2011年预售许可证的28个热销楼盘中，79%的楼盘预售参考价高于成交均价，标价虚高幅度最高达48.12%。此外，在北京、济南等城市，开发商、中介公司不按照“一房一价”规定办事的情形极为普遍。

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专家分析认为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谈及开发商规避“一房一价”的歪招时毫不避讳地指出，由于政策并没有定价环节的监管，只监督定价之后的涨价，开发商完全可以在备案的时候报高价来规避政策。一语成谶，目前楼市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而依靠现有的政策规定，对此毫无办法。

此外，对于二手房的明码标价，业内人士表示执行起来也存在很大难度。21世纪不动产上海区域分析师黄河滔表示，如根据北京的版本，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若按此“一房一价”的要求，二手房不得在标价之外加收任何未标明的费用，一切房源信息必须真实有效，这对保护购房者权益及规范市场有较大帮助，但其在执行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如何鉴定及监管有待细化。他说：“二手房的成交价格具有一定浮动性，可由买卖双方议定，经过讨价还价，最终成交价格时常会与挂牌价格不同。另外，中介获取的买卖房源中虽都进行了备案，但业主在交易的过程中随时可以根据市场和自身状况再次改变挂牌价格。”

执行难 篇12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协作调查制度

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内容。尽管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作了明确规定, 但根据新刑诉法实施11年来的实践情况, 结合笔者所接触的案件中遇到的实际情况, 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现状及成因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相对于一般民事执行案件而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一般难度较大, 通常无法全部执行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 致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随着严打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数量越积越多, 这对原已堆积的大量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来说, 无异是雪上加霜。笔者认为造成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现行立法上的缺憾, 是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赔偿损失是在刑事案件交付审判时提出。法律没有规定侦察机关、检察机关有调查和有效控制犯罪嫌疑人财产的职责。按刑诉法的规定, 一般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起诉, 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 给那些有赔偿能力而不愿赔偿损失的被告人或其亲属隐匿、转移财产, 规避执行提供了时间上的方便。尽管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候有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财产的权利, 然而, 由于先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不允许人民法院提前介入公安、检察机关尚未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 这样的救济为时太晚了, 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2.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完善、不科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于现行法律把“赔偿被害人损失”仅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 并且使用“可以”字样, 实践中操作的随意性大, 难免被告人及其亲属心存疑虑, 对刑事被告人尤其是可能判处长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及其亲属触动不大, 其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主动性、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全面的激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结案率。

3.法律没有明确将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列为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 导致一些已被判处刑罚的人对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无动于衷, 这也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重刑轻民”意识的存在, “审执分离”机制的运行, 也严重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由于法院内部运行“审执分离”机制, 刑事审判法官往往只注重刑事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 忽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 甚至由于追求案件结案速度, 对被害人本可以获得赔偿条件的不及时进行有效控制, 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丧失有利的执行条件。

4.被告人家属不理解、不配合。认为犯罪是被告人个人的行为,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与家人无牵连, 造成受害人经济损失由被告人自己承担。也有的人认为赔偿了损失也不能减多少刑, 大不了有钱花在别的地方跑关系, 走门子。

5.执法思想认识不到位加剧了执行难。目前, 有相当一部分执行人员对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的重大意义没有深刻领会, 导致工作不能积极主动开展, 被执行主体一般在看守所或监狱, 会见手续比较麻烦, 即使会见到被告人也往往徒手而归, 误时费力, 执法人员对此类棘手案件搁之一旁, 领导多次催办, 申请人多次来院要求执行, 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责任。有些执行员在思想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认识不到位, 觉得这类案件标的小, 执行起来费时费力, 有点得不偿失, 不愿下工夫去执行。有些执行员受“罚了不打, 打了不罚”的思想影响, 认为既然判了刑, 就不能再赔偿。还有些执行员对此类案件有畏难思想, 一听说自己分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就头疼, 不愿执行这类案件。

6.公检法三家协调力度不够, 人为造成执行难。作为刑事案件, 从侦查、起诉到审理, 每个过程和环节, 由于司法机关对案件处理角度的不同, 对于附带民事赔偿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 公安和检察机关侧重刑事犯罪事实的查处, 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权利, 要么不告知, 要么对其请求置之不理, 使受害人往往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够行使赔偿诉讼权利。一般民事案件, 作为原告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等强制保护措施, 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在公安、检察阶段不能提出保全措施, 只有到了诉讼阶段才能提起, 由于我国《刑诉法》对该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 受害人的权利难以保障, 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执行风险比一般民事案件风险大的多。

二、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已不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所能解决的, 以往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过多地局限在执行阶段, 以至于难以有所改变。笔者认为, 解决执行难应当将视野扩展到整体运行机制中。

1.执行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

附带民事案件, 是因刑事犯罪行为引发的。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仇视和报复心理一般很重, 对自己权利的实现要求也比较强烈。如不注意挽回或补偿权利人遭受的物质损失, 既有损法律的尊严, 也将严重影响社会正义的伸张, 更为严重的是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 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 从个案做起, 做到及时主动、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执行好每一件案件, 最大限度实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上的一些缺憾, 给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很有必要进行完善。我们认为这几个方面亟待完善:一是从法律上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享有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同时, 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调查、查封、扣押、冻结、先予执行的权力, 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转移或隐匿财产。二是将被告人积极民事赔偿义务, 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赔偿义务列为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三是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与对被告人刑罚的执行有机结合起来, 把被告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 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义务的情况作为刑罚执行中对罪犯给予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

3.建立财产状况协作调查制度。

从刑事案件侦查立案开始, 由侦查机关对可能会被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 包括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等进行调查, 并开具清单, 随卷将调查结果移送后继机关, 以便于后继机关进一步了解、查清财产状况。这一制度应当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中。这样, 一方面执行人员在执行初期便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执行方向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另一方面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申请执行前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也能正确对待执行结果。建立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为刑事附带民事的执行提供财产线索。一是完善财产保全制度。财产保全制度, 对控制被告人的财产, 防止其转移、隐匿财产有着重要的作用, 是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强有力的保障。因此, 不断完善财产保全制度, 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将有效地缓解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压力。 (1)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 被害人一方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时, 可以一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将被害人财产保全申请移交人民法院执行。 (2) 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至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的财产保全, 由被害人一方直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为了督促被害人尽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应规定在保全措施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限, 逾期不起诉的话, 就解除财产保全。 (3) 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后的财产保全, 这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一致。二是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对于那些如果不先行给付将影响被害人生活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应将执行的时间前移, 在诉讼中采用先予执行制度, 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 在诉讼中, 被告人基于对量刑情节的顾忌, 在履行义务时会比较积极, 对执行也较为有利。在今后的执行中, 可将定期金赔偿方式与先予执行联系起来, 使执行更加灵活和实际。

4.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权利人, 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受被害人被害前抚养、赡养、扶养的人。这些人的权利如得不到必要的保护, 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 有必要尽快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主张在我国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是既有理论上的依据, 也有事实上依据。目前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有这样三种学说:一是社会保险说, 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二是公共援助说, 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三是国家责任说, 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事实上, 在西方有许多国家已经推行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 中央政法委也已明确要求“各地可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基金,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特困群体的案件, 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赔偿等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当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时, 按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救助, 解决其生活困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5.注重诉讼中调解。

(1) 全程加强调解工作。除了人民法院在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主持调解工作外,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也应当主持调解。公安、检察机关对附带民事诉讼及时进行调解处理, 有利于解纷息讼, 使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 (2) 给付方式上要有利于执行。在调解时应注意给付方式的可行性, 一般要求即时给付, 对于分期支付或在一定时限内支付的, 则应当提供担保。

6.将刑罚执行与附带民事执行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