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观点（精选4篇）
新闻摄影观点 篇1
数字化是时代发展下的产物,产生并发展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改变着一些行业的观点和理念,新闻摄影行业便是受数字化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受数字化的影响,新闻摄影行业从设备到技术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改变在为新闻摄影行业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使新闻摄影行业面临着挑战,如果不转变和更新相应的新闻摄影观点,便会在激烈的竞争中遭到淘汰。
1 注重摄影记者对新闻事件的主观评价
新闻报道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保持新闻事件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一直以来,我国新闻行业都坚持这一准则,新闻摄影所拍摄的图片信息也必须遵守,新闻摄影记者必须摒除人格的个人主观化倾向,真实地将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呈现给广大观众,如若不然,新闻事件便会失去真实性的依托。在这种理念的长期灌输下,新闻事件的摄影记者只单纯的负责传达新闻事件的现场,在拍摄过程中,只是做一个现场复制的工作,认为这样便无懈可击。但事实上,很多新闻事件单单依靠客观的传达和记录是无法触及到事件本质的,如果只单纯的陈述现场画面,就很有可能造成对受众的思想误导,挖掘不到事件真实的深层次内涵,违背事件报道的最终目的。因此,摄影记者不仅要对新闻现场的事件做出真实的客观描述,还要结合作者的主观努力,对新闻事件深层次的真相做出合理把握,帮助受众在新闻事件中找到准确的是非观点,以避免单纯报道给受众带来的视觉误导。
2 数字化时代更关注事件的多层次内涵
相机的诞生早于摄像机,并率先普遍应用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它可以真实地记录新闻现场最为精华的一瞬间,对摄影师而言,这一瞬间便代表着这个新闻报道的成功与否,在新闻摄影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摄影师需要运用有限的画面与静止的状态来表现一个深刻的内涵,这也就是所谓的“决定性瞬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摄影领域对“决定性瞬间”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在当前的新闻摄影领域中,“决定性瞬间”更注重抓拍时的自身主观选择与抓拍瞬间的多层次内涵。其原因是新闻媒体的飞速发展,使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新闻事件会由多个不同的媒体进行报道,其所体现出来的新闻内涵也都有所不同,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有原来的“一对多”逐渐转化成为“多对多”的形式,尤其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客户终端的普及,使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因此,新闻摄影者就需要对抓拍画面有一个多层次的理解与展现,才能获取更多受众的认同。
3 数字化时代更注重影像的开放性与视觉意义
数字化技术深入到新闻摄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众传媒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性,数字化时代影像的传播方式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单轨道传输,新闻事件的受众并不单单作为新闻事件的接受者,复制别人的观点和看法,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有针对性的新闻画面进行理解。因此,新闻画面也不再是新闻工作者对受众的传输工具,而是作为媒体与受众两者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双方可以通过新闻画面对整个新闻事件进行交流和探讨。正如前文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文明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的单一模式早已不适应现阶段受众的情感需求,新闻影像则担负着引导人们多角度思考、多形式解读的重要使命,而新闻图像本身也应该更注重视觉开放性,进而激发受众对新闻画面多层次内涵的理解,在引导受众视觉情感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事件更富有灵活性与多样性,更能从多角度体现出新闻事件的根本性内涵。
4 结语
新闻摄影观点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如果不顺应时代的发展,必将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通过对数字化时代新闻摄影观点的更新与转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最终发现,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新闻摄影观点应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注重摄影记者对新闻事件的主观评价、关注事件的多层次内涵并注重影像的开放性与视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摄影领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我国新闻摄影行业的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太保.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学改革对中国高等摄影教育的启示[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1(28):169-170.
[2]李雪梅.不可逾越的“生死线”——谈谈数码时代新闻摄影的真实性问题[J].军事记者,2013(25):154-155.
[3]延百亮.数码时代新闻摄影教学探讨郑州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校园新视窗》专题实习作品[J].中国摄影家,2013(15):218-219.
新闻摄影观点 篇2
一、“耳目喉舌”说:报刊的政治功用性
第一份华文报刊出现于1815 年,而中国人自办的首份报刊则迟至1873 年,第一次办报高潮则出现在清末维新时期。 作为现代传播媒介的报刊,在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的主持下, 以同人报刊的形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报刊,包括《强学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传播康门弟子的变法维新主张,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百年来新闻理论的第一个源头。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办报,目的落在报刊的“政治功用性”,因此,其报刊理论也直接体现于此。 首先,办报是开风气之先。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开设报馆的建议。 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到“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 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能政务”,而在《上清帝第四书 》中,他建议清廷在每个省份设立报馆并广译外报以期“设报达聪”。[1]其次,办报“有益于国事”。 1896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可以说是他新闻思想的系统阐释。 他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2]这就是著名的“耳目喉舌”说,梁启超以“耳目”“喉舌”来定义报刊的功能与作用,在康梁等人看来,“报刊和当政者就可能是这样一种关系:上者借此明时局解民情,下者凭此畅所欲言,上下之间往来无阻! 国家的血脉由此得以贯通,国家机体运转有序灵活自如。 简而言之,办报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国家和政府”[3]。 由此,中国百年新闻理论的始发声者,以“政治功用性”为皈依,依托报刊的“喉舌”功能,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时务报》为例,一共出了69 期,发表了133 篇政论文章,其中梁启超写了60 篇。
晚清的第一次办报主力是万木草堂弟子, 办报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康梁党人的“托古制以变法”的思想,这种强烈的同门整体意识,使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同人报刊初具了政党报刊的色彩。 当时即有人将康门弟子称为“康党”,因此,这种基于明确政治派别和团体意识的同门学人所办的报刊, 可视作同人报刊中萌发出的朦胧的党派性质, 且可视为后来革命派所办的机关报的最初萌芽。[4]而立足于“耳目喉舌”说的维新派报刊理论,同样也并未随着维新派报刊的消亡而匿迹,而是在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报刊中得到继承。 孙中山就认为“将图革命之事业,不可不造革命之舆论”,因此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委托陈少白创立了同盟会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
以“耳目喉舌”说而生发出来的中国第一个新闻理论核心观点,立足于报刊的政治功用性,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新闻思潮,即以‘政治宣传’为主导的新闻思想。 ”[5]之所以“耳目喉舌”型的政治功用成为中国报刊理论的源起,恰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出的原因:“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 ”报纸由谁来办,为谁而办,直接决定了报刊的功能与角色。
二、“第四等级”说:报刊的职业化角色
与清末的维新派报刊、 清末民初的革命派报刊的“前现代”属性相比,“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兴起的报刊与报人,一般以学会为依托,而媒介又是这些志同道合者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 因此围绕这些学会及报刊而形成的报刊理论显现出更多的现代属性, 报刊理论也更接近于西文现代报刊的源起之义。
此一阶段的新闻理论核心观点, 是从中国第一本新闻译著转道而来的舶来概念———“第四等级”说。 这个核心观点的最初流变,首推依托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讲稿而成书的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 1918 年,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倡议下, 我国成立了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徐宝璜当时刚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成归国, 受邀成为学会的主讲老师, 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就是根据他在学会的讲稿整理出版的。
该书共有十四章外加一个附录, 内容包含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部分。 可能是深受密苏里新闻学院业务型导向的影响,《新闻学》一书,除前五章围绕着“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的理论展开之外, 剩余部分皆是与新闻业务相关的采访、写作、编辑乃至发行与设备等实用信息。 正如当时著名报人邵飘萍在《京报》上的评价:“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 ”
但引起当时及后人关注的并不是徐宝璜对于新闻业务的详尽阐释, 而是他在自序中所引的松本君平关于新闻纸功能的一段话:“彼如预言者,驱国家之命运;彼如裁判官,判国民之疑狱;彼如大法律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 ”[6]将报刊的作用提升到“预言者”“裁判官”“法律家”“哲学家”“大圣贤”“救世主”这样的高度,且作用不仅是对于国家有用,对于国民、社会意义同样巨大。 这一段话现在读来,也觉夸张成分居多,但恰恰是这一段话,成为“五四”前后学界、业界定义新闻纸与新闻记者的角色、功能的最主要依据。
相较于主要立足在“官报”色彩的“耳目喉舌”说,“第四等级”这个核心观点显然更着重于报刊的社会功能,而之所以有这样的转换,也在于新闻纸或新闻记者角色的改变。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报人对自身的定位还在于“士人”的角色,且都在科举制度内获得过功名。 而到了“五四”时期,读书人传统的科举进阶之路已经废除, 如何获取新的社会地位与认同,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新的身份焦虑。 除“留洋”之外,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所推出的“第四等级”一说, 立马俘获了众多游离于主流上层之外的读书人的心。
1903 年创立的 《国民日日报 》,就在发刊词中明确将“第四种族”定位于“新闻记者”,并认为:“如林肯为记者,而后有释黑奴之战争,格兰斯顿为记者,而后有爱尔兰自治案之通过。 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是岂不然……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 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7]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馆之经历》中也对松本的这段话做了引发:“欧美各国之大报馆, 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何以故? 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 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 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 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 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 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 ”[8]
立足于三权分立基础之上的“第四等级”说,在中国的新闻理论中, 却更多地被阐释为报刊独立于政党、不畏权势、不屈武力的一种“监督力量”,新闻记者乃是“专有一门之学问”,且秉持着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布衣之宰相,无冕之帝王。[9]
与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的“耳目喉舌”说不同,“五四”前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让这一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开始跳开“政治功能”的窠臼,试图从专业性、 职业化的角度把新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行考察,这也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初衷。 而此一时期形成的一批新闻学著作,包括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既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破天荒”之作,第一次形成了中国成系统的新闻理论研究,也是“第一次触及和研究中国报刊的职业化问题,并形成了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个关于新闻职业化的思潮”[10]。
三、民国时期:多元化的新闻思想
民国既是一个政治、社会动荡不断的时期,也是思想活跃、新旧碰撞不断的时期。 这期间既出现了以“独立评论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也发展出了以《大公报》《东方杂志》为代表,以商业性追求独立性的报刊理论,而1931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则秉持着左翼进步的思想。 这些立场不同、理念各异的新闻机构及研究团体,成为民国时期新闻思想多样性的来源。
为谋求“思想报国”“言论报国”,民国时期的报刊业发展迅速。 据李金铨的说法,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时期报纸有3000 多种,刊物10000 多种。[11]另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记事录》的记载,1921 年时,全国有报纸1134 种,其中日报550 种。[12]与晚清民初那些由维新派、 革命派等政治团体所办的报纸不同,民国时期的报刊主力转移至思想学术团体,而报刊呈现的内容与形式也与前者有了很大的不同,依托于新闻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思想学术团体所办的报刊往往以思想启蒙与学术争鸣为目标,更注重在思想与学术上有所担当。 这些思想学术团体的理念逐渐扩散并形成了社会影响, 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的知识环境。
民国时期,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给数量众多的同人报刊提供了思想来源, 各类思想团体的知识精英给同人报刊提供了办报主力。 其中,以胡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团体,因受欧美影响最深,对于现代报刊的作用也最为看重,因此,这个团体所办的同人报刊在当时的影响也较大。
同人报刊与思想团体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 譬如《独立评论》与“胡适派学人群”:一方面,借助于胡适本人及投稿者在思想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独立评论》受到当时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有学者统计,《独立评论》32 位社员和主要撰稿人中, 有31 人曾留学欧美, 占总人数的96.87%,19 人有博士学位,6 人是理工科教授,26 人是人文社会学科教授。 如此高质量的知识精英团体,本身的社会影响足以促使《独立评论》成为上层知识精英的关注焦点。 另一方面,如果同人报刊质量较高、发行量较大且存在时间较长,又提升了学人群的社会影响力。
与胡适为核心聚集起来的知识精英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不同,天津《大公报》虽也提倡同人办报,但走的更是一条现代大报独立经营基础上的独立办报路径。 创刊于1902 年的《大公报》,在1926 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创办的新记公司接手后,倡导同人办报,以经济独立谋求言论独立,形成了民国时期独立办报的新闻理念,概括而言即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而1925 年大上海创立的《生活》杂志,则以《本刊与民众》为题,阐述了自己的办刊理念:“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 今后仍本此旨,努力进行。 而且本刊向来的态度是尽量容纳读者的意见,不但读者通信栏专为此而设,即其他文字,凡来稿之有价值有趣味而与此旨相合者,无论意见或有异同,无不公布以作公开的讨论,今后仍本此态度, 容纳民众之意见, 使本刊对于民众有相当贡献。 ”[13]也正是得益于将读者的需求置于办刊的首要位置,《生活》杂志后来取得了不俗的办刊成绩,而从“ 官报” 的政治功用性进化到 “ 民刊” 的读者需求性上, 不能不说中国的新闻理论从晚清到民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与《大公报》秉持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相对应,1931 年在上海成立的进步团体“中国新闻学研究会” 则在宣言中就明确抨击了当时的新闻事业:“几种所谓大报的经营,在次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经济情况下,在买办阶级及统治者的手里,做着被御用的代言者, 并向广大的社会群众尽其卑劣的欺骗作用……于是就产生了这不是属于大众的而大众在无报可看的时候不得不看的今日的报。 最近,又因步随了社会经济的进展, 使中国的新闻事业更渐进于资本主义化, 于是又有了所谓托拉斯的组织……这就是我们目前阶段的新闻事业的外形与内质。 ”[14]宣言同时给当时中国新闻事业开具的“药方”是要“以最大多数读者之喜爱与否而确定”新闻的价值,新闻从业者要以“最大多数人之利弊为依归”,研究会要“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
四、全党办报:党报理论的延安范式
作为民国时期多元化的新闻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却是需要以独立的体系加以梳理的一个部分。 从中共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周刊创立,到影响深远的1942 年《解放日报》改版,中共的党报理论与实践,最为大家熟悉的是“全党办报”的核心观点。 正如学者黄旦在系统考察“全党办报”的历史沿革后认为,“全党办报”不仅仅是“党的新闻工作的方针和路线”,同时也是党报办报体制的方针和路线。[15]前者强调党报要掌握在党委的手里,传达党的声音,即形成“舆论一律”,后者强调办报的主体,即各级党委机关及团体都应该办报。 而这样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毛泽东为《政治周报》撰写的“发刊理由”:“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 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16]办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报刊的革命性决定了它不应该是无聊文人的 “混饭把戏”,而应是战斗的“动员者”“组织者”。
“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 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 ”[17]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出版物必须与党的声音保持高度一致, 党出版任何刊物的目的就是传播党的声音,也就是说作为新闻方针与路线的“全党办报”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与党一起诞生的,但将“全党办报”作为口号提出则是在1930 年,“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全党办报’的口号可能首先出自李立三之口, 他在1930 年就提出‘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 ’”[18]。而“全党办报”核心观点最权威的阐述,则是等到延安整风时期,为配合《解放日报》的改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作出的指示,由此“全党办报”的理论有了权威的表述并系统地贯彻至办报的每一个环节。
在中共于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解放日报》创刊的前一天,即1941 年5 月15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通知, 通知中强调:“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 《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 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19]此则通知可从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办报为何? 建立起完善的党的信息传播体系: 党中央的声音经由党报、 通讯社向全国传达;何人办报? 党员干部要成为直接的办报主力;办报何为? 办报的目的是指导工作,引导群众,主要目的是宣传教育而不是纯粹的新闻事实的传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的逐渐深入,中宣部在《解放日报》上刊文指导党报的改造,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党报要办得通俗易懂,[20]强调党报的党性、指导性、战斗性与群众性并统一到党性原则之下的党报理论体系第一次得到明确阐述。
到1948 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 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在这个著名谈话中,明确指出办报的力量并非仅限于报社编辑部, 而是全党、 全体群众,也即是后来常说的新闻事业也要贯彻群众路线,强调办报的力量来自全党。 “全党办报”定位于办报的主体来自全党而非仅限于报社同人,这与1942 年《解放日报》改版重点强调的作为集体一部分的报纸编辑部有别于报社同人的概念, 其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即党报及党报成员只是党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性。
从这层意义来理解“全党办报”,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报纸宣传报道的最高原则, 无论是在推进合作化运动还是鼓励大办人民公社,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全党办报”理论在新闻实践中的运用。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对报纸的要求大大提高了。 报纸无疑应该成为党和国家经济文化政策的熟练的宣传者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热情的鼓动者。 ”[21]
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改造, 早在解放区就已进行。 这种改造除经济基础的变更之外,更是新闻理论上的“换血”,这既有对国统区旧有新闻事业的改造,也体现在解放区自办的新闻事业的不断改造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中共新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 此次改版,创立了中国新闻史和党报史上一种独特的报刊类型和操作模式———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22]延安范式将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放到信息传播功能之上, 将党的机关报的宣传功能凌驾于传播功能之上, 基本确立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党委机关报的传播模式。
五、从“宣传”到“新闻”:新时期新闻理论的转身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可以分为前后30年,两者存在巨大差异,而最根本性的差异则是“从前30 年的宣传本位转向后30 年的新闻本位”的艰难转身。[23]在以“宣传为本位”的核心观点指导下,新中国的新闻事业经历了土改宣传、反“克里空”运动、反客观主义运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鼓吹,虽然其间经历了1956 年《人民日报》改版的难得一次回归新闻本源的尝试,强调“报纸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 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试图以人民性替代至高无上的党性,从改造文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入手,凸显媒体的公共性,以满足读者需求。 但此次改版只是新中国前30 年新闻事业的昙花一现。 同一时期,新闻学术界在新闻理论的研究上出现了“新声”,影响最为广泛的当数复旦大学新闻系原主任王中教授提出的“两论”“两性”,即报纸有“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报纸既有阶级性也有商品性,为当年报纸从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提供了理论支撑。[24]
但真正实现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转身,则是在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 1981 年1 月29 日,中共中央做出了 《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强调要“破除阶级斗争为纲”的办报理念,倡导报刊的批评作用,“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 党风的好坏,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但也有学者认为, 后30 年的新闻改革的突破口是“信息”概念的引入。 迫于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全社会对于信息形成巨大需求, 推动了新闻媒体将提供信息作为办报的重心,由此,原来以宣传为本位的延安范式, 在改革开放年代让位于以新闻信息为本位。 经过10 年的探讨与争论,1988 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全国新闻界进行新闻改革的抽样调查显示,68.1%的新闻从业者认为“新闻工作的首要职能就是沟通信息”,64.4%的人坚决否认“任何新闻报道都应起宣传鼓动作用”的“宣传本位律令”。[25]而伴随着新闻理论的突破,新闻事业也迎来长足的发展,一批满足市场需求、 百姓需求的都市类报刊开始异军突起,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特稿等报道形式开始引起业界与学界的共同关注。
但当年的“两性”之争在新时期并未完全隐匿,在上世纪90 年代,如何平衡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 因北京的政治风波而再次形成争论的焦点。 但正如童兵所言:“关于新闻商品性问题,是中国新闻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的必然提出,必须正视,必须得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26]而随着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与大众传媒密切相关的“四权”的理论研究与理念传播逐渐扩大,破除党报理论的传统迷思一旦启动,就难以关闭。
摘要：依托《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传统士人作为中国百年来新闻理论的始发声者,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提出了“耳目喉舌”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戈公振、任白涛、邵飘萍等以“第四等级”这个舶来概念为核心,从职业化、专业化角度阐述新闻理论;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新闻理论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而此一时期的延安,则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全党办报”的党报核心理论观点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在报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人民日报》的短暂改版则是此一阶段新闻理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直至1978年之后,随着“信息”概念的引入,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确立,建立在改革开放基础上的媒体改革,则以“新闻信息”为核心为党报新闻理论贡献了新内容。
浅析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 篇3
关键词：新闻摄影,纪实摄影,差别
1 引言
新闻摄影是一种为平面大众传播媒体而制作的图片, 从其诞生开始就与纪实摄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在早期的新闻摄影图片, 大部分都是从纪实摄影处获得。同样的, 新闻摄影也在实际工作中担负着历史文献记录的重任, 二者的作品也常常互相转换, 在各种有关摄影的史学与评论之中, 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通常被当做是同样一个摄影流派或者类别被叙述或评论。本次研究就以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切入点, 以期更加理性清晰地对待与了解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的本质内涵。
2 纪实摄影与新闻的定义
2.1 纪实摄影
(1) 纪实摄影的含义。纪实摄影指的是人们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或者是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物开展的纪实性摄影工作。其内在价值在于用客观真实的摄影记录下社会发展的当时状况, 使其能够成为对后人有价值的图像资料, 与此同时, 加入进作品拍摄者对自然、对人文、对社会的关注与情怀, 从而对历史的传承与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
(2) 纪实摄影的特点。一是真实性。纪实摄影要记录真实的形象, 不能够对要记录的对象有任何的夸大或者歪曲。二是社会性。指的是借助对拍摄对象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的客观现实做反映与记录, 纪实摄影作为一种具有社会评价特征的摄影活动, 表达是其主要的意义。纪实摄影的作品一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现行的情况之上, 重点关注选材和社会价值, 从而表现出对现实的思考与理解。
2.2 新闻摄影
(1) 新闻摄影的含义。新闻摄影指的是对新闻形象的现场摄影记录, 使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新闻信息的传播。这与其他的一些门派的摄影作品略有差异, 新闻照片需要取材于新闻事件出现的现场或者是新闻人物活动的现场。新闻摄影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播新闻信息。
(2) 新闻摄影的特点。一是真实性。新闻摄影的核心生命力就是真实性, 新闻摄影真实性的原则其实就是揭示事物最真实的主题, 其不是虚构、捏造的, 是和实际事物相匹配的客观事实。摄像需要能够抓住一件事物的本质状态的典型瞬间, 从而反映一件事物的真实面貌。摄影对象也需要选择真实客观的事物与事件, 不能够是摆拍或者是事先彩排过的, 除此之外, 图片上配的文字也需要是对这件客观事物进行客观描述。二是新闻性。新闻摄影需要从关注重大事件、重视独家新闻、攻破大难度题材、重视时效性报道这几个层面出发[2]。第三, 形象性:借助摄影作品的吸引力与强有力的感染力, 让观众从照片中就能感受到喷薄而出的震撼效果。
3 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差异
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性质极为相似, 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是作为两种不同的摄影形式, 彼此间的差异还是存在的。
3.1 价值追求层面
新闻摄影在于向读者表达正在发生的或者发展的新闻事实, 让人们即时地了解到正在发展的客观事实。新闻摄影最主要的价值就是新闻性与时效性。但是纪实摄影向人们展示的则是一个较长历史过程中的, 具有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的事物, 其摄影的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现今或者是未来事物的高度重视, 其最主要的价值不是新闻性和时效性。
3.2 牵涉范围层面
新闻摄影的报道对象不仅仅是有时效性的人物或者是事物, 还需要依照读者群的不同要求, 选择不同的角度切入点。纪实摄影相比于新闻摄影, 其包含的范围要大的多, 有可能会反映一些人们漠视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从取材的角度分析, 新闻摄影重点选择的是有新闻价值的材料, 但是社会纪实摄影的重点则放在了客观直接地将社会生活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展示的是社会最本质、最深层的一面[3]。
3.3 消费时段层面
新闻摄影的保存时间通常都很短, 也许过了这个时段这个作品就毫无价值了。但是纪实摄影就像是“醇酒”, 经历的时间越长, 其价值越大, 在这方面文献类纪实摄影的表现愈加突出。
3.4 操作流程层面
新闻摄影在拍摄的过程中需要有很多人一同帮助才能够完成, 经过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版面编辑、美术编辑、总编辑等人一同作用之后才会出现在报刊版面之上, 但是纪实摄影通常一个人就能够完成, 一个人选题, 一个人研究, 一个人拍摄, 受到外界影响较小。
3.5 表达内容层面
从二者的表达内容上分析, 纪实摄影作品属于摄影家对社会以及时代长时间记录观察而产生的作品, 这种作品的主观色彩相对明显。新闻摄影只是对一件事物的发生过程或者典型的发生瞬间做记录, 客观性是其核心内容。因此, 因为限制性因素较少, 纪实摄影能够为摄影家带去更多的时间去对作品做思考与研究, 可是与之相对应的, 纪实摄影对一部作品的内涵有更高的要求, 一部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是包含了作者对这个时代敏锐的洞察力的, 但是新闻摄影完全不需要有这方面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任伟.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关系的粗浅探索[J].新闻研究导刊, 2011, (10) .
[2]熊国成, 罗艺.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的差异[J].新闻摄影, 2010, (14) .
浅析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 篇4
1. 新闻摄影的含义
当今人们所提及的新闻摄影一般包括广义的新闻摄影和狭义的新闻摄影两个方面的含义。广义上来说,新闻摄影是指一切用摄影那个手段报道新闻的活动,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用照相机拍摄图片;二是用摄像机拍摄新闻电视片;三是用摄像机拍摄新闻电影片。狭义的新闻摄影是专指以照相机为工具,以摄影图片为手段,以印刷品为媒介的新闻摄影报道活动。1999年,中国新闻摄影协会在组织编写《新闻摄影学概论》一书时曾给出过一个定义:新闻摄影,是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瞬间形象摄取并辅以文字说明予以报道的传播形式。
2. 新闻摄影的特点
新闻摄影具有三大基本特性:新闻性、真实性和形象性。
(1)新闻性。新闻摄影要从重视重大题材、重视独家新闻、用于攻破难度大的题材、重视报道的时效性这四个方面来把握。
(2)真实性。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生命之所在,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内涵是所揭示的真实的主题,而不是虚构、主观臆造的和脱离实际的,这就要求拍摄的对象必须真实,事实真实;摄像应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典型瞬间,总体真实;摄影对象自然真实,不能是实现安排或预先排演过的;另外文字说明也要准确真实。
(3)形象性。通过摄影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2.新闻摄影的价值
新闻摄影在飞速发展的现代新闻事业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摄影的主题集新闻性、真实性、时效性、直接性和形象性等特点与一身,能将新闻主题的情感浓缩在画面之中,给人以简洁、震撼的效果。新闻摄影常讲视觉冲击力,摄影师应该把镜头对准社会生活中真正打动人心的层面,每一张图片都给读者一次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机会,每一次的阅览后能够反复在脑海中萦绕,这对于摄影师来说就是成功,而这种成功的基本素质和终极追求就是写真,写真就是新闻摄影价值的本质。
二、纪实摄影
1. 纪实摄影的内涵
摄影自诞生以来已有170余年的历史,在摄影这条历史长河中,不论时光如何变化,不管摄影师们对摄影的着重点在于哪些种类,纪实性作为摄影的根本属性,其地位从未被动摇过。卡蒂尔·布列松曾说过:“在所有表现方法中,摄影是唯一的能把转瞬间丝毫不差地固定下来的一种手段。”摄影自诞生时起便具有了纪实的特性,其技术特点就是借助光学的特性逼真地再现现实事物的影响,因此,纪实性可以说是摄影的天然属性。然而在摄影发展的早期,纪实性并没有得到摄影家们的认可,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社会上需要形象性的报道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摄影纪实真实生活的基本作用。
纪实摄影不同于其他摄影类别,它的价值不在于照片给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取决于摄影自身的信息价值,用事实说话。纪实摄影作品不论美好或是丑陋,目的都在于表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引起人们的关注,唤起社会良知,同时记录特有的文化,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2. 纪实摄影的特点
(1)真实性。纪实摄影记录对象的真实形象,不能有夸大、歪曲。
(2)社会性。社会性是通过对拍摄对象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记录来反映社会现实,表达摄影是社会评价的纪实摄影作品的特征。纪实摄影作品关注社会现行,注重选材的社会价值,以促进改良社会为目标,流露着摄影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思考。
三、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联系
提到联系,必然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相通点和差异处。作为摄影的两个类别,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但现实中不是这样,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往往同时出现在一个作品当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也有必要从这两个摄影类别分析,找出两者的异同点,以便能够使两者能够更加紧密和谐地运用在一起。纪实摄影注重社会、历史价值,新闻摄影注重新闻价值,两种摄影表达形式都充分发挥摄影手段的科学纪实性和形象纪实性、瞬间纪实性的特点来寻求对事物的精确记录。
(1)纪实摄影都是对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某一事物、人物在某一特定时空状态下的自然形象作出的记录。记录手法的忠实性、真实性的品质,对于纪实摄影具有和新闻摄影同等重要的意义,是其生命和根本。
(2)二者都运用“精确记录方法”,充分发挥摄影手段的科学纪实性、形象及时性和瞬间纪实性的特点,一次寻求对事物的精确记录,呈现细节,力求图像和自然景象完全一致。
(3)二者均通过所拍摄的图片表达一种认识和理解,传递一种信息,并试图通过这种表达和传递依法他人思考引起他人的裁决,从而实现认同和分享的目的。
两者虽然都具有真实性、艺术性、社会性等基本共同点,但差异也十分明显。
首先,时效性的差异。新闻摄影的时效性是指新闻图片在到达受众前,应尽可能地争取时间。然而,纪实摄影的价值在于其历史性和科研就行,历史是不会过时的。纪实摄影代替了人类以文字和绘画等形式记录历史的方式,使得历史更为直观和形象。与新闻影响不同,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够充当纪实摄影的题材,只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义的材料才能作为历史记录下来。一张没有经过修饰的纪实摄影也许在当时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轰动,但对后人来说,那也许就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可以说,新闻摄影是处于“运动”状态下的作品,事件是“现在进行时”,而纪实摄影是“静止”的,时间是“过去时”。
另外,艺术性差异。不可否认,不论是新闻摄影还是纪实摄影,都具有艺术性。但是,两者艺术性的深入度不尽相同。新闻摄影的艺术性首先根植于新闻性。新闻摄影师的首要任务是把客观发生的影像记录下来,这个影响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摄影的内涵决定了新闻性的决定作用,甚至可以放弃艺术性的要求。一副重大突发事件的图片,如果因为拍摄技术上有缺陷,仍可以发行,因为事件是重大的。新闻性是前提是基础,艺术表现力是为新闻性服务的,有报道价值的新闻才给艺术提供了空间。但纪实摄影相对于新闻摄影来说,艺术性更强一些。由于纪实摄影的拍摄时间更为宽松,使得摄影师在主题选择、换面构图、视点选择、光线选取等方面更为考究,纪实摄影师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全面地发挥。纪实摄影是直接取现实生活的原型进行创作,以摄影家眼睛延伸的镜头来透视社会、自然,卡蒂尔·布列松可以寻找的“决定性瞬间”就是把时机与情境的最佳结合点拉近,尽量把这两点结合成一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