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教育（精选12篇）
抗战教育 篇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职业学校为初高两级, 初级招收小学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者, 修业一至三年;高级招收初中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者, 修业三年, 亦可招收小学毕业程度者, 后者修业五至六年。另有一年到校外实习。按时人理解, 以上皆属中等教育范畴。战前, 中国职业教育较为发达之区, 率在沿江沿海一带。然抗战军兴, 上述区域中的若干城市相继陷于敌手。受战事打击, 1937学年度, 全国职校由原来的494所跌至292所, 学生由原来的56822人降至31592人, 教职员由原来的8645人减至4844人[1]691。各项指标跌幅均超出40%。遽遭重创的职业教育能否起死回生, 不仅关乎战时社会秩序的稳定, 民众基本生活的维持, 甚至会影响抗战的前途。本文全面梳理了国民政府暨相关部门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的改革举措, 并就职教改革的成效作出中肯的评价。
一
抗战爆发后, 国民党政府对职业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俾其既能切合战时的特殊情势, 又可与建国奠基之根本之图相应。
增设国立职业学校。抗战爆发前, 国立职业学校只有北平第一助产学校、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及同济大学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战时增设国立四川造纸印刷科职业学校、国立江西造纸印刷科职业学校、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和国立歌剧学校。抗战胜利前夕, 又在渝设立国立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国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国立商业职业学校[2]42。
抗战期间, 教育部复于宁夏银川、青海顺德、四川犍为、西康荥经会理与甘肃松潘夏河等地特设8所边疆职业学校。边疆职校大部分属于初级。科系设置, 视边疆环境需要而定, 以农垦、畜牧、畜产制造等科居多。学制方面, 一般初级职校三年, 边地职校延长一年, 俾与内地毕业生程度相当。边疆职教另一特色, 由于边地高小毕业生为数甚少, 招收合格生源相当困难, 故各校多设预备班级, 招收及龄儿童, 先予一、二年之补习, 迨其程度与高小毕业相当时, 再编入正式班级[3]1222。
此外, 尚有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附设职业学校13所。三项相加, 截至1944年第一学期, 全国共有28所国立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5087人。所有在校学生80%以上由政府供给膳食, 特别贫苦学生加发制服及书籍零用等费[1]308。
创办初级实用职校。1938年7月, 教育部出台《创设各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 责令各省教育厅会同建设民政两厅, 调查各县市主要农业及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产销与供求实况, 分类编制统计, 并依此择取一地生活需要最切而最感缺乏之职业, 分别缓急, 决定学校地点与设置科目。学校设置要求与生产机关合作办理, 倘某项职业尚无具规模之生产机关, 则应与当地从事该业者联络办理。1937年度内先就桂、黔、甘三省各筹设一校[4]144。一切开支及第一年经常费均由教育部担负, 第二年交省府办理[5]221。1939年复在川、滇、赣、黔、康、宁、陕等省拨款筹设[6]225。抗战期间, 此种职校大约创办了20所, 设置科目大率为造纸、染织、金工、木工、土木、制糖、酿造、制茶、麻织、农产制造、园艺等项[3]1048。
添置中等技术科。1940年秋, 教育部指定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同济大学附设之高工、湖南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福建省立福州高工、四川省立成都高工、江西省立工专职业部、贵州省立安顺初级职业学校、私立中华及私立大公等九家师资设备完整且办理卓有成效之单位增办中等机械电机技术科。后以人事环境关系, 委办单位略作调整。如同济高工由国立西南中山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替代;安顺初职由国立贵州大学接办, 改为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增加西安私立西北高级机械科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或同等学校毕业, 年在16—20岁, 体格健全, 品性纯正之男性学生。1940年办理20班, 计1000人。以后每年赓续招生, 规模如前。此等学生一切学杂制服工衣书籍医药等费, 概行免除, 并酌予津贴及生产奖金, 其待遇较短期训练班为优[3]1044。1943年秋, 教育部复委托国立复旦大学附设之高级职业学校 (后以校舍困难改由綦江导淮委员会附设之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办理) 、河南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职业部、陕西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及南充私立育才高级职业学校增置中等水利科。该科每年招收8班[3]1046。翌年又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 就原有职业学校增班, 或指定优良公私立学校办理农工医各科职业班, 计划第一年100班, 第二年增加140班, 第三年再增加140班[3]1047。
普施技工培训。为尽快缓解机电人才不足之窘状, 蒋介石一面饬令教育部办理机电工程师训练 (属高等教育) 与中等机械电机技术人员训练, 一面召集有关机关详议训练技工办法。1939年冬决定, 五年内训练技工7000名, 由国防工业委员会筹设技工训练处主持其事。翌年9月开始筹备, 10月正式成立, 旋改隶经济部。技工训练分特别、普通、速成三种, 训练期依序为三年、二年和一年。招收16—20岁之男性, 体格强健, 高小毕业, 并经考试及格。训练期除衣食住外, 每月酌予津贴。自1940年1月至1941年4月, 计有兵工署所属十家兵工厂, 暨兵工署资源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桂林机厂、全州机厂、中央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广西纺织厂、大公铁工厂、祁阳新中工程公司、顺昌铁工厂、民生机器厂、中国兴业公司钢铁部、优顺机器厂等26家单位开班训练, 总计招收3411人, 内特种988人, 普通1951人, 速成472人[3]1051。
举办各类短训班。抗战期间, 教育部亦指定公私立优良职业学校, 依其原有设备人才, 办理各种短期职训班。1938年举办汽车驾驶修理、电讯、机械等科训练班八个, 计学生百七十人。次年, 教育部一面通饬各省市教育厅转令有特殊劳作设备之公私立职业学校、乡村师范学校及中学师范, 一律设置同性质之各种职业训练班, 一面由教育部在救济费项下拨款30余万元, 指定各科职业学校, 办理机械、电机、电信、土木、测量、应化、棉织、毛织、农产制造、印刷、蚕桑、会计、调剂、助产、护士等各业训练班35个, 学生千数百人。后从未间断, 迄抗战胜利, 始逐渐结束。此类短训班, 以招收战区学生为原则, 程度初中毕业, 费用全由公家供给, 训练期一年[3]1051。
力促建教合作。战前, 教育部曾颁发《职业学校与建设机关协作大纲》暨《职业学校设置顾问委员会办法》, 着令各校聘请与学校同性质之农工商医各界专家或领袖五至七人组织委员会, 商讨关于学生服务道德、精神训练、教材选择、实习指导及就业等项。军兴之初, 复与农林部会订《农林技术机关与农林教育机关联系与合作大纲》和《农林建教合作初步实施办法大纲》。嗣为加强此项工作, 更于中央设立建教合作委员会, 由教育、经济、财政、交通、军政、内政、航空委员会等部会各派高级人员组成, 以教育部主持其事, 负责调查统计各项技术人才, 拟定各级职校及专科大学设科计划与教学训练方案, 筹拟教育与建设国防机构联络办法及统筹毕业生出路等, “尚有相当结果”[5]29。1938年12月, 复于会内设置专门技术工作咨询处, 办理调查统计、合格登记及介绍工作三项事务。自1939年4月至11月底, 调查统计非常时期专门人员7322人。除上项人员外, 该处复办理一般与专门技术人员登记, 对于失业者助其就业, 不满于现业者予以调剂。咨询处成立一年, 登记合格人员1128人, 委托介绍工作995起, 由处自动介绍258起, 登记人指定工作请求介绍者19起, 总计1272起, 落实774人[7]。地方则由省教育厅会同相应省级行政产业机构, 组成省建教合作委员会, 协调本地区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部门之间的合作。
二
在日军大举入侵、国土大片沦丧、职教事业遽遭重创的厄境之中, 国民党政府各有关部门, 并未惊慌失措, 他们积极应对, 勉力支撑, 中国的职业教育非但没有因战事而荒厥, 反而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见一定发展。
就数量而言, 1936学年度全国计有职业学校494所, 学生56822人, 教职员8645人。而到1945学年度, 全国已有职校576所, 学生102030人 (较战前增加近80%) , 教职员13991人 (增幅61.8%) [1]691。另外, 参加短期职业培训人数, 笔者估计在5000人以上;参加经济部技工训练处主持之技工训练者3400余人[3]1051。技术人员养成数目当十分可观。
就质量而言, 战前高级职校191所, 初级258所, 高初合设45所;学生高级21153人, 初级35669人, 高级比例为37.2%。而到1945学年, 全国高级职校增至229所, 初级则降至201所, 高初合设增至146所;学生高级48194人, 初级53836人, 高级比例上升到47.2%[1]691。
这些成就的取得, 不仅为战时国防及大后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实用型技术人才, 为持久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也为战后恢复重建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并且, 其时的许多做法对我国今后的职教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发:
体制灵活。我国的中等教育原以地方举办为原则, 国立者甚少。念职业科目种类繁多, 地方财力有限, 设备师资难求, 尤其战时, 遂由中央斥资兴办地方不易办到之事, 或由中央协款助办。其做法既显示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又反映了教育体制自身的灵活性。弹性学制的施行与职业科目的设置亦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渠道多元。为了满足经济国防建设对技术人才的急切需求, 国民党政府一面大力发展公立教育, 一面采取有效措施, 推动社会力量办学。《实业机关或职业团体办理职业学校或职业训练班奖励办法》规定:凡经教育部派员视察认为成绩良好者, 可由教育部或饬厅予以下列一项或数项之奖励: (1) 核给补助费; (2) 核给教职员奖助金; (3) 核给学生公费名额; (4) 核发经费指办职业班级; (5) 奖励其机关团体主管人员。若实业机关或职业团体具有充分设备、人才, 愿筹设学校而缺乏经费时, 可将详细情形报请教育部酌予补助[3]1024。此项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职教事业的发展。战前皖省私立职业学校仅有7所, 战时增设9所 (1945年前) [3]1055;赣省私立职校战前仅有4所, 1945年前增设了12所[3]1058;川省1935年度有私立职校5所[5]556, 而到1947年度上学期止, 私立职校已增至24所[3]1061, 大部分为战时增设。
在提高职教身份地位方面, 亦有可资借鉴之处。国民党政权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 一方面不断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并成立由各业界专家和政府各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机构, 力促教育部门与生产建设机关之间的协作, 复举办暑期职业教员讲习会, 奖励职业学校职业科教员进修等, 以切实改善职业学校的教学和实习, 这是从提高职教质量入手, 其做法蕴含着职业教育同生产劳动和市场保持紧密联系的正确方向, 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 对职校生实行公费待遇, 就连私立学校也有三成的公费名额, 欲以经济手段吸引青少年报考职校, 这对那些家境并不宽裕和急于就业而无意获取高学历者来说, 无疑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 (一) [M].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2]钟道赞.抗战十年来中国的职业教育[J].中华教育界, 复刊第一卷第一期.
[3]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商务印书馆, 1948.
[4]杜元载.革命文献第58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2.
[5]杜元载.革命文献第57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1.
[6]杜元载.革命文献第61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2.
[7]一年来建教合作专技工作咨询实施概况[N].申报, 1940-2-16 (8) .
抗战教育 篇2
结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按照上级工作要求，积极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菜户营社区主要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东方主战场、弘扬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等内容，开展以下活动：
一、观看专题片，缅怀前辈先烈。组织观看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片。此片先由xx和xx两委教授，围绕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等，进行深入的阐释。同时在专题片中还就九一八事变、平型关大捷等一个个重大事件定格为一张张历史画面。最后影片还带领大家走进了京津冀三地有代表性的6个纪念馆，为先烈默哀，向历史致敬。此专题篇勾勒出14年艰苦抗战的全景图，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70年过去，战火硝烟早已消散，但全民抗战的巨大牺牲和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却化作一种精神力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二、巾帼志愿齐参与，阅兵顺利保安全。为了祖国纪念活动——阅兵式的顺利进行，社区的巾帼志愿者积极参与到社区的社会面防控中，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在此次志愿服务过程，相对以往，时间周期要长，参与人员要多，总体要求要高，但是志愿者们没有怨言。社区首先集中志愿者，要求他们落实社区志愿者部署会的精神，在岗期间做好安保工作，按时按点保证质量。同时，社区按照社区重点部位，合理分配队员。由于气温比较高，社区也为志愿者们准备了绿豆汤，防止志愿者出现中暑的情况。在值班过程中，志愿者们虽有疲惫，但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纷纷表示要为“9.3”阅兵安保工作出一份力。
萧友梅抗战时期音乐教育思想 篇3
关键词：萧友梅 抗战时期 音乐教育思想
萧友梅是我国近代有名的音乐教育家。他早年在德国学习期间，先后就读莱比锡大学、莱比锡音乐学院，柏林大学和私立施特恩音乐院，所学专业涵盖西方传统学科的音乐技能和音乐理论，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音乐美学等学科也有所涉猎，吸收了当时西方音乐教育的系统教学。回国后，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当时音乐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抗战时期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要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抗战，随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发表宣言支持抗战，全国上下进入了一致抗日的局面。各地抗战歌咏团和歌队的音乐活动十分踊跃，抗战音乐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相应地，音乐教育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萧友梅作为当时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也跟随积极响应，提出当时中国音乐教育的途径须三方面均顾到，即“一面培养音乐师资，一面奖励音乐天才养成专家，一面鼓励集团唱歌（为音乐比赛之一种）与音乐的团体生活（小规模的合唱、合奏等）。”①
首先，萧友梅将师范音乐教育放入了国立音乐学院等专业音乐机构中，并占有一定教学科目和课程设置的比例②；强调了音乐教师资格的严格审定并呼吁开设中、小学音乐教员的暑期补习班，以提高现有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③。其次，萧友梅注重因材施教。重视有音乐天赋的学生的培养，关心这类学生的日常生活，通过奖励制度激励学生在音乐方面的不断进步。再次，“鼓励集团唱歌和音乐团体生活”，可以看出萧友梅支持学生艺术实践。一方面鼓励学生多参加音乐比赛、合唱团体等活动，支持学生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为抗战进行的各种募捐的演出，体现了他在音乐教育方面注重学生的实践。尽管他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行动却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有相似之处。
二、抗战时期萧友梅的音乐社会功能
1937年8月至12月底，《大公报》曾发起关于“战时教育”的讨论，首次提出“战时的中国教育要对抗战救国有直接效用，使教育适应战时需要”这一话题④，萧友梅反对颓废消沉、格调不高的音乐，提倡“能唤起群众精神”的音乐⑤。他将蒋介石的抗战政策主旨“精神国防”⑥延伸至音乐教育中，从带领国立音专师生出版音乐特刊，创作抗日救亡的《从军歌》，到广播电台做播音演讲，均透露出他以音乐艺术服务于社会的拳拳之心⑦。此外，面对当时社会民众中高涨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他积极地表明了支持的态度。1937年12月，萧友梅发表文章《十年来音乐界之成绩》，高度评价了何士德、吕展青（吕骥）等人领导的抗日歌咏运动，表扬他们作为音专出身，能分别组织歌队“这真是最近音乐界一个最好的现象。”在文章中，萧友梅还特别对歌咏的指挥者提出了三条训练歌咏队的建议，即 “要注意歌唱队员的音质，各部声音分配比例要适当，唱歌教材要认真选择，并注意其用法。”⑧由此可见他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关注。
三、结语
在当时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萧友梅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音乐教育的途径，以期能培养出合格的音乐师资；倡导因材施教，注重学生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精通音乐的社会功能，大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提高全体国民的音乐素质等教育思想一直贯穿于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当中。他的这些音乐教育理念和国民音乐教育思想影响着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在抗战时期对当时的音乐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缅怀那些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先辈们， 梳理宝贵的历史资料， 分析和总结前辈们所创造的文化艺术经验，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注释：
①萧友梅：《萧友梅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680页。
②金桥：《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③萧友梅：《萧友梅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661页。
④贾晓慧：《抗战初期<大公报>“战时教育”讨论探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20卷第3期。
⑤陈聆群等：《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430-432页
⑥李岩：《萧友梅“精神国防”与“非常期”（1937-1945）教育政策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12年第3期。
⑦金桥：《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⑧李岩：《萧友梅"精神国防"与"非常期"（1937-1945）教育政策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12年，第3期，第463页。
参考文献：
[1]陈聆群，洛秦主编.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2]金桥.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3]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4]韩忠岭.音乐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汪毓和，胡天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6]陈聆群等.萧友梅音乐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7]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9]马达.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思政课教学中加强抗战教育的思考 篇4
一、侵华历史不容否认
从1931年至1945年, 历经14年的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东部大片土地, 正值溥仪、汪精卫等人成立傀儡卖国政权, 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奴役、残杀中国人民, 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 使中国人民蒙受莫大羞辱和痛苦。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 如南京大屠杀、在占领区实行“三光”政策、使用生化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征用大量妇女充当“慰安妇”、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强征中国劳工、制造许多惨案奸淫残杀中国人民, 等等, 造成中国国力严重的削弱, 无数的家庭流离失所, 骨肉分离, 家破人亡。
中国在侵华战争中共牺牲3500余万军民, 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8%。 按1937年比值计算, 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 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 26年的工业总产值, 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额的数十倍, 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5000多亿美元。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而这完全是由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对此负责任。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令人遗憾的是,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年的今天, 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 ”习主席还说:“事实就是事实, 公理就是公理。 在事实和公理面前, 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 ”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战胜利的可靠保证
抗战胜利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战胜利的可靠保证。 可是有些人拼命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史, 完全不顾历史事实, 其目的是制造思想混乱, 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这是我们坚决不答应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全国各民族、各阶级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 创造性地回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 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可靠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早在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就发出全民抗战的号召。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正式宣布对日战争, 号召全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争得民族解放与独立, 比国民党1941年12月对日宣战早10年之久。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 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 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坚实基础。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为抗战制订了战略方针。 1938年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批评了当时盛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思潮, 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时局, 科学预测了战争未来走向, 提出了持久战略的方针和政策, 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和方向。
在延安, 毛泽东为了确保抗战胜利, 进行了民主政治改革, 实行了“三三制”, 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力量, 建设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对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作了深入分析。 尤其对有抗日要求的大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他们还愿团结抗日, 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 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 ”1941年6月下旬, 他继续阐述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 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 是全民族联盟。 ”在抗日过程中, 在全国范围内, 在根据地内, “除汉奸外, 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 拉其抗日, 打其反共反民主, 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 打是辅助的, 打是达到拉之手段。 ”在争取有抗日要求的大资产阶级的同时, 对汉奸、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 号召和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 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争取抗战的伟大胜利。
为了为抗战胜利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推行了民主政治改革,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民主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文化上创办大批学校, 出版各种报纸杂志进行抗战宣传;在党建上开展整风运动, 统一思想, 加强团结。
在军事上, 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了抗日组织, 开展游击战争, 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强弱的科学分析, 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扬长避短, 中国共产党决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5月,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 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克服了这一缺点, 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 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 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 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 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 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 游击战争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毛泽东说:“不要看轻这 ‘游击战争 ’四个字, 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 ”是“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事实证明, 发运动广大军民实行游击战争, 是在当时情况下对日战争的最好形式, 既符合军事战略理论, 又能结合当时实际, 并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中国共产党在游击战中, 创造性地发明了多种有效的战斗形式, 如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 为中国战争史和战略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 这是因为, 首先,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最进步的力量, 是凝聚民族精神的核心。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动员下, 中华民族才能同心同德, 凝聚力量, 战胜强大的敌人。 其次,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党始与人民群众鱼水相依, 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最大的使命, 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没有自身利益, 因此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这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最后, 中国共产党创新性地坚定革命信念, 弘扬了爱国主义传统, 培育了抗战精神, 在最艰苦的环境中, 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意志, 这是抗战胜利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4]任仲平.让我们挽紧和平的臂膀——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N].人民日报, 2015-5-10.
[5]石仲.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5 (4) .
[6]刘书林.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真实用意[J].求是, 2015 (9) .
抗战教育 篇5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在中国人民抗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根据团省委、团市委的统一要求，我校团委积极组织学生，在全校开展了以“牢记历史，振兴中华”为主题的爱国主义系列教育活动。为普及抗日战争史教育，重温历史、勿忘国耻，深入宣传我党、我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支撑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从而推动我镇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我系文化艺术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活动背景：
XX年8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确定每年９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防教育的主题节日。根据这一决定，XX年9月15日为第一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恰逢第10个全民国防教育日（xx年9月18日）活动，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我班将开展一场班会。
三、活动目的：
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我09级装潢1班旨在普及落实全民国防宣传爱国主义精神，使同学们能深刻理解认识铭记“抗战精神”的内涵，在其中升华自己的爱国情操，以继承，弘扬“抗战精神”，并让大家明白如何做才能实践科学发展观，成为合格先进的新时代的大学生。
四、活动主题：
回顾历史，铭记历史
五、活动时间:
xx年9月14号晚上8点
六、活动地点:
美术楼403教室
七、活动人员：
09装潢全体同学
八、活动流程：
一、主持人开场引入主题
二、回顾918的历史事件播放影视：《南京大屠杀》剪辑
三、学生谈感想
四、诗歌朗诵：《战斗》
五、小话剧表演《难忘九一八》
六、合唱 《松花江上》
七、总结结束
b：很震撼人心一幕。大家全体起立，大声的合唱《松花江上》，字字清晰，字字有力。那一双双眼睛散发出的光芒是爱，这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a：我们不仅肩负看国家对我们的重托，更有祖国对我们在跨世纪发展创业中深切关怀和厚重的希望。
b：下面请辅导员，嘉宾点评。
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的班会到此结束。
九、活动准备
记录组负责活动策划书和登记班会过程后勤组负责道具
卫生组负责卫生
表演组负责演出
电脑操作员负责幻灯片及一些硬件的播放出勤组负责点名
十、注意事项
1、人员必须满勤
2、卫生要保洁
抗战教育 篇6
【关键词】伪新民学院研究部;奴化教育;终结;华北沦陷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至同年8月底，华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为了更好地统治华北沦陷区，日军进行了各种尝试与努力，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培养和训练“亲日亲满”的汉奸。伪国立新民学院（以下简称“伪新民学院”）是最主要和训练的培养机构，主要培养和训练进入伪政权的“中坚官员”，其毕业生在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被公认为最主要的汉奸。
本文以伪新民学院的消亡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的终结，主要利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当时伪新民学院发行的刊物，以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录。
一、伪国立新民学院的消亡
关于1943年中期日本太平洋战争恶化后的伪新民学院的情况，建国后任贵州省人大副主任的白林有如下回忆。
“日本侵略者物资和兵力日渐缺乏，不管是退役的军人还是文官，不断被送往前线而成为炮灰，伪新民学院的日本人，除了副院长佐藤调往华北政务委员会担任顾问外，辅导部部长平井在日军占领的缅甸担任最高顾问后不久也被炸死。其他的学生队长、科长、教授和教官等都不断被送往东南亚前线，他们留下的职务便全部由中国人来接替。这时随着日本侵略者渐渐退败，无暇顾及新民学院，学生人数也逐渐减少，新民学院陷入了麻痹状态。”
将以上的回忆录与其他资料进行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伪新民学院的部分日本教职员工征兵后被送往前线。比如，“石田教官赶赴菲律宾前线”。此外，随着战局的恶化，1943年8月伪新民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
从改组后的人数来看，“退职者”中日本人比中国人要多很多。但新老师中，中国人比日本人要多。特别是“嘱托讲师”中中国人有8人，日本人却一名都没有。从职位来看，重要职务“秘书长”与“教授部长”由中国人担任，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现象。
伪新民学院这时为什么录用了很多中国教职员工呢？这是为了尽可能让中国人抛头露面，以及因战况的恶化日本人被大量征兵。
1944年8月12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组织条例》命令到，“国立新民学院即时废除，其相关事务与文书移交该院（‘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自此，伪新民学院在表面上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出现
为什么要废除伪新民学院，新设了“国立华北行政学院”（以下简称“伪华北行政学院”）呢？伪华北行政学院与伪新民学院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组织条例》 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944年8月12日颁布的。从该条例来看，不仅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办学精神、教育目的、组织结构与伪新民学院大致相同，还继续使用伪新民学院的校园，老师也没有被更换，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伪华北行政学院是伪新民学院的延续。对于此延续，我们可以从中日双方的历史当事人，比如徐孔、铃木传三郎等的回忆录中得到确认。
虽然两所学院的相似之处如上所述有很多，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不同之处。首先，伪华北行政学院是以培养“中坚政治人才”为教育目的，但这个“中坚政治人才”并不是“提携友邦、恢弘东亚的先觉官吏”，而仅仅是“华北地方各行政机关的中坚政治人才”。因此，就没有将伪新民学院作为日本在占领区树立汉奸官员训练所样本的意图。
此外，除了负责教学的教授部、负责庶务的庶务部、负责秘密研究的研究部，伪新民学院还设有负责图书管理的图书馆、负责在校生管理的学生队、负责毕业生管理的辅导部，但伪华北行政学院却只有总务处、教务处、研究部三个部门。不仅如此，伪新民学院发行的期刊也全都停刊了。也就是说，与伪新民学院相比，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组织结构更加简化。
两学院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教育与学生。伪华北行政学院废除了伪新民学院设置的专业——司法科与行政科。伪新民学院的本科、预科、特科也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别设立了学制1年的“高级行政人员学习班”与学制6个月的“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举行入学考试的主体不是伪新民学院，而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指定的委员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从这一点来看，伪华北行政学院已经不再是一所独立的学校，而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教育机关。伪华北行政学院“高级行政人员学习班”的报考条件与伪新民学院本科的要求大同小异，不仅要求是在职官员，也包括“高考”那样的官吏选拔考试中的合格者。
三、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特征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几个特征。
首先，伪华北行政学院是由伪新民学院精简而来的，其组织机构、学制、专业等均比新民学院简化。通过这种简化，弱化甚至中止了原伪新民学院的部分功能。因为以上组织机构的撤销，图书保管与学生管理等也只能维持在最低限度。
为什么占领当局把“国立新民学院”改为“国立华北行政学院”呢？虽然没有发现相关资料，但我们可以从以上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特征中窥探出占领当局的意图。
随着日本战局日渐恶化，华北地区也开始患上了“末期综合症”。在政治上，日本及其盟国的败退使华北地区民心动摇，伪临时政府的汉奸官员们也开始寻求出路。在经济上，从1944年开始，伪政府滥发货币，大量物资外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在军事上，共产党敌后武装十分活跃，根据地发展壮大。
因此，军部优先速成教育，缩短学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尽可能多的汉奸官员。也就是说，为了使华北政务委员会行政系统正常运转，不得不加速让比较信任的毕业生替换下原国民政府的官员。此外，因为华北地区财政困难，不得不大幅削减开支，无法再进行像之前的巨大资源投入，这种主观上的意图和客观的限制使得1944年9月成立了伪华北行政学院。
由上可知，伪华北行政学院显示出很浓的临时性色彩，并从成立开始就带有“末期综合症”的特点。现在已经无法找到与伪华北行政学院开学仪式有关的资料。有关伪华北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伪华北政府委员会只发布行政命令，“根据条例，九月九日该组织（伪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成立了。” 之后，“九月九日院长就职并开始执行政务”，并发表通告“发放‘国立华北行政学院印、院长印、副院长印各一枚。九月二十八日开始正式生效。”
此外，入学考试也大幅简化，虽然考试科目和伪新民学院并无不同，但减少了考试内容。
最后是新生。伪新民学院每年录取本科、预科、特科新生共200人以上。但伪华北行政学院成立后，有关学生录取的资料仅有《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及考试法》。其入学定额为“四十四”，这比伪新民学院少了很多。
四、伪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的消亡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1944年7月之前向各机关抄发了一份题为《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及考试法》的通告。其中明确规定“入学日期：九月五日”。但是在12月再次改发通告说，“（伪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入学定额为四十四人，但因健康问题和未具备考试资格的人数多达二十七人。报名而未参加考试的，以及连名都不报的也不少。”
我们由上可以看出，“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没有按照预期1944年9月入学。原因是各机关推荐的入学生中，有很多人未具备考试资格。也就是说，随着日本战败的显性化，进入伪华北行政学院接受成为汉奸官员的教育不仅不受普通青年的欢迎，就连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在职官员也敬而远之。在此背景下，各行政机关为了完成分配指标，推荐了一些不具备考试资格的人员。例如，北京市社会局请求北京市公署，“社会科风化宗教股科员王贻懋虽未具备考试资格，但为了保护其入学积极性，让他填写了考试申请书，请求允许……”。
虽然伪华北行政学院消亡的具体情况不明，但随着日本华北方面军投降，伪临时政府也解体了。因此，伪华北行政学院也不得不消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日本战局的恶化，其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的能力也越来越弱，直至消亡。也就是说，这种奴化教育完全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其他任何的社会基础。伪华北行政学院不过是伪新民学院走向消亡的一个过渡，显示出很浓的临时性色彩，并从成立开始就带有“末期综合症”的特点。最后，自愿接受奴化教育的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随着日本战局恶化，报名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1]白林.《训练汉奸的新民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P.297-P298
[2]新民学院同学会编《汇报》第五卷第十期.1943年7月30日.P.9
[3]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10-001-00862《河北省政府，华北行政学院.北京地方法院等单位关于成立机构启用印件及负责人到职视事的公函》.1944年
[4]徐孔.《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直言获罪（一）》《炎黄春秋》.2004年1期.P.19
[5]（日）铃木传三郎.《延安俘虜日記》《延安俘虏日记》国书刊行会.1983年.P.3
[6]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7]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8]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9]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02—001-00459.《市政府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生及选送办法的通令和社会局的呈復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函》.1944年
[10]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02—001-00366.《华北行政学院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办法及社会局所属各单位选送学员的报告》.1944年
【作者简介】
彭程（1978—），男，湖南怀化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近代教育史、抗战史、文献学。
（本论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抗战时期沦陷区汉奸训练的研究”（13C40），以及湖南工业大学校级科研课题“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汉奸官员训练的研究”（2012HSX17）阶段性成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 篇7
关键词：抗战时期,社会教育,陕甘宁边区
一、概述
在抗战时期,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大规模的开展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建设, 尤其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 是中国共产党为提高群众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有效手段,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在不断的挫折和探索中前进, 将落后的文化教育模式转化为自我创新的新型教育模式, 同时充分体现了民主主义, 由包办到民办公助, 构建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边区的社会教育逐渐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典范, 教育工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从这一时期的教育特点来看, 社会教育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意义。
二、边区社会教育的积极作用
由于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 很多群众的抗战意识薄弱, 政治水平低。通过社会教育, 并不断加深抗日宣传, 积极唤醒群众的抗战意识, 为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 还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水平, 支持共产党的一切工作。
2.1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的政治素质
社会教育起到一个宣传作用, 可以改变民众的政治意识, 主要树立起保家为国的意识, 清晰的认识到民族的存亡关系到自身的存亡, 从思想上积极投入抗日。例如, 1937年, 为了积极贯彻党所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目标, 庆阳民众教育馆编排了《爱中华》、《不当亡国奴》等小说短剧演出, 每天都坚持在不同的地方演出, 唤起了当地群众的民族意识, 群众们义愤填膺, 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领土!”的抗日口号。正如林伯渠在1941年的报告中说:“抗战高于一切, 一切服从抗战, 抗战不胜利, 大家当亡国奴, 什么都没有, 这个道理, 是边区人民早懂了的。”
2.2民众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和支援前线
随着边区社会教育的不断深入, 很多群众投身共产党, 参加自卫军, 保家卫国。民众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参加军队, 为抗日出一份力, 且有大量的妇女加入。1939年, 有1000多名女自卫军接受了检阅大会的检阅, 并参加军事表现。社会教育的宣传效应极为强大, 群众纷纷捐款捐物, 配合抗战工作。在这一时期, 红军教导师驻防庆阳, 但该地经济贫困, 军队难以温饱, 此时, 庆阳民众教育馆民众为军队提供物资。可见, 通过社会教育, 大大的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 为抗战胜利又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三、边区社会教育的启示
3.1社会教育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
文化是社经济、政治模式的一个体现, 但文化也影响这社会的经济与政治。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在抗日的背景下展开的,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群众联合抗日, 在抗日战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透过社会教育, 能让群众配合政治军事活动, 帮助政治军事活动, 同时提高教育活动本身的水平。文化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起着关键作用, 它是每次大革命前的精神准备, 又是革命中的精神力量, 它的地位是永不会被动摇的。
3.2社会教育必须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
政权建设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和保障, 社会教育是政权建设的内容和条件。只有再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 才有机会大力开展社会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就是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后, 逐渐开展而来的。陕甘宁边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积极贯彻民主纲领, 坚持抗战, 团结统一, 不断深化民主政治建设, 为边区的社会教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只有大力推进边区的社会教育, 政权才能巩固, 抗战才能持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以和敌后根据地政治的发展, 都离不开社会教育的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十分重要的, 它将社会文化置于民众的内心, 实现社会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统一, 积极破除封建迷信思想, 提高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今后投身革命、建立美好家园翻开了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乔楠.甘肃革命文化史料选萃[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0
[2]陕西咸阳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烽火文艺劲旅:陕甘宁边区关中八一剧团回忆纪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J].抗日战争研究, 2004 (2)
[4]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5
抗战教育 篇8
一、强调理论教育, 提高干部素质
早在革命初期, 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指导伟大的革命, 要有伟大的党, 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并且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214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 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毛泽东锐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 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了建立一支适应抗日作战需要的坚强有力、能文能武的干部队伍, 针对农民成分的党员居多、党员干部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这一客观实际, 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发出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教育的呼吁和号召, 认为干部理论教育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938年9月,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反对教条主义, 废止洋八股, 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 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 以加强和推进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1940年1月,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中共中央就干部学习问题又发出了明确指示, 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1942年2月,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 强调“在目前条件下, 干部教育工作, 在全部教育中的比重, 应该是第一位的”。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也进行过缜密的思考和精心的布置。首先, 毛泽东号召干部多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旨的学习, 他曾向青年干部推荐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认为这本著作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其次, 毛泽东号召干部多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 他曾向青年干部推荐列宁撰写的《“左派”幼稚病》、李达等编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等经典著作[2]9。这样, 从理论内容与理论方法两个层面, 毛泽东特别注重对干部的理论教育和素质培养, 并且号召广大干部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方法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比如有一次, 一支刚刚从抗日前线返回的部队途经一个村子预备宿营。由于连续多日马不停蹄地赶路, 部队处于人困马乏的状态。为了尽快安顿下来, 部队领导的警卫便使劲敲打道路旁边一位农户的木门。过了一会儿, 门开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非常生气地对这位警卫说:“你们是八路军的部队吗?怎能这样粗暴对待老百姓?”对此, 警卫员辩解道:“我是给首长找房的。”闻听此言, 老太太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干部越大, 就应该越得讲群众纪律!”听完老太太的话, 这位干部有点想不通, 认为部队士兵在前方流血牺牲, 回来还得挨老乡的批评, 感到相当憋屈。然而, 当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之后, 他非常果断地说:“老太太做得对!”毛泽东认为, 任何干部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 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始终做到“不侵民、不扰民”, 并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将人民群众利益是否放到首位看做是检验工作好坏的一面镜子。
二、注重联系实际, 加强工作绩效
除了对干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之外, 1941年5月,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 毛泽东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 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学理论……而是使这种理论同各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 学习理论……, 是为了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毛泽东主张实事求是, 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认为学习和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来看, “目的全在于应用”, 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要统一”, 并且还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 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比如1941年6月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 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下午开会期间, 突然雷电交加, 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 不幸使正在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 人们议论纷纷, 其中一个妇女却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基层干部们闻听此言后立即抓捕了这名妇女, 并声称要将她枪毙。当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耳中之后, 他马上叫人安排约见了这位妇女, 当面咨询她谩骂的缘由。见到毛泽东后, 该妇女声泪俱下, 痛不欲生, 向毛泽东陈述说公粮任务太重, 又适逢三年旱灾, 自己交了公粮之后, 家里已是颗粒无存, 只能忍饥挨饿了。得悉详情后, 毛泽东对当时抓捕这位妇女的革命干部的粗暴做法进行了无情批评, 并且也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 最终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 下决心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工作的措施, 通过“自力更生”实现“丰衣足食”, 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三、坚持以身作则, 改进工作作风
为加强干部教育工作, 在强调“多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读好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先进思想指导下, 毛泽东还经常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在实际生活中改进工作作风。
比如延安时期, 每次到各个干部学校为学员作报告时, 毛泽东总是安步当车, 不让接送。1939年秋的某日, 按照预先安排, 他要去马列学院作报告, 步行到半路之时, 遇到了马列学院教育处长邓力群等四人。毛泽东抢先问:“你们四个人风风火火准备干嘛去啊?”邓力群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扬起手说:“你们这样做真是不好, 一个人作报告, 却要四个人来接, 要不得!要不得!”接着, 他又环顾一下四周, 意味深长地说:“过去皇帝出朝, 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 要坐八抬大轿。我们共产党人, 是讲革命的, 万万不能沾染丝毫的官僚习气。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都走过来了, 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这几步路, 实在算不了什么。”最后, 他语重心长地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养成一种新的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干部新作风打败西安官僚旧作风。”[3]1
四、关注民生发展, 倡导自力更生
抗战时期, 毛泽东领导的干部教育活动无处不在, 尤其是体现延安精神的大生产运动轰轰轰烈烈开展之时, 无疑也是一次考察和检验干部素质的重要机遇。毛泽东不但是这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 而且也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他关注民生, 心系百姓, 倡导自力更生, 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干部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
比如大生产运动初期, 当看到在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中没有安排书记处几位同志的生产任务时, 毛泽东专门请来时任的负责人李富春咨询详情。李富春解释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没有安排。”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这种做法欠妥, 对于如此大事, 我们机关领导不能仅仅发个号, 施个令就完了, 我们必须躬身力行, 以个人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作出表率。”后来, 中央机关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为每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分配了劳动任务。在工作之余, 毛泽东经常到分配给自己的一块地中进行劳作, 他种植了高粱、玉米、大豆等粮食和辣椒、南瓜、土豆等蔬菜。1942年6月, 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之时, 顺便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 当飞机要返回莫斯科时, 毛泽东专门把自己种的红辣椒装到小布袋中, 请机组人员将其转交给斯大林, 并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点自己生产的辣椒, 以表示对他的由衷谢意吧。”实际上, 这袋赠送国际友人的辣椒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礼品, 其中包含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心系劳苦大众, 倡导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与躬身实践, 也是对抗战时期毛泽东注重和提倡干部教育的一个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从喜权, 马卓.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J].中国科技信息, 2005 (18) :214.
[2]孙来斌, 李玉姣.毛泽东干部理论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8 (03) :9.
抗战教育 篇9
一、抗战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概述
(一)抗战精神
习近平同志指出,抗战精神主要表现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2]。抗战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近代以来我国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实现国家富强的精神动力,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蕴。第一,抗战精神体现了生死存亡之际对中华民族的时代召唤。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实力对比都相差悬殊,在这一生死存亡的时代背景下,抗战精神应运而生。第二,抗战精神体现了对延安精神、长征精神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延续和发展。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性损失,但也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和必胜信念,最终铸造了千古不朽的伟大抗战精神。第三,抗战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抗日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抗战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是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国内多方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统一于我国军民的长期抗战实践。
(二)爱国主义教育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认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3]。这一深厚情感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世代相传的一种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爱国主义是孕育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约束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良好道德情操,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原则。而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将爱国主义思想、精神、观念通过情感教育、认识教育和行为教育,使受教育对象接受、认可、升华并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历史性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要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而不断变化,且具有历史继承性。二是理性化特征。爱国主义教育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将爱国热情与理性思考相结合,把爱国行为与自身实际相联系。三是层次化特征。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对象实施不同教育方式,区分教育层次,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三)抗战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辩证统一关系
抗战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而抗战精神的继承与弘扬需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要载体,二者属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实质,而爱国主义教育的加强需要不断汲取抗战精神的精华元素,在发扬抗战精神与抗战文化的基础上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一是要发扬抗战精神中团结互助、共迎挑战的道德风貌,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二是要发扬抗战精神中坚忍不拔、不懈努力的高贵品质,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三是要发扬抗战精神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可靠的作风保障。另一方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同样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抗战精神,发掘抗战精神的精神实质与时代价值。抗战精神的弘扬需要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外部环境影响个人的价值需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同时扩大了抗战精神的影响力。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通过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传播抗战文化作品、宣传抗战先进事迹等活动,让受教育者在这一过程中深切感受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二、抗战精神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合理性分析
抗战精神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抗战精神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是无法改变的,但随着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抗战精神的具体内涵将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4]。针对新时期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要弘扬抗战精神并使其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使抗战精神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激励大学生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更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从而增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一)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同时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严峻的现实挑战。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传统主权、地域以及安全等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导致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意识缺失、国家安全意识薄弱、民族文化意识动摇,给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新形势下的社会环境与抗日战争时期差异显著,但二者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在理论方面仍存在相对一致性。因此,以抗战精神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提高大学生民族国家意识的需要,更是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需要。
其一,弘扬抗战精神是坚定大学生社会主义信念的迫切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群体的价值判断与政治信念。弘扬抗战精神首先要坚定爱国主义情怀和伟大民族气节,使大学生时刻铭记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从而坚定社会主义政治信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其二,弘扬抗战精神是提高大学生民族文化意识的迫切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将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社会制度渗透到中国的方式,试图进行和平演变。弘扬抗战精神不仅体现在战争时期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还关乎和平年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其三,弘扬抗战精神是增强大学生服务群众观念的迫切需要。抗战精神源于以抗日救国英雄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抗战实践,正是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英勇斗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抗战精神的注入能极大地激发大学生的服务意识,坚定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二)重要性
抗战精神培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代优秀青年,激励他们不畏强暴勇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抗战精神所孕育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是新形势下当代大学生必备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对于应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激发大学生群体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其一,抗战精神有助于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回顾抗战历史,正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团结一致,以其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精神的弘扬有利于帮助大学生牢固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其二,抗战精神有助于大学生践行实事求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5]。实事求是原则不仅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抗战精神的弘扬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养成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从而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爱国实践之中。其三,抗战精神有助于大学生矢志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弘扬抗战精神,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培育艰苦朴素、积极进取、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使其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之中。
三、抗战精神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
抗战精神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为充分发挥抗战精神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价值,应根据大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与抗战精神相结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抗战精神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之中,需要从挖掘抗战精神内涵、推进抗战精神实践、弘扬抗战精神价值、构建抗战精神文化等方面着手,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路径。
(一)深入挖掘抗战精神内涵,丰富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抗战精神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情怀的集中表现。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是阶段性革命传统与长期性民族精神的高度统一。总的来说,抗战精神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一份极为珍贵的教育资源。立足当前爱国主义教育现状,结合大学生群体的个性特征,深入挖掘和提炼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以不断丰富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一是通过传承弘扬抗日战争历史文化精髓进行情感教育。通过大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推出专题展览活动、建立网络纪念馆等教育形式,促使大学生进一步反思抗战精神蕴含的巨大精神动力,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二是通过创作传播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认识教育。通过推出抗战系列书籍刊物、影视作品等文艺作品,使大学生在认知过程中受到熏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三是通过大力开展弘扬抗战精神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行为教育。通过组织晨读会,举办红歌会、抗战经典艺术创造活动等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全面推进抗战精神实践,创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方法
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进行抗战精神教育的有效途径。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抗战精神实践,是创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方法,能够让大学生在行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践行爱国主义精神,更加深刻地理解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结合起来,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将抗战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不仅能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还能使其在参加社会实践的同时提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自身行为的能力。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人民日报社政文部指导下,人民网推出“全国大学生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寻访活动”。活动主要以调研抗战相关材料、寻访抗战老兵等形式展开,以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了解历史、缅怀抗战先烈、传承革命精神为目的,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明确大学生的爱国动机,指明大学生的爱国方向。全面推进抗战精神实践,不仅能提高大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更为抗战精神的弘扬提供了有效途径,进一步成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方法上的创新。
(三)大力弘扬抗战精神价值,拓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平台
抗战精神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体现。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抗战精神的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及扎实的艰苦奋斗作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精神纽带的作用。针对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借助多元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平台,以不断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操、坚定大学生的爱国信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的出现以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同时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契机[7]。以新媒体为载体,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形式宣传抗战时期的典型英雄事迹并形成互动效应,以校园网、校报、校广播站等形式开设抗日战争基础知识宣传专栏,不仅能深化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而且能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只有不断弘扬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将其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抗战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机结合,从而拓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平台。
(四)构建抗战精神文化,优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环境
校园文化主要是由学校师生员工共同创造、保证教育教学活动顺利实施的一种精神文化氛围,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将抗战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用抗战历史事件与革命先烈感人事迹中蕴含的抗战精神,营造红色校园抗战文化氛围,这不仅可以让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耳濡目染地接受抗战精神的熏陶,自觉将抗战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同时有利于加强和培育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优化和改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环境。
抗战精神的传承与弘扬需要一定的精神文化氛围做支撑,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实施需要良好的校园环境做保障。为了更好地发挥抗战精神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应大力加强以抗战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通过开设人文讲座、论坛等方式,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抗日战争的知识普及,以激发大学生学习政治理论、感悟革命精神的热情;举办与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知识竞赛,以坚定大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利用学校宣传媒介弘扬以抗战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精神,以奠定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根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EB/OL].[2015-09-02].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02/c_1116454204.htm.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3.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9-580.
[4]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EB/OL].[2015-09-0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03/c1024-27543907.html.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423.
抗战教育 篇10
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出国留学的人本来不多, 而且, 由于各种原因, 回国之后, 他们大多在东部大都市任职, 因此, 西部地区留学生大量外流, 但抗战的爆发却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
战时, 大批从西部地区走向全国的留学生迁回西部地区, 成为 “飞回鸡窝的金凤凰”。以湘西为例:战争爆发后, 曾赴日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会同县人梁镇携眷回乡, 担任会同县教育局长, 振兴家乡教育。1938年10月, 曾在日本留学七年还与日本前川英子结为夫妻并在多地从事教育工作的辰溪人马公武返回老家辰溪办学。随着日军侵略加深, 曾公费留学英国并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土学位, 回国后历任汉口明德大学副校长、教授、江苏省教育科科长等职的辰溪县人向绍轩毅然决定将湖南省立桃源女中迁到辰溪。1940年, 曾留学日本的永顺县人彭婠容回到永顺, 在湖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任教, 1942年春任该校校长。此外, 还有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学习社会学与法学长达9年之久的泸溪县人黄尊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的会同县人杨汉辉等许多人都在抗战时期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这些教育专家在家乡开展学校教育的同时, 也广泛开展民众教育, 宣传抗日, 唤醒民众。
在迁回西部地区的留学生中, 还不乏一些优秀的民众教育专家, 如雷沛鸿、马宗荣, 等等。雷沛鸿 (1888—1967) , 广西南宁人。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被列强吞食……其重要原因之一, 乃是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于是, 他出国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3年, 他留英学习, 1914年转学美国。1916—1921年, 他先后获得欧柏林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 他研究了英国、丹麦、苏俄的成人教育, 立志从事民众教育事业[2]2, 决心“为穷而失教之劳苦大众教育事业而奋斗”“, 为此一代、后一代, 后数代国民身心之发展而尽其绵力”。学成回国后, 雷沛鸿长期从事民众教育工作。1921年, 雷沛鸿任广西省行政公署教育科长。1922年, 离桂到粤, 后赴菲律宾考察教育。1927年, 他第一次出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9月, 赴欧洲考察丹麦等国高等教育。回国后, 他在中央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任教, 讲授《比较成人教育》等课程。 1929年, 他第二次出任广西教育厅长。旋离桂往沪, 受聘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兼研究实验部主任。1930年, 受邀到粤, 参与广东省立民众教育学院筹备工作。1933年夏, 他应邀任广西省政府委员, 第三次兼任教育厅长。在任期间, 提出以教育大众化为广西教育实施方针, 大力推进民众教育。1938年春, 他到徐州担任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青年训练班主任。同年7月, 雷沛鸿再次回省任省府委员, 后第四次任教育厅长等教育行政职务, 积极推进战时广西民众教育。
马宗荣 (1896—1944) , 贵州贵阳人。1918年, 他参加贵州省留日矿业生考试, 被公派留学日本, 初学矿冶, 但他“性耽教育”“, 有见于我国民智之愚浅, 民德之低下, 民众体力之衰弱, 因感我国教育之不能全民化, 社会教育之不振, 社会教育专才之缺乏, 故选择社会教育学为余专攻学科”[3]377。因此, 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社会教育, 获文学学士学位。为进一步深造, 他又进入帝国大学社会学院研究所攻读两年, 获硕士学位。1929年秋, 马宗荣结束11年的留学生涯, 回国从事社会教育。1930年, 他任大夏大学图书馆馆长, 并创办该校社会教育系。之后又出任暨南大学、江苏省民立教育学院、浙江大学等校教授。1935年, 他就任教育部简任秘书职及社会教育司司长[4]。受命后, 他不遗余力发展民众教育。1937年, 抗战全面开始后, 马宗荣回到贵阳, 后又赴重庆等地, 大力开展后方民众教育工作。
回迁的留学生不仅有深厚的民众教育理论功底, 而且还有多年从事民众教育的实践经验, 国难当头, 他们把对祖国、对家乡、对民众的满腔热情化为实际行动, 全力推动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
二、西部地区留学生与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
1.回迁留学生呼吁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回迁的留学生都呼吁发展战时民众教育, 雷沛鸿在《教育与民众》1941年第10期发表 《治国的预防医药———民众教育》一文, 大力呼吁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什么是医国的预防医药?这就是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不只是百孔千疮的社会治疗术, 而且是一个文明古国分崩离析的防腐剂”, “当今民族抗战之际, 又当抗战建国并行之际, 我诚恳地祝福本刊———教育与民众——的理想能够继续推进, 发扬光大, 以求教育的大众化。庶几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一个一个的能够享受教育, 又庶几教育从今以后, 不再成为一种特殊利益, 只供少数人的享受, 务使中华民国的人民, 随着抗战的胜利, 建国的成功, 一概成为一群有教化的国民”。
由于形势变化, 战时民众教育的重点一度转向后方。因此, 回迁的留学生呼吁发展战时民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回迁留学生明确地指出战时民众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尤以马宗荣为突出。
马宗荣从培养民众民族主义意识确保抗战胜利的角度认识后方民众教育的重要性“:此次的抗战, 乃全民族的抗战。前方忠勇的士气固属必要, 而后方民气的坚决雄厚, 亦同样的十分看重……后方民气之养成, 则有赖于一般的教育……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机关, 宜重民族主义教育, 继续彻底实施精神。”因此“, 民众教育要积极推进”“, 民众教育工作人员, 要像前方将士的浴血杀敌一样的拼命, 努力施教, 以完成这个国民基础教育工作”[5]。他还从经济、国防等角度看待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全民抗战, 前方将士之浴血奋战固属必要, 后方民众之努力生产及军需品之供给, 受伤人员之医治, 亦不应轻忽”, 所以, 应该高度重视在后方民众中“养成国防工业及生产、医疗的高等、中等技术人才及熟练职工”。他看到各种职业补习学校“我国提倡虽属已久, 而能了解其与国防关系甚巨之人甚少, 各地已成立者, 其属实不多见”, 因此, 他大力提倡发展后方民众职业教育“, 既可以解决民众个人生活, 改善其家庭生计, 而与乡村生产之增进, 国家富力之增加, 国防力量的充实, 均有关系, 务宜利用此机会广为设立, 努力推进”[6]。
2.回迁留学生致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发展。回迁的留学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 尤以马宗荣和雷沛鸿为突出。
抗战爆发后, 马宗荣随大夏大学内迁, 任总务长, 同时兼任教育系教授, 教授社会教育课程。不久, 他应邀筹办文通书局编辑所, 并出任所长。他以编辑所为平台, 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出版了大量的书刊。他还聘任当时知名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任编辑所主编、主审和撰稿人, 如竺可桢、茅以升、张考赛、欧元怀、章益、冯友兰、罗登义、张奚若、吴泽霖等[7], 为推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助力。
1942年, 教育部在重庆筹建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 并指定马宗荣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受命之后, 马宗荣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他召集筹备委员会委员集会四次, 从馆址的确定、人员的选聘到经费的获取、规程的拟订, 马宗荣等人都精心擘画, 因此, 不到半年, 筹备工作就绪。1942年11月,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正式成立, 马宗荣被聘为馆长。该馆隶属于教育部, 其主要任务有:研讨民众教育馆事业, 编制民众教育教材, 展示示范设施。办理的事业主要是: (1) 研究调查全国民众教育馆概况; (2) 专题研究民众教育馆问题; (3) 编辑民众教育馆指导丛书; (4) 编印社会教育辅导刊物; (5) 编印民众导报; (6) 举办社教讲座等等。因此, 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也成为马宗荣推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筹建中央民众教育馆时, 马宗荣根据民众需要, 特别注重直观教育, 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爱国人士和将领, 制成雕塑, 配合故事和实物, 进行展览陈列, 给参观民众以深刻的印象。他“选择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兴越国的故事, 在馆内开辟一个房间, 陈列塑造的人物形象”[8]。他认真查阅资料, 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对后方民众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为宣传民众教育, 抗战中期, 他还在重庆筹建并举办社会教育扩大运动周。马宗荣一心扑在战时民众教育上, 最终积劳成疾, 1944年1月, 正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事业而奔走呼号的马宗荣不幸去世。
1938年, 雷沛鸿回到广西省任省府委员, 后第四次任教育厅长。到任不久, 他就对战时广西省的民众教育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周密部署, 提出《战时民众教育方案》, 勾画了战时广西民众教育的蓝图, 确定了战时广西民众教育目标、原则、实施办法, 等等。他认为: 战时民众教育的重点主要是成年人, 成年人经过教育, 就可以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国家分忧。所以, 他将1939年定为“成人教育年”, 在成人中积极培养抗战政治意识、培养抗战生产技能、培养抗战需要的文化。他认为, 国难当头, 必须重视民众教育和训练, 在政治上必须唤醒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 在经济上必须增强民众抗战生产能力, 以期达到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目标。“加强民众动员工作, 发挥抗战建国力量”。据1940年统计, 成人教育年全省男女脱盲有188万人, 成年妇女参加学习的占74%。借此, 雷沛鸿掀起了广西民众教育的高潮[9]。雷沛鸿还在教育厅成立电化教育室, 并积极组织电影队、开办全省收音员讲习班, 利用现代传媒, 开展抗日宣传, 教育民众, 激发民众爱国热情, 极大地推进了广西的民众教育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鹤.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现代教师队伍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考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2 (1) .
[2]曹天忠.教育与社会改造: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M].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3]马宗荣.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M].文通书局, 1941.
[4]刘鹤.留学生与抗战时期贵州教育的发展[J].教育评论, 2012 (3) .
[5]马宗荣.战时教育的目标与设施[J].教育杂志, 1938 (2) .
[6]马宗荣.学校中心的社会教育及战时的社会教育[J].教育杂志, 1938 (11) .
[7]吕春枝.略论马宗荣的社会教育思想及实践[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6) .
[8]章桢.教育家马宗荣[J].贵州社会科学, 1983 (6) .
抗战教育 篇11
一、抗战时期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
抗战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促进了林砺儒全人格教育思想的成熟和深化。
1937—1941年，林砺儒担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院长。林砺儒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期间，正逢抗日战争爆发，学校五次搬迁，校名四次变更，办学环境艰苦卓绝。但在林砺儒的坚强领导下，学院教职员工精诚团结，公而忘私，员生大部分随校搬迁，大批图书仪器完好无损，为日后学校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1941年林砺儒辞去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职务，1942年起直至抗战结束，他担任广西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期间，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既在理论上得到了深化，也在实践上得以全面展开。
抗战时期，大敌当前，山河破碎，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国民面对艰难时世，人心惶惶。有些人消极、消沉，迷失在亡国论的悲观气氛之中。更有些人丧失民族气节，人格缺失、分裂，做出有损国家、民族的事情，这些深深地刺痛了林砺儒。更让他气愤的是，当时的教育当局通过加强对学校的特务渗透和思想控制，对青年学生实施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训练，严重阻碍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不利于培养有民族气节的“大丈夫”。而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加强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加紧对文化教育的控制，建立起了独特的殖民教育体系。通过由日本人担任核心领导，直接控制教育行政，建立起一体化的教育行政管理系统。他们推行所谓“新学制”，强调精神教育，其实就是精神奴化教育，目的是培养奴才，为日本反动统治效力。同时，他们强化技能训练，减少教学时间，局限于为解决其殖民统治进行侵略战争面临的劳力不足问题而培养大批可供役使的劳动力。“伪满”教育殖民化特点极其强烈、浓厚，与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更是反其道而行之。
全人格教育，這是林砺儒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什么是全人格教育思想？林砺儒指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必定包含动物的、人类的、公民的、职业的四种资格。”[1]在他看来，这四种资格集中地体现了在教育发展中一个人所应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只有具备健全的生理和心理，具备完整的人格，人的发展才能健康自由，才能对国家和民族有所作为。那些人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成为效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做出有损国家、民族的事情，就与他们的人格缺失、分裂直接相关。
在林砺儒看来，人格渗透和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把人格和生活联系起来，把生活看作目的，在艰苦但积极向上、健康富有活力的生活中，青少年的人格才能得到磨练和积极健康的发展。“生活是全人格的活动。谈生活就联想到物质的衣食住行，谈人格便联想到道学式的规行矩步，这都是误会。我们人类天生有一副活动能力，时时要向外扩张，与周围发生关系，人格的活力扩张所及之周围，就是生活范围。”[2]林砺儒非常重视环境与人格活力的关系，认为一旦环境与人格活力发生关系，青少年的兴趣便提起来了，这样，人格活力便要扩张，从而人便能健康成长。这是培养学生能力素质和全面发展的一种重要外在因素。为进一步阐释这种关系，林砺儒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科学的陶冶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2]，“一株树要它十分发育，就要让它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它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2]“教育是人格的成长，学校里教学生学习的是他们人格往后成长的资本，要能生息，要将来能应用到各方面应付自然，应付社会，才算是真为他们所有。”[3]
潘光旦曾说：“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4]。
抗战时期，虽然存在许多干扰人格教育的因素和不利状况，但是，却也出现了一线希望，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日的伟大实践，以及实践中所展现的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这极大地鼓舞了林砺儒，促成了他全人格教育思想的成熟和发展。林砺儒在回顾解放前自己的经历时曾说：“我在旧中国虽从事教育三十年，但从不越校门一步，兢兢自保，尽力避免与恶势力接触，更谈不上斗争。今天回忆起来，只能说幸不堕落罢了。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是不足为训的。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服务时，发觉我们对学生的期望与家长的期望大相径庭。于是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实现教育理想，须率其子弟，攻其父兄。然而如何可能？我得不到答案。我只能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便是我当年埋头做教育工作的心事。换言之，是一种游戏人间，曳尾涂中的消极心情。所异乎同时代的‘教育家者，是既知其不可，并不敢复言‘教育救国以自欺欺人耳。我这样的消极心情，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得读《新华日报》，知道了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的大好形势，才看出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我的心情才大有转变，才敢相信教育工作有可能生效。”[5]
正是共产党人伟大的抗战实践，让林砺儒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进一步明确了推行全人格教育的意义。他公开发表文章，强调“教育培养进步的人格，为社会革命服务”。1942年5月，他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精神剃须论》一文，讽刺和反对那种对青年实施的法西斯式的训练、控制，主张实行民主教育。1943年，他发表著名文章《八·二七路线》，突出强调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大丈夫”，培养求真理、明是非的人才，绝对不能培养“乡愿”即那种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奴才，甚至道德败坏者。“现在抗战建国，教育当然要培植大丈夫，而决不要奴才”[6]。
尤为可贵的是，尽管抗战时期环境恶劣，林砺儒仍积极地将全人格教育思想付诸实践。
他注重尊重学生意愿，聘请进步教授为学生讲学，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关注和认识社会。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他曾聘请张栗原讲新哲学，即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聘请郭大力讲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史等，还聘请进步学者邹韬奋、钱俊瑞、杨东纯、李平心等给学生作形势报告。在桂林师范学院，他还顶住压力，聘请了穆木天、谭丕模、林仲达、张毕来、欧阳予倩、陈翰笙等进步教授到学院任教、作报告。不只是文科生，就连理科生也来选修、旁听这些课程和形势报告。
他鼓励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寒假，他组织学校师生下乡，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兵役法，帮助出征抗日军人家属割稻，在推进抗日运动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在他的鼓励下，学生们此后每年都下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学校里，他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开展学术活动，研究各种专业问题，也探讨抗战的途径和办法。
他也特别看重为人师表，要求教师自身人格健全，给学生以人格示范，这对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影响重大。抗战期间，学校几经迁徙，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林砺儒不畏艰辛，始终和师生在一起，与之同吃同住，在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积极服务抗战，坚持在教学科研等方面身先士卒，深受广大师生爱戴，给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增添了一支无形的力量。
二、林砺儒全人格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反思当今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偏差，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对于在新时期真正实现把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具有重大启示。
首先，继承和发展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有利于纠正当今德育实践中的偏差。
对于青少年学生人格形成和发展，德育有其特殊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对德育不可谓不重视，可是对照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不难发现，现行德育实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即片面地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为抓住了这个核心和重点，德育目标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在德育方法上，也多理论宣讲、灌输，少实践锻炼养成；多注重书本知识传授，少注重好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和烘托。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学生能理解和消化的“德”，变成了一个与他本人不相干的外在的东西，甚至变相成为了某些人获取功利的工具和手段。结果，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却培养出了不少空头政治理论家、说大话的高手、对理想信念既不真正明确也不坚定且人格、道德水准实际较低的投机家。可见，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为主体的传统德育，并不能代替全人格教育，应该把这些传统德育与全人格教育结合起来，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中，渗透和体现人格教育的精髓，让青少年获得一个完整的人格，获得作为物质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公民、职业的人应该具备的做人资格、做人底线。在大的方面具有正确的理想信仰，在小的方面具有良好的人格和操守。即使在理想信仰方面尚未達到一定的水准，但在小的方面，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旧具有良好的人格和操守，不失去做人的资格和底线。因此，我们的教育，不仅仅要使青少年学生在德智体美方面全面发展，就“德”本身而言，也需要全面发展。德的全面发展，是新时期德育与全人格教育结合的新形态，是德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继承和发展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有利于改变当今教育实践中德育的弱势地位。
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尽管在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乃至首要的地位，但是，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训练和培养被突出相比，德育仍然处于相对的弱势，“成才”与“成人”的受重视程度处于本末倒置地位，“做人”方面的教育和受重视程度明显不够。无论对学校考核还是学校对学生的考核，均是以专业知识考核为导向，考大学也只看分数不看人格、人品，单位用人也是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提拔干部也是如此，人品、全人格几乎不是选拔干部所考虑的关键要素。德和全人格教育，应是人的教育之根本。依循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教育不能过于畸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出来一些只会应试却在人格方面有缺失的学生。应该把教人做人摆在首位，教人做一个人格完善的人，做一个会与人友好相处的人，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健全的人，一个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1]林砺儒.附属师范学校之使命及其与师范本部之联络[J].教育丛刊. 1930（1）.
[2]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J].教育丛刊. 1922（5） .
[3]林砺儒.教育与耍狗熊[N].晨报，1931-01-06.
[4]潘光旦.政学罪言[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
[5]林颖夫.教育家林砺儒[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2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6]北京师范大学.林砺儒教育文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158.
（作者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从《抗战家书》看抗战精神 篇12
一、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共御外侮、统一抗战的团结精神
从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整整14年的时间, 中国的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受到战争的摧残。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 就利用其空中优势, 连续不断地对我国实行空袭, 有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表现其残酷性:“据原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资料显示, 从1938年到1944年最后一次空袭, 日机空袭云南共281天, 508批次, 出动飞机3599架次。其袭扰活动范围几乎遍及云南全省, 20多个市县的主要城镇, 投弹7588枚, 无辜群众伤亡7592人 (其中死亡4628人) , 毁房舍29904间。”当我们看这组数据时, 战火的硝烟扑面而来。但是, 面对日本残酷的侵略, 中国人民并没有选择后退, 而是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精神:国共两党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摒弃前嫌, 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无论是国民党执行的正面战场, 还是共产党人领导的敌后战场, 无数官兵同仇敌忾, 誓死捍卫祖国的领土, 在枪林弹雨中, 拼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除此之外, 在书信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军民与普通百姓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曾在游击区任区委书记的吴润生在给其侄子的信中这样描述道:“我们在群众家里吃派饭, 一家七八口人, 锅里煮着野菜, 用糠面擦咯豆, 大概有斤多面, 煮熟了, 一家人不能自己舀饭, 只有家庭主妇一手舀。吃上糠菜饭, 半夜就饿醒了, 再也睡不着了, 三人一个家都同时饿醒了, 在家找东西吃, 什么也没有, 故三人喝白开水充饥。正在此时, 邻家送来一碗糠炒面, 并说饿了不能喝开水, 越喝越饿。”从这段文字的描述中, 既可以想象出在战乱期间, 人们的生活是极端的悲惨与贫困, 又可以看出面对外来侵略时, 军民始终心连着心, 一起勇敢抗战的团结精神。
二、忠肝义胆、血洒疆场、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
正所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在面对日本的侵略时, 广大中国人民进行了奋勇反击。抗日名将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特务刺伤后逮捕, 并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在刑场写下浩然正气的绝笔诗:“恨不能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并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他的家书中, 可以看出吉鸿昌将军强烈的爱国情感。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秘书胡孟晋返回前线时, 面对依依不舍的妻子, 他强忍着离别之痛, 写了一封辞别信, 在信中, 他给妻子讲道理, 并教她如何树立坚定的信念, 他在信中写道:“希望你将无知识的妇女组织起来, 宣传和教育她们, 使伊等知道‘皮之不存, 毛何[将]附焉’?‘国之不存家何在’?使她们不至含泪终日, 倚门遥望前线上的夫、子早日归来呢! (望胜利归来) ”从此封家书中, 我们可以看出胡孟晋有着先进的革命思想与深厚的爱国情感, 他不仅能够自己做到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还能够积极鼓励家人为抗战做最坚决的斗争。年仅24岁就为国捐躯的抗战英雄程雄在走向抗战最前线时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儿这次是为了民族, 为了阶级, 为了可爱的家乡, 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 求得生存和幸福, 儿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 如果不能活着的话, 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 抚育好弟妹……儿为伟大而生, 光荣而死, 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 罪甚! 罪甚!”从程雄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下定决心与敌人做殊死决战, 并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 与此同时, 又为不能尽到做儿子的责任而愧疚。事实上, 在抗战期间, 除了本土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之外, 许许多多的海外侨胞也纷纷毁家纾难, 并回国抗日, 保卫祖国,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乐章。
三、不畏强暴、前赴后继、英勇无畏、舍身救国的奉献精神
日本侵略中国时, 双方军事实力悬殊较大, 当时的日本已经拥有了先进的作战技术, 而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却不容乐观。在双方实力悬殊较大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而是拥有着坚定的信仰, 勇敢的奔赴前线与敌人做最坚决的斗争。正是因为广大的中国军民普遍都有着舍小家、保大家的牺牲的精神与中国必胜的坚定的信念, 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坚持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在《抗战家书》中, 这种奉献的精神更是随处可见:在抗战中牺牲的八路军职务最高的指挥员左权在给妻子刘志兰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在闲游与独坐中, 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 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 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到]妈妈怀里, 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 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 假如在一起的话, 真痛快极了。”从这封家书中, 我们可以看出身处战乱中的左权将军对家庭团聚的渴望以及自己对妻女强烈的思念之情。但是, 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左权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只得强忍对家人的思念之情, 默默投身于革命中, 更让人惋惜的是, 左权将军在写完这封信仅仅3天之后就壮烈殉国。新四军“刘老庄连”被赞誉为抗日英雄群体, 在奋勇抗击日寇进攻的时候, “刘老庄连”的82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事实上, 在面对敌人时, 烈士们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他们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烈士们在血洒疆场的背后是对自己家人无限的思念与愧疚。正如烈士李云鹏在得知家里发生巨变时, 这样写道:“三弟不幸夭折, 吾祖母继又于六月间逝世。 消息之传来, 正如晴空霹雳, 心中悲伤, 恨不能插翅飞来。男从三月母亲去世, 一切都由祖母照料, 不辞劳苦, 把我养活成人, 不孝男竟弃年迈之祖母, 踏上这浪流[流浪]的道路, 像我这忘恩负义东西, 真愧为世人!”从这封家书中, 可以看出烈士李云鹏舍小家, 保国家的伟大奉献精神, 与此同时, 又为自己不能守候在家人身边尽自己的责任而深深的自责、愧疚。事实上, 正是这些前赴后继的人们自始至终都拥有着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舍身救国的奉献精神, 中国革命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四、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同仇敌忾、奋斗到底的自强精神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抗战期间,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 能够始终做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抗战道路。在抗战期间, 广大的中国军民始终做到了视死如归, 他们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在“刘老庄连”82名官兵壮烈殉国后, 新四军军长陈毅在悼念时写道:“我军将士坚不为动, 乃从容将机枪、步枪拆毁, 并将文件杂物付火, 将忠骸掩埋后, 乃集中未伤者二十余名, 进行最后之突围。战至下午5时, 终全部殉国。此我三师十九团二营第四连连长白思才, 副连长石学富, 政指李云鹏, 文教孙尊明, 排长尉庆忠、蒋员连、刘登甫等以下82人, 无一投降者, 无一生还者, 呜呼壮矣……”从上段文字的描述中, 可以看出烈士们面对敌人, 自立自强、视死如归, 表现出了誓与敌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1941年12月下旬, 日军率兵进攻长沙, 与中国的军队展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褚定侯率领全排的官兵奉命坚守着浏阳河的北岸, 阻止敌人南犯, 他在给大哥的书信中这样写道:“……然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 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弟告部士兵‘不要他渡河!’一句话, 敌此次不来则已, 一来则拼一拼。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 若有不幸则情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 并请双亲勿悲,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报着坚定的信念与必死的决心, 以褚定侯为代表的中国军人与敌人奋斗到底, 表现出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在《抗战家书》中, 我们可以读到硝烟与苦难、思念与牵挂,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能读到抗战精神。虽然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 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抗战精神却永远不会消退, 与此相反, 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将伴随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前进。
摘要：《抗战家书》是“抢险民间家书项目”的成果之一, 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重点项目, 此书将散落在民间的抗战书信重新整理出版, 给世人真实还原了在战争岁月中中国人民誓死捍卫领土的伟大壮举。在这本书中, 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团结精神、爱国精神、奉献精神、自强精神, 而这四种精神又构成了抗战精神,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长、前进。
关键词：《抗战家书》,抗战精神,成长
参考文献
[1]张丁.抗战家书[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7.
[2]沈强.不忘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N].人民日报, 2015-6-17.
[3]王巍.以抗战精神攻坚克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4 (08) .
[4]张士海, 吴敏先.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精神[J].理论学刊, 200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