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资源（共12篇）
抗战文化资源 篇1
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 广西文化精品项目“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近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 年8 月28 日,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在南宁联合召开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 宣传广西抗战业绩, 推进抗战精神的弘扬。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由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策划并组织抗战史和抗战文化研究专家撰写, 一套六本:《桂林抗战艺术史》、《桂林抗战文化综论》、《广西抗战文化史》、《广西抗战文化大事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广西抗战文化》、《广西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与贡献》。2014 年3 月,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经评审, 确定此套丛书为广西文化精品项目。
座谈会上,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主编、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平介绍了编撰宗旨和丛书的内容。他说:广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 以出兵数十万北上抗日并在本省开展昆仑关战役、桂柳会展等军事抗战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桂林“文化城”文化抗战等光辉业绩,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广西抗战文化是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广西近代革命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 也为今天广西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编撰《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 就是要对广西抗日战争史和抗战文化遗产做广泛而深入的考察调研, 追根溯源, 发掘价值, 论述精义, 保护和整理广西文化遗产, 促进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深化社会科学研究。此次编撰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虽然只是6 部, 但内容上涵盖了广西抗战文化的大部分内容, 有基础资料性的“大事记”, 也有全面介绍性的“文化史”, 还有关于“作用与贡献”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广西抗战文化”和“桂林抗战艺术史”的专题性研究;文体上史、记、论均具, 基本上涵盖了广西抗战文化的主要内容。
广西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副总编温六零在会上介绍了该社一年来组织编印多种纪念抗日战争著作的情况, 评价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在纪念抗战胜利各类图书中的学术价值, 表达了以最优秀的编辑力量编辑优秀学术著作的态度。
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天贵在谈话中说:该丛书从总体上扩展了广西抗战史研究的研究领域, 提升了整体研究的高度, 是社科界一个很好的学术成果。他提出, 今后要进一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讲话, 做好抗日战争研究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 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术支撑。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作者万忆、何成学、文丰义、盘福东、陆璎等和广西社科界专家20 多人出席会议, 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抗战文化资源 篇2
来源：军事媒体 编辑：大陆军 更新时间：2015-08-16 19:57 小 中 大 我要投稿
“最美胶东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胶东红色文化有奖知识竞答知识点
1.2013年9月，“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市委书记担任组长，市委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7位常委、副市长任副组长，31个市直部门和单位为成员单位。
2.2013年10月，“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推进计划》，确定了9个方面59项具体推进事项。
3.2013年“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的目标任务中，提出要“形成四个一批”指的是，在工作目标上，挖掘整理一批红色革命史料；整合提升一批红色文化场所；精心创作一批红色艺术精品；集中推出一批红色革命典型。
4.2013年“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的目标任务中，提出要“打造三个亮点”指的是，在工作重点上，高标准建设一座红色纪念馆；高水平创作一部红色电视剧；高起点打造一条红色旅游线。
5.2013年“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的目标任务中，提出要“把握两个节点”指的是，在工作时限上，以2014年上半年市县两级启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201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时间节点。
6.“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收集认定、史馆建设、创作策划三个工作组。
7.2014年，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列入了市委、市政府“一、二、四、五”发展思路中“五个建设”之一。
8.2014年，全市上下按照“凝炼红色精神鼓舞人、挖掘红色资源吸引人、打造红色亮点震撼人、创作红色经典感召人”的工作思路，加快推进各项工作，拉开了建设胶东红色文化龙头城市的框架。
9.2013年10月8日，市委、市政府召开“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坚持抢救式发掘史料，为推动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认真提炼总结胶东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
10.2013年10月以来，我市确定了胶东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的整体布局，即以市委党校为党性教育主阵地，开发《弘扬胶东革命精神》专题课，依托烟台山、牟平和英灵山三个教学区，构建“1+3”的整体教学布局。
11.烟台山教学区包括烟台开埠陈列馆、胶东革命史陈列馆和抗日烈士纪念碑三个爱国主义教学点。
12.牟平教学区包括雷神庙战斗纪念馆和杨子荣纪念馆两个革命英雄主义教学现场。
13.英灵山教学区以胶东革命烈士陵园为理想信念教育功能区。
14.胶东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的教学主题是“忠诚坚定、不畏艰难、敢为人先、无私奉献”；教学主线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
15.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市依托胶东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采取“现场讲解、教学互动、集中点评、专题党课”等教学形式，先后承接了260个教学班次，培训干部13000余人。
16.胶东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成为继临沂群众路线教育基地之后全省第二个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从2015年开始将承担省干部学院教学班次。
17.胶东历史文化公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设计团队承担规划及建筑设计工作。
18.2013年10月26日，烟台红色旅游线路启动仪式在烟台山景区举行。仪式为28家红色景点授牌、为15家率先开展红色线路的旅行社授旗。
19.2013年11月5日，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集中办公，统筹推进全市红色文化建设工作。
20.2013年12月19日，海阳地雷战纪念馆、胶东革命烈士陵园被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
21.2014年1月20日，胶东革命烈士陵园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2.海阳地雷战遗址入选2011年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2013年入选全国红色旅游信息报送系统百个经典景区。
23.2012年，山东卫视、河南卫视、黑龙江卫视等多家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战雷神》，是以雷神庙战斗为背景拍摄的。
24.2014年3月10日，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的有关胶东红色文化题材的系列专题片《胶东烽火》在央视《国宝档案》栏目始播，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25.2014年3月11日，胶东革命史陈列馆在烟台山落成。
26.2014年4月17日，“王景文捐赠胶东革命史料展览”在市博物馆举办，展出王景文捐献的革命史料889件实物和126张老照片。
27.2015年3月9日，“姜斌同志捐赠胶东红色革命史料展览”在市博物馆举办，展出姜斌捐献的革命史料1360件。
28.姜斌同志捐赠的红色革命史料中，胶东军区司令部手工绘制的山东省分区地形图(胶东部分)共100余张，1947年12月由胶东军区司令部统一印制，对研究胶东解放战争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前为原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将军指挥山东战役所用，并一直珍藏。
29.2014年5月5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要求扎实推进胶东红色文化龙头城市建设。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要求，全力做好提炼红色精神、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色亮点、创作红色经典四篇文章，力争用3—5年的时间，把烟台建设成为闻名遐迩的红色文化名城。
30.2014年7月11日下午，“胶东革命精神”专家论证会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等军地方面的著名专家进行了研讨论证。
31.2014年7月27日，讲述胶东抗日战争历史的红色年代传奇大剧《大秧歌》在京举行开机仪式。著名导演郭靖宇担纲剧本改编和总导演。
32.反映胶东本地革命斗争的影视作品有《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三进山城》、《地雷战》、《马石山十勇士》、《车轮滚滚》、《黎明的河边》、《长虹号起义》、《地雷战传奇》、《智闯威海卫》、《喋血胶东》、《大金脉》、《战雷神》。(至少记5个)
33.反映胶东子弟兵在胶东之外进行革命斗争和工作的影视作品有《渡江侦察记》、《林海雪原》、《红日》、《逆风千里》、《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济南战役》、《侦察记》、《侦察兵》、《战北平》、《塔山阻击战》、《四保临江》。(至少记5个)34.2014年11月5日—6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烟台市委共同主办的“胶东革命历史地位和贡献暨胶东革命精神”座谈会在我市隆重召开。
35.出席“胶东革命历史地位和贡献暨胶东革命精神”座谈会的有李忠杰、罗东进、刘克崮、李维民、常连霆及来自全国权威部门的专家、学者、教授和优秀论文代表等近百人。
36.“胶东革命历史地位和贡献暨胶东革命精神”座谈会，是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
37.为了配合“胶东革命历史地位和贡献暨胶东革命精神”座谈会召开，2014年3月，遴选了28个研究题目，面向全国公开发布了论文征集公告，征集到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军事博物馆、从胶东走出去的三个集团军以及其它省份共140余篇高质量论文。
38.以烟台为主体的胶东，是山东红色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进行红色革命最早的区域之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历史性的特殊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9.革命战争年代，胶东有50万人参军入伍，7.6万人为国捐躯，280万民工踊跃支前。
40.胶东军民自抗战开始，向党中央密送43万余两黄金，成为我党领导抗战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经费来源。
41.在胶东创办的9处兵工厂，是抗日战争中“山东军工的主力”、解放战争中“华东军工的主要部分”。
42.革命战争年代，从胶东走出去的子弟兵先后组建起41、27、31、32四个军，目前除32军外其他三个军已发展成为集团军，占解放军现有18个集团军的六分之一。
43.据不完全统计，在胶东工作、战斗过的将领，建国初期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有27人，其中10人都是从胶东抗大走出去的。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44.2014年9月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胶东革命烈士陵园、地雷战纪念馆及马石山烈士陵园等三处胶东抗战遗址入围。
45.胶东革命烈士陵园是我党最早、占地面积最大、纪念烈士最多的专题抗战烈士陵园，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在胶东地区英勇牺牲的20850名烈士而建立的。
46.1989年，胶东革命烈士陵园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民政部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1月，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47.位于牟平的杨子荣纪念馆2013年5月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纪念馆馆名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写。
48.京剧《智取威虎山》是1958年由上海京剧院根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智取威虎山”的一段故事并参考同名话剧改编而成。剧中的主人公就是杨子荣。
49.2014年9月1日国家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胶东的理琪、任常伦、于寄吾(又名于己午)、王克山、夏云超、孙春林、牟光仪、陆升勋以及马石山十勇士等都赫然在册。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回忆 篇3
我党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南方局领导下,在桂林开辟了国统区抗日政治文化运动的又一新据点。大批进步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如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欧阳予倩、田汉、邵荃麟等,先后云集桂林,使桂林文化、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从而使桂林成了著名的抗战文化城。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了一幕假抗日真反蒋的“六一运动”(亦称“两广事变”),并发布宣言要出兵北上抗日。对此,蒋介石声称“两广事变”、“西南异动”,扬言要实施出兵镇压,一方面集结军队实施弹压,另一面又施展“银弹战略”,瓦解粤桂联军。结果,首先是广东陈济棠被打垮,空军全部、陆军一队被蒋收买,继而欲取广西,这时救国会派出杨东莼到南宁,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支持广西抗日运动;李济深、蔡廷锴等亦先后抵达邕城,准备在南宁成立“抗日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声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敦促各方联合抗战。
在面临军阀混战重演、民族危亡之际的紧急关头,蒋介石被形势所逼,不得不与李宗仁、白崇禧和谈,双方达成妥协,一场虚假性质运动的表演虽未获得成功,但广西抗日的名声大噪,吸引了不少进步的文化人士来到桂林。之后,广西省会由南宁迁至桂林(广西省会原在桂林,辛亥革命以后迁南宁),桂林仍是广西的文化中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重镇。于是,大量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利用蒋、桂间矛盾,积极、灵活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尤其值得指出,中共1938年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泛团结各党派、各方面的进步人士,以多种形式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使桂林的文化救亡运动更加深入,蓬勃发展,因而使桂林文化城闻名于世。
抗战刚开始,在桂林成立了一个“国防艺术社”。当时属第四集团军,李宗仁认为所谓“第四集团军”是北伐后期蒋介石部队的编制番号,桂系与蒋介石有矛盾、李宗仁便取消了“第四集团”番号,将广西部队改为第五路军(当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随之“国防艺术社”改为“第五路军总政治国防部艺术社”,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程思远先后兼任该社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则是李文钊。
“国防艺术社”编制设立总务、戏剧、音乐、美术、电影、宣传等几个部门,总务主任先后由蒋资深、王兰、程延渊担任;戏剧部主任是白克。当时戏剧部是“国防艺术社”的主要力量,演出过很多进步戏剧,影响比较大,有欧阳予倩的《青纱帐里》、夏衍的《一年间》、田汉的《春回大地》、洪深的《飞将军》、曹禺的《雷雨》以及《夜光杯》、《前夜》,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激发了人们的斗志,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宣传部主任是熊绍琮(笔名司徒华,后在皖南遭特务杀害);音乐部主任是陆华柏;美术部主任是阳太阳;电影部主任是肖照。
当时“国防艺术社”还办了一个名为《战时艺术》的刊物,这份刊物共出了十几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作画、插图的人很多,有茅盾、欧阳予倩、艾青、阳太阳、焦菊隐、陆华柏等人。
此外,还设有个附属机构——《广西摄影通讯社》,由李文钊兼管,陈迩冬也曾负责一段时间,拍摄了许多前方抗战、后方支前的照片,并向国内外报刊和新闻社发稿。
一直到1939年,数年间,桂林还出版了许多进步报纸和杂志。其中以《救亡日报》作用大,影响尤为显著。该报1939年1月在桂林复刊,至1941年2月28日因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国民党称为“新四军事件”)而被迫停刊,办了两年零1个月又18天。这份虽是一张四开小型报纸,但它是一份全国文化艺术力量团结战斗的报纸,也是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报纸。主要负责人是夏衍、廖沫沙、林林、高汾、张尔华。
后来,重庆《新华日报》也在桂林设立分社,不仅公开发行报纸,还出售一些重庆的进步书刊。这样一来,对桂林新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桂林各家报纸改变作风,因而出现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变化最大的是《救亡日报》的副刊《文化岗位》(林林主编),在促进思想活跃上起了带头作用。后来,在夏衍的倡议下,还办了小副刊《草地》,之后干脆改成每日的《十字街》日刊,开辟了寓教育于趣味性和知识性的新道路。首先影响了桂系的《广西日报》,该报在莫乃群的主持和艾青、陈芦荻主编努力下,预约知名人士为副刊撰稿,很受读者欢迎。艾芜也曾主编《桂林晚报》副刊,办得十分活跃。这时从湖南迁来的《力报》、由聂绀弩主编的副刊《新垦地》,大胆泼辣,很有独特风格。总之,大家互相支持、互相竞争,促进了创作繁荣,培养了大批文化青年,有些后来成了知名作家和评论家。
1942年5月中旬,在桂林发生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嘉陵川菜馆”为著名诗人、民主人士柳亚子58岁生日祝寿,前来祝贺的有100多人,有何香凝、朱蕴山、陈劭先、欧阳予倩、宋云彬、王文彬、王一凡、田汉、符浩、孟超、傅彬然、尹瘦石等。
柳亚子1941年末寓居于香港,不久香港、九龙遭日寇侵占,他和一些在港文化人辗转流离来到桂林,大家为他祝寿,是文化界一次继续坚持斗争的再集合,也是一次向蒋介石示威的壮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在香港通电全国,为新四军呼吁,痛斥蒋介石。蒋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以所谓“总裁”身份,没有通过任何手续,竟开除同盟会元老柳亚子的国民党党籍。事后柳亚子得知并风趣地说,倒是我应该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后来,他果真在报上发表“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声明。
在中共领导下,西南各省桂、粤、湘、赣、云五省戏剧团队于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剧展,简称“西南剧展”。
1943年冬,国统区的进步戏剧运动正处于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广大戏剧工作者为检查抗战以来戏剧运动的成绩,总结经验、加强团结,迎接新的斗争,希望有一次戏剧界的大集合,于是在中共支持下,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等人提出举办西南剧展的倡议。1943年11月,成立了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丁西林等35人组成的大会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任主任委员。筹委会聘请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担任大会会长,并以黄的名义邀请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诚、蒋经国等国民党上层人物担任大会名誉会长或指导长,从而使大会得以顺利举行。
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艺术馆正式开幕。参加戏剧演出的有来自广东、湖南、广西、江西、云南等省的32个艺术团队,近千人参加了大会。开幕式上,欧阳予倩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田汉回顾了抗战以来中国戏剧工作者的战斗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
“西南剧展”主要进行了“演出展览”、“资料展览”、“工作者大会”三项活动。2月16日至5月19日,举行了戏剧演出展览。广西、湖南、江西,广东4省的28个文艺团队参加了演出。除京剧、桂剧、歌剧、民族舞蹈、傀儡戏、杂技、马戏等节目外,有17个话剧团队演出了21个大型话剧。一些戏剧团队还联合公演了一批活报剧和独幕剧。主要剧目有:新中国剧社的《戏剧春秋》、《大雷雨》,剧宣四队的《家》、《蜕变》,剧宣七队的《法西斯细菌》、《军民进行曲》,剧宣九队的《愁城记》、《胜利进行曲》,广西省立艺术馆实验剧团的《旧家》,七战区艺宣大队用粤语演出的《洪宣娇》、《蜕变》,中国艺联剧团用粤语演出的《茶花女》、《水乡吟》,广东艺专用粤语演出的《百胜将军》、《油漆未干》,中大剧团演出的《皮革马林》,中国实验剧社演出的《飞花曲》,复兴剧社演出的《塞上风云》,祁阳被服厂剧教队演出的《两面人》,西大青年剧社演出的《日出》,四战区艺宣大队演出的《鞭》等,反映了中国戏剧工作者在抗战剧运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演出期间,大会还组织了以田汉为首的10人评论团,对会演进行观摩、指导。
3月17日至4月5日,大会举办了为期20天的戏剧运动资料展览。展出内容有中国话剧运动发展史料、剧作家的原稿、手札和创作资料,各戏剧团体的工作报告、团队史、创作演出情况,外国朋友赠送的戏剧资料等,计有各团队文献375件,统计图表56张,作家原稿、手札等25件,舞台设计图64张,舞台模型62件;京剧及桂剧孤本79件,京剧脸谱163件,剧照、团体照、作家肖像205帧,总数达1029件,展示了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给广大戏剧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形象化的戏剧运动革命传统教育。
3月1日至3月17日大会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会议报告分工作、专题、学术三部分。欧阳予倩的《剧运工作之开端》、田汉的《当前的客观形势与戏剧工作者的新任务》、熊佛西的《戏剧大众问题》、张客的《演剧队的作风》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话剧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交流了经验,确定了深入群众、坚持抗战基本方针,给与会者以很大的启发。
“西南剧展”是一次在国统区进行抗日进步剧演活动的大检阅。大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进步的原则,通过三项有意义的活动,展示了西南地区戏剧运动的成果,促进了戏剧界的团结,为迎接抗战胜利作了准备。
紧接“西南剧展”后,1944年6月18日至20日,以田汉为首,在桂林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旗献金大游行”。
当时日寇沿湘桂路大举进犯,衡阳保卫战正在进行。日军从衡阳逼近桂林,形势十分危急,一些达官贵人巨富及懦夫、怯汉,看见前方战事吃紧,纷纷逃亡躲避,有的逃亡到重庆。为支援前方,鼓舞前线抗日战士士气,增强斗志,由李济深、柳亚子和桂林开明绅士龙积之出面,田汉组织并调动剧展人员举行了一次国旗大游行。
游行队伍的前导是一面由16人抬着特制的大国旗,随后一队敞蓬汽车有3位老人坐在上面,用扩音器向群众广播,宣传鼓动,后面是浩荡的步行队伍,人们高举彩旗,高呼口号,号召市民、商店、银行来捐钱,支援前线抗战。游行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些人从楼上丢钱下来。然而也有一些商店不太乐意捐钱,龙老先生便下车走进店铺,亲自动员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求求你们拿出点良心来,支援前方将士。”龙老先生曾参加“戊戌变法”,为支援前线卖尽自己的田产支援抗战,一时传为美谈。这次大游行,不仅募捐到现金,还有一些贵重物品及手饰。
论抗战时期延安的文化整合 篇4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大旗, 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抗日根据地。而红色首都延安成了许多有识之士向往的抗日热土, 他们纷纷投奔延安, 其中就包括左翼文化人士和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也带来了多种异彩纷呈的文化形态, 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苏区文化及延安的地域文化, 使延安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盛况。
一、延安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凝聚民族精神, 加强民族团结。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弘扬民族文化, 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 弘扬和整合各种优秀文化资源, 宣传“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夷夏之辨”等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 有助于抗日事业的顺利进行。而由于左翼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文化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 与苏区文化和延安本地的地域文化有很大差异, 促使这些不同文化形态的融合, 不仅有助于改造资产阶级和左翼文化脱离群众的缺陷, 还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共筑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侵略理论, 提高民族自信。
日本侵略者炮制各种亡国言论, 诸如中国文化“外铄”论, 中华民族“西来”说、“东来”说等, 企图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 损害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从而实现其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因而对这类谬论进行系统的清算对驳倒日本的文化侵略理论, 增强民族自信心, 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候延安的文化整合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了。对于挽救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动摇分子和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 延安的文化整合俨然炮弹般摧毁他们卖主求荣的幻想, 廓清中华民族抗战的视野和蓝图。
二、延安文化整合的成就
苏区文化、延安地域文化、左翼文化及小资产阶级文化是构成延安文化整合的几种文化形态, 但就是这几种文化形态的整合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掀起了抗战时期文化建设一个又一个的发展高潮。文学艺术界、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不胜枚举, 如周扬、高士其、艾思奇、徐懋庸、柳青、萧军、欧阳山、吴伯萧、艾青、何其芳、丁玲、萧三、贺敬之、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他们都为延安的文化整合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说过, 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 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正是依靠文、武两支大军的配合奋战, 最终才取得八年抗战的胜利。在八年抗战中, 我们培养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 出现“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滚滚洪流, 延安汇集了几百位国内一流的文学艺术家, 真可谓兵强马壮、天下无敌。他们是延安抗战文艺的骨干力量, 经过重组互补凝聚成旺盛的创造力。这批专业文艺家, 不仅在各文艺部门起着领军的作用, 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业余文艺积极分子。他们作诗、画画、唱歌、演戏, 组织群众性文艺活动, 为抗战文艺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艺工作者云集延安后, 随即出现了雨后春笋般的文艺团体。据粗略统计, 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达70多个, 而且都有不凡的业绩。此外, 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战文艺人才, 延安还创办了许多艺术学校, 如鲁迅艺术文学院、部队艺术学校、星期文艺学园、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为抗战文艺输送了数千名文艺骨干, 活跃在前线和敌后。
文艺期刊也是现代文艺繁荣的标志之一。有了刊物, 就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园地, 使其发挥广泛的社会作用, 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创作的发展。抗战期间, 各种文艺作品百花争艳、硕果累累, 发挥了振奋军民抗击日本的强大作用。
延安时期的抗战文艺活动, 形式多样, 十分活跃。文艺渗透在政治生活、军事活动、生产劳动、学校生活, 以及会议庆典和节假日中, 真可谓无处不在。如戏剧方面的《兄妹开荒》, 音乐方面的《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都是这时期的作品。
三、延安文化整合的意义
延安文化整合转变了不同阶层文化人的文化观价值观。1942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对文艺界进行整风, 阐明文艺发展的工农兵方向。座谈会后, 文化人直接到农村、部队去工作、生活, 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并在结合中来完成文化观和价值观的转变, 成为人民的文化工作者, 从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的作用。
为了不使抗日统一战线文化偏离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决定大力发展先进文化, 发扬健康文化,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 竭力改造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 批判和抵制卖国求荣、妥协投降文化, 这对处于关键时期的抗日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坚定了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延安文化整合就像一把利刃狠狠地刺向凶狠的敌人, 它又像阳光雨露滋润着广大人民群众贫乏空虚的心田。延安的文化整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指挥全民统一抗战的风向标, 引导着抗日文化的航标, 形成强大有力的舆论武器, 团结了全国各阶层的力量共同抗日, 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此外, 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文化建设上实行各种文化形态的整合, 竭力用抗日的口号团结人吸引人, 用爱国的精神凝聚人激励人, 用科学的理论启迪人武装人,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教育人, 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陶冶人;同时坚决批判和抵制妥协投降文化和专制主义文化及其为之服务而有害于抗战的错误文化理论, 并进行不同文艺理论观点的有益争论。这些都为后来执政党的文化建设开了先河, 对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四、延安文化整合的启示
1.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其他抗战时期的文化理论, 是广大文化人的行动指南和实践纲领, 像灯塔一般照亮了抗日大道。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准确领导和指引, 周密安排、准确指挥的各级党组织以及广大先锋模范党员的不懈努力和所有进步文化人的真诚合作, 才使延安的文化整合运动能够取得辉煌成就, 展现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气象, 积聚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丰富经验。比如党在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和“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党的高层领导人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 以及党所进行的扫盲教育活动和面向民间的各种文化活动等。因而, 党中央正确的领导是延安文化整合成功的根本保证。
2. 坚持主题鲜明。
延安文化整合的第一要务是服务抗战, 第一大源泉就是火热的抗战生活, 第一个评判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团结抗战。组成最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总路线, 也是文化整合的总目标。从实践上看, 无论是何种文化形态、何种文体形式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围绕着抗战主题, 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及其买办性的封建腐朽文化。
3. 创建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文化队伍。
全面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的文化大军和国统区以“三厅”和“文协”为核心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亲密合作, 共同抗敌。广大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有识之士, 他们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 团结一致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呼号, 为抗战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文艺作家们的第一次大合作、大团结。
4. 不畏艰辛, 勇往直前。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 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他们经常要顶着枪林弹雨, 冒着生命危险去战地采访、去前线演出。而这些艰险无比的环境没有使他们退缩, 也没有压倒这支坚强的文化队伍, 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顽强斗争、拼命工作, 这也是延安文化整合能取得成功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延安文化整合是在饱含着血与火的民族大搏斗中诞生的, 它是真实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史诗。延安文化整合中体现出文化与人民群众生活相结合的经验, 广大文化工作者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以及把民族性和大众性相结合的优良传统等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对于当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也是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卢少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M].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2]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史研究室编.尹达史学论著选集[C].人民出版社, 1989.
[3]毛泽东书信选集[M], 人民出版社, 1983.
[4]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J].中国文化, 1941 (2-3) .
[5]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M].新知书店, 1946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M].
[7]陈伯达.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J].解放, 1938.
抗战文化资源 篇5
终于逃出来了!海娃兴奋极了，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着山王村的方向飞跑。眼看着快要到山王村了，海娃一摸口袋，“坏了!鸡毛信不见了。”海娃急出一身冷汗，一边回想一边顺着来路仔细的查找。忽然，海娃眼前一亮，那不是鸡毛信吗，还好好地躺在草地里!
海娃选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去送信，本以为能安全的把信交给张连长，没想到路上还是遇到了一队日本鬼子。海娃心想：“糟了，鸡毛信怎么办?”他急得满头大汗，一会把信藏在裤袋里，一会儿塞进石缝里。忽然，他灵机一动，从身上撕下一根布条，把鸡毛信捆在一只老羊的尾巴下边。鬼子看到了海娃，龇牙咧嘴的问：“你的，小八路的干活?”海娃摇了摇头，“我是个放羊的。”鬼子见问不出什么，只好把他放了。
海娃赶着羊群刚走不远，就看见几个鬼子追了上来，原来他们想吃羊肉。糟糕!鬼子捉住的是那只藏有鸡毛信的羊，老羊拼命挣扎。海娃想：“鸡毛信会不会从羊尾巴里掉出来呀?”于是，他对鬼子说：“老羊有什么好吃的，小羊的肉嫩，吃起来才叫香呢!”鬼子想想也是，就抓了几只小羊烤着吃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小羊羔被鬼子吃掉了，海娃心痛的哭了起来。
晚上，鬼子怕海娃走了吃不到羊肉，就要海娃和他们一起睡觉。海娃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明天鬼子还要杀羊吃，鸡毛信可怎么办呢?不行，得想法子逃出去!”半夜里，趁着鬼子都睡着了，海娃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出了屋子，到了羊圈，拿起鸡毛信，飞快的向外跑去……
终于逃出来了!海娃兴奋极了，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着山王村的方向飞跑。眼看着快要到山王村了，海娃一摸口袋，“坏了!鸡毛信不见了。”海娃急出一身冷汗，一边回想一边顺着来路仔细的查找。忽然，海娃眼前一亮，那不是鸡毛信吗，还好好地躺在草地里!
抗战文化资源 篇6
关 键 词：湘湖师范 湘湖地区 教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湘湖师范或湘师是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的简称，这所师范学校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继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以后，受浙江省教育当局之托，于1928年直接参与创办的第二所乡村师范学校。
1928年10月1日湘湖师范正式开学。学校践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的教育思想，在操震球（湘师首任校长）、金海观（湘师第四任校长）等的领导下，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形成了湘师自己独特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思想和做法。
湘湖师范的法定任务是培养小学师资，然而，在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的陶行知、金海观等教育家看来，乡村教育决不能孤立于整个乡村建设之外，办乡村教育的人不能仅限于教几个学生，而必须从事乡村建设，“学校必须为地方的中心，进行乡村改进的事业” .，乡村师范有责任“使学校附近的民众都受到教育”，“在文化、经济、健康等方面均有进步” ，湘湖师范在抗战前的十年间，在湘湖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活动，尤其是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民众生计、公民意识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本文仅就湘湖师范在湘湖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做如下探究：
一、湘师办学目标与要求
湘湖师范在创办初期就明确提出：“乡村师范的学生，应兼收高中初中和高级小学的毕业生以及现在小学教师的认为不合格者，而施以分别的训练。不限定毕业年限，由学校定一个标准的阶度，按时察看学生的工作，认为达到了可以出去任事的标准，就由学校介绍他出去。在校期间，最短的半年出去，最长的二年出去，过此最长年限尚不能达到预定标准程度者，淘汰之，永远不能任小学教师。此为学校首期训练，目的完全在几年内造成全省普遍所需要的齐一程度的乡村教师。等到这一步做到了，学校当依次召回他已经出外任事的学生再施训练；这样再番训练，目的完全在提高乡村教师的学识能力，使不致久处乡村，而变成孤陋寡闻，而因循自误，而老朽腐化，使他终身在一个教学合一的状态中。教师有这样紧张的精神，学校自然常呈朝气，而乡村的空气，亦逐渐新鲜。” 在金海观任校长期间，更是明确规定，湘湖师范不仅要培养乡村小学教师，还要培养“改良乡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之人才。” 因此，湘湖师范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路线，未来的乡村教师在学校期间即培养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志趣和能力。同时还规定，在校学生都必须参加乡村建设的实践。从湘师办学的目标和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湘师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是知行合一的，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
二、发展乡村初等教育
为了加强乡村小学教育建设，湘湖师范专门设有小学教育部，在创办一所小学之前，会专门派人做详细的调查，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如，建立定山中心小学，“定山村的居民，经我们详细调查，只有五十二家人家，他们每天的生活，以捕鱼为主业，一天到晚，并无休息的时候，就是夜间，也没有给他们舒服的安寝……所以定山的儿童，亦往往因家庭生计问题逼迫，帮助捉鱼，不能入学。或者时常缺席。” 根据这种情况，确定“训练宗旨——取“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意旨。明确：“（一）健康的体魄。（二）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三）活泼爱美的心灵。（四）互助博爱的精神。（五）运用三民主义改造社会，服务国家。” 的教育目标。
1932年，金海观接任校长，他从实际出发，在稳健中求进步、求发展，决定建立一个以“湘湖”为中心的初等教育实验区。建立以“湘湖”为中心的初等教育实验区，不仅解决了“湘师”毕业生无足够的场所进行教育实习的困境，最重要的是可以使周围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小学、私塾以及周围的民众能够受到“湘师”教育的影响，间接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正如金海观在《记住对于民族的责任——为十周年告校友书》一文中所说：“我们要配合乡村民众可以求学的时间、可以就学的地点、可以就学的工具和组织，来办各种教育；并从种种社会事业方面来唤醒民众的工作。这种种工作要构成一个文化交织网，之民众随时随地随事得到文化的濡染，庶几提高民众文化水准和普及义教的目的可以达到。”
在湘湖师范的不断努力下，湘湖沿岸五六十里，60个左右村庄，1700余户，8750余人， 原来没有一所小学。到1936年上半年，已有附小10所，代萧山县办小学4所，共计14所，1937年在校学生共862人。 极大地提高了湘湖地区的教育水平。
三、推行妇女文化教育
湘师在办好初等教育的同时，努力推行妇女文化教育。湘师中年级女生到周围村落组织妇女训练班、少女团，推行妇女识字教育和文化教育。湘师学生杨秋月在《锭山妇女夜学实习经过》中有这样的记述：“我们觉得乡村妇女的教育，以改善她们的生活为首要，使她们的身心健康，使她们的家庭快乐，因此我们很想对于常识一科特别注重，尤其是常识中的卫生和家事二科，定每天四十分钟，此外是国语算学音乐……对于乡村妇女教育这个问题，却给我们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并知乡村妇女教育连带许多其他的问题，同时使我深深的感到乡村中的姊妹们的脑筋并不十分陈旧，有良好的教育很有引其上光明大道之可能……”“湘湖乡村少女团”成立于1935年春，由湘师学生杨秋月、方锦佩、孔允元三人试教石岩时所建的组织。“石岩少女团现有团员二十八人，占石岩少女总数百分之九十八。她们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七岁。分成甲乙丙丁四组。每天下午一时至三时是她们上课时间，三时至五时，是“小先生”活动时间。…… 现在在这批少女团团员教育范围内的妇女，已有二十余人。两星期来成绩，颇令人满意。” 可见，湘师在提高湘湖地区妇女素质方面的成绩是突出的，是卓有成效的。
四、组织公民训练班
湘师在湘湖推广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尝试新的模式，研究适合民众的教育教材和教法，公民训练班就是较为成功的一种形式。公民训练班“颇侧重于补充知识方面。有时要养成他们的创造思考的习惯，有时要养成他们欣赏判断的能力……” 大家学习劲头很足，进步很快，当时有这样的记载：“因为教师与学生双方都感兴趣，遂决定由每周两次（以前是每星期三，六夜间上课的），改为每天晚上上课，因此进步更快。”
通过训练班的学习，补充了公民的文化知识，尤其在培养公民的创造思考习惯和欣赏判断的能力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结语
湘湖师范在湘湖地区乡村文化教育建设，仅短短十年时间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民众文化水平，改善了社会风气。湘师乡村建设工作的主力是在校学生，然而学生终究是要毕业离校的，因此，金海观提出;“我们的事业，须设法移交给农人来办。” 湘东乡试验区计划和锭山全村教育计划一再强调要“引发全体村民之自动” 、“使地方自治确得完成” 。金海观试验了由农民自己接办乡村建设事业的具体途径。如，1935年办理锭山全村教育、成立锭山村学时，村内大事由全村家长会议(最高权力机关)及其选出的村学学董会议(每半月开会一次)讨论决定，湘师推广部的职员只是列席会议，“贡献意见”。与此同时，还于1934年9月开办湘湖乡村青年服务团，招收高小毕业或同等程度的湘湖本地青年，培养他们成为乡村建设的‘基干队 和‘改进乡村生活之永久发动力 。
抗战文化资源 篇7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深入发掘重庆城市的历史资源, 讲好重庆的战时故事, 对于建构真实的中国国家历史形象, 进而完善和传播今天中国负责任大国的真实形象意义重大。
一、中国需要一个真实的国家形象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态势, 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连中国人自己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世界更是瞪大眼睛, 重新审视这只已经苏醒且正在抖擞前行的东方醒狮。习近平主席说, “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
但是, 在当今的世界上要形成这样的共识, 还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
今天的外部世界, 大体上从两个维度观察我们的国家形象:
——传统的中国: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时空, 以“大红灯笼”为典型, 一个落后的、愚昧的民族, 一个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尽管这一时期, 从愚昧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独裁到民主的中国形象也有传播, 但是至今为止, 前者的形象更多地被传播、被夸大了。
——今天的中国:以1949年为起点, 尤其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时空为基础, 一个新兴的荡涤了污泥浊水的中国, 一个在曲折中奋力前进的中国, 一个努力打开国门向世界敞开胸怀的中国, 一个正以高度的自信勇敢地融入世界的中国形象, 正成为外部世界认知中国国家形象的主流。尽管, 总有那么一些人起劲地唱衰中国, 这既缘于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 更缘于他们难于接受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新现实。
这两个维度都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观察。其实还有第三个维度, 即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互动。遗憾的是, 这个维度被遮蔽了, 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被遗忘了。
因此, 外部世界还应当从这第三个维度来观察中国, 才能清晰地了解中国, 理解中国, 与中国交流合作, 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被遗忘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对世界二战的历史贡献
20世纪30年代, 中国以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被巻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个勇敢地举起了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中国战场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是这场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最终以战胜国的姿态、盟国四强的地位而赢得了这场改变人类命运的战争。这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 也是中国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
但是, 几十年来后的今天, 中国是一个被遗忘的盟国, 重庆则是一座被遗忘的城市。
早在战时,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的重大贡献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假如没有中国, 假如中国被打坍了, 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 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起冲向中东”, “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 在近东会师, 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 割吞埃及, 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2]丘吉尔、斯大林等盟国领导人都有类似的肯定。
但如果深入考察一下二战以后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抗战历史地位作用的评价就会发现, 上述认知并没有一以贯之。其主流学界对于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作用的评价, 都低于当时其领导人的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认同。英国牛津大学拉纳·米德教授 (Rana Mitter) 在他著名的《被遗忘的盟国》一书中就提出, “几十年来, 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 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3]
抗日战争时期,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是受到国际广泛承认的中国政府所在地, 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中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盟国设立中国战区, 重庆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抗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从这里发轫的, 中国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指令是从这里发出的, 战后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是在这里做出的, 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的决策是在这里做出的, 收复台湾的中国使团是在这里组建并出发的, 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团是在这里组建并出发参会的, 废除中国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并签订平等新约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这种情况首先是西方学者提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近年来, 米德和他的老师方德万教授 (Hans J.van de Ven剑桥大学) 一起, 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会议, 尤其是影响和聚集了一批熟悉中国、客观公正地研究中国抗战史的西方学者, 从而影响着西方世界开始逐渐正确认识、客观评价中国对二战的贡献。
因此, 以《被遗忘的盟国》的出版为契机, 掀起了一阵重新评价“中国的二战功绩”的热潮。
三、在追寻、研究、交流中重塑被遗忘的中国国家形象
(一) 在与西方的学术性互动中追寻被遗忘的中国形象
正确认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 是正确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的前提, 更是完善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
2008年以来, 重庆市实施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 这是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文化工程, 也是近年来中国在抗战研究方面最具雄心和影响力的研究计划。八年来, 重庆学者在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家和台湾地区广泛搜集档案资料, 将重庆确定为全球顶级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性研究项目——“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研讨会的中国主办地, 与西方和台湾主流学界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工程取得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外和海峡两岸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深切地感到,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学界的不懈努力, 西方主流学界已经开始软化其“欧洲中心论”立场, 重新评价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表明, 重庆所经历的抗战岁月, 凝聚了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力量, 奉献了中国人民的智慧, 汇聚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对于我们今天向世界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 为世界贡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借鉴载体。
(二) 从西方引进珍贵历史资料, 用第三方的视角恢复被遗忘的中国国家形象
今年以来, 美国奥斯卡获奖纪录片《苦干》引起舆论热议。这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为纪念中国抗战和世界二战胜利70周年而做的一件大事、实事。
由于实施“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 我们与国外境外一些学术机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经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终身教授李丹柯女士的引荐, 我们发现了《苦干》, 并把它带回到中国。
这是两位从未涉足过电影纪录片艺术的美国青年的处女作, 也是一部创造了纪录片历史的作品。抗日战争时期, 美籍华裔艺术家李灵爱女士策划、筹资、拍摄这部彩色电影纪录片。她邀请雷纳尔多·斯科特为该片摄影师。
1937~1940年, 李灵爱和斯科特四赴中国, 历经辛苦, 足迹到达上海、南京、广州、香港、越南海防、昆明、南宁、贵阳、重庆、成都、兰州、西宁和西藏地区, 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尤其是1939~1940年在中国西部的旅行, 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及大后方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景象, 勾勒出一幅内容丰富、气势恢宏的中国抗战前期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提炼出“苦干——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这一主题, 揭示出“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 拍摄成彩色纪录片《苦干》。
1941年6月23日, 《苦干》在美国纽约世界剧场首映, 随后公映, 引起轰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之为,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挣扎并获得新生的故事”。 (1) 1942年2月, 第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第一次设立纪录片奖, 《苦干》摄影师斯科特被授予纪录片特别奖。[4]
1941年1月1日, 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观看了《苦干》。后来他给重庆人民写了一封亲笔信, “我今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人民, 敬致这幅卷轴于重庆市, 以表示我们对贵市勇毅的男女老幼人民的赞颂。远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 贵市人民屡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 坚定镇静, 屹立不挠, 这种光荣的态度, 足以证明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的精神, 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 诸位拥护自由的忠诚, 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动而永垂不朽!”[5]
遗憾的是, 抗战时期这部影片没能在中国放映。二战后, 这部影片又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连美国奥斯卡电影资料馆里也没有它的踪影。
21世纪初, 美籍华裔电影制片人罗宾龙女士在研究亚裔妇女对美国的贡献的过程中, 从斯科特先生后人那里找到了一部16毫米90分钟完整的《苦干》拷贝。再由奥斯卡电影学院历经三年时间将严重破损的胶片修复成85分钟家用录像版本。与此同时, 我们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也发现了35分钟的《苦干》片段。
2014年7月28日, 我们中心促成了《苦干》在中国第一次放映, 举行了学术研讨。
2014年8月, 新华社重庆分社、重庆日报公开报道了这一活动, 和《苦干》、李灵爱、斯科特的故事, 使《苦干》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
经9个月的谈判, 2015年4月3日,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斯科特后人的代表, 就《苦干》影片资料的转让达成协议, 正式签署合同, 取得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的20年使用权, 使这部湮没在历史风尘之中的珍贵影片, 在它拍摄、制作、放映70多年后终于回到重庆, 回到中国。
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大力支持。
几个月来, 《苦干》被来自中国和西方的电视、报纸、杂志、微信、互联网等方式, 被广泛地传播。人们发现:
——从二战历史的角度观察《苦干》, 它曾经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 使美国政府和人民知道了中日关系的真相——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和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中国战场发挥的巨大作用, 从而认同中国, 理解中国, 进而支持中国, 与中国结盟, 共同对法西斯作战。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战场的作用, 促使中美两国珍惜共同历史, 共担维护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历史责任有重要意义。
——从中日关系的角度观察《苦干》, 它提供了侵华日军轰炸中国和平城市、屠杀中国普通平民的最新铁据。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 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长达近7年的政略、战略轰炸, 史称“重庆大轰炸”。其历时之长, 范围之广, 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 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战争史上创下了新纪录。它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等一样, 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惨痛的牺牲和巨大损失。最为震撼的是, 《苦干》全程记录了1940年8月19日、20日侵华日军飞机对重庆主城实施狂轰滥炸的过程, 这是迄今为止, 由西方人拍摄的记录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历史上, 时间最准确, 史实最完整, 内容最翔实, 画面最震撼、评论最客观的电影原始资料, 也是客观记录日军轰炸重庆不可多得的法律证据。这对于促使日本当局正视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 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研究《苦干》, 它反映了以李灵爱为代表的海外华人自强不息、爱国奉献的拳拳之心, 展现了华人对中国抗战和对驻在国社会的贡献。以往研究海外华侨对抗战的贡献, 重心在海外华人的金钱物质捐助。而《苦干》的拍摄告诉我们, 海外华人对抗战的贡献也包括了舆论和影像宣传, 功不可没。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进而提升华人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有重要意义。
——从中国抗战历史的角度评价《苦干》, 它别有风采——没有直接表现战场, 也没有渲染战争的残酷与血腥, 而是通过抗战前期中国大后方的情景,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 从人的精神的层面, 来表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作者带领观众以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独特视角, 提炼出“苦干——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 (李灵爱语) 这一主题, 揭示出“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使这部电影具有了史诗品格, 成为唯一获得奥斯卡奖的反映中国抗战历史的纪录片, 这对于我们今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 在与西方的交流中重塑战时中国的正面形象
这两年, 在影视方面我们中心还做了两件事:
(1) 联合西方主流学界, 拍摄纪录片《大后方》。八年前, 我们就策划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的纪录片。从2011年起, 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广局、重庆广电集团和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就开始筹拍12集电视纪录片《大后方》。该片以抗日战争这个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为主题, 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线, 从历史的视角阐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起点, 全面反映中国抗战在世界二战中的地位和贡献。全片包括迁都、战时首都、重庆大轰炸、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同盟国东方战场统帅部、铁血兵工、文化与教育、后勤保障、后方生活、胜利还都等部分组成, 除在重庆取景外, 还赴北京、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延安以及台湾地区、美国、英国等地采访拍摄。我们坚持真实、权威、创新的原则, 联合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日中历史研究会·日本组织委员会和来自美、日、英、法、俄、加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著名学者, 共同参与拍摄。这是一部全球视野、横跨两岸的抗战纪录片。这部片子已于9月在CCTV科教频道播出。
(2) 联合荷兰政府外交部, 拍摄了纪录片《沧浪万里长》。2014年, 应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邀请,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荷兰王国外交部、重庆广电集团 (总台) 、荷兰CHINA STRATEGY公司联合摄制了《沧浪万里长》。这是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 与新闻媒体、外交机构合作进行成果转化的成功尝试。该片通过荷籍华裔学者张克雷先生向中国、重庆追寻其先辈抗战期间在中国外交部任职的历史, 通过中国学者向荷兰追寻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历史成就, 这两条线索的双向互动, 忠实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荷兰在重庆设立外交机构, 与中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 从而建立起深厚友谊, 并延续至今的历史;反映了中国战时外交的一个个案, 是中国战时外交成就的精彩一例。同时也反映了今日重庆开辟“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 推进重庆与欧洲特别是荷兰的经济贸易联系, 努力建设“新丝绸之路”的现实。这部片子发掘了一部历史, 也延续了一段情缘, 更记录了当下中国和荷兰的友好关系, 预示了双方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这是我们向世界二战和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最好的献礼。我们用高罗佩“更泛沧浪万里长”的诗意做片名, 也是出于一份期许。希望共同珍视二战期间中国与盟国合作的历史, 并期待携手合作, 用学术的力量, 文化的表达, 传承友谊, 推动交流, 共同为和平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部影片已于2014年11月, 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和中国驻荷兰库拉索群岛总领事馆开馆时上映。随后, 该片登陆荷兰国家电视台, 并在全球各大视频网站推出。并将于今年作为重庆卫视“二战反法西斯名城”纪录片之一, 进行重播。舆论普遍认为, 该片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 运用国际化的事件, 国际化的视角, 国际化的语言, 国际化的表现形式, 把宏大的主题蕴含其中, 娓娓道来, 这完全符合习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主创者的国际化的理念, 使之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用中荷两国在重庆的友谊史, 服务于中国和重庆发展的大局;抢救了即将湮灭的历史, 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主题突出, 制作精良, 专业水准高, 有国际范儿;跨界混搭, 学术与艺术、宣传的结合, 探索并开拓了历史研究向现实需求转化的新路。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 “弄明白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才能展望中国在21世纪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这场战争更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塑造了中国对自身及邻国的看法, 并在此基础上影响着今天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及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3]
作为中国学者, 我们更有责任进一步发掘好重庆城市的历史资源, 向世界讲好重庆、讲好中国的战时故事, 从而建构一个真实的国家形象, 完善和传播好今天中国的国家形象, 共同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为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015年3月27日) [N].人民日报, 2015-3-28.
[2]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M].李嘉, 译.新群出版社, 1947:49.
[3]Rana Mitter.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M].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4, 7-9.
[4]互动百科.第14届奥斯卡金像奖-特别奖[DB/OL].http://www.baike.com/wiki/第14届奥斯卡金像奖.
桂林抗战时期美术文化功能简论 篇8
一、满足现实需要功能
文化人类学家指出, 文化的功能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在一种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 人们又产生出新的需要, 并在这种新需求的刺激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2]抗战爆发前, 由于文化政策、交通、信息等因素的作用, 桂林美术界基本上是故步自封的, 创作题材不外乎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等, “是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 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3]“八一三以后, 中国美术界立时从过去的优闲惰性的进展状态下脱出来参加抗战”, 特别是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 桂林美术界不得不改弦更张, 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 以满足现实抗战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所言:“为艺术而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4]885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行为力度的加大以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非常时期的美术要偏重于宣传”。[5]武汉失守后, 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领导下的漫画宣传队 (简称“漫宣队”) , 在桂林及周边地区甚至深入沦陷区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比如张贴宣传画、举办流动画展等, 教育人民、鼓舞士气、打击日伪。还有一种学习班, 如桂林行营政治部和“漫宣队”联合开办的“战时绘画训练班”, 集政治宣传和培养美术人才于一体, 很有特色, 这“对于敌人的文化侵略成为了坚强的防线”。二是民间自发文化行为的发生以满足文化反战联合的需要。此种自发行为不光是指“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及其桂林分会、“中华全国美术会”及其桂林分会等全国性和区域性专业美术社团迁桂或在桂成立。更值得一提的是像画社、艺社、广告社和研究会之类有名或无名的美术社团为数众多, 都纷纷融入抗日宣传的时代洪流中。应该说, 这些组织的成立和扩大有利于把各方面、各阶层的美术力量联合起来, 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跟上了时势的发展, 使得抗战美术紧密联系实际发挥自身作用的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三是新建美术学校以满足抗战美术人才的需要。战时美术专门人才缺乏势必影响抗战宣传大局。为此, 在公私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相继成立的学校有:桂林美术学院、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私立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和初阳美术学院等, 为文化抗战培养、输送了不少美术专业人才。在某种程度上讲, “大后方”的桂林抗战美术既促进了西南文化事业的发展, 又弥补了西北“小后方”美术文化的贫弱, 更推动了其他抗战文化的勃兴。
二、共同认知功能
美术文化作为纯粹精神领域的产物, 足以使人激昂精神、开阔胸怀达到互相同情、增强意志、建立信念的目的。残酷的战争使桂林美术界不断增强并统一认知, 逐步扩大了对身边各种资源的利用, 减少了对外部环境的被动性依赖。在战争初期, 日寇为了配合其军事上速战速决的梦想, “对于我国的文化机关和文艺阵地, 使用武力来作狂妄的摧残和掠夺”。所以我们的各种文艺机关都向后方撤退, 分布到内地各城市、乡村, 建立了更多的“文化核心”, 桂林文化城的兴起即为证明。而桂林美术界敞开胸襟接纳美术新事物并由此呈现出的蓬勃景象则更能表明其共同认知的升华。徐州会战后, 敌人速战速决的美梦落空了, 随着战争的持久化, 敌人的“武力的文化摧残, 变而为文化的武力摧残”。[6]567 因此, 桂林美术界在已有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 把抗战美术文化普及到“山巅水涯, 森林岩穴, 战壕工厂, 祠宇农场”, “促进并扶助战地以至沦陷区中的反文化侵略运动的开展”, 这无疑对“军队与民众都赋予了文化侵略的免疫性”。
为了从根本上瓦解敌人, 桂林抗战美术在对敌宣传内容上的要求更活泼、具体、尖锐, “更多的指出敌国的困难和敌人家属的苦境”, “数量要更多”, 传达的方式要更“神速深入”。特别是在诛逆锄奸的反汪逆运动中, “把汉奸文化打击得原形毕露、体无完肤”。简言之, 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认同感维系着山河破碎中的人心和民心, 共同的认知, “热烈的民族意识, 高扬的政治水准, 把前后方打成了一片” 。[6]569关于减少对外部环境的被动性依赖这方面, 漫画与木刻在桂林合而为一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画种就足以说明一切。单就这一功能而言, 桂林抗战美术既是对军事抗战的一种精神支撑, 又是反文化侵略的斗争武器, 其“阵营是严整的, 声势是雄浑的, 步武是刚健的, 力量是深厚的”, [6]568有力地配合着抗战阶段的展开。
三、自觉规范功能
从文化学的视野看, 为了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价值观与社会规范, 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并提供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从而使社会在一定秩序中存在和发展。战争时期的桂林美术概莫能外。
首先是大是大非的规范。按政治标准来说, “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 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 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 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 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 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 便都是坏的。”[4]868按艺术的标准来说, 一般地, 一切艺术性较高的, 是好的, 或较好的;反之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合而言之, 桂林抗战美术做到了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其次是大善大恶的规范。作为一种文艺, 美术是反映现实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桂林美术界本着自己的艺术良心, 努力揭露抗战中的许多现实的真理, 用大量的作品告诉我们, “什么是中国人民在战斗中应该寻取的光明的道路, 什么是应该清除的对于中国民族有害的毒物。”[6]576再次是大美大丑的规范。自五四以来, 文艺一直常驻在城市里, 一直为少数人服务着, 而且许多文艺工作者羞于与劳苦大众为伍。内忧外患的国情让“我们的美术专门家”不得不注意“群众的美术”, 走出象牙之塔, 到厚实淳朴的群众中去,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尤其是抗战以来, “以自然为师而有抉择, 以社会生活为源而施以净化, 为大众服务而导引大众, 这几乎成了现代中国美术家们所共守的一般原则。”[7]因为, “处此大动乱的时代, 已无一美术家能置身事外, 不见不闻”。[5]因为, 当时“中国人95﹪是农民, 要在文化上反映他们, 中国才能得救”。[8]其实, 这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联合这些人的问题。众所周知,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而抗战文艺又是个“集体工程”, 不“集”无所谓集体, “集”就是联合。持久战使桂林美术界与广大民众的联合日趋紧密、关系日益和谐, 因为他们深知:团结, 我们就生存;分裂, 我们就灭亡。
四、审美导向功能
抗战时期, 处处烽火连天, 处处兵荒马乱, 处处山河破碎, 处处家破人亡, “国愁家恨两相侵”, 人们没有工夫更没有闲情逸致去品味那些所谓高雅的阳春白雪。因此, 这一时期的桂林美术, 从抗日的利益出发, 客观上不允许过分强调潜移默化的审美作用, 动荡的环境改变着人们各方面的心理状态, 也改变了艺术心态, 目的性非常明显。所以, 为动员抗战而创作的宣传画, 多不强调艺术的空灵和含蓄之美, 其旨在急切提高思想认识, 进行宣传教育, 自然讲求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如沈同衡的《芬兰往哪里去》等, 一针见血、立场鲜明。至于美术理论, 主要集中在“民族形式”这一点上, 桂林美术界大胆探索、有益尝试, 进一步推动了美术通俗化——大众化运动。
摘要：抗战时期, 云集桂林的美术工作者形成一支坚强的文艺战斗队, 为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一种文化, 桂林抗战美术具有满足现实需要、共同认知、自觉规范和审美导向等诸功能。
关键词：抗战,桂林,美术,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杨益群.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5.
[2]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52.
[3]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N].大公报 (重庆) , 1940-03-24.
[4]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张家瑶, 等.非常时期的美术[C]∥战时美术论丛.桂林:汉口中国印书馆, 1940.
[6]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补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7]郭沫若.中国美术的展望[N].救亡日报, 1941-01-20.
抗战文化资源 篇9
一
抗日战争推动了中国本位民族文化思潮的复兴。此时, 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抗战的角度出发, 积极、努力推动抗战文化运动。1938年9月,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会上,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 (2) 。这一主张最为引人注目和启人深思的观点, 一是“不应当割断历史”;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应根据民族的特性和实际使它“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的主张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引发了其后学术界“中国化”思潮和运动的开启。
为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 侯外庐在当时重庆等地创办的《理论与现实》、《中苏文化》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阐发了其对现阶段学术运动和民族文化及其表现形式的观点和认识。
1939年, 侯外庐写作和发表了《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在这篇文章中, 侯外庐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特点, 五四运动与进步学术的联系发展的脉络, 新社会科学运动, 以及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等进行了论述。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等。
“五四”及其以后较长时期, 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持否定的态度,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然这也反映了此前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文化认识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学术自有它的优良传统。文章中, 侯外庐指出:中国学术的古典历史, 具有实践性, 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 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中国学术史古典的退休特点, 保持历史学的探究, 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当然, 侯外庐也承认, 中国学术的古典历史, 放弃真理知识的追求, 而为藏之名山的载道工具所束缚;中国学术史古典的退休特点, 缺乏进步自觉手段的觉悟, 而与中国农民运动脱节, 又是长期退休的停滞条件 (3) 。这里, 侯外庐已经认识到中国古典学术所具有的两面性, 反映着他对待思想文化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而这是其认识抗战时期学术重要意义的前提。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主与科学或对于西方文化的刻意追求在新阶段学术运动中曾遭到学者的过度批评。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也有被误解的意思。侯外庐对五四运动与进步学术的联系进行了客观分析。他指出:五四运动的光荣历史, 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学术长期退休时代的历史探究的最后传统, 复扬弃了形式知识的代数学;他方面继承了十八世纪以来世界民主主义的革命传统, 发扬出“知而后行”的自觉手段。然而, 五四运动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一方面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杂然并阵, 革命的民主主义并没有取得主流的地位。另一方面, 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固然成为时代的自觉手段, 而自觉手段本身却是当做绝对的观念呈现着。结果, 这一自觉手段仍然落后于欧洲启蒙时代的阶段。因此, 当五四高潮飞落以后, 中国学术便在新的历史退休中复产生新的朴学国故运动, 又在知识运动中步入自由主义的妥协旧路 (4) 。
侯外庐对九·一八前后新社会科学运动给予了可观的评价。侯外庐认为:“中国学术传统继承史, 到了一九二八年以后, 无疑地是一个更深刻的发展阶段, 及言之适应于中国革命的要求, 更是一个‘知而后行’的严重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 中国学术问题提起的特征, 一方面是继承过去时代的遗产, 他方面复把这遗产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同时一方面新的自觉手段批判地承继了过去时代的自觉手段, 他方面新的自觉手段之正同前一时代严复的介绍, 有着普遍的流行。”这里, 侯外庐还对这一时期中国史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史的研究“正是几千年中国学术史的宝贵遗产, ……在五四以后学术的新退休时代, 这一问题在整理国故中附加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染色, 一开始就另有辩证法的发展学术进入史程, 辩证法的发展学术, 已经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史学术承继, 虽然有部分的退休意义, 但无可否认地更是世界学术史的最高表现。这也是指示着:如果这一学术继承, 是人类理性认识之最高发展, 那么这一历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学术的发展便相互联系, 就是指中国学术史已经和世界最好学术传统取得了一致性。” (5)
文中所说新社会科学运动, 实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学术运动的研究, 而这一研究对其后中共党人的革命理论继承与发展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 侯外庐认识到, 它是中国学术的最优良传统继承。过去中国学术界没有对于中国这一伟大学术本着正确而深刻地发扬光大, 是无不可惜的, 尤其是对于革命的民主主义核心, 对于相应于核心的革命的人文主义哲学没有继往开来的中心研究。因此, 他认为:“最广泛性的中国文化运动的规定, ……应是既在三民主义的精神上有其高度发挥的内容, 复在时代意义上有其正确的表现形式, ……尤其是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承认。”“现阶段的学术运动, 不但要把中国民族几千年文化史的历史代数学继承起来, 而且要批判这一学术精神和实践社会隔离的矛盾;不但要把世界资产阶级的学术优良部分继承起来, 而且同时要如‘合理的核心’颠倒的批判, 继承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学术”。侯外庐在肯定现阶段中国学术运动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的同时, 还肯定了“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他认为:“‘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知难行易的传统继承, 使世界认识与中国认识在世界前进运动实践中和中国历史向上运动实践中统一起来。” (6)
在《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性》和《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中, 侯外庐对如何处理中外历史遗产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性》一文虽然重点论述的是抗战文艺的表现形式问题, 但实际上涉及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文化的问题。从文章中, 我们看出, 侯外庐希望继承“最好的”、“进步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好的思想传统”。他把这些传统在近代史范围内作了说明, 如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 反对把历史现代化的倾向。在民族形式的问题上, 要求把历史遗产科学地放回它自身所处的时代中去, 并以这种方法来继承这个遗产 (7) 。在《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中, 侯外庐除了强调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外, 也高度评价了法国、德国启蒙运动等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他指出, 人文主义最好的核心, 在中国已经被接受下来, 而且, 它在新科学、新生活观、实用主义、大众化和反法西斯主义、武力争取实行三民主义的启蒙运动中, 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要求在“批判继承”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中, 使世界最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的满足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相互配合 (8) 。正如德国史家罗梅君女士指出的, 侯外庐把文化运动具体地规定为革命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个概念“既表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又表现了特殊的中国性质”。“这一文化运动不仅具有批判旧世界的旧观念和继承旧世界好的思想传统的特点, 而且也具有重新确立一切价值和发展新知识的特点。” (9)
二
侯外庐不但是“学术中国化”或抗战文化运动的有力回应和推动者, 而且是抗战文化运动的努力实践者和研究者。他实践和研究抗战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开创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局面。
侯外庐实践和研究思想文化史应该说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 侯外庐执教于哈尔滨法政大学, 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 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解释先秦诸子学说中的经济思想。1934年, 他正式发表《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文, 该文可看成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篇论著。抗战时期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同时, 侯外庐开始转向先秦思想史领域里的研究。1942年2月, 侯外庐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紧接着又撰写了《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问题》, 这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也大大激发了侯外庐研究思想史的兴趣。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底, 他用一年半时间, 写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以后, 他治学的重点就基本上转到思想文化史的方面。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多个方面:
首先, 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变迁和思想家的思想理论的过程中, 侯外庐依据辩证唯物论学说具体而详尽地揭示了思想观念产生和变化的社会根源。侯外庐以前的哲学思想史著作, 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曾想揭示思想观念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影响, 但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性, 他们不能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上进行分析研究, 在论及具体的思想流派和思想变迁时, 往往忽略社会存在的影响。就《古代思想学说史》来说, 其最鲜明的成就, 就在于强调社会存在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 侯外庐每论述一个学派, 先分析其阶级根源和社会制度变化对他们的影响, 这不但远胜于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对思想史变迁的社会根源分析, 而且比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思想史研究也深入了一步。如侯外庐所说:“亚细亚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未能机械地根据希腊、罗马社会来比拟的。但我们虽然须了解特殊的合法则性, 却委实亦要记取一般的合法则性, 尤以‘生产方法’ (生产方式) 的构成论以及城市与乡村的相互支配论为问题的中心。胡适、梁任公、冯友兰辩论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的相应关系, 颇具真理追求的热心, 已经划出神话和理性的研究鸿沟。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则他们有局限, 答案是错误了的。反之, 我们也反对给诸子画脸谱的唯物论研究者。因为思维过程史有它具体复杂的关系, 仅仅以代表地主或代表工农的一般断言为自明律, 是极其有害的轻率研究。” (10)
从上述这段话的论述中, 可以看出, 侯外庐既对《古代思想学说史》研究的这方面鲜明的成就作了强调, 又对当时学术界思想史的研究作了中肯的批评, 如在论述西周初期的思想史时, 侯外庐的观点是:由于西周建邦立周时采取的是保留氏族旧制的维新路线, 把土地氏族贵族所有制强化下来, 从而使西周的学术教化局限于王侯士大夫的官学, 使学在官府衍成了思想观念的氏族贵族所有, 最终使思想上表现为“国有”思想, 亦即一切学术思想的创造活动均成为官方的, 或者“国有的”。由此, 他进一步认为:“土地在氏族贵族公有之下.国民人物既没有在历史上的登场, 则思想意识的生产, 亦当不是‘国民’的, 而是‘国有’的, 具体讲来, 意识的生产则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内发展, 不会走到民间。春秋时代所谓学术下民间的历史, 已经是周道衰微的证件了。”“所以, ‘土地国有’、宗法制度, 以及学在官府是西周三位一体的系统, 而思想国有乃建立于‘曾孙甸之’与‘宗子维城’的经济、政治上面的天人之道, 法礼足礼的君子之道。即《天子》篇所言不离于宗的人, ……是学术思想的创立者。” (11)
显然, 上述分析, 即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着手研究古代思想史学说产生根源的典型的例证。这一分析在当时的史学界是极为难得的。
其次,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侯外庐在关于先秦学术演变具体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新见解。如老子时代问题, 西周官学和诸子出于王官问题, 诸子思想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发展的历史线索问题等, 都有诸多新发现。《老子》—书成书年代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的胡适、郭沫若都认为它成书于孔墨之前。而侯外庐的观点是:《老子》晚出于孔墨。此前, 侯外庐曾以老子的经济思想为中心, 研究过《老子》, 并发表过有关老子研究的文章 (如前所述) 。在《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中, 他又对《老子》晚于孔墨而开战国诸子之先声问题进行了研究。侯外庐指出:
“在孔墨的代表作中, 讲‘地’的观念, 是普遍以社稷代替, 社稷二字, 虽理论化, 然不但不和天对立, 而且反是还原于天的人格神。然而《老子》一书, 天地对立的理想则成了家常, 如‘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这种形而上学的天、地观, 与其说是发明, 毋宁说是战国诸子的同点。”“‘仁’的争论是孔、墨的一个基本争执, 然而, 《老子》却在‘仁’未发现的时候, 便会反对仁义, 所谓‘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天地不仁, ……圣人不仁。’这是奇迹。“《老子》书中, 不论就其体系, 或就其概念, 可以举出很多战国时代的观念, 例如‘金玉满堂, 莫之所守, 富贵而骄, 自遗其咎’, ‘财货有余, 是谓盗夸’, ‘人多技巧, 奇物滋起’, 这些经济的观念, 决不能生成于春秋的时代。‘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 ‘大制不割’, 这些政治的观念, 正是对于战国巨室的反感” (12) 。
关于先秦诸子学说的渊源及其相互影响和演变, 侯外庐也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如他将先秦时代思想史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 以存世文字说来, 从殷末卜辞开始, 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诗》、《书》为代表思想。第二阶段, 春秋儒学发展为“显学”的渊流, 所谓“孔墨毕起”, 俱道尧舜的“世之显学———儒墨”。第三阶段, 为“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的子学。
上述三个阶段, 在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庄子·天下》篇中, 能看出一个脉络, 即:“由圣王君子而邹鲁缙绅先生, 由邹鲁缙绅先生而诸子百家。” (13) 而邹鲁缙绅先生的儒学 (诗、书、礼、乐) , 正是“‘先王为本, 今世为用’的过渡思想”; (14) “儒墨或孔墨并称, 这不但是以缙绅先生资格, 上而继往之《诗》、《书》、《礼》、《乐》, 下而开来之‘言成理, 持有故’的子学, 而且是以两派学术支持了先秦时代的主潮”; (15) “末期学术在社会危机的潮流中, 已经损失了古代思想最好的传统, 诸子的理想主义。他们在这儿, 走了两个相反的路线, 一种是顺应现状的爬虫主义, 纵横家。另一种是歪曲现实的无稽之谈, 阴阳五行家。汉代便结合了这两种学派, 附以黄老, 名以经学, 不为博士便为经师, 类似西洋中古的经验学派, 烦琐地解释圣经, 开启了中国的今古文学笺注主义。” (16)
再次, 在《古代思想学说史》的研究中, 侯外庐对古代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理论学说的叙述, 也体现了独特的分析和评论方法。如论孟子思想的三节中, 第一节是“孟子的社会人类观”;第二节是“孟子的政治思想”;第三节则针对孟子思想体系中有较多独创发明的人性论观点, 讲“孟子的天论与性善论”。对其他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分析, 《古代思想学说史》均有大致相似的方式。这种分析评价, 确实体现了侯外庐在《古代思想学说史》中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说, 侯外庐对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具体分析, 也多有创见, 如墨子有“尚同”、“兼爱”学说。对此, 侯外庐指出:
“墨子的国民自我觉醒, 和他的人类观是不可分的。他的人类观乃化别为兼, 所谓‘兼以易别’, 兼之义即平等 (形式的) , 别之义即等差。他主张把不当做人看待的奴隶变成和氏族贵族的人一样, 即国民化。”“按他这样的办法, 则所谓‘国中之众与四鄙之萌人’和君子皆在‘兼’于社会地位, ‘义’于一般道德。”“这一形式的人类平等观, 本质上是另一种不平等观, 墨子所谓富之贵之的贤能者。然而在氏族贵族的旧制度束缚的当时, 敢于非别, 这却是历史的卓见, 可以说是人类光辉的认识。” (17)
这种通过现象透视事物内部本质的分析, 其创见显而易见。《古代思想学说史》对孔子、老子、庄子等思想家的评价、分析也多如此。
三
侯外庐实践或研究“学术中国化”或抗战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研究。《古代思想学说史》完成之后, 侯外庐其后两年开始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的写作, 两卷合计78万言。上卷1944年11月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 下卷1945年6月出版。所谓“近世思想学说”上自明清之际的王船山、顾炎武, 下至清末民初的王国维, 时间跨越前后四个世纪约300年。
由古代思想学说史突然进入近世思想学说史的研究, 侯外庐对其原因进行了说明。他说:“中古至近世中国社会颇易辨析, 而古代至秦汉的中国社会则难以研究, 而要弄清秦汉思想, 就得先研究秦汉社会始能朴实说明。而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秦汉史的重视远不及先秦和近代。他因而决定先研究社会颇易辨析的‘近世’, 然后, 回头从事中古诸朝的思想研究, 期以十年或有全部更完整的贡献”。 (18)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对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许多颇具创建的见解。
首先, 《近世思想学说史》揭示了近世思想学说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经济运动之间内在、深刻的联系。如侯外庐将近世思想学说史划分为十七世纪中国学术之新气象;十八世纪学术———专门汉学及其批判;十九世纪思想活动之巨变三阶段, 进而揭示了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状况:“一方面, 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国有方面集中, 但另一方面, 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 官有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监督着, 形成官僚机关的层层中饱, 产生了财政困难的严重局面, 但另一方面, 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 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 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同时指出:进步思想家们的思想尽管存在着“旧的和新的既和平共处, 而又不共戴天”的矛盾, 但启蒙思想的时代精神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相平行的, 他们的进步思想不仅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 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而他们矛盾的思想体系、他们对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文化叛变的不彻底性, 则“正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 说明了新生的东西在旧社会母胎中还很微弱。如同中国社会正处于方生未死、新旧纠葛的矛盾困惑中,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的思想, 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 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 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 (19) 这样的宏观论析, 是同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同类著作所远不及的, 如梁启超, 虽然他曾领悟到近三百年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也曾提出明清之际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 并称顾炎武等人为“启蒙”思想的代表, 但在解释时代思潮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因时, 他却求助于佛教生住异灭的轮回观念, 而社会经济的发展运动远在其视野之外。
其次, 《近世思想学说史》较多地发掘、宣传了近世300年来的民主思想。明末清初和19世纪中叶前的一些思想家, 在政治思想上大多有反封建君主的集权专制的, 主张社会平等的思想。侯外庐将其称为近代启蒙式的民主思想, 并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 近300年来中国启蒙思想学说中的民主主义传统, 在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和章太炎的民主革命思想中有较明显的表现, 如他认为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中“含有近代的‘法权’思想, 从平均主义达到形式的平均主义, 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不同, 而强调了政治上人为的调节, 肯定了道德律之节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进一步, 被认为“类似《人权宣言》, 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显著说出民主主义。……无疑为一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思想是改良式的民主思想, 与章太炎所鼓吹和孙中山所实践的革命民主主义有着严格的区别。他说:“中国当时的民族派所以有其民族派的精神者, 一在于民众性, 二在于土地政纲, ……维新派在言论上没有一字提到土地政策, 改良主义所以区别于革命, 就在这里。”至于近代民主启蒙的言论, 则是从披着先王外衣、绕圈子逐渐走到民主革命上来的。因而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 任何—种敢于直面现实的民主思想都应给予表彰。除了前述王夫之、黄宗羲、康有为、章太炎之外, 顾炎武关于言论自由与个性解放、关于虚君与寓封建于郡县的民主思想, 颜元关于平均土地的民主昌权, 李顒的“平均与自由的思想”, 唐甄关于“人权平等的启蒙憧憬”等等, 都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我国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宝贵遗产。
再次, 《近世思想学说史》对近世300年思想学说史的演变线索及其启蒙特点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梁启超和胡适都认为, 晚明清初哲学只是宋明道学的余波或宋明道学的破坏者, 认为它们暗淡无光, 成就不大, 直到戴震《孟子字义硫证》一书问世, 才有了新哲学的建立。侯外庐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强调说, 事实恰恰相反, 清代思想史的光辉, 一是在清初, 因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激荡, 形成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学术昌盛;另一个是在清末, 外敌入侵和对汉学的反动促成了经今学复兴。至于裁震所领风骚的汉学时代, 只不过是清廷文字狱高压下思想史上的黑暗时代罢了。他还指出, 中国的启蒙者都以各种表现方式, 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 他们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 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 特别是农民的利益。此外, 他还多次强调:明末清初思想史的演变与鸦片战争以后思想史的变迁一样, 均有着近代启蒙的特点。他这一看法, 虽受梁启超的影响, 但其论证与前人明显不同。书中对17世纪以来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叙述, 对近代民主思想的强调, 对近代学者重视经世之学和重视社会实践的传统的揭示, 都颇有特色地对中国近300年学术史赋予了新的“启蒙”意义。
第四, 《近世思想学说史》对思想家思想内容的发掘, 也有许多独到之处, 如对思想家王夫之的研究就是如此。此前, 侯外庐曾研究、出版了《船山学案》 (1944年) , 本书中的内容即是原《船山学案》的主要内容。侯外庐在《船山学案·序》中, 就王夫之哲学思想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说:“船山先生的学术, 比清初的诸大儒都要丰富得多, 可惜他的遗产一直到晚清策论时代被人所注意起来。但学人多赏识他的史论, 却不重视他的哲学。民国以来, 研究明清思想史的人, 不是把他忘记了 (如胡适之专重戴东原, 而一字不提及船山, 实则东原观念论的哲学体系, 不及船山远甚) , 便是把他的思想轻描淡写地谓之像一位理学家 (如冯友兰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所写的) 。梁任公与钱穆皆治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 在船山的片断学术中颇有论述, 而也缺少对于他的哲学体系的发挥,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学术界的空白了。” (20) 在王夫之的具体研究方面, 他强调:夫之是“以一位哲学思想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夫之思想有“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 其著作“含有丰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夫之有“惩墨吏, 经富民”的思想, 这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憧憬”等。侯外庐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确实能令当时人读后陡增一哲学家王夫之的概念。
侯外庐晚年在其回忆录《韧的追求》中, 对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点有过概述, 他认为:第一, 始终注意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第二, 特别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 就是把解决思想史上的难题作为特别关心的重点。第三, 力求实事求是, 从材料实际出发, 进行论述, 不凭虚幻的想象与无根据的推断。第四, 注重内容, 不多做浮词泛论。这些自我评定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综上所述, 抗战时代, 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代表之一的侯外庐, 响应“学术中国化”号召, 一方面积极阐发抗战学术文化思想的理念, 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古代和近世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把“学术中国化”的倡导与文化思想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既有开创性的成果, 又提出了很多新见解, 这不但成就了其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也为其以后学术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抗战时期, 侯外庐为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和党内形势, 响应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 对学术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继之又开展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实践。他的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共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 而且奠定了其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抗战文化资源 篇10
一、在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充分运用新史料
中国人民进行8年的抗日战争, 日军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杀烧抢等一系列措施,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 日军对中国城市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的轰炸, 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这2个案例成为向敌后方大城市实行战略的典型案列, 中外史学家都非常关注。
根据亚洲抗日总指挥蒋介石日记中记载, 在1940年至1942年的关键时刻, 蒋介石支持德国的反纳粹力量, 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热潮, 站到法西斯战线的一边,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还描述了对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方针。当时的亚洲最高统帅, 最后还是站到人民的一边, 为粉碎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史学家通过对现存档案资料的研究与运用, 很多学者认为,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要注重各个档案资料之间的联系性, 内容信息的流通与应用都是很关键的, 在运用历史资料要综合比较, 全面的去看问题, 从多个角度, 多个层面去研究问题, 片面的去评价一个事, 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不客观的。
二、开辟抗战历史文化研究新领域, 为海峡两岸学者提供新的对话平台
(一) 关于开辟抗战大后方研究领域的意义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的研究, 是海峡两岸历史学家有共同语言和多观点能共识的地方, 很多学者把大后方抗战历史文化作为一项目或专题去研究, 学者抓住一个关键问题, 这是一个学者们长期研究的重要任务, 经过学者们长期研究, 其大后方抗战历史研究成果, 有助于抗战史总体研究水平提高, 同时为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提供平台, 建立一个和谐, 合平的两岸人民之间的关系, 能为长期的发展提供可能。
(二) 关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问题
“抗战大后方”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范畴, 是一定历史时期发展的产物, 其战略地位由抗日战争定位, 抗日战争结束, 其历史地位随抗战的发展而演变, 也随抗战的结束而结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具有历史局限性。
(三) 抗战大后方的经济、政治、文化
很多学者认为, 重庆是抗战大后方中国的经济中心。在抗日战争的8年时间里, 南京沦陷以后, 重庆是当时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在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候, 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很正常的, 即使非常短暂, 但其影响的意义是非常重大与深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是起到决定性作用, 其正面战场取得胜利比共产党多, 国民党统战区重庆成为抗战后的中国政治中心, 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胜利与后期蒋介石的不尊重全国人民的意愿, 发动内战是有区分的。抗战大后方的文化在这个时间内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抗战漫画运动的兴起以及在大后方的发展作了梳理, 认为伴随战争时局的变换, 大后方的抗战漫画运动发展情势跌宕起伏, 大至可分为四个阶段:兴起、高涨、沉寂和重新高涨。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抗战大后方文化的发展。
(四) 抗战大后方的社会和教育
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内, 中国的社会是充满一定变化的社会, 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以后, 发生了一些变化, 共产党热爱合平, 希望国共谈判, 不要内战, 共同建设美好的新中国, 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想独裁, 破坏合平, 发动内战。抗战后的中国在教育层面上可以说欣欣向荣, 人民渴望教育, 希望教育, 充实自我, 提高自身素质, 为新中国建设作出贡献, 只有科技能强国, 科技依靠教育, 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提升的必要保障。
(五) 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抗战遗址具有文物价值是抗战遗址的生命形式、历史价值是抗战遗址的精神本质、建筑价值是抗战遗址的文化形态展现、现实价值是抗战遗址研究和保护利用的归宿等观点。现在很多抗战遗址都列为国家文物保护, 抗战遗址的保护, 纪念历史, 为后面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价值, 具有一定研究意义。
三、在抗战大后方研究中拓宽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
要拓展研究领域。研究历史一定要有大局观, 要有国际视野, 一定要全面、系统、辩证、发展地看问题。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文化研究要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视野, 注意把抗战史放在整个世界视野下、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对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总之, 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究, 为海峡两岸人民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促进了海峡两岸史学家共同研究抗日战争历史, 推动了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构想, 促进了抗日战争的研究, 为两岸和谐共同发展搭建可能。
摘要：历史是过去, 人们研究过去的事情, 能为现在的学习研究提供参考。海峡两岸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可促进海峡两岸人民早日团聚。本论文从不同层面阐述海峡两岸抗战后的历史文化学术研究, 为中国抗战时的研究提供了保障。
关键词：海峡两岸,抗战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赵伟.抗战时期《文艺月刊》对游击战的反映[J].抗战文化研究, 2012 (00) .
[2]黎世红.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根本原因[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02) .
[3]刘玉珍, 田欣.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场述评[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07 (04) .
抗战文化资源 篇11
关键词：重庆妇女；抗日动员；贫穷
现在有关妇女抗战动员的研究，主要都是立足于妇女动员的积极作用和对抗战的正面影响，一般范围都比较大。本文主要是讲述抗战时期，重庆妇女对抗日动员的两种反应和对她们的影响。1937年9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开始动员妇女加入抗日战争，重庆妇女开始活动在社会舞台上。在国民政府的抗日动员下，受过教育的进步女性开始组织起来，动员重庆其余的妇女加入到全民抗战中来。主要体现在组织捐款、物资的收集捐募、家属慰问照顾、动员广大重庆青年参军抗日等，但是还有一些女性却没有加入到抗战中来，她们对抗战动员几乎没有反应。
一 妇女团体的出现和作用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重庆妇女界就出现了许多的妇女团体。据统计，1939年仅“在重庆这个地方，妇女团体就有一百一十个？？就连家庭妇女也是如此，她们有了自己的组织”。这些妇女团体一般都是受过教育的，或者是家里经济条件好的。首先是重庆市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初步决定的工作有看护和军事训练，募集各种战时需用品，并着重向各方征募金银首饰、装饰品等，还有调查参加重庆市妇女抗敌后援會的妇女的生活状况和一般妇女的生活状况，以及到乡村去宣传抗日等活动。其中开展的教育活动中办妇女学校，对于这些妇女的来说更多的意义在于提高她们的文化程度。三个月后，重庆市抗敌后援会便解散，后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重庆分会。重庆市妇女抗敌后援会在这三个月中，为重庆的妇女和前线的抗日战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重庆分会直到抗战结束，从成立以后便逐渐影响到了重庆主城的其他地区，其中典型的有江北县。当时的江北县信息相对更为闭塞。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重庆分会以前，只有个别妇女参与到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中，后来妇女慰劳会成立后，便组建了妇女慰劳会第十一区支会。主要工作是开办妇女识字班，教授知识。虽然目的是搞抗日宣传，但对于她们自身来说，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是更有意义的。
重庆还有一个重要的妇女组织是新生活妇女工作队，由蒋夫人亲自动员起来组建的。先是通过召集各个长官夫人商讨，组织新生活妇女工作队，然后通过新生活妇女工作队把其他的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发动女同胞抗战救国。新生活妇女工作队的工作内容和前面所说的团体的工作内容相似，主要是办民众学校，发行壁报，演讲宣传等。不过民众学校不只是局限于妇女和儿童，也招收成年男子。课程包括国语、算术唱歌、常识等，这些都算是赶上初等学校的教育水准了。另外蒋夫人经常亲自去各个女工厂慰问。1939年4月，蒋夫人有对重庆妇女界实施精神总动员，亲自训话，每个人都有责任保家卫国，现在女子在家庭的地位也来越重，所负起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蒋夫人的演讲使得在场的重庆妇女都激情澎湃。蒋夫人演讲过后，孔夫人当场便捐出钱财作为抗战经费。孔夫人自然也是动员妇女的抗战的楷模。都在动员在场的重庆妇女加入到抗战救国运动中，起到了有效的作用。1939年3月重庆妇女在一个月内献金达63万余元。
汪精卫和日本合作后，重庆市长吴国桢率全体市民通电讨伐汪精卫的这种投敌卖国行为。重庆的妇女慰劳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还有重庆其他的妇女团体都联合起来一致通电讨伐汪精卫，这封通电表明了重庆妇女团体的抗日决心。这些女性能够加入到抗战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有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能够在保证自身温饱的条件下还能够有富余的钱财和精力出来抗战救国。另外就是官太太们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出面带头参与抗战。
二 重庆底层妇女对抗战动员的反应
对于第二类家庭贫穷的妇女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她们整日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夜以继日的工作，她们家里都只能吃混有老鼠屎、沙子还发了霉的平价米，而且所有的底层家庭都很难有钱买到这种平价米，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和物质金钱来支持抗日战争。当时的农家女性蒋素芬说：“我们家太穷，没有饭吃，是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些观音土充饥。抗战时期，我们太穷，每天都在为生活挣扎，不太晓得抗战动员的事情”。木工的女儿范明珍也说：“抗战时我在街上看见过宣传动员。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成天忙着找生活，别说没有时间参加宣传动员，就连看热闹的机会都没有”。这些生存在底层的妇女家庭，自己活下去都成问题，自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动员运动。
自然也有一些阔太太的家庭妇女们，她们都是大笔捐钱的，平时没事儿就是打打麻将，她们在重庆被轰炸的时候，连麻将都带到了防空洞里。陈国钧妇女回忆说：“总的来说，抗日战争并没有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我的生活还是那么的奢华。而一旦有朋友来找我，要我为支持抗战捐钱时，我也总是慷慨解囊。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抗战，尤其是在日本人轰炸重庆的时候。只要防空警报一响，我们就得把麻将桌搬到一个私人防空洞里去”。这是富人与穷人对于抗日战争动员完全相反的一种反应。民族大义这个道理在处于后方的重庆底层民众来说，意识并不是很强。所以抗战动员在这两类女性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应。
注释
[1]杨慧：《抗战初期的国统区妇女运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报》，2003年第10期。
[2]韩贺南，王向梅，李慧波著：《中国妇女与抗日战争》，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172页。
[3]李丹柯著：《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40、162、127页。
抗战文化资源 篇12
《金翼》这本书不厚,却以仅仅的228页讲述了两个家族的兴衰史;作者所揭示的内涵不浅显,却以简而易懂的小说形式完成这部社会学研究著作。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原来这部书的作者林耀华教授就是当年金翼之家最年轻的成员小哥,书中的主人公黄东林便是林教授的父亲。可见,这是一部以自己(家族)的亲身经历来写的书,并且恰当的描写和分析了我国自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期,福建闽江中游地区的地方农业、航运、商业、政治、法律、教育、民俗、信仰与宗教家族等多角度的社会文化生活,深刻地呈现出“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对此,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在该书的英文版导言一开始就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
故事情节是以“风水说”展开的:黄村乃南来北往必经之地,属交通枢纽,交通发达的同时给当地的经济带来的很大的提升,也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与文化。两位姻亲兄弟张芬洲和黄东林家因此积攒了一些家底,盘算用这些积蓄着各自修建一栋新宅。在哪个时代,农村里面盖新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风水与宅基是重中之重。这种建宅的风俗习惯在当地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看风水的老先生选了一处绝佳的地址,背靠青山小河在傍,是一片和风田野,在风水学中谓为“龙吐珠”。芬洲抢先一步占了宝地,修建起自己的新家,没有丝毫谦让与东林。东林见此状唯有忍气吞声,不敢对姐夫的作法表达不满,独自在村庄对面盖起了新房。后来三哥的同学香凯到村里游玩,当香凯爬到东林家房后的山头上,才发现了真正的分水宝地就是在东林家:“这就是风水呀!这座山看起来就象只金鸡,它的头和脸朝前,双翼伸向你家(指东林家),会使你家欣欣向荣。就让我称你家为‘金翼’之家吧!”自此,金翼这个名字便在村里村外出了名。但是两位姻亲都坚信自己的新家的所在之地才是风水宝地,并且能够给各自的家族带来繁荣。之后几十年,东林家繁荣到了巅峰,而芬洲家却人丁零落,只剩下大儿子的寡妻和她的养子,张家已经破败了。
这让我想到一部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电影中的主人公因赌博而输掉了所有的家产,导致自己失去了豪华的宅院。然而之后,这座豪宅的主人却因为这座自己赌博赢来的宅院而被判刑......如果当初主人公没有输掉豪宅,被判刑处死的就会是他。一时的获取或拥有并不代表胜利,说是风水轮流转也好,说是命运安排也好,正如开头所说,人生的奇妙无处不在。
另外,小说中提到很多民俗、风俗,有婚事,丧事,春节,扫墓等等。比如,在《农业系统》一章,作者提到九的倍数,或者末位是九的数字是不吉利的数字。在丧事的介绍上有很多篇幅。以张芬洲的妻子黄氏的死为线索,展示了在当时社会中人们对死亡的仪式的重视。张太太死后,亲人们举行了一系列仪式:下葬时死者穿的衣服的件数必须是奇数,为死者摆放“灵桌”,点上“阴间灯”为死者灵魂照明,将其带入阴间;烧“灵钱”;亲人们轮流绕树转一圈;之后在人死后的第六天,举行一个仪式,叫做向阴间报告死者的情况,次日拯救灵魂的仪式开始,每隔七天举行一次,直到第49天......令我疑惑的是,作者并没有解释其原因,没有说明这些风俗是否具有地方性以及在哪些地方存在。
读完这本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金翼》后,我被张黄两大家族的兴衰史所震撼。用震撼这个词或许有些夸张了,毕竟,曾经发生在身边的或是听说的那些令人震撼的人生故事有很多。我想到自己的家乡,虽然不是少数民族地区,但也有很多有趣或是奇异的风俗习惯,比如:农历正月初五换新土;正月十六晚上烤杂病,每家每户在自己门前点几个芝麻杆,然后拿自家的干粮在五个邻家门前烤一下,表示把各种杂病驱除;农历正月十七这天,村里每家每户都会早起把家里存的垃圾背到垃圾站,倒掉后要放一把鞭炮,然后尽快离开,并且回家的路上不能回头看,表示把蝎子等害虫除掉;再比如,大年初十不能用剪刀等等。想到自己家中的亲朋好友及发生的一些事件,将他们与《金翼》中人物及事件进行了一番对照,感慨人生之奇妙,深感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精彩的“电影”,我们应该珍惜这部“电影”,既然来“演”了,就把它“演”好。还是用开头所说的,成也好,败也罢;正面影响也好,反面教训也罢;你说这是命中注定也好,说这是个人努力结果也罢。总之,人生是值得拥有、值得去品味的,至少,对于整个人类发展而言。
摘要：《金翼》是一部以自己家族的亲身经历来写的书,作者林耀华以人类学学者的公正客观态度,披露真实情况,以小说的形式演绎出自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期闽江中游地区张黄两大家族的兴衰史,从风水到家庭变迁,反映了多角度的社会文化生活。
关键词：金翼,风水,家族,变迁
参考文献
[1]姜方炳:《家文化、文化自觉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再读林耀华的金翼》,沧桑,2010-02;
[2]李川益:《走进林耀华的宗族研究》,文学界(理论版),2012-05-25。
[3]B.腊斯克:《隐然浮现的伟大目标》,思想战线,2005-04
[4]庄孔韶:从《金翼》谈林耀华教授
[5]庄孔韶:金翼家族沉浮的解说——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04;
[6]张玉洁:试论《金翼》中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剑南文学,2011-07-25
[7]赵晓歌:浅谈《金翼》中丧葬礼俗体现的习俗控制,文化学刊,2009-05
[8]张华志:《金银联翅,交映生辉》西北民族研究,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