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发展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共7篇）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 篇1

抗战时期, 桂林以“文化城”名扬海内外, 救亡文化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美术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 当年在桂林的较知名的画家就有250多位, [1]可谓人才济济、高手如林。时代的风雷、历史的使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的高扬, 把他们凝固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为同心同德战胜侵略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一、满足现实需要功能

文化人类学家指出, 文化的功能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在一种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 人们又产生出新的需要, 并在这种新需求的刺激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2]抗战爆发前, 由于文化政策、交通、信息等因素的作用, 桂林美术界基本上是故步自封的, 创作题材不外乎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等, “是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 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3]“八一三以后, 中国美术界立时从过去的优闲惰性的进展状态下脱出来参加抗战”, 特别是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 桂林美术界不得不改弦更张, 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 以满足现实抗战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所言:“为艺术而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4]885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行为力度的加大以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非常时期的美术要偏重于宣传”。[5]武汉失守后, 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领导下的漫画宣传队 (简称“漫宣队”) , 在桂林及周边地区甚至深入沦陷区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比如张贴宣传画、举办流动画展等, 教育人民、鼓舞士气、打击日伪。还有一种学习班, 如桂林行营政治部和“漫宣队”联合开办的“战时绘画训练班”, 集政治宣传和培养美术人才于一体, 很有特色, 这“对于敌人的文化侵略成为了坚强的防线”。二是民间自发文化行为的发生以满足文化反战联合的需要。此种自发行为不光是指“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及其桂林分会、“中华全国美术会”及其桂林分会等全国性和区域性专业美术社团迁桂或在桂成立。更值得一提的是像画社、艺社、广告社和研究会之类有名或无名的美术社团为数众多, 都纷纷融入抗日宣传的时代洪流中。应该说, 这些组织的成立和扩大有利于把各方面、各阶层的美术力量联合起来, 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跟上了时势的发展, 使得抗战美术紧密联系实际发挥自身作用的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三是新建美术学校以满足抗战美术人才的需要。战时美术专门人才缺乏势必影响抗战宣传大局。为此, 在公私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相继成立的学校有:桂林美术学院、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私立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和初阳美术学院等, 为文化抗战培养、输送了不少美术专业人才。在某种程度上讲, “大后方”的桂林抗战美术既促进了西南文化事业的发展, 又弥补了西北“小后方”美术文化的贫弱, 更推动了其他抗战文化的勃兴。

二、共同认知功能

美术文化作为纯粹精神领域的产物, 足以使人激昂精神、开阔胸怀达到互相同情、增强意志、建立信念的目的。残酷的战争使桂林美术界不断增强并统一认知, 逐步扩大了对身边各种资源的利用, 减少了对外部环境的被动性依赖。在战争初期, 日寇为了配合其军事上速战速决的梦想, “对于我国的文化机关和文艺阵地, 使用武力来作狂妄的摧残和掠夺”。所以我们的各种文艺机关都向后方撤退, 分布到内地各城市、乡村, 建立了更多的“文化核心”, 桂林文化城的兴起即为证明。而桂林美术界敞开胸襟接纳美术新事物并由此呈现出的蓬勃景象则更能表明其共同认知的升华。徐州会战后, 敌人速战速决的美梦落空了, 随着战争的持久化, 敌人的“武力的文化摧残, 变而为文化的武力摧残”。[6]567 因此, 桂林美术界在已有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 把抗战美术文化普及到“山巅水涯, 森林岩穴, 战壕工厂, 祠宇农场”, “促进并扶助战地以至沦陷区中的反文化侵略运动的开展”, 这无疑对“军队与民众都赋予了文化侵略的免疫性”。

为了从根本上瓦解敌人, 桂林抗战美术在对敌宣传内容上的要求更活泼、具体、尖锐, “更多的指出敌国的困难和敌人家属的苦境”, “数量要更多”, 传达的方式要更“神速深入”。特别是在诛逆锄奸的反汪逆运动中, “把汉奸文化打击得原形毕露、体无完肤”。简言之, 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认同感维系着山河破碎中的人心和民心, 共同的认知, “热烈的民族意识, 高扬的政治水准, 把前后方打成了一片” 。[6]569关于减少对外部环境的被动性依赖这方面, 漫画与木刻在桂林合而为一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画种就足以说明一切。单就这一功能而言, 桂林抗战美术既是对军事抗战的一种精神支撑, 又是反文化侵略的斗争武器, 其“阵营是严整的, 声势是雄浑的, 步武是刚健的, 力量是深厚的”, [6]568有力地配合着抗战阶段的展开。

三、自觉规范功能

从文化学的视野看, 为了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价值观与社会规范, 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并提供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从而使社会在一定秩序中存在和发展。战争时期的桂林美术概莫能外。

首先是大是大非的规范。按政治标准来说, “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 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 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 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 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 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 便都是坏的。”[4]868按艺术的标准来说, 一般地, 一切艺术性较高的, 是好的, 或较好的;反之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合而言之, 桂林抗战美术做到了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其次是大善大恶的规范。作为一种文艺, 美术是反映现实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桂林美术界本着自己的艺术良心, 努力揭露抗战中的许多现实的真理, 用大量的作品告诉我们, “什么是中国人民在战斗中应该寻取的光明的道路, 什么是应该清除的对于中国民族有害的毒物。”[6]576再次是大美大丑的规范。自五四以来, 文艺一直常驻在城市里, 一直为少数人服务着, 而且许多文艺工作者羞于与劳苦大众为伍。内忧外患的国情让“我们的美术专门家”不得不注意“群众的美术”, 走出象牙之塔, 到厚实淳朴的群众中去,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尤其是抗战以来, “以自然为师而有抉择, 以社会生活为源而施以净化, 为大众服务而导引大众, 这几乎成了现代中国美术家们所共守的一般原则。”[7]因为, “处此大动乱的时代, 已无一美术家能置身事外, 不见不闻”。[5]因为, 当时“中国人95﹪是农民, 要在文化上反映他们, 中国才能得救”。[8]其实, 这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联合这些人的问题。众所周知,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而抗战文艺又是个“集体工程”, 不“集”无所谓集体, “集”就是联合。持久战使桂林美术界与广大民众的联合日趋紧密、关系日益和谐, 因为他们深知:团结, 我们就生存;分裂, 我们就灭亡。

四、审美导向功能

抗战时期, 处处烽火连天, 处处兵荒马乱, 处处山河破碎, 处处家破人亡, “国愁家恨两相侵”, 人们没有工夫更没有闲情逸致去品味那些所谓高雅的阳春白雪。因此, 这一时期的桂林美术, 从抗日的利益出发, 客观上不允许过分强调潜移默化的审美作用, 动荡的环境改变着人们各方面的心理状态, 也改变了艺术心态, 目的性非常明显。所以, 为动员抗战而创作的宣传画, 多不强调艺术的空灵和含蓄之美, 其旨在急切提高思想认识, 进行宣传教育, 自然讲求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如沈同衡的《芬兰往哪里去》等, 一针见血、立场鲜明。至于美术理论, 主要集中在“民族形式”这一点上, 桂林美术界大胆探索、有益尝试, 进一步推动了美术通俗化——大众化运动。

摘要：抗战时期, 云集桂林的美术工作者形成一支坚强的文艺战斗队, 为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一种文化, 桂林抗战美术具有满足现实需要、共同认知、自觉规范和审美导向等诸功能。

关键词：抗战,桂林,美术,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杨益群.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5.

[2]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52.

[3]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N].大公报 (重庆) , 1940-03-24.

[4]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张家瑶, 等.非常时期的美术[C]∥战时美术论丛.桂林:汉口中国印书馆, 1940.

[6]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补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7]郭沫若.中国美术的展望[N].救亡日报, 1941-01-20.

[8]陆定一.文化下乡[N].解放日报, 1943-02-10.

李任仁与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 篇2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国民党中央统帅部任命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8月28日，白崇禧从南京发来电报，敦促李宗仁速赶往第五战区上任。

而此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和云南省主席龙云亦分别给李宗仁发来电报，大意是：现在中央预备对日宣战，是否出于诚意，尚未知之。兄不可轻易赴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盼深思!

去还是留，李宗仁心里充满了矛盾。李宗仁想，老蒋一向怀恨于我，敌视广西，且为人狡诈，若借抗日之名，把我和健生(白崇禧)骗往南京，任其摆布，进一步控制广西，消除异己，将如何是好?收到的四川、云南发来的电报，不是也有这样的担心吗?

一天，李宗仁、黄旭初和李任仁3人在办公室里商量工作，李宗仁提起当前时局复杂，说实在难以揣测。话毕，从案头上递给李任仁最近收到的几份电报。

李任仁接过电报仔细端详一番，问道：“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德公是尊称)意下如何?”

李宗仁说：“我正要请教重公(李任仁字重毅，重公是尊称)呢。”

李任仁缓过一口气，慢慢地说道：“……依老夫之见，当今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抗战图存；二是内战必亡。老蒋只有选择前者，不如此，全国军民决不答应，就是他的亲信和嫡系也不会答应。要走第一条路，内战就不会再发生，至少相当一段时间，他不敢打内战。”

他接着说：“至于广西内部怕老蒋渗透，我看只要广西军政上下精诚团结，将全国各地进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即使他老蒋有所企图，也无可奈何。”“如今老蒋既已号召全民决心抗战，我们自当响应，不用迟疑，否则将贻老蒋口实，讲我们不是真抗战，而是假抗战……”

听完这一席话后，李宗仁起身紧握李任仁的双手，说：“重公一言，感人肺腑，使我茅塞顿开。只要广西军政精诚团结，团结全国抗日进步力量，老蒋也奈何不了我们。”

他停顿一下，接着说：“中央统帅部任命我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我一定去。我最大的顾虑是出发之后，广西内部不团结。我赞同重老的意见，大家一定要团结……”

李宗仁又说道：“抗战不管胜利或失败，广西和老蒋的相处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要维持广西自治的局面，才不会受老蒋的宰割。我即将赴徐州就职，健生也出去了，广西留给旭初。他的责任重大，希望重老大力帮助，我和健生在前方才不致有后顾之忧。”

最后，李宗仁提议：“广西要团结，得有一个合理合法的组织来维系，这个组织名称，我看就叫‘广西建设研究会’吧!”

1937年10月9日，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桂林正式成立。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常务委员为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

参加人员均由李任仁推荐，李宗仁审定。除广西党政军各方面高级干部外，还专门从全国各地聘请了一批知名度高的进步人士为研究员。进步人士有李四光、李达、欧阳予倩、胡愈之、陈此生、邵荃麟、夏衍、千家驹等13人。

李任仁亲自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编译委员会主任，主管舆论、宣传工作。研究会出版的丛书有《广西建设》和《列国国势要览》；定期刊物有《建设研究》、《时论分析》和《敌国舆情》等。

当时建设研究会内左、中、右派并存。既要宣传抗战进步民主的内容，又不给保守派找到宣传阵地，散布谬论。李任仁为此巧妙周旋，费尽心思。

《广西建设》是一本集政治、经济、文化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刊物，办刊宗旨按李、白、黄定下来的以宣传广西“三自三寓”政策和“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等为主，但又要求每期刊物中尽可能刊载一些进步人士的文章，聘请张铁生、张光让、千家驹、周呜钢等为主要撰稿人。同时，每期选载全国数十种报刊发表的文章，并摘录各党派对时局的看法和评论，但不表明任何观点。表面上没有党派色彩，看不出进步与保守的倾向，不偏不倚，从而达到掩护的目的。

当时由于战乱，各种报刊杂志不易订到，《时论分析》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采用摘录报道的形式，内容既有国统区方面的。也有进步方面的，还有中间方面的，让读者自己对照比较，判断是非。

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批进步文人云集大后方桂林。此时，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决定到广西开展工作，建立共产党人领导的重要文化阵地，并设法取得广西当局支持。中共南方局将目标选定在文化供应社。随后选举李任仁为董事长、陈劭先为社长，陈此生为总务部主任、胡愈之为编辑部主任。刊物编辑多数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推荐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宋云彬、王鲁彦、曹伯韩、杨承芳、邵荃麟、姜君长等。

后来，据陈劭先回忆：“……初时为配合抗日宣传，推进通俗教育文化运动，故以编刊大众读物为中心，兼及干部训练及抗战建国必须之工具书。其后渐及于少年读物、青年读物，及一般学术图书编纂，复鉴于战时学校教材之缺乏，后依据教育部最新颁布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开始编刊初中课本，总之两年来共成大小书稿近500多种，共900多万字……”

文化供应社还出版了一套通俗文化图书《国民必读》、《国民字典》，以及地图、挂图等，计200多种，有些普及到农村和偏远山区。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新文艺作品，最具影响力的是邵荃麟主编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杂志》。《文化杂志》还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其中邵荃麟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撰写的《我们对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使读者耳目一新，产生轰动效应。

后来，《文化杂志》遭到来自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办的《大路杂志》的恶毒攻击，其重点就是邵荃麟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而撰写的发刊词《我们对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一文。李任仁得知后淡然一笑，说：“江西岂奈我广西何。”并以诗言志。

“四·一二”政变后，广西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惨遭杀害，黄旭初企图把广西建设研究会扭转方向，派一批反苏反共的文人打进《建设研究》和《时论分析》等编辑部门，撰写摘录反苏反共文章。李任仁、陈劭先巧妙应对，审阅文章时，对一些反共言论的文章大量删改，毫不含糊。之后，文化供应社仍一如既往地继续出版进步革命书刊。

文化供应社的不断发展和影响，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采用“资助”施恩手段，企图收买文化供应社，无果。进而施以高压卑劣手段，加以扼杀，宣布文化供应社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办，主要工作人员均应辞退。

文化供应社在李任仁领导下，采取自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加以应对。社长陈劭先因一贯与蒋介石唱反调，反对内战、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邵荃麟、宋云彬因公开露面太多，均不便开展工作而离职。改组后李任仁仍任董事长。

浅析抗战时期桂林的美术刊物 篇3

1937年日军全面的侵华战争,尤其是1938年武汉和广州的陷落,打破了战前以上海、北平、杭州等地为美术中心的格局。华北、东北等沦陷区的大批美术工作者先后汇集桂林,投入抗战救亡文化运动中。人才的荟萃,在当时的国统区是独一无二的。正如论者评价:“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都占全国第一位。”[1]“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桂林较知名的画家就多达二百五十名,几乎集全国美术界高手于一地。其中,著名的木刻家有:李桦、赖少其、黄新波、刘建庵等;著名的漫画家有:叶浅予、廖冰兄、余所亚、特伟等;著名国画家有:徐悲鸿、丰子恺、张大千、何香凝、马万里、张安治、阳太阳等。”[2](p3-4)这批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广泛团结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成立各种社团和学校,组成一支支强大的抗战宣传队伍,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名画家济济于桂林,大量美术社团的出现,为抗战时期桂林美术刊物的繁荣提供了可能性。

出版印刷事业的繁荣,也促进了美术刊物的兴盛。“抗战前,桂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报刊、书店和出版社。在称之为文化城的期间,报刊、书店和出版社激增猛涨。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书店、出版社一百七十九家;印刷厂一百零九家,每月印刷用纸一万五千多令,每月排字三至四千万。”[3](p3)当时,广西日报社印刷厂承印《抗战文艺》《音乐与美术》等,科学印刷厂承印《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即使在战时印刷材料供应相当困难时,在印刷行业的支持下,也依然有多种美术刊物发行。

据许志浩《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1911-1949》的统计,在这期间中国及海外的美术刊物共346种。其中,上海150种,浙江28种,四川25种,广东24种,北京22种,江苏18种,陕西13种,广西10种,其他57种。抗战之前广西的美术刊物根本没有出现在此书中,书中所收录的《战时艺术》《黎明》《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漫木旬刊》《美术与音乐》[1]、《漫画木刻月选》《木艺》《全国木刻展览纪念特刊》《西洋美术选集》的创刊年代处于1938年至1943年之间。虽说许志浩对桂林美术刊物的收录不完全,但基本上能客观反映出抗战之后大批画家西迁而导致的桂林美术刊物的繁荣。

抗战时期桂林美术刊物的职能

美术刊物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中国已有上百年历史。它在19世纪末随着新学兴起而出现,并伴随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曲折发展。美术期刊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现代学术分科所导致的美术学科独立发展的趋势,它以反映美术创作和研究状况为宗旨。而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和抗争求存的抗战时期,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一切为了抗战”和“为革命而艺术”的号召下,美术创作、美术理论又有了新的内涵。

1. 宣传办刊宗旨,为画家及读者提供讨论与交流的平台

《音乐与美术》由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于1940年1月创刊,发表在其创刊号上的办刊宗旨主要是:“一、介绍富有建设性、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二、供给青年艺术工作者进修的参考资料,如艺术理论、艺术讲座和艺术争鸣;……三、辅助抗战时艺术教育,使之深入民间。”[4](p5)正是在这一办刊宗旨的引导下,主编张安治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画家的正义感及其责任》,对没有责任心的画家进行抨击:“在这样祖国垂危的时候,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负起救国的责任,画家亦不能例外。”他希望年轻艺人既要勇于战斗,更要有正义感,呼吁大家“认清自己的责任,祛除自私的心理,以工作代替雄辩,使中国绘画因互相虚心的竞争而趋于蓬勃。”[5](p5)徐德华在《美术到民间去的问题》(第2期,1940年2月)中,对怀疑美术作用的人,作了批评,肯定了美术的价值,指出:“因为美术更能直接的传达感情和内容”,“在文盲较多的中国,我们应该重新估定它社会的政治价值,它不是专供有闲阶级的欣赏娱悦,而该是大众的教育工具。”[6](p7)在谈到美术如何到民间去时,从宣传对象和题材出发,强调写实的故事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在形式上可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年画形式。这些建议使美术的抗战宣传进一步深入群众,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同时,也提高了宣传效率。

为了推动战时中国画创作,此刊物不但出版《国画专辑》,还发表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如徐德华《改革中国画》、龙廷坝《我对于国画的意见》,并在几期上持续讨论,产生一定影响。

《木艺》由全木协于1940年创刊,创刊号《卷头语》指出:“要做一件事,或推行一个运动,它底活动范畴不一定尽绕着一个圈内,视野放得广阔一点,见闻必会增多。所以这个刊物,名义虽取曰木刻艺术的意思,但它内容却包涵有艺术各部门。……一木难支大厦,还是团结好。”[7](p200)体现了“博采众长”的办刊宗旨。发表在该刊1941年第2期的周钢鸣《对木刻的希望》一文,认为做木刻也要集思广益,“木刻连续图画应从文艺———小说、故事、旧戏和电影,坊间流传的连环图画,外国的连续漫画……才能使木刻连续图画广阔地表现现实社会生活,才能使这一种艺术武器成为教育大众的艺术。”[8](p491-492)

明确办刊宗旨及侧重点,使刊物有较明确的定位和目的性,对美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有着引导和促进作用。

2. 抨击卖国行为,揭露日寇侵华罪行

不管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的木刻、绘画,都有抨击卖国行为、揭露社会阴暗面、歌颂生活新气象的作品。抗战时期桂林的美术刊物也发表了很多这类作品。如《木艺》1941年第2期上新波《血衣》、所亚《我们以总反攻为答复》、温涛《末日之音》等,较好反映人民的抗日斗争场面,揭露敌人的残暴。再如发表在《救亡漫木》(第9期,1939年5月)的作品,能密切地配合伟大的抗日战争,声讨汉奸汪精卫,如冰兄绘、建庵刻的连环木刻《汪精卫的变》,汪子美绘、少其刻的《剪断敌人与汪逆的阴谋》。发表在《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的作品,揭露日本强盗罪行的有:黄茅作、建庵刻的组画《敌机空袭桂林操作之统计》(第1期,1939年),揭示日本侵略者穷途末路和可耻下场的有沈同衡《中途的悲哀》(第3期,1939年)、冰兄《日本军阀的悲哀》(第3期,1939年)等。另外,在《漫画木刻月选》上刊登的对法西斯好战分子和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冷嘲热讽的作品有:李桦《八·一三的回忆》《嘹望哨》,冰兄、新波《女童之死》,张光宇《汪逆的文房四宝》,余所亚《法西斯威胁着世界》,特伟、建庵《张伯伦的戏法》等。

3. 反映大后方的生活和人民支持抗日的事迹

美术刊物中的文章、作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表现社会的方方面面,反映大后方的抗战生活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如表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潮、反映我国抗日军民的战斗生活场面的有:刊登在《音乐与美术》上毕萍一木刻《打到敌人后方去》(第1卷第9期,1940年9月)、黄养辉木刻《坦克队渡河歼敌》(第2卷第3期,1941年3月)、李桦木刻《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第2卷第6期,1941年6月);刊登在《漫画木刻月选》(第1辑,1940年)上的冰兄、新波《武器的更新》,志庠、新波《战士造型》,建庵《救护》,冰兄《拿起犁耙耕田,擎起枪杆自卫!》。这些作品反映后方战士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我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打击日寇的无畏精神。也有通俗易懂,反映民众、士兵斗争生活的木刻和宣传画。如刊登在《新道理》上温涛的木刻《军民合作打胜仗》(第2期,1940年7月)、刘建庵木刻《好男要当兵》(第6期,1940年8月)、刘建庵《李老头当兵》(第7期,1940年9月)等。此外,《抗战必胜连环画》(廖冰兄作,陈仲纲刻)中的绝大多数作品皆能反映上述内容。

总之,美术刊物的出现,使画家、理论家和受众有一个交流、合作、争鸣的平台,对新写实主义美术观念及图象的传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应为《音乐与美术》

[1]王坪.文化城的文化状况[N].广西日报, 1943-09-08(3).

[2]杨益群.划时代的壮丽画卷——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初探[C]//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3-39.

[3]杨益群,王斌.桂林文化城的概况、历史地位及成因[C]//广西社会科学院,编桂林文化城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1-21.

[4]音乐与美术编者.发刊词[J].音乐与美术,1940, 1(1):5.

[5]张安治.画家的正义感及其责任[J].音乐与美术,1940,1(1):5.

[6]徐德华.美术到民间去的问题[J].音乐与美术, 1940,1(2):7.

[7]杨益群.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介绍[C]//广西社会科学院,编.桂林文化城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139-316.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 篇4

关键词：抗战,桂林,木刻艺术,成就

1939 年 10 月在桂林乐群礼堂举办《纪念鲁迅先生木刻展》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北平岌岌可危。同年11月5日,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翌年10月武汉失守,日寇的铁蹄踏入到中国的心脏。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随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人们从沦陷区撤退到处于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桂林。桂林这座边陲的小城,人口由战前的7万余人,猛增到50万余人。在这股滚滚而来的人流中有众多的爱国志士、文化名人和数不清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他们用手中的笔作匕首、作投枪,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形成了桂林文化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

在抗战文化的滚滚洪流中,有一股涓涓细流放射出耀眼的波光,这就是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北上延安,另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南下桂林或西赴重庆,分别形成了解放区抗战木刻艺术和国统区抗战木刻艺术。在桂林,运用木刻艺术全身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艺术家有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李桦、陈烟桥、陆田、野夫、卢鸿基、龙廷坝、周令钊、温涛、钟惠若、蔡迪支、杨纳维、易琼、陈更新等等,他们分别来自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海南、湖南、广西。其中年龄最大的李桦32岁(1907年出生),最小的周令钊20岁(1919年出生)。在今人看来,20岁的年龄还是一个在父母身边的孩子。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群年轻的木刻艺术家离别家乡、告别亲人、远离父母,怀着满腔的抗战热忱,勇敢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文化的洪流中,用青春和热血、用激情和梦想克服和战胜眼前的以及未来不可预见的艰难困苦,拿起手中的刻刀,刻划出一幅又一幅的木刻画,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抗战场景和人物形象,通过报纸、杂志、传单、举办固定或流动画展等形式,高扬抗日救亡的旗帜,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展示中华民族的苦难,激发劳苦大众的抗战激情,在抗战文化史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

抗战时期,国破家亡,物质财富极度贫乏,从祖国各地汇集到桂林的木刻艺术家毫不例外地要经受饥饿、寒冷、酷热、疾病的考验。据报载,中华全国木刻工作者协会的成员,当时大多以教书为生,他们分别在桂林中学、逸仙中学、立达中学和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任美术老师,依靠微薄的薪金维持生存。他们的居住、创作环境极其简陋,如租住在桂林东郊龙隐岩前施家园的葡萄酒厂内的木刻艺术家,将一间约20多平方米的竹木平房隔成两间,里间摆4张架床,张在民、李桦、黄新波、温涛、刘建庵、陈仲刚、廖冰兄、周令钊同住在仅10平方米的隔间里,小屋内泥巴地面、阴暗潮湿、空气极差,外间稍大,放置两张破旧木桌,几张矮凳。晚上他们依靠昏暗的煤油灯看书学习和进行抗日木刻画的创作。为了抗战,他们通常忘记时间,通宵达旦地创作。这群20多岁的年轻木刻艺术家,在如此简陋而艰苦的处境中,创作了众多的以抗战为主题,令日本侵略者心惊胆颤、令抗日军民备受鼓舞的木刻传世之作,在苦难中迸发出木刻艺术之光,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践行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成才之路。

一、桂林木刻艺术繁荣的原因

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空前繁荣。究其原因,在于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全国各地的青年木刻画家随着战略大撤退汇聚抗战大后方,其中一部分进入延安,另一部分来到桂林、重庆、昆明等地。据统计,桂林荟萃了全国250多位美术教育家、画家,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徐悲鸿、李铁夫、丰子恺、刘思慕、关山月等,还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的李桦、黄新波、赖少其、廖冰兄、龙廷坝等。众多美术家尤其是木刻画家云集桂林,为桂林的抗日木刻宣传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条件。

木刻画作为一个新兴画种,在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在中国兴起。木刻画的制作与油画、国画相比较用材更为简便,只需要木板和木刻刀即可制作。木板雕刻之后可以重复多次印刷,相对不可重复印制的油画、国画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油画所必需的油彩、松节油、画布、画笔短缺,国画所必需的宣纸、毛笔、砚台、墨也十分紧张,木刻画所需刻刀、木板可以就地取材,十分方便获得。由于木刻画可以重复印制的特点,有利于形成批量制作,广泛张贴,有利于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激发民众的抗日激情,有利于发挥绘画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社会功能。

抗战时期,文化艺术是有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广泛动员中国军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手段。艺术为抗日救亡服务、为中华民族图存服务已成为所有中国儿女的共识。作为有血有肉的木刻青年艺术家,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存亡必须义无反顾地拿起手中的刻刀,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需要在前方战场同日军浴血奋战的铁血战士,也需要在后方鼓动和组织民众的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他们采用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凝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鼓舞军民的士气和斗志,坚定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直至最终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时代需要木刻艺术,时代催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木刻艺术家!这是抗战期间桂林形成全国抗日木刻运动中心的重要原因。

二、桂林木刻艺术的成就

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运动前后约有6年。1938年底武汉沦陷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从武汉迁往重庆,桂林成立办事处,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等负责办事处的工作。1939年7月15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由重庆迁往桂林,标志着桂林成为全国木刻艺术的中心,协会由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等人负责。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当局惧怕包括木刻艺术运动在内的进步力量的壮大,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解散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然而进步的、充满激情和勇气的年轻木刻艺术家们并没有停止战斗,翌年1月,王琦、刃锋、陈烟桥等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2月在桂林成立分会。

张在民 /木刻

黄新波 木刻

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为躲避战火,木刻艺术家撤离桂林,桂林木刻艺术运动归于沉寂。

在长达6年的桂林木刻抗战运动中,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木刻艺术家们,以抗日战争为核心题材,创作了丰硕的传世木刻作品。他们采用举办画展、出版刊物或书籍、举行木刻讲座等形式,宣传普及木刻艺术理论知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鼓舞中国军民抗日到底的斗志。

(一)抗战期间桂林是中国举办包括木刻画在内的画展最活跃、最频繁的城市。画家们采用举办画展的形式宣传抗战,激发人民救民族于危难的抗战热忱。据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共举办画展89次,其中1943年举办画展达39次,几乎每周都有画家举办画展。画展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在学校礼堂、剧场固定场所举办的画展和操场、街头、巷尾等开放性场所举办的流动性画展。画展的主体既有个人画展也有团体画展。画展的核心内容是从各个侧面表现抗战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主题。木刻画艺术家同国画、油画、水彩画艺术家一道积极参与综合性画展,包括参加徐悲鸿先生策划举办的“广西全省首届美展”“广西各界抗战募捐书画展”等等。与此同时,还举办了专门木刻展览。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是:1939年春,在桂林街头举办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木刻展览,参展木刻作品达400多幅。木刻艺术家们以木刻为武器,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讴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顽强斗志。

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乐群社大礼堂展出“纪念鲁迅先生木刻展览”。展览共收集作品400多幅,其中鲁迅照片50多幅,国内木刻家新作200多幅,国外木刻作品100多幅,国内民间作品80多幅,前来观看展览的人数达4万多人。即使在今天,举办规模如此宏大、内容如此丰富、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的同类展览也属罕见。

1942年10月,中国木刻研究会桂林分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参展作品达130多幅。主要内容反映中国军民顽强抗战,也有表现人民大众要求民主权利、揭露国民政府苛捐杂税以及社会黑暗面的。桂林展出结束后,到柳州、宜州等地巡展。在交通极不便利的条件下,举办规模如此之大的跨地区巡展,藉此可见桂林分会组织者和木刻艺术家的空前热情。

1943年,该分会又在桂林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参展木刻画家50多人,作品260多幅。展览结束,先后两次到柳州、百色等地巡回展出,充分发挥了桂林作为全国木刻艺术中心的辐射作用。

(二)抗战期间,桂林木刻家们以满腔的热情研究木刻艺术理论,总结木刻创作心得,普及木刻知识。出版了20多种木刻理论书籍或画册,其中木刻学术理论著作有野夫的《木刻手册》、李桦的《木刻教程》《美术新论》等。发表木刻艺术理论探索文章数百篇,较有影响的有李桦的《试论木刻的民族形式》《关于中国的木刻遗产》、黄新波、刘建庵合作的《关于新木刻的一个旧问题》以及黄新波、李桦、刘建庵、廖冰兄、温涛共同发表的长达两万字的理论文章《十年来中国木刻运动的总检讨》、刘建庵的《“九九”感言》《木刻的新转向——(救亡木刻)创刊词、街头木刻展开幕词》等等。这些著述和文章尽管只涉及木刻艺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稍显浅显,然而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体现了桂林的年轻木刻艺术家们克服困难、坚持为艺术而献身、为民族存亡而奋斗的精神,他们总结和阐释了新兴木刻的理论与技巧,揭示了木刻艺术与抗日救亡运动关系,对于宣传和普及新兴木刻艺术,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的斗志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三)抗日时期艰苦处境的磨砺,迸发了年青木刻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产生众多以抗日图存为主题,时代特点鲜明、艺术表现力强烈、手法独特细腻的传世木刻艺术作品。其中有李桦的《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上海的守卫》《疯狂的杀人者》《在野战医院的手术室里》;张在民的连环木刻《襄河圣血》《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胜利属于人民》《耕》等;廖冰兄的《拿起犁耙耕田,擎起枪杆自卫》《日本军阀的悲哀》《保卫西南》《众志成城》等;黄新波的木刻连续画《老当益壮》《爱》,木刻集《心曲》《木刻新选》以及木刻作品《以战斗纪念战斗的五月》《广西妇女起来保卫西南》《生的要为死的报仇》《伸出你仁爱的手》《他并没有死去》《失地收复之后》《准备》《还击》等;刘建庵的木刻连环画《老鹰和日本飞机》,木刻作品《好男要当兵》《谁使我们流浪》《起来,中国的儿童们!》《敌人来了》《不要后退》《“同志,你的血不会白流的!”》《誓死不做亡国奴》等;蔡迪支的《何处安家》《破碎的家园》《饥饿的孩子》《难童的午餐》《桂林紧急疏散》等;钟惠若的《抗战》《兽行》《劫后》等;龙廷坝的《月夜控诉》《无家可归》《孤儿寡母》《流浪者》《抗战到底》《抓壮丁》《春天里的冬天》等;陈更新的《敌机轰炸后》等;杨纳维的《紧急撤退》等。人们只要看这些作品的标题毋须观摩这些作品即可领会到,桂林木刻艺术家紧扣抗日救亡图存的时代脉搏,以木刻艺术形式及生动鲜活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揭露日本强盗蹂躏中华民族的血腥罪行,鼓动中国军民抗日图存的意志,表达中国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坚强决心。那一幅幅木刻作品如同投枪、匕首,枪枪射向敌人,刀刀刺进日寇的心脏。

(四)坚持培训与教学,普及木刻艺术。抗战期间,年轻的木刻艺术家们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大多数在桂林中学、逸仙中学、立达中学任美术老师,给中学生传授木刻艺术知识,以获得微薄的薪金收入,藉以维持最低的日常支出。为培养木刻新生力量,普及木刻艺术知识,他们还举办木刻讲座、战时绘画训练班、函授班,诸如1937年,应广西版画研究会邀请,李桦连续三个星期,每晚用两个小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桂林木刻青年讲授“刻刀之使用”等木刻艺术知识。1940年4月由温涛、黄新波、廖冰兄、刘建庵、李桦等主讲的“漫画与木刻讲座”,内容涉及漫画及木刻运动的发展方向、制作技术等等。同年8月,黄新波积极参加“文协”桂林分会和“木协”总会联合举办的“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主讲人有夏衍、欧阳予倩、艾芜、司马文森、黄新波、聂绀弩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黄新波、温涛讲授了“绘画艺术”和“木刻艺术”,为木刻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1年8月木刻艺术家刘建庵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主讲了“版画研究”课程,翌年7月又在该馆举办的暑假美术讲座中主讲木刻艺术。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他们在战时播撒的木刻艺术种子深深地根植在桂林这块热土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为桂林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得以成为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更新木刻

三、桂林木刻艺术的几点启示

自1939年冬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等在桂林建立全国木刻协会桂林办事处算起,桂林木刻抗日救亡运动已过去了70多年。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进而推动现代版画艺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实现我国版画艺术的兴盛与繁荣。

杨纳维 /版画

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运动告诉人们,艰难困苦的环境不是木刻艺术繁荣的羁绊,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推进艺术繁荣的动力,是艺术家创作激情和灵感的源泉。抗战期间,木刻艺术家们颠沛流离,他们不仅没有基本的生活来源和安定的创作环境,甚至连生命也没有保障,这群20来岁的年轻木刻艺术家完全处于一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苦难面前,他们没有退缩,为了艺术,他们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克服和战胜困难。桂林版画家宋克君回忆在广西进行抗战美术宣传时说:“我们在路上都是一路走一路画,画画的材料就是石灰、黄泥巴这些东西,在村前村后的树上、墙壁上进行抗战宣传。”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打牢了坚实的素描、木刻基础,创作了大量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木刻画作品,书写着闪耀人类智慧之光的中国抗战木刻画历史。

只有有思想的艺术家才能创作有灵魂的艺术作品,这是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运动带给人们的另一点启示。抗战时期,木刻艺术就是为抗日救亡服务,为中华民族图存服务。年轻的艺术家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思想纯净得如天山之水、和田之玉,洁白无瑕。在他们的艺术字典里,只有国家和民族。崇高的使命、高尚的情操、深邃的思想是他们迸发创作激情、捕捉创作题材、突出作品主题的原动力。打开他们的作品,每一幅都紧扣时代主题,折射出时代精神的精华,闪烁着艺术家的智慧之光。他们是用心在作画、用脑在作画、用血与火的生动现实在作画。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不透出中华民族文明之光、中国青年木刻画家的智慧之光。

澎湃的创作激情,是成就木刻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家们是由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有梦想、有激情,极其热爱木刻艺术。木刻画的创作就是作者把自己的绘画作品运用木刻艺术形式表现在质地坚硬的木板上。一幅精品木刻画需要1~2个月时间甚至更长。长时间使用木刻刀,木刻画家的食指骨节会弯曲变形。面对困苦,年轻的木刻画家们勇敢地迎上去,以满腔地热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如黄新波的木刻作品《真勇者》《孤独》以富于诗意的构思和满腔热血的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李桦的木刻作品《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反攻》艺术地展现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并突现了作者自己饱满的创作激情。据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44年8月短短7年时间,桂林举办了89场各类画展。正是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使桂林成为战时整个中国举办画展最频繁、最活跃的城市。

兼收并蓄并拥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和娴熟的木刻技巧是成就桂林木刻艺术家的前提条件。由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木刻形式上引进了西方艺术家珂勒惠支、蒙克等表现主义手法。抗战时期,桂林年轻的木刻艺术家大胆地吸取西方版画艺术的营养。如黄新波创作的《他并没有死去》木刻作品,对于象征隐喻的表达,更为强调对文学手法表现运用。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木刻画家生平经历,他们绝大多数毕业于美术学校,具备扎实的木刻基础。诸如:李桦毕业于日本川端美术学校,黄新波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刘建庵毕业于上海艺专,龙廷坝毕业于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等等。当时,他们就读的学校属于美术最高学府。他们经历专业美术学校系统训练,打下了坚实的造型艺术基础,为他们日后在桂林从事木刻艺术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 篇5

关键词：桂林市抗战路,道路工程,方案设计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 对城市交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道路工程的设计技术标准和原则直接影响着道路的使用寿命和品质。要做到道路适用、经济和安全, 必须符合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设计原则, 才能建成高质量的道路工程。桂林市抗战路由于使用年限已久, 维修不及时, 道路损毁程度厉害, 已经不能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 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本文在遵循道路工程设计的标准和原则的前提下, 设计桂林市抗战路的道路工程方案。

1 道路工程方案设计的技术标准

工程设计本着适用、经济、安全、美观的原则, 在满足交通功能前提下, 因地制宜, 力求路线顺畅、造价经济、运行安全, 同时节约土地资源, 符合城市发展规划, 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在整个项目设计过程中, 必须符合以下技术标准: (1) 道路等级:城市II级次干路; (2) 计算行车速度:30km/h; (3) 设计年限:15年; (4) 红线宽度:26m; (5) 抗震设防要求按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0.05g。将设计地震分组为一组, 设计特征周期为0.35s进行抗震设防。

2 道路工程方案的设计原则

2.1 平曲线线型设计原则

(1) 与城市总体规划路网相协调; (2) 平曲线型各技术指标符合城市II级次干路的标准; (3) 结合考虑道路两侧的发展规划, 充分利用旧有道路。

2.2 纵断面设计原则

(1) 因有漓江防洪堤保护, 道路无防洪标准; (2) 标高满足规划控制标高要求并结合现状地形确定, 根据道路两侧土地开发控制标高进行纵断面控制; (3) 满足路线与交叉口道路的接口标高; (4) 满足《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37—90) 对城市II级次干路的最大纵坡及最小纵坡的要求; (5) 考虑平纵线形组合的要求; (6) 尽量减少土石方工程并结合考虑以后两侧土地的开发。

2.3 路面工程设计原则

路面有刚性路面 (水泥混凝土路面) 和柔性路面 (沥青混凝土路面) 两种类型, 选型需依据道路等级及使用要求, 并遵循合理选材, 方便施工, 利于养护的原则选择。

3 桂林市抗战路改造道路工程方案设计

3.1 道路平面与纵断面设计

3.1.1 路线方案

根据桂林市城市道路交通总体规划, 道路的走向及位置在总规划及分区规划中都有较明确的规定, 且道路两边较多地块的规划设计都已定点, 限制了道路的平面位置, 抗战路设计不做方案比选。桂林市抗战路南接环城北一路, 北接新建路, 全长1513.684余米, 规划道路红线宽26米。沿途有密集的居民区、美居商贸城、几个高档的商住小区、群众路、桂北货运站及水果批发市场等, 路线符合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

3.1.2 平面设计

道路主线全长1513.684m, 红线宽度26m, 全线设置5个平曲线, 平曲线的最小半径分别为R=80m, 最大半R=1000m;支线为一长220m直线, 红线宽度20m。道路线形顺畅, 行车舒适, 道路沿线内红线范围内拆迁较大。

3.1.3 纵断面设计

主路线最大纵坡为2.27%, 最小纵坡为0.41%, 整条道路共设5个竖曲线, 最小竖曲线半径为3000m, 线形平顺, 道路起伏不大, 填挖较小, 技术指标较好, 均满足规范要求;支线由于穿越的百货商贸批发城地势较高, 与支路相连的抗战路主路及中山北路地势相对较低, 路线距离较短只有222.958m, 考虑到支路也负担着分流中山北路右转弯车流的作用, 道路的技术指标不宜设置过低;同时, 支路的设置也应与两侧的商贸城开发相适应。按商贸城的总体规划, 在设计技术指标上考虑了行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道路按起终点直接拉坡, 纵坡为0.52%, 与商贸城小区道路交点标高为157.1, 与商贸城规划相适应。总体来说, 主线道路的纵断面设计除考虑了顺应地形及交叉路口的接线标高外, 还适应了广运美居商贸城的发展。道路建设对两边自然环境影响不大。

3.2 道路横断面布置设计

根据对交通量的预测, 抗战路项目的机动车道按双向四车道设置, 道路按规划控制的26m红线宽度进行设置, 车行道按1.5%的横坡, 人行道按1%的反坡, 道路横断面具体布置如下:车行道为4×3.5=14.0m;人行道为2×6.0=12.0m。

3.3 路基工程

抗战路所经路段有老路、住宅小区、商贸城、菜地、小水塘等, 为保证路基整体密实, 均匀, 稳定, 少占土地, 本方案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路基方案:

3.3.1 路基最小设计高度

因有漓江防洪保护, 本道路不需按城市II级次干路的防洪标准来考虑路基填土高度。

3.3.2 路基防护

主线只有小部分路段属填方路段, 大都填土不厚, 只有局部路段 (K0+757.5至K0+881.1处大约123.6m) 最大达到2.2m, 其余部分都为挖方或半填半挖段;主线的局部挖方段路堑高度较大的路段 (K1+081~498段最大高度为4.9m、K1+003~052段最大高度为3.3m) 及支线 (K0+11~201路堑最大高度为5.5m) , 由于上述路段两侧都为居民区或商贸批发城, 不能放坡开挖, 设置俯仰式护坡挡墙进行防护。

3.3.3 路基排水

在道路两侧分别埋设一根雨水管和污水管, 道路沿线两侧每隔25m分别设置一个偏沟式雨蓖, 采用Φ200水泥砼支管相连, 并接入纵向雨水主管中。道路两侧的污水均通过污水支管接入污水主管中。

3.3.4 路基压实

根据《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 J 37—90) 的规定, 土质路基的压实度0—80cm以下应大于93%。

3.3.5

路基开挖、填土及软土路基处理因道路两侧均已开发或整平, 在桩号K0+480~600段原有的鱼塘在美居商贸城开发时已经用砂砾土基本填平, 在桩号K0+630~K0+680段原有的垃圾堆已经清除整平, 主要是K0+810~840段存在部分菜地、小水塘, 土质较差或含水量过大, 不便压实, 排水疏干后将淤泥杂物清除, 因地制宜地采用回填砂砾石的方法进行路基处理。

3.4 路面工程抗战路路面类型考虑两个方案:

沥青混凝土柔性路面和水泥混凝土刚性路面。这两种路面对其结构层中的基层和底基层的要求基本相同。选型主要对基面层而定, 对于这两种路面类型, 就其行车性能、施工、材料供应几方面而言各具有优缺点。本项目综合这两种路面的利弊以及项目的实际情况, 建议全程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推荐方案为:车行道采用4c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6cm粗粒式沥青混凝土, 7cm黑色碎石, 15cm水泥稳定碎石层 (水泥含量5%) , 13cm级配碎石层;人行道结构层为:6cmg青石板, 3cm M5水泥砂浆, 10cm C10水泥砼垫层, 8cm级配碎石层。

3.5 桥梁、

涵洞工程路基排水原则上不与沿线水利灌溉系统发生干扰, 对于特殊困难地段, 须设置过路涵管, 倒虹吸等过水设施, 以保证农灌系统的通畅。要处理好道路建设与渠道排水之间关系, 局部路段需改移渠道。桥涵在跨径选择上考虑满足排洪或净空需求。本道路不设桥梁, 道路在桩号K1+461处与货场的铁路支线设置平交, 保持原铁路支线的正常使用, 道路沿线无片区的水网和农田灌溉网络。

3.6 道路交叉工程抗战路项目沿线含有多处平叉 (含支路) , 具体为:

城北路交叉口 (主线起点) , 抗战路支线与主线交叉, 抗战路支线与中山北路交叉 (支线终点) , 预留下穿铁路隧道道路与本道路在K0+520处与规划道路相交, 群众路交叉口及新建路交叉口。其中, 群众路交叉口是指抗战路在K0+892.513处与群众路城市II级次干路 (宽26m, 双向四车道) 相交按平交实施, 新建路交叉口是在终点K1+513.684处与新建路相交, 也按照平交实施。

4 结论

桂林市抗战路工程改造是未来桂林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抗战路改造项目工程道路施工技术难度不大, 但工艺比较复杂, 因此在施工中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条件的制约。所以, 要始终坚持技术标准, 注意加强施工管理, 才能建成高质量的道路工程。

参考文献

[1]李松岩.市政道路工程路基施工质量控制要点[J].民营科技, 2010 (1) .

[2]简德三.项目评估与可行性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黄有亮.工程经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年.

[4]徐旭阳.新建项目可行性研究若干实务问题探讨[J].中国工程咨询, 2004年.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 篇6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 近年来, 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 (1937-1945) 》、张梦新的 《杭州新闻史 》、蔡罕等的 《宁波新闻传播史 (1845-2008) 》、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 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 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 最近, 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的问世, 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 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 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 值得后学借鉴。 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 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 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 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 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 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 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 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 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 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 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 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 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 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 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 后者目前基本处于 “纸上谈兵”阶段, 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 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 评价要客观公允, 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 因此, 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 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 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 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 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 “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 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 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 亦存在这个问题。 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 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 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 文化事业兴盛一时, 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 长期以来, 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 也有不少成果问世, 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 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 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 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 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 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 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 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 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 (media ecology) 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 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 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媒介生态学 (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 。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 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 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 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 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 但阐释不多,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 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 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 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 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 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 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 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 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 需要海量的史料, 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 《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写作的巧妙之处是, 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 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 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 所谓新闻生态, 是指 “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 新闻之间、 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 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 《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 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 主要表现在其一, 在媒介群落方面, 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 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 通讯社、 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 其二, 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的论述重点, 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 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 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 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 总体而言, 新桂系的 《广西日报》 (桂林版) 、 共产党领导下的 《救亡日报》 (桂林版) 、《大公报》 (桂林版) 、国民党军报《扫荡报》 (桂林版) 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 《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 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 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 具体而言, 新桂系的《广西日报》 (桂林版) 以“救亡图存, 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 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 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 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 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 特刊林林总总。 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 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 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 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 其报道深刻、全面, 形式多样。 共产党领导下的、 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 (桂林版) 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 其报道“超党派”, 兼容并蓄、客观公正, 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 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 针砭时弊, 纵论国际形势, 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 亦庄亦谐, 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 (桂林版) 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 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 有血有肉, 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 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 独立敢言, 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 国民党军报《扫荡报》 (桂林版) 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 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 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 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 且倾向进步, 内容充实, 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 不仅如此, 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 (桂林版) 、《救亡日报》 (桂林版) 、《大公报》 (桂林版) 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 (桂林版) 采取了“只管人, 不管事”的管理策略, 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 能积极开拓市场, 多渠道引进人才, 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 既面向社会筹款, 也开展多种经营, 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 (桂林版) 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 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 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 其三, 历史是人的活动, 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 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 徐铸成、 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 总之, 《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 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 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 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 《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 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 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 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 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 可谓“竭泽而渔”。 靖鸣教授涉猎广泛, 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 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 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 令人信服。 他对1953 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 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2010 年, 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相识相知三年来, 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 》 (上、下) 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 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 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 专著对《广西日报》 (桂林版) 、《救亡日报》 (桂林版) 、《大公报》 (桂林版) 、《扫荡报》 (桂林版) 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 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 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 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 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 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 有了这些细节, 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 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 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 在《桂林抗战新闻史 》 (上、下) 中, 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 如新桂系对 《广西日报》 (桂林版) “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 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 《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 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 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蒋介石和孙科的题词, 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 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 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 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 《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 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 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 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 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 《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 如专著对于桂系、 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 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 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 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 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 要打“深井”, 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 在“新闻生态” 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 安排各章秩序, 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 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 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 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 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 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 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 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 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 总之, 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 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 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青年后学来说, 《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 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 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 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 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 拓宽研究思路, 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 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 提升研究水准; 三是“ 新闻生态” 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 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 但并不是唯一范式, 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 积累的初级阶段, 《桂林抗战新闻史》 (上、下) 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 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 因此, 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 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 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 篇7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 文化名人云集, 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 这期间, 桂林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 最突出的表现为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据统计, 抗战时期在桂林活动的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剧作家、音乐家共有1000多人, 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 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力量, 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 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许多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展出;许多重要的话剧在这里第一次上演;而出版和发行的著作、报纸和期刊, 在全国堪称第一。“著名出版家赵家璧谈战时出版界状况时说:抗战时期的书刊, 有80%是桂林出版的。”[1]4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都非常关注桂林抗战时期文化的研究, 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教育、体育、新闻出版、自然科学、史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 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甚少, 该领域基本上还是未开发的处女地, 有待于关注翻译事业的人士去挖掘。

其实当时桂林文化城的翻译活动是非常活跃的, 据统计, 翻译出版的单行本共计177本;刊登有翻译作品的文艺期刊多达56种, 作品达863件;还有无数其计的作品刊登在报纸上。为什么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研究没有得到充分开展呢?究其原因,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从古至今“翻译”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事翻译工作者的人也被贬为“翻译匠”, 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值得一提,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因此,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翻译活动自然得不到重视, 对翻译活动的研究也就迟迟没有开展。在80年代, 由于比较文学工作者和翻译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翻译才逐渐走入学者研究的视野, 引起人们的关注, 现已成为一门学科, 其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也受到同样的礼遇。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直到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文则试图从文艺期刊入手, 以作家秦似为例, 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进行研究。

二、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简介

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是丰富多彩的, 丰富多彩的翻译活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文艺期刊凭借其独特的特点:周期短、价格低、内容丰富、发行量大, 使其得以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和《桂林文化大事记》进行整理, 抗战8年期间, 在桂林共出版的杂志达200多种, 而在这200多种期刊中, 就有56种刊登翻译作品, 且刊登的数量庞大, 达863件。《野草》、《人世间》、《文化杂志》、《文艺生活》、《诗创作》等杂志都刊登译作。而且, 还发行了纯翻译外国文学的文艺杂志《文学译报》, 以翻译为名的期刊《翻译杂志》,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文艺期刊还特意辟出专栏刊登翻译作品, 有的还以“高尔基”、“惠特曼”等为名刊登专辑。在文艺期刊上登载作品的文体广泛, 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民间故事等。当时为文艺期刊提供译作的作家数量大, 据粗略统计人数不下百人, 其中包括胡仲持、穆木天、彭慧、巴金、秦似、何家槐等。众多译者在民族危难的历史时期, 以顽强的精神, 克服种种困难, 翻译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精品佳作。译介的作品涉及国家之多, 文体之齐全, 风格之多样, 实属罕见。

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对这段历史中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的研究, 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翻译活动有更清晰的把握, 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和思想, 及其对后来社会发展、文学创作、翻译事业的影响。因此, 研究丰富多彩的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必须开展。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研究, 把以桂林为中心的抗战时期的广西的翻译活动以及翻译作品纳入到我国翻译文学的体系之中, 重现桂林在抗战后期和重庆、昆明并重的文学翻译位置。

三、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翻译的主要特点

在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 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成了国统区一个热点。据统计, 抗战8年译介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达700多种, 其中俄苏作品最多。苏联卫国战争 (1941-1945) 爆发之后, 出现了俄苏文学译介的高潮。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的有曹靖华、戈宝权等翻译家。同时, 俄国古典文学的译介成果也非常丰硕, 普希金、托尔斯泰、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作品也都有了中译本。

其次, 欧美国家的主要作家, 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海明威、马克·吐温、雨果、卢梭、大仲马等名家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以美国文学为例, 该时期译介的美国文学作品将近30种, 例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嘉莉妹妹》等, 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人鼠之间》等, 以及海明威的《战地钟声》、《第五纵队》、《蝴蝶与坦克》等等。这些译作对于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表现力, 促进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秦似:“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秦似 (1917-1986) , 原名王缉和, 广西博白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的长子。王家是一个世代读书的书香家庭, 王缉和从小博览群书, 童年时就显露出了文学天赋。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9月, 王缉和考上了当年在梧州的广西大学化学系。从一开始, 他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并担任了广西大学学生会进步刊物《呼声》的主编。1938年, 西大理工学院迁址桂林。国难当头, 热血沸腾的他已不能安心书斋读书, 便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2月, 王缉和开始向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投稿, 从此署用“秦似”笔名。秦似的杂文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和锋芒, 自然引起了《救亡日报》主编夏衍的注意。爱才的夏衍便写信约秦似见面。1940年3月, 秦似应约拜见了文学大师夏衍。1940年7月, “野草社”在桂林成立。1940年8月20日, 《野草》创刊号问世了, 编委有夏衍、聂绀驽、宋云彬、孟超和秦似。据秦似回忆, 为了筹办刊物, 夏衍约请其他四人聚会, 商量刊物的名称、宗旨和办刊方针。夏衍提议刊物取名“短笛”或“野草”, 前者寓有“短笛无腔信口吹”之义, 后者不单“因袭鲁迅”, 而是觉得在当时文禁森严、八股文风盛行的情况下“这个刊名可能给社会和文坛带来一点生气, 引人略有所思”。大家赞成刊物取名为《野草》, 宗旨是希望通过刊物内的作品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点抗议和心声。在那次聚会上, 众人还决定《野草》以刊登短小、生动、泼辣的杂文为主。由于他们的杂文多采用谈天说地、借古论今等隐晦曲折的形式, 便形成了《野草》外“软”内“刚”的特点。

秦似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 对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起了重要的作用。除“野草社”成员之外, 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等一大批现代文学泰斗都是《野草》的热心支持者和撰稿人。“《野草》作家群及桂林其他作家的杂文写作活动, 构成了抗战时期国统区杂文创作的重要一翼。”[1]72《野草》创刊后, 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发行量很快从三千份增加到一万份, 最多时达到三万份。作为主编的秦似工作量十分繁重, 既要筹集资金、应付编务、还要应对当局的打压……可他竟然还能另外主编了《野草丛书》, 还与孟昌、庄寿慈等人创办和编辑了纯翻译外国文学的文艺杂志《文学译报》。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的整理, 在刊登翻译作品的文艺期刊当中, 《文学译报》刊登的译作共计89篇, 《野草》刊登的译作共计49篇, 这两个期刊对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对于桂林的抗战文学, 起到了极好的滋养作用。

“秦似是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1]76秦似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 1939年开始系统阅读《鲁迅全集》, 为鲁迅的杂文所吸引, 转而从事杂文写作。抗战时期的秦似与“野草社”其他前辈作家相比, 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他的杂文尖锐泼辣, 锋芒毕露, 热情奔放, 明快流畅, 产生了积极的战斗作用。直接抨击弊政和陋习的匕首式短评构成了秦似杂文创作的主要部分, 秦似较有特色的杂文, 是刊登在《野草》上的《斩棘集》、《剪灯碎语》、《吻潮微语》、《芝花小集》等, 除此之外, 他还出版了杂文集《感觉的音响》 (1941) 和《时恋集》 (1943) 。在翻译活动方面, 秦似翻译了约翰·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人鼠之间》 (1942) 并与庄寿慈合译了短篇小说集《饥民们的橡树》 (1942) 。20世纪40年代, 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年代背景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他的主要小说《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和《人鼠之间》相继译介到中国。秦似的译本是比较早的版本。桂林抗战时期的创作与翻译活动, 是秦似创作生涯中的重要阶段, 亦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作品。

五、结语

抗战时期的中国从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 了解和认识了世界, 对于投入抗日救亡、抗日民主运动, 起着激励的作用。同时, 这些译作滋养了中国的抗战文学, 充实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宝库, 对于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表现力, 促进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研究, 揭示了当时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 并填补了对桂林抗战期间翻译活动的研究, 同时让更多关注桂林抗战时期文学、文化的学者和人士投身到翻译活动的研究中, 促进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研究的发展。

摘要：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是丰富多彩的。通过对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的研究, 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翻译活动有更清晰的把握, 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和思想, 及其对后来社会发展、文学创作、翻译事业的影响。本文从文艺期刊入手, 以作家秦似为例, 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文学创作,秦似

参考文献

[1]李建平.桂林抗战文艺概观[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1.

[2]张珂.20世纪40年代斯坦贝克小说在中国译介述评[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22卷第7期.

[3]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6.